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共9篇)
国内政治 篇1
摘要: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的逐步发展, 对合作的研究加深, 以及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提出, 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派学者意识到依靠“无政府状态”划分的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两个分立体系存在问题。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分立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提出了质疑, 其主要观点反映在其著作《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中, 该书自成一家提出国际合作与国内政治之间新颖之观点, 同时也有一些细节问题值得探讨。
关键词:国内政治,国际合作,米尔纳,双层博弈
一、对于书中观点的概括
《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其实是提出了一个理论, 即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合作, 其中利益、制度与信心是三个主要的变量, 这三个变量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与内容, 然后用例子来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
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假设, 国际关系研究常用的假设主要有: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内完全信息;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而米尔纳的理论从假设开始就与普遍国际研究有所不同。它的假设承认了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但强调国内政治不是有等级的组织起来的, 而是一种多头政治组织。
为了更好的说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互动式如何塑造国家间合作的, 米尔纳设计了双层博弈模型。国际层次上面的博弈表现为:国际层次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制度不起作用, 涉及两个单一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内博弈主要涉及三个行为体:利益集团、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 它们共享政策制定的权力。米尔纳的创新之处和重点论说之处都在与国内博弈。
由于这个模型是联系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模型, 所以按理说应该可以解释很多国际问题, 比如战争的发生, 和平的原因, 某个外交事件出现的原因等等;但是文中米尔纳主要讲这个模型运用于解释国际合作的发生, 即论述在什么样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情况下, 国际合作能够发生。文章认为三个行为体不同的国内偏好结构, 国内政治制度本质以及信息的内部分布是三个关键变量。
首先是国内的偏好结构, 其实就是对于一个特定的议题, 国内重要行为体的相对立场。这个里面有一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般情况下, 国际合作能够促进政治行政机构选举的时候行政机构偏好合作。“合作必须要对国内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至少也应该是短期的。因为经济的小幅改善都会有助于赢得选举。”行政机构的偏好还可以通过其制定的单边政策的变化反映出来。单边国内政策变化可能是之后国际合作性协定利益的必要条件。“政策制定者为了促进他们努力争取的国内政策获得成功, 而寻求达成国际协议, 寻求国际合作的原因是这些国内政策的成功常常依赖于其他国际行动的改变”, “理性的政策制定者选择协调的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因依赖于两个因素: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国家政策产生的外部性类型”也就是说, 国家经济越开放, 外部性就越重要, 领导人同其他国家合作的整体收益就越大, 国家经济越开放, 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有效性就越低, 从而合作的成本就越低, 议题领域的不同会带来开放性和外部性的不同。立法机构的偏好其实是压力集团的偏好以及总体的经济绩效。“比如国会议员就会将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考虑进来, 从而决定自身的偏好政策。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不这样做的政策后果”。利益集团对于政策的不同偏好源于各自的收益来源不同。这里用一个二分法的视野来看就是:出口导向型企业vs竞争型企业;外向型企业vs内向型企业。然而, 我所指的特殊情况, 是我认为米尔纳所说的偏好结构, 也就是各个行为体的偏好是根据议题的不同, 时间, 国家等, 随时随地发生着变化的, 它是一种及其动态的偏好结构。
其次是国内政治制度。米尔纳所讲的国内政治制度, 不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两分, 也不是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两分, 而是在某一特定议程下, 议程的发起权、修正权、批准权和否决权的国内分配。而且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制度的结合。这里面仍然存在一个一般和特殊的问题。一般来说, 行政机构会与立法机构展开批准博弈, 或者是修正博弈。批准博弈总是接近于行政机构的偏好, 而修正博弈总是接近于立法机构的偏好。同时, 我们还能寻找到一个坐标, 坐标的上端是行政主导, 下端是议会主导, 然后将各国制度对应进来, 行政主导的制度中, 最终的决议可能倾向于行政机构偏好, 立法机构主导的制度, 最终决议倾向于立法机构的偏好。米尔纳还提出一个观点, 政府分治越明显, 合作的可能性越低, 批准失败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其特殊性就在于, 根据议题, 时间、国家的不同、发起权、修正权、批准权和否决权的国内分配是不同的, 也是一个动态的, 各国在行政主导———议会主导的坐标其实也没有固定形态, 也是动态的。
最后是信息的国内分布。这个因素和前两个因素不同, 它其实是一个刺激因素, 我觉得提出这个因素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再强调一下利益集团的作用。作者认为, 相对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况, 存在信息提供者的不对称信息条件实际上提高了合作的机会。这里的背书人其实指的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 背书者直接作用于立法机构, 会影响批准过程。作为背书人的利益集团在国际协定上可能是立法机构的重要信息来源。也就是说, 利益集团或者说社会集团, 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内政治的博弈, 而是通过信息优势作用于立法机构实现国内政治博弈的。
书中提出的结论是, 国内政治的加入对国际合作具有负面影响, 因为内部分裂是合作的负面因素, 最不可能的合作行为是在少数的议会政府和分治的总统制政府 (因为合作由政治领导人发起) 。政治领导人士鸽派, 就会倾向于合作, 经济开放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促进合作, 议题不同合作倾向不同, 国内政策改变会影响国际合作。
二、理论的创新点
本书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将国内政治看作多头政治组织, 以及将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引入也都是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大主导学派有所不同。然而这种创新在我看来可以理解为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的一个表现。与本书最冲突, 也是作者一直在试图解释的是沃尔兹的体系研究方法“沃尔兹的体系方法给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对此, 有学者认为, 如果说摩根索在范式上开创了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科, 那么沃尔兹则通过限定它的研究边界和研究纲领进一步捍卫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这种方法也一直被国际关系学界沿用, 使得很长时间以来, 国际关系学并不介入国内政治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主流学派, 新自由主义, 新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 都在体系上面做足文章, 几乎不渗透国内事务。“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的代表作品分别强调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外部约束作用。”然而伴随着冷战的结束, 全球化进程的家具, 以及世界贸易、货币、技术、人才等各种要素的联系日益加剧, 以及“重大”性国际事件日益减少, 国家对于一些国际经济关系、国际合作事件的研究越发需求。“体系理论对国家所做的一元、自主和理性的假定, 便成为其他范式的首要攻击对象。放宽体系理论关于国家的假定, 复兴从国内政治视角解释国际关系的方法, 使其如体系理论一样简约并高度理论化, 进而与体系理论进行因果逻辑链条上的整合, 便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这种现象可称为国际关系研究分析层次的回落。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要求。”所以说, 本书的理论以及其假设是迎合了这样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趋势, 越发的精细化和具象化。
本书理论最有创新之处我总结来看应该是有三点:在解释偏好、制度两者关系的时候, 作者强调二者相互影响且影响程度, 比如说偏好其实包含制度偏好, 行为体会因为制度的不同, 而调整自己的偏好以适应更多的中间选民, 然而影响又不是那么的大, 使得二者可以独立的发挥作用, 一方不可取代另一方, 偏好必须要在制度的框架里实现, 行为体偏好因为立场不同, 还是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点就是在解释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关系上, 作者也强调一种相互影响但影响程度又不那么大的关系, 作者称其为一种“策略博弈”两个行为体, 都会根据对方策略的预期做出战略调整。
第三点创新之处, 就是将利益集团作为“背书人”的特点很好的提出, 其作为信息的提供者, 在信息不对称的国内行为体中, 其存在的价值和有此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以被忽略的。
三、一些质疑和思考
我对本书最大的质疑其实就是之前提到的, 米尔纳所呈现的一种动态的偏好结构, 动态的政治制度, 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诚然, 将国际政治问题国内化, 的确能更好的解释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如何发生, 然而由于国内政治的极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尤其是其偶然性, 很难将其作为理论进行研究, 其解释力很强, 但是预测性却很弱。如果完全将政治学的东西搬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科, 那么造成的其实是对学科的一种侵蚀。也许, 如何在国际政治视野的视角下独特的看国内政治, 也是理论在未来发展需要寻求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10.
[2]李巍, 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J].国际政治科学, 2006, (03) :112-142.
[3]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的回归[J].世界政治与经济, 2008, (07) :52-56.
