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共11篇）
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 篇1
一、引言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的演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 实现崛起。而近年来湖南省产业转移承接效果日益显著, 吸收利用外资的能力增强, 经济社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针对现在的经济新动向, 湖南省发挥比较优势, 立足现实情况, 制定了良好的政策, 创造了良好的承接条件, 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和发展创造了平台。
二、新时期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原因
(一) 产业升级压力大
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 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成本随之上升, 则企业收益下降, 产业升级压力变大, 企业必将采用产业转移的方法, 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欠发达地区, 夺回劳动和资源优势。我国的产业发展规律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呈阶梯分布状态, 东部产业选择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二) 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近年来, 因湖南省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 湖南省高度重视承接产业转移的工作,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土地资源多, 成本低, 劳动力丰富, 水资源, 电气资源, 矿产资源丰富, 给湖南省的产业转移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通过大投资、大投入, 湖南省创造了较大的开放格局, 建立了完善的开放平台, 将其区位优势、交通优势都有效地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建设的优势。
因湖南省位于产业梯度的第三梯度, 所以承接的产业以第二产业即工业制造业为主。而湖南省湘南地区作为湖南省承接珠三角的前沿阵地, 自然有些其它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湘南是指湖南南部衡阳, 郴州, 永州三个市。2011年10月,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为中国第四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也是湖南省继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后, 第二个纳入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
三、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
近年来, 湖南省为顺利承接产业转移, 加快了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洲三地的对接, 且拥有了许多承接产业转移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 区位优势
湖南地处我国南方的中枢, 南部紧临珠三角区域, 北部临近大武汉城市圈, 南北之间的发展结构差异较大。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中国南方的“十字路口”, 连接京广, 湘黔等铁路, 三市集聚了全省半数以上的研发力量, 成为带动全省发展的轴心区域。而湘江流经多个市区, 也为水运提供了一定便利。湘中南地区的衡阳、永州、郴州构成承接华南经济的三角, 也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岳阳、益阳、常德位于东西南洞庭湖区的中心城市, 正在规划建设环洞庭湖经济圈, 有利于农产品加工和制造业的发展。怀化、张家界、邵阳等地构成了湖南省长期扶持的湘西经济区。
(二) 资源优势
湖南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 气候和水文条件理想, 且江河能为工业提供丰富的水资源, 加上湖南的森林覆盖率也较为可观。洞庭湖区为著名的鱼米之乡, 可提供大农副产品。湖南省的矿产资源也相对丰富, 已发展各类矿产120种, 已探明储量的矿产83种, 有色金属37种其中锑、钨储量位于世界首位;而石墨、铋、钼等产量位于全国首位;萤火石、重晶石、长石等非金属矿是仅次于有色金属的第二大矿产资源。
湖南省山清水秀, 历史悠久, 也催生了众多名胜古迹, 使湖南的旅游资源更丰富,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湘西凤凰古城、南岳衡山、韶山、岳阳楼、桃花源等旅游区享誉中外。湖南共有各类旅游资源700余处, 其中国家级旅游资源88处, 省级旅游资源462处, 可以说, 湖南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湖南省地域广阔, 人口优势也十分明显, 劳动力资源丰富, 有利于填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空缺。
(三) 政策支持
国家很早就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东部率先发展和中部崛起, 系统提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湖南省进一步完善具体意见, 落实招商引资、区域合作、对外贸易、人才引进和培养各方面的措施, 在2011年提出了《湖南省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2012年提出《关于推进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提案。
(四) 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湖南近年来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加工制造业体系, 正在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长株潭地区一体化建设推进, 湘南地区衡阳等老工业城市底子相对较好, 而岳阳、常德也推进了工业发展。湖南加速推进的工业化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湖南加速推进城市化也给承接的产业转移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了对新型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相应的平台。[1]
四、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形势和现状
(一) 湖南省经济发展现状和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区域
就湖南省而言, 产业发展的先头部队通常都是长株潭三市, 随后拓展到岳阳、益阳、常德、娄底、衡阳。2014年湖南全省生产总值达27048.5亿元, 同比增长9.5%;固定资产投资21950.8亿元, 同比增长19.4%;进出口总额1906.9亿元, 同比增长22.2%。在投资方面, 工业投资、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都有相当快速稳定的增长。[2]
但是就承接产业转移而言, 长株潭和湘南三市承接产业转移项目总和占全省80%以上, 对外资的实际利用率达85%, 由此可以看出该区域是承接产业转移和利用外资的主要场所。
(二) 湘南示范区的承接现状
因为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成立, 国家加大了对湘南地区的承接力度, 在2014年11月份召开的湘南承接产业转移贸易洽谈会上, 湘南三市推出了较为重要的投资项目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科技日报 (2014年11月)
湖南省的招商引资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 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和跨越, 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顶层设计、政策扶持和重大项目及平台建设等方面强力推进, 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 有利于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园区综合承载能力。
五、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 产业配套能力较差
要承接产业转移就应为承接地区提供良好承接条件, 而地区的配套能力差, 导致企业在转移时找不到良好场地, 亦或是承接地生产的产品不合转移企业的要求, 从而导致企业增加了成本。且湘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高, 城市群的商业化和现代化不强, 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不健全都减少了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3]
(二) 现代的物流发展落后且成本较高
完善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发达的物流体系是承接产业转移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湘南地区位于内陆, 运输成本较高, 且欠缺全程物流服务体系, 相应的物流技术装备和信息水平也较低。[4]
(三) 规模较小且分布不均
湖南相比于江西、河南等省的外商投资, 在强度和密度上都比较低。转移企业的外资项目主要来源于我国沿海地区, 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 且多集中于制造业, 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就地域分布而言, 也多集中于长株潭地区, 湘南地区因各种制约条件使其引资能力明显低于长株潭地区。[5]
(四) 技术工人数量有限, 高素质人才短缺
承接产业转移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湘南虽然劳动力丰富, 但劳动力整体素质并不高, 且专业技能不达标占多数, 中高级技师比例过低。所以高技术人才的短缺成为制约湘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 产业转移面临体制、机制障碍
产业转移面临体制、机制障碍, 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的积极度、接纳度很高, 但是市场机制不健全, 开放力度不大, 市场独立性、专业性也不强, 可自由投资的领域限制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带来压力。对于如何将承接产业转移的利益最大化研究还不成熟, 相关的有利政策也并不系统。
(六) 资源型产业的承接缺乏生态规划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 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 所以湖南省不可能走“先污染, 后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但是洞庭湖区的初级农产品和食品开发、郴州娄底等地的矿产资源开发都不合理, 导致许多产品以初级产品或者原料出售。且对于张家界洞庭湖的经济开发也导致许多环境问题。[6]
六、对策分析
(一)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提高产业配套能力
对于湖南省可承接的优势产业, 要扩展其产业链, 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单个企业无法囊括商品的所有生产零件和程序时, 可与配套企业进行交易, 获得配套产品和服务, 制造业的发展结构是链条状的, 生产和销售相辅相成。而在生产环境上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需求也十分突出, 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搞好了, 企业的发展速度也会提升。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载体, 工业园区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 合理布局工业园区的产业, 明确工业园区的发展方向, 加强园区交通、信息、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设更有利于引进更强的企业, 吸引外资, 促进工业园的集群化。
(二) 加快交通和物流建设
加快湖南省各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方式的建设, 加强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联通联系, 形成高效安全的联通网络。优先发展铁路建设, 大力推进公路网, 同时还可以利用湖南水域丰富江河众多的优势, 发展集装箱码头。
大力发展现代物流, 加快线代物流体系建设, 湖南的现代物流设施缺乏, 一体化程度低, 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 建立运输、配送、仓储一体化的物流网络系统对企业减少物流成本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湖南省更好的融入全国经济, 促进区域经济分工和资源整合。
(三) 建立招商引资的条件
就目前而言, 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多位于长株潭和湘南地区, 而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比较分散, 外资投入也不高。必须科学招商, 专业引资, 从而加大产业转移的规模。对于同一类型的产业可以形成集聚和分工, 降低引资的成本, 从而提升引资效率, 调整产业布局, 改分散为集中,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建立良好的产承关系, 做到绿色承接, 减少高污染、高消耗承接。
(四) 提高劳动力文化水平, 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政府和社会应大力建设劳动力培养机制, 建立规范的工作培训, 培养适应型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力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 使教育与市场相结合, 从而实现产业科学创新, 技术创新。只有更多的人才, 才能给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
(五) 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优化升级
制定科学的产业转移规划, 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 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竞争力, 突出科技创新, 加快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管理创新。积极引进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旅游业和生产服务业,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7]
(六) 改变承接模式, 实现绿色承接
改变以传统承接为主的承接模式, 强化环境治理, 降低牺牲环境谋求增长的企业比例。提高企业的自我创新能力, 提高对外界信息的敏感度, 避免承接污染型企业, 树立科学发展观。应合理利用资源, 降低能耗, 减少污染排放量, 引进降能耗的新设备技术, 做到清洁生产, 从而控制污染物排放,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8]
七、结语
新时期湖南省产业转移机遇与挑战并存, 收益与风险同在。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纵观全局, 努力寻找适合自身的健康发展之路, 才能为长远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就目前的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与问题而言, 湖南省产业转移科学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要：近年来, 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 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特别是湘南地区凭借良好的优势条件已经成为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场所。但在发展的过程中, 湖南省仍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例如产业配套能力差、规模小、分布不均和体制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 应当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提高产业配套能力, 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绿色承接。
关键词：承接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刘彦, 陈靖.湖南产业转移突出特色承接、绿色承接[J].宏观经济原理, 2012 (12) :69-70.
[2]余慧友.湖南承接产业转移冲击新五年目标[N].科技日报, 2014-12-25 (01) .
[3]任静.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0 (6) :323-327.
[4]刘岩.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再思考[J].生产力研究, 2011 (3)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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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国才, 潘锦云.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应转向[J].经济纵横, 2014 (5) :71-76.
[7]孙志刚.科学承接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党建研究, 2011 (2) :23-25.
[8]高南林, 杨静.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之研究[J].财会月刊, 2011 (6) :17-18.
