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收益（精选7篇）
预期收益 篇1
摘要：本文运用经验研究法，以我国零售业50多家上市公司219个样本．对该行业股票收益率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较之以往研究，本文作如下改动：前研究表明市场风险系数始终未表现出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本文未用此变量；增加了收益价格比、每股净资产2个因素．对股票预期收益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规模和净值市价比始终对股票收益表现出显著解释力．同时每股净资产也对股票收益有一定解释力．财务杠杆则解释力较差。而收益价格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键词：股票预期收益,规模效应,净值市价比
早期研究表明股票预期收益率由系统风险Beta决定,可用CAPM模型进行预测,然最近20多年研究发现预期收益率并不能由风险系数B单独决定,其它基础变量也有解释作用。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股市实证研究揭示出类似结论:Beta对预期收益率的解释力较弱,而一些基础变量对预期收益率的解释力显著。这些研究形成预期收益率与各变量关系风险定价的实证模型。本文以我国零售业50多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四年数据,在决定预期收益的另外一些基础变量方面做些新探索。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由Sharpe Lintner and Black提出的CAPM模型一直是金融领域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对学术界关于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CAPM模型形成挑战最著名的实证研究是Banz公司规模效应,他发现在适当调整股票风险后,市值较小公司股票平均收益率比大公司高出许多。Basu S和BhandrL C则分别指出E/P和账面杠杆对股票收益具有解释力。FamaEF和French的研究发现,规模与B/M可以完全解释股票收益率。Barber和Lyon(1997)认为,FF(1992)研究结果对某一特定数据库才成立,缺乏普遍性。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将此运用于实证研究中。陈浪南和屈文洲(2000)检验CAPM在我国股票市场上的有效性,发现Beta对市场风险的度量有较显著作用,但并不稳定。陈小悦和孙爱军(2000)研究期间与陈屈(2000)几乎完全一致,但发现1994年9月至1998年9月间,无论是A股还是B股,CAPM均无法通过有效性检验。陈信元、张田、陈冬华(2001)研究表明,Beta、账面财务杠杆和市盈率始终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规模和B/M可以解释与上述变量有关的股票收益;在控制了规模以后,流通股比例表现出对预期股票收益显著的解释力。刘志新等(2000)研究表明,规模和E/P对于收益率显著,是预期收益风险定价因素,而Beta、总风险、每股净资产、每股权益对预期收益率无显著的解释力。
以上研究结论在某一特定行业内是否成立?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预期收益率?笔者将选取零售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此进行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动:第一,本文未选取Beta作为自变量,重点探讨其他变量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第二,加入每股净资产与收益价格比2个因素以期更全面地考察其影响因素;第三,以个股总市值的对数表示公司规模;第四,以月个股收益率之和作为个股年收益率,将此作为因变量,将规模、收益价格比、财务杠杆、每股净资产和净值市价比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根据规模效应,股票预期收益与公司规模成负相关;假设2,股票预期收益与净值市价比成正相关;假设3,股票预期收益与财务杠杆相关;假设4,股票预期收益与收益价格比相关;假设5,股票预期收益与每股净资产相关。
二、样本选择及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取
本文选取1997年1月之前上市的所有零售业50多家上市公司,剔除当期PT或ST公司。研究期间为1997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共四年,其中1997—1999年每年都有54个样本,2000年则为57个样本。本文数据来源于CSMAR2.0数据库。
2、变量的选择和设计
(1)因变量。股票预期收益率采用年预期收益率,为下一年个股月收益率之和。
(2)自变量。规模用个股总市值的自然对数表示;净值市价比用普通股账面价值与市值之比;账面财务杠杆用资产负债率表示;收益价格比是每股收益与其市价之比,即市盈率的倒数,反映投资者对公司增长前景预期;每股净资产即公司净资产与总股本之比,可从公司年报中直接获取。为增强可比性,本文所选用变量的计算除规模用每年6月的数据外,其他变量均采用上一年末数据。
3、模型设计与检验
以上研究均利用因素模型和横截面回归法分析风险变量对预期收益率的影响。为检验不同法能否得同一结论,本文选用一元回归法和多元回归法进行检验。并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Ri—第I只股票的年预期收益率;A—各个因素的值为零时的第I只股票的年预期收益率;I—回归系数;SIZE—公司规模;B/M—净值市价比;LEVGE—财务杠杆率;E/P—收益价格比;APS—每股净资产;ci—随机误差项。
利用上市公司1997—2000年财务比率数据库与交易数据库,计算每年公司规模、净值市价比、资产负债率、收益价格比和每股净资产,并将其作为独立变量,与下年各股票年预期收益率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一元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该年回归系数及T统计量。参与回归的股票数即为该年回归方程样本数。
三、实证结果分析
1、一元回归分析
各基础变量单因素回归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当单独以公司规模、净值市价比、财务杠杆率、收益价格比和每股净资产作为自变量与股票年预期收益率进行回归时,SIZE和B/M对股票预期收益率都有较好解释力,回归系数较显著,且预期收益率与公司规模负相关,与净值市价比正相关,这说明假设1和假设2成立,即公司规模与预期收益率成反向变动。对于净值市价比而言则成正向变动,这与前面学者所得出结论一致,据T统计量可看出每股净资产对预期收益率有较微弱解释力,但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而财务杠杆率、收益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一样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假设3、假设4和假设5不成立。
2、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由上我们可得出:
F=11.576(0.000) R2=0.213 校正后的R2=0.194