国内政治 篇2
▶1月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公开发布。
▶2月
2016年2月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6年2月26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张德江委员长主持并监誓。
▶3月
2016年3月16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通过慈善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3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2016年3月16日实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展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②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③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④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⑤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016年3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本届核安全峰会的主题是“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习近平将出席峰并发表重要讲话,宣示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出席峰会期间,习近平还将应邀出席伊朗核问题六国机制领导人会议。
▶4月
2016年4月6日1时38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016年4月,习近平对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指的是“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作为一名合格党员,必须做到“四讲四有”: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
2016年2014月28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外长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
▶5月
2016年5月15日,电新华社北京:总书记不久前就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要求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
▶6月
2016年6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应该从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勇于担当,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奋力前行。中美合作成果给我们最根本的启示就是,双方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2016年6月25日晚8时,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全新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约603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394千米的椭圆轨道,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圆满成功。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
▶7月
2016年7月12日,由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定于出炉。这是阿基诺三世治下的菲律宾担当主演、美国幕后操纵的一出****闹剧。对于仲裁结果,中国立场一直鲜明而坚定: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
2016年7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八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习近平指出,中国欧盟构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的共识正在落地生根。双方在重大国际事务上保持着战略对话,共同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在加强中欧各自发展战略对接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并付诸行动。
▶8月
2016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向致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在举世瞩目的第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儿肩负祖国和人民期望,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26枚金牌、18枚银牌、26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展现了追求卓越的意志品质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人民赢得了荣誉。
▶9月
2016年9月5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于9月4日依法举行,产生了特别行政区新一届立法会。立法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设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希望当选的立法会议员依照基本法和香港有关法律履行职责,致力于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
2016年9月15日22时04分,搭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长征二号FT2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5秒后,天宫二号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国第一个真正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成功发射,为空间站时代的到来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太空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起点。
2016年9月,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习近平日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他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
▶10月
2016年10月17日7时49分,神舟十一号奔向天宫,我国载人航天再启新程。执行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2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习近平指出,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将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一批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2016年10月19日3时31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这是天宫二号自9月15日发射入轨以来,与神舟飞船开展的首次交会对接。6时32分,景海鹏、陈冬以飘浮姿态先后进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顺利实现入驻。
2016年10月21日上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长征永远在路上。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2016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共产党每五年一届的中央委员会通常召开七次全会,六中全会实际上是本届中央委员会任内最后一次专题讨论治国理政重大问题的会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2016年10月《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印发,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
▶11月
2016年11月2日,新华社受权全文发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11月3日20时43分,我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约30分钟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是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关键一步。
2016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2016年11月11日上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2016年11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提请的司法复核案作出判决,裁定两名候任立法会议员的宣誓没有法律效力,两人的议员资格被取消。
2016年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表示,中美建交37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促进了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
2016年11月7日,先后经过三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获高票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网信事业发展的始终。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越来越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识。
2016年11月20日是第二十七个联合国儿童权利日。日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7周年纪念暨《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指南》倡导活动在京举行。
▶12月
2016年12月4日,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016年12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CPI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2.3%;PPI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3.3%。
2017考研政治必备:1-12月国际时事政治汇总
▶1月
2016年1月1日,欧盟—乌克兰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但独联体框架内俄罗斯与乌克兰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日中止执行。乌克兰在庆祝乌欧一体化又进一步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2016年1月27日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
▶2月
2016年2月18日美国白宫宣布,总统奥巴马将于3月21日至22日访问古巴。这将是80多年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问古巴。
2016年2月24日,为防止难民大举涌入,比利时政府恢复与法国的边境管制。这是申根区第七个恢复边界管制的国家。有分析认为,本已十分脆弱的申根体系又遭重重一击,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恢复并加强边境管制,申根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3月
2016年3月18日为应对二战以来欧洲所面临的最严峻难民危机,在3月18日结束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欧盟28国领导人与土耳其就合作应对难民危机达成新协议。欧洲媒体分析认为,为了遏制住目前源源不断涌向希腊的偷渡难民,欧盟所签署的是一项自其成立以来最为大胆和冒险的协议。作为解决难民危机的最后“救命稻草”,欧盟将赌注押在土耳其身上,然而,欧盟内部是否能拧成一股绳,有序推动协议落实,还需拭目以待。
▶4月
2016年4月7日联合国公共新闻部发布媒体声明说,目前已有超过130个国家确认将于4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协定》。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
2016年4月11日晚当地时间,巴西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进行表决,以38票赞成、2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巴西现任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报告。根据程序,弹劾报告12日在《政府公报》上发布,此后众议院必须就此开会讨论,预计在17日举行全体会议进行辩论和表决。
▶5月
2016年5月19日北约成员国外长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了黑山加入北约的协定。该协定得到北约所有28个成员国的议会批准后,黑山将正式成为北约第二十九个成员国。分析普遍认为,北约此次扩容将加剧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即将于9月在杭州举行。这次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包容和联动发展”是主要议题之一。在中方推动下,今年G20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行动计划。
▶6月
2016年6月14日,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改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185国参加投票。中国获182票支持,以高票成功连任,任期为2017年至2019年。自1972年以来,中国一直连任经社理事会成员,为理事会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6年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据联合国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去年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数达到了6530万人,超过了整个英国的人口总和,比上一年增长了600万人。
2016年6月24日英国时间,脱欧派以52%的得票率在英国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投中胜出。此次公投的投票率为71.8%,是自1992年以来投票者最多的一次英国选举。但英国要完成脱欧程序,仍至少需要两年时间。随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将辞职,他表示将留任至保守党将在10月选出新党魁。英国脱欧成功后英镑急跌,英镑兑美元在盘中一度下跌了11%,这是自1985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2016年6月30日,国际移民组织举行特别理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国政府和外交部的加入申请,中国正式成为使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7月
2016年7月8日,美国、韩国军方在首尔联合声明称,韩美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反导系统),并称该系统最晚将于2017年末正式投入使用。韩美宣布“萨德”入韩以来,是美国企图维持东亚地区霸权地位而采取的军事性、技术性措施,“新冷战”的幽灵便开始在东北亚上空游荡。美国推动“萨德”入韩的目的不是应对朝鲜的核及导弹威胁,而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
2016年7月12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主持召开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并将于13日正式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英国现任内政大臣特雷莎·梅将接替卡梅伦成为英国下任首相,她将在13日晚之前就任,成为继撒切尔夫人之后英国第二位女首相。
2016年7月25日中国和东盟国家外交部长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重申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展现了各方依据《联合国宪章》以及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国际法原则,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增进互信和信心的共同承诺,承诺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宣言》,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实质性推动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8月
2016年8月15日至16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举行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十三次高官会和第十八次联合工作组会。
2016年8月31日,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在北京宣布,加拿大将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9月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面对当前挑战,二十国集团要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共建共享、同舟共济,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把握好大方向,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一、在开幕式上习近平就应对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提出5点主张。
①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
②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
③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不断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④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恪守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加强投资政策协调合作,采取切实行动促进贸易增长。
⑤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今年,我们把发展置于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共同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杭州)与考试有关的内容:
1、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①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拓更好发展前景。
②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动力。
③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谋求更佳质量效益。
④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公平共享,增进更多民众福祉。
⑤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
2、如何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①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
②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
③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
④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