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 篇2
楚子
2005年第8期 ——他山之石
近些年来，湖南省围绕“发展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强省”的决策，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优化了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文化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今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率团赴湖南考察，他深有感触地说，湖南红红火火的文化产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好好总结学习湖南的经验。
（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湖南省共有文化产业单位4万多家，其中报纸72家，期刊233家，出版社17家，音像制作单位29家，印刷企业5000余家，发行单位16500多家，国办剧团90个，民间职业剧团335个，文化娱乐场所6800多家，网吧11000家，无线电台11座，无线电视台16座，县级广播电视台65座，新闻网站10个。湖南省推进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确定符合省情的发展思路。湖南省委、省政府根据文化资源和文化人才资源的分布情况，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即：进一步扩大规模、完善结构、提升档次，逐步形成“一区三带”（即以长沙为重点的文化产业“中心区”，京广线、潇湘流域和大湘西三个特色文化产业带）和“四轮驱动、两翼齐飞”（以旅游业和会展业的发展为“两翼”，广电、出版、报业、娱乐“四轮驱动”）的产业格局。
——逐步扩大产业规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增加。2002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108亿元，比上年增长9.4%。二是集团化运作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全省现已组建了4家省级出版、报业、广电、电影集团，2家市级报业、广电集团。4家省直文化产业集团的总资产超过120亿元，净资产59亿多元，2004年总收入70多亿元。三是一批已建和在建的重点项目壮大了湖南文化产业的整体规模。“十五”期间，湖南文化信息广场、湖南出版物流中心、湖南出版印务中心、卡通数字电视节目生产基地、湖南芙蓉演艺中心、全省书报刊零售网络项目、国研艺苑大厦、湖南日报报业文化城等新的八大文化产业标志性工程相继落成或在建，形成了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规模。
——实施精品名牌战略。近些年来，湖南省初步形成了在全国颇具影响的“电视湘军”、“出版湘军”、“电影湘军”乃至“文艺湘军”等。电视栏目品牌方面，如《湖南新闻联播》、《晚间新闻》、《快乐大本营》、《真情》、《背后的故事》、《谁是英雄》、《金鹰之星》等栏目，己成为广大电视观众认可的品牌。图书系列品牌方面，有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医卫图书、科普图书，岳麓书社的古典文学名著普及系列等。电影电视剧品牌方面，电视剧《雍正王朝》、《还珠格格》等，电影《国歌》、《那山那人那狗》、《故园秋色》、《英雄郑成功》、《毛泽东在1925年》、《郑培民》等，还有三辰影库制作的我国第一部大型科普动画系列故事片《蓝猫淘气3000问》等等，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一方面，国有经济在媒体传播、出版发行等行业优势明显。目前，湖南过10亿元的企业有两家，过亿元的企业有12家，过5000万元的企业有28家。广电集团、湖南出版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潇湘电影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和长沙广播电视集团等骨干企业正向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各界包括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创办国家政策许可的各类文化企业。湖南民营书刊发行业在全国先声夺人。起步较早的长沙民营书刊发行业成为长沙文化产业的六大支柱之一，仅定王台一个书市就有300多家书刊经营户，有从业人员4000余人，年销售额2亿多元，上缴税费近1000万元。湖南省社会部分的娱乐业，从业人员20多万，年总收入超过40亿元。“长沙歌厅”现象享誉全国。湖南三辰影库卡通节目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三大动画集团之一，年产动画占国产动画的53%以上，年生产动画能力在1万分钟以上，2004年版权销售额达8000万元，并带动其它产业发展，形成了一个年销售额达5亿元的产业群。湖南文化民营企业数量众多，提供了60%以上的产值和大量就业机会。2004年，湖南省民营文化创产值80多亿元，吸纳近100万人就业。
（二）湖南的文化体制改革起步较早。20世纪90年代中期，湖南省委、省政府就支持、引导湖南电视、出版业进行改革试点。进入21世纪，湖南又以组建产业集团为契机，进行了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核心的文化体制改革，收到了显著效果。
——组建文化产业集团。自2000年以来，湖南省先后成立了湖南出版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潇湘电影集团和长沙广播电视集团等6家大型文化产业集团。
2000年9月，湖南组建新闻出版集团。省新闻出版局由事业局改为行政局，明确为省政府主管全省新闻出版事业和版权工作的行政机构。与此同时，实行政事、政企分开，将生产经营职能从省新闻出版局剥离出来，划归新组建的湖南出版集团。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集团在一个党组领导下开展工作，省新闻出版局主要负责社会监管与行政执法，湖南出版
集团负责出版生产经营与事业发展，经营管理原省新闻出版局所属企事业单位占有（用）的全部国有资产，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于2000年12月挂牌成立。集团组建采取平稳推进、分步到位的办法，分四步走：第一步，整合频道资源，成立新的湖南电视台（总台）；同时，成立集团物业公司，形成“责权分明、绩效挂钩、统分结合、调控有力”的运行机制。第二步，在湖南电视台（总台）运作一段时间后，使之成为集团的核心层；同时，对潇湘电影制片厂等单位，以及本系统产业、物业的管理等进行全面的整合和改制。第三步，向市、州、县延伸，实现全省广播电视以网络为依托的纵向大联合。第四步，向省外、境外延伸，实现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以资本为纽带的横向大发展。实现集团化管理后，逐步对时事新闻和重大典型报道、频道和栏目资源配置、节目和影视剧营销、音像资源配置等进行统一管理；对财务预决算和产业经营开发进行统一管理；对技术制作和技术传输进行统一管理；对重要的固定资产和其他物业进行统一管理；对干部人事及人力资源配置进行统一管理。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于2001年10月挂牌成立。集团为省委直属的事业单位，独立法人组织，实行企业化管理。采取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宣传业务与经营业务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党组，社长为法人代表。除母报《湖南日报》外，下辖6家子报和1家网站。
——深化内部改革。集团的组建为文化企业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平台，要在这个平台上有所作为，还必须直面文化市场，积极参与竞争，深化内部改革，创新管理机制。
湖南出版集团在内部改革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突出主业，发挥传统优势。继续加强对图书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等传统主业的挖潜、改造和提升工作，进一步强化精品名牌意识，整合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拓展产业规模，使传统出版主业更大更强。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点。为打造出版航母，湖南出版集团倾全力投入5个多亿，建设湖南出版科技园。科技园采取“边建设边生产，边生产边创效”的发展模式，吸引了多家高科技公司入园投产，业务涉及e-book、光盘生产、网络出版、生物工程、纳米技术等新经济领域。三是进行资源整合。2002年，原省新华书店及全省新华书店系统组建为湖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市、州、县新华书店成为集团的分公司，集团对下属分公司采取法人分级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内部改革中，一是加强频道资源的集中管理。重点整合频道、栏目资源，对各频道重复设置的栏目进行调整，实行频道、栏目准确定位，不断创造新的节目品牌。二是将原湖南电视台节目营销中心成建制划归集团管理。各频道制作的节目和引进的节目及电视剧，由节目营销中心一个口子进出，以加强自产节目的对外推介。三是加强财务的集中统一管理。四是调整广告经营管理体制。
新时期湖南县域科学发展研究 篇3
当前，县域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湖南县域发展起步较早，在新的历史时期，县域发展呈现出了新的态势，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湖南县域发展的新态势
2013年，湖南省委、省政府研究部署了分类指导、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和全面启动特色县域经济扶持战略，不仅对县域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加趋于科学，而且发展目标更加明确，标示着湖南县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经济运行质量有新的提升。一是经济总量增势喜人。2012年，湖南省97个县域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4754.22亿元，增长13.7%，占全省总量66.6%，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县域生产总值过100亿的县市区达到55个，县域财政总收入1015.68亿元。
二是运行质量稳健提升。县域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截至2012年底三次产业比为17.1：51.2：31.7，与上年同期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0.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0.5个百分点，工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在中部地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3县（市）排名前三位，其中长沙县连续5年居中部第一。
三是人均产值大幅增加。全省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26273元，比上年增长13.1%，城乡生活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民共享改革成果得实惠的发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社会管理保障水平有新的拓展。一是社会管理重心不断下移农村。各县域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部分社会管理权限逐步下放到乡镇和街道，大量公共服务委托给乡镇或街道，推动乡镇职能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的力度不断加大，各县域全面强化了乡镇和街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乡镇街道的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二是城乡一体化社区建设步伐加快。各县域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把城乡社区管理和服务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切入点，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系，努力走出一条以社区管理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子。大部分县域加大社区建设，把人员、社会资源下沉到社区，使社区成为加强社会管理的结合点和有效抓手，加快推进群众求助、投诉、报警联动受理、处理、反馈机制；各地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务加快向社区延伸，社区为群众提供的服务不断综合化。
三是社会保障一体化加速推进。各县域把改善民生作为县域发展的落脚点，努力扩大农民就业，切实抓好农村环境整治，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抓紧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做好社保、救济等民生“托底”工作，加快推进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长沙县在全市率先实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并轨，城乡居民在缴费标准、政策待遇、经办管理、信息系统方面实现完全统一。
——县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湖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沉积了诸多县域农业文明，农耕文化和山水田园结合而成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湖南县域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自觉性提高，日益成为实践湖南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重要支撑。
在湖南旅游强省战略和特色县域经济战略的双重激励下，湖南一大批欠发达县市区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融合，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一批旅游强县正在崛起。
如国家贫困县新化县，利用古老神秘的梅山宗教、武术、山歌、建筑、饮食等极具审美和史学价值的文化孤本，开发了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一大批旅游景区；地处湘西南边陲的江永，利用其丰富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富硒特产，开发了千古之谜江永女书、千年古村上甘棠、瑶族故地千家峒“三千文化”文化旅游，旅游兴县的放大效应在全省逐渐凸显。
——县域政务公开日益规范。在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中，全省县域政务公开日益规范，政务监督平台逐渐夯实。一是县域政务公开平台日益多样化。到目前为止，各县普遍建立了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开办了各种“政务微博”，利用网络开展各种“在线访谈”，建设政府与群众“面对面、零距离”交流新平台，回应民意，保障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县域政务公开透明度逐渐扩大。各县域对重大人事变动，干部提拔都按照规定进行公开；县域各局委办主要干部简历和分工也得到公开，加大了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信息内容。三是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不断增强，在全方位的强大新媒体监督之下，一大批违法行为、腐败案件、犯罪行为等通过网络媒体的曝光而得到了有效的处置。
——环境整治向乡村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得到县域的普遍重视，美丽县域建设在全省全面铺开。集中整治镇村环境卫生成效显著。各县域实现了基本看不见垃圾，主干道基本看不见车辆乱停乱放，马路市场、街面基本看不见私搭乱建厂棚等。城乡环境卫生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各县域普遍加大了城乡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投入，乡镇、村普遍建立了垃圾清运制度，配齐了垃圾桶，建好了垃圾池，确保垃圾分类、有序堆放，基本建立了垃圾“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收运处理系统。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细化城乡环境管理空间，为全面深化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体制保障。
审视湖南县域发展的新问题
湖南县域立足县情，依托县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努力建设美丽县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存在诸多新问题。
——经济发展整体结构失衡。经济结构失衡已经成为困扰湖南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是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款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课题组对湖南省部分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款结构调研的数据表明，2003-2012年，调研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总体上呈现递减趋势，其中，攸县和湘潭县存贷款比变化态势呈现U型，2012年存贷比相对于2002年数据略有递增。同时，各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款比差异大，县域金融机构内的资金流动受阻，有相当部分可用资金沉淀在银行或投放在县外，金融信贷资金没有盘活。
nlc202309041008
二是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水平不高。湖南省县级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12年为例，全省县级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1074元，低于2009年全国县级财政1086元的人均收入水平。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新时期，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投入，但由于利益刚性化，政府要在确保城市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对农村配置更多的公共资源具有较强的财政约束性，城乡公平推进进展缓慢，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以2012年为例，湖南固定资产投资14576.6亿元，其中农村投资1374.3亿元，仅占固定资产投资9.4% ，投资不足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当前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然不足20%。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资源外流严重，加剧了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发展趋势。2010年普查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41.94万，2011年增加到658.90万，增长2.64%；2012年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相比上年增长3.38%。预计以后全省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还将加快，“未富先老”状况下的养老问题在县域将更为突出。由于农村外出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数比重高，且外出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未出者，以致于在家乡务农的人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使得湖南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
