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收益（精选9篇）
增值收益 篇1
胡存智
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 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 其顺利的发展应该说得益于现代的土地制度, 但却并不能否认土地制度本身的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 土地管理制度面临处理新的人地关系、土地利益分享、土地权益保护等问题。
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以统筹协调、积极稳妥的方式推进。
从城镇化进程中涉及需要改革的制度来看, 土地制度改革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 跟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布局相关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城镇化进程中, 用什么样的城镇化战略来进行发展, 以及形成什么样的城镇化布局。第二, 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人地关系问题, 比如说地用多了, 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加快, 公共服务体系的加速建设, 土地的集约节约程度就会提升。同时也关系到城市的运行效率, 关系到市场和土地市场的配制方式等问题。第三,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益的分享问题, 土地增值收益怎么更多地向农民倾斜, 共享城镇化带来的繁荣。第四,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过程中, 切实保护各方的土地权益, 如果地权不是稳固的, 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上面的附着物或者房屋等等, 也同样没有保障。
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将从四方面展开:第一, 要对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进行深化完善, 为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留下足够的余地。第二, 要对土地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有偿使用制度, 包括市场上提及的土地资产、资本管理制度, 以及涉及到土地财政、税费贴息等进行协调改革。第三, 相应地进行土地空间转换征地制度的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第四, 加强土地的权益保护, 进行土地登记、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农民应获得更多土地增值收益 篇2
本刊讯 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将“改革征地制度”写入党代会报告尚属首次。舆论认为，这预示着中央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保护农民利益，解决农村目前上访量最集中的土地问题。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将农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售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被大量征收，土地增值收益巨大，农民却无法公平地分享。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合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使他们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
村委会成员离任须受经济审计
本刊讯 近日，民政部网站公布由中纪委、中组部和民政部等12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设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村民民主理财和村务公开，是《意见》的亮点之一。村委监督机构成员由民主推选3至5人，独立行使监督权，向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负责，监督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程序和落实情况；村务公开以及村集体财产的管理、处置；村委会成员履职任职及廉洁自律等情况，并有权否决不合理开支。
为规范村委会的廉洁，《意见》要求，有财务审批权，或参与村经济活动决策的村委会成员，都要接受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由县级农业、财政部门或乡级政府组织实施。村民如有异议，1/5以上村民联名，也可要求委托专业机构再审。
明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69.3亿元
本刊讯 为提高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快预算支出进度，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3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指标69.3亿元。
财政部称，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实行“中央宏观指导、地方自主选项”的管理模式，将具体项目的立项权、审批权完全赋予地方，由各地因地制宜，自主选择扶持的主导产业和支持的关键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拨付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381亿元。
2012/13年度泰国大米出口将增至800万吨
浅谈土地增值收益的年期修正 篇3
在用成本逼近法计算土地价格时,土地增值收益是其中一项,但它的涵义并不是成本,而是类似于利润的一种收益。
一般来说,由于出让土地均有年限限制,因此土地增值收益也应该体现出土地的出让年限来,即增值收益大小应随着土地出让年限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要进行修正。具体计算方法,在我国现行的土地估价规范GB/T 18508-200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1]中规定:
1)当土地增值是以有限年期的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确定时,年期修正已在增值收益中体现,不再另行修正;
2)当土地增值收益是以无限年期的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确定时,土地增值收益与成本价格一起进行年期修正;
3)当待估土地为已出让土地时,应进行剩余使用年期修正。
是否进行年期修正是以土地增值的市场价格是否是有限年期为基础确定的;在1)中,实际只对土地增值收益进行了年期修正,而2)却对整个成本价格进行了修正,两条的修正基础显然不一致。不应该对整个成本价格进行修正的原因如下:
1)在我国,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年限均有最高年限限制,无限年期出让土地不存在,因此无限年期的增值收益和市场价格也都不存在。人们无法求出无限年期的增值收益,再绕个圈子进行修正。
有人说划拨土地的使用权是无限年期的,在这里不存在无限年期的土地增值收益。其原因是:划拨用地与出让用地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划拨用地的使用人无须缴纳土地出让金,而土地出让金就是土地增值收益。即划拨用地中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增值收益,因此,无限年期的土地增值收益无法确定。
2)在出让土地行为中,只有土地增值收益才是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益,因出让年限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异,只应该体现在土地增值收益上;土地的取得费、开发费、利息、税费等成本投入不会因出让年限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就不应该对这一部分进行年限修正,利润是对土地开发投资的回报,而不是出让土地形成的,也不应该进行年期修正。按照现行《规范》方法计算,进行土地使用权年期修正后的利润率必定低于期望利润率,土地价格也会低于期望价格。
某开发区现拟出让一宗工业用地,根据测算其土地取得费为75元/m2,土地开发费为200元/m2,利息为33.91元/m2,投资利润率为55元/m2,土地出让增值收益率为20%,土地还原率确定为7%。试估算出让该宗土地的单位面积价格。
按照现行规范,采用成本逼近法的计算如下:
1)计算土地增值收益:
(75+200+33.91+55)×20%=72.78元/m2。
2)计算土地价格:
75+200+33.91+55+72.78=436.69元/m2。
3)进行土地使用权年期修正:
4)实际利润=421.86-(75+200+33.9+72.28)=40.68元/m2。
实际利润远低于给定条件中的55元/m2。显然这很矛盾,为什么要设定一个实际上达不到的利润率呢?实际开发中谁会设定一个实际达不到的利润率呢?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说明是修正出了问题,把不该修正的修正了。若保持利润不变,则必定要减少土地取得费或土地开发费或利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中关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年期修正2)是错误的,改正方法有如下两种:
1)不进行年期修正。无限年期的土地增值收益和市场价格无法确定,所能确定的只能是有限年期的增值收益和市场价格,计算当中只能运用有限年期的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确定土地增值收益,所以就不应该进行年期修正。用成本逼近法求出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别应该用“利润、个别因素、成熟度、可出让土地比率”等因素来修正。
2)若必须进行年期修正,也只能对土地增值收益这一部分进行,而不应对土地取得费、开发费、投资利润、利息、税费进行修正,因为它们不会因土地使用年限的不同而不同。以上例来说:
对土地增值收益进行修正:
总土地单价为:75+200+33.91+55+70.31=434.22元/m2。
摘要：对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中关于土地增值收益的修正进行了阐述,针对是否进行年期修正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用具体实例验证了对土地增值收益进行年期修正的错误性,同时提出了改正方法,以供参考。
关键词：年期修正,土地增值收益,成本价格,利润
参考文献
增值收益 篇4
摘 要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个人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改善职工居住条件，提高职工住房保障能力以及促进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职能。由于利率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公积金中心的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并影响到公积金中心的资产负债以及当年的净增值收益，因此，利率风险是公积金中心面临的最大风险。
关键词 住房公积金 利率 增值收益
一、我国住房公积金利率组成及其特点
（一）住房公积金利率组成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目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利率由三部分组成：管理中心给公积金缴存人账户资金结算的利率、受托银行给管理中心开设的公积金专户资金（沉淀资金）结算的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二）我国住房公积金利率特点
1．“低存低贷”的利率政策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以储贷为核心的住房专项金融制度安排，“低存低贷”的利率政策可以视为这一制度的灵魂。
2．住房公积金利率尤其是贷款利率随货币政策调整而调整
从人民银行调整公积金贷款利率来看，为体现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的政策性，公积金贷款利率主要定位于略低于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水平。
3．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发放情况与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密切相关
据国家相关部门统计，2007年四季度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呈下降趋势。2008年三、四季度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同比分别减少18.34％、14.95％，全年同比减少165.64亿元，降幅为7.52％。
2008年末，全国个贷率（个人贷款余额／缴存余额）为50.30％，同比减少2.53个百分点。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利率市场化后，央行对金融机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设定的下限，有可能达到或趋近于目前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水平。
二、利率调整对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影响
2007年，人民银行对存贷款利率进行了6次上调。以某直辖市为例，2007年全市住房公积金各月末的平均归集余额261亿元，各月末平均贷款余额230亿元。按照年初的利率水平，2007年当年应实现增值收益5.8亿元（业务收入10.9亿元，业务支出5.1亿元）。3月18日存贷款利率调整后，全年业务收入增加0.1亿元，全年业务支出增加0.5亿元，全年增值收益预计为5.4亿元，减少0.4亿元。
2008年，人民银行对存贷款利率进行了6次调整，皆为利率下调。仍以某直辖市为例，2008年全市住房公积金各月末的平均归集余额315亿元，各月末平均贷款余额268亿元。按照2008年初的利率水平，当年应实现增值收益4.8亿元但经过6次利率下调，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屡次增加，按年末时的实际利率全年增值收益8.1亿元，增加幅度达68％。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变动方向与利率调整变动方向相反，即利率上升时，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减少；利率下降时，增值收益增加。
