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时代的贸易竞争

私权时代的贸易竞争（共6篇）

私权时代的贸易竞争 篇1

1 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贸易环境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2008 年世界整个贸易总量只实现了2%的增长, 明显低于2007 年6%的增幅。我国的贸易经济也受到重大影响, 2008年我国出口总额仅为100394.9元人民币。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复苏, 进入了后危机时代, 外贸形势略有改善, 但总体来讲, 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外贸企业仍然面临着不太乐观的贸易环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兴起

2008年金融危机后, 许多国家经济严重受挫, 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据世贸组织统计, 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新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远远超过贸易开放政策。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 2011年我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调查67起, 涉案金额59亿美元, 被调查产品主要涉及钢铁、机电等领域。

1.2 全球经济虽然复苏但不稳定

金融危机后, 在各国政府救市政策的推动下, 世界经济有所复苏, 根据IMF资料显示, 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3.9%, 贸易量增长5.8%, 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 产能过剩, 居民收入前景不明朗;金融体系的制度性风险和监管不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不良资产短期内难以根本消化等。这些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预计, 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将从2011年的5.0%收窄至3.7%, 低于近20年5.4%的平均增速, 全球经济的复苏仍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1.3 欧债危机使得整个欧洲经济不容乐观

在这后金融危机时代, 欧洲的经济却不容乐观, 相继爆出欧洲五国即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陷入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 为欧洲经济的复苏又加上了一层浓厚的阴霾。虽然近期欧元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援助, 将欧元区“防火墙”提高至7000亿欧元等, 但欧债危机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欧盟近年来又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欧债危机的加剧, 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着更为困难的外贸环境。

1.4 汇率频繁波动, 人民币连续升值

汇率的波动会对贸易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有时汇率波动的损失远远大于贸易活动的利润, 因此保持汇率的稳定性对一国外贸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自金融危机以来, 特别是欧债危机后, 美元、欧元等货币的持续疲软, 人民币的连续升值。根据中国外汇局数据, 2008年1月1日1美元可兑换7.29元人民币, 而到2012年的6月20日1美元可兑换6.3元人民币, 并且汇率变动的幅度比较大。汇率的频繁波动, 增加了贸易风险, 是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又一困境。

2 我国外贸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 我国外贸企业遭受了重大打击, 也暴露出我国外贸企业自身竞争力低下, 存在着种种弊端与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2.1 核心竞争力观念淡薄, 主要采用低价策略

我国大多数外贸企业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观念淡薄。一些企业由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损失了多次提升企业层次的机会;而有些企业则是一味地以低价格、低成本策略来寻求市场份额;这些外贸企业没有意识到核心竞争力在竞争中的关键性作用。

2.2 盲目多元化, 缺乏核心产品与技术

近年来多元化战略备受推崇, 很多外贸企业在自身还不具备较强竞争力的情况下, 盲目实行多元化经营, 而收购、兼并或新设的企业与外贸企业本身主营业务在整条价值链上没有丝毫联系, 分散了有限的资金, 造成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 大多数外贸企业缺乏自己的核心产品或技术, 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有力分析与预测, 而是随波逐流, 一旦同行业出现某种新的热销产品, 便争相模仿, 导致商品供过于求, 造成产品积压, 不得不降低价格以出售积压的商品, 形成恶性循环。

2.3 内部运行机制不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

我国大多数外贸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十分混乱, 国有的大型外贸企业则是所有者缺位和管理者的越位导致了经营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不清楚, 激励机制不健全;而私营的外贸企业主要都是家族经营方式, 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司管理制度。

同时我国的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外贸企业财务体制不健全, 会计账目不清晰, 导致其融资较为困难;而有些企业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信息管理机制, 使得企业内部信息流通速度较慢, 不能很快地对经济形势的变化迅速地做出反应。

2.4 外贸企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不高, 缺乏有力的企业文化

我国大多数外贸企业的员工学历比较低,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较低, 文化素质不高, 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同时很多中小型外贸公司的管理者眼界比较短浅, 比较看重短期的经济利益, 而忽视对公司员工的投资;而且综合管理能力弱, “用人唯亲”现象普遍, 打击了员工的积极性, 影响了效率;并且很多外贸公司忽视优良的企业文化的构建, 使得整个企业凝聚力微弱, 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不太和谐。

3 提高我国外贸企业竞争力的战略途径

在这后危机时代, 外贸环境依然严峻, 而我国的外贸企业自身又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一情形迫切需要外贸企业采取有关措施, 来提升竞争力。利丰贸易作为一家成功的外贸公司, 其相关实践活动可以为我国其他外贸公司提升自身综合实力提供有力的参考价值。

3.1 利丰贸易的实例分析

利丰贸易成立于1906年, 经历了从简单的采购代理到全球性供应链管理者的转变, 目前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非耐用型和大众市场型的消费品贸易商, 主要是为欧美客户包括连锁百货商店、超市及著名品牌公司提供高增值的采购服务。

作为现代出口贸易商, 利丰贸易的工作涉及从设计、采购到生产等供应链上游环节, 其核心能力包括客户服务、采购网络和管理能力, 而将非核心能力的生产、实际运输都外包给有能力的工厂和货运代理。利丰贸易并没有自己的工厂, 而是通过协调6000家产品优质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供货商进行生产, 满足客户对产品品质和交货时间的严格要求。

同时利丰贸易注重流程管理, 各部门都使用统一的操作程序, 利用统一的信息系统, 进行订单的输入、交货和收款等工作;管理者能通过信息系统随时随地掌握每个订单的实际情况。虽然客户和订单千变万化, 但是程序一致。有效率的流程设计, 使企业从上而下达到一体化的管理。

