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章程的本质（通用12篇）
大学章程的本质 篇1
大学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 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所在, 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大学章程为提升学校治理能力, 完善内部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学校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实施办学和管理活动提供了基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要把大学章程作为大学设立的必要条件, 确立了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加强大学章程建设, 把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来要求, 依照章程管理学校。《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对大学章程制定提出了具体要求, 详细规定了大学章程制定的宗旨、原则、内容、程序、核准、监督与执行机制等重要事项, 加速推动了章程建设的步伐。
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载体, 其制定要结合学校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阐述学校的目标和理念, 确立基本体制和治理结构, 还要反映大学的特色, 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本文以天津中医药大学为例, 探讨大学章程制定的关键要素和特色。
一、章程要明确学校的目标定位和办学理念
由于特殊的政治制度和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 我国公办高校有共同的法律特征, 章程所呈现的内容共性居多, 个性偏少, 普遍性强, 特殊性弱。大学章程应在载明必要事项的基础上体现学校自身特色, 避免千校一面。各高校由于历史、文化、性质不一, 学校的目标定位和办学理念自然不同, 有关事项的规定可以成为章程的特色之一。另外, 从国际知名大学来看, 目标定位和办学理念也是大学章程的关键要素和特色, 以日本东京大学章程为例, 其章程中有关办学理念和目标定位的内容几乎占了章程三分之一的篇幅, 章程指出:“东京大学, 不断提高自身组织和各种活动的国际化, 深刻去理解世界各个国家、地区, 促进以希求真理、和平的世界性教育与研究的开展。”东京大学办学理念和目标定位的确立是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因素。
在目标定位上, 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体现了中医药院校的特色, 战略定位准确, 目标切实可行, 指出以“做精医学, 做强药学, 做实健康相关专业, 做大社会服务”为发展战略。以中医药学科为主体, 医学、理学、文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发展目标为“建设高水平、外向型、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教学研究型中医药大学”。章程关于目标定位的规定统一了全体教职员工的思想和行动。
在办学理念上, 体现了高校的四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 重点是坚持育人为本,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校针对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意志薄弱等情况, 创办勇搏励志班, 现已成为学生比学赶超的风向标和营造校风学风的引擎, 为高校“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提供了有效育人模式。章程明确了要发挥勇搏励志班等特色品牌载体作用, 立德树人,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二、章程要构建内部治理的基本框架
大学章程必须要明确大学的内部治理情况。如美国大学章程基本上都规定了董事会制度的决策权力机构、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执行机构, 以及以教授会、评议会为特色的学术权力机构, 决策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协调运行, 保证了大学的有序发展。借鉴国外的经验, 结合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教育体制, 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应包括以下几点。
1.明确领导体制。
大学的领导体制是大学的大脑, 是大学章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西方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国外大学不同, 国内公立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要求党委和校长各司其职, 协调配合。在实际工作中, 往往存在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职责不清、决策不明的现象, 影响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学校管理水平, 阻碍了学校的正常发展。
依据有关上位法, 高校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探索和研究, 尽可能清晰界定党委和校长的双方权力和责任, 科学合理地进行责任分工。因此, 理想的大学章程应该明确规定学校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在学校发展与管理中的职责、权限和义务, 以及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机制。
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规定, 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 履行规定的各项职责, 把握学校发展方向, 决定学校重大问题, 体现党管组织、干部和人才的思想, 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行使规定的各项职权, 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2.理顺学术组织体系。
目前, 我国大学中行政权力相对于学术权力往往占据强势地位, 阻碍了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大学“教授治校”的理念和做法, 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 进行“教授治学”探索和研究, 主要途径是完善以学术委员会为最高机构的学术组织, 确保其充分行驶职权, 发挥其应有职责, 具体来说有三点:第一, 牢固树立“教授治学”理念, 成立不同层次的学术机构, 重视教师对于学校发展所起的核心促进作用, 赋予教师最大的治学权力。借鉴西方大学的做法, 如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成立学校层面的委员会, 同时根据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成立二级学术委员会, 保证教授在委员会中的绝对地位, 推动各方面工作以学术发展为中心, 更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第二, 强化学术组织地位, 保障学术权力。将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定位于学术审议决策机构, 在学术事务上赋予更大的权力。第三, 通过制度设计将学术组织的权力固定下来, 建立发挥学术组织效能的保障机制, 合理规范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范围和程序, 使二者建立一种分工与合作的关系。
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 统筹指导各级各类学术组织按照各自职权开展工作。学术委员会可以就教学指 (督) 导、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学位评定等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根据需要在学院设置学术分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学术分委员会依据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及各自章程开展工作, 具体承担相关职责和学术事务。通过有关规定理顺了学术组织的关系。
3.深化民主管理机制。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高校的特色, 是全体教职员工在党委领导下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重要形式。美国大学章程一般没有教职工代表大会有关规定, 但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包含了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内容, 该章程规定, 教职工代表大会有61名成员, 除了25名学术评议会的成员外, 还有18名教授、6名学术人员、6名在校学生、6名其他工作人员。在我国大学章程中, 一般都有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规定。教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我国大学的特色, 在大学章程中应该体现。我们可以借鉴柏林洪堡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结合国内大学的情况, 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的指导下, 进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设计和创新。另外, 为了进一步深化学校的民主管理机制, 可以设立学生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是全体在校学生行使民主权利和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三、章程要明确学院的治理结构
美国大学二级学院的治理主要是通过以教授为主的治理团体来实现, 治理团体的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国内大学二级学院治理在决策权力方面是通过党政联席会议实现的, 党政联席会议组成人员一般包括院长、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副书记等。在学术权力方面是通过学术委员会实现的, 学院设置学术委员会, 行使其学术权力, 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中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 往往出现学术委员会职责不清、被行政权力侵占或干预的情况。
为推进学校管理中心下移, 提高学院自治权限, 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 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明确规定学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学院在学校授权范围内实行自主管理。学院党政联席会是学院的决策机构, 学院决策机构组成人员除了院领导之外, 加入了院级教代会主席和教授代表, 教授代表成为决策机构的成员, 保证教授在学院的地位与话语权, 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特色之一, 充分体现了教授参与, 民主管理的理念。院长是学院行政主要负责人, 负责管理学院行政事务。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工作。学院设立学术分委员会, 在学校学术委员会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总之, 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构建了学院党政联席会、院长、学院党总支、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多元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四、章程要体现学生与教师的基本权益
1.体现学生的基本权益。
学生是大学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大学章程必须体现学生的基本权益, 这个理念国内外都是一样的。美国大学往往多种方式保障学生的权益, 如康奈尔大学董事会56 位董事中有2 名学生董事, 其董事会还下设学生生活委员会, 管理学生事务,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保证学生的基本权益。再如, 密歇根大学专设一章对学生事务进行规定, 其通过设立学生管理服务组织和机构保证学生的权益, 包括设置学生事务政策管理委员会, 鼓励学生对学校决策的参与;设置学生事务副校长和学生事务办公室负责学生的住宿、咨询、就业、社团、健康等事宜。国内大学章程往往专设一章对学生事项进行规定, 包括学生的定义、权利、义务等内容。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在第五章对学生事项进行了规定。
2.体现教师的基本权益。
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可见, 教师是大学发展的关键, 有着极端重要的地位。美国大学往往多种方式保障教师的权益, 康奈尔大学章程规定, 56 位董事会董事有2名教师董事、1 名非学术职员董事, 教师代表作为董事会成员参与决策,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保证教师的权益。康奈尔大学章程还专列一章对教师有关事项进行了规定。密歇根大学章程也专列一章对教职员工事项进行了规定, 包括有关定义、任职、升职、退休、撤职、降职等信息。鉴于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职员工的重要地位, 国内大学章程对教职员工专列一章进行规定, 一般规定教职员工的定义、权利、义务等内容。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第六章对教职员工事项进行了规定。
五、章程需明确财务、资产、后勤情况
财务、资产是大学的财富。美国大学的财务、资产的管理是董事会的职责权限之一。耶鲁大学董事会的财政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土地与建筑委员会分别承担了预算、财务、投资和固定资产管理的职责。康奈尔大学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分别承担了预算、财务和投资的职责。密歇根大学对商业事务管理、财政与财产单列一章, 但实际上是通过规定了执行副校长兼财务总监的职责来进行管理的。密歇根大学规定执行副校长兼财务总监职权和职责包括财务监督、会计、财产、采购等。鉴于财务、资产和后勤情况的重要性, 国内大学章程一般专列一章对其进行规定。天津中医药大学专设一章用五个条目对有关事项进行规定, 规定了学校经费来源、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完善后勤服务体系等内容。
六、章程要构建大学与外部的基本关系
大学不是孤立存在的, 大学与外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包括与政府、社会、校友的关系。美国大学章程一般不专门规定大学与外部的关系, 而是通过在董事会中设置一定数量的校外人员, 或通过设置分管外部关系的副校长以及设置校友会等具体方法, 实现了大学与外部的关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将“州与大学之间关系”设为第一章, 提出学校的“人事管理、经济管理、财政和金融管理、收取费用以及医疗保障都属于国家行政事务。这些与学术事务一同由学校统一管理”。
对国内高校, 可以在大学章程中专列一章对大学的外部关系进行规定和描述。天津中医药大学章程专门对外部关系进行了阐述, 首先强调要重视与外部的关系, 建设与社会同步、与时俱进的大学, 然后分别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区域合作、校友会等几个方面阐述学校与外部社会的联系, 为社会服务, 与社会良性互动, 提高学校声誉。
大学章程的本质 篇2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依据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安徽财经大学学生团体活动指导手册》等有关规章制度，为明确文学社的相关制度，特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社团名称是：安徽财经大学文学社（简称安财文学社）。
第三条本社团是由校党委领导，在校团委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创立的社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方针，实行党的政策。
第四条社团的宗旨是：面向学校，面向未来，扎根生活，书写心灵。
第五条社团的目的是：组织和团结学校文学爱好者，广泛开展各种校园文学活动，全力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精神文明建设。
第六条社团的理念是：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
第七条社团会员为在我校正式注册登记的全日制在校生。
第八条社团的入团宣誓词：我志愿加入安徽财经大学文学社，坚决拥护校团委和学生团体联合会的领导，遵守社团的章程，牢记自己的职责，以“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为理念，以“诚信、博学、知行、统一”为指导思想经营社团，努力做好事，做成事，积极主动，为建设和谐、繁荣的文学大家庭而共同努力！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九条社团设理事会，成员均由社团会员选举，并经学校团委批准产生，候选人为社团会
员。
第十条社团设社长一名，副社长两名。社长、副社长负责社团整体的组织管理、协调工作。下设编辑部、办公室、宣传部、策划部四个职能部门，编辑部设主编一名，副主编四名，美编两名，其他各职能部门设部长一名、副部长两名。
第十一条社团每届工作人员任期一年，在任期结束前一个月如无特殊情况必须召开会员大会选举下一届工作人员，并报经学生团体联合会。
第十二条会员大会是本社团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为所有在册的会员。会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批准社团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制定和修改社团章程；
三、选举产生社团委员会及工作人员；
四、监督社团财务活动；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三条 理事会会是本社团的最高领导机构，理事会主要行使下列职权：
一、确定本社团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二、执行社团会员大会决议；
三、领导会员开展活动，处理日常事务；
四、选举社团社长、副社长；
五、批准理事会成员、社长、副社长的变更或增补；
六、决定和终止相关事宜。
第十四条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理事会贯彻执行社团会员大会的决议，领导社团的所有工作。
第十五条社团根据需要，聘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或企业单位担任本社团的指导老师或顾问。
第十六条社团如需更换负责人，须到学校团委履行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章社团活动
第十七条社团活动奉行公开原则，出具公告，公告的署名为“安财文学社”，社团举办活动须报经学校团委及学生团体联合会批准后进行。
第十八条社团举办讲座、报告必须遵循以下规定：
一、如社团邀请校外人员在校内举办讲座、报告等室内活动，需在活动前向学校团委及学生团体联合会提出申请；
二、学校团委审核同意后，社团负责人持证明到学校有关部门借用活动场所；