影响增值收益的因素还有其他方面，例如贷款发放量和时间集中程度、职工提取资金中结转利息和活期利息的比例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利率。
三、降低利率变动对增值收益影响的对策
（一）对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存款采取多种方式运作，以预防存款利率的倒挂问题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避免存款利率倒挂带来的收益损失：一是购买定期存款。可将结余资金分散成多笔存入1年期至5年期定期存款。
这需要考虑两方面问题。若存入1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结息资金在存款到期日支付，当年无法实现结息的利息收入；若存入1年期定期存款，在升息期间亦无法完全规避利率倒挂的风险，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利息损失。例如2007年初存入1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2.52％，在年末结息时还是低于给职工的结转存款利率3.33％。因此，应依据实际情况分别存入1年期和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灵活掌握。二是按照政策规定购买国债。《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保证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的前提下，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国债的收益率与利率的调整方向一般是相反的，即利率上升期间，国债的收益一般下降，利率下降期间，国债的收益反而上涨，正好弥补了利率变动的风险。
（二）进行利率敏感性分析，实行缺口管理法
利率敏感性缺口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利率敏感性资产与利率敏感性负债之间的差额，一般应用于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
如果敏感性资产大于利率敏感性负债，即利率敏感性资产和利率敏感性负债的比例大于1，那么二者之间的缺口性质即为资产敏感性缺口，假如利率上升，增值收益会上升；相反，则必然会下降。如果敏感性资产小于利率敏感性负债，即利率敏感性资产与利率敏感性负债的比例小于1，那么二者之间的缺口即为负债敏感性缺口，假如利率上升，增值收益就会下降；反之，净资产收益率就会上升。
对于住房公积金来说，由于不以盈利为目的，采取“低存低贷”的利率政策，采用零缺口战略，调整利率敏感性负债和利率敏感性资产的比例，尽量使该比率接近于1，是比较理想的规避利率风险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张文华.浅谈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及其控制[J].金融经济.2007(20).
增值收益 篇5
关键词：农地地价,市地地价,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城乡土地市场呈现典型的二元分割特征, 城乡土地在产权、用途、价格、规划、管理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城镇国有土地市场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价体系, 而农村土地市场尽管有大量的市场交易行为 (相当比例为自发无序的) , 但是在政策和制度上, 土地市场并没有得到承认和建立, 土地价格体系也不完善。特别是在农地转用环节上, 没有建立起具有相互关联关系的农地与市地价格体系,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混乱, 作为农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 基本被剥夺了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机会。
市地的最初来源是农地, 农地与市地的价格本身是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的, 只是我国长期的二元分割的土地市场割裂了这种关系。资源环境经济理论认为, 土地资源具有使用价值功能和非使用价值功能。农地的使用价值功能和非使用价值功能都比较完整, 农地转为市地后, 使用价值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非使用价值功能则基本完全丧失。农地转用过程中丧失的这部分价值一般不能在市场上通过交换价值得到补偿, 因而我国出现了过度农地非农化的市场失灵。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 每年有大量的农地转化为市地。农地转化为市地的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获得, 农民分享的增值比例极低。本文旨在建立一个联结农地与市地的价格体系, 阐述农地与市地价格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关系。
二、农地价格与市地价格的关系及增值收益分配关系
(一) 农地价格体系
运用收益现值法的原理, 农地价格是农地未来收益的资本化。我国农地的收益存在三种状态:现实收益, 纠正了农地收益扭曲因素后的真实收益, 考虑农地利用外部收益的完整收益。相应的, 农地价格也应该存在三种价格水平:现实农地收益价格、真实农地收益价格、完整农地收益价格。现实的农地收益是利用农地从事农业生产时实际获得的净收益, 即农业总收益扣除农业生产费用后的余额。现实农地收益价格就是从事农地经营的各种直接经济收益的现值之和。真实的农地收益是纠正了农地收益扭曲失真因素后的农地收益。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许多导致农地收益扭曲失真的因素。首先, 农地具有多宜性, 农业生产中投入与管理存在巨大差异, 农地实际收益不一定符合农地最佳利用方式与强度下的最佳潜在收益, 而且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 使得潜在收益更高。农地实际收益远远低于潜在收益。其次, 农业生产费用缺项。农业生产费用应涵盖农业生产的全部直接及间接费用, 但是在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农业劳动者“自给自足”, 直接成本中的人工成本被忽略了 (至少是部分忽略) , 还有许多间接费用也被遗漏了, 如农村各类生产生活建筑物折旧及维修费。此外, 为消除农地利用负外部性的农地生态损害费用和治理费用也没有纳入计算, 收益和成本中的扭曲导致现实的农地收益不准确。农地收益中还存在一些难以用价值衡量的, 但是对于农民而言是实际收益的因素, 比如农地的生存保障、养老、就业、继承、资产增值等效用。在我国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整建立起来之前, 土地对于农民依然有较高的生存保障价值。真实的农地收益就是修正了各类导致农地收益扭曲的因素后的农地收益, 用修正后的农地收益确定农地价格, 这里笔者称之为“真实的农地价格”。把农地的外部收益也加入农地地价, 才是完整的农地收益价格。
经济学所讲的外部经济 (externality) 是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部门造成了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有益的影响称为正的外部经济, 有害的影响称为负的外部经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 外部经济是指某一经济活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个体经济单位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 从而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并造成市场失灵的现象。根据外部经济理论, 农地利用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能够获取的仅仅是土地的经济效益收益、小部分返回的生态效益收益和社会效益收益, 大部分的土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收益被社会共享, 但是受益者并没有相应的付出代价, 这里存在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如果农地被转用, 则这些外溢的社会与生态效益将丧失, 如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维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价值;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价值, 以及农地对人类社会的精神作用的精神价值等。而转用者并不承担损失补偿, 社会承受外部成本, 这里存在典型的负外部性。完整的农地收益, 就是在真实的农地收益基础上, 将农地的外部效益也涵括在内。如果将农地的外部效益也增补加入农地收益, 则完整的农地价格将大大超过现实的农地价格。这些外部效益形成的土地价格, 如果能够得到承认, 农地用作农业用途的收益价值可能远高于转用后的非农用途的土地价格, 这将非常有效地实现农地的保护。
(二) 农地转用后的市地价格体系
在现行的政府主导型的征地模式下的农地转化过程, 依次经过土地规划、土地征收和土地开发等几个环节, 农地转用在转变为市地的过程中, 依据时间先后关系存在:征地补偿价格、土地出让价格和土地市场价格。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价格包含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物补偿, 主要采取农地产值倍数方法 (即按照农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为基础) 确定。为了降低征地补偿谈判成本, 提高征地效率, 同时也是为了确实提高被征地农民的来自于土地的收益, 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实施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改革。对征地制度改革的主流思路是严格限制土地征收的公益目的范围, 提高征地补偿安置水平。但是这种改革思路并没有依照土地真实的市场化价格合理确定补偿标准, 征地制度改革仅只能略微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政府通过“先征后让”攫取了农用地转用的高额增值收益, 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广大农民, 农民的土地发展权价值被剥夺。而且在已有的征地制度下, 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团体, 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竭力维护现有制度, 并反对各种企图进行制度路径替代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 非绩效的制度变迁可能陷入“锁定”状态长期存在。这种改良式的征地制度改革, 不可能根本解决征地制度固有的弊端。
土地出让价格是在土地一级市场上, 政府部门通过协议、招标、拍卖和挂拍交易等形式, 将一定年限内、一定使用条件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交付给用地者的价格。土地收购储备制度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垄断一级土地供应市场的能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城镇国有土地价格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国有土地出让一直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地方在招拍挂中设定条件限制竞买人导致操作不规范、协议出让公开程度不够等问题。尽管国家一直努力扩大招拍挂范围, 并尽量充分披露出让信息, 但市场机制还没有很充分地在土地出让价格形成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土地市场价格是以土地的市场收益为基准的价格水平, 是完全市场化的价格水平。合理的出让价格应该是以土地市场价格为基础, 扣除土地开发成本、投资资本利息以及合理利润 (社会平均利润率) 。目前出让价格和土地市场价格相差非常悬殊, 据财政部2009年抽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实际平均利润率高达30.79%, 远远高于其他产业投资利润, 说明土地市场地价中包含了相当比例的土地增值收益, 这种土地增值本应属于地租性质, 为土地所有者享有, 但是却在房地产开发体制下, 为开发商攫取。把三种农地转用后的土地价格连接起来看, 农地由农业用途转化为非农业用途后发生显著的价值增值。在征地补偿价格和土地市场价格之间, 存在巨大的增值空间。但是这个增值部分, 主要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攫取。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 应该在农民、各级政府、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投资业主之间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关系。
(三) 农地转化为市地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的基本框架
依照农地地价与市地地价的动力学模型, 农地转变为市地的过程中, 由农地地价到市地地价存在的差价原因, 是区位因素、转换投资和发展溢价。农地转用增值收益应由参与转用的各主体根据增值原因进行增值收益分配。农地转用过程中参与主体包括:土地所有者—农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用地者—包括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投资业主;各级政府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农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作为土地所有者, 应该获得农地转用过程中全部的农地地租形成的农地地价部分, 以及部分的土地转用增值溢价。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中, 对被征收的农地的补偿标准基本是基于现状用途的现实收益的一定倍数确定的, 这种补偿标准与农户从农地利用中得到的全部真实收益有相当的差距, 因此农民在土地征收中普遍感觉土地权益受损, 土地征收中的农民反抗的行为屡见不鲜。征地制度改革需要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应该就是农民来自土地的全部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为基础折算的土地价值, 也就是前面论述的纠正扭曲因素后的真实的农地价格。另外土地转用后, 建设用地的直接利用价值远超农地的直接利用价值, 这种增值溢价是土地发展权价值的体现, 农民应该也有权获取, 不过应该由一定区域内的全体农民集体共享。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因而在农地转用的同时, 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优质农地资源, 这部分保有农地的农民集体会因此丧失土地转用增值收益的机会, 而他们保有农地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收益, 因而应该从转用的土地增值收益中, 进行再次分配, 使得这部分放弃转用机会的农地, 也能参与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开发商参与农地转用增值收益的分配, 只有转换价值部分, 即源于其土地开发投入资本的正常利润, 和其他产业部门的社会平均利润应该大致持平。房地产物业投资者, 也应该按照其投入资本获得与其他产业部门相当的社会平均利润, 由于房地产物业业主长期持有物业, 在其物业上还存在后续的追加投入, 他们对于物业区位的改善,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因而可以参与分享区位地租形成的部分地价。