3.2 微观层面提升我国外贸企业竞争力的途径

根据我国外贸公司面临的严峻的外贸环境及存在的相关问题, 结合利丰贸易通过供应链管理提高竞争力的实例, 从企业微观层面, 我国外贸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战略途径可以有以下几条:

(1) 转变传统贸易观念, 专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我国的外贸企业应该树立核心竞争力观念, 通过对整个市场行情的分析和对竞争伙伴的标杆管理, 挖掘自身的核心竞争业务, 将非核心业务剔除或者外包。

(2) 加大研发设计及员工培训费用的投入, 提高员工文化素质,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我国的外贸企业应加大对研发设计的投入, 构建自有品牌;同时改善职工福利, 增加员工培训支出, 提高员工的各项素质;关注企业优良文化的培育,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 从而为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提供技术、人力及良好的环境。

(3) 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制度。

我国外贸企业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公司治理制度, 增建有关法律部门, 规范财务制度, 运用并推广相关信息系统, 改善员工绩效制度, 提高企业运作效率, 从而减少运作成本, 降低产品的总成本。

(4) 转变低价营销战略,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出口品牌战略。

外贸企业应重视出口品牌的建设,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和承接国际高端产业链向我国转移, 推动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 实现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比例的提升, 争取更多的出口主动权。

(5) 使用多种国际结算方式, 规避外汇风险。

我国外贸公司在进行外贸活动时, 选择坚挺的货币作为支付货币;同时灵活运用各种结算方式, 并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增值, 以应对外汇风险。

4 结论

在后危机时代, 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面临着市场需求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债危机加剧、汇率波动、成本上升、风险加大等情形;同时我国大多数外贸企业自身存在着缺乏核心竞争力、创新能力弱、公司内部治理混乱等问题, 说明我国外贸企业竞争力不强, 我国的贸易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国的外贸企业需要借鉴利丰贸易的发展历程, 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实行品牌战略、提高创新能力、健全内部治理结构等手段来提升我国外贸企业的竞争力, 改变这一不利局势, 实现包容性增长。

私权时代的贸易竞争 篇2

本文使用测度竞争力的三个常用指标来测度、比较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且在世界运输服务市场有重要影响的美、德、日、英、法的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

( 一) MOR指数

MOR指数即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为衡量竞争力的指标之一,计算公式为:

MORij为i国j商品国际市场占有率,Xij为i国j产品出口额,为全球j产品出口额。使用2008—2014年数据,代入( 1) 式计算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与主要贸易伙伴相比,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低于美、德、法三国,与日、英两国相当,美国该指数最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法两国该指数持续上升,但中、德、日、英四国的该指数却在波动中下降。所以从MOR指数看,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低于美、德、 法三国,与日、英两国相当; 中、德、日、英遭受危机的打击较大,竞争力呈下降趋势,而美、法竞争力却呈上升趋势。

( 二) RCA指数

RCA指数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广泛使用的竞争力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数据来源:使用WTO网站数据运用公式(1)计算所得。

RCAij为i国j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ij表示i国j商品的出口额,表示i国全部商品的出口额,表示全球j商品的出口总额,表示全球所有出口总额。一国某产业的RCA越大,则该国该产业竞争力越强: 若RCA > 2. 5 ,说明竞争力极强; 若1. 25 < RCA ≤ 2. 5 ,说明竞争力很强; 若0. 8 < RCA ≤ 1. 25 ,说明竞争力较强; 若RCA ≤ 0. 8 ,则说明竞争力较弱。使用2008—2014年数据,代入( 2) 式计算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的RCA远低于主要贸易伙伴,美、德、日、英、法的RCA指数均在0. 8以上,说明这些国家运输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法国的RCA基本在1. 25以上,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 而我国的运输服务贸易RCA基本在0. 45左右徘徊,表明我国在该服务领域处于劣势,竞争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美、德、日、英、法的运输服务贸易RCA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竞争力处于整体上升趋势,而我国的运输服务贸易RCA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态势,竞争力处于整体下降趋势。

数据来源:使用WTO网站数据运用公式(2)计算所得。

( 三) CA指数

CA指数即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从上述公式( 2) 可以看出,RCA指数只考虑了出口而没有考虑进口, 但CA指数既考虑进口也考虑出口,计算公式为:

CAij为i国j商品显示性竞争优势,RCAij为i国j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Mij为i国j商品进口额,为i国全部商品进口总额,为全球j商品进口总额,为全球进口总额。CA指数越大国际竞争力则越强: 若CA > 0,则竞争力较强; 若CA < 0,则竞争力较弱。使用2008—2014年数据,代入( 3) 式计算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在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除了德国,美、 日( 2009、2010两年为负) 、英、法的CA指数均大于0,说明这四个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强; 中、德的CA指数均小于0,而我国的CA指数小于德国,这说明中、德两国的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低于其他四国,而我国又低于德国,运输服务竞争力在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使用WTO网站数据运用公式(3)计算所得。

从MOR、RCA和CA计算结果的比较分析可知,美、 英、法三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最强,日、德次之,我国最弱; 经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处于持续下降趋势,与另外五国的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差距逐渐拉大。

二、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下降的原因

(一)海运企业货源不足,大量运力闲置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贸易量萎缩, 使我国海洋运输业遭受沉重打击,海运企业货源不足,致使运力大量闲置,近六成的干散货运输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 二) 专业人才严重短缺

我国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对运输专业技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持证远洋船员16万名,高级船员约占40% ,实际可用的高级远洋船员不足6万名; 全国大专院校年均培养航海类专业学生人数约4000人,而每年全国仅船员就需新增8000人,可见我国海运业专业人才供给与高技能专业人才需求之间的缺口巨大。

