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事仲裁

国际海事仲裁（共6篇）

国际海事仲裁 篇1

国际海事仲裁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商事仲裁, 是指海事仲裁员或海事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仲裁协议, 对当事人之间的国际海事纠纷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制度。国际上大多数的海事纠纷, 如船舶买卖、船舶租赁、船舶碰撞、海难救助、海上运输及保险、海上污染等, 当事人通常都会选择国际海事仲裁来解决。由于航海贸易历史悠久, 国际海事仲裁也经历了长足发展, 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自主、专业、灵活的解决纠纷的理念, 不同于一般仲裁的诸多特殊程序, 为我们在诉讼外公平迅速地解决纠纷提供了参考。目前我国正在探索构建和谐社会, 借鉴国际海事仲裁的经验, 建立一个诉讼内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诉讼很早就成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 但有时并非是最优选择。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 兼顾公平、效率、经济、便利等多种价值, 就需要除诉讼外的其他方式化解矛盾, 解决纠纷, 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指在一个社会中, 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包含了诉讼内及诉讼外的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谈判、调解、和解、仲裁等多种方式。

二、国际海事仲裁对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国际海事仲裁的实质为仲裁, 是一种诉讼外解决纠纷的方式, 然而由于其悠久的发展历史, 成熟、权威而先进的制度设计, 不仅对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仲裁制度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对于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都具有诸多的参考价值。

(一) 国际海事仲裁引入独立的调解规则对我国的启示

1.国际海事仲裁中的调解规则

仲裁结合调解解决纠纷的做法早已存在。例如我国1994年《仲裁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 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 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作出裁决。调解达成协议的, 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仲裁中的调解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 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然而国际海事仲裁引入的调解规则与我国国内理解的仲裁结合调解的方式有所不同。国际海事仲裁由于其国际性的特点, 需要考虑不同国家仲裁、调解制度的差异。因为不少西方国家认为, 如果调解与仲裁相混合, 由仲裁员同时充当调解员, 会影响仲裁员的中立地位。同时, 当事人在调解中才会做出的妥协, 若调解失败后仲裁员作出的仲裁裁决掺杂了该当事人在调解中的让步, 则会对该当事人不利。

因此国际海事仲裁中的调解规则不同于我国《仲裁法》仲裁程序中的调解规则, 其调解程序是独立于仲裁程序的。这种独立性表现为:

首先, 仲裁员与调解员相分离。调解员有专门的区别于仲裁员的调解员名册, 调解员专门化、专业化。例如著名的国际海事仲裁机构——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就有一份由其会员组成的在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缩写为ADR) 中充任调解员的小组成员名单。国内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接轨程度较高的仲裁机构——北京仲裁委员会, 在其2008年4月1日起实施的调解规则中也会提供给当事人一份调解员推荐名册。当然, 鉴于我国专门调解人才的匮乏, 调解规则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该名册中选择调解员, 也可以在名册外选择自己信任的调解员。

其次, 调解程序与仲裁程序互不干涉。调解可以在仲裁之前进行。若当事人协商在仲裁中进行调解, 则仲裁程序中止, 启动调解程序, 由专门的调解员进行调解。若调解成功, 则撤销仲裁, 以调解结案;若调解失败, 则继续仲裁程序。

2.对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首先, 我国诉讼内的调解早已存在。《民事诉讼法》第八章“调解”明确规定了诉讼内的调解制度, 其中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调解由审判员或合议庭主持, 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然而从目前的法律条文中可见, 调解并未成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与诉讼并存, 只是辅助诉讼顺利进行的一种手段。因此可以借鉴国际海事仲裁调解机制中调解员专门化、专业化的做法, 针对不同类别的案件, 制作调解员名册, 寻找愿意从事调解工作的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如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 金融领域的专家调解金融纠纷等。这样也会令法官更加中立、有效率地合理处理纠纷。

其次, 在诉讼外纠纷解决过程中, 国内仲裁也可参照上述诉讼内的调解机制, 引入仲裁中独立的调解制度, 并可针对不同领域进行专门规定。我国于2008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已就劳动纠纷作出了专门规定, “发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 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 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形成“调解 (可选) ——仲裁 (必经) ——诉讼”模式的纠纷解决机制, 方式较为灵活, 其他领域可以借鉴推广。