2016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发表了首份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率先签署了《巴黎协定》。中国向联合国交存批准文书是中国政府作出的新的庄严承诺。
2016年9月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闭幕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中外记者。习近平介绍了在峰会闭幕式上总结的本次峰会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即各方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
2016年9月2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以“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界”为主题的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重要讲话。李克强指出,可持续发展首先是要发展,基础也在于发展。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消除全球性挑战的根源,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只有促进公平共享和绿色发展,发展才能立得稳、走得远。可持续发展必须包容联动。国际社会要相互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016年9月27日,世界银行宣布,世行执行董事当天一致同意金墉(韩裔美国医学专家)连任世行行长,其第二任期将于2017年7月1日开始。
2016年近日,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哥武”)在哥海滨城市卡塔赫纳举行全面和平协议签署仪式,结束了该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武装冲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古巴、阿根廷、秘鲁等15个拉美国家元首出席了签署仪式,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10月2日,该国将就协议内容举行全国公投,和平协议将在公投通过后正式生效。
2016年9月30日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美东时间,人民币10月1日正式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IMF总裁拉加德发表声明称,“货币篮子扩容对于IMF、中国和国际货币体系来说,都是历史性里程碑。”
2016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
习近平指出,《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的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明确了方向,标志着合作共赢、公正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在形成。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发表了首份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率先签署了《巴黎协定》。中国向联合国交存批准文书是中国政府作出的新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和合作。两国共同交存参加《巴黎协定》法律文书,展示了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雄心和决心。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2016年9月2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以“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界”为主题的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李克强表示,推动可持续发展,要以务实行动应对当前的挑战,积极变革和改造我们的世界。中国政府做到:
①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②必须坚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大方向。诉诸武力、以暴制暴,只能使仇恨延续、战火不已,最终不会有赢家。国际社会斡旋调解要主持公道正义,劝和不挑事、帮忙不添乱。
③必须携手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各国应同心协力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④我们必须着力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要更加关注和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帮助他们加快工业化进程、保障粮食安全、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更多的人生活得体面、有尊严。
第七十一届联大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李克强说,当前,难民和移民问题日益突出。这次会议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应对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这一问题,我谈几点看法。
①难民和移民问题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影响地区稳定。
②难民和移民问题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拷问着人类社会的良知。
③难民和移民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④难民和移民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来源国的自身努力。
李克强提出解决难民问题的具体措施:
中国将在原有援助规模基础上,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专门用于应对难民问题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考虑进一步的支持措施。
①我们将积极研究把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难民和移民工作。
②我们将积极探讨同有关国际机构和发展中国家开展难民和移民问题的三方合作。
▶10月
2016年10月4日欧洲议会全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欧盟批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决议,欧洲理事会当晚也通过该决议,这意味着《巴黎协定》已经具备正式生效的必要条件。
2016年10月7日,菲律宾防长德尔芬·洛伦扎纳表示,在总统杜特尔特的指示下,菲政府已正式通知美国,暂停菲美两国军队在南海联合巡逻的计划。这是杜特尔特上任以来对美国多次愈发强硬的表态之后,双方关系在国防合作上第一次出现实质性破裂。洛伦扎纳还证实,杜特尔特希望停止目前菲美两国每年联合举行的28场军演。
2016年10月13日,第71届联大以鼓掌的方式通过决议,正式任命葡萄牙前总理、联合国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2016年10月28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改选****理事会14个成员,中国以180票连任,任期自2017年至2019年。成立于2006年的联合国****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每个成员国由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宣布参选的国家必须获得大会半数以上票数方能当选,最多连任一次。中国曾在2013年以176票当选。
▶11月
2016年11月3日,英国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在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前需经议会批准。这被认为是英国议会在与政府进行“脱欧”主导权争夺战中取得的重要胜利。
2016年11月9日凌晨当地时间,美国总统选举初步结果揭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五十八届总统。
2016年11月11日,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均说,韩国和日本将于下周草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份搁置了四年的军事协定一旦签署,日韩将能够直接共享包括朝鲜核武器及导弹信息等在内的军事情报,而不必绕道美国。
2016年11月19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秘鲁利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深化伙伴关系增强发展动力》的主旨演讲,强调亚太要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道路。
习近平说,大家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贸易和投资低迷,全球性挑战加剧世界经济不确定性。
1、亚太合作路向何方?习近平提出四个关键词①促进经济一体化,建设开放型经济。
②促进互联互通,实现联动发展。
③促进改革创新,增强内生动力。
④促进合作共赢,深化伙伴关系。
2、中国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做什么?有四个着力点习近平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着力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发展。
①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②着力促进创新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③着力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坚持互利共赢。
④着力实现共享发展、绿色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2016年11月20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面向未来开拓进取促进亚太发展繁荣》的重要讲话。
2016年1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发表题为《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强调中拉双方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共同打造好中拉命运共同体这艘大船,在实现中国梦和拉美梦的道路上精诚合作,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涉朝鲜的第2321号决议,谴责朝鲜9月9日进行核试验,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措施。朝鲜核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是朝鲜和美国的问题。
▶12月
2016年12月1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发布的《2016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称,在全球经济疲软、贸易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引领亚太地区经济平稳高速增长,为全球经济提供了稳固支撑。
2016年12月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将即将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法案》有效期延长10年,至2026年年底。
国内政治 篇3
关键词:村民自治;农民;政治参与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较丰富,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目前国内关于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通常见于一些研究农村问题或政治参与问题的著作之中。总起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对策等方面来研究。
(一)农民政治参与现状
李雪卿认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特点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参与意识较强而参与能力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宋海春认为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与规范性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参与的政治性与利益性之间存在矛盾,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家族性色彩浓厚与国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间存在矛盾。张祝平、郑晓丽则指出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水平已有了大幅提高。叶笑云指出,当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增强,参与意识大大提高,政治心态由保守转向变革、开放,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增强。这让我们看到了农村村民自治背景下政治参与的发展前景。
(二)农民政治参与方式
大多学者将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将重心放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面。但对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划分不一。宋伟强认为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投票选举等活动,从实际意义上可进一步区分为选举人大代表和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参与。马宝成、谢蕾则从民主的角度把农民制度化参与分为选举式参与、决策式参与和监督式参与。对于非制度化参与形式的划分,学者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倪承海认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行贿活动、越级上访活动、家族或宗族对基层政权的干预活动、报复和暴力对抗活动几种。而宋伟强把非制度参与分为:家族或宗族活动、人格化参与、非正常参与。孙德厚则概括为暴力对抗型、上访抗议型、违法操纵型、反参与抵制型四种基本类型。
同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原因。邢克鑫从主客观角度分析,主观方面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处于萌发阶段,对政治参与缺乏明确认知等;客观方面是农村政治制度化有待提高,乡村两委班子缺乏感召力,少数村干部素质低劣。孙德厚把原因归结为:社会文化背景、宗族势力重新抬头、文革政治运动造成的政治恐惧心理、村干部作风不正、地方恶势力兴风作浪。
总体上,学者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成果丰硕。但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则显得不够深入,有待加强。
(三)农民政治参与动机
学者对于农民政治参与动机的理解各有主张,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经济动因和非经济动因。
经济动机:徐勇指出利益机制是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主要因素,而驱动村民政治参与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公利,也包括个人私利。程同顺则认为农民经济利益对政治参与有决定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和国家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保护和表达利益,必然要更多地参与政治。这些都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
非经济动机:于建嵘在湖南的田野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公共参与(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是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选民不认为选举投票对自身利益很重要,只是为寻求“办事公道”。何包纲、郎友兴的实证调查则表明,选民投票行动主要受政治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这表明农村社会公民意识正在形成。
无论是经济动因还是非经济动因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都是某一地方甚至是某一村庄的具体情况,地域特色浓厚,而共性的研究鲜见。
(四)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学者主要从经济、文化、心理、制度及其他因素分析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王祯强调农村利益格局变化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主要因素。徐炜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因素即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也起了很大作用。李雪卿在强调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同时,认为参与制度不健全也是影响公民参与的因素。叶笑云从心理角度分析,指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是传统的双重政治心理,和政治依附心理。郭正林通过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得到结论: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和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关系密切,而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杨明表示农民文化教育水平是参政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差异也有重要作用;农民年龄和收入水平影响不明显。仝志辉则从政治社会分层将农民分为政治精英和普通村民,认为当前农民投票率增高的重要因素是精英动员,而非抽象的公民文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这为研究农民政治参与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野。
(五)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对策
张祝平、郑晓丽提出应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政治热情;加强参与制度化建设,拓宽参与渠道。吴志明认为可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树立现代化公民意识。王智军、项生华则强调加强农民自组织建设,认为作为农民抗拒市场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形式、作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话语途径,农民自治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组织无法代替的。张宁指出应发展和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学者对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呈现明显特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且深入;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少且多留于表面;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笼统,针对性不强,难以反映全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真实情况;对农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较分散,某个角度的研究较深入,而综合性研究较少见,对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对策的研究也是一样。(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雪卿.试论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J].南京师大学报,1998,(3).
[2]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社会学研究,2002,(2).