——乡村小学萎缩，城乡医疗投入失衡。近年来，湖南省农村小学数量由2003年的23751个递减至2012年的9195个，减少了61.29%。课题组对长株潭城市群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湘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大湘西武陵山片区国家扶贫攻坚示范区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县域层面的农村小学和不完全小学调研数据表明，2003-2013年，调研县农村小学数量总体上呈现递减态势，嘉禾县递减率为13.79%，其余七个县的递减率均在50%以上。
同时，城乡医疗卫生投入也严重失衡。尽管各县级政府大力扶持基层医疗机构，但是总体而言，城乡医疗卫生投入不均衡，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整体短缺且优质服务资源不足，基层医疗机构仍然面临负债经营、服务不尽如人意等“旧患新疾”的困扰，造成了县域医疗卫生资源整体短缺且优质服务资源不足。
——县域政府职能转变迟慢。湖南县域发展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城乡二元分给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转型期，但是，县域政府治理转型不匹配，还存在体制和机制的弊端。
一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多数县域政府习惯于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甚至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同时，县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意识和能力较弱，以至于政府效能不高。同时，随着县域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县域政府的部分行政职能权限逐渐从基层政府体制中剥离，基层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这些行政职能的责任和义务并没有随之脱钩，基层政府承担的事物没有减少，甚至还增加了，当前县域政府责权不对等，财权、事权和管理权不匹配，使得县域政府行政职能不能有效发挥，难以实现县域发展转型的有序推进。
二是社会治理改革滞后，民意表达渠道不畅。政府决策缺乏公民有效参与，现行民意表达渠道不多、民意表达成本高昂，弱势群体话语权缺失，民意受理落实缺乏制度性保障。近年来，县域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凸显了严峻的基层社会稳定形式。
——生态环境治理缺乏长效机制。总的来说，当前湖南县域生态环境治理仍缺乏长效机制。
一是城乡生态环境管理的非均衡化。农村区域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村和乡镇）并没有切实、有效的纳入政府环境管理范畴，基层政府环境监管力度不够。
二是基层政府环境保护的激励与约束不足。当前，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思维，没有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基层政府考核机制，尤其是针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改善工作的考核机制设置不完善，难以明确任务职责，不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三是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不足。政府没有设计完善、切实有效的社区层面的环境保护参与机制，未能实现公众环境保护“依赖政府型”向“社会参与型”转变，政府与公众、社会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内的联系与合作深度和广度严重不足。
推进湖南县域发展的新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整体推进全方位改革。湖南县域应抓住改革的历史性机遇，结合县情，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增强县域发展活力。
——明确权力边界，促城乡资源交换。一要“放权”。政府要从服务发展大环境的角度出发，对县级政府全面放权，下放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应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相符，要坚决杜绝以审核、备案为由，变相收回下放的权限，下放后置审批事项权限的同时应确保前置审批部门或相关联部门跟进下放权限，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和社会，减少其对市场不正当干预。二要“削权”。县级政府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尽快将政府职能转换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营造各类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扭转政令不畅的“堰塞湖”现象。三要“分权”。改变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态势，实现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互制衡与协调。四要“管权”。加强法制建设，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确保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在法定权限内履行权力，将政府行为关进宪法和法律的“笼子”，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五要“护权”。政府应依法行政，杜绝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以言代法，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加速县域户籍制度改革。县域发展务必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破除制约农业人口转移、城乡资源流动和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制度障碍。
一是建立城乡同一的户籍与迁移制度。依据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实行全域“一元户籍”制度，制定具体的工作细则，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形式，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相关公共政策逐步按居民有无承包地配套衔接，新增落户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农民无需在城市与土地户口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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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居住证制度。县域政府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外来城镇务工人员，实行居住证制度，将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共同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为外来流动人口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工作、生活环境。
三是健全户籍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及机制。改革城乡户籍二元分割制度，加快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配套改革，着力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后带来的城镇就业、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突出社会问题。
——突出县城特色差异发展。要结合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要求，积极实施“小县域，大县城”战略。各县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县城比较发展优势，采取差异化方式培育、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持产业，形成非同质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体系，扬长避短，在各级市场中独立参与资源交换与竞争。进一步突出县城特色与差异，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提升市场竞争力。
一要坚持特色定位。各县应据此审视县情，找准县城特点，选择县城自身最突出、最具潜力且区别于其他县城的特征，精准定位，突出特色。二要实施特色规划。要在结合自身发展历史与未来发展形势判断、分析的前提下，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制定突出特色和差异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合理功能分区，优化区域布局，有序推进特色和差异发展。三要挖掘、总结县城人文精神。注意传承历史文化，形成独树一帜的县城理念，并结合自身生态环境、产业特点，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县城建筑文化。
——全面盘活县域金融存量。要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多渠道融通资金，满足县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一是完善投融资体系，拓展投融资平台功能。以县域综合融资平台为核心，设置侧重不同经济发展领域的专业投资平台，拓展县域各类投资公司的功能，实现投资服务全县域覆盖。二是推动投融资平台市场化运营。创新投资主体，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专业经营、管理明晰”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三是创新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方式。将国债、政府规费、政府存量资产、存量土地、税收返还注入到综合融资平台，将静态、零散资产整合，减小土地财政对银行的依赖。四是合理采用各类政府投融资平台项目运行模式。根据项目的特点，合理采用BOT、TOT、PPP等融资模式。五是创新金融管理，确保资金链稳定运行，预防县域金融风险。六是培育县域资产交易体系，推进县域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要创新产权交易服务平台，推进产权交易，加快县域要素流动与优化组合，加速资产资本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县域发展。
——提高社会保障一体化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一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养老保障制度。应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至城镇全体居民，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至农村全体居民。
二是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整合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依据城乡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差异，设置有差别的缴费档次。
三是突出解决乡村小学就近入学问题。应充分考虑就近入学原则、生源规模原则，应坚持方便学生就近入学优先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确保乡村学生均等的教育机会；创新师资配置机制，努力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推进城乡教师双向流动，着力解决当前比较突出的农村师资薄弱、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问题。
四是提高乡镇医院服务能力。增强乡镇医院服务功能，扩大乡镇医院服务需求，建设乡镇医院特色科室，完善乡镇医院绩效分配机制，发挥新农合资金引导作用。
——推进监督与民意机制现代化。加快县乡政府现代转型，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建立民意表达引机制和监督机制。
一要建立科学的权力配置机制。要形成合理的权力结构，公共权力的配置既要有必要的集中，又要有适当的分权，对县域管理机构进行合并和精简，强化县域的政府的市场服务功能，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二是完善公共权力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严密的权力监控机制，全过程监控权力的行使，确保权力的决策、执行、监督接受法律法规的监督制约。
三是完善民意表达的公共决策与监督机制。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法律体系，培育参与型的公民文化；创新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推动各种自治型、参与型、协调型和服务型等社区社会组织加快发展；拓宽民众诉求表达渠道，重点是加强网络建设，提高公民的参与度。
——构建生态建设长效机制。要统筹县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合理区划主体功能区，解决重点区域环境问题。强化政策导向，借助产业政策和环境治理行动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构建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格局。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完善基于人群健康影响评价的环境管理制度。
要加强环境监管，建立、完善县、乡不同层级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共享环境信息和协调联动机制，提高政府监管环境的整体效能。
推进制度创新，加快构建引导各类资本介入生态建设的投资机制，形成多种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生态建设的多远经营机制，完善科学、公平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陆福兴，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湖南农业大学在读博士。）
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 篇4
1 完善科技法制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1.1 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标志着我国正式全面进入深改期。《决定》对法治中国进行了部署和制度安排, 以期通过法治中国建设, 创新体制机制, 化解当前的矛盾冲突, 跨越“中等收人陷阱”, 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质的飞跃。在第一次讨论深改具体议题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 司法改革与财税、户籍制度改革并列, 成为讨论的三大议题之一。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对法治的作用进行了完美宣释。往者不可谏, 来着犹可追。这已表明, 进入全面深改期, “法治”将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1.2 科技法制建设是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而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是经济竞争的根本。依靠科技创新优化资源市场化配置、支撑引领经济转型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国力增长持续性的首选。为了科技和创新的同步快进, 需要一个适宜科技发展的宽松激励的社会环境, 需要一个法制化的管理制度和政府工作模式。与科技有关的各种活动和基本关系, 都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 需要纳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轨道。从根本上讲, 法律的作用可以归纳为来确认科技有限发展的战略地位、调整科技活动引起的社会关系、保护我国参与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与合作以及防治对科技成果的非道德使用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现今, 这些都不能再通过传统的直接干预和行政命令来体现, 而应当更多地依托法规、政策, 依靠科技立法、科技普法、科技执法"三位一体"形成的强大合力。顺应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 科技法制建设必然成为当前政府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
2 湖南科技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 湖南坚持科技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结构调整, 科技创新立足和着眼于新的生产力布局,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并通过不断强化科技法制建设, 有力地推进创新湖南战略的全面实施, 推动各级科技投入的稳步增长, 初步建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 回顾我省多年来的科技创新法规和政策体系建设, 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理论上和还是实践中, 均存在诸多不足, 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2.1 部分科技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高
