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收益（共11篇）
个人收益 篇1
按照准公共产品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成本分担理论, 教育及高等教育收益可以分为受教育者个人收益及社会收益。对受教育者个人收益进行研究, 常用的方法有明瑟收益率法和内部收益率法。而对教育及高等教育社会收益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教育及高等教育对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贡献程度, 方法也主要有两种, 一是投入产出法;二是生产函数法。
本文与他文探讨的不同之处在于: (1) 归纳了各个层级的教育等级分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不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数量上, 而更加关注教育层次。 (2)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也并非是经济总量, 而是对人均GDP的影响, 原因在于, 对于不同人口基数的时期, 若只比较国民经济总量, 则不能较全面的说明社会经济进步。
一、明瑟收入函数及个人教育收益率
(一) 函数表达
明瑟收益率指的是利用明瑟收入函数计算出的教育边际收益率, 反映了受教育者多受一年教育收入的变化率。通常设定明瑟收入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 Y是就业者的收入, S是就业者受教育年限, X是就业者的工作经验 (年限) , 按照劳动就业理论和国际上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经验, 工龄对收入呈现二次曲线关系。
公式中变量S的系数β满足:
称β为明瑟收益率, 其含义是:在相同工作年限条件下, 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就业者收入比未接受该年教育的就业者的收入的变化率。
(二) 近期中国教育收益率变化及原因
陈晓宇、陈良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中,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20世纪后十年, 短短的十年时间里, 教育收益率严重低下的状况得到了基本扭转。中国教育收益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左右, 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到2000年的8.5%, 虽然略低于, 但已逐步接近了国际平均水平。
张俊森和赵耀辉的研究发现, 1988—1999年间高等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9%、3.4%、4.3%、4.0%、4.9%、5.2%、7.4%、6.3%、7.4%、6.7%、8.8%、10.0%。
上述调查研究虽然数字有细微的差异, 但均有力地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确实呈逐年上升这一特点。
关于明瑟收益率快速增长的原因, 已有如下分析:技术进步 (劳动力需求) 和教育扩展 (劳动力供给) 赛跑导致收益率的长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劳动力流动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则导致收益率短期的增长。
(三) 明瑟收益率的扭曲及收益函数的限制
明瑟收益函数从相当理论程度上可以解释教育与收入的关系, 个人可以设定预期收入, 通过该函数计算自己最佳受教育年限。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制度下, 尚存在一些影响因素, 使受教育年限不能很好地反映出预期收入水平, 在中国, 工资收入的绝对并非完全取决于或者主要取决于受教育年限, 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工龄、职称等工资体制的影响及个人能力:
1. 工资体制。
在中国, 工资中工龄、职称等工资体制对收入的影响要比预期大得多, 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邬剑军和潘春燕在《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与企业工资体制》中计算出, 每十年工龄的增长, 工资都以超过20%的幅度增长, 各组平均增长率为25.7%。而小学以下到初中, 初中到高中, 高中 (含技工学校和中专) 到大专, 大专到本科以上, 其增长率分别为1.7%、-0.9%、20.8%和18.8%, 各组平均增长率为12.6%, 低于按工龄分组的平均增长率约13个百分点。
2. 个人能力。
自从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 开始彻底抛弃了“大锅饭”的思想, 实现了按劳分配, 个人能力也便成了决定自身价值及收入的主要因素。但是, 教育程度并非与个人能力直接相关。从某种程度上, 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中, 未避免逆向选择, 教育程度只是一个个人能力的信号发送过程, 并非完全替代。高学历低能力, 低学历高能力屡见不鲜。在市场化的今天, 重视的是能力, 而非教育程度本身, 因此, 收入的决定也不是完全与教育程度相关。
二、教育层次社会收益分析
以往学者关注比较多的是, 各个层级的教育加权为一个量———即人力资本总量和社会物质资本对国民经济总量GDP的影响分析。通常运用的是,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实证分析模型。模型表达为:
其中, A表示技术参数, 往往为便于分析, 假定各期的技术水平保持不变, 以Kt表示各期物质资本投入, Lt表示劳动力投入, Ht表示接受大专及上学历教育的人力资本投入, 代表当年高等教育系统输送的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 etμ为随机误差项, Yt表示当期GDP。αβ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力及高等次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模型采取对数形式:Ln Y=Ln A+αLn Kt+βLn Lt+γLn Ht+μ
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文章将各个层级的教育进行划分, 归纳了各个层级的教育等级分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提到教育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数量上。但是, 仅仅关注数量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 没有考虑到教育质量上的差异”;二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也并非分析的是, 经济总量即GDP的影响, 而是, 对人均GDP的影响, 我认为, 中国, 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大国, 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实施对人口影响力巨大, 以往生育观念导致多生, 而使人口增量多, 近来少生、优生的概念相对减少了人口数量, 因此, 对于不同人口基数的时期, 若, 只比较国民经济总量, 而不是人均经济, 则不能较全面的说明社会经济进步。因此, 基于以上观点, 鄙人认为, 将人均量作为考察对象则更适宜。
教育 (或高等教育) 投资的社会收益, 既是投资主体所关心的问题, 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所应当考虑的问题。以下将分析教育对宏观的影响。将以各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 教育对经济的贡献额 (表现为人均GDP) 作为因变量,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进而得出结论:何种的教育程度对人均GDP贡献最大。
(一) 数据来源及模型建立
把观测到的十二年的不同教育阶段毕业生数量作为该教育水平的主要体现, 同时把对应各时期的人均GDP作为社会进步, 人民生活物质水平提高的主要考察指标。
将从1996—2007年的主要数据———人均gdp (pgdp) (单位:元) 、该年毕业研究生数量 (yjs) 、实际普通大学毕业生 (sjpt) , 普通大学毕业生数量 (pt) 、实际高中生毕业数量 (sjgz) 、实际初中毕业数量 (sjcz) , (1) 研究生招生数量 (yjszs) 、普通高中招生 (gzzs) 和普通大学招生数量 (ptzs) (单位:人) 整合为下表:
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按:普通大学毕业生数量=实际普通大学毕业生数量-研究生招生数量 (即pt=sjpt-yjszs)
高中毕业生数量=实际高中毕业生数量-普通大学招生数量 (即gz=sjgz-ptzs)
初中毕业生数量=实际初中毕业生数量-高中招生数量 (即cz=sjcz-gzzs)
三个计算公式, 合并按年份人均的GDP得出表2:
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一) 计量分析及结论
由此, 可初步写出人均gdp决定式:
方程中回归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值是其相对应的t检验值, 根据统计经验规则, 若t检验值的绝对值大于2, 则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通过。 (1) 拟合优度检验:R2=0.998178, R2=0.997137, 说明人均GDP的变化有99.82%可以用各类教育毕业生数量来解释, 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 (2) F检验:F=958.74, 是一个很大的数值, 说明回归方程显著。 (3) t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 自由度为n-k-1=6临界值t0.05 (6) =1.9432。由上式t统计量, 研究生和普通大学毕业生因素较显著。 (4) 经济学解释:人均GDP的变化有99.82%可以用各类教育毕业生数量来解释, 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在教育层次对人均GDP的影响中, 研究生和普通高校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对人均GDP影响最大:毕业研究生每增加10万人, 人均GDP增加为33 623元;普通高校毕业生每增加10万人, 人均GDP增加为568元。
二、结果分析及政策建议
1. 通过以上分析看到, 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正相关, 且学历越高对人均GDP的影响就越大。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 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的各种高层次专门人才,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2. 逐步瓦解在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 实现人力资本的地理流动, 促进和加强市场化改革, 从而从短期实现收益率的提高。
3. 建立能够充分体现知识价值和受教育价值的收入分配企业工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逐渐加大教育程度差别对工资的影响, 并配以相应的选拔和业绩评估机制。只有这样, 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4. 国家应继续增加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关注度, 多渠道增加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例如,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有利于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投资行为, 在提高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方面有明显的作用, 因此, 政府应积极推行此项政策的实施, 扩大资助的覆盖面, 使得更多学生享受到资助。另外, 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 培养具有更高专业化程度、知识面广的高精尖人才。
参考文献
[1]邬剑军, 潘春燕.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与企业工资体制:第1卷[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2) .
[2]陈晓宇, 陈良, 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第1卷[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2) .
[3][英]盖伦特.琼斯.教育与经济增长[J].郑磊, 杜育红, 译.教育与经济, 2006, (4) .
[4]王萍.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甘肃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2) .