另外, 国际海事仲裁中的调解机制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属于民间调解, 适用范围较小, 仅限于民间纠纷, 即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对于与法人有关的各类民事、经济纠纷并非人民调解制度的调整范围。可以考虑借鉴国际海事仲裁中由“商业人士”担任调解员的做法, 结合行业调解, 将人民调解的范围扩大, 如民间纠纷、涉及法人的民事和经济纠纷、刑事自诉类纠纷等, 分门别类, 各领域均由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 力促当事人在调解阶段顺利解决纠纷。

(二) 国际海事仲裁员的选任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1.国际海事仲裁员的选任原则

受英美法系国家的影响, 国际海事仲裁对于仲裁员并未规定法定资格。主要是考虑仲裁是一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 “除非是公共政策, 法律也不应去干涉他们双方要找谁做仲裁员”。在国际海事仲裁的实践中形成的仲裁员选任原则为:海事仲裁员最基本的资格应为“商业人士”。例如伦敦海事仲裁员绝大多数都是曾经从事过航运业 (如担任过船长、经纪人、验船师等) 或担任过商业律师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事。国际海事仲裁员强调专业性, 同时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2.对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国际海事仲裁员的选任原则对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仲裁员的选任有所启示。

我国《仲裁法》第十三条对国内仲裁中仲裁员的资格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仲裁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 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 (二) 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 (三) 曾任审判员满八年的; (四) 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 (五) 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仲裁委员会按照不同专业设仲裁员名册。”这一规定具体详尽且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与国际海事仲裁员选任原则相比, 仍存在一些问题。

国际海事仲裁员被要求必须是与被裁案件专业相符的“商业人士”, 当然包括该行业的专家或该领域的法律人士。首先, 我国仲裁法第十三条前四项涉及的均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人士, 但未强调该法律人士对所裁案件的专业性, 试想一个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满八年的律师担任金融案件的仲裁员显然是不恰当的。其次, 第十三条第五项是对“商业人士”的规定, 但又以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加以限制。正如杨良宜先生所说, “因为仲裁是可以用在每一个行业, 卖臭豆腐的小生意有纠纷也可用一个简易的仲裁”, 如果卖臭豆腐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均不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仲裁是否还可以开展呢?

因此, 我国仲裁法对于仲裁员资格的界定可以借鉴国际海事仲裁对仲裁员选任的原则加以改进, 突出仲裁员的专业性, 而专业性并非仅通过职称加以体现。同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对仲裁员的选择, 法律可以适当减少对仲裁员资格的限制。

(三) 国际海事仲裁的快速低费程序对我国的启示

1.国际海事仲裁快速、低费程序

著名的国际海事仲裁机构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有一项特殊的简易程序, 即快速低费程序。它与小额索赔程序相衔接, 小额索赔程序适用于标的额在5万美元以下的简单海事争议, 由一名独任仲裁员裁决。而快速低费程序则是专门为那些标的额不大, 但又超过了可以提交小额索赔程序审理标准的中等型争议而设定的简易程序。若当事人未约定具体标的额但又约定适用快速低费程序, 则该程序适用于25万美元以下的争议案件。为加快速度, 达到“快速”, 申请该程序的当事人放弃了向法院上诉的权利;为控制费用, 达到“低费”, 该程序由一名独任仲裁员审理, 且有严格的审理期限, 一般不开庭审理。

2.对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国际海事仲裁快速低费程序对我国仲裁中的简易程序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快速低费程序是针对标的额中等案件而设定的简易程序, 然而我国仲裁法对于仲裁简易程序并未有明确的规定。目前的实践中, 许多国内仲裁委员会已经根据仲裁灵活、快捷、经济的特点, 制定了各自的简易程序。因此, 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予以规定, 可以参考国际海事仲裁中依据标的额不同设定不同程序的做法, 小额索赔程序方便快捷, 快速低费程序为标的额中等案件提供快速解决的途径, 从而做到高效化解各类矛盾, 节约社会资源, 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诉讼内的简易程序也可参考国际海事仲裁简易程序的划分标准, 对小额诉讼和中等标的额但案情简单的诉讼案件适用简易程序, 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审判效率。

总之, 国际海事仲裁作为一项专业、成熟、高效的纠纷解决方式, 其调解规则、仲裁员选任原则以及简易程序等很多方面都对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应进一步挖掘其优势, 借鉴到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及完善中来, 使得纠纷解决更加专业、高效、经济、便利, 真正达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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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中国海事仲裁的特点(1) 篇2