三、任何个人或未经批准的组织均不得以社团名义自行邀请校外人员举办讲座、报告等。
第十九条社团举办群众性集会和活动，需遵守以下规定：
一、社团举行群众性活动，需在活动前向学校团委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举行；
二、申请时须说明集会和活动的目的、内容、方式、人数、时间、地址、举办单位、主要负责人等；
三、社团和活动的组织者要对活动的秩序、安全及其合法性负责。
第四章会员管理
第二十条社团面向全校招收会员，凡承认本会章程、自愿参加本社团各项活动的在校学生均可经过注册成为正式社团会员。
第二十一条社团会员必须遵守条例：
一、严格遵守学生社团规章条例；
二、积极参加社团活动；
三、爱护活动场所及设施；
四、履行会员义务。
第二十二条社团会员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或严重违反校规校纪者，视为自动退会。
第二十三条会员如需退会，须交退会申请书到社团办公室，由办公室做出决定予以注销。
第五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四条会员权利：
一、享有决定是否参与社团组织的活动的权利；
二、有权获得有关社团活动方面的资料，以及社团各阶段工作计划；
三、在社团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四、对社团的工作有批评建议权；
五、有自由退会权，但必须报请办公室批准。
六、每学期获得我社出版的刊物《安财文学》一本，四年共八本。
七、同等质量的稿件，会员拥有优先发表权。
第二十五条会员义务：
一、遵守社团章程并自觉维护社团的声誉；
二、加强团结，维护社团的权益；
三、会员有宣传，支持社团各项活动的义务；
四、会员有违反本章程者，由办公室劝其退会并做好备案工作。
第六章财务管理
第二十六条社团经费来源：
一、会员交纳的会费；
二、学校团委的拨款；
三、依法获得的资助和捐赠；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七条 社团在成立之后，由专门财务人员负责管理社团的经费收支账目，以备学校团委审查。
第二十八条凡是为社团活动所开支的费用，超过50元须经理事会（社长）的签字同意方可报销，低于50元可直接向专门财务人员报销，并做好财务记录。
第二十九条财务人员应认真负责社团的财务管理，定期向理事会呈交清晰明了的财务报表，并接受社团各成员的监督。
第三十条社团财产为社团集体所有，任何人均不得随意处理或占有。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章程经社团会员大会通过，解释权归委员会。
第三十二条本章程自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和谐大学的本质是公平 篇3
然而,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与和谐大学建设相悖的现象。比如,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协调,导致学者对“做官”趋之若鹜;学生中由于家庭贫富差距在快速拉大,造成部分学生尤其是贫困生心理失衡;大学教师地域之间的流动明显加快,引进的师资与原有师资享受待遇差距悬殊,造成教师尤其是原有的教师心理失衡;大学教师选聘考核唯学历唯成果,引起学历和成果注水甚至导致学风浮躁等。
笔者认为,解决以上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大高校改革发展的力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一是构建和谐大学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二是构建和谐大学与深化大学改革的关系;三是大学内各群体间的利益关系。
坚持科学发展观,根本着眼点在于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超前发展。由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大学的过程中,要坚持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宗旨,为他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事实上,当前我国大学在发展中遇到的许多矛盾和难题,都是能够通过改革与发展来解决的。由于大学中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各自特殊的具体利益要求,因此在和谐大学的建设中,要密切注意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利益结构的层次性。
对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大学的具体实践中,要探索出一套科学有效的发展机制,以便对和谐大学的运行状态进行及时调节,通过有效协调各种关系,全面促进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和谐大学的发展机制应该主要包括:动力机制、利益均衡机制和公平机制。其中,动力机制是指通过深化大学改革,从制度上整合大学的发展活力,从而推动大学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和谐大学的动力机制,最主要的应该是必须全面贯彻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最大程度地激发广大师生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大学发展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
构建利益均衡机制是抑制当前我国大学利益差距扩大的重要手段,在政策制定上,要坚持以广大师生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准大多数师生的共同利益与不同群体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承受力,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侵害师生利益的行为,从而保证广大师生都能享受到大学改革发展的成果。
和谐大学必定是公平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大学,也就是建设更为公平的大学。专家认为,建立大学内部公平机制要充分考虑到六个方面: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保障公平,它们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大学公平体系。
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大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进一步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以及文明化发展,从而塑造出与他人、社会、自然一起发展的和谐人才。
大学章程的效力探析 篇4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年) 》提出建立大学章程之后, “以大学章程为支点,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从而撬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已经成为教育主管部门从纷纭复杂的头绪中理出的改革新思路。”[1]转变政府职能, 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实现大学自治, 赋予大学生机与活力, 进而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是大学章程建设的归宿和落脚点。而大学自治关键在于“治”, 也就是在于大学章程能否被广泛地接受、认可并能够切实有效地实施。所以, 大学章程的效力问题至关重要。
二、影响大学章程效力发挥的因素
1. 法律地位不明确, 法律效力无法保证
影响大学章程效力发挥的因素有很多种, 但最重要的是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周光礼、熊丙奇等人提出要建立大学章程必须首先解决其法律效力问题。否则必将会出现建立与执行的脱节, 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 使得大学章程最终沦为摆设。
我们认为, 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章程作为承上启下连接内外制度的纽带具有重要作用, 理应作为大学治理的基本法而存在。作为大学治理的基本法, 一经生效, 任何相关单位和团体、个人都应该严格遵守章程的规定。同时, 作为大学治理的基本法, 大学章程应该具有法的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现实性和可诉性等特征[2]。可是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体系中, 关于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在大学管理中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从已成文的章程看也都缺少明确的法律渊源。大学章程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地位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也没有确立。我国大学章程的合法性因其法律渊源的不明确而受到质疑, 进而导致法律效力受到削弱, 在章程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引起法律纠纷的隐患。
2. 大学章程文本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不足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章程建设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探索中前行。所以很多人对大学章程建设的重要性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在执行上更是力不从心。为了响应国家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 很多学校启动了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 但是从已经制定并公布的大学章程来看, 应付检查的多于扎实研究建设的, 而且章程的文本建设整体质量不高, 规范性、科学性不足。甚至于有些章程没有运用法律语言而出现口语化表述, 不仅格式不规范, 而且整体语义表达不准确、不清晰, 语序混乱容易引起歧义, 导致理解操作困难。另外, 有些大学章程内容空泛, 对核心问题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抽象、可操作性不强。还有些章程存在形式统一刻板、个性特色缺失等问题, 所有这些因素都将阻碍大学章程的顺利有效实施。
3. 大学章程制定、修改程序不完善, 程序性规定较少
国内学者陈立鹏、湛中乐、李听欣等相继指出, 我国现有的大学章程, 制定和修改程序都或多或少存在遗漏和不足, 有些章程更是缺乏程序性规定。目前的章程大部分条款是围绕学校管理的实体规则展开, 有关权力的行使程序触及较少, 有些章程也只是在结束部分或者附则条款中简略涉及修改程序, 其中也多存在法治层面的瑕疵, 或者有些干脆没有程序性规定。如果大学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执行不具有合理、合法的程序规则, 就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效力。
4. 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由于我国大学章程建设起步较晚, 对章程实施还没有形成一套专门的监督保障体系, 使大学章程的运行经常出现处理过程透明度差、随意性强等问题, 并导致章程的执行效果与章程的设计初衷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 甚至于背道而驰。第一, 缺乏独立的监督机构。目前我国高校主要的监督机构是纪检监察机构, 而该机构与自身所在的高等院校具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 机构和人员都由学校设立和任命, 况且其主要职能在于防控腐败, 规范学校教育管理, 其职能与大学章程的作用或有重叠或存在职能盲区, 不能发挥监督大学章程有效实施的职能。第二, 较为单一的监督途径。在我国, 政府几乎垄断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权, 高等教育对政府过度依赖, 政府对高校有绝对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民间团体和机构很难涉足高等教育领域, 更谈不上对高校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管理。
三、发挥大学章程效力的对策
1. 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是大学章程建设的首要条件
世界上很多国家大学章程都是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颁布, 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所以我国大学章程也应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 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赋予大学章程以法律属性, 落实办学自主权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只有在法制化轨道内运行的大学章程才具备强制性, 才能够排除诸多干扰, 有力解决政府行政命令和学校依章办学的冲突, 协调学校内外部关系等, 进而保证大学章程独立、安稳运行。客观来看, 大学章程提请地方人大表决并通过应该是目前最合适、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我国高校数量繁多, 各高校章程建设的进度和力度不一, 全国统一比较困难也不科学。针对每个高校所处地方的区域特点, 使大学章程快速启动并高效推行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由地方权力机关进行审议通过。如果由地方政府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颁布来获得法律效力, 其权威性较之权力机关审议逊色不少。但即使如此也比目前大部分学校采用的学校自主制定, 教育部门审核备案的模式更具有法律性。作为对应的政府部门, 也应该设立专门机构或者对应机构, 配合各学校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推动大学章程建设持续深入推进, 保证大学征程的法制化进程。
2. 提高文本建设水平
大学章程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 不仅仅是对制度的表述, 更是对高校治理结构的重新梳理, 并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长久地贯彻执行, 而且必须严肃慎重地对待。开展必要的法律学习和讲座, 提高参与大学章程起草人员相应的法律认知水平尤为重要。同时, 起草委员会应该聘请法律专家、学者对起草工作进行协助。章程起草过程也需要广泛征求意见, 充分论证, 并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 保证章程内容的科学性。另外, 参考较为成熟的国外一些大学的章程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总之, 大学章程作为一个规范性文件, 必然需要一个反复斟酌、千锤百炼的过程, 只有提高了大学章程文本的建设水平,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执行力, 达到应有的效果。
3. 规范大学章程的制定程序
程序是实体权利的保护屏障。我国著名法学专家季卫东教授认为: “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 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3]合法的程序是合法的大学章程的有力保障。“民主的可贵之处尤其表现在程序的正义上。”[4]作为一所大学内具有最高效力的治理文件, 大学章程的制定应当参照法的制定程序。“制定程序体现了各利益主体在审议和表决大学章程过程中, 对各种利益诉求的协调和公开博弈的复杂过程, 制定程序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大学章程的合法性和实施效度。”[5]
参考法学理论、立法法的规定, 立足我国的实践, 大学章程的制定程序应该包括: 起草、审议、表决和通过、审核和公布。不仅大学的章程的制定要遵照此程序, 其修改也要严格参照法的制定修改程序进行, 并将程序性内容作为章程的重要内容写入并执行。具体而言, 首先应成立由一线教师、学生、校友、校外知名人士、法律专家等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章程制定工作启动伊始, 高校就应该通过设立专题网页、专用电子邮箱、校园意见回收箱等方式, 全面接收师生员工的建议和意见。在起草过程中, 要采用听证会、研讨会、向全校公布章程草案等方式听取各方意见。章程草案完成后, 交由主管部门 ( 教育部、教育厅等) 的政策法规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审查通过就可以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和表决。然后考虑提交人大会议批准 ( 教育部直属高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省属高校、民办院校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则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
4. 完善独立的监督机制, 保障章程的有效实施
实现大学自治, 规范高等教育管理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终极目标, 但是大学章程的建立只是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证, 最终还是需要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大学章程用以保障的公平、正义、各种权利义务的实现, 依赖于独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首先, 必须具备独立的监督主体。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 需要有制度规范的相关利益主体充分参与, 尤其是广大教师和学生。《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特别提出, 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相关事项的民主决策, 就是为逐步建立的民主监督机制提供的制度保障。各高校应该站在学校持续发展的角度, 充分重视并扩大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民主决策、实施监督的权利, 使制度在阳光下运行。另外, 旁听制度、校友会、家委会等制度也可以考虑, 因为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社会并与社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相关的利益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建立多种渠道拓宽监督主体的范围, 也是完善监督机制的有效途径。最后, 建立问责制度并确保问责制度的执行力。问责制度对权力拥有者、行使者具有警示和约束的作用, 要切实保证问责制度的执行力, 使权力拥有者不敢轻易越位和随意出轨, 让一切都在大学章程的有效管辖内运行。
摘要：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被广泛研究, 各高校也相继制定了一些大学章程, 但是大学章程效力的真正发挥还在于实施。分析影响大学章程效力的要素,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是大学章程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大学章程,法律效力,现代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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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家德.大学章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 (1) :97-100.