在农地转用过程中, 政府主要扮演着社会管制者的身份, 因而其参与农地转用增值收益分配的合理方式, 应该是行政规费和税收。
行政规费, 包括行政性收费和事业性收费, 是行政机关在提供准公共产品或服务、国有资源类产品, 或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 依据成本补偿原则、受益原则和效率原则, 针对受益人或行政被管理者收取的与服务成本或管理成本相当的费用。其性质属于政府的非税收入。农地转用过程中, 需要政府提供规划管理、产权产籍管理、耕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准公共产品或服务, 因而根据成本补偿原则, 政府可以设置相关的行政规费, 向参与转用的直接交易方, 收取规费。针对农地转用, 可以对现行规费进行梳理, 确定合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土地税收既是政府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形式, 同时也是经济杠杆, 具有调控功能。我国在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过程中, 国有土地税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但在农地区域, 相关税法主要针对农地农用部分, 而对农地转用以及转用过程中的收益分配, 基本没有涉及。税收杠杆对于调节农地转用行为及其收益分配, 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为了规范政府部门对于农地转用收益的分享, 并调节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巨额土地增值收益, 以及转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外部不经济, 当前特别需要进行税制改革, 调整对于农地转用行为的税收手段。
在农地转用环节, 设置的税种应该包括:1.农地转用的行为税。我国目前已有的耕地占用税税率过低, 根本无法起到保护耕地的目标。应该设置更高税率的农地转用行为税, 以调节农地转用者的巨额土地增值收益, 抑制农地转用的利益冲动。2.农地转用后的土地增值税与所得税。农地转用的增值, 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提升了土地的区位条件, 地方政府可以据以参与分享部分区位地价, 同时对农地转用中的农民集体、土地开发商与房地产物业投资者的土地增值和土地转用所得, 可以通过土地增值税与所得税予以调整。
农地转用后, 市地价格体系中的征地补偿价格与熟地市场价格应该与农地价格体系具有关联关系。依据现实农地收益价格为基础确定的现实征地补偿价格极不合理, 改革后的征地补偿价格应该依据真实农地收益价格形成;土地市场价格应该比照完整的农地收益价格, 只有土地市场价格超过完整的农地收益价格, 农地转用才是合理的。农地转用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构成见表。
三、政策建议
(一) 缩小征地制度的实施范围, 放开农地直接入市流转
非公共利益目的的用地行为, 直接由用地者和集体土地所有者进行协商。让农民能有机会直接获取土地增值收益, 享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成果。
(二)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公共利益目的的用地行为, 由政府部门实施土地征收, 但是要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 即按照农地的真实收益价格确定为补偿标准。
(三) 土地税费制度配套改革
征地制度实施范围收缩后, 地方政府可能面临地方财政收入的剧烈收缩, 地方政府利益受损, 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反对放开农地入市市场, 因此要在税费制度上进行改革, 平衡征地制度改革后地方政府在土地收益上的平衡。
(四) 消除农地农用和农地转用收益差异
提升农地农用的收益水平。对农地用做农业用途时, 进行补贴和补偿。补贴的标准就是还原农地的真实收益, 消除各种导致农地收益扭曲的因素。补贴资金的来源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作用, 消除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实现农产品合理价格;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扶植与补贴;转用农地的部分收益, 专项用于对未转用农地放弃的转用收益的补偿。降低农地转用者的收益。
(五) 设立农地发展权
我国在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 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均存在巨大的变化, 因而存在农地发展权。农地转用者应该购买农地发展权, 保有农地者可以出售其农地发展权, 保有农地农用的土地权利人, 也应该能够参与分享农地转用的增值收益。农地发展权实质上是农地产权人牺牲实际发展所获得的机会成本补偿的收益。
参考文献
浅谈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篇6
1 存在的问题
1.1 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方面
管理中心所使用的管理费用, 是由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制定的全年预算支出总额, 然后再上报给本级人民政府, 由政府的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 再从增值收益里上交给财政部门, 最后拨付由财政部门来执行。管理费用的制定标准, 可以稍微高于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事业单位费用的标准。这样的制定也是合理的, 因为住房公积金所有者受雇于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在管理的一系列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必要费用, 给“打工者”发放薪水也是在清理之中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 因为没有相关严格的具体实施规定标准, 就出现了违法违规的现象。
1.2 住房公积金是贷款风险方面
依据一九九年国家财政部颁发的《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法》中的执行规定, 有两项指标可以分别作为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的标准:一项是不得少于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百分之一, 另一项则是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不得少于增值收益的百分之六十。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 很多地区的住房管理中心都会选择对于自身利益最大的计提方法与比例。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的数额脱离于真正发放的贷款金额, 如此一来, 风险准备金的作用根本就没有发挥到。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会发现, 这两项标准的算法存在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效率的高低是直接受贷款风险准备金提取数量的多或少决定的。
1.3 城市廉租住房建设方面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的精神, 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农民工家庭住房困难以及改造城市危旧住房, 这是作为政府当前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 根据国务院和各部委等部门文件要求, 结合各地的实际其情况, 制定一套较为完善并切实可行的廉租住房以及经济适用住房的保障实施和管理体系, 从而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廉租住房的实现, 本应是一件正确的决策, 但是住房保障资金的承担主要应该是政府部门或财政部门, 而不应该是其他人的任务。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支出一部分来供给给廉租住房的建设, 作为补充的资金, 如此来看, 应当享有住房公积金资金增值收益权力的所有人就失去了他的所有权, 这样做根本就是单位职工的合法权益收到了损害。除此之外, 许多政府蒙着眼睛说瞎话, 不够经济收入大幅度上升的事实, 对外一再宣称经济困难无法支撑廉租住房的建设, 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作为推脱的借口, 其实为中饱私囊, 不顾百姓的利益, 将公共资金占为己有。
1.4 管理机构监制方面
目前, 住房公积金没有形成一个严格的监督以及约束机制, 挪用公款、公款私用等不良现象层出不穷, 杜绝不止, 管理中心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破坏。而住房公积金的发展也受到了滞约。如果再没有一个配套的住房公积金的法律法规, 这样混乱的局面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势必会造成更难以估量的损失。
2 相应的措施
2.1 制定统一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标准
首先是要制定管理中心费用的计提标准, 还有就是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的统一。可以以商业贷款风险准备金的提取办法作为参考依据, 公积金的贷款余额的固定比例应作为住房公积金的贷款风险准备金, 并且相应地没有必要按年来计算计提, 贷款余额增加, 那数额就往上增加, 反之, 则亦然。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定标准, 会让管理人员在管理费用时提高责任感, 并大大激发其积极性与热情心, 让管理水平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所以, 据此有两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一方面对于基本费用的开支要严格监督与控制, 财政部门可以按照事业单位的支出标准来审核这类费用开支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就是设立一个奖励基金, 采取奖励机制, 让职工的工资与绩效的评定挂上关系, 这样员工在各尽其职的岗位上, 又大大增涨了积极性, 内部人员的有效控制, 使之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事业更上一层楼。
2.2 公积金管理中心费用要严格监管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本身就有着非盈利事业单位的背景作为条件基础, 所以, 严格监督公积金管理费用的支出, 是管理中心不可推卸的责任。住房公积金的日常基本开支应当按照事业单位制定的标准来实施。违规操作、无故增加管理过程中的费用, 就会促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减少, 这样不仅是侵占了公共财产, 更是侵犯了缴纳公积金者的正当权益, 那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存在有何意义。因此, 各级财政部门要增强对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费用支出的审查, 与此同时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改变观念与制度, 提高管理者的素质, 加强服务水平的提升, 从而使公积金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2.3 充分保护公积金缴存者的利益
虽然住房公积金的所有权是属于住房公积金缴纳人, 但是住进廉租房的却不一定都是公积金的缴纳人, 并不是所以人都享受到了权益, 所以, 从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来提取一部分存款来作为城市廉租住房的补充数额是极其不合理的, 这样不但住房公积金缴纳者的收益权收到了侵害, 同时也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例规定背道而驰。所以,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现行分配原则应当重新制定, 要充分保护每一个缴纳住房公积金者的合法权益。
2.4 建立一系列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体系
内部审核与内部控制制度相当重要, 要对管理中心的职责履行情况、任务分配情况、权力的执行情况都要进行全程的监督。明确岗位分工, 知晓奖惩制度, 以达到滥用职权现象的彻底根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对不同的工作岗位, 制定出合理的工作岗位责任制, 通过一系列的程序以及考核的标准, 全面贯彻内部工作明朗化管理。在外部, 各相关监督部门要实行起各自手中的权力, 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 保证住房公积金的规范运行。最后是住房公积金的操作要公开透明化, 借助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一些中介机构等的信誉与权威, 让住房公积金的真实度更高, 全面而又客观的得到一个完整的呈现, 为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操作模式更完善。
摘要：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虽然改善了一部分人的住房问题, 但与此同时公积金增值收益的种种问题也接踵而来, 解决这些问题对住房公积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及介绍了一些相应的改善措施。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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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收益 篇7