( 三) 未形成产业链,相关及支撑产业效率低

目前,我国部分运输行业支撑产业发展加快,如集装箱制造业,世界集装箱吞吐量前五大港口有三个在中国, 目前我国集装箱运输量占全球的20% ,集装箱吞吐量与港口货物吞吐量均为世界第一,但由于缺乏完整的产业链,难以对我国运输行业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另外,货物装卸、包装、仓储和港口服务等运输服务的配套和支撑环节管理水平较差且效率低,致使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较慢。

( 四) 境外公司承运比重过高

境外公司承运了我国绝大部分的货物运输服务,而由本土企业承运的他国运输服务却很少,使得我国运输服务进口远高于出口。据统计,我国运输企业运量已占全球运量的25% 以上,但船舶运力仅占世界的8% ,如果只计算悬挂中国国旗的船舶,由我国海运企业承运比重不足5% 。

三、提升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 一) 加大运输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目前的运输行业已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变为人力和实物资本密集型行业,以专业化的人才来推动运输业竞争力的提升。如前所述,目前我国运输行业非常缺乏既具备航运技术又具备综合管理知识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因此,运输企业、高校和政府三方应联合起来, 加强运输行业专业人才的投入和培养。高校需要将理论教学和社会实际需求相结合; 运输企业必须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 政府需为高校和运输企业搭建合作的平台。

( 二) 掌握货物运输权,加强供应链管理

为了规避运价变动带来的风险,我国85% 的进口商进口货物时习惯签订CIF价格条款合同,这就意味着国外出口商拥有安排货物运输的权利,而我国进口商无法选择运输企业。我国企业应向欧洲、日本企业学习,通过与船公司签订长期合同,在进口时签订FOB合同,使国内进口商掌握货物运输的安排。此外,以海运为例,尽管海运承担了90% 以上的国际货物运量,但其仅是国际货运的环节之一,还有海洋向出口国内陆和进口国内陆延伸的两个环节。我国企业习惯采用出口FOB、进口CIF的合同成交方式决定了我国海运企业承担的只是整个物流供应链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应提高运输企业的物流供应链管理水平,实现由单纯的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向提供综合物流服务转变,通过提供优质的综合物流服务来争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

( 三) 建立现代运输企业管理制度

我国运输企业资源配置陈旧,管理水平较低。据统计,2013年在承运中海油原油的船只中,36% 以上船龄超过15年,35% 以上属于单壳油轮,船只陈旧现象严重, 在国际海运中难以被承租。因此,我国运输企业应引入竞争性资本,打破行业垄断,建立混合所有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利用电子化运输管理和网络化运输控制等管理手段实现管理现代化。

( 四)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首先,立法支持国货国运。随着中国铁矿石、石油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的进口量持续增加,国货由外轮承运影响到了我国海上运输链的安全,使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政府应立法支持国货国运,以促进我国运输服务企业的发展。

其次,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积极推进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美产业结构调整契机,优化运输业的对外招商引资。运输行业先进FDI的引入,可提高我国运输企业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建设“一带一路” 的重点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沿线国家运输服务的国际化和一体化也将是“一带一路”的工作重点。因此,我国运输行业要充分利用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契机,带动运输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摘要：运输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货物贸易的重要纽带,受到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发展速度较快。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并逐渐从金融领域扩展到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对运输服务贸易影响较大。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比较指数三种竞争力度量指标比较分析了中、美、德、法、日、英六大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情况,数据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且无好转趋势。探析其原因在于,海运企业货源不足,大量运力闲置;专业人才严重短缺;未形成产业链,相关及支撑产业效率低;境外公司承运比重过高。以此提出提升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大运输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掌握货物运输权,加强供应链管理;建立现代运输企业管理制度;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关键词：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国际比较

参考文献

[1]宋颐.中国海运服务贸易逆差影响因素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0.

[2]何伟,何忠伟.我国运输服务贸易逆差及其国际竞争力[J].国际贸易问题,2008(11).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初探 篇3

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人格权。[1]换言之, 隐私权即为公民私生活与私人信息不受侵犯的权利。隐私权最早由美国的法官托马斯·库利在庭审中提出。后美国学者萨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在其论文《隐私权》提出保护自己独处、不受他人肆意揣测和议论的权利的要求, 这篇论文是隐私权的奠基之作。隐私权在大数据时代的新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扩大

大数据时代下, 传统上不属于隐私权的范畴的个人信息也成为隐私权的内容, 即为网络隐私权。个人信息通过计算机技术往往表现为数据, 这些数据通过计算机分析等手段可以反映个人隐私, 因此,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隐私权保护的重要部分, 网络隐私权成为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的重点保护对象。网络隐私权的内容包括网上注册信息、IP地址、邮件、账号秘密、访问历史信息等数据信息, 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姓名、籍贯、健康状况等身份信息。

(二) 隐私权的财产化趋势

传统意义上的隐私权具有人格权属性, 而网络隐私权更多地具有经济的属性。大数据环境下的个人信息能够给数据使用者带来经济利益抑或是给信息所有权人造成经济损失, 如个人网银账号和密码的数据信息泄露, 不法分子在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同时也损害了信息所有权人的财产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大量的经营者运用个人信息数据分析得到具有经济价值的信息, 降低了经济运转的成本, 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 网络隐私权不再是单纯的精神权利, 开始附上了经济价值。

二、网络隐私权罪与非罪的界限讨论

(一) 网络隐私权侵权的犯罪构成要件

第一, 此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一般要求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若其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导致他人隐私权受侵犯则不受法律的制裁。第二, 要存在侵犯网络隐私权的侵权行为。第三, 要有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既包括对权利人的网络隐私权造成的直接的损害, 也包括对其它人格权利如名誉权的损害。由于网络隐私权具有财产属性, 因此损害事实还可以是间接的对公民的财产权造成的损害。第四, 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即损害后果由侵权行为。对因果关系的确定, 当前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 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 只有当危害行为合乎规律地产生了结果时, 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主张, 根据社会一般人生活上的经验, 在通常情况下, 某种行为产生某种结果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 就认为该行为与该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相当性”说明该行为产生该结果是通例而非异常的。[2]在网络隐私权领域适用何种因果关系理论目前还没有定论, 笔者认为, 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中, 应以必然因果关系理论为一般适用, 将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作为特殊情况下的适用。

