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共12篇）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篇1

2004年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 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海南省政府明确要求, 从2008年起, 各有关部门确定的立法项目要进行立法成本效益分析, 对需要进行修改的规章进行实施情况的评估, 并在报送立法项目时, 将这个项目的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报告或者规章实施情况的评估报告一并报送。省政府在确定当年立法计划时, 将对已经进行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或者规章实施情况评估的项目予以优先考虑。可见,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已开始在立法评估中重视成本收益分析的运用。因此, 向国外学习和借鉴成本收益分析,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对于提高立法评估水平和监管质量来说, 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 如何理解成本收益分析

OECD (2008) 对成本收益分析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既可以将成本收益分析理解为一种指导监管决策的方法, 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进行监管影响分析的特殊方法论。

Mishan EJ (1994) 指出成本收益分析的显著特征是收益和成本均可以用货币单位表示, 这使得机构可以采用共同的措施, 对具有各种各样属性的不同管制选择进行评估。通过依次测量较为严格的管制选择方案的增量利益和成本, 将识别出会产生最大净效益的管制选择方案。净收益的大小 (收益和成本的绝对差值) 会表明一项政策是否会比其他政策更有效率。

Posner, Eric A. (2001) 通过对比成本收益分析与《行政程序法》, 指出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弥补《行政程序法》对监管目的与预期效果口头表述的模糊性, 在考虑监管收益的同时考虑监管成本, 并将成本与收益在统一口径下进行比较;通过对比成本收益分析与其他选择程序, 认为虽然成本收益分析和其他选择程序, 如风险对风险的分析等, 都提供了可采纳的数值定量标准, 但是成本收益分析的适用范围更大;通过对比成本收益分析与福利经济学中效率标准指出, 成本收益分析可以通过量化成本与收益弥补福利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不足, 促使监管对福利增进或损失的衡量获得现实基础。Cannon, Jonathan Z. (2010) 对成本收益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主流的观点, 即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成本收益分析的界定, 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工具;非主流的观点, 不是从福利经济学和整个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角度, 而是从利益偏好上来考虑, 认为成本收益分析仅仅是对想要实现的效果与不想要发生的效果之间的权衡。

即使收益或成本不能用货币单位进行表达, 也应该尝试根据其物理单位进行衡量。如果不能用物理单位来衡量, 也应该对收益或成本进行定性描述。在确认不能量化因素的重要性时, 应该运用专业判断, 并基于估计的净收益, 尽可能地对这些因素如何改变选择的评价进行评估。如果不能量化的收益和成本很可能是重要的, 应该指出哪些不能量化的因素, 在证明管制决策合理性时, 是足够重要的。讨论还应该包括一个清晰解释, 说明为什么这些不能量化的因素是重要的。即便如此, 也应该通过临界值分析, 辅助政策决定者和分析的其他使用者理解这些因素对整体分析的潜在重要性。

在不需要对相关收益或成本进行货币化情形下, 成本有效性分析提供了一种严格方法, 以确认能够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管制选择。通常来说, 成本有效性分析意在就同一重要结果, 对一系列管制选择进行比较 (如对湿地保护所增加的英亩数) , 或者是将多种结果融为一个简单数值指标 (如健康改进单位) 。

成本收益分析和成本有效性分析均为确认和评估不同管制选择可能性结果, 提供了分析框架。在可能的情况下, 针对一项重大的规章制定, 应该既包括成本收益分析, 也包括成本有效性分析。更具体地说, 应该针对所有以改进公共健康和安全为主要利益的, 且预期健康和安全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有效性分析进行衡量的规章制定, 准备成本有效性分析。还应该针对可以将主要预期健康和安全结果进行货币化的重大的健康和安全规章制定, 准备成本收益分析。由于法定的局限性, 在进行这些分析时, 对收益和成本在不同规章和机构中的估计, 牢记保持分析一致性的目标是很重要的。保持一致性将会有助于, 在资源配置给定水平下, 减少更多的风险。对于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定, 应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主要收益类别无法货币化的规章, 还应该进行成本有效性分析。在缺少收益、成本和有效性量化信息的情况中, 管制分析应该对问题和证据进行定性讨论。

2 如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2.1 确定分析范围

根据界定监管规章作用和影响的地域、行业和人群。分析的时间范围应该覆盖足以长的时间段, 以考虑到法规有可能产生的所有重要收益和成本。

2.2 确立基准线 (Developing a Baseline)

需要在一定基准线上, 测量某一 (管制) 法规的收益与成本。这个基准线应该是对“如果没有该提议的管制法规, 世界会怎样”的最好评估。一个合适基准的选择需要考虑许多各种不同的潜在因素, 包括:市场的演变;影响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外部因素变化;行政机构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发布的管制变化;管制对象对其他管制的遵守程度。对没有某种管制的世界的合理预测, 可能与对现状的描述相类似。即使情况如此, 确立的基准线也应该反映当前政府规章和政策对未来的影响。在对现存规章的回顾中, 假设“没有改变”的基准线, 通常会为评估管制替代方案提供恰当的基础。当存在多个合理基准线, 而且基准线的选择会对收益和成本的估计产生重大影响时, 应该考虑衡量基于不同基准线的收益和成本。这样做, 可以分析在不同假设中的收益和成本对行政机构其他规章的影响, 或是对现行规章的遵守程度。在所有的情况中, 针对同一基准线, 都必须评估收益和成本。此外, 还应该讨论基准线在敏感性分析中的合理性。对于每条基准线, 应该对预测中的关键不确定性进行确认。

2.3 替代方案的评估

应该描述能获得的选择方案, 并且给出选择其中一个而不是另外一个的理由。如同之前所说, 依赖激励 (机制) , 并提供更多灵活性的选择方案, 常常要比更多的只是 (依赖) 说明性方法的选择方案, 更具成本有效性。比如, 与直接的命令和控制管制相比, 使用收费和信息传播是更好的选择。在一项命令和控制的管制计划里, 以绩效为基础的标准, 通常要比具体遵守规定、行为或方式的标准, 更有优势。应该选择值得认真考虑的, 合理的可替代选择 (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 一项管制计划将重点关注接近或达到技术可行性极限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分析就不需要审查更多严格的选择。对于所分析的每一个选择, 应该将预期收益和对应的成本做比较。

当一个法规包括许多不同的条款时, 应该对不同管制条款的收益与成本进行单独分析。如果某个条款的存在影响了另一条款引起的收益或成本, 那么分析就会变得更复杂。但是, 仍需要对这些条款进行单独审查。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通过确定提案在有该条款和没有该条款两种情形下的净收益, 评估每个具体的条款。

2.4 估计成本和收益

一份良好的成本收益分析应该讨论所挑选的管制选择和其他任何合理的替代选择的预期收益与成本。提案是如何产生预期的收益与成本?潜在增加的真实社会收益与成本的货币化价值是多少?为了陈述结果, 应该主要包括:

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前提、假设、基本分类、方法与数据来源;对于可量化和货币化的成本与收益以货币化形式 (人民币) 体现;列出能够量化但不能货币化的收益与成本;描述不能量化的收益与成本;确认或者前后对照, 收益与成本估计赖以作为基础的数据或研究。

在当成本和收益的估计不确定时, 应该报告收益和成本的估计 (包括风险降低的收益) , 以反映潜在结果的所有可能性分布。如有可能, 给出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分布, 并且将上限和下限的估计值作为中心倾向和其他估计的补充。

2.5 结果的透明性与可理解性

一份良好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应该是透明的, 并且具有可理解性。首先, 成本收益分析应该清楚地列出构成分析基础的基本假设、方法和数据, 并讨论与估计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使得阅读该分析的第三方应该能够理解, 分析中的基本要素和获得估计的方法。

为了使分析更易理解, 通常, 应该在互联网上附上分析的所有支持文件。这样, 公众就能审查。还应该披露外部咨询者的使用情况, 包括他们的资格, 合同的历史和在行政机构的雇用情况。当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利益 (比如隐私、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 , 阻止分析数据或关键要素的公开公布时, 应该在分析结果和分析检查所用的文件时, 加以特别的严格检查。

3 成本收益分析的难点

3.1 “支付意愿”

“机会成本”对于收益与成本的评估来说, 是一个合适的概念。“支付意愿” (Willingness-To-Pay, WTP) 的原则, 通过“测量个人为获取特定收益而愿意放弃多少”的方式, 抓住了机会成本的 (内在) 含义。一般而言, 经济学家倾向于将支付意愿视为测量机会成本的最合适指标。

如果受影响的商品和服务在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中进行交易, 那么市场价格便能为在支付意愿的基础上估计收益与成本提供丰富的数据。替代选择的机会成本包括挑选另外一个选择所放弃的收益的价值。不论该资源是已经拥有的, 或是将要购买的, 任何资源的使用都是有机会成本的。该机会成本与没有使用要求的情况下资源将会产生的净收益相等。应该尽可能地将这些放弃的收益货币化, 并将它们与该选择的其他成本一起加总。还应该努力将由该选择所导致的节约成本进行货币化, 然后在将它与收益一起加总, 或者从成本中扣除。

当市场价格难以测量或市场并不存在时, 估计收益与成本会更加困难。在这些情况下, 需要构思出模拟市场交易的替代品 (Proxies) 。以显示偏好方法为基础的支付意愿估计非常有用。比如, 房子是有许多特性的商品, 包括房间的数量、总的地面面积和供暖方式等。如果有足够的房产市场交易数据, 就有可能获得对于 (房子) 某一特性的隐含价格。如果房地产价值的增长反映了公共健康的改善, 那么仅仅将增长的房地产价值加到改善公共健康的估计价值中就会产生重复计算 (的问题) 。为避免这个问题, 应该将因为改善公共健康对房地产价值的隐含影响单独区分出来。

3.2 难以货币化和量化的收益与成本

收益和成本的合理量化估计 (如果可行的话) , 总是要比对收益和成本的定性描述, 更受欢迎。因为定量有助于决策者对不同的管制选择方案影响大小的理解。然而, 在目前的数据和方法条件下, 有些重要的收益与成本 (比如隐私的保护) 可能本质上就是难以量化或货币化的。应该特别谨慎对待评估未量化的收益与成本。有些权威将这些未货币化和未量化的影响称为“无形”的影响。

对于难以货币化的收益和成本, 要解释原因, 并提供所有可获得的量化信息。当货币化的和实物的影响的估计在相同的分析中混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描述这些影响的时机和可能性, 并避免收益的重复计算;对于难以量化的收益和成本, 应该提交任何与量化有关的信息, 以及对未量化影响的描述。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很确切地知道许多人 (但具体数量不知道) 都面临着的风险的大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风险的存在可能依据的是高度推测性的假设, 而并不知道风险的大小。

3.3 成本 (或收益) 和转移支付之间的区别

在成本估计时, 区分真实的成本与转移支付是很重要的, 但有时又是很困难的问题。收益与成本的估计应该反映真实资源使用情况。转移支付是一个团体向另一个团体的货币支付, 但并不影响社会可获得的总体资源。一项限制某种商品供给的规定, 会导致该商品价格上升, 从而产生从买者向卖者的转移。总剩余 (消费者剩余加生产者剩余) 的净减少是一项对社会的真实成本, 但由于更高价格而导致的从买者向卖者的转移并不是一项真实的成本, 因为净减少自动考虑了从买者向卖者的转移。然而, 站在中国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中国向其他国家的转移则应该被视为成本, 从其他国家向美国的转移视为收益。不应该将转移包含在对管制的收益与成本的估计中, 而应在对管制分配中进行单独影响。

3.4 不确定性

人们通常并不能确切地知道管制选择的准确影响 (收益与成本) , 但是却有可能获得它们发生的概率。需要对与管制决定相关的重要不确定性加以分析, 并将之作为整个管理分析的重要部分。在进行管制分析时, 应该尽可能早地对不确定性进行分析。应该考虑构成收益与成本估计基础的关键要素的统计可变性 (比如, 由于汽车安全标准的变化而导致的汽车事故分布的预期变化) , 同时也应该考虑对相关关系的不完整的理解 (比如, 对“某些经济活动是如何影响未来气候变化”, 并没有完全肯定的理解) 。通过评估不确定性的来源, 以及在合理假设下, 收益和成本估计受影响的方式, 进行分析, 以使决策者和公众了解不同管制立法的影响与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 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立法评估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和方法, 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进一步保障其合法性与连贯性, 需要严格的贯彻执行进一步保障其实践性与有效性, 需要中立的专家判断进一步保障其科学性与全面性, 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进一步保障其充分性与合理性。可见, 成本收益分析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系统化工程, 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的探讨与研究, 正所谓, 任重而道远, 厚积而薄发。

参考文献

[1]Adler, Matthew D.and Posner, Eric A., Rethinking Cost-Benefit Analysis[J].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John M.Olin Law &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1999, 4 (72) .

