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制度

官场制度（通用12篇）

官场制度 篇1

“千里做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我国古代就对做官的贪婪欲望给予了形象描述。在清朝仍不改封建制度下缔造的贪婪本性, 反而变本加厉, 纷纷在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中, 极尽其所能, 乘机敛财, 大肆搜刮。在政治上投机钻营、溜须拍马、阳奉阴违, 不仅坏了官场风气, 最终影响官场风气, 混淆官员视听。

1. 清承明制, 入不敷出

清朝官场制度继承于明朝, 除宗室亲王外, 内外官员俸禄极低。清不设宰相, 一品大学士已位极人臣, 然一品大员岁俸银180两, 禄米180斛。而一方父母官正七品知县仅有俸银45两, 禄米45斛。即使雍正元年俸禄饷银调整, 各地文职官员俸银大大提升, 数十倍于先前, 可依旧入不敷出。

以州县官为例, 因公务需求, 州县官需聘请刑名、书启、挂号、钱谷等幕僚, 寻常县衙需一掌之数, 繁荣州县需求更多。据《病榻梦痕录》载, 幕僚汪辉祖初做刑名幕宾时, 岁修260两白银, 同年钱谷幕宾岁修220两白银, 且逐年递增。此值乾隆十七年, 待乾隆五十年岁修已800两白银。若是繁华大县, 诸如番禺、南海、漳浦等, 每地幕僚四五人不等, 每人俸禄皆在千五百左右。

再则官员孝敬上司, 送往迎来, 花费不菲。州县官对上司, 每年三节两寿诸多规礼, 不敢丝毫大意, 又有肥缺答谢, 同僚礼尚往来, 以及日常开支, 诸如车马、家私等等, 具皆不是小数目。而俸禄既定, 更改不得, 此等开支又是必需。左右无奈下, 取之于民用之于己便是必然的了。可以说腐败是清廷低俸禄、高开支的制度的必然结果。

2. 选拔凌乱, 卖官鬻爵

清朝官员选拔制度的凌乱, 也是腐败的一大原因。“凡满、汉入仕, 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其中科甲被称为正途, 也就是名面上的科举制, 然中举之人能外放为官的十不存一, 大多为翰林院侍诏、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之类。想要外放为官, 则需要“上下打点”, 甚至形成官贷!所谓“官贷”, 是指有机会做官却无资金打点的人, 以做官为名向人贷款, 承诺做官后第一时间偿还。这种借贷偿还自然需要上任后挖地三尺向百姓索要, 腐败贪污了。

此外, 唐、宋、元、明都有捐纳, 到清一代则更是登峰造极, 并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体制。雍正时开“武职捐”, 乾隆年间又订立“常例捐纳”, 将其作为一项正常制度。史料记载, 最多的时候, 清朝接近60%的官员都出自捐纳。捐纳渗透在清朝文官制度的各个环节, 既可以通过捐纳成为贡生、监生, 也可以直接捐纳成为官员, 还可以作为现任官员以捐纳获得升职, 甚至可以以捐纳获得议叙奖励和抵消行政处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 闽浙总督肖制军送上一份“抵得九万两银子”的礼物后, “不上半年”, 就从最苦的闽浙任上升调到最好的两广总督。小说情节来自现实。

3. 考核私有, 全凭己断

公正、廉明的官场考核制度历来是官员清廉和政绩的一大保障。甚至官员是否腐败多赖于考核制度。清朝考核制度的不健全和“自保性”成为官员腐败的保护伞, 使其能够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

清朝考核分京察和大计, 分别对京官 (包括盛京) 和外官进行。外官本是贪污腐败的重灾区, 可考核却是本部大员考核, 即:自己人考核自己!其中猫腻不难想象。而考核之后又有“引见”制度, 考核过后京察一等, 和大计一等、二等官员觐见皇帝, 皇帝察众官言行, 一言可定升降。如乾隆元年大计, 山西平定州知州郭一裕得以引见, 而乾隆帝只评其“中平”。乾隆十六年, 郭一裕再次被引见, 乾隆帝评价“人似有出息, 可升用”。到乾隆二十年, 郭一裕则受到重用, 升为云南巡抚。“引见”成了官员晋升的捷径, 无不想通过考核引见, 觐见皇帝, 得以平步青云, 也容易任人唯亲、引见亲友。一面徇私舞弊为同党力争引见, 另一面为贿赂请托营造机会。嘉庆以后, 为引见而行贿的现象日益严重。道光十八年, 兵部尚书奕颢在拣选佐领时, 公开徇私受托, 后来甚至出现了官员在引见前必须交纳引见费的现象。

良好的官场制度是官员清廉的保证。清王朝从采官纳才到升官考核再到由制度引发的官场风气, 具皆出现问题, 纷纷滋养腐败, 甚至成为腐败的保护伞和特殊通道。这样的制度下, 做官为的是腐败, 不腐败难以做官。由此而来清朝出现和珅这样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也不足为奇了。

摘要：清王朝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推向顶峰。汲取前朝教训, 清朝官场制度趋于完善, 并没有出现宦官和外戚专权的情况。可也因制度原因, 清朝诞生了历朝历代都不曾有的饕餮大贪:噶礼、王亶望、和珅……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数得着的大贪, 究其原因, 内因固然有, 而清廷官场制度也是助长贪官的一大因素, 甚至是主要因素。

关键词：清朝,贪腐,官场制度

官场制度 篇2

酒文化与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酒文化在中国千百年来相沿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带给人们以口欲的满足，而且还具备了很多其他的社会职能，充当了润滑剂的角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古代的权力之争、军事谋略等大都与酒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因纵酒而误国的事例，但酒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皇帝赐御酒犒赏出征将士以激励他们英勇作战；赐酒予文官以鼓励其秉公勤政；酒食款待异国使节以敦促两国修好。

所以官场喝酒并不足为怪，适当喝点酒对于官员放松神经是有好处的，但是许多官员受到了酒精的“毒害”，而无法分清是公务性应酬还是私人性交往，使得酒精文化中的内容和涵义也越发的具有引申意味了。比如，有民谣道：“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商量；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有干部称：“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你不敬他酒，他说你不尊敬他；同事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瞧不起他；下级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摆领导架子，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于是乎，迎来送往要“以酒助兴”，请客吃饭要“以酒显赫”，结交办事要“以酒为媒”，酒消费成为礼尚往来的必不可少的感情投资。

其实，纵论起酒消费无非是在进行人情消费和人情投资而已。那么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为何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

如果说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一捆一捆分得很清楚的柴火”的话，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则是类似于石子投向河里的水波纹衍生开来的“差序格局”，是由自己——家人——亲属——朋友——熟人——陌生人等逐渐推开出去的。而官场中人情消费的目的，是将坐落于外围水波纹上的个体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逐渐进入内圈层，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中，双方是陌生人的话，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成为熟人；是熟人的需要晋升为朋友；是朋友的如果拉上亲属关系则更为有力了。我们知道，正像水波纹一样，越到外围就越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强关系”体现在水波涟漪的内层，而外层的仅是“弱关系”而已，或者干脆八竿子打不出关系来。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呢？这是因为，人们认定能喝酒的人就拥有在酒桌中迅速复制关系的能力，越能喝则能力越强。而那些能喝者除了拥有拉关系的能力外，还具备了为领导挡酒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这种举动已然就是“为领导两肋插刀”了。可见，喝酒不仅拉近了与外群体的人际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亲近了内群体的关系。

在中国官场，所谓的“靠山”、“撑腰”、“走后门”、“求情”、“托人”这些问题无非都是在尽力去寻找有可利用的关系而已，而犹以“强关系”为妙。关系如何形成呢？这就需要一定的媒介和手段。

