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精选10篇）

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篇1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国际间贸易往来的增加, 仲裁作为解决经济纠纷的方式也得到了发展, 并通过有关国家的立法 (注1:如英国议会于1697年正式制定了仲裁法。二战后, 伴随着联合国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 一系列的有关仲裁的国际公约订立, 如1958年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等, 这些公约的订立, 既表明了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一体化趋势, 又表明以仲裁方式解决商事争议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的承认和运用) , 逐渐成为解决国际商业争议的重要制度。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当今国际商事仲裁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网上仲裁。本文将在阐述国际商事仲裁含义的基础之上, 重点分析国际商事网上仲裁的兴起、特点及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1 基本概念

1.1 国际商事仲裁

在现在的国际经济贸易中, 国际商事仲裁主要解决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纠纷, 包括对外经济贸易仲裁、海事仲裁以及涉及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跨国仲裁。随着国际商事仲裁案件的逐年增加, 现在国际商事仲裁已成为国际贸易中常用的一种争端解决方式, 其裁决的效力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虽然国际商事仲裁在实践中已经广泛使用, 但是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准确概念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观点。现在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国际”和“商事”的理解上。

1.1.1 对“国际”的理解

至于何种商事才能定为具有国际性, 现在各国立法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国际商事发生争议的实质为准, 只要争议的实质具有国际性, 该项商事则被认定为具有国际性;另一种观点是以商事主体为标准, 即以当事人的身份来识别仲裁是否为国际仲裁, 只有在商事主体国籍、居住地或者营业地属于不同国家的时候, 商事主体之间进行的商业活动才被贴上“国际”的标签。这两种标准在各国的立法或签订的公约中都有所采用。

将两种标准相对较, 可以发现如果以争议的实质为标准来判断商事是否具有国际性, 比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标准判断, 最后判定为具有国际性的商事要多。这是因为以争议的实质为标准来判断, 它主要着眼于争议的属性, 而将同一国家内的商事主体进行的具有跨国因素的商事活动也判定为具有国际性, 但是这种情况会被主体标准认定为不具有国际性。相对而言, 用主体标准判断商事的国际性, 忽略了双方交易的国际性因素, 过于死板, 也与当今国际商事呈现的多样性现状不符。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两种标准存在对“国际商事仲裁”定义统一的不利影响, 因此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起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以下简称“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时采用了实质标准来判断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性”, 但是实质标准和主体标准仍然是当今各国立法的两种主要方法, 因此, 在判断一项仲裁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的时候, 相关国内立法的规定仍是重要的依据。

1.1.2 对“商事”的理解

“商事”常常用来表示合同是否具有商事性质, 将合同区分为商事合同和非商事合同的意义在于:有些国家规定只有商事合同争议才能提交仲裁;而有些国家则对此不作太多的限制, 非商事交易也列入仲裁范围之内。因此, 在规定只有商事合同争议才能提交仲裁的国家, 其国内法关于“商事”的界定对于商事仲裁裁决能否得到该国的承认和执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国国内法对于商事的理解很多, 国际社会在一些国际性的公约中企图统一这个问题, 但最后都由于各国的分歧过大而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但由于《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 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又对“商事”做了广泛的规定, 因为我们可以认定大多数国家承认“商事”的广泛理解:商事包括不论是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一切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

由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商事仲裁”概念, 即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当事人根据争议发生前或发生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 自愿将有关具有国际因素的商事争议提交给某常设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进审理, 并由其依据法律或公平原则做出具有拘束力的终局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

1.2 网上仲裁

网上仲裁是指仲裁解决争议的全过程均利用现代电子技术, 在互联网上完成, 从订立仲裁协议到进行仲裁程序, 以及作出仲裁裁决, 均通过电子邮件、网上聊天以及与互联网配套的音像设施软件进行。现在网上仲裁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传递文件和信息、通过聊天室或网络会议开庭、通过现有的加密技术或数学上的数据密码对传输信息进行加密处理, 避免文件、声音与图像遭到外界的窃取和假冒。

1.3 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根据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将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理解为: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当事人根据争议发生前或发生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 自愿将有关具有国际因素的商事争议提交给某常设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 该仲裁庭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互联网进审理, 并由其依据法律或公平原则做出具有拘束力的终局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 整过仲裁过程包括订立仲裁协议、进行仲裁程序, 以及作出仲裁裁决, 均在互联网上进行。

2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产生的原因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的产生与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密不可分。国际电子商务突破时空壁垒, 使位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更加方便快捷。但与此同时, 由于网络自身具有局限、交易安全性保障欠缺、电子商务的管理尚无统一法规规范等原因, 国际电子商务也给当事人带来包括双方表意不充分、容易发生争议、争议解决法律适用不确定等问题。特别是争议一旦发生, 如果实地诉讼或仲裁会往往涉及高额的诉讼费、旅行费用, 这又与电子商务的方便、快捷很不相称。于是国际商务的网上仲裁就在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合理的、简便易行的争议解决之方法的呼唤中出现。可以预料, 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进行商事交易, 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人们从效率成本角度考虑, 也会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进行仲裁, 解决由于国际电子商务所产生的争议。

3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的法律特征

与传统的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相比,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3.1 参与人员的分散性

在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中, 争议各方当事人、参与仲裁的仲裁员或仲裁庭等可以分别位于不同的国家, 他们之间通过特定的软件, 使各自的电子计算机连成一个网络, 形成一个仲裁平台。

3.2 仲裁程序的虚拟化

从当事人仲裁协议的达成、仲裁申请的提交、证据的提交到开庭审理都是通过电子手段, 当事人不必到仲裁庭所在地进行各项程序。而且在对多个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情况下, 仲裁员合议仲裁案件, 作出仲裁裁决, 也都通过电子手段, 而不必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地点。整过仲裁程序采用电子手段的结果就是整个程序就是一串串的数据流组成, 仲裁程序完全虚拟化。

3.3 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与上面的两个特点相适应, 网上仲裁在仲裁协议的认定、进行仲裁程序的地点、网上仲裁的法律适用等方面出现了模糊状态。

4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正是由于国际商事网上仲裁的参与人员分散于不同国家, 而仲裁程序又通过电子手段虚拟化, 这使得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在网上仲裁协议的效力确定、网上仲裁地点的确定、法律的适用和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存在争议。

4.1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认定

以《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立法, 为了证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协议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均要求仲裁协议采用书面形式并且要求双方签字。现在网上仲裁协议却在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性的确认上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协议没有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二是当事人电子签字的有效性确认。

虽然《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书面形式做了广泛规定, 按此规定应当可以认定网上仲裁协议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 并且一些国家, 如德国、奥地利等, 已经在立法中承认了电子签字的效力。但是, 针对法院是否承认通过互联网订立的国际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适用什么样的法律决定该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等问题, 由于这方面的实践甚少, 理论上也尚未形成定论, 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4.2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程序进行的地点

仲裁地点的确定在传统的国际商事仲裁中极为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判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和哪个国家对该仲裁裁决行使监督权。但是由于参与仲裁人员在互联网上进行仲裁活动, 人员具有分散性, 而互联网又是没有国界的限制的, 如何确定仲裁的地点就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针对网上仲裁地点的确定有三种观点: (1) 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 在其中没有仲裁的地点; (2) 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作出选择或根据所适用的仲裁规则和法律决定; (3) 以仲裁书的作出地为准。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理论, 当事人可以就仲裁地点作出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都是根据当事人选择来确定仲裁地点, 但是如果当事人没有作出选择的话, 在实践中就比较难办, 于是有人主张以仲裁员所在地为仲裁程序的进行地点, 而在由两个以上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情况下, 以首席仲裁员所在地定为仲裁程序的进行地点。至于这里的所在地, 从地域上讲是仲裁员的住所地, 还是居所地, 从时间上讲, 是仲裁员在仲裁程序开始时、仲裁程序进行之中的或是签署裁决时的所在地, 则是没有定论的问题。

4.3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适用的法律

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 对当事人交易行为适用的法律一般由当事人自行约定, 没有约定则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的适用。但是互联网上的交易常常在瞬间完成, 当事人一般都没有对法律适用做出约定。而互联网又是具有全球性的, 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变得十分困难。由此, 有人建议适用互联网上交易的商人习惯法, 并且认为此种机制的适用也并不妨碍当事人将争议诉诸特定国家的法院, 或者通过他们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 将该特定争议提交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提出这种建议与网上交易的特殊性是分不开的, 因为即便各国通过国内立法承认当事人在网上订立的仲裁协议的效力, 指定仲裁庭在网上进行仲裁的适用法津, 但是所指定的法律也不会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国内普通交易法, 在很多情况下会是与网上交易商人习惯法内容相近的特殊立法。

4.4 国际商事网上仲裁裁决及其承认与执行

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四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当事人应当向执行地法院提供“原裁决之正本或其正式副本”, 以及该裁决作出所依据的“仲裁协议之正本或其正式副本”。但是网上仲裁作出的仲裁裁决没有纸质书面形式, 只是一串数据流, 如果当事人要申请承认和执行的话, 一般认为, 在执行地法院所在地如果没有通过立法的方式承认电子签字, 那么网上作出的裁决应当打印出来, 形成纸质文本, 经过仲裁员亲笔签署后, 再按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规定, 向执行地法院提交文件的正本, 连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 翻译成当地文字, 并经过公证和外交认证, 最后提交执行地法院执行。

5 结语

自从第一个网上仲裁项目优秀裁判官项目 (The Virtual Magistrate Project) 1996年设立以来, 现在全球已有数十个网站提供仲裁服务。但是现在只有一些少量的尝试, 而且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领域。不过可以预料, 随着网上交易的逐步普及、交易额的急速增长, 以及相关的交易环境和法律规定的不断完善, 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必将逐渐进入我们的经济生活, 而相关理论研究也将随着实践的增多逐渐深入。

参考文献

[1]杨树明.国际商事仲裁法[M].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2.