(二) 网络隐私的公私界限

确定网络个人数据的公私界限对确定网络隐私权所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具有直接意义, 这也是对实现公开与隐私保护的衡平提出的考量。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 大量的个人信息都被以数据的形式搜集和使用, 应用大数据的领域除了商业性质的公司、企业之外, 还有具备公益性质的各种组织, 如政府、各类行业协会等。大数据的合法合规利用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且对政府行政管理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因而, 大数据是革新经济运行机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个人信息正是构成这些大数据的基础, 如果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畴规定得过于宽泛, 则会限制大数据的合理利用和社会发展;反之, 如果规定得过于狭隘则不利于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因此, 要合理划定隐私信息的界限, 实现公民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然而, 这种公私信息界限的划定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数据信息是海量的, 同时也是动态变化和多样的, 采取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严格限制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是不切实际的。任何人在网际网络上所进行的活动点滴, 都构成自己计算机和联网计算机上的记录;同时, 对网络行为进行监视与追踪的技术日新月异, 在不为使用者察觉的情况下, 这类技术产品发挥在多个网站上收集使用者信息的功能。除了储存在计算机和网络中的个人资料、商业公司所收集和贩售的个人资料, 以及新兴监视软件或科技的发明之外, 网际网络自身的基本架构和特点也决定了网络使用者可以实时收集和传输信息, 网络本身就蕴含着收集和记录个人信息的强大功能。[3]可见, 单纯地划定公私信息的界限并不足以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不受侵犯, 而是应当加强对搜集利用大数据的行为过程的规范。

三、中外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

美国最早展开对网络隐私权的理论探索, 其相关理论制度和法律规制体系也相对较为成熟。美国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采取的是以行业自律为主导, 法律规制为辅助的手段。行业自律模式, 即提供网络服务的服务商、网络中介机构等从事网络服务提供的行业, 通过自律措施来规范自己在个人资料的收集、利用、交换方面的行为, 达到保护隐私权的目的。[4]在行业自律模式之下, 美国重点通过以下集中手段来保障公民的网络隐私权:行业内部规则的制定与遵守、网络隐私认证计划、提示义务、隐私性保护细则的制定、技术保护等。

欧盟采取了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模式———立法规制模式, 欧盟通过综合性的立法, 将隐私权保护纳入到一部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中, 予以针对性规制。[5]诸如:《欧盟信息保护法》、《隐私与电子通信法》、《欧盟信息留存法》、《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互联网上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一般原则》等, 这些专门性法律对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保护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美国的行业自律模式与欧盟的法律规制模式各有利弊, 美国的行业自律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有利于促进行业的发展, 减少法律规制对行业的限制;弥补相关法律规定的空白;实现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与公民网络了隐私权保护的平衡等。但这一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国家, 因为行业自律要求相关行业具备较高的自律能力和行业道德, 在法律规定较为薄弱的情形下执行力不强。欧盟的法律规制模式相应的具有以下优势: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给予网络隐私权强有力的而保障;法律执行力较强等, 这种模式也被许多国家效仿, 但是由于网络隐私权处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 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与稳定性较强的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有待解决。

对我国而言, 我们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即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形势和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保护状况等形势, 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在吸收欧盟法律规制模式的优势的同时, 也适当借鉴美国的行业自律模式, 实现公民权益与互联网产业利益的平衡。

四、完善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建议

基于上文对中外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的比较分析以及对互联网发展现状、我国法律传统的考量, 我国应采取法律保护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提高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业自律意识, 建立起有效的奖惩机制, 注重对个人隐私数据的技术保护, 同时也需提高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意识, 并加强国际合作。

首先, 在法律体系上, 应当考虑将隐私权规定为一项宪法性权利以使其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护。再者, 我国可以制定网络隐私权的专门立法。在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中, 很多国家的法制都很健全, 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也会单独立法, 专门立法甚至成为了一个国家流行趋势, 即使像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这种以前不曾专门立法的国家都通过了网络个人数据保护法对公民的网络隐私权进行专门保护。再加上, 我们国家到现今为止, 并没有一部关于隐私权和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 那我们就很容易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之上, 制定一部专门法, 对网络隐私权进行整个的合理布局, 使权利保护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6]

此外, 以行业自律为辅助手段, 制定和完善行业内部规则, 也可以借鉴美国的行业自律模式下的隐私认证制度, 由专门的网络隐私认证机构对通过资质认定的企业发放行业许可证。当前尚未生效的《网络安全法》草案对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的权利与义务做了初步的规定, 如其中的第二十一条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 应当及时告知用户并采取补救措施, 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在这里, 该草案确定了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

同时, 需提高公民的网络隐私保护意识,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络隐私权的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对网络隐私侵权的安全防范意识。此外, 也可以成立由志愿者组成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协会, 发挥社会公益组织的影响力, 呼吁广大网民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个人信息, 如安装具有隐私保护功能的软件, 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 使不法分子无机可乘。

摘要：自大数据时代以来, 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屡屡泄露或被窃取, 这不仅仅关系到公民的隐私人格权, 更可以通过电信诈骗等犯罪侵害利益相关者的财产权和人身权, 甚至对社会网络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因此, 在促进大数据发展的同时, 我们需要严格区分网络隐私权的犯罪界限, 并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 完善法网, 为大数据时代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保驾护航。

关键词：大数据,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8.21.

[2]周光权.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J].江海学刊, 2005, 3:119-124.