为何“拉关系”这样的使命会落到“酒精”的头上 这不得不从酒本身的特点说起。关系和人情的构建需要沟通和交流，正式的沟通碍于一定的环境、时间和情境的限制，使其更具有正规和刻板的氛围，而非正式沟通更为随意和自由，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和促进交流。吃饭席间，人们是面对面的互动，沟通更加随意，效果更加有效。加之酒精本身可以放松神经，使非正式沟通更加通畅。人们畅饮之后，兴奋多言，更加显露本真天性，于是没有了官场的架子，有的只是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

因而，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以情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中，官员们常常用人情网络来削减生疏，用关系来平衡法规，这常常让许多人认为“公事得按私事办，合理先得要合情”。在人情的消费中，酒精的搀合便助长了这种联结。这样看来，中国的酒楼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人情与关系情结的恒久发作。

“官场酒文化”喝掉的是什么

先撇开个人的健康这一普遍要义来看，人情消费是一种投资，但凡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但所求回报可能种类繁多，有的人希望回报地位；有的人希望回报利润；有的人要的是铁关系；有的人要的硬靠山。既然有人投资，就要有人“欠债”，无论对方何种索取，人情投资都要求受惠者有义务为投入者提供所需，有责任为其“办事”。

理性人所需要的回报是预期的最大利益化，而人情往来中虽然不显现直接对于利益的追求，但不表示他们的人情交换没有利益，其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的利益比直接的预计结果更好，比赤裸裸的利益谈判获得更多。

人情永远与权力相关，当权力不以民主、法治、标准与制度为核心的时候，当权力开始以人情和关系为连结的时候，官场的酒文化便会对民主和法治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以设想，一个以偏重法规、制度和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里，人情消费即使想发挥作用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官场酒文化，无限泛滥下去的话，谁来埋单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款在埋单，是单位在埋单，是国家在埋单；而其实呢，酒文化背后可能促成了无数的非合理或非合法的合作与关系，结成了一些不良的契约和人情的债务，那结账的可能不仅仅是公款，也许还有许多潜在的隐患。

综观当前流行风靡的“酒文化”，其实已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追溯中国酒文化，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王维的“西出阳关”，还是“有客自远方来”的以酒待客，那种豪爽、热情都是善意的。如果把这种善意演变成“感情铁，不怕喝得胃出血”，那么这种“酒文化”其实处于偏离化状态，成为必须要修正的不良“亚文化”了。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

延伸阅读

规矩一，酒桌上虽然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喝出血”之说，但是喝酒的时候决不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规矩二，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切不可一上酒桌就充大，三下两下就把自己放到了。规矩三，领导之间相互喝完了才轮到你去敬酒。规矩四，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规矩五，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乎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但一定不能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规矩六，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就说一句“我喝完，你随意”，这样能显出你的大度来。规矩七，自己职位卑微，记得多给领导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确实想找人代的时候，你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规矩八，一手端酒杯，一手垫杯底，记着：自己的杯子永远低于别人。当然如果你是领导，也得知趣点，不要把杯子放得太低，不然怎么叫人做人？ 规矩九，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规矩十，碰杯，敬酒，要有由头，编好说词，不然，我凭什么要喝你敬的酒？ 规矩十一，桌面上不谈生意。实际上，酒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面了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规矩十二，不要装歪，说错话，办错事，不要申辩，自觉罚酒才是硬道理。规矩十三，遇到酒不够时，把酒瓶放在桌子中间，让人自己添，不要傻不垃圾的去一个一个倒酒，不然后面的人没酒怎么办？ 规矩十四，最后一定还有一个闷杯酒，所以，不要让自己的酒杯空着。总之，你是跑不了的。规矩十五，注意酒后不要失言，不要说大话，不要失态，不要口沫横飞，筷子乱甩，不要手指乱指，喝汤噗噗响，不要放屁打嗝，憋不住去厕所去，没人拦你。规矩十六，不要把“我不会喝酒”挂在嘴上（如果你喝的话），免得别人骂你虚伪。实际上，人能不能喝酒还是真能看出来的。规矩十七，领导跟你喝酒，是给你面子，不管领导要你喝多少，你都要先干为敬。记住：双手端杯，杯子要低。规矩十八，酒后要向领导嘘寒问暖，一杯酸奶，一杯热水，一条热毛巾，这些都能显出你对领导关怀备至。

如果你酒量不怎么样，那么：

1、不要主动出击，实行以守为攻战略。

2、桌前放两个大杯，一杯放白酒，一杯放矿泉水，拿小酒盅干杯，勤喝水。

3、干杯后，不要马上咽下去，找机会用餐巾抹嘴，把酒吐到餐巾里（女性最适用）。

4、上座后先吃一些肥肉类、淀粉类食品垫底，这样喝起酒来就不容易醉。

5、掌握好节奏，不要一开始就喝得太猛。

6、不要几种酒混着喝，特别容易醉。

7、喝到6分醉时，把你面前的醋碟中的醋喝下，再让服务员添上。8.每次干杯时，倒满，然后在喝前假装没有拿稳酒盅，尽量洒出去一些，这样每次可以少喝进去不少。酒场就是战场，酒瓶就是水平，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力量。网上流传的官场喝酒八条潜规则

规矩一：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切不可一上酒桌就充大。

规矩二：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

规矩三：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规矩四：自己职位卑微，记得多给领导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

规矩五：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规矩六：说错话，办错事，不要申辩，自觉罚酒才是硬道理。

规矩七：领导跟你喝酒，是给你面子，不管领导怎么要你喝多少，自己先干为敬，记着啊，双手，杯子要低。

规矩八：花生米对喝酒人来说，是个好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对领导酒后嘘寒问暖是少不了的，一杯酸奶，一杯热水，一条热毛巾都显得你关怀备至。

一位公务员眼中的官场酒文化：酒文化变异之官场乱象

酒文化成了擅权作为的杀手锏。原则和规矩成了摆设，喝酒的能量倒成了“杀手锏”。许多资金是靠酒灌出来的，“酒杯一响，黄金万两”、“十杯酒，十万元”；选人用人要“考核”酒量，“酒场就是战场，酒瓶就是水平，酒风就是作风”；许多工程项目、巨额贷款，是靠酒杯攻关夺隘、打通关节拿下来的，“杯子一端，合同就签”。以致许多梦寐以求者，为此输液打吊针，甚至丢掉卿卿性命。

喝酒致死的“黑色幽默”当止

近几年来，公款吃喝之风愈演愈烈，找个由头大吃一顿已成为个别人公务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2007年11月18日，安徽芜湖某街道办事处主任在挂牌成立酒宴上喝酒致死一事就极具标本意义，是一个经典的官场“黑色幽默”。一叶知秋，这一事件本身再次说明，公款吃喝问题到了必须用“重典惩治”的时候了。

官场风水学是官场的败笔 篇3

诚然，不可否认，在科学技术较为落后的古代，风水学的盛行不无道理，古代官场通过将风水学与封建礼制相融合，使得风水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协调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矛盾的作用，在对鬼神敬畏的心理作用下，维持社会秩序也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然而，时至今日，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官场风水对人思想的控制力与古代相比的确在下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对风水学嗤之以鼻。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官场风水学却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近年來，从媒体上曝光的事件来看，一些地方在公共建筑的建设中，无不融合了当地官员的“风水理念”。现如今，不少机关单位，存在石狮成群、转运石成林、风水球扎堆等现象，在一些官员看来，石狮镇宅、瑞兽辟邪、奇石转运，似乎成为了心照不宣的认同。他们千方百计地搞来这些东西，并不是出于美学角度的考量，而更多的是在于那份心灵上子虚乌有的寄托。似乎这些物件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种超脱于世俗的力量，能够使他们逢凶化吉、官运亨通。

正如《检察日报》曾经报道的那样，据一位“风水大师”的自述，找其算命看风水的“其中占很大比例的肯定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久未得到提拔的，会找我占卜官运；官场不顺的，会请我去他家祖坟看看，指点迷津；贪污受贿的，也会找我画符作法，以保平安。”

