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收益（共12篇）
创新收益 篇1
引言
校企合作创新是合作创新的一种常见形式,按照合作紧密程度可将其合作创新模式分为技术协作型、契约型和一体化型三类,目前合作中以契约型居多[1]。收益分配在校企合作创新中是一个关键且矛盾突出的问题,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探讨研究。收益分配方法主要有Shapley值法、Nash法、贡献度法以及风险补偿法等,Nash最早利用公理化方法讨论收益分配问题[2]。罗利等按照Shapley值法的基本思想,以各方贡献度权重为收益分配系数进行产学研合作创新收益分配[3]。兰天、任培民等在综合考虑贡献度及承担风险的基础上,结合Shapley值法,对产学研收益进行分配[4,5]。另外,有研究者运用不对称的Nash协商模型,以成员满意度为基准,对各成员提出的收益分配比例进行协商博弈,最终获得满意度较高的分配比例组合[6,7]。
现有研究多是求出最优分配系数,然后按系数对合作整体收益进行分配。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很高效。但是,合作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合作的进行,双方的合作态度、努力水平等影响收益的因素都会发生变化,确定收益分配系数契约往往不能反映双方的实际贡献。本文参考文献[8,9],给出有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模型,对校企合作创新双方的合作态度进行演化博弈分析,通过合作态度策略的选择研究此种收益分配契约的激励效果。
一、收益分配契约的特点及基本模型
收益分配契约也可称为收益分配合同或协议,是指对合作产生的收益进行分配的一套制度或契约安排。在分配契约中必须明确各方的义务与职责,其关键在于根据各方贡献的大小,公平合理地对收益进行分配,其核心本质是收益分配方式及分配系数的确定。
(一)收益分配契约的特点
收益分配契约既有普通契约的事前性、不完备性特点,也有其特有的激励性特点。
1.事前制定。收益分配契约是在合作开始之初,对未来各方投入及合作收益进行合理预期,并设计出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方案,这种契约的形成是双方开展合作的前提。
2.内容不完备。一般来说,任何契约都具有不完备性,而合作创新中的收益分配契约的不完备性更加突出。因为创新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没有固定的资源消耗系数或流程,收益分配契约只能根据历史创新经验预估各方的资源投入,而且在合作过程中会有很多突发事件,这是无法完全预测并考虑到分配契约中的。
3.激励性。契约激励在目前现实中使用广泛,同时经济学家也认为契约激励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措施。收益分配契约可以维持和巩固成员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激发成员努力投入,提高合作整体收益,当合作整体收益增多时,各成员的收益也会增加,这样成员受到收益增多的激励,便会更加积极的合作。所以说,合理的收益分配契约可以起到制度保障及激励作用。
(二)收益分配契约模型
本文针对契约型、混合支付方式下的校企合作创新,借鉴以往詹美求在文献[10]中的研究成果,引入以各方实际贡献和创新投入为参数的收益分配模型,为了简单明了,模型中忽略了与合作态度无关的相关变量。
合作创新整体的预期总收益为 π,高校U和企业E的预期收益为 πU、πE,
相关变量含义:
R(α1,α2)———创新项目的总收入,它是合作各方实际贡献的二次函数。α1、α2分别为校方和企方的实际贡献,是复合函数变量,与成员合作态度成正相关关系。
CU(β1)、CE(β2)———各方的创新性成本,是各方创新性投入的二次函数。β1、β2分别为校方和企方的创新性投入,是复合函数变量,与成员合作态度成正相关关系。
CU0、CE0———校方和企方的生产性成本,可以认为是一个与成员合作态度无关的常数。
A———在合作之初企方支付给校方的固定金额,与成员合作态度无关。
S、1-S———校方和企方的合作收益分配系数,它与成员创新性能力或者说投入的资源转化成创新收入的能力有关,在收益分配契约中是一个确定的值。
二、校企合作创新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分析
在合作之初,各方会以合作整体收益最大为目标,协商确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收益分配方案,即签订收益分配契约,校企各方以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确定自己的努力水平,这是一个非合作博弈过程。为了探究此种收益分配契约的激励效果,下面构建了双方合作态度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得出演化稳定的策略组合。
(一)模型假设
为了模型的可操作性,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以下假设。
1.高校U和企业E在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策略集都是(积极合作,消极合作)。所谓的“积极合作”就是为了创新全力以赴,投入充足的物质资源及优质的人力资源等;“消极合作”则是不顾及合作的整体效益以及合作能完成与否,以自身利益为主,能少投入就少投入。
2.在博弈过程中,若校企双方均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或者合作双方的任何一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则合作整体会产生额外收益,但是双方同时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时与仅单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时产生的额外收益不同,仅校方与仅企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时合作整体产生的额外收益也一般不同;若双方都采取“消极合作”策略,则合作整体没有额外收益,仅产生能维持合作成立的最低水平收益。对于合作创新中产生的额外收益,校企双方会按照收益分配契约进行分配。
3.根据收益分配契约,给出双方合作态度的支付矩阵如表1 所示。其中 πU0、πE0是校企双方达成合作的最低水平收益,这是合作的起点;a0、b0表示校企双方均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时,校方与企方获得的额外收益;a1、b1表示校企合作创新过程中校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企方采取“消极合作”策略时,校方与企方获得的额外收益;a2、b2表示校企合作创新过程中企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校方采取“消极合作策略”时校方与企方获得的额外收益。
4.校方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概率为x,则采取“消极合作”态度的概率为1-x;企方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概率为y,则采取“消极合作”态度的概率为1-y。x,y坳[0,1]。综上可得双方支付矩阵如表1 所示。
其中:
(二)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根据演化博弈思想,计算博弈双方期望收益与平均期望收益:
校方选择积极合作态度时的期望收益为:
校方选择消极合作态度时的期望收益为:
校方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校方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同理,企方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在校企合作创新中,校方与企方合作态度即实际贡献水平的演化过程可由复制动态方程(a)、(b)进行描述。
(三)模型分析
由于收益分配契约的存在,在合作过程中双方都可以预期自己采取各种策略时的收益。估算额外收益时,要注意双方的固定成本以及企方支付给校方的固定报酬不再重复计算,并且仅一方进行积极投入时,由于产生的额外收益要被双方共享,积极合作一方的额外净收益为负。根据收益分配模型可知,a0>0、a2>0、a1<0,且a0、a2的大小关系不确定,同理b0>0、b1>0、b2<0,且b0、b1的大小关系不确定(计算过较简单,此处不再列出)。
令,分别对F(x)和F(y)求一阶导数可得:
根据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11,12],当时,策略x*、y*分别为演化稳定策略。
令F(x)、F(y)等于零,解方程(a)、(b),得到五个均衡点E(10,0)、E(21,0)、E(30,1)、E(41,1)和它们分别对应着一个博弈均衡,且均衡点存在的条件是b0>b1,a0>a2。
下面针对不同情况对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的稳定性进行分析。
1.当均衡点E5存在时双方合作策略的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E5存在,则b0>b1,a0>a2。对于点E1(0,0),F′(x)=a1<0,F′(y)=b2<0;对于E2(1,0),F′(x)=-a1>0,F′(y)=b0-b1>0;对于E3(0,1),F′(x)=a0-a2>0,F′(y)=-b2>0;对于E4(1,1),F′(x)=a2-a0<0,F′(y)=b1-b0<0;对于,F′(x)=0,F′(y)=0。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可知,E2(1,0)和E3(0,1)为不稳定点,E1(0,0)和E4(1,1)为稳定点,为鞍点。由这5个均衡点的稳定性和动态复制方程可以得到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的系统相位图(如图1)。
此时双方合作策略到底稳定于何处,主要取决于合作的初始状态。在初始状态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暂且认为双方合作策略稳定于E1(0,0)和E4(1,1)的几率相同。
2.当均衡点E5不存在时双方合作策略的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E5不存在,则b0<b1,a0<a2。对于点E1(0,0),F′(x)=a1<0,F′(y)=b2<0;对于E2(1,0),F′(x)=-a1>0,F′(y)=b0-b1<0;对于E3(0,1),F′(x)=a0-a2<0,F′(y)=-b2>0 ;对于E4(1,1),F′(x)=a2-a0>0,F′(y)=b1-b0>0。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可知,E2(1,0)、E3(0,1)和为E4(1,1)不稳定点,E1(0,0)为稳定点。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的系统相位图(如图2)。
无论是校方还是企方在积极合作状态下的期望收益都大于消极合作状态下的期望收益,所以对于双方来说选择“积极合作”策略是明智的,但是在合作创新过程中,成员会发现只要对方采取了“积极合作”策略使合作整体产生额外收益,自己不再付出额外努力也可以分享到额外收益,而且由于创新投入的不确定性,其宁愿进行消极合作以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时选择“积极合作”策略的一方会感到不公平,为了对消极合作一方进行制裁也会逐渐的选择“消极合作”策略。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的约束下,双方合作策略会更大几率的趋向于(消极合作,消极合作)。
根据以上分析及合作创新实际情况可知,收益分配契约不能产生很好激励效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由收益分配契约可以看出,合作中只要有一方采取“积极合作”策略,另一方即使消极合作,不进行额外投入,也可以共享额外收益,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收益不会明确小于积极合作状态下的收益。
2.创新投入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人能保证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转化为成果,这样的认识会让合作双方在维持合作正常运行的基础上,更青睐于保守的合作态度。
3.在校企合作创新过程中,创新性成本是实际贡献的增函数,其随实际贡献的增加而增加,且增加的速度加快。这说明随着合作的进行,产生单位的额外收益,合作成员需付出的额外努力更多。在收益分配契约的约束下,如若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合作各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合作态度不会收敛到(积极合作,积极合作)的状态。
三、结论
本文以双方合作态度的演化为视角,对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的激励效果进行分析,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校企双方合作态度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双方合作策略组合演化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双方合作态度在长期演化博弈中,(积极合作,积极合作)和(消极合作,消极合作)是稳定的策略组合,但是双方合作态度会较大几率地稳定于(消极合作,消极合作)。而在合作创新中只有(积极合作,积极合作) 的策略组合才可以使合作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由此可见,这种有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并没有很好的激励效果。
在校企合作创新中,要想提升收益分配契约的激励效果,促使各成员都进行积极合作,必须对有确定分配系数的收益分配契约进行调整。在合作创新完成之后,根据双方的实际贡献对创新收益进行二次分配,即在原有分配基础上对双方进行补偿。如果在创新过程中仅一方采取了“积极合作”策略,另一方采取“消极合作”策略,在按确定分配系数分配的时候,消极合作的一方可以共享到额外收益,但是在收益分配补偿的过程中,消极合作的一方会得到负的补偿,积极合作的一方会得到正的补偿。如此一来,在合作过程中成员采取“机会主义”的动力就不存在了,双方合作态度的演化博弈也可以快速地收敛到(积极合作,积极合作)的策略组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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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收益 篇2
近年来，我市不断创新机制，着力在“强化归集、提高使用、注重管理、狠抓效益”上下功夫，努力提高增值收益率，取得了较好成效。公积金管理工作呈现出覆盖面逐年扩大，归集量连年攀升，资金使用稳步提高，资金风险控制良好，运营效益日益凸显，增值收益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步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一、做大归集总量，是提高增值收益的前提条件 资金归集是运营的基础，中心始终把公积金归集扩面作为公积金管理的立足点。尤其是近年来，中心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支持，抓住公积金专项治理的契机，大力拓展归集覆盖面，扩大归集总量，归集扩面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一）政府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中心主动汇报，积极协调，得到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的鼎力支持。市政府与区县政府签订了《住房公积金管理目标责任书》，并将公积金提取和贷款工作列入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将扩大公积金归集覆盖面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市、区（县）财政部门将匹配的公积金全面纳入年初预算，实现了机关事业单位公积金制度全覆盖。特别是xx年，经省政府批准，我市公积金最低缴存比例从x%提高到x%，目前，市本级和四区财政拨款单位公积金缴存比例全部提高到x%。
（二）公积金缴存逐年规范。制定出台《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实施细则》，公积金缴存扩面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按照国家、省上要求，中心联合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深入扎实的开展了公积金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xx年，中心牢牢抓住我市提高缴存比例和机关事业单位增加津补贴的契机，加大协调和督促力度，全市xx%以上的机关事业单位将津补贴、绩效工资全部纳入了公积金基数，且全额补缴到位。缴存比例低于x%的单位整改面达xx%以上；各单位临聘人员逐步纳入了建制范围，有条件的企业每年也将提高缴存基数和比例列入议事日程。
（三）非公企业建制稳步推进。中心将非公企业建制纳入目标考核内容，多次对全市规模以上非公企业进行摸底排查，在此基础上，采取专项大检查的形式，迅速跟进，逐个击破，近年来，每年非公单位建制数均在xx个以上。由于措施得力，近年来，我市的公积金归集额年平均增长率达xx%，xx年归集公积金xx亿元，比上年增加xx亿元，增幅达xx%，归集总量达xx亿元，为公积金创收夯实了基础。
二、强化资金使用，是提高增值收益的根本途径
公积金归集的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公积金的保值增值，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针对xx年以前公积金使用率偏低，公积金作用发挥疲软的形势，中心采取了以下举措提高资金使用率:-2-
