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共12篇）
在抗战中 篇1
1929年军阀混战中, 在蒋介石的拉拢下, 韩复榘归顺了蒋介石。但是作为杂牌军将领, 韩复榘在蒋介石集团中备受排挤, 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一直和蒋介石在明争暗斗。1930年4月, 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 当时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 驻守开封, 已建成了脱离冯玉祥西北军的小王国。但蒋介石怕韩复榘对冯玉祥旧情不忘, 手下留情, 作战不力, 或韩的部下哗变投奔冯玉祥, 于是把韩复榘的部队调到山东同晋军作战。开始晋军攻势很猛, 韩复榘部队因独当一面, 伤亡惨重, 退往潍县, 蒋介石急令驻烟台的刘珍年第17军星夜开往昌邑、寿光等县, 明为增援, 实则密令收容韩部溃军。7月下旬, 战事出现转机, 蒋介石调兵遣将, 增援山东, 又任命韩复榘为胶济路总指挥。韩复榘指挥部队由胶东向西猛攻, 与津浦线上的蒋军会攻济南。8月16日, 韩复榘重回济南。蒋介石为了瓦解冯玉祥, 打垮阎锡山, 决定拉拢韩复榘。9月, 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
韩复榘毕竟是个粗人, 入主山东后, 小王国日臻齐备, 他也越来越狂妄自大, 对蒋介石软顶硬抗, 发展自己。韩复榘入鲁后, 大力扩军, 把原来的三个师一个旅, 很快扩编成五个师一个旅。此外, 还组织了四路民团约六万人, 自任民团总指挥。这四路民团的装备与正规军一样, 仅仅是名义上不同。这一切, 使蒋介石对他心存戒备。
蒋介石也看出了韩复榘自立为王的野心, 对他进行了种种限制。在军队编制上, 只承认他的五个师, 其中两个甲种师, 三个乙种师, 连山东防务仅有的四架飞机, 也被蒋介石调走了。在经费上蒋介石更损, 来了个釜底抽薪, 本来答应每月给韩复榘军饷60万元, 后来竟分文不给。韩复榘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不给钱, 老子硬拿”。他派人接收了山东国民党政府中央税务机关, 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及中央财政部特派员, 酿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山东除了驻有韩复榘的部队外, 还有被蒋介石收编的第17军刘珍年部占据着烟台、平度、黄县等20多个县, 各县田赋收入不向省里上交, 均直接交给烟台刘珍年的军需处, 然后交往南京。韩复榘早想把这笔财源收归己有。正巧, 侦察到17军派特务到济南企图分化韩复榘的部属。韩复榘怒不可遏, 立即调集五万人马向17军进攻, 先后攻下平度、掖县等地。韩复榘进攻17军就如同向蒋介石发难, 因此蒋介石急调黄杰等中央军集中徐州, 准备从南面攻击韩复榘, 韩复榘动员起全部人马共十余万人准备抵抗。大战一触即发, 人民纷纷逃难。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山东人, 接到家乡父老告急的电信, 便向蒋介石提议和平解决。在上海青帮头子张仁奎的调解下, 蒋韩两军各回原防, 17军调往浙江, 韩复榘所委任的山东税务人员由南京加委, 税款、田粮转账作为拨付韩部的军饷。蒋、韩之间的一场混战这才没有爆发。
蒋介石记忆最深的, 是1936年“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发生时, 韩复榘先后发了两个“马电”, 赞扬陈济棠、李宗仁和张学良、杨虎城的举动。特别是对西安事变, 他在电报中说, 张学良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 主张停止内战、共同对外, 是一个英明之举。这一切, 都使蒋介石怀恨于心, 必欲杀之而后快。这一次给了蒋介石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1938年1月7日, 李宗仁在徐州召集第五战区军政会议, 身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韩复榘不去, 只命蒋介石派到山东任教育厅长的何思源去参加会议。其实, 这只是蒋介石先施放的一个烟幕。紧接着, 蒋介石亲自出马, 在开封召集一、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参加军事会议。他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 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到开封见面。”
韩复榘有点犹豫了, 山东是他的地盘, 老蒋拿他没办法, 但到了开封就由不得他了。为此, 他的好几个部下都劝他别去, 他本人也想再找个人代表。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有人放出风来, 鲁豫、苏皖有可能划为两个战区, 鲁豫战区有可能请韩总司令出任司令长官。韩复榘这下有点动心, 考虑再三, 决定亲自前往开封参加会议。1月9日, 韩复榘带着孙桐萱一行人, 又带了一个营的手枪队, 乘铁甲车到达开封。韩复榘一行, 住在黄河水利委员长孔样榕的公馆里。李宗仁借口城内驻军多、不方便, 让韩把一营卫队留在城外的铁甲车上。
会议于11日下午两点开始。韩复榘在孙桐萱和卫兵陪同下, 坐汽车来到大门口, 几个军事宪兵上来拦住车, 原来门前张贴着一张通知:“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的车只好停在门前的空地上, 然后步行往里走。到了第二道门口, 又有蒋军宪兵阻拦, 左边房门上, 贴着“随员接待处”。韩复榘带去的三个卫士和孙桐萱带去的一个卫士, 都被留在接待处。韩复榘同一些参加会议的将领, 一路谈笑着来到“副官处”。
一名副官迎上前来, 提醒诸位将领看看墙上的一张通知:“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 为慎重起见, 所有到会将领, 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 应将随身自卫武器, 暂交副官长保管, 给予临时收据, 俟会议完毕后凭收据取回。”孙桐萱见要把武器交出, 顿时皱了皱眉头。韩复榘倒没起疑心, 因为他看到身边的其他将领纷纷掏出手枪交给副官处, 取回收据。韩推了孙桐萱一把, 同时把自己身上带的两支手枪掏出来, 让孙桐萱一齐递过去, 就跟大家一起进了会场。会场是一座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
到会的约有四五百人。在最前列坐的都是高级将领, 除了宋哲元、邓锡侯、孙震三人身穿灰色棉布军服, 打着灰色棉布绑腿, 戴着灰色棉布军帽之外, 其余都是黄呢子军服。韩复榘是高级将领中最后步入会场的, 他穿着一身新的灰色棉布军服, 腿裹灰布绑腿, 腰里还扎着一条武装带, 嘴边蓄着一绺短胡子, 鼻子上架着一副黑墨镜。他显得很活跃, 同最前排那些高级将领一一握手问好, 尔后堂而皇之地坐在李宗仁与宋哲元的中间。这时, 讲台右侧的小角门一开, 蒋介石出来了。他穿着黄色呢子军常服, 照例带着白手套。一个中将级的侍从官员喊了一声“立正”, 并报告了到会人数, 蒋介石摘下帽子, 还了一个鞠躬礼。
既然是召开秘密军事会议, 总要像那么回事。大家坐下之后, 蒋介石摘掉手套, 笑着说:“好、好, 有的很久没见面了, 有的还没见过面, 今天在我讲话之前先来点点名, 见见面, 认识认识。”接着, 他就拿起花名册, 从第一战区、第一集团军按番号顺序点起名来。大概是为了对那些高级将领表示“客气”和“尊重”, 凡是战区司令长官、副长官和集团军总司令都不点呼, 对集团军副总司令, 只呼姓和职衔而不叫其名。军团长、军长和师、旅、团长则一一挨次点呼。
点名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蒋介石要开始讲话的时候, 那位中将侍从官突然想起委员长在西安事变中摔伤过腰, 于是对大家说:“委员长腰部还有点疼痛, 不能久站, 需要坐着讲话, 请大家原谅!”