个人收益 篇2
一、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出强调教育投资的作用,认为教育活动是提高个人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一种生产性投资。在一个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中,生产能力强的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当其他情况相同时,个人之间教育水平的不同导致收入的不同。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和个人分担政策的情况下,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视作一种投资行为。作为一种理性的投资行为,对教育活动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判断成为政府部门和受教育者个人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普通高等教育个人成本―收益(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一直是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统计路径和使用的方法不同,学者们对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的计算结果各不相同,但都一致表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具有正的收益率,即个人的高等教育支出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未来收益。然而,对于聋人高等工科教育个人成本―收益(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聋人高等工科教育投资不仅给聋人个人带来收益,而且会给社会带来溢出效应。因此,研究聋人高等工科教育投资特别是聋人高等工科教育投资中个人投资部分的成本与收益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指标、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指标。本文以开始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聋人本科生为例,研究以下三个密切相关的指标:(1)聋人学生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总成本;(2)聋人学生接受高等工科教育个人投资的预期收益;(3)聋人学生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通过对以上指标的研究可以直接表明,聋人四年高等工科教育投资效果的优劣程度。
(二)研究范围。由于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发展比较晚,目前专门招收残疾学生的高等院校较少。而从事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本科院校主要是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55名毕业生发出的调查问卷。毕业生分布于21个省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研究方法。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是对一个人因增加其接受教育的数量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1](P471),它以受教育者个人为投资和收益的主体计算收益率。教育个人收益率问题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内部收益率法用于估算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就是求解高等教育的个人成本现值和个人预期收益相等时的贴现率[2](P27)。内部收益率法反映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同时避免了受主观利率大小影响的弊端,因而被研究者广泛应用。在国际上对教育收益率研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萨卡罗普洛斯曾用此方法计算并比较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个人内部收益率。内部收益率法是指使贴现的教育成本和收益之差为零的利率。例如,某一级教育内部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1+r)m-t=×(1+r)-t(1)其中C为受教育年份中第t年的私人教育成本,B为收益年份中第t年因为多受此级教育而增加的私人收益,m为该级教育的年限,n为受教育者毕业后终生取得收益的年限,r为要求的内部收益率(贴现率)。以大学本科为例,学制4年,毕业后共工作38年,则m=4,n=38[3](P77)。
三、聋人高等工科教育个人成本-收益分析
(一)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成本。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成本是指聋人学生为了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由个人或家庭支付以货币形态表现的各种费用和付出的所有成本,它包括个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机会成本)。1.聋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直接成本。聋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直接成本,是指聋人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实际支付成本。它主要由学杂费(含住宿费部分)和额外支出(即上学实际支出减去原来的必要消费支出)组成。对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级计算机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生每年学杂费大约5000元,因接受高等工科教育而产生的人均总额外支出如表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2006级聋人大学生接受高等工科教育人均年直接成本为:5000元+1330元=6330元2.聋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间接成本。聋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一般指到达法定劳动年龄的聋人学生因接受高等教育未能参加工作放弃的就业收入,即同龄人中的高中毕业生工作后四年收入的总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统计和计算的方便,研究按整年计算,如2006级聋人高等工科大学生在校四年的开支一律算作―的开支。在逐年滚动计算后,存在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另外,本研究确定高中文化程度的聋人年平均收入的依据是对天津理工聋人工学院大学生做的相关问卷调查,取得了一些关于聋人就业与收入的数据,其中20聋人高中毕业时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在12300元左右,20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在17904元左右,年平均增长率约13%。这与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3%以上的研究报告一致。因此,本文在确定2007年―2010年的高中毕业的聋人学生的平均收入时,以2007年的12300元为基数,并按年均增长率13%计算。这样就可以较充分地估算2006级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聋人大学生的个人间接成本。综上所述,确定20高中聋人学生毕业就业时的年平均收入为12300元,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2006级聋人大学生的个人间接成本如表2:
(二)聋人大学生高等工科教育个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研究聋人大学生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投资预期收益,就需对2006年聋人高中毕业生中接受高等工科教育与没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这两类人终生的预期收入做出比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的成本发生在整个受教育期间,收益则要在受教育者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逐年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看到“高质量”的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开始时的收入要低于有四年工作经历的高中毕业生的收入,这在部分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对教育收益的真实评价。但当我们了解并确定收入基数(I)、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R)和收入系数(μ)三要素后,我们会发现几年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人工资会超过那些受教育较少的个人,而且这种差距会随着时间变大。1.收入基数(I)、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R)和收入系数(μ)的确定。通过调查研究得知2006年高中文化水平毕业的聋人学生在2010年的年平均收入为17747元;2006级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聋人大学生在2010年毕业时的.年平均收入为17634元。由此确定2010年聋人学生的收入基数。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国家高速发展时期其居民收入也会增长较快,国家发展进入平稳期后,居民收入水平会略微下降。[4](P17)由于聋人群体本身属于弱势群体,鉴于调查报告,因此作者保守估计,至2048年我国聋人工作者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如表4:不考虑经济增长因素,从业者受经验、年龄、体力的影响,收入系数μ在不同年龄段、工龄段是不同的。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并结合聋人劳动者的自身特点,作者总结得出:一、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聋人由于学历较高,因而他们的收入系数μ1比没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聋人的收入系数μ2提升的快。μ1每三年上升0.2,μ2每四年上升0.2。二、聋人学生在刚参加工作时,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因而收入系数较低。μ1为0.6,μ2为0.4。三、根据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年龄―收入曲线得出,从业者通常在34岁时μ达到峰值,持续十年后开始回落,在临近退休时再次下降。2.第t年Bt的收益计算。Bt的含义是由于接受此级教育在从业的第t年而增加的私人收益,即同龄的两个教育级别的从业者的平均收入之差。按照上述思路和假定,这两种教育级别的从业者的终生预期年均收入差额列表如表7(单位:元):
(三)聋人大学生高等工科教育个人投资的内部收益率。我们把估算所得数据Ct、Bt代入内部收益率公式:×(1+r)=×(1+r)利用逼近法可以求得r的近似值:r=11%,即我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个体投资的内部收益率约为11%。
四、结论
(一)聋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具有正的内部收益率。我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个体投资的内部收益率约为11%,表明聋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具有正的内部收益率,这说明聋人投资于高等工科教育对个人收入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同时,聋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还能带来无形的非货币化收益,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溢出效应。
(二)与普通高等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相比偏低。我国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普通高等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虽然由于统计路径和年份的不同,计算结果各不相同,但却差异不大,能显着反映研究问题。如表8:把本文估算的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11%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低于普通高等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
五、建议
我国公立普通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比例约为2:3,也即是国家分担60%,个人分担40%,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可知我国个人分担成本偏高。目前,我国的聋人高等工科教育收费水平与普通高等教育收费水平一致,也面临个人分担成本偏高问题。同时,聋人大学生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就业过程中处于劣势,收入水平偏低,即聋人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低于普通高等教育。成本偏高,收益偏低致使我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低于普通高等教育,这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妥善处理好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问题是实现高等教育发展机会公平的关键,也是事实上达到教育平等的重要指标。弱势群体应理性面对高等教育投资风险,而国家和政府也应在体制上改革,引导和帮助弱势群体正确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投资组合[5]。
(一)加大对我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投入。残疾人教育成本高于普通教育成本是普遍现象,国际一般水平测算约为5―8倍[6]。而我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教育经费如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是按照普通大学生经费标准拨与的。无论是聋人大学生的教学过程还是实践过程都需要投入更多的专业辅助设备才能完成,资金的限制不仅影响教学效果,同时也增加了聋人学生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成本。因而,我国迫切需要加大对聋人高等工科教育的投入。
(二)完善聋人大学生助学贷款体系。当前我国聋人接受高等工科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远远高于我国当前的银行贷款利率,也就是说,如果我国高等工科教育的聋人学生在无力支付教育成本时,贷款接受高等工科教育,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个人是有利可图的。因而完善聋人大学生助学贷款体系,保证家庭困难的聋人学生都能顺利申请到助学贷款尤为重要。
个人收益 篇3
关键词：投资；收益；孳息；个人婚前财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三》），对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收益的归属做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弥补了《婚姻法》及司法解释中对婚前个人财产于婚后产生收益归属规定的不足。但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收益的形式多种多样，本文在《解释三》第五条的基础上论述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收益的概念及类型划分，以期简要概括各种收益形式，为检察实践中确定婚前个人财产及婚后收益的归属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一、婚前个人财产即婚后收益的概念
婚前个人财产，即婚姻当事人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前所拥有的个人财产。在时间要件上，它必须是在婚姻关系缔结前所拥有的财产；在形式要件上，它必须是动产不动产、债权债务等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权利或义务，诸如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配偶权、亲属权等虽能为权利人带来某种利益，但该利益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并且他们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因此不能作为婚前个人财产；在实质要件上，它必须是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前已经取得财产，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取得”包括“实际取得”与“将来必定取得”。
婚前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收益，是指该收益因婚前财产而产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婚前财产的存在，则该收益就不会产生。对于收益的实现状态，可以是实际取得的，也可以是已经明确将来必定取得的权益。没有实现的收益并不影响其作为一种具有财产性质的期待利益存在。实际上，没有实现的利益也是一种财产，或者称之为财产的变形体。比如，未到期的债权，只要该债权有效存在，总会转变为现实的财产，不能因其未得到圆满实现就否定其财产性收益的性质。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司法解释对于收益的实现状态，显然也是采纳这一观点。
二、婚前财产即婚后收益的类型划分
1.孳息收益
“孳”是派生、产生的意思，“息”是收益的意思。通说认为，“孳息是指因物或者权益而产生的收益”。我国学理通说根据孳息是否依自然性质而产出，可以把孳息分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虽然我国法律对这两个概念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学界对天然孳息的概念其争议不大。“天然孳息是依照物的自然性质而产生的收益物”。天然孳息应当是动产，应当与原物分离，并且是依自然性质而产出的收益物。例如果树上采摘的果子，动物的产出物，从橡胶树上割下的橡胶、母畜产出的幼雏、鸡蛋、羊毛、鹿茸等均为天然孳息。
法定孳息，是指财产供他人使用所得的对价，一般仅指利息、租金。所以，对于婚前财产的投资所得、增值收益及知识产权收益，是不能称之为相应财产的孳息收益的。
2.投资收益
投资，是指将财产提供给他人或自己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以获取收益的经营方式。为将“投资”与“增值”相区别开来，本文所指“投资收益”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的。
投资于工矿企业所获得的收益回报不能认为是投资财产的孳息。然而实际上，投资所获得的收益有一部分是属于孳息收益的。本文采通说，将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等有价证券的收益归于投资收益之类。另一种投资收益的方式是将资金、实物用于自己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收益，比如投资于个人承包经营、农村承包经营，投资于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该类投资收益与投资于有价证券收益的不同在于，后者的收益是对投资资产用益的对价，收益过程中不需要投资者亲自经营；而前者需要投资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投资资产不存在用益对价的问题，收益是因生产经营的劳动所得。
3.知识产权收益
知识产权本身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但该双重属性是基于知识产权人对智力成果完全的所有权之上的，即所有权的内容包含人身权与财产权两种性质。财产性表明该知识产权能为所有权人带来财产收益，然而具有财产性并不必然带来财产收益，财产性只是说明知识产权有能够为权利人带来财产收益的可能。所有权利益与基于该利益所带来的收益是不同的收益形式、是两种不同的收益。因此，知识产权收益是不同于其所有权中的财产性利益的。
知识产权收益也不同于孳息收益和投资收益。孳息收益基于事物自然性质或对物的用益而产生，投资收益基于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知识产权却是基于对智力成果的所有权而产生。除非有其他约定，在通常情况下，知识产权收益具有人身专属性，收益归属于知识产权所有人。基于知识产权收益的上述特殊性质，应将其单独作为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收益的类型之一，以准确界定其归属性质。
4.增值收益
增值，是物本身交换价值的增加。增值部分是较之取得该物时的价值而言的。因而增值的利益并未从现实的商品交易中实现，增值并未与原价值相分离，所以，严格来说，增值部分不能算是一种收益。本文将物交换价值的增加称之为“增值收益”。增值收益是在狭义上使用之一概念的，它是与孳息收益、投资收益相并列的概念。区别在于，在增值收益中物或权利与增加的部分并没有分离，即增值部分没有作为独立物分离独立出来，而孳息收益、投资收益与原物是分开的、分离的、独立的。另外，增值产生通常是因自由市场的作用，通货膨胀、自由市场竞争等因素引起行情的变化而产生的，一般也不需要人的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其中。因此，本文将增值收益独立出来，作为婚前财产婚后收益的类型之一。
三、结语
婚前财产婚后收益的类型划分是以收益的产生方式为划分依据的，要做到各种类型之间界限清晰又涵盖所有的收益形式实属艰难。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探索，力求将常见的收益形式进行合理分类，以便进一步论述各类收益的归属问题。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2条：“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2]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个人收益 篇4
教育成本指培养每一名学生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即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在学期间所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有公式表示为：教育成本=教育直接成本+教育间接成本。
教育直接成本是社会与个人为教育而直接支付的费用总和，分为教育社会成本和教育个人直接成本。
教育社会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国家、政府直接支付的教育费用，以及社会集资捐资的经费;教育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学生家庭和学生个人直接支付教育费用，诸如学费、杂费、书籍文具费、住宿费、交通费和生活差距费等。
教育间接成本是社会和个人为教育而间接支付的教育费用，有时也称“机会成本”、“择一成本”。教育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学生已满法定劳动国年龄因受教育而放弃的就业收入的成本。
所谓教育个人成本与收益不平衡性，主要是针对个人投入的教育成本，不能得到成正相关的个人收益，一般是指负收益。
二、教育个人成本的计算方法
教育个人直接成本核算计算方法：
式中S为个人直接成本，R为学杂费，D为生活差距费，H为交通费，B为书籍文具费。
韩宗礼(1988)提出的计算大学生总间接成本：
M为概率项数，n为求学年限，p为可能在某部门就业的概率，a为一年放弃收入的时间百分比，A为同一就业部门水平相当的职工年平均收入，i和j为选择职业的项数序，∑为加总符号。
三、教育私人收益分析
教育私人收益可分为两种，市场化私人收益和非市场化私人收益。所谓教育的“市场化私人收益”就是受教育者从教育中获得的最终可用货币度量的收益。教育的市场化收益有教育质量的收益和教育数量的收益两种类型。前者指在受教育年限不变的情况下因教育质量的提高而获得收益，后者指从增加的教育年限中得到的收益。
教育的非市场化私人收益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教育具有消费收益，也就是个人在受教育期间所获得的乐趣、快乐等。每二，教育生产消费者选择效益。第三，教育改变储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人们接受的教育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第四，教育提高家庭内部生产力。
四、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不平衡性的表现在个人教育的负收益
1. 对那些学习成绩不好或不爱学习的学生来说，上学可能只是痛苦的经历。
这主要是指教育的非市场化私人收益，在受教育过程中，或受教育之后，受教育者并没有在精神、情感，以及各种社会行为中得到有利影响，反而对受教育产生抵触心理，导致许多负面影响的形成。比如，在受教育过程中被教师批评、处罚，因不喜欢上学而产生破坏行为等，这些都是教育非市场化的私人负收益。
2. 过度教育产生的低效率，使得教育成本增加，教育资源浪费，收益相对减少。
从理论上来讲，受教育数量与个人收入是成正相关的。但由于我国最近几年出现了高学历热，不少人只顾追求升学率和受教育数量的增加，而忽视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导致受教育者学历虽高，但无法找到收入满意的工作，甚至失业率增加。
因此，笔者认为，当就业能力达到一个最佳点时，再接受教育，只会加大教育成本，这时受教育若对个人收益产出没有任何价值，受教育者可以选择就业，以扩大个人收益。
五、原因分析
1. 教育结构体系缺乏必要的衔接和沟通。
普通教育缺乏职业化教育，学生只懂得一些理论知识，而缺少对专业所属行业，以及专业的社会性的认识，因此学到的知识是和社会与行业脱钩的、无联系的，从而导致在求职时无法适应用人部门的需求。因而，多年的教育成本投入，以及教育资源的使用，都得不到正常的回报。
2. 一些大学生主观意识不强，没有紧迫感。
一些大学生进了大学校门就有一种安逸感，自以为进入了保险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竞争上岗已成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就业机制。因此，这些学生无法适应社会，也无法在竞争上岗中获胜。
六、改进措施
1. 深化学校的教育改革，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融合和衔接。
现在的职业院校就业状况保持良好，这是因为职业院校的培养方向就是针对用人单位、针对受教育者的教育。因此，笔者认为大学应走职业化和综合化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包括专业设置，培养计划、目标、方向的设置上，除了侧重于学生的理论研究之外，更要加强受教育者的实践能力，了解行业动态，以找准个体在行业的定位，根据社会用人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学生，为社会培养更多实用性人才。
2. 学校应加强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定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毕业生按指今性计划就业的政策逐步取消，教育机构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新的办学形式、办学机构也大量出现。而这些变化影响了学生对受教育的选择和用人部门对毕业生待遇的规定。因此，无论何种教育机构，都应把保证学生高就业率作为核心价值和社会定位，这样对教育机构来说是高产出，对学生个体来说也会有可观的收益。
3. 提高受教育数量的同时，更应重视受教育者的质量。
高学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国民整体水平的表现，但是受教育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学历，追求受教育者数量的增加。当教育机制和用人机制都以质量为先，那么全社会，以及个人的教育成本都会得到控制，个人收益也会相对增加。
4. 制定合理可行的收费制度，有效控制教育个人成本。
政府和教育机构应建立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保证收费的合理性，使受教育者合理地投入教育成本，避免不正当的收费现象的发生，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教育个人成本，使教育个人成本最小化。
摘要：当前学生的教育成本和未来的个人收益失衡, 这种失衡往往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本文分析了教育个人成本和个人收益的不平衡的影响, 并提出了解决之法。
关键词：教育个人成本,教育私人收益,不平衡性,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1]刘志民主编.教育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杨克瑞, 谢作诗著.教育经济学新论[M].人民出版社.