（一）调整贷款政策，加大贷款发放力度。一是放宽了贷款政策。提高了贷款额度和比例，延长了贷款年限，执行按年提取公积金偿还贷款政策。二是降低了贷款费用。取消了贷款的保险费、工本费，将贷款公证、评估费降到最低。三是拓展了贷款品种。先后开展了商转公贷款、银行组合贷款等业务。四是实行贷款的一站式服务和开发企业代办业务，为职工办理贷款业务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
（二）严格操作规程，适时购买国债。从xx年起，中心在没有出台具体操作规范的情况下，认真调查研究，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购买一级市场发行的国债，已累计购买国债xx亿元，全部安全完整，且平均收益率在xx%以上，目前，已到期兑付7500万元，还有3000万元凭证式国债尚未到期。
xx年，中心在国家从严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下，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研力度，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把控贷款发放节奏和进度，全年发放贷款xx亿元，在上年的基础上稳中有升，贷款总量达xx亿元。截止xx年末，我市公积金个人贷款余额占全市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xx%，个人贷款率由xx年的xx%提高到xx年的xx%，资金使用率达xx%，个人贷款利息收入成为业务收入的重要支柱。
三、严格控制成本，是提高增值收益的内在因素
中心成立之初，率先探索建立了“自行归集、自行管理、银
-3-行专储”的主动管理模式。公积金归集一级帐、二级帐、三级帐及公积金催建催缴和公积金提取转移业务全部由中心自行管理，因此，未向银行支付委托归集手续费，极大地降低了管理成本。对委托贷款手续费拟定了具体的考核办法，将贷款手续费的支付标准与贷款回收率和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挂钩，执行x%-x%差别化的贷款手续费比例，引入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由于中心节约了大量的手续费，最大限度降低了综合费用率，xx年综合费用率仅为x%，为提高增值收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保持资产优良率，是提高增值收益的有力保障 确保公积金的安全完整，始终是公积金管理的生命线，是公积金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泉。中心始终把强化管理、防范风险贯穿于公积金管理的全过程，资金优良率达xx%。
（一）强化贷款管理，连续x年保持贷款零逾期。一是探索建立开发企业的相关数据库，加强分析预测。二是建立对合作楼盘的动态管理机制。三是对贷款发放实行额度控制，严控贷款风险和资金流动性风险。四是严格贷款审查,及时跟踪和有效把控贷款各环节动态。五是建立公积金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六是整合银行资源，严控贷款各环节风险。
（二）完善监控机制，确保资金零风险。一是健全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坚持每年对管理部进行定期稽核检查；完善内部监管机构，xx年，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支持，新增设了总稽核职位，-4-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力争设立独立的内审稽核部门。二是严格执行公积金提取的三级审核制度和联网核查制度，防范骗提现象的发生。三是健全完善财务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内部授权管理制度;全面推行网上银行资金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中心财务管理规定，建立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长效机制。四是自觉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五、盘活存量资金，是提高增值收益的有效法宝
中心的运行模式基本等同于金融机构，因此，牢固树立了强化资金运营的理念，盘活存量资金，稳步提高存量资金的综合收益率。
中心存量资金较少，xx年底仅有x亿多元。面对此种情况，为实现增值收益最大化，中心加强了对公积金运行情况的分析，做到了周报备、月分析、季考评、年预算，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在满足日常业务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存款组合和存款期限。对日常的备付金活期存款，全部与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和通知存款协议，约占存款总额的xx%-xx%；约xx%的资金滚动转存x个月定期存款，保证每月都有定期到期，防范短期流动性风险；约xx%的资金转为x-x年中期定期，其余约xx%为x年期定期，平均利率x%以上，主要为贷款风险金准备金等长期沉淀的资金。由于采取以上措施，中心存量资金的年平均收益率都在x%以上。
六、加强绩效考核，是提高增值收益的有效机制
增值收益的提高，与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密切相关，中心十分注重建立提高增值收益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每位职工在提高增值收益中的积极作用。
中心将增值收益绩效指标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考核范畴，建立以增值收益为核心的指标考核制度体系。一是明确任务。年初将增值收益按基本指标和激励指标下达相关科室、管理部，科室、管理部将指标任务进一步分解，细化到人。二是强化考核。按季度和对增值收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量化评分考核。三是严格奖惩。制定增值收益专项考核方案，将考核结果与专项奖励和评优评先直接挂钩，根据实际情况奖优罚劣，充分调动职工为增值收益做贡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通过采取以上行之有效的举措，中心在xx年支付公积金利息大幅上调，全年利息支付比上年增加xx万元的情况下，实现增值收益xx万元，比上年略有增加。公积金增值收益率达xx%，高于全省平均水平x个百分点以上。增值收益的最大化，为足额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提供了有力支撑。贷款风险准备金率达x%，为贷款风险防范提供了资金保障；全年提取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xxxx万元，为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将认真落实本次-6-会议精神，学习借鉴兄弟市（州）的先进经验，不断深化认识找差距，创新思路添举措，强化管理求实效，严控风险保安全，推进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加速创新，让IT收益最大 篇3
以优秀运动员为例，无论在球场、运动场还是跑道上，他们都能够迅速地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出应对。通过训练让头脑可以不假思索就做出反应，再加上身体的耐力和速度，优秀运动员在竞技中就可达到巅峰状态。而企业也是如此，速度、敏捷和耐用性正是IT收益最大化的关键所在。
如今，提升企业的效率和生产力需要从更快的数据访问以及更短的应用程序响应时间开始。快速文件访问要求解决方案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业务，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虽然市场上有众多IT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这些受益，但是全闪存系统、统一存储系统以及融合解决方案无疑与当今的商业环境关联性更大，也更适合。
挑战：将数据洞察转化为商业行动
商业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海量数据源源不断地从移动设备、平板电脑、云和其他终端的应用程序汇聚在一起。纷繁芜杂的文件让不少企业存储不堪重负，更何谈利用信息进行业务分析和洞察。通常，企业需要在数小时内而非数周或数月内对多个来源的实时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将数据洞察转化为有意义的商业行动。
据IDC预测，到2020年，每年产生的数据将达到40ZB（ZettaBytes）或4千万PB，与2010年初相比增长近50倍。个人数据同样也呈现出创纪录地增长。据最近的一项存储趋势报告称，到2015年，短短两年时间内个人内容将超过企业内容，并且这些信息的分享需求与目前的总存储需求相比，也将成倍地进行增长。
传统的磁盘存储显然无法跟上海量增长的数据步伐。面对大规模数据，不断增加容量也不符合成本效益。传统的存储解决方案在访问已存储的数据时既不灵活也不迅速。
无疑，企业需要一种更加智能的方式来提高存储能力和快速访问能力，这样员工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办公时也能轻松地获取所需的文件，而不必等待IT人员的帮助。数据分析要在一个环境中进行。如果数据被存储在外部没有纳入企业统一管理，那么企业在确定长期的趋势和规划时，就很可能出现偏差，进而可能影响一个公司的发展方向。
敏捷会带来效率上的巨大收益。那些能针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迅速做出反应，并将资源转移到需要的地方的企业可以更关注于战略举措、在竞争中占优。快速部署新应用的能力同样也是企业亟需具备的竞争优势。
三剑客助力IT收益最大化
IT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即便预算有限，企业依然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固定成本支出的时代已经结束，IT需要的是经验证的可降低运营支出的解决方案。因此，IT需要在性能、环境和容量需求间寻求一种平衡。简而言之，企业需要其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以更低的成本完成更多的工作。
在商业发展的新时代下，对于那些希望凭借IT基础架构转型而获得成功的客户而言，需要致力于三大核心技术以实现IT收益的最大化，快速获取洞察、提升决策效率并释放资源，利用信息进行创新。闪存、统一存储以及融合解决方案三大核心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和机构实现以更少的支出完成更多的工作，全面加快其利用信息建立竞争优势的创新步伐。
全闪存系统：闪存技术无疑是非常好的选择。它允许信息快速访问，将更多的数据整合在一个更小的空间内，节约成本以实现在海量增长数据下的经济效益。与基于硬盘的系统相比，闪存可显著提高性能和容量，并延长使用寿命。此外，通过部署全闪存系统，企业和机构可将所有数据类型整合到一个高性能、统一的系统中，从而简化数据环境，以实现精简管理并为其他创新项目释放资源。
统一存储：统一存储也是很好的选择。与传统解决方案相比，可使IT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为大量且更多样的工作。统一存储系统是Oracle、Microsoft以及虚拟环境下文件共享、文件服务器整合、数据保护和应用数据存储的理想选择，它能够提供管理当今海量数据所需的效率、可扩展性以及性能。
融合基础架构解决方案：自然不能忽视，企业IT部门应该考虑统一融合基础架构解决方案帮助简化其数据中心资源。IT部门花费大量时间对不同厂商的硬件组件进行评估和组装。凭借恰当的融合解决方案，企业便可通过优化的业务流程和自动化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可避免昂贵、过高或过低的配置。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高的效率能够让IT以更少的部署时间为企业业务发展带来更高的价值。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或者机构都得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否则就会有掉队的风险。企业现在提供的技术也需要发展以适应未来的需求。IT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上述三种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机构实现其IT投资收益最大化，加速获取洞察，推动其业务迅速发展，以满足市场需求并抓住新的机遇。
无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当太阳升起时，你需要做的就是快速奔跑。
-陈戈
创新收益 篇4
基于技术创新的财务收益分配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贡献分配是其基本原则, 即在目标实现的前提下, 按照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及对生产要素的贡献多少来进行生产成果的分配。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同时可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技术创新下的财务收益分配也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1.1 多元分配组合的方式
技术创新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投资项目, 不确定的市场和技术使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大。伴随着生产环节和市场推广环节可能出现问题, 也存在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可能。这两种不确定性加大了投资的风险。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存在着贡献与收益不一定相等情况, 但是企业若完全否定技术创新的贡献, 就会造成技术创新受到打击的情况。这样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不能仅以此结果作为技术创新财务分配的标准, 创新的过程也要作为分配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企业采取多元组合的分配方式进行资金分配。既要考虑创新主体, 又要创新过程及结果, 采取一种组合的方式进行收益的分配。
1.2 按经济要素分配
在技术创新日益重要的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的作用逐渐增强, 高新技术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要素。物质资本的地位相对下降, 而知识资本的地位则相对上升, 科学技术与知识已变成了第一位的核心要素。在利润分配上应按照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和知识在内的经济要素进行分配。按照每种要素为企业带来的贡献的多少按比例进行分配。相对于传统的按资源分配, 这种分配方法更符合企业技术创新的要求, 可以充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
1.3 技术要素和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利益分配
在现代企业发展条件下, 技术作为生产力中一个独立的要素发挥作用, 应与其他要素一起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在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创新能力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智力资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人力资本是指企业的员工拥有的各种知识和技能, 是企业知识资本的基础。作为企业技术创新客观要求的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是企业财务分配创新的主要内容。人力与其他资源合作创造企业财富, 所以只有参与了企业的收益分配, 企业家、管理者、科技人员只有在相对的激励下才能充分的发挥自身的才能。技术要素与人力资本同时参与收益分配是企业发展的要求。
2 技术创新下企业财务收益分配对策与模式
2.1 技术创新下企业财务收益分配对策
产权作为技术创新最直接最有效的激励手段,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物质激励, 规定了创新成果与创新者之间的关系。从产权角度考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 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 转变观念, 承认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统一具有产权的权利;
(2) 承认企业家、管理人才等技术创新主体拥有索取剩余收益的权利;
(3) 对技术创新给予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4) 对可以直接商品化的技术要素, 通过市场完成其收益分配, 即遵循“明晰产权”的原则。
对于创新人员而言, 产权可以保证他的劳动成果获得相应的收益, 从而更好的激励创新主体去进行主动的创新。所以, 使创新人员得到与贡献相符的收益的产权制度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2 技术创新下企业财务收益分配模式
企业在去除物力资本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和人力资本的劳动消耗后, 剩余收益应该合理地在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之间分配。
(1) 人力资本的首次分配, 即在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之间对企业财务剩余收益进行分配;
