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内贸易分析

产业内贸易分析（精选12篇）

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1

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

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分析中存在大量不同的度量方法,其中,Grubel-Lloyd指数在解释贸易模式与比较优势方面更为恰当,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产业内贸易度量指标,也是本文主要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Grubel-Lloyd指数分析法对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计算,得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表1是以1996年为基期,以美国统计局网站公布的SITC2位数为样本数据,计算得出的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Bj。

通过上表的Bj值,即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体不高,只在0.17~0.20之间变动,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96年~1998年为第一阶段,G-L指数基本上平缓,在0.17上下浮动,其变动幅度不大。

1998年~2001年为第二阶段,G-L处于增长阶段,从1998年的0.166上升至2001年的0.2006。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有增强的趋势,达到了13年中的第二大值0.2005,但仍然远小于0.5。

加入WTO后的2001年~2005年为第三阶段,G-L持续下降,回落到0.18左右的水平。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持续减弱。

2005年~2008年为第四阶段,G-L曲线又开始呈上升趋势,从0.18上升至12年来的最高点,达到了0.2093。

由此看来,中美产业内贸易程度从总体上说比较低,说明两国的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即两国的贸易结构呈现高度的互补性。原因是因为中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中美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曾呈下降趋势,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间贸易发展大于产业内贸易发展。在2005年以后,中美的产业内贸易有所回升,并在2008年达到了12年间的最高水平,反映出我国部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二、中美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分析

由于中美制成品贸易额占中美双边贸易总量的90%左右,所以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产业内贸易变化趋势。在68个SITC2位数行业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20个制成品部门来反映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从行业数据来看,在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较大的行业中,指数下降的行业明显多于上升的行业,并且指数下降的行业集中于那些近年来技术成熟加快的行业。根据各行业2008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和变化趋势,这20个行业分可为7组。2008年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明显集中于5个行业,其贸易额占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5.76%。其中化学原料及制品、专业科学仪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不断增长,尤其以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得最快,从1996年的33%猛增至2008年的98.18%,在12年间增长了65.13%,可以推断出中国该类产业的竞争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而有机化学和有色金属制造业虽然在2000年以前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呈增长态势,一度高达99%和96%,但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明显回落的表现,截止到2008年,这两个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对于2000年分别下降了27.9%和23.3%,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三、中美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初步分析

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在反映两国产业分工和贸易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片面性,其主要原因在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因此,分析两国间产业内贸易时,必须结合贸易类型进行分析。相应地,产业内贸易可以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IIT)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

据孔瑞分析,中美产业内贸易中在28个行业存在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只占13.4%,181行业存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86.4%。这种格局尚无明显变化。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数产品仍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少、需求弹性小的低档次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是半加工品和初级加工品,许多还是来料加工或装配制成品,而向美国进口的则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加工程度深、需求弹性大的高档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加之近些年来加工贸易的不断发展,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主导着中美贸易。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中美产业内贸易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且产业内贸易发展尚不占主导位置,两国仍然以比较优势进行贸易。所以,强化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依然是发展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战略。

摘要：本文以Grubel-Lloyd指数分析法对中美1996年～2008年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此期间中美产业贸易有所提高,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中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最高;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美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产业内贸易比重反映着一国产业竞争力,因此,强化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以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垂直差异化,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莫莎黄锐: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的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2～26

[2]沈国兵:显性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平衡[J].管理世界,2007,(2):5～16

[3]孔瑞: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看中美经济的依存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6,(9):41～47

[4]林琳: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33～39

[5]平新乔:产业内贸易理论与中美贸易关系[J].国际经济评论,2005(.9-10):12～14

[6]Grubel,H.G.and P.J.Lloyd,1975,lntra-l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l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London:Macmillan

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2

经济发展程度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

国家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国家的需求水平、技术差异、要素禀赋差异等,很大程度上是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关.当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这些因素处于不同水平时,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会出现不同的变化.

作 者：汪志刚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科技创业月刊 英文刊名：PIONEERING WITH SCIENCE & TECHNOLOGY MONTHLY 年，卷(期)： “”(3) 分类号：F710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   需求水平  成本差异  

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3

关键词：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

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及比较发达的海洋渔业产业，随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不断推进，中韩在海洋渔业方面的贸易往来不断深化。海洋渔业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改善国际分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渔业贸易水平等重要作用。研究我国与韩国渔业产业内贸易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了解中韩两国渔业贸易方式，为中韩更好地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调整我国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供重要参考。

1 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领域，其中主要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选择。张宏、从静（2006）把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产品差异化、国际投资、区域经济和地理经济作为中韩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构建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发现中韩经济规模的差距和规模不经济是阻碍中韩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而韩国对华投资和中韩区域合作对中韩产业内贸易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赵放，李季（2011）依据SITC 5-8类产品数据，对中日双边产业内贸易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不仅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中日人均GDP差异，市场规模差距也同样对中日产业内贸易有重要推动作用[2]，白霜（2013）则按照HS编码分类规则，对中韩贸易前10种商品进行产业内贸易分析， 发现中韩商品的出口和进口结构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因而在国际市场存在竞争关系，而中韩产业内贸易更多地依赖于比较优势，而不是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因而属于弱产业内贸易[3]；二是针对渔业产品的计量分析。崔茂森（2006）根据TC 指数的变化，胡求光、霍学喜（2007）使用资源禀赋系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竞争优势指数进行分析均得出了我国渔业产品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但是竞争力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邵桂兰（2011）使用G-L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趋势及各种水产品竞争力进行分析，得出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较低，但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为稳定，竞争力方面我国水产品总体处于优势地位，在大多数水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4]。

国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拓展。Christel Elvestad（2009）比较了智利和挪威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战略以及鲑鱼的市场准入，发现智利相对挪威更为成功，并强调挪威通过FTAs提高市场准入以求更好地与智利竞争。Max Nielsen（2009）又基于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鱼类贸易自由化对国家福利的影响，认为在对可再生资源非最优管理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过度开采，减少国家福利，并提出应制定合乎实际的管理计划加以监管；二是产业内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Kyoji Fukao， Hikari Ishido，KeikoIto（2003）通过采用日本电子机械产业对东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亚垂直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5]。P.Guillotreau（2000）对鱼类海产品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回归分析后发现汇率、贸易壁垒和地理距离对鱼类海产品出口有较大的影响。

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提出了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众多指标，发展了研究产业内贸易的主流方法，这些成果为深入了解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众多研究中还未有对中国与韩国渔业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做出探究。为此，笔者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韩两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回归检验，分析影响渔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为中国与韩国之间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提供合理建议。

2 研究模型与数据

2.1 模型构建

2.2 变量说明

现对上述模型中的各变量做如下说明：

（1）经济规模差距（DGDP）表示韩国与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差距。DGDP数值越大，意味着两个经济体规模差距越大，预期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所以DGDP变量的回归系数应为负值。一般来说，两国经济规模越接近，产业内贸易比例越高。预计韩国与中国经济规模差距越大，渔业产业内贸易会越少。此处两国经济规模差距测算，首先计算出权重指标：

其中，GDPK代表韩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C代表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利用这个权重指标ε再计算出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的指标DGDP[7]，公式如下：

（2）人均收入水平差距（DPERC），表示韩国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通常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和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函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特定产品的消费需求更高，从而提高产品需求差异化。人均收入差距被用来作为衡量对产业内不同品质产品需求的代理变量，如果收入水平相同或者相似，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需求模式以及消费偏好就相似，则产业内贸易规模就较大，反之产业内贸易规模较小。在韩国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指标计算方法上采用与DGDP相同的方式。

（3）外国直接投资（NFDIGDP），表示韩国外国直接投资（FDI）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流动，它绕过了关税壁垒，实现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地域性转移。这是因为被投资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等，节约了生产成本。但从东道国的角度讲，提高了就业率，有效地进行了技术转移，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愿意将本国的技术引入到所投资的国家，这也跟产品的性质、企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8]。在渔业中，韩国在中国的渔业投资会替代中国基础性渔业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也会促进中国中间性渔业产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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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贸易开放程度（TROPEN），表示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TROPEN此处理解为贸易依赖度或对外开放度指标，衡量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开放度。开放程度较高，代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深，从预期上来讲应该与中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系数更高。

2.3 数据来源

本文中韩渔业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按照产业分类的四分位数据来计算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数据、外国直接投资净流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ADB KEY INDICATORS数据库。结合以上数据，开展如下实证研究。

3 实证分析

根据报告期HS编码，03章有7类渔业产品，分别见表1。

3.1 G-L指数测算

根据联合国COMTRADE 数据库中2001年——2012年数据，首先核算0301---0307项目下，中国与韩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见表2。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在0到1之间，指数值越大，代表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一般情况下，当中韩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时，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此时认为两国间产业内贸易为主导，当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小于0.5时，则认为两国间产业间贸易为主导。观察以上表2的数据可得：中韩间0307项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其他项下很少有产业内贸易。

由于中韩间渔业产业内贸易集中在0307项下，于是以下实证分析采用中韩0307项数据为研究对象，做如下分析。

带壳或去壳的甲壳动物，活、鲜、冷、冻、干、盐腌或盐渍的；熏制的带壳或去壳甲壳动物，不论是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熟；蒸过或用水煮过的带壳甲壳动物，不论是否冷、冻、干、盐腌或盐渍的；适合供人食用的甲壳动物的细粉、粗粉及团粒

0307

带壳或去壳的软体动物以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活、鲜、冷、冻、干、盐腌或盐渍的；熏制的带壳或去壳软体动物，不论是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熟；适合供人食用的软体动物的细粉、粗粉及团粒