然而，一些平日里喜欢“弄鬼招神”的官员对于自己这些癖好似乎很不愿意为他人道，诚如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所说：“你要说某些高层领导信奉风水，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但他们对风水的研究水平，比我高的有的是。”

官员为什么要信奉风水呢？对于一些官员而言，他们信奉风水的虔诚绝对是逊于寺院里的僧尼，以及农村中的老太太，他们的信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似乎在他们看来，按照风水先生的“点拨”，可以给自我以安慰。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一种“不确定”，对于官员而言，他们不确定自己以后的升迁降黜。在现如今，一些地方频频出现的火箭提拔、带病提拔无疑表现出官员晋升渠道不畅通，一些长期得不到提拔的官员在前途未卜之时，就会将希望寄托于鬼神，而风水自成一体的解释体系使得它能在官场中把准官员们的“脉象”，从而游刃有余。

此外，官员信奉风水带有一种极端性的功利主义色彩，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宗教信仰有关，在中国人看来，宗教信仰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一般情况下，只有遇到什么烦心事、麻烦事时才会想起花点钱买香火，似乎长期以来的这种宗教信仰观念注定了国人的信仰并不是纯宗教式的彻头彻尾的“信”，而功利主义下的“信”必定会是这种“信”的背后掩藏着不为人知的污点，也正是这种污点与官场中一些人的“病症”相契合。这种病态使得“信”很大程度上成为官场“风水学”盛行的诱因。

功利性的信奉为官员打开了一扇伪善的窗户，人前，他们往往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无私的信奉，人后，一些意志薄弱，缺乏理想的官员便成了“大师”“先生”的座上宾，被他们用不着边的“阴阳”“五行”来操纵权力。也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取舍中，公共权力被荒诞“理论”异化成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命令”。

诚然，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信奉风水学，充其量只是个人的信仰问题，其危害不大，而对于官员来说，一旦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时，往往就会求“大师”，问“先生”，在他们子虚乌有的“指引”下，手中的财权、物权所能支配的资源便成为他们自我“安慰”的牺牲品，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监督环境下，“命令”“指示”“意见”便成为了一条条金科玉律，成为了下级阿谀奉承的抓手。

而对于官员来说，结交“大师”还有一大利好，那就是以风水大师为中介扩大关系网，为自己的仕途谋求一份依托。在2013年“王府”这个词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其住人王林号称有“神功”“可以气功治病”，在他的周围有明星、有政客、有商人……而且这些人社会地位并不一般，曾经就有某官员坦言：“结交王林是为了通过王林认识其他的人。”如此看来，以王林为代表的“大师”“先生”不但借助一些江湖杂耍手段，骗取钱财，而且已经成为了一些人为了结交名流、升官发财的推手，一些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为了各自的目的，通过大师这个社会关系中盘为自己寻觅机会，试图以此“捷径”践踏道德底线、法律底线，其背后结成的官场关系网成为了一个大染缸，有的人想被浸染，有的人怕被浸染，然而，在权钱的诱惑下，一些缺乏操守和底线的官员就成为染缸中的染料，不但腐蚀了自己，也腐蚀了官场生态。形形色色的官员、房地产开发商、企业老总、大学教授……只要这些人出现的地方，都会把大师捧得特别高，他们的话题始终以“大师”为中心，在举手投足间，建立了一种默契与认可，在相互吹捧中，感情关系建立了，利益关系、权力关系也打通了。

然而，最为可怕的是，这种荒诞不经的“命令”，在拉拢官员、炮制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地标工程时，也在一步步地蚕食老百姓的期许，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美誉度以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便在风水落地之处被践踏。官场风水学，不是一门学问，也不是一门科学，它丑化了官员的形象，侵蚀了政府的公信力，消解了干群关系，同时也恶化了官场的生态，成为了官场的败笔。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官场制度 篇4

一、入仕之途滥杂, 官僚队伍臃肿庞杂, 官员素质不高

宣统朝科举已罢, 捐纳已停, 然而官员的入仕之途仍然滥杂。赵炳麟有过这样的记述:“科举虽罢, 而学堂毕业立授实官。举贡考职大逾常额。捐纳虽停, 而旧捐移奖, 叠出不穷。市侩居奇, 竟同贸易, 兼之勋臣后裔, 名器裘滥, 至今已极。”[2]入仕之途滥杂造成官僚队伍臃肿庞大, 鱼龙混杂, 官员素质不高。仅宣统二年 (1910) 所出的京外各官就近万员。仅十二月验看分发之人就多至1400余员, 举贡就职的按经历、盐经历、州判三项计1010人, 为开国以来所未有[3]。官僚队伍如此庞大, 而实缺有限。在取得做官资格后, 要补实缺, 不少人得依次挨补;而得缺后之升迁, 一般也得慢慢熬资格。“官之迁皆以年资, 人无干进之心, 即干亦无幸获;得第早而享永年, 则驯跻卿相, 否则以词馆郎署老。”[4]106故低级官员为谋升迁, 或谨小慎微, 或逢迎上司, 或厚贿钻营;熬至高官者, 深知此位来之不易, 必多方以保之。于是守旧因循, 多方取容, 希图固位。刚直不阿、勇于任事, 不怕丢官而触上司、皇帝忌讳者, 为数必少。“贤者勤劳正事往往沉沦下位而不免朔饥, 不肖放弃官司往往交结要津而骤跻显位, 是以官场中相传妙语谓‘做事还做事, 做人还做人, 做官还做官。’”[2]

御史饶芝祥曾弹劾袁树勋:“初到广东, 扬言禁赌, 得赌商贿三十万, 因以全省盐务交赌商包办, 事后再酬二百万。”[1]两江总督端方:“狎邪小人, 初至两江, 号为债帅, 不一年而收蓄骨董碑帖字画珠宝值数十万金。”[1]河南布政使朱寿镛, 贪心太重, 以素稔地方利弊也, 遇有差缺, 悬价以售, 优者昂利必倍之, 从无虚掷巨款之事[5]。有些州县官, 本来就是钻营贿买得职, 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搜刮钱财, 一至任所, 就行同豺虎, 搜刮取盈。江苏阜宁知县李绍卿的行事就很有典型意义。江苏布政使樊增祥在批复阜宁绅商的呈词上承认:“适王道崇烈为李绍卿说项, 谓其家资颇裕, 以握印为荣, 虽赔万金不惜。因禀商督宪, 委署阜宁。不图到任两旬, 天怒人怨。……兹据禀称李令残暴异常, 随带两镖客, 或入民居, 或至市肆, 日夜以敲诈为事, 其无辜被笞被押被罚者, 不一而足。又借拿匪为名, 突至大通口, 妄拿居民五十余人, 彼时得钱者释放十余人, 其余男女四十余口, 概带入城管押。”[6]

二、在腐败成风的情势下, 官吏更调太频也是造成宣统朝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宣统元年 (1909) 五月间直隶总督杨士骧因病出缺, 朝廷以北洋为紧要之缺, 必须以德高望重之人方可胜任。于是命前两江总督端方调补直隶总督, 又怕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不能胜任, 特派那桐暂署。自杨士骧出缺, 端方调补直督, 一时牵动大局。前粤督张鸣歧补江督, 前山东巡抚袁树勋署粤督, 并升孙宝琦为鲁抚。不想半年之后, 端方又被解职。陈夔龙补北洋, 苏抚瑞澂补鄂督, 晋抚宝棻补苏抚。在一年之中, 北洋两易其人, 致吴楚晋鲁诸省大吏频频更调。各省督抚每经一番变动则全省之属员必起一番恐慌。“宣统朝每年都有一系列的谕旨贬革各地官员。长官们斥责这些人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名, 尤其是吃空额和各种形式的侵吞公款。这类罢黜案件中, 有些无疑是要真心斥革那些贪污而不称职的人员。可是, 这些案件往往发生在督抚们调动以后不久, 这就表明它们大半是由于分赃不均和争权夺利。原任人员被解职以让位于各新贵, 这批新人并不一定比旧人更廉洁或更有效率。”[6]143