(2) 对人力资本收益进行再次分配, 即人力资本享有的收益在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分配。
3 结论
企业的创新离不开财务的支持, 有效的财务收益分配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而基于技术创新的财务分配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在财务收益分配时的方法与对策。本文在介绍了基于技术创新的财务收益分配的特点的基础上, 论述了技术创新条件下的企业财务收益分配的模式与方法, 以期在知识时代背景下, 对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摘要：本文拟从企业创新角度出发, 研究企业的财务收益分配问题,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支持, 以期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带动企业的发展。
创新收益 篇5
余额宝理财通收益对比-余额宝理财通收益对比？
余额宝理财通收益对比
支付宝推出余额宝培养了用户互联网理财的使用习惯，眼看到了大面积丰收的时候，腾讯的微信跳了出来，推出了理财通。培养一种新的习惯难度可想而知，腾讯似乎就是在等这个时刻，微信几亿用户一下子就让余额宝坐不住了。关于余额宝和理财通的比较很多，在这里就余额宝和理财通的收益进行比较分析。
余额宝收益怎么样
余额宝背后的货币基金是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它的收入比银行要高出很多。由于可以和支付宝内的钱一样消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把零钱存到余额宝内。有具体资料显示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的走势，可以看到余额宝的收益没有上过7%，并且大部分时间在6%之下，余额宝的收益走势比较平稳。
理财通收益怎么样
微信理财通背后是华夏财富宝货币基金，理财通的收益要比余额宝要高一点。最高的时候七日年化收益率有超过7%的收益，最近的收益不到5%，跟余额宝差不多持平。但是使用余额宝的用户要比理财通要多。现在理财通没有余额宝火。
余额宝和理财通未来收益
单从理财通上市以来的趋势看，理财通的收益明显完胜余额宝，那么在未来会发生什么呢？首先余额宝不会坐以待毙，已在定期理财产品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尝试，推出了新的理财收益。而理财通也必然会有新的动作。
余额宝和理财通规模大小
余额宝和理财通规模大小不可忽略，截至2013年12月31日，余额宝规模是1853.42亿元，而理财通仅有10.65亿元，在理财通继续成长的过程中，其收益走势我们将拭目以待。
余额宝和理财宝哪个更安全
余额宝先火了，接着理财通又推，两家公司互牵对于用户是件好了，他们现在拼的是收益。下面小编以大家最关心的安全来对比一下这两种理财产品。
1、余额宝可以转账和直接消费，安全方面和支付宝是一样的，如果有了支付定绑定的手机和支付密码。就可以把余额宝内的钱转出来。所以用余额宝的朋友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如果手机丢了，不是先找手机，而且先挂失手机号码。这样让拿到手机的人不可以接到收短信验证码。
2、理财通呢？就算是有了安装并登陆了微信账号和绑定银行的支付密码。这样里面的钱是转不出来的，因为理财通没有转账功能。如果把理财通里的钱续回来，钱会把到绑定银行卡的账户上。不过拿到手机的人，可以消费，冲值手机话费，游戏币。所以手机和支付支付密码一定要保存好。同样，如果手机丢了，不是先找手机，而且先挂失手机号码。这样让拿到手机的人不可以接到收短信验证码。
3、由于其在手机端上线，为了保障用户资金安全，微信理财通官方宣布账户资金安全由中国人寿全额投保，如果用户账户资金被盗，由中国人寿保险财产提供7×24小时全额承保。但是在损失发生时，还要满足《财付通服务协议中》中例如“......该损失非基于您故意或重大过失”、“......操作环境、支付过程中使用财付通公司推荐或认可的安全工具”等条件，方可获得赔偿。
4、相比较余额宝如日中天的声势，微信理财通的上线则显得低调的多，其上线首日未见大规模宣传造势，微信系统本身也没有任何推广，不过从体验上来看，微信理财通简洁易用，功能线条很轻巧，充分沿袭了腾讯强大的产品设计能力。个人觉得理财通的安全性要高一点。但是如果以后理财通有转账功能就会和余额宝的安全指数是一样的。
支付宝和理财通如何选择
支付宝是国内领先的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是由前阿里巴巴集团CEO马云先生在2004年12月创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关联公司。目前，支付宝实名用户超过3亿，在电商支付、移动支付、航空支付等多个领域占有优势。
微信理财通，这款互联网金融产品，在上线前，没有发布会、没有交流会、也没有媒体宣传。它是腾讯财付通、微信与华夏基金合作推出的，一个货币基金类的理财产品。
1、我们来看下流程哪个比较简单。相对来说，支付宝、微信两款产品都是大家熟悉和常用的，注册等流程自然不需重复操作。然而，微信在用户的生活中高于支付宝，所以微信占据优势，但是两者的操作都非常简单。
2、大家都知道支付宝是第三方支付工具，是网络支付方式。通过银行卡与支付宝绑定，可以在线支付网上购物的费用，若与合作商合作，还可以使用支付宝支付，无需使用复杂的网银。支付宝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支付工具那么简单，其已经发展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您可以实现多种支付体验，交水电费、交网费等等，还可以实现银行卡转账等多种功能。
3、理财通背后的金融产品为货币基金，2014年1月22日正式上线，当天合作的华夏基金产品7日年化收益率为7.394%。而且理财通自上线推出以来收益率一直保持稳定水平。
4、支付宝与理财通的主要区别在于，理财通可以获取收益，而支付宝则不能，另外在安全性方面，支付宝要比理财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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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收益 篇6
农民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社会群体。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土地公有制，形成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国有土地是有限的，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征用集体土地就成为满足社会对建设用地需求的主要来源。集体土地被征用之后，农民失去了土地，进而失去了生存资料和就业保障基础。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确保失地农民权益，已成为征地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收益分配问题的研究，王德起［1］认为要建立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就要明晰国家与集体(企业)、农村集体与农户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姜开琴［2］提出应根据增值收益产生的不同情况在国家、集体、农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黄俊阳［3］、李萌等［4］认为，应通过明晰产权、规范征用程序以及完善土地补偿制度等措施来维护集体土地农民权益。上述研究指出了我国目前土地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但对于如何保障农民集体的土地权益及具体保障措施，并未提出系统的制度方面的意见。
本文主要从土地收益分配的本质出发，分析土地制度中各项权益之间的关系及现有土地收益分配的格局，发现现有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创新我国土地权益分配制度，改变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的现状，以维护农民的权益。
一、农村土地制度及其权益关系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是土地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的基础载体，它是农村生产力进步的主要中介，是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实行家庭经营的方式，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质是农民与集体、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关系问题。
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围绕土地经营所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与物质利益的总称。民主权利赋予农民享有、占有与农村土地相关的一切政治、经济权利;物质利益是指农民拥有土地权利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收入。农民集体土地权利是由各种权利组成的土地权利束，它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承包经营权、规划权、发展权等。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指劳动群众集体组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占有、使用、处分自己所有土地的权利。农民及其集体享有的土地所有权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用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变更收益，一是集体出让使用权的所有权让渡权能收益。在土地使用权上，我国实行两权分离的政策，即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农民享有使用权，集体拥有所有权。土地使用权隶属所有权，使用权是所有权在现实中的展现和延伸。
土地收益权是使用权的目的，只有有效享有土地收益权，使用权才有意义。收益权指土地使用者依据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等权能而获得收益的权利，以及土地产权主体依法转让自己的土地权能而获得相应收益的权利。由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收益有不同的享有主体，我国目前主要有三大收益主体:国家、集体和农户。处分权是指对土地的使用、流转等的权利，随着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产生。收益权和处分权是这两种权利的派生权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些派生权利既可以与所有权合为一体，也可以独立存在。我国土地权能的分离性使得其各项权利在转移和使用过程中带来不同的收益，不同的权能主体参与土地收益分配就产生了土地收益的分配问题。
二、土地征用中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的现实格局
土地征用实际上是国家向土地权益人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诸项权利所构成的权利束变动的过程。农村土地征用实质是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并依法给予被征地的集体和个人一定补偿的行为。农村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承载着农民经济、政治、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权益和保障。土地被征用后，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失去了劳动就业的权利和社会保障权等相关权利。由于现行的集体土地征用法律和政策规定等制度的缺陷，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依靠，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无业游民。农民的土地权益受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及集体所有权、收益权等土地权利被侵犯，另一方面是农民及集体得不到应有的征地补偿份额。
1.农民集体土地权利被侵占
土地征用是国家或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转移非国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并给予补偿的一种行政行为。然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是特别明确，加之土地作为一种资源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征用土地，这实际上是一种为卖地而征地的行为。这些举动多是补偿不到位，严重侵害了农民的集体土地权益。有资料显示，我国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30%～40%是由土地出让金中获取的，而土地出让金的80%是由征用农民土地中获取。［5］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由于法律界定的多重性及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可确定性，实际操作中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情况，致使各级利益主体大肆攫取土地收益，而作为集体土地的实际主人的农民却被边缘化或被排除在所有权主体之外。农民及集体的基础权利缺失，致使相关的权利无法得到保护。
2.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现状
根据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应获得相应的补偿费和安置费，然而农民获得的补偿只是土地经营收益的补偿，土地后期的增值收益则被无偿占有，政府和用地单位分享了土地增值收益，农民集体被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群体之外，因此农民获得的补偿费用非常低。李萌等［4］统计认为，目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分配格局大致为:政府占60%～70%，村级组织占25% ～30%，农民仅占5% ～10%，农民作为集体土地的主体，其土地收益大部分被掠夺。任辉等［6］对农村土地非农用化过程中的土地收益分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府与农民的土地收益比例平均为9∶1，虽然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但是农民与政府的土地收益分配比例存在巨大差异。沈飞等［7］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政府与农村集体的土地收益比例为17∶1，农民、集体与政府之间的土地收益分配严重失衡。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土地征用的规模越来越大。据相关资料统计，1978—2009年被征地农民已高达8700多万，近10年每年征用集体土地的数量近20万公顷，被征地农民新增400万左右，这种情况可能还将持续10年左右。［8］目前一些地方甚至兴起了圈地运动，大量耕地被占用。在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土地征用不仅对农民的利益构成危胁，也使粮食安全难以保障，因此必须对现有的土地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逐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三、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始建于计划经济时期，未能充分考虑到土地征用中各方利益的有效平衡，忽视了对农民利益的充分保障。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公共利益”内容模糊
土地制度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集体土地征用必须符合法定的“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是符合公共利益并没有作明确规定，导致现实中许多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农民利益现象的发生。
2.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不清，补偿收益主体不明
我国现有的土地产权内部结构混乱，各项权能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土地法》赋予了农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但是谁代表集体没有明确的规定。缺乏具体的收益对象使得集体的收益流失，农民个体就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分配。另外，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明，当土地补偿款发放时，各个主体各享其成，就产生了“乡扣”、“村留”的现象，导致农民实得的补偿款少之又少。
3.征地补偿范围过窄，相关权利补偿不足
关于土地征用补偿范围，《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费用。从表面上看这些规定涵盖了土地征用造成的所有损失，然而土地的权益不仅包括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还包括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发展权等，这些权利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相应的补偿标准。