[3]周佳念.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的保护[J].法商研究, 2003, 20 (1) :25-32.

[4]刘宇晗.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J].中国律师, 2014 (2) :64.

[5]Stephen P.Jones.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Searches, Seizures, and the Concept of Fourth Amendment Standing[M].U.S.A:1997:940.

私权时代的贸易竞争 篇4

互联网时代我们的隐私受到了威胁, 而大数据时代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威胁。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在网络上的隐私, “网络隐私权”的概念应运而生。2013年11月26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致通过了一项保护网络隐私权的决议, 第一次确立了人权在网络上也需要保护。1

一、“网络隐私权”的概念

从比较法角度看, 各个国家针对网络上对公民信息的侵害进行了立法, 而其法律使用的概念各不相同, 有“个人数据”、“个人信息”与“隐私”等。其中, 使用个人数据概念的国家或地区最多, 主要为欧盟成员国。在普通法国家 (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除外) , 如美国、澳大利亚等, 则大多使用隐私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 则使用个人信息概念。

我国立法的专家建议稿中采用的是个人信息概念。主要是因在我国法律中, “数据”这一概念比较偏僻, 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普及, 而对于隐私概念的理解也比较狭窄 (主要将其当作名誉权的一部分, 且民法通则中并未明确提到隐私权概念) ;而采用个人信息概念, 除符合信息化和信息化法律体系建设的大背景外, 还可以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呼应。

然而笔者认为, 相较“个人信息”、“个人数据”等概念, “网络隐私权”概念最为妥当。对于专家提出在我国立法中尚未明确隐私权概念的问题, 笔者认为, 我国法律法规中虽没有出现“隐私权”的字眼, 但早已出现“隐私”字眼。2一切侵权行为救济的正当性来源于合法权利, 因此, 为合法有效保障公民隐私, 隐私权概念在法律上的确立至关重要。另外, 虽然法律法规尚未对“隐私权”概念作出规定, 我国公民对于“隐私权”概念却并不陌生, 采用“隐私权”概念从法律普及的角度看并无障碍。而鉴于网络中侵害隐私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与保护的困难性, 宜将公民在网络上的隐私权单独提出, 设立“网络隐私权”概念, 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 对公民在网络上的隐私进行更大力度的保护。

另外有学者提出, “个人数据”与“个人隐私”的概念并不一致, 应专设“个人数据”概念对公民在网上的信息进行保护。如有学者提出, “个人数据与个人隐私的最大区别在于, 隐私应该在性质上属于私人的, 属于未向社会公众公开的范畴。而个人数据则可能已经公开, 或本来就属于公共事务的范畴。”其以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为例, 认为其一般被归为已经公开的信息。另有学者认为, 个人数据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外延是不同的。隐私权只能保护一部分个人数据信息和其中的一部分权利。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并不仅仅限于隐私利益。

笔者认为, 学者提出的“个人数据”与“个人隐私”概念的区别, 为“个人数据”与传统隐私权理论中“隐私”概念的区别, 此区别完全可以通过“网络隐私权”概念扩大传统“隐私”的范围进行消除。既然已经有“隐私”概念, 再专门设置“个人数据”概念增加了成本;另外, 传统隐私权理论在互联网中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互联网上的隐私保护依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传统隐私权理论。因此, 采用网络隐私权概念比个人数据概念更为合理。

二、网络隐私权的主体

在大多国家的立法例与多数学者的主张中, 隐私权的主体仅为自然人。但有学者认为隐私权同样适用于法人和其它组织, 如金立琪学者曾对隐私权下定义为“指公民和法人对某个人秘密或企业法人秘密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笔者赞同将法人和其它组织纳入网络隐私权的主体。认为隐私权主体限于自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人格权, 具有人身依附性, 因此不适用于法人;第二,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隐私为商业秘密。

针对第一点理由, 笔者认为, 隐私权的性质属于具体人格权或是一般人格权尚有争议, 但据此否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隐私权主体资格未免欠妥;另外, 如前文所述, 个人隐私在网络上越来越体现出财产价值, 网络隐私权绝不仅仅包含人格利益。

另外, 笔者认为隐私权主体限于自然人的第二点理由在“网络隐私权”概念下同样不成立。在网络环境下,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隐私与商业秘密的外延并不重合:法人和其它组织的隐私包括商业秘密, 但商业秘密不能涵盖隐私的全部。除商业秘密外, 有关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不影响社会公益的信息, 也应属于隐私范畴, 如法人和其它组织内部人员信息及其人际关系等。这些信息会影响公众对法人和其它团体形象的判断, 从而影响其利益, 因此不能纳入其内部人员个人隐私中进行保护。在现实中, 公众可以了解实际情况而作出客观判断, 不设置隐私权对其进行保护尚无大碍;但在网络中, 因信息的片段性, 公众难以获知全面情况, 特别是当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形象被恶意损害时, 公众往往难以作出理性判断, 而企业和法人也容易因为不知情而缺乏丧失的机会。

三、网络隐私权的客体

对于隐私权客体的确定, 各国立法例中有不同的模式选择。例如, 欧盟以“有关一个被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的任何信息”的概括性方法规定了个人数据的内容;我国台湾地区以“个人资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统一编号、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健康、病历、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它足识别该个人之资料”的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方法确定了个人资料的内容。

笔者认为, 针对我国现在对网络隐私保护薄弱的现状, 采用与台湾地区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模式更为适宜。相较传统隐私权, 应对网络隐私权规定更为宽泛的客体, 包括个人信息和活动记录两部分。个人信息分为三方面, 一是身份识别信息如用户姓名、性别、年龄等;二是用户财产信息, 三是个人电子邮箱地址。活动记录指用户浏览过的网站、进行过的电子交易等, 根据大量的活动记录, 可以进一步分析用户的个人信息, 因此同样因对其进行保护。