[2]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篇2

摘 要：紧急仲裁员制度是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措施方面的一个重要创新，我国的几个仲裁机构也通过修改仲裁规则来吸纳这一制度，而我国的相关立法尚未对该制度作出的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作出规定。本文介绍了国际商事仲裁中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域外适用情况、我国的实践情况来阐述该制度在我国确立和发展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紧急仲裁员；承认；执行；仲裁法

随着全球贸易的不断深入开展，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向纵深领域发展，而更为宽松的政策也被国际商事仲裁较为发达的国家所采用，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机制之一的临时措施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几家仲裁机构采用了先进的紧急仲裁员制度，以期完善仲裁规则，保障当事人的合理权利，但是对于仲裁机构作出的紧急仲裁的裁决或决定的效力是否承认，以及承认后如何执行的问题，我国立法尚付阙如。

一、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域外仲裁规则分析

20世纪以来，紧急仲裁员制度开始在世界几个主要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得到确立。国际争议解决中心①是最早确立该项制度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随后，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②、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③、国际商会仲裁院④（IC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⑤纷纷在仲裁程序中规定了紧急仲裁员制度。这里，笔者仅简要分析SCC和SIAC的仲裁规则中对于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定。

（一）斯德哥尔摩商会

根据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规则（2010）可以看出，临时保全措施应当以裁定或裁决的形式作出，在商事仲裁中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仲裁庭准许采用适当的临时保全措施，而且仲裁庭有权裁定提出临时保全申请一方当事人提供适当的担保，该规则也明确规定当事人有另行向司法机关申请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利。

（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依据SIAC的仲裁规则，仲裁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庭组成申请临时措施，在申请获得通过后，该仲裁中心会在一个工作日内指定负责该临时仲裁的紧急仲裁员，在最短2日之内完成对当事人的问询、调查等，作出紧急仲裁的决定。新加坡于2012年修订了仲裁法，从而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了紧急仲裁员发布的裁决的可执行性，为世界其他国家在采用紧急仲裁员制度时所需要解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自SIAC采用紧急仲裁员制度以来，该中心一共收到了不少于40份的紧急仲裁申请。⑥

二、紧急仲裁员制度执行的实践

紧急仲裁员制度实施以来，在各国的仲裁实践中有所差异，形成了以下三种保障执行紧急仲裁员制度作出的裁决的范式：

（一）范例一：立法保障型

新加坡2012 年IAA 草案中明确承认了紧急仲裁员的法律地位，从而使其裁决可以同仲裁庭的命令一样得到执行。这一修订一经生效，实质从法律上赋予了紧急临时保全措施与仲裁庭发布的临时保全措施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样，紧急临时保全措施的执行就如仲裁庭发布的临时保全措施一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紧急临时保全措施的执行问题，同时也为各国解决紧急临时保全措施的执行问题提供了借鉴。⑦

（二）范例二：依靠《纽约公约》型

《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提供了便利和保证，为进一步开展国际商事仲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该公约的第3条规定：“各缔结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执行。

三、我国仲裁规则对于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新实践

（一）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对于紧急仲裁员制度，该仲裁机构的具体规定体现在了仲裁规则的第二十三条保全及临时措施⑧，与附件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程序》两方面⑨。

紧急仲裁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并统筹安排需要采取的各种临时措施。此次增加的紧急仲裁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配合贸仲委香港分会的设立工作，由于香港仲裁条例规定，紧急仲裁员做出的紧急救济具有与法院命令具有同等效力。⑩

（二）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

2015年1月1日，上海国际仲裁中心颁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该规则的第18条明确了仲88C1临时措施的范围，由传统意义上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扩大到了行为保全，以及法律规定的其它措施。依据该规则第二十条，对于仲裁程序中的临时措施，自贸区仲裁机构给出了最多元的执行路径，给当事人赋予了多种选择的权利。?

四、推进紧急仲裁员制度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的建议

中国是加入《纽约公约》成员国之一，因此，中国的仲裁立法中已经有了关于仲裁裁决域外承认与执行的规定，笔者建议：我国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域外执行做出規定。

首先，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包括紧急仲裁员制度在内的临时措施的域外执行问题，对紧急仲裁庭进行界定或对直接明确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措施的效力。其次，与相关国家签订临时措施域外执行的双边协定，签订双边协定，亦即通过司法协助方式对应对紧急仲裁员命令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最后，颁布规范文件，对《纽约公约》进行解释，明确其是否可以适用于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措施。

注释：

①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ispute Resolution（ICDR）

②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SCC）

③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SIAC）

④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

⑤Hong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HKIAC）

⑥数据来源：http：//www.siac.org.sg/database

⑦仲裁当事人可以依据规则附件三向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申请紧急性临时救济，紧急仲裁员可决定采取必要或适当的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紧急仲裁员的决定对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⑧附件三为关于紧急仲裁员的具体规定，包括紧急仲裁员程序的申请、紧急仲裁员的指定、披露及回避等。

⑨仲裁委员会将根据临时措施执行地所在国家/地区的有关法律及本规则的规定，转交给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裁定，或提交给仲裁庭作出决定，或提交根据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组成的紧急仲裁庭作出决定。

⑩房沫.仲裁庭组成前的临时救济措施——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为视角[J]. 社会科学家，2013.

?崔明坤.国际商事仲裁中紧急仲裁员制度研究[D].外交学院，2013.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合并仲裁 篇3

在国际商事领域, 多方交易越来越普遍,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很可能产生多个彼此关联的争议。对这些争议采取单独的仲裁程序分别进行会带来很多程序与实体上的不便, 合并仲裁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新的现实挑战而出现的。

( 一) 合并仲裁的出现

合并仲裁是指将当事人之间原本应该分别仲裁的多项争议合同合并到同一个仲裁程序中由同一个仲裁庭进行审理。

合并仲裁是随着国际关联贸易的兴盛而逐步出现的, 其存在基础是多方多合同争议, 即一份合同涉及两方以上的当事人, 或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有很多个合同, 再或者多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很多个合同。多方多合同争议在当今的国际多方贸易中十分常见,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 连锁型争议。这种形式是指为了完成一份交易, 多个当事人之间分别缔结了多份合同, 这些当事人则通过多份合同相互联结成一个连锁结构。第二, 并列式争议。这是指一个当事人为了同一笔交易与多个当事人签订了多份合同而相互联结成伞状结构。

( 二) 合并仲裁的优越性

合并仲裁作为一种新的仲裁方式, 其优越性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来分析。

1. 有利于简化程序

从程序上来看, 合并仲裁可以有效地降低不必要的重复, 提高了解决争议的总体效率。 (1) 首先, 对于处于争议中心的当事人来说, 合并仲裁可以节省他们的时间和费用, 例如, A与B、A与C、A与D的三分关联合同都出现了纠纷, 都向仲裁机构提出了申请, 如果分别进行仲裁的话, 那么处于争议中心的A就必须奔波于三场仲裁之间, 虽然这三个争议很可能在实施或者法律方面都是高度重复的, 但是A也不得不聘请三次律师、在三场仲裁中都出庭, 对同一问题进行多次的重复, 这样无疑极大地加重了A的负担。但若采取合并仲裁, 就可将这三个争议在一个仲裁庭中审理, 减少了A不必要的重复与奔波, 提高了效率; 其次对于仲裁庭来说, 由于几个仲裁庭所面临的事实、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 采取合并仲裁的方式就可以避免了仲裁庭对同一案件各自进行调查、开庭等程序, 这样有利于合理地安排司法资源, 减少浪费, 提高效率。

2. 有利于实体正义

从实体上来看, 若分别仲裁, 即使是基于相同的事实, 有时由于不同仲裁庭对同一法律问题的识别不同、当事人提交证据不同以及双方律师的辩论水平差异较大等诸多原因, 使得各个仲裁庭所了解到的案件事实是有所差别的, 就会很容易做出错误的裁决; (2) 其次仲裁具有一裁终局的特点, 若仲裁庭做出错误裁决, 相当于间接剥夺了当事人申请救济的权利, 使当事人丧失了继续追求公平解决争议的机会。 (3) 如果采取合并仲裁的方式, 会使得仲裁庭有机会对所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 构建完整的法律事实, 从而减少裁决不公的情况。

( 三) 如何进行合并仲裁

目前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的国际条约数量非常少, 各国实践做法也并不一致。

1. 合并仲裁的法律依据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的一个基本特征, 只有在取得多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时或者授权时, 法院或者仲裁庭才有权根据一定的条件合并多个仲裁程序, 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 2015 年版)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经一方当事人请求, 仲裁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根据本规则进行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仲裁案件合并为一个仲裁案件, 进行审理: ……4. 所有案件的当事人均同意合并仲裁。” (4) 采用这种模式的还有《英国仲裁法》、 (5) 《爱尔兰仲裁法》、 (6) 《新加坡仲裁法》等立法。

此外, 仲裁庭还会考虑依据仲裁规则来进行合并仲裁, 因为当事人在合同中一般会对仲裁规则作出约定。但是笔者发现对合并仲裁作出规定的仲裁规则是十分有限的, 且这些规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做法, 一是规定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 二是赋予仲裁庭自由裁量权, 所以依据仲裁规则进行合并仲裁似乎也不是很行得通。再者, 仲裁庭还可据相关立法来合并仲裁。但是这种立法和上述的仲裁规则一样, 很少有对合并仲裁作出明确规定的。即便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对此作了规定, 也还是会回归到当事人意思自治上来。

2. 合并仲裁的决定主体

不同的仲裁规则及立法对于此问题的规定的是不同的。第一、由当事人决定。这也与之前合并仲裁的法律依据是相一致的。第二、由仲裁庭决定。例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规定: “除非当事人作出了相反的书面约定, 否则仲裁庭有权在任何一方当事人申请之下, 或依其自己的决定, 并在给予所有当事人足够的机会表达观点的情况下, 允许一个或多个第三人作为仲裁当事人加人仲裁程序, 并在同一个仲裁程序中就当事人之间提交的所有争议进行审理并一起作出或分别作出终局裁决。” (7) 第三、由法院决定。由法院作为决定合并仲裁的主体,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强制合并仲裁。它是指在提交仲裁的多个争议满足一定的条件时, 比如争议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当事人的请求等方面具有关联性、相似性或者相同性, 法院可以直接命令仲裁庭对这些争议进行合并仲裁, 而不需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对此已达成合意。目前已经有国内立法做出了这样的规定, 比如香港法。