1 机构仲裁的特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规定，中国仲裁是完全的机构仲裁，实践中不存在临时仲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简称《仲裁规则》）规定，对于其受理的海事仲裁案件，秘书处作为机构的日常管理部门，负责案件的受理，决定其管辖权，向当事人收取仲裁费（包括仲裁员的办案报酬），收取并向仲裁庭转交案件的所有材料，主任代当事人指定仲裁员，秘书处组织仲裁员开庭、合议、整理打印等。可见，CMAC在整个仲裁程序中起着重要的管理、推动和监督作用，是整个仲裁程序的“中枢”。每个案件都有专职秘书负责，秘书的工作量很大。为保证仲裁裁决的基本统一性，CMAC还有裁决书的核稿制度。《仲裁规则》第63条规定：“仲裁员应在签署裁决书前将裁决书草案提交仲裁委员会，在不影响仲裁员独立裁决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可以就裁决书的形式为题提请仲裁员注意。”在涉及实体问题时，CMAC内设立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可以向仲裁庭提供专业及法律意见，供仲裁庭参考。这种做法有利于保证机构仲裁的整体质量，在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中并不少见，如设立在法国的国际商会仲裁院就有此类核稿制度。

CMAC是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同附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的仲裁机构。虽管辖范围不同、分工不同，但其性质均为民间仲裁机构，财务独立，不隶属于任何行政单位。这有利于保持其独立公正性，完全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国内关于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的讨论不断，不少学者主张我国应适时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甚至有学者认为CMAC受案量少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没有设立英国伦敦那样的临时仲裁制度。事实上，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的区别越来越小，无论机构仲裁还是临时仲裁，最终都由仲裁庭来审理案件。伦敦海事仲裁案件数量占据全球海事仲裁案件总量的90%以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据此就认为CMAC受案量少的原因在于机构仲裁。在国内目前 的社会发展阶段下，贸然实行临时仲裁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要从当前社会中选择出像常设仲裁机构所拥有的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仲裁员难度较大。另外，临时仲裁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管理，可能出现因当事人不合作而使仲裁程序拖延甚至无法进行的窘境，仲裁费用也难以控制。即使像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那样典型的临时仲裁机构，其董事会也不断接受服务对象的反馈，加强仲裁管理工作，提高办案效率，积极向机构仲裁学习经验。

2 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或者以其他方式达成的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达成。仲裁协议是当事人申请仲裁的前提条件。《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及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均规定仲裁协议应具备3个要件：（1）内容要件。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解决无论是否合同关系所产生争议的意愿表示，即仲裁协议应规定仲裁意愿。（2）形式要件。仲裁协议应具备书面形式。《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于书面形式的规定比《纽约公约》的规定宽泛得多。（3）实质要件。仲裁协议是合同的一种，必须符合所适用法律对合同成立及有效的要求，例如，仲裁协议当事人应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等。对于仲裁协议的内容，《纽约公约》《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及英国《仲裁法》只强调仲裁协议须具备仲裁意愿，并无其他要求。

受国际海事仲裁大多为临时仲裁、仲裁条款只定明仲裁地点的影响，我国的航运当事人往往在海运合同的仲裁条款中也仅写明仲裁地点，如“北京仲裁”“上海仲裁”“合同履行地或签订地仲裁”等条款经常出现在CMAC受理的案件中。根据《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包括仲裁请求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等3项内容。第18条规定，仲裁协议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上述规定在实践中造成一定的困难和障碍：（1）否定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表明其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而不愿意诉讼的意愿，如果因仲裁协议没有选择仲裁机构就否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则违背契约自由的原则，与《纽约公约》的精神及国际趋势不符。（2）要求仲裁协议必须写明仲裁委员会名称，与当事人的习惯不符。仲裁是商业人士解决争议的习惯选择，当事人通常不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水平，不太可能订立出非常规范的仲裁协议，而且国内商人在对外交往中很容易受国外当事人的影响，按照对方国家的习惯订立仲裁条款，甚至直接采用外国的标准格式合同，仲裁协议很难符合我国法律的要求。

总之，《仲裁法》对于仲裁委员会名称的规定过于严苛，对我国海事仲裁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在《仲裁法》生效以前，“北京仲裁”条款得到中外当事人及国内司法机关的认可，认为该条款等同于“在北京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但是，在《仲裁法》生效后，每年约有20%的案件因当事人订立的仲裁条款为“北京仲裁”而无法受理。因此，建议当事人采用CMAC推荐的示范条款，即“将本合同项下的争议提交CMAC仲裁”，以规避仲裁条款异议的风险。要从立法上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时间，程序也十分复杂。但是，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地方立法应有所作为，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给予上海地区海事仲裁一定的扩张力度。