[2]Adler, Matthew D.and Posner, Eric A., New Foundation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J].Harvard forthcoming, 2006.

[3]Cannon, Jonathan Z.The Sounds of Silence:Cost-BenefitCanons In Entergy Corp.V.Riverkeeper, Inc[J].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010 (34) .

[4]Mishan EJ.Cost-Benefit Analysis[M].New York:Rout-ledge fourth edition, 1994.

[5]OMB Circular A-4, Regulatory Analysis[J].2003, 9 (17) .

[6]Sunstein Cass R, Cognition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J].Legal Stud, 2000 (29) .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篇2

此次我们的调查环境为同学们的正常上课，作息情况下

收益：

就餐距离近，节省时间

在凤凰就餐，会让大家节省相当一部分的出行时间。可以在这段时间做更多的自己需要的事情

收益的估算：经过我们的统计，去凤凰吃饭，平均节省的时间为5分30秒。

具体计算如下：

凤凰：去（2min）+排队（1min）+回（2min）=5min

周边餐厅：去（4min起）+排队（2min起）+回（4min30s起）=10min30s起

即：【去（4min起）+排队（2min起）+回（4min30s起）=10min30s起】-【去（2min）+排队（1min）+回（2min）=5min】=5min30s

我们对于大家的时间价值按照平均实习工资来计算：1500/30/8/60=0.104167元/min 即：5min30s*0.104167=0.572917

按照30天计算：收益=0.572917*30=17.18751元

成本估算：

饭菜口味较差：经统计，100名受调查的同学认为不好的饭菜口味价值1.5元。饭菜口味差是同学们最不能接受的问题之一，很多同学反映这是食堂工作人员对同学们的不重视，而且工作人员工作态度较差。都是大家集中反映的。

饭菜量不能达标：经统计，100名受调查的同学比较倾向于凤凰的不达标饭菜量价值0.5元。在凤凰吃饭的同学都认为凤凰的饭菜质量差，而且饭菜量经常不能达到其他餐厅的量。很多同学因为受不了这样的服务，而选择更远的其他餐厅或者饭馆就餐。

按照30天计算：成本=（1.5+0.5）*30=60元

综合分析：

30天的收益估算值为：17.18751元

30天的成本估算值为：60元

山西省玉米生产成本收益分析 篇3

关键词：玉米；生产总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S51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8.013

玉米作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粮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同时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之所以为战略物资，是因为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国家安全的基础。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深入推进粮食高产创建和绿色增产模式攻关。山西是中国十大玉米主产省份之一，玉米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山西中南部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是中国玉米生长的适宜区。2013年山西省玉米播种面积为1 67.004 万hm2，是小麦播种面积的2.47倍，占粮食播种面积的51.0%。玉米种植范围广泛，在全省11市均有种植。研究山西省玉米的生产成本收益对保障山西省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山西省玉米生产成本构成分析

玉米生产总成本，从构成上可以分为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费用和土地费用[1]。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在玉米生产总成本中所占比重大，是其最主要的部分[2]。

1.1 物质与服务费用

玉米生产总成本中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即直接生产费用和间接生产费用。2013年，直接生产费用和间接生产费用分别占物质与服务费用的98.7%，1.13%。2013年比2012年的物质与服务费增加了104.1 元·hm-2，增长率为1.84%。

（1）直接费用。直接费用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家肥费、农药费、农膜费、租赁作业费等。在直接生产费用中种子费、化肥费、租赁作业费所占比重较大，2013年种子费、化肥费、租赁作业费所占比重分别为15.11%，39.6%，33.7%。

（2）间接费用。间接费用包括了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期间费用。在间接费用中，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例较大。2012年、2013年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例分别为55.1%和61%，固定资产折旧费由38.25 元·hm-2上涨到3.99 元·hm-2。

1.2 人工费用

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共同构成了人工费用。与2012年相比，2013年的人工成本由449.6元增加到531.21元，增长率为18.2%。其中家庭用工折价增加了78.54元，增长率为17.9%；雇工费用增加了3.07元，增长率为27.1%。2012年、2013年家庭用工折价占人工费用的比重分别为97.5%，97.3%，可以看出家庭用工折价占人工费用的比例很大。

1.3 土地费用

土地费用包括了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近年来，土地费用不断上涨，2004年土地费用是711.45 元·hm-2，到了2013年是1 858.5 元·hm-2，是2004年的2.61倍。这是由于在山西省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步伐下，许多农业用地被占用，耕地面积减少，最终导致土地价格上升。

2 山西省玉米生产成本收益分析

2.1 生产总成本变动分析

玉米的生产总成本反映的是单位土地上种植玉米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总和，其高低直接影响农户是否愿意种植玉米和种植玉米面积的多少。本文选取了山西省2004—2013年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3]，从图1可以看出，山西省玉米每公顷生产的总成本呈不断上升态势。2004—2009年，玉米生产总成本呈缓慢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每亩358.71元增长到2009年的556.13元。从2010年到2013年是快速增长阶段，2010年玉米生产总成本是653.1元， 2013年上升到了1 040.14元，是2004年的2.90倍，这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生产要素的不断上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说明，在玉米的产出一定的情况下，玉米生产总成本增加，会导致玉米收益减少。

2.2 收益变动分析

本文主要采取净利润和成本利润率两个指标对山西省玉米生产收益进行分析。从图2可以看出，2004—2013年，山西省玉米成本利润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04—2007年，2004年玉米生产总成本从5 380.65 元·hm-2增长到2007年的6 354.9 元·hm-2，上涨幅度不大，而净利润由2 611.95 元·hm-2上升到5 766.3 元·hm-2，2007年净利润是2004年的2.2倍，所以成本利润率由48.54%上升到了90.74%。2008—2011年，玉米生产总成本从2008年的7 807.05 元·hm-2上涨到了2011年的11 674.95 元·hm-2，净利润从2 665.95 元·hm-2增加到8 466.75 元·hm-2，净利润的增长幅度大于玉米生产总成本的增加幅度，所以成本利润率从34.15%增加到72.52%。2012—2013年，玉米生产成本从4 189.25 元·hm-2上升到15 602.1 元·hm-2，但是净利润从6 555.15 元·hm-2下降到了3 507.15 元·hm-2，所以成本利润率从46.2%下降到了22.48%。成本利润率是净利润与玉米生产总成本的比值，从图1可以看出玉米生产总成本是一直上升的，所以成本利润率的波动受净利润的影响很大。

3 与山西省其他农作物成本收益的比较

山西省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在2013年播种面积分别为67.747 万hm2、1 67.004 万hm2、19.948 万hm2[4]。从表1可以看出，每50 kg的主产品的成本中最高的是大豆，最低的是玉米；就出售价格来看，大豆的出售价格最高，其次是小麦、玉米；从现金收益看，大豆的最高，最低的却是小麦。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是各粮食作物的价格和产量不同。从产量上看，产量最高的是玉米，最低的是大豆；现金收益最高的是玉米，最低的是小麦；成本最高的是玉米，其次是小麦、大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玉米的物质与服务费、人工费用、土地费用高于其他粮食作物，本质原因是不同作物的生产过程和生物特性不同造成的。成本利润率最高的是玉米，最低的是大豆。从此分析可以得出，为了增加收入，农民应该首先选择种植玉米，虽然玉米的出售价格偏低，但是其产量高且适宜在大多数土地上种植，所以得到了农民朋友的喜爱，其播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 与全国玉米生产成本效益平均水平的比较

在2009年到2013的5年里，山西省玉米生产成本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其每公顷平均总成本11 920.95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 598.54 元，但是每50 kg玉米主产品的生产总成本68.58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33元。每公顷的物质与服务费用4 782.75元，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 543.05 元，其中种子费、农家肥费、农膜费、租赁作业费、燃料动力费、修理维护费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0%，64.6%，36.9%，19.3%，126.4%，55.6%，而化肥费、农药费、工具材料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50.5%，11.0%，11.6%；人工成本370.89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15.40元；土地成本105.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58.56元低。净利润是356.18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0.67元，成本利润率4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6%。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山西省玉米生产总成本的构成以及玉米生产的成本收益分析可知，2004—2013年，山西省玉米生产的成本在不断升高，然而净利润却没有逐年增加，进而致使玉米的成本利润率下降。究其原因，是玉米生产总成本中的种子费、农家肥费、农膜费、租赁作业费、燃料动力费、修理维护费较高，这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影响了玉米的产量。

为了有效降低山西省玉米生产总成本，提高玉米单产和总产量，保障山西省粮食安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山西省种植玉米的多是留守的老弱妇幼，由于其接受新科技、新技术的能力差，同时获取生产和销售的信息渠道较简单、单一，这无形中增加了玉米生产的成本[5-6]。因此，要实现玉米增产，必须要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解决山西省农业发展、玉米增收的最根本出路[7-8]。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和科学普及，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从而减少玉米生产、销售中一些不必要的成本和费用，提高玉米生产的成本利润率。实践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实现玉米增产、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为保证山西省粮食安全提供了智力支持。

（2）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玉米单产和总产量。目前，农村土地大多畸零不整，田间道路窄，地块规模小，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通过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可以使分散的土地连片，同时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9]。这样优化了土地结构，改善了土地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了耕地质量，从而有助于提高玉米产量，保障山西省粮食安全。

（3） 实施玉米价格保护政策，提高农民生产玉米的积极性。在全球粮食危机爆发以后，玉米的市场价格不断上涨，但是农民从其中获得的好处并不多。一般玉米的收购价格是1.6元·kg-1，而玉米的市场价格在2.2元·kg-1。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特别是实行价格保护政策，提高玉米的收购价格，刺激农民对玉米的生产，提高农民生产玉米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刘峰.山东省玉米生产成本收益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3.

[2] 刘志刚，吕杰.辽宁省玉米生产成本收益分析[J].社会科学报刊，2006（3）：116-120.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2014.

[4] 山西省统计局.山西省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5] 刘滨，王建中，刘峰.河北省玉米生产成本收益变动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9，31：15 438-15 440.

[6] 侯智惠，侯安宏，栗仲兴，等.鄂尔多斯市玉米生产效率研究[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1（3）：41-43.

[7] 侯有良，卢保红，魏荣业，等.山西玉米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对策[J].山西农业科学，2012（11）：1 129-1 131，1 168.