蒋介石并没坐下, 他从上衣左边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布面很薄的小本子, 用手高举着说:“你们有谁带来这个的——《党员守则》?哎, 哎, 带着的站起来, 把本子举起来我看看!”结果, 全场有八人站了起来。蒋介石命他的侍从人员把这八个人的名字记下来。随后他又从右边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封面的书本, 高举询问:“带着这个的——《步兵操典》, 站起来!”结果, 全场只站起来一个人。蒋介石好像有点不大相信只有一个人带这本书似的。“还有没有?带着的站起来!哎, 哎, 哎?”一问再问, 站起来的还只是那一个人。蒋介石又命侍从人员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来, 他脸上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随即坐在了椅子上。蒋介石要开始讲话了。所谓开封会议, 实际上是会而无议, 只是蒋介石一个人训话而已。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蒋介石接着往下讲:“目前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受了一点挫折, 但国际形势很好, 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是得道多助, 而敌人则是失道寡助。我们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 而敌人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敌人并没有三头六臂, 并没有什么了不得, 只要你们能够服从大本营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 只要你们能够奋勇作战, 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 最后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刚才我对你们已经讲过, 只要你们高级将领能服从我的命令, 我就有能力指挥着你们战胜敌人, 我就不愧作为你们的统帅;只要你们是为了抗战杀敌, 不论你们的部队有多么大的伤亡损失, 我都负责替你们补充。可是, 我们有些高级将领, 把国家的军队视作个人的私有财产, 自从抗战开始以来, 一味保存实力, 不肯抗击敌人, 只顾拥兵自卫, 不管国家存亡, 不听命令。自由行动, 哪里安全就向哪里撤退、逃跑。试问, 这样如何了局呢?我能往, 寇亦能往, 你们跑到哪里, 敌人就会追到哪里, 最后无处可跑、无地自容, 终至国破家亡、一无所有。试问国家都没有了, 你们保存实力还有何用?况且到了那个时候, 敌人还会让你来保存实力吗?你们高级将领这样的做法, 难道就不怕天下唾骂吗?难道就不怕国法制裁吗?”中间休息时, 中将侍从官走下讲坛, 走到韩复榘的面前, 笑着对韩说:“请你稍等一会再走, 委员长约你说几句话。”
韩复榘心里“咯噔”一下, 但又无可奈何地跟着侍从官走到后台。刘峙 (国民党将领) 迎了上来, 身边跟着几个卫士和穿便衣的人。刘峙笑着拉住韩复榘的手, “委员长请你先上车”。外面早有一辆车停在那里, 韩复榘一上车, 两个人一边一个就把他夹在了中间。其中一个人拿出一张逮捕令给韩复榘看, 并对他说:“你已被逮捕了。”韩复榘这才恍然大悟。汽车飞快向开封火车站驶去, 只见沿途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 戒备森严。汽车一直开上月台, 停到一列待发的火车旁。两个特务把韩复榘从汽车里拖出来, 推上了这列专车。这时韩复榘才认出, 逮捕他的竟是特务头子戴笠和龚侧舫, 并由他们亲自押送。火车开动后, 沿途不停直达汉口车站。汉口车站也是戒备森严, 有五辆汽车等着, 四辆大卡车上全是宪兵特务。韩被押进一辆小汽车, 一直开到江边码头, 由专轮载车渡江到武昌, 交到“军法执行总监部”, 被软禁在一座二层楼上。
1月24日晚7时左右, 一个特务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他信以为真, 就随着那个特务下楼去。当他下到一半时, 突然看见院子里布满了持枪待放的哨兵, 心知自己死到临头。但他还想伺机逃命, 说:“我脚上的鞋小, 有些挤脚, 我回去换双鞋再去。”边说边回头要上楼, 他脚刚迈一步, 站在楼梯边的那个特务就向他的头部开枪了。韩复榘回过头说了一句:“你打我……”话没说完, 连续响起枪声。韩复榘歪着倒在楼梯上。他头部中两弹, 身上中五弹, 气绝身亡。
就这样, 这个独霸山东八年之久, 又拱手把齐鲁山河奉送给日本人的一代军阀韩复榘, 终于被蒋介石除掉。
在抗战中 篇2
在东北的初期抗战中，抗日义勇军活动的一年多时间里，可以说主体并不是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起到了指导的作用，抗日义勇军所做的奋起抗战就是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另外，共产党派出了一些党员到抗日义勇军工作，像杨靖宇、赵一曼等等，在义勇军里进行一些很细致的、具体的工作。同时我们党还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游击队，到1932年底、1933年初，随着义勇军的消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党发出的对东北各级党组织、党员的指示信以后，可以说东北抗日斗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我们党贯彻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义勇军余部、三民队等等抗日武装，在统一抗日力量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我们党为加强对东北抗战的领导，1934年9月，那时候中央在白区已经被国民党破坏掉了，中国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派胡平到东北，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具体指导东北的抗日战争，他进一步贯彻了反日主义策略，积极指导了反日武装斗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在1936年7月组建抗日联军以后，东北抗日战争开展得更是轰轰烈烈，规模比较大，范围比较广。在1939年10月到1941年3月，我们党领导的抗联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到了很大的抑制和打击作用。即使到了后来，到了1940年以后，在日军和伪军的联合讨伐下，抗联遭到了大破坏，3万人减少到了不足两千人的时候，我们党也没有放弃抗日旗帜，仍然在东北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东北抗联配合苏军收复东北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中流砥柱的表现，是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知道，中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要把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各个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战线，共赴国难。日本敢于侵略我们，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国共对立、内部不团结，不把一切力量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致胜的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形成和坚持过程当中，我们共产党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初，我们党就提出了愿意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1月26日，给东北发出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信，这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起到了好的作用。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对象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发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建立中华民族推进反日运动和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我们发出了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是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要求，强烈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仅是我们党自身，对凝聚整个抗日的力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促成的，“八一宣言”提出了以后，确定了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这个工作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会议之后，党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1936年8月25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毛泽东还多次写信给国民党政界、军界的重要领导人，包括写给蒋介石，也写给民主人士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收在毛泽东书信集里就有20多封，信中情真意切，表达了共产党强烈要求合作抗日的愿望。1937年我们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有原则地作出了重大让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全面抗战阶段，我们党在坚持和维护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提出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原则，处理和国民党的关系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等等，有力地维护了统一战线。
第三，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中国抗战起来了，怎么抗，怎么样才能把抗战坚持住，取得胜利呢？当时这个问题也提到了国共两党面前，对两党都是严峻的考验，我们共产党是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写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论持久战》，正确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了敌大我小、敌小我大、敌强我弱等等，预言了抗日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日本必败。这里也科学分析了我们的武器装备训练都不如日本，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需要长的时间，要搞持久战。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方针是符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的，因此这个方针也是被国民党接受的，实际上它成了整个抗战的战略思想。实现胜利是靠什么呢？国共两党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尽管国民党也认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共产党认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要靠人民，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动员民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进行战争，这是毛主席的名言，共产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致力于动员全民族抗战。首先，我们是以抗日的模范行动抗战，高举抗战旗帜，在这个抗战中，共产党确实是做得非常好，我们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同时动员人民，要给人民以利益，使人民在政治上享受民主，经济上得到改善，这方面共产党也确实做得很好。
第四，体现在坚持敌后抗战，形成和正面战场相结合的敌后战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按照分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联是担负敌后抗战的任务，与正面战场相结合。我们党在敌后极其艰苦、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和创造精神，很快打开了局面，这相当不容易。以后逐步使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有效地抵抗了日本的侵略，配合正面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62％到75％，伤日军52万多人，这个数字说明共产党人是非常了不起的，敌后战场在大的环境和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和正面战场比的，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五，体现在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首先表现在坚决抗日上，我们不但这样说的，抗日旗帜举的高，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的鲜血洒在抗日战争过程当中，国民党牺牲了200多万将士，共产党牺牲了50多万将士，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是不对的。自从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就给了我们几个师、几万人的编制，共产党军队在敌后获得了大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在同敌人作战得到的，但是国民党并不承认，当然也不给那么多的军衔，一个团很快发展到了三个团，这些编制是国民党不承认的，所以说共产党军队牺牲了很多将领也榜上无名。共产党先锋模范作用还集中体现在党的建设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这个时期，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非常好的，是民主的模范，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做到了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小老婆，三没有娼妓，四没有人发国难财等等。这不是共产党人自夸的，是国际上公认的，国民党人、民主人士，没有人不认可这点，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抗战之后不久共产党就同国民党斗争中得到天下。
在抗战中 篇3
2013年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13C20
本文试图就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粗廓的探讨，一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衡阳的抗战精神重放异彩，激励后人；二则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祭奠那些长眠在衡阳这块血沃土地上的国民党第10军将士，使生者无愧、死者安慰。
一
1944年，日軍为了逆转它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内心极度焦灼”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裁可。后来日大本营遂将此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一号作战”的主要内容是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日军称这次作战“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这次作战，无疑也是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跳”。
展阅大陆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史著或教科书，在论及豫湘桂战役即日本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的评价，往往都说成是“大溃败”。但从具体的局部的情况来看，衡阳一战则实属“例外”。
衡阳这一地方，战略位置极为重要。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就曾经谈道，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若失手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1425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2220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3000万石，还有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这篇社论继续谈道：“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担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手，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惧大后方的经济危机。
二
如果我们不只局限于豫湘桂战役，而把眼光放到整个抗日战争中去，溯渚史实，我们就会发现，衡阳保卫战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员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寨争夺战。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衡阳保卫战打了47天，而闻名于世的台儿庄大捷只打了14天，长沙第3次会战也只打了4天。台儿庄等战役，当时都是三面受敌，后方补给线始终畅通，特别是外围应援之友军都较围攻之敌强大，故能展开反包围，取得内外夹击之效果。非如衡阳之四面被包围，孤军奋战，即没有援军到达，又没有任何武器、弹药、粮食、药品补给。正如当时的新闻界评论道：“弹丸之地的衡阳，纵横不过数十里，陆上有强故四面包围，空中有炮弹毒气烧杀，处此危城，坚强的守了47天，真是不大容易。”
又有新闻评论写道：“衡阳孤军打了47天，这是一个世界共知的事实。”