（未完待续）

略论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 篇3

一、可仲裁性内涵

当某种事项的争议依据法律可以通过仲裁加以解决时, 这种事项就具有“可仲裁性” (A rbitrability) (1) 。先来了解“仲裁”的含义, 仲裁即公断, 由第三方在双方之间进行裁断。仲裁解决争议的方式类同于诉讼, 与诉讼不同的是, 在国家看来仲裁仅适合某些特定争端的解决, 并不适合所有类型争端的解决, 该领域于是出现了可仲裁性问题。争议事项依据适用法律具有可仲裁性, 是仲裁合法的前提。约定将不具有可仲裁性的争议事项提交仲裁解决, 将会导致仲裁协议的不可执行、仲裁程序的终止、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被拒绝承认执行。可仲裁性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 也反映了一国对仲裁的支持程度。它自身的发展从各个角度影响、决定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国际商事仲裁个案来说, 它与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都有着直接的关系。[1]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来说, 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 可仲裁事项范围持续扩大, 这正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在生存中追求发展、靠发展稳固生存的证明。

二、可仲裁性的确定标准

根据各有关国家的仲裁立法与实践, 各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本国所认可的仲裁范围, 不仅成文法国家和判例法国家做法很不相同, 即便在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项的可仲裁性也实施不同的政策。

大陆法系一般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仲裁的事项。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1804年民法典第2059条的规定:“凡是可自由处分的权利, 均可提交仲裁解决。”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30条 (1) 款也有类似的规定:“任何涉及经济利益的请求, 均可成为仲裁协议的标的。”[2]在各国立法实践上, 与财产所有权权利有关的争议均可提交仲裁解决。而与人的身份有关的争议, 如人的行为能力、婚姻、抚养、继承等方面的争议就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英美法系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的形式决定可仲裁的事项。按照这些国家的司法实践,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一些传统上不能仲裁的事项, 如证券交易争议仲裁、知识产权争议仲裁、反托拉斯法项下的争议的仲裁、劳动争议仲裁等, 只要当事人之间订有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 均可通过仲裁解决。

不管上述哪种模式, 各国在考虑争议的可仲裁性时都设立有一定的标准, 首先必须具备主体标准, 即仲裁双方当事人首先要具有主体的平等性。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客观标准, 其中“可争讼性”、“可和解性”、“财产权益”以及“公共秩序”四种标准最具代表性。 (1) 可争讼性。其确定了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纠纷事项的性质, 存在于特定的相像主体之间, 争议的主体具有直接、公开地遏制、排斥对方的对抗。[3]认定公民民事能力案件和认定无主财产案件等非诉讼案件, 以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权属确认案件被排除在可仲裁事项范围之外。 (2) 可和解性。只要是涉及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益的争议都可交付仲裁。对于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权益的争议则不允许交付仲裁, 如刑事案件、税收案件等, 这是因为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的权益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而不属私法或商事关系的范畴。 (3) 财产权益性。在诉讼范围内, 有些争议虽然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和确认, 但是解决的结果只涉及到法律状态和法律事实的存在, 不能导致财产关系的发生, 不具有可赔偿性。如有关身份地位、家庭关系等争议。这一标准明确了一些传统可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 (4) 公共政策。所有国家都会采用这一标准。无论在大陆法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都出现了这样一类涉及社会、法律、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及社会重大利益的概念。每一个国家都会出于本国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的考虑, 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 哪些问题不得用仲裁予以解决。由于各国出于不同的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 在立法层面上对国际商事争议的仲裁范围也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界定:一般而言, 非商事争议事项往往由法院解决, 大部分商事争执可以交付仲裁, 少数商事争执仍由法院处理。[4]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国际社会一般对国际商事仲裁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度, 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演变, 公共政策的影响在逐渐弱化, 从主要的障碍演变为司法的保障, 国际商事仲裁将在更加自由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三、可仲裁事项的法律适用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律适用的影响, 根据不同的法律, 同一争议事项可仲裁性问题可能截然不同。综观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 无论案件由仲裁机构还是法院审理, 在决定争议标的可仲裁性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几类法律: (一) 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或合同应当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对仲裁相关事项的合意选择对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具有优先的决定作用,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选择适用的法律也可决定争议的事项是否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二) 仲裁地法, 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未能就该协议应当适用的法律作出约定, 则由仲裁庭决定应当适用的法律。《纽约公约》第5条 (1) 款明确规定仲裁裁决的认可与执行有可能因为仲裁协议在仲裁地法下无效而被拒绝。争议事项提交仲裁机构以后, 仲裁庭行使仲裁权时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仲裁过程中法律的适用及仲裁地点的选择上; (三) 仲裁裁决执行地法, 仲裁裁决执行地法对可仲裁性问题的影响体现在《纽约公约》第5条 (2) 款的规定, 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可能由于争议事项在仲裁裁决执行地本国法中是不可仲裁的而被拒绝。因此, 法院地法在决定可仲裁性事项的问题上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中国有关可仲裁事项的立法及问题