[8] 刘永忠，李万星，靳鲲鹏，等.山西玉米生产现状、优势及发展对策[J].山西农业科学，2005（2）：11-13.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篇4

《准则》规定,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当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确认投资收益, 但可以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 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收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 所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准则》与我国原先对成本法投资收益会计处理的规定基本相同, 两者之间有很好的衔接。但是《准则》对成本法下投资收益的这种会计处理规定, 使成本法会计核算变得非常复杂, 也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些规定不相符合。另外,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母公司只是在个别报表中采用成本法核算, 在对外编制合并报表时依然需要按照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将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而且当投资方通过多次股权交易, 取得被投资方控股权时, 投资方进行的合并成本应为每一单项交易的成本之和, 而在《准则》的规定下, 如果被投资方发放了清算性股利, 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所反映出的原投资成本会被抵减。因此, 《解释》取消《准则》原规定的清算性股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投资方直接按照享有被投资方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确认投资收益, 无需划分是否属于投资前还是投资后被投资方实现的净利润。

二、《准则》和《解释》的会计核算差异分析

(一) 《准则》规定的会计核算方式分析

例:甲公司2010年1月1日以2 000万元的银行存款购入乙公司10%的股份。乙公司为一家未上市公司, 无法获取可靠的股份公允价值。甲公司取得投资后, 按照成本法对其进行后续计量。乙公司2010年3月1日宣告发放2009年度现金股利200万元, 2010年实现净利180万元;2011年3月1日宣告发放2010年度现金股利150万元。

按《准则》规定, 乙公司2010年宣告发放2009年度现金股利200万元时, 对甲公司来说, 收到的是清算股利, 甲公司应当按照比例冲减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成本20万元 (200×10%) 。乙公司2011年宣告发放2010年度现金股利150万元时, 由于乙公司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金额低于乙公司2010年度实现的净利, 甲公司应当确认15万元 (150×10%) 的投资收益, 同时转回3万元 ( (180-150) ×10%) 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甲公司所作会计分录如下:

1.2010年1月1日,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成本。

2.2010年3月1日, 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3.2011年3月1日, 确认投资收益, 并转回已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二) 《解释》规定分析

在《解释》规定下, 甲公司无需再区分乙公司宣告分配的现金股利来源于哪个会计年度, 而直接在乙公司宣告发放时计入投资收益即可。甲公司的会计分录如下:

1.2010年1月1日,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2.2010年3月1日, 确认投资收益。

3.2011年3月1日, 确认投资收益。

三、《准则》和《解释》会计核算的优缺点对比分析

(一) 《解释》规定, 降低了会计处理难度

按照《准则》的会计处理方法, 投资方在被投资方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 必须结合被投资企业以前年度现金股利累计发放金额和累计实现的净利金额, 判断是否发放了清算股利或者是否应当将前期已经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转回。投资企业一般需要依据被投资企业的上述数据设置台账, 否则很容易出错, 而且一旦某一年度计算错误, 会导致以后年度的数据错误。《解释》取消了清算股利的核算规定, 大大简化了成本法的会计核算工作。

(二) 《解释》的规定, 使投资方确认的投资收益和被投资方发放的现金股利关联性更强

《准则》规定, 投资方每一期间投资收益的确认和被投资企业实际发放现金股利的金额以及实现净利的多少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在投资方与被投资方之间是母子公司关系时, 母公司可以通过控制子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时间和金额来调节投资收益, 从而达到调节个别报表利润总额的目的。《解释》的规定, 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从而有效避免了以上问题的产生。

(三) 《解释》更符合成本法的本质特征

成本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通常按初始投资成本计量, 除追加或收回投资外, 一般不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一种会计处理方法。按《准则》规定, 即使是在不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情况下, 甲公司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也会随着现金股利的发放情况而上下波动, 这与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的内涵不相符合。而在《解释》下, 按照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才会真正的保持不变。

(四) 《解释》下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一般比《准则》要低

不管是由于被投资企业发放清算股利还是其他原因, 当投资方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时, 都应当对其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但由于在《准则》规定下, 清算股利所导致的减值直接冲减了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而不通过减值损失的形式反映, 这会使存在清算股利的情况下, 按照《解释》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比《准则》要低。两者对企业的影响表现在, 《准则》下清算股利所导致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减少可以转回, 而《解释》下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则不允许转回。

数字图书馆成本-收益透视与分析 篇5

数字图书馆成本-收益透视与分析

数字图书馆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成本在社会(政府、企业)和用户之间进行分担,其收益也体现其中.在遵循一定成本--收益原则的基础上,需要从资金筹集、市场运行、法规制度、标准化等方面建立完善的数字图书馆成本--收益均衡体系.

作 者：贾胜利 作者单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郑州,450002刊 名：现代情报 PKU英文刊名：MODERN INFORMATION年，卷(期)：27(10)分类号：G252.6关键词：数字图书馆 成本 收益

上市公司制度运行的成本收益分析 篇6

关键词：上市公司；制度运行；收益分析

对福建省“晋江板块”而言，目前正面临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需下降产能过剩，内部成本下降的程度小于外需下降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下要提升投资者的信心，保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的稳定，唯一出路是进行战略性收缩，躲过金融危机的冲击。短期内从内部进行整合，建立一系列新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演绎非常‘6+1’进行产业链的升级：处于整个产业利润高端的‘6’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1’就是处于利润最低端的生产制造。探索一条由 1升级到6的路径，放弃创新，做市场的快速反应者（朗咸平）”。晋江板块处于起步阶段，在制度建设上具有浓厚家族企业特征，过去一些企业的利润靠成本的不断投入，密集的低成本劳动堆积增加总产量来扩张企业规模，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的管理难度增加，对工人的监督会愈发困难，企业官僚机构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企业内的交易费用呈非线性地增长，即边际交易费用在递增。当企业内交易费用（边际）增长到和市场交易费用（边际）相等时，企业规模就不再增大，这也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科斯）”。本文以晋江上市公司为案例，对上市公司制度成本与制度效应作个分析。

一、 家族化管理模式的可持续性

由图1可知：晋江八家上市公司中有六家总经理职务由家族成员担任，占65%；有三家销售总监职务由家族成员担任，占37.5%；有两家总裁职务由家族成员担任，占25%；家族成员担任集团董事长一家、其它项目董事长一家、副总经理一家、行政部总监一家、营销中心经理一家、财务部副总监一家、研发副总裁一家、配件副总裁一家、服装副总裁一家、行政副总裁一家、部门经理一家、出纳职务一家各占12.5%；占比例较大的职务成分有总经理、销售总监、总裁职务，这就是说同一家族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拥有所有权或其他参与管理的职能，是在过去或者现在家族制企业广泛存在的企业治理类型，尤其是在民营企业占95%的晋江。家族成员作为企业管理的主体走过了原始积累阶段，并随着资本的扩张，规模的发展，以及企业迈进资本市场，企业治理制度出现新的需求，但是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仍是晋江上市公司的一大特色，“从夫妻老婆店到家族化管理”，这种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在企业的原始积累阶段，家族式的管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生命力最强，成功率最大。如今在中国民营企业处在发展期，及进入成熟期的这一阶段，家族化管理仍然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构成辩证的关系和因果的关系，晋江上市公司家族化管理的制度正好印证了它的低成本、高效应，高信誉的结论，因此不能轻易地改变这种模式。

二、 以恒安国际为案例进行制度变迁分析

由图2可知：2001年8月，恒安集团出资1000万美元聘请ThomasGroup（美国汤姆斯集团，简称TG）进行管理变革，通过原材料采购、生产、仓储、销售、货款回收以及决策机制等各个环节流程时间的缩短来提高运营效率。到变革之后的2003年，恒安的采购成本控制超过预期，集团采购总成本成功降低6—7个百分点，超过原来协议设定的目标。利润逐年大幅增长：2002年约2亿港元、2003年2.5亿港元、2004年3亿港元、2005年4.5亿港元，2006年6.9亿港元。恒安集团在广州本来有45名销售人员，TG一下减少了33人，随即，2001年、2002年，恒安销售、利润得到稳定， 2003年之后业绩开始大幅增长，到2007年底，销售额达57亿多元，较2002年的11亿多元增长5倍，税收利润也增长5倍，超过10亿元，人均贡献率增长了4．5倍，引入新制度管理工具后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引进制度的成本。

由图3可知：2008年年初，恒安国际集团先期在内部进行了两轮培训。“我们不但要做优、做强、做大，还要做久”（恒安总裁许连捷2008）。为了使委托人（股东）和代理人（经理人）一致关心上市公司利益，需要使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追求尽可能趋于一致，让代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降低代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公司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恒安集团增加了人力培养的成本，着力建立一个牢固的制度平台，尤其是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部的二次管理变革上，从领导、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过程管理、测量分析与改进、经验结果等七大方面引导企业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近年来，恒安国际集团每年投入几千万元用于人力培养，收益是每年50％以上的销售增长速度。

由图4可以看出：在中国制造业处于起步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恒安国际集团引进世界先进设备，投入巨大，从日本仅一条就花亿元。如今恒安集团在生产过程中大量运用新技术、新工艺，节能降耗效益明显。首先，一方面，在设备采购上利用国内设备制造企业充分考虑到了我国复杂多变的工艺情况，以及地区的差异，通过灵活的流程配置、简化的使用条件、易维护的结构、优良的售后服务，弥补了制造质量、自动化程度等方面的不足。相比之下，进口设备的使用条件十分苛刻，不适合中国多种气候条件和一些极端的工作环境；一些进口设备的操作难度大，且结构复杂、精密，耐受不了近乎严酷的使用，一旦出现故障，维修保养起来非常不便。从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优点与问题对比可见，国产设备的长处几乎都是进口设备的弱项，反之亦然。另一方面，进口设备价格是国产设备的4倍左右，采购制度变迁后大大节约了设备投资。其次，在工艺技术创新方面，推出了一批差异化产品引领市场，以多种层次、多个品种、多种价位的产品占领不同的消费市场，10多年间，恒安集团的产品已经发展到四大系列产品的100多个规格和品种，通过对新工艺和技术制度的创新每年可节约成本1000万元，远远大于其制度建立前的成本。

在当前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恒安充分发挥集团的整合优势和协同效应，有效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仍然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据恒安集团公布的2008年中期业绩显示，2008年1—6月，集团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6.9％，利润同期增长了33.4％。

三、结论及建议

基于以上四大制度成本效应分析，我们可知：晋江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实施其沿袭家族化管理、创新主体培育、新工艺新技术、流程规范等一系列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制度变迁本身的交易成本。恒安国际集团及八家上市公司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经济社会一切领域和一切活动中，交易成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世上不存在零交易成本下的交易行为，如果设计和实施某项制度所花费的成本比实施该制度所获得的收益还大，则这项制度没有必要建立；即便现存的制度不合理，然而，如果建立一项新制度的成本无穷大，或新制度的建立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则一项制度的变革是没有必要的（科斯定理）。目前晋江后备上市企业如何在制度变迁上作出理性选择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几点建议：

1、家族式管理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我们知道，随着公司组织结构越来越庞大复杂，管理人员的行为动机有可能不是以公司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自己权力、权益最大化，这些行为可能导致组织的官僚化，产生低效率。因此，为了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管理资源，上市公司要去除弊端，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要优先考虑收益与成本效应。家族成员有着共同的家族整体利益，利益的一致性降低了心理契约成本和监控成本，因而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得到降低，符合最小代理成本原则的管理学理论，它使家族制企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竞争优势，扩大主营业务的利润，实现高效率。

2、上市公司内部的制度安排取决于交易费用

上市公司内部结构没有一种绝对好或绝对差的治理制度，治理制度的选择应本着选择缺点较少、成本较低、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上市公司企业的工作流程中，工人之间的固定分工节约了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层级管理代替了讨价还价费用，工人和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同，减少了在市场中多次反复地订立契约的成本和麻烦，也可以说，企业的存在节约了交易费用。“如果将一个产品从上一道工序转移到下一道工序视为一次交易，在企业内转移和通过市场转移只不过是交易形式的不同。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来说，究竟采取哪种方式，取决于哪种方式费用较低”（科斯）。我们即可以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生产技术之间进行选择一样，也可以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效用相同，公司应该选择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