从我双方伤亡的数字来看，当然，守备衡阳的国民党第10军只有7个团及配属的暂编第54师之1个营，共约18000人之兵力。从6月28日敌人发动对衡阳的第一次总攻，一直到7月底，经过一个月余的战斗，第10军伤亡非常惨重。军部直属部队已伤亡2/3，预备第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仅剩有400余人，各部中下级军官几乎全部伤亡，每一次战斗均要连升数个营长、连长。如在五桂岭争夺战中，第3师第8团半天之内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阵亡。当时受伤官兵很多。因无医药治疗，不少轻伤官兵自动重返火线，即使伤不轻且还能爬行的一些官兵也都愿意留在阵地中。至衡阳保卫战全部结束时，参加守城的国民党第10军将士约18000人，死伤15000余人，其中阵亡7600人。由此看来，在衡阳保卫战临近尾声时，军长方先觉与4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出的最后一电，称“我官兵伤亡始尽”，实在不是夸大之辞。
当时，围攻衡阳的日军是其第11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后因遭受我守城部队的英勇抗击，伤亡掺重。敌军第3、第13、第27、第34、第40、第58等师团调来大批部队增援，共计10余万人。据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资料记载，日军从6月23日至7月20日这段时间内伤亡军官798人，士兵19286名。7月20日以后，资料上只载有约计伤亡9100余人字样，并无确切数目，也未分别官兵。根据以上数字，得知日军攻占衡阳的伤亡人数共在29000人以上，几为我伤亡人数之一倍。由于日军的伤亡之惨重，致使“衡阳战役，真相被当时军方隐瞒，致日本国内人多受蒙蔽，至今仍未知其地名者，大有人在。”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战役的激烈程度、残酷性和惨烈性。在长达47天的衡阳战役中，日军统共向市区发动了3次总攻。在第1轮总攻中，日飞机不断前来轰炸，并大投燃烧弹。当时衡阳城区成一片焦士，殆无房屋可供燃烧。县政府附近之野战医院收容伤患官兵中，有700余名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其幸存未死伤患，只得分散各地，在破壁断墙下、炸弹坑中、破防空洞与临时掩蔽体中存身。医务人员因无卫生材料，对伤患无法按时换药；只能用盐水洗涤伤口，再用破布废纸敷盖而已。天热苍蝇太多，创口因污染而发炎、化脓、溃烂、生蛆者不可胜数。重伤者只有等死，甚少幸存。尽管衡阳为米市，主食本应不成问题，由于敌机日日滥炸，城区一片焦土，米仓被毁，官兵乃至无以为炊，炊事人员只得于断瓦頽垣下掘取烧焦成褐色的米粒炊成糊饭，佐以盐水，供官兵充饥。餐时，群蝇飞来争食，挥之不去。食后，官兵多腹中隐隐作痛，且常引起下泻，因乏医药，不少人相继死亡。日军竟然还不顾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当时据守五桂岭南端的预10师28团3营，除4人还在阵地外，80余人皆不幸中毒死亡。由于我军当时防毒设备极差，且数量不够，因而，在后来敌人施放毒气时，官兵只能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后捆于面部，毛巾上剪二圆孔，露出双眼，以能继续战斗。守地官兵中毒部分均类似灼伤，发生水泡，大如银元，肿高半寸，内为黄水，较小之水泡则为绿色。中毒者两腿不能直行。事后报经大本营经请美空军14航空队之化学战情报军官汤普生上尉详为研究，以黄色水泡系芥子气所致，绿色水泡则系路易氏气所致。
汤普生并信此种毒气为芥子气与路易氏气之混合物，由7.5厘米炮弹所散布者（见1944年7月7日重庆《大公》、《扫荡》等报战讯）。日军在进攻衡阳中所显露出的残酷性，连参加衡阳战役的日作战人员在战后的回忆中亦不得不了承认：“缅甸印巴鲁的作战，南方的戛措鲁卡那鲁、纽吉尼亚和大陆的衡阳，都是日军陆军高级指挥官的无能和参谋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战场。”
上述日军的凶狠残酷和守军的英勇顽强，我们可以窥知衡阳保卫战的惨烈之极。战后敌方战史资料称：“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8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则绝对正确。”战后日本的一些军人在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那次激战，不分昼夜，反复冲杀，血肉横飞，持续多日，据说其惨状与日俄战争攻夺‘二0三高地时一样。迄今为止，在我们脑子里还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抗战胜利后，以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等五人组成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文，就这样写道：“窃维抗战8年，大会战22次，而相持较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而牺牲最烈者厥为衡阳一役。……然以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3174名，而直接被杀伤、间接因饥病以致死亡者，又逾351038人，烧毁房屋45697栋，推毁大小工厂183家，荒废田土375000余亩，损失财产82204亿余元，论功位于苏联斯大林格勒，破坏程度比绪德之汉堡，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以故中央宣慰史刘文岛，美大总统代表哈里逊等，先后莅衡视察，咸言灾害惨重，甲于全国，载诸报章，共闻共见。”
在抗战中 篇4
一、国内此问题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基础文献较散乱, 有待于整理和利用。基础文献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29—1936) 》 (1982)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黑龙江党史资料 (第二辑) 》 (1985) , 选编了中共满洲省委指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早期文献、部分老同志的回忆录、访问录等。哈尔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哈尔滨文史资料 (第七辑) 》 (1985) , 其中收录了杨光华、冯仲云和李实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的回忆录。《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著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 (上) 》 (1987) ,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共满洲省委史文集》 (1987) ,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著的《辽宁党史资料第一辑 (中共满洲省委专题史料汇编) 》 (1987)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民主革命时期吉林省党的活动大事记》 (1987)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联合编著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89) , 历史档案真实详尽。《中共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编写组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况 (1919.5—1945.10) 》 (1994) , 作为一本史料书从总体上对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贡献进行了概述, 并且收录了在满洲省委工作的近二十余人的回忆录及李秉刚著的《辽宁人民抗日斗争简史》 (1997) 等。
专著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广恩主编的《中共满洲省委简史》 (1987) 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出版, 是最早对中共满洲省委历史进行梳理的学术著作。刘贵田的《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 (2001) , 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共满洲省委史专著。该书观点鲜明、条理清晰、史料翔实、论从史出, 论述了国共两党对日本侵略者的截然不同方针, 反映了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在共同对日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 实事求是分析有关人物和历史事件。深化了史学界对东北地方党史和党在白区、沦陷区斗争史的研究,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刘云才主编的《中共满洲省委》 (2008) , 该书全录式展现了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八年多的历史, 脉络清晰, 条理清楚, 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 记述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士兵运动, 以及党组织建设、党的活动方式等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与敌人殊死斗争的壮丽篇章。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黑龙江历史第一卷 (1921—1949) 上册》 (2013) , 对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历史贡献, 进行了详细的史实表述, 是当前研究此问题最权威的文献书籍。刘秀华著的《中共满洲省委史话》 (2013) , 是近年来满洲省委研究的最新成果, 以专题的形式, 从不同角度对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战中的地位及贡献进行了历史总结和理论概括, 该书集研究性和史料性于一体, 学术价值与工具价值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东北抗日联军史》 (2015) , 该书资料详实、内容丰富, 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展示了东北抗战英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阐述了东北抗联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揭示了东北抗日联军斗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该书的出版, 是东北抗日战争历史研究取得的一项新的重要成果, 为进一步深化东北抗日联军史研究创造了条件。据悉,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满洲省委史》一书, 已经进入统稿和修改阶段。
学术界以纪念中共满洲省委成立8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等纪念时间为研究节点, 发表了部分学术论文。重要代表性论文有刘贵田、王意恒的《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2005) , 文章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战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等方面阐述了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的领导地位, 其主要作用是从战略上配合全国抗战, 牵制敌人。刘贵田的《论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2006) , 文章强调了中共满洲省委承担起领导东北抗战的历史重任, 突出了中共满洲省委与东北党组织是东北抗战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王丽文的《满洲省委:让革命烽火燃遍东北》 (2007) , 从三个方面肯定了满洲省委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一是革命低潮, 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二是发动群众, 危急时刻与群众共呼吸;三是面对日寇, 保家卫国与东北人民共生死。常好礼的《中共满洲省委与东北抗日战争———兼评新著<中共满洲省委>》 (2009) , 文章梳理了满洲省委组织和领导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并从中共满洲省委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等方面作了较高评价, 肯定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历史功绩, 其革命烈士的壮举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献身精神。王恩宝的《中共满洲省委与东北抗战文化的发展》 (2010) , 文章突出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地区文化战线的反日斗争, 对于促进东北地区抗战文化的形成展开了论述。中共满洲省委创办革命刊物、创建抗日文化团体和领导东北作家和艺术家, 开展反日文学、文艺创作等形式, 有力配合了群众反日斗争和武装抗日斗争。马彦超的《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战的作用》 (2013) , 从中共满洲省委史东北抗战的思想指引者和东北抗战力量的组织协调者两个方面对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客观评价。
二、国外此类问题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此课题处于停滞徘徊状态。部分相关的书籍有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编辑的《满洲国关于赤化宣传事情概要》 (1927) 和《满洲赤化宣传运动概要》 (1928) , 日本殖民者在书中记述了苏联共产党与东北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及东北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吉林省档案馆编译的《东北抗日运动概况》是根据该馆馆藏的日伪档案《满洲共产反日运动概观》翻译而成。日伪文件中对中共满洲省委及其东北抗日运动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此文件是近年来日文资料记载东北抗日运动情况的珍贵材料。朝鲜出版了《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 (1930) 和《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等书籍, 是从朝鲜并肩抗战的角度来阐述东北抗战历史的原始材料和回忆录。苏联曾对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战有一定的记载, 尤其是苏联解体后, 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 也为研究提供了部分参考文献。苏联这方面著作有费多罗夫著的《满洲游击队的英勇斗争》 (1937) , 书中介绍早期东北抗日队伍的分布情况、规模及所起作用等。目前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整体研究的著作尚不多。在当前西方为数不多的研究著作中, 西方学者已经尝试从中国角度衡量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采用新的视角来审视战争和战争下的人。
三、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史料研究的意义及对策
首先, 通过系统的梳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战史, 可以较为系统地阐述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的地位及历史贡献所赋予的时代价值, 为学术层面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出引领, 以弥补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研究的不足, 此研究也对东北地方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学术价值。其次, 通过研究使人民群众准确地了解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胜利进程密不可分的联系, 理解和认识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东北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奋斗壮举、民族智慧、战略视野与宽广胸怀。最后, 通过对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作用及历史贡献的研究, 也相应地为教育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和黑龙江省的红色文化资源建设起到研究宣传和智库建设作用, 为黑龙江省早日建立起教育部东北抗联精神研究基地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作用及历史贡献研究, 在学术界虽然研究起步较早, 但是近年来随着共产国际的档案和国内文献的公开解密, 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随着国内史料不断的丰富, 国外有关的史料研究还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 这样才能立体、全面地通过丰富的史料还原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抗战真实历史面目。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篇5
论文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其中第一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第二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第三共产党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中坚。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对鼓舞群众、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键字：中流砥柱，正确路线，先进性，全面抗战，指导思想，先锋队，敌后战场
正文：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勇敢担当领导责任这场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各界同胞、各党派、各军队、团体及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抵御外敌入侵，最终取得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彻底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把争取抗战胜利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及其广泛宣传教育的结果。