二、强制合并仲裁带来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 合意合并仲裁的确是解决争端的良方, 但是实践中达成合意合并仲裁似乎并不是很容易的, 会出现很多强制仲裁的情况。笔者认为, 强制合并仲裁虽然能快速地解决纠纷, 但是它有很多弊端。

( 一) 冲击意思自治

法院强制合并体现的是法院的意思, 并不是当事人的意思, 在强制合并仲裁中, 以法院命令来代替当事人合意, 将决定权向法院转移, 这实际上是以仲裁的司法性稀释其契约型,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国家司法对仲裁的干涉, 如果这种现象成为常态的话, 很可能会是当事人不愿意采取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争议。笔者认为, 仲裁作为一项解决争议的有效手段, 更多地应该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使争议得到公平解决。

( 二) 冲击仲裁私密性的特点

仲裁的保密性是指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 即在一般情况下, 与案件无关的人在未得到所有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的允许之前, 不得参与仲裁审理程序。 (8) 当事人之所以不愿意达成合并仲裁的意向, 是因为不愿意让第三方知道自己与对方的商业关系, 或是不愿意让第三方获悉其与对方的商业秘密。而法院强制合并仲裁, 无疑是很粗鲁地将合同双方的商业合作关系甚至是一些商业秘密暴露在第三方面前, 对仲裁的私密性造成了冲击。

( 三) 法院强制合并仲裁削弱了仲裁庭的权力

当事人之所以通过仲裁协议赋予仲裁庭很大的权力, 就是因为仲裁庭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仲裁程序的进行应当是交由仲裁庭决定, 如果将进行仲裁程序的权力交由法院, 那么诉讼和仲裁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这样做的话会导致仲裁具有双重性质, 但是又同时丧失了诉讼和仲裁的优点, 最终这种仲裁这种争议解决方式变成鸡肋。

三、我国立法现状和建议

如前所述, 合并仲裁具有双面性,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 我国对外贸易交流必定会更加频繁, 多方多合同争议的情况也会不断出现,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范围内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

目前我国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的法律文件并不是很多, 目前找到的有三个。第一,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46 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仲裁案例涉及到共同事实问题时, 仲裁庭认为合适时, 在征得所有当事人同意后, 可以进行合并审理, 由各案首席推选一人主持开庭, 但裁决书应分别做出。” (9) 第二,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征求意见稿) 第7 条第2 款规定: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受理主合同纠纷, 当事人同时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可以一并审理。主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约定由不同仲裁委员会的, 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同时主张权利, 先受理的仲裁委员会依当事人申请可以一并仲裁。”但是这一条在最终稿中并未保留。第三, CIETAC仲裁规则2015 年版第19 条, 内容在前文已经提及, 此处不再赘述。由此可见, 我国大陆地区并没有关于合并仲裁的相关立法规范, 只有极个别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合并仲裁做出了简单的规定。

针对我国目前的这种状况, 笔者认为:

首先, 应当在《仲裁法》中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应当承认合并仲裁的优越性, 在一些诸如国际海运等多方多合同争议多发领域, 采用合并仲裁的确会有利于争议公平快速地解决。鉴于我国目前对合并仲裁并不是很了解, 可以现在《仲裁法》中做出较为简单的原则性规定, 待时机成熟是再进一步细化。

其次, 以某些行业仲裁机构为试点, 细化其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的规定。如前所述,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已经在自己的仲裁规则中对合并仲裁做出了简单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海运是多方多合同争议的多发区, 可以先选择几个类似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这样的行业仲裁机构作为试点, 以行业龙头仲裁机构的规定为参考, 结合我国的实践情况, 具体细化其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的规定, 待积累一些经验后, 再逐步推广。我国香港地区对于合并仲裁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 我们可以参考香港地区, 对合并仲裁中的多个问题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规定, (10) 使当事人在选择了这一仲裁规则后, 自身的合法利益能够得到维护, 争议能被公平快速地解决。

四、结论

合并仲裁的出现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我国内地并没有对合并仲裁的立法, 相关的仲裁规定也很简单, 应当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规定,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 制定出科学完善的仲裁规则, 使合并仲裁切实能在我国发挥作用, 有关合并仲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都会进一步深化, 我们也将会对其有进一步的认识。

注释

11李广辉, 薛胜利.合并仲裁法律制度探究—健论中国合并仲裁制度之构建[J].河北法学, 2006, 6 (6) :73-79.

22 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452.

33 邓杰.伦敦还是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95.

4

55 See Art.35 of UK Arbitration Act (1996) .

66 See Art.16 of Ireland Arbitration Act (2010) .

77 See Art 22 of The LCIA Rules.

88 郭玉军, 梅秋玲.仲裁的保密性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 2004 (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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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篇4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理论阐释

一、国际商事仲裁之司法监督制度的一般理论

（一）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界定

对于仲裁的司法监督制度的内涵的理解，狭义的观点认为，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主要表现为对仲裁程序的控制或干预。广义的观点认为，法院和仲裁的关系应更多地强调两者的相互配合与互动，因此仲裁的司法监督制度主要包括法院对仲裁程序的支持与协助。笔者认为，权力的弱性干预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某些领域，权力的功能发挥途径更多地体现为权力主体同干预对象之间的互动过程，这样更利于仲裁及其司法监督制度的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倾向于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之司法监督制度应采广义上的含义。

（二）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特点

首先，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主体性特征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制约了国际商事仲裁之司法监督的制度内容、指导思想以及基本原则。当事人签订仲裁协议产生其与仲裁庭和仲裁员之间的仲裁法律关系，若当事人享有的相关权利已受到损害或存有受损之虞，为实现对权利的救济，便产生了当事人同法院之间的关系，而法院进行救济的直接途径便是对仲裁程序及结果的监督、支持与协助。其次，国际商事仲裁之司法监督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司法权对仲裁制度的微观干预。仲裁制度具有准司法程序的性质，这就决定了由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司法权力对其进行监督和扶持的必要性。再次，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制度能够有效平衡仲裁所追求的效率和公正价值间的关系，通过对公正价值的维护为仲裁制度效率的提高提供基础，并最终实现一种公正与效率相和谐的价值理念。

二、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原则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要把握两个目标：一是要及时发现和纠正个案中的程序瑕疵和实体错误。二是应当尊重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性，保障仲裁员全面了解案情并以此独立做出裁决，同时尊重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并保障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程序公正原则

程序公正在法院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中，体现为如下内容：①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②只有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才能受理和审查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效力异议。③对于法院做出的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决定，应允许当事人或是就争议事由为诉请向法院起诉，或依原仲裁协议而重新向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④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作用。

（二）依法监督原则

坚持依法监督原则一方面可以重塑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中的角色，法院只有在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之时才得以进行，不是任意为之。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法院能够及时的根据法律纠正仲裁过程中的错误，进而能够促使仲裁在法律框架内行事。

（三）权利保护原则

保护当事人权利、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贯穿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整个过程。具体说来，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的自由选择权。在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仲裁是不会被受理的。而仲裁协议中的内容存在瑕疵时，当事人以此作为理由申请法院撤銷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法院应当从宽裁量，只要不违反仲裁法的强制性规定，就不应当以此作为否认仲裁裁决的效力的依据。

（2）法院在履行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职责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基础上，按照其提出的异议事项的范围进行。

（四）维护主权原则

根据民事诉讼法 258 条第 2 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依据这个原则，法院可以不经当事人的申请，而主动审查仲裁裁决，并且在仲裁的执行当中，一旦发现有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之时，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

三、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

（一）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范围的理论阐释

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认为对仲裁的监督应对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加以全面监督。二是认为对仲裁的监督应当坚持与国际接轨，只在仲裁程序上对其进行监督，而不涉及实体问题。

（1）全面监督理论。全面监督理论认为应当在实行程序运作和实体内容上全面加以监督。在我国，早期学者在论及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范围之时多采此观点。较多的论及的是英国早期的相关规定，由于秉承注重维护国家司法权威性的理念，当时司法机构对仲裁过程及其程序的监督都持有比较严格的的态度。应当说在早期的各国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实践操作中，法院持有全面监督理念是比较普遍的。

（2）程序监督论。程序监督论者认为应当不论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转而仅仅针对仲裁程序进行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该理论的价值基础在于追求仲裁的效率性和民间性。过于追求仲裁裁决的公平正义的结果是牺牲了当事人对于仲裁效率性的期望。当事人既然选择根据仲裁协议将国际商事领域的纠纷提交给仲裁机构裁决，目的在于及时获得仲裁裁决，避免长时间繁琐的诉讼程序。相比于程序繁琐、耗时长久的诉讼程序而言，一份及时而终局的仲裁裁决带来的利益要大得多。因此，只有做到法院仅从程序上进行司法监督，才能保证仲裁机构独立的做出裁决，从而维护仲裁的效率性和民间性。

（二）对程序性事项的监督

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和各国国内立法以及实践情况，对于仲裁的司法监督主要是从程序性事项入手的。一般的包括从仲裁协议、仲裁庭组成、协助仲裁调查取证和财产保全、撤销仲裁裁决方面进行监督。

（1）对仲裁协议的司法监督。虽然各国普遍都规定仲裁协议排除法院管辖，但是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还是属于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

（2）对仲裁庭组成的司法监督。法院对仲裁庭组成的司法监督一般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①协助当事人指定选仲裁员和组成仲裁庭。1985 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明确了当事人各方可以自由地就指定一名或数名仲裁员的程序达成协议，并规定了由法院或其他机构指定仲裁员的一些情形。②裁量当事人对仲裁员的异议。如 1985 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十三条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约定针对仲裁员提起异议的程序。第 2 款则规定，如果没有达成对仲裁员异议的程序的协议，则拟对仲裁员提出异议的当事一方，可以向仲裁庭提出书面的陈述，说明提出异议的理由。可以看出，法院在裁量当事人对仲裁员异议的作用逐渐弱化的趋势。