从模型来看,这个线性方程拟合度不是很好,但从各个自变量回归系数来分析,这些基础变量对预期收益率解释力较单因素分析有所改变,即每个变量对R解释力有所提高,这一点可从T统计量增大和显著水平值降低看出。同前所得结论同的是,规模和净值市价比始终对股票的预期收益率有显著解释力,财务杠杆率和收益价格比对预期收益率解释力很低,每股净资产有很微弱解释力。不同的是,净值市价比对预期收益率的解释力比在单因素检验中的有所增强,而公司规模对预期收益率解释力有所减弱。这说明净值市价比在多因素检验中始终表现出显著性,对股票收益的解释力不受规模、财务杠杆率、收益价格比和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影响。而规模和净值市价比等因素在一起时,显著性有所减弱,这可能是受净值市价比因素的影响,其解释力被它吸收。这一点与前学者所得结论吻合。规模与净值市价比正相关可能是因中国股市小公司效应以及零售行业内泡沫因素所造成,这正好能解释为什么规模和净值市价比在一起时解释力有所减弱,这说明投资者的理性,即考虑公司规模因素的同时会看重净值市价比,小公司效应也会受净值市价比影响。另区别于前结论的还有财务杠杆率改变随股票收益率变动的方向,这可能是财务杠杆率受其它因素影响所致。从中还可看出,股票预期收益率与财务杠杆率、收益价格比和每股净资产相关性较弱,但前者是正向变动的,而后两者则是反向变动,由此可得出结论,前面的假设成立。
参考文献
[1]陈信元、张田余、陈冬华：预期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多因素分析：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01(6)．
[2]刘志新等：中国股市预期收益率的横截面研究[J]．经济科学，2000(3)．
[3]陈小悦、姚怡涛：上海股市风险与收益定量分析[J]．经济科学，1995(1)．
预期收益 篇2
一、教育乱收费的成本与收益
按照成本——收益理论，成本是指为了获得某种收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收益则是通过投资或付出而获得的利益与效用。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付出就是值得的。教育乱收费也存在着成本与收益。教育乱收费的成本是乱收费必须承担的风险成本，而其收益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教育乱收费现象之所以长期禁而不止，与其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教育乱收费的低成本性
教育乱收费面临的成本不是直接经济成本，而是可能的风险与心理成本。从近年对教育乱收费查处的情况来看，这种风险成本不外乎被撤职、党纪政纪处分、被勒令清退乱收费资金等类型。之所以称之为可能的风险成本，是因为这种成本只是一种潜在成本，且潜在性变为现实性的概率很小，对于一般学校的乱收费行为不具有震慑力。这一点从乱收费的普遍性与受到查处的学校与人员数量的有限性即可见一斑。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一直居于各项价格举报之首，2006年达27637件。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查处却不尽如人意。2003年起，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2005年，各地共派出检查组5.6万个，检查各地学校87万多所，查处违规收费案件1.9万件，受到党政纪处分5931人，其中撤销校长794人。岡假定每所学校仅违规收费一件，那么，查处的违规收费案件仅相当于被检查学校87万所中的2.18％，受到党政纪处分者如果分属于5931所学校，则仅相当于所检查学校的0.68％，而撤销的校长仅占被检查学校的0.09％。再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来看，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据统计，各地共派出1.9万个检查组，对全国25万余所学校进行了检查，查出教育乱收费资金5.72亿元，清退教育乱收费资金3.49亿元，35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被检查的25万所学校中，仅有35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假如一所学校查处一人，其查处率仅为1.40％，换句话说，乱收费的风险仅占被检查学校的1.40％；如果把全国所有学校都纳入其中，那么，乱收费被查处的风险概率会小之又小。如此小的风险成本，无法给乱收费学校以强大的外部压力，很难对其乱收费行为产生有效的抑制力；而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力，也无法对一些学校的乱收费行为形成有效的内在约束力，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教育乱收费的禁而不止。
(二)教育乱收费的高收益性
与极低的风险成本相比，乱收费却可以使学校、教师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以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为例，在将初中部民办化为“知达实验学校”以后，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从中获得了极大利益。据一位知情教师说：“知达”早年实行梯级收费，根据考生成绩优劣，每个学生3年最低收1.5万元，高至3万元，有些甚至被索要8万至10万元。近几年，学校实行统一标价，每生交费两万元。所办班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2个；每班人数，多数接近或超过60人。以此推算，几年来，“知达”的收费达到上亿元。其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笔用于教师的外出进修、学习以及招待检查部门和迎来送往。但相当一部分——数千万元——一是发放月奖金和代课、补课的费，除工资外，任课教师凭此两项可额外领到三四千元；二是发放年终奖：退休教师象征性领取千八百元，普通教职工3000元，相当一部分教师分到几万元，甚至接近10万元；三是游山玩水，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每年让骨干教师去“放松”，2007年夏天，有些足迹远至港、澳、台。由此可见，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是学校乱收费的助推器。
二、教育乱收费低风险的内在原因分析
教育乱收费的低风险性一方面与监管部门的查处不力有关，同时也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
(一)教育乱收费的群体性
教育乱收费属于行业性乱收费，具有集体陸与群体性特点和广泛的社会与行业基础。在重点中小学，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学校顶风乱收费，大多数学校则是随大流，亦步亦趋，紧紧追随同类同等学校的脚步，结果，普遍的从众心理与从众行为进一步泛化了教育乱收费现象，也强化了整个行业的负面公众形象，学校不再是圣洁之地，教师的形象也不再高尚，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
(二)教育乱收费的隐蔽性
当前对于乱收费的查处数量非常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较大的隐蔽性。很多学校在收费时，只收费不开票，学生在交费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凭证，学校以机构“信誉”保证交费学生在该校上学的学位或参与某种活动的资格，学生家长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接受学校的做法。最终，虽有乱收费之实或价格违法举报，结果却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收费不开票成为各个学校应对乱收费检查并从根本上化解风险的重要法宝，这就在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查处难度，乱收费现象也变得以肆意横行。另有一些学校则通过将乱收费合法化逃避查处风险，其主要做法是将强制性的教育乱收费转化为学生家长的自愿陸捐款，通过改变乱收费的性质使其变得更加隐蔽。