4.土地征用缺乏被征用人参与程序
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项目审批过程完全是政府行为，从方案的提出到项目征地批准，都是政府核准并实施，其程序基本上是内部程序，透明度和公示性不够，农民对土地被征用事前并不知情，只有当土地被征用的通知下达后才获悉，对土地被征用没有话语权和表决权。
四、创新我国农村土地权益分配制度的建议
现有的土地制度尽管对土地流转有比较全面的规定，但是针对农村土地征用的条件和具体补偿标准比较模糊，缺乏相应的细则解释，忽视了农民集体的长远利益，致使现实征用过程中利益分配失衡。因此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必须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建立新的收益分配格局。
建立新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要坚持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把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和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通过设立农民听证会对土地征用和土地收益管理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确保土地征用有序进行。同时注意土地征用资金专款专用，建立土地专业银行对土地征用资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害。
1.分配制度建立的原则
(1)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立法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也应进入市场，参与到资源配置的市场中，土地的征用补偿价格可以参照市场价来进行确定。同时，土地收益要兼顾国家和农民个人的利益，使收益在农民集体与政府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权益。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要确保农民的权益能够实现。目前，农民的权益被严重侵犯，完善土地制度就要充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收益权、监督权以及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3)坚持宏观管理调控的原则。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时，应考虑国家对土地、国家对农民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能力。土地规划利用要综观全局，着眼长远，只有这样才能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保护现有耕地面积，确保粮食安全。
2.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构成
(1)建立以农民集体为受益主体的分配格局。要使农民集体成为集体土地收益的分配主体，就要明确谁来代表集体行使权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我国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行使所有权，而集体经济组织有乡、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农民人人有权，而实际人人无权。应该明确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因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属于基层政治组织，法律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经济组织，两者有本质差别，应该把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农民。村民可以以组为单位进行选举，选出代表人来代理自己行使权力并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实行任期制，报乡土地管理所登记，从而使土地所有权及其收益落实到农户并受民众的监督。村民也可以通过组织化的形式建立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为单位和收益主体来参与土地权益分配。集体经济组织实体化之后，土地收益就在农民集体与政府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
(2)明确土地收益分配的内容。土地增值收益属于集体土地权益的一部分，如果农民集体一直被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土地被征用后只是得到部分的土地补偿款，则不足以弥补失去土地带来的损失。土地发展权是基于土地所有权而从使用权和收益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土地权益，是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通过改变土地现有用途而额外获取收益的权利。因此应该确立农民是土地发展权的权益享受主体之一，使农民集体有权利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3)建立公正的土地征用听证制度。明确了农民集体的收益主体地位和享有的权利，要确保其权益得到真正实现就应使农民参与到土地征用的过程中来。农民集体是土地的主人，征用集体的土地应该征求农民的意见，土地如何被利用也应考虑农民及附近市民的意见，综合各方的观点和利益才进行土地征用，从而避免因强制征用引发矛盾。土地征用听证制度中的参与者应以农民为主体，市民、专家和媒体都有一定份额，以确保听证制度的公开、公正、公平。
(4)设置土地专业银行监督管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用途的变化，土地资金项目增多，因此可以建立土地专业发展银行来负责与土地征用有关的资金管理。这既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益，又方便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管理，减去了中间环节，节省了人力物力，也可防止农民利益被侵害。在专业银行中，土地征用专款专用，保障流通渠道的简便，方便农民使用资金。国家在指定的银行进行款项拨付，可以实行一次付款，分次补发，既满足农民投资的需要，又使农民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同时，政府在每年发放补偿费用时应考虑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彭胀率有大幅度的提高就应相应地提高补偿费用，以此弥补货币贬值带给农民的直接损失，确保农民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1］王德起.论我国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建设［J］.农业管理科学，1997(2):21.
［2］姜开琴.征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分析［J］.农业经济，2004(10):14.
［3］黄俊阳.农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保护［J］.学术论坛，2008(2):151.
［4］李萌，黄丽军，毛德华.论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J］.现代商贸工业，2011(19):47.
［5］李念，甘杨.集体土地征收的失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26(1):51.
［6］任辉，吴群.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收益分配分析［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1，28(3):41.
［7］沈飞，朱道林.政府和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关系实证研究［J］.资源产业经济，2004(8):17.
创新收益 篇7
中外学者虽对产学研合作创新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提法,但对产学研合作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及为国家赢得科技竞争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都一致认可,对产业界和学术界合作创新的风险和收益及其分配都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李廉水提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降低合作风险保障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关键,并阐述了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合理利益分配方式是如何构成的。嵇忆虹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影响我国现行产学研合作中利益分配冲突风险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徐恩波从经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产学研结合的理论基础,并重点分析了几种产学研的结合方式及其风险性。John Mathew(2008)和Kuen-Hung Tsai(2009)对台湾地区企业创新网络和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Ev M.Mora-Valenti等从影响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创新的关联和组织因素的角度分析,得出企业和科研机构之前的合作经验、合作伙伴的技术能力相近性等都是构成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创新的主要风险因素。本文按照收益的独占性共享性和风险的可控性可防性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收益及风险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并对如何管理风险以使产学研合作创新多赢提出了建议。
2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收益和风险分析
产学研之间构建桥梁实现了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资源互补和优势共享。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姻实现了创新过程的对接,既解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又转化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促成了多赢的局面。据对全国近几年来327项合作创新的调研表明,产学研合作可以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9%,另外对全国68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的调查表明,项目成功率可达69%,比同期科研成功转化率提高近20%[1]。产学研合作创新产生的收益有些是合作各方所独占的,其余合作方无法享有的,但长期的深入紧密合作的展开会使独占收益产生放大效应,为产业技术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等产生积极显著影响。这些产业层面的收益的获得是为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各方或整个产业整个社会所共享的。共享收益的获得会反过来更进一步地促进深化产学研的合作。按照合作创新的收益是独占还是共享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收益进行划分如下。
2.1 可独占的收益
2.1.1 企业利润增加、更具竞争力
企业视产学研合作创新为自主研发的推动器,企业“引凤筑巢”邀请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与企业的技术人员联合,为企业在高精尖技术上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使技术更新周期不断缩短。实践也证明参与产学研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企业更具市场竞争力。
2.1.2 高校更易培育创新人才、获得资金支持
通过产学研合作,一方面企业成为了高校科研成果的中试基地和产品孵化器。另一方面学校也建立了良好的实习基地,科研成果的转化补充了高校的科研经费。目前高校的成果转化和成果产业化中95%是通过产学研结合进行的,高等院校的科技经费中约有50%来自企业。高校在获得广泛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为学校发展筹集更多的资金,增强学校的经济实力,真正做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全面协调发展。
2.1.3 科研机构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知识产权的产出
科研机构通过产学研的合作创新交易自己的技术,在企业实现技术转让和推广;或在研发阶段接受企业委托的课题,与企业联合申报和实施国家科技项目;或通过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的工程化试验开发,在合作企业中使其研发成果得以应用,实现产业化[2]。产学研合作的科技成果及时转化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新增产值和新增利润,科研院所和科研机构也从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不断产出中获益匪浅。
2.2 可共享的收益
2.2.1 各方创新能力的提高、合作经验的积累
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支持,企业的技术难题提高了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技术攻关能力,使其科研水平更上一层楼。合作方相互学习,提升了各方创新研发的实力。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知识产权、著作权的保护显著增强了企业对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使企业积极保护自己的知识成果并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产学研合作经验的积累更有助于长期创新能力的培育,为后续再次合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2.2 产业创新体系建立、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总结国外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产学研合作创新是实现产业技术开发升级,提高科技竞争力乃至自主创新力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产学研合作优化整合了科技知识资源,使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或科研院所的人才、技术和设备等共享,能以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对关键的行业共性技术和重大前沿技术进行联合开发,促进重大平台技术、共性技术的突破和转移。为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促进产业创新体系的建立,强化本国的技术优势和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一条捷径。
3 产学研合作创新应防范的风险
产学研合作中存在诸如合作沟通失灵,人员流动、产权问题和运行机制障碍等各种不稳定因素,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合作收益的达成。除此之外,产学研合作的外部环境中还有一些更难以控制的因素,如市场的瞬息万变、用户需求的差异化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缩短对技术和市场信息的估计带来了挑战,也给产学研的合作创新带来更大的风险与挑战。任何收益的获得都离不开对风险进行识别并加以合理控制或有效防范。按照产学研合作进程中的风险易控程度把产学研合作中的风险划分为可以控制的风险和可以防范的风险。
3.1 可控制的风险
3.1.1 组织的差异和信息的不对称
产学研之间虽是本着互惠互利的目标开展合作,但是各自又有重点目标定位。企业是盈利组织,更多关注经济利益,学校对非经济的利益目标更加重视。科研院所正处在非盈利组织向盈利组织的转变进程中。所以利益目标和文化的差异给合作添加了风险。产学研各方对技术的掌握情况和合作项目的展开情况的信息了解不对称也潜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
3.1.2 资金来源和人员流动的障碍