（3）法院协助调查取证和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大多数国家都允许法院协助当事人或仲裁机构调查取证，以及采取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法院在介入仲裁调查取证和财产保全的过程中，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

（4）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国家对撤销仲裁裁决充分体现了对仲裁制度的监督和控制，也体现了对当事人利益保障。根据仲裁理论，仲裁裁决一经做出，对当事人就具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效力。但是，如果当事人对某一仲裁裁决持有异议之时，各国均规定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撤销。

（三）对实体性事项的监督

主权原则是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来说也不例外。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之时，法院往往会采取承认或执行该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为由，对当事人的请求予以予以排除。这一过程，必然会涉及到对实体问题的审查。

在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公共政策保留原则被多次运用。如1985 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 36 条规定，如果法院认定承认或执行该裁决与本国的公共政策相抵触时，可以拒绝承认或执行不论在何国作出的仲裁裁决。应当说，运用公共政策保留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是一把双刃剑。弊端在于它可被内国法院援引拒绝执行外国的仲裁裁决。因此，现实当中各国都普遍支持对公共政策做出限制，只有当违反有关国家真正根本的法律秩序观念时才得以适用。由此表现出来的是，各国都对违反公共政策的抗辩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以支持裁决在本国得到承认和执行，也就意味着对国际商事仲裁进行司法监督中实体审查范围进一步缩小。从宏观上看来，这是符合全球一体化下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的前景的。

参考文献：

[1]赵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M].法律出版社，2000：1

[2] [美]约翰 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82

[3]付子堂.法理學进阶[M].法律出版社，2005：32

[4]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

[5]张伟.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以中国的审判实践为中心[A].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0

[6]陈安.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申论[M].中国社会科学，1998（2）

[7]《英国仲裁法》（1979）中第 1条、第2条的规定

略论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 篇5

一、可仲裁性内涵

当某种事项的争议依据法律可以通过仲裁加以解决时, 这种事项就具有“可仲裁性” (A rbitrability) (1) 。先来了解“仲裁”的含义, 仲裁即公断, 由第三方在双方之间进行裁断。仲裁解决争议的方式类同于诉讼, 与诉讼不同的是, 在国家看来仲裁仅适合某些特定争端的解决, 并不适合所有类型争端的解决, 该领域于是出现了可仲裁性问题。争议事项依据适用法律具有可仲裁性, 是仲裁合法的前提。约定将不具有可仲裁性的争议事项提交仲裁解决, 将会导致仲裁协议的不可执行、仲裁程序的终止、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被拒绝承认执行。可仲裁性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 也反映了一国对仲裁的支持程度。它自身的发展从各个角度影响、决定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国际商事仲裁个案来说, 它与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都有着直接的关系。[1]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来说, 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 可仲裁事项范围持续扩大, 这正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在生存中追求发展、靠发展稳固生存的证明。

二、可仲裁性的确定标准

根据各有关国家的仲裁立法与实践, 各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本国所认可的仲裁范围, 不仅成文法国家和判例法国家做法很不相同, 即便在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项的可仲裁性也实施不同的政策。

大陆法系一般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仲裁的事项。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1804年民法典第2059条的规定:“凡是可自由处分的权利, 均可提交仲裁解决。”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30条 (1) 款也有类似的规定:“任何涉及经济利益的请求, 均可成为仲裁协议的标的。”[2]在各国立法实践上, 与财产所有权权利有关的争议均可提交仲裁解决。而与人的身份有关的争议, 如人的行为能力、婚姻、抚养、继承等方面的争议就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英美法系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的形式决定可仲裁的事项。按照这些国家的司法实践,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一些传统上不能仲裁的事项, 如证券交易争议仲裁、知识产权争议仲裁、反托拉斯法项下的争议的仲裁、劳动争议仲裁等, 只要当事人之间订有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 均可通过仲裁解决。

不管上述哪种模式, 各国在考虑争议的可仲裁性时都设立有一定的标准, 首先必须具备主体标准, 即仲裁双方当事人首先要具有主体的平等性。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客观标准, 其中“可争讼性”、“可和解性”、“财产权益”以及“公共秩序”四种标准最具代表性。 (1) 可争讼性。其确定了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纠纷事项的性质, 存在于特定的相像主体之间, 争议的主体具有直接、公开地遏制、排斥对方的对抗。[3]认定公民民事能力案件和认定无主财产案件等非诉讼案件, 以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权属确认案件被排除在可仲裁事项范围之外。 (2) 可和解性。只要是涉及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益的争议都可交付仲裁。对于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权益的争议则不允许交付仲裁, 如刑事案件、税收案件等, 这是因为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的权益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而不属私法或商事关系的范畴。 (3) 财产权益性。在诉讼范围内, 有些争议虽然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和确认, 但是解决的结果只涉及到法律状态和法律事实的存在, 不能导致财产关系的发生, 不具有可赔偿性。如有关身份地位、家庭关系等争议。这一标准明确了一些传统可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 (4) 公共政策。所有国家都会采用这一标准。无论在大陆法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都出现了这样一类涉及社会、法律、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及社会重大利益的概念。每一个国家都会出于本国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的考虑, 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 哪些问题不得用仲裁予以解决。由于各国出于不同的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 在立法层面上对国际商事争议的仲裁范围也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界定:一般而言, 非商事争议事项往往由法院解决, 大部分商事争执可以交付仲裁, 少数商事争执仍由法院处理。[4]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国际社会一般对国际商事仲裁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度, 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演变, 公共政策的影响在逐渐弱化, 从主要的障碍演变为司法的保障, 国际商事仲裁将在更加自由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三、可仲裁事项的法律适用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律适用的影响, 根据不同的法律, 同一争议事项可仲裁性问题可能截然不同。综观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 无论案件由仲裁机构还是法院审理, 在决定争议标的可仲裁性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几类法律: (一) 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或合同应当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对仲裁相关事项的合意选择对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具有优先的决定作用,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选择适用的法律也可决定争议的事项是否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二) 仲裁地法, 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未能就该协议应当适用的法律作出约定, 则由仲裁庭决定应当适用的法律。《纽约公约》第5条 (1) 款明确规定仲裁裁决的认可与执行有可能因为仲裁协议在仲裁地法下无效而被拒绝。争议事项提交仲裁机构以后, 仲裁庭行使仲裁权时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仲裁过程中法律的适用及仲裁地点的选择上; (三) 仲裁裁决执行地法, 仲裁裁决执行地法对可仲裁性问题的影响体现在《纽约公约》第5条 (2) 款的规定, 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可能由于争议事项在仲裁裁决执行地本国法中是不可仲裁的而被拒绝。因此, 法院地法在决定可仲裁性事项的问题上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中国有关可仲裁事项的立法及问题

我国仲裁立法对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类似, 体现在1994年《仲裁法》第2条、第3条中:首先, 以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可仲裁事项, 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可以仲裁”, 把“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列为可仲裁范围的两种类型;同时, 以列举的方式排除了“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等涉及人身关系的争议, 还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规定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类型的争议都可以通过仲裁解决, 但从保留行政机构管辖权来看, 保护国家利益在中国法中仍处于优先地位。有关争议可仲裁性的规定还散见于其他法律文件中, 如1986年我国加入《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作出的惠保留声明和商事保留声明: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适用该公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为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

综上, 就立法方式而言, 我国在《仲裁法》中既对可仲裁事项作了原则性规定, 又列举了某些不可仲裁事项。但《仲裁法》对于可仲裁性问题规定不明确, 而且限制较多。在我国, 仲裁的范围仅限于“财产权益纠纷”, 而将与与财产权益无关的侵权纠纷则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如在名誉侵权案中, 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包括赔偿损失的内容, 此类纠纷将因为不属于“财产权益纠纷”而被界定为“不可仲裁”。[5]同时, 对于其他特殊争议事项, 如反托拉斯争议和破产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仲裁法》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有些相关法律在可仲裁性问题上互不衔接, 如《专利法》和《商标法》与《仲裁法》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可仲裁性问题上的规定相互不一致。上述这些问题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迅猛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与我国加入的《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不符, 而且会导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大量有关知识产权本身的有效性、破产、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的争议无法受理, 最终会影响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展。

时值《纽约公约》签署五十周年, 世界各国已经普遍扩大了仲裁的适用范围, 对于争议所涉及的实体权利义务, 只要不是与人身或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 都可付诸仲裁。《1998年德国仲裁法》第1030条规定:“任何包含经济利益的争议均可成为仲裁协议的标的。对于不含有经济利益的争议事项, 仲裁协议仅在当事人有权和解的事项范围内有效”。这就将仲裁的领域突破了“商事”的界限, 包括但并不限于广义上的经济目的, 对可仲裁性问题采取了最广义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立法思路。[6]可以预见,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经济贸易活动将更为活跃, 国际商事争议数量会直线上升, 更多争议事项进入可仲裁领域势在必行。外国投资者会用本国的更宽松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体制, 我国仲裁立法应当向国际靠拢, 在今后的立法中不断明确与完善, 采用最高法院通知、解释、或判例的方式对具体事项的可仲裁性予以判定, 以促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自由发展。

摘要：可仲裁性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 在仲裁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不仅直接关系到具体争议解决的途径和效果,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制度总的态度, 体现了一国的公共政策。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法律适用

参考文献

[1]朱克鹏.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38.

[2]赵秀文.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事项.时代法学.2005, (2) .

[3]乔欣, 李莉.争议可仲裁性研究.北京仲裁.2004, (2) .

[4]赵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171.