[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4]石佑启.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大学章程的本质 篇5
尊敬的院领导: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校园生活，培养大家的兴趣爱好，提供给同学们一个放松休闲的方式，我们向学院提出申请，成立“唱月”吉他协会。成立这个协会，可以在每周开展一次至两次活动，请来专业老师前来讲解、指导，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音乐元素，提高大家的音乐知识水平和艺术素养。
同时,吉他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乐器，以其丰富的表现力深为人们喜爱.协会的成立会将为同学们提供一个了解和掌握这门乐器的机会，让他们在音乐殿堂里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使大学生活更具情调，也使同学们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其宗旨是：提高同学们的吉他演奏水平，为校园吉他爱好者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为校园文化增添活力。
新成立的协会将会建立完善的管理层，高效的办事模式，严格遵守各项校规校纪，认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积极配合学校的各项活动，争取使协会成为全校吉他爱好者的家，为校园文化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致
敬礼
申请人:李伟 付振奇 黄勇宾
2006 年 5 月 31 日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
“唱月”吉他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社团名称为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 “唱月”吉他协会。
第二条 吉他协会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切活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及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社团活动遵循既要发扬民主，又要加强纪律；既要活跃气氛,又要保证秩序的原则，保证社团的健康发展，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拓展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第三条 社团宗旨：提高同学们的吉他演奏水平，为校园吉他爱好者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为校园吉他爱好者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为校园文化增添活力。积极有效地在校内外开展以吉他为主、其他乐器兼备的文艺活动，让广大会员更多地了解音乐，在丰富课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培养和发展具有吉他演奏和弹唱等技能的同学，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质，为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服务。第四条 社团是由在校学生自愿组织参加的具有明确宗旨和完善组织机构的社团组织。隶属于学院团委，直接接受院团委的管理和指导.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协会聘请专业吉他教师担任顾问，设会长1名，副会长1-2名；成立秘书处，设秘书长1名，理事若干；成立社团理事会，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会员代表组成。
第六条 社团理事会是本协会最高权利机构,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会员大会每学期召开一次,除特殊情况外,重大事务甴理事会成员2/3以上表决通过。下任“协会”干部由上任“协会”干部通过考察讨论后在会员大会上表决通过产生。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 “唱月”吉他协会组织机构负责人由协会内部民主产生，具体权责范围如下各部门职责： 会长、副会长总体负责管理和外务，负责与校团委等上级沟通工作，为协会创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环境。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财务管理，负责发放通知通告等指令性文告，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负责各活动的计划，总结和各类文件草案的起草。对协会干部名单及其他协会有关资料记录存档，整理工作记录及工作总结，向会员汇报会议思想内容。负责会员证件的办理和发放等工作。3 各理事负责新会员的培养，经费的筹备，活动的策划，安排学员训练交流的时间、地点.组织协会成员学习和参与各种活动及协会宣传工作。协会干部负责召开会员大会。
各理事及会员有义务参加与协会有关的一切活动，若有特殊情况，均需向理事会提出书面请假，超过5次无故不参加协会会议和活动者按自动退会处理。
第七条： 本协会干部本着“分工不分家”的原则，共同管理好本协会。
第三章 会员制度
第八条：吉他协会在每学年定期面向全院招收新会员。第九条 会员要求：
1.承认“协会”章程，服从“协会”决议，遵守会员纪律，按时缴纳会费。
2.会员要热爱祖国，热爱学校，热爱集体，品行端正，尊重师长。3.会员必须取得安阳师范学院学籍，经过报名参加，交纳一定会费后都可以成为其中一员。
4.积极配合“协会”组织开展的活动，完成“协会”的任务。5.团结、友爱会员，携手共同促进“吉他协会”发展与壮大。6.会员必须热爱自己的协会，关心“协会”声誉，自觉维护“协会”形象，不做有损“协会”声誉的事。
第十条： 会员纪律
1.不得无故不参加“协会”活动。
2.在开展活动时，听从安排，爱护场所财物，不打不闹。3.活动不得无故迟到或早退。
4.在寝室要安排、控制好练琴时间，避免在休息、学习时间练琴而影响他人学习生活。第十一条： 会员违纪处分：.协会对违纪的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2.会员违纪由协会干部先私下对其提出批评指正，若批评指正后仍无悔改之意，在会员大会上公开提出批评，情节严重者勒令其退会。3.被勒令退会者将失去一切会员权利。第十二条： 会员权利：
1.会员在本会有选举与被选举权。2.会员有对本社团工作讨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3.会员有监督协会工作的权利。4.会员有对协会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5.会员有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的权利。
6.会员有权参加协会的有关会议活动，阅读协会的有关文件，接受协会的发放材料、帮助、奖励和提升推荐。
7.会员有权利在协会的会议、活动上，参与关于协会问题讨论。8.如有各职能部门违反或不履行义务的，会员有权利向会长及各职能部门提出。会长及各职能部门应尽快处理，给会员答复，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
第十三条： 会员义务：
1.会员有遵守吉他协会章程，执行协会决议的义务。2.会员有参加本协会各项活动的义务。3.会员有推荐其他会员入会的义务。4.会员有帮助协会组织各项活动的义务。5.会员有义务为社团联合会和吉他协会进行宣传。
第四章 社团主要任务活动内容 第十四条： 主要任务本协会通过吉他这一艺术形式，创造我校良好的艺术气氛，使吉他协会成为广大音乐爱好者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场所。
第十五条： 每学期组织1-2场专场大型音乐会和若干场小型联谊晚会。
第十六条： 组织学员赴其他高校进行交流，学习。第十七条： 不定期组织会员观看吉他教学录相和文艺演出。第十八条： 协会定期邀请专业吉他手对学员进行培训。
第五章 资金来源及资产管理
第十九条： 资金来源：
1．新会员入会费15元，以后每年10元，无故退会者恕不退款。2．社会单位赞助。3.特殊情况下的会员捐款。4．其他合法收入。第二十条： 资产管理：
1.社团经费只用于社团活动和社团资料，设备补充等。2.社团经费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挪用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活动的产生程序活动由民主讨论后产生，通过协会管理层制定如下程序： 1.策划提出； 2.可行性分析； 3.民主投票；
4.拟定策划并向社团联合会提出； 5.活动评估。
第二十二条： “唱月”吉他协会章程的修改程序： 1.协会管理层对协会章程进行总结和评估； 2.提出修改意见； 3.分析修改意见的可行性； 4.投票表决；
5.拟定修改后章程。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归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 “唱月”吉他协会。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
“唱月”吉他协会
中美大学章程的比较研究 篇6
关键词：大学章程；制定；实施
一、中美章程的比较
（一）章程的法律地位比较
在西方大学的发展历史当中，往往是先有了大学章程，被予以通过之后，才有了相应的大学的建立与兴起。美国的大学章程是由国会或者州议会先法律上认可，也正因为此，美国大学章程具有崇高的法律地位。“一些美国大学章程经过不断的修订和完善，甚至成为美国一些州的教育法的条款。”斯坦福大学，最初源于1885年11月颁布的“创始基金”，该文件被加州立法机关通过之后，才正式着手建立大学。因此，“创始基金”是斯坦福大学章程的雏形，拥有加州议会所批准的法律效力。“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规定，大学与政府均不能单方面修改或撤销章程”，著名的“达特茅斯学院案”很好地解释了美国私立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1816年起，新罕布什尔州政府通过三项立法变相修改了达特茅斯学院的章程，成立“达特茅斯大学”，此举引发了学院董事会的强烈反对，认为州的立法对学院章程的改变，实际上是对学院的法人身份进行了改变。最高法院对章程进行了解读，认为“达特茅斯学院章程是受宪法保护的合同，而章程所载明的学院的权利因为州政府的立法而被强行削弱”。因此大学章程界定了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一种契约性，政府在对高校宏观调控之余，高校也有自身独立的法律地位。
在中国，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清晰地指出：“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要有组织机构和章程”，并且强调“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开始为大学章程的建设提出要求，到2011年11月28日发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和《2013年至2015年部委所属高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已经明确了目前国家大学章程建设的时间期限、具体任务和要求。这些都是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政策性指导。
然而这些诸多的法律法规条文，均对建设大学章程提出了要求和其在学校管理中的地位，而在整个法律管理体系中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未能详尽说明。此外，在现有的章程里虽然对学校的内部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所涉及，但怎样处理好这些法律关系，大学章程很难作为评判的依据。如清华大学章程十六条规定了学生和教职工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学校、学生、教职工等发生利益冲突之时，有怎样的规定条文和机制给予保障，未能详细说明。其次，在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对大学内部管理的参与和管理权未能解释。因此，在大学独立的法人地位与行政力量的博弈中，没有明确的章程条文作依据和法律地位的保障，大学往往是妥协的那一方。
（二）章程制定程序比较
美国高校，董事会均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学校的法人，大学章程的设计和制定也由董事会直接决定 。美国大学章程的制定遵循严格的程序，总是学校先列出提案，报批董事会后，经至少三分之二的董事会成员投票同意之后，再由权力机构审核后，最后向社会公布。因此，美国各大高校的大学章程都可以通过它们相应的学校网站查询到。同时，为应对各种条件的变化，大学章程变动的频率也很高。
中国大学章程的编制与修订，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北京大学章程第九章附则的五十四条提出“要经学校教代会讨论、校务委员会审议、校长办公会议审议、校党委审定后，由校长签发，报上级核准”。同时在五十五条提出“建立学校章程委员会，享有对章程起草修订，组织实施，解释和监督的权利”。相较美国大学章程制定程序，中国大学章程在内容上并未对程序怎样实施进行详细的说明，只简单说明了制定参与的部门。各个部门参与的人数，决议通过的人数比例，提案提出前的准备工作等都未加以说明。因此，在今后大学章程的实施编写修订过程中，缺少具体的数字依据，是否会带来编写条目科学性的问题，有待商榷。
（三）章程内容比较
大学章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办学宗旨、内部管理体制、教职工的权利和义务、学生及校友的权利和义务、经费资产和财务制度、社会服务与外部关系”。中美大学章程在内容组织结构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各有侧重点。杜克大学的章程，篇幅占总体79.9%，同时将学校的董事会、各委员会、大学官员、校长、教务长、执行副总裁、卫生事务校长等的义务与职责范围都具体指明了。清华、北大章程侧重对校党委、校长、学术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职能阐释。美国大学章程里管理机构各项条目多关注事务性的一些权利，非常具体化。中国大学章程对管理机构体制的叙述侧重于一些纲领性的条文，比较笼统。此外，中国的大学章程相较美国，在大学的职能和办学宗旨目标上花了大量的笔墨，作为章程的开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大学的责任所在。而在教职工、学生、校友的权利和义务上，美国的大学章程主要体现于学校的各个组织机构中，在这些组织里，他们应该得到怎样的权利，履行怎样的义务，在教学、财务、管理、卫生等方面作出了说明，条目分散，而中国的大学章程主要侧重总结性的描述与归纳，比较抽象。
二、中国大学章程存在的隐患
（一）制定过程中的缺失性
大学章程在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形式和内容上的缺失性。在内容上，权力运行中，学生、教职工的地位未能很好地体现，同时未能界定好政府官员在大学权力运行中的角色，因此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微妙，行政力量、党委会在大学章程中的地位还是很高。在章程的表述中，多为一些抽象的说明，具体在学校各项事务中，各个部门机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的参与比例和职权范围未能详细说明。另外，章程大都千篇一律，未能形成自身的大学特色。而在形式上，外部立法未能给予内部章程明确的法律效力来源，没有内外的相辅相成，大学章程很有可能就会流于形式。再加上，章程制定者类型小、范围窄，制定过程在章程中也只是草草说明，降低了成文的科学性。
（二）实施过程中的缺失性
认识的不到位是章程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高校领导层和利益相关者，对章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西方，章程先于大学产生，是大学办学的指导，而在中国，高校的章程建设进度缓慢，领导层对其缺乏重视，因此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缺乏原则性的指导。其次是政府的认知不足。尽管政校分离，去行政化的议题一直是热点，但是政府对高校自主权的实现向来都是阻力之一。虽然国家、政府将建设大学章程提上日程，并给了时间限制，但是行政命令显然没有法律条文来得更正式和稳固。最后，是民众的认识不足。社会上缺少对大学章程建设的关注，有限公布的大学章程也很难在社会上引起讨论的热潮。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也未能认清自身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缺乏对学校建设大学章程的热情。
当然，近几年八校建立起大学章程，以及北大、清华为首的各大高校陆续出台的大学章程，可以说进程加速了，前景是美好的。但是，章程是否真正能承接起它所起的功能，仍有待考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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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转型的本质是文化转型 篇7
一、创业文化
众创时代,创业文化成为中国大学的首要文化特征。这一特征把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与传统大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对于这一文化类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创新创业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进入了它的大众化发展时代。中国大众化高等教育在其最初阶段只是量的而非质的变化,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支配下的专业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加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处于转型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得越发突出和严峻。大学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社会产业类型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大学与社会之间便出现了结构性脱离的现象,中国的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落入失业状态的困境。在这种境况下,单方面的调整已经无济于事,它需要大学和社会产业部门两方面积极做出相互适应的变革,以应对社会失业的压力和挑战,创业即是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一个社会学和教育学概念。自从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中国的大学生创业及其教育就成为整个社会创业发展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创业型大学”是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路径》一书中提出的表征现代大学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伯顿·克拉克之所以使用“创业型”(entrepreneurial)而不是“创新型”(innovative)的概念来表征新型大学的特征及其行为,主要有四个原因[2]:一是创业“更有力地指向地方上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指向导致改变组织姿态的行动。”二是创业是“全部大学及其内部系科、科研中心、学部和学院的”一个总体特征。三是创业本身含有“事业”的意涵在内,指向大学师生为了做好教育事业而积极主动地寻求学术的创新活动。四是在深层次内涵上,创业已经成为新型大学的一种整体的组织文化特征,指向了大学创业文化的建设。很显然,单纯的创新概念已无法包含现代大学变革的这些内涵。因为创新几乎是所有时代大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在创业型大学,创新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要素而已。在2004年出版的《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中,伯顿·克拉克又根据大量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发展出创业概念的一个新内涵,即经由大学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行为,大学可以成为一个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和发展、持续变革的有机体[3]。这样,大学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各种需要。
(二)大学的创业活动必然具有教育性和知识性