3.2 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检验

产业内贸易一般可以细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这两个指标可以进一步表明中国与韩国在渔业产业内贸易中的分工格局。其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指贸易品质量相似，只是在产品特性或属性上有所不同，它是基于消费需求多样化和产品生产规模化、专业化而发生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的是贸易品之间通常存在明显质量差异，它是一种基于产业内国际垂直分工的贸易形式。以下运用区分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广泛使用的方GHM法[9]，其计算公式如下：

3.4 回归结果及分析

此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将所得数据依据方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中日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在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中，LDGDP所代表的经济规模差距和LDPERC所代表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在回归结果中系数为正，说明两国随着经济规模差距越大，渔业产业内贸易会越大，与预期不符，此处主要是由于中国与韩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整体来说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居民所消费的产品多以低档或者初级产品为主，而韩国居民则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较大，随着两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逐步增大，两国居民消费出现两极化，低档或者初级渔业产品消费集中在了我国，而高档产品消费主要集中在了韩国。LNFDIGDP外国直接投资系数为正，表示韩国对中国的FDI投资对中韩两国渔业产业内贸易有促进作用，这说明韩国对中国的渔业领域投资使得一定程度的渔业产品捕捞加工技术和产业从韩国转移到中国境内，尤其充分利用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我国相对低端的渔业产品进行深加工，使得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再次出口到韩国，增加了中韩两国间渔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值。LTROPEN系数为正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处与预期相符，一国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则贸易便利性提高，其参与渔业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4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及影响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HS编码0307项下的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产品；中韩两国间渔业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辅以一定程度的产业间贸易；中韩两国经济规模差距、中韩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增大和贸易的开放程度的提高将都会促进两国之间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韩国对华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产业内贸易促进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以促进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第一，加大对渔业产品加工业的支持力度。中国现在渔业产品的出口还是以基础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因此我国政府应当从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上给予渔产品加工企业优惠与辅助，促进我国渔业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创新，生产高附加值的鱼类产品，在参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进一步提高中韩的贸易开放程度，努力构建和完善中日韩自贸区，充分利用自贸区带来的贸易上的政策优惠，尽可能减小中韩渔业贸易上的阻碍，努力提高我国渔业产品质量水平的同时，向韩国争取合理的进口质量检验标准，以提高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便利性。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韩国对华渔业类投资，带动国内渔业加工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在提高中国高档渔业产品出口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渔业加工产业取得迅猛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宏，从静. 影响中韩产业内贸易发展因素的实证分析[J].东北亚论坛.2006（03）：44-46

[2] 赵放，李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1（5）：47-56

[3] 白霜. 基于HS分类的中日韩产业内贸易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4] 邵桂兰.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与竞争力分析[J].东岳论丛，2011（5）：151-156

[5] Kyoji Fukao，Hikari Ishido，and Keiko Ito.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1）： 12-19

[6] 王三兴.基于Probit模型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差异研究：以中国和东盟产业内贸易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2（2）：72-80

[7] Falvey，Rodney E.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1（2）： 23-30

[8] 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87-93

[9] 范爱军，林琳.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5）：36-42

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与研究 篇4

产业内贸易又称双向贸易, 主要指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一段时间内, 工业产品中某一类产品既有出口贸易又有进口贸易, 即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 至少前3 位数相同的产品, 如中国从印度进口电子科技产品, 又向印度出口电子科技产品。

劳埃德—格鲁贝尔指数 (GL) 指数在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方面最具权威, 惯用公式如:Bi=1- (Xi-Mi) / (Xi+Mi) 其中Xi为产业的出口值, Mi为产业的进口值;Bi表示一国i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产业内贸易展现了特定国家对外贸易的实力水平。

2 产业内贸易外延

2.1 产业内贸易部分影响因子

产业内贸易受各种各样因素推动, 其中最基本的推动因素一般来说是用户购买倾向的多样性、跨国企业投融资行为。产业内贸易产品属性集中体现在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 标准技术产品或高技术产品, 它们之间具有消费可替代性, 或者生产过程中需要相近或相似生产要素投入。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 资源聚合优势形成独立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 主要指在同一产业内制成品双向流动。

依据国际国内先进理论成果, 依据同类商品的属性组合、品种差异、更新换代周期不同, 产业内贸易差异产品可以从三个维度去区分, 主要为水平差异产品、垂直差异产品和技术差异产品。国际上用户包罗万象的消费理念催生产业内贸易。上流社会消费者偏好高端商品, 中产阶级消费者则选择普通产品, 这种客观的消费现象引发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口产品等级不同, 形成垂直差异。产品技术含金量不同, 产品迭代版本千差万别形成技术差异产品。

2.2 产业内贸易常见模式

运输、信息、管理现代化的时代, 现代发达国家间的合作主导方式为产业内贸易, 其参与国际分工途径为产业内贸易, 发展中国家也加入行列。基于产业结构中的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不平衡, 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之间的差异性,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为产业内贸易提供广阔场景。因而新兴科技、电子等支柱产业跨越式发展, 助力规模性生产制造和消费者市场选择多样性。

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 市场化竞争体系愈演愈烈, 全球市场拓展机遇具有稀缺性, 跨国公司正是基于各国各地域的劳动力、信息化、融资能力、工业自然资源、消费市场、投资环境等因素考虑, 以最低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而制订投资计划的。跨国企业集团在全球进行基本类似的投融资活动是为水平一体化模型。垂直一体化模型则根据生产经营不同发展阶段和各地要素禀赋, 分散于不同国家或地区, 如设立于总部和海外工厂之间的纵向分工。现代标准化和柔性制造系统的存在, 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将先进的设施设备管理技术进行转移, 将知识密集性高端投资定位于母国, 产业链底层增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则定位于海外子公司。这是发达国家惯有的投融资模式。当两方生产资源不一致, 子公司就与它的母公司或另外有实力的子公司进行合作, 将中间产品或零部件加工后变为制成品即为垂直型贸易。跨国企业集团的垂直型内部贸易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表现形式。母国在投资研发机构和技术开发过程中, 会保持对东道国的技术优势, 自身实力也获得提升。国家的垂直型对外投融资与产业内贸易总量成正比, 利于外贸竞争力的提升。

与垂直型不同机制的是水平一体化模型, 跨国公司在投资地区创建独立的生产体系、加工体系以及销售体系, 由经济发展水平、公民收入水平、产品差异等决定的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因素拉动需求, 呈现规模化发展, 也是产业内贸易重要来源。规模经济的集聚效应符合帕累托定律, 提升母国外贸经济竞争力。上世纪中叶美国与欧盟之间相互投资额与产业内贸易正相关上升即为佐证。在科学技术、管理理念、产业升级、生产方式、营销渠道等方面都是双赢。诸多案例证实, 一国的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愈频繁, 产业内贸易额也会相应增多, 对外贸易竞争力也愈来愈强盛。

2.3 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

目前,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但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产品新技术研发上始终不具引领和知识产权优势。因而, 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绝大部分由垂直差异产品和技术差异产品导致。而两者的机制对于我国生产力和源头技术的提升有限, 更多是停留在劳动力就业解决浅层方面, 拉动的是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出口, 如轻工纺织家庭家具行业等的制造业, 形成的对外贸易循环为我国低端产品的进口满足高收入国家的低端消费群体, 外国高端产品的输出满足我国上流社会阶层。

而跨国企业集团在中国的投融资活动的产业内贸易基本上是垂直一体化投资形式, 将高精尖核心技术掌握在母公司中, 对于我国外贸竞争力提高产生不了实质性突破, 加工集群式发展也推进不了产业优化升级。相反, 水平一体化投资会为我们赢得吸取先进技术经验的机遇。

3 应对策略建议

基于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和我国实际国情的分析, 扩大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利于提高我国的外贸发展水平和经济实体的竞争力。2016 年上半年, 李克强总理提出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新战略, 以上海为试点建立高新技术示范区, 对已经运营的各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绩审评, 促进创新。积极推动产业升级, 大刀阔斧发展高新技术, 把技术优势与劳动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 在支柱性产业形成垄断性技术优势, 加速硬件软件更新周期, 以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简约精细化流程, 建设产学研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在高精尖产业、微电子、生物、航天、海洋等领域深入推进水平, 实现产业内贸易的升级。

4 结语

深度与世界接轨, 由内生动力与国际高精尖技术立于同一平台, 向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转化, 最终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贸易发言权。

摘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 国际上各个国家地区之间贸易迅猛发展。我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进出口贸易进入里程碑式的发展。但是实质性矛盾仍然突出, 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的部分领域对外贸易中处于劣势, 存在摩擦与壁垒。本文简略阐述产业内贸易基本理论, 研究分析其影响因素, 更多关注水平差异产品与垂直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因素, 试图探索规律, 促进贸易国际化, 增加贸易利益。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与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放, 李季.中韩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 2010, (03) .