当前, 该省乃至全国有部分的法律条款仍然只是一纸空文.有的则只有行为模式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太多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对违反该法的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界定并不明确、详细。仅仅只是在其“法律责任”一章中以四款法律条文作了规定, 规定的模糊性, 使得条款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也就造成了激励与制裁机制的缺乏。又如, 该省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差强人意, 原因一是该省没有出台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人为因素大。二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抵扣操作程序繁琐。三是该政策普惠性不高, 特别是针对成长型的中小、微企业等实际作用不大。
2.2 科技行政执法建设滞后
法制工作的理念还不够端正, “重审批、轻监管”、“重处罚、轻引导”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在注重科技规划的同时忽视了科技行政法建设。多年来, 我们制定的科技规划数不胜数, 可是, 大多数都是偏向于技术谈技术, 没有侧重于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的安排, 使其真正能够实施和落实。例如国务院2011年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鼓励发展软件产业。但该政策更多的是注重降低税收, 而对于盗版给软件产业每年造成的几十亿元损失打击不力。导致相关企业集体呼吁——“宁可不要政府降低税收, 更盼创造保护正版的环境”。由此可见, 科技行政执法必须作为法律措施在科技立法中予以重视。
2.3 科研管理和审计监督等体制不够健全
目前, 该省的科研领域中, 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职务较高的行政人员来确定科研项目和立项, 造成科研成果与科研贡献脱节。很多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署名排第一位的, 往往是该单位的行政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多数只是帮助申请了些经费, 对于项目研究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这样, 就很难保证项目管理运行中公开、公平、公正的管理机制。在项目立项、评估中缺乏有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以至于经常出现少数人、少数单位说了算的情况。
其二, 科研经费管理分隔条块过多, 真正用于科研的很少。例如相关管理部门单独制定计划, 直接从财政部申请预算, 并不相互配合。政府是经费和项目的综合管理者, 既是出资人, 又是“经营者”, 很容易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决策的失误, 更容易滋生腐败。
其三, 科技项目、人才评价标准过于单一, 只重数量, 不看质量。例如只看在某刊物上发表了多少文章而不注重这些文章的科学价值。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心态, 只流于形式上的“短、平、快”, 而不去研究“高、尖、精”的东西, 甚至还造成了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2.4 过低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我国现行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损害赔偿一般是补偿性赔偿。侵权行为人仅仅只是对受害人权利受到损害的实际有形价值做出赔偿。而其金额远远达不到受到损害的全部价值。因此, 受害人得到的赔偿并不充分, 也更不可能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相比之下, 美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远远超过我国。美国对知识产权实施的是惩罚性赔偿制度, 即通过对主张索赔权利的受害人给予惩罚性赔偿, 使不法行为人向主张权利者支付等于或大于其所造成的对受害者的损失。从而也达到了制裁、遏制不法行为人的目的。无利可图, 甚至会产生负收益, 相信正常人就都不会去侵害他人的权利了。
3 国外完善科技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美国、日本等国就是以科技法制促进科技高速发展的典型例子。坚持立足国情, 借鉴发达国家的科技法制建设经验, 遵循科技发展规律, 不断完善我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3.1 立法保障研究开发机构或科技发展计划执行
日本在每成立一个国家研究机构或制定一项重要的科技计划时, 议会都制定一部相应的特别法, 如《理化学研究所法》、《日本科技情报中心法》、《日本原子能研究所法》、《海洋科技中心法》、《动力反应堆与核燃料开发事业团法》、《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1 4〕《宇宙空间开发事业团法》、《飞机工业振兴法》、《振兴专用机械信息产业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筑波科学城建设法》等, 对政府的资金投入数量作出明确的规定。无论科技事业发展角度来说, 还是法律实施的角度来说, 都是需要成本的, 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保障。
3.2 及时进行科技法律、法规的废、改、立
日本是较早的以“新技术立国”的国家, 在法律保障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 也堪称典范。从50年代开始, 日本鼓励企业从世界各地大量引进先进技术, 并为此采取立法形式。同时, 在不同时期也分别选定了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 如50年代的机械制造、60年代的电子、70年代的纤维设备、80年代的信息等, 以专门的产业振兴法来做保障, 促进其振兴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韩国在这方面也效法日本, 从60年代开始, 以专门的产业振兴法促进了汽车、电子、钢铁等韩国新兴产业的发展, 也因此调整了其产业结构, 使其趋于合理化, 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到90年代, 韩国的国民经济比60年代增长了100多倍。
3.3 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保障国家持续创新能力
美国的科技法制建设始终走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前面。美国科技法制体系初步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带动中小企业发展, 美国在1982年就设立了《小企业创新发展法》, 并根据该法制定了“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SBIR) 。从1983年开始, 农业部、商业部、国防部、宇航部、卫生部、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等11个部门, 就向SBIR陆续拨款。而这11个部门也是SBIR的主要成员。从1982年起, 联邦政府各部门用于除本部门外的小企业创新活动经费逐年增加, 美国会还专门立法来保证这一措施的施行。1992年各部门投入创新活动经费占本部门总预算的1.25%, 到1997年增加到2.5%。
4 加强该省科技法制建设的建议
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科技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 然而要以制度带动科技发展, 必须兼顾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立法应具有可操作性。二是科技立法应具有适当的超前性。三是激励性也是科技立法应该具有的。从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 当前该省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4.1 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全体公民和组织的充分了解和遵守, 是科技法能够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将科技法的学习宣传纳入普法计划中。并通过系统学习, 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科技法的认识。另一方面, 科技法学学科本身的建设也应加强。对于其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 应进行深入研究, 全力培养大批兼具科技、经济与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4.2 完善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监督机制和环节
一是加强科技立法的系统性。按照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求, 系统研究科技事业发展中的各种法律关系, 提出适应该省科技发展要求、相对完备、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框架体系, 并形成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二是加强科技立法的可操作性。明确各项具体立法工作立法目标, 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有效提高科技立法质量。三是强化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监督工作。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监督机制应以严格的法律责任及明确的追诉和制裁程序为基础, 由执政党、行政机关、司法、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组成。这样, 科技法具有的权威性, 便通过其强制性而能得以保证。
4.3 依法加大和保障知识产权执法力度
一是建立科技专家陪审制度。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 各种技术含量高、复杂性、专业性的案件大量出现, 实行专家陪审尤为重要。二是建立科技专家咨询制度。通过咨询科技专家来解决部分专业问题。三是培养高素质高科技的法律人才。优化传统的产权审批模式, 建设一支既懂法律又懂专业技术的执法队伍。以统一司法考试为契机.面向社会招考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复合型知识产权法官。
4.4 严格依法规范公开运行科技行政权力
一是强化依法行政意识。狠抓法治培训, 建立学习制度, 切实增强贯彻科技法律法规的自觉性。二是深化政务信息公开。保障公民对科技政策、法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知情权。三是分解任务, 落实责任。把依法行政真正落实到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发展事业的进程中, 落实到科技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4.5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与反馈机制
一是以完善专家论证咨询制度为前提, 鼓励地方政府、企业、研究院所和公众参与决策。对于重大科技工作决策务必事前征求意见, 事后及时通报, 切实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是逐步推行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制度。三是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动态调整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各科技立法单位要确定专人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一旦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统一起来了, 决策的随意性和失误必然大大减少。
4.6 全面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一是构建科技宏观决策与协调机制, 改革科技资源配置与管理办法。针对不同的科研工作, 如基础、公益、应用研究等方面, 科学合理地设定竞争性研究经费与稳定支持研究经费的比例, 建立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法规政策。二是加快科技行政部门职能转变, 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减少科技行政部门对科研项目从立项、遴选、验收到奖励的具体管理, 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制定规划、设计政策、做好服务上。三是遵循科技多样性客观发展规律, 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与科技奖励体制。科技奖励的权威性不应取决于组织评审部门的行政级别或职能大小。如应用性研究成果应考察其实际应用效果和推广情况, 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等来来评价奖励, 政府予以资金配套。
参考文献
[1]王淑华, 马海龙.完善和创新吉林省财政监督机制法制建设的建议[J].经济视角, 2012 (7) :15-18.
[2]陈武.我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法制建设的评估和展望[J].中国科技论坛, 2010 (1) :19-24.
湖南早期楚文化的历史地理分析 篇5
湖南早期楚文化的历史地理分析
本文在对楚文化何时开始对湖南产生影响、楚人何时进入湖南、楚人何时开发湖南、楚人何时入主湖南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与界定的基础上,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通过对以澧县文家山、湘阴晒网场、岳阳毛家堰--阎家山等为代表的湘北地区早期楚文化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并结合对熊渠伐杨粤称王、楚文王迁罗于湖南、楚公(爱)戈等相关历史文献和文物资料的`考辨,提出:西周末期,楚文化才开始对湖南产生影响;春秋早期,楚人才自发地进入湖南.从而有力地反驳了楚人于西周中期入湘的传统观点.
作 者：李海勇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武汉,430072刊 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PKU CSSCI英文刊名：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N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年，卷(期)：16(2)分类号：G07关键词：早期楚文化 历史地理 湖南 文化因素分析法
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 篇6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支撑“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三大动力产业之一，是湖南省重点培育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近年来湖南省出台了一系列与国家有关政策配套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存在政策体系不够健全、部分内容不够具体、任务安排不够明确等问题，亟待在政策制订与实施层面作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优化完善，以推动区域内新能源汽车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关键词：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对策；湖南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4001502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要加大研发力度，认真研究市场，用好用活政策，开发适应各种需求的产品，使之成为一个强劲的增长点”。这些重要论述表明，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常态。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支撑“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三大动力产业之一，是湖南省重点培育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项目。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既是湖南打造“中国动力谷”和“中国汽车版图第六极”的战略举措，也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加快推进“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长株潭城市群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区域”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低碳经济践行者以及代表汽车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其主要推动力仍来自于国家或地区给予的政策扶持，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也在于政策环境。因此，加强政策研究对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笔者将以湖南为例，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有关政策进行分析探讨，并针对有关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2 湖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现状分析与评价
2014年7月8日，为促进区域内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及产业发展，加速推进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和两型社会建设，湖南省根据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国发[2012]22号）、《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财建[2013]551号）等文件精神，制订出台了《关于我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14]50号）等政策文件，主要从推广应用总体思路、全面完成推广应用的目标和任务、落实财政补贴政策、加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加强政策要素保障、创新推广应用模式、大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等八个方面对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由于有了政策的推动，湖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较快，涌现出南车时代电动、比亚迪、中联重科、长沙众泰等一批新能源汽车骨干企业，其中长沙比亚迪K9纯电动大客车、中联重科的环卫车辆、南车时代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众泰纯电动汽车等在全国均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13年至2015年底，长株潭城市群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已达6100辆，其中公交车1500辆，专用车650辆，出租车、私人用车和公务车等乘用车共计3950辆。虽然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