大学的创新创业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创业而创业,它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特征。首先是教育性。只要学生没有毕业,大学里包括创业在内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首先具有教育性。对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而言,尽管直接的大学生创业实践,比如学生休学创业是大学创业教育的方式之一,但它并不是创业教育的全部。切不可简单盲目地鼓励学生辍学创业,更不可用简单的物质利益绑架现代大学的学习和科学研究。如果学生的休学创业只是在低水平上重复了社会的简单职业,远离了学科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业是不可鼓励的,否则我们就是在鼓励学生在其最富创造力的人生阶段浪费他的大好青春年华。而且这种浪费造成的损失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是无法弥补的。其次是知识性。大学生的创业必须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不能落后于他所学专业所达到的平均知识水准。以计算机专业为例,比尔·盖茨的微软创业、乔布斯的苹果创业、扎克伯格的Facebook创业等,都建立在他们所学专业最新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创业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已经超出了大学里教授的知识范围,大学里教授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如果让学生从事简单的零售业等活动,去与农民工争岗位,就会从根本上失掉大学创业文化的本质。
(三)大学的转型是一种新型大学文化教育转型
大学的创业文化教育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主要是一种与学科相关涉的学习态度和创业素养的生成教育。其最为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创业文化培育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观念和创业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创业的新生力量和优秀力量,疏解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国大学自身也会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完成学科专业的结构性调整,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传统大学把纯粹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作为大学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大学本身也被看作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教育则要求大学把知识看作一种生产力量,一种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学术资本。这就要求大学的师生在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要以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为中心,围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企业技术的改造升级、政治力量的优化和整合、人文信念的改组和改造、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保持等,从专业的角度增加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唯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通过大学的创业文化导向现代人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引导现代人在创业中超越物质功利主义陷阱,走向诗意生存之境。
二、学术文化
崇尚学术是大学学术文化的核心特征[1],现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文化要求大学的学术活动围绕创业活动展开。大学学术文化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互为表里,相互促进。
(一)大学创业文化的丰富性拓展了众创时代大学学术概念的内涵
现实的压力是理论探索的根本动力,受大学创业活动的影响,以及大学对创业价值的认同,高等教育家们自觉地对学术的概念和内涵加以重思和重建。自从当代美国教育家博耶(Ernest L.Boyer)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把学术的概念扩展为发现的(discovery)、整合的(integration)、应用的(application)、教学的(teaching)学术等四个方面[4],现代大学对学术的理解和认识便被推进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阶段。至少在理论上,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把学术仅仅与科学发现活动等同。另外四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在大学里也取得了同样的合法性地位,尽管在实践中还有待于大学的管理者们去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措施对其加以制度化保证。每一种类型的学术都有它自身不可替代的特点,都有各自的学理演绎以及处理该学理的技术。这些学术类型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大学学术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自的领域诠释着大学的真理。只是在大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大学的不同类型之间,这四种类型的学术各有侧重。如从整体上看,中世纪大学的发现学术要略逊于现代大学,但是不论是中世纪大学还是现代大学,发现的学术都是其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同样地,在现代大学,尽管发现的学术较为突出,但是在一些应用技术型大学中,它们更加侧重应用学术。从大学学术活动与其所服务的外部环境来说,学术的概念正如梁启超所言,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5]723“学者术之体,术者体之用”[5]724。各种学术活动都在其终极的意义上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动。在这个路径上,不同的学术活动在直接服务社会的面向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教学学术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发现的学术通过学理的研究和观念的发明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心理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整合和应用的学术则通过技术的发明和改造直接服务于社会,等等。
(二)众创时代要求建立一种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的学术文化
首先,要对学术活动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不可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学术活动标准裁判另外三种。要充分认识到,上述四种学术活动对真正的大学都不可或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任何一所大学,不论是何种类型都是在有所侧重的前提下共享着四种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和技术成果。在现代大学里,学术活动是其最高的利益所在。“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四种学术活动除了各自具有不同的学理和技术的路径,它们还共有着大学之为大学的学术价值观,那就是对知识真、善、美的追求,借由学术的创造活动不断增加知识的财富,不断拓展人类解放的视界,以承续人类的文明。
其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学术文化正在向应用技术方向转移,这种转移具有世界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合理性,是中国大学创业型转型的必然逻辑,值得倡导和鼓励。问题在于,受中国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的影响,现代中国大学较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技术发明需要精益求精,基本学理的研究也需要愚公移山精神,代代接力。实用主义与物质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文化充满了功利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学术研究的应用取向和对策倾向较多,大学的学术活动完全被现实的政策和市场需要所左右,沉潜地关注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则相对不足。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影响力。因此,在加强大学应用学术文化建设和倡导的同时,要谨防中国大学学术文化在创新创业教育的浪潮中加剧物质功利主义倾向,必须把发现的学术文化建设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以平衡大学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由于长期受到物质功利化学术研究及其评价的影响,大学教授们忙于争取各种课题和项目,忙于科研活动和成果评奖,忙于各种形式的外出讲学,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科生的教学效果。中国大学教学学术文化的隐而不彰,直接影响了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纵观拥有本科生教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实践,它们都是把本科生教学视作大学发展的生命线,视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如在美国大学,本科生教育一直是大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正是通过本科教育,美国大学把美国价值观以及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理性传授给了学生[7]61。离开了本科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将会受到根本的削弱,因为“本科生教育和源于此的学术学科构成了学术的心脏,构成了我们大学的学术核心,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将会决定大学的声望以及大学在专业、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实力。”[7]为中国大学未来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尤其需要加强大学的教学学术文化建设,彰显教学学术文化的魅力,以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没有着眼于提升本科教育质量的教学学术文化,一如美国教育家刘易斯(Harry Lewis)所言,大学的卓越也只会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也将会迷失教育方向[8]。
三、质量文化
大学质量文化是大学追求卓越的学术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9]。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走文化强国之路,是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共识,也是中国大学对时代最为重大的承诺和使命。
(一)大学的知识生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何为高的高等教育质量,这是一个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否则,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也可能走入歧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要想澄明这一问题,又需要弄清楚大学最关心的事是什么。也即从对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大学的存在具有怎样独特的价值,且这一价值又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始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最主要关心的事情应是知识生产。“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6]18“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也明确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很多社会组织因其对知识生产活动的依赖或参与越发接近大学,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仍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高深知识依然是任何社会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实质性核心,是大学师生共同操作的内容。“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及其方法的一个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的主题由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相关技能构成。”[10]可见,知识或者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核心关怀,大学的一切其他活动都围绕着知识生产活动展开,大学的创业及其创业教育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既然大学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而存在,其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是为社会发展提供知识、观念和技术,那么它所提供的知识的有效性就自然成为判断大学乃至高等教育质量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二)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共同构成了大学生产的有效知识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何种知识是最为有效的。在古典时代,最有效的知识是伦理知识,人类靠它才可以进行人禽之辩,彰显德性,以保持人类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健康延续;到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利用它人类可以驾驭环境,开发自然,直接增加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寻求确定性,保证生活的富足和安康。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走在科学技术知识大昌其道的路上,海德格尔说,“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完全受现代科学的知识意愿所支配的”[11]。实践证明,这一意愿是借由科学的物化———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因其明显的功用成为支配人们思维的最为有效的知识。在支配和改造现代世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构造了现代人的心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大学以其自身独特的知识优势成为这一改造工程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吊诡的是,塑造者总是被其所塑造的反过来加以规定,“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因此它们是19世纪的产物),变成纯粹的、越来越‘现实的’操作机构’”[12]。即使如此,科学技术知识并不是大学唯一合法的知识。仅就科学知识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直接地物化为技术,能够被直接技术化的知识也只是整个科学知识宝库的冰山一角。爱因斯坦通过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引力波”的存在,在100年后的2016年人类才通过实验验证。科学家们已经相信,这一验证必将会对人类未来的生活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如果用直接物化的标准衡量引力波的问题,今天的科学进步就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说过,技术性知识作为人之存在真理解蔽的一种手段,仅是一工具性存在。更何况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尚存有巨大的无法量化的关于人之心性价值探讨的人文知识宇宙。所以,大学的质量文化中除了包含可以直接物化、增加社会有形资产的技术性知识———它们是显明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活动的最为直接的智力支撑,无法量化的各类知识的发现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如陶冶人之文化心理和人性的人文知识,这些知识无法量化,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正是这些人文知识才从根本上划定了人禽之界限,确立了人心之秩序,也定位了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序。因此,在一定情况下,无法量化的知识的生产活动更加值得关注,它们不惟是技术性知识赖以发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决定了大学的心胸和气度,划定了人类存在的福祉范围。
(三)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落脚点
创新创业是个体的一种外在能力,更是个体的一种潜在素质。在创新创业和个体的专业知识之间并不必然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个体的创新创业素质包含身体的、心理的和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个体的一种综合素养和整体智慧。从知识类型的角度,要想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养的高级人才,仅仅靠外显的可以物化的科学技术类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需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契机,把关涉人之培养的心性知识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全过程,使之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灵魂。除此之外,要想培养理想的、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承担责任的一代新人,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还需要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学生兴趣———包含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在内的兴趣的教育引领价值。毕竟到目前为止,人类生存的这颗星球仍然充满了无限的不确定性,这一包围着确定性的不确定性由于处在外围,它的界限更加的广大和深远。人类现有的知识相对于未知的世界永远不够,除了基于个体兴趣的知识学习和科学研究,大学别无选择。因此,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不只要教会青年学生必要的生存求职本领,它还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保持持久深切的关注,变未知为已知,不断拓展人类存在的外围空间。同时,以此为参照,不断探测人性的深度。
四、引领文化
经由创业文化教育及其创新创业活动,现代中国大学走出适应论阶段,发挥主体性,日益彰显其超越性特点,彰显它引领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文化境界。
(一)大学存在于它所塑造的文明之中