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5

1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要素———理论回顾

从威廉·配第开始，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将人作为生产领域中主要因素加以详细研究。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优势理论研究都将劳动力作为生产领域中的唯一要素，并将各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作为贸易发生的根源。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从以往依附于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步转变为主导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其人力资本竞争优势的体现。

在国外学者约翰·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关于“个人财富”和“个人资本”的论述基础上，1960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其人力资本的理论，这五方面分别是人力资本的物质载体、形成过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最优投资对象以及耐用性。基于这五个方面的特征，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学说弥补了传统经济学说对经济现象解释的不足。

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者获取收入的多少存在明显差异，就人力资本而言，其产值贡献度和劳动回报率显然高于一般劳动者，国外学者明塞尔就其中的原因，通过收入函数的形式，指出受教育年限是劳动者获取收入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而获进一步扩展将工作实践中的工作经验也纳入了此收入函数中。工作经验既是劳动者教育水平的后续发展，也是一些受教育年限相对较短者对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有效补充。

国外学者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边际递增性，使得一国经济在资源约束的客观条件下，能够依靠人的创造将经济一直保持在上升的轨迹中。对于人力资本的获取方式，他也遵循了明塞尔的研究结论，即一种是通过正规（学历教育）和非正式（工作后进行再教育深造）以学校为核心组织使得劳动力获得人力资本；二是，以干中学的模式通过参与分工获取生产经营机会来获取人力资本。

国外学者罗默于1986年发表的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中，将知识进行了分类，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两大类。经过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他得出：对企业来说，一般知识可体现为通过成本节约来实现经济收益，是对现实已经存在的资源组合进行重新整合；专业知识则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递增收益，既是产业分工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未来发展必然趋势的体现；同时，他将生产要素划分为物质资本、非熟练劳动、人力资本以及新思想四个方面，这四类生产要素中对于文化创意产业而言，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正是把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技术、全新的表达方式等相融合的决定因素。

2文化领域人力资本的特性

第一，文化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与一般人力资本相同，文化人力资本在产权形态上也具有排他性、可交易性、收益性三个与物质资本产权一样的特征。排他性是收益性实现的必要条件，可交易性是随意性实现的充分条件。对于人力资本产权的排他性占有，既是对已经完成投资的补偿回报，也是未来继续实现劳动与智慧投入的动机，由此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可交易性代表了市场媒介发展深度，从不可交易到可交易，交易范围逐步扩大，金额逐步增加，体现的是分工合作引发的市场机会，对于更多的富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而言，必然是一个优先选择的领域；收益性是人力资本市场价值的体现，在经济发展模式逐步摆脱不可再生资源限制的背景下，如何增加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是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关键节点，不同于一般劳动力获取的工资报酬，人力资本收益性的实现与保障，是经济创新动力的来源，如果不能实现收益，则经济发展必然滞留在数量投入及压低价格的简单重复劳动层面，不能有效缓解对外部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不同于其他人力资本产权特征，文化人力资本的产权依附于产权主体，一旦出现盗版等违法行为，文化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会出现贬值并最终彻底消失，对产权所有者的积极性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会切断整个文化产业链条的正常运行。

第二，文化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从工作动机看，从事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对于文化艺术等的追求，是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的较高层面（归属、尊重、认知、审美、自我实现），一般企业的研发人员更注重市场中消费者的基本生活需求。文化产品的创作过程，既需要他们的创作灵感，也包含强烈的挑战欲望，是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因此，这类劳动参与者往往具有强烈的探索与求知欲望，能够将自身置于不同形式的生活体验中，完成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追求完美并实现自身的文化艺术价值。从投入资源角度看，文化创作资源既包括对过去文化的积淀的重新挖掘，也包括对外来新鲜文化事物的首次尝试，创作成果注重文化认可度，特别是来自于市场消费群体的认可度，其自身人力资本的艺术价值提升，也得益于来自市场群体的肯定。从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看，相对于企业的发展，文化人力资本的更注重个人作业技能的提升，企业无法通过边界远远小于其个人职业发展的边界，人力资本的流动性要高于一般企业中的人力资本。从风险收益的角度看，文化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过程，期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在成果出现以前无法给予正确的价值评估，这加大了风险性。

艺术作品往往在其本人辞世后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因此，需要一些新的模式来拓展文化人力资本的市场交易媒介，来减少风险的累积，另外，就是一些低成本制作的文化产品以快餐形式向市场提供，并根据市场反馈来决定未来的文化市场与创作。从团队协调角度看，文化人力资本的简单叠加，并不能获取理论上的资源凝聚效果，团队的组建与工作中的协调至关重要，根据前文所述子模性的市场特征，要突出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叠加，而出生的整体效果需要建立更适应具体工作情况的协调制度，让多方参与增加分工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3人力资本对文化产品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

第一，文化生产部门的技术子模性决定了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聚集，异质性人力资本正是文化多样性的有效载体。在国家贸易竞争中，要素禀赋近似的国家可以通过将人力资本配置于不同的产业之中来获取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某一行业中生产函数属性具有超模性，则生产任务之间存在互补性，则相似水平的员工必然聚集在这一行业中。这类产业的人力资本配置的结果，必然导致同质性劳动力聚集。与之相反，若一个行业中的生产函数具有子模型，一项生产任务的完成会减轻其他相关生产任务的压力。这类行业中异质性劳动力聚集，出口的产品是技术互补性差的`产品。德国的汽车与意大利的家具，日本的高端电子消费品和美国的软件产品与华尔街的金融服务。这种贸易模式体现出的是意大利和美国人力资本分配的多样化格局。在文化产品创作过程中，富有创意和创新性的劳动和其他一些水平一般甚至较差的劳动相结合的结果要优于所有劳动的中等水平的结果。明星演员与其他角色演员的合作，很可能会获取奥斯卡奖和艾美奖等重要荣誉，并使得文化作品获取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这就使得一国的文化通过这种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第二，员工能力信息不对称使得人力资本布局存在多样化，为文化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市场空间。从契约角度看，劳动合同中双方无法充分获取对方的完整信息，厂商或企业不能针对劳动者的能力制定最大限度的工作量，且在联合生产环节中无法有效区分个体的劳动贡献；员工很难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或者其他渠道获取公司的盈利状况以判定自身的劳动回报是否合理，因此，人力资本的配置出现了扭曲。中国的文化类企业过去以事业单位形式存在，集中度很低，竞争同质化、同构化。文化企业的员工不能有效实现自身的市场价值，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改革措施推出后，文化领域中最富个人创造力的劳动力个体会在财政税收、投资融资、资产管理、土地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安置、工商管理等创新制度的扶植下，优先选择在能够体现其能力的生产部门就职，而其他劳动力则不会做出类似的职业选择，因而国家之间、产业之间、同意产业内部就会出现差异进而导致贸易的发生。

第三，文化人力资本的配置调整将显着改变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非核心文化出口贸易的成长空间已经趋于极限，而以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核心文化出口贸易成为新的增长点。核心文化产品贸易出口会增加这一类企业的收入，鼓励有创新能力的个体进行创业，以实现其劳动绩效，加剧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迫使低效率的企业退出文化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同时，客观上推动文化领域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吸收并消化国外文化产品贸易中的先进技术与创新理念，增加他们的劳动力价值，有助于形成全产业链覆盖型的市场竞争主体。

4发达国家文化人才战略

4.1美国文化领域人力资本发展的成功经验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物质资源多于人口资源。鉴于上述基本国情，美国非常重视人才对于经济各个领域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国内教育投资与国际合作并行发展战略的实施，成功地将本国的文化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使得美国文化产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战略性产业。

美国本土教育体系发展完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比例高，在2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达到95%。在高等学府内设立了相关专业，并满足本土学生进修所用，哥伦比亚大学与纽约大学都在新闻传播专业在传媒领域享有很高声誉，但后者更注重商业新闻这一专业领域的报道。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注重新闻学的基本功，研究性课程为主，雪城大学硬件设施完善，课程内容也偏向学术型。电影类专业是美国学生实现导演梦和作家梦的必由之路。

除了保证本土对文化人才的培养，美国通过自身的移民法律，为全球范围内优秀的文化创意人才提供机会来参与美国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品出口的体系中。美国本土巨大的市场体系、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健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及发达的技术支持等，都是文化领域人才所看重的国别竞争优势。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好莱坞，能够实现专业化供应商和劳动力市场基础两种不同的外部经济，其根源是吸收了大量不同领域的人才，从制片人、演员、经纪人、规律与技术特效等方面的人才来自不同国家和领域，汇集在好莱坞。他们能够在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机会。国际文化创意人才将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与美国的制度优势集合，为美国电影进入全球文化市场中的细分市场缩短了文化距离，赢得了更多的消费群体的支持。

4.2日本文化人才培养的经验

，日本着名动画大师宫崎骏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荣誉，其获奖的意义不仅是个人的创新能力被广泛认可，而且也是日本动漫产业乃至整个日本文化从业者的肯定。

日本的动漫人才培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点，呈现金字塔式分布。基层是民间漫画业余爱好者，之上是有一定技能的专业绘画者，再往上则是动漫专业制作者，他们有能力将一般的漫画素材改造成产品，而最顶级的漫画大师则构成为这一人群的“领头羊”。

这些漫画领域中的创新人才，帮助日本动漫从国内一步步最终走向全球市场，成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日本文化出口产品。从动漫发展的确立时期到后来发展期，日本本土的动漫人才在吸收欧美文化降低出口的文化差异，题材与内容的甄选降低以消灭对外来文化的偏见，审美创意和价值取向拟合以最大限度融入各国文化风俗等方面，体现出日本自身的文化特点。

4.3韩国文化人才培养

韩国在本国国内文化产业发展与韩国文化产品出口的过程中，一直将人才作为发展的主题。通过本国的教育机构和海外发展经验引入来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造就一批具有国内外市场号召力的高端人才。

第一，人才培养遵循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保持文化艺术教育原创性与本源性的同时，围绕其可行的市场开发增加实用性教育，实用性教育的对象针对自文化经济发展领域，是在文化经济创新人才与文化艺术创新人才之间搭建有效的交流平台。艺术成果的转化有了通往市场的渠道，专业文化人才也有了稳定的艺术成果开发源头。双赢原则的实施，保障了韩国文化的市场竞争力，为其日后大量输出海外，成为“韩流”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培养专门人才的同时，加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体现了全方位覆盖的原则。以满足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为基础，重点培养领域包括电影、卡通动漫、游戏软件、音视频等依托高新技术创新的新业态文化产业，以应付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出口领域中的创作、企划、市场开发方面遭遇明显的人才短缺问题，提升本国文化人才体系的质量。