缺乏稳定的资金渠道和经济支撑也是影响产学研合作创新开展的关键因素。我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科技开发资金,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因科研资金不充裕而缺乏中试。“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已成功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来源于自筹的占56%,来源于国家科技计划的占26%,而来源于风险投资的仅占2.3%。而美国恰好相反,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帮助”[3]。实践证明,技术人员和技术的共同转移更有利于高新尖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和共享收益的达成,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科研人员流动障碍以及流动中带来的产权归属等一系列问题,延缓了产学研合作的步伐。
3.1.3 模式选择失误和机制运行不畅
产学研合作进程首先面临的是模式选择问题。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偏好不同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中小企业偏好通过聘请科技人员或联办科研机构等松散形式开展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他们进行的也多是最终产品应用阶段的创新。相比而言,大型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多采用合作开发科技成果等形式。他们更期望与高校或科研机构之间建立较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更紧密的合作获得长期创新的源泉,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或通过合作拓展进入新的研发领域[4]。高校则偏爱技术的直接转让。模式选择失误直接影响着后续工作的进行。但恰当的模式也需要有良好的运行机制进行保驾护航。
3.2 可防范的风险
“合作创新实质上是关于未来在技术和市场上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的技术成果的事前交易”[5]。产学研合作从事的多是高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高新技术的研发周期长、难度大、风险高。合作各方所负责的技术难度和技术成熟度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全进程,新开发技术的适用性和外部性也增强了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风险程度。此外,有关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法规没有及时跟进在宏观上影响着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发展,使得产学研合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无法依法行事和按章解决。
4 防范控制风险实现产学研合作多赢的建议
综上所述,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共享收益是在独占收益获得基础之上放大产生的,共享收益的获得会反过来促进独占收益的成倍增加。产学研合作多赢的实现需要巧妙的识别合作进程中的风险,考虑到企业的特点、规模、创新能力及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势差来选择灵活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只有在科学防范可防的风险和将可控风险控制到最小的前提下,合作的共享收益才更有可能达成,从而使产业界和企业界的合作实现质的飞跃。
图3对不同的风险收益结合情况进行分析,并分别针对四种情况下代表性的合作模式就如何控制防范风险、实现更大收益提出了建议。
4.1 加快技术中介机构的建设
对于致力于取得短期收益的中小企业或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其科研人员、设备和资金相对缺乏,因此多采用技术转让(第4象限)的合作模式开展产学研的合作。这种高校或科研院所将技术直接转让给企业的模式能将技术很快商品化,合作的可独占收益能很快实现,但对技术成熟度的要求较高。在把握技术成熟度和市场需求等可防风险的基础上才能确保收益实现。这种模式下对技术供需信息的筛选也对技术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或高校、科研院所搜寻合作者的最优路径是:之前合作满意的对象→之前无合作但技术能力强的对象→被推荐的对象→不熟悉的对象[6]。由此可见,合作创新中对技术合作伙伴的选择比技术本身的选择更为重要,所以加快技术中介机构的建设,并使之成为一个产业,加强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网络链接,可为有合作创新意愿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构架一个信息沟通渠道更顺畅的技术和信息交流平台。除了传统的技术市场、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继续在推进产学研合作中发挥作用外,孵化器、技术转移网络以及信息平台等各种多元的中介形式也应不断发挥为产学研合作的服务效用。
4.2 完善风险投资体系
产学研的收益与嵌入创新网络中的各合作方的个体绩效相连接,产学研各方对创新网络的整体绩效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7]。风险投资体系的不完善使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开展与高校的合作开发,只投入资金委托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有针对性的开发企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或是企业认为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这种委托开发的合作模式(第3象限)是高校、科研院所比较偏爱的模式,其针对性强、对技术难度和开发时间有所限制,合作收益也能很快实现。但也存在沟通不力而产生的委托开发的技术成果没能实现很好的市场推广的情况,这样企业相对高校等技术开发方而言就承担较大风险。为确保收益风险的匹配就应该鼓励合作方真正参与到合作开发的模式中去,由于风险投资是高科技项目的孵化器,所以应加快风险投资体系建设,设立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专项风险资金,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介入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创新,还可引导社会为具有行业带动性的重大高科技项目融资,缓解产学研融资不畅的问题,为产学研合作创新保驾护航。
4.3 优化合作运行机制
合作开发模式(第2象限)加深了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各方的合作密切程度,信息相对较对称,合作开发使各方优势长期共享增强了对市场的掌控程度,降低了技术的突破难度,这时的关键是合作的运行机制能否有效协调并解决合作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利益的分配、利益风险匹配及科技成果的归属权等引起的纠纷。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合作长期共享收益的获得都离不开高效的合作运行机制的保障。因此,应建立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专门管理机构,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协调合作各方的利益。随着合作的进行,对利益风险划分及时进行灵活调整,使产学研各方尽量按公平对等的原则承担合作中的风险,分享收益。产学研合作的科学绩效评价体系,科技成果价值和转化风险的评估体系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运行效率和成功率,使合作更有可能走向长期纵深的发展。
4.4 推进长期紧密型的合作模式
在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所占的比例是技术转让占20%,合作开发占30%,共建实体占50%。而我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中技术转让的比例是30%,合作开发的比例是60%,共建实体是10%[8]。技术转让或委托开发等形式相对松散而且合作时间短暂,开发的新技术很难打开产业化的局面。合作开发与共建实体合作模式,风险与收益联系的更为紧密。例如,共建实体的模式(第1象限)往往是致力于保持长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偏爱的模式,它涉及合作各方的长期利益,交易成本较高。但若企业方以契约形式向学研方承诺更高的转移支付比例,就可以更好地激励学研方的技术创新投资力度,从而产学研合作各方的整体创新收入都会得到提高[9]。高层次紧密型的产学研创新模式更利于攻关主导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和超前技术,使合作创新聚焦在产业持续创新链上,共享收益的获得自然也更多依赖于长期紧密型的合作模式。因此总体上应在尽量防范技术和市场风险的基础上把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向长期紧密型推进。此外,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和产业集群的发展特点,开展区域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试点,构建区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也可以作为新型的产学研模式对实现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多赢也起着不可限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科学管理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风险,可以实现产业乃至国家层面的丰厚收益。所以政府有必要从宏观体制和机制上协调产学研的多方合作,如以立法的形式奠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制度基础、营造有利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可以防范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风险并控制到更小的程度,进一步发挥产学研合作创新对科技知识资源的配置能力、提高创新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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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章波等.引导产学研合作向深度发展的新探索[J].研究与发展管理,1999(6):38-41
创新收益 篇8
供应链是由各个节点企业通过协议或联合组织等方式结成的一种网络式联合体。在自主创新方面只有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实现协同, 分担开发成本, 分散创新风险, 共享各节点企业的资源, 开发能力互补, 获得研究与开发的规模优势, 才能使供应链获得连续的整体竞争力。但如果在企业间不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收益分配, 就会导致企业参与协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甚至出现相互掣肘的局面。因此在保证整个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收益最大的情况下, 使得收益在各成员企业中得到公平合理分配是非常重要的。
二、供应链企业协同自主创新的收益分配模式
收益分配问题是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中一个敏感、复杂而关键的问题。由于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的特殊性, 其影响收益分配的因素以及收益分配的方式与一般企业内部或企业集团不同。影响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收益分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参与分配的各节点企业在创新过程、技术水平、人力资源、资金等方面的投入构成了影响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收益分配的最主要因素, 本文把这类因素抽象为供应链节点企业对协同自主创新的固定投入部分。
由于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动态性的特点, 要求参与的成员企业具有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中, 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有时候需要成员企业付出额外的努力与贡献, 例如:市场创新需求的增加;客户要求产品创新期的缩短;对技术创新方面要求的提高等。这些额外的要求必然会使得成员企业投入更多的额外创新成本, 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应有所考虑,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激励成员企业。与额外投入创新成本有关的因素抽象为对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贡献大小。
此外, 参与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各成员企业在协同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将表现出不同的努力水平与积极性, 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收益和收益的分配, 本文将这类影响因素抽象为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努力水平。
供应链是一种优势互补、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网络组织, 因此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伴随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潜在的风险, 成员企业在供应链中承担不同的任务, 具有不同的风险程度。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是以风险分担、利益共享为基础的, 所以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收益分配方案要考虑成员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大小, 所承担的风险越大, 所得的收益也越大。
因此, 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中影响收益分配的因素可归结为成员企业对整个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固定投入、额外贡献、企业自身的努力水平以及所承担风险程度等四个主要方面, 如图所示。
成员企业对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固定投入、努力水平及风险因素影响到固定收益部分, 成员企业额外投入的成本、承担的风险因素与企业自身的努力水平影响额外收益部分。虽然努力水平影响到整个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收益, 但由于它属于企业自身的私有信息, 在供应链环境下很难为外界掌握和观测到。因此在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收益分配方案的研究与应用中, 通过对成员企业的绩效评价来获得努力水平的评估。
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中存在多种企业间的协同关系类型, 收益分配的模式必然与协同的紧密程度有关。
1. 对于协同关系较松散的企业, 可以采取市场交易的分配模式:协同各方通过协议的形式, 规定协同创新成果在某个时间按市场价格进行结算。随着协同创新成果价格的商定, 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收益就在这类成员企业间进行分配。
2. 对于协同关系较为紧密的企业, 可以在建立企业间协同自主创新关系时通过具体的谈判协商采取某种固定的收益分配模式, 也可以随着协同自主创新的进展, 协同各方在协同一段时间后再次协商, 重新确定收益分配方式, 本文把这类收益分配模式称为协议分配模式。
3. 对于协同关系紧密的企业, 除了根据对整个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所作的贡献来进行额外收益的分配外, 还应考虑所承担的风险。即为体现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的特点, 而引入了风险共担机制的利益分配模式, 本文把这类收益分配模式称为基于贡献与风险共担的分配模式。
总而言之, 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收益分配模式与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中市场机遇的性质、收益和风险的可能性、协同企业规模、协同企业的风险态度、协同企业的发展战略等因素有关, 但一般可以归纳为上述三种基本的收益分配模式:市场交易模式、协议分配模式以及基于贡献与风险共担的分配模式。
三、结论