我国仲裁立法对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类似, 体现在1994年《仲裁法》第2条、第3条中:首先, 以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可仲裁事项, 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可以仲裁”, 把“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列为可仲裁范围的两种类型;同时, 以列举的方式排除了“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等涉及人身关系的争议, 还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规定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类型的争议都可以通过仲裁解决, 但从保留行政机构管辖权来看, 保护国家利益在中国法中仍处于优先地位。有关争议可仲裁性的规定还散见于其他法律文件中, 如1986年我国加入《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作出的惠保留声明和商事保留声明: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适用该公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为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

综上, 就立法方式而言, 我国在《仲裁法》中既对可仲裁事项作了原则性规定, 又列举了某些不可仲裁事项。但《仲裁法》对于可仲裁性问题规定不明确, 而且限制较多。在我国, 仲裁的范围仅限于“财产权益纠纷”, 而将与与财产权益无关的侵权纠纷则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如在名誉侵权案中, 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包括赔偿损失的内容, 此类纠纷将因为不属于“财产权益纠纷”而被界定为“不可仲裁”。[5]同时, 对于其他特殊争议事项, 如反托拉斯争议和破产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仲裁法》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有些相关法律在可仲裁性问题上互不衔接, 如《专利法》和《商标法》与《仲裁法》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可仲裁性问题上的规定相互不一致。上述这些问题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迅猛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与我国加入的《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不符, 而且会导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大量有关知识产权本身的有效性、破产、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的争议无法受理, 最终会影响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展。

时值《纽约公约》签署五十周年, 世界各国已经普遍扩大了仲裁的适用范围, 对于争议所涉及的实体权利义务, 只要不是与人身或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 都可付诸仲裁。《1998年德国仲裁法》第1030条规定:“任何包含经济利益的争议均可成为仲裁协议的标的。对于不含有经济利益的争议事项, 仲裁协议仅在当事人有权和解的事项范围内有效”。这就将仲裁的领域突破了“商事”的界限, 包括但并不限于广义上的经济目的, 对可仲裁性问题采取了最广义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立法思路。[6]可以预见,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经济贸易活动将更为活跃, 国际商事争议数量会直线上升, 更多争议事项进入可仲裁领域势在必行。外国投资者会用本国的更宽松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体制, 我国仲裁立法应当向国际靠拢, 在今后的立法中不断明确与完善, 采用最高法院通知、解释、或判例的方式对具体事项的可仲裁性予以判定, 以促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自由发展。

摘要：可仲裁性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 在仲裁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不仅直接关系到具体争议解决的途径和效果,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制度总的态度, 体现了一国的公共政策。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法律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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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事仲裁 篇4

由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负责编制并发布的首部海事仲裁“蓝皮书”，共四个篇章，分别为“2014年度中国海事仲裁概览”、“中国海事仲裁制度的新发展”、“2014年度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取得的新突破”和“中国海事仲裁典型案例评述”。“蓝皮书”全面梳理中国海事仲裁发展特别是《仲裁法》实施二十年来，海事仲裁取得的长足进步，重点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收集、分析2014年度中国海事仲裁案件数据，跟踪中国海事仲裁的法制发展，观察中国海事仲裁机构在推进国际海事仲裁规则与实践方面所作的努力，探讨中国仲裁领域的司法协助与监督情况，从而对中国海事仲裁的发展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总结与报告。