5中国文化人才的缺陷与改进

就全球文化市场来看，中国文化专业人才的创作能力、市场策划能力、衍生经营能力均处于产业发展初期，远未达到市场化竞争的所要求的水平。

创作能力的缺陷，体现在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加工能力薄弱，很难借助现代技术将已经存在的传统结构作品加以创新，以满足当代消费群体对文化作品的消费需求。市场策划能力是文化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转化的过程中，缺少专业人才精准的营销掌控，对市场的反应缺少正确的预期，因此，其文化产品的价值往往大大折扣；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却有着一整套完善的运营团队，可以通过对市场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将产品特色与当地细分市场需求恰当结合，做到产品市场价值最大化。衍生经营能力，是文化产品价值实现途径多样化的保障。西方文化产业强国在文化作品的市场化实现过程中，单一的票房收入或者版权收入并入整个产品收入的主体，相关衍生品，包括图书、游戏、人物玩偶等不仅扩大了收入的总量，更是将文化版权渗透到各个领域，由此保障了作品未来改版的潜在收益。中国的文化产品集中关注票房等直接收入，加大了投资风险，同时，不注意衍生品的开发，使得文化产品的潜在收益大打折扣。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文化人才培养与建设未来改进的空间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大学相关专业课程设置贴近市场，改变理论为主缺少实践的模式。可以考虑以案例形式结合理论，对市场数据进行产品维度的横向对比和时间维度的纵向对比，找出中国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差异并将其量化。

二是，“引进来”与“干中学”相结合。在中国日益开放国内文化市场的同时，业内参与者应该积极学习外来作品的经验，将外部引进的作品进行分解，识别国外作品，从中汲取国外市场的有效信息，特别是技术应用和艺术形式。

三是，职业化建设与走出去。目前，中国国内文化经济领域人才的职业化进程发展缓慢。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并没有长期规划，因此，稳定性不足与敬业精神欠缺。这些都对中国整体文化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应该支持文化领域人才职业化建设，从行业认证到个人与作品权益的保护，都给予制度支持。同时，鼓励更多团队走出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强交流的同时，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海外。

参考文献：

[1]郝荣峰.文化人才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9-210.

[2]韩磊，卞靖.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11）：76-78．

[3]李小牧，李嘉珊.中国文化贸易人才培养：实践、困境与展望[J].中国大学教学，，（11）：56-60．

中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状况 篇6

关键词：服务业 产业内贸易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研究产业内贸易以来，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服务贸易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向前迈进，其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货物贸易，在一些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但目前有关服务贸易的理论尚缺乏系统性，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多。

一、我国服务业状况

（一）我国服务业贸易进出口状况

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至2009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服务贸易出口额从1982年的24.76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1290亿美元(见表1)，而进口额也从18.65亿美元增加到1580亿美元(见表1)。从进口额和出口额的比较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从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一直到现在。说明我国服务贸易总体上还比较薄弱; 但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自2005年以来逆差正在逐渐缩小。由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相互制约的，如果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不平衡，那么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将受到极大制约。所以总体来讲，我国服务贸易虽正在稳步发展，但发展形势还依然严峻。

（二）我国服务业贸易产业内贸易状况

1、测算产业内贸易的指标

本文选取我国1982—2009 年的服务业贸易数据作为分析对象，主要运用Grubel-Lloyd公式和Brulhart(1994)提出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MIIT)，揭示了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静态指标——G-L指数。G-L指数(Grubel和Lloyd，1975)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测算产业内贸易的方式，这种计算方法目的在于衡量产业内贸易在全部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本文将运用G-L指数来衡量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静态水平。其指数公式为

B=1.0－|X－M|/(X+M) (1)

式中: B——产业内贸易指数;X——服务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口额;M——服务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口额。

由式(1)可以看出，B在0～1之间取值，越接近于1，表示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因为这时服务业的进出口相等;越接近于0，表示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因为这时服务业只有进口或者只有出口。G-L指數是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指标，不同时期的G-L 指数并不能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化给出指示。因此，只是简单地运用G-L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是不全面的，是有可能隐含严重错误的，因为如果一国产业进出口同比例增长，则G-L 指数就会失效。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还要同时引入另外一个测算指标，即作为动态指标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

(2)动态指标——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该指数跟G-L 指数不同，G-L 指数是对一定时期的存量进行测算，而这种方法是基于贸易流量来衡量产业内贸易变化的。其公式为

MIIT=（ΔX－ΔM）/(|ΔX|+|ΔM|)(2)

在式(2)中，假设Xt、Mt分别表示t时期的出口和进口，则相应的Xt－n和Mt－n分别表示t－n时期的出口和进口，于是ΔX=Xt－Xt－n，ΔM=Mt－Mt－n。该指数的取值为［－1，1］，若ΔX＞ΔM，则MIIT＞0，反之亦然。Brulhart指出，若某行业的MIIT＜0.5，表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反之表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即MIIT越接近于0，表示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服务贸易所提供的我国服务业各项数据，并通过以上指标对1982—2009年我国服务业整体及各个部门的进出口数据进行了趋势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2.测量结果

(1)静态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的服务贸易指数在1991年处于最低点，为0.729，其他年份基本都在0.8以上，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指数都在0.9以上。总体来讲，我国的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指数很高，也即，我国的整个服务行业的产业内贸易部门数量是在增加的，即我国服务行业正在向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转变。

(2)动态结果

上面的分析是基于G-L 指数对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分析，但其不能准确反映服务业整体及各部门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化，所以需要再引入动态贸易指数(MIIT)来衡量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发展变化，除了1995年为0.62>0.5，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以外，其它的各个年份均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三、结论

通过运用GL指数和MIIT指数对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得出中国服务业均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尤其是GL指数，在样本年度最高达到0.99，最低也在0.71以上。说明中国服务业整体上来讲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马剑飞，朱红磊，许罗丹.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M].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

[2]任靓,崔日明.中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

[3]曾国平,胡新华,王晋.对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状况的测算与分析[M].统计与决策,2005年11月

中日产业内贸易问题的实证分析 篇7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重要贸易形式之一。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大约有2/3的贸易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其中大约有60%的贸易量为产业内贸易所形成。对中国而言,产业间贸易对中国经济的“互补”作用已经日渐衰弱,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合作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此,应重视产业内贸易在中国外经贸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产业内贸易是相对于产业间贸易而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既进口又出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贸易活动,此处所指的同一产业内产品,是指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至少前三位相同,即至少同类、同章、同组的产品。

根据贸易产品的差异特性的不同,产业内贸易又可以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两类。所谓产品差异特性,是指垂直差异和水平差异。垂直差异是指产品在技术、品质和价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水平差异是指产品在品牌、色彩、造型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由于不同国家同一产业生产的产品存在着差异性的同时,各国消费者需求也存在着多样性,因此,当一国国内生产地产品不能满足全部消费需求时,便产生了从外国进口产品的动机,进而国与国之间便会展开产业内贸易。基于贸易产品差异特性的不同,产业内贸易也就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两大类。根据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成因可以确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一)国民收入水平

一般而言,相似的国民收入水平容易产生相近的消费模式。进而就会产生相近的消费偏好,这为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市场条件。根据林德(Linder,1961)的需求偏好理论可以得知,如果两国人均收入水平接近,则需求结构也接近,另外由于国内厂商提供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有限性的客观限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因此,国家之间开展产业内贸易成了一种必然趋势。事实上,需求偏好的相似性和多样性是国家之间开展产业内贸易的动因。

(二)规模经济因素的存在

规模生产对微观经济体产生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递增三种情况。所谓的规模经济效应就是指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追求规模经济的动机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首先,一国内部市场空间的有限性可能会限制企业达到规模经济状态,此时,向外国市场扩张就成为企业的选择。当两国相同产业内的企业均遇到此种情况时,两国之间就可能开展产业内贸易。其次,在当今国际经济中,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很多企业选择集中资源进行高度专业化生产以求在细分领域中达到规模经济状态,获得最大利益,这从总体上增加了国际贸易的互补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当这种国际分工在同一产业内展开时,同一产业内不同国家之间便有可能开展产业内贸易,并且产业内贸易规模也会逐渐扩大。

(三)区域因素

首先,在当前国际经济活动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体化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很低,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客观上使成员国之间的需求模式和消费行为的相似性接近,这些因素又带动了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往来的增多。另外,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往往意味着其文化特点和消费习惯越接近(排除宗教,政治形势过于复杂的特殊地区,如中东地区),加之相比其他地区贸易往来更低的运输成本,使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往来更多。

(四)科学技术水平

从一国整体来看,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既有可能是对水平差异产品的需求,也有可能是对垂直差异产品的需求。当两国相同产业内的科技水平相近时,生产出的产品技术特性相似,两国之间主要会以水平型差异为特性的产品需求为主开展水平型为主的产业内贸易;当两国相同产业的科技水平差距较大时,国家之间的产品需求主要不以技术特性上面的差异为主,此时两国则主要展开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技术水平高的国家主要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获得较高额的贸易收益,占据贸易中的有利贸易地位;而技术水平低的国家主要出口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较少的贸易利益,占据的是不利的贸易地位。

二、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

(一)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分析,本文主要运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即G-L指数,根据联合国《国际标准贸易分类》数据,对中日2003年至2007年10大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展开分析。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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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Li为某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为一国某产业产品的出口量,yi为一国某产业产品的进口量。GLi的数值为0代表完全产业间贸易,1代表完全产业内贸易,数值在0和1之间时,0.5以上代表着产业内贸易为主的特征,GLi数值越高,则代表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经过测算,2003—2007年间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结果如下表所示:

注:本数据根据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2009年以SITC(rev.3)为分类标准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结论我们可以得知,中日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趋势正在加强。这其中,除第2大类CRUDE MATERIALS,INEDIBLE,EXCEPT FUELS和第9大类GOODS NOT CLASSED BY KIND产品之外,中日产业内贸易活动基本上围绕着代表制造业的第6至第8类产品贸易展开,而制造业中的第5类产品的GL指数也逐渐接近0.5,而第6类MANUFACTURED GOODS和第7类MACHAINES,TRANSPORT EQUIP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对最高。这说明中日产业内贸易基本上集中于制造业展开。另外,从整体数据显示的水平来看,中日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有小幅度的缓慢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中日贸易活动中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多,中日贸易结构在逐年升级。进一步的细化来看,代表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第6类MANUFACTURED GOODS和第8类MISC,MANUFACTURED ARTCUS产品完全表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征,而代表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第5类CHEMEICALS,RELTD,PROD,NES和第7类MACHAINES,TRANSPORT EQUIP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由于第5类产品的影响而相对较低,这说明中国出口的制成品主要还以低技术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二)中日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日产业内贸易特点的分析,本文主要采用GHM测算法加以分析。由于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制成品贸易活动中,因此,下面的分析将围绕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展开。

GHM测算法计算方式如下:以UVx表示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UVm表示单位产品的进口价值,以α为离散因子(本文α=0.25),当数值1-α≤UVx/UVm≤1+α时,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当UVx/UVm<1-α或UVx/UVm>1+α时,属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为使数据计算的结论更加可靠,本文此处结论在依据联合国un comtrade 数据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参考了国内其他学者的经验结论进行修正,得出中日制造业总体产业内贸易类型的结论如表2。

注:以上数据根据联合国un com trade数据库2009年以SITC(rev.3)为分类标准公布的数据,并比对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廖翼 兰勇《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研究》,金仁淑 刘春芳《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得出。

从以上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在中日产业内贸易中主要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与日本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差距较大,中国以出口低价位,技术含量低的产成品,进口技术含量高的产成品贸易型式为主而引起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国际分工造成的影响,日本的跨国企业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等特点,运用在中国设立上游产品生产线,然后返销日本国内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组装再销往中国的生产战略,在产业内贸易的表现形式上也倾向于出现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特点。

三、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中日产业内贸易的经济交往中基本处于较低水平,出口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中日产业内贸易的特点主要还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在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中不处于优势地位,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相关产业的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不强。因此,改变当前产业内贸易中被动局面的核心应围绕提高科技研发实力而展开。具体对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税收优惠引导企业主动增加科研投资

由于科技研发具有费用高,风险大的特点,许多企业缺乏风险负担能力以及研发所需的资本实力,无法有效地将优秀的研发创意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出实实在在的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所以政府应从税收方面予以大力度优惠政策,则有利于引导企业积极投资于科技研发,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升级。具体可以从所得税和增值税两大税种出发,考虑税收优惠政策。首先,所得税是企业最主要的税负之一,也是现金流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尝试将当前企业所得税中科技研发费用的扣除比例提高,即科技研发投入越大,企业税负越低,以此从客观上引导企业主动重视科技研发工作,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促进各项科学技术成果在各产业中广泛应用。其次,很多企业的科技研发需要高价值的硬件设备做支撑,虽然中国已经开始增值税改革,但并未十分突出科技研发用高价值固定资产的抵扣优惠,可将该类型研发用固定资产的进项税抵扣额度加大,实行高额抵扣政策,引导企业主动引进高技术装备,为增强自主研发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最终增强各产业内企业的整体研发实力,最终促进中国对日产业内贸易的升级,获得更多贸易利益。

(二)引导企业开展科技战略联盟,整合产业整体研发资源

在中国,很多企业在各自领域内都具备一定的规模及实力,然而,参与国际竞争时还无法和日本的巨头相抗衡。从宏观上看,大多企业之间没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对同一研发项目各自为战,重复投资,在宏观上造成了财富的浪费和科技研发效率的低下。因此,在企业层面上应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以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合作研发机制,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从而避免资源浪费,提高研发效率,最终推动产业科研实力的迅速升级。例如,可由企业协商,共同出资建立高新技术实验室或科技研发公司,对于行业内存在的技术瓶颈共同研发,根据研发成果的特点制定收益分配政策,按出资比例共享收益。在政府层面上,由中央政府相关部委牵头,各级政府落实,在资本市场准入以及税收等方面建立长效优惠机制,帮助新建技术研发机构积极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减轻研发负担,同时跨地区整合资源,在各产业中建立中国自己的具有科技创新优势的企业集团参与对日贸易,在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最终实现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升级。

(三)整合高校研发力量

在中国,许多高校拥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和优秀的科研团队。然而由于体制和意识等多方面原因,这些高校并没有完全将科研成果的潜力释放于生产力的发展中,与此同时,很多新兴高企业却苦于没有优秀成熟的研发团队作技术支撑。因此,可以尝试通过企业与高校的资源整合的方法,充分发挥企业的资本优势和高校的科研优势,进而带动企业研发能力的提高。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的分析结论,向高校研发团队提出技术要求,由高校研发团队进行专业论证后向企业提出具体研究方案,方案通过后由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外包方式或合作开发方式进行科技研发,研发成果共享。整合高校研发力量的优势在于免去企业建立成熟的自主研发团队的周期,使新兴企业能够及时抓住市场机遇,参与国际竞争,迅速成长壮大,在客观上加速了整个行业科技进步的速度。在对日产业内贸易的竞争中,有助于培养大量的新型高科技企业迅速具备参与对日高技术产品的贸易竞争,扩大中国参与竞争企业的力量,进而从整体上促进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升级。

除了提高科技研发实力之外,还应该在规模化发展和改进外国投资质量方面加强应对工作。从规模化角度来看,政府应该适时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联合,提高产业部门的集中度,培育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积极开拓对日市场,获取更大收益。另外,把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放到引资政策的核心地位,积极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更多先进经验和技术,提高对外资的利用效率,努力实现中国对日产业内贸易类型由垂直型为主向水平型为主的贸易升级,以占据中日产业内贸易的有利地位,获得更多贸易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忠楠.我国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对策建议[J].财经视点,200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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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与欧盟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篇8

关键词：中国,欧盟,产业内贸易

一、产业内贸易的界定和测量方法

从统计学的角度讲,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产业内的产品, 即按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 (SITC) 至少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 又出现在该国的出口项目中。大部分的产业内贸易表现为异质性产品的贸易, 它们是相似但是不可以完全替代的产品, 相互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商品的差异主要分为两类:水平型和垂直型。从这方面讲, 产业内贸易可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目前国际上惯用格鲁贝尔 (Grubel) 和劳埃德 (LIoyd) 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GL指数) 来判断产业内贸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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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和Mi分别表示第i种产品一定时间内的进出口额, Gi指数是在0～1之间的, 如果Gi指数为0, 则表示在这一时期i产品的贸易全部是产业间贸易;若数值为1, 则表示在这一时期所有的贸易为产业内贸易。因此, 数值越接近0, 则其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 反之则越高。

二、中国和欧盟贸易总量分析

自2005年欧盟东扩之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集团, 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2010年中欧贸易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29737.64亿美元) 的17.6%, 其中中国出口额达到3735亿美元, 同比增长24.8%。而且2010年欧盟从中国进口373.5亿美元, 远远超过从美国进口的224.4亿美元, 中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1.中欧产业内贸易总量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欧盟进出口商品分类分析, 并计算GL指数, 以分析目前中欧产业内贸易状况。数据采用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标准 (SITC Rev.3) , SITC系统将所有的贸易商品分为10大类, 63章, 233组, 786分组和1924个基本项目。在国际贸易统计中通常把第0类到第4类统计为初级产品, 第5类到第9类为工业制成品, 这10类产品分别为:0类: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1类:饮料以及烟类;2类:非食用原料;3类: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 4类:动植物油脂以及蜡;5类:化学品及有关产品;6类:轻纺织品、橡胶制品、矿冶制品及有关产品;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8类:杂项制品;9类:未分类的其他制品。

从图1可知, 中国自1990年以来产业内贸易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2003年达到峰值0.565, 2000—2008年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所下降, 但基本维持在0.5左右, 由此可见2000年以后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格局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2000年以后产业内贸易指数维持在0.5左右的主要原因是, 近几年随着中国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在发展同欧盟产业内贸易的同时, 也加强了自身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的发展, 欧盟则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占据优势, 由于产品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中欧产业内贸易获得了较快发展。

2.中欧产业内贸易的产品结构

(1) 中欧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中国和欧盟初级产品贸易额呈逐年上升趋势, 初级产品贸易额在近10年中增长了173亿美元。从产业内贸易指数看, 2000—2010年中欧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大于0.6, 2007和2008年产业内贸易指数甚至达到了0.95, 说明这两年中欧初级产品贸易几乎都是产业内贸易。图2为不同类别商品的GL指数。

从总体来看, 我国初级产品中各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其中第0类商品和第3类商品在此期间的变化不大, 但是第1、第2和第4类产品的GL指数呈明显下降趋势, 2010年第1类商品的GL指数仅为0.31, 2类、3类和4类产品的GL指数维持在0.5以上。

(2) 中欧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技术进步可大大提高工业制成品的质量, 从而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增加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从绝对数量来看, 2000—2010年中国和欧盟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分别为8039.45亿美元和22250.2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为30289.65亿美元。2000年中欧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额为854亿美元, 2008年达到4127亿美元, 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增长到近5倍, 2010年中欧工业制成品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占中欧贸易总额的95%, 由此可见中欧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之快。