[5]张艳丽.对我国仲裁法存在问题的审视---兼谈《仲裁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6) .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二次仲裁” 篇6

二次仲裁是相对于国际上现在比较通用的国际商事仲裁的一裁终局制度提出的。二次仲裁则是指当事人对已经经过临时仲裁庭或仲裁机构裁决的案件重新进行仲裁, 不执行一次仲裁的裁决结果, 最终执行二次仲裁的裁决。二次仲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一裁终局制度, 使仲裁制度不再是一次仲裁就可以终局了。

虽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人们已经习惯了“一裁终局”制度, 但是随着国际商事的发展, 在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仲裁程序或规定中, 已经开始有了类似于“二次仲裁”的规定出现。在国际组织中, 公共资源中心 (CPR) 争议解决机构设立了仲裁裁决的二次仲裁程序, 而且CPR的“二次仲裁程序”的审查范围很广泛, 没有限制任何错误类型, 其二次仲裁程序既可以是当事人在原始仲裁协议中达成, 也可以是争议产生之后达成。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CSID) 的仲裁撤销制度中, 因为其解决商事争议事件的特殊性, 也具有完善的“二次仲裁”制度。

二、实行二次仲裁的原因

(一) 效率和公正的冲突

在基本的国际商事争议中, 仲裁是追求效率和经济的商人们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国际商事迅速发展、扩展的今天, 国际商事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 贸易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巨大。因此, 仲裁不仅仅要追求程序上的效率, 更应该保证其仲裁裁决的公正。

在以前的国际商事争议中, 所涉及的往往是比较简单的商事争议, 仲裁的过程也不是很复杂, 一般来说, 仲裁员们都还可以比较公正合理的进行仲裁。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商事涉及的范围的扩展, 涉及海事、保险、技术等许多方面, 很少有仲裁员能够保证自己的仲裁裁决是完全符合公平、公正、合理的。

(二) 补救制度无法充分保障公平性

在目前, 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是国际条约、国际示范法及各国立法的通常作法。然而事实表明, 司法审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仲裁出现的问题。司法审查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司法审查不涉及事实审查。

在一般情况下, 司法审查的内容主要是:当事人是否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被申请人是否有得到充分的陈述权;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的规定是否相符;裁决的事项是否有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审查的范围不包括争议的事实问题, 所以如果仲裁裁决是由于仲裁员的错误, 发生了事实认定上的问题, 通过司法审查是没有办法对其进行修正的。

2、各国司法审查的冲突。

各国的法律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其差异性在各国司法审查的范围中也体现出来。由于各国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同, 在一个国家被拒绝承认与执行的裁决, 在另一个国家却有可能被承认和执行。在国际商法中的经典案例——克罗马罗依案中, 其仲裁裁决结果在仲裁地国被埃及法院撤销, 但是又在美国和法国的法院得到执行。

三、二次仲裁应用的构想

对于如何解决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困境,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引入“二次仲裁”对一裁终局制度进行完善。

(一) 以一裁终局制度为主, 二次仲裁为辅

虽然一裁终局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是从总体来说它还是仲裁制度优越性和效率的集中体现, 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必要性, 二次仲裁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只存在于少数方面。如果用“二次仲裁”替代“一裁终局”, 反而会使仲裁本身的优势减少。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以“一裁终局”为基础, 即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执行一裁终局, 同时针对个别特殊情况执行二次仲裁以保证其公平性。特殊情况主要是指金额较大, 涉及的主体较为特殊, 涉及的争议内容较为特殊, 如直接投资等。

(二) 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二次仲裁的权利相等

在国际商事交易中, 当事人双方处于权利和义务相等的情况, 就算存在贸易实力上的差异, 也不会对其享受的权利有明显的影响。同时, 因为仲裁还是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主, 所以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双方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有相同的权利要求是否执行二次仲裁。双方当事人可以在签订合同时在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中做出明确表示, 也可以在争议发生后再进行协商, 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做出是否进行二次仲裁的表示, 则只执行一裁终局, 除上一条中提到的特殊情况以外。

(三) 更换所有仲裁人员

为了保证二次仲裁的公正性, 在第二次仲裁时, 必须更换在第一次仲裁中出现的所以仲裁人员。在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 也可以更换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或仲裁程序。最重要的是保证一次仲裁和二次仲裁之间除了争议本身的客观联系 (如证据) 外, 没有其他不必要的联系, 以达到二次仲裁的真正公正性和可信性, 其仲裁结果不受第一次仲裁裁决的影响。

(四) 二次仲裁不能申请撤销

在当事人决定进行二次仲裁的时候, 就必须放弃向法院申请对二次仲裁裁决结果的撤销权。这主要是为了维护仲裁的高效率和低费用的特点, 同时也是为了减少了司法对仲裁的干涉。因为二次仲裁已经基本上保证了其仲裁结果的公正, 即使再使用其他方式对争议进行解决, 一般也只会得到类似结果, 而且这种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仲裁的终局性。

小结:现存的一裁终局制度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一项基本原则, 应该得到承认和执行, 不能被二次仲裁所替代。但是由于仲裁制度中公正的缺失, 需要对一裁终局制度进行一定的完善, 在以一裁终局为主的情况下, 以二次仲裁为辅, 不能完全否认二次仲裁存在的需求。

摘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仲裁的效力一般被认为是终局性的, 也就是常说的一裁终局。但是, 随着国际商事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 学者们开始对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裁终局制度提出质疑。而且在一些国际争议解决机构中也设立了二次仲裁程序。本文从对二次仲裁的研究出发, 谈谈关于二次仲裁应用的一些具体构想。

关键词：二次仲裁,一裁终局,司法审查

参考文献

[1]、蔡四青.国际商法.第1版.科学出版社, 2005年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 篇7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交往中的双方当事人自愿把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财产性权益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协议。只有满足相应的主体要件(意思表示与行为能力)和客体要件(形式要件与内容要求)，方能获得预期的效力。

1. 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应明确表示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仲裁权产生的合理性。该意思表示须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其为双方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而非仅为单方的意愿。仲裁协议的本质是一种合同，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合致的产物。若缺乏对方的承诺，单方的意愿最多只能构成要约或要约邀请。同样，一方提交仲裁的意愿在未得到对方肯认时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必须是双方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不能是在外界强制或影响下的虚假意思表示。但若因“欺诈消灭一切”(Fraus Omnia Corrumpit)而一概否定因欺诈而订立的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似有不妥。应该认可该仲裁协议的效力存在瑕疵，同时，将最终判定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权利交由受欺诈的一方。若其表示肯定，则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经过补正而获得了效力。否则，其将归于无效。

再次，必须是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最后，该意思表示必须明确、肯定，符合仲裁一裁终局、或裁或审的本质，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

2. 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纵观各国私法，均以自然人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律行为有效的必备条件。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实施的法律行为一般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虽然诸多国家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得在有限范围内为一定的民事行为，但一般仅限于受益性行为及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定型化行为。故此处讨论的仲裁协议有效要件之一的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仅限于完全行为能力。

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和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即《示范法》)皆规定, 若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 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主要机关可根据当事人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有关裁决。

3. 仲裁协议的形式

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一般都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纽约公约》和《示范法》均要求仲裁协议须为书面形式。《纽约公约》明确将其表述为“agreement in writing”，且第2条规定称，“‘书面协定’者, 谓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

但对“书面”(written)的认定，各国又有所不同。《示范法》要求该协议是双方签字或文书电文之来往，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的仲裁法则要求仲裁协议必须以公证的形式作成。然而，宽松地解释“书面”更切合实际。“因为做生意的人很少会在谈合约时，书面来书面去(written exchange)的对仲裁协议来个漫长明确的谈判”，否则，“岂非否定仲裁”。

鉴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区别于一般民商事合同的特殊性，在不违背各国法律对仲裁协议形式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保全已订立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避免对“书面”过于苛刻的限制。只要仲裁庭或法院可以从该协议中充分领会到或明确推定出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即可，不必过分追究其形式的完备性，以捍卫仲裁的自治性以及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外，现代国际商事交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迅捷性，商人们不可能为订立一份仲裁协议而浪费过多时日，以至延误商机。故为国际商务往来之目的，也应对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作宽容理解。“如果一方当事人的函电、备忘录、通知等文件中表明发生争议时应交付仲裁解决，而相对人也以书面方式接受了此类文件的内容，并未对仲裁问题明确表示异议，足以构成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在法院起诉时(尽管存在前述的文件)，而相对人以存在仲裁协议为理由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书面的异议，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应受仲裁协议约束，亦是显而易见的”。

4. 仲裁协议的内容

仲裁协议的内容需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即仲裁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特别是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依据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可仲裁性。

仲裁作为一种带有私力性质的救济方式，从其发展的历史看，凡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事项，国家一般不允许仲裁的介入，其适用范围需受到国家法律严格限定，以实现维护一国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之目的。因而，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这类限制主要是涉及各国的经济制度、社会体制、历史传统等关乎一国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对在经济实力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提供一定的法律保护而专门制定一些法律，并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要求受该法保护的当事人必须遵守，而不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予以排除。若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根据一国法律是不可仲裁的，就意味着该仲裁协议违反了强制性规定，无法产生法律效力。不可仲裁的事项通常包括关于民事身份、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离婚争议及涉及到被认为属于公共和社会利益的事项。

在一方静默(silence)的情况下，不宜当然地认定争议不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5条确认了法院的默示管辖权，相应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仲裁庭的默示管辖权。即在存在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的前提下，若一方当事人提请仲裁，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发生实质上的争议，只要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合理的仲裁通知后未就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则可推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仲裁庭即可依据仲裁协议对该案行使管辖权。

5. 仲裁机构

在机构仲裁的情况下，只有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确实存在，或者至少可依常理推定其确实存在，该仲裁协议方才可能有效。之所以将对仲裁机构的确定视作有效仲裁协议的必备要件，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常设仲裁机构都规定，只有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表示将争议提交其仲裁，该仲裁机构才会受理案件。否则，即使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表示了将争议交付仲裁解决的意愿，但未明示仲裁机构名称，有关仲裁机构因无法证明其对该争议具有仲裁管辖权而仍将拒绝受理案件。