(三)教育乱收费的可融通性
这里所说的可融通性是指有些乱收费从道理上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如补课的费。因为补课多是在正常的课堂教学或者是在教师的正常劳动时间以外进行的，占用的是教师的合法休息时间，利用这样的时间给学生补课，给教师一定的补偿是应该的，从道理上是可以讲得通的。由于学校不可能获得该方面的财政拨款支持，对教师的劳动补偿只能通过向其劳动或服务对象学生征收。如此以来，课余时间对于学生的补课活动就变成了教师的有偿服务活动，只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服务不是自愿进行的，而是强制性的，服务的收费标准也不是通过师生双方协商确定的，而是学校和教师单方面制定的。尽管关于有偿服务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如“学校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和不盈利原则，严禁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手段提供服务和进行收费。”但是，高考指挥棒下社会推动型应试教育使得许多重点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而不得不采取强制、有偿教学服务(补课或提高)的形式。在这里，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是否接受服务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对服务价格讨价还价的权利，不管学生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虽然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易，但却是学生不得不接受的交易。学生与家长的意见不在于补课或提高本身，也不在于收费本身，而在于其高收费。 (四)教育乱收费的利益共享性
所谓利益共享，是指乱收费不仅使学校可以从中得益，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与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从中获益。这就使得几个获利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关系，对于学校的乱收费行为，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会表示默认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其结果必然会纵容学校的乱收费行为。2006年3月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在“教育乱收费”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成违规收费由政府引起”。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10月至2004年1月，在对17个省(市、区)50个县(市、区)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及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调查时发现：有45个县违规教育收费4.13亿元，其中43个县地方政府及财政、税务、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挤占、挪用、滞留教育资金4.45亿元，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克扣教育经费的总额，比教育违规收费的总额还要多。地方政府部门的违规行政必然导致学校的乱收费，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监管部门对于乱收费的默认与“迁就”，自然成为乱收费得力且持久的外在动力。
(五)教育乱收费的政策诱致性
这种诱致性主要体现在学校及其政策上双轨制的影响。教育乱收费，不仅有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更有公办学校与以体制创新名义存在的转制学校之分，不同学校，收费政策与标准不同。以1999年率先在全省4万多所中小学中实行初中部转制的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知达实验学校为例，其在原有师资队伍、教学设施不变的情况下，开始收取高额学费，初中3年学费达几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此的`是，其东相距约1000米的太原市第五十一中学、其西不足500米的三十八中、其北约2000米的二十七中等公办学校，都免收学费，只收取书本费和杂费，每学年一两百元。办学体制的变化导致收费政策的变化，不同学校不同对待，从而人为制造并扩大了学校之间的收费差别和福利待遇差别，导致了一些学校领导与一般教师心理上的不平衡，也成为推动学校转制和高收费乱收费的内在经济动力。虽然自2006年起，各级政府部门全面停止了审批新的改制学校，清理改制学校也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学校改制及在改制名义下实行的高收费乱收费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很难在短期内消失。
(六)教育乱收费风险的自我化解性
在乱收费的同时，许多学校还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教育乱收费风险的自我化解。一是钻政策的空子。即利用中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收费政策的不一致、或者政府收费政策前后的不一致乱收费。二是不认真落实业已建立起来的收费听证制度、公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制度，在很多学校，这些制度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落实在实际办学活动中，对于学校的乱收费行为自然也起不到公众监督与阻隔作用。三是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本。重点中小学往往聚集了不少权力者的子女，在关键时刻学校总会千方百计利用这些可资利用的家长资源尽可能化解其面临的危机。由于重点中小学学生家长背景的特殊性和权力的集中性，在应对地方性教育乱收费的检查中，学校往往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从而实现权力者得益、学校得益的双赢结果。
总之，由于教育乱收费的特点及学校自身对于乱收费风险的化解，使得乱收费的风险成本大大降低；而与此同时，教育乱收费的预期收益则大大提高，对于学校来说，其诱惑力便也大大加强。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必须加大乱收费者的风险成本。
三、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对策
(一)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不仅体现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政策要一致、连贯，同一级政府前后的政策也必须一致和连贯。长期以来，在教育乱收费的治理方面，各级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是导致一些乱收费冠冕堂皇、有恃无恐的政策根源。为了防止一些学校钻政策的空子，2008年4月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发布的《关于2008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要求地方自行制定的与国家教育收费政策不符的文件规定一律废止，以消除政策之间的摩擦，为提高政策的执行力扫清障碍。