自大学从中世纪产生以来的一千年间,大学始终是人类优秀文化的凝聚[13],是人类文明间互通的文化使者[14]。没有大学,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文明会成为现在的样子。无论未来的大学会变成怎样的形式,这一大学对新文明塑造的价值和作用总会是我们判断大学存在价值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大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设计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扎下它的根基,担当起民族文化精神塑造的历史重任。短短20年间,在严复和蔡元培的先后领导下,北京大学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化赓续与新生的胚胎,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民主和科学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与北京大学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举,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极力倡导“允公允能”“建设一个民主国”[15]80,把社会民主和公民道德的新观念深植于人们大众心中;梅贻琦掌校的清华大学提倡大学教育要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极力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急需的领袖人才[15]100-101,把工业技术精神注入中国社会的文化沃土;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提出大学是“社会之光”“海上灯塔”,要着眼于“服务社会”“组织改造”,坚守“学术自由”,实施“教授治校”,“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以“求是”为根本原则,为国家民族培养精英式领袖人才[16]351。不断地把科学求实的精神和健全理性扩展为社会发展所依托的鲜活力量。尤其难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已经开始探索直接服务社会国家的有效途径。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倡导“(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需解决者。”又“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15]82竺可桢要求大学办学要“联络省政府建、教各厅及中央机关,参照社会之需求,造就致用之人才。”[16]347“大学应为一地方的楷模。”[16]533正是经由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自觉努力,自由、民主、科学、公民、技术、理性等现代观念才有效植入中国文化的基因,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机体的组成要素,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代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大学再次融入社会变革的大潮,经由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大学之道,努力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做出新贡献。在众创时代的当下,中国大学自觉投入到创新创业教育的大潮中,承担起文化创造和引领时代的重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专业为基础,以科学研究为推动力,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以人的诗意存在为最终价值皈依,努力打造大学新文化,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影响力。
(二)引领时代文化发展是大学文化的最高境界
大学经由创新创业活动对未来社会文明的塑造,决定了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化从整体上讲是一种引领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成为其最为重要的文化使命[17]。这种引领文化具有如下的内涵。
第一,大学的引领文化是主动适应中的引领,不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式的引领。离开了对现实的适应,是谈不上什么引领的。涂尔干说过,“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18]。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的杜德斯达(James Johnson Duderstadt)也曾说过,“现代大学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是社会变革、经济要求、科学技术,这些力量也许要比现行教育机构的适应能力强得多。”[7]221这就告诉我们,大学首先需要作出适应社会的变革,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如果大学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就会失去大学存在的意义。接下来大学还要在适应中担当起创业的文化使命,寻求和创新能够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真善美的因素,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二,大学的引领文化是通过它所培养的人的实践来变为现实的。梅贻琦明确提出为中国社会培养它所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领导一个即将兴起的工业社会和工业国家,以使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不再受外族的欺压。竺可桢同样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有赖于它的大学培养出一批批社会各界的精英,用科学和智识团结和领导社会各界的力量,这样,国家才会拥有一个持续繁荣富强的深厚基础。也就是说,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机构,就在于它拥有一个经由培养社会各界领袖引领社会发展的宏伟抱负。
第三,大学的引领文化集中反映在它的领导者身上。蔡元培是民主和科学的学术精神的体现,张伯苓是社会公德和民主实践的代表,梅贻琦是大师文化和技术理性的象征,竺可桢是科学文化的化身。这些大学的领导者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凝聚,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风向标。一所理想的大学,它的领导者必然是引领文化的形象化象征。唯有这样,它的师生员工才有了凝聚力,才会形成引领文化的合力。
英国大学章程的简要分析 篇8
1.1 英国大学章程的起源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我们可以知道,大学章程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初创期。在当时的欧洲,教会拥有足以与世俗权力抗衡的权力,中世纪大学特许状的权威性主要来自于教权,因此教会颁发的特许状赋予了大学诸多特权。牛津、剑桥大学等古老大学都是经由教皇颁发特许状而成立的,这也是大学自治传统形成的重要制度起点。那时是以国王特许状的形式授予大学一些必要的权力,规定大学应尽的义务。这种特许状就是大学章程的雏形。
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之后,赋予老大学特权的特许状则来自于王权和国家权力。特许状授予权本身即为一项皇家特权(Royal Prerogative),英国枢密院负责大学特许状的审批、修订过程。大学特许状由筹办者或准备升格为大学的机构提出申请,由枢密院批准颁发;特许状的修订也由大学确定修改内容,提出申请,由枢密院批准修订。伴随大学走过近千年的漫长历程,现代大学章程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将大学章程作为建校的一个基本条件,一般由大学的权力机构(如大学的董事会)根据大学设立的特许状及国家或地方政府教育法律法规而制定。
1.2 英国大学章程形式
在英国,公立大学的开办通常有两个基本文件:一个叫“大学条例”(The University Ordinance),它是经由立法机构审定通过的大学的宪章,规定大学的目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的各项权利、管理机构的设置、最高行政职位的构成等等。第二个文件叫“大学章程”(Statutes of the university),它是在第一个文件下的具体化细则,规定在学校各级机构内各个委员会的设置、权利与功能、学位的设置等等。一般意义上指的大学章程实际上是包括The University Ordinance和Statutes of the university这两个部分的。
2 英国大学内外部治理对大学章程制定的影响
2.1 英国大学外部治理对大学章程制定的影响
2.1.1 关于英国大学法律地位的规定
牛津大学章程第一章明确规定“牛津大学是根据公法建立的一个民事团体”,“判断其是否具有公法人的地位的依据,就是学校是否依法或者是通过国王特许状建立的自治团体。如果是,它就是英国行政法中的公法人,就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1)伦敦大学最初是在1836年皇家宪章下组成法人团体的,后来则是在1863年皇家宪章的授予下成立的法人团体。现在伦敦大学是由1994年伦敦大学法所管理,大学章程就是在大学法的基础上管理伦敦大学的。大学的管理机构是大学董事会以及大学的副校长是大学的首席人员。
英国大学章程对大学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上规定大学在大学设置、管理、办学等方面的权责,使大学的地位构筑在法律的合法基础之上。从法律上确立大学的自治地位,利于大学的自主与自立。
2.1.2 政府参与大学管理的方式
英国的牛津大学是根据公法建立的一个民事团体,自治程度提高。政府则是通过参与制定和修改章程来对大学事务进行间接管理和指导。牛津大学章程16章规定“经全体会议通过的任何有关修订、废除或增加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的条约提议,只有当其随后又经女王陛下批准才能生效”。牛津大学章程序言以及章程的演变史表明,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每一次都是在政府派出的委员会的参与下完成的,并且要得到女王陛下的批准才能生效。
政府通过实行大学特许状来对大学行使权力,任何高等机构大学地位的认可,须由皇室认可,取得英国皇室颁布的特许状。也就是说,通过参与制定和修改大学章程政府间接参与大学的管理。
大学总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英国大学章程中,章程对政府参与大学管理的方式赋予明确的规定,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政府参与大学管理法律化与制度化,建立一种政府管理大学的长效机制;另外一方面,使政府参与大学管理时以法律为准绳,以规章制度为依据,对大学给予宏观、间接的管理以及一定的政策指导,把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权力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可以说,英国大学与政府是一种伙伴关系。大学重视向政府提出一些咨询的意见,政府则通过立法和各种政策文件以此确保各种类型的大学正常运行。这种构筑于依法律而制定的大学章程之上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保持与形成大学与政府间的张力提供了可能。
2.1.3 关于大学与社会关系的规定
(1)校外人士通过进入董事会等参与学校管理。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中,校外人员比学者、毕业生和非常驻人员取得更大的权力,因为校外人员多是当地的名流,是地方各行业、商业和工业精英的联盟。1870年曼切斯特欧文学院建立了由校外人士和本校学者共同参与管理的现代模式,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章程16条规定“董事会每年应从其业外人士任命一名主席和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服务应通常总共不超过6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章程在大学董事会这一节中规定:“从其外部成员中任命副董事会会长。”校外人士进入董事会并在学校管理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校外人士和本校学者共同参与学校的管理,共同分享着大学的管理权力,使得大学自治的传统观念发生一定的改变。
(2)大学接受社会委托与捐赠的方式。“牛津大学的所有学院都是依据特许状,由创立人永久性的捐赠而建立的,是慈善性质的,正因为牛津大学的学院能比大学获得更多的捐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自主的、神秘的、未受监督的团体,较之其它大学的学院享有更多的特权,可以控制自己的资产。同时,牛津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有权变更对大学捐赠达50多年之久的捐赠人的声誉。另外,大学还建立了学院捐款制度,建立学院捐款基金,用做助学金或贷款提供学院,以促进大学目标。”(2)
伦敦大学学院的办学经费除了主要来自于英国政府或欧盟各国政府与四个基金组织以及学费以外,也可通过各种私人渠道筹集。伦敦大学在其章程中提到,“收到和管理津贴、订购、捐款、捐赠的基金、遗产、礼物和任何财产的贷款,无论是实物还是个人的作为捐赠的基金,遗产和礼物的受托人依据相关法律和章程,根据宪章可投入任何形式资产作为学院所用,可以任何形式筹集资金,可以签订任何协议,接受各方面义务和责任。”(3)
由以上大学章程的内容可以得知,英国大学的资金来源渠道逐步走向多样化,包括捐款以及其它私立渠道的来源越来越法制化,章程对各种资金来源以及接受社会捐赠的方式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使社会参与大学事务及大学接受社会委托或赠予都有“法”可依。一方面,大学章程相关条款以规范的形式使大学接受社会委托与捐赠的方式制度化,保证大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资金,提高社会捐款的资金利用率;另一方面,对大学财产的使用和分配更加明朗化,避免“大学借助委托和捐赠之旗号,而实则便于各种世俗力量侵蚀大学的自主与自治性”,有利于对学校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提高捐赠的效益,协调大学与社会间的关系。使大学与社会共同发展是大学与社会所要考虑的真正问题,大学章程为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途径。
2.2 英国大学内部治理对大学章程制定的影响
2.2.1 英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
英国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是委员会决策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的管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一般由校、学部和系三级构成。在校一级由董事会、校务委员会、评议会和副校长构成。其中,董事会(Council)是实际的权力机构,校务委员会(Senate)是形式上的最高机构。校务委员会一般由校内各所属机关(包括院系所)推举的人士经选举产生,在此基础上,由董事会选举副校长(Vice-Chancellor)。一般说来,校务委员会主席由副校长担任(Vice-Chancellor),在校务委员会名下成立校务执行委员会。
在新大学,并不存在学部和系,而是以学院和学科委员会的形式存在。院长拥有聘任、晋升、学术管理等权力。学科制有利于学科间联系的发展,因为它鼓励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在后来的许多大学章程中规定允许非教授有更大的参与学术决策的权力。
2.2.2 不同类型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
(1)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者自治治理模式。牛津大学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牛津大学章程中规定: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它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大学的日常行政事务由董事会负责,章程规定“董事会必须负责大学目标的发展,大学行政事务管理,大学财政及资产的管理,并拥有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一切权力,董事会在履行职责和权力时,须受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约束。”(4)
在学院与大学间的关系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通过担任大学管理机构的学院领导来进行协调。副校长就是典型,既同时是学院的领导,又同时是大学所有管理机构的主席。学院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院长可按照大学和学院的规章制度进行招生,学院实行导师制。学院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学院有自己的领导机构和章程,学院的章程服从大学章程的规定。大学不直接干涉学院的管理,而是通过大学法、大学章程等法律、制度来规范学院的行为。
之所以这种模式属于学者自治治理模式,是因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现代学院制的发源,学院制最先产生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是一种民间机构,由学术人员组成的行会,是一种松散联合的学术共同体。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始终保持着极大的自治权,政府除了在大学开办时授予准许状以外,几乎不能对大学产生其它影响,而且准许状本身也是以承认大学的自治权为核心的;其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术自治权。学术权力是学术的权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术的这一权力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权力,大学对学术权力具有垄断性。
(2)联合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双重领导制下的“联邦制”治理模式。英国20世纪所产生的联合大学形式分散,是众多学院和研究所的联合体,因而又被称为“联邦制”大学。在这里主要列举伦敦大学。“伦敦大学既不是由所属院所组成,也不等同于这些院所。它是这些院所的外部机构,这与这些院所的关系非常疏远。”(5)伦敦大学的章程中提到:“伦敦大学是一个有合法地位的法人团体,区别与伦敦大学的学院。在本章程它被称为“大学”,是有别于“大学联合会”,它指的大学和大学学院的集体。伦敦大学每个学院是一个自治的法人团体有自己的合法身份,与大学和其他院系分开。”(6)
伦敦大学的董事会保管、支配、处理大学的所有资金。资金来源于大学拨款委员会(UGC)、伦敦郡委员会以及其他公共团体。通过这样的申请拨款方式,获得伦敦大学自身运转所需要的资金。伦敦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拥有“讨论有关大学的任何问题”的权力。伦敦大学章程规定:“校务委员会由本人申请并经过批准的伦敦大学毕业生加上5名评议会常设委员组成,负责选举校长,并向董事会或评议会提出有关大学事务的意见和建议。”(7)
学术评议会负责学术事务,其成员按照章程的规定选出,负责大学院系教授与副教授的任命工作,同时有权承认大学各院系成员和某些其他公共教育机构成员为“大学教师”。评议会由校外人士和校内学术人员组成,在非学术性事务方面,校外人士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副校长在评议会中举足轻重。
伦敦大学的治理结构有两层:第一层是校务委员会和董事会;第二层是由校长和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以副校长为首的学术势力力图保持大学自治的权利。到19世纪末,英国皇家委员会颁发的大学特许状仍然强调学术自治权属于大学教授,实际上,大学自治渐渐演化成一种学术自治。
(3)城市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学者主导型治理模式。以谢林菲尔德大学为例,谢林菲尔德大学的董事会、校务委员会、评议会是主要的法定治理机构。董事会由学术成员、毕业生代表、外来人员、地方学校领导和其他大学、地方当局提名的人员及教育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团体的代表组成。董事会是一个选举校长的机构,有时也会任命副校长。在学术成员中,非教授的人数多于教授,外来人员占据所有人员总数的多数。外来人员通过选举代表成为或具备校务委员会资格的成员可以成为董事会成员。
校务委员会作为谢林菲尔德大学批准和任命学术人员的最高权威,对学校的所有决策负责,负责正式批准“评议会”的学术人员名单。与董事会有所区别的是,教授由评议会选举产生,教授在校务委员会中占有的席位比非教授成员多,按照规定教授成员由评议会成员选举产生。通常校务委员会中的外部人员比学术人员代表多。
在谢林菲尔德大学,学术评议会是大学的当然成员,教授占据绝对席位。评议会是学术管理的权威,不过其权力要得到校务委员会的批准。它负责批准和协调学院的工作,对日常学术管理工作负责,同时对教学和学生纪律负责,对任命讲座教授和其他学术教职具有建议权。
与以因循守旧、办学封闭、在管理上拥有绝对自治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古典大学相比,城市大学改变了落后的封闭状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城市大学的治理结构中,校外人士在治理机构中的作用得到加强,但在实际运行中,仍然遵循“学者主导”,注重学术人员的比例与决策地位,尤其是学术事务方面的决策。城市大学以治理结构中外部力量参与和评议会的权力核心地位为特征,形成了学者主导型(或学术主导型)治理结构模式。
参考文献
①陈鹏.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关系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
②姚叶.基于公共治理的中国大学章程的制定[D].湘潭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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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http://www.london.ac.uk/fileadmin/documents/about/governance/Stat-utes_1_August_2008.pdf.