首先，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选择正确。“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常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20日又发出《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这些宣言、通电和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愿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提醒全党“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毛泽东针对新的形势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领导责任”问题，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还把无产阶级能否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看成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且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勇敢地表明了担当抗战领导责任的态度，并且在政治领导等方面开始实施，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守军进攻，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对内对外是代表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实现自己的领导责任，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一是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捐弃前嫌，主动推动、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进行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根本的分歧。国民党坚持***，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参与的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针对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我党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党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就是在全面抗战中担当领导责任的重要体现。
二是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8月，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确立了在抗战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便独立自主地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从此，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逐渐被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所代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在防御阶段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一直退到四川，丧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断送了中国半壁河山。1938年10月，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军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2月，以国民党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充当了汉奸；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这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便落到了共产党身上。
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常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依托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二分之一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和其后各个根据地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和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9块，面积9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人；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后，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八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在敌后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伤亡6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要坚持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是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
三是共产党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但它在这个时期通过在不同阶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
“卢沟桥事变”后，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应坚持坚决抗战的方针，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贯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方向。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阐明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妥协、投降倾向增长。为争取一切力量团结抗战，克服分裂投降，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借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之机，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及时为全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中坚。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取得平型关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太原失守后，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基本结束。八路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与此同时，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也相继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敌后的全面进军，实际上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
第四，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民族利益的忠诚捍卫者，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党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党又明确指出：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伍，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为完成抗日这一艰巨任务而苦战到底。在抗日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党的先锋队性质，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沿，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塑造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坚强维护者的光辉形象。
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对鼓舞群众、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抗日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按照党的要求，在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广大民众前赴后继地投身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筑起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铜墙铁壁。
在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巨大的历史责任，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党豪迈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任务。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作用及关键时刻的作用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利益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的伟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明了抗战胜利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战的重要战场,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参考文献：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党史出版社，2002年
萨苏：在日本写抗战故事 篇6
很多人介绍萨苏的时候，称他是“军史作家”。这些年，他在日本的故纸堆中挖掘抗战史，自成一家。殊不知这位曾在北京保利大厦做侍应生的作家，所从事的是，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的工作。他何以走上写作，又缘何与军史结缘？
当北京“侃爷”遇见东瀛扶桑
由于父亲在科学院工作，所以上学后很长一段时间萨苏是在科学院数学所的平房宿舍度过的。在他的印象中，科学院宿舍和部队大院有些相似，一个单位的许多家庭住在一个宿舍里，邻里间有一般街坊的相互帮助，更有朋友之间的亲如一家。这家的父亲工作紧张之时，大体那家的父亲也是紧张工作，比如有个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下来，大概全院各家就都不能正常开伙了——由某个妈妈带着集体去吃食堂。
科学院的习惯是没有上下班的区别，所以家中就经常高朋满座，谈的都是一般人不明白的东西。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很好奇科问萨苏这个“知情人”，科学院的人平时都干什么。萨苏想了半天也琢磨不清，最后回答老师“他们数数，数啊数啊数啊数”。说完觉得还不够深刻，再画蛇添足加上一句“最后都数不清了”。
“数不清”的萨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也是阴差阳错。萨苏入学时是图书馆系，然后改成图书情报系，毕业的当口，又变成信息管理系了。一方面信息管理系最强的两门课就是计算机和文献检索，另一方面萨苏从中学毕业开始，就跟着父亲开始学编程。父亲工作很辛苦，萨苏有时给父亲做一点小助手的工作，算是帮大人节劳一些。这份经验，后来对萨苏从事IT工作有很好的帮助。
中国早期的网络写手，多从事IT工作，比如痞子蔡、李寻欢、邢育森等。萨苏也不例外。他从事IT国际项目协调，各国之间存在时差，这份工作有的时候要长时间加班，甚至等几个钟头直到对方可以开始工作。等待之余，干点儿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时候，有的朋友喜欢打游戏，有的喜欢打盹，萨苏则喜欢写东西。他的文字首先出现在“西西河”网上论坛，并被众多网友发现并被出版。举凡旧京掌故、父辈往事、儿时记忆、个人经历均可入文，又因写作是兴之所至，萨苏的文字幽默流畅，轻松坦率，又有深刻的思考。而他的旅日生活，又为他的写作掀开新的一页。
日本妻子“小魔女”
1995年，萨苏去嘉定讲课，结识了现任太太。那时她是萨苏公司医疗部的客户。萨苏讲课时讲了个有关日本入的笑话，众人哄堂大笑，他却不知道下面还有个日本人。她下课即来找萨苏，天南地北聊起来，由于她用的中国名字，普通话说的虽不太标准，并没引起萨苏的任何“怀疑”，他还以为自己邂逅了江南佳丽。后来“江南佳丽”调到北京，俩人来往更加密切，一同骑车出榆关，畅游北戴河，夜走津门，萨苏以为得一红颜知己。一日，萨苏母亲不放心，偷看儿子约会，回来讲这女孩子长相有点儿古怪，眉宇间宽阔不似中国人。这才空山大索，诈出真情：果然是一东瀛扶桑。
然而这时二人情愫已生，而种族家国之隔阂油然而生，委决不下。难以决断时，萨苏去找幼时相依为命的祖母。老人家详细问过前后，徐徐道来：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然后举她在沈阳时代的日本邻居。对一般日本人的情况，萨苏祖母也多有正面描述，比如日本警察比国民党的尽心敬业。当时萨苏哪知道老太太的心思呢？后来祖母告诉萨苏，对他太太印象很好，哪国人无所谓，人好最重要，试图力促这门婚事，所以不对他讲当年的事情。
结果，萨苏夫妻相识六个月后于北京结婚。按老太太的安排，他们没办婚礼，后来到南方旅游了一次。对于中日感情，太太非常简单：我知道你反日，我也不反对你这个，要是两个人结了婚，用中国姓以后和你一块儿反也行。当然中国结婚是不需要换姓的。
所谓“我愿随你浪迹天涯”，很多女孩子都可以说，而实际上女孩子多喜稳定，真的要是随着你漂泊万里，其中甘苦，就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能够承受了。萨苏的情形，大学毕业以后换了几个地方，北京，新加坡，圣何塞，奥马哈，东京，大阪，一路如风吹落叶，雨打浮萍，他感激太太始终和自己风雨同舟，乐乐在一起，苦苦在一起，因为丈夫调动频繁，自己稳定的工作也不要了，任劳任怨，始终如一。
妻子曾远离家人随萨苏在北京住了六年，条件颇为艰苦：曾和萨苏奶奶一起住在东四的老平房，用土暖气，也没有卫生间。为了让萨苏屋里暖和些，奶奶在冬天经常悄悄把自己那边的暖气截门关掉，而妻子又经常悄悄帮她打开，关掉自己这边的……因此，萨苏眼里，妻子是个为人和善也很受长辈喜欢的人。在随萨苏奔波的岁月里毫无怨言。所以，当妻子的父母在日本需要女儿照顾的时候，萨苏便毫不犹豫地陪着妻子在日本生活。
从日本史料中解读战争
有一次，萨苏到某个佛寺访问，偶然看到一个日军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说明，这个叫福井义的军官1933年战死在齐齐哈尔附近。
这让萨苏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的，而东北军是一枪没放就丢掉了东三省。那么，这个日军少佐1933年怎么会“战死”在齐齐哈尔呢？
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萨苏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出乎意料的是，在萨苏找到的文献中，有中日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不曾见到的。这次寻访还让萨苏发现了另一个惊讶的事实：日本现存文献保留了侵华战争的大量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很多材料读来栩栩如生。他产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从敌方的眼睛里，回看那段历史呢？而且这些材料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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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旧书肆、资料馆、日本老兵的家……在业余时间寻找史料，成了萨苏的_个固定工作。在这些资料中，他看到了一个个当年的中国人，他们或刚烈、或勇猛、或聪颖、或机变，用他们的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于是，每天上班跟电脑、数据打交道，晚上在网络上发贴子、写博客，一路走红、赫赫有名的“网络写手”萨苏，在写作《北京侃爷》《中国厨子》《嫁给太监》之后，有了一次“华丽”的转身。2007年，《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出版，萨苏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那些中国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国家义无反顾，捍卫国土。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的尊严。
201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70周年纪念，萨苏又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美史料相对照，全景展现了这一场历时400多天、跨越1600多公里的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的全过程，这就是《突破缅北的鹰》。书中首次披露了日军不忍提及的战事，中国抗战最辉煌的一幕、日本人在亚洲的三次全部被消灭的“玉碎战”。萨苏以“敌人之眼”描述了这支抗战时期被称为“天下第一军”的孙立人统帅的中国军队，如何与日军六个师团交手，歼灭号称“丛林之王”的18师团主力。对于牺牲的一万八千名远征军将士，萨苏写道：“他们的脉搏在和我一起跳动。他们战死在缅北的丛林中，没能回到自己深爱的那个国家，他们的躯体，埋葬在异国的土地上，头，都是冲着东方。那里，是我们的祖先，父母，兄长，小妹，妻儿所在的地方。”从他了解这段历史的一刻，已经决定来写这一部文字了，他称其为“一部中国人回家的故事”。
一个日本旧书商的电话
2011年，身在日本的萨苏接到一位日本旧书商的电话，说有人愿意出让一部分其先人留下的照片集，问萨苏有没有兴趣。根据描述，这部照片集的主人原是一名日本二战时期的下级军官，名叫“铃木”。此人1937年被征召从军，到达中国东北，在此期间拍摄了许多当时的照片。此人死后，其照片集被当作遗物送回了日本。此后，其后人又将它送给了一个老兵会组织，老兵会的成员都去世后，它又辗转到了书商的手里。书商提醒萨苏：集子中有很多当时战斗的照片，他认为这可能是萨苏想要的东西。
1937年，东北应该已经沦陷了六年，那里的日军在和谁战斗？
萨苏忽然意识到——那是东北抗日联军啊！萨苏说，“因为条件太艰苦，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史，极少有照片佐证，假如这部照片集和他们有关，其历史价值难以估量。”这些照片不是印刷品，而且是私人物品，从未对外公布，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萨苏买回这些照片，却仍然神不守舍，他总觉得那些照片在呼唤，同时萌生了要写一本书的念头。