一、被征地农民获得土地收益的情况
我国目前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青苗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但是农民得到的补偿费总体上并不高。以南京市为例,在城市近郊村集体人均0.7—1.5亩土地,土地征收后,被征地农民获得不超过2.4万元/亩的土地补偿费和4万元/亩的青苗附着物补偿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现金补偿。
在目前的土地征收制度下,从被征地农民身份到城镇居民的转变简单直接。仍然以南京市为例,按照南京市劳动部门规定,征用地单位再缴纳9.02万元/人的安置补助费用之后,被征地农民的身份转为城镇居民。失地农民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可以获得约860元/月的退休金,也可以随社会保障水平的动态增加。但在未达到退休年龄之前,没有其他的生活补助,也没有进行其他的工作技能培训。
二、被征地农民难以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原因
对于失去土地经营权的被征地农民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单靠比较低的征地补偿,则生活难以为继。在没有就业培训或接受教育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保障,获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这远比得到土地补偿费意义重大。
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原则上是一次性货币补偿失地农民及其集体经济组织,割断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路径。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数据,征地之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为,投资者获得的收益占40%—50%,城市政府占20%—3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拿到的补偿款,最多只能占土地增值收益的5%—10%。被征地农民获得土地增值比例极低,农民也难以参与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中,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公权力的垄断
我国对被征地农民补偿过低是因为在征地补偿中农民没有平等协商的地位。从所有权的转移角度来看,征地虽然带有行政强制的行为,但实质是一种土地所有权交易行为。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交易价格应是买卖双方平等议价协商的结果。而当前我国征地价格为政府定价,农民在征地过程中谈判协商力量微弱,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这种基于法律所赋予的征地权力,实际是一种政府公权力的垄断。
(二)权利的不平等
在二元制土地所有制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所有权权利不平等。我国现存两种土地所有权。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郊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同样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两种土地所有权所享有的权利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城市开发建设用的是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不能转让、出租,不能用于城市建设,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必须通过征地这唯一的途径,国有土地所有权表现为“更高一级”的土地所有权。
两种土地所有权在经济实现上也表现得极不平等:征地是土地所有权的一次性转移,是土地所有权的买卖价格;国家土地所有权往往表现为土地使用权一定年期使用价格。
(三)集体经济组织弱势
在征地过程中主要有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三个主体的参与。政府是征地者,拥有法律赋予的强制征地权。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拥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在征地过程中,集体土地产权被虚化,从而影响了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的概念界定模糊,在主张权利以及行使权利时,没有明确的代表,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归属。因此,在国家作为主体征收中,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反而显得虚弱无力。
(四)“土地财政”的强大吸引力
在集体土地被征收后,经过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之后,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从而进入土地市场售卖。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金作为预算收入外补充地方财政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依托土地出让的“土地财政”也是地方政府的最佳选择。有数据统计,2013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决算数位39073亿元,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近六成。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土地拍卖市场“地王”不断涌现,地价、房价不断攀升,而农民的征地补偿远远没有获得相应增长。有研究指出,拍卖出让的集体土地最高出让价与最低征地价之比接近123:1,最低出让价与最高征地价有100万元的差距。所以,低廉的土地补偿价格背后是高额的土地拍卖价格,在压低征地成本之后往往获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
三、建立被征地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约束机制
当前的土地征收制度对征地补偿价格规定过于死板,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已经表现得不合时宜。要真正建立被征地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约束机制,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对现行征地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建立“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推行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逐步减少土地财政的依赖”的新制度。
(一)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
既要保护农民利益,也要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对用地的需求,尤其是对“公共利益”范围内用地需求的保障。征地制度改革中,应当严格区分“公共利益”范围用地和“非公共利益”范围用地,对不同领域实行不同的农地转化路径。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征收,参照市场价格支付征地补公平合理的补偿为前提,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基础进行定价补偿,不能以“公共利益”为由损害农民利益。在征地程序中,要保障农民的话语权、议价权,保障在征地中农民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自主决策权,保障农民维权渠道畅通。
(二)推行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
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维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逐步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土地规划的条件下上市流转,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土地资源配置,逐步建立起农村土地征收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关联。比如,在征收集体土地后,就地或异地返还给被征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一定比例建设用地指标。这些建设用地在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致同意之后,由本村自行开发(可以采取入股或者其他合作方式),除了不得用于商品住房开发之外,可以进行一些生态农家乐、酒店、商业或者旅游开发。这样,被征地农民即使在失去土地,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也能够保证获得一部分自主的建设用地开发权,获得长期的土地红利,从而直接参与到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中。
(三)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
从民法角度看,我国存在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三种民事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是一个社会主体,是集体所有制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我国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过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也没有肯定过其民事主体的地位。所以,在法律概念模糊的情况下,对于集体土地权益的主张必然没有法律支撑。因此,必须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从名称、财产、行为能力等方面进行界定,使其拥有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享受完整的权利约束和法律地位。
(四)逐步减少土地财政的依赖
土地财政在土地制度改革、高地价高房价等问题上一直饱受争议。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GDP政绩考核等利益驱动与征地问题也密切相关。由于征地补偿偏低,损害了农民利益,透支了土地未来收益,推动了高房价,同时也存在土地抵押的风险。因此,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减少土地财政的依赖,需要全面、深入的制度改革。首先,要坚持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实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城市规模边界划定,努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其次,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促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再次,引导农业产业发展,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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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收益 篇8
关键词：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为 《决定》)对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收益分配是土地制度的核心。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目前正在进行封闭试点。农村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比例偏低,农民权益受损,许多暴力强拆事件多与土地收益分配有关。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本文拟从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使用权保障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相关法律完善的视角,提出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政策建议。
一、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现状分析
1.财产性收入在农民人均收入中占比较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近些年增长很快,在2010年增速第一次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民人均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各种收入的总和,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以土地出让、储蓄利息为主,所占比例低。在2013年,农民人均收入为8895.9元,其中财产性收入为293.0元,占3.3%。从1990年到2013年,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
注: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2.土地财政依赖“回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较低