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3年，中国海仲委共受理案件491件，争议金额达66.9亿元人民币，审结案件343件。2014年，受理案件的争议金额由2013年的15.95亿元人民币升至18.06亿元人民币，审结案件数量也增至115件，其中无一起案件被法院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显示出海事仲裁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据介绍，首部海事仲裁“蓝皮书”突出和体现了三个亮点，一是对我国海事仲裁发展宏观环境进行深入分析、解读海事仲裁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改革、航运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对中国海事仲裁实践做细致入微的样本分析，包括案件管理数据、仲裁规则及制度创新、典型案例；三是对中国海事仲裁司法协助与监督进行梳理，其中不少数据系首次公开，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评论视角也可反映我国司法的主流意见，使“蓝皮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考意义。

“我国海事仲裁始于1959年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的海事仲裁委员会，迄今已走过了近一个甲子的春秋。”中国海事仲仲裁院副院长陈波表示，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新一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海仲委面临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的机遇和挑战，其确定的战略思路和目标是：加快发展，做大做强；狠抓办案质量，提高仲裁公信力，为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作贡献。

业内专家认为，首部海事仲裁“蓝皮书”的发布，将推动中国海事仲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为国内外仲裁界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促进我国海事仲裁制度的完善和仲裁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拓展作为高端服务业典型代表的海事仲裁在全球航运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合并仲裁 篇5

在国际商事领域, 多方交易越来越普遍,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很可能产生多个彼此关联的争议。对这些争议采取单独的仲裁程序分别进行会带来很多程序与实体上的不便, 合并仲裁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新的现实挑战而出现的。

( 一) 合并仲裁的出现

合并仲裁是指将当事人之间原本应该分别仲裁的多项争议合同合并到同一个仲裁程序中由同一个仲裁庭进行审理。

合并仲裁是随着国际关联贸易的兴盛而逐步出现的, 其存在基础是多方多合同争议, 即一份合同涉及两方以上的当事人, 或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有很多个合同, 再或者多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很多个合同。多方多合同争议在当今的国际多方贸易中十分常见,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 连锁型争议。这种形式是指为了完成一份交易, 多个当事人之间分别缔结了多份合同, 这些当事人则通过多份合同相互联结成一个连锁结构。第二, 并列式争议。这是指一个当事人为了同一笔交易与多个当事人签订了多份合同而相互联结成伞状结构。

( 二) 合并仲裁的优越性

合并仲裁作为一种新的仲裁方式, 其优越性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来分析。

1. 有利于简化程序

从程序上来看, 合并仲裁可以有效地降低不必要的重复, 提高了解决争议的总体效率。 (1) 首先, 对于处于争议中心的当事人来说, 合并仲裁可以节省他们的时间和费用, 例如, A与B、A与C、A与D的三分关联合同都出现了纠纷, 都向仲裁机构提出了申请, 如果分别进行仲裁的话, 那么处于争议中心的A就必须奔波于三场仲裁之间, 虽然这三个争议很可能在实施或者法律方面都是高度重复的, 但是A也不得不聘请三次律师、在三场仲裁中都出庭, 对同一问题进行多次的重复, 这样无疑极大地加重了A的负担。但若采取合并仲裁, 就可将这三个争议在一个仲裁庭中审理, 减少了A不必要的重复与奔波, 提高了效率; 其次对于仲裁庭来说, 由于几个仲裁庭所面临的事实、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 采取合并仲裁的方式就可以避免了仲裁庭对同一案件各自进行调查、开庭等程序, 这样有利于合理地安排司法资源, 减少浪费, 提高效率。

2. 有利于实体正义

从实体上来看, 若分别仲裁, 即使是基于相同的事实, 有时由于不同仲裁庭对同一法律问题的识别不同、当事人提交证据不同以及双方律师的辩论水平差异较大等诸多原因, 使得各个仲裁庭所了解到的案件事实是有所差别的, 就会很容易做出错误的裁决; (2) 其次仲裁具有一裁终局的特点, 若仲裁庭做出错误裁决, 相当于间接剥夺了当事人申请救济的权利, 使当事人丧失了继续追求公平解决争议的机会。 (3) 如果采取合并仲裁的方式, 会使得仲裁庭有机会对所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 构建完整的法律事实, 从而减少裁决不公的情况。