萨苏说：“东北，是我国抗战史中，自然环境最恶劣，敌我力量对比最悬殊，拼杀最惨烈的战场，连抗日联军两任总司令都战死沙场。我国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显得破碎不全，特别是一些口述回忆，往往得不到史料的证实。……何不从敌人的镜头，来诠叙我们当年的抗战呢？”
两年后，《最漫长的抵抗：从日方史料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由西苑出版社出版了。萨苏根据照片按图索骥，对这些照片中的历史信息进行中日史料对照分析和考证，揭示了东北正规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地区1931年至1945年艰苦不屈的抵抗经过。找到了许多被埋没的人名和故事。他发现了抗战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位将领韩述彭。韩述彭受张学良委托，担任马占山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员，马占山遇伏时，他带领部分部队突围，吸引了日军的重点袭击，马占山趁机突围。韩述彭带领全体官兵拒不投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悉数战死或被杀害。韩述彭将军身负重伤数处，最后面部中弹，牺牲时年仅35岁。另一名牺牲在雪原林海中的抗联战士的照片，这名战士死去时依然保持射击的姿势和未瞑目的面孔震动了萨苏，他想象在百倍敌军的重围中，这名抗联战士边打边退，在这片松林中被敌弹击中，他卧倒，用手枪继续抵抗，又接连被命中，终于牺牲。
抗联军队的抵抗顽强而悲壮，带给萨苏深深的震憾。“战争是怎么回事儿呢，它就是把人生压缩到最短的时间，几十天，甚至几十分钟里面去，把你一生的美和丑都表现出来。你的刚强，你的软弱，都在那个时刻迸发出来。”萨苏说，“我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明白一个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在战争中，几分钟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这个时候看一个人是看得最分明的。”
对于萨苏来说，写历史和找到一手资料算不得困难，如何把照片上模糊的人物和背景与历史事件“对上号”则需要付出相当的精力。比如照片中有一张叫做火烧黑龙宫，这是赵一曼被捕的地方，他当即决定由此入手，了解整个故事。当这些碎片断断续续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历史的本来面目渐渐清晰。旅日经历给萨苏带来诸多便利，也使他在战争题材的写作之路上越来越专注。因为对于东北抗日这段历史，日本留存的资料相比国内要多得多。双方的史料互相参照，才能更接近史实。
（本文编辑 谢宁）
论美术教育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 篇7
1 抗战时期美术教育特点及内容
(一) 抗战时期美术教育特点
李大钊在广西的《战时艺术》发刊词中提到:"我们要使艺术真正成为大众的, 使大众能把握住这斗争的武器。抗战时期, 美术作品被看作是"辅助文字的不足, 它能使一般文盲感动, 而且最易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 为了将它广泛传播出去, 美术教育的历史使命也就因此应运而生。抗战期间的美术教育之所以搞得轰轰烈烈, 是因为美术本身不仅具有文化的开放性、层次性与整合性, 而且具有坚强的民族性、历史的传承性、政治的干预性和现实的能动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 迫使越来越多的美术家加入内迁的行列, 纷纷聚集在民族解放的光辉旗帜下, 以大众喜闻乐见、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 展示着民众生活, 体现着大众思想, 是所有抗战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结晶。
在民族危亡之际, 艺术以自身所特有的渲染力量鼓舞着整个中华民族, 支撑着抗战军民的战斗意志, 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完全胜利的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开展抗战美术教育就是为了教导大众学会使用这个强大的武器, 通过美术教育激励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 坚定大众的抗战信心。 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立场鲜明, 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抗战军民, 美术教育者们不忘初衷、牢记使命, 始终坚持"教育救国, 艺术救国"的教育宗旨, 遵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办学理念。始终把美术领域的教学思想与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紧密相连, 以开放、包容的态度, 对从事美术学习的学生给予思想启蒙和创造指导,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迸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二) 抗战时期美术教育内容
美术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术创作, 主要是指美术创作者借助相关书籍、报刊等美术载体, 运用特定美术技巧以及相关美术语言等表达方式进行创作的过程, 是将自身的艺术想象、审美感觉转化为美术作品的过程。 在抗日战争这样的特殊时期, 美术创作则主要是激发学生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 将对敌人的痛恨化作笔下的美术作品, 为全民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是美术鉴赏, 即个人根据自身具有的生活阅历, 受教育程度以及相关社会时代背景, 对美术作品产生直观的经验感受并给予相关评价。 通过相关美术的展览, 使群众逐步摆脱识字障碍, 以更直观的方式, 更加普及宣传抗战思想, 唤醒民族意识。 为了活跃学生们的创作思想同时增强其自身艺术鉴赏能力, 美术教育机构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办学如:定期组织大家外出写生, 开展相关展览活动, 邀请一些知名美术家前来授课、演讲等。
2 抗战美术教育的作用
(一) 广泛宣传抗战思想, 树立正确舆论导向
抗战时期的美术教育以广大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简单易懂的形式, 渗透着政治导向和道德约束, 更加生动、直观地向广大群众传播党中央的抗战政策与思想方针, 宣传对象更加普遍, 宣传范围更加广泛。 对于当时我国教育尚未完全普及、文盲仍占多数人口的国情, 美术教育更好地摆脱识字障碍, 辅助教育之不及, 利用美术为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引导民众跟从正确的方向, 坚定的奋战在抗战洪流当中, 为本民族的胜利贡献力量。
(二) 提高民众文化素质, 提供优秀抗战力量
艺术源于生活, 但又高于生活, 能够陶冶情操, 提升人格。但是,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艺术往往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距离自己的生活十分遥远。 而抗战时期的美术教育, 则是把艺术带到老百姓身边, 让美术走进民众的生活, 服务于大众, 让民众学会欣赏美术作品, 甚至学会美术创作, 能够将自己对敌人残暴罪行的愤怒与痛恨转化为艺术的力量, 使满腔的热血扩散到更多血肉同胞的心中, 从而服务于整个抗战大局。
(三) 激励民众抗战热情, 坚定民众抗战信心
通过美术教育倡导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并以美术形式反映抗战前线的战斗实况, 激发了广大群众为抗战热情而大声疾呼, 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与此同时也宣传抗战军民的英勇事迹, 从而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精神和战斗意识。 激励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去, 与血肉同胞凝聚起来, 铸成中华民族最坚固的钢铁长城, 团结一致, 并肩作战, 共同消灭敌人。
抗战时期的美术教育通过震撼心灵的艺术形式, 直观、生动的艺术语言, 向广大群众呈现了全民族抗战的波澜大潮, 激荡着民众的热血, 洗涤着民众的灵魂, 坚定了军民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抗战信念, 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的信心, 推动文化抗战的力量, 辅助军事抗战, 在整个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贡献着巨大力量。
参考文献
在抗战中 篇8
(一) 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旋律VS以娱乐化为主线
2015 年,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以下简称“抗日剧”)在各大卫视热播。 尽管数量较多,但是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抗日剧甚至出现夸张、雷人的场景,被网友戏称为“抗日神剧”。
综观热播的抗日剧, 其主旋律大多是为了彰显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作为20 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人类的和平事业。 历史不应该被封存,历史应该被永远铭记,而电视剧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再现历史和传承精神的良好途径。 抗日剧通过对抗战历史的再现和解读, 使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代价, 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激励中华儿女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在热播的抗日剧中,不乏一些具有思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的电视剧。 如《太行山上》,呈现了我军9000 将士挺进太行山,经过8 年抗战,发展成30 万晋鲁豫野战军的奇迹。 《东北抗日联军》全面展现了抗战期间东北人民奋起抗战的历史及东北抗日联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此外,像《东方战场》《黄河在咆哮》《吉鸿昌》及经典抗战日剧《小兵张嘎》《亮剑》《铁道游击队》等都是优秀的抗日剧。 这些电视剧,以史料为依据,真实再现历史,不夸张、不轻浮,较好地表现出中华儿女面对侵略者不屈不挠、 浴血奋战的精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是中流砥柱的事实。这些优秀的经典抗日剧将对电视观众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但是, 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娱乐化色彩的“抗日神剧”, 即以娱乐化的方式来演绎历史的影视剧。 这类影视剧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将娱乐性放在首位, 尽可能地利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能够吸引受众眼球的技术和元素,肆意对历史进行娱乐性修饰,人为降低电视作品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有的抗日剧几乎脱离了抗战的时代背景, 整个电视剧的布景、道具、人物装饰等都充满着现代气息,如果不是看到电视剧中日本军人的典型装扮,还真看不出是抗日剧。有的“抗日神剧”为了突出娱乐效果,居然在中国军民和日军的打斗过程中加上富有跳动性的音乐,仿佛就是一场闹剧,毫无历史严肃性可言。
(二)以经典故事、经典人物为原型VS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固化
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是抗日剧创作的宝贵素材来源。 抗日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这些经典故事和人物进行重塑, 能够传承经典, 启发人们反思战争,珍爱和平。 正确的历史观和真实的历史语境能够为抗日剧的创作确立“言之可为、为之可物”的历史坐标与叙事基点。[1]一些抗日剧的创作者正是树立了这样的理念, 创作出的抗日题材的电视剧才能赢得社会和观众的普遍认可。 如2015 年8 月央视黄金时段热播的《黄河在咆哮》讲述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故事,全景式地展示了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百团大战等抗战中的重要战役;《长沙保卫战》 以抗战期间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长沙会战为题材, 再现抗战的历史风云;《东北抗日联军》 则成功地塑造了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杰出将领———杨靖宇的形象, 展现了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后壮烈牺牲的英雄气概。 这些优秀的抗日剧,在真实和艺术创作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能够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 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具有观赏性和艺术性。
然而,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些抗日剧中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固化这个问题。 传统的抗日剧展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基本上是“高大全”的形象。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的英雄神话被瓦解,新的英雄模式陆续登场, 抗日剧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从曾经的圣坛之上走向人间,经历了从“精英英雄”到“江湖英雄”再到“草根英雄”的不断“人性化”的历程。 在“抗日神剧”中,“江湖英雄”“草根英雄”是典型的代表形象,他们一般不拘小节、大大咧咧,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浑身上下充满着“痞气”与“匪气”,但是在关键时刻往往英勇无比,识大局、重情义。 在“抗日神剧”中,英雄人物一般都具有以上特征。 这种人物形象的设计并没有因为鲜明的对比而使得英雄人物的形象变得高大,甚至还造成作假之嫌,使观众觉得人物的虚构太过离奇。 同时,在“抗日神剧”中,日本军人也被打上了“矮、丑、笨”的标签,几乎成了中国军民玩弄的对象。 这种固化和极端化的人物形象,在“抗日神剧”中比比皆是,这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另外,对中国军民和日本军人的形象也是随意设计, 甚至完全不负责任,这对我们国家形象的传播是极为不利的。 试想一下,日本民众看到这类“抗日神剧”会作何感想?恐怕不是对战争的反思和忏悔,而是当作笑料罢了。
(三)叙事视角多元、艺术手段丰富VS矫枉过正走向“类型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制作者在抗日剧的创作形式及剧本编排中加进现代元素, 以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观赏习惯。 所以,今天的抗日剧在叙事手法和创作风格上, 已经与早期拍摄的抗日剧有了很大的不同。 从叙事手法上看,以往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主要是讲述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彰显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而近年来创作的抗日电视剧,不仅仅局限于八路军的视角,有的则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以小见大,彰显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伟大精神。 此外,在以往的抗日剧中,较少涉及剧中人物的生活环境及情感,而近年来的抗日剧,增加了不少关于剧中人物生活环境和情感的内容, 不仅使剧中人物更接地气,而且也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更真实地了解抗战的历史及当时的战争环境。
不过, 这种发展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迹象, 一些“抗日神剧”甚至走向了 “类型化”的极端,“抗日”逐渐成为一种故事背景,其“内核”已经被替换成爱情剧、偶像剧,甚至是武侠剧。 在“抗日神剧”中,尽管“抗日”仍是主线,但爱情、枪战、武打、时尚、性感等元素都被裹挟进来,使得整部电视剧有抗战之名,无抗战之实。 甚至有人这样调侃“抗日神剧”:“刚开始看以为是金庸武侠剧,5 集以后发现是缠绵的琼瑶剧,最后才发现是武侠偶像剧。 ”
说起抗日电视剧的离奇、夸张情节,可谓五花八门。 有一把飞刀消灭敌人重炮的,有一颗手榴弹可以把日军的飞机炸下来的, 甚至还有徒手把日本士兵撕成两半的。 近年来,诸多编导将武侠元素融入抗日剧中,塑造了一个个武功盖世、身怀绝技、刀枪不入的抗日英雄,仿佛他们个个是神仙在世,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可以毫发无损, 一个人消灭一群敌人是轻而易举的事。 最有名的当属《抗日奇侠》,这部电视剧将缩骨法、易容术、鹰爪功、化骨绵掌等功夫演绎得出神入化,大大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 紧接着,在《一个鬼子都不留 》中,主角更是用杀猪刀、石块、飞针,孤身一人消灭一百多个日本士兵。 最近,“抗日神剧”又与情色挂上了钩。 在《边城汉子》中出现了不堪入目的对白和强暴画面, 该剧居然用大量镜头来详细描摹整个过程。 而在最近播出的《一起打鬼子》一剧中,竟然出现了“监狱调情,裤裆藏雷”的桥段,同时配以污秽的对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这些低俗化的桥段毁坏的不仅是抗战军民的形象, 而且对整个国家形象的传播也是极其有害的。
在艺术手段方面, 近年来的抗日剧大多借助技术手段、 视音频效果的设置及镜头剪辑等对战争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观众的现场感更强,如身临其境。 这对于观众全面地了解抗战的历史有积极作用。 “借助电视剧艺术地真实再现生活、细腻刻画心灵、揭示人的命运,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通过这些艺术手段,可以反映抗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和现实价值。 ”[2]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不能过度地使用艺术手段进行渲染,否则,只有艺术观赏性而没有历史价值的抗日剧, 与其他的战争大片又有什么区别呢?