关于督抚的任用调动, 当时的人们认为:一省之督抚若自本省之府道藩臬而递次升迁者, 则与本省之官员, 上自府道, 下至佐杂, 共事多年, 互相了解, 则能审识时度, 知人善任, 用人得当。若本省督抚出缺而以异省之藩司升任或以异省之督抚调补, 则视事之初人地生疏, 事事假手于幕友胥役, 鲜有不颠倒错乱者[7]。新任的督抚往往带一批信任官员赴任。凡省中如财政局、善后局、铜元局、厘捐局、警察局、学务公所、督练公所等重要差委, 必设法易其私人。“如果前任不知振作, 弊端丛生, 借此整顿, 尚有益处;倘新任者非人, 则将翻尽旧日之所为而日就败坏。”[8]这也反映出不调为好的意见。

同时, 督抚要治理好地方, 必须了解民情, 进而采取相应的统治政策。各省民风不同, 即使一省之内, 各地情况也不相同, 督抚要了解民情不是旦夕能够做到的。另外, “署中之幕僚追随主人多年而运筹帷幄, 遇事赞划, 其于全省之政事民情或较身任大吏者更为周悉。一旦大吏迁调, 幕僚星散或随节而去, 则后继者所带幕僚不了解民情, 往往贻害于全省政事”[8]。因此, 各省督抚每经一次变动, 则全省政事亦必有一番纷扰。调动与否, 要视官员是否清廉公正。颓风已成的局面下, 调动往往成为新一轮搜刮的机会。

三、州县官调委过多, 也是造成地方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

早在乾隆年间, 州县官调委过多就成为官场比较突出的问题。乾隆皇帝曾明降谕旨, “州县佐贰等官自应各就各任, 实心办理, 使地方官久于其任, 事有责成, 心无几幸, 方于地方有益, 若任意更调, 通省皆然, 则督抚既得藉以市恩并恐开属员侥幸营求之渐, 其所系于吏治官方者甚巨”[8]。此后, 又明确规定:调署州县佐贰不得超过实缺十分之二, 并且要求各省州县无论奏调委署代理, 每届三个月汇奏一次。然而各督抚多视此为具文, 依然是我行我素。宣统朝, “直省各督抚于实缺州县仍复多合其本任, 调署别缺, 或令在各局所当差转将本缺改委别项人员署理。其委署人员或有不合例者则率皆声明为地择人、破格拔用, 至委署期满又另以他员代之, 并有由前届委署之员自行觅代, 随后禀准补札者。辗转相循, 为数日众, 往往有一州县之中而每岁新旧任代卸至再至三者, 亦有一州县而十余年不见实缺人员。到任者, 通各省统计, 此项调委人员实占实缺十分之六七”[9]。“悬缺不补, 漫无限制, 推其迟延之由, 无非为调剂委署之计。及到补缺之后, 又或不令到任, 纷纷调署。部选之员, 则谓吏事非所素习;外补之缺, 又谓拘于班次。籍人地之不宜, 为纷更之便计。甚至积重不返, 沿成例章。委署一年, 辄予瓜代, 一官传舍, 致贤者有才而无所施, 不肖者攘利而惟恐后, 吏治腐败, 职此之由。”[9]调委过多, 使州县官人人存“五日京兆”之心, 都想狠捞一把, 然后溜之大吉, 不肯实心任事, 不虑考地方利害、民间疾苦, 遇事心存观望, 何谈吏治之清明。

当然吏治腐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而宣统朝入仕之途滥杂、更调频繁、调委过多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则无疑加剧了清王朝官场的腐败, 并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参考文献

[1]沈云龙.宣统政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八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

[2]御史赵炳麟奉仕途滥杂请馈详议官规折[J].东方杂志.

[3]盛京时报[N], 1911-8-18.

[4]梁启超.近代学术概论[M].商务印书馆, 民国29年.

[5]申报[N],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6]江苏阜宁县商人罢市知县被民人拘囚[J].东方杂志.

[7]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一辑[M].中华书局, 1978.

[8]申报[N], 宣统元年四月二十日.

说说官场 篇5

贪盛清衰，这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几乎是不变的道理。前些日子温习了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看完后感受颇深，为纪晓岚公然和一帮贪官奸臣叫板感到佩服，也为他能不因遭人陷害而被贬谪感到奇怪。说纪晓岚聪明吧!可是孔圣人会比他差么?说他是真清廉吧!但远古时期的尧帝爷破屋素食布衣也比他厉害吧!再说像那些才思敏捷，一心为国的诗人们一个都是在事业刚冒出苗头时被一脚踩掉，而纪晓岚却能在乱流中稳立身子，我想应该是孔圣人有的是治国强兵的本事，而纪晓岚则有着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吧!

贪官们对正直清廉的人特别厌烦，对那些同样贪污的人却喜爱有加，大加提拔。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我最敬佩的岳飞岳将军，为人耿直，忠心爱国，在沙场上奋斗十几载，可说无敌，而他那“收拾旧山河”的愿望还未实现，就被大奸臣秦烩十几道“追魂令”就要了他的命。而纪晓岚的故事里和绅一手提拔的贪官数不胜数，而被陷害入狱的清官也是不胜数。此等无限循环下去，朝廷就成了被白蚁啃噬一空的屋子，随时会倒。

我想很多人对权力情有独钟，应该是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吧!现在争权夺利的事以不足为奇，不但笼罩了成人的世界，也向圣洁的校园伸出了魔爪。让不少同学成为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互相算计，不少好朋友为了争夺权力，甚至于反目成仇，我为他们感到不值，放弃温暖的友谊去追逐冰冷的权力真的好么?

依稀记得以前有两个情谊不错的副班长为了争夺班长之位，各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其中一个甚至散播谣言中伤另一个，使他被全班人唾弃，最终被中伤的那个，众叛亲离，不仅同学们不理他，连老师都对他冷嘲热讽，那情况即使是冷血的蛇见了都会可怜他，可那个散播谣言的那个呢!不但乐得像开花似的，甚至煽动人去骂他……这个故事不是我编的，而是我眼见耳闻的，他们俩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我为他们俩感到悲哀，因为他们已经被权力迷醉了头脑，成了权力的奴隶了。

官场的“隔夜茶” 篇6

A我一位同事，喝茶十分讲究，规矩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不喝隔夜茶。有次我好奇地问他原因，他淡淡一笑：“隔夜茶，毒如蛇。”这话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此后每当看见别人喝隔夜茶时，我便照本宣科搬出这句话来。有次去农村采访一位长寿老人，发现他却极喜欢喝隔夜茶。他乐呵呵地说，隔夜茶是个宝，不仅能喝，还有许多妙用。比如在劳作中不小心划伤了，老人就从不去医院，只用隔夜茶来清洗伤口，伤口就不会发炎。

别人眼里的“毒药”，在老人那里却成了“宝物”，这事让我很是感慨。原来世间万物本无好坏，关键在于你如何运用，运用得好，废物也是宝。事实上，官场也如此，一些人就很会妙用“隔夜茶”。

北宋时期文彦博历仕仁、英、神、哲四帝，出将入相，有50年之久。文彦博能久居高位，与他会妙用“隔夜茶”不无关系。文彦博担任成都地方行政长官时，张贵妃很受皇上宠爱。而张贵妃父亲张尧封曾是文彦博的门客，张贵妃幼年时，张尧封还曾让她认文彦博为伯父。文彦博很想通过这层关系搭上张贵妃，但遗憾的是，张尧封此时早已去世。