[3]郭正林.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国内政治 篇4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内有关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资料较少, 而且大多零星分散在一些中文报刊和杂志上。1994年, 汇集了港台及海外数10种中文报刊的《华侨华人资料 (报刊剪辑) 》出版。该书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资料室选编, 包括华侨华人政治、经济、文艺、教育、宗教、社团、移民的现状和动态以及相关华侨华人历史和史料方面的记载。作为研究海外华人的原始资料, 在当时来说较有参考价值。但其中有关美国华人政治参与部分的报道大多局限于描述性的和历史性的考察, 缺乏理论性的探索和分析。
不过, 已经有学者开始着手开拓美国华人政治参与方面的研究, 以弥补此领域的相对不足。据统计, 关于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专题学术论文有十余篇。主要参与研究的学者有李其荣、沈立新、傅义朝、陆宇生、梅伟强、郭梁、庄礼伟等。他们主要把目光投向华人移民历史, 审视在移民历史进程中华人参政状况的变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社科院著名的侨史专家沈立新教授, 他在<<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通过回顾华人精英的参政历史, 梳理分析华人参政的时期特点以及华人参政高潮形成的原因。在整理列举华人精英所担任官职的基础上, 突出华人的政治成就, 从而强调华人精英在扩大华人参政范围方面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他在文中提到, “华人知识阶层的出现, 不仅开启华人参政风气之先河, 也是华人参政的鼓吹者。他们知道民权不是赐与的, 必须积极地参与和争取。近年来华人政治精英, 均是华人知识界中的出挑的人物”[2]。此外, 李其荣和傅义朝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战后美国华人政治角色的变化》一文中指出, 战后随着华人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逐渐跨越派别、宗教、地域、血缘的分歧, 一批新的华人群众团体应运而生。这些团体的组织宗旨之一是为推动华人参政, 为华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服务。由此, “华人身份地位逐渐实现了从移民——公民——选民的变化”[3]。他持续关注这种变化, 并对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进行探讨, 认为影响因素主要有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等。但深究其根本原因, 应归功于华人长期的不懈奋斗和追求。
在20世纪80年代, 投入研究美籍华人政治参与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主题为当代华人参政的资料比较少而且又相当分散, 大多数散落分布在描述介绍美国华人的历史、社区、社团组建等书目中;二是针对美国华人参政问题的专门研究比较少, 大多数关于美国华人参政的分析主要包含在对少数族裔参政的整体研究中。
20世纪80年代之后, 华人政治家的成功入职在很大程度上倚重华人选民的数量。“华人移民人数激增, 动员华人从巩固生存空间的移民到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选民, 已经成为华人分享美国主流社会政治权利的最有效途径。”[4]近10年以来, 美国华人选民登记和投票率有所提高、政治捐款较为积极、竞选公职人数增加、参加竞选和被委任官职的人也层出不穷。在美国社会和公共政策领域, 他们的作用也日渐凸显。其积极性及影响力的增加也带动了相关研究的兴盛。针对美国华人参政的研究渐有一定规模, 大致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 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从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过程中描述美国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史视角关注考察华人的家庭、性别、职业、收入等社会结构;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叙述、分析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第二, 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华人参政是指华人在美国政府机构中担任了某某官职, 无视在美国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理解较为片面。其实, 只要是为了维护和增进美国华人的权益, 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活动都是政治参与, 其形式不仅有投票、选举、委任、加入民权组织、参加政党、个人接触、抗议和示威, 还包括助选等其它形式。第三, 当前国内学界在论述美国华人参政问题时多集中于对华人参政现象的描述, 随着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深入, 普遍认识到当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少理论深度, 对于该问题的理论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2005年, 厦门大学的庄国土教授发表《从移民到选民: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文。文章通过研究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移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及其与华人参政的互动关系来探讨美国华人的政治潜力和发展趋势。“目前美国近300万华侨华人中, 约有61.3%的人有投票权, 其投票率在60%-68%, 成为一股政治势力, 这在旧金山唐人街等处尤为突出。”其核心贡献是提出美国华人参政缘起的“族群扩大论”学说。同样认同此学说的学者还有张鸷远与于爱英。在两位合著的《论美国华裔公民的政治地位及其提升路径》一文中, 描述了华裔在美国的政治现状、继而分析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因素、最后得出要利用美国选举制度与其他亚裔选民联合来提升华裔地位的结论。他们指出“在美国这样一个由种族集团组成的民族国家中, 一个种族集团的政治成熟性、政治参与的程度、参政参选的意识, 直接影响着这个种族集团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因此投票是表达华人声音的有效途径, 华人必须团结一致, 积极参政, 才能在社会大变革时期, 保护和发展华人社区的利益。”呼吁华人选民应意识到通过选票来显示自身的力量, 走进主流社会, 为华族整体的权益争取应有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美国华人参政问题的研究上, 成果尤为突出的是学者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万晓宏。他著述颇丰, 在对美国华人参政的研究工作中, 共发表了近10篇论文, 在国内学界已经有一定影响。他倾向于尝试以历史学的方法为基础, 通过政治学中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同时辅助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力图全面、真实、科学地反映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障碍和问题。他的博士论文以《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 (1965一2004年) 》为题, 在对1965年以前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 从非选举政治参与和选举政治参与两个方面进行类比分析。笔者的创新之处在于, 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 主要运用西方政治学中有关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同时力求结合社会学的调查与访问方法和民族学的有关理论进行综合研究来揭示美国华人参政的现实问题, 指出美国华人参政的可能路径。该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相较其他论文在时间跨度、内容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有所超越, 并被广泛引用。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次年他又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 更加详实地阐述美国华人参政的系列问题。《从2002年美国中期选举看华人参政》一文中简述在200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华人参政取得的成绩, 然后从种族政治参与的理论视角对当代美国华人参政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并就未来美国华人参政的途径进行探讨。在《当代美国华人精英参政模型分析》一文中, “根据美国华人精英人士担任政府公职的方式、选票的来源、选举的范围等将把他们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归纳为四种理论模型:选举型和委任型、以华人或亚裔选票为基础和以非华人或亚裔选票为基础、地方型与全国型、象征型与实在型。”通过对美国华人精英政治参与的四种理论模型的阐释, 并以骆家辉与赵小兰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加深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精英参与选举政治实质的认识。2009年, 在《试析当代美国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一文中, 介绍分析了当代美国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 主要是参加选举登记与投票、政治捐款、竞选议员及政府公职和争取政治委任等。进一步增进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参与选举政治方式的了解。“重大历史事件往往突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制度的限制, 超越主流政治文化的常规, 极大地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一文就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80年代的陈果仁事件、1996年亚裔政治献金案、1999年的李文和事件等美国华人社会的重大事件分析其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此外, 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客观因素很多, 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政党认同、重大历史事件的刺激和选区重划等。国内学界对前四个客观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多, 而关于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极少。他的《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一文, 根据收集到的有限资料就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分析, 研究领域进一步加深。
不少学者在论著中探讨了美国华人在选举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 主要认为, 美国华人选举参与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第一, 政治意识还有待提高。美国华人对政治关注太少, 华人自身的中国传统观念——“各家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客居心态在起作用。这种保守的心态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华人的政治权利被长期忽视, 并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第二, 他们的投票太分散。“华人在选票投给谁上, 还存有不少争议”, 华人团体一直是“一盘散沙”, 选票分散。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相比, 反差更大。以美国的犹太裔为例, 其人口只有600多万, 但由于他们不仅经济实力强, 而且非常团结, 因此在美国政治中的强大影响可谓举足轻重。第三, 他们还是会忽视或怀疑美国主流社会。由于自己是少数群体, 虽然美国华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在教育和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但在主流政治进程中, 仍然惯性地将自己冠名为“最安静的少数族裔”或者“最默默无闻的美国人”。导致常常受到“玻璃天花板的冷遇”。
综观上述诸多学者的论著, 可以看出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的侧重于对华人移民史的考察, 有的侧重于对美国华人选举参与范畴的研究。这些论作既有理论上的探索, 也有基于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既有宏观论述之作, 也有微观的个案研究。总之, 他们对美国华人多元化的政治参与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
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从真正兴起到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华人研究领域的热点, 历时不过短短几十年, 但其成就可见一斑。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大, 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趋向, 尤其是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 都在不断提升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人们之所以要如此关注华人对美国政治的热情参与, 因为这不仅涉及美国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环境的改善问题, 而且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 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对稳定和促进中美关系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因此, 国内学者应加强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 要“鞭辟入里”, 充分发挥“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的作用, 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建议, 为美国华人新老移民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服务, 同时也为中国政府制定务实的侨务政策提供咨询。
参考文献
[1]李其荣傅义朝.从旁观者到参与者——战后美国华人政治角色的变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2) .