四、网络隐私权的内容

互联网上信息的特殊性给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带来了困难, 为通过加强主体对其自身网络隐私的控制, 从而促进对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应赋予主体较传统隐私权更为宽泛的内容。笔者认为, 网络隐私权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知情同意权。主体应对个人信息被收集、利用、传播的范围和目的等情况享有被告知与征得同意的权利, 知情、同意权对网络隐私权的侵害起到重要预防作用。第二, 使用权。主体有权按照自身意志使用个人信息。但在允许主体通过使用信息获得利益的同时, 应限制信息的使用不得侵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益。第三, 控制权。主体应对个人信息的状态享有全面控制的权利。包括要求修改错误的个人信息以及在特定目的达成后对个人信息进行永久删除等。第四, 安全请求权。主体应有权利要求个人信息被其收集、利用、传播者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进行保护。第五, 司法救济权。主体应有权在个人信息遭到非法侵害时, 寻求司法救济, 请求适当补偿。

另外, 出于网络隐私权兼具人身和财产两方面性质的考虑, 有学者将网络隐私权的内容分为网络隐私人格权和网络隐私财产权两部分。笔者赞同网络隐私权兼具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 但认为据此将网络隐私权的内容进行分类并不妥当, 因为网络隐私权的某些内容既体现人格利益, 又体现财产利益, 因此不宜将其作此简单划分。

五、网络隐私权的限制

任何一个基本权利只要一行使, 就会产生社会关联性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拘束性, 这是因为每个人不能遗世而独立也。这表明, 不同利益间往往潜藏着冲突的可能性。当公民网络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价值追求发生冲突时, 应对其作适当限制。

(一) 言论自由对网络隐私权的限制

言论自由是普遍性的宪法权利, 也是民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权利。然而, 言论自由与隐私间常容易发生冲突, 此种冲突在互联网上更为严重。我们希望网络上的言论可以无限自由, 同时希望网络上的隐私可以严格控制, 因此, 在言论自由与网络隐私权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尤为重要。一个有效的方式是引入新闻价值标准。“为了调和侵权法中的公开揭露和言论自由, 当这个信息是‘大众合理的关切’时, 便不构成侵权。”这被称做“新闻价值测试”。根据新闻价值标准, 当信息属于“大众合理关切”范围, 应根据言论自由认定对其进行公布、传播等的合法性;否则, 应根据网络隐私权对信息主体的权益进行保护。

(二) 社会公益对网络隐私权的限制

社会公益是个人利益的拓展和延伸, 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应基于不违背社会公益的前提。因此, 当主体网络隐私权的行使与社会公益发生冲突时, 应对其作出适当限制。例如, 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须授予执法机关适当权力以发现和惩处犯罪分子, 此时可能使得公民网络隐私权作出一定牺牲。此外, 维护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如果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冲突, 应视其为对社会公益的违反而进行限制。

摘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确定“网络隐私权”的概念, 构建系统的网络隐私权制度十分必要。网络隐私权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 其客体包括个人信息和活动记录两个方面, 内容有知情同意权、使用权、控制权、安全请求权、司法救济权五项。同时, 网络隐私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言论自由和社会公益的限制。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网络隐私权概念,网络隐私权主体,网络隐私权客体,网络隐私权内容,网络隐私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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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立琪.民法教程[M].北京:百家出版社, 1990:146.

论网络新时代下的隐私权及保护 篇5

1、隐私权的概念及特征

在人格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隐私权是较晚出现的一种权利类型。它的诞生与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人格权比起来诞生的时间更晚。隐私权一语最早由美国法学学者布兰戴和沃伦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论隐私权一文》, 该文章表明了由于文明的进化及社会压力的增大, 使得人们对公开信息变得敏感, 且认为这种敏感应该被保护。他们提出“保护个人的著作权以及其他智慧或情感的产物之原则, 视为隐私权”的观点。随后, 隐私权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被承认并出台相关立法给予保护。现代隐私权的保护更走向国际化, 许多国际公约也对隐私权做了相应的规定, 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 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 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隐私权一词从出现至今, 没有一个公众普遍认可的定义。在我国, 一些学者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还有一些则认为, 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这些观点都较为系统的阐释了隐私权的基本内容。但笔者认为, 隐私权是一种私生活权, 它包括信息及空间隐私权、个人资料安全利用权、私生活安宁权和隐私维护权五个方面。而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主要涉及的便是空间隐私权方面。

隐私权具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 隐私权的主体具有专属性。隐私权的产生及存在都依附于特定人的精神活动, 而特定的自然人享有该项权利时不能将其转让给他人。由于法人没有精神活动, 因此并无隐私权可言。由此可见, 隐私权的主体只限于自然人并只限于特定的自然人。其次, 隐私权的隐秘性。这里包括两点, 一是指隐私权客体的隐秘性即内容的隐秘性, 其内容为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不便他人知道的个人信息, 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二是指隐私权的主体享有对隐私内容的不公开性, 法律保护这种隐私的存在, 并排除他人干涉。再次, 隐私权保护范围的限制性。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所承认和保护的隐私是要既合法又合乎道德的规定的。在此外范围之外, 任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他人都有权干预和揭露。最后, 隐私权具有可放弃性。隐私权的主体可以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披露, 也可以放弃隐私权允许他人部分或全部了解自己的隐私, 但同样的, 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内。