个人收益 篇5
摘要：基于非参数高频数据的跳跃检验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将股指收益和波动都分解为正负方向的连续、跳跃成分，并对2003—2012年上证指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跳跃发生天数占总天数的11.99%，平均跳跃强度为1.1次，正负跳跃存在非对称性，负向（向下）跳跃对跳跃方差的贡献比正向（向上）跳跃大；已实现方差在不同时间范围对收益都没有解释效力，分解的各风险因子只在中期（一周）对收益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不同成分的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不一致的，各上行风险都得到负的风险溢酬，而各下跌风险都得到正的风险溢酬；我国股市中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收益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效应主要来自连续收益的贡献，而非跳跃收益。
关键词：日内跳跃检验；波动分解；收益分解；风险收益权衡；波动非对称性；杠杆效应；风险溢酬；高频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91；F2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8010
一、引言
资本市场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是金融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之一，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研究风险（波动）对收益的影响（或者预测作用），这在金融经济学中称为“风险收益权衡”（Riskreturn tradeoff）；二是研究收益对风险（波动）的影响或者预测，特别是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即利好消息（正的收益）与利空消息（负的收益）对未来波动的非对称影响，这在金融经济学中称为“杠杆效应”。
有关风险收益权衡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二者都认为较大的波动（风险）应该有较大的收益作为风险升水（风险溢酬），即股票收益高低与波动（风险）大小应该是正相关的，这一结论也符合我们的直觉认识。但是关于“市场波动率风险是否被定价”以及“其风险价格是正是负”，却一直存在争议。Ang et al（2006）以及Bollerslev et al（2011）基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对波动率风险溢酬给予了有力支持；而French et al（1987）和郑振龙等（2011）的研究结果却是负的相关关系。对于这种争议的解释，Bollesrlve et al（2006）认为：由于研究者主要基于参数方法来描述和度量金融资产风险对收益的影响，如建立ARCH族模型或者为波动率设计其服从的随机过程模型，而风险收益的权衡关系对波动率的构造方法比较敏感，因而导致了结果的不一致。另外，市场上的整体波动既包含了连续的波动也包括了跳跃波动，而各波动又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向上波动和向下波动，这些不同类型的波动可以基于收益率的日内高频数据进行测算。左浩苗等（2011）基于高频数据测算了连续波动和跳跃波动，同时进行了风险收益权衡分析，但是由于其采用的跳跃测度方法是BarndorffNielsen et al（2006）和Andersen et al（2007）等提出的跳跃检验统计量，不能对连续部分和跳跃部分方差进一步分解。为克服上述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Lee et al（2008）提出的日内跳跃的检验方法，将连续路径波动和跳跃波动分解成向上的波动和向下的波动，得到跳跃上行风险、跳跃下跌风险、连续路径上行风险以及连续路径下跌风险，以全面考察各风险因子在风险收益权衡中的作用以及各方向的风险对整体风险的作用，并期望能够在已有的风险收益权衡理论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有关波动的非对称性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依赖于一些能够反映正负信息冲击对波动的不同影响程度的模型，如TGARCH模型（Rabemananjara et al，1993）、GJRGARCH模型（Glosten et al，1993）和EGARCH模型（Nelson，1991）等。这些模型的特点是考察不同符号的冲击（扰动项）对波动的影响，但是由于其没有区分扰动的大小，将所有大小的扰动项都一起进行考虑，可能无法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做出准确的检验（左浩苗 等，2011）。事实上不同程度的正负冲击或者正负收益变化对未来的波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Rabemananjara et al（1993）指出，小的正向价格变动对未来波动率增加的影响可能比同样幅度的负向价格变动要大，但是大的负向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同样幅度的正向价格变动的影响。陈浪南等（2010）通过构建混合GARCH跳跃模型发现，跳跃行为加剧了波动的非对称性程度；左浩苗等（2011）虽然通过运用高频数据测算出各月的正负跳跃（极端收益），发现负向跳跃对未来波动的影响要大于正向跳跃，但是没有考察连续部分收益（非极端收益）的影响，因此不能检验在收益率的非对称影响中到底是哪一部分起到主要作用。而本文由于同时将跳跃收益和连续收益进行了分解，可以检验不同收益成分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以更加深入地考察我国股市的非对称效应。
张虎，周迪：基于波动和收益分解的股市风险收益关系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充分利用高频数据包含更加丰富的信息的优点，对我国股市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进行更加精确的刻画，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优化了已有的风险收益权衡研究方法，已有研究中的风险通常用波动率来进行刻画，无法区分“好波动”与“坏波动”，前者指由于价格上升引起的波动，后者则是由于价格下跌引起的波动，两种波动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不同，因此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也应该不同。本文通过对波动的进一步分解，一方面发现两类波动在风险收益权衡中的作用的确不同，另一方面发现波动分解后对收益预测效果更好，可见将波动进行分解是有意义的。二是对杠杆效应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仅考虑了传统杠杆效应中正负收益对波动的非对称影响，而且对正负收益进行了区分，分别考虑了大的正负收益（跳跃收益）以及小的正负收益（连续收益）对波动的非对称影响，以便更好地认识我国股市的运行规律，并为投资者在我国暴涨暴跌的股市环境中更好地进行风险规避和提高收益，以及管理者更有效地进行市场监管提供参考。
二、理论与模型
1.跳跃检验的原理及收益分解
为了进行跳跃检验以及求得跳跃方差，国内大量学者都是在Andersen et al（2001）提出的已实现方差以及BarndorffNielsen et al（2004）提出的双幂变差基础上进行已实现方差的分解，进而求得跳跃波动（王春峰 等，2008 ；陈国进 等，2010；左浩苗 等，2011）。但是该方法不能精确地检测出日内跳跃发生的时间以及跳跃方向，因此也就不能得到不同方向上的波动。
Andersen et al（2007）以及 Lee et al（2008）提出了一个日内跳跃的检验方法，该方法（简称LM）是通过用连续路径部分的瞬时波动率将收益率标准化来进行检验，标准化后的收益率统计量为：
摘要：基于非参数高频数据的跳跃检验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将股指收益和波动都分解为正负方向的连续、跳跃成分，并对2003—2012年上证指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跳跃发生天数占总天数的11.99%，平均跳跃强度为1.1次，正负跳跃存在非对称性，负向（向下）跳跃对跳跃方差的贡献比正向（向上）跳跃大；已实现方差在不同时间范围对收益都没有解释效力，分解的各风险因子只在中期（一周）对收益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不同成分的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不一致的，各上行风险都得到负的风险溢酬，而各下跌风险都得到正的风险溢酬；我国股市中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收益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效应主要来自连续收益的贡献，而非跳跃收益。
关键词：日内跳跃检验；波动分解；收益分解；风险收益权衡；波动非对称性；杠杆效应；风险溢酬；高频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91；F2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8010
一、引言
资本市场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是金融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之一，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研究风险（波动）对收益的影响（或者预测作用），这在金融经济学中称为“风险收益权衡”（Riskreturn tradeoff）；二是研究收益对风险（波动）的影响或者预测，特别是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即利好消息（正的收益）与利空消息（负的收益）对未来波动的非对称影响，这在金融经济学中称为“杠杆效应”。
有关风险收益权衡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二者都认为较大的波动（风险）应该有较大的收益作为风险升水（风险溢酬），即股票收益高低与波动（风险）大小应该是正相关的，这一结论也符合我们的直觉认识。但是关于“市场波动率风险是否被定价”以及“其风险价格是正是负”，却一直存在争议。Ang et al（2006）以及Bollerslev et al（2011）基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对波动率风险溢酬给予了有力支持；而French et al（1987）和郑振龙等（2011）的研究结果却是负的相关关系。对于这种争议的解释，Bollesrlve et al（2006）认为：由于研究者主要基于参数方法来描述和度量金融资产风险对收益的影响，如建立ARCH族模型或者为波动率设计其服从的随机过程模型，而风险收益的权衡关系对波动率的构造方法比较敏感，因而导致了结果的不一致。另外，市场上的整体波动既包含了连续的波动也包括了跳跃波动，而各波动又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向上波动和向下波动，这些不同类型的波动可以基于收益率的日内高频数据进行测算。左浩苗等（2011）基于高频数据测算了连续波动和跳跃波动，同时进行了风险收益权衡分析，但是由于其采用的跳跃测度方法是BarndorffNielsen et al（2006）和Andersen et al（2007）等提出的跳跃检验统计量，不能对连续部分和跳跃部分方差进一步分解。为克服上述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Lee et al（2008）提出的日内跳跃的检验方法，将连续路径波动和跳跃波动分解成向上的波动和向下的波动，得到跳跃上行风险、跳跃下跌风险、连续路径上行风险以及连续路径下跌风险，以全面考察各风险因子在风险收益权衡中的作用以及各方向的风险对整体风险的作用，并期望能够在已有的风险收益权衡理论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有关波动的非对称性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依赖于一些能够反映正负信息冲击对波动的不同影响程度的模型，如TGARCH模型（Rabemananjara et al，1993）、GJRGARCH模型（Glosten et al，1993）和EGARCH模型（Nelson，1991）等。这些模型的特点是考察不同符号的冲击（扰动项）对波动的影响，但是由于其没有区分扰动的大小，将所有大小的扰动项都一起进行考虑，可能无法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做出准确的检验（左浩苗 等，2011）。事实上不同程度的正负冲击或者正负收益变化对未来的波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Rabemananjara et al（1993）指出，小的正向价格变动对未来波动率增加的影响可能比同样幅度的负向价格变动要大，但是大的负向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同样幅度的正向价格变动的影响。陈浪南等（2010）通过构建混合GARCH跳跃模型发现，跳跃行为加剧了波动的非对称性程度；左浩苗等（2011）虽然通过运用高频数据测算出各月的正负跳跃（极端收益），发现负向跳跃对未来波动的影响要大于正向跳跃，但是没有考察连续部分收益（非极端收益）的影响，因此不能检验在收益率的非对称影响中到底是哪一部分起到主要作用。而本文由于同时将跳跃收益和连续收益进行了分解，可以检验不同收益成分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以更加深入地考察我国股市的非对称效应。
张虎，周迪：基于波动和收益分解的股市风险收益关系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充分利用高频数据包含更加丰富的信息的优点，对我国股市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进行更加精确的刻画，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优化了已有的风险收益权衡研究方法，已有研究中的风险通常用波动率来进行刻画，无法区分“好波动”与“坏波动”，前者指由于价格上升引起的波动，后者则是由于价格下跌引起的波动，两种波动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不同，因此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也应该不同。本文通过对波动的进一步分解，一方面发现两类波动在风险收益权衡中的作用的确不同，另一方面发现波动分解后对收益预测效果更好，可见将波动进行分解是有意义的。二是对杠杆效应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仅考虑了传统杠杆效应中正负收益对波动的非对称影响，而且对正负收益进行了区分，分别考虑了大的正负收益（跳跃收益）以及小的正负收益（连续收益）对波动的非对称影响，以便更好地认识我国股市的运行规律，并为投资者在我国暴涨暴跌的股市环境中更好地进行风险规避和提高收益，以及管理者更有效地进行市场监管提供参考。