根据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结构和现行法律的规定,农村土地 (包括耕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只有通过政府的征收,变更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进入土地二级市场。政府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性过甚,政府财政又被成为 “土地财政”。近些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不断增高。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2011年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33166.24亿元,2012年降为28517亿元,2013年猛增到41266亿元,同比增长约45%,2014年42606亿元,同比增加1340亿元,增长3.2%。2013年以来,由于财政收入放缓和中央收紧了地方债务,地方政府又走上老路,对土地出让金又有明显依赖。
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总额中,城市建设支出远大于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2011年和2012年国有土 地使用权 出让支出 总额分别 为31052亿元和26664亿元,其中,城市建设支出对应为5565亿元和3049亿元,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分别为760亿元和486亿元。〔1〕可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用于农村的比例过低。
3.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构中,政府占有份额偏高,集体和农民占比较低
何为土地增值收益?为什么会产生土地增值收益?在哪些环节产生?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中,利益相关者所占份额如何?是否合理?这些问题需要梳理和回答。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方向和目标,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我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征收农民土地并出让给开发商建设的过程。在农村的土地上,利益的相关者有各级政府、开发商、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土地增值收益是指由于土地用途的改变或者利用开发强度的增加而带来的收益。如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容积率的提高、建设用地的深度开发。土地增值收益表现为土地出让总价款减去相关费用 (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开发费和相关业务费)。有学者从相关环节分析了土地增值的产生情况。(1)供应环节的土地增值表现为,土地增值Ⅰ=实际支付的征地补偿-农用地价格,该土地增值由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获得;(2)出让环节的土地增值体现为,土地增值Ⅱ=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实际支付的征地补偿,该环节的土地增值由地方政府获得;(3)房地产开发环节的土地增值表现为,土地增值Ⅲ=房地产销售价款-购买土地的价款-建筑安装成本及相关税费-社会平均利润,该环节的土地增值由开发商和政府收益。目前,由于还没有普遍开征房地产税等相关税收,开发环节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由房地产商获得。在省级层面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中,开发商、政府和集体 (个人)所得增值比例为73.98∶22.32∶3.70。〔2〕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所占比例明显过低。
近些年,我国土地增值收益总 规模在不 断增长。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的研究结果,从1998年到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纯收益总和为4.6万亿元,年均3285亿元。其中,在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顶峰,接近3万亿,出让金纯收益超过1万亿。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纯收益增加迅速。199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每公顷纯收益为66.1万元,其中集体和农民获得18.9万元,政府获得47.2万元,集体和农民与政府的土地增值收益比为1∶2.5。到了2005年,该比例增加到1∶9.7。土地征收补偿提高幅度远远小于地价上涨幅度。从1995年到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价格上涨了3.6倍,相反对集体和农民的征地补偿只提高了0.5倍。〔3〕
4.在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中,与政府和农村集体相比,农民占比更低
有学者已经指出: “补偿款的分配格局是政府占60%~7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4〕由陈小君教授领衔的 “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对我国10个省近2000户农民的田野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认为获得了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受访农户为78.78%,反映根本没有获得过补偿款的受访农户为12.17%,表示不清楚是否已获得补偿款的受访农户占5.57%。〔5〕在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中,政府占了大头,农民最多占到十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极端情况下得不到补偿款。
目前在集体土地补偿费分配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享20%~30%,农民 (大多数情况下100%丧失土地权利)只能分配70% ~80%。有学者批判地指出,依法只能分配70% ~80% 的土地补偿款,在现实中还是 “不足额”的,因为农民的土地补偿款经常会受到政府、特别是村干部的截留、侵占、贪污、私分和拖欠等。〔6〕
5.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流转,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抑制
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集体建设用地只能用于乡 (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乡镇企业和农民住宅建设。土地征收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征地制度改革的程度决定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范围等问题。由于存量的国有土地十分有限,而城市的发展又是 “摊大饼”式的模式,我国的城镇化就需要不断地把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现行法律严格限制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根据《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3款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就限制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出租、入股、抵押和担保等权能。农民对宅基地只能长期无偿占有和使用,却不享有处分的权能,这严重影响了农民房屋的市场价值。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极大地压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指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从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到国家、集体、个人的 “兼顾”和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的政策表述,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更精准地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制度构建。
二、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理论基础
1.生存权和发展权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农民首要的基本的人权。十八大报告指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通过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农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民 (包括农民)。土地是农民的最重要的财产,土地对农民来说,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又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被国际社会所肯认。农民在我国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其是发展权的主体、参与发展并享有发展带来的利益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土地不仅具有财产属性和价值,又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一旦被政府征收,只按原农业产值的30倍进行补偿,不仅难以使被征地农民 “原来生活不降低”,相反,很容易成为 “三无”农民。城镇化造成了土地的非农化,由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和农民为城 镇化作出 了极大的 贡献,土地城镇化又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农民却被物的城镇化所抛弃,如果农民不能公平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该城镇化一定不是 “人的城镇化”、不具有可持续性。
2.集体收益分配权
十八大报告将依法维护农民的 “集体收益分配权”与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相并列。可以看出党的政策对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保护和强调。农民集体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的集体财产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即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不过,农民集体对土地的处分权能受到法律的很大限制。国家正是通过对集体所有权处分权能的限制来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土地承载政治功能的目的。农民个人与农村集体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被侵害或被剥夺,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农民集体成员的权益受损。成员集体对本集体土地的所有是多数人的共同所有,可以称为集体共有。〔7〕集体成员不分份额抽象地对成员集体的财产享有权利。因集体的土地被征收或者集体建设用地准许出让、入股、抵押和担保而获得的财产,农民集体享有收益的权利。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享有的股权,可以分红收益。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也要建立完善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保障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切实公平享有。
3.土地发展权
土地发展权,又被称为农地发展权或土地开发权,指对土地变更用途或开发利用的权利。农村土地被征收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会带来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增值收益归属谁?归公 (国家或社会)还是归私 (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或者“公私兼顾”?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在法律权利配置上体现为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制度最早起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英国工党政府于1947年开始实行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即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开发捐将土地增值全部收归国有。如果私人想变更土地用途,必须向规划部门申请许可并向国家购买土地发展权。“涨价归公”却造成了地产市场的萎靡不振。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人,认为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所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是一种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美国土地发展权的市场机制比较发达。美国实行土地分区(Zoning)制度。在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中,“出让区”(SendingAreas)的土地发展权让渡给 “受让区”(ReceivingAreas)。“出让区”是土地保护区,“受让区”是被引导的城市发展区。发展权转让制度在历史古迹保护、开放空间的开发和城市环境敏感地带的保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美国家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因素。
三、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制度构建
1.重构以公平补偿规则为核心的土地征收制度