(二)提高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
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就要提高其收费的风险成本，并且要提高到有足够震慑力的程度，使学校不敢轻易乱收费。这就要求对于乱收费一定要严加查处，真正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学校校长与主要领导的相关责任。对于社会上举报的乱收费行为，必须严加追查，在发挥专门监管机构责任的同时，充分利用家长及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加强对于重点中小学收费的审计、监督与惩处，提高其乱收费的风险，抑制其乱收费的冲动。“十一万”期间，政府准备采取两个“三管齐下”规范教育收费。其中之一是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构建“不愿为”的自律机制；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和惩处力度，强化“不敢为”的惩治机制。如果两个“三管齐下”能落到实处，将会大大影响学校乱收费的成本与收益，并达到有效治理乱收费的目的。
(三)消除学校与收费上的双轨制
双轨制学校的存在是教育乱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双轨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普通中小学区分为重点与非重点；一是在办学体制上分为公办与民办。不同学校，政策与待遇不同，但都对乱收费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前者，可以通过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的办法，尽快缩小公办中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从供给方面为所有学生提供大致相同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消除择校热，从而消除乱收费的温床。对于后者，不是消除公办与民办的区别，而是区分真民办与假民办，从根本上纠正公办学校改制和名校办民校的错误，使义务教育学校回归到政府办学的轨道上，实行统一的收费与免费政策，不给乱收费留下任何活动空间。
(四)斩断乱收费的利益链，杜绝政府部门的惩罚性经济行为
用组合策略稳定出口预期收益 篇3
武汉“光谷”是我国光机电产品出口基地，这里的天喻、烽火、冠捷等一些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企业，能在当下出口困境中依然保持25％左右的毛利率，维持出口市场份额和稳定出口收益，关键是采用了柔性化的出口组合策略。
本土为主与扩大出口相结合
在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环境下，“光谷”企业始终坚持主导产品以国内市场和本土竞争为主的基本点，即以70％的产能和市场开发能力，主打国内市场，巩固本市、本省和毗邻省市的市场需求、份额和潜在订单。
企业管理层普遍认为，做出口一定要依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有强势的宏观调控做后盾，国内经济和市场运行的稳定程度相对较高，是出口企业稳增收益的黄金安全点。
在这个基础上，以30％的优势产能和市场开发能力，再扩大出口就有了底气。出口市场也坚持“就近就地”的原则，主打近岸和睦邻国家的需求和订单，而对欧美等高价位的远洋高端市场，则要依据自身产品和入市临界质量(Masse Critique)，谨慎拓展。
扩大出口与内控成本和服务增值相结合
无论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如何变化，坚持“以内促外”的理念，不断提高企业财务稳健管理和控制内部成本增加的能力。通过降低管理成本和运营成本，鞏固传统出口市场份额，着力维护老客户的预期收益。
通过低成本和优质服务拓展新的出口市场，对新出口市场份额的扩张。尽量远离低价格竞争，采取渐进接单和优质出货的理念，实施增质不提价、优质优价和增量优价的出口策略。
对海外新市场的初始订单，坚持由小及大与产能倚单而定和限量投入的原则，使出口投入产出基本保持平衡并略有盈利，以确保企业出口预期收益率，绝不能让内控成本的努力在出口环节付之东流。
同时，强调总经理与财务总监在内控成本上的互动平衡和密切配合，对在内控成本和增加出口收益中作出贡献的项目经理，都有各自灵活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在困境中出口预期收益减少，但能以诚信稳定国外直接客户并获得较多出口生效订单，以及签订合同条款时保持谨慎，为公司减少意外损失的部门经理和业务员，适当给予奖励。
自营出口与代理出口相结合
在当前高新技术机电产品生产企业普遍利用互联网自营出口，以及绕过中间外贸公司直接扩大出口，或向跨国公司直接采购进口的大趋势下，尽管经过多年历练而拥有了独具特色的自营出口能力，“光谷”企业依然对外贸公司代理和收购的出口模式情有独钟，意在借助有强势出口能力和出口渠道控制能力的外贸公司、物流公司，力争把出口做大做强。
有些企业代理出口的比重还比较高，企业管理层看重的是代理扩大的出口市场份额，特别关注外贸公司在国际潜在市场和深层市场上的开拓能力，并不在意向外贸公司出让部分预期收益。
在代理出口公司的选择上，不局限本地企业，对沿海的港台企业和外资在内地的代理出口商，择优委托代理出口或优先供货，选择的关键是看其能否提供出口增值服务、畅达出口渠道和出口品牌建设的强力支持。
自主品牌与贴牌出口相结合
自主品牌是企业创造出口预期收益的核心要素，是企业提升出口竞争力和稳定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光谷”企业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创建自主出口品牌上做了较大的投入，有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作后援，是他们摆脱困境得以保持出口预期收益空间的重要因素。
企业管理层也深切感到，要创建一个在国际市场或国别细分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出口品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光谷”企业做贴牌出口已多年，他们的经验是贴牌出口只要能保住企业毛利底线就坚持做，不要轻易切断贴牌出口的产品链和产业链，只要有市场就努力增加贴牌出口份额。
在实现贴牌生产与委托设计零部件最小受托量向最大受托量的转变进程中，企业管理层均十分注意处理好贴牌授权出口与贴牌专利权保护的关系，逐步为企业自主创牌出口积累经验。
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外贸公司，对出口市场需要有个清楚的认识，要结合自身实际沉着应对，树立开拓国际市场的雄心壮志，并在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和创新模式上多下工夫
产品为主与专利许可出口相结合
“谷光”企业都有程度不同的专利管理制度，有的企业在高管层还设立了专利管理总监，适度提高专利人员比重。他们的目标是，将难得积累的自主核心技术优势，尽可能地转化自主专利和标准。
一方面用于支撑自主品牌提高出口竞争力，降低出口产品中的对外专利许可费支出，提高出口产品的毛利率；另一方面逐步学会由市场造就专利向专利创新市场转变，促使企业出口预期收益，能从依托出口产品为主，逐步朝着与专利许可出口比肩并进的利好方向发展。
目前“谷光”企业的专利许可出口很少，拓展难度很大，还存有少量专利许可贸易逆差，影响企业出口预期收益率的提升。然而专利许可出口给企业出口预收益带来的倍增效应和高成长魅力，令企业管理层仍然坚持这一路线不动摇。
组合策略与融投资支持相结合
管理层在运用这些策略上需各有侧重，在企业长期出口收益增长中发挥积极增值的作用，但要使企业出口完全摆脱困境还要有一段时间。在当前出口困境下，企业对出口信心和资金的严重缺失，尚需国家在国内市场拉动、稳定价格、稳定人民币预期升值空间和融资上支持企业出口。