[2]沈立新.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与现状.社会科学, 1994 (11) .
2016年国内时事政治热点归纳 篇5
1、嫦娥四号任务已经通过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审议,正式开始实施,预计2018年发射。任务将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月球背面软着陆,首次实现人类航天器在地月L2点对地对月中继通信。
2、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发布了2015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有关数据:2015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首次突破100万件大关,达到110.2万件,同比增长18.7%,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提出了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任务目标和具体政策措施。
4、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着力构建更加符合行政事业单位运行特点和国有资产管理规律、从“入口”到“出口”全生命周期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系。5、2016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医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较高收益,放大了医改惠民效果。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圆满收官,规划目标总体实现,主要指标全部完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和显示度明显提升。中医药事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取得了可喜成绩。
2016国内时事政治热点(二)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从国家工商总局1月13日召开的2015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5年市场准入环境持续改善,全国新登记企业443.9万户,同比增长21.6%,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比2014年日均新登记企业1万户有了明显提升。
3、据海关统计,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下降7%。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下降1.8%;进口10.45万亿元,下降13.2%;贸易顺差3.69万亿元,扩大56.7%。在复杂严峻的局面中,2015年我国进口出口值都出现下降,但我国出口仍明显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结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情况,2015年我国仍保持货物贸易总值全球第一地位,出口市场份额将达到13%,较上一年继续有所提升。
4、国家发改委1月13日发布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设定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控下限(每桶40美元),建立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放开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简化成品油调价操作方式,今后发展改革委将以信息稿形式发布调价信息,不再印发调价文件。
5、浙江省出台《关于促进公办与民办学校、医疗机构之间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有关问题的通知》,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从2016年起,浙江省的教师、医护人员在公办与民办学校、医疗机构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将不受限制。
6、新年伊始,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城房重建户就沉浸在分新房的喜悦中。截至2015年底,雅安灾区33696套城镇居民重建房屋全面达到“拆除外架,水电气通,入户道路通,完成样板间,分房到户,可以内装”的完工标准。除自建房外,统规统建和统规自建(联建)的安居房陆续开始分房。
7、有市场人士认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会对市场估值产生影响,引起一定误读。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月13日就此回应,3月1日是指全国人大授权决定二年施行期限的起算点,并不是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的起算点,改革实施的具体时间将在完成有关制度规则后另行提前公告。国务院将根据授权,对具体事项作出相关制度安排,出台相应的文件。证监会将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制度安排,制定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8、国家外汇管理局1月13日发布公告称,该报道与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不符。部分银行出于外币现钞备钞考虑,对客户购汇后提取一定金额以上的外币现钞有事先预约要求,是正常商业行为,并非外汇管理政策要求。
2016国内时事政治热点(三)
1、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月12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2、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5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年主要预期目标可以较好实现。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对照“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预计经济社会发展24项主要指标基本都能完成,特别是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约束性指标将超额完成,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就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出明确要求。《意见》就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政策明确提出了“六统一”的要求:一要统一覆盖范围。二要统一筹资政策。三要统一保障待遇。四要统一医保目录。五要统一定点管理。六要统一基金管理。
4、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显示:2015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50.33万辆和2459.76万辆,再创新高,比上年分别增长3.3%和4.7%,总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其中,乘用车销售2114.63万辆,同比增长7.3%,首超2000万辆。
5、万达集团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签约仪式1月12日在京举行。万达集团宣布以不超过35亿美元现金(约230亿元人民币)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这是迄今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最大一桩文化并购。传奇影业董事会主席兼CEO托马斯·图尔将留任,继续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并且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万达的成功发展中。
6、从1月11日召开的全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议上获悉:2016年将开展改善消费品供给的专项行动,组织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工程,尤其是突出抓好空气净化器、电饭煲、智能马桶盖、智能手机、儿童纸尿裤、儿童玩具、婴幼儿童装、厨具、床上用品、家具等老百姓普遍关心的10种消费品的质量提升。
7、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要求,中央组织部把整治档案造假问题列为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6项重点任务之一,从2014年10月开始,在全国分三批部署开展了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目前,第一批即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基本完成,市、县两级和中央单位正在抓紧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8、据悉,2015年我国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37.90万辆,同比增长4倍。其中,纯电动乘用车生产14.28万辆,同比增长3倍,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生产6.36万辆,同比增长3倍;纯电动商用车生产14.79万辆,同比增长8倍,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生产2.46万辆,同比增长79%。
国内政治 篇6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 (CDA) ,政治语篇,研究方法
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 是国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 目前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学派。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最早由R.Fowler等人在Language and Control (Fowler, 1979) 一书中提出。批评话语分析 (CDA) 已有30多年的历史,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致力于这一语言学分支的研究中, 并且将CDA应用到越来越广阔的领域。近些年来, 国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很有热情,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人们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某种语篇, 例如利用批评话语分析来研究新闻语篇、机构语篇、政治语篇等等。人们在分析这些语篇的过程中会充分运用到批评话语分析这种方法, 是因为它在分析语篇的优越性。利用批评话语分析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语篇的字面意义, 来挖掘出一些隐藏的信息。尤其是在政治语篇中, 这些隐藏的信息就包括话语, 意识形态以及权势的深层关系。政治语篇的研究一直都是语篇分析学者不可忽略的一个领域, 在政治语篇中包含有大量的隐含信息, 而这种隐藏性的信息正适用于批评话语分析这种研究方法。
批评话语分析 (CDA) 所吸收的理论是丰富的, 在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是和其关系较为密切的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systemic and functional linguistics) 。不管是批评话语分析在研究政治语篇还是其他类型的语篇中, 我们总能发现SFL这一理论,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 除此之外, 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来源还包括其他领域的理论, 鉴于这并非本篇论文所讨论的重点, 在此就不再赘述。
1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SFL理论
如上所述,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批评话语分析有着深刻的影响, 它在理论上给了批评话语分析宏观的指导。韩礼德认为, 语言有三大语言元功能, 即: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 、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和语篇功能 (textual function) 。其中, 概念功能是指人们用语言来表达其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人际功能指的是人们用语言和社会其他成员的交往, 是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语篇功能指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去组织信息。而这三大语言元功能的不同点是其实现形式。
在概念功能下, 及物性 (transitivity) 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概念。此“及物性”并不等同于我们传统语法中的及物性, 而是一种描述整个小句的系统。人类活动是极其丰富的, 因此根据这些活动的不同性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过程类型, 例如物质过程 (material process) 、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 、关系过程 (relational process) 等。 (Geoff Thompsom, 2004) 但是这些过程并不是随意选择的, 每一种过程选择的背后都有一种意识的存在。
人人际功能主要通过情态系统 (modality) 和语气系统 (mood) 来表现。同样, 在政治语篇中, 选择何种情态或语气都不是任意和随便的, 每一种选择的背后都存在这一种动机或是意识。例如, 在一些政治演讲中, 语篇中使用的人称就会隐藏不同的动机和意识。使用单数第一人称“I”可以将演讲者的个人形象凸显出来, 成为注意的焦点, 复数第一人称“we”以及“us”缩短了演讲者与听众的距离, 暗示受众也被包括在语篇之内。
2 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
语料库是近些年来人们比较亲睐的一个方法。人们通过建立语料库, 通过总结的数据来对语言或话语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和研究。批评话语分析在研究政治语篇的过程中也会用到此方法。确切地说, 语料库更像一种工具, 人们通过使用这一工具能够更好地获取隐藏在语篇中的信息。
在使用数据库进行话语批评分析的过程中, 首先要根据话题选定语料库, 然后进行数据分析, 在具体地分析过程中, 根据需要进行不同方向的分析。在政治语篇中, 通常对于高频率出现的人称代词进行分析、及物性中各种过程出现和分配的情况、情态语气词等。
纵观国内人们通过使用语料库对政治语篇的批评话语分析中, 大多是通过总结束语篇中各种过程的使用比列, 以及情态、语气和人称的使用情况来对政治语篇进行具体分析。所以用到的还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方面的理论知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利用语料库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各种有用的数据和总结, 从而能够更好地对语篇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 进而获得语篇中所隐藏的信息和意识。
3 批评隐喻分析
批评隐喻分析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新的方法, 它综合运用了语料库、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隐喻的语言、语用和认知特征, 揭示话语群体的信仰、态度和情感。它用语料库方法识别隐喻, 从语用和认知角度来解释隐喻, 通过对隐喻的话语进行分析来揭示出潜在的信息, 从而了解话语的真正用途。用词方法对英美政治人物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演讲进行分析, 就能对其隐喻的使用动机有更深层的解释和说明。从这一点来看, 批评隐喻分析其实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新的补充方法。