一是政策体系不够健全。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培养工作未被纳入政策视野，队伍建设工作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未提及对动力电池、电机、汽车电子、先进内燃机、高效变速器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的补贴等等。
二是部分内容不够具体。比如，在新能源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减免优惠政策、新能源公务车采购补贴政策、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用地支持政策、新能源汽车运营商扶持政策、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商扶持政策等方面还比较模糊，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强等。
三是任务安排不够明确。比如，在湖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设计中，均没有教育部门和人社部门的参与，相关工作职责、任务分解与工作进度安排均不够明确具体，且忽略了对财政补贴的监管等。
3 对策建议
3.1 健全政策体系，细化相关内容
一是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培养工作纳入政策视野。要牢固树立“人才第一”的思想，强化“产业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的观念，切实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政策文件，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培养工作纳入其中并作为重点规划内容。同时，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養体系。要以有关专项工程为依托，在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引进或培养一批知名的领军人才；进一步加强汽车相关院校、专业和学科建设，大力培养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经营管理、知识产权和技术应用方面的人才；要按照国家、湖南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推进人才引进工作，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从国内外引进和培养优秀人才；重视发展汽车职业教育、岗位技能的提升与培训，努力培养一大批适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是要在用地、用电、保险等方面出台更多具体可行的优惠政策。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培育推广初期，湖南省政府应对新能源汽车运营商以及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商出台政策扶持，对充电设施建设给予必要的补贴，确保示范运营所需的充电设施建设到位。市、县两级政府应加强对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所需土地的保障，并坚持集约节约利用原则；所需土地可以采取划拨或工业用地的形式予以解决，报批采用简化程序，适用“绿色通道”。可以通过建设充电综合服务站、在线充电、立体充电站等形式，缓解充电设施用地需求大、建设进度慢、财政支出大、新能源公交车应用效率低等瓶颈问题。切实落实国家支持电动汽车发展的有关价格政策，电网经营企业对经营性专业充电设施运营商的销售电价按大工业用电价格的电价标准执行，免收基本电费，同步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对非经营性充电设施用电按所在场所现行分类电价执行，其中居民小区和个人车库执行居民合表用户用电价格，不执行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充电服务费由市物价局按照电动汽车充电成本较燃油、燃气车有明显经济优势的原则核定。市场培育初期，鼓励电动汽车享受燃油燃气车辆补贴政策等相关措施对充电服务费进行减免。另外，还要出台具体可行的新能源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减免优惠政策、新能源公务车采购财政补贴政策等。
3.2 扩大补贴范围，优化补贴方式
一是补贴范围扩大化。要适当调整以前只主要面对汽车整车制造企业和消费者进行补贴的做法，将动力电池、电机、汽车电子、先进内燃机、高效变速器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也纳入财政补贴范围。比如，美国通过《2007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对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商提供贷款支持和税收减免；在研发支持方面，2009年8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拨款24亿美元，用于补贴新型电动汽车及其电池、零部件的研发，来自25个州的48个项目获得了这笔资金。德国2009年9月发布的《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明确提出，德国对于电动汽车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技术研发。日本2010年4月发布的《新一代汽车战略2010》明确提出，日本将逐渐形成一种以“新一代汽车战略”为主线，以税收优惠、购车补贴、贷款支持等财税政策为支撑的电动汽车发展体系。
二是补贴方式多样化。对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维修站等配套基础设施，应多种形式增加补贴支持；除政府直接投资建设和奖励建设充电等基础设施以外，还可以采取优惠信贷、财政投融资、减免税、其他税收优惠等多种形式加以补贴，支持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应继续采取减免购置税、政府提供无息购车贷款、减免路桥通行费停车费以及其他财税优惠措施，多形式鼓励私人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产品。另外，应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的地域范围，应尽快由地区优惠向行业优惠或产品优惠过渡，避免实行或变相实施地方保护政策。
3.3 加强基础建设，强化配套保障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总体规划。要督促各市州政府加快制定出台充电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将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所需的加油（气）站点、充换电站、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本地区的总体规划中，统一布局，预留空间；城区电动公交车充电站在现有公交线路规划的基础上，考虑在首末站场组织改造建设充电设施，新开通线路考虑按新征土地新建充电站；为满足不同阶段电动出租车的充电需求，在城区选址新建箱式充电系统；政府办公场所的停车场统一规划一定比例的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带头引领示范；既有办公楼、商场、酒店、住宅小区、社会公共停车场、道路及园区由建设运营单位与业主协商充电设施建设方式；新建办公楼、商场、酒店、住宅小区、社会公共停车场、道路及园区，按照不少于总规划停车位15%的比例预留交流充电桩的安装位置和容量；城区公共停车位按不少于交流充电桩总数10%的比例，建设直流一体充电机，用于私家车、出租车、公务车的快速补电。
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新建、在建的基礎设施，必须执行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满足推广应用各车型产品的充电要求。现有的基础设施与国家（行业）技术标准不符的必须改造到位。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国家电网公司的技术管理优势，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同时加快启动各地区充电网络示范工程的建设。
3.4 加强扶持力度，助推产业发展
一是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加大对南车时代电动、北汽株洲分公司、南车株机、南方宇航电动汽车、比亚迪、中联重科、长沙众泰等省内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其产品质量提高，形成批量生产能力。重点支持南车时代电动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超级电容、钛酸锂快充纯电动客车；支持北汽株洲分公司、比亚迪电动乘用车产品规模化生产；支持南车株机超级电容无轨电车建设规模化生产基地；鼓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积极申报新能源产品目录，争取上级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南方宇航邮政、巡逻、物流、环卫等新能源特种车辆在省内推广；加大对充电网络设备研发、生产企业扶持力度，打造湖南省充电网络研发中心和充电设备生产配套基地。
二是引导中低速电动汽车规范发展。鼓励南方宇航等企业加大工艺装备投资，实现中低速电动乘用车产品规模化生产，积极申报工信部目录。加快制订中低速电动汽车管理办法，在省内相关地区示范推广。
三是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快引进相关配套企业，提高省产新能源汽车配套率。支持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的各类服务行业发展，加快培育工业设计、金融债券、合同能源管理、租赁服务、售后服务、专业检测和维修保养等专业机构，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3.5 推进技术研发，创新应用模式
一是加大技术研发支持力度。完善现有技术创新支持办法，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资金支持力度，现有创新类资金向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倾斜，对相关企业申请的国家项目，按要求优先安排地方配套；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推动省内新能源汽车重点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对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联合攻关，突破关键总成等核心技术，切实降低车辆生产成本；优先安排专项科研资金支持新产品研发，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进度；建设一批新能源汽车产业化项目，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化；支持本省汽车企业新能源汽车产品市场化，创造条件争取新能源汽车项目（包括整车、关键零配件）落户湖南。
二是创新推广应用模式。积极引导和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的商业模式创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电池租赁和回收、汽车租赁等服务领域；鼓励支持通过租赁、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采取合同能源管理（EPC）、公私合营（PPP）、融资租赁、分时租赁、换电模式、经营性租赁、买方信贷等模式，缓解出租车、公交公司一次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资金压力，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
3.6 加强政策落实，强化持续跟踪
一是完善制度，明确职责。应将教育部门和人社部门纳入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议，并明确其工作职责和任务；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能，加强协调配合，要明确专人负责，对口参与，共同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要将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任务进行详细分解，进一步明确责任部门、工作目标、时间节点与进度安排等，确保各项任务按时高质达成。
二是加强督查，强化考核。湖南省人民政府督查室要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纳入督查计划，会同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各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进度、财政补助资金落实情况及制订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措施等情况开展专项督查；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类财政补贴的监管力度；对于检查结果要予以公开通报并纳入市州政绩考核，以此促进政策的进一步落地，不断推动区域内新能源汽车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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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邢敏.中国实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及效果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5，（6）：5254.
[3]李伟锋，胡玉辉.省府鼓励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N].湖南日报，201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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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春梅.国外新能源汽车发展分析与启示[J].科学管理研究，2011，（5）：108110.
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 篇7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综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众多概念与内涵,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阐述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人们通过口头语言相传或者是动作传递,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主要手段,这是历史与民族的见证与记忆。同时,下列的条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具备的:第一,与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走入民众生活;第二,在历史中相传了上百年时间;第三,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的。
2民间舞龙——中国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 1中国龙文化认识的独特性
中国把龙作为神灵进行崇拜,龙是水神,从而是农业神,兴云布雨、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因此,龙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力量,通过民间舞龙的演绎来达到民众百姓渴望风调雨顺的愿望,因此民间舞龙作为一种民间习俗,收到湖湘乃至历来诗人称颂的对象。如欧阳修《百子坑赛龙诗》:“磋龙之知谁可拘,出入变化何须灾”;“倾崖倒涧聊一戏,顷刻万物皆滋润”;“明朝老农拜潭侧,鼓声坎坎鸣山隅”。韩蔚《咏龙诗》:“育德知何宅,逢辰或见灵”,“陕物局寰宇,遗功在杳冥”[2]。
2 . 2舞龙运动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
“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灵兽,“龙文化”在中华大地有着深厚的民众土壤,她经历着中华大地几千年的传承,经历了各种生存方式的磨砺与洗礼,她的传承与其完美的动作表现,丰富的演绎内容及不断提升的技巧有着重要的联系。然而,舞龙运动特有的神秘色彩则来源与民众对于龙的神喻、灵性的崇尚,因此,她来源于民俗活动,并且在这样的土壤中发芽、生长,完成着朴素劳动者的美好心愿。
3湖南民间舞龙运动的文化内涵解读
3.1农耕文化的内涵
湖南民间舞龙生成与农村,她是农民丰收、稼穑之余的主要生活娱乐方式,有着中国农村特有的烙印。第一,独特的历史观念,其社会组织为家族聚居村的形式。这种在中国最为稳定的社会组织方追源于农耕社会大聚居地种植农作物的生活方式。第二,民间舞龙属于农耕社会,不是某个个人或者是统治者的需要。中国人的乡情与凝聚力来源于共同的乡土风情及信仰。地域上的稳定性使人们产生精神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地缘基础。第三,农业耕作是与季节变化、气候变化仅仅关联的循环的生产活动。因此,伴随着有规律的、日复一日的农耕活动,民间舞龙也表现出其季节性与封闭性的特点。
3 . 2民间舞龙社会组织上的血缘性
“家庭-村落-国家”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结构构成,因此村落作为家庭的扩大聚合,有着相对稳固的地缘界限,由于长期的封建经济体制发展,小农社会又呈现着自给自足,鲜有与外界联系的特点。宗族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文化特有的产物,在宗族中血缘是最为稳定的依托,同时地缘也成为血缘的投影,不可分开,家庭成为宗族中最小的单位,一个大的宗族家庭有着上百家庭单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湖南民间舞龙就依托于村落,在宗族间传承发展。它的发展依靠宗族中的“名门”给予支持,同时他们的成员也来自于宗族中同姓之人,同时在龙队的管理、祭祀等风俗上也呈现着族长、家长管理制。
3 . 3民间舞龙的民众性
民间舞龙运动是建立在一定区域、时代、文化背景上的,是湖南广大民众的情感的认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民众交往及活动的共性桥梁。一项民间艺术文化需要广大群众的情感的认可,广大民众积极的参与,因为民间艺术文化本就属于群体。湖南郴州汝城有一种特有舞龙项目——香火龙,这是一种民俗节气中见到的一种民众运动,香火龙的传承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汝城的工作人员谈到,全县有20余乡镇,300余村落村民会舞香火龙。每年的节庆之余,乡民们期盼着平安、富裕、丰收的美好愿望,敲着锣鼓,积极参与到属于他们的活动中来。
3.4封闭性