不过，有些国家已出现对这一要件的要求日趋宽松的迹象。英国目前对于海商案件只要求仲裁协议中出现提交“伦敦仲裁”的字样即视该仲裁协议有效。换言之，在英国的法律制度下，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的仲裁机构并非协议有效的法定要件之一。英国的此种作法对于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扩大仲裁机构管辖权，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有其合理有益的一面。但因各国立法不同，极可能导致坚持“只有约定有确实的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方能获得有效性”的国家的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由此，该仲裁裁决无异于一纸空文，其效力的稳定性与权威性难以得到切实的维护。

二、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内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涉外仲裁的相关问题，而根据第65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三章(第16—20条)有关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当然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同时，有关问题也可参照适用2006年9月8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1. 形式要件的立法评析

《仲裁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解释》第1条明确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可见，我国对于“书面形式”的规定较为宽松，对“书面”的解释符合国际上的普遍作法，顺应了现代国际商事交易发展的潮流。

2. 实质要件的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立法中未直接规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乃构成有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要件之一，只有结合《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方能推得。

《仲裁法》第16条、17条分别从正反两面规定了仲裁协议实质有效的要求与无效的情形。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1)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如前所述，此处的意思表示必须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做出。实践中，当事人一方起草了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并将其以书信、电报或传真等方式送达至另一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未置可否，而是以行动履行了该合同，此时并不构成该方对仲裁的默示接收。这是因为虽然合同可以因该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的行为而宣告成立，但从当事人对主合同的默示的意思表示之中并不能明确推知其对仲裁条款的肯定。这与前文中对“书面”的阐述也并不矛盾，书面的底线是明示同意，默示则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书面性要求。此外，基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仲裁条款的效力与主合同的效力是分离的，并不能因为主合同的默示成立而当然具有效力。事实上，“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仲裁条款可以通过合同的默示成立而达成。”

(2) 仲裁事项。仲裁事项即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内容，当事人提交仲裁解决的事项必须具有可仲裁性。《仲裁法》第2条明确了可以提交仲裁的事项，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由此推知，此处的可仲裁事项是指与人身关系无关的财产性权益争议，包括契约性与非契约性的争议，如买卖合同、产品责任引起的争议。但不包括第3条从反面规定的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具体有:“(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此条规定的第一款因是与人身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故不能纳入仲裁解决的范围，否则，即是对“从身份到契约”的法进化运动的背离。第二款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则是因行政争议的解决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若允许将其纳入仲裁解决，既是对国家主权的践踏，又会导致公共秩序无法得到切实维护，有悖于“公共秩序保留”之国际私法准则。

(3) 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法》第16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其第18条还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在1996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香港富勒诉天津外贸一案中，合同的仲裁条款规定：“仲裁：所有争议应通过友好的方式解决，如不能，用香港法来最终解决该争议，香港法院做出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天津高院按中国法律关于仲裁条款应定明仲裁机构的规定，裁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并且，这一裁定在二审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旗帜鲜明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将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仲裁或指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指定的仲裁机构的名称不准确等，应当认为这类有缺陷的仲裁协议是可以补正的。只要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择向其中一个机构提请仲裁，它仍当是有效的。《解释》第3-6条就此已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3. 无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立法规定

《仲裁法》第17条从反面规定了属于无效仲裁协议的情形，即：“(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其中第一种情形直接违反了仲裁协议有效要件之一的仲裁事项可仲裁性;第二种情形不符合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要求;第三种情形则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置于虚假的意思表示之下，未体现双方当事人请求仲裁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都属无效。

另外，《仲裁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可见，仲裁协议有效性独立于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合同的效力。

4. 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与否的管辖权

《仲裁法》第20条规定了确定仲裁协议效力的管辖权，“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依据该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及法院当都可以作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机构，但在确认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方面，法院相对于仲裁委员会具有一定的司法优先权，这也是“司法最终决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但该条并未就由何地的哪一级法院对争议进行管辖做出明确规定。有学者提出，仲裁委员会所在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是最合适的管辖法院。但当事人选择的仲裁委员会与当事人住所及商业活动可能毫无联系，若由仲裁地法院来管辖，似有诸多不妥之处。且结合《民事诉讼法》中所确定的法院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当事人若欲通过仲裁地法院裁定的方式来认定有关仲裁协议的效力，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矛盾。究竟该由何地何级法院管辖，仍须待今后做进一步的探讨。

作为一种随现代商人的缘起而诞生的制度，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在充分尊重意思自治、倡导争议解决的对话性、解决程序的高效性等方面都彰显着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现代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促就了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演进，如果说原始社会的私力救济还只是人类在野蛮状态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则是人类对自身理性信赖的回归。它是继诉讼机制之后的一种新的争议解决方式，其存在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了新的非权力救济的制度模式，促进了文明的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78

[2]陈治东:国际商事仲裁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104—105

[3]刘想树: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57

[4]赵威:国际仲裁理论与实务[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105

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篇8

1 内部报告制度的特征

根据内部报告制度的内容, 可知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其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其次, 其仅适用人民法院拟否认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的案件;再次, 内部报告制度是上下级法院间的内部监督, 该制度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形式确立, 由此说明它并非立法或司法解释, 是法院内部的约束机制;最后, 其既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一种事前监督, 管辖法院在拟否认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或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时, 应先逐级呈报上级法院批准, 批准后才能作出最终裁定。因此, 在内部报告制度下, 形式上的裁定权与实质上的决定权是分离的, 从形式上看, 否认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的裁定由管辖法院作出且不能上诉, 但实质上, 所有否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的案件都应当经过管辖法院所在辖区的高院或最高法院批准, 实质决定权在它们。

2 内部报告制度的产生背景

对国际商事仲裁实行内部报告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集权式的司法审查制度, 本质上是最高法院将中级法院决定仲裁协议的效力、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的权利收归己有。其产生具有特殊的背景, 在1994年《仲裁法》之前, 中国总共有14部法律, 82个行政法规及大约200个地方行政法规含有有关仲裁的规定。然而, 大多数条款与传统意义上的仲裁的基本理论相违背。尽管《仲裁法》的颁布实施对规范和统一国内仲裁制度、促进我国国内仲裁制度与国际上通行的仲裁制度接轨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其对涉外仲裁似乎没有像对国内那样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在司法领域, 整体上, 法院高度重视对仲裁尤其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支持和监督工作。但由于执法人员法律知识、观念和经验的缺陷, 并存在严重的错误和偏差, 损害了司法公正, 使得仲裁立法上的缺陷被恶意放大。此外, 由于在我国地方法院置于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 而地方政府又反过来与当地经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 地方政府不仅直接介入地方企业, 而且也同时控制着包括法院系统在内的其下属机构的人事和财政, 这种结构性缺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法院潜意识中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常常使其同情本国公司,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申请执行方是外方。因此, 内部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了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以及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保障诉讼和仲裁依法进行”或更确切的说是基于“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和法制尊严的高度”。在我国的法制环境尚不完善,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以及法官素质不高的情形下, 借助这种集权式的司法监督, 对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和法制尊严, 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基于以上这些, 在紧接着《仲裁法》的实施后, 1995年最高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标志着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内部报告制度正式产生了, 1998年最高法院又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内部报告制度进行了补充。至此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内部报告制度适用于以下情况:人民法院因涉及管辖权的行使而对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审查;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撤销案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在裁决撤销程序中对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问题的审查;人民法院对是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审查。

3 对内部报告制度有关学说的探讨

内部报告制度施行至今, 学界对其褒贬不一。

3.1 驳废除论

有学者认为, “报告制度”是当代中国不得已而设立和存在的一种权宜性制度, 在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充分, 地方保护主义受到削弱, 法官整体素质得以提高的情况下, 应取消该制度。而如果上述条件并不具备, 则应当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后载入正式法律中, 如实行一级报告制度, 中级人民法院将其作出的不予执行之裁定直接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且明确规定时限, 包括报告时限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期限, 同时对被申请执行人在报告程序中的诉权或申辩权作出相应规定。其理由有三点:其一, 该制度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形式确立, 并非立法或司法解释, 最大程度也只能被视为法院内部的管制制度, 是法律外的解决和监督方式, 并未对当事人提供直接的救济手段, 其法律效力是有限的;其二, 该制度未规定运作的具体期限, 在实践中常造成拖延裁定, 且报告过程手续繁琐、时间冗长, 背离了仲裁的价值优越性———争议解决的快捷性;其三, 该制度有违效率与公平原则, 若中级人民作出的裁定是正确的, 且不予执行的裁定最后也为最高人民法院所确认, 则经过两重报告制度, 造成“重复劳动”, 浪费司法资源, 带来司法低效。

笔者不赞同上述观点, 理由是:其一, 如果在该学者所认为的前提尚未具备时, 为避免重复劳动而实行一级报告制度, 那可想而知, 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如此不堪重负。内部报告制度是逐级上报制度, 若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区域的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中级人民法院的拟否认国际商事仲裁效力或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意见时, 即肯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或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情况下, 那么就无须再呈报最高人民法院。这一方面是基于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最大支持态度, 另一方面也是为最高人民法院减负的需要。其二, 如果该学者所认为的前提条件具备时, 应取消该制度, 笔者认为该前提条件过于笼统粗糙, 对此笔者赞成另一位学者的观点, 即与对内部报告制度的评价问题一样, 对内部报告制度的存废问题, 也必须充分考虑仲裁司法监督审级制度的宏观背景, 才能达成科学合理的结论, 在一审终审制度仍然存在的前提下, 鉴于内部报告制度相对于一审终审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 内部报告制度不应废止。