通过一些政治语篇, 我们发现演讲者通常选择用隐喻的表达方式来传播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等, 从而激起人们的反应。因此在政治语篇中,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隐喻的踪影, 而针对这一情况, 我们可以利用语料库来分析隐喻数据。例如, 我们可以利用语料库研究语篇中隐喻词汇所占的的比例以及非隐喻词汇所占的比例, 或者是隐喻词汇的分布情况等来研究语篇中隐藏的信息。
4 补充—积极话语分析
一般语篇分析的角度有两种, 即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并不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方法或手段, 但是它与批评话语分析互为补充。通过批评话语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并理解作者是如何操控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重点是话语中隐含的不平等现象, 同样积极话语分析对此也十分关注。但是两者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点, 批评话语分析是揭露出这些不平等的现象, 不且是彻底地揭露, 以达到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积极话语分析则是以一种更乐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 这并不代表积极话语分析是消极地解决问题, 而是以一用跟温和软化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学者介绍和应用积极话语分析理论尚属初期阶段, 加上Martin等人 (Martin&Rose 2003;Martin&White 2005) 的有些论述不够清楚, 因此积极话语分析还存在一些问题, 有待我们进一步讨论和清理, 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推动我国语篇分析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5 总结
本篇论文简单地总结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在研究政治语篇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 其中包括了系统功能语言学 (SFL) 、语料库、以及一种较新的方法批评隐喻分析。其中,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渗入其中的, 不管是从大的方向, 三大语言元功能, 还是更小方面的及物性、情态、语气、人称等, 在研究政治语篇的过程中都是不可忽略的。其次, 语料库对于批评话语分析是一个很好地辅助工具;通过语料库, 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必要的数据, 从而更好的进行政治语篇的分析。最后批评隐喻性, 综合运用了语料库、语用以及认知等方面的知识对批评话语分析做了很好地补充。
除了批评话语分析之外, 在进行政治语篇的分析和研究过程中, 近几年, 人们也逐渐关注了积极话语分析。积极话语是一种新的话语分析角度, 与批评话语互为补充;同时积极话语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上这些就是当前批评话语分析政治语篇常用的方法, 当然, 随着学者们不断地挖掘和创新, 政治语篇的研究方法还会不断地出现。
参考文献
[1]Fowler R.Language and Cont rol[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2]Martin J R, D Rose.Working with Discourse:Meanign Beyond the Clause[M].London&New York:Continuum, 2003.
[3]Martin J R, P R R White.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London:Palgrav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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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忠华, 杨春苑, 赵明炜.批评性话语分析述评[J].外语学刊, 2002 (1) .
[6]顾晓波.批评性话语分析述评[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7 (2) .
[7]胡壮麟.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互补性[J].当代外语研究, 2012 (7) .
[8]纪玉华, 陈燕.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批评隐喻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 2007 (6) .
[9]李慧, 李经伟.基于语料库政治演讲语篇的批评性分析[J].武陵学刊, 2010 (5) .
[10]王晋军.CDA与SFL关系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 2002 (6) .
国内政治 篇7
一、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课程建设, 充分发挥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与设置情况, 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工作的开展, 更关系到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因此, 在新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下, 我们必须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课程设置,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在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养中的引导性作用。
首先,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要优化现有的课程体系, 增强课程的实效性。在具体的实施上,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可以与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实现一种内容与知识的层次互补关系, 例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 对于中学已经涉及, 或者已经重点学习过的内容进行有计划的规避, 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新知识的讲解与传授上。而且对于知识的层次分布, 要最大限度的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做到知识的梯次传授, 学生理论积累的循序渐进。另一方面, 高校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 应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有所了解, 形成一定的理论知识结构框架。例如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学的过程中, 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看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把握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与异同, 针对不同理论思想的具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其次,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要实现教学语言与教材语言的生动化。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科学, 语言的论述性相对比较枯燥, 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他们的学习热诚, 就要最大化的生动课堂语言与教材语言的生活化转述。在具体的实践中, 教师可以通过通俗的语言, 真实的生活案例, 恰当有趣的比喻等等, 深入浅出的对枯燥的课本理论进行讲解。当然在教材语言及课堂语言的生动化表达过程中, 教师还必须考虑学生的自身特点与实际情况,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把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基本理论概念传输给学生, 让学生真正把握理解思想政治理论的知识内涵, 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 改造社会。
二、以学生的个体需求为中心, 扩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新时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 出了传统的课堂理论知识传授之外, 还可以采用社团活动, 校园文化建设, 社会实践等形式的教育。
高校学生中的各种社团以及党团组织, 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基层组织, 通过这些社会团体组织, 学生可以自由的进行思想交流与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且在高校的学习生活中, 大部分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热切希望自己成为党组织的一份子。因此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可以以此为契机,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对相关知识理论的学习, 并把考核结果与入党思想考核紧密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 高校在对学生社团建设的管理方面, 可以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 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鼓励学生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活动实践社团, 诸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等等, 通过这些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 可以让学生诚心的投入到相关理论的研究学习中, 并带动周围同学的学习, 使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更深入学生群体, 形成浓郁的学习氛围。
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 最大限度的拓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空间和范围。加强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 要对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基础设施进行完善与整合, 形成具有校园特色的文化活动中心, 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提供充足的空间平台。另外, 还要充分发挥校园广播、校园阅览室、校园信息公告栏的宣传作用, 通过多渠道的宣传, 让学生接触思想政治理论的文化精髓。除此之外, 在物质建设方面, 可以另辟蹊径, 充分利用学校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 例如在校园雕塑的选择上, 可以采用思想正式理论界的典型人物, 校园标语的选择上, 也可以根据实际, 适当的选用思想政治家的经典语录, 让学生在无形中接触思想政治理论的精髓。
除此之外,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 讲学生学习的相关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 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所学理论的不足, 进而进行在深入的学习研究, 不但完善自己的理论知识结构体系。而且通过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可以最大限度的挖掘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实践中, 成长成为合格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三、充分发挥网络资源,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现代化
21世纪是信息的时代, 网络的高速发展对现代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新的时代环境下,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也应站在时代的浪潮上, 充分利用各种网络资源, 最大限度的挖掘网络资源的内在潜力,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可以借助现代化的网络技术, 建立并完善具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特色的网站, 使网络资源的教育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网络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 通过网络, 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针对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彼此相互交流促进, 对于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也可以畅所欲言, 有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相关问题的解决, 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善。此外, 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过程中, 对于网络上已有的信息资源要进行一定的加工整合。对于反映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要进行重点的挖掘再创造, 形成具有学校自己特色的资源平台, 让学生在最大化的接触思想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动态与最新科研成果,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与网络话。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高校在运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网络环境的新要求, 对教育工作者而言, 除了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技能之外, 还应该具有相应的网络知识, 熟练运用网络平台, 才能发现和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问题。
总体上来说, 新的时代背景下,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必须从实际出发, 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式, 运用新的方法理论, 才能把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常宝红.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河北省8所高校调研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09) .
[2]李春会.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05) .