3、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只是人们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一种制度形式，在市场之外，企业、政府和家庭等也都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有效形式。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安排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率。过去，在 “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 的传统体制中，各种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交易费用过高，导致企业选择 “小而全、大而全”的生产方式，国营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互相 “ 扯皮”和 “踢皮球 ”，政府审批投资项目时出现的 “跑部钱进”，公司注册程序繁杂，都证明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过高的交易费用，这就是说制度像其它一切经济物品一样，既有其效用，又有其费用。市场中的交易其实是要耗费大量成本的，如：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监督契约执行，维护交易秩序，解决交易纠纷以及对违约加以惩罚等等。在解决一经济问题时，采取哪种制度安排是取决于哪种形式的交易费用最低。经济制度的进步体现为费用更低、更有效率的制度不断地替代费用较高、效率较低的制度，如果交易费用无限大，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都没有必要存在，人类社会就会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交易费用的下降，社会总成本降低相当于社会中收益总量的增加，社会的有序度就会增加，经济制度的复杂度和效率就会提高。

可见，采取何种制度来实现经济主体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认识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边界，构成共同的制度结构，是政府从宏观层面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资料：

［1］郎咸平2008年11月22日于晋江专题讲座《危机与转机》

［2］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年

［3］盛洪，《经济学精神》，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 ，

［4］Stevenx 的主页：制度主义时代 http://www.zhanjiang.gd.cn/personal/stevenx/

［5］晋江十三家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及近三年的年度报表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2008-2009年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08B050)；泉州市社科基金2008-2009年（2008A—ZC07）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篇7

公司盈余管理现象一直是经济学界和会计学界的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盈余管理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会计准则中的自由选择权,通过会计政策等调整会计数据,进而操纵会计信息;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调整的是当年发生的真实交易,通过操控销售行为、生产成本以及可自由支配支出等,以满足企业的自身利益。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两种盈余管理方法公司会选择哪一种?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两种盈余管理的方法内在的联系是什么?如果公司选择盈余管理方法要考虑成本,那么公司是如何考虑其“成本与收益”的,换言之,管理者使用这两种方法时,是如何权衡的。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一直未得到有效的研究。因此,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本文研究重点是企业如何选择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尤其是考虑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成本和相互关系对管理者的选择影响,其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因为两种方法都是有成本的活动,企业的选择是基于成本孰低。基于此,本文采用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作为分组样本进行研究,然后考虑其如何选择盈余管理的方法。本文关注的是管理者选择什么盈余管理方法以及如何选择。第二,本文借鉴以前的研究,在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成本基础上,充分考虑到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之间的关系与选择的替代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939年,美国经济学家Nicholas Kaldor(1939)和John Hicks(1939)对前人的认识加以提炼,形成了成本收益理论的基础认为第三者的总成本不会超过交易的总收益,或者从结果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对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也就在这一时期,该理论开始渗透到经济活动中。7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项目的增多,使得人们日益重视项目支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这就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比较成本与收益关系的分析方法。以此为契机,成本收益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Paul.A.Samuelson(2006)认为:“在稀缺的世界中选择一种东西意味着要放弃其他东西。一项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所放弃的物品或劳务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成本就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类型。成本收益理论认为公司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其收益的最大化。为此,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主要的特征主要有两个:第一,自利性。公司对收益的追求有着强烈的自利性,它是行为者获得自身利益的一种计算工具。正是因为这种自利性,使得增加收益永远是企业不懈的追求。第二,选择性。是指在不同的决策可能面临不同的组合选择,作为经济人的管理者会倾向生产成本较低的组合,同样,一种组合成本的增加也驱动管理者倾向另一种组合的可能性。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管理者总是会选择成本较低的决策。管理者选择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点,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把成本收益理论最为基础,考虑管理者是如何权衡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的。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K.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这与成本收益理论自利性特征相同,企业追求的是增加收益,管理者除了实现该目标,更高层次追求的对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如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盈余管理手段,操纵真实活动和应计项目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财务报告。目标确定后,实现的手段也是管理层需要考虑的,而这一过程中成本管理和控制备受关注。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作为现代企业常用的另种盈余管理手段,二者的运用产生不同的盈余结果,同时受不同因素影响产生不同的盈余成本。企业为追求成本优势在选择两种盈余管理手段上会考虑二者的成本因素。企业追求与看重的是实现企业特定目标的财务信息,不同的成本要素导致成本高低有所不同,从而对财务报告的影响也不同。这与成本收益理论相同,管理者会选择成本较低的方法或途径,所以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权衡与二者的成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针对真实和应计两种盈余管理的关系:一方面是二者调整的内容不同,另一方面是二者发生的时间存在差异。管理者对二者的结果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从而利用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结果调整企业最终盈余。为此,本文建立了如下理论研究框架:

刘启亮(2011)提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是公司基于内外部环境进行综合权衡后的一个选择结果。真实盈余管理需要管理者通过构造真实交易活动或者控制交易具体发生时点所达成的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仅仅是公司管理者在会计信息加工过程中,通过对会计准则的运用以掩盖其真实经营业绩的行为(Dechow and Shakespeare,2009)。相较而言,应计盈余管理并不改变企业当期的经营性现金流,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达到某种私人利益的目的。所以就盈余管理的成本而言,Gunny(2005)认为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高于应计盈余管理;但是真实盈余管理更容易通过真实的交易活动实现较为隐蔽的盈余管理。综上,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在成本—收益动机的互异,会左右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因此,提出假设1:

H1:其他条件相同时,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成本

Fields(2001)等认为,每次检验只有一种盈余管理方法无法解释盈余管理活动的整体效果。特别是,如果管理者将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相互替代,那么单独检验这两种类型的盈余管理活动都不能得出最终结论。一方面,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会改变商业交易,例如操纵真实决策和活动的年末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结果才能被显示出来,管理者无法再进行调整。Healy(2001)认为,由于年报披露时间能传递有关盈余管理方向和程度的信息,有助于投资者据此对盈余管理的水平做出更知情的估计。另一方面,当管理者改变真实商业决策进行盈余管理,他无法完全控制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发生的数量。例如,一家制药公司削减当期研发支出,推迟或取消某种药物的开发。管理者可能会粗略估计这些决策对研发费用的影响金额,但无法掌握完善的信息。因此,使用真实盈余管理时管理者往往会面临不确定性。年末真实盈余管理实现的金额可能比原先预计的数额更高或更低。Cohen(2008)和Chietal(2011)研究认为,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负相关,即存在替代效应。管理者在具体实施两种盈余管理手段时,存在一个次序先后问题,即真实盈余管理的操作会先于公司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操作(Zang,2007;Rajgopal,2005)。因此,当管理者年末通过真实活动来操纵盈利时,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更少(多)的应计项目抵销真实活动较高(低)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管理者会根据当年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整应计盈余管理的数量,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与未实现的真实盈余管理结果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自国泰安数据库2010年-2013年沪深上市的所有公司数据,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以及变量缺失的公司年度,最后得到5016个观测值,其中2010年1458个,2011年1602个,2012年1956个,2013年1988个。此外,本文研究重点是企业对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选择,而不是是否决定使用盈余管理。因此使用可能发生盈余管理的公司作为样本,使用这样的样本增加了公司做出选择的可能性。先前的研究表明,公司之所以进行盈余管理是为了达到某些重要的盈利目标(Burgstahler和Dichev,1997;Degeorge,1999;Bartov,2002)。Graham(2005)提出,CFO认为以下的盈利目标对企业而言是最重要的:上一年同期盈利,分析师预测的盈利,以及零盈利。因此,本文将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认定为该公司的年盈利超过上一年度的盈利、大于零,或超过分析师预测的盈利。根据上述条件对样本值进行剔除,最终得到2915个观测值,其中2010年1058个,2011年915个,2012年942个,2013年1005个。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真实盈余管理(RM)。根据Roychowdhury(2006),检验以下真实活动:通过降低库存商品的成本,削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包括研发,广告,销售,以及管理费用(SG&A)来增加盈利。前者用生产成本的异常水平来衡量,后者用可自由支配开支的异常水平衡量。使用相同指标的其他研究(Cohen et al.2008;Cohen and Zarowin 2010)表明这些指标可以替代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使用Roychowdhury(2006年)的模型估计生产成本的正常水平:

其中PRODt表示t年销售商品的成本总和,At-1表示t-1年的总资产;St表示t年的净销售额,△St表示从t-1年至t年净销售额的变化。生产成本(RMPROD)的异常水平为模型(1)的残差项。残差项越大,生产过剩的库存量则越多,通过降低商品成本增加的盈利就越大。采用Roychowdhury(2006)的模型估计自由支配支出的正常水平:

其中DISXt表示t年的可自由支配支出(研发费用,广告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可自由支配支出的异常水平为模型(2)的残差项。残差项乘以-1表示RMDISX,残差项越大表示越多的可自由支配支出被削减,从而提高企业的净利润。本文使用两个真实活动的数量和来表示真实盈余管理(RM)。

(2)应计盈余管理(AM)。根据以前的研究文献,我使用可操纵的应计利润代替应计盈余管理。可操纵应计利润是企业实际应计利润与正常应计利润的差值。修改琼斯模型估计正常收益水平:

其中Accrualst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使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减去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计算得出。PPEt表示t年的固定资产总额。该模型的残差项表示可操纵应计利润(AM),也是本文的应计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

(3)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选择。为检验管理者如何选择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本文使用以下模型来估计:

假设1预计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二者各自的成本。当应计盈余管理相关的成本高时,企业则选择真实盈余管理,反之亦然。因此,方程(4)中的β2和方程(5)中的γ2都预计为正。因为每种盈余管理方法都受其自身的成本约束,所以方程(4)中的β1和方程(5)中的γ1都预计为负。正如上面所讨论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在年末之前被采用,在此之后管理者仍可基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整应计盈余管理的活动(如假设2)。真实活动操纵的程度是由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和其他公司特征决定的,而不是由应计的盈余管理活动实现的结果决定。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不仅受盈余管理活动的成本决定,还受到真实盈余管理实现的结果。H2预测当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低(高)时,管理者会提高(降低)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该假设也说明了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之间的替代关系,则方程(5)中γ3符号预计为负。模型(5)中的Unexpected RMt是模型(4)的残差项。

(4)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有些管理者可能会发现其成本高,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公司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Woo(1983)认为,市场领导者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因为他们在与供应商和客户议价,吸引投资者的关注以及影响竞争对手等方面累积了更多经验。因此,市场领导者企业的管理者采用的真实活动的操作成本更低。对于一个财务健康状况不良的公司,管理者可能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成本过高,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高运营。Graham(2005)发现,CFO们承认如果公司处在负健康的状况时,那么管理人为了企业得以生存,更容易通过高成本的盈余管理活动改善财务报告结果。此前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起到降低实际活动操纵一个监督作用,因为当监督机构投资者密切关注时,管理者很难操纵真实活动。Bushee(1998)发现,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企业是不太可能削减研发开支,以避免盈利的下降。Roychowdhury(2006)也发现机构所有权和为减少损失而进行的真实活动负相关。因此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真实盈余管理的发生的要求越高,导致其成本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择三种与真实活动操纵相关的费用。首先是年初市场领导地位(Market_Sharet-1),Market_Sharet-1用公司的销售额占行业总销售额的比来计算。第二个与成本相关的是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使用阿特曼的Z得分公式(Altman1968,2000)衡量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

用年初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ZSCOREt-1)表示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之一。ZSCORE值越高表示财务健康状况越良好,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越低。第三个是机构投资者的影响。用年初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INSTt-1)来衡量。INSTt-1的值越大表示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越高。Market_Sharet-1、ZSCOREt-1与INSTt-1三者之和为模型(4)和(5)中的Cost of RMt。