二、理论与模型
1.跳跃检验的原理及收益分解
为了进行跳跃检验以及求得跳跃方差，国内大量学者都是在Andersen et al（2001）提出的已实现方差以及BarndorffNielsen et al（2004）提出的双幂变差基础上进行已实现方差的分解，进而求得跳跃波动（王春峰 等，2008 ；陈国进 等，2010；左浩苗 等，2011）。但是该方法不能精确地检测出日内跳跃发生的时间以及跳跃方向，因此也就不能得到不同方向上的波动。
Andersen et al（2007）以及 Lee et al（2008）提出了一个日内跳跃的检验方法，该方法（简称LM）是通过用连续路径部分的瞬时波动率将收益率标准化来进行检验，标准化后的收益率统计量为：
摘要：基于非参数高频数据的跳跃检验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将股指收益和波动都分解为正负方向的连续、跳跃成分，并对2003—2012年上证指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跳跃发生天数占总天数的11.99%，平均跳跃强度为1.1次，正负跳跃存在非对称性，负向（向下）跳跃对跳跃方差的贡献比正向（向上）跳跃大；已实现方差在不同时间范围对收益都没有解释效力，分解的各风险因子只在中期（一周）对收益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不同成分的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不一致的，各上行风险都得到负的风险溢酬，而各下跌风险都得到正的风险溢酬；我国股市中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收益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效应主要来自连续收益的贡献，而非跳跃收益。
关键词：日内跳跃检验；波动分解；收益分解；风险收益权衡；波动非对称性；杠杆效应；风险溢酬；高频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91；F2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8010
一、引言
资本市场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是金融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之一，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研究风险（波动）对收益的影响（或者预测作用），这在金融经济学中称为“风险收益权衡”（Riskreturn tradeoff）；二是研究收益对风险（波动）的影响或者预测，特别是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即利好消息（正的收益）与利空消息（负的收益）对未来波动的非对称影响，这在金融经济学中称为“杠杆效应”。
有关风险收益权衡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二者都认为较大的波动（风险）应该有较大的收益作为风险升水（风险溢酬），即股票收益高低与波动（风险）大小应该是正相关的，这一结论也符合我们的直觉认识。但是关于“市场波动率风险是否被定价”以及“其风险价格是正是负”，却一直存在争议。Ang et al（2006）以及Bollerslev et al（2011）基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对波动率风险溢酬给予了有力支持；而French et al（1987）和郑振龙等（2011）的研究结果却是负的相关关系。对于这种争议的解释，Bollesrlve et al（2006）认为：由于研究者主要基于参数方法来描述和度量金融资产风险对收益的影响，如建立ARCH族模型或者为波动率设计其服从的随机过程模型，而风险收益的权衡关系对波动率的构造方法比较敏感，因而导致了结果的不一致。另外，市场上的整体波动既包含了连续的波动也包括了跳跃波动，而各波动又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向上波动和向下波动，这些不同类型的波动可以基于收益率的日内高频数据进行测算。左浩苗等（2011）基于高频数据测算了连续波动和跳跃波动，同时进行了风险收益权衡分析，但是由于其采用的跳跃测度方法是BarndorffNielsen et al（2006）和Andersen et al（2007）等提出的跳跃检验统计量，不能对连续部分和跳跃部分方差进一步分解。为克服上述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Lee et al（2008）提出的日内跳跃的检验方法，将连续路径波动和跳跃波动分解成向上的波动和向下的波动，得到跳跃上行风险、跳跃下跌风险、连续路径上行风险以及连续路径下跌风险，以全面考察各风险因子在风险收益权衡中的作用以及各方向的风险对整体风险的作用，并期望能够在已有的风险收益权衡理论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有关波动的非对称性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依赖于一些能够反映正负信息冲击对波动的不同影响程度的模型，如TGARCH模型（Rabemananjara et al，1993）、GJRGARCH模型（Glosten et al，1993）和EGARCH模型（Nelson，1991）等。这些模型的特点是考察不同符号的冲击（扰动项）对波动的影响，但是由于其没有区分扰动的大小，将所有大小的扰动项都一起进行考虑，可能无法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做出准确的检验（左浩苗 等，2011）。事实上不同程度的正负冲击或者正负收益变化对未来的波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Rabemananjara et al（1993）指出，小的正向价格变动对未来波动率增加的影响可能比同样幅度的负向价格变动要大，但是大的负向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同样幅度的正向价格变动的影响。陈浪南等（2010）通过构建混合GARCH跳跃模型发现，跳跃行为加剧了波动的非对称性程度；左浩苗等（2011）虽然通过运用高频数据测算出各月的正负跳跃（极端收益），发现负向跳跃对未来波动的影响要大于正向跳跃，但是没有考察连续部分收益（非极端收益）的影响，因此不能检验在收益率的非对称影响中到底是哪一部分起到主要作用。而本文由于同时将跳跃收益和连续收益进行了分解，可以检验不同收益成分对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以更加深入地考察我国股市的非对称效应。
张虎，周迪：基于波动和收益分解的股市风险收益关系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充分利用高频数据包含更加丰富的信息的优点，对我国股市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进行更加精确的刻画，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优化了已有的风险收益权衡研究方法，已有研究中的风险通常用波动率来进行刻画，无法区分“好波动”与“坏波动”，前者指由于价格上升引起的波动，后者则是由于价格下跌引起的波动，两种波动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不同，因此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也应该不同。本文通过对波动的进一步分解，一方面发现两类波动在风险收益权衡中的作用的确不同，另一方面发现波动分解后对收益预测效果更好，可见将波动进行分解是有意义的。二是对杠杆效应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仅考虑了传统杠杆效应中正负收益对波动的非对称影响，而且对正负收益进行了区分，分别考虑了大的正负收益（跳跃收益）以及小的正负收益（连续收益）对波动的非对称影响，以便更好地认识我国股市的运行规律，并为投资者在我国暴涨暴跌的股市环境中更好地进行风险规避和提高收益，以及管理者更有效地进行市场监管提供参考。
二、理论与模型
1.跳跃检验的原理及收益分解
为了进行跳跃检验以及求得跳跃方差，国内大量学者都是在Andersen et al（2001）提出的已实现方差以及BarndorffNielsen et al（2004）提出的双幂变差基础上进行已实现方差的分解，进而求得跳跃波动（王春峰 等，2008 ；陈国进 等，2010；左浩苗 等，2011）。但是该方法不能精确地检测出日内跳跃发生的时间以及跳跃方向，因此也就不能得到不同方向上的波动。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收益分析 篇6
一、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分析
其一, 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成本的构成。高等教育的个人投资成本是指培养每名学生由学生本人支付的全部费用, 包括个人直接成本和个人机会成本。高等教育的个人直接成本是指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发生的可以直接用货币计量的支出, 包括学杂费、住宿费、书本文具费、交通费、通讯费、文体费以及餐饮费等。但如果受教育者在学习期间获得奖学金以及任何形式的助学金, 那么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成本必须扣除这部分收益, 因为它代表一种转移支付。此外不同的教育投资决策中还要考虑“个人心理成本”和“健康成本”等。但是因为其难以计量, 这部分成本往往不计入高等教育个人直接成本之列。
高等教育个人直接成本的多少受社会环境状况、受教育者的家庭条件、学校性质、学校所在地、所学专业、年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根据有关部门数据显示, 不同性质、不同专业之间高等教育直接成本一般相差5%左右。同一学校、同一专业但不同年级之间高等教育个人直接成本也有一定的差异。此外, 高等教育个人直接成本在男女生之间的差别也较明显, 男生较女生平均高出15%~20%。
高等教育的个人间接成本, 又称之为机会成本是指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受教育者因接受高等教育而未能就业所放弃的收入以及由于选择投资于高等教育的资金所损失的收入即机会收入。对于间接成本的计算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但这项成本又必须加以考虑, 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 学生均已长大成人, 在社会上完全可以找到某种工作而得到一些收入。实践证明, 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影响最大的不是直接成本, 而是机会成本。再者由于个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同时也要为高等教育支付一定的成本, 该部分资金如果不投资于高等教育, 还可以选择投资于其他方面, 获取相应的收入。
其二,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测评。 (1) 关于学杂费、住宿费的计算。最近几年对大学生的收费进行了改革, 教育成本的分担向学生个人倾斜, 大多数学校一律向学生收取一样标准的学杂费和住宿费。因此, 学杂费尤其是学费成为大学生个人直接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 (2) 关于生活差距费的计算。这是指大学生在学习期间, 在衣食方面的支出比在原地时多出的部分。此类费用是指远离家乡住校读书的学生。其计算公式为:生活差距费=学习期间生活费的实际支出-原籍居民的平均生活费用。 (3) 个人间接成本的计算。高等教育的个人机会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 个人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放弃就业的收入, 在数量上相当于同龄人中的高中毕业生就业以后四年收入的总和。第二, 个人投资于高等教育的资金所损失的收入。
二、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分析
高等教育个人收益是指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个人所得的收益。通常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个人未来的高收入。一般而言, 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和受过较少教育的人相比, 前者在一生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这种差别就是教育给个人带来的直接收益。二是个人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和个人较强的能力而实现的支出的节省这就是教育的个人间接收益。三是通过投资和接受教育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享受。如可以得到与较高社会地位和知识层次的人进行交往的机会, 享受社会尊重的满足, 提高日常生活的品味, 欣赏更高层次的文化产品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收益。
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决策分析方法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有呈增长的趋势, 这时候在对是否投资高等教育进行抉择时, 个人和家庭需要考虑到投资高等教育所需承担的成本和将来获得的收益是否能满足预期的期望, 因此如何正确地估算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将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在实际应用中, 主要有两类计算办法:一是成本-收益法;二是收入函数法。
其一, 成本-收益法的思想及模型。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思想来自于关于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 是项目可行性研究和投资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为了证实教育的收益能否补偿教育的成本以及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把成本一收益法应用于对教育的投资分析, 对教育的成本现值与收益现值进行计算和比较, 用以评价某级教育投资收益 (率) 的大小, 从而形成了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里主要有两种方法:
(1) 净现值法。净现值法的特点在于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所谓净现值是指某一特定方案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与未来现金流出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按照这种方法, 所有未来现金流入和流出, 都要按资金成本预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 然后求出其差额, 如净现值为正值, 也就是贴现后现金流入大于流出, 则这项投资是可行的, 否则不可行。具体的步骤为:预测未来现金流入量;计算现金流出量;根据资金成本分别折成现金流入和流出的现值;求净现值;判断方案是否可行。
(2) 内部收益率法。内部收益率能比净现值更完整地描述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是一种能使投资方案的净现值等于零的报酬率。它反映了资本的收益性, 是个人教育投资决策的基础, 也解释了个人高等教育投资需求的大小, 因而被当作衡量高等教育收益的指标。首先, 用一个主观选择的利率来计算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入的现值, 然后把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现值同投资成本比较。如果现值比成本值大, 那么以再大一点的利率调试, 再重复这一计算过程。反之, 如果现值比成本小, 那么以小一点的利率调试, 重复原计算过程。继续如此过程直至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入的现值与其成本大致相等。带来这种相等的利率定义为内部收益率。如果投资方案的内部收益率高于企业的资本成本, 该方案就是可行的, 否则不可行。
其二, 收入函数法的模型。收入函数法又称雅各·明瑟收入函数法, 它是由美国学者明瑟于1958年所进行的关于教育、培训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开创性的研究。明瑟收入函数法分为两类:基本收入函数法和扩展收入函数法。基本收入函数法的特点是未考虑接受教育的水平及质量差异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仅限于教育年限及教育的平均个人收益率;而扩展收入函数则能用于分析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私人收益率差异。
成本-收益法和收入函数法在具体运用中很难说孰优孰劣, 究竟使用何种方法, 应视有关研究数据的可得性而定。
四、结论
高等教育投资是一项风险投资, 追求投资的高收益和规避投资风险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对大学毕业生而言, 在专业选择和职业选择中, 以获得预期收益, 降低收入风险, 最终实现职业价值最大化为择业目标, 这就要求大学毕业生应该学会客观分析风险并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 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面对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偏低, 教育成本回收期长、不确定性加大和教育投资的高风险等状况, 教育投资者应树立风险意识, 把收益和风险统一起来进行教育投资决策以降低预期收益的风险和提高个体投资效用。此外, 个人应树立“终身教育”的思想, 结合自身条件慎重进行教育投资选择。其次, 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可以规避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个人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由于其投入大、周期长, 以及在回报上的不确定性和专业的差异性, 存在着很多风险, 诸如社会变迁导致的市场风险和环境风险、由于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导致的政策风险和由于个人原因而导致的个人风险等。如何正确认识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风险, 并合理的分析和规避此类风险, 是每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以前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最后, 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与风险收益并存的。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一样, 个体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 一方面会承担一定风险, 另一方面, 由于投资者冒着风险进行投资, 会获得一定的额外收益, 即风险收益。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与风险收益存在一种同向变动关系, 即风险越高, 收益也就越高。
参考文献
[1]古伯琼:《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与风险分析》, 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个人收益 篇7
一、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总成本分析
在对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进行分析时, 首先需要核算其投入的教育成本。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总成本一般分为个人直接成本与个人间接成本。其个人直接成本是指个人或家庭支付的学杂费、书籍费、交通费以及在校期间额外多支出的一些包括吃、穿、住等费用 (之所以是额外的费用是因为即使个人不读研也会产生这些费用) ;个人间接成本主要是读研期间的机会成本, 是指因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而放弃就业可能得到的收入, 在本文中相当于同龄阶段本科生毕业工作三年的总收入。
(一)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直接成本
在学杂费和住宿费部分, 公费硕士不需要缴纳学费, 住宿花费每年1000元左右, 加上代办费等其他费用, 大概需要2000元。另外, 读研期间有奖学金、助学金等相关的财政资助, 虽然每所高校的资助政策不同, 但是, 基本可以相应地抵消学杂费和住宿费;在额外支出方面, 北京大学高教所在1998年通过对全国部分省市抽样调查发现, 该年城镇生源大学生人均额外支出合计为1640元。硕士与大学生的额外支出相差不大, 所以, 暂以该年大学生人均额外支出1640元为基准, 若额外支出的年增长率为5%, 那么, 读研三年的平均额外支出如下:2014年3580元, 2015年3760元, 2016年3950元。有此可知, 2013级的研究生公费读研三年的人均个人直接成本合计11290元 (虽有一定误差, 但是经过逐年计算, 误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
(二)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间接成本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知道, 硕士的个人间接成本在数量上相当于同龄阶段本科生毕业工作三年的总收入。假定2013年毕业的本科生的年收入从2014年算起, 2013级的硕士毕业后的年收入从2017年算起。根据中国教育网对薪资水平的调查分析, 2007年本科学历的人均年收入为41549元, 硕士学历的人均年收入为60115元。由于受到工作经验、就业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 刚毕业的大学生年收入水平可能达不到平均水平, 因此, 需要设定一个收入系数进行相应调整, 据相关咨询与调查分析之后, 将收入系数u设定为0.6。
若以2007年的41549元为基数, 且工资的年增长率为8%, 那么, 2013年本科生毕业之后工作三年的年均收入分别为:2014年42720元, 2015年46140元, 2016年49830元。
综上所述, 2013级硕士研究生2014—2016年读研期间的个人教育总成本如下所示 (见表1) :
二、硕士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的个人现值差额测算
要分析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就要计算出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现值差额, 而计算这一问题就必须要确定收入基数、年增长率和收入系数三要素。为方便计算, 按以上假定, 本科毕业24岁 (2014年) 开始工作, 硕士毕业27岁 (2017年) 开始工作, 直至60岁 (2050年) 退休。
根据中国教育网调查报告所示, 2007年本科学历的人均年收入为41549元。按每年8%递增, 2017年的工资收入基准为89700元, 2018—2028年每年6%递增, 2029—2050年每年4%递增;收入系数2017年为0.7, 以后每5年增加0.2, 即2017—2021年收入系数为0.7, 2032—2045年收入系数为1.3, 之后2046—2050年收入系数降为0.9。这符合个体生命周期内获取经济收益的普遍规律, 因为不管接受教育水平的高低, 所有人的收入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经历先增后减的过程。同样由报告可知:2007年硕士学历的人均年收入为60115元。按每年8%递增, 则2017年的收入基准为129780元, 2018—2028年每年5%递增, 2029—2050年每年3%递增;收入系数2017年为0.6, 之后每5年增长0.2, 即2017—2021年收入系数为0.6, 2027—2031年收入系数为1.1, 2032—2045年收入系数为1.4, 2046—2050年收入系数降为1。因此, 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的个人现值差额如下表 (见表2) : (单位:元)
经过上表计算可知, 同龄阶段的硕士与本科生教育的个人现值总差额为2045360元。
三、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分析
教育投资的个人内部收益率是教育投资全部收益现值与其全部成本现值相等时的贴现率。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的B、t表示教育投资在t年内为投资者带来的净收益 (即收入差额) , Bt表示投资完成后第t年的投资净收益, C表示教育投资成本, 分布在n年内完成, 每年的投资成本为Ct, r为贴现率 (由于时间跨度不同的原因, 公式两边的贴现率r不一定相同, 但是为了方便计算, 只能假设贴现率相同, 否则将无法计算出研究生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 。
将计算得出的Bt和Ct的值代入公式, 通过逼近法可求得贴现率r约为:16.6%, 即硕士研究生教育三年的个人内部收益率为16.6%。这个结果仅仅是针对公费硕士研究生, 为完善硕士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从2014年秋学期起, 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硕士研究生收取学费, 并已在今年秋学期始得到实行 (每人每年约800元) 。若收取8000元的学费, 其他各项取值不发生变化, 那么,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就降为15%;若将读研期间的其他额外收入计算在内, 那么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也会有所上升。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是从整体出发对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进行分析, 所需的数据是通过查阅相关网站的调查报告所得,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暂没有考虑学科、专业以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成本收益的差异, 测算结果只是一个估算。如果所取数据不同, 结果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四、结语
根据以上对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的测算以及其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收取学费, 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总是高于银行利率,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可以投资的, 这也成为“考研热”持续升温的经济因素。读研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之外, 对个人知识、阅历的增长, 能力的提高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 并不能抱着功利的心态去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另外, 对个人收益率的测算结果只能作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参考, 因为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 硕士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 比如就业风险、预期收益风险、个体自身风险等等, 因此, 投资者需要理性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
尽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有更高的收入, 即学历越高, 获得的收益越高。但是, 当今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学历, 更重要的是能力。因此, 在读研期间, 除了要认真学好专业课, 搞好科研之外, 还要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使自己不仅具有学历优势, 更有能力优势, 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 以毕业之后的高收益尽早收回读研成本。
参考文献
[1]刘志民.教育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李洪天.高等教育与个人收益率[J].教育发展研究, 2002, (6) .