预期收益 篇4
1 技术类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形成过程
由于技术是构成技术类无形资产的核心因素, 高智能投入是高水平技术类无形资产取得的保证, 因此, 具有技术优势是技术类无形资产超额收益取得的前提。具有技术优势的无形资产 (即技术类无形资产) 一般是与一定的产品相联系, 即其超额收益是与使用该无形资产的产品紧密联系的。
技术类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形成过程可描述为:
技术开发→产品开发→产品销售→技术转让
即首先通过技术开发获得新技术产品, 再经过生产阶段, 最终通过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或技术转让从销售和转让收益中回收开发投资和获取超额收益。
2 技术类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估测方法
由于技术类无形资产的超额收益是通过相应产品的销售实现的, 因此某一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收益与企业其他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带来的收益相互间很难区分, 在运用收益现值法对技术类无形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时, 无法对其预期收益单独进行估算, 评估实务中通常采用技术收益分成的方法来预测被评估技术类无形资产的未来超额收益。
2.1 技术收益分成法的估测思路
技术收益分成的思路是指实施一项技术并获得利润后, 应由技术和其依附的经济资源共同分享, 所以可以根据技术资产在获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确定技术在利润中应分享的比例, 即技术分成率, 进而获得技术类无形资产的超额收益。用公式表示为:
技术类无形资产超额收益=技术分成率×资产收益额
在技术类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预测过程中, 资产收益额的表示方式可以是利润总额、净利润或现金净流量, 估测方法与有形资产收益额的估测方法相同, 具体数据可以采用趋势预测法、因果预测法等定量方法再结合定性分析加以调整获得。而技术分成率的确定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
2.2 技术分成率的确定方法
技术分成率是指许可方分享被许可方应用该技术获得的利润比例。确定分成率没有统一的规定, 它与技术的复杂程度、产品的产量、销售额提成年限或利润高低等有直接的联系, 不同技术领域、不同交易条件其分成率也有所不同。目前, 采用综合评价法来确定技术类无形资产的技术分成率更为合理。
综合评价法是对评价对象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价值进行权衡、比较、优选和决策的活动。利用综合评价法确定分成率, 主要是通过对分成率的取值有影响的各个因素进行评测, 确定各因素对分成率取值的影响度, 再根据由多位专家确定的各因素权重, 最终得到分成率。它的具体步骤为:
(1) 确定技术分成率的取值范围
技术分成率的取值范围是根据国际技术贸易中已被众多国家认可的技术提成比率范围确定的, 可以根据技术类无形资产所属的行业, 利用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据确定出技术分成率的取值区间。
(2) 建立技术类无形资产评测体系
(A) 建立技术类无形资产评价指标体系, 并确定指标标值。首先对技术分成率及它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然后对影响因素按照其内在的因果、隶属等逻辑关系进行分解, 并形成评测指标的层次结构;最后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 对指标体系进行筛选、修改和完善, 最终确定技术评价指标体系。
以专利技术为例, 通过分析各项影响因素, 确定其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B) 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权重的确定通常采用对比求和评分法, 在确定过程中, 首先将待定权重的指标列出, 设计调查表, 请专家根据自身对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的判断, 采用多对分值、按照两两比较得分和一定的原则, 将某项指标同其他各项指标逐个比较、评分得出其权重wi。
(C) 设计综合评价表。经过上述步骤, 可以得到技术分成率的综合评价表。仍以专利技术为例, 根据图1的专利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设计出其技术分成率综合评价表如表1所示。
取值说明:
专利类型及法律状态:发明专利、经异议、无效或撤销程序的实用新型专利 (100) ;发明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40) 。
保护范围:权利要求涵盖或具有该类技术的某一必要技术特征 (100) ;权利要求包含该类技术的某些技术特征 (50) ;权利要求具有该类技术的某一技术特征 (0) 。
侵权判定:专利技术是生产某产品的唯一途径, 易于判定侵权及取证 (100) ;通过对某产品的分析, 可以判定侵权, 取证较容易 (80) ;通过对某产品的分析, 可以判定侵权, 取证存在一定困难 (40) ;通过对产品的分析, 判定侵权及取证均存在一些困难 (0) 。
技术所属领域:新兴技术领域, 发展前景广阔, 属国家支持产业 (100) ;技术领域发展前景较好 (60) ;技术领域发展平稳 (20) ;技术领域即将进入衰退期, 发展缓慢 (0) 。
替代技术:无替代产品 (100) ;存在若干替代产品 (60) ;替代产品较多 (0) 。
先进性:各方面者超过 (100) ;大多数方面或某方面显著超过 (60) ;不相上下 (0) 。
创新性:首创技术 (100) ;改进型技术 (40) ;后续专利技术 (0) 。
成熟度:工业化生产 (100) ;小批量生产 (80) ;中试 (60) ;小试 (20) ;实验室阶段 (0) 。
应用范围:专利技术可应用于多个生产领域 (100) ;专利技术应用于某个生产领域 (50) ;专利技术的应用具有某些限定条件 (0) 。
技术防御力:技术复杂且需大量资金研制 (100) ;技术复杂或所需资金多 (50) ;技术复杂程度一般、所需资金数量不大 (0) 。
供求关系:解决了行业的必需技术问题, 为广大厂商所需要 (100) ;解决了行业一般技术问题 (50) ;解决了生产中某一附加技术问题或改进了某一技术环节 (0) 。
可以对照上述取值说明, 根据专利技术的具体情况确定所列各影响因素的取值。
(D) 构造综合评价模型, 计算调整系数。根据综合评价表的取值, 采用加权算术平均和作为综合评价模型。即:
由式 (1) 确定的值z即为技术分成率的调整系数, 所代表的意义是技术分成率在可能取值的范围内所处的位置。
(3) 确定技术分成率的具体数值
根据上述步骤确定的技术分成率的取值范围及调整系数, 利用下式计算可得到技术分成率的具体数值。
式中, α———技术分成率;m———分成率的取值下限;n———分成率的取值上限;z———分成率的调整系数。
运用综合评价法确定的分成率, 考虑了可能对分成率取值有影响的各种因素, 并且参考了国际技术贸易中对技术提成率的数值, 因而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及公正性。
参考文献
[1]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中评协[2008]217号) [Z].2008.
[2]张晓满.专利技术的特点、评估原理与方法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 2002 (2) .
[3]李秀娟.专利价值评估中的风险因素分析[J].电子知识产权, 2009 (12) .
[4]赵晨.专利价值评估的方法与实务[J].电子知识产权, 2006 (11) .