(5)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本文考虑了两种类型的应计盈余管理成本。使用以下4个指标来代表这些成本。前两个与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审查有关。第一个指标Big4t,表示公司的审计师是否是四大之一。有研究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观测应计利润来审查企业的盈余管理情况(De Fond and Jiambalvo,1991,1993;Becker et al.1998;Francis et al.1999)。这是因为他们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比,经验更丰富、资源更多,且具有较高的声誉风险。第二个指标是是否已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如果该会计年度是2011年以后Guidet等于1,否则为0。该配套指引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对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审查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方红星、金玉娜(2011)发现《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降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方式和手段发生了变化(刘启亮等,2011)。另外两个指标衡量企业会计制度的灵活性。第一个指标是针对以前年度应计盈余管理。由于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灵活性和预提费用转回的限制,管理者本期操纵应计利润的程度受到以前期间计提费用的限制。采用Barton and Simko’s(2002)的方法,用资产负债表衡量以前年度的会计选择,即将年初净经营资产夸大程度(NOAt-1)作为前期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的指标。由于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应反映在过去的异常收益也反映在当期的净资产上。因此,如果企业在以前年度进行了应计盈余管理,那么当年的净资产会被夸大,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与年初净经营资产的夸大程度正相关。NOAt-1=1表示年初净营运资金除以当年的销售额的比值大于样本中位数;否则NOAt-1=0。第二个指标是经营周期(Cyclet-1)。公司的经营周期越长,应计盈余管理活动的灵活性就越强。因为他们有更高的应计费用和较长的应计费用转回时间。采用Dechow(1994)提出的经营周期计算方法,经营周期=应收账款天数+存货天数+应付账款天数(都从年初开始算)。综上所述,Big4t、Guidet、NOAt-1、Cyclet-1之和为模型(4)和(5)中的Cost of AMt。

(6)控制变量。模型中控制变量包括资产收益率和股东权益回报率控制企业绩效;总资产对数控制企业规模;市净率控制公司的增长速度;年度指标控制每年的经济条件。本文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

表2中,A组报告了生产成本、可自由支配支出和总应计项目(即模型(1)至(3))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模型的平均调整后的R2为95.2%,可自由支配支出模型的为55.7%,应计利润模型的为62.5%,表明这些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利用相关模型估计的残差项衡量生产成本,可自由支配支出,以及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异常水平。异常生产成本(RMPROD)和可操纵应计利润(AM)的值越高表示通过生产过剩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和应计盈余管理活动越多。将可自由支配支出的估算模型的残差项乘以-1(RMDISX),该值越高表示的真实盈余管理更大程度上是削减开支。RMPROD和RMDISX的总和作为真实盈余管理(RM)的总水平替代变量。表2的B组报告了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的描述性统计。对样本进行1%的缩尾处理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2的C组。RMPROD和RM,以及RMDISX和RM之间具有相关性,因为RM是这两个值的总和。RMPROD和RMDISX(Pearson相关系数为0.3562)之间正相关,RM和AM(Pearson相关系数为0.0981)正相关关系,表明公司既使用真实盈余管理也使用应计盈余管理。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

表3Panel A报告了模型(4)和模型(5)中的主要测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所有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的问题。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平均行业市场的占有率为10.4%。根据Altman(2000)的定义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Z得分介于2.750至2.675之间,样本公司平均Z得分为3.978,由此可发现多数公司财务健康状况良好。机构投资者平均持股比例为24.7%。Big4的平均值显示,6%的样本年度是由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内部控制指引颁布后的观测值占63.7%。NOA的平均值为52.3%,这表明大约一半的样本公司净营运资产超过行业中值。样本公司平均营业周期为125.725天,资产收益率为6.6%,股东权益回报率为13%,市场与账面值比率为4.147。表3Panel B报告中的主要测试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RMprod和RMdisx(相关系数0.3768)之间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企业会同时使用这两种类型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其他显著的相关性包括INST和Size(相关系数0.06)之间正关系,与以前的研究一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大(O’Brien and Bhushan1990)。Market_Share和Size(相关系数0.5807)之间正相关,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在他的行业中可能享受更大的市场份额。

表4为模型(4)和(5)的回归结果。根据H1预测,RM和AM预期会与各自的成本因素负相关,回归结果与该假设是一致的。模型(4)回归结果中,Market_Share和Z得分的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享有更大的市场份额的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其真实盈余管理的水平更高。这些公司在行业拥有的竞争优势和良好的财务状况使他们对于业务的选择更具有灵活性。INST系数与预测相一致为负(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发挥更大的约束作用。模型(5)回归结果表明,所有与应计盈余管理相关的成本系数与H2预测的符号相同(至少在5%水平上)。Big4的系数是负的,这表明审计公司具有较高的声誉,更有可能限制企业尝试操纵应计项目调整盈余的可能性。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使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样本年度只占6%。Guide系数为负,表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后,监管审查可能更加严格,需要经过更高层次的会计实务推敲,因此降低了应计盈余管理的可能性(Cohen,2008)。NOA系数为负和Cycle系数为正,表明应计盈余管理活动受企业会计灵活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夸大的资产负债表是由于过往年度应计项目的操纵,而对经营周期较短的企业的应计项目的操纵成本较高。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四)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H2预测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有替代关系。如果年末真实盈余管理未实现的结果较高(较低),管理者会操纵更少(更多)应计盈余管理活动来抵消(弥补)。这意味着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未实现的水平之间负相关。表4模型(5)中Unexpected RM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支持H2。管理者根据可观察到的成本因素确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根据年末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增或调减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总之,使用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可以发现管理者选择两种盈余管理策略的方式与研究结果一致。首先,与H1预测一致,管理者会考虑两种方法的成本。那些行业中竞争地位较低的,财务状况较差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真实盈余活动操纵往往容易受限,因而他们的管理者更倾向选择应计盈余管理。而那些受到严格监管审查的,以前年度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较大的,经营周期较短的公司更倾向于相对他们而言成本较低的真实盈余管理。其次,管理者替代性的选择两种盈余管理方法。当真实盈余管理结果过高(低)时,管理者会减少(增加)应计盈余管理活动,支持H2:管理者会根据当年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整应计盈余管理的数量,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不确定性负相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那些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之所以倾向选择真实盈余管理,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审查,以前年度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较大,或是经营周期较短;而愿意选择应计盈余管理的往往是因为其行业市场竞争力较弱,财务健康状况较差,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研究还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为替代关系,后者的水平与年末前者未实现的结果负相关。表明年末管理者会根据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整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二者的替代关系表明,只关注一种盈余管理方法并不能完全解释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对于监管机构来说,越来越多的审查或限制会计工作的自由裁量权并不能消除完全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可能只是改变了管理者对不同盈余管理方法的偏好。监管机构根据管理者选择盈余管理方法的过程分析,可以采取更有效的监管。(1)增加盈余管理成本,有效减少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管理者企图通过盈余管理实现其自身的目的,但盈余管理的使用受到管理成本的制约。这就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和审核强度,减少盈余管理的操纵空间。(2)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针对性考虑其对盈余管理方法的选择。针对那些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审查的,以前年度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较大的,以及经营周期较短的公司,监管机构更关注他们对日常交易活动,针对那些行业市场竞争地位较低的,财务健康状况较差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往往调整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空间小难度大,更应关注他们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情况。(3)不同时期盈余管理的方法和程度存在差异,监管机构应在特定时间给予关注。一个会计年度内真实交易活动发生频繁,管理者调整真实活动的空间很大,对不确定发生时间和金额数量的交易活动监管难度较大。此外,年末至年报披露日之间管理者操纵应计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增加,监管机构以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该段时间的会计估计、会计政策变更应给予关注。

参考文献

[1]刘启亮、何威风、罗乐:《IFRS的强制采用、新法律实施及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1年第1期。

[2]Fields,T.,T.Lyz,and L.Vincent.Empirical Research on Accounting Choic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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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ychowdhury,S.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T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

[5]Cohen,D.,and P.Zarowin.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

[6]Dechow,P.,and C.Shakespeare.Do Managers Time Securitization Transactions for Their Accounting Benefits?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

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分析 篇8

逆向物流是指把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信息从消费端高效地低成本流回到其初始点的规划、实施和控制的过程,其目的在于重新获取价值或对其适当处理。

1、逆向物流产生的原因。可以根据逆向物流产生地来归纳逆向物流产生的原因。(1)由生产商产生。此种原因产生的逆向物流主要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因原材料剩余,产生废料或副产品,产成品不合格等而发生的回收过程。(2)由分销商产生。有两种逆向物流,一种是在分销的过程中回收,另一种是分销以后回收。前者是因为质量问题或者过时过期问题而返回。后者是为了节约资源而重新循环利用。(3)由消费者返回产生。这种方式产生的逆向物流有三种形式:退货,更新或修理需要,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终止而返回。

2、逆向物流的过程。逆向物流有四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沿着正向供应链的原路返回;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二级市场或其他的渠道重新加入流通;第三种是将产品经过收集,分类,加工和再处理,使得其进入闭环供应链的循环中;第四种便是将无法再重新利用的填埋或焚烧。

具体的逆向物流的过程包括,收集、检测/分类、再处理、再分销及废弃处理5个过程(见图一)。

二、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优化

逆向物流的实施需要企业注入各种人财物的资源,而只有当逆向物流的收益大于所投入的成本时,企业才会去主动投资开展逆向物流。

根据逆向物流的产生原因和过程可以初步确定其成本一般包括:收集成本,运输成本,库存成本,过期损失造成的成本,分拣成本,处理成本,翻新和重新包装成本等,而逆向物流有起始点,回收点,处理点,以及消费市场这4个阶段。本文便从这四个阶段出发分别研究他们在实施逆向物流的成本和收益。

在分析之前,先介绍几个变量:

i:第i个起始点;l:起始点的总数。

j:第j个回收点;m:回收点的总数。

k:第k个处理点;n:处理点的总数。

h:第h个消费市场;o:消费市场的总数。

1、起始点。

逆向物流的起始点可能来自消费者也可能来自零售商。对于这类主体,显然不存在任何收益,只需对其进行成本分析。起始点的成本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退还过程中的运输成本;另一个是部分的回收处理费用,这部分费用主要体现在购买时所付出的代价上。

假设起始点产生的逆向物流的产品数量是可知的,设ai,i=1,2…l为第i个起始点产生的产品数量。qij1,表示起始点返还给回收地j的产品数量,其中j=1,2…m。则从起始点到回收点的运输成本为cij1=Cij1,(qij1)。

另外,起始点所支付的回收处理费用则由起始点的购买价格和回收价格决定,即为pij1。

由此可以列出起始点的成本表达式为

2、回收点

回收点主要负责产品的收集,检测分拣以及到处理点的运输,同时回收点还会将分拣出来无用的产品作填埋处理。对于这类主体,他们所取得的收益一部分来自于起始点所支付的回收处理费用,一部分来自出售给处理商时的收入。而其所主要面临的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对于无用产品的填埋处置成本以及检测分拣成本。

设表示回收点j交给处理点的产品的数量,其中k=1,2…n,n+1。则为作填埋处置的产品量。表示回收商向处理商收取的回收产品的价格。

令表示填埋的价格,又设运输成本为:

回收商j进行检测分拣和仓储的成本函数设为:cj=Cj(qjk2)

则回收地的成本收益可以表示为:

3、处理地

处理地主要是对收集到的可用的产品进行翻新加工,再将处理后的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同时还要将处理过程中所剩余的废物进行填埋处理。处理地所取得的收益来源于产品的销售收入。其成本则主要包括:回收物品的采购成本,加工再制造成本,运输成本以及填埋费用。

同上我们可以得出处理商的收益为:

4、消费市场

逆向物流对他们也不存在收益,而其成本表现为购买再处理产品时的支出,而该支出正是产品为达到市场供求平衡的市场价格。这里不作讨论。

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优化就是试图使各个阶段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结合逆向物流的各个主体采取适当的行动和对策。这就是本节要讨论的内容。对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优化途径主要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需要求出当收益达到最优时各个变量的值,这一部分要应用运筹学的知识。前面已经建立了逆向物流成本收益优化的目标函数,本节主要研究其约束条件;第二部分是逆向物流的各个参与主体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