传统的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着征地范围过宽、政府单方面主导征地程序的运作、补偿标准过低和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缺陷。征地纠纷的实质是利益相关方对土地增值收益的争夺。征地补偿规则直接关系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应以公平补偿规则为核心,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程序应由被征收农民参与和博弈、为失地农民提供较充分的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重构。一是建立公平的补偿规则。什么样的补偿规则才是公平的?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这肯定是不正义的。是否完全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一切 “涨价归农”?按照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考虑以 “小康市民”的标准进行补偿。二是缩小征地范围,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可以考虑制定征地的否定目录 (负面清单)。三是建立合理、规范、多元的保障机制。土地征收补偿做到公平合理和程序规范。征地范围、补偿价格和程序都要依法进行。对失地农民的保障方式应是多元的,除了货币补偿,还有实物补偿、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给农村集体的 “留用地”符合城市规划可进行非农建设等途径。
2.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机制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重申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的精神,指出建立 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会带来显著的土地增值。土地的自然增值是指农用地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后价格的自然增加。土地的增值与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土地的用途管制、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土地增值的实现又是以体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土地为载体的。土地的自然增值主要来源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涨价归农”论者认为土地增值收益应完全属于土地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该观点忽视了社会利益,没有看到土地的增值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利用规划和土地位置,而不主要是土地的权属。 “涨价归公”论者认为土地的增值不是土地占有者个人造成的,而是由社会发展创造的。土地增值的实质是社会性投资对于土地的辐射作用从而导致的土地价格的增加。我国现实实行的是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模式,注重了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而忽视了农村集体特别是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现行的征地模式,其核心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引起了农民的强烈抗争。因此,国家提出的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的政策,是纠偏之措,更是重构国家、集体、个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的指导思想。
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应当 “公私兼顾”。如何“兼顾”呢?应当在公平 补偿失地 农民的前 提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剩余部分 “归公”,主要用于支援全国农村建设并适当兼顾城镇建设。什么是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不是土地增值的全部都属于农民,毕竟土地的增值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对失地农民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是 “小康市民”生产生活的标准。以 “小康市民”的标准对失地农民补偿是合情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的剩余部分归政府,主要用于全国农业农村农民的事业发展和建设。
3.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导致城乡土地要素不能平等配置和有序流动、市场机制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同理,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要让土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使政府在城乡发展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方面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机制的前提和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范围、如何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作 出了部署。如何理解在符合规划和土地 用途管制的条件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范围?目前,政策允许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市场。如何界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内涵?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解读 《决定》时认为 “只有过去的乡镇企业用地才算作经营性用地”。农民集体举办的乡镇企业或者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兴办的企业用地才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以出让、租赁和入股的方式入市,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民的宅基地,而上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比例很小。从动态来看,是否允许调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结构?有学者提出,应允许因农民进城、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农村公共设施 减少而“腾出”的集体建设用地调整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而扩大入市的土地规模。〔8〕该建议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合理性,不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正在试点,应当慎重稳妥些,待条件成熟后可适当扩大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
4.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
土地发展权的制度设计是为了解决土地用途转变或利用开发强度提高而产生的增值收益的归属和分配问题。土地发展权的法律属性是一种能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我国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实践中已出现了土地发展权的雏形,如城乡建设用地挂钩、重庆的地票交易。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的地票,通过将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再将耕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等额置换,用来增加国有建设用地的增量,其实质就是土地发展权的交易。农民为何能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发展权制度为其提供了法理基础。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包括赋予农民分享土地发展权,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是权利使然,而不是政府的单方“恩惠”。典型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模式是国有化或者所有权的派生,如英国的土地开发捐和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既然土地发展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其主体可以是多元的、共享的。根据上述土地增值 “公私兼顾”的理念,我国将来建立的土地发展权主体是农民和政府。土地发展权可分为失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在耕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和政府的土地发展权。不是说有多个独立的土地发展权,而是多元主体共享的一个土地发展权。类似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不是多个所有权,而是对一个所有权的量的分割。从而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奠定理论基础。我国要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可通过土地发展权制度更好地保护在耕农民的利益。
5.尽快修改和制定与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何处理法治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关系?重大改革要做到于法有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关键,其涉及的利益博弈异常复杂,可以说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土地管理法》修改酝酿已多年,仍 “裹步不前”。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深化改革小组已对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使用权改革作出了分类实施的部署,如果与相关法律冲突,试点地区必须经过立法机关的法律授权,在2017年试点完毕,总结经验、制定和修改与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在全国普遍实施。
增值收益 篇9
关键词：农村居民,增值收益,社会效率,社会正义,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 “不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那么, 现阶段农民有没有公平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客观的讲, 农民阶层 (包括农村纯务农农民、农村失地农民以及农民工在内) 的确分享了一部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 但是这种分享是不充分或者不公平的。城乡社会在经济、卫生、教育、社保、医疗、体育、基建、收入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以及广泛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各种强征、强拆等现象, 表明农民居民并没有像城镇居民一样, 能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成果的足够份额。①
仅从收入方面来看, 城乡居民在分享农村农业用地转换为非农用地的增值收益这方面的巨大差异, 是城乡居民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成果巨大差异的最重要的内容, 这也是造成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其他各方面差距的重要原因。所以, 农民能够公平、公正的分享农用地转换为非农用地的巨大增值收益, 是农民公平、公正的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途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改革征地制度,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人们往往出于直觉或粗略的理论分析认为, 农民应该更为公平的分享这种增值收益。所以, 要求提高在征地过程的增益比例。但是农民分享这种增值收益的合理依据究竟是什么呢?这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论证。
农民分享农用地到非农用地增值收益的合理性, 主要体现在效率和正义两个方面。任何主体在利用自己的心智结构 (利益结构、价值观念和理性水平) 解读变化着的周围世界的过程中, 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模式或模型, 可称之为心智模式或心智模型。〔1〕主体的心智结构中, 不但包括了对周围世界的价值判断———出于一种正义性诉求, 也包括相应的效率判断———出于一种效率性诉求。而心智构建则是主体根据自己的心智结构利用自己的心智模式对周围世界及其变化的理解和解读, 这种理解和解读包括效率和正义两方面的内容。对于农用地到非农用地流转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 不同主体也会用自己的心智结构、心智模式对其进行心智构建, 也包括了效率和正义。这里想要论证的是, 农民充分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不但是效率原则的要求, 也是正义原则的要求。
二、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符合效率原则
1.主体进行效率权衡的基础