综上所述, 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中的收益分配问题是供应链协同关系中矛盾最突出的问题, 唯有采取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方案, 才能确保协同过程的顺利进行和对市场机遇的快速响应。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收益分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摘要：本文依据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过程中成员企业间的协同关系类型, 提出三种相应的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的收益分配模式。
关键词：供应链,协同,自主创新,分配模式
参考文献
[1]马士华林勇陈志祥:供应链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41～42
[2]幸莉仙王华英:供应链中企业间的收益分配模型研究[J].集团经济研究, 2007, [1]
创新收益 篇9
关键词：未实现融资收益,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会计要素,计量单元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和竞争促使各种商品的营销方式发生剧烈的变化。形式多样的组合营销方式或者营销方式创新对会计的确认、计量等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为了更直观全面地反映业务实质, 我们会引入一些新的会计科目, 但是这些科目应归属哪些会计要素没有办法很直观或者简单地根据要素的定义得出。因为我们是在不挑战现有做账方式的前提下分析会计科目的归属, 这迫使我们结合其交易本质以及我们强调的某些原则来做出判断。
针对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的账务处理中的“未实现融资收益”应归属资产还是负债存在疑问, 本文先围绕一个简单的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的案例, 分析其在现有会计准则下常规的账务处理及其在业务分解后的账务处理, 分析其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 结合会计要素定义和确认条件作为依据判断“未实现融资收益”的会计要素类别划分。希望本文的分析思路对其他业务的相关判断提供借鉴。
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的案例分析
案例:2xx1年1月1日, 甲公司采用分期收款方式向乙公司销售一套大型设备, 合同规定的销售价格为2000万, 分5次于每年12月31日等额收取。该大型设备成本为1560万。在现销方式下, 该设备的销售价格为1600万。假定增值税为340万, 并于当天收到增值税340万。
该案例在现有会计准则下的常规账务处理见表1。对于表中的“未实现融资收益”的科目性质应归属哪类会计要素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资产;一种认为是负债。
备注:本表只提供前两期的会计处理。
1. 资产观基本观点
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是出售商品和借贷资金两笔业务的综合体现, 虽然做了综合处理, 但是其综合账务处理应表现出与分开的账务处理的一致性。分解成出售商品+借贷资金两笔业务后的账务处理 (见表1) 。两种不同角度的账务最主要的区别在400万元的“未实现收入”的确认问题:常规处理将其同时确认为“长期应收款400万元”和“未实现融资收益400万元”;分解的账务处理不入账, 在收入实现时体现出来。
从分解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 因该业务应收类资产账户 (其他应收款) 确认为1600万元。这种处理与常规账务处理中的应收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未确认融资收益的科目属性上。若未确认融资收益以资产科目确认, 那么首先在初始确认时确认的应收类资产净额会一致, 长期应收款 (2000万元) 减去未确认融资收益 (400万元) 等于1600万元。其次, 在后续计量中资产净额的计量依旧会“高度一致”①, 体现为长期应收款减去未确认融资收益等于其他应收款。具体表现见图1 (a) , 这种在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上的一致会在资产负债表上有明显的体现。利息收入 (400万元) 会顺从让渡资产使用权的交易本质“有序”地进入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科目, 资产是顺从收入的确认而逐期增加。但是如果未确认融资收益作为负债确认, 那么其在资产负债表的表现就如图1 (b) 。先“一拥而上”, 在初始确认时造成资产和负债的猛增;然后逐步“内部消化”, 随着收入的确认, 负债逐步转化为所有者权益。两种不同确认方式, 在原理上对一些传统的会计指标会有重大的影响。以资产负债率为例, 虽然图1 (a) 和图1 (b) 的资产负债率都会随着利息收入的逐步确认而递减并且最终相等, 但是在利息确认的过程中, 图1 (b) 的资产负债率始终会大于图1 (a) 。换言之, 以负债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会高估企业的负债。
2. 负债观的基本观点
借贷资金属于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同时形成权利和义务——权利是指让渡方在让渡期间有收取资产使用权使用费的权利, 义务是指让渡方需在让渡期间提供该资产——在常规会计处理中这种权利已经以长期应收款的方式确认为资产, 那么这种义务应可确认为负债。该案例中的让渡资产使用权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形成的是未实现收入, 所以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未实现收入可以确认为资产负债吗?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没有原则拒绝这样的处理, 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权利确认为资产、义务确认为负债是否符合资产、负债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根据财政部2014年7月29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修改②[3]中第20条规定:资产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确认条件为: (1) 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 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第23条规定的负债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其确认条件为: (1) 与该义务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 (2) 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将收取使用费这项权利作为资产确认符合资产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但是该让渡资产使用权的现时义务并不符合负债的定义和确认条件。这种不符合主要体现在是否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一点上, 让渡资产使用权的现时义务只是转移资产使用权, 并不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换言之流出概率P=0。
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一直在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2010年4月2日, 财政部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1]2013年1月IASB公布《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复评》讨论稿, 其中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做出了重大变更。从中国会计准则发展的角度看, 中国会计准则很可能还会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做出修改, 所以我们这里再分析一下让渡资产使用权是否符合国际会计准则中的相关定义。IASB现有的负债定义与通过相同, 但是在讨论稿中推荐的负债定义是企业过去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导致经济资源转移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a present obligation of the entity to transfer an economic re⁃source as a result of past events) 。[2]我们可以观察到该定义已经不再强调义务结果是否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结果, 按照这种理解让渡资产使用权的现时义务貌似可以符合负债定义。IASB在考虑这点时, 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流出的不确定性不应该设置概率下限③[2], 但是这种不设下限是否意味着经济利益流出不存在方向性?我认为并非如此, 其经济利益流出的概率表示应该是P>0, 并不能包含让渡资产使用权的P=0的情况。重新回归IASB的负债定义, 我们需要判断让渡资产使用权是否符合“经济资源转移出企业”的条件, 如果这一条件能得到满足, 说明根据IASB的定义, 让渡资产使用权形成的现时义务能够满足负债的定义。根据《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复评》讨论稿第三节“经济资源转移”条款3.38不符合经济资源转移的几种情况中, (a) 情况明确说明让渡资产使用权形成的现时义务不满足经济资源转移的条件。 (a) 情况认为企业的现时义务, 仅当企业预计能够同时或者先行收到同等或者更高价值的经济资源时, 才会需要提供经济资源的情况不符合经济资源转移的条件。[2]在让渡资产使用权的转移中, 它的义务是同时存在收取使用权使用费这一权利的, 不能构成经济资源转移。所以“未实现融资收益”不能满足现存以及IASB未来可能推荐的负债定义。
三、有关计量单元的思考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结论, 可以发现案例中的融资部分形成的权利 (未来收取利息的权利) 、义务 (贷出1600万元的义务) 不能独立通过会计科目计量。似乎因为同时存在于融资交易这一交易本质中, 权利与义务相互抵消, 反而都没有体现。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应该综合体现?或者说, 在什么范围内应该综合体现?针对该问题的回答, 正好契合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公允价值计量 (征求意见稿) 》中关于计量单元 (unit of account) 概念的引入问题。计量单元是资产或负债以单独或者组合方式进行计量的最小单位。[4]计量单元的界定确定了会计事项的范围, 这种范围可以是空间上、时间上或者有可能是抽象的交易事项④等。一旦这种范围被界定, 它将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对外表现其唯一的资产或者负债会计要素特征, 同时以整体对外体现经济利益的流入或者流出。其中的难点在于范围的界定问题。一旦范围的界定原则确定, 将极大地便利界定其整体对外表现的资产或是负债要素特征及数量计量问题。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为例分析“未实现融资收益”应当归属的会计要素。首先, 将该业务分解成简单业务用以比较简单业务账务处理和现存准则下的账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的表现。结果发现“未实现融资收益”作为资产科目计量时, 其账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和简单业务的账务处理具有一致性, 资产的增加随着收入确认“有序”地进入资产负债表;而作为负债科目计量时, 其账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和简单业务不一致。其次, 本文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修改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复评》讨论稿中关于负债的定义, 详细解析了“未实现融资收益”是否符合负债的定义, 结果发现均不符合负债的定义, 所以“未实现融资收益”应确认为资产类科目。最后, 浅议了计量单元概念的重要性。
本文启示:在分析一些复杂交易或事项中的会计处理的科目性质时, 需要结合复杂交易分解为简单业务之后的账务处理及其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 以此来辅助判断科目归属的优劣。根据定义来界定性质时, 需要紧密结合当前会计发展的趋势, 不仅要根据现有准则的要求进行分析, 还需要结合国际的发展方向。
本文不足:首先, 本文以业务的账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来作为依据之一, 但是没有提供理论、会计原则或者会计业普遍认同的做法作为支持。其次, 本文仅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为例来分析“为实现融资收益”的科目归属, 案例单一, 具有局限性, 其结论的普适性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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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收益 篇10
合作创新其实质就是不同创新主体间跨组织、 跨界面、跨时间、跨空间的知识创新行为和活动。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可以有效降低R&D成本[1],实现创新风险和收益共担[2],使企业获取外部异质性资源和知识[3],迅速提升知识创新能力。现有研究已经表明,知识共享是联盟合作创新的关键要素所在[4,5,6],中小企业合作创新通过知识共享创造和维持一种知识链集合体,加强双方的理解和期望[7], 通过探索性和挖掘性组织学习获取价值性信息和资源,提高合作创新的效率和效果,继而促使中小企业实现 “1 + 1 > 2” 的合作创新效应[8]。然而,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竞合关系,组织差异性以及知识保护等行为的存在加剧了管理与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9],容易滋生合作创新关系风险,直接导致合作创新失败或联盟解散。Dwyer等人和Kanzler的研究明确指出,知识共享受制于不确定的关系风险,而合作伙伴之间的组织间交换取决于彼此对于风险和收益的评估。Brandenburger和Nalebuff研究指出,在竞合关系的合作背景下,即使组织间知识共享能带来竞争优势,合作创新企业间为了规避关系风险带来的知识溢出和核心知识被模仿等风险,也会采取严密的知识保护措施。因此, 合作伙伴间的协作行为和活动需要建立在以价值为基础的组织间关系基础之上[10,11]。资源基础观的理论观点认为,专用性关系资源能够根据这种关系带来的收益进行衡量,如果某个合作伙伴能够带来巨大的高附加价值,企业将会积极的和这种伙伴建立、 发展和维持这种关系。此外,在这种价值性为基础的组织间关系中,合作企业间也会减少关系风险行为。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间良好的组织间关系能够有效提升彼此的知识共享意愿,因此,探究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的影响机理,把脉关系收益对二者的调节效用,对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文献来看,合作创新研究已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多数属于定性的理论分析,主要针对合作创新的内涵、动机、组织模式以及风险和防范等内容,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更是所见甚少。因此,本文以关系风险为切入点,辅以资源基础观的理论视角, 引入关系收益作为调节变量,以 “关系风险———知识共享”的逻辑范式为研究框架,深入探析价值性为基础的关系提升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共享的影响机理。一方面可以丰富合作创新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为我国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科学建议。
1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能够令处在其中的所有成员维持和获取竞争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然而, 参加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竞合关系,一方面,合作创新主体间需要深入协作,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提升组织间合作伙伴的知识共享效果和效率[12],才能实现 “1 + 1 > 2” 的创新协同效应; 另一方面,合作主体之间往往是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彼此担心知识溢出效应使其丧失原有竞争优势和异质性知识。基于此,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较高的关系风险[13],最终陷入合作创新的 “囚徒困境”[14]。与此同时,根据资源基础观的理论观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属于专用性关系资源投资的范畴,具有较高专用性的资源优势壁垒,因此,关系资源是中小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关系收益作为组织间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之一[15],能够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行为。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间具有较高价值性为基础的组织间关系能够更好的展开知识共享,继而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双赢。