大学章程的本质 篇9
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章程的解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章程包括大学的结构、师资队伍的管理、科研管理政策、学生行为规范及纪律惩戒程序、学术道德准则、电子资源使用政策等内容。
(一) 教师的责任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知识的传授和发展是大学的主要功能, 教学和科研有着同样的地位并且相互依存。教师的责任体现在教学、科研、服务等三个方面。
在教学方面, 教师有意愿去适应课程、实验、教师会议和委员会工作的合理时间安排。学生被分配给教师时不考虑教师的级别和资历, 基础课程既不被认为是资历浅教师的专门职权, 也不是高资历教师所独有的高级课程。本科生都有机会得到杰出学者的授课。资历浅的教师不会被要求去承受不合比例的繁重的基础水平课程的责任。这不是说教学安排与研究领域或师资力量没有关联, 而是体现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可以使得两方面都大大提高。再者, 在分配教学职责时会适当考虑教师教学的相对优势, 比如, 教师擅长教小班而不是较大的班, 是擅长于引导讨论而不是讲课, 或者能够在教学中提供狭窄专业化领域以外的内容等。在科研方面, 教师的教学任务通常反映了教师时间的重要部分应该奉献给研究。在服务工作方面, 教师参与课程设置、学位授予和晋升的所有决定, 参与学校建设和各式各样学校活动, 作为管理者和委员会成员是教师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教学、科研和服务等三个方面的活动相当重要, 在决定教师收入水平和职称晋升方面会被考虑, 但如果教师承担特别繁重的管理职责, 通常通过减少教学任务来平衡。
(二) 教师请假制度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师请假有两种主要类型, 即学术休假和请假到其他地方就职。所有的请假需要相关系主任、院长和教务长的同意, 但是, 这种安排有一定的原则, 那就是教师不能在任意六年时间请假超过四学期。
1.学术休假
教师被定期给予学术假期去学习和研究。学术休假意味着承认一名教师在学校高的学术成就、大的发展空间和为知识界做出贡献的可能。其意图延伸和加速智力的发展, 使教师没有干扰地从事推进人类知识进步或在专业领域具有竞争力的项目。学术休假通常只给予那些结束休假还继续回学校就职的教师和那些在得到休假批准通知之时、就承诺会回到学校的教师。同样, 在学术休假结束后就计划退休的教师的申请也会满足。
学术休假仅仅给予那些有恰当的学习机会或研究项目的教师。学术休假申请的批准, 视能否有充足的人、财资源满足教学分配和其他部门的职责而定, 如果出现紧急需要, 可能会推迟休假。学术休假通常不会授予给有学期任务的教师。
学术休假又分为带薪学术休假和不带薪学术休假。通常, 带薪学术休假会被定期给予那些连续工作六年或者六年以上的副教授或者教授。每全职工作六个学期, 一学期的休假可拿到半额的学术薪酬 (见下表) 。
学校鼓励教师去寻找外部的支持, 尽可能使他们能够学术休假而不损失任何收入。学术休假的申请者有责任告诉学校与休假全部有关的资金情况, 包括在休假期间收到的任何授予、奖学金、定期津贴或其他的补助, 以便于学校可以安排合适的财政支持。教员在带薪学术休假期间不能够接受有付费的雇佣, 除了在学校政策认可的校外活动范围内提供的报酬。在带薪休假期间, 教师继续享受常规的福利分配。
2.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休假
这种休假的授予依据教师从休假得到的学术机会或专业发展以及对大学活动的支持等直接的利益, 同时, 只有当大学的人力资源足够去维持涉及休假教师缺席的项目。通常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休假将在一年的某个时期。如果有充分的理由, 第二年的休假可能被批准。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休假将不会超过两年, 除了一个唯一的理由, 就是在联邦政府接受总统任命这样高水平的职位, 在这种情况下, 休假可能会延长到四年。任命的教员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休假结束后, 不能回到在大学的原职位的, 将被终止其休假时期。在通常情况下, 大学不会提供薪酬和福利给在其他地方工作而休假的教员。
(三) 教师成为父母的政策
依据大学病休/短期伤残政策, 刚生育小孩的教员通常被给予八周的带薪休息, 如果医生证明需要休息更长的时间, 她也可以休息更长时间。
新孩子进入家庭 (孩子的出生或收养) , 都需要父母一方牺牲大量的时间去照料小孩, 担任照顾孩子职责所需大量时间是与教师承担大学职责所需要的时间相冲突的。有鉴于此, 作为家庭新生命诞生的主要照料者的教师一员, 不用减少收入, 可以减少给定的一学年50%的教学任务。孩子诞生或收养的日期和教师教学的进度安排将决定教师免于教学任务的恰当的时间。这种教学任务的免除不是休假, 这期间教师也需要完成其他的大学的相关责任, 包括科学研究及作为学校相关委员会会员进行工作和提出建议。如果父母双方都是大学的教员, 只有一方父母可以减少50%的教学任务。如果父母双方都想分享教学任务的减少, 并且父母的主管部门能够调节这种请求, 就可以允许按比例减少。
(四) 教师退休政策
1.教师退休的过渡计划
那些希望轻松地从全职工作过渡到退休的教师, 有两个计划是可行的:
(1) 教师收入津贴计划 (FIAP) 。收入津贴计划提供过渡收入津贴给有资格加入计划的教师, 此津贴在教师退休最初的24个月期间支付, 稍微高于教师退休前月收入的80%。
(2) 阶段性退休 (过渡性退休) 。阶段性退休适合于那些希望逐步从全职工作转为退休的教师。在阶段性退休期间 (时间可能延长到六年) , 教师的责任和薪水最高被减少50%, 在阶段性退休期间任何福利会持续, 但是那些与薪水相关的福利会成比例地减少。计划的参加者一是需要得到教师和教师部门领导的同意;二是同意在阶段性退休期间的最后期限转为彻底退休。在阶段性退休的最后, 满足了FIAP需要的教师将完全退休, 享受FIAP的福利。
2.退休人员继续享受的大学福利
大学一般提供给教师退休人员医疗补助和持续的家属学费等福利。得到这些福利的资格需达到学校的“75规则”:教师的年龄和服务的年限总合必须达到75年, 同时也需要达到55岁的年龄加上15年的工作或者65岁的年龄加上10的工作, 并且这种工作必须是全职的、不间断的。
3.退休教师的权利和特权
大学鼓励退休的教师仍旧参与到大学、学院和部门中去, 尽管没有教师因为退休获得新的权利和特权, 但是也确保了教师在退休之前被赋予的权利。教师可以继续使用教授的名称或者选择使用名誉退休教授的名称。名称使用的选择应该在退休的时候告知给教师所在部门, 然后部门告知教务长办公室。
学院会提供给退休教师开展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办公室、研究场所和辅助人员。
退休教师可以提出研究和考察的经费申请。此申请项目必须有意义, 并且有可用的办公室和研究场所 (场所优先考虑在职教师) 。如果被邀请, 退休教师可以参加学院教师的会议, 参加教师委员会的工作。
依据教授代表的条例, 退休教师是教授代表的成员, 与其他的成员有着同样的权利和特权, 但是不能投票。退休教师还可以享有使用图书馆, 用大学作为邮件地址等权利。
4.资深和退休教师协会
宾夕法尼亚大学资深和退休教师协会 (PASEF) 对大学内所有的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教师和已经退休的教师成员开放。
PASEF的目标是发起活动, 鼓励退休的教师和资深的教师保持相互之间以及与学校的联系。这些活动包括讲座、小组讨论、晚餐和社会服务, 提供成员之间和校园学术团体的互动;了解成员, 特别是那些计划退休, 有着关于退休和退休生活方面的问题的成员;创造机会给成员为大学和周围的社区提供志愿服务。
二、我国大学教师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 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教师队伍建设也取得很大进步, 但随着我国高校连年扩招, 学校规模迅速膨胀, 各种矛盾日益显现, 在教师管理方面存在以下五个主要问题:
(一) 大学章程的缺失
大学章程缺失不直接体现教师管理政策方面的问题, 但大学章程的缺失可导致教师管理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出现漏洞。章程是大学的“宪法”, 学校没有章程, 不仅使依法治校成为空喊口号, 而且高等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按章程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也无从谈起, 更不符合国际高等教育的通行做法。“我国1600 余所公立高等学校中, 至今仅有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延边大学、南昌大学等不到30 所高校制定了章程, 绝大多数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著名的高校都未制定章程。况且, 就是这为数不多的20 多部高等学校章程中, 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容不科学、制定程序不合法、没有得到很好实施等问题”。
(二) 大学职能的失衡
教学、科研都是高校的功能。教学是教师首要的任务, 是大学教师始终无法逃避的责任;科研是提高研究性大学教师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 能促使教师掌握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 将科学研究的成果渗透在教学内容中, 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提升教学水平;同时大学教师也应当完成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现在很多大学片面重视科研, 大学教师评职称主要是以论文数量作为指标, 导致教师不安心教学, 产出质量不高的论文以充斥科研工作量, 有些大学教师, 教授、博导过分以科研为导向, 成了“不教书”的教授, 不上讲台的名师。
(三) 教师资源的流失
在大学, 教师是学校发展最重要的智力因素, 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整体水平。近年来, 有些学校骨干教师 (如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等) 、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 (如博士、教授等) 流失比例较大。另外, 教师从事第二职业、校外兼职、投身股市的现象也日渐增多, 相对于教师跳槽改行, 这种“隐性流失”同样给学校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这就对用好的政策规范以提高学校吸引力提出了新的课题。
(四) 教师培养缺乏科学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 我国大学教师长期处于一种静态的、封闭式的管理制度环境中, 教师管理方面普遍存在重视学历职称、轻视能力、忽视教师的终身教育, 人员能进不能出、职务能上不能下、待遇能高不能低的现象。在人才培养上缺乏长远策略, 因缺乏教育培养经费和教学任务重, 造成人才引进后, 重使用轻培养, 使教师在对外交流、知识更新、自我发展等方面都受到极大影响, 从而出现既不能吸引人才、也不能留住人才的局面。
(五) 退休教师缺乏关注
退休教师对于每一所大学来说, 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他们用大学的精神、广博的专业知识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教学能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社会的栋梁, 见证了学校的进步发展。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人生感悟, 对学校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因此, 合理地制定大学教师退休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时, 大学教师退休政策的制定, 还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 解决教师职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激发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 推动学校的成长、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对于大学教师退休政策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对退休教师普遍缺乏关注。
三、对我国大学教师管理的启示
对教师的管理不仅体现在教学中, 也体现在科研和社会服务中, 不仅体现在人才引进中, 也体现在培养中, 不仅体现在在职教师中, 也体现在退休教师中。我国大学对教师的管理普遍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如何制定章程管理教师, 是大学管理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 建立合理、规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要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 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大学章程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立法体系以外的且与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密切相关的制度规则, 对于现代大学治理, 其价值不言而喻。目前, 我国高校在内部管理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其中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学校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由此可见, 依法制定学校章程并严格依照章程治理, 既是法律对每一所高校的基本要求, 也是大学设立、运行、发展合法性的前提。大学章程作为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大学行为的总规范, 实际上是法的治理模式、法的精神和法律条规在一所大学的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个性化”。
(二) 大学职能的均衡
大学具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三大职能, 教学是其首要任务, 科学研究是其灵魂, 社会服务是其责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教学方面, 各种水平的学生被分配给教师时不考虑教师的级别和资历, 基础课程既不被认为是资历浅教师的专门职权, 也不是高资历教师所独有的高级课程。本科生, 包括大一、大二的新生都有机会得到杰出的学者的授课。资历浅教师不会被要求去承受不合比例的繁重的基础水平课程的责任。这其实也体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可以使得两方面都大大提高。同时, 宾夕法尼亚大学也非常重视科研, 某些科研任务可以相应地减少教师的教学任务。
(三) 完善教师师资培养措施
重视对教师的培养, 提供进修学习的机会, 通过完善师资培养措施使教师增长知识, 提高技能, 激发创造力和潜力, 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使每个教师体会到知识投资是学校对教师个人的最大福利。在对待人才流动问题上, 大学应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态度, 只有人才流动, 学术才会有生命力, 长期静止、困守一隅, 只能造成视野局限、近亲繁殖与学术停滞的后果。例如, 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方面就采取了一些措施, 采用学术带薪休假和在其他地方就职的休假的形式, 给教师提供进修机会、进修时间和资助相应的经费。
(四) 退休教师的安置
关注大学退休教师的安置, 能够使退休教师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 带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发展, 并确保大学和谐稳定发展。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章程可以看出, 对于退休教师政策的制定可以从退休的过渡计划、退休后继续享受的大学福利以及退休教师的相关权利和特权、参与协会等方面予以考虑。
摘要：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实施是我国现代大学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章程进行文字解读, 阐述其章程中有关教师管理方面有特色的部分, 如教师的责任——教学、科研和服务, 教师的请假制度以及教师成为父母的休假, 教师的退休等, 并进而结合我国教师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探讨我国大学在教师管理方面相应的借鉴之道。
关键词：大学教师,宾夕法尼亚大学,管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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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章程为载体的现代大学治理 篇10
关键词：大学章程,现代大学治理,路径
大学历来是高等教育的“象牙塔”,但“无论情愿与否,现代大学已经义无反顾地走近并融入了社会”。其内部制度如何,机制如何运作,教育学、管理学、法律学等领域的专家纷纷从各个角度阐释现代大学章程内涵、功能、意义抑或是提出建构设想。自教育部2012年实施《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以来,章程建设的学术研究更为繁荣,但对理论探讨得多,对现实思考得较少。鉴此,本文在厘清大学章程内涵基础上,剖析大学章程现实层面之瑕疵,并提出我国现代大学章程治理的框架构想。
一、大学章程的基本性质
在大学内部,大学章程是大学根本性大法———“宪章”,是大学的行动纲领。在大学组织内部,为了维护大学秩序正常运行,大家需要遵守共同的规章,大学章程便担当起责任,其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契约”,代表组织团体的公共意志,传递各利益主体所实现的利益。从制度层面的位阶和效力来看,章程是大学校内的“最高法”,大学各项规章制度必须以章程为准则,而各项规章制度则是由大学各部门为了践行章程条款制定的具体细则与条文。章程内容具有稳定性,且制定主体单一,其修改必须严格恪守相关程序方能完成;校内各项规章内容相对灵活,且制度主体多元,其修改虽然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但相对较为宽松。从内容来看,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最关键的部分,富有抽象性的特征,具有纲领性特质,这是由章程的“宪章”地位决定的。依据高等教育法及高校管理实践,大学最为根本问题一般是指大学性质、使命、人才培养目标、办学方向和规模、管理体制、领导及管理部门职责、师生权责以及参与大学管理的方式、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大学事务决策议程、财务与分配制度等。大学章程文本没有整齐划一的模板和格式。大学应依据教育法规,结合自身定位及在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如校园文化、校风、习惯、传统管理方式等隐性文化等因素自主制定章程。但是不管章程规定哪些方面内容,均体现在宏观、抽象范畴。毕竟,章程与学校规章有很大不同,章程是纲领性文件,过于注重细枝末叶的具体化往往将弱化其“宪章”地位,容易与学校规章制度相互混淆。