还有学者认为, 报告制度无法确保案件得到正确、一致的处理, 理应废除。其理由有两点:其一, 虽然报告制度意在确保案件得以正确处理, 但其实质上却束缚法官的正常思维, 加重道德风险, 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上的局限性, 所谓的实质正义难以实现;其二, 虽然报告制度意在为此后同类案件提供判案依据, 维持判决的一致性, 但事实表明, 不仅司法解释之间相互冲突, 下级法院遵循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维护法律统一性的目的同样落空。究其根源, 即在于报告制度的首要目的仍是个案的解决, 其缺乏对先例的归纳总结, 又没有实践理性的支持, 必定难以顾及全局, 作出正确的指导。对此观点, 笔者认为亦不可取, 内部报告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判决的正确性, 最高院相对于其他法院如果说其知识上存在局限性, 那其下级法院的局限性岂不是更大?而在实践中出现的内部报告制度在维持判决的一致性上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正如该学者所说, 主要是缺乏对先例的归纳总结, 那么, 如果完善对先例的归纳总结, 内部报告制度对保持判决的一致性将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此外, 主张废除论者提出的其他理由, 诸如:法律效力有限、未规定具体的时间期限、程序繁琐等, 都是在可完善的范畴之内, 并未触及内部报告制度得以实行的根基。

3.2 驳上诉制度论

除了废除论, 很多学者主张我国应向发达国家那样, 建立仲裁司法监督的上诉制度。他们认为“内部报告制度”是在“一审中举”的制度背景下产生的, 只有在“一审终局”的前提下才有积极意义, 而其与上诉制度相比存在诸多弊端, 那么, 关键的问题便不是“内部报告制度”本身应该废止, 而在于我国必须建立仲裁裁决司法追诉的上诉制度。而且, 为防止产生延误以及当事人滥用上诉程序, 严格限定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条件是必要的。

尽管我国内部报告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 但不可否认其秉持为了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以及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保障诉讼和仲裁依法进行的目标, 站在“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和法制尊严”的高度, 在实践中对于保持判决的正确性和一致性有着积极意义, 此外它还体现了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最大支持态度, 即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有效性。

仲裁的本质是契约性的, 随着司法权的不断渗入, 它才逐渐演变成一种契约因素与司法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争议解决机制, 仲裁庭的权力来自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 而并非国家司法主权, 仲裁庭是缺少强制性权力的。因此, 在整个仲裁过程中, 它既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和物质手段以保障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 更无相应的权利确保仲裁裁决的执行, 需要法院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协助。这里强调的是法院对仲裁的必要的支持与协助, 笔者认为, 如对仲裁建立上诉制度是司法的过度支持, 上诉制度的设立意味着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是出于同等地位, 有违仲裁的本质属性。

何况建立上诉制度需要花费的成本与收益不是成正比的, 其中需要协调新法与旧法的冲突, 需要花费司法资源, 其具体的施行效果还无法保证, 而与此相比, 内部报告制度施行以达十五年之久, 除了存在一些小缺陷外, 其整体的实行效果良好。仲裁的司法监督目的在于保证仲裁的公正性和效率, 以及仲裁的可执行性, 这些内部报告制度都可以通过改善达到。因此, 笔者认为, 与其花费必要的成本建立一项新的制度, 不如将现有的制度好好加以改善利用, 未免不是经济实用之举。

4 结语

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 最重要的是公平与效率, 我国的内部报告制度其设立初衷即是为此, 虽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 但是都是可以通过改善得以完善的。同时, 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应保持适度原则, 保证仲裁的本质属性。

摘要：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内部报告制度中的不足之处, 可以通过改善而使其保证仲裁的公正与效率, 因此, 其不应该被废除, 亦不宜建立上诉制度。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内部报告制度,上诉制度

参考文献

[1]邓杰著.商事仲裁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2]刘想树.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1, 240.

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篇9

关键词：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

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是近年来在国际仲裁界引起激烈争议的一个新课题。对此，各国学者的观点以及有关的国际国内立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以及有关立法情况证明，某些类型的已撤销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这些使得传统的观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含义及其法律地位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指已被裁决作出地国或裁决依据法律的国家的主管机关根据其国内法或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仲裁裁决被撤销后，它还能否在其它国家得到承认与执行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此项裁决是否还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即法律效力问题。对这一问题，传统的仲裁理论与新兴的“非国内化”（denationalized）仲裁理论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别。

传统仲裁理论认为，仲裁受特定国家的国内法支配，该国国内法决定着仲裁程序的有效性。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的法律效力主要受仲裁地法或裁决所依据的法律（一般等同于仲裁地法）的制约，即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是由仲裁地国国内法所赋予的。因此，如果仲裁地国法院不承认有关裁决的效力，并依其国内法撤销了该项裁决，则该裁决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近年来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兴起的“非国内化”仲裁理论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该学说主张国际仲裁应摆脱国内法律体系的支配和控制，仲裁应置于一种“超国家的准则和权力”之下，这种理论还就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提出了一种全新观点，他们认为，根据仲裁的性质，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并非来源于特定国家的国内法，而是来源于一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非国内的”体系。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缺陷。传统仲裁理论的观点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比非国内化理论具备更为充分的理由。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看到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商事仲裁与传统的国内仲裁之间的区别，而是机械地将适用于国内仲裁的观点套用到国际商事仲裁之中，在方法论上便犯了一个错误。而且，这种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国际商事仲裁在各国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显得过于保守。而非国内化理论在这些方面就更具有前瞻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理论对于仲裁裁决效力来源的解释又太过理想化，他们所设想的那种“超国家的准则和权力”并未创立，而且何谓“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非国内的”体系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此笔者的观点是：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必须与特定的国家的法律制度相联系，这是一个前提，但是一旦裁决生效后，该国便不得随意取消裁决的法律效力，这种权力必须受到某种限制，否则便会为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商事仲裁的健康发展设置障碍。

2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之可执行性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才导致目前各国对待已撤销裁决的态度的不一致。一些国家态度鲜明，只要发现裁决存在已被撤销的情形便拒绝承认与执行。另一些国家则并不考虑裁决是否已被撤销，而是根据其他条件，如其国内法的规定来决定是否对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后一种情形下，执行地国法院便有可能对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和执行。那么，究竟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为合理呢？换句话说，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究竟是否还具有可执行性呢？目前国际仲裁界对此争论颇多，各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

反对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他们认为这种作法与法理相悖，一国不仅有权撤销裁决，而且其撤销裁决的裁定还具有绝对的域外效力。一旦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则无异于承认和执行了一项没有法律效力的裁决。第二，《纽约公约》的立法意旨是支持执行地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第三，如果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其它国家仍能顺利得以承认和执行，那么撤销程序的存在价值就会受到挑战。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首先，我们并不否认一国法院对在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所享有的撤销权，但是由此认为此项撤销权的行使具有绝对的域外效力的观点值得商榷。其次，对于《纽约公约》的立法意旨，笔者认为应该考虑到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并从《纽约公约》整体上的立法目的出发作出更为客观的解释。第三，承认和执行已撤销裁决并不意味着对特定国家所享有的撤销权的否定。

赞同对已撤销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纽约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规定为这种作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一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属于法院判决的范畴。执行地国法院完全可以基于其不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来不予承认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从而决定对已撤销的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首先，《纽约公约》的确为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与执行提供了一定法律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要想建立一项较为完善的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制度，《纽约公约》的现行规定还有很大的欠缺。仅仅以此为依据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其次，一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其审查依据是建立在其本国的司法或公正基础之上的。而各国关于公正的要求多有不同，因而导致承认与执行标准的多样化和差异化，从而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最终还是违背了《纽约公约》统一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初衷。

尽管国际仲裁界对于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笔者认为，无论从仲裁制度的性质、特点，还是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来看，在某些情况下，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另外，《纽约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的有关规定也的确使得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具备了一定的可行性，尽管《纽约公约》的这些规定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3 对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的实践考察

以上笔者从理论上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进行了分析。实际上，这种可执行性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不过，从已公开报道的几件案例来看，这些国家在作出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裁定后，均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国家虽然在个案中出现了这种作法，但随即便被后续的司法实践所否定，还有的国家则更是由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首先来看美国的司法实践。在著名的Chroma11oy案（Chroma11oy Aeroservices Company ， CAS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中，美国法院作出裁定，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已被仲裁地埃及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美国地方法院作出此项裁定的主要理由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之规定，允许法院执行该仲裁裁决。而且公约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被请求承认及执行裁决之国家的法律许可的方式或范围内，有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在该案中，被请求国为美国，由此推定可适用美国法，而该仲裁裁决符合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因而应予执行。其次，注意到合同当事人关于仲裁裁决终局性和约束力及“不进行任何上诉或其它法律措施”的明确意思表示，埃及一方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提出诉讼，违背了仲裁终局性及“No recourse”条款，有违美国公共政策，因此，仅仅根据“美国的公共政策”，便可不承认与执行埃及法院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

Chorma11y案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学界对此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从后续的美国司法实践来看，Chromalloy案的作法并未得到肯定。这一点从1999年美国法院在Baker案和Spier案中所作出的判决得到证明。

在Baker 案（Baker Marine Ltd .Danos ＆ cur1e Marine cotractors v. Chevron Ltd. ） 中， 美国法院没有采取Chromalloy案的作法，而是拒绝对两项已被尼日利亚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法院认为，无论是基于《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的规定，还是根据国际礼让的原则，都不能对已被其来源国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强制执行。而且Baker Marine没有提出适当的理由来说服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尼日利亚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判决。

两个月后，美国地方法院又在Spier v. Calzaturificilo Tecnia ，S.P.A 案中同样拒绝对一项被意大利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该案中，法院所依据的理由与Baker案基本一致。

因此我们知道，Chroma11oy案并未对随后的美国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作为先例的地位也十分不确定。一般而言，只能依仲裁地法来判断裁决的法律效力，在目前条件下，已撤销的仲裁裁决还很难得到美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从以上对美法两国司法实践的考察我们看到，无论是Chroma11oy案还是Hi1marton案在实践中的效果都不太尽如人意，可以说，在目前的国际法律体制下，对已撤销的裁决进行承认和执行的作法还不太现实。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对现存体系进行改革的问题。在对《纽约公约》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之后，很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4 现实困境与对策