[3]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个人收益 篇8
关键词：人民币个人理财产品,到期收益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理财客户
一、引言
从2004年光大银行推出第一款人民币理财产品———“阳光理财B计划第一期”到现在, 人民币理财产品已经发展了整整十年。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与普华永道在2013年共同发布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3》显示, 我国的银行理财产品的余额目前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 且理财产品每年都能达到正收益。建设银行的官网显示, 211家商业银行在2013年共发行了4.3万余款理财产品, 募集的资金规模约达28.8万亿元人民币, 分别较2012年增长了51.6%和33.8%。个人理财已经在中国发展了十年的时间, 且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满足于传统的储蓄业务而开始相对理性地选择购买个人理财产品, 这体现出了消费者对高收益率的追逐。支付宝在2013年6月份正式推出的余额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数据显示, 在仅仅18天内, 余额宝的用户数就达到了251.56万户, 累计转入资金规模突破了66亿元。在2013年1月份, 余额宝的规模已超过2500亿元, 而截至2014年2月27日, 余额宝的用户量已突破8100万户。推动这一切的除了有互联网金融的普及及购买的低要求, 也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度超越6.7%的超高收益率。
而在2013年, 银监会却间接地提醒消费者要全面地看待收益率问题并加强了银监会对理财市场的规范及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例如, 从2013年6月中旬开始, 银监会正式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实行全国集中统一的电子化报告和信息登记制度, 未进行报告和登记的理财产品是不能发售的。在2013年8月30日, 银监会发布了《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 形成了“行为准则”的八项禁止性规定, 其中三点为:不得在营销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以任何方式隐瞒风险、夸大收益;不得在格式合同和协议文本中出现误导、欺诈等侵害银行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条款;不得主动提供与银行业消费者风险承受能力不相符合的产品和服务。
基于此, 身为理性消费者的我们更应该学习关于个人理财产品的到期收益率的知识, 通过分析影响到期收益率的因素了解自身需求并做出最优的个人理财产品选择。我国个人理财产品的现状正如姜晓兵等 (2007) 认为的, 个人理财业务同质现象严重, 对个人客户而言, 这些产品缺乏特色, 没有实际吸引力。在消费者充分了解到期收益率和其影响因素后, 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对理财产品进行创新。本文通过研究影响到期收益率的多个因素, 帮助各大银行的理财客户或潜在理财客户更加了解个人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问题。
二、理论分析
(一) 基本概念及分类
1. 理财产品的分类及个人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可以根据不同的要素进行分类。根据理财标价币种的不同, 理财产品可以分为人民币理财产品、外汇理财产品和双币理财产品。为了让研究更具有针对性, 本文选取人民币的理财产品进行深入研究。按照本金的情况, 理财产品可以分为保本型产品和非保本型产品。如今, 由于非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收益率相对较高, 这种类型的个人理财产品也越来越普及。根据收益类型的不同, 理财产品也可分为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和非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非保证收益型自身也可分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和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我国的理财市场不只是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 其中还包括基金、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 且理财产品除了有面向个人的, 还有面向机构组织和全体投资者的, 但本文只研究商业银行所发行的个人理财产品。个人理财最早在瑞士出现, 之后在美国普及, 如今在中国迅猛成长。本文采用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定义是周漩 (2005) 提出的, 即商业银行根据客户的资产结构、收入状况及投资需求等, 利用自身的网点、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 为个人客户提供较为合理的理财方案、投资组合建议和全方位综合性金融服务, 使客户的资产达到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统一, 以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 从而满足客户对投资回报与风险的不同需求的产品。
2. 收益率及其分类
徐妍 (2013) 认为, 投资理财产品管理运作产生的收入扣除各种管理费用费用后为理财投资净收益, 该收益在非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中应分配给投资者, 一般情况下所谓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是指投资者能够获得的理财产品收益率。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分为到期收益率和预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是指投资者在持有理财产品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所获得的收益率, 而预期收益率则是指持有的理财产品在未来可能获得的各种收益率的平均值, 是银行产品说明书上写明的收益率。这两种收益率都是通过年化收益率呈现的 (把当前收益率, 如月收益率、周收益率换算成年收益率来计算) 。
(二) 提出假设
关于个人理财产品收益率的影响因素, 杨轶雯 (2008) 认为有理财币种、理财期限、发行银行的信用级别、发行地区、理财币种、挂钩资产、投资方向、委托金额、付息周期、计息方式、本金保证情况、是否可提前终止和质押。辛荣 (2008) 认为, 个人理财产品收益率的影响因素有收益计算方式、理财期限、发行银行的信用级别、本金保证情况。胡灿 (2013) 认为, 个人理财产品收益率的影响因素有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经济发展水平、证券市场发展、期限、银行信用级别等其他因素。徐妍 (2013) 则将其分为宏观因素 (货币供应量、利率等) 和微观因素 (风险性因素、盈利性因素等) 两大方面。宏观因素也就是本文的外部因素, 很难进行实证分析, 且不易被消费者感知。因此, 本文除了研究影响理财产品到期的外部因素, 还着重研究了自身因素。
1. 外部因素
(1) 利率。利率政策是政府为了干预经济, 通过变动利率的办法来影响消费, 间接调节通货膨胀或紧缩的一种手段。其实对于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来说, 基准利率是一个确定理财收益率的重要指标, 见表1。
首先可以先做一个关于银行定期储蓄存款的利率和银行个人理财产品收益率的比较。两者在投资的三性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是收益性的不同。对于定期储蓄来说, 银行存款的收益率是既定的;而银行理财产品的到期收益率一般是不能够确定的 (除了保证收益型的理财产品) 。二是流动性的不同。储蓄存款流动性相对较强, 可以随时取出, 虽然利息就只能变为当期的活期利率;而银行理财产品流动性比较差, 根据说明书, 投资后就不能再随意取出了 (银行理财产品的说明书中一般规定投资者是不具有提前终止权的) 。三是风险性的不同。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大小要根据个人理财产品的种类决定, 虽然保证收益型的个人理财产品风险性会相对较小, 但非保证收益型的理财产品则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 定期存款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2) 银行的流动性比率及总资产。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虽然在2013年的每支理财产品达到预期收益率, 但是这也并不能代表每次这些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率真正都达到了预期收益率的标准。在这一方面, 银行的规模或自身的信用级别也会影响理财产品的到期收益率。而用来评定规模或自身信用级别的方法可以是对资产规模及对银行流动性的估计, 如表2、表3所示。
结合利率及上文提到的两家银行的流动性比例和总资产我们可以发现, 即使工商银行的总资产比光大银行多出一位数, 但是光大银行的人民币流动性却比工商银行要大。因此,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要求来进行选择。
2. 理财产品的自身因素
(1) 持有产品的期限。按照持有理财产品的期限可以将理财产品分为超短期理财产品、短期理财产品、期理财产品和长期理财产品, 分别为1个月以内, 1~12个月, 1~2年和2年以上为期限。目前, 各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竞争十分紧张激烈, 而产品的创新性在这个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2007年, 林榕辉和郑泽星经过分析后发现, 人民币理财产品如果需要创新, 就可以考虑减短或延长理财期限。而在2013年, 短期理财产品则显得愈发重要了。根据Wind给出的数据, 2013年1~3个月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占总共发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的60%, 3~6个月的理财产品占比22%, 1个月以内的超短期理财产品的比例仅有4.23%, 长达1年的更是只有1%。根据数据显示, 2013年6个月以下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占比已经达到了82%, 这可以看作个人理财产品在2013年的不同与创新。因此, 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为6个月以内的个人理财产品。
一般而言, 理财产品的持有期限越短, 银行违约的可能性越小, 消费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小, 因此持有期限越短, 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就越低。而持有期限越长, 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及资金的流动性受到的限制, 资金的不确定性也就随之增强, 因而银行会以较高的收益率作为补偿。
据此, 提出假设a:人民币理财产品持有期限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2) 理财产品的风险。易军 (2007) 将个人理财业务的大框定为四个方面, 分别为法律风险、商誉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及从业人员的操作风险。基于这些风险, 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一致地将风险分为了五个等级。其中, 光大银行分为低、较低、中、较高和高;工商银行分为很低、较低、适中、较高和高。虽然有些风险等级用了不同的名称, 但意思却没什么区别。而银行推介理财产品时, 也会根据客户不同的类型 (如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进取型) 对理财产品做出取舍。例如, 风险相对较高的理财产品则不适合保守型和稳健型这种理财客户。显而易见, 对于风险性越大的理财产品, 银行会面向特定客户群并给出相对较高的收益率以弥补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据此, 提出假设b:人民币理财产品的风险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3) 理财产品起始金额。理财产品起始金额是指可以购买理财产品的最低金额。提高起始金额则意味着银行提高了理财门槛, 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来吸引一些持有资金数目较大的用户。而让这些持有一定资金的个人用户能够积极购买理财产品来满足银行对募集资金的需求, 银行往往会提供更高的收益率。
据此, 提出假设c:人民币理财产品的起始金额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4) 理财产品类型。上文已经介绍三种较为常见的理财产品分类方式。既然本文已经选取人民币的理财产品进行分析, 且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的官网同时都提供了按照收益类型来细分个人理财产品的方式。因此, 本文将采用收益类型来区分个人理财产品的类型。根据收益类型的不同, 理财产品可分为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和非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根据数据显示, 截至2013年12月7日,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共发行了4274支, 占总发行量的10.66%;保本浮动型占比为19.60%;非保本浮动型的27962支理财产品则占比69.74%。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本文按照理财产品的类型对相关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三、实证设计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的两个研究对象是全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是于1984年成立的资产规模最大的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 是“中国五大银行”之一。而中国光大银行则是1992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国有控股并有国际金融组织参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而本文关于两家银行的数据均取自于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官网对各自个人理财产品的披露信息。在此基础上, 选择人民币个人理财产品的数据时间节点为2013年到2014年3月8日之前实现收益的6个月以下的人民币个人理财产品。在第一次进行汇总后, 由于工商银行的某些产品信息不完全, 本文又借助了来自银率网、和讯网、金融界等的网上数据, 筛掉了少部分实在无法获得完整信息的个人理财产品。通过汇总发现, 光大银行在网上披露的关于2013年6月之前发行的人民币个人理财产品信息并不完整, 所以关于光大银行所收集到的数据远远小于工商银行的数据。本文最终获得了光大银行的113组数据和工商银行的487组数据, 合计600组数据。综上所述, 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 本文将选取理财产品持有期限、理财产品的风险和起购金额作为自变量。
(二) 变量确定
本研究选取的变量见表4。
(三) 模型
综上所述, 本节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 a为常数, b为l理财期限的系数, c为理财产品风险的系数, d为起购金额的系数, 而σ是整个回归模型的误差项。
注:*表示在0.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表表示在0.05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R-squared=0.206;Adj R-squared=0.202;分析得到的结果比较理想
四、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SPSS17.0对所有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变量
通过表5和表6的对比, 中国工商银行的总体平均收益率并不如中国光大银行的高, 而且两家商业银行收益率的浮动大致相同。此外, 光大银行的平均风险要低于工商银行。就这些而言, 中国光大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是更值得消费者的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工商银行把理财期限利用的相对淋漓尽致, 且对起始金额的要求不那么高。有了这样的条件就可以给更多消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这其中不排除样本本量的影响所造成的偏差。
(二) 相关性分析
由表7可以发现, 选取的三个影响个个人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率的因素之间, 只只有起始金额和理财产品风险之间存在着着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是由于能够承受较高起始金额的客户可算作进取型客户。对于这类人群来说, 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人, 这是与事实相符的。
(三) 估计结果
由表8可知, 回归模型在5%的置信水平下通过F检验, 所以以接受此回归模型。根据上表中的系数, 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预期收益率的模型为
还可以发现, 除了假设a没有得到验证, 其余的两个假设均得到验证, 具体如下。
一是理财持有期限与到期收益率成负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很多调查者得到的结论和人们的认知不符。但实际上, 本篇文章所选择的样本为理财期限在6个月以下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如今, 这种短期理财已经成为了理财产品的创新模式, 那么高收益率也许就是吸引客户资金引入的最佳办法。当理财持有期限 (天数/365) 增加1时, 实际收益率就会下降0.691个百分点。
二是理财产品的风险性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这与预期一致。当风险每增加一个等级时, 到期收益率就会增加0.317个百分点。
注:**表示在0.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注:**表示在0.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三是起始金额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这与预期一致。起始金额高出一万元, 相当于到期收益率会高出0.002个百分点。
(四) 稳健性检验
可以根据人民币理财产品的不同类型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及非保本浮动型理财) 对实证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保证收益型的理财产品的收集数量小于30款, 因此本文只考虑在2013年比较“火热”的保本浮动收益型及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见表9和表10。
在中国光大银行的官网上没有查到关于2013年发行的有关保本浮动收益类型的任何理财产品, 且中国工商银行所发行的保本浮动型的理财产品在风险等上保持1, 因此不能表示相关性。
关于假设, 无论是非保本浮动型还是保本浮动型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所得出的结论都能够证明上文的实证分析。
一是非保本浮动型和保本浮动型的理财产品持有期限与到期收益率成负相关关系。
二是非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的风险性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三是非保本浮动型和保本浮动型的理财产品起始金额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个人理财产品的持有期限与到期收益率成负相关关系;理财产品的风险性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理财产品起始金额与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且外部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期收益率。本文希望能够通过结论让理财客户和商业银行得到对于彼此有效的信息并得出想要的答案。
(一) 理财客户应该结合内外部因素共同分析收益率的问题
大多时候, 人们对理财产品信息的获得完全是通过理财说明书, 这是局限性的一种体现。理财客户还应该分析当前政策所指定的利率情况, 以所选择的商业银行资产状况及流动性等因素来进行最优的选择。例如, 我国的利率并不是很高, 因此银行的很多客户都会选择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如果银行存款利率很低, 就会影响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 如果利率上升, 那么选择银行理财产品的机会成本就上升了。此外, 如光大银行的流动比例很高, 说明对资金的利用相对有效, 这很容易产生高的到期收益率。因此, 理财客户们应该仔细考虑这些内部因素以外的影响因素。同时, 消费者也可采取本文对银行的分析方法去自己评估银行的信誉情况, 除了总资产和流动比例, 消费者也可以自己多查阅上市公司年报等相关有效信息。
(二) 理财客户应该充分且完全利用得到的有效信息
由于理财期间, 消费者们往往不能够单方面终止交易, 理财客户一定要慎重地进行选择。有些时候, 一些理财人员会用一些夸大的事实来误导理财客户, 进而导致消费者的冲动购买。一直没有亏损不代表这次不会亏损, 理财客户们一定要充分地利用风险, 将理财持有期限、理财产品类型等在理财说明书上所呈现的信息积极地使用起来, 而从一些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有时并不可靠。例如, 某些网站上给出的预期收益率实则没有排除管理费用, 这时这种收益率叫做预期最高收益率, 有时往往会导致理财客户高估了收益率, 进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且消费者可以积极地利用理财产品持有期限这个因素。通过研究发现, 在2013年发行的6个月以下个人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率与理财产品期限的负相关关系, 消费者应该抓住机会去寻找的低风险, 短期限且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
(三) 商业银行可积极进行理财客户的需求分析
商业银行一般情况下都会用问卷来获得对消费者的需求或承受能力进行评估。如果消费者自身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以上关于影响理财产品到期收益率的内外部因素, 银行所能获得的信息将会更加有效。因此, 银行可以根据更加有形且具体的消费者需求去设计出他们量身定做的产品, 真正实现双赢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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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榕辉, 郑泽星.人民币理财产品定价分析与产品创新[J].金融与经济, 2007 (03) .