张尧封去世了，文彦博与他的友情就相当于一杯“隔夜茶”了。这杯茶该如何喝呢？文彦博决定趁着正值寒食节，给张贵妃送一副秋千作为寒食节的礼品。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份让人笑掉牙的礼物。然而，于文彦博来说，这份礼物却极有深意。因为秋千与悲伤、惜春、叹老等情感相联系的。而寒食节与清明节只隔一天，文彦博选择此时献秋千，意在勾起张贵妃对先父张尧封的思念之情，想起了其父，自然就会想起他这位送礼的伯父。果然，文彦博就此跟张贵妃牵上了线。

既然这杯“隔夜茶”能喝了，文彦博决定就多喝几口。过了一段时间，文彦博便叫人用金线织灯笼，载莲花为锦，赶织一种图案新奇的“异锦”送给张贵妃。张贵妃穿着用“异锦”做的衣服去见宋仁宗，宋仁宗也被如此美丽的锦缎惊呆了。贵妃说：“这是成都的文彦博织来的，文彦博跟我父亲是好朋友……”宋仁宗非常高兴，文彦博就此进入了宋仁宗的“法眼”。不久就提拔他为副宰相，后又升为宰相。

当然，“隔夜茶”也不是那么容易喝的，弄不好，极有可能会中毒。与文彦博相比，西汉卫绾喝“隔夜茶”时就惊险得多。卫绾在汉文帝手下任郎中令时，有次太子刘启设宴，邀请了一大批官员参加。卫绾为人十分谨慎，他觉得与太子串在一起，万一汉文帝疑心他们在暗地里拥立新主，肯定会被杀头。于是，他就托病没去。太子觉得卫绾不给面子，就十分生气。刘启即位后（即汉景帝），对卫绾长时间不理不睬。最后汉景帝还是忍不住了，一次卫绾随他出游时，就问他当年为什么不参加他的宴请，卫绾一口咬定当时确实病了。

汉景帝也不好再问，就赏赐卫绾一把宝剑，试试他会不会受宠若惊借此巴结自己，没料到卫绾却拒绝了。这让汉景帝很是恼火，问他为何不接受。卫绾解释道，他服侍文帝时，文帝曾赏赐他6柄宝剑，他都珍藏在那里。既然有了先帝赏赐的这么多宝剑，且自己无功不受禄，就不能接受皇帝您赏赐的宝剑了。并将6柄宝剑一一展现给汉景帝看。卫绾将汉文帝这碗“隔夜茶”喝得如此彻底，让汉景帝终于相信了他的忠心。于是汉景帝就开始重用卫绾，很快就提拔他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直至丞相。

大学校园与官场 篇7

记得钱学森先生当年辗转五载历经坎坷刚回国时, 这位被美国人称为到哪里都值五个师的大科学家被委以某基地院长的要职, 这可忙坏了钱院长:学术攻关他要管, 还得亲上讲台授课;院里一大堆人的吃喝拉撒睡他也要管, 忙得不亦乐乎。还是周总理及时调整, 让他腾出手来专心抓技术, 要不然耽误多大的事呀!总理就是英明。觉得学而优跟仕不仕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是组织部门要知人善任。

北大陈平原教授的一席话很有见地, 呈给大家, 让我们再来拜读一番。

“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 乱套了!”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莅临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 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中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共同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陈平原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 其独到的见解、新锐的观点不时引发现场阵阵掌声。

对于当下大学的办学方式, 陈平原毫不犹豫地指出, 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 使得“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陈平原认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 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有级别、专业的差异, 但面貌过分趋同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 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 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 ‘办事’方便多了, 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 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 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

陈平原借用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 你慢些跑》, 指出政府、民间、舆论对大学的要求太过苛刻, 媒体过分报道, 给大学发展带来了双重压力。大学发展的脚步乱了, “百年办学”的思路被压缩了, 大学涌现一种大跃进的思潮———都希望快速发展。“当今许多校长都希望在几年任期内, 使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几年下来, 唯一发生变化的只有建筑。当今中国大学的好处就是房子盖得漂亮。”陈平原话音刚落, 现场一阵掌声。他继续指出, “以中国大学目前的状态去承受政府、民间、舆论的压力, 这样的大学, 发展都是变形的。”为此, 他提出, 办大学需要给教授、学生自由表达、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谈完大学发展, 陈平原开始质疑学校聘请一流学者当校长的行为。他直言, 大学里不同的学院、学科都有各自的发展, 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 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他解释:“一个人的专业到达顶尖状态, 就会有一个盲点。这种人当校长, 很容易刚愎自用。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和突出的学术成绩, 很容易使人产生偏见。第一流的学者当了校长, 很难对其他学科做出支持。有些人当了领导还要做学问, 乱套了!”他以蔡元培为例补充:“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 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 当校长是很合适的。我对今天中国选拔校长的制度表示遗憾!”现场又响起一阵掌声。

大学需要围墙吗?陈平原直抒己见:“中国的大学都有围墙, 但是围不住。教授已经很难再心如止水了。过于世俗化, 已成为大学的又一大问题。”校园文化缺失, 究其原因, 陈平原说:“校园文化就是人们认为的社团活动。‘五四’时期, 很多社团活动都有教授参加, 蔡元培校长当年也亲自参加很多社团活动。今天, 校园内已少有渠道让教授、学生一起参加校园活动。老师与学生脱节, 这是个大问题。”陈平原直言不讳, 一次性建设而成的大学城, 硬件很好, 但缺乏历史感。此外, 目前很多老师不住在大学城, 一放学就走人, 大学里只剩下朝气蓬勃的脸孔, 也不适宜发展校园文化。

“感冒”一词源自官场 篇8

一次, 一位名叫陈鹄的阁员去馆阁值夜班时一改往日惯例, 登记为“感风”。原来南宋医学理论家陈言 (字无择, 号鹤溪道人) 首次把引起百病的病因分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大类。就外因而论, 又区分为六淫, 即风、寒、暑、湿、燥、火等六种反常气候变化。陈鹄对他的同时代人陈言的新学说, 显然已有所了解, 故在开溜时能够卖弄小聪明, 偏不循例写“肠肚不安”, 却标新立异大书“感风”二字。他借中医理论六淫之首“风”并前缀以“感”——感者, 受也。

陈鹄所创先例, 为其后数世官场因袭, 一直到清代末发生突破性变化。却说清代官员办完公事请假休息, 例称请“感冒假”。“冒”——透出也。“感冒假”的解释为:本官在为该公务操劳之际, 已感外淫, 隐病而坚持至今, 症状终于爆发出来, 故而不得不请假休养。

官场服饰变迁鉴古今(二) 篇9

从西周开始形成服饰制度后,官场服饰已冠上了“昭明分,辨等威”的官贵民贱内涵,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服饰,不同的官职穿不同的官服鞋履。《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衮,古代天子祭祀时所穿的绣有龙形的礼服。冕,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礼帽。黻,古代绣有黑白相间 斧形花纹 的礼服。珽,古代帝王所佩戴的玉笏。带,指大带,束衣服的腰带。裳,古称下身衣服,后世称为裙。幅,绑腿。舄,鞋底一层的叫履,加木底双层的叫舄。周代以后天子诸侯吉事皆着舄,为古代官场一种贵重鞋履。舄有白、黑、赤三种颜色,王在最隆重的场合都穿赤舄。舄为官场高贵的礼鞋一直沿袭到明代,皇帝的礼服还见衮冕和通天冠、白袜赤舄,或白袜黑舄。