8月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走低 篇5
8月预期收益率走低
普益财富数据显示，8月份88家银行共发行了2668款理财产品，较上月增加了178款。从发行量看，招商银行超过中国银行成为第一，平安银行仍列第三，华夏、交通、工商、浦发、中信、恒丰、农行紧随其后，数量均超100款。
8月发行的产品中，保本和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分别有448款和524款，合计市场占比36.43%，环比上升2.41个百分点；非保本型理财产品1696款，市场占比为63.57%。
就平均期限而言，保证收益型最长，约138天，与上月基本持平。其次是非保本型和保本产品，分别约120天和111天。而除了一款没有披露投资结束日期之外，产品的整体期限水平为122天。
整体而言，发行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4.11%，环比下降了0.24个百分点。三种收益类型的平均预期收益率环比也下降了0.2～0.33个百分点，其中，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保证收益型的收益率分别为：4.46%、3.75%、3.16%。
统计显示，除了80款产品未披露收益率之外；发行产品数大于1，平均预期收益率高于5%的银行占披露银行总数的13.64%，环比下降0.65个百分点。
从平均发行收益率来看，排名前五的分别为法兴中国、星展银行、汇丰银行、三峡银行和重庆银行，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为7%、6.5%、6.1%、5.26%和5.18%，平均产品期限为456天、326天、562天、132天、114天。
平均发行收益率排名后十名的银行则有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广州农商、浦发银行、江门农商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张家港农商和北京农商行，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为：2.83%、3.23%、3.49%、3.578%、3.58%、3.65%、3.67%、3.69%、3.7%和3.7%。
在理财产品期限方面，1个月（含）以下期产品共发行95款，市场占比为3.56%；1个月至3个月（含）期理财产品发行数为1529款，市场占比为57.31%；3个月至6个月（含）期理财产品发行数为595款，市场占比为22.30%；另外，6个月至1年（含）期产品397款，市场占比为14.88%；1年以上期理财产品发行数为52款，市场占比为1.95%。
其中，6个月至1年（含）期产品环比增长明显，其他基本与上月持平或略降。
资金流向固定收益品种
“从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资金投向分布的变化趋势来看，理财产品的资金正在越来越多流向债券和货币市场，运用理财产品资金进行组合投资的趋势明显。这都显示银行运用理财资金的投资愈倾稳健。”普益财富研究员吴泞江表示。
与去年相比，今年银行的理财市场平淡许多，产品收益率中枢不断下移，普益财富研究发现，就产品收益率分布而言，今年的高收益产品发行占比逐月减少，收益率中枢出现整体下移的趋势。
“发行数量最多的产品已经从5.00%～6.00%的收益率区间，下移至4.00%～5.00%区间；同时预期收益率在3.00%～4.00%区间的产品数量也在增加。”普益财富研究员曾韵佼表示，“在7月末中央定调下半年经济‘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之后，市场对货币政策‘宽松’的预期进一步加强。这一方面将引导社会平均融资成本下降，使得信贷市场上资产收益率下行；另一方面，资金面的宽松导致债券、货币市场上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收益率也维持在低位，这些因素综合影响着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投资者报》研究显示，8月银行理财市场的资金流向以组合投资和债券与货币市场为主，占比分别为48.50%和44.15%。在拥有多款产品的投向中，平均预期收益率高低依次为收益权、其他、未透露、组合投资、债券与货币市场，分别为4.9%、4.89%、4.50%、4.32%和3.85%。
对此，吴泞江认为，近年来的银行理财产品资金投向呈两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资金投向债券和货币市场。“这不仅反映在资金单一投向债券和货币市场的理财产品占比持续增加，从组合类产品来看，组合类产品的资金投向几乎都包含了债券和货币市场，2012年1～8月发行的组合类理财产品中，有99.96%的产品资金投向包含了债券和货币市场，单从8月来看，则是所有组合类理财产品的资金投向均包含了债券和货币市场。总的说来，2012年1～8月在透露了资金投向的银行理财产品中，有超过95%的理财产品的资金全部或者部分地流向了债券和货币市场。”
预期收益 篇6
一、预期收益:异文化接受的裁决尺度
预期收益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指“在生产或投资活动中, 一种未来可能获得的平均收益, 它是行为人在生产或投资活动中的某种选择在未来给其带来所有可能的收益的数学期望值”。[1]笔者认为, 预期收益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诉求, 它几乎涉及与人类理性行为有关的所有学科。经验地看, 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人, 其所做出的行为几乎都是围绕一定的预期收益而展开。不同之处在于, 一些人能够清晰的描绘其预期收益, 有些人则不能清楚地刻画之。一个人对异文化的接受过程, 首先涉及到对异文化预期利益的评价, 即异文化能给个体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评价, 并以此为基础判断是否接受还是拒绝。
个体对异文化的预期收益评估包括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两种类型。直接评价是个体根据已有的经验、学识、理性、直觉等, 对其准备接触的异文化做出接受与否的判断。在这种判断中, 个体与其所面对异文化直接发生关系, 主要表现为异文化本身对个体产生了影响, 从而使个体做出接受或拒绝的选择行为。间接评价主要是指以他人的评价为基础, 做出接受或是拒绝异文化的选择。在这种评价中, 不是异文化对个体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是他者———异文化影响者———对个体产生了影响, 使得个体选择与异文化产生联系。例如, 父母或长辈认为X文化好, 小孩因相信父母或长辈故而也觉得X文化好。简言之, 直接评价是一种“人———异文化”关系, 而间接评价是“人——— (‘人’) ———异文化关”关系。
个体对异文化接受或拒绝的决断, 是基于预期收益的判断与选择。当个体预期异文化对其生长、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时就接受, 反之则拒绝。例如, 东盟国家的学生来华学习中华文化, 就是东盟留学生具有很强目的性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这种有目的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 尽管存在内部动机或外部动机驱使之别, 但都可以概括为为实现其可持续性发展而获取某些资本。例如, 将异文化本身视为一种资源、一种资本, 并通过留学来获得这种资源或资本, 为其后续发展提供更可能多的选择机会、更广阔的工作空间以及更高的生活起点。
当前许多国家都在通过各种路径、渠道、形式, 努力拓展本国的海外留学生教育, 在留学经济上巨大的预期收益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例如, 美国每年可以因国际留学生而获得大约240亿美元的经济贡献;[2]英国于2013年发布的《国际教育策略》报告得出“英国教育产业可以为英国经济贡献175亿英镑”的结论;[3]在泰国, “每个外国学生每年在泰国消费不少于50万铢 (约1.19万美元) , 每年为泰国带来了约20亿铢 (约4700万美元) 的外汇收入”。[4]
在留学教育的预期收益中, 除了显然的教育经济贡献之外, 通过向留学生宣传本国的政治、文化等, 让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 逐渐了解、认同留学对象国深层次的价值观, 进而热爱这个国度, 认同这个国度, 是留学教育另一种隐性的,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预期收益。
概言之, 预期收益行为广泛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也广泛分布于各个学科领域, 如政治合作、军事交流、太空探索、哲学沉思、文艺创作, 当然也包括教育合作。马克思所言“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都与利益有直接的关系”, 是对人类行为之逐利性特点的最好概括。
二、缘由探索:异文化何以能产生预期收益
任何一种文化, 都有着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特殊的“质”。这些特殊的“质”, 吸引着、影响着他者的眼光, 并期待能从中获得自己想到的收益:或是得到成长的智慧, 或是取得生长的借鉴, 或是获得发展的启迪。不同文化中的“质”,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元的理解, 进而获得不同的参悟。其中, 不同文化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或思维特点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质”。