小议综合收益与其他综合收益 篇9
一、综合收益的概念
修订后的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将综合收益相关内容补充纳入准则正文,还对我国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讲解中相应的规范性条款内容进行了整合。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三十二条指出:综合收益,是指企业在某一期间除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之外的其他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利润表中的“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反映的是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相加后的合计金额。
综合收益总额的构成主要包括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两部分内容。净利润是由收入、费用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组成的;其他综合收益主要指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由此可见,综合收益由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四个部分组成。收入和费用是利润的组成部分,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利得和损失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也有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这两者如何区分?笔者认为:已经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属于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而尚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属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综合收益概念的提出突破了原有的收益观,它不仅仅局限于已经实现的收益,还包括尚未实现的收益,涵盖了企业所有的收益,更接近经济收益。这里的净利润是一个大家熟知的概念,所以,理解综合收益的关键是明确其他综合收益的内容。
二、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三十三条指出:其他综合收益是指企业根据其他会计准则规定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也就是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或发生且不计入当期损益的、会导致所有权变动但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以上对其他综合收益定义也只是给出了一个宽泛的框架,并没有具体详细说明,增加了对其他综合收益理解的难度。要想把握其他综合收益,必须先从准则所给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分类进行理解。
三、其他综合收益的构成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三十三条指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应当根据其他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分为两类列报。
(一)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这一类主要包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例如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或减少产生的精算利得或损失,计划资产的回报(利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在我国的会计核算实务中,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这两种。
(二)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这一类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则比较多,主要包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以后会计期间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形成的利得或损失;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的规定,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的规定,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自用房地产或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转换日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部分等等,这一类,以后满足条件可以重分类进损益。
四、其他综合收益的会计处理
在2006版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中,上述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是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来核算的,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要求在会计核算上,设置“其他综合收益”一级科目,并按项目设置明细科目,对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进行会计处理。过去“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包含的内容过于复杂,这种改进,使“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核算的内容可以明确地区分开来。
下面就以后会计期间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内容,简要举例说明“其他综合收益”科目的运用。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作如下会计分录:
或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二)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
对于发生的汇兑损失作如下会计分录:
对于发生的汇兑收益,作相反会计分录。
(三)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1.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采用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日该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或账面价值作为成本或摊余成本,该项金融资产没有固定到期日的,与该金融资产相关、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仍应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在该金融资产被处置时转入当期损益。
2. 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在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入当期损益。
3. 按规定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但以前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改按公允价值计量,将相关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在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入当期损益。
(四)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1. 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变动,投资方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额。
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2. 处置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时
(五)存货或自用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1. 企业将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其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
企业将自用房地产转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其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
2. 处置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时,因转换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应转入当期其他业务成本
(六)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部分,直接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七)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按照外币折算的要求,企业在处置境外经营的当期,将已列入合并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中与该境外经营相关部分,自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转入处置当期损益。如果是部分处置境外经营,应当按处置的比例计算处置部分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在财务报表中列报的改进
(一)其他综合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报
其他综合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的改进,总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所有者权益类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二是设置“其他综合收益”一级科目进行会计处理。
旧CAS 30中,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核算与资本公积项目混合在一起的,具体而言是在资本公积的二级科目“其他资本公积”下,分为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其他资本公积和非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其他资本公积,例如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等。在报表的列示上,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是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者权益类中资本公积项目下反映。所以,很难直接从资产负债表中获取其他综合收益的相关信息,也无法和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以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形成勾稽关系。
新修订的CAS 30,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类原有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四项上,增加单独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来列示。同时,在会计核算上,设置“其他综合收益”一级科目进行会计处理。这种改进,不仅有利于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使报表的项目更加明晰,而且在会计核算上,将“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的内容可以明确地区分开。
由此,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可以形成勾稽关系。
(二)其他综合收益在利润表中的列报
根据2009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我国首次引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要求在利润表的“每股收益”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并在附注中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及其所得税影响。新CAS 30针对其他综合收益在利润表中的列报予以改进,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将其他综合收益区分为两类:一是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二是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第二,将其他综合收益每一个明细项目要单独且以税后净额列报。根据新CAS 30,我国企业选择以税后为基础列报其他综合收益,关于相关税收的影响金额将在附注中予以披露。此外,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位置由在“每股收益”项目下改为直接在“净利润”指标下列报。
(三)其他综合收益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列报
《财政部关于做好2009年年报工作的通知》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做出了相应调整:删除“(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所有明细项目,增加“(二)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相比较而言,新CAS 30对于其他综合收益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报的改进体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
横向上即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横向列示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原来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四部分。现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因此,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横向上也要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这样组成部分由原来的四项变成五项。
纵向上即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事项,删除综合收益的具体组成部分,列示“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因为,构成综合收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已经在利润表中列报,不需要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重述了。纵向上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事项很多,篇幅已经很长,再重述综合收益的具体组成部分使得报表的信息量过载,并不利于报表使用者进行决策。
总之,对综合收益与其他综合收益的理解,作为一个新的内容,笔者也发现无论是IASB发布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还是我国新修订的会计准则,都只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方式,均未从概念上解决其他综合收益问题,也就是说缺乏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框架。相信通过多方努力和国际持续趋同,此类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摘要：根据2014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CAS 30)准则的规定,探讨“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构成内容以及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报的改进之处,并简要举例说明“其他综合收益”科目的运用,希冀给予会计实务工作明确的指引。
关键词：企业会计准则,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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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益 篇10
2009年元旦,顾冲在武昌繁华的商业区购物时,被一家银行大门上的横幅吸引住了视线:“最新推出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18%—25%,上不封顶!数量有限,欲购从速。”现在还有这么高收益的产品?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这家银行。
理财师对产品做简单解释后,递给他一份该产品两年来的实际收益表,上面显示2007年收益达28%、2008年收益达34%。理财师问:“这款产品是我行2009年的主打产品,5万元起步,您要购买吗?”顾冲犹豫了一下,说回去和家人商量后再做决定。
回到宿舍,顾冲和女友赵霖商量购买理财产品的事情,女友担心风险大当即表示反对,他给女友分析:“钱存银行里,利息太低,赶不上物价上涨就等于贬值。如果投资理财产品,就能赚到更多的钱。”说完他把理财产品的宣传书掏了出来。
赵霖认真地把理财宣传册看了一遍,当看到最后一行写着“投资有风险”的提示时,心里不由得一紧。顾冲说服她说,该银行是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从近两年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来看,投资应该不会产生太大问题。
反复商量后,他们决定购买理财产品,可他们把全部积蓄加起来才有4万元左右,还没达到投资的起点。
顾冲仔细盘算了一番,如果能借钱投资并以赢利18%计算的话,一年以后再以5%的利率还本付息,他们仍能赚到钱。这个想法让他眼睛一亮,俨然发现了一座金矿。
光环身份让发财美梦一路畅通
能向谁借钱?谁又愿意借钱给他呢?正当顾冲发愁的时候,机会不期而至。
一天,老家的村长来到省城找顾冲,托他联系省里刚成立的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为村里解决修路的资金问题。
顾冲四处打听才联系上新农建设村办公室,得知修路是长期规划,资金安排要履行很多手续,而且逐级上报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村长只能叹了口气。原来,村委会发动村里的乡亲们筹集了50万元的修路款,现在还缺60万元,如果得不到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的帮助,只能拖到明年才能开始动工。
顾冲一听觉得机会来了,他说:“村长,您别着急,我们现在马上把修路的事情报上去,争取明年启动这项目。集资款现在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用来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一年后我保证还你5%的利息,这可是银行利息的两倍呢。”
村长文化不高,不明白什么是理财产品,但还是被如此高的利息诱惑了,一个劲地问他是否保险,顾冲说:“银行的产品,你说保险不?就算你信不过银行,也该相信我,我是国家干部,也想为咱村里作点贡献。”原来,顾冲是他们村里的骄傲,不但毕业于名牌大学,还考进了省直机关单位,当上了干部,村长对他很是信赖。
村长再三考虑,觉得顾冲的主意不错,两天后他给顾冲的账户汇了50万元。
没过几天,村里的乡亲们也相继给顾冲打来电话,原来大家听说购买理财产品能得到高利息的事情后,都主动找上了门,顾冲一下子就筹到了85万元。
顾冲给赵霖算了笔账:如果再筹得10万元,全部加起来就是100万元,到明年按最低18%的预期收益计算,除去支付5个点的利息外,他们还能赚到12万元。一年下来,他们婚房的首期款就有着落了。
赵霖听后很兴奋,马上给在安徽的父母打电话借钱,并许诺支付5%的利息,父母经不起女儿的甜言蜜语,干脆把30万的养老储蓄全部汇给了赵霖。至此,顾冲和赵霖在一个月内共筹到了120万元。
想到一年后,不但能让父老乡亲们获得收益,他们自己还能赚到十几万元,实现购房梦想,这对恋人兴奋不已。
贪婪与疏忽,美梦一下子全碎了
顾冲揣着存有120万元的银行卡来到银行,理财师递给他一份十幾页的理财协议,上面的金融术语让他看得直犯糊涂,没看到一半,他就看不下去了,最后干脆抛开协议,专心聆听理财师的讲解:“这是一只个人结构性理财产品,与六只港股挂钩,实际收益率要观察明年这六只股票的表现,客户可以根据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预测明年的具体收益。”
尽管理财师提示了风险,可顾冲却似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毕竟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而且这几年实际收益远超预期,今年应该也差不了多少。更重要的是,18%—25%的预期年收益率给他一个强烈的错觉,即使做最坏的打算,也有18%的年收益率,不然银行为什么还要提出一个赢利区间呢?于是,他很快办理了120万元资金转移手续。
顾冲和赵霖在充满无限的希冀和美好的梦想中度过了一年。
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年里他们从没去过银行,银行也从没联系过他们。因为顾冲对银行的绝对信任,让他想得最多的是,等一年的期限到了,他就携女友去银行领取那丰厚的收益,然后和乡亲们以及未来的岳父母一起庆祝。
他们还逛了不少楼盘,商量着购买哪里的房子,怎么装修,甚至憧憬着成功后如何再如法炮制大干一场,实现买车梦想。
2010年1月16日,顾冲突然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就是这通电话,让他最终从美梦中醒来。
“顾先生,您好。我是银行的理财经理,您去年在我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后天就要到期了,由于市场原因年收益率接近负23%,但最终结果要观察后天的挂钩港股表现来确定!”