自从战国 时 (公元前325 ~330)由赵国的第六个国君赵武灵王,把我国北西少数民族胡服靴引进中原,使官场鞋履发生了重大改革。当时为适应战争需要,由履改着靴,后民则用作常服。入隋以后,渐用作百官常服,除祭祀庆典外,皆可穿着。及至唐代,靴又用作百官朝服,朝觐天子亦可着之(在此之前皆穿履舄)。靴为历朝历代帝王、文武百官的官服一直沿用不衰,直到清末。其间,各朝只在靴的质料、款式略有不同。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乌皮六合靴,亦称乌皮六缝靴,以七片皮革缝制,有六道缝故称。做工复杂,美观华丽,多为帝王贵臣所着,隋唐时盛行。《旧唐书·舆服志》:“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唐代各级文武官员的朝服,虽然具有不同式样,颜色花朵材料区别明显,但官服常服一般总是纱头巾,衣圆领衫,系红鞓腰带,穿乌皮六合靴。诸如朝靴为半高筒,黑色,以白粉涂底,底较厚,头方,在靴头尖或镶边作云头。靴自唐即成为朝会的正式服饰,官员上朝时所着之靴,故称朝靴,惟各代形制不尽相同。《宋史·舆服五》:“宋初沿旧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礼制,改靴用履,中兴仍之。乾道七年(1171),复改用靴。以黑革为之,大抵参用履制,惟加靿焉。其饰亦有絇、繶、纯、綦……诸文武官通服之。”古代朝靴不是今人印象中的高筒皮靴样式,而是一种短帮薄底布靴。以乌皮和黑缎制成,靴身为黑色。纳布为底,靴底缘边用白粉饰之,亦称“粉底皂靴”。多用作男子常服,上自皇帝,下及百官,常服视事均可穿着。士人获取功名之后,礼见宴会皆可着之。后演变为朝服。《金史·舆服志》:“系籍儒生止服白衫领,系背带并以紫圆绦罗带,乾皂靴。”明代文武百官的服制规定严格,对祭服、朝服、公服和常服都有明文规制。朝服要按官品等级服冠衣革带佩绶,足着白袜黑云头履。公服是文武百官上朝奏事及待班、谢恩时穿的“工作服”,不论官职大小一律登皂靴。而到了清代,上自皇帝,下及百官,则流行一种锻制的缎靴。皇帝所着的为天青色,百官则用黑色。

古代官职人员对官场服饰的靴十分重视,视其为官和人格的尊严,在百姓心中的官靴,还是为官政绩的标志。百姓对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的好官,在即将离任时,会自发的为其“脱靴”以留纪念,如唐代崔戎被朝廷解去华洲刺史职,老百姓挽留他,甚至脱去其所穿靴,不使行。因此留下“脱靴遗爱”不成文的规矩。而作为官员不仅在官场活动要冠履整齐,就是在获罪时,也要做到冠履仪容堂堂。孔平仲《孔氏谈苑》关于苏轼因“乌台诗案”,宋神宗接受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到湖州后,径直进入公堂。“僎(即皇甫遵)径入州厅,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人心汹汹不可测。”当时苏轼看这架势,“轼恐不敢出,谋之无颇 (与无颇商议)。无颇云:‘事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为服,自以当得罪,不可以朝服。(苏轼说,既然获罪了,不能穿朝服出去吧?)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于是苏轼便听从谋士无颇的意见)轼亦具靴袍秉(拿着)笏立庭下,无颇与官职皆小幘列轼后”听候宣牒。就这样,苏轼穿着官袍官靴手拿笏板,仪表从容地迎接着我国文学史上一次有名的文字狱。

从春秋战国之交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终于使延续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画上了句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伴随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官场衣履服饰,从此俱往矣。

辛亥革命官场服饰开新篇

“辫发胡装三百载,不图复见汉官仪”,清朝覆灭后,辛亥革命开创了“汉衣冠”新生之先河。

在古代,中国作为古老的东方封建帝国,官场服饰尤以清代发展到了极致。以宫廷官场官员的服饰为最,职官们除了着顶戴花翎、补子官服和锦缎皂靴的礼服外,他们则身穿长袍马褂,一条或短或长、或粗或细猪尾巴似的辫子拖在脑后,头戴瓜皮小帽,或罗松帽,下穿中式免裆裤,宽大的裤脚用缎带扎着,足登一双内联升小圆口黑布鞋,浑身绫罗绸缎,身上挂着玉佩,手上带着扳指,这就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末世官场标准的休闲常装。对这种专制的服饰制度,人们不断反抗,秋瑾在《秋风曲》中写道:“金甲披来战胡狗,胡奴百万回头走。将军大笑呼汉儿,痛饮黄龙自由酒。”发出弃异服复汉衣冠的大声疾呼。在19世纪末,维新派的干将们康有为、梁启超就曾联名上书:“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也!”要“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虽未奏效,却反映着人们呼唤服饰改革的强烈愿望。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建立不久,针对国内官民服饰仍然沿袭满清旧习,便发出《剪辫通令》,这虽与满人入取中原时强制留辫,剃掉前半脑袋头发的“要发不留头,留头不要发”的血腥截然相反,却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颁布了《服饰条例》,其中对公务人员的服饰有了初步规定。然而,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实践治国之道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区域:一是以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一是以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在衣冠服饰上,当然的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服饰审美观,官场服饰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国统区文职着装

政府公务人员的衣履服饰中西混杂,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上海等许多大城市的教师、公司洋行和机关人员,青年人开始头戴礼帽,西装革履,一派西洋风度;而老年官职人员和普通市民,则仍长衫马褂为礼服,就连官场中的上至蒋介石,下到一般老年公务员,也是布履长衫不离身。

蒋介石与李宗仁着戎装或长袍,彰显勾心斗角。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在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上的照片,可见蒋介石与李宗仁着装截然不同,这其中还隐藏着蒋、李勾心斗角的小插曲。据说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着军装是明显不合适的,那会招来欧美等国家对“军人政府”、“军事独裁者”的非议。李宗仁沉浸于当选副总统的喜悦之中,没想那么多,听蒋介石说穿军装,那自己也就穿军装吧。没想到到了就职典礼那天,一身笔挺戎装的李宗仁看到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立刻傻了眼。蒋、李如此巨大反差的着装自然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只见在典礼上,李宗仁一会儿站在蒋介石的身边,一会儿走在蒋介石身后,给人的感觉不像个副总统,而俨然是蒋总统的一个大副官,弄的李宗仁十分尴尬窘迫。

人称吴疯 子的吴稚 晖 ,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在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立时,财政十分困难,为了筹集资金,他脱下长袍,身穿黑西装,脖子上围条红围巾,头上用红绒线扎根小辫,扮作小丑模样,登上上海大舞台,左手持着西班牙鼓,右手拿把大折扇,一边拍鼓一边高唱自编的《劝募歌》,动员人们为新生的中华民国捐款。这位“民国四老”之一的吴疯子,日常衣履装束十分简朴,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劝说他无论如何得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却穿着弟弟为他缝制的“怪”袍子,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主持人。

官场服饰变迁鉴古今(四) 篇10

改革开放以后,进入21世纪以来,国人的服饰也与时俱进,展现了一派繁华多变绚丽多彩的崭新气象。人们衣履服饰千姿百态,更加注重个性张扬。国外的流行品牌,世界著名顶级设计师新作,不仅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有者着装更有品位,也让他们品味到华美服饰扮靓身体的快感。但同时也成为官场拷问官员是否亲民与平民化的课题。

据报载,2008年11月,两张廖维忠在视察的照片,引发了网间的诸多猜想。有网民称,廖脚上的鞋子是意大利著名奢侈品牌之一,价格动辄数千元,尽管风波乍起,但这双鞋除了引发舆论非议之外,廖维忠的工作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原来鞋子是廖妻买来送给丈夫的生日礼物,价格约4 000元。 这位四川省双流县副县长,得益于有钱的贤妻生日贺礼,一只脚踏两千元,双足4 000元下基层视察招摇,不知与当今官风有悖不?与党中央号召发扬俭朴节约的精神一致否?诚然,官场服饰并不是一律要苦行僧的衲衣麻履,但也要在小康生活中,冠履衣装既不奢华,又不攀富比阔,还要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中不“鹤立鸡群”。《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2》 蓝皮书主编唐钧说:“官员穿戴不仅是个人层面问题, 还涉及社会层面。哪怕是合法来源,作为公务员,虽然法律无禁止条文,但是从形象风险防治角度,使用奢侈品确实会引发官员形象危机。”