( 三) 如何进行合并仲裁

目前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的国际条约数量非常少, 各国实践做法也并不一致。

1. 合并仲裁的法律依据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的一个基本特征, 只有在取得多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时或者授权时, 法院或者仲裁庭才有权根据一定的条件合并多个仲裁程序, 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 2015 年版)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经一方当事人请求, 仲裁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根据本规则进行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仲裁案件合并为一个仲裁案件, 进行审理: ……4. 所有案件的当事人均同意合并仲裁。” (4) 采用这种模式的还有《英国仲裁法》、 (5) 《爱尔兰仲裁法》、 (6) 《新加坡仲裁法》等立法。

此外, 仲裁庭还会考虑依据仲裁规则来进行合并仲裁, 因为当事人在合同中一般会对仲裁规则作出约定。但是笔者发现对合并仲裁作出规定的仲裁规则是十分有限的, 且这些规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做法, 一是规定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 二是赋予仲裁庭自由裁量权, 所以依据仲裁规则进行合并仲裁似乎也不是很行得通。再者, 仲裁庭还可据相关立法来合并仲裁。但是这种立法和上述的仲裁规则一样, 很少有对合并仲裁作出明确规定的。即便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对此作了规定, 也还是会回归到当事人意思自治上来。

2. 合并仲裁的决定主体

不同的仲裁规则及立法对于此问题的规定的是不同的。第一、由当事人决定。这也与之前合并仲裁的法律依据是相一致的。第二、由仲裁庭决定。例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规定: “除非当事人作出了相反的书面约定, 否则仲裁庭有权在任何一方当事人申请之下, 或依其自己的决定, 并在给予所有当事人足够的机会表达观点的情况下, 允许一个或多个第三人作为仲裁当事人加人仲裁程序, 并在同一个仲裁程序中就当事人之间提交的所有争议进行审理并一起作出或分别作出终局裁决。” (7) 第三、由法院决定。由法院作为决定合并仲裁的主体,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强制合并仲裁。它是指在提交仲裁的多个争议满足一定的条件时, 比如争议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当事人的请求等方面具有关联性、相似性或者相同性, 法院可以直接命令仲裁庭对这些争议进行合并仲裁, 而不需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对此已达成合意。目前已经有国内立法做出了这样的规定, 比如香港法。

二、强制合并仲裁带来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 合意合并仲裁的确是解决争端的良方, 但是实践中达成合意合并仲裁似乎并不是很容易的, 会出现很多强制仲裁的情况。笔者认为, 强制合并仲裁虽然能快速地解决纠纷, 但是它有很多弊端。

( 一) 冲击意思自治

法院强制合并体现的是法院的意思, 并不是当事人的意思, 在强制合并仲裁中, 以法院命令来代替当事人合意, 将决定权向法院转移, 这实际上是以仲裁的司法性稀释其契约型,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国家司法对仲裁的干涉, 如果这种现象成为常态的话, 很可能会是当事人不愿意采取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争议。笔者认为, 仲裁作为一项解决争议的有效手段, 更多地应该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使争议得到公平解决。

( 二) 冲击仲裁私密性的特点

仲裁的保密性是指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 即在一般情况下, 与案件无关的人在未得到所有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的允许之前, 不得参与仲裁审理程序。 (8) 当事人之所以不愿意达成合并仲裁的意向, 是因为不愿意让第三方知道自己与对方的商业关系, 或是不愿意让第三方获悉其与对方的商业秘密。而法院强制合并仲裁, 无疑是很粗鲁地将合同双方的商业合作关系甚至是一些商业秘密暴露在第三方面前, 对仲裁的私密性造成了冲击。

( 三) 法院强制合并仲裁削弱了仲裁庭的权力

当事人之所以通过仲裁协议赋予仲裁庭很大的权力, 就是因为仲裁庭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仲裁程序的进行应当是交由仲裁庭决定, 如果将进行仲裁程序的权力交由法院, 那么诉讼和仲裁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这样做的话会导致仲裁具有双重性质, 但是又同时丧失了诉讼和仲裁的优点, 最终这种仲裁这种争议解决方式变成鸡肋。

三、我国立法现状和建议

如前所述, 合并仲裁具有双面性,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 我国对外贸易交流必定会更加频繁, 多方多合同争议的情况也会不断出现,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范围内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