综上所述,本文以组织间关系理论、知识管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石,构建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影响的理论模型,并纳入关系收益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具体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关系风险是指合作伙伴没有按照约定的方式进行合作而造成的可能和结果,其主要源于并行的合作风险和行为风险。 合作创新过程中,由于关系风险的存在,中小企业间可能不情愿毫无保留的共享价值性知识,特别是他们认为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的合作伙伴。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的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风险主要从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力非对称性三方面进行考察。图1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影响的概念模型
1.1关系风险与知识共享
1. 1. 1机会主义行为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机会主义行为已经被证明是跨组织合作过程中难以规避的潜在风险。古典测验理论中,将机会主义行为定义为追求自我利益的欺骗、违反承诺的潜在差异性行为。如果合作伙伴违反了联盟建立之初的承诺或条款,那么可以说该合作伙伴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Jao - Hong Cheng研究指出,战略联盟或组织间合作是合作主体间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载体, 特别是价值性关系薄弱的短暂联盟可以看作是机会主义行为的直接诱因。中小企业合作创新作为一种典型的竞合关系所表现出的种种迹象完全符合短暂联盟的特征。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投入专用性资源或价值性知识,此时这些资源和知识就具备了公共产品的特点,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很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策略 ( 如搭便车或学习竞赛等) ,依赖知识溢出风险获取外部资源和知识据为己有,甚至利用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用来与其他合作伙伴进行竞争[16,17],此时,合作伙伴为防止价值性知识溢出和被模仿一般都会采取严密的知识保护措施,严重影响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也就是说,如果参与合作创新的某个中小企业获取的个人利益大于维持联盟运行的成本时,很有可能出现损害合作创新总体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致使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下降,最终导致合作创新失败或合作终止。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组织间机会主义行为越高,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就会越差。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机会主义行为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成负向相关关系。
1. 1. 2破坏性冲突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 破坏性冲突可定义为合作主体间由于冲突发生过程中的一些敌对、不相容的行为或目标而产生的矛盾聚集到一定程度所展现的一种相互不喜欢和猜忌的不和谐状态[18]。破坏性冲突直接致使信息歪曲而影响联盟合作伙伴间的行为和活动,导致彼此之间不信任而彼此恶意干预或故意设置障碍[19]。联盟成员在破坏性冲突的作用下均以个人利益先行,而不顾集体利益。破坏性冲突往往导致联盟成员之间不团结、信任水平低下的诸多负面影响,严重的甚至直接导致合作关系破裂。破坏性冲突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直接影响合作主体间的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其一,破坏性冲突直接损害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间的合作满意度,并会破坏彼此之间的信息扩散和组织学习的意愿[20],严重影响组织间信息传递和组织反应速度[21]。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如果无法积极主动的友好合作,彼此之间的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就是天方夜谭。其二,破坏性冲突会导致信息的扭曲和缺失,致使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活动难以有效展开,加剧彼此的不信任程度, 而知识共享以信任为基础,故而,破坏性冲突下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也就无从谈起[22]。其三, 破坏性冲突具有机会主义行为的属性,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容易发生相互抵触、争执或攻击等行为,直接导致合作创新整体效率的下降,知识共享难以实现。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破坏性性冲突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负向相关关系。
1. 1. 3权力非对称性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组织间合作建立在双方相互依赖、资源能力互补的基础之上,若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依赖程度高于对方时,就会产生权利非对称性[23]。Casciaro和Piskorski[24]研究认为,依赖性差异是造成组织间合作权利非对称性的主要因素。权利非对称性能够迫使处于弱势的一方臣服于强势一方,最终形成类似 “领导者—跟随者”的合作情形,导致企业合作间资源、知识共享的失衡。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由于资源限制、专用性知识、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等因素同样会陷入权利非对称性的 “漩涡” 中。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依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企业能够为其他成员企业提供哪些价值,企业均会有倾向性地选择能够为其提供最大收益的企业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权利非对称性程度越高,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就越低。信任缺失的合作创新会陷入严重的关系风险之中,中小企业合作主体之间很大程度上会歪曲或隐瞒价值性知识,致使知识共享水平达到冰点,最终导致合作创新失败。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 权力非对称性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负向相关关系。
1.2关系收益的调节作用
关系风险的存在导致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水平和合作绩效的降低,然而当合作伙伴间的关系收益水平足够高时,彼此愿意为该关系增加价值性资源投资,具有较高知识密集性的合作行为 ( 如知识共享) 将会得到提升。现有研究将关系收益视为关系强度、关系质量等的代名词[25]。一方面,关系收益能够有效降低由于关系风险导致的组织间背叛行为; 另一方面,关系收益投资意味着组织间忠诚度、积极的合作态度[26]以及较高的关系质量[27], 能够有效规避合作伙伴间的相互抱怨和诋毁,提高组织间容忍度,有效降低组织间报复行为; 再者, 寓于关系收益中的信任和互惠可以帮助合作伙伴树立信心,促使合作主体间能够在合作中真诚行事, 实现利益共享[28]。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关系收益会直接影响合作主体之间关系的发展方向以及关系的稳定性。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收益足够大时,参与合作创新的主体会容忍关系风险的存在,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不会受其直接影响。 也就是说,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收益越高,那么组织间关系风险对知识共享的影响程度就越小。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 关系收益对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研究方法
2.1样本与数据收集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所需样本数据,问卷设计基于Likert量表法,指标采用5级打分法。问卷设计通过文献研究、征求专家和业界高管意见、预测试3个阶段,形成最终的正式调研问卷。本研究的正式调研从2013年9月17日持续到2014年3月17日,共历时6个月,课题组主要深入辽宁省锦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的目标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期间主要通过现场问卷发放、电子邮件、委托发放等方式发放调查问卷346份,回收283份,回收率达到81. 7% 。283份问卷中有24份问卷由于填写错误、信息不完整、一致性等问题予以剔除,还有5份问卷的企业不符合国家颁发的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的范畴,予以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54份,问卷有效率为73. 4% 。
从回收的254份有效问卷可以看出,样本企业所属行业主要为电子信息 ( 23. 5% ) ,软件与信息服务 ( 30. 2% ) 、新能源与 新材料、生物医药 化工 ( 28. 4% ) ,机械制造业 ( 17. 9% ) ; 企业所有权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占58. 1% 、外资企业27% 和合资企业14. 9% ; 从被调研对象的岗位职责来看,技术部门主管占35% ,项目经理占47% ,创新团队成员占18% 。
2.2变量测量
为了有效测度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的大量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结合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实际情况以及本研究目的和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进。
机会主义行为。根据Morgan和Hunt,Simonin以及Jao - Hong Cheng的研究,机会主义行为的测量主要采用以下3个指标: ( 1) 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 参与合作创新的合作伙伴有时会改变事实; ( 2) 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参与合作创新的合作伙伴有时会违背承诺; ( 3) 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参与合作创新的合作伙伴有时违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契约。
破坏性冲突。根据Morris、Cadogan以及Cheng、 Sheu的研究,采用以下3个指标对破坏性冲突进行测度: ( 1) 合作创新过程中,我们想尽办法影响合作决策的制定; ( 2) 我们会夸大自己的资源、能力以影响合作伙伴; ( 3) 我们会夸大信息和事实以影响合作伙伴。
权力非对称性。根据Morris和Cadogan,Chao Hung Wang以及Eliver和Barry等的研究,采用以下3个指标对权力非对称性进行测度: ( 1 ) 我们需要这个合作伙伴的专业技术能力; ( 2) 我们对这个合作伙伴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 3) 我们具有较高的合作伙伴转移成本。
关系收益。根据Yu - Hern Chang,Fang - Yuan Chen以及Po - Tsang Chen,Hsin - Hui Hu的相关研究,关系收益的测量主要采用以下3个指标:( 1) 我们对与合作创新伙伴的合作能够获取良好收益充满信心; ( 2) 我们与合作创新伙伴的合作能够大幅度提升创新效率; ( 3) 我们与合作创新伙伴的合作能够获取较高的满意度。
知识共享。根据Lee,Jao - Hong Cheng以及Ying - Hueih Chen,Tzu - Pei Lin等人的相关研究, 知识共享的侧脸主要采用以下3个指标: ( 1) 我们和合作伙伴共享价值性信息和知识; ( 2) 我们和合作伙伴共享专用性技术; ( 3) 我们和合作伙伴深入合作提升组织学习。
3实证分析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对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使用Spss18. 0和Amos18. 0完成。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关系风险作为自变量,知识共享作为因变量,关系收益作为调节变量。由表1可知,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为后续的假设检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此外, 数理统计中,相关水平处于0. 75临界值以上被认为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本研究的各变量间相关水平均处于0. 7以下,故而,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线性现象。
注: **p < 0. 01
3.2样本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各变量的测度量表均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特点经适度修改发展而来,一定程度上问卷具有相当的信度和效度。此外,本研究使用Cronbach’sα 系数对测量变量进行信度检验,采用AVE ( 平均变异萃取量) 检验各个测量变量的内部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个测量变量的Cronbach’sα 系数均满足大于0. 7的理想水平,各个测量变量之间的AVE值都满足大于0. 5的显著水平,说明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注: 所有系数均达到 0. 5 的统计显著性
3.3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分析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时,需要将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收益的调节效应考虑进去,即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潜在关系风险存在的前提下,关系收益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程度是增加了还是减弱了。本研究的概念模型使用AMOS18. 0进行拟合优度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表明,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χ2值为239. 112,其显著性水平低于0. 001,χ2/ df值为2. 614,符合2 ~ 5的区间水平,说明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拟合优度指标分别为: CFI = 0. 941、IFI = 0. 925、GFI = 0. 932,三个指标均满足大于0. 9的水平要求,R M SE A = 0. 085,小于0. 10,表明该概念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拟合结果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3. 3. 1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关系风险的影响机理分析。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风险包括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力非对称性3个维度,其中机会主义行为对知识共享的路径系数为0. 375,破坏性冲突 对知识共 享的路径 系数为0. 319,权力非对称性对知识共享的路径系数为0. 351,假设H1、H2、H3均通过假设检验。也就是说,关系风险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力非对称性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即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负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应该通过详尽的关系规范积极拓展和引致组织间关系往良好方向发展,最大限度的规避导致关系风险的行为和活动。