如图3所示, 工业制成品中第5类产品, 即化学产品及相关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很高, 几乎都在0.9以上, 说明中欧之间此类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第6类产品纺织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维持在0.5左右, 由于2005年欧盟对中国的纺织品征收反倾销税使得欧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之后的3年内呈明显下降趋势, 2008年下降到0.39, 2009年又逐步回升;第7类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 其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第8类杂项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很低, 说明中国与欧盟在杂项产品方面多为产业间贸易。

三、结论

1.资源密集型产品:

对于资源密集型产品中的第2类和第4类产品, 其产业内贸易指数几乎都维持在0.8以上, 因此中欧间非食用原料和动植物油脂以及蜡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第0类产品的GL指数维持在0.5左右, 说明食品及活动物的产业内贸易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要想获得更大发展, 则要加强产品多样化, 争取获得更大的国外市场份额;第1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逐渐从产业内贸易过度到产业间贸易, 主要是因为欧盟对烟类产品施行非关税壁垒, 使中国对欧盟烟类产品出口额逐年减少。

2.劳动密集型产品:

主要包括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其他未分类的产品, 其中塑料及橡胶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保持在0.8左右, 说明中国和欧盟的塑料及橡胶制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贱金属及其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很高, 2010年达到了0.825, 可知贱金属及其制品的双边贸易也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而纺织原料、纺织制品、革、毛皮及其制品、鞋帽伞等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低于0.6.尤其是鞋帽伞等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低于0.1,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在0.25左右徘徊。革、毛皮及其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虽然相对较高, 但也在0.5左右徘徊, 说明中国与欧盟间塑料及橡胶、纺织原料及制成品和毛、革制品的双边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3.技术密集型产品:

化工制品、机电、音像设备、车辆及运输设备、武器和光学等精密仪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普遍高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化工产品的双边贸易一直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2000年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0.951。光学等精密仪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呈上升趋势, 2010年达到0.9051。车辆及运输设备和武器等器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逐年上升。机电设备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大于0.5, 说明2000—2010年中国和欧盟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通过产业内贸易, 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都有所提高, 过去主要是从欧盟进口核心部件然后在中国简单组装后复出口到欧盟, 目前中国出口商品中自主研发产品数量逐年提高。

综上所述, 中国和欧盟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中国与欧盟正在从互补性的产业间贸易模式向产业内贸易模式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欧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国应从不同的产品结构出发,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以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l]李荣林, 张岩贵.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2]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中日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9

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SITC3位数层次的分类方法并选取中日机电产品贸易中的占比重较大的10类电子产品进行数据研究。主要包括:SITC752 (自动数据处理器) 、SITC778 (产品及其配件) 、SITC776 (显像管、热离子管和冷阴极管) 、SITC772 (电子产品配件) 、SITC763 (留声机、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播放器) 、SITC771 (电能设备) 、SITC773 (配电设备) 、SITC761 (电视接收器) 、SITC764 (通讯设备及其配件) 和SITC775 (家用电器及非电气设备) 。

笔者经过从联合国数据库查找整理数据发现: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到2009年10类产品的中日双边贸易额大部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 在2009年之后中日两国双边贸易额大部分成增长趋势。10类产品中只有3类产品日本对中国为贸易顺差, 其他都为贸易逆差;这3类产品分别是:SITC778 (产品及配件) 、SITC776 (显像管、热离子管和冷阴极管) 、SITC772 (电子产品配件) , 其中SITC776是贸易顺差额最大的, 2008年为75.5亿美元, 到2012年达到90亿美元。而在日本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产品中差额最大的是SITC752 (自动数据处理器) , 逆差额从2008年的95.83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53.46亿美元, 增幅为60.14%。这是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电子产业得到了持续快速且较全面的发展, 产业规模结构和技术水平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现在的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电子产品出口国, 已然成为是一个电子产业大国。我国在计算机、手机、彩电等产品的产量上居于世界第一位, 新一代视听产品、通信网络设备、新形显示器件也不在是我国产业的短板, 已经成为了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现在我国对外出口产品仍然还是以制成品为主, 而关键的零部件及配件设备 (例如显像管、电子配件、集成电路等) 主要依靠进口。需要说明的是电子产品是高新技术的商品, 它主要的价值集中于关键的零部件。以我国生产的液晶显示器为例, 液晶显示器所用到的液晶面板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而液晶面板的价值往往占到了整个液晶显示器产品价值的70%以上。我国只是自主生产外壳等低附加值的配件, 然后和进口的配件一起组装为成品出口, 这样只能获得一些低廉的组装费, 经济效益比较低下。相比之下日本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经济和技术水平大幅度领先于我国, 日本在创新和研发上面有优势, 所以它主要集中于新产品的研发环节上, 当然, 在总体的生产价值链中日本所从事的生产环节一直都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而我国从事的组装加工等生产环节所处的位置就是价值链的低端了。

进一步分析电子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情况, 根据格鲁贝尔和劳埃德的计算公式 (q表示某一特定产品组合或者产业;和分别表示该产品组合或者产业的出口和进口;为该产业内贸易指数) , 结合整理的数据得到各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如下:

数据来源:由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出

由表1中数据可以得知, 不同的电子产品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G-L) 发展水平各不相同。首先, 贸易额排在各产品第一位的是SITC776产品 (显像管、热离子管和冷阴极管) , 该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略有增长, 2008年到2012年, 从39.85%增长到了42.13%, 但在这一期间该类电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为39.65%, 在所有的10类产品中排名第七位, 说明该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高。

其次, 中日两国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产业内贸易指数保持相对较高值的是SITC778、SITC772、SITC771、SITC763这四类电子产品, 在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SITC763电子产品 (留声机、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播放器) 的G-L指数从2008年的81.13%上升到2012年的93.87%, 并且在此期间, 产品的平均G-L指数也是10类产品中最高的为81.07%, 说明该产品在两国之间具有非常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同时我们也发现最为特殊的是产品SITC764, 它是10类产品中G-L指数下降幅度最大的, 从2008年的68.23%下降到2012年的19.14%, 降幅为72%, 而SITC764 (电子产品及其配件) 在中日双边贸易的主要10类电子产品总额排名中却位居第一, 从2008年的132.28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49.84亿美元, 增幅为88.87%, 该产品也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价值最大的, 从2008年的87.15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25.93亿美元, 在中日双边电子产品的贸易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为什么G-L指数却不断下降呢?这是因为该类产品中日双方在贸易中, 日方对中方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逆差, 2008年逆差为42.02亿美元, 伴随着双方贸易总额的增长到2008年逆差扩大为202.02亿美元。这种巨额的贸易逆差使得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降低, 我们也可以从G-L指数的定义公式中得到原因, 逆差越大使得一国净出口的绝对值数值越大, 这样与该国的进出口额之比就越大, 从而使得G-L指数越小。与SITC764相类似的是产品SITC761 (电视接收器) 。

另外电子产品SITC772 (电子开关配件) 自2008年以来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没有提高甚至稍有下降。但是在2008年到2012年间它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水平为71.25%, 在这10类电子产品中排在第二位, 仅次于SITC763 (留声机、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播放器) , 所以它们的产业内贸易其实是处于一种较高水平且较稳定的发展状态。

最后从表1中的年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 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 这10类电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相对稳定, 从2008年的46.659%到2012年的43.37%, 并未出现较大的波动, 年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稍微的降低是因为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各国贸易受到冲击, 近些年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逐步回升的趋势。从以上对电子类产品和两国的年平均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分析来看, 从2008年到2012年中日两国在电子类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比较稳定, 其中SITC778 (产品及其配件) 、SITC772 (电子开关配件) 、SITC771 (电能设备) 、SITC763 (留声机、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播放器) 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高, 分别达到了:69%、71.256%、64.102%、81.076%。

二、促进中日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对策

(一) 加快电子类产业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的电子类产品产业的外贸增长带有明显的粗放性, 急需通过改革创新来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尤其是中日之间的电子类产品的贸易, 中国的生产体系为加工贸易的生产体系, 而日本处于研发设计的价值链顶端, 因此中国电子类产品的贸易不能只依赖低成本的优势, 要转变代工者的身份。加大企业的创新力度, 政府在促进企业产业的升级、产品创新时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性支持。

(二) 加大电子类产品的贸易力度

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科学技术差距, 使得日本在电子类产品市场上更具优势, 但我国不能因此而不与其竞争, 可以考虑控制产业链上游的重点环节, 最为重要的是有创新潜力的环节。可以从模仿创新开始, 这样就需要中日双方加大贸易力度, 促进产业合作, 积极吸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以利用和学习其新的技术来进一步促进我国电子类产品产业的发展。

(三) 加大电子类产品产业企业自主创新力

创新是产业不断升级, 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源泉, 而技术和知识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技术和知识本身所具有外溢性并以人员的流动为载体。因此我国企业应该大力的培育、吸引和激励高素质人才, 尤其是外国的具有技术经验的人才, 企业应重点引进。

参考文献

[1]陈李莉.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分析.亚太经济.2006, (5) :74一77.

[2]王怡.对我国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分析一中日、中美、中韩的国别比较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6, (6) .

[3]杨灿, 赵艳花.中日电子产品竞争力和产业内贸易分析.经济研究2007.