我们注意到，《纽约公约》没有为各国应基于何种理由撤销仲裁裁决提供一个公认的标准，这是公约的一个重大缺憾。它造成的后果是裁决地国可能根据各种不适当的理由任意撤销在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当这类被不正当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其他国家寻求承认与执行时，执行地国法院将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无视裁决已被撤销的情形而对之予以承认和执行，则将因无法合理解释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而陷入“有悖法理”的泥潭；而如果拒绝承认和执行此项裁决，又无异于支持裁决地国的这种滥用撤销权的行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对《纽约公约》加以完善，一方面，通过在公约中具体规定可以据以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来对裁决地国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的域外效力作出限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对执行地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以增强已撤销的裁决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可预见性。另外，虽然《纽约公约》第七条的规定极大地便利了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该条的适用范围太过宽泛，从而有可能导致执行地国法院对这种“更优惠权利条款”的滥用，其结果反而是不利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作出限制，将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规定的情形排除在第七条的适用范围之外。

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篇10

国际商事仲裁逐渐成为解决私人与私人之间跨国经济争议的最常用途径之一, 各国在国际性问题上立场益加宽松, 但是, 依然有很多国家在立法中严格区分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而分别规定。国内商事争端是否可以在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涉及到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 成为仲裁程序启动的基础, 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到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各个方面, 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国仲裁法颁布之后, 原来壁垒分明的仲裁体系, 即涉外仲裁机构专门受理涉外案件的仲裁, 国内仲裁机构专门承担国内争议的仲裁的格局有了根本的改变。是否允许当事人将纯粹的国内争议, 提交给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 就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区分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的原因分析

由于争端性质的原因, 很多国家的仲裁法严格区分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 对于仲裁协议的效力、可仲裁性、仲裁适用的程序和裁决的司法审查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的规定。相对于国内争端, 国际争端与国内联系较为松散, 国家对国际仲裁也就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 对之限制较少甚至取消限制。

(一) 在争议可仲裁事项上, 国际商事仲裁所受到的限制更少

争议性质的可仲裁性是仲裁机构受理争议的前提。由于国内争议事项往往与一国的公共秩序密切相关, 与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一样, 对于国内争议能否允许国际商事机构进行仲裁, 体现着国家对法律救济制度的控制。

可仲裁事项的范围往往体现了仲裁与诉讼博弈的结果。在初期, 可仲裁事项范围非常狭窄, 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国逐渐将传统上认为不能仲裁的争议, 如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争议、知识产权争议、破产争议、反垄断法争议等特殊争议事项都被赋予了可仲裁性的标签。各国在可仲裁事项不断扩大的过程中, 是在区分了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的基础上, 首先承认某一事项在国际仲裁上的可仲裁性, 然后在国内仲裁的可仲裁性。但是, 对应于国际商事仲裁中可仲裁事项范围的大幅度拓展, 可仲裁的国内争议事项并没有同比例地大幅度增加。

(二) 国际商事仲裁的审理过程具有广泛的自由

首先, 就审理程序而言, 国际商事仲裁越来越地表现出趋同化的特征, 但国内仲裁制度并没有同步地趋同化。在程序法问题上, 国内仲裁往往要严格遵守本国的程序法规定, 在仲裁进行过程中, 往往受到法院比较多的干预或监督等, 当事人的选择仲裁程序法的权利往往受到限制。而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仲裁程序法和实体法相互独立。很多国家的法律甚至明确规定, 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仲裁适用的法律, 包括程序规则, 如法国民法典和《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等都运行当事人直接或者按照仲裁规则确定仲裁程序。

其次, 国际商事仲裁往往会涉及到实体法的适用, 各国在实践中也赋予国际商事仲裁更大的选择法律的自由。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比国内仲裁中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如法国最高法院在1930年的“马德勒案 (mardelēv muller) 中认为只要合同具有涉外因素, 当事人就可以选择外国法支配该合同。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甚至可以不仅不考虑任何的冲突法规则, 也不适用任何的国内法, 而是适用“非国内”性的规则。

最后, 在有关强制性规则对仲裁的影响上, 国际商事仲裁显然是更加具有独立性。限制仲裁庭在仲裁过程中也不能违背强制性规则往往比较突出地表现了国家对仲裁的控制, 在国内仲裁中, 仲裁地的强制性规则, 无论是国内法上的还是国际私法上的强制性规则都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纯粹的国内法的强制性规则往往不为仲裁庭所重视。

(三) 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审查更为宽松

在仲裁采取的审查方面, 对于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往往更严格。依照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 当事人对于国内仲裁中作出的裁决, 既可以就仲裁的程序问题提出异议, 也可以就裁决的实体问题提出异议, 并可以据此要求撤销裁决, 但是, 各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审查标准往往限于程序性的。

三、仲裁的国际性标准日益宽松化趋势

在界定仲裁案件的国际性上, 有两种标准, 其一是实质性连接因素 (material connecting factors) 标准, 即考虑到包括当事人的国籍、住所、居所或公司德尔总部所在地、合同缔结地、履行地、财产所在地和损害发生地、争议实体选择适用的法律所属地等实质性连接因素是否具有国际性。

另外一个是争议性质标准, 即如果争议涉及国际商事利益, 则为国际商事仲裁, 国际商会是较早采用这一标准来确定仲裁的国际性的。以争议的国际性质作为认定仲裁国际性的标准逐步形成之后, 被广泛地运用于仲裁实践。

还有一些国家兼采这两种标准, 即从当事人的国籍、争议的标的、权利义务的确定和履行、仲裁地点等多方面因素, 判断仲裁协议是否具有“国际因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采用这一混合标准, 尽量扩大国际仲裁协议的范围。

在国际实践中, 对于国际性有扩大化的解释的趋势, 例如, 在香港高等法院1993年审理的案件中, 两间香港贸易公司在香港订立了买卖大豆渣的合同, 交货条件为FOB大连, 但派船和付款均在香港, 发生争议在香港仲裁。双方当事人对该仲裁应适用国际仲裁还是香港本地仲裁的法律发生争议。香港高等法院认为, 虽然合同的当事人均为香港本地公司, 合同签订地以及派船和付款义务的履行都在香港, 但交货地点在香港之外, 而交货义务构成了“商业关系义务的实质性部分”, 因而该仲裁应属国际商事仲裁。

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受理国内争议可行性分析

(一) 允许国际仲裁机构受理国内争议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意思自治原则

仲裁是一种“类法律式”的冲突解决手段, 是当事人自愿将争端提交仲裁人进行审理, 受到仲裁人所作出的裁决的约束。和诉讼相比, 仲裁具有很强的自治性, 鲁贝林德维西提出国际商事仲裁自治性理论, 认为仲裁制度是一种独创的制度, 它摆脱了契约和司法权的观念, 具有自治性。而尊重当事人自由选择合适的仲裁机构对其争端予以解决是该理论的应有之意, 从这个角度来言, 限制国际仲裁机构受理国内争议似乎已无必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越来越体现了其自治性的特征。但是, 法律制度也从强调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这必然会对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原则进行约束, 在选择仲裁机构的时候, 这种约束也是存在的。因此, 无限制地允许当事人将没有任何国际因素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 在短时间内还会遭遇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二) 国内争议提交国际仲裁解决面临法律制度上的障碍

首先由于在处理具有涉外因素的纠纷时, 存在着冲突法问题, 仲裁程序往往适用仲裁地的程序法规则。因而, 如果允许国内争端可以在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这必然会首先产生纯粹的与一个国家有关的争端中出现了适用了外国法的情形, 这是阻碍国内纠纷到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性的最大障碍。

其次, 限制当事人将国内争议提交涉外仲裁, 一方面体现了仲裁制度与法院制度之间一种矛盾的张力, 体现了国家对仲裁的控制权力, 另一方面, 这种限制也与国家司法权威相联系, 在诉讼制度中, 纯粹的国内纠纷, 是不可能提交到国外法院进行审理的, 因此, 仲裁也必然应遵守这种对不具有涉外性的纠纷在解决方式上的限制。

此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日益白热化, 各国在涉外经济领域也采取了有别于国内经济的宽松自由的政策, 这导致许多公共政策方面的规则仅仅适用于国内经济领域。如果允许纯粹的国内纠纷到国际仲裁机构进行裁判, 必然引起原应适用的公共政策被规避的情况。

(三) 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内争议可适用国际商事仲裁应区别对待

应该指出, 要求取消对国内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动因,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仲裁的实际操作中存在问题, 例如在公正性、独立性甚至专业性方面, 远远逊于国际仲裁。不可否认, 这些缺陷对国内仲裁机构的权威性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是, 基于仲裁操作过程中本不应存在但却实际产生的各种缺陷为由, 而无视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间的本质区别, 要求取消对国内争议提交涉外仲裁的限制, 是缺乏理论基础的。

当前, 对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作出区分依然是普遍做法, 对国际仲裁裁决只作程序审查而不审查实体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和遵守的原则, 而对国内仲裁的监督范围则更为宽泛, 全面地允许将国内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并非现实, 但是全面地禁止也不符合仲裁趋同化的发展潮流。区分国内争议事项的性质, 将与国内利益联系密切的, 限制其在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例如, 有关反垄断法和破产的争议往往无法避免地与争议地的公共政策相关, 还涉及到市场竞争秩序, 与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 与国家控制无法做出截然的分割事项, 如果允许国际仲裁机构进行审理, 势必使相关国家忧心于本国的相关公共政策被仲裁庭所忽视。纯粹私人自治领域的, 诸如合同争议, 往往与第三方的利益或者国家公法利益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可以考虑允许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例如, 美国在确定证券争议的可仲裁性时, 严格区分了国际证券争议和国内证券争议而予以不同的规定, 纯粹的国内证券争议, 是不能提交国际仲裁的。

当然, 目前, 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的区分有淡化的趋势, 可仲裁事项的逐渐扩大, 将来, 双轨制的区分必然会出现融合和趋同, 但是, 这一前景, 还需要脚踏实地地推进, 而逐渐地允许与国内公法利益联系较弱的争议事项提交国际仲裁, 是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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