3. 3. 2关系收益的调节作用分析。关系收益在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关系风险的3个不同维度 ( 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力非对称性) 下的路径 系数分别 为0. 373、0. 284、 0. 269,充分说明了关系收益正向调节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收益作为一种价值性资源能够有效促进彼此合作关系的深化,提升合作主体间的信任水平, 继而提升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
注:*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4结论
本研究基于组织间关系理论、技术创新理论依据知识管理理论,从联盟合作关系风险入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关系风险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破坏性冲突和权利非对称性3个方面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作用,并创造性的引入关系收益这一全新变量分析其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管理效用。
第一,关系风险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利非对称性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关系风险在组织间知识共享中是可不忽略的关键因素。究其根本原因,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受到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如国家政策变化、行业变革、消费者偏好改变等因素所创造的新商业机会,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可能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破坏组织间关系结构的行为和活动,继而导致知识共享质量的降低,即由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关系风险的存在,当某一伙伴企业获取的个人利益大于整体利益时,其就会做出有损联盟关系的行为和活动。此时,其他参与合作创新的企业就会采取严格的知识保护策略,以规避由于知识溢出和价值性知识被模仿所导致的潜在风险,防止竞合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大于自己的竞争优势。故而,中小企业在构建合作创新关系时,应确保彼此合作是建立在价值性关系的基础之上,以防关系风险破坏合作关系及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
第二,关系收益在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收益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可以理解为,如果参与合作创新的某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合作带来较高的创新绩效或能力提升,那么该中小企业倾向于构建以价值性为基础的组织间合作关系。Gwinner等人和Wulf等人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组织间关系收益越大,关系就越紧密,组织间知识共享随之提升。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可以为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如何提高彼此的组织间关系收益,提升组织间知识共享效果和效率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
摘要：以组织间关系理论、知识管理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风险与知识共享的关系问题,并引入关系收益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析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伴随的关系风险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关系收益能够有效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创新收益 篇11
债券型基金发行量较大
2013年一季度共有85只公募基金发行成立，募集总份额为2050.20亿份，季度同比上升435%，环比下降3.19%。平均每只基金的发行规模为24.12亿份，环比略有下降。从更细的分类来看，一季度发行量较大的基金类型是理财债券型基金和准债债券型基金，共发行了729亿份和401亿份；其次是货币型（183亿份）、纯债债券型（178亿份）和偏债债券型（119亿份）。从个基平均募集份额来看，较受欢迎的品种是债券ETF、短期理财债券型、中期理财债券型、复制债券指数型、准债债券型等，平均募集份额都在35亿份以上。在指数债券型基金中，复制指数型基金募集规模大于增强指数型基金；在主动债券型基金中，可转债债券型基金募集规模最小；在QDII基金中，债券型QDII基金的募集规模最大。市场风险偏好由此可见一斑。在理财债券型基金中，运作期限为短期和中期的基金由于流动性较好，相对于长期基金更受欢迎。
（据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券商集合理财
整体业绩差强人意，国泰君安、银河表现较差
纵观非限定性集合理财产品今年来的业绩表现，整体业绩差强人意，各类型产品间的业绩差异不大，偏股型产品表现相对突出。而券商集合理财发行仍然是以稳健类为主，债券型新产品仍占绝大多数。
目前在券商集合理财市场中，国泰君安、东方证券、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占据了市场份额的前四强。不过在2013年截至4月18日的产品排名中，国泰君安占据了后10名的2个席位，而银河证券则占据了3个席位，可谓表现不佳。
信托
谨防“借新债还旧债”的项目
银监会8号文公布，限制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资产上限。而银行、信托在过去的三年，已经在“非标债权产品”上，充分享受了超额收益，后续机构如果想要成立信托计划，需要严选项目，特别对于项目的资金用途要格外谨慎，对于大量的“借新债还旧债”的项目更应该十分慎重，否则，就有可能成为银行表内外信贷潜在坏账的接棒人。 （据华宝证券研究报告）
银行理财产品
8号文下的理财产品
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计量与审计 篇12
(一) 会计收益的概念
从操作的角度讲, 会计收益被定义为本期交易中已经实现的收入和与此相对应的历史成本之间的差额。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会计收益的五个特点:一是会计收益是基于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 (主要是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收入减去实现这些收入的必要的成本) 。从传统意义上讲, 会计界是用交易观来计量收益的。二是会计收益是建立在会计分期假设之上的, 是指某一期间的财务成果。三是会计收益是建立在收入原则之上的, 需要对收入进行定义、计量和确认。四是会计收益需要依据历史成本计量费用, 要严格遵守历史成本原则。一项资产按照获得时的成本核算直到被销售, 才能确认所有的价值变化。因此, 费用是耗费的资产或耗费的获得成本。五是会计收益要求当期实现的收入与适当的或相应的相关成本联系。因此, 会计收益是建立在配比原则之上。从本质上讲, 某些成本或期间成本被分配或与收入相配比, 而其他的成本则结转为资产。
(二) 经济收益的概念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最早将经济学上的收益定义为“财富的增加”。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 尤其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Marshall) 遵从斯密的收益概念并将其引入企业。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 (Hicks)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将经济收益定义为:“一个人在期末与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的情况下所可能消费的最高数额”。该定义虽然指的是个人收益, 但企业收益也可以用这个最基本的收益定义来加以解释, 即在期末与期初资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企业本期可用以消费或分配的最大金额 (汤云为, 1997) 。由此可见, 经济收益是与资本保全或资本维护密切联系的, 它实际上要求在确认企业收益时必须严格区分资本收益和资本保全。
二、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计量
(一) 会计收益的计量
会计期间损益的确认和计量, 应分析该期间实际发生的交易, 确认和计量各种收入和费用, 根据会计等式“收入-费用=利润”来计算。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必须遵循收入实现、应计制、历史成本、配比、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等原则。对于资产或负债价值的波动, 如无客观事实认定, 不予确认。会计收益只确认已实现收益, 不确认未实现收益。
(二) 经济收益的计量
根据经济收益观, 期间损益的确认和计量应比较该会计期间期末和期初的净资产, 在扣除投资人追加投资、加回已对投资人所分配利润后, 即为该期间的损益。若期末和期初净资产相等, 资本得到保全;若期末净资产小于期初, 资本就没有得到保全, 差额为资本亏绌;若期末净资产大于期初, 资本不仅得到保全, 而且产生盈余, 差额即为利润。人们按资本计量属性的不同, 又将资本保全分为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前者强调名义货币资本的保全, 后者强调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能力的保全。在资本保全观下,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为取得收益而发生的费用必须以现行成本 (资产的现行购买市价) 而不是以历史成本来计量, 在企业已经耗费的资产未得到重置之前, 不得确认企业收益。在这类资本维护概念下所确定的企业收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收益。此时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概念所确认和计量的收益在量上存在如下的关系:会计收益+未实现的有形资产变化-前期发生的已实现的有形资产变化+无形资产价值的变化=经济收益 (公式1) 。上式中的无形资产不是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传统的无形资产, 而是另一个概念即主观商誉。以资本化方法举例加以说明:
[例1]某经营实体总资产剩余有用寿命4年, 每年期望的净现金流转额如表1: (假设贴现率为5%, 每年折旧7000, 单位为﹩)
第一年期望的净现金流转额 (R1) =7000, 第一年初总资产的资本化价值:7000× (1+5%) -1=6667, 8500× (1+5%) -2=7710, 10000× (1+5%) -3=8638, 12000× (1+5%) -4=9872, 合计为32887。第一年末总资产的资本化价值:8500× (1+5%) -1=8095, 10000× (1+5%) -2=9070, 12000× (1+5%) -3=10336, 合计为27531。第一年的主观商誉= (折旧) 7000- (32887-27531) =1644, 每一年的会计收益=每一年的净现金流转额-每一年的折旧, 第一年的会计收益=第一年的净现金流转额-第一年的折旧, 0=7000-7000。同理可得第二年、第三年和第四年的主观商誉和会计收益, 将各年的数据带入公式1可得到各年的经济收益 (本题中有形资产未发生变化, 故其数值为0) , 汇总见表2:
三、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计量差异对审计的启示
(一) 以会计收益为基础的审计
应综合考虑企业的持有利得、现有资产实际价值及实物资本保全。一是已实现收益与全部收益的差别。会计收益只包括已实现收益, 而将未实现损益排除在外, 经济收益则将企业的经营收益与持有利得同样对待, 而不考虑收益是否已经实现。因此, 在通常情况下, 两者之间不一致, 其差额主要是持有利得。二是历史成本与现时价值的差别。会计收益遵循历史成本原则和配比原则, 有利于客观反映企业管理当局的经营管理责任。但是, 由于历史成本原则内在的缺陷, 特别是收入按现时价值计量而费用按历史成本列支, 使得会计收益的计算缺乏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而且使配比原则难以贯彻执行, 以至资产账面价值不能反映其实际价值, 成本也不能得到足额补偿。而经济收益按现时价值计量, 其反映的是资产的实际价值, 有利于成本的足额补偿。三是财务资本保全与实物资本保全的差别。会计收益维护财务资本保全, 即只要求业主投入的货币价值不受到损害, 企业收入超过投入价值部分即作为会计收益, 注重报告经营财务成果。经济收益则坚持实物资本保全, 只有当业主投入资源的实际生产能力得到保全时, 才能确认收益, 只有保持企业实际生产能力, 企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二) 内部治理方面的经济收益审计
应完善的内部控制带来的经济收益、良好的内部治理战略带来的经济收益、妥善的风险管理策略带来的经济收益。一是企业有健全的管理系统、财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系统和责任机制, 以及健全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这样的企业管理是科学的, 无管理漏洞能使企业减少由于内控混乱而造成的损失。即从管理角度来考察被审计项目的收益状况。如建设单位通过改善管理, 使一个建设项目的工期得到提前;一个仓储企业通过管理或重新设计使一个仓储设施的布局更加合理, 使有限的空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等都属于这一范峙。这些方面管理的改善虽不能马上反映在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的评价结果上, 但最终会对用货币价值反映的经济收益产生影响。二是内部治理战略的好坏也会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经济收益, 对其进行审计, 实质是站在一个较高角度审视企业内部治理状况。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的深入,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审计内容也将更加丰富, 对人力资源审计的内容不仅是当前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问题, 而更关注的是其治理战略的最终效果问题。三是风险管理旨在确保组织有效运转, 即确保组织的技术先进、道德规范、环境优良、避免意外风险的侵扰,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面对风险, 高级管理层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建立风险管理部门, 并将风险管理置于公司的整体管理过程中, 将风险管理与风险控制的职责放在最了解企业经营过程的人身上, 发挥公司治理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风险管理审计的关键是确认、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审计经营管理人员为降低经营风险所进行的各项管理活动。管理者是否有助本企业降低风险, 以实现企业经济收益增加的目标。收益与风险对称是经济生活中的普遍规律, 企业在高风险状态下运行而获取中等甚至低水平的收益显然不是投资者所愿意看到的。收益的稳定性是企业所面临风险大小的表象特征, 收益稳定性越差说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越大, 反之, 说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越小。
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有着不同的概念和含义, 两者在计量上也存在量差, 而经济收益力图计量企业的实际收益而非名义收益, 因而更真实地反映了企业的收益。因此, 在对企业的收益进行审计时, 应在对其会计收益进行审计的基础上考虑其经济收益的审计, 因为它不仅能帮助企业查错纠弊, 而且也有利于管理政绩、管理责任等方面的审计, 以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益水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