1、约束条件的建立

(1)所有变量非负

(2)各个主体存在的数量l,m,n,o非负且不等于零

(3)所有的产品须全部返回即

(4)收集点收集到的产品要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等于起始点产生的产品,即

(5)同(4)得,

2、优化逆向物流

(1)减少逆向物流中的产品流量。从对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得出,其主要成本都是产品流量的函数,并且推理可得均与成本成正比,因此要使逆向物流达到最优,需要减少开展逆向物流的成本,即减少产品的流量。而减少产品流量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实现产品的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以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能源和保护环境为设计原则,目的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种就是要加强对起始点的控制。即在逆向物流的起始点对回流的商品进行审查,制定适当的回收策略。在逆向物流实施初期,企业主要采用宽松的回收策略,这样会让企业承担很大的风险。为了减少逆向物流的成本,企业需采取适当有限制的回收策略。

(2)提高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提高企业对退货的快速反应能力,可以为企业赢得信用,并且较准确的进行预测,这样能为企业节省大量的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建立逆向物流的管理信息系统,将逆向物流与先进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信息系统是整个供应链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持,能使相关的业务部门环环相扣,从而取得巨大收益。

(3)将逆向物流中的各个参与主体结合。即构建一个基于供应链范围的逆向物流。逆向物流的开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各个主体独立的开展实现,会增加库存成本,运输成本以及需求的响应会非常迟缓,服务水平低,最终导致顾客价值下降,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加强整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良好的信息流通能力,缩短逆向物流的业务运作渠道和时间,降低生产的复杂性。

三、结束语

逆向物流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而物流的成本收益研究又是逆向物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不同的逆向物流的参与主体的基础上,利用运筹学的知识量化分析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动因,揭示问题,提出企业可采取的相关策略,实现逆向物流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

摘要：本文研究了逆向物流构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成本收益分析。首先介绍了逆向物流的相关概念，分析了逆向物流产生的原因和流程。然后根据相关的理论，研究了逆向物流四个阶段的成本收益组成，并且建立优化模型，最后根据建模结果提出了优化逆向物流的几点相关策略。

关键词：逆向物流,成本收益分析,优化模型,策略

参考文献

[1]谢家平，陈荣秋．产品回收处理逆向物流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型[J]．中国流通经济，2003，(1)：25-28．

[2]杨汝梁．逆向物流的形成原因及价值分析[J]．企业经济，2005，(3)：25-27．

[3]Linch S.Bellman.Reverse Logistics:Current Trends and Practices in the Commercial World[J].Logistics Spectrum, 2002,36(3):4-8.

[4]柳键．供应链的逆向物流[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2，128 (6)：11-13．

逆向物流成本收益优化分析 篇9

伴随电子商务的兴起, 产品退货、报废产品正日益增多, 逆向物流这一概念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人们对物流管理的理念也从前向物流转向逆向物流。在激烈的市场环境竞争下, 商家的退货政策成为吸引顾客进行购物的一个重要砝码, 但与此同时, 频繁的退货也加剧了企业的成本, 降低了企业的收益。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 降低成本, 增加收益, 我们就必须加强对逆向物流成本收益优化的研究。

1 逆向物流的定义

Jame S.R.Stock在1992年时最早提出关于逆向物流的概念, 他认为产品从买方回到卖方、产品的二次使用、产品的报废处理以及产品的再制造等活动都属于逆向物流的范畴[1]。

在中国, 被广泛采纳的关于逆向物流的概念是来自《中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 (CB-T18354-2001) 的对其界定。它根据商品价值的大小把逆向物流分成两种:①回收物流 (Returned Logistics) :在这一部分当中, 质量不符合生产规范的半成品、成品等经过返修、再制造等流程可重新具备应有的使用价值。②废弃物物流 (Waste Material Logistics) :在这一部分当中, 产品基本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或者原有价值, 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分类、运输、焚烧、掩埋等, 但这一部分废弃物产品并不是不存在任何价值, 例如某些废弃物物流在焚烧时, 会产生能源。因此, 要对其进行合理应用[2]。

综上, 逆向物流是对废弃产品、有缺陷商品以及废弃材料等不具备正常使用价值功能的产品进行再利用的过程, 同时也是提高能源利用率、资源的使用率以及进行生态保护的过程。

2 逆向物流的成本构成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逆向物流的成本包括回收物流的搜集成本、测验成本、零件再造成本、材料二次利用成本、填埋成本和废弃排放支出费, 以及废弃物流的搜集成本、预处理成本、废弃物填埋成本和废弃物排放环保费用[3]。具体如图1。

3 逆向物流的收益构成

企业在进行逆向物流管理的同时, 不仅保护了环境, 履行了应尽的社会责任, 而且降低了企业的能源消耗, 提高了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同时由于产品再回收、再利用, 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逆向物流的收益主要分为零部件再造所获得的收益, 材料二次利用收益, 能源回收效益, 仍具有某些使用价值的废弃产品二次出售获得的收益, 环境保护收益, 政府支持所获得的收益[4]。具体如表1。

4 逆向物流成本收益优化模型构建

在逆向物流过程中, 逆向物流的成本主要发生在起始部分, 本文模型假设物流过程中其他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逆向物流的收益主要包括逆向物流的再造收入以及逆向物流的材料再生收入, 本模型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 来构建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优化模型[5]。

①起始成本用C1表示, 主要包括运输费用、支付回收物品的费用以及存储费用。

其中:P1m指支付m回收品所需要的单位费用;

Q1m指支付m产品的数量;

P2m指m产品的单位运输成本;

Q2m指支付m产品运输成本的数量;

P3m指m回收品的单位存储成本;

Q3m指m回收品的存储数量;

(2) 逆向物流的再造收入

再造收入用Rm表示

其中:P3m指再造后产品m用于二次销售的销售收入;

Q3m指再造后产品m用于二次销售的数量;

P4m指产品m经过再制造后具有产品原有实用价值从而节约的企业成本;

Q4m指可再制造产品m的数量;

P1j指再造后的零部件j用于二次销售的销售收入;

Q1j指用于二次销售的零部件j的数量;

P2j指零部件j经过再制造后具有零部件原有使用功能从而节约的企业成本;

Q2j指可再制造零部件j的数量;

Wmj指再造后参与物品m制造的零部件j的单位重量;

Qmj指再造后参与物品m制造的零部件j的数量;

Pmj指再造后参与物品m制造的零部件j为企业所节省的环境污染支出费;

③逆向物流的材料再生收入

材料经过再生处理后, 既可以作为产品的生产材料进行出售, 也可以作为企业的生产原材料, 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材料再生的收入用Rp表示,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5m指材料m再生后用于二次销售的单位价格;

W5m指再生后用于二次销售的材料m的重量;

P6m指材料m再生后参与产品生产、制造所节省的企业成本;

W6m指材料m再生后参与产品生产、制造的总重量;

综合以上分析, 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计量模型为:

5 结论

通过模型我们可以看出, 要想提高逆向物流的收益, 就必须不断提升企业的再造能力及再生、回收能力, 同时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环境污染的监管,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以此来约束企业的破坏环境行为;另外, 政府还要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 激发企业保护环境、进行逆向物流管理的热情, 从而使政府的相关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最后, 要动员广大的消费者参与其中, 消费者是逆向物流的起点, 逆向物流的管理离不开广大消费者的参与, 政府要积极的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 通过各种渠道促使消费者养成绿色生态环保意识, 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 最终使消费者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优化工作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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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绪芳.逆向物流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运作流程设计[D].安徽:合肥工业大学, 2007, 12 (8) :5-7.

[3]季金震.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物流成本研究.物流科技, 2014.

[4]朱权, 廖秋敏.成本收益与逆向物流系统构建[J].物流工程, 2008 (4) :72-73.

中国NGO的成本收益分析 篇10

一、NGO的假设条件就是存在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

市场只有在完全竞争下才能发挥其最大功能, 但完全竞争是一个不现实的假定。当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状况发生时, 如信息不对称、寡头与垄断、交易费用、外部性、规模不经济, 特别是当经济不稳定隐含巨大风险、需求量过小时, 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企业没有诱因进入市场, 就发生了市场供应状况失调的现象, 从而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表现在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政府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经常被忽视与牺牲;同时由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失误, 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以及政府“寻租”。因此, 经济社会中存在非政府组织NGO得以发展的“外部利润”。由于这种“外部利润”的存在表明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从而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改进的结果就是设立一种独立于市场和政府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 使这种“潜在的利润”内部化, 使现存制度下的“潜在利润”转化为真正的能够获得的“利润”, 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二、帕累托改进情况下, NGO的发展轨迹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 模型的基本假设

1、资源的稀缺性假设

2、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假设

3、外部效应普遍存在

4、存在交易费用

(二) 分析工具: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当交易费用>0时, 有限理性人只有在其行为的预期收益>预期成本 (即R>C) , 才会采取行动。而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即M R=M C) 时, 实现了最大的净收益 (N R=R-C) 。

收益主要有N G O的发展过程接受的捐助、补贴与财政拨款, 激励水平上升而导致的NGO产出收益 (如观念、时间、服务) 的提升, 社会效应等;成本主要有创立成本、脱序成本、改善成本、适应性成本、消除N G O变迁中的阻力的费用等。

(三) 、理论基础:“统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递减”

1. 模型描述:

当一种效率趋向性的NGO生成之后, 由于其遵循同一轨迹下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 导致NGO总收益、边际效益的变化可能如图一所示。净收益曲线TR在曲线边界之下, 当上升到一定的水平时就呈下降的形态。由于NGO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互补程度和环境适应性决定了其最高收益水平, 所以净收益曲线M E曲线重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而且NGO得以继续发展, 其收益肯定是大于成本的, 所以收益曲线TR一般位于TC的上方, 据此得出净收益曲线TE=TR-TC, 由此得出边际收益曲线M E, 在E点的边际效益最高, 在F点的边际效益为零, 此时净收益达到最大, 其发展效果最好。

(四) 制度变迁边际效益ME变化原因的理论分析

1、边际收益的上升。

制度的边际收益曲线在E点之前上升较快, 斜率的绝对值较高。这主要是因为:⑴当同一轨迹下的NGO制度变迁成本一般而言是比较高的, 在这一期间主要是创立成本、脱序成本等。⑵NGO成立之后, 变迁的转换成本成为“沉没”成本, 制度的运行成本成为最主要的成本模式。而制度的运行成本在制度的变迁是效率取向的前提下不会很高, 此时所付出的主要是新旧制度的摩擦成本, 而此时的制度运行成本不会很高, 主要是一些改善成本和适应性成本。⑶随着NGO的不断完善, 上述成本逐渐被分摊完毕。同时, N G O能够给予人们更大的激励, 制度收益的生成速度提高, 净收益水平也随之急剧上升。因此制度边际收益曲线呈现急速向上的形态。

2、边际收益的下降。

制度的边际收益经过E之后趋于下降。制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激励的新鲜感, 投入水平会趋于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互补程度和环境适应性越来越差。在E点非政府组织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和环境适应性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此时再增加NGO制度的供给, 其激励水平的产出下降,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会越来越不适应与环境的变化, 与环境的摩擦成本升高, 从而其边际收益下降。

三、我国现阶段NGO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

中国N G O正处于其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 发展极为不完善, 而且内外部效率的缺失, 造成了中国的NGO的交易费用太高, 收益很低。因此, 从总体上来说, 中国N G O经济模型中收益曲线要比帕累托改进状况下的收益曲线要低, 而中国N G O经济模型中的成本曲线要比帕累托改进状况下要高。