“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简单、封闭,是致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模式。它表现为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一般没有外部协作,属于个体劳动的性质。这种经济方式的特点使得农民生活较为稳定,思维模式较为单一,受外界文化干扰较少。民间舞龙作为农耕社会的产物,首先具备着封闭性的特点,这表现在在以同宗族为主要参与人群;其次甚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扰,具有纯粹的、原生态的特点。这种通过活动、动手创造民间艺术,在通信传媒没有发展发达的年代里,民间舞龙如同地方戏剧、歌舞一样成为人们主要情感的寄托。
3.5季节性
较强的灵活性、适应性是小农经济的特点,这就使得即使在恶劣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下依然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西汉晃错《论贵粟疏》中的“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是对农民依时而作以季节而耕的生产节律。因此,中国的节日、民俗、信仰活动总是环绕着时节而呈现规律性。民间舞龙的发展离不开民俗、节气活动,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紧紧相连,呈现出季节节律性的特点。
4湖南民间舞龙文化传承
4 . 1民俗祭祀活动是民间舞龙发展的载体
祭祀是古老的传统习俗,更是华夏记忆元素的具体表现,祭祀、庆典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风俗,“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例如:湖南民间先秦年间的屈原祭祀,包含了许多民俗文化和传统人文观念,以及宗教因素,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舞龙有着其独有的社会功能,一直以来,民俗活动以及统治者祭祀、庆典的需要成为民间舞龙产生、发展、繁衍、丰富的推动力。在民间,祭祀、节庆舞龙动已成为湖南乡民的传统文化习俗,不但展示了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寄托了人们追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祥和幸福的美好祝愿。
4 . 2神话、宗教的渗透与民间舞龙
神话是人类各种文化的起始,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结晶。宗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宗教,是在人们信仰的基础上,集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等为一体。民间舞龙最初的雏形,及活动本身就喻含着美好神话传说及神秘的部落图腾。中国神话中的龙,能够升天入地,来往于天地之间,中国龙文化形成之后,很快通过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古丝绸之路传至印度,影响了佛教文化。在神话及后来儒教影响的过程中,龙成为自然力量神圣化的寄托,象征着帝王君主。这也成为舞龙运动由民俗活动走向社稷庆典的主要推动因素。
4 . 3湖南民间舞龙与地域流变相伴
任何有特色的区域性文化,都有它独特的发生、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文化发展的历史流变,对我们把握地域文化的主体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民间舞龙的地域分野是十分清晰的,民间的老艺人通过龙的外形就能够区分出它的地域归属。同一时代,同一发展阶段,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民俗民风区域差异,同时不同的区域有着其不同的主流文化。因此,在传承过程中湖南民间舞龙保持者鲜明的地域特点,同时地域的流变也使得民间舞龙在不断生息变化。
摘要：以湖南民间舞龙为基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对民间舞龙文化,湖南民间舞龙文化的内涵及文化传承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湖南民间舞龙文化具有农耕文化、血缘性、民众性、季节性和封闭性;(2)湖南民间舞龙与民俗祭祀活动的依附与共,与神话、宗教的渗透相随,湖南民间舞龙与地域流变相伴。
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 篇8
1 湖南双峰农村科技合作社概况
娄底市双峰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 现有耕地4.61万hm2, 全县有90万人口, 农业人口占80%以上, 农业在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该县农村科技合作社的前身是由王运芳等几个青年农民创办的锁石镇青年科技服务所。湖南省科技厅在开展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调研时, 发现了这个典型, 并加以指导和支持。2004年“锁石青年科技服务所”正式改名为“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 成立了理事会, 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合作社由原来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蜕变为规范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网络化建构、全程化服务的民办科技类非企业社团组织。该组自成立以来, 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上形成了多个亮点, 成为湖南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典型。一是健全网络, 创新发展机制。全社已建立了16个乡镇科技合作联社, 并按三村一区域建立了320个分社, 为870个村配备了村级科技推广业务代理员, 发展社员8000余人, 基本上完成了县、乡 (镇) 、村三级联动的农村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网络建设。二是搞好服务, 促进农产品流通。该社设立农业产业化发展服务中心和药材、名贵水果、高效蔬菜、花卉、特色养殖、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等六大专业合作社, 并建立了一支200余人组成的农村科技中介经纪人队伍, 开展农资连锁经销和农产品营销服务。三是突出项目建设, 狠抓科技推广。该社推广农药、种子、种苗等新产品同时, 先后在省、市科技部门立项完成了科技推广项目20多项, 建立农业科技服务示范样板村20多个, 建立大小科技示范基地50多个, 每户农民年增收3000～5000元。四是充分挖掘乡土人才。该社每年拿出5万元专项培训经费用于乡土技术人才培训及项目的示范发展, 已拥有乡土技术人才200多人。五是集聚社员资本, 加大科技投入。社员先后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开发种养业和加工业, 合作社为社员小额贷款担保贴息22万余元, 每年拿出15万元科技发展基金化解农民经营风险。六是注重产学研结合。该社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亚华种业、隆平种业等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从双峰农村科技合作社可以看出, 科技合作社作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 对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有利于促进农民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参与科技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和运行过程, 农民得以组织起来, 在掌握先进实用技术、分工协作、组织管理、市场营销、对外交往等方面得到直接锻炼, 减少了单户农民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从众行为, 有利于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和专业化水平, 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利益。二是有利于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由于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向关关系, 依靠科技服务体系, 可以使原本多个农户到市场进行的多次交易变为一次, 可以联合引进、使用先进技术, 从而降低单个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成本。对农业企业而言, 也可以通过与该合作经济组织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 避免与分散农户进行交易时可能面对的违约风险。三是有利于政府深入了解农民意愿, 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为落实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 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反映给政府, 同时, 也能及时得到政府发布的农业产销、科技政策等信息, 提高政府对农业经济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 湖南双峰农村科技合作社经验分析
双峰农村科技合作社作为一个农民自主参与、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自治性组织, 在不到五年时间里, 迅速发展、扩张, 在科技富民强县、建设新农村和构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中产生了重大作用, 显示出勃勃生机。该社为什么能够成功, 从制度运行的角度来看, 是由于它能够有效地发挥农民、市场和政府各方面在农村科技服务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实现了农民主导、市场运作和政府扶持之间的良性互动, 较好地满足了农民对科技服务的现实需要。这种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与我国传统的农技推广方式相比, 其成功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农民参与度高, 覆盖面广
农村科技合作社的社员绝大多数是农民, 其中, 乡、村干部约占20%, 乡土专业技术人才占30%, 务工回乡青年占20%, 乡村科技致富能手占20%, 下岗人员占10%, 这些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 是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对农民科技服务的需求、对农村文化和农村的基本情况都有很好的了解与把握, 在科技推广服务的过程中, 他们有更强的号召力, 更容易获得农民的认同。
2.2 科技服务功能齐全, 内容丰富
按照“服务灵活, 责权明晰, 利益捆绑, 双赢发展”理念, 创新了农村科技服务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对种植、养殖、加工配套技术和信息服务十分渴求, 由于传统的农技推广体系的条块分割, 导致农技站、畜牧站、林业站等技术推广机构各自为政, 难以形成统一的、功能齐全的服务体系, 无法满足农民对农业技术成果实用化、多样化的需求。双峰农村科技合作社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们通过与省内农业院校、科研机构和农资企业的合作, 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水平。
2.3 实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效率高
双峰农村科技合作社重视农民心态和愿望, 按照农民意愿开展技术推广活动, 建立了“从下到上”的工作方式。即首先根据农民需求, 设定推广课题, 制定推广计划, 按计划进行实施, 然后进行评价, 再将评价结果反馈到下一个推广计划之中。同时, 把推广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科研部门反馈, 以得到及时研究解决, 从而形成了以服务对象—————农民为中心的科研紧密协作的科技服务体系 (如图1) , 避免了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的盲目性, 提高了实用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效率。
3 新时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湖南双峰农村科技合作社这种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适应当前农村形势, 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推广, 推动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也暴露出现阶段大多数传统农村科技服务机构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可能成为影响和制约新时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
3.1 农村科技服务机构设置单一, 不能满足农村技术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目前我省公益性农村科技服务机构一般是实行“官办、官包、官管”, 如农技推广中心、农科所、林科所、林业站、种子站、土肥站、农机站等等, 服务功能单一, 在如今农村种养结构趋向复杂化, 技术、品种更新周期缩短, 生产规模大小悬殊的情况下, 已不能满足农村农业实用技术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而非政府型农业科技服务机构的发展相对滞后, 且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松懈的现象, 难以对政府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形成有效支撑和补充。
3.2 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经费严重不足, 影响和制约了先
进实用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也不利于农业科技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 地方财政用于支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力度较大, 而贫困地区, 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 政府型农业科技服务机构运转不畅, 市场化运作的自治型组织也常因为工作经费筹措困难而处境艰难。
3.3 科技服务方式滞后, 无力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县、乡两级农村科技服务机构硬件建设条件普遍落后, 技术推广人员专业素质较低, 知识结构老化, 服务队伍长期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 难以应付当前品种结构复杂、服务需求多样、新品种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局面。
3.4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微观基础不够牢
农民文化素质偏低, 直接影响农村先进实用农业技术成果的推广。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很多年富力强、有文化、有见识的农村“精英”大量流失, 农村“空巢”化现象明显。低素质人口群传统耕作观念和种植习惯根深蒂固, 市场化观念淡薄, 对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耕作方式吸收转化能力较差, 造成农村科技成果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进展缓慢。
3.5 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时间长、见效慢, 风险高, 特别是地域性、区域性差异大
4 结论与启示
尽管双峰农村科技合作社只是湖南的一个典型个案, 但从其发展历程和运营绩效看, 合作社型的民间科技服务组织应是当前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中极其重要一环, 其不仅在实践中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 而且从制度创新上为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进一步引导、培育、推广和发展农村科技服务机构, 构建新时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时, 应充分实现农民自主、市场导向、科技支撑和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
4.1 农民自主是基础
我国农村科技服务改革只有跳出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的狭隘思路, 积极探索满足农民需求的新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农业推广部门只关注政策绩效, 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只关注科技成果与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 企业只关注投资边际效益的现象。以农村科技合作社为典型代表的“农民主导模式”的农村科技服务, 即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才是农村科技服务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4.2市场导向是前提
农村科技合作社之所以为广大农民所喜爱,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合作社按照市场规律来服务农民、开拓市场, 市场既是服务的出发点, 又是服务的归宿。不论是营利性的农村科技服务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的, 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相辅相成, 这才是长效发展的动力所在。
4.3 科技支撑是根本
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科技成果的主要源头, 我们应将其作为各类科技服务组织的技术依托, 借助其人才和技术优势, 开展本土人才培训, 联合建设生产示范基地,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4.4 政府引导是保障
农业科技成果大多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难以使得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服务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因此, 政府应对农民的农业科技需求给予适当满足, 加强合作社这样具有民间组织属性的科技服务机构的认可和扶持, 对其从事科技服务活动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 缓解其发展壮大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引导其朝着务实诚信、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村科技服务组织的方向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郭翔宇, 罗剑朝, 曾福生.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前沿问题研究[M].2007, 398-400.