二、抗日剧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作用
(一)经典抗日剧是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
抗日剧在我国一直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 它不单是作为一种影视题材来重现历史,更是“承担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3]。 在这种强调影视作品的宣传教化功能的背景下, 抗日剧成为官方支持的剧种,并且一直活跃于荧屏之上。 国家形象是“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对特定国家的物质基础、国家政策、民族精神、国家行为、国务活动及其成果的总体评价和认定”[4]。 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形象不仅是对外的, 而且也包括国内民众的评价和认定。
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上, 大众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大众传播,大众媒介通过媒介话语的传播来影响社会舆论, 实现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传播和表达,传播的过程就是在公众心目中“投影”国家形象的过程。[5]同样,影视作品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日剧作为一种再现抗战历史的艺术传播手段, 涉事双方主要包括中国和日本, 叙事内容基本围绕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展开。 它在传播过程中,直接涉及国家形象的建构,是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 当前,一批优秀的抗日剧,以抗战时期的历史背景为基础,再现了抗战的严峻和艰巨,传播了抗战的事实和真相,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永恒真理,具有观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此类抗日剧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然而,目前抗日剧中鱼龙混杂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抗日神剧”为了商业利润和收视率,不惜进行夸张的艺术加工,添加荒诞离奇的情节,不但有损抗日题材的神圣, 而且导致抗日剧给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
(二)“抗日神剧”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消极作用
1.解构历史:消解国家记忆
抗日战争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场劫难, 日军的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 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悲惨之中, 更有无数的先烈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带来的苦难与荣光已经成为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国家记忆,就是把大灾大难中的国民个体记忆上升到国家层面, 就是要把为国家牺牲的英雄放在忠烈祠里, 就是永远不能忘却遭遇不幸的死难者, 就是把悲伤与荣光共同构成的真相锻铸成国家历史,传之永久。 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至今已有70 多年历史,对于没有经历过抗战的人来说, 历史记忆只能来自抗战经历者的故事及传播媒介,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历史记忆正在变得模糊。 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盛行的今天,人们对抗战的认识大部分来自媒介, 而抗日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之中,许多受众会觉得电视剧展现的就是抗战的历史,殊不知这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尤其在“抗日神剧”盛行的今天,它的剧情安排、人物设置、场景布置等基本上都缺乏对史料的详实考证, 创作者也缺乏严谨的创作态度, 对抗战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常识进行臆断和编造, 将活跃于荧屏上的虚假的英雄形象和国家形象传输于受众头脑之中, 是对真实历史的解构,是在不断消解受众头脑中的抗战记忆。
2.消费历史:人间劫难成为赚钱工具
在一些抗日剧取得不错的收益之后, 更有大量的编导盲目跟风,投身于抗日剧的制作之中。 这种跟风导致大量粗制滥造、情节雷同、毫无底线的“抗日神剧” 的产生,“以错误的历史观念、 混乱的叙事逻辑、荒唐的情节设置、夸张的人物塑造和越轨的台词设计,消费这场人间劫难”[6]。 这种跟风的背后是商业利润的刺激。 “抗日神剧”集中反映了当前某些文艺创作者“为人民币服务”、缺乏专业精神和基本底线的不良倾向。[7]
同时,受众的“娱乐道德”也为“抗日神剧”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让·波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拥有“普遍”的好奇,总是怕“错过”什么,怕“错过”任何一种享受。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种或那种接触、 这种或那种经历会不会在你身上造成某种 “共鸣”。 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欲望,甚至也不是“品位”或特殊爱好, 而是一种被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8]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娱乐道德”成为受众选择“看什么”的标准,而影视剧制作者便循着这个标准, 为了争取受众而不断满足他们各种各样的需求, 使得抗日剧这种文化商品充斥于荧屏之间,满足受众不同层次的需求,甚至有些制作者为了吸引受众,不顾历史真实,将武侠、言情、色情等元素添加到抗日剧中,使得抗日剧不伦不类。
3.传播文化负能量
影视作品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影视作品承担着传播文化、 传递国家价值观念的重要功能,它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塑造国民精神品质和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电视剧的传播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抗日神剧”作为一种文化乱象,传递出过多的负能量,它没有实现提升国民认识战争,进而反思战争的目的,相反,它带来的只是受众在民族复仇心态下虚幻的满足, 带来的是迎合受众的低俗桥段及对历史的亵渎。
“抗日神剧”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的文化创造能力亟须提升。抗日战争为影视制作带来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应当如何通过影视作品演绎这段历史,唤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思?如何在历史教育功能与商业利润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抗日剧中将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态度及追求和平的理念融入其中,传递正能量?这些才是抗日剧创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我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民族历史的正确解读和积极传播,尤其需要我们警惕错误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态度给国内观众乃至国际舆论带来错误信号。[9]抗日剧涉及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国家文化的传播,我们应当通过这些影视作品,传递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和中国人民为维护和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国际上赢得广泛支持,挫败妄图篡改历史、否认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阴谋。
4.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前,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正面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这就需要我们的传播媒介发挥积极的作用, 影视作品也不例外。“抗日神剧”作为一种影视作品,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建构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离奇古怪、匪夷所思的桥段,表面上看是歌颂抗日力量神勇无比, 但实际上却是通过制造可笑情节贬低观众智商, 而最终变相诋毁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透支的是中国的军民形象和国家形象。
抗日剧作为一种展现民族苦难战争史的剧种,应当以一种理性的姿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艺术的手法展现日本的侵略行径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应当肩负起唤起民众对于国家复兴的希望, 承担起建构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表现形态的责任, 为打造中国正面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砖添瓦。
参考文献
[1]陈芳.抗战剧回暖引发的思考[N].光明日报,2015-07-20,(14).
[2]“抗战剧”热播彰显民族精神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4-09-13,(12).
[3]胡谱忠.大众消费主义文化里的“抗战戏/片”[J].当代电影,2012(10):99.
[4]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J].国际新闻界,2007(3):11.
[5]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J].国际新闻界,2002(2):61-66.
[6]杨洪涛.“抗日神剧”:历史不容亵渎[N].人民日报,2015-05-26,(14).
[7]杨洪涛.“抗日神剧”:历史不容亵渎[N].人民日报,2015-05-26,(14).
[8]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1—72.