(一) 成本收益模型的建立

(二) 中国NGO模型具体分析

1、成本较高因素分析

⑴, 其创立成本、脱序成本相对而言比较低, 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导致更高的交易费用。⑵, 政府对NGO管理体制, 很不到位。中国政府对NGO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双重管理体制。⑶, 有关于N G O的立法很不完善, N G O的立法层次和质量不高, 缺乏可操作性, 导致我国非政府组织资源失效配置, 产权不分, 组织行为的不确定性。⑷, 中国NGO自主性很差, 对于政府主导地位的依赖, 引致了第三部门严重的“寻租“行为。⑸, NGO专业化特征不明显, 缺乏科学的管理和组织策划, 造成了更大的资源浪费。

2、收益较低因素的分析

内外部效率的缺失以及外部的低效率导致中国N G O的运行的收益较低。

中国N G O在其内部运行机制上面临的问题:⑴缺乏人才, 具有较高学历和高技术人员的比例还是很低, 使得NGO迈向现代化与专业化的进程依然是很大的挑战。⑵缺乏资金, 中国NGO社会号召力和社会公信力不足, 导致中国NGO获取资源的能力较低, 收入来源渠道狭窄, 收入结构及不合理。这样就会导致中国NGO不能提供充足的、持续的、稳定的产品与服务, 造成公益产品的严重不足。⑶目前中国的NGO组织依然采用的是旧的管理制度, 在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和监督, 公益对象和公益方案的制定与履行具有浓厚的个人偏好, 这样就会导致运营策略会出现失误, 同时组织的凝聚力不高, 组织的运作效率低。⑷, 组织目标错位, 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个人谋取私利,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造成公信力下降, 支持率下降, 更加不利于获取社会资源。

中国N G O在其外部运行机制上面临的问题:⑴经费来源, 目前经费来源大多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 很多都是在为政府政策、理念服务, 独立从事公共事务的程度有限, 其社会性、公共性就不足。⑵严格的准入制度和双重管理体制, 严重侵害了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使运作灵活性受阻。⑶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不足, 导致其自身的募款模式和途径比较单一, 获取资源的能力有限,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⑷立法工作滞后于NGO的发展, 公益行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⑸对政府主导路径的依赖。政府主导地位的N G O在初始阶段有助于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建立, 有助于推动诱致性NGO的变迁, 但是在后续过程中政府主导作用制度的变迁有存在很多弊端。这样, 建立组织内部科学的管理体制, 健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完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的运行成本, 改善成本, 适应性成本以及消除变迁中的阻力费用颇高。

四、提高我国NGO效率的措施

要想改变我国非政府组织低效率的现状, 我国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 通过制度的完善, 来提高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效率, 降低成本, 提高净收益, 实现F’点向F移动。

1、控制NGO变迁成本进行合理的成本分担。

针对中国NGO的特殊性, 因该采取合理的措施降低交易中的交易费用。⑴内部制度化, 将NGO制度变迁中尚未制度化的制度重新用制度来规范, 有组织自行承担, 其主要内容就是建立组织内部科学的管理体制, 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和组织策划机制,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NGO内部监督机制, 降低其创立成本和改善成本以及额外的交易费用, 提高组织绩效。⑵外部制度化, 外部内在化主要是由政府承担, 通过科学与规范的管理制度、提高NGO立法层次和水平以及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 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 使NGO充分发挥其公共性, 真正享有生存与发展的实质空间。⑶加强中国NGO机构的监管。监管主要是主要是指组织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 其中外部监管主要是指政府部门的监督以及社会力量的监督。政府要加强对NGO的行政问责制度, 同时加强捐赠者的监督、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督以及媒体的监督。

2、努力提高非政府组织变迁的收益。

一个有效率的组织的制度安排关键在于把组织个体的努力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⑴应该保证服务对象的公平, 在此基础上在增加中国NGO服务的多维性, 提高服务质量。⑵建立合理的NGO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对内部人约束的机制组织自律和内部人控制的约束机制, 避免资金的无效使用和以权谋私的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另外还应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内部管理, 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流程, 同时全方位的对其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制定合理的运营策略, 培养专业化的人才, 努力提高NGO的运作效率、获取资源的能力、组织的凝聚力。⑶建立和完善NGO激励机制, 积极开展一定形式的的“促销活动”及适宜的公共关系, 并不断改善自身的形象, 追求效率, 追求社会效益和行动效益的最大化, 努力提高中国N G O的公信力。

3、有效选择N G O制度变迁的方式。

对于我国而言, NGO的制度变应该采取诱致性变迁的方式。这是由于中国NGO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而且NGO制度诱致性变迁的条件已经具备。在中国NGO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通过降低变迁中成本及阻力费用, 将使中国NGO的净收益增大, 这将使得NGO的诱致性变迁更加容易。同时通过政府给予NGO适当的补贴或其它优惠, 政府的号召、引导和组织, 相关配套制度的设计和创新, 建立清晰的产权和权利标准, 提供选择性的激励, 引导NGO和个人走上公共利益的轨道。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 对公益服务需求增加, 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益性产品的“供给价格”, 增加了变迁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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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设及一个验证,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篇11

关键词：东亚；货币一体化；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101-02

1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成本分析

（1）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丧失货币发行权，丧失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调节本国或地区经济的成本。

东亚货币一体化是各个经济体货币一体化的汇率稳定机制，若要充分发挥其稳定性，必须满足其经济政策、法规和经济指标趋同，这就部分地限制了成员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权利，也意味着成员的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不同程度的丧失。

即使在不完全的货币同盟内，货币区内部的固定汇率制也要求各成员国实行统一的或紧密协调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成员国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自由。

（2）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中央银行部分或全部丧失最后贷款人角色也会丧失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能力。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不能发挥最后贷款者的作用。成员国地区政府减弱了对银行体系的救助和控制能力。在独立的货币制度下，如果商业银行出现暂时困难，出现挤兑的风潮，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增发货币的形式对商业银行提供紧急援助，通过稳定银行体系来稳定经济。但是，在区域货币一体化体系中，各成员中央银行只能通过持有超额外汇储备或向区域内共同的中央银行争取紧急贷款的方式对商业银行进行救助，其效率和强度都极为有限，从而难以对商业银行提供有效的救助。

（3）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丧失自由选择经济目标的成本。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有的国家可能会选择低通胀从而愿意接受高一点的失业率，而另外一些国家可能愿意牺牲低物价水平以此来换取高的就业水平。浮动汇率通常可以让一个国家更有权选择适合于本国的经济目标。东亚货币一体化就意味着这种选择空间会大大缩小，如果区域内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推行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它将很快面临着来自于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压力，因为在汇率相互固定的情形下，物价的上涨很快会传递给区域内的其他成员。

2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分析

根据保罗·霍尔伍德和罗纳德o麦克唐纳的总结，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是巨大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提高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使用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发挥货币的规模效益。

实现东亚货币一体化，原来各成员之间的外汇交易成本就会消失，节约的成本是十分明显的。如在区域内从事跨国或地区交易的企业，以共同货币进行交易与在此之前使用多种货币进行交易相比，交易费用的节约将使成员国在与区外国家竞争时拥有成本上的优势，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出口竞争力。欧盟委员会曾对欧洲货币统一所带来的收益做过评估，数字在每年130 亿~200亿欧元之间。降低或取消了货币兑换的成本，这无疑是货币联盟产生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收益。

（2）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减少汇率波动性及由此带来的外汇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东亚货币一体化意味着各国在宏观政策上的广泛一体化与集中管理，实行统一的对外收支政策。因此，一旦成员国决定加入货币区，汇率的不确定性将大大降低，能降低决策成本。稳定的汇率必然会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产生所谓的“贸易及投资创造效应”，从而带动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最终带来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提高。外汇风险的消除本身大大降低了资金成本，因风险下降刺激投资并引起投资收益增加，从长期看又可以使GDP增长 5%-10%。同时，货币区的建立和汇率风险的消除可以避免借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3）货币一体化促使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节约外汇储备。

东亚货币一体化可以促进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金融市场有效规模的增加可促使规模经济的实现，从而节约融资中介过程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所占用的各种资源。同盟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所施加的所有管制的消除，将通过更具有理性的投资决策而加强配置收益。作为各成员之间资本投资收益趋同的结果，联盟内证券交易的增加，也会提高资源配置收益。

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为维持固定汇率而进行的储备合作安排，可以避免过多维持外汇储备造成的资源浪费，特别是单一货币，可以大大减少外汇储备。而且所组成的单一货币对第三国货币的稳定性更强，这也会减少持有储备的需要。以欧盟为例，欧元启动前，欧元区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总额超过3000亿埃居，欧盟中央银行成立后全部储备要求不超过500 亿埃居。东亚货币基金(AMF)不仅可以为成员国在受到外来冲击时得到及时的保护以稳定经济和汇率，而且节约外汇储备。

3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综合分析

我们采用组别分析法，按照大小、先进程度、开放度等，将东亚国家和地区分为在某一方面有共性的若干小组，进行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结论：大国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其放弃本国经济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很高，放弃发行本国货币所损失的财政收入也很大，转换成本相对也较大。因此从劳动生产率方面看，东亚货币一体化对亚洲“四小龙”会很有好处，而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来说，则成本很高；而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则成本更高；对于开放度高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来说，它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密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已经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因此它们比封闭的经济体更乐意推动东亚货币一体化。从这些分析表明，中、日、韩属大国，“四小龙”和“四小虎”开放度高，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它们之间进行货币合作的净收益比较大，在它们之间建立货币联盟，是可行的一条道路。金融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是復杂的，每个经济体加入金融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各异，很难进行数量化的分析，以得出加入联盟的净收益是多少。但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加入货币联盟给亚洲各经济体带来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实现东亚货币统一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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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篇12

江苏沿海滩涂总面积69.07万hm2, 约占全国滩涂总面积的25%, 现在仍然以每年1340hm2的速度不断淤长, 沿海滩涂水产养殖发展潜力巨大。目前, 江苏沿海滩涂大型池塘养殖模式也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取得了较好的养殖产量和养殖效益, 特别是大型池塘淡水鱼养殖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产业, 然而随着近年来水产品价格波动、消费喜好、病害及养殖成本上升挤压等因素的影响, 养殖风险也不断加大。因此, 开展沿海滩涂大型池塘养殖成本收益调查, 分析近年来沿海池塘养鱼发展过程中影响成本的不利因素, 对拓展池塘养鱼利润空间, 促进江苏省沿海大型池塘养殖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江苏沿海淡水养殖基本概况

江苏拥有大陆标准岸线长954km, 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 南至长江北口, 其中砂质海岸30km, 基岩海岸40km, 粉沙淤泥质海岸884km。在淤泥质海岸中, 除连云港大板跳至射阳河口、海门东灶港至启东蒿枝港两岸段的218km海岸处于侵蚀状态, 其余的666km海岸均为淤长型岸段, 尤以射阳南部和大丰、东台滩涂淤长速度最快, 为江苏沿海滩涂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江苏沿海滩涂行政上隶属于南通、盐城、连云港3个地级市所辖14个县。