经济增长的基础是新价值的创造, 而新价值的创造又消耗资源。所以, 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于新创造的价值超过了为创造新价值而消耗的资源。因此, 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是效率的提升。一般来说, 效率是人们对生产性活动新创造的价值与生产性活动消耗的资源的权衡。② 但是, 无论是从微观个体的角度, 还是中观制度的角度, 或者是宏观增长的角度, 只有当人们或者某个主体能够对资源的消耗和新增价值负责的时候, 人们才能出于稀缺的资源的约束和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对成本 (资源消耗) 和收益 (新创价值) 进行权衡, 即进行效率的考量。更为准确的说, 当主体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相一致, 或者都被内在化时, 或者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一致时, ③ 效率的考量才会成为可能。所以, 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相一致是效率原则的基础, 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诺思和托马斯在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开头就明确指出,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行动”。〔2〕如果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不相等, 造成个体成本大于或小于社会成本, 或者个人收益小于或大于社会收益, 那么, 就会形成如下情况:主体付出成本却不能够获得自己因成本的付出而获得的收益, 或者主体可以获得收益而不用付出相应的成本。如此以来, 势必造成主体生产性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不一致, 由此, 主体将没有动力去从事创造价值的生产性活动。没有价值的创造, 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而没有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的相等, 则不会有价值创造的动力。
2.农民的生产性活动特征
农民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无疑是一种生产性活动, 即是一种从事新增价值创造的活动, 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 这种生产性活动由于其生产的产品是粮食产品, 而粮食产品的可替代性非常低, 因此, 这种行动的正外部性非常突出。可以想象, 没有汽车开, 人们会用其他工具代步。但是, 没有粮食吃, 人们却无从生存。农民从事这种创造价值的活动所消耗的是农民个体的经济资源, 农民为这种关乎全社会利益的财富的创造付出了成本, 但是农民并没有获得与其付出成本相对应的收益。由此可以得出4点:一是农民的生产活动创造价值。二是农民的生产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三是农民为生产性活动支付了自己的成本。四是农民并没有获得其创造产品的全部收益。所以,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不相一致、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率不一致。
除了外部性之外, 农民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不一致, 还有另一种非常隐蔽的原因。在商品经济社会, 增值收益不是使用物质具体形态来衡量, 而是使用其价值形态即货币来衡量的, 而商品价值则受到供求因素的制约。从表面上来看, 土地增值收益是由于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 造成农业用地与非农用地收益率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这么迅速的发展正是因为历史上我国采用各种制度从农村、农业和农民身上获取大量的转移资源, 从而才促进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比如很多学者会同意, 正是由于至今依然存在工农产品价值“剪刀差”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被城镇和工业所据有, 才使城镇化与工业化迅速发展。也正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才产生了对城郊农地的更多需求, 造成了农业用地至非农业用地巨额增值。这种增值收益里面的相当的部分, 是由于农业产品的价值被压低而工业产品的价值被提高而带来的。
综上可以看出, 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付出了成本, 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外部性和天然弱质性以及国家政策制度等原因, 使得农民创造的财富通过诸多非常隐蔽的形式, 经过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异、城乡要素市场分割、城乡产品价值剪刀差等一系列的转化, 最终很大一部分表现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 而被非农主体据有了。农民并没有因创造财富而获得与其成本付出相适应的收益。
3.农民不能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效率影响
农民不能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造成了农民生产性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不一致, 从而造成了这种活动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不致。这对我国的经济效率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也将会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 更会在长期内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民的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不相一致,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私人成本远高于社会成本, 而私人收益则远低于社会收益, 这对农民来讲是非效率的, 农民将没有积极性从事这种生产性活动。这种低效率体现在农民对土地低效率使用、部分农村耕地的抛荒、年轻高能力农民大量从事非农行业, 等等。
之所以农民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不一致, 是因为那部分原本属于农民的收益实际上处于一种“公共空间”之中。目前, 既没有法律规定这种收益应该属于农民所有, 也没有法律明确这种收益归谁所有, 如此以来,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收益就成为了 “无主收益”。由于获得 “无主收益”并不需要为这种收益的创造支付成本, 于是它的存在就引起了人们的争夺。这种争夺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行为, 或者说分配性行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需要消耗成本的, 这种争夺 “无主收益”的行为所耗费的资源, 本应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去, 现在却用来从事这种不创造财富的活动中, 无形中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率。那么, 谁能够最终获得这种 “无主收益”呢?显然只有实力强大的社会主体才能够获得, 而农民本就属性社会弱势群体, 自然就不可能在争夺中成功。
从我国农民没有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事实来看, 我国缺乏一种能使农民的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一致的产权结构, 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成本由自身承担了, 但是其这种生产性活动创造的价值却至今留在公共领域之内。一个经济体系长期绩效的关键在于效率的提高, 而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对生产性活动的激励和保护以及对非生产性活动的制约和阻止。显然, 农民不能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破坏了这保证经济长期绩效的原则, 是非效率的。这种非效率, 不仅对农民而言存在, 对整个国家而言依然存在。
三、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符合正义原则
1.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正义问题
尽管至今对于什么是正义仍然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权威定义,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确存在正义问题。而农村农业用地转移为非农用地时增值收益的分配过程, 也不能例外。对此, 可以通过引用当代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一段话给予充分说明:“由于这些人对由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 因为为了追求他们的目的, 他们每个人都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额,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 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 从而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协议。这些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 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 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3〕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无疑是社会合作的产物, 它的分配也是罗尔斯所讲的社会正义原则所需要调节的对象。
那么, 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原则是什么呢?罗尔斯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方法、以资源适度稀缺和主体适度理性为前提假设、以无知之幕为基础工具推演出了如下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正义原则:每个人都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平等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赖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4〕应该说, 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从字面上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除非读者已经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了罗尔斯的论证过程和理论体系。简单地说, 其第一正义原则实质上指每一个人都拥有基于自由的平等的权利, 这种权利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平等权利为界限。第二正义原则又被称差别正义原则, 要求社会不平等应该有利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保证机会平等。这两个正义原则, 可以用来分析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正义性。
2.农民不能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非正义性
首先要说明的是, 土地增值收益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主体进行社会合作的产物。准确来说, 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巨大增益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增长以及我国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城郊土地要素相对价格上升的结果。但是, 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增长以及市场化改革并非是哪个阶层、群体或集团单独努力的结果, 而是包括了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大小企业、各种所有制企业、强势和弱势群体等各种主体、群体和集团在内的整个社会进行合作的结果。由于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这种合作增益中的更大份额, 利益冲突就出现了, 如罗尔斯所说, 这需要社会正义原则的协调。应用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 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社会合作主体都拥有平等分享这种合作增益的自由和权利, 任何一个人对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应该损害别人的这种权利, 显然农民的权利被社会强势阶层损害了。应用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 农民不能分享这种增值收益带来的社会不平等, 只有利于是社会强势阶层的发展和利益。并且, 这种不平等将农民排斥在了大多数高回报的职位和领域之外, 不利于农民社会地位的提升。④
如果罗尔斯这两个正义原则的运用感觉勉强的话, 其如下一段话更为明确: “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 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 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 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 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 平等公民的各种自由是确定不移的, 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5〕罗尔斯这段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说明:不应为了某主体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主体的利益;不应为了社会或集体利益而而牺牲个体利益或者相反。⑤观察我国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过程, 我们就会发现, 农民的利益被城镇强势利益集团牺牲了, 而这些人常常打着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甚至经济增长的旗号。