每一种文化背后都隐藏着对世界、社会、自然以及对人的不同的思维。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文化将世界看作可以被分割的世界, 认为对世界进行理解与认知的最好方式是穷尽其内部结构, 从分子到原子再到电子和质子以及更小的夸克等, 而分析思维是实现对万物认知的最重要的武器与法宝;推崇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关系世界, 认为世界、社会、自然与人都是在关系中存在、在关系中被刻画以及在关系中被理解的存在———如“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因而对世界、社会、自然与人的认知必然运用关系性思维进行理解。在东盟国家例如泰国的文化视野中, 世上万物皆处于“前因后果”的不断轮回之中:当下是前世的因业, 未来是现世的因世, 理解他者当下之“所受”可以推知其前世之“所为”, 而观他者当下之“所为”可知其来世之“所受”。因而, “享受当下、感恩生活、和谐万物”的观念往往贯穿于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在霍皮人的文化视域中, 时空概念是不存在的。“在霍皮人的眼中, 时间消失了, 空间也改变了, 不再是我们的直觉或古典牛顿力学所假设的那种同质、瞬间的永恒空间”。[5]28如此等等的不同思维反映出一个相同的事实:文化不同, 其观看世界的思维方式也会不同。进一步地说, 正是有着观察世界的多元文化观及其思维, 世界才彰显出五彩缤纷的立体画面而不是一块同一色彩的银幕。因此, “我们必须认定, 思维的未来发展对人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甚至可能决定人类在地球上或宇宙中生存时间的长短。思维发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心理或心智层面确认各种关系, 发现其运作为技术的可能性, 这样, 广阔、更富于洞见和意义的关系系统将出现”。[5]60当然,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持特定世界观的人对自己说话和思考方式的独特性习焉不察, 十分满意, 以为是逻辑的必然。但是, 在持有这种世界观的人看来合乎逻辑必然的事情, 在一个圈外人、一个熟知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人, 甚至是一位后来者, 一个使用基本类型相同但多少有些差异的语言的科学家看来, 却不一定是这样。”[5]236这正显示出异文化的内在价值:在他者习以为常的熟悉中, 他人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这些不同的景象在异文化持有者眼中恰恰是成果、是收获!
一个需要清楚的事实是:一国文化的影响力, 与该国综合实力关系紧密。综合国力强则文化影响力大, 反之, 则文化影响力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以其努力的态度和锐意的决心,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 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重要的角色, 发出了越来越有力度的声音,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人士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推崇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及睦邻、友邻、富邻的和平外交政策, 给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带来了安全、信任, 更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因而了解、学习、熟悉和接受中华文化, 本身就意味着机遇, 意味着收益, 意味着发展, 意味着前进。
三、分层分类:异文化接受中的预期收益类型
随着中国在社会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国外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的变化、学习中国的文化、体验中国的文明。笔者所在的广西,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 与东盟国家紧密相连, 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 让东盟国家的许多学生愿意来广西留学, 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从笔者对东盟来华留学生的访谈以及教学过程中的交流来看, 东盟来华留学生在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中, 主要的预期收益表现为:
1. 物质上的预期收益
东盟来华留学生接受中华文化最直接的一种预期收益在于获得物质上的收获。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了东盟国家。统计资料表明:2011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创记录的3 628.5亿美元, 比2002年增长了5.6倍, 年均增长率超过20%。中国连续第3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超过日本, 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同时保持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6]这意味着学习和掌握好汉语, 熟悉中华文化, 对于东盟国家学生而言, 将预示更多的、更好的工作机会。在访谈中, 这一点是东盟来华留学生经常提及的:
学习中文可以为自己以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 奠定很好的基础。现在老挝发展很快, 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投资, 把中文学好了, 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老挝国立大学来华留学生何同学说。
我将来想当翻译, 主要是做与中文方面的翻译。这次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广西民族大学留学, 学习汉语的时间虽然很短, 才四个月, 但是这四个月的学习, 一定对我以后所从事的翻译工作有很大帮助, 特别是在中文口语翻译方面———越南海防大学来华留学生阮同学说。
期待生活着以及更美好的生活, 是人的一种本能性追求。因而, 当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在面对中华文化时, 能否从这一异文化中获得期待中的收益是其首先要考虑的命题。一旦留学生们意识到能从中华文化的接受过程中获得物质上的收益———不管这种预期收益是自己直接评估的结果, 还是对他人评估结果之评估的结果, 留学生都会选择主动的接近、接触以及接受中华文化。
2. 心理上的预期收益
“美”的基本功能在于造就美的人和美的社会。具体而言, 即美可以调节人的生理、心理, 可以使人怡情悦性、身心和谐、血气和平、灵肉统一, 可以发挥人的潜能、体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价值、增强人的生命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激发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 克服假恶丑, 向往真善美, 协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7]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都蕴藏着“美”的潜质、“美”的要素。文化中的这种“美”, 不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远在异国他乡的外地人也有着极强的感召力。历经五千多年岁月洗礼的中华文化, 有着诸多的经典内容、丰富思想和美的意境。例如, 富有象形、会意、指事内涵的方块汉字, 拥有无限空间和意境的唐诗, “画有诗、画有话、画有情”的中国山水画等, 无不内藏着美。学习中国汉字, 了解中国唐诗, 习作中国山水画, 既是一个欣赏美的过程, 同是也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 更是一个心理得到满足、抚慰、净化和升华的过程。笔者在教育教学以及生活中经常听到留学生们从心底流露出来的对中华文化的欢喜与爱。
我从小就接触到了中国汉字, 对汉字很是着迷。这些方块字, 那么多笔画, 那么多意思, 应该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文字吧。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真的是很神秘———泰国崇圣大学来华留学生陈同学说。