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10

产品特征和国家特征共同影响产业内贸易。产品方面包括产品差别成度、规模经济、市场结构、国际直接投资等。国家特征包括国家规模和发展程度以及人均国民收入和分配方式。

1我国医药行业产业内贸易情况

选取GL指数用于我国医药行业产业内贸易的衡量方法。根据GL指数法分别计算历年医药行业6个子目2002至2011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并以各个子目进出口总额占当年钢铁行业全部进出口额的比例为权数, 计算我国医药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计算结果显示, 我国医药行业产业内贸易指数历年在0和1之间, 这说明我国医药产品均存在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的共存。但这10年来我国医药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普遍高于0.65, 说明我国医药行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发展趋势来看, 总体上我国医药行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是下降的, 从2002年的0.82下降到2011年的0.69。

2我国医药产业内贸易的回归分析

选取变量:BL (产业内贸易指数) ;AGDP (市场平均规模) ;DGDP (市场规模差异) ;DPERSON (人均收入差异) ;SE (规模经济) ;OP (对外开放度) ;FDI (国际直接投资) ;DISTANCE (两国间距离) 。选取与我国医药贸易额较大的10个国家为研究对象, 分别是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瑞士、英国、荷兰和印度。在时间选取上, 本文选取2002年至2011年这十年的贸易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可知, 模型整体拟和情况较好, R达到0.86, F值为80, 对方程的回归效果较好。回归结果及回归结果系数分析如下:

LN (BL?) =9.65-0.31LN (AGDP?) -0.10LN (DGDP?) -0.22LN (DPERSON?) +0.31LN (FDI?) +0.53LN (SE?) +0.18LN (OP?) +0.01LN (DISTANCE?)

Agdp:从出口国来说, 市场规模大, 其差异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越强;对进口国来讲, 市场规模越大, 其需求能力也就越强, 即市场规模能够促进产业内贸易。而专利保护性好医药产品, 市场规模越大的医药强国往往以极高的价格大量向我国出口专利药品与工艺高的高端药品, 较大的市场规模下彼此之间进出口贸易数量越大在进出口价格的影响下进出口贸易价值差距越大, 导致我国药品的进口额严重大于出口额, 使得产业内贸易系数反而越小。

Dgdp:贸易双方市场规模相差较大, 则其生产同一产业内差异化产品的能力可能性会越小, 而更多地依照传统比较优势从事自身具有优势的产品的生产, 从而贸易双方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小;而当贸易双方市场规模相差较小时, 其生产同一产业内差异化产品的能力较强, 双方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而我国医药产业内贸易指数与市场规模差异负相关。

DPERSON:贸易双方的人均收入相似, 则其消费者的需求结构越趋于相似, 从而对贸易伙伴国的相似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大, 发生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与我国的人均收入差距, 代表了资本技术等要素差距, 使得我国药品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 这种差距促进了我国的药品的出口。同时我国需要外国高质量的药品, 也促进了我国的药品进口。当进出口数量同时扩大时, 进出口价格的差异, 决定了我国产业内贸易指数的降低, 呈负相关。

FDI:国际直接投资在我国的能过扩大国外药品市场份额, 成为母国向我国出口药品的代替品, 导致降低产业内贸易水平;当国际直接投资出于降低生产成本时, 在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发生, 由我国完成生产环节后将药品销回母国, 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在两种情况下相背离的结果的共同作用下, 最终确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医药产业内贸易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用以上FDI与我国药品出口量进行回归。我国的出口量与FDI负相关, 原因是我国医药外商直接投资近十年波动较大, 呈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之后又小幅波动的情形, 并没有对我国医药贸易出口构成稳定的促进。但这种反向相关的作用很微小, 证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医药贸易出口影响小。同时该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并不高, 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未达到稳定状态, 尚未对我国的药品出口产生稳定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 如何正确引导外资与外资企业, 加大对医药企业的整合, 同时提升自身的生产技术与设备, 以发展我国药品贸易与医药产业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仍值得研究。

Se:当我国医药行业形成规模经济, 通过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成本, 并产生比较优势, 差异化的产品则通过产业内贸易获得。行业规模经济越强, 其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因而对产业内贸易有促进作用;Op:贸易双方之间的贸易壁垒越多, 则其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因而对外开放度, 对产业内贸易有促进作用;Distance:两国距离越远, 运输成本越高, 而产业内贸易的进行受贸易距离的影响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距离对我国医药产业内贸易负相关。

参考文献

[1]王锡诚.我国钢铁行业产业内贸易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0, (5) .

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11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指数 SITC第7类

中图分类号：F74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100-02

一、导论

对中国和美国的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可发现，我国对美出口的主导一直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从美国进口的则是具有先进技术、且工艺革新较高的产品。目前，我国高技术含量的机电、电子等产品的制造有了长足的进步，与美国此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飞速发展。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体系SITC（Rev.3）第7类下两位数的产品有：71类，发电机械（POWER GENERATNG.MACHINES）；72类，特殊行业机械（SPECIAL.INDUST.MACHINERY）；73类，智能机械（MENTALWORKING MACHINERY）；74类，普通工业机械（GENERAL INDUSTL.MACH.NES）；75类，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OFFICE MACHINES，ADP MACH）；76类，电信和声音录制与复制设备（TELECOMM.SOUND EQUIP ETC)；77类，电器设备（ELEC MCH APPAR，PARTS，NES）；78类，道路交通工具（ROAD VEHICLES）；79类，其它运输设备（OTHR.TRANSPORT EQUIPMENT）。笔者将对中美此类产业内贸易探讨研究。

二、 产业内贸易的测算方式

以格鲁贝尔——劳埃德（Gruble-Lloyd）公式，计算中美在SITC第7类下的产业内贸易。

上述公式中：Xi指一国i产品的出口额；Mi代表该国i产品的进口量；Bi代表i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B代表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Bi和B的数值在0至1的区间内变动。愈接近1，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愈高；愈接近0，则产业内贸易程度愈低。

笔者计算的原始数据来源于IMF、WTO、UN Statistics Division、World Bank等网站。

三、中美SITC第7类下的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近年，我国高技术含量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很快，对美国SITC第7类制成品出口比重迅速上升。

1. 中美SITC第7类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计算中美SITC第7类下，1995-2006年间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结果波动于0.33-0.63，新型的产业内贸易正逐渐取代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从指数走势看，SITC7类的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经过1996年-1997年0.493-0.476的中等位徘徊后，自1998年的0.535起平稳上升，并于2001年达到0.639的最高点，2002年回落为0.49。03年起，B值降到0.4下并开始逐年下行至2006年的0.324。其中，1995年、1998年-2001年的B值超过0.5，形成了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产品类别。

2.中美SITC第7类下两位数分类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建立在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上。中美SITC7类的产业内贸易也说明劳动密集且技术含量一般的工业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较为发达。计算1995年-2006年两位数分类下的Bi指数。71类商品产业内贸易发展明显，Bi值由1995年的0.424不断攀升至2006年的0.95的同时，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也从1995年的6.12亿美元起持续扩张，于06年达到37.3亿美元。72类Bi增长平稳，2006年值逼近1。73类产业内贸易发展较慢，Bi由1995年0.3261曲折上行至2006年的0.518。74、77类的Bi值始终在较高位徘徊。74类Bi在1995年至2006年间，除2003年稍稍下滑至0.677，06年跌至0.63之外，始终位居0.7以上。而77类的Bi指数，在1995-2006年的12年间一直十分稳定，持续大于0.6且小幅波动上升。75、76类均为科技日新月异附加值高的产品，Bi均十分不稳定，1995年分别为0.706、0.672，虽在2000年都能保持在0.5，但自2001年起不断下滑，2006年仅分别为0.118、0.064。78类Bi除1995、1996年停留于0.5外，此后的波动范围为0.2-0.4。79类历年都不是中美贸易重点，Bi值在0.1左右。

3.中美SITC第7类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影响分析。笔者的实证分析主要探讨中美SITC第7类的产业内贸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将中美SITC7类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作为因变量，考虑的自变量有：中美人均GNI、中美GDP增长率、中美SITC7类进出口总额、人民币汇率等。

通过对1995年——2005年因变量、自变量数据进行分析，剔除差异很大的无关的自变量后，由SPSS软件计算，回归方程为：

B=11.257-1.319×人民币汇率+6.8×10-4×中国SITC7类产品进出口总额-5.42×10-4×美国SITC7类产品进出口总额+2.16×10-4×美国GNI+6.36×10-4×中国GNI-2.05×10-3×中国GDP

由SPSS软件的回归分析，自变量：人民币汇率、中美GNI、美国GDP、中美SITC7类产品进出口总额，对中美在SITC第7类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具有影响。SPSS分析结果显示，Mode1 Summary表的R值0.963、R Square值0.93而知拟合程度较好。

四、中美SITC第7类下的产业内贸易分析

以前文的计算为基础来分析，探讨我国SITC第7类产品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措施。

1.特点与问题。（1）中美的产业内贸易，存在出口产品水平低、结构层次低的问题。观察先前的计算，中美74、77类的产业贸易是强项，Bi指数较稳定也较高。71、72类的产业内贸易增势平稳。而这些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机械产品。我国一直按照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确定国际贸易的分工格局，强调差异性和互补性。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七成，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仅三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较小。与此相比，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率达七成比上，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这一比率也达50%以上。海关统计估算，我国出口机床均价仅110美元，而从美国进口的部分机床均14504美元，价差近131倍；我国某些柴油机出口均价150美元，折算重量平均每公斤仅0.6美元，而钢铁单价是每公斤0.5美元。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传统的商品输出日渐转变为通过资本输出、生产本地化实现。而我国的出口方式单一，几乎全部依靠传统交易方式达到产品输出，对外经贸交往方式融合很低。（2）SITC第7类下，中国缺乏支撑性能高科技产业和产业群。“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仍是我国外贸主要形式，占进出口总额的53.7%。这使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表面上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加工贸易的真正受益的部分仅加工费，占贸易量的比重极小。没有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我国只能单向从美国进口昴贵的尖端电子或运输设备，或向美出口低附加值的OEM产品，无法蓬勃开展产业内贸易。由Bi指数可知，中美在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金投入高的产品上产业内贸易水平低，如：75、76类的Bi值较低、波动也大，近几年更持续走低。