江苏滩涂开发以前主要以传统的围垦-养垦-种植农业开发模式为主, 上世纪90年代, 江苏沿海滩涂大开发带动了沿海淡水水产养殖业迅速发展。通过将原来荒滩生态系统人工地改变为较大水面的养殖水体生态系统, 单个池塘面积大多在6.7~13.4hm2, 进行滩涂围塘提水养殖淡水鱼类, 以快速改良沿海滩地盐碱化土壤。当初的水产养殖是粗放式放养模式, 养殖产量较低。虽然单位养殖产量不高, 但由于养殖成本较低, 市场需求量大, 鱼的品质好, 价格相对高, 养殖户承包的面积大, 总体说来, 滩涂养鱼经济效益较为可观。近年来, 随着沿海滩涂大型池塘堤埂硬化技术的应用, 精养技术的推广普及, 水产养殖机械的发展以及捕捞技术的改进等措施, 基本解决了大型池塘生产管理中投饲难、防病难、捕捞难等问题。养殖户敢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养殖成本的投入, 充分发挥大型池塘的优势条件, 有效地提高了单位养殖产量和效益, 目前淡水鱼养殖产量通常达14900㎏/hm2, 养殖效益的提高, 促进沿海滩涂大型池塘养殖业的发展, 提高了沿海滩涂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产出率。目前江苏省沿海滩涂大型池塘养殖鲫鱼的产量变化, 直接影响全国鲫鱼市场价格, 显示了其在产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从表1可以看出, 盐城、南通、连云港沿海三市的内陆水产养殖面积合计136508hm2, 占全省内陆水产养殖面积的23.87%, 内陆养殖产量101.64万t, 占全省的32.60%, 内陆鱼类养殖产量81.25万t, 占全省的34.67%, 以1/4不到的养殖面积提供了超过1/3的鱼产量。特别是大丰市, 内陆鱼类养殖产量占内陆养殖产量的90.78%, 内陆池塘面积占内陆养殖面积的98.30%, 内陆池塘养殖产量占内陆养殖产量的90.44%, 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75.14%、64.90%、72.58%) , 其它如响水、滨海、东台、灌云、灌南、通州等地上述占比也非常高, 说明江苏沿海地区的内陆水产养殖是以传统的鱼类养殖为主导。

2 沿海滩涂大型池塘养殖成本-收益分析

2.1 调查样本

2013年3月选择射阳、大丰两个江苏典型沿海滩涂水产养殖区进行了实地的问卷调查, 调查样本数40户, 调查对象养殖品种为大宗淡水鱼养殖。射阳样本点以射阳县芦苇开发公司为圆心辐射, 大丰样本点以大丰海丰缘水产专业合作社为圆心辐射。每户养殖面积从8.04到38.86hm2不等, 户均养殖规模21.77hm2, 每口池塘平均大小7.63hm2。

2.2 统计结果

2.2.1 成本构成。

池塘养殖环节的成本主要包括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 可变成本有苗种、饲料、肥料、药品、水电费和捕捞成本等, 固定成本有塘租、固定人员工资、固定资产折旧、贷款利息等。通过调查我们对射阳、大丰两地的大型池塘养殖成本作了汇总统计, 具体见图1、图2。

大型池塘养殖中可变成本比重占85%~89%, 固定成本比重占11%~15%, 饲料成本在总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 达一半以上, 占53%~62%, 其次苗种成本占21%~26%, 塘租成本占7%~11%。除饲料、苗种及塘租成本所占比重较大外, 其它各项成本比重很小, 仅占1%~3%。

2.2.2 经济效益。

射阳样本区大型池塘水产养殖投入产出比为1:1.21, 销售利润率为17.18%, 大丰样本区投入产出比为1:1.27, 销售利润率为21.37%, 大丰样本区大型池塘水产养殖经济效益显著高于射阳地区。

2.3 分析讨论

国内外对农业投入产出的研究很多, 主要集中在研究科技进步、产出构成要素结构分析和影响产出的要素分析上面。舒尔茨认为农业增长可以依靠农业投入增加、生产资料价值补贴和农产品价格保护、低利息贷款发放以及对教育和技术普及来实现。国内主要对影响农业产出的主要因素进行计量统计分析, 如徐忠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影响大菱鲆产出的主要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对养殖产出影响最为显著因素是大棚建设支出、饲料和苗种支出, 控制价格、饲料成本、苗种成本能提高牙鲆的养殖效益。在没有新工艺、新技术替代的情况下, 目前池塘养鱼的产量已经达到了池塘养殖的最大容纳量, 更高的投入产出是以牺牲养殖产品品质、养殖环境为代价换取的, 如何有效地控制养殖成本, 合理投入, 节省支出成为养殖户生产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2.3.1 苗种成本。

射阳样本区苗种成本30432元/hm2, 占总成本的21%, 大丰样本区苗种成本42567元/hm2, 占总成本的26%。两者差异较大主要由于射阳模式中苗种放养数量多, 但个体规格小, 总放养量少, 而大丰模式主要以放养大规格苗种为主。优良的大规格苗种具有较好的抗病性和较快的增重速度, 能有效缩短养殖周期, 减少饲料投入量, 所以适度的高苗种投入成本能综合降低总体投入成本, 增加经济效益。

2.3.2 饲料成本。

射阳样本区饲料成本89626元/hm2, 占总成本的61.9%, 大丰样本区饲料成本86865元/hm2, 占总成本的52.7%, 射阳样本区饲料成本占比较高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放养规格较小, 为了保证出塘规格, 整个养殖周期中饲料投入量较大。由于进口鱼粉及基础配料价格的不断走高, 饲料价格逐年提高, 加上养殖产量的增加, 饲料成本已占总成本的半壁江山甚至接近2/3, 养殖产业受上游饲料产业成本挤压逐年加剧。优质饲料虽然单价高, 但其转化率高, 饵料系数低, 营养均衡, 差的低值饲料虽然单价便宜, 但投入量大, 而且会污染养殖环境, 如何调整控制饲料成本的合理比例是影响总成本的主要因素。2.3.3肥料成本。射阳样本区肥料费成本328元/hm2, 占总成本的0.2%, 大丰样本区肥料成本2208元/hm2, 占总成本的1.3%。肥料主要用于养殖前期的池塘肥水, 有利于花白鲢的生长, 占比很小, 对总成本构成影响不大。

2.3.4 药品成本。

射阳样本区由于首次在该地区发现异育银鲫疱疹病毒病, 加上孢子虫等病害高发, 用药量多, 药品成本占总成本的3.3%, 大丰样本区病害相对较轻, 药品成本占1.6%。近年来, 异育银鲫的病害发生情况越来越严重, 由细菌性败血症、孢子虫感染综合征, 发展到目前的疱疹病毒Ⅱ型 (Cy HV-2) , 该病受水温影响较为明显, 水温20℃左右时最易发病, 生产中从4月至6月中旬是发病高峰期, 病原确认为造血器官坏死病疱疹病毒, 疫情发生后往往难以控制, 引起养殖异育银鲫批量死亡, 部分塘口几乎绝收, 该病目前无特效药治疗, 如果进一步传播扩散将进一步推高药品成本。

2.3.5 水电费成本。

射阳样本区水电费成本1656元/hm2, 占总成本的1.1%, 大丰样本区水电费成本3686元/hm2, 占总成本的2.2%。由于大型池塘受风力及自身调节能力的影响, 溶氧一般保持较高水平, 大功率的增氧机很少开启, 水电费成本较小, 主要是进排水及投饲机用电成本。

2.3.6 捕捞成本。

射阳样本区捕捞成本2059元/hm2, 占总成本的1.4%, 大丰样本区捕捞成本1985元/hm2, 占总成本的1.2%。目前沿海滩涂养殖已形成专业化、产业化的捕捞队伍, 捕捞技术和水平很高, 捕捞成本为6~7分/斤, 价格较为透明, 此成本稳定可控。

2.3.7 塘租成本。

射阳样本区塘租成本10597元/hm2, 占总成本的7.3%, 大丰样本区塘租成本18000元/hm2, 占总成本的10.9%, 两者价格差别较大原因主要由于射阳样本区离市区较远, 基础设施较差, 且养殖户大多为公司内部职工;大丰样本点交通便捷, 基础设施完备。随着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政策的推进和完善, 农业生产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不断加剧, 加上大量社会工商资本向农村转移, 一些交通方便、环境好的养殖塘口的塘租成本仍将进一步提高。

2.3.8 固定人员工资成本。

射阳样本区固定人员工资成本2014元/hm2, 占总成本的1.1%, 大丰样本区固定人员工资成本4447元/hm2, 占总成本的2.2%。射阳固定人员工资成本低于大丰的主要原因是射阳以传统的家庭生产作业为主, 较少聘用固定工人, 而大丰以大老板承包为主, 户均面积较大, 需聘用专业技工。传统的水产养殖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近年来随着自动投饲机及自动增氧机的普及, 大型池塘淡水鱼类养殖劳动力需求量不断降低, 目前一般一对夫妻可管理13.4~20.1hm2水面, 所以固定人员工资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较小, 但随着物价及外出务工人员工资的不断提高, 人员工资成本也有一定的上升压力。

2.3.9 固定资产折旧成本。

射阳样本区固定资产折旧成本716元/hm2, 占总成本的0.5%, 大丰样本区固定资产折旧成本1298元/hm2, 占总成本的0.8%, 两地由于是传统的水产养殖区, 池塘开挖较早, 成本较低,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较低,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部分塘口的老化坍塌, 需重新开挖或修缮水泥护坡, 此成本将略有上升。

2.3.1 0 贷款利息成本。

射阳样本区贷款利息成本2567元/hm2, 占总成本的1.8%, 大丰样本区贷款利息成本1208元/hm2, 占总成本的0.7%。射阳地区养殖户自有资金较少, 贷款较大丰地区多。池塘养鱼对资金的需求量大, 目前饲料销售模式是拉下一批饲料前结清上一批饲料款, 加上沿海滩涂都是大面积养殖, 单口池塘的资金需求量就接近百万元, 养殖户往往需要通过贷款周转完成整个养殖周期。目前民间或者小微借贷的利息为1分/月, 一般需借贷5~6个月, 在自有资金较少的情况下, 贷款利息成本压力较大。

3 小结及建议

3.1 引导养殖户更新养殖品种, 调整养殖产业结构

目前沿海滩涂大型池塘养鱼的总成本达到1~1.1万元, 纯利润仅为2000~3000元, 再加上病害等风险的存在, 大型池塘大宗鱼养殖已进入一个高投入、高产值、高风险、低收益的发展瓶颈期。传统沿海滩涂大型池塘养殖以异育银鲫养殖为主, 品种结构单一, 不适应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 容易形成区域性、结构性过剩, 建议重点加大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开发, 加大名优品种的养殖推广力度, 调整品种结构, 提高养殖效益, 抵御养殖风险。

3.2 建立区域性水产行业组织, 稳定水产销售价格

目前大型池塘淡水鱼类养殖还是以鲜销为主, 在集中时间上市, 容易造成大量商品鱼积压, 经纪人压价, 而养殖户由于信息闭塞及恐慌心理, 造成亏本抛售。销售价格的变动对养殖户收益影响非常大, 销售价格降低1块钱就往往导致养殖户大面积亏损。要保障养殖户的正常利润, 应当重点稳定水产品销售价格, 建议建立区域性的水产行业协会等组织, 公布水产品的销售指导价格, 以统一的品牌对外销售, 发掘品牌效益。同时指导养殖户优化放养时间及养殖模式, 做到错峰上市, 获取超额利润。

3.3 加大病害防控研发力度, 减少水产病害发生

疱疹病毒Ⅱ型 (Cy HV-2) 首次在射阳县的异育银鲫养殖中被发现, 该病具有较高的传染性, 在射阳、大丰、盐都、宝应等地集中暴发, 容易引起养殖异育银鲫大量死亡, 甚至全军覆没, 造成整个产业损失巨大。建议加强相关水产病害的防控力度, 研发特效防控药物, 减少养殖户盲目用药造成的成本上升, 降低大型池塘养殖病害发生率, 提高养殖产品品质。

3.4 控制优化饲料苗种成本, 有效提高养殖效益

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投资利润率, 做好大型池塘养殖成本收益分析对提升养殖效益十分关键。在大型池塘养殖中饲料成本和苗种成本是主要支出项, 这两项占总成本的80%左右, 因此降低可变成本要重点关注饲料和苗种成本。从提高饲料转化率, 优化投饲技术, 提高苗种成活率, 尽早订立采购合同固定饲料、苗种价格等方法, 能显著提高养殖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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