孙中山亲自设计的中山装,自1929年被国民政府定为官场礼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个世纪末,一直为新旧中国官场主要服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近百年为几代官场礼服的中山装,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国际通行的西装所取代。然而,不忘中国特色服装的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除官场服饰西装,还对日常官场服装进行改革。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庆典、会议等重要场合,或外事活动中,衣履着装也非同寻常,是穿民族服饰中山装,还是西装革履,不仅标志着服饰穿戴的标准与示范,也倍受新闻媒体的关注,尤以国外媒体为最。

习近平与立领礼服

据《博客天下》载《习近平确立制服新标准》:“近日,在荷兰国王的欢迎晚宴上,习近平身着立领礼服,将立领服装纳入涉外正装、礼服范畴。此前的习近平曾经大刀阔斧地对衣着做过减法,他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带头缩减了穿正装的场合,在一些内部会议上他选择穿着深灰色夹克,各地领导干部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服装方式。

“在十八大后常委的第一次集体参观时,五人穿夹克,两人穿西装,穿西装的两人也都选择衬衣第一粒扣子敞开,不打领带。在过去领导人当中,夹克一般是在下基层调研的情况下的着装。从便服到礼服,习近平正逐渐树立中国官场的一套服装标准,可以归纳为:平时对内尽可能简,出门对外民族风而且隆重。”

中式服装风韵无限

在秋冬交替的2014年11月10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及配偶。报载,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的彩色巨幅照片,走在前排的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陪同左为普京, 右为奥巴马等各国领导人,均身着中式服装,足踏黑亮的皮鞋,印证了“当好东道主,让APEC留下美丽的中国印”一派祥和与庄重。如果说十三年前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曾以唐装给与会的外宾留下美好的记忆与印象,那么这次再作为东道主,以中国风韵和时代精神的领导人特色中式服装,再一次地征服了所有与会领导人对中式服装的赞誉。

据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文章披露,为了设计制作这次会议的特色中式服装,从设计理念上,追求将中国传统的风格用现代语言和创新科技表达。为了体现和而不同,为领导人及配偶提供多种款式和颜色供自由选择,其中,男领导人一款四式五种颜色,女领导人一款两色,女配偶外套及内搭各四款四色。这套特色中式服装款式分为三种:男领导人为“立领、对开襟、连肩袖、提花万字纹宋锦面料、饰海水江崖纹”上衣;女领导人为“立领、对襟、连肩袖,双宫缎面料、饰海水江崖纹”外套;女配偶为“开襟、连肩袖,内搭立领旗袍裙”。 男领导人服装包括外套、衬衫和围巾,女领导人服装包括外套和披肩,女配偶服装包括外套、旗袍和披肩。

这套特色中式服装,充分体现中国传统和文明,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从款式上,立领、对开襟、连肩袖等,都融合了中国历代经典款式。从面料上,采用传统真丝面料,如宋锦、漳缎,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纹样上,海水江崖纹、万字纹均展示传统纹样的精华。从工艺上,采用了盘扣等中国特色传统工艺。色彩上,选用了故宫红、靛蓝、孔雀蓝、深紫红、金棕、黑棕等厚重大方的传统色调。

这套中式特色服装,把与会的各国领导人装扮的庄重、 典雅,既显示出较强的仪式感,又充分展现出领导人稳健、端庄的气质和形象。同时也充分地彰显出中国几千年服饰文化的厚重美丽、博大精深、风韵无限。这套特色中式服装,可谓是当今中国顶层官场服装由中国推向世界的一大亮点。十三年前唐装亮相国际后,曾在国内火了一把,直到今天仍不减其温。此次男式“立领、对开襟、连肩袖”及女式“立领、对襟、 连肩袖”的新款式,与黑亮皮鞋的搭配,昭示服装的典雅庄重,使中式服装创新到一个新高度,定会在官场及民间引起强烈的效仿风潮。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官场衣装鞋履文化, 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中极其绚丽的亮点。我们借助官场服饰这面镜子,在鉴古赏今中,可见官场衣履服饰不仅是个人的简单着装问题,它还是时代的楷模。官场效应,自古至今无不是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如今时代变了,无论官场服饰,或是民间着装,均为人们崇时尚、追新潮的自由选择。如斯,使服饰不断推陈出新,“留将根蒂在,岁岁有东风”地发展创新,不断万紫千红总是烂漫如锦的春天。

(全文完)

后记:

上世纪末,我退休之后经常给报刊写稿,常有一些零散的鞋文化史类小文见诸报端。2001年3月,《 西部皮革》 杂志编辑王克林先生约我给贵刊“ 鞋史钩沉”栏目系统写点鞋文化研究文章。 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鞋史的我来说,为期刊专栏写这类题材的文章,不啻为陌生全新之考题。 我“ 摸着石头过河”,不经意间从民初国学大家陈柱先生所著的《 中国散文史》 自序中受到启 迪 ,他对散文 史的写法 说明:“ 一、所述个人履历,多据史传,并书明某传,然亦有节省太多者则书名从略 ; 二、文学史最重阐明源流,本书有因源以流者,亦有因流而溯源者 ;三 、所论各家 之文,贵有例证,而例证尤忌割裁,古之美文一经割裁,则其美全失 ,如割裁美 人之口鼻以论其美也。 故本篇除篇幅太长不得不节录者外,所录皆全篇文字。 ”写文学史如此,写鞋史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斯呢? 予借鉴陈柱先生的“ 三原则”,不断探索,精心耕耘,一路走来,路子越走越广,直到全部文章该画句号时。

人生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我与《 西部皮革》 杂志结缘已十年有五。 在我退休后的这十多年里,我徜徉在浩瀚的鞋史里自得其乐 ,把别人含 饴弄孙 、上网聊天或结伴出游的时光全用在了潜心阅读和埋首案 牍上了 ,毕竟“ 爬格子 ”是我喜欢的一种业余生活,好在有《 西部皮革》 诸位编辑的提携和扶持,让我有信心笔耕不辍,使得百余篇羸弱的小草得以问世与读者朋友谋面。 如今我已年近耄耋,怕精力不济延误交稿,于是将百余篇拙文结集为《 中国鞋文化史海采珍》 ,意欲收笔杀青。 值此之际,欣欣然且又惴惴然,更多的是对《 西部皮革》 杂志领导和诸位编辑的感恩。 愚在晚晴岁月用心血铸塑的数十万字文章的字里行间,不仅融入我的情和爱,亦蕴含着编辑的辛勤与汗水,尤其我不会用键 盘书写 ,更给责任 编辑王克林先生增添了几多麻烦与辛苦, 我与他虽缘悭一面, 但在十数载的文稿交往中,王克林先生以其“ 为他人做嫁衣”的高尚情怀 ,与我结成 的友情与 日俱增 ,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周祥近影

谨此对《 西部皮革》 杂志诸位 编辑和拙 文采用过 的所有文 献著作者 , 铭感五内,一并诚谢!