国内政治 篇8
一、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的现状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 以2005年为例, 据美国海关统计, 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达892.07亿美元, 同比增长708%。
我国从1994年起,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加入WTO以来, 纺织品服装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002年~2004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6%、28%和21%。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国际市场和美国市场份额也逐步提高, 以2004年为例, 占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美国纺织品市场的比率分别为23%和17.6%, 比2001年也分别提高了2.8和3.9个百分点。
2005年, 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激增, 出口总额达1175亿美元, 其中, 出口到美国的达195.76亿美元, 同比增长66.09% (其中服装为135.66亿美元, 同比增长7 6%, 纺织品同比增长4 7.3 8%) 。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金额约占我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1 7%。
2006年, 服装主要类别商品对全球出口额保持一定增长, 增幅在6.6%~8 5.8%之间, 但对美国出口下降, 降幅在11.6%~78.7%之间, 主要是裤子、袜子和衬衫等设限产品。
2007年1月~6月,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735.3亿美元, 增长17.3%。其中纺织品出口252.2亿美元, 增长9.8%;服装出口483.1美元, 增长21.7%。同时, 纺织品服装顺差几乎占据我国1125.3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半壁江山”。
总之,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 是我国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市场, 在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及出口国的中国外贸市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的特点
中国入关以后,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明显增加, 在2003年发动一起, 2004年发动了三起纺织品设限的基础上, 美国政府分别于2005年5月自主启动了三起、于2006年5月、9月接受业界申请启动了六起对华纺织品设限, 除此之外还对我国24类纺织品进行设限调查, 涉案产品对美出口金额超过100亿美元。不仅如此, 从长期来看,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表现方式主要是美国有意从三个方面设置贸易壁垒措施来阻碍中国纺织品服装大量涌入:
1. 关税壁垒。
美国纺织品进口平均关税约20%, 是其所有商品进口平均关税的10倍左右。服装进口关税一般均在2 0%以上。
2. 技术性壁垒。
美国的技术性壁垒又称“绿色壁垒”, 它以所谓保护环境和保障人身安全为由, 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 (法规) , 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由于这些强制性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技术水平为基础, 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达到。
3. 启用保障条款。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贸易法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有关条款的修正案。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向美国出口纤维制品、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
综观入关后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这种摩擦已呈现了新的特点:次数增多;金额巨大;手段多样化;手段法制化;手段政治化。因为很明显, 在美国, 纺织业已是“夕阳”产业;而在中国, 由于处在发展阶段及劳动力优势等原因, 纺织业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在国际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个是“夕阳西下”, 一个是“如日中天”, 这样的力量对比下, 世界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自然会带来频繁的利益冲突, 再加上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相关政治人物利益乃至大国战略等诸多问题, 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便不再只是纺织品问题, 而成为美国对华经贸博弈的重要砝码。
三、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产生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前所说, 涉及到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因素, 但总的来说, 不外乎经济利益问题和政治因素, 完全可以这样说, 利益集团分层和政治力量博弈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利益集团方面, 就经济学“理性人”假说和人在经济社会的“自利性”来看,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各集团的利益冲突。简单来说, 某个利益团体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 所以整个国家或世界的贸易利益对于他们来说是次要的, 这样就会导致政府的对外经济行为失调。中美之间的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也是如此。
那么, 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入美国市场, 到底会对各利益集团带来什么影响呢?
对资本所有者而言, 他们实际收益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 中国纺织品服装产品进入后, 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美国国内纺织品价格下降。在短期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价格下降, 纺织品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会趋于下降, 并且由于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小于价格下降幅度, 这样以纺织品衡量的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是增加的。而另一方面, 由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变, 因此以其他商品衡量的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是减少的。因此, 不能就此做出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增加或减少的结论, 而应当最后综合他们的消费偏好进行考量。
对纺织品部门工人来说, 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受损的。这一损失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当部分资本退出纺织品部门后, 纺织品部门的剩余资本的边际收益将趋于增加, 在竞争市场上资本和劳动要素分别按照他们的边际产出获得收益, 因此即使在纺织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纺织品部门工人的实际利益也是减少的, 当纺织品价格下跌时, 纺织品部门工人集团的实际利益更是趋于减少;二是由于纺织品部门整体规模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工人就业率的下降。
对其他部门工人来说, 他们的实际收益则是增加的, 这一福利变化也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纺织品价格下降引起其他部门工人福利的增加, 另一方面是由于有部分资本从纺织品部门进入到其他部门, 从而导致其他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 并导致工人的收益增加。
对土地所有者 (庄园主) 来说, 由于纺织品的涌入并不影响农产品的价格, 而纺织品价格却是下降的, 因此庄园主的实际收益是增加的。
由此可见, 在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中, 存在着美方四大利益集团的“利益非均等”现象。
在政治因素方面, 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中美贸易中博弈非常明显:
从美国政治家的角度来看, 纺织业作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之一, 近几年就业人数一直在5%左右徘徊。如此庞大的劳动者队伍是美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随着中美纺织品自由贸易的开展, 这一部分人将感到自身的收益每况愈下, 他们渴望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贸易保护, 于是他们会通过工会向政府施压。同时, 他们也是未来大选的选民, 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 也会制定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贸易政策, 以争取更多的选票。
从美国工会的角度来看。因为普通工人群体的利益在贸易中是受损的, 所以在发生贸易利益冲突时, 他们会采取行动给政府施压, 迫使政府出台纺织品贸易保护政策。这是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形成的主导内在因素之一。
从中美纺织品贸易中的土地所有者 (即美国的农场主) 的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食品市场为美国农商企业提供了机会, 出于害怕中国政府在农产品上进行保护, 以回应美国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 当美国政府制定或采取针对中国纺织品贸易的限制政策时, 他们投的是反对票, 这也是我们在贸易争端中应积极争取的力量。
所以, 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 在中美纺织品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集团都在起作用, 究竟是哪个集团占上风, 这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的总的互动行为和博弈结果。
四、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的对策
贸易发展中出现摩擦是难免的, 特别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 可以这样说, 贸易摩擦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而且只要中美贸易顺差存在, 贸易摩擦就会存在, 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还会恶化。为了公正、合理地解决好这种摩擦, 避免导致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紧张, 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要善于从国际贸易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认清时局, 把握方向, 从中微观操作和宏观战略等多个层次, 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主动性, 以便从根本上缓解贸易失衡带来的外部压力。从中微观层面看, 作为微观主体的纺织品服装企业,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借助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 实现生产的国际化, 并通过市场、产品多元化发展, 降低贸易壁垒林立带来的潜在风险;作为中观主体的贸易行会组织, 也应在纺织品博弈中发挥小而灵的优势, 加强国际交流、协作与对话, 成为政府经济谈判的替代方式和有益的补充。同时要通过建立“行业自律协议”, 适当控制出口, 因为过度的出口激增势必引起贸易摩擦。从宏观战略层面看, 应该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国家整体经贸战略中重新布局, 建立健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 采取措施加快国内产业升级, 同时以战略性步骤扩大内需, 真正打通国内国外两大消费市场, 这才是最终解决外部贸易压力的根本措施。
2.要善于运用包括世贸规则在内的各种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 增强处置贸易争端的能力,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作为W T O成员, 今后充分利用W T O相对公平的仲裁机构解决贸易争端, 不仅应成为一种正常的运行机制, 更应成为一种常态化、符合国际处理纠纷惯例的有力手段。同时, 也为中方能够融入WT0大家庭中, 真正成为一名普通成员, 建立起一个积极的有效途径。
3.要善于在处理贸易争端时努力采取差异化的策略, 充分整合各种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资源, 最大程度化解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要从民间、官方多层次建立推进力量, 善于利用“经济大使”做好“桌外功”, 防止“临时抱佛脚”。
4.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走品牌和高附加值道路。中国纺织品服装在国际贸易中不可比拟的竞争力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低附加值, 但由于缺乏强大的技术和品牌支撑, 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反而成为美国发难的对象。美国虽然依赖纺织品服装进口, 但众多进口替代来源地使得美国在处理中美纺织品贸易问题上蛮不讲理, 中国要摆脱不利地位, 实现纺织品服装贸易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走品牌和高附加值道路。