2、网络隐私权的概念和特征

网络隐私权是传统隐私权新发展, 是隐私权在网络时代下的新延伸。因此, 就其本质来看网络隐私权并非是一种完全新型的隐私权。有学者认为, 它主要是指“公民在网络中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复制、公开和利用的一种人格权;也指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与个人有关的敏感信息, 包括事实、图像、以及毁损的意见等。”它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为同意权;这点包括两层涵义, 首先是同意使用权, 即信息公布网站或其他个人原则上只有在征得信息所有人或信息主体同意后才可以对信息进行收集利用, 这是信息主体方资讯自决表现的一种;其次是同意删除权, 是指网站或个人收集第三人信息后, 一旦出现法定事由或者约定的事由, 信息所有人有权要求网站或者个人停止对其相关个人信息的处理和利用, 并对信息进行彻底销毁。二为保密权;保密权就是指信息的所有人有权要求网站采取足够且适当的措施以便保障其所收集的相关私密信息不会因外来风险而受到损害。三为确定权;是指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发布方对其存在不正确、不完整的信息进行补充更正或修改;四是求偿权。是指如果发布信息一方因所发布的信息对信息主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或者双方约定进行补偿。

网络隐私权除了具有与传统隐私权相同的主体的专属性之外, 还具有不同于传统隐私权的特性。第一, 络隐私权的客体具有特殊性。客体为权利所指向的对象, 网络隐私权的客体则为个人活动领域和个人信息, 这里所指的个人活动领域和个人信息是指那些不愿不便公开的那部分。第二, 网络隐私权与消费者保护联系在一起, 其内容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网络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捷消费机会, 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电子商务的兴起也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 并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 消费者在1998年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网络活动所产生的隐私权保护问题。第三, 侵权产生的容易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网络的高度开放性、快速流动性决定了个人信息一旦在网络上传播, 任何人都将无法控制其巨大的影响力, 使得侵权变得十分容易, 并造成极其严重且无法弥补后果。四是侵权的空间特定性和管辖权的不确定性。网络隐私权的空间特定, 即为网络, 正是因为网络的虚拟性导致其地域特点不明显, 当侵害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发生时, 很难确定案件的管辖权。

二、我国对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的现状

由于网络信息的流动性使得网络隐私权很容易受到侵害, 而我国目前的法学界没有一套系统的保护隐私权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关于隐私权的概念、特征、侵害形态、法律保护措施等具体相关规定。我国的《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容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究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些法律规定虽然提到了隐私权问题, 但仅仅对隐私权问题做了根本性的保护, 没有实际可操作性。我国《民法通则》没有直接规定对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但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格权为司法解释留下较大的空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8年1月26日) 第140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 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 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 造成一定影响的, 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行为”, 这一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公民隐私权利的保护范围, 弥补了民法通则关于隐私权保护问题的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1993年8月7日) 中强调:“对未经他人同意, 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 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 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虽然把隐私权范围扩大, 但仍旧没明确的提出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都有相关规定, 但都只是在不同的领域所涉及的部分隐私权而已, 很不全面。直到2010年7月1日新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从基本法的角度将“隐私权”写进了法律, 规定了侵犯隐私权等民事权益要承担民事责任。这部法律虽然意义重大, 但由于其规定简略,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权, 这样是远不能够的。

三、关于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问题的建议

1、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公民的隐私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随着近些年我国互联网的发展, 相关法有很大的完善, 但信息技术越来越重要的今天, 仅靠这些法条来维系整个网络社会中的隐私权问题是不可能的, 因此, 我国要从立法方面出发, 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第一, 确定隐私权独立的人格地位。我国目前的立法虽然有单独的将隐私权提出来, 但却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来保护, 更没有相关立法来承认隐私权独立的人格权地位, 不利于隐私权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将隐私权的概念、范围、法律地位和侵权后果写入相关法律当中, 以保隐私权与其他人格权处相同地位。第二, 完善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若将网络中的个人隐私看做是人们自己创作的独立财产, 则对隐私权保护的问题就能上升到知识产权层面。近些年来, 网站侵权的案件越来越多, 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侵权则站了大部分。因此, 完善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 使网站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侵权行为和后果等对于预防和处理网络侵权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第三, 制定专门的立法保护。我国目前法律相关隐私权条款规定都很泛泛, 一旦出现隐私权被侵犯的情况也很难有个评判的标准。因此, 对隐私权制定专门的立法条文来保护和规范, 明确细化隐私权的相关内容, 制定相关的权利范围及赔偿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有实际可操作性。第四, 加强与国际之间的立法交流。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 在管辖权、国际司法协作等方面遇到新问题时, 我国对隐私权的立法应当参照国际惯例或者国际通行的法律准则, 注意国际人权保护和区域性人权保护、隐私权保护的合作与国内隐私权保护的互动和交流。

2、加强相关行业自律力量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建立网络运营者的行业自律标准, 因此, 行业自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自律, 是指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应做到自我约束和控制, 自我规范, 不做不诚实守信和违反道德的事。目前的立法情况只有和行业道德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维持网络秩序, 保护隐私权特别是网络隐私权。

3、政府应加强监管和扶持力度

当下很多机构运用互联网来存储客户信息, 许多人的身份证, 电话, 住址, 甚至金融机构的银行卡密码等都储存在网络空间里, 这给黑客等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 人们的基本信息很难保障。因此, 政府应对可以获取私人信息的数据库进行技术性处理, 以保证公众信息的安全。同时, 政府在保证信息主体知情权、选择权和请求权的基础上, 应该大力扶植网络隐私保护产业。对这些产业加以保护, 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间接地保护了网络隐私权, 完善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制度。

4、个人的注意

网络中的个人隐私之所以被频繁窃取, 除了网络自身的特点之外, 还因为信息主体没有较高的防范意识。在个人资料的使用和处理等环节中正确并充分行使法律给予信息所有者的基本权利, 对擅自使用或盗取个人信息的行为严厉制止, 涉及法律层面的要运用法律武器积极维权, 只有这样才能限制隐私被滥用, 保护网络隐私权不受侵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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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于雪峰:《网络侵权法律应用指南》, 法律出版社, 2010年。