“不可能!不可能!你在骗我!”顾冲吼了起来,他怎么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请您后天到我行办理转存手续,否则银行就自动转存为一年定期。”理财经理说。
顾冲这下懵了,赶紧找大学经济系的教授请教,才算弄懂这款理财产品是怎么回事:银行用客户的资金与一年后六只港股的表现挂钩,具体收益需要通过一组复杂公式进行计算。假如获得18%的收益,那么挂购的六只股票中表现最好的三只股票和表现最差的三只股票,它们的涨幅和跌幅必须完全一致时才能实现,尽管在理论上可行,但这在实践中的概率比中500万彩票还难。
为了向银行讨说法,顾冲找到某律师事务所,祁律师也告诉他:“合同其中的一项条款写得很清楚,这是预期年收益,你看到有保证收益条款吗?”顾冲摇了摇头。
顾冲倒是想起标有“预期年收益率18%—25%,上不封顶”的横幅,律师问:“当时的横幅拍有照片吗?”顾冲又摇摇头。祁律师告诉他,如果没有与横幅相关的证据,只能以协议为准,打官司的话他胜诉的可能性不大。
顾冲又来到银行:“你们的产品本身就有问题,存在很多霸王条款,属于无效合同。”理财经理则告诉他,“您购买的理财产品是经过银监会批准发行的,而且协议上白纸黑字,这是预期年收益。预期就是设计产品的人预测出来,不是银行作出的保证承诺收益,有涨有跌很正常。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充分提示风险,请您提供证据。”
回想一年前,银行确实提示过风险,但提示更多的是预期有多少高回报,现在时过境迁,他能上哪去收集证据。
到此,顾冲不仅美梦破灭,而且要承担十多万元的损失,无法兑现诺言的他只能向乡亲们道出实情,几次下跪恳求原谅。
最后,顾冲用自己投资的资金、一年来自己和女朋友的存款以及一张10万元的白条偿还村长、亲戚朋友的本金。
他离开村子时,几个老乡指着他的鼻子数落,从那刻起,顾冲由“村里的骄傲”变成了“十足的骗子”,不仅声誉扫地,而且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编后语:本文的主人公把对银行的信任与对银行理财产品的信任混为一谈,单看产品宣传所谓的高利率,轻信产品销售人员的片面之词,不认真看准协议就盲目购买产品。更糟糕的是购买理财产品后竟然对产品不闻不问,以为稳赚,因而造成了负债累累的后果。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理财产品前一定要看清楚协议条款,对产品的风险及收益要有清楚的认识,不要造成错误的理解,不要完全依赖于销售人员的解释以及产品说明书之外的其他宣传资料,购买产品后最好不要置之不理,否则赚钱了当然皆大欢喜,亏了本则完全是由于自己疏忽大意造成的,只能自己承担后果。
个人收益 篇11
收益是财务会计的核心概念之一, 对收益的研究是会计理论的重心, 并且随着新型经济业务的出现及报表使用者需求的变化, 收益表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传统收益确定模式以历史成本、收入的配比和稳健原则为基础, 传统收益报告只有在资产现有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时, 才予以确认损益, 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对资产价值的总体影响。因此, 传统收益报表反映的是过去的信息, 滞后于经济事项的实际发生, 不能满足使用者对业绩信息的要求。
基于以上因素, 收益报告的改革及应用成为了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世界各国的会计机构和会计团体纷纷提出改革意见:综合收益报表 (综合收益表) 或第四财务报表被提上日程, 并已在一些国家应用。
二、概述
综合收益概念是相对于传统收益概念提出的, 即“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 (净资产) 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权益的一切变动。”
与传统收益相比, 综合收益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它比传统收益更接近经济收益, 服务于决策有用观, 体现的是损益满计观, 采用了资产负债表观, 而且更符合财务报表勾稽关系理论。综合收益的确认计量更好地贯彻了权责发生制, 体现了适度稳健原则。
综合收益各个组成项目的确认与计量仍是难点, 比如, 综合收益应以现行价值或是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 但在实务中还将保留混合计量模式。此外, 对于各组成项目何时应在财务报表中确认、哪些项目应计入综合收益、这些项目应采用何种计量属性以及如何区分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等问题, 目前还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 各国都在进行着探索和改革。
三、综合收益项目
笔者在对我国上市公司执行综合收益报表列报的研究中发现, 由于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比较宽泛, 除明确为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项目外, 其他项目的认定存在一些模糊之处, 加之新会计准则颁布之后一些新的概念不断提出, 却又缺乏明确的概念定义, 导致会计实务中对诸如“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其他综合收益”、“权益性交易”等概念出现了较多的混淆误用。很多上市公司在执行会计准则的过程中, 对其他综合收益各个项目的金额来源不清晰。因此下面将对报告中各个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旨在为报告的编制者提供依据。
(一)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
该项目主要受核算中的如下几方面影响: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期末计价。即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上涨, 会增加此项其他综合收益利得, 公允价值下降, 会增加此项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 (报表中以“-”号列示) 。需要说明的是,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分为股权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 债权性投资使用摊余成本计提本期产生的投资收益, 本期可实现的损益受企业确定的实际利率影响, 通过阅读年报, 笔者发现上市公司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中很少出现债权性投资, 年报中大部分为股权性投资, 公允价值主要从公开的证券市场获得。
2.处置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时, 原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已确认的损益 (即前期已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利得或损失) , 应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入净收益 (即从资本公积中转入投资收益) 。利得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减少, 同时当期净收益增加;损失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发生增加, 同时当期净收益减少, 两种情况均不影响综合收益的金额。年报中上市公司绝大部分均在其他综合收益表中披露了此项内容, 但是几乎均未披露转入损益的项目及对净损益的具体影响金额。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问题对其他综合收益也会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为以下3点:
现有会计准则规定: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 即使该金融资产没有终止确认, 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中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 应当予以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
即当确认减值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资本公积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此时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尚未终止确认, 但原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已经转出, 即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中成为重分类调整事项从其他综合收益此项目中转出, 使得本期净收益减少。
(2)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 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 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
债务工具的减值转回不再影响其他综合收益列报金额, 因为它是通过损益转回的。
(3)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 在该权益工具价值回升时, 应通过权益转回, 不得通过损益转回。但是,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 或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 不得转回。
允许转回减值的权益工具在价值回升时是通过所有者权益转回的, 即通过资本公积转回, 使得其他综合收益此项列报利得增加。转回分录为:
4.上述影响均需要考虑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的差异的问题, 调整所得税对该项目的影响。
现以一实例来解释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由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列报金额的形成过程。
某企业2011年3月5日购入某公司普通股股票4 000股, 每股价格11元, 各项交易费用330元。企业将其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 购入时会计分录为:
2011年12月31日, 股票价格上升, 每股价格上升为每股11.87元, 共升值4 000×11.87-44 330=3 150元, 会计分录为:
2011年12月31日, 企业递延所得税负债为3150×25%=787.5
2011年12月31日, 企业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的项目及金额为: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 (损失金额) :3 150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的影响:787.50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0小计:2 362.50
(二)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此项内容主要受如下核算的影响:
1.采用权益法核算时, 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在持股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投资企业应按照持股比例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中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 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同时增加或减少“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此时造成企业其他综合收益此项目利得增加或损失增加。
2.在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 应将原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金额与所出售股权相对应的部分转入“投资收益”。此时造成重分类调整金额增加, 利得转出会造成本期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同时净收益增加, 损失转出导致本期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同时本期净收益减少。重分类调整的金额对综合收益的总额不产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处理均建立在合理已分重分类调差损益的前提下。
3.上述项目均需考虑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差异, 调整所得税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现举一实例说明:
2011年8月7日, 甲公司出售所持B公司10%股份, 取得价款2 000万元。原持有B公司40%的股份, 对B公司有重大影响, 采用权益法核算。出售时, 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7 500万元, 其中:成本6 000万元, 损益调整1 000万元, 其他权益变动500万元。甲公司出售该长期股权投资时的会计分录为
所得税影响额为250×25%=62.5
2011年12月31日, 被投资单位B公司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为500万元。则甲公司应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为150万元 (500×30%) , 会计分录为:
所得税影响额为150×25%=37.5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分享的利得 (损失金额) :150
减: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分享的利得 (损失金额)
产生的所得税的影响:37.5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187.5
小计:-75
(三)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项目
此项内容主要受如下核算的影响:
1.现金流量套期的公允价值变动额。现金流量套期工具利得和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 应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期末公允价值上涨, 会增加此项其他综合收益利得, 公允价值下降会增加此项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 (报表中以“-”号列示) 。
2.被套期项目为与其交易, 且该预期交易使企业随后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 原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 应当在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影响企业损益的相同期间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原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已确认的损益 (即前期已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利得或损失) , 应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入净收益 (即从资本公积中转入投资收益) 。利得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减少, 同时增加当期净收益;损失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发生增加, 同时减少当期净收益, 两种情况均不影响综合收益的金额。
3.企业预期原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净损失全部或部分在未来会计期间不能弥补的, 应当将不能弥补的部分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原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已确认的损益 (即前期已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利得或损失) , 应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入净收益 (即从资本公积中转入投资收益) 。利得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发生减少, 同时增加当期净收益;损失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发生增加, 同时减少当期净收益。两种情况均不影响综合收益的金额。
4.上述影响均需要考虑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的差异, 从而考虑所得税对该项目的影响。
现举一实例说明:
2011年1月1日, 某公司预期在2011年6月30日销售一批商品X, 数量为100 000吨。为规避该预期销售有关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公司于2011年1月1日与某金融机构签订了一项衍生工具合同Y, 且将其指定为对该预期商品销售的套期工具。衍生工具Y的标的资产与被套期预期商品销售在数量、质次、价格变动和产地等方面相同, 并且衍生工具Y的结算日和预期商品销售日均为2011年6月30日。2011年1月1日, 衍生工具Y的公允价值为零, 商品的预期销售价格为1 100 000元。2011年6月30日, 衍生工具Y的公允价值上涨了25 000元, 预期销售价格下降了25 000元。6月30日, 公司将商品X出售, 并将衍生工具Y结算。公司采用比率分析法评价套期有效性, 即通过比较衍生工具Y和商品X预期销售价格变动评价套期有效性。公司预期该套期完全有效。假定不考虑衍生工具的时间价值、商品销售相关的增值税及其他因素, D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 2011年1月1日, 公司不作账务处理;
(2) 2011年6月30日。
所得税影响金额25 000×25%=6 250
(确认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得税影响金额=25 000×25%=6 250
当期产生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利得25000
减:所得税影响金额为6 250
当期期末同时转入损益的净额为18 750
小计:0
(四)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
根据外币折算的“资产负债表”中“报表折算差额”填列其他综合收益中的该项目金额;根据当期转入损益类科目的金额, 分析填列“处置境外经营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为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净资产减去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股本, 累计盈余公积及累计未分配利润后的余额。
上述处理是根据现有会计准则作出的一些解释和说明, 笔者认为在后续的调整过程中还需规范与综合收益相关的业务处理方法, 调整相应的会计科目, 力争在核算阶段就进行明确的划分, 建议在会计核算上单独设置。权益类会计科目“其他综合收益”, 将明确为其他综合收益的交易或事项, 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会计科目;或者在资本公积下设置“其他综合收益”二级会计科目, 将其他综合收益形成的资本公积与权益性交易形成的资本公积彻底隔离, 避免继续出现混淆, 也便于统计数据填列报表项目。
摘要：财政部于2009年6月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 (财会[2009]8号) , 其中第七条对利润表的列报内容与方式做出了适当调整, 首次在财务报表中引入综合收益指标, 要求在利润表中增列“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 同时对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并要求上市公司在2009年1月1日起执行。在现有报表中,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项目被明确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由于在新会计准则中其核算方法存在一些模糊及难以确认的事项, 使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如何形成比较模糊, 有可能造成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不够准确。本文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综合收益,财务报表,其他综合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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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08[M].财政部会计司组织翻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4]王辉.综合收益会计[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