在抗战中 篇9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战场,敌后战场
一、从中日战争的实际进程看, 解放区 (敌后) 战场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主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 国民党战场是全国抗战的正面的主要战场。在平津、淞沪、徐州、太原等抗战前线, 多数爱国将领和士兵血战沙场, 奋不顾身, 但由于蒋介石采取单纯防御的错误方针, 致使国民党100多万正规军抵挡不住日军几十万的进攻。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中国各大城市沦于敌手。相反, 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 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从日军手里夺回了国民党丧失的辽阔山河, 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2月, 解放区战场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 牵制日军40多万人;解放区总面积200余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600余万, 遍布于华北、华中、华南九省, 有力支援和配合了正面国民党战场作战, 拖住了日本侵略者的后腿, 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速决战略”, 使抗日战争成为持久战争。
在战略相持阶段, 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经过一年多的战争, 日侵者看到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 因此, 在他们占领武汉之后, 便将侵华的主要兵力转移到敌后解放区战场上来, 妄图迅速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 并以此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投降。而蒋介石统治集团由于惧怕国民党战场的失败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强大, 开始实行绥靖政策。所以, 在长达六年的抗战相持阶段, 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与日寇相持。保持了全国抗战的局面。
在战略反攻阶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区已在广大战线上向日发起攻击, 成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有力地配合了同盟国反法西斯的斗争。此时, 美帝开始推行扶蒋反共政策, 阴谋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蒋也加紧推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对方针, 充当美帝走狗。中国在这种形势下, 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矛盾出现的新变化, 及时调整了革命策略, 即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抗战结束时, 解放区的人口已增至13000余万人, 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等正规军也发展到了128万人。大反攻中, 歼敌23万人, 解放大小城市197座, 解放国土315000余平方公里, 为全面驱逐日寇于国土之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从日帝对华政策看, 解放区战场有力打击了其“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侵略政策
“以战养战”政策是日帝企图以疯狂的掠夺, 支持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以华治华”战场是利用汉奸走狗为其效力, 统治中国人。这两项政策是由日本国内实情及帝国主义扩张本质决定的, 是侵华日军两项基本的政治、经济政策, 是其赖以长存的拐杖。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使日寇无法从其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中国, 从而打破了日帝的如意算盘, 造成其致命创伤。
到1940年, 日帝能切实控制的地区只占华北敌后范围1/4左右。而且敌后军民不断破袭敌铁路、公公路、矿区和据点, 不时切断其交通运输, 破坏其经济开发, 使敌寇得不到充足的工业原料、燃料、粮、棉供应, 加剧了其战争消耗与先天不足的矛盾。同时, 采取军事惩办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办法, 瓦解敌伪政权组织和伪军, 给敌人“以战养战”“以华治华”政策极大打击, 使其侵略野心与物力资源贫乏的矛盾日益尖锐, 捉襟见肘, 顾此失彼。
三、从精神和思想看, 敌后解放区战场不仅维系了民心, 而且鼓舞了广大后方人民抗战的信心与决心
正面战场的失利, 国土的大片沦丧, 使广大敌占区和大后方人民惊慌失措, 悲观绝望, 焦虑不安。中中共创建敌后战场, 变敌人后方为抗战的前线, 使沦丧区人民绝路逢生, 重见天日;使广大后方人民消除了疑虑, 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
敌后战场不仅有力打击了侵略军, 收复了大片失地, 而且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敌后树立起一面抗战救国的光辉旗帜。它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战意识, 吸引着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 是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精神支柱, 是国内外人民心目中崇高的不倒的丰碑。
在抗战中 篇10
一、重庆抗战文化的政治价值
抗战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 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活的历史沉淀。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 抗战文化的价值内涵不断丰富, 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红色文化 (抗战文化) 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 其思想内涵和精神指向是个人政治行为有效性和可控性的调控指南, 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政治情感, 昂扬了全民族的精神风貌。
其政治价值, 具体表现为传播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规范政治行为、培养造就政治人才、和谐政治关系、推动政治发展等方面。
二、抗战文化的经济价值
根据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 经济是三种文明形态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 本质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内化为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 并将这种理念作为其内在的行为准则, 不断增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 以期最大限度地调动作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促进其又好又快地健康、稳定发展。
三、抗战文化的教育价值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诸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发挥着其它价值体系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体系的灵魂, 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价值指向和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自承一脉。抗战文化作为一种在革命文化土壤中生长, 同时又超越了革命文化内涵的新质文化形态, 不仅宣扬了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性和精神文明, 同时也折射出了革命先辈们崇高的理想和爱国情感, 并及时回应了当今时代的精神期盼。
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并存和快速转型, 抗战文化以其源远流长的深厚内涵对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四、抗战文化传播的具体措施
虽然如今红色文化的传播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 但是其仍然为陈旧的“从手段到目的”传播模式, 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有力支撑, 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因此, 红色文化传播工作需要做到形势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从平等的角度让所有传播者进行交流, 通过传播者的真诚与交流, 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共享。同时, 红色文化的传播工作需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继承像“红段子”唱红歌这样新媒介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形式, 又要注重像抗战文化等红色文化的传播。在丰富红色文化内容的基础上, 对红色文化传播的途径进行创新, 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动漫——融合背景下抗战文化的传播
动漫天生具有亲和力、幽默性、夸张、直观等特点, 符合当下人们偏好的直观简洁, 能够以简明生动的效果触动人心。
当今时代, 动漫已打破了“给孩子看”的思维定式, 受众群体由未成年人逐步拓展到成年人, 动漫题材也越来越接近现实。
由于动漫既是文化产业, 更是一种文化传播媒介, 它能够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且是与人们心灵相通的共同语言, 因此其也能够胜任促进重庆红色文化抗战遗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任务。
在抗战中 篇11
故事背景：孙伟是我在投资公司时的老师，我在投资公司工作那几年，屡屡听他诉说婚姻的不幸。前几天回投资公司办理档案转出手续，我再次见到已年届六十，被公司返聘的孙老师。午饭之后，在公司楼下散步，我终于听他亲口讲述了他曾经的不幸婚姻，也欣慰地看见了他离婚后与前妻冰释前嫌的释然。
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
笔者：孙老师，您就从您和您爱人当年如何相识相爱谈起吧。
孙伟：我和我的前妻刘芳从小就认识，我父亲和他父亲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两家条件相当，那个年代包办婚姻很多，我俩也算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吧。
笔者：您和您的爱人是结婚后才开始恋爱的？
孙伟：结婚后我们也谈不上恋爱，婚后就是柴米油盐的日子，原本就没有爱情的两个人，要在婚后生活中找到激情，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和刘芳之间，就从来没有过丝毫的心动和激情。我们俩结婚后，最初的日子里，还有些性的冲动和新鲜，可维持了不到一个月，问题就出现了，我俩是猫头鹰和百灵鸟，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刘芳喜欢晚睡晚起，我喜欢早睡早起，晚上她习惯靠在床头看书，直到12点多才关灯睡觉，而我习惯上床就睡，早晨不到6点就起来跑步。我们的矛盾从此就开始了，晚上我因为她开灯看书而迟迟睡不著，早晨她总是被我吵醒，然后也很难再入睡。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两个相爱的人身上，也许会因为相互的爱而彼此调整和容忍，可发生在我和刘芳身上，就很难调和了，因为我们谁也不爱谁，谁也不想为了对方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笔者：其实每对夫妻都有矛盾，生活习惯不同也是很正常的。
孙伟：我知道，可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很难调和的，我尝试过容忍，可没有感情作动力，容忍很无聊，甚至很可笑，谁愿意去为一份没有温暖的生活而委屈自己呢？
婚姻是把杀人的慢刀
孙伟：后来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问题就暴露得越多，我们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刘芳活泼外向、喜欢热闹、喜好社交和外出；而我内向沉默，不爱说话，不喜欢热闹的环境。刘芳和我完全玩不到一起去，周末刘芳不是要和朋友们去体育场打羽毛球，就是拉我去公园游玩，而我却只喜欢到某个固定的朋友家里去下下象棋或者到图书馆看看书。开始我们还彼此迁就，轮流陪同对方过周末，后来就不行了，谁也受不了对方的娱乐方式，真是你之鱼翅我之毒药，只好单独行动了。不仅仅是娱乐，就是吃饭、做爱，我们也很难契合，我从小胃不好，每顿都喜欢喝汤，喜欢吃馒头，而刘芳喜欢吃米饭，所以我俩始终吃不到一起去，只好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完全像是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单独生活。就连最简单的花钱，我俩都无法像别人家过日子一样有钱一起花。记得最初我把工资都交给她，可她买了一条围巾就花了200多块，那个时候200块是什么概念呀！我和她两个月的工资呀。当时把我气得半死，我骂她奢侈，她却说她追求生活的质量，难道一条围巾就代表生活的质量吗？最糟糕的是我俩脾气都特别暴躁，动不动就吵架，最后还养成了打架的习惯，弄得双方父母都很为我们头疼。
离婚，我最痛最苦的伤
笔者：既然彼此都无法接受对方，那您没有想过离婚吗？
孙伟：怎么没想过，开始是不敢想，那个时候的人比较保守，后来实在无可奈何了，就想离了算了，可是当时已经结婚三年了，她已经怀孕，我也只好忍耐再忍耐，怎么说我还是尊重她的，不能在她怀孕期间跟她离婚。孩子出生后，矛盾就更多了，以前是两个人吵架，有了孩子之后，就变成了为了孩子吵架。她是个独立自私而缺乏母爱的女人，孩子哭了闹了，她都会觉得厌倦，而不是发自内心地心疼。我原以为这只是因为她太年轻，还不会带孩子，可有一次，她带着孩子出去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竟然让不满周岁的孩子自己用筷子，结果孩子不小心摔了跤，筷子扎到了嘴里，把左腮都穿透了。为这件事情，我狠狠地揍了她一顿，从此她才不再带着孩子出去会友。
孙伟：孩子6岁之后，我们开始正式讨论离婚的问题。反反复复跟她说了很多次，她都不同意。有一年国庆节，我和她一起出去给双方父母买东西，本来打算买了东西就去老人家里看望的，结果逛着逛着我俩就吵开了，她一跺脚，就说，咱们离婚去！两个人回家拿了结婚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去了民政局，结果到民政局门口一看，人家国庆节休息，大门都关了，两个人才揣着满腔怒火回了家。那时我儿子彤彤都9岁了，我们回家取结婚证的时候儿子在家，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彤彤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小猫一样仰起小脸，小心翼翼地问我：“爸爸，你们离了吗？”那一刻，我的心里像有把钝刀在慢慢地割，鲜血淋漓。
笔者：离婚了，最受伤害的其实是孩子，哪个孩子不渴望一个完整温暖的家啊！
孙伟：就是为了儿子，我始终忍耐着，刘芳不同意离婚我就忍耐再忍耐，人生苦短，也就几十年，忍忍也就过去了。彤彤12岁那年，我遇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原来所在的局要派技术人员到德国的一家公司去学习，为期三年，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出国。我的各方面条件都够了，可就是因为我不善于钻营，没有给领导送礼，最后被别人挤掉了。这件事情之后，刘芳对我的态度让我彻底心灰意冷。最初我告诉她我十拿九稳要去德国的时候，她兴奋地抱着我说：“老公，你终于出人头地了，我总算没有白熬这么多年。”可当她得知我被人顶掉了之后，整整三天她都没有回家，我打电话她就说在一个朋友家。我不明白，难道你这样和我在一个屋檐下煎熬，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你的出人头地就是跟着我一起出国吗？
笔者：那后来呢？她回家了吗？