3.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非正义性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现有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 至少从当代人类文明进程所定义的正义的角度来看, 牺牲农民的利益而成全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以及部分社会强势主体的利益, 这是不正义的。非效率的制度影响社会财富的创造进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 而非正义的制度则会影响制度的运行效率, 从而间接的影响社会财富的创造。如果将经济增长看是制度的社会效率或经济效率, 那么, 制度本身的运行收益与运行成本之比就可以称为制度的运行效率。制度运行效率中的制度运行收益并不一定指社会收益或经济增长, 而只是指某具体制度安排所要达到的目标, 显然, 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假设所有制度最终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 那么, 制度运行效率就是制度社会效率的基础, 一个运行效率低的制度, 即使其最终目标是促进增长, 但由于运行效率低, 也不会带来较好的经济绩效。
那么, 决定制度运行效率的因素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因素是该制度所涉及的主体能够对该制度发自内心的认同、认可和遵守, 从而使得该制度能够得以自我运行。虽然一个不能得到参与者认可的制度可以通过外力强制执行, 但是, 强制执行是需要花费成本的, 这降低了制度的运行效率。一个合理的推测是, 一个非正义的制度是很难得到大多数参与者发自内心的认同、认可和遵守, 人们对这种制度规定的规则不满意, 不愿意主动遵守, 就会消极以对, 或者时常对抗规则, 要么制度运行效率隐蔽下降, 要么由于频繁的强制执行而外显下降。青木昌彦甚至直接将制度定义为人们关于博弈规则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体系”, 关于制度的 “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当参与人相信它时才能成为制度”, “而当参与人对它们的信念动摇了, 它们就不再作为制度存在了”。〔6〕一个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去实现另一些人利益的非正义制度, 人们将会很难形成对它的 “共有信念”。
四、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益与制度僵化
1.制度变迁的强势主体偏向
分析农民分享农村土地增益效率原则和正义原则的根源可以发现:社会主体之所以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行效率判断, 是因为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社会主体之所以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行正义判断, 是因为不同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突。所以, 效率和正义皆源自资源的稀缺性和人们对利益的追逐, 二者同根同源, 皆为主体对变化着的周围世界的心智构建, 这种心智构建体现主体的利益、意志和信念。因此, 也决定着主体对周围世界的态度, 这种态度决定主体的行为。而制度正是人们实现自身利益、意志和信念的工具。但是, 并不是所有主体的利益、意志和信念都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得以实现。只有那些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强势主体的利益、意志和信念才能最终实现。在涉及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相关制度中, 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强势主体因主导和支配制度变迁的方向成为制度决定者, 而弱势主体则因在制度变迁中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而成为制度接受者。〔7〕在假定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利益不一致的条件下, 强势主体主导和支配的制度变迁只会服务于强势主体的利益、意志和信念, 由于强势主体控制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并竭力维护自身利益, 制度和制度变迁会形成一种偏向于社会强势主体的制度变迁。农民无疑是我国的社会弱势阶层, 无论是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和制度影响力等方面, 都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 它在与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相关的制度安排中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因此, 相关制度变迁必然是强势主体偏向的, 这种偏向也将使制度的进一步变迁依然保持这种态势, 从而会形成制度僵化。
2.制度变迁的僵化与社会阶层固化
强势主体偏向的制度变迁一个重要恶果是将导致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僵化, 它是指制度和制度变迁始终处于维护特定主休特别是社会强势主体的利益的路径之上而难以改变的态势。制度僵化之所以不能接受, 并不在于其本身, 而在于如像张宇燕和高程所描述的 “奥尔森命题”:“长期的社会稳定往往繁衍出形形色色的, 只关心自身利益的不考虑国家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创立或借助各种制度来保障其一己私利;维护既得利益、排斥竞争创新的 ‘制度僵化症’由此而产生; ‘制度僵化症’最终又演化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8〕为什么制度僵化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桎梏?
制度僵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任何社会都在一个金字塔形、橄榄球型之类的社会阶层结构之中运行着, 不可能实现所有人在财富、权力、地位、天赋等方面的完全平等。每一个现实的人从其出生那一刻起, 都处于该层级结构的某一位置。不同位置的人们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忙碌着, 整个社会在他们的这种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中, 实现着增长或者衰退。强势主体偏向的制度变迁首先演变为制度僵化之后, 这种僵化在制度和制度变迁中会强化强势主体的强势地位, 也会强化弱势主体的弱势地位。因此, 如果这种僵化的制度得以长期保持, 那么, 势必会造成一种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社会局面, 这就是典型的社会阶层固化。
农民不能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是导致农民收入与强势主体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 而农民收入差异长期与强势主体拉大, 会加剧农民的弱势地位。如此, 农民只能成为制度接受者, 直接导致制度变迁的强势阶层偏向, 这种强势阶层偏向又带来制度的僵化, 而制度的僵化又会反过来将农民牢牢地禁固在弱势阶层的位置上, 农民就没有向上的机会和希望。这不但是一种社会阶层固化, 更可能造成农民阶层与其他社会强势阶层的分裂, 从而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最为重要的是, 社会阶层固化将导致整个社会失去生产力。
3.阶层固化与长期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效率, 而效率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为自己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负对等责任和权利, 只有让主体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均内在化, 才能够激励和保护主体的生产性活动, 而生产性活动正是经济长期绩效的保障。通常情况下, 主体力量弱小的时候, 通过影响制度变迁进而进行分配性活动获得别人创造的财富成本是高昂的。因此, 最优选择是通过自己的生产性活动来增加自己的财富。随着主体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随之提高, 主体通过影响制度变迁进行分配性活动获得别人创造的财富的成本, 相对通过生产性活动增加自己财富的成本, 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因此, 随着主体财富的进一步积累和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他就会慢慢演变了一个制度决定者。此时, 通过分配性活动增加自己财富的成本将会远远低于从事生产活动的成本, 该主体就会完全演化为一个不创造财富的分配性主体。
可以看出, 强势社会主体所控制的制度变迁所造成的制度僵化的关键在于, 这种偏向于维护强势主体利益的制度安排直接导致了社会阶层固化, 而社会阶层固化维护的实质上则是非生产性主体的非生产性行为, 打击和压抑的是弱势的生产性主体的生产性活动。农民无疑是弱势群体, 同时又是生产性主体。虽然不是最具有生产力的主体, 但是, 农民的生产性活动从来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活动的基础, 农业生产具有极为强烈的社会效率, 农业产品对人类的 “吃”来讲基本上没有可替代性。工业活动虽然生产力更强, 但是工业产品对人类的 “用”来讲替代性更强。所以, 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带来的制度僵化形成的非效率和非正义, 反过来又成了社会生产性活动进而经济增长的桎梏。
五、回顾性结论和启发性建议
通过全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农民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在于农民不能公平的分享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从效率的角度来看, 农民不能公平的分享农村土地增值收益, 既不符合农民个体效率, 也不符合整体的社会效率, 是为非效率;从正义的角度来看, 农民不能公平分享农村土地增值收益, 不仅剥夺了农民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自由权利, 而且也牺牲了整个社会的长期福利, 是为非正义。社会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分享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和利益之后, 强化了城乡阶层的强弱分化, 使社会制度向偏向于分配性逐步降低的社会强势主体的方向产生僵化, 而制度僵化则会逐渐导致社会阶层固化进而演变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桎梏。因此, 让农民公平而充分的分享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 不仅是有效率的, 而且也是符合正义原则的要求的。
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由此而获得了合法、有效而正义的迅速积累自身财富的途径, 可以缩小与社会强势主体之间的差距。农民的财富积累提升以后, 会逐步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并且最终提升农民的制度影响力, 从而对最终打破可能存在的社会阶层固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 农民的财富积累提高后, 可以从其中分离出更多的更具生产力的主体, 他们与农民一道, 成为影响和制约日益缺乏生产性的强势社会主体的制衡力量, 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制度变迁力量, 从而对于防止我国形成制度僵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 农民公平分享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而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打破了生产性逐步降低的社会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垄断, 提升了生产性阶层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力, 从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性, 为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政策我们发现, 尽管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十分重视, 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也一直在改革之中,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 但是, 能够确保农民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相一致的制度安排始终不完善, 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始终难以取得根本性进展, 与这相适应的是,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也一直在扩大之中。究其原因, 以国家公权力和暴力为基础的征地行为中, 农民无法公平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因此, 一个启发性建议就是, 真正的让农村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 农村征地的补偿标准应该是以市场供求为标准的一个动态标准, 而不是仅仅由政府单方制订并且农民没有丝毫讨价还价余地的标准。事实上, 目前的这个标准还是实物形态为基准的。由于该制度下地方政府是最大利益既得者, 其改变最终还要依靠具有生产性的、强势的中央政府的决策与推动。这是推动社会效率提升的要求, 也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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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 1992,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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