5.积极协商, 实现“双赢”。对于中美贸易摩擦, 我国政府和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但另一方面, 中美之间目前毕竟互为贸易大国, 打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而且, 纺织品服装贸易也只是中美之间贸易的“冰山一角”, 因此, 双方都要以积极的姿态, 看重长远利益, 努力寻求通过博弈和协商来解决问题, 为建立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而共同努力。“斗则两伤, 和则双赢”, 这已经是人们对当前贸易摩擦共识的一句老话。事实也是如此, 中国出口纺织品服装为中国带来了巨额顺差, 解决了数以千万计的纺织服装工人的就业问题, 但中国并非最大的获利者。经验表明, 国际纺织品采购价值链中, 中国纺织品生产商只能拿到1 0%的利润, 9 0%的利润都属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进口国的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同时, 中国廉价的纺织品服装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利益。
摘要:纺织品服装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 美国是我国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市场。近几年来,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接踵而来, 并且出现了次数增多、金额巨大、手段多样化、法制化、政治化的特点, 本文从美国利益集团分层和政治力量博弈两个层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 与此同时, 提出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在今后对美出口中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经济,政治
参考文献
[1]张运成:简析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现代国际关系》, 20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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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振:透视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当代经济研究, 2006, (3)
国内政治 篇9
多哈回合的历程如此波折, 而又前途凶险, 固然有很多WTO机制本身的因素, 但作为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缔造者和主导者的美国, 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多哈回合
霸权稳定论认为, 只有存在一个拥有自由意识形态的领导国, 这个国家能够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影响去建立和管理以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资本流动自由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时, 才可能存在自由国际经济。当霸权国实力衰落时, 其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权力随之衰落, 霸权国中持异议者开始质疑领导地位的代价, 而国际体系也受到国内外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挑战。双边主义和闭关自守曾被视为不可取的, 并遭受拒绝, 现在又有人呼吁实施这些政策。
随着如中、印、巴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美国的霸权相对地衰落了。它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贯彻自己的意志了, 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是多哈回合谈判, 特别是后半部分的大背景。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之所以如此缓慢, 其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新兴经济体与传统经济强国在世界经济规则上的开始抗衡。中国、巴西和印度等迅速崛起的发展中贸易大国, 开始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扮演关键的角色。在乌拉圭回合中, 美国似乎还能忽视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抗议, 但如今, 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意志和能力来抵制美国的压力。那种曾经在GATT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美欧霸权, 对于成功地达成多边谈判, 已不再充分。原来多边贸易体制里的那些“大象”们已无可奈何地意识到, 过去那种“单向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越来越行不通了。当分析多哈回合中的争论时, 人们很容易发现: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成长为有竞争力的制造者, 美欧已经不情愿再推动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让·皮埃尔·莱曼认为, 多哈发展议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 西方政策、思维及国际机构并没有做出必要调整。西方世界不再拥有政治优势, 失去了对世界经济的真正统治, 从而被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所劫持。问题的本质在于在传统的利益格局受到冲击的情况下, 发达国家的保守势力最终做出了宁愿使谈判破裂也不愿意进行改变的决定。
实力的相对衰落, 使美国不能在前几回合谈判中那样起到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同时发展中国家崛起与竞争又使其不敢轻易地让步, 也不能再随意强加自己的意志。由于结构性霸权的存在, 美国在多边体制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毋庸赘言。可以说“有美未必然, 但无美必不然。”也就是说, 美国的建设性作用已经相对衰弱, 而破坏性作用却不容忽视。“如果美国不肯让步, 其他成员也拿它无可奈何。”而其所采取的消极态度有力地阻碍了谈判的进程。
随着美国走向相对的衰落, 必然出现的是其向保护主义的转向。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尽管美国整体关税看似较低, 但在对发展中成员意义重大的纺织品、鞋类等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仍维持较高水平。同时, 美国通过大量非关税壁垒对进口产品重重设限。而谈判中, 美国在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 却在中印不能让步的农产品进口特殊保障机制问题上向中印施压, 置两国十数亿农民生活和巨大社会风险于不顾。美国国会甚至还抢先通过了《农业法案》, 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而该法案存在与多哈谈判冲突之处, 这意味着即使后者成功, 其实施效果也要打折扣。
冷战结束后, 随着双边贸易协定的浪潮, 美国加快了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谈判的进程。但它一向在多边和双边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 而更看重多边, 用双边来给多边施加压力。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 其对多边贸易体系控制力的减弱, 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优先于多边贸易协定的选择。多边贸易对美国的吸引力大为降低。这是美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态度消极的原因之一。
二、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与多哈回合
建国以来, 稳定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是美国走向强盛, 进而夺取霸权的制度保证。但是, 这一制度事实上却与其霸权有内在的冲突。当面对重大威胁时, 这一制度还能够与霸权协调, 但当威胁消失时, 这种冲突就开始显现。这是美国在多哈回合中起到了消极作用的内在原因。
成功的霸权需要全天候的领导, 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其在发挥这一作用时却时常受到国内恶劣“天气”的干扰。众所周知, 对外贸易领域的政策制定是美国国会的专属领地之一。国会对政府谈判进程的控制集中体现在“贸易促进授权”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以下简称TPA) 上。如果没有TPA, 签订贸易协定的主动权掌握在国会手中, 政府便不能进行有效的贸易谈判。克林顿就是因为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没有获得TPA, 使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近五年的时间里, WTO新一轮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根本无法开始。由于布什的TPA的期限于2007年7月到期, 因此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 多哈回合谈判结束的最后期限便不能迟于之前半年, 即2006年底。TPA到期后, 布什政府已经进入了“跛脚鸭”阶段, 缺乏促进多哈回合谈判的筹码了。美国国会的多数派对多哈回合并不感兴趣, 因此就美国来说, 在布什政府任期届满之前, 一切为“多哈回合”所做的努力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不会产生实质性结果。2008年的谈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向破裂的。事实上, TPA本应成为政府永久性核心权力, 而在美国它却需要国会的授权, 并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当国会的这一授权过期时, 美国政府就至少暂时失去了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领导世界的能力。
美国的两党体制也是使霸权经常“失效”的关键性因素。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和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 不仅导致两党时常在对外政策上彼此掣肘, 不能形成合力来领导世界, 而且使很多时候并不适宜谈判, 从而阻碍甚至破坏了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2006年美国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同时获得优势之后, 布什政府推进“多哈回合”的举措进一步陷入困境。美国在谈判中做出任何一点让步, 都必须保证相应可以换得足够的利益回报。这促成了谈判的中止。2008年, 在国会已经被民主党控制的情况下, 如果接受当时的协议水平, 不大可能为共和党加分, 相反却有可能因民主党攻击谈判不力使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失分。这是布什政府推翻自己参与达成的谈判成果这一举动的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
入主白宫之后, 面对一向比共和党更反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 奥巴马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推动自由贸易的愿望, 而且常常与国会爆发激烈的冲突。除此还有棘手的内外问题。在这一背景下, 继承共和党后期的谈判立场, 保持保守策略,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对民主党来说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美国的立场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因为美国很清楚谈判停滞的主要责任在自己, 而国内政治形势又使其无法实质性介入谈判, 只能通过转移视线或转嫁责任来试图摆脱困境。因此,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美国目前国内的政治气候不是特别有利于政府推动多哈回合在近期内取得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成果。2010年, 随着支持率的不断下降, 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 奥巴马和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只能更多地迎合重商主义的要求, 在自由贸易方面难有建树。于是, 在中期选举之前, 美国在多哈谈判上不可能有任何动作, 大使级小范围磋商这么一个新形式不过是美国掩盖其无所作为的形式而已。中期选举之后, 共和党重新以绝对优势控制众议院, 而对“分裂的国会”和随之而来的更大压力, 奥巴马想在多哈回合谈判上有什么建树就更加困难。2012年美国将举行大选, 不适宜谈判, 所以如果错过了2011年, “机遇之窗”又将关闭三四年。
美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也使得利益集团拥有巨大的能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多哈回合中, 美国不肯在农业问题上让步, 主要是基于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在美国, 利益集团 (尤其农业利益集团) 拥有雄厚的社会和物质资源, 在国会中有很大的发言权, 通过发挥其影响力来干预国家政治, 以获得政策支持和保护。而在多哈回合谈判的过程中, 农业问题始终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 是矛盾的焦点所在, 也是最为困难的一个谈判议题, 这一议题也导致了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
由于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分权, 由于两党之间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和对立, 由于对中期选举和总统竞选的长期算计以及在这一体制下利益集团被赋予的巨大政治能量, 凡此种种造成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摇摆, 亦使很多时候成为事实上的“非谈判时间”, 甚至可能激励破坏谈判的行为。而这些, 正是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政府表现消极、反面, 不能成功发挥霸权应有的领导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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