官场多喜剧 篇11

明人笑话中，嘲弄贪官的段子为数不少。笑话本以夸张为特点，但读过很多官场故事之后，才发现这些笑话的作者太缺乏想象力。大的故事且不去说，随手转抄几个小品，看看太阳底下究竟有没有新鲜事。

张孝达尚书督粤时，一次会见属下州县官员，共来了八人。原设的客座只有七个，仆人又忘了增加座椅，其中一位居然表演出难得的杂技功夫，“屈膝顿股”，虚做稳坐的样子。不料谈话时间太长，听指示又听得太认真，一不小心，身子转动，仰面摔倒在地，“一座愕然”。

贿能得官，只要人情到，什么歪瓜裂枣都能当官。清代公开卖官，美其名曰捐，买主一应品类俱全，所以糊涂官特多，糊涂官故事最具神韵。天津一县官，问案总是夹缠不清，因有“浑蛋”之称。某日一妇人上堂控诉，反复多遍，县官就是听不明白，气得妇人大骂：“怪不得人说你是浑蛋，今天看你如此，果然是个浑蛋。”县令拍案怒斥：“胡说，像我这样的浑蛋，你们家有吗？”

光绪初年，河南大灾荒，一乡下人饿极，将自己兄长吃了。邻居控告，官府抓来审讯。那人辩解说，实在是因为饥荒，老兄当时奄奄一息，就算我不吃他，别人也会吃，那还不如自己吃合算。县官听罢，大怒，说：“你有哥哥，可以吃哥哥，像我没有哥哥，我去吃谁？”

贿赂之事最普遍，前些年盛传蛋糕中藏钱，纸烟中藏钱，甚至爆竹中藏钱，送到上司家，自以为巧妙，可惜上司不曾揣摩到此中深意，那些“菲薄”的礼品被送到小店寄售，让买走的人捡了便宜。这些年，经济水平提高，这类原始人的傻事再没听说。《都门识小录》中说，某京官送了一万金庄票给某王公贵族，谋求好差。他走后门，银票交与贵公的太太。贵公等钱不来，直接索要，京官说：“早已送到府上了。”贵公大怒道：“既送到府里，差事你去找府里要吧。”那人吓坏了，长跪不起。贵公久而怒气渐消，提醒他说：“这笔钱你全送给我太太用，我呢，就不用了？”京官醒悟，再送一万金，次日差事即到手。

这样的故事，抄不勝抄。

早在乾隆年间，有一姓汪的太史，谄事权贵出了名。他的老婆先拜相国的小老婆为干妈，等到相国势衰，梁某执掌权柄，又让老婆拜梁为干爸，来往亲昵，不避嫌疑。冬月严寒，梁某早朝，汪的老婆先取朝珠贴自己胸前温暖，再亲手为干爹挂上。此事哄传京师，据说纪晓岚还作了一首诗讽刺，其中的警句云：“百八念珠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

浅谈南宋官场“苞苴”现象 篇12

朱熹《朱子语类·外任·总论作郡》中也记载了南宋官场的“苞苴”风气:“某见人将官钱胡使, 为之痛心!两为守, 皆承弊政之后, 其所用官钱, 并无分明。凡所送遗, 并无定例, 但随意所向为厚薄。……或十千, 或五千。……若过往官员, 当随高下多少与之, 乃是公道, 岂可把为自家私恩!于是立为定例, 看什么官员过此, 便用什么例送与之, 却得公溥。后来至于凡入广诸小官, 如簿、尉之属, 个个有五千之助, 觉得意思尽好。”[1]可见朱熹对这种现象十分痛恨, 认为“苞苴”, 是“将官钱胡使”, “为自家私恩”。

实际上, 这种挪用公款, 贪污贿赂的“苞苴”现象并非自南宋朝开始, 《后汉书》中亦有关于“苞苴”的记载:“増重赋敛, 刻剥百姓, 厚自奉养, 苞苴流行, 财入公辅, 上下贪贿, 莫相检考, 民坐挟铜炭, 沒入钟官。”[2]可见早在汉代, 苞苴已经“流行”, 南宋官场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风气, 以至于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皆“别立名目, 以为馈送”。

面对这种馈送贿赂之风, 统治阶级并非无所作为, 北宋重和元年 (1118) 二月徽宗“诏:监司辄以禁钱买物为苞苴馈献, 论以大不恭。”[3]南宋政府亦明令挥霍公款大吃大喝也纳入行政处罚和刑法制裁的范围, 高宗、孝宗先后对官员膳食津贴下诏重订《裁定则例》, 高宗时期就下令:“申禁包苴请托”[4], 朝中亦不乏上书建言以期禁止苞苴馈送的例子:“御史台主簿李庚言:……而姦赃不逞之辈, 侵渔公上, 掊敛百姓, 日营苞苴之計, 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欲望明立法禁, 應買賣舉狀之人, 取者與者, 各坐赃论, ……诏令有司立法, 其后刑部乞依薦举受财法施行, 从之”[5]孝宗、光宗、宁宗各朝也不断打击这种恶习, 可以想见其风之盛。

“苞苴”之风为何如此盛行, 归结这其中的缘由,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其一, 馈送贿赂,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升官有所帮助。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六月, 朱熹受皇帝召见, 奉事延和殿。皇帝问及军政之情, 朱熹如实呈报下情:“军政不修, 士卒愁怨”, “主将刻剥士卒, 以为苞苴, 升转阶级, 皆有成价”。官场行“苞苴”, 卖官买官, 贪污受贿成风。皇上闻知后, 对朱熹说:“却不闻此, 果有此, 岂可不理会!卿可仔细采探, 却来说。”[6]朱熹毫不留情的指出官场上存在的收取“苞苴”, 卖官买官, 贪污受贿成风, 实为可嘉, 可惜没有得到孝宗的重视。

其二, 利用公款“吃喝玩乐”也是在南宋官场上普遍存在, 几成定制。陆游的《入蜀记》透过其广泛的交游活动, 展示出南宋官场的真实面貌, 也揭示出南宋官场奢靡的风气, 在记述官场交游时, 出现频率最多的是“郡集”两字, 按郡集犹麕集。麕通“群”, 即指群集。其途经之处都有众多地方官员盛情招待。

其三, 馈送利于一些官员企图结成官场关系网, 以便谋取私利。朱熹在《朱子语类·漳州》有如下记载:“如不许州郡监司馈送, 几番行下, 而州郡监司亦复如前, 但变换名目, 多是做忌日, 去寺中焚香, 于是皆有折送, 其数不薄。间有甚无廉耻者, 本无忌日, 乃设为忌日焚香以图馈送者。朝廷诏令, 事事都如此无纪纲, 人人玩驰, 可虑!可虑![7]从这段材料就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是在禁止馈送的情况下, 仍想方设法制造借口, “无视纲纪”, “变换名目”, “以图馈送”, 二是馈送的数额, “其数不薄”可见当时馈送之风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朱熹亦为此表现出十分忧虑的态度。到了南宋后期, 尽管朝廷申严“互送”之禁, 可是苞苴反倒越发严重, 苞苴数额也更加惊人。

“苞苴”盛行, 当然难以维持官场的清正廉洁之风, 而且也极大的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宋人蒋重珍感叹:“且论: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 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 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費, 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8]南宋朝廷面对内有人民反抗, 外有金辽政的威胁, 许多官员们却沉迷于“苞苴”, 身处内忧外患却仍不思进取, 而且“苞苴”现象亦为后朝所“继承”。到了明清时期, 这种现象反而更胜从前, “欲绝苞苴, 而苞苴弥盛, 欲清奸宄, 而奸宄益多”。

尽管南宋统治者三令五申, 部分清廉官员上书建言, 却依然无法遏制住“苞苴”歪风, 这与体制的缺陷不无关系, “苞苴”是与落后的封建体制相伴而生的, 笔者之所以研究南宋“苞苴”这种历代就存在的现象就是鉴于南宋“内忧外患”的特殊国情,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这也正是研究南宋“苞苴”现象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宋) 黎清德编《朱子语类·外任·总论作郡》, 第2642页, 中华书局1986年。

[2] (南朝宋) 范晔撰, (唐) 李贤注《后汉书》卷43, 第342页, 中华书局影印本1998年。

[3] (元) 脱脱等撰《宋史·徽宗本纪》卷21, 第399页, 中华书局1977年。

[4] (元) 脱脱等撰《宋史·高宗本纪》卷31, 第592页, 中华书局1977年。

[5] (宋)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 第2854-2855页, 中华书局1988年。

[6] (清) 王懋撰《朱熹年谱》卷3, 第166页, 中华书局1998年。

[7] (宋) 黎清德编《朱子语类·外任·漳州》, 第2649页, 中华书局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