湖南大学校园文化景观符号的解读 篇9
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关于理论方面,有些学者系统地提出语构、语义、语用3个层面的景观符号创作原则及相应的设计方法[6],也有些学者通过对景观感知的理解总结出景观符号学在“符号”“句法”和“文本”三个方面的特性[7];对于校园文化景观符号方面,有学者开始基于符号三分法对大学景观文化表达提出相应的途径和方法[8],但总体来说研究相对较为缺乏。
以符号学为基础理论来对湖南大学校园文化景观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因此,怎样通过符号学的理论方法对湖大文化景观的构造组成、意义表达和组织互动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该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湖南大学校园文化景观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可以分为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整体上表现为校园的空间;局部要素包括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书院园林、典型的功能性与纪念性建筑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小品,并以自卑亭、大礼堂、二院、校门、谭千秋铜像为例。研究过程中,将从语构、语义和语用3个层面对校园整体的空间演变、文脉延续、场所精神和局部要素的构成、表征、互动感知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1 语构学层面
1.1 校园整体的空间演变
湖大发展的历史沿革自岳麓书院而起。作为校园的前身,岳麓书院于北宋开宝九年建于岳麓山抱黄洞下,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几度兴毁。自书院到牌楼路口,再至湘江,是岳麓书院自建初就已形成的空间轴线。1903年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但学堂仍以书院为校舍。至1926年,学堂更名为湖南大学。20世纪30年代,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的原址上进行了完善,建筑相互连通,空间高度整合且流通性强,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校园秩序。近代以来,湖大校园的建设在柳士英、刘敦桢和蔡泽丰等先辈们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于柳士英先生理念的影响,新校园的构建在保留原有文脉基础上,对传统的东西轴线进行弱化和消解,重新建立以体育、教学和师生活动等功能区为主导,通过道路来组织布局新校园秩序。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校新老建筑更替,道路拓宽,原有中心不断扩建,并逐渐将校园发展向天马山南移,并向周边辐射,因而形成了沿岳麓山向南延伸的新轴线。至此,校园内外楼房林立,交通便达,湖南大学校园空间格局基本成型(见图1)。
1.2 局部要素的构成
岳麓书院几经修复,现在已是湖南大学校园的核心部分。书院为砖瓦结构的院落式建筑群,藏书、教学和祭祀3个部分构成其建筑的基本规制。其布局形式是基于层层抬高的空间拓扑原形,且纵深多进,结构严谨,轴线分明。整体上,自前门、赫曦台、二门到大门,讲堂和御书楼构成了东西主轴线;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及祭祀专祠等对称分布于主轴两侧,构成了南北次轴线;风霁亭、吹香亭、饮马池及“书院八景”等。
构成了园林景观的主体。局部上,庭院灵活多变,纵深张弛有度,亭廊房舍相连。细节上,除文庙装饰精巧、色彩艳丽外,书院朴素雅致,不施五彩,飞檐翘角,山墙起伏,形成了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书院园林。
湖南大学的校园建设也融合了古代书院构建的特质,近百年的时间内,在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下,逐渐形成了朴实典雅,中西结合的风格。坐落于东方红广场东侧的自卑亭,曾经是岳麓书院的一部分。亭身呈四方形,坐西向东,四面土质筑墙,呈白色,屋顶为单檐歇山。经过保留和修复,自备亭得以保持着低调肃穆的原有姿态(见图2)。大礼堂、二院、工程馆和科学馆等是湖南大学近现代留下的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建筑。其手法或折衷,或古典,或现代。其中,1929年由刘敦桢先生主持建设的二院是其折衷主义的代表。二院拼贴了西方古典和中国传统的建筑特质,整体比例均衡,立面上两边完全对称,采用四坡顶,檐口有曲线翘脚。细部采用重构的手法,如入口处的欧式立柱,在保留了柱式的基本要素上,对比例和造型进行了重新处理,使之与整体建筑相互协调。20世纪50年代初建设的大礼堂是湖南大学校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设计者,柳士英教授结合了中国的民族形式,如歇山大屋顶,官式绿色琉璃瓦,以及细部的曲线和圆形装饰等就是对传统形式的引用和重构,亦中亦外,亦古亦今。这对当时校园建筑的风格具有深刻的影响。此外,科学馆的古典主义,学生一舍、七舍和九舍的早期现代主义等,都体现校园建筑风格的自由与多变。
新时期,湖南大学加快了校园的建设,使校园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元素不断融合。其中,新校门和谭千秋铜像极具代表性,展现了本土化设计的风采。湖大新建的校门位于潇湘大道的牌楼路口,由校牌石、旧石柱和千年锤拼贴而成。校牌石由白色花岗岩堆砌,抽象了岳麓山的自然形状;校牌石南侧是两根罗马爱奥尼克式立柱,再现了原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形象;“千年锤”位于楼牌路中央绿化带上,由铸铁打造,形如秤锤,柱顶面刻有湖南大学的校徽。校门没有明显的空间围隔,组成元素布局分散,各具特点(见图3)。谭千秋铜像位于湖大教育科学研究院前,是基于汶川地震时期谭千秋英勇的救人事迹而建。铜像中的谭千秋伸开双臂,将学生护在课桌下,表情坚定不悔,基座两侧各设计一处裂痕,周边种植了常青松柏树。铜像以抽象的手法生动地展现了谭千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学生的场景,表达了“大爱千秋”的主题(见图4)。
2 语义学层面
2.1 校园整体文脉的延续
作为湖大的前身,岳麓书院是古代书院文化的载体。书院选址于岳麓山间,贴近自然,体现古代知识分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由于地势原因,岳麓书院立面上呈前低后高,中高边低,这既是对原有地形的尊重,也是对祭天拜祖传统的体现;空间轴线清晰,主次分明,承载了居中为尊,尊卑有序的思想;建筑上,学宫形制和文庙形制分别表现了儒家礼制和皇权等级的思想。可以说,岳麓书院是古代教育观念、伦理道德和“士”文化精神的物化形态。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教育理念的传入,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体制逐渐瓦解。岳麓书院空间与功能的复合性被取代,兴建的学堂开始以功能分区为主导。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湖大教育走向多元化,校园空间开始以学科区分空间专属。然而,同书院一样,湖大仍重视道德教育,强调学思并进,提倡学用结合,突出开放民主。新时代下,湖大在岳麓书院的基址上不断延续着千年文脉。
2.2 局部要素意义的表征
岳麓书院吸取了传统书院园林的结构片段,具有历史性图像符号的特点。惯常用符号为主要符号表达类型,不论是碑亭、连廊和漏窗等古典园林要素,还是建筑的材质色彩和装饰细节,书院都利用了惯常用符号为人熟知的特点来引导对书院的认知。抒情和议论为主要情感表达方式,如人工景观的精巧布置,与自然景观形成类比,抒发了对大自然的情怀;牌匾题刻,诗词楹联的重复使用,强化了所表达的伦理道德、礼乐精神和处世之道等内容,并在他人告知的引导下传达了古代文人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隐喻为主要的意义关联手法,如所采用的重檐歇山顶和屋脊檐梁装饰的龙凤吻兽等是皇权等级的体现,饮马池因“朱张会讲”时前来求学之人多到马都饮干了池中水而成为当时书院盛况的见证。可以说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书院图像化的缩影。
自卑亭、大礼堂和二院等保留下来的老建筑同岳麓书院一样,都是历史性图像符号的体现。自卑亭原为岳麓书院提供给人的歇脚之处,“自卑”之名源于《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是对治学精神和道德修养的隐喻,同时也是惯常用符号的延伸。亭子的敦厚朴实的形象,亭内题刻的议论内容与“自卑”的育人哲理通过作品告知的形式来进行意义的传达。与自卑亭不同的是,大礼堂和二院在表现其历史性图像符号特性时,更多的是运用创新和惯常用混合的符号类型,如礼堂的“柳氏圆窗”与大坡屋顶隐喻了创新与传统(见图5),二院“刘氏立柱”和对称造型隐喻了现代与古典,同时相同结构的重复使用更深化了各自的风格特点。
湖大校门作为指示性符号,具有空间上的指向性,并以明喻的方式较为直观地展现了湖大的特色。从组成元素上看,爱奥尼克式石柱和校牌石为人熟知,都与湖大校园有着深刻的联系。其中旧石柱的重复使用,唤起了对湖大饱经战火的记忆,属于历史性图像符号;山形校牌石抽象岳麓山的自然形态,并以题刻的形式直观地告知了符号信息,属于地域性图像符号;千年锤造型创新,表达的“千锤百炼”之意通俗直观,属于大众文化图像符号。而三者组合在一起,校门的指示性占了主导。谭千秋铜像作为象征性符号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铜像主体生动地刻画了谭千秋的动作和神态,基座两边的裂纹象征了地震,烘托当时的危难。铜像以明喻的方式,记录了谭千秋生死抉择的一瞬,塑造了其英勇和伟岸的形象。
3 语用学层面
3.1 校园整体的场所精神
岳麓书院是湖大校园发展的空间原形。书院隐于山林之间,与外相对隔绝,体现古代知识分子“隐逸”的精神。书院内,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群形成围合的院落,营造了相对静谧的教学环境,契合了当时求学对悟性的要求。直到湖南大学建立,学校总体仍是亲自然、远市井,校园空间紧密连接,呈现封闭的交互状态。
至近代,湖大校园的规划设计在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下,逐渐改变内向排他的空间形态。学校没有校门和围墙,模糊了空间的界限,城镇街道与校内道路相互连接,建筑尺度亲密,绿地系统公共性强,这个时期的湖大校园逐渐呈现理性开放的状态。随后,学校不断扩大规模,公共汽车路线穿越校区,师生、游客及居民等不同人群的相互交流,都使得校园与城市的接触进一步加深,到如今,湖南大学已根植于岳麓山区,与城镇社区有机融合在一起。
3.2 局部要素的互动感知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宝贵的文物史迹。如今的书院不仅是著名的观光景区,也是我国人文、历史等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基地。作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代表,岳麓书院具有独特的魅力,因此,前来造访的人们更多基于一定的出行目的和意愿,具有自发性活动特点。对书院的不同形式的体验往往会产生不同情感归属,如慕名而来的游客会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校的师生能体会到书院与湖大的“血脉相连”,书院的研究人员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等。同岳麓书院一样,人们与自卑亭之间的交互也具有自发性。亭子原有的功能逐渐弱化,但象征的意义却不断延伸。如今作为校园古迹,自卑亭的育人之理已深深影响着湖大学子。
大礼堂和二院分别是湖南大学举行讲座、集会和进行物理科研的场所,对学校师生的参与性是必要的。礼堂和二院是湖大先辈们智慧的结晶和校园历史底蕴的体现,在满足日常教研活动的同时,也有助于师生对学校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培养。新建的校门是出入湖南大学的必经之地,因此参与性也是必要的。由于明确了校园的地理位置,校门的体验感属于空间上的指示与引导。谭千秋铜像是在特殊的日子下举行相关活动的纪念对象,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目的。铜像所塑造的谭千秋形象不断深入人心,俨然已成为湖大学子的道德楷模和精神象征。
4 结论
对湖南大学校园文化景观的深入研究,目的是从优秀校园文化景观的结构组成、意义表达和组织应用方面进行分析并总结其特征,为当今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纵观国内对校园文化景观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通过对文化景观类型的分类进行概括和评价,着重于建设理念、原则和手法的探讨,从而对大学校园文化景观的设计层面给予合理的建议。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不探究文化景观的规划设计方面,仅以符号学理论的视角,详细地对湖大校园整体和局部要素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能使文化景观优质的共性得到归纳并直观地展示出来。
基于符号学的三分法,在语构层面上,湖南大学校园的空间呈片段性、跳跃式的发展。每个阶段校园的格局都有不同的特点;从书院时期至近现代,校园对不同阶段发展下的局部要素进行广纳与包容,实现有序和统一。在语义层面上,从岳麓书院到如今的新式校园,湖大改变的只是空间形式,不变的是书院文化的精神烙印;校园局部要素通过不同符号选用类型,意义关联方式,环境强化手段和情感传达方式来表达不同的符号意义。在语用层面上,湖大校园因人的活动而存在,也因人的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局部要素在湖南大学这一场所背景下,与人之间的互动存在不同的目的类型和感知体验。可以看出,湖南大学的文化景观形式多样,并融合历史、文化与精神等多种元素,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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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 篇10
一、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1. 市场竞争尚不充分。
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就从一个侧面表明这个产业的行业的发展尚不规范, 只有在充分的竞争的前提下, 才能形成规范的行业规范。而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就应该着手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相应的规范和相应的结构调整, 以使得在以后的发展中和竞争充分后就可以尽快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用以保证能尽快地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链。这样才能保证整个产业持续和健康的发展。现在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快速增长, 要从“又快又好”转变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来。
2. 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还比较困难。
产业的发展和资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特别是中国目前文化创意企业普遍规模偏小, 处于起步阶段, 而一个创意项目回报周期长、价值难以评估、投资风险较大, 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中国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难点。融资渠道的拓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度的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缺乏整体指导和规划, 导致文化创意园区的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
就现阶段的现实情况来看, 一旦某个城市的某个创意园区或街区取得了成功后, 后面马上就有好一些城市或者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或者街区跟风上马。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是实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绝对不是保证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的法宝, 更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惟一手段。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根据本地的特点, 以及市场的容量和产业的发展规划来指导和引导的, 而不是盲目的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4. 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尚未形成, 人为地造成动漫和游戏产业的虚热。
目前湖南不少城市都建有动漫园区, 许多高校都开设动漫游戏专业, 近2万在校生学习动漫专业, 全省各市州都在搞动漫游戏比赛, 动漫游戏展。尽管全省动漫游戏产业一片热火朝天, 但是湖南动漫游戏产业总体发展与沿海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企业规模小、原创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弱、经营模式亟须创新, 完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大而不全, 小却不专”是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的现实写照。在这种情况下, 让文化创意产业实现“更好更快”, 更加健康的发展, 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5. 创意产业发展的观念滞后。