孙伟：刘芳是回家了，可她彻底打算离开我了，她整理了自己的东西，然后积极地办理出国的手续，她最终通过朋友的关系出国去了。而离婚的事情，就因为她的出国而搁置下来了。而我对她仅存的一点夫妻之情，也终于消散殆尽了。
笔者：那为什么您爱人不愿意离婚呢？您问过她没有？
孙伟：问过，她就是死活也不想离婚。原因她也说过很多，有时候说为了孩子，有时候说恨我，最好的青春给了我，怎么能就这样饶了我。我觉得她主要是心理不平衡，不甘心婚姻就这样结束。可她没想过，她这样耗着，不仅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她自己，难道这样拖下去对她会有什么好处？
孙伟：她出国两年后，终于回来和我办了离婚手续，后来把儿子也办出了国。她对我最大的伤害，就是把儿子带走了，因为除了儿子之外，婚姻里就没有别的温暖可言了。
笔者：后来呢，您就没有动过恋爱或者再次结婚的念头？
孙伟：没有，我怕了，婚姻是把杀人的慢刀，它把我所有的信念和动力都消耗掉了，也把我青春里所有的冲动和激情都葬送了。
冰释前嫌，共享天伦之乐
笔者：您的儿子回来找您了？
孙伟：儿子走后，经常打电话回来。前年彤彤结婚，他请我出国去参加了他的婚礼，看着儿子生活幸福，我心里很满足。就是在彤彤结婚期间，我再次和刘芳坐在了一张桌子上，几十年的恩恩怨怨，被岁月冲淡，彼此都已经老了。再次谈起当年的岁月，我们竟然都哭了，其实婚姻里真的没有谁对谁错，我们之间也并没有谁辜负了谁，只是我们都太年轻气盛，容不得对方迥异的生活方式。后来，两个已经半百的老人在彤彤夫妻的推搡下，终于拥抱在了一起。抱着彼此不再年轻的身体，几十年的辛酸和无奈一起倾泻出来，岁月叫人无奈，也叫人明白，其实，我们只是两个有缘无情的人。这些年，我们谁都没有再婚，我和刘芳都因为婚姻而一生不幸，我们唯一的共同收获就是这个儿子，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多和彤彤在一起生活几天。老天开眼，去年年初儿媳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孙女，彤彤把我接过去住了一年，在国外这一年，我始终生活在儿子、儿媳和孙女晓丹之间，刘芳住在附近，也经常去看望儿孙，我终于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快乐，感受到了天伦之乐。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年。
笔者：考虑到复婚没有？
孙伟：一切都过去了，爱恨都已经成空，我和刘芳现在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会打打电话。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儿媳、孙女和刘芳都能够健康快乐。伤害是相互的，这些年，她伤害了我，我也伤害了她。我其实还是应该感谢她的，因为她给我生了个儿子，她和儿子给了我人生晚年的温暖和关怀。
在抗战中 篇12
一、临危受命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在日军大举进攻下, 华北的国民党军队溃逃, 平津迅速沦陷。然而, 富有革命传统的山东人民,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 敌后抗日力量如雨后春笋, 蓬勃发展。1939年初党中央派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率主力一部和师直机关挺进山东, 展开对日作战。
自1939年起, 日军加剧了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山东成为日军重点“扫荡”地区。由于受到日伪顽联合夹击, 根据地不断萎缩, 抗日力量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 至1942年, 仅根据地面积就比1940年缩小了三分之一, 八路军减员了近四分之一。因此, “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1]269。而且山东抗战形势还有继续下滑的危险。
在此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 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在根据地建设、减租减息、对敌斗争、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导致山东抗日局势更加艰难。由此山东党政军领导人焦急万分, 多次向党中央电报请求派员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 理清工作思路, 扭转山东抗战的被动局面。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十分关心, 感到了山东问题的严重性。为此,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先后发去了三份电报, 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解决山东问题的严重关注, 要求刘少奇在前往延安经山东途中, 帮助解决山东问题, 扭转工作的被动局面。
二、春风化雨
刘少奇曾在1941年初领导中原局, 对山东问题有所了解。山东是共产党较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群众基础好, 又有战斗力较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如此严峻形势, 除了敌人严酷的扫荡之外, 主观上亦“存在严重的弱点”[1]269。这正是刘少奇急需解决的问题。
1942年3月18日, 刘少奇在一一五师十三团团长周长胜的护送下, 从苏北的新四军驻地单家港出发, 一路奔波, 晓行夜宿, 4月9日到达山东根据地滨海区刘湾村 (现属于江苏省东海县) 。4月10日, 刘少奇及随行人员顺利到达位于苏鲁交界处、群山环抱的滨海重要战略区临沭县朱樊村——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驻地。
为了尽快全面掌握山东的实情, 刘少奇通宵达旦地听取山东党政军领导人朱瑞、罗荣桓、陈光及萧华的汇报, 这些领导就各自负责的工作分别向少奇作了汇报, 检讨了工作过失, 下定决心, 共同努力, 纠正错误, 共同应对山东目前棘手的困难局面。刘少奇还大量阅读山东抗日根据地有关材料, 并积极地深入实际, 走访, 调查, 听汇报, 以获取第一手资料;还要求随行人员研读山东分局机关报《斗争生活》和《大众日报》, 认真分析问题, 陈述对山东问题的意见。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 刘少奇对山东问题逐渐有了全面了解。没有认真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 群众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不力, 没有完成中央给山东的既定任务;山东在锄奸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并没有及时解决;山东军事力量的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山东的形势十分严峻, 犹如一个大病缠身的人, 急需医病的良药, 人们将焦灼的目光投向少奇。
三、拨开迷雾
刘少奇认为消除分歧, 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是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1942年4月16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委员扩大会议, 共商解决山东问题的战略决策。
他认为抗战爆发后, 中共山东党组织克服困难, 坚持敌后抗战, 取得了很大成绩。山东在全国抗战全局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但是,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山东分局没有很好地贯彻党中央1939年底对山东工作要“争取优势”的任务, 造成了目前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致使在山东敌、伪、我力量对比关系中, 敌军最具优势, 顽军为第二位, 而我只处于最后一位的危险局面!”[2]29
1. 制定策略。
在这次持续三天的会议上, 刘少奇作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总结报告, 鼓励山东人民尤其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 增强信心, 消除分歧, 正视困难, 迎接新的挑战。但也指出了山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失误, 并对山东的减租减息运动、统一战线工作、锄奸工作和宣传工作等诸多方面作了重要指示。少奇的报告全面深入分析、总结了山东实际,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带有战略指导作用。
会后, 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及山东省战时工会等部门积极行动起来, 按照中央文件和少奇的总结报告, 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客观分析问题, 找出差距, 理清工作思路, 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已经有了实质性突破。以少奇的总结报告为指导, 山东分局委员会还研究制定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 客观全面总结了山东抗战四年来党工作的经验教训、取得的成绩, 也正确分析了山东当前形势, 制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4月25日, 山东分局在朱樊村召开地方领导人会议, 朱瑞书记代表分局向参会各级干部传达了分局委员扩大会议内容, 要求认真贯彻实施《四年总结》文件精神。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指出, 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时期基本的社会经济政策, 这是激发广大农民抗日热情的关键。他严肃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依靠群众, 树立群众观点, 切实关心群众疾苦。”他断言:“如果我们不帮助群众解决急迫的日常问题, 那么, 谁还会真心实意地跟随我们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呢?”[3]66
面临更加急迫的形势, 为了更好地贯彻文件精神、指导山东的工作实际, 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1942年10月1日, 中共山东分局正式作出如下决议:
“山东分局委员会会议在中央刘少奇同志直接参加与领导之下, 开始总结过去四年山东我党工作并讨论今后的任务, 分局委员会除一致同意这一总结精神及关于今后任务的决定外, 并决议将朱瑞同志传达总结的报告发布全党深入讨论和执行。”[4]57
2. 积极行动。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 山东分局对减租减息和工资增长政策取得了共识。在1942年5月4日的决议中将它们定为今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和“战略任务”。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内, 山东分局通过了一系列的有关决议和条例。在5月4日的一份补充指示中, 山东分局提出了一个分阶段、以合法斗争为主、激发群众抗战热情的正确策略:即先斗口, 后斗力 (用群众的力量) , 再斗法 (打官司) [5]280。“在农民与地主斗争起来的时候, 政府要进行调解, 勿过早亦勿过迟, 总以不使农民吃亏为标准。”[5]281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 分局要求各地要改变工作方式, 农救会应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 在新的环境下采取新的斗争方式, 在胜利之后要防止“左”的倾向, 要做好对个别地主的缓和工作, 但政府也应相当限制地主的反攻企图。山东分局很快纠正了工作上的偏差, 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由于“同志的进步, 工作的开展, 许多是及时与逐渐纠正过来, 或者在程度上已不大严重了”。所以, 分局领导的虚心检讨, 在斗争实际中不断改正与完善减租减息政策, 对于取得这项工作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在1943年8月的《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指示之决定》里, 他们认为在以前的工作中, 没有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同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发挥这项政策的巨大威力。反之, 在那些对根据地实情调研较好, 又认真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地区, “群众的抗日热情已经重新被激发, 并成为共产党的依靠力量……中上层人士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 开始信任我们……游击区人民人心向我, 地主回家, 难民灾民内逃, 根据地人民生活及民主秩序较前安定, 众多热血青年积极要求参加抗日斗争”[6]31。
为了能有效开展工作, 共产党各级组织要求干部们更加熟悉自己的业务。作为改进措施, 规定贫苦的荣誉军人、抗属及贫苦的鳏寡孤独残废等因缺乏劳动能力而出租土地或托人代种者不应视为地主, 应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商酌。至于工资增长政策, 《五年总结》强调, “减租主要减地主的租, 坚持实行二五减租, 但要按土地贫瘠程度, 酌情少减, 但必须允许地主赚取适当利润”[6]78。“减息是减重利盘剥者的息。继续进行增资斗争, 改善雇工待遇, 一方面不要使雇工遭受过分的剥削, 能维持与提高起劳动热情, 遵守劳动纪律;另一方面, 使雇主有利可图, 使富农的生产方式得以向上发展。”[6]78不断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以中央文件和少奇同志在山东的指示为方针, 是山东工作后来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 也是分局领导政治上成熟的重要表现。
随后, 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下, 山东的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至1944年12月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村庄达到1.47万个, 占当时根据地村庄的63%。蓬蓬勃勃的减租减息运动使数以万计的贫苦农民改善了生活条件, 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根据地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减租减息运动也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团结了真正抗日力量, 孤立了顽固势力, 同时也促进了其他工作的有效开展。广大群众铸成了一道保卫家乡、保护山东敌后抗日政权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1942年11月底, 刘少奇到达延安后,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山东工作, 中央对刘少奇在山东所做的工作表示充分的肯定。回顾刘少奇在山东十个月的光辉历程, 他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受中共中央委托亲自领导了山东波澜壮阔的减租减息运动, 山东各级党组织也坚定地正确执行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刘少奇还指导了山东的其他工作。因此, 山东敌后根据地正是以减租减息运动为契机, 实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根本性突破, 为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临沂党史委.刘少奇在山东[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
[2]李忠, 李建丰.刘少奇在山东[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3]王启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4]山东省档案馆, 等.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J].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 (9)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5]山东省档案馆, 等.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的补充指示 (一) [J].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 (8)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