同中国比，日本在办公、声控、数据处理设备方面具极大优势以及产业基础，因此，可授权国外低成本制造再进口，也可保留高精尖产品本国制造再对外出口。如SITC第75类，日本与中国的Bi由2000年的0.99逐年下降至2005年的0.58，而日本与美国的该指数则从2000年的0.49缓慢震荡上升为2005年的0.53。

（3）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一定程度依赖于美国经济增长。目前，美国是继欧盟后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对美出口占我国的总出口一直在20%以上。美国经济增速放慢，直接影响我国对其出口。据分析，美国经济增长每下降1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至少少下降0.4个百分点；而世界经济增长每变动1个百分点，我国外贸出口就要同向变化10百分点以上。由前文的实证分析可知，中美在SITC7类下的产业内贸易与美国的GNI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美国经济走软及新经济产业转入衰退期，导致对我国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萎缩。表现为76类Bi值急剧下降73类Bi也下降。据统计，2001年我国第7类产品对美出口降幅较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7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1%，增幅较上年回落16个百分点。此外，2002年以来，中美SITC第7类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也持续下降。高新产业使中美贸易发展较快，但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强，若美国新经济持续调整，则我国高新产业增长速度及其对中美SITC7类产品贸易的拉动作用都将明显下降。

2.促进我国SITC的第7类产品发展的措施。（1）科技创新。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可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结构简单化，从而提高我国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和质量。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技术结构复杂，既有尖端技术和先进技术，又有传统技术和落后技术，甚至还保有极原始的生产方式。高新技术经济的竞争，必然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高科技较强的外溢性，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

技术水平落后、产品附加值低是我国与美国开展SITC第7类下产业内贸易的制约因素。因此，实行科技创新战略，提升我国在73、75、76类的实力及产品丰富度非常迫切。中国经济潜力巨大，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改善劳动力队伍的素质，提高本资本的利用效率，加快技术吸收和创新，推动产业内贸易、国民经济发展。（2）构建高度内部化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巨型企业。跨国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是贸易内部化，通过内部交易和转移定价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作为外部市场的替代。资料显示，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化交易已占世界贸易的1/3，且呈上升趋势。以美国为例，跻身500强的通用电气、福特等都能参与SITC7类的产品进出口。而我国的大型企业无论规模和竞争能力都尚不足以与之抗衡，研发投入不足，产品缺乏高技术含量。这样的竞争格局中，中国企业只有尽快将自己打造成跨国集团公司，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随着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工厂、制造中心地位的确立，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经济规模都为建造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横向并购、跨国兼并，可实现资本扩展和集中；通过实施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可促使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并建立规范的股份制公司。（3）产品差异化与产业化。一般，垂直型差异产品的需求受消费者收入的制约，水平型差异产品的需求则受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都不可能达到绝对平均，这就造成两类国家部分需求的重叠。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产业的不同层次开展广泛的差异产品贸易。中国产品的差异化不大，价格往往只是发达国家最终零售价的1/4或1/5，而失去了获得较多利润。在SITC7类下，中国可针对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性能、目标消费群、技术含量来创造差异。

实行产业化战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促进贸易结构的升级，于推动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高加工工业的发展加速了传统产业的退出，一些资本相对密集的SITC7类下产业，如钢铁、家用电器、甚至汽车也加入到了“夕阳产业”的行列。这为中国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契机，我国可探索发达国家急需及稀缺的产品，着力研发高加工工业的某些部件、工艺流程，参与以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技术精密、结构复杂的高加工工业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SITC第7类下，中美的产业内贸易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文章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在SITC第7类的两位数分类下，中美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重点及不足，并就影响SITC7类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的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与说明。

本文的第四部分，对中美在SITC7类下的产业内贸易发展问题加以探讨，同时，就中国在此分类项下的贸易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提升、尖端科技的蓬勃，中国与美国在该项目下的贸易往来定将日趋丰富。

参考文献：

1. ［美］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陈飞翔.国际经济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3. 李善同.WTO:中国和世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4. 岳昌君.遵循动态比较优势.国际贸易，2000（3）

5. 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责编：吕尚）

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12

基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 所以产业间的贸易是企业最好的选择。早期的国际投资理论常常处于与贸易相对隔离的状态。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的空前发展, 使得人们反思国际投资与贸易的相互关系。正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与垄断优势的存在, 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扩张的一种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贸易造成了影响, 其中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 因而是彼此交叉融合的。耿强, 吴春燕 (2004) 研究了东亚地区的情况, 认为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 而跨越国界设立跨国公司或进出口贸易的成本低于某个值, 就会发生垂直产业内贸易, 所以跨国公司的FDI将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王洪庆 (2006) 认为FDI对垂直产业内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对水平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则不明显。喻志军, 姜万军 (2009) 认为一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其贸易竞争力就越强。因为产业内国际分工是产业间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 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效率及资源利用效率高于产业间国际分工。因此, 产业内贸易是比产业间贸易水平更高、竞争力更强的一种贸易方式。另外, 一国贸易越开放, 就越有利于FDI的引入, FDI的引入将很好地促进一国贸易的发展, 提升该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FDI与贸易开放也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 贸易开放的水平也离不开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正因为上述变量间存在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关系, 并对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有着重要影响, 所以大量文献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文也将做一点有益的探讨。

2 数据与指标的选取

2.1 产业内贸易指数 (IIT)

国际上通用的评价产业内贸易的指标是H.G.Grubel 和 P.J.Lloyd (1975) 提出的G—L公式。Grubel和 Lloyd认为:所谓产业内贸易就是指“贸易总额减去产业间贸易之后的余额”。此方法一般是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SITC) 来进行计算的。计算公式为:

GLi=[1-|Xi-Mi|/ (Xi+Mi) ]×100

式中:i为个别产业, Xi 和Mi表示产品的出口和进口, 指标的取值范围是0～100。

2.2 贸易开放度

反映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概念有贸易开放度、进口渗透率、出口率等。贸易开放度 (Trade Openness) 是一个衡量一国某年进出口贸易金额在该国当年GDP总额中占多大比重的概念, 其表达公式是:TOj= (Xj+Mj) /GDPj, j指的是j国。

2.3 数据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 其中FDI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得到, IIT指数是按SITC分类标准, 经G—L公式计算得到。

2.4 数据平稳性检验

注: (C, T, K) 中分别代表截距项、趋势项和模型的滞后阶数。K根据SIC信息准则选择。*, **和 ***分别代表在10%, 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FDI取对数形式。

显然,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IIT指数为I (2) 过程, lnFDI为I (1) 过程, 贸易开放度TO为I (0) 过程, 所以变量间的关系不是协整的。另外, 还存在样本容量小、数据不平稳和不满足正态性假定等问题。如果采用协整框架下的Granger检验, 结果会变得不可靠。

3 产业内贸易、外资利用与贸易开放的因果关系——基于Bootstrap方法

3.1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Granger检验及其原理

Bootstrap方法主要是通过残差重抽样进行, 根据Efron (1979) 的研究, 回归模型的这种方法完全依赖样本, 无须对总体分布进行假定, 因而是一类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非参统计方法。即使数据非平稳, 缺乏协整关系, 该方法也可得到较为可靠的结论。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是分别对约束式和非约束式进行回归, 得到残差信息, 然后利用F统计量进行检验。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对约束式:undefined进行回归, 将残差零均值化, 得到新的残差集 (ε1*, ε2*, …, εn*) 。再利用回归式的预测值, 加上对 (ε1*, ε2*, …, εn*) 进行Bootstrap重抽样得到的残差, 构造出新的解释变量的值:Yundefined。然后对:undefined进行回归, 得到一次F统计量的值。如此反复进行B次, 可得F统计量的经验分布。最后, 根据计算机仿真生成的经验分布, 可得F统计量的Bootstrap临界值。再利用F统计量来完成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3.2 R语言下的Bootstrap仿真。限于篇幅, 这里只给出主要的两个函数

(1) F统计量:granger.f<-function (y, x, m, k) {

r<-lm.lag (y, x, m, 0) ;u<-lm.lag (y, x, m, k) ;n=length (resid (u) ) ;

RESS=sum (resid (r) ^2)

UESS=sum (resid (u) ^2)

f= ( (RESS-UESS) /k) / (UESS/ (n-m-k-1) ) }

(2) Bootstrap重抽样函数:bootstrap.g.f<-function (y, x, m, k) { r<-lm.lag (y, x, m, 0) ;ye<-coef (r) [1]+ylag[, 2: (m+1) ]%*% (as.matrix (coef (r) [2: (m+1) ]) ) re<- (resid (r) -mean (resid (r) ) )

rb<-sample (re, length (re) , replace=T, prob=NULL) # Bootstrap 重抽样

yb=ye+rb

f<-granger.f (yb, x, m, k) } # 进行 Granger

检验

3.3 Bootstrap仿真结果

注:*, **, *** 分别代表在10%, 5%,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m, k) 为滞后期。

上表显示了Bootstrap方法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在10%的水平上, 外资利用 (FDI) 是导致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的原因, 但产业内贸易并不必然导致FDI;同时, FDI的增加将导致贸易开放度提高, 但反过来贸易开放度提高不一定会对FDI造成影响;另外,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将导致贸易更加开放, 但贸易更加开放的原因不一定是产业内贸易。这些结论与较多文献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

4 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 我们发现Bootstrap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较, 可在较为宽松的条件下得到更进一步的结论, 结果也较为可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在对总体分布已知, 样本容量较大的情况下, 基于传统渐近理论的经典计量分析就会较Bootstrap方法更为准确。

参考文献

[1]刘源.基于Bootstrap方法的FDI与GDP因果关系的检验[J].中国市场, 2011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