新媒体时代明星隐私权问题浅析 篇6

一、明星隐私权内容概要

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不愿被他人知悉的权利, 是每个公民基本的人格权利。明星当然具备这项权利。然而因职业的特殊性, 明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范围比普通公民小。比如, 娱乐资讯、娱乐八卦中经常出现的有关明星的身材、婚恋、爱好甚至丑闻等隐私的披露, 一般不构成对明星隐私权的侵犯。

虽然明星隐私权有所克减, 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需要得到保护的隐私权。因此, 媒体、公众在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时, 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律底线, 一旦超越这个底线, 就可能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对于媒体和记者来说, 新闻自由的行使不得侵犯他人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基本隐私权。

这些基本隐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明星的纯粹的私人信息, 如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 以及一些裸露裸体照片等;第二, 明星的私人空间, 如房间、病房、试衣间等等。媒体和记者如果肆无忌惮公开明星的这些隐私, 将在法律和道德上受到追究。

二、新媒体时代明星隐私权被侵犯现象愈演愈烈

新媒体时代, 人人都可以成为发布者、传播者。网络等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 负面影响不容小觑。明星隐私被泄露的渠道越来越多, 影响越来越广, 对明星的伤害也越来越深刻。

最显著的案例便是陈冠希艳照门事件。这些艳照的发布者是一些普通人, 但借助网络, 其造成的后果不亚于一般的新闻记者侵权。艳照一经发布, 便被那些看笑话的、不理智的网民疯狂转载, 众多一线女明星也纷纷中枪, 遭受谴责。然而, 大众狂欢、雀跃、批判明星的同时, 似乎忘记了谴责另外一群人:他们无视法律无视道德, 传播属于他人的隐私, 侵犯他人的权利, 对他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除此之外, 一些娱记、狗仔成员, 甚至一些媒体等, 常被名利、私利所诱惑、蒙蔽, 如“周一见”等这样的策划事件层出不穷。在当前激烈的竞争下, 媒体通过各种手段吸引他人的眼球本是正常行为, 可完全不顾当事人的心理, 不顾媒体伦理和新闻道德, 一味昧着良心搞策划搞情节, 这是绝不容许和提倡的, 完全有悖于职业道德准则。明星在这种情况下, 显然成了弱势群体。而多数人考虑其职业前途, 不会诉诸法律,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对于陈冠希、文章等当红明星而言, 他们借着原有的光环, 还有能力承受压力和伤害。而有些人, 在遇到这样的伤害时, 或许就不那么从容了。例如, 汶川地震中因背亡妻而成名的吴加芳, 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他本是个普通人, 因为偶然事件成了偶然性公众人物。他本应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隐私权, 可后来, 他所做的普通人都可能做的事, 在媒体那里被放大, 甚至歪曲。他闪婚闪离、不赡养老人的故事, 一度成了小报、论坛的头条。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网络等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 明星隐私有意无意被侵犯的现象, 每一天都在上演。某些新闻记者为了追求个人知名度或经济利益, 不断越过保障当事人隐私权的道德界限, 造成对当事人的伤害。

三、侵犯明星隐私权拷问媒体的良心

据了解, 新闻媒体最容易侵犯的明星隐私主要有:与性有关的话题;婚姻、恋爱、家庭情况;私人生活等等。这些被极力追逐和发布的隐私, 其实是由猎奇心理、哗众取宠以及金钱驱使造成的。如果媒介整日津津乐道于他人的隐私, 而忘却了自身的社会职责, 最终伤害的是媒体的公信力、健康的舆论环境、民众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通过这些被发布的隐私, 公众偷窥了他人的私生活, 获得了一时的快感。可是, 当事人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生活的安宁。客观的新闻报道、适度的舆论监督, 符合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 肆意炒作、无度追逐他人的隐私, 则超越了新闻自由的界限, 也违背了新闻伦理道德要求。

记者通过窥探、偷听、监视, 摄影、录音、录像, 骚扰、追逐等等, 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 满足了公众极不健康的窥私欲, 却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 放纵的结果只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

当然新闻媒体在报道时, 或多或少会涉及到一些私人情况, 过多的限制会限制媒体的发展。然而, 一个有品质的媒体、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 应该能在遵守新闻报道自由和保障明星隐私权之间找到平衡点。虽然传媒生态环境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但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 尊重个人隐私的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

一般情况下, 在涉及隐私问题时, 媒体往往占据强势地位, 明星处于弱势, 新媒体环境更是从程度和广度上加剧了对明星的伤害。一个理智的、优质的媒体应该从一些因泄露隐私造成的悲剧中, 总结教训、提高警惕, 加强新闻伦理、道德自律, 防止对他人隐私的侵犯。

四、媒体、明星、公众、社会怎么做

明星隐私权问题, 不仅仅是明星和媒体的问题, 社会、公众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只有明星隐私权、舆论监督权、公众知情权、社会包容度等各方面能均衡发展, 才能有效减少隐私权被侵犯的概率。

对于媒体来说, 需要思考在报道新闻事件时是不是非得涉及他人隐私, 能不能减少公开隐私, 如果非得为之, 那么侵犯的度在哪里, 从合理到不合理的转折点在哪里。媒体不能借口公众兴趣, 只考虑利益需求, 损害公众人物应该得到尊重的隐私权。

对于公众来说, 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媒介素养, 提高审美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在遇到特殊事件时, 应学会换位思考, 尊重他人的权利。尤其对于一些网民来说, 更需提高文化和品德修养, 遇事冷静理智, 为自己为他人营造较好的舆论环境。

另外,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养成良好的品德, 努力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 而不是靠一些花边新闻去吸引粉丝。对于不想公开的隐私, 可以加强防范和保密, 生活中低调处事, 从而有效降低隐私权被侵犯的概率。任何人在别人尊重你隐私权的同时, 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