二、现代大学章程治理的缺失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大学章程的制定及审核工作已经完成,然而,不少章程文本却存在着问题。
(一)高校内外关系过于含糊
章程对大学对外关系的规定涉及大学与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内部关系则指大学内部学术与行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大学的举办者,有义务提供人、财、物等资助,大学则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享受自治权力。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大学自治之间的权力如何划分,两者之间的关系维度如何,都应在章程中予以明确。同时,如何协调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利益冲突、师生如何申诉自身权益等等,亦应在章程中有所涵盖。
章程是“宪章”性文件,虽然不提倡事无巨细般的具体,但根本事项不应省略或者简述。章程对大学内外关系之规定应该是章程的主体、重点内容。然而,从现有颁布的章程来看,大部分大学章程在这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含糊,或者只是对大学举办者、社会组织及校友之间关系的概括性说明,至于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学校管理,则没有相关语言表述。对师生之间的权责只限于宣示类的语句,至于如何实现,则并未提及。例如《暨南大学章程》第2条规定,“学校由国家举办,由国务院侨务行政部门主管,接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与管理,由国务院侨务行政部门、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建”。这是该校章程中唯一对学校与举办者之间的规定。章程对大学内外关系的不明确,给大学管理制度的不健全留下了隐患。章程是大学的最高自治法规,其在该明确处却含糊不清,势必造成主体权益受侵或者管理无序。
(二)行政权力缺乏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治理日益法制化、科学化与系统化,国家层面的治理结构也在进行变革和重构。然而,近些年来大学治理结构中的行政化备受诟病,治理中如影随形的行政权力、行政化思维与治理方式阻碍了大学的民主与法制,对大学应有的学术自由造成严重破坏。笔者在阅读教育部核定的章程文本中发现,部分大学并未设置大学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博弈与参与治理的制度机制,从而易使行政权力泛滥。例如,南京理工大学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校长办公会由校长召集并主持。会议成员为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等可视议题情况参加。”其中,校长办公会作为大学行政权力的核心易沉溺于追求“没有灵魂的卓越”(为卓越放弃教育使命),然而章程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有参与的权利,如何有效地平衡和制约行政权力的滥用等重要事项并未提及。校长治校与教授治校有何区别?校长委员会与党委、学术委员会这三个机构之间有何关联与界限,章程亦未明确。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它的治理范围涉及学科、学术及教学等事项,而不仅仅是学术事务。虽然绝大部分大学章程设置了学术委员会,但其治理范围不仅单一,而且存在着碎片化现象。例如,中国石油大学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学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这是该校章程中对学术委员会职权唯一界定。显然,单一的治理范围容易给行政权力入侵留下空间。又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章程虽然在学术委员会上组成、原则及职能方面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但其章程三十一条规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校长提名,副主任委员由主任委员提名,经全体委员产生,由校长聘任”。从该校章程条款中依然能够感觉到行政权力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潜在而又有力的影响。
(三)程序条款缺乏
从法律视角来看,英美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之一———“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程序”最为恰当的诠释。“程序”有利于制度实现合法与正当,能够确保利益相关主体亲历公正的实现过程。在现代大学制度中,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彰显,然而,作为现代大学制度载体的章程在程序方面的规定存在着缺失。笔者梳理章程文本发现,大部分大学章程的条款围绕着大学治理的实体规则展开,有关如何行使权力的程序却鲜有提及,大部分章程至多在末尾部分或者附则部分对修改程序进行了简约规定。例如,《长安大学章程》第82条规定,“章程修订由校长、学术委员会或教代会提出,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其中,章程在何种情况下具备修改的程序、提议代表达到何种比例方能启动,章程文本都未提及。当然,有些大学更未提及章程修改程序。大学章程程序性条款的缺乏,虽不能影响大学管理权的实施,但章程程序性规范的缺失,在规范性方面易受到正当性与民主性的质疑。
我国现代大学之所以存在以上缺失,与我国传统管理体制息息相关。在我国高校发展史上,管理模式主要模仿前苏联管理模式,即由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实施统一管理,高校行政权力往往得到彰显,从而忽视学术权力。传统模式的管理致使章程强调对职能机构的规定,而忽视对大学内外部关系的规定。另外,大学管理者对权力、权利、程序等法律术语理解不够透彻,也是当下章程中程序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框架构想:我国大学章程治理的路径选择
现代大学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潮流中,其使命不仅是知识的传播、人才的培养与社会的服务,而且还以创造知识为己任。现代大学的治理是以制度为载体的治理。章程传递着大学治理理念,是制度层面的载体与表征。其不仅符合国家层面法律的尺度,而且更应体现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特有的自治规则。英国纽曼曾言,“大学是知识探索与发现的有力保护……其对外来压力既不侵犯也不屈服。”[1]大学拥有国家法律所授予的自治权。政府的行政权应对大学保持必要的控制。大学教授是大学使命的直接担当者。在国家与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我国大学章程治理究竟走向何处,这显然是值得深思的制度性难题。笔者认为,我国现代大学的校内事务管理应坚持“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一)章程内外关系之界定
1. 大学自治:
外部关系。自主是对自身事务的独立决定、支配;大学自主管理权是大学依据法律规定,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学校内部事务自主治理的资格和能力。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大学拥有财产、专业设置、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对外合作与交流、机构设定、制定规章、师生管理等多项自治权。但是,大学自治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完全自治,为防止大学自主权滥用,章程必须厘清依照法律享有自主权合法性的边界,在拥有自治权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与政府等外部组织发生权责关系,在章程中应该予以明确界定。大学自治是政府权力下放、尊重学术自由的表征。大学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时,既不能放弃自己的自治权力,亦不能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而必须在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治权。作为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高校内部事务,相反应该以宏观治理的管理者角色来践行国家教育战略。美国的密歇根大学素有“公立常青藤”的美誉,其章程通过州法令的形式设立于1817年,并经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确认。章程文本由序言和14个部分构成,包括董事会、行政领导者、商务及财产管理、评议会、教师和学术人员、系和学院、学生事务、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收费、附属单位、图书馆、其他机构和规则等等。密歇根大学董事会职能具有与州立法机关同等的权力,不受州行政法的限制,相对于州议会制定的法律也有一定的自由度[2]。密歇根大学虽然是公立大学,因国情不同而不能完全照搬,但其治理成功经验应值得借鉴。
2. 师生权责:
内部关系。师生是大学自治管理实施的对象,师生权利是法律所赋予的,章程中应予以明确,且应对相关师生权利的限制、师生的义务均应以明确。师生既是大学人,又是社会公民,师生权利不仅限于教育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力,而且还享有不违背法律法规所禁止的其他权利。大学章程作为大学之宪章,偏重于组织构建,但师生权利则隐含于组织相关规定之中。《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章程》文本由总则、行政组织、机构权限、教师、学生身份及学习期限、临时规定与最终规定构成,其中教师和学生的权责设专章表述,对师生的权利和职责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华中农业大学章程》将师生权责表述为“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大学权利在对师生权利进行限制时,一定遵从“法律保留”原则,设计师生重大权利和义务须有法律明确授权,不应以校规等形式予以规定,特别是退学或者学籍处分的,更应有法律的依据,不得以学校行政命令或者学校规章即予剥夺[3]。近年来,大学与师生对簿公堂案件不胜枚举,皆因学校对学生受教育权所做决定而引起。为了使大学管理更规范,章程应恪守重大事项“法律保留”原则,以后的学校规章才会依照章程而制定,这样才不至于偏离法律轨道。
(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体制: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综观各国家高校的内部管理体制,不管是美国特色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西欧各方权力博弈下的校长负责制,抑或是我国特色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4]。“校长”均是治理大学的核心人员。校长代表着高校最高行政权力。那么,如何运用权力很大程度上决定校长治校成功与否。校长一般由学术造诣高深的教授选拔上来,往往是业内学术权威。行政与学术之间,大学校长更应侧重治校之管理。校长治校虽以权力为表征,却以制度为支撑。我国大学章程不仅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及校长治校方面应涵盖权力构成、权力行使方式、校长负责与党委领导之间关系等内容,而且还应明确校长权力及应行使的边界以及依法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监督”的体制性和制度性的制约与监督机制[5]。改变行政化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提供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平台与机制,建立有利于学术自由的治理模式,对“强势校长”或者“强势书记”形成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
“教授治学”对大学以学术来安身立命的学术组织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由学术的高深性与复杂性来决定的。正如美国知名高等教育家约翰·S·布鲁贝克所认为,大学高深学问是超出一般的复杂深奥知识,只有教授能够理解其深刻内涵[6]。本文中的教授并非是学术人员的泛称,而是指具有高级职称的大学教师。他们不仅学术渊博,而且对真理有着执着的追求。“教授治学”实质是对高深知识的探索过程。教授凭借自身在科学知识方面的权威对学术实施管理权。这种权力的实施是依托制度来保障的。如《柏林洪堡大学宪章》在C章学术评议会中明确规定学术评议会成员由13名教授、4名学术助理、4名大学生以及4名其他职工组成,为学校教学、学习、科研等重要教学与学术事务提供建议。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于章程文本中引进或者贯彻“教授治学”理念。对此,笔者认为,“教授治学”的核心是关于学术事务的治理,是基于高深学问和对教学及研究把握的基础上的治理,其载体为教授会、评议会、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其组成人员应以教授为主体,副教授、讲师、其他职工及学生也占一定比例,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应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章程在明确“教授治学”制度时,应从两个方面设计:
首先,章程应明确教授治理范围,其关键在:(1)学科治理。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学围绕着学科和行政单位组成矩阵[7]。学科建设决定着一所高校办学特色和办学水平,有关教授如何行使学科规划、专业设置、学科教师聘任等决策权需要在章程明确表述。(2)学术治理。学术是有学科体系的专门学问,学术治理需要有批判的精神和勇气。学术治理必须恪守学术规范,追求真理,倡导学术自由,章程必须赋予相关学术机构制定可操作的学术规范并严格执行。(3)教学治理。大学的重要使命是育人,而教学是育人的主要载体。教授应直接参与育人工作,章程应明确教授对设定教学方案、设置课程、创新教学形式的建议和决策权力。
其次,章程应明确“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之间的关系。“教授治学”是教授参与大学学术管理的重要方式,是校长治校的有力补充。教授治学与校长治校是不同角度的大学治理,校长的角色主要是行政管理者,评价的标准应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教授的角色是学术研究者,评价的标准是从学术出发,但两个之间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教授以“治学”的途径参与学校的管理,“教授治学”是治学意义上的“治校”。因此,章程在规定校务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时,必须弄清楚机构之间的关联与界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授治学”与“校长治校”两者之间的有效统一。
(三)正当程序:实现法治的前提
大学章程是遵循程序的校内最高法。“程序”精神浸入组织机构运行的各个环节。尽管“程序”之词在章程文本中并未占据主要部分,但是无论是校务委员会的行政决策,还是对权力的限制,都彰显着程序的精神。程序既是行政法之诉求,也是高等教育治理之必须。以章程为载体的大学治理蕴含着程序理念,经过正当程序进行大学治理。因此,章程在以制度形式确认大学组织原则时,亦应明确合理程序原则,并将程序作为在具体实践中管理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具体来说,大学章程应该涵盖制定与修改程序、决策程序、申诉程序等制度。章程制定与修改的程序是对自身合法性的论证,只有程序正当合理才能获得师生的认可。国外章程大都对制定与修改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章程》开篇就对制定与修订章程的程序做了明确阐述。结合对西方大学的借鉴及我国大学章程程序所存在问题,笔者认为,章程应明确规定其制定与修订的主体与程序。决策程序是为了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而必须遵循的程序。校内的咨询程序、协商程序等应在章程中予以体现。申诉程序是人本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贯彻。章程对师生的申诉程序可作原则性的规定,在后续的校规中予以细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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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陆地区大学章程的发展脉络 篇11
关键词：高校 大学章程 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D735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12（a）-0003-01
章程是约定和阐述独立主体使命，界定内部各利益关系的责任和义务，书面写定的有法定意义的组织规程。[1]一般认为，大学最早产生于12世纪欧洲的法国与意大利，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组织之一。作为自诞生以来仅存不多的机构之一，大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了自己的章程。大学章程是伴随着中世纪大学而产生的，其雏形是当时国王或教皇颁发给大学的特许状（Charter），这是大学章程的最远古表现形式。在这个神学主义充斥的年代，市民阶层随城市兴起和工商业发展聚集成立行会保护自己利益，并逐步发展成被特许的师生联合自治团体而逐渐成立大学。[2]大学也因此成为最早的特许法人之一。
1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古代齐国齐恒公田午执政时期设立的一处专供各地学者著书论辩、传道授业的场所和机构、是我国最早的由官方创办的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前后历时140余年，距今约有2370年的历史。虽然今日无法确切考证稷下学宫是否有规范的大学章程文本，但是我们从其办学指导思想的分析中不难得出许多我们今天的大学正在提倡或呼吁的许多精髓：环境宽松，学术自由；百家争鸣，鼓励创新；两腿走路，官私并进；着眼现实，经世致用；政教分离，教研并重。正是由于这些，稷下学宫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又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给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树立了光辉典范。
2 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宋代书院