来自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高一的泰国留学生朗嘎拉姆, 在参加第四季中国好声音节目演唱时, 对四位评委导师说道:我很小时就喜欢中国的歌曲, 特别是邓丽君的歌曲, 她的歌曲我往往听几遍就会唱了, 我的音乐梦想是做泰国的邓丽君———泰国来华留学生朗嘎拉姆说。
“最能直接打动心灵的还是美” (爱迪生) 。美的事物总是让人神往, 总能吸引他人注意, 总会让人愿意接近和接受。东盟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喜欢与接受, 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华文明之内在的美的品质、品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措施, 开放的心态, 创造有利的条件, 向他者展现中华文化的美, 以便让更多的他者了解、接触、接受以及更为重要是通过他者来展现、传播中华文化的美。
结语:异文化接受中必要的政策支持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 预期收益———不管是物质收益预期还是心理收益预期———只是为东盟国家来华留学接受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软”机制, 是实现其异文化接受之“软着陆”的基础。东盟来华留学生之实现异文化接受的软着陆, 还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硬条件的支持与帮助, 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真正意义上对中华文化的接近、接触与接受。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诸多有利于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的合作协议与政策文献, 例如“中国政府奖学金计划”等, 这为更多的东盟国家学生来华留学提供了强大的、宏观支持, 但是, 在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上, 针对跨文化留学生管理的政策系统较为缺乏。一些高校甚至直接用国内学生的管理制度装套在来华留学生身上, 或者干脆“放任四海, 任其自由”, 这都不利于来华留学生真正接受、再现中华文化之美。这是值得深思的。
摘要：预期收益异文化接受的机制。预期收益行为广泛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也广泛分布于各个学科领域, 如政治合作、军事交流、太空探索、哲学沉思、文艺创作, 当然也包括教育合作。跨文化学习显示出异文化的内在价值:在他者习以为常的熟悉中, 他人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异文化接受中的预期收益类型包括物质上的预期收益和心理上的预期收益。
关键词：预期收益,异文化,接受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树成.现代经济词典[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1171.
[2]是冬冬.留学经济每年为美贡献约240亿美元[N].东方早报, 2013-11-13 (A35) .
[3]英国大力吸引国际学生, 将不对留学生数量设上限[DB].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13/08/02/276422.html
[4]教育部出国留学政策调研组.中国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国留学人员情况调研[J].世界教育信息, 2012 (2) :65.
[5]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M].高一虹, 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6]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速高于全国[DB].http://news.10jqka.com.cn/20120814/c528832514.shtml
结构性理财产品收益难达预期 篇7
普益财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已到期银行理财产品共计11916款，其中公布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有6502款。已公布到期收益率的产品中，共有24款未实现预期最高收益率，这些产品也均为结构性理财产品。
事实上，近一年多来，结构性理财产品到期未达最高预期收益水平的情况屡见不鲜，也遭受不少诟病。那么，结构性理财产品收益究竟缘何跌宕起伏？投资者又该如何选择这类产品？
产品结构导致收益波动
结构性理财产品是投资于不同风险收益特性标的的金融产品，一般意义上专指既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又投资于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金融产品。一个简单的理解是，结构性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固定收益类产品。
也就是说，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到期收益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固定收益证券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另一部分是衍生金融合同所带来的收益，投资者能否获得较高的预期收益率，取决于后一部分的表现。此产品收益起伏区间的大小与产品的风险级别大小成正比。有两种极端的情况：如果固定收益部分投资比例为100%，衍生工具部分投资比例为0%，则此产品风险较低，收益较低；如果衍生工具部分投资比例为100%，则收益高、风险高。
比如，农行“金钥匙·如意组合”2014年21期看涨看跌沪深300指数人民币理财产品，是结构性理财产品的一种，其衍生品挂钩标的为沪深300指数。该产品投资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理财产品本金的100%投资于固定收益类产品，二是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部分与沪深300指数挂钩。在看涨组合中，当此产品到期前一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的收盘价大于产品起息日沪深300指数收盘价，则到期投资者获得7.3%的年化收益率；如指数小于或等于期初指数，到期时投资者获得3%的年化收益率。看跌组合则相反。
普益财富研究员魏可表示，由于结构性产品挂钩标的的丰富性以及各自具有显著不同的市场特点，产品在结构设计上千差万别，由此带来的收益表现也不尽相同。“结构性理财产品的特点，决定了其到期收益由固定收益证券和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收益共同决定。而银行在产品收益设计上，通常将理财产品的到期收益率与金融衍生工具的最终投资标的表现相挂钩，投资者是否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收益大小。”
高收益并不适合所有人
结构性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在设定上较其它类产品有明显优势，可以达到10%甚至14%。然而看起来很美的高预期收益理财产品，很多时候最后的实际收益率往往达不到最高预期收益率，这犹如给投资者画了一张大饼，但最后可能啥也得不到。
为何理想与现实间相差巨大？这是由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结构性产品拿到高收益条件的限制较为苛刻等所导致的。“很多预期收益率很高的结构性理财产品，要达到预期最高收益率的条件很苛刻。预期收益率只是产品设计部门根据模型得出的数据，而外资行多是联手海外的投行，最后确定预期收益率。这是在相对理想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的，但市场却是极其多变的。”一位外资银行理财经理表示。
对有经验的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来说，投资高收益与高风险的新奇挂钩标的稀奇古怪的结构性理财产品，那可能让人欣喜，也可能让人忧愁的收益，或能以平和的态度来面对。对于无经验的谨慎型的投资者，如果也想涉足于此，不妨先尝试风险级别较低的、简单的结构性理财产品，让自己在风险可控的范围里适度的心跳。
相对而言，固定收益类产品及混合投资类产品的优势比较明显，投资方向稳健，达到预期收益率的几率高。
TIPS
三招看清结构性理财产品
一看：预期收益有区间
风险承受能力弱的投资者可以比较各行最低预期收益，先将最低预期收益与同期存款利率进行对比筛选，然后再在各行之间比较。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则可比较各行最高预期收益。
二看：挂钩标的
投资者应该尽量选择自己熟悉的标的市场挂钩的产品。对挂钩标的市场的判断、投资时点的选择，还有另外一些突发不可控因素等，都是影响结构性理财产品能否实现最高预期收益率的主要原因。
三看：挂钩收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