湖南省政府至今仍没有把创意产业提升到湖南省发展战略的产业水平上, 对创意产业的认识比较模糊, 内涵界定不是很清楚, 统计部门尚未确定如何界定创意产业门类的具体标准, 当然也就无法建立湖南创意产业的统计数据。
6. 创业产业管理体制不完善。
湖南省在创意产业管理体制上缺乏创新, 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首先是政企不分, 权责不清, 行业管理部门分工不明, 政出多门。湖南现在的创意产业分散在三个不同的主管部门, 一个是经委, 一个是旅游局, 另一个是文化局, 协调不是很好, 不利于资源的整合和有效的利用。其次是创意产业的核心——文化部门改革进展迟缓, 市场的主体身份一直未明确, 无力真正融入市场。
二、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对策
1. 制定湖南创意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 在总体规划中, 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建立湖南创意产业的协调领导小组。
因为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就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协调小组来协调、推动产业规划的实现。发展创意产业, 可以为城市规划提供新思路, 创造新的城市文化氛围, 同时也为旧城改造提供新的契机。因此, 湖南必须是高起点、系统化设计创意产业的战略规划, 将创意产业作为湖南新一轮发展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作为湖南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错位发展”为特色, 以“增强综合竞争力”为宗旨, 在与基础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融合渗透中不断提高、造就创意产业的个性。特别是要注重培育和推广创意产业领域的重点行业、重点项目, 如影视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网络游戏业等。
2. 营筑创意高地, 打造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链。
湖南凭借底蕴深厚、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 弘扬“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务实进取, 艰辛探索, 闯出了中部内陆省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新路径。在产业门类构成上, 湖南省基本确立了以广电、出版为龙头的产业框架, 初步形成了包括广播影视、出版、报刊、文娱演艺、动漫、网络、文博等在内的产业体系;实现了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的初步整合, 相继组建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长沙广电集团等企业集团。在所有制结构上, 湖南省积极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办文化, 呈现出国有、集体、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然而, 投入不足、文化核心产业实力不强、文化产业地区分布高度集中, 地区发展不平衡、特色文化资源利用不足等方面的因素依然是湖南文化创意产业不可不谈的软肋。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自己区域优势和文化优势, 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形成一个有利于发挥湖南优势的产业体系。
3.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意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制度性、政策性的支持体系和框架是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构建服务平台, 主要是包括提供一些专业化的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和经营管理、政策的支持。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 积极搭建创意产业发展平台, 支持有能力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参与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 推动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相结合, 与工业布局调整和保护历史建筑相结合, 与培育区域功能特色相结合, 争取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创意企业, 加快形成独立的产业, 同时带动其他产业快速发展。如何突破垄断和条块分割体制, 在融资、税收、进出口等方面对创意产业的发展给以适当的优惠和支持;如何建立相关的统计评估体系;怎样吸纳民间资本投入创意产业并建立湖南创意产业发展基金等等, 都是需要有关方面逐项去做的工作。湖南现在虽然建立了旅游产业基金和文化产业基金, 今后可能还会动员更多的社会资金, 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
4. 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创意产业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资产, 因此, 要营造适宜创意产业发展的外部条件, 保护知识产权是创意产业发展与生存的非常重要的关键, 可考虑建立湖南的版权中心, 建立一个版权中心主要是要考虑集产权的登记、展示、发布、保护、策划、交易、服务, 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版权中心, 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知道知识产权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促进产业的发展。
5. 全方位、多渠道培养和集聚创意人才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
引进和培育创意人才, 特别是中介机构, 促进创意产业成果的经营, 把创意产业成果变成一个经营资源, 这块创意产业有它的特点, 创业产品的发现往往是需要很多经纪公司来协助推动的, 一个好的策划就能够创造很多价值, 湖南电视台的超女品牌就是由上海一家公司策划的, 这是运作非常成功的典型例子。所以我们要培养很多有实力的经纪公司。建议通过建立动态的创新人才培育机制, 以创新精神培养创意人才。同时, 也要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的系统工程中, 着力培养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 重点吸引一批海外从事创意产业的优秀人才, 特别是那些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宽阔国际视野的海外留学归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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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湖南文化 篇11
一、进行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湖南演艺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包括文艺院团, 以及不同级别与形式的演艺团体。长期以来, 这些文艺团体都是事业编制, 其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补贴, 并没有打破传统体制格局, 去面向市场、与市场接轨。因此, 湖南的这些文艺团体在近年的经济收益上, 还存在很大缺口。体制的障碍、机制的僵化, 必然会导致文艺团体发展的速度而停滞不前。这些困境的出现, 是文艺团体适时进行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首先, 创新体制、与市场接轨, 文艺团体的存在价值与社会定位与市场环境的需求与认可密不可分。开发市场、占领市场,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主体定位, 进行文艺团体的积极转型, 是我省的演艺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基础;其次, 解放思想、合理安排人员流动,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革中,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刺激与调动内部人员勇闯市场的决心和斗志, 让内部人员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优势, 全面进行人员的优化组合。
二、服务群众, 为群众带来健康、新式的“文艺大餐”
目前, 许多文艺团体之所以走入困境、陷入僵局, 是因为与市场脱节、与群众需求脱节严重。可以说, “墨守成规”的生存方式不利于文艺团体的长久、持续发展。离开市场、离开群众的需求, 终归会被市场淘汰、被社会淘汰, 导致萎缩甚至消亡。比如, 湖南湘剧剧团、地方花鼓剧团这些戏剧团体单位, 在市场的洪流中, 目前大部分经营状态不甚理想。这些优秀的传统剧种如何才能生存与延续、发展下去?只有从市场中获取生存的理念, 关注群众的审美需求, 对传统剧目进行改良, 面对市场, 接受市场的挑战。另外, 市歌舞剧团、省歌舞剧团等演出团体,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 为湖南听众带来了许多的精神“大餐”和音乐“盛宴”。如今, 这些单位在继续推广高雅音乐与古典音乐的道路上, 遇到一些阻碍和挫折, 上座率往往不高。那么, 对于古典音乐这个普通消费者在精神感受和思想接收上相对陌生和“艰涩”的表演方式, 我们怎样传承其思想精髓, 让音乐的灵魂真正深入人心?我想, 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倾听民众的心声, 知道和了解民众的真实所需, 对古典作品的表现方式从民众相对熟知的角度入手, 以更接地气、由浅入深的方式让民众接受古典音乐、了解古典音乐、喜欢古典音乐, 才能真正走出古典音乐的困境, 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三、关注作品革新, 保护优秀人才
首先, 作品是表演艺术的灵魂。一部优秀的作品可以流芳百世、长演不衰。只有不断推出、创作出优秀的好作品, 获得市场的认可与观众的喜爱, 才能保持竞争的优势。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即不应该是“曲意奉承”、粗制滥造、没有任何艺术品格与艺术修养的所谓市场“产品”, 也不应该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所谓“高雅”艺术。好的艺术作品应来源于生活, 是生活的精华提炼与浓缩。因此, 好的作品在价值取向上, 应该是把审美功能与现实功能相结合, 用专业、精良的艺术品质, 以锐利、准确、创新的社会洞察力, 能够反映民众心声、打动人心的优秀作品。
其次, 人才的保护与培养非常重要。一个完善的演出团体, 必须要有完善的人才队伍, 包括演出人才、销售人才、策划人才、管理人才, 等等。其中, 演出人才是人才队伍的核心力量。目前, 演出人才的流失与匮乏是两大问题。问题的产生, 由多种原因造成。比如, 对传统表演技艺的陌生与排斥, 不愿意传承、学习;还有经济效益的不理想,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让一些传统的演艺人员纷纷转行, 投向其他行业等。面对这些问题, 保护好现有人才尤为重要。就保护机制而言, 从政府相关政策的倾斜, 到演艺团体内部的协调与合理安排, 在保障演出人才的基本权益的基础上, 以相配套的措施和方案吸引和调动演出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 艺术人才的培养工作也非常重要。人才的延续与发展, 培养工作不可或缺。因此, 通过教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演艺单位可以与相关的学校联手, 进行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工作。
四、建立保障机制, 做好服务工作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促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道路上, 给予政策扶持和大力保障。从政府的职能角度出发, 国有演艺单位在进行改制后, 依然受到相关财政的支持与配套政策的扶持。但是, 其投入的方式应该发生改变, 由之前的单一“养人”改变为“为人办事”。具体而言, 即让演艺团体进入市场, 参与市场竞争, 成为市场主体。政府的职能在于制定政策、加强管理、搞好服务、把握方向, 为演出团队创造好的条件, 营造好的环境。这种宏观操控的管理方式, 有利于激活产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与建立, 能够更好地服务市场的需求, 进入正常的运作轨道。同时, 作为各项职能部门, 自上而下地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 营造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是演艺文化产业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五、结合旅游产业, 打造文化旅游精品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渗透在旅游产品开发、经营的各个环节。文化与旅游的互动发展、彼此借势、共享市场, 打造文化旅游精品。据调查数据显示, 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的旅游接待人次达280万次, 品湖湘文化、听乡村音乐, 是旅客游玩张家界美景的之外的重要活动。另外, 以韶山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旅游, 打造怀旧、励志的综合文艺节目;以南岳为代表的宗教文化旅游, 搭建节会、庙会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参与性文艺节目;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文化旅游, 组织以宣扬湖湘文化思想与精神为主题的文化节目等, 不仅能够丰富旅游业的内涵, 而且能够促成一大批文化旅游的精品项目的开发, 让文化与旅游相得益彰。因此,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不仅是市场的选择, 更为演艺文化产业的拓展增添了活力。
六、提高科技手段, 服务大众文化
科技的支撑与投入, 必将促进演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以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为例, 该节目通过先进、创新的科技运用手段, 在电视制作的流程上为观众带来更加丰满、立体、震撼的视听效果和感官享受。不仅如此, 节目在整个传播过程中, 借用“P-O-E整合营销模式”, 通过Paidmedia、Earnedmedia和Ownedmedia三个层面的联动, 进一步激发了网友的参与互动热情, 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从节目的制作效果与观众的反应来看, 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 在演艺文化产业的发展中, 科技含量的提高与增强, 是实现产业的规模化、国际化的不可或缺因素。那么, 我省的演艺文化产业在科技的运用, 主要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 先进、高端的科技模式运用, 目前, 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在科学的创新手段和核心技术层面, 走在国际的前列。这些高端科学技术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标本, 也是推动我省演艺文化产业与国际接轨的有效途径;第二, 培养、引进高端科技人才, 以湖南卫视为例, 作为一个省级卫视单位, 十几年来湖南卫视能够成为全国同行的翘楚, 领先同行, 重要的一点在于, 湖南卫视有一批堪称精英的科技人才队伍, 他们为节目的创意、节目的制作、节目的经营等环节的打造, 成为湖南卫视节目水准精良的有力保障。因此, 作为其他演艺文化单位和行业, 我们怎样以此为鉴, 让其立于不败之地, 科技人才的投入非常重要。通过科技创新、科技改革, 让我们的演艺文化产业出现新的光彩。
摘要：湖南演艺文化产业是湖南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现实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演艺文化产业的阐述与分析, 寻找和发现湖南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对策性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湖南演艺文化产业,机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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