我国的大学章程的独特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曾经繁盛了数百年的书院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集教育目的、教育形式、教育法则于一身的教育方针，集中反映了白鹿洞书院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思想。全文才不过441个字而已。为学总共五条，才79个字而已，但它却高度概括了为学的目的、次序、修身只要、接物之要，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榜样。尤其是它做学问先做人的准则，时下也成为大学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时发言人常用名言。白鹿洞书院对中国古代的人才培养、学术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3]所以说《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我们今天规模大学章程的制定不无借鉴意义。
3 清朝末期的大学章程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当属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一章程涵盖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的章程，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道。”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由于这一章程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慈溪太后害怕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大学堂，便要求张百熙重新制定一个新章程来加以取代，由于该年为壬寅年，所以便叫“壬寅学制”。这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二个章程，这个章程是经慈禧太后本人钦准颁行的，所以也叫《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前一章程虽有些许差别，但由于历史原因，并未实施。
4 民国时期的大学章程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民国时期是一个军阀割据、战事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但是高等教育却得到很到的发展，一是表现在高校数量在规模上有所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被我们今天称作大师的杰出人物；二是基本上所有的大学都拥有自己的章程，并且能够按照章程严格办学。当时比较典型的章程是“大学令”，“大学令”虽然是为国内各个大学共同制定的，但由于北京大学时当时全国唯一的公立大学，所有说当时的“大学令”基本上就是北京大学的章程，它规定了北大的组织机构、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组织原则和人才培养目标等。1917年，经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议，召集相关人士对“大学令”进行了修订，于当年9月公布了《修正大学令》：确定任设两科以上者都叫作大学，单设一科者可叫作某科大学；将大学预科由原来的3年改为两年，大学本科由3～4年改为一律4年。《修正大学令》直接影响到当时北京大学和全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对后来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比较典型的大学章程还有《厦门大学大纲》《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大纲》和《上海大学章程》等。
5 建国后期的“高教六十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除《北京师范大学章程》是由教育部直接公布外，其它大学章程都被搁浅。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15日批准实行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成为指导当时高校工作的基本文件，这个文件就高等学校办学的详细规定直接推动了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类似今天的大学章程的重要作用，一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
6 新世纪初的大学章程
进入新世纪，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依法治校不断推进，许多大学纷纷颁布了大学章程。在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教育部在北大、北师大和湖南大学等26所部属高校先期开展了制定大学章程的试点。2006年，新世纪我国第一部大学章程—— 《吉林大学章程》颁布，之后，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东北农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相继颁布了大学章程。在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特别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次提出，要加快制定大学章程，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坚决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出现，以这一契机不断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
古之贤者善于以史为鉴，今人更应如此。“加强章程建设，完善治理结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大学章程是大学设立和治理的制度性基点。加快制定符合实际的大学章程是大学依法治校的根本保障，是大学精神制度化的重要载体，是大学使命得以履行的支撑点，更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马陆婷.大学章程地位与要素的国际比较[J].教育研究，2009（6）：99.
[2]袁桂林.外国教育史[M].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44.
大学章程的本质 篇12
一、大学章程的历史演进
大学章程的历史总体发展脉络是先有大学特许状后有章程。西方各国因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 大学章程存在较大差异, 仅从大学章程的英文表述可见一斑:美国有Charter、Bylaws, 法国为“Statutes (法规, 章程) 及Ordinance” (法令) , 英国上有Charter (特许状) , 下有Statutes (章程, 条例) , 日本Charter (宪章) 多种表述方法, 究其本质却保持一致性或相似性。
中世纪的欧洲, 教皇或国王通过向大学授予特许状赋予大学开办、课程设置、招收学生及聘请教师等权力, 如剑桥、牛津等一批古老大学都是通过特许状准许设立的。英国的大学很多是通过皇家特许状准许建立的, 美国大学最初源于英属殖民地开办的学院, 它们也获得英皇室或殖民地议会颁布的特许状, 如哈佛学院在1650年获得马萨诸塞议会为其颁发的特许状。特许状与当今的政府批文或牌照相类似, 是界定关系框架的法律文件,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但特许状在内容上较之更详细, 通过详细细致的规定细则, 保证大学自治。西方大学设立之初大都来源于特许状授权, 因此其大学的章程是在大学特许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在中国, 如果将缘于唐盛于宋的书院视为高等教育机构, 那么书院的学规作为大学章程在我国已存续了千年;如果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开始, 则大学章程在我国也断续了100多年。近现代以来, 中华大地饱经劫难, 从没落的清王朝, 到民国, 到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高等教育不断调整方向, 大学章程在不同时期也展现不同的面孔以存续。
二、大学章程的内容要素
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把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分为两种类型:“一元的结构”和“社会选择的结构”[1]。我国学者周光礼在综合考量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 把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分为两大体系: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 (主要指法国、德国、日本等)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 (主要指美国、英国等) [2]。按理想类型法, 将大学章程划分为三种类型: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大学章程、罗马传统大学章程和社会主义传统大学章程。
国外大学章程发展历史悠久, 已比较成熟, 我国大学章程的建设起步较晚, 最早的大学章程从严格意义上讲始自2003年, 较国外的历史差之深远。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 要充分参考借鉴国外大学章程成熟案例, 在通过对两大高等教育系统大学章程总结、归纳的基础上, 大学章程应该包含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 确定大学目标, 阐述大学使命。
大学章程的第一部分无论是序言、前言抑或导言, 通常都会直接表明大学的奋斗目标。大学章程非常关注“学校使命”的阐述。大学不仅是一个公共组织, 更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学术机构。
(二) 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包括行政组织和学术组织的设立, 以及相关人事的安排。国内外大学章程对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都非常重视, 一般都用较大的篇幅记载学校各类管理人员特别是校长、各级各类委员会的职责与权限。
(三) 教职员工的权利和义务。
教职员工的基本权利、义务基于教育活动产生, 由教育法律规范设定, 是一种职业特定的法律权利和职业特定的法律义务。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大学的运行离不开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 这需要在大学章程中对教职员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规定。东京大学提出, 要尊重基本的人权, 排除因为国籍、信仰教义、性别、身体障碍、门第等缘由而导致的不正当歧视、区别对待及压制, 旨在创造公正的教育、研究、劳动环境, 谋求全体组成成员都能够完全地、充分地、尽善尽美地发挥个性与能力。这不仅包括教职工, 而且包括学生。
(四) 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学校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 因而大学章程要涉及对学生合法权益的规定。这方面的内容一般不多。在大学章程中, 关于学生权益的可以与学生录取、纪律方面、学位授予、平等内容联系在一起。很多大学章程都有学生代表参加学校决策管理机构的规定。康奈尔大学章程中专门规定了“学生生活委员会”的职责, 并规定56位董事会董事中有2位董事由学校伊萨卡校区学生团体成员自身选举产生[3]。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章程》提出:学校反对歧视, 并致力于消灭学校中存在的歧视现象, 尤其是保护在职或在校学习的女性。校方还应考虑到学校外籍成员的特殊利益。
(五) 财务、经费管理。
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 开展的每一项事务都离不开财务和经费的支持。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 大学必须在章程中明确对财务和经费的管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章程》专设“法人、财务与财产管理”一章, 对大学的合同、财产管理、收费、接受捐赠、投资、担保、酬金、文虎有效管理体制及财务控制体制等都有详尽说明。日本《东京大学宪章》提出:东京大学秉持高度的自觉, 深刻认识到为了支持和不断发展教育、研究活动, 所需的必要的基础性经费和保持扩充设施设备的可能性经费, 都是被国民所赋予的资源。我们大学对此资源定会进行妥善公正的管理, 并且力求做到最大限度地有效使用, 达到最优效果。
(六) 章程的修改原则与程序。
大学章程是大学运作的基本依据,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学校的管理要有所创新更替, 因此大学章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需要及时做出修改和更新。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章程可以随意更改, 修改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履行一定的程序。大学章程在制定时, 通常会对以后的修改有明确规定。
三、中外大学章程的内容比较
(一) 董事会 (理事会)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境外大学章程中, 无论公立抑或私立高校, 大都规定学校实行董事会、理事会或议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美国大学一般实行“董事会对学校有最高控制权”。英国大学普遍实行顾问委员会和理事会的“两院制”, 其中, 顾问委员会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 对外代表大学的权威机构, 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 是处理大学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德国大学章程则多规定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校参议委员会, 可以推荐校长候选人, 表决学校经费预算等。
在我国, 依据高教法规定, 我国大学的章程一般确认的都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吉林大学章程》与《上海交通大学章程》等都呈现了相同的规定, 即“本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实行党委领导、校长行政”[4]。由章程可见, 中国特色的高校内部领导体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校长是大学的法定代表人。
(二) 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
西方国家将对民主、自由和平等三大价值的追求同样体现在了对大学的管理中。在国家层面, 通过立法确定大学自主办学的地位, 在大学章程内容上, 普遍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与行政权力不同, 学术权力是非职务性权力, 它掌握在拥有高级知识的学术人员手中, 强调追求学术真理。西方大学的管理理念中一贯倡导“教授治校”, 这在大学章程内容中都有明确记载, 如康奈尔大学的章程规定有表决权的治校群体成员中要包含名誉退休教授、在职教授级各个院系的教授等。[5]
(三) 内容安排上存在较大差别。
内容丰富详细、规定全面、具体细致是总结国外大学章程文本得出的一大特点, 各个大学章程在内容安排的侧重点上略有不同。耶鲁大学章程侧重于规范对校长、教务长等行政管理人员的职权划分, 康奈尔大学章程侧重于规定董事会及其下属各委员规则。我国大学章程在内容安排上, 因《高等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八条对大学章程内容做了明文规定, 所以一直以来在该条款的影响下, 我国现已制定的大学章程在内容安排上基本沿袭了这一政策规定, 结构上呈现大同小异。
四、启示与建议
与西方大学章程相比, 我国大学章程在内容上过于关注原则, 对细节规定不足, 尚未明确规定大学与外部的关系, 部分文字表述还需进一步规范。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对高校章程内容做了规定, 作为现行的法律法规,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该大体上遵循。在总结国内外大学章程内容的基础上, 我国大学章程在结构上宜采用“序言+总则+正文+附则”的体例, “大学使命”宜放在总则中, “大学的内部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财务、经费管理”、“教职员工的权利与义务”、“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四部分宜放在正文部分, “章程修改的原则和程序”宜放在附则中。除以上六部分内容外, 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范和大学章程的实际, 还有一些必须规定的内容, 一一呈示。
序言部分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1) 制定大学章程的缘由。在序言中可以说明制定大学章程的缘由, 或者制定大学章程要体现什么样的目标。 (2) 大学的发展史及建设成就。以序言的形式将大学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及取得辉煌成就在章程中体现出来。
总则部分的内容包括: (1) 学校名称、校址。中英文名称要规范, 校址要详细。 (2) 办学目标。结合高校自身实际, 办学宗旨既要响应国家要求, 又要彰显学校内涵与发展特色, 起到引导学校发展的作用。
正文部分必须具备的内容包括: (1) 学校标志。这在目前章程中都普遍作了规定, 包括校徽、校歌、校训等, 彰显学校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 (2) 规定大学对社会服务与外部关系。社会服务是新时期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国外著名大学东京大学章程在处理东京大学与社会关系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要保证大学与外部组织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 (3) 明确党委和行政之间的职权。如何界定“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之间的关系, 是我国教育界应当注重的问题。 (4) 进一步规定教授委员会、学术机构的职权。充分发挥教授在各级各类委员会中的成员作用。大学章程还应规定学校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职责与权限。 (5) 明确校、院、系管理体制。通过章程规定扩大学院层面自主管理权限与范围, 充分发挥学院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 徐辉, 殷企平, 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154-156.
[2]周光礼.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发达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0 (3) :66-77.
[3]http://www.cornell.edu/trustees/.2012-03-18.
[4]湛中乐.大学章程精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