目前我国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的法律文件并不是很多, 目前找到的有三个。第一,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46 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仲裁案例涉及到共同事实问题时, 仲裁庭认为合适时, 在征得所有当事人同意后, 可以进行合并审理, 由各案首席推选一人主持开庭, 但裁决书应分别做出。” (9) 第二,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征求意见稿) 第7 条第2 款规定: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受理主合同纠纷, 当事人同时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可以一并审理。主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约定由不同仲裁委员会的, 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同时主张权利, 先受理的仲裁委员会依当事人申请可以一并仲裁。”但是这一条在最终稿中并未保留。第三, CIETAC仲裁规则2015 年版第19 条, 内容在前文已经提及, 此处不再赘述。由此可见, 我国大陆地区并没有关于合并仲裁的相关立法规范, 只有极个别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合并仲裁做出了简单的规定。

针对我国目前的这种状况, 笔者认为:

首先, 应当在《仲裁法》中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应当承认合并仲裁的优越性, 在一些诸如国际海运等多方多合同争议多发领域, 采用合并仲裁的确会有利于争议公平快速地解决。鉴于我国目前对合并仲裁并不是很了解, 可以现在《仲裁法》中做出较为简单的原则性规定, 待时机成熟是再进一步细化。

其次, 以某些行业仲裁机构为试点, 细化其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的规定。如前所述,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已经在自己的仲裁规则中对合并仲裁做出了简单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海运是多方多合同争议的多发区, 可以先选择几个类似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这样的行业仲裁机构作为试点, 以行业龙头仲裁机构的规定为参考, 结合我国的实践情况, 具体细化其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的规定, 待积累一些经验后, 再逐步推广。我国香港地区对于合并仲裁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 我们可以参考香港地区, 对合并仲裁中的多个问题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规定, (10) 使当事人在选择了这一仲裁规则后, 自身的合法利益能够得到维护, 争议能被公平快速地解决。

四、结论

合并仲裁的出现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我国内地并没有对合并仲裁的立法, 相关的仲裁规定也很简单, 应当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规定,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 制定出科学完善的仲裁规则, 使合并仲裁切实能在我国发挥作用, 有关合并仲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都会进一步深化, 我们也将会对其有进一步的认识。

注释

11李广辉, 薛胜利.合并仲裁法律制度探究—健论中国合并仲裁制度之构建[J].河北法学, 2006, 6 (6) :73-79.

22 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452.

33 邓杰.伦敦还是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95.

4

55 See Art.35 of UK Arbitration Act (1996) .

66 See Art.16 of Ireland Arbitration Act (2010) .

77 See Art 22 of The LCIA Rules.

88 郭玉军, 梅秋玲.仲裁的保密性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 2004 (2) :26.

9

论国际商事仲裁之仲裁语言的确定 篇6

商务部2014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我国对外投资已覆盖16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地区语言覆盖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世界大部分语言覆盖地区。国际商事贸易中,贸易对象来自不同的国别,所使用的语言也各不相同,确定的仲裁语言对仲裁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际商事仲裁语言的产生路径

仲裁语言的产生方式有多种形式,纵观国际法与国内法规定,仲裁语言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路径:

(一)当事人约定

当事人约定仲裁语言是仲裁语言产生的最主要途径。由于仲裁协议的“合同”本质,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可自由约定仲裁程序中使用的语言,同时有自由约定使用一种或多种语言的权利。在国际公法或国内法中,大多数规定且尊重当事人对仲裁语言的约定优先地位。

(二)默认形式

1. 默认仲裁协议语言。

当事人在起草、签订仲裁协议市选择某种语言作为仲裁语言过程中,由于双方就仲裁协议有过要约承诺的表达,可以推定双方就仲裁语言选择条款以默认的形式确定。默认仲裁协议语言为仲裁语言是在当事人没有就仲裁语言专门作出约定情形下,最大程度接近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做法。

2. 默认仲裁庭使用语言。

未约定仲裁语言情形下,默认仲裁庭使用语言为仲裁语言,是顺应仲裁效率的要求。一方面,双方默认选择仲裁庭语言,不另在仲裁协议中进行约定,利于节约立约成本;另一方面,仲裁庭使用常用、熟悉的语言进行仲裁,有利于仲裁员对需仲裁案件的审理效率提高。

(三)指定形式

在当事人未约定仲裁程序使用语言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对仲裁程序使用的语言以及应使用该语言的程序作出决定,但该决定的作出应充分保障当事人有充分的机会陈述、证明和答辩,应当给予当事人说明情况的充分机会。如国际商会《仲裁规则》(2012年)第20条“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语言的,仲裁庭应当在适当考虑包括合同所用语言在内的所有情况后决定使用一种或数种语言进行仲裁。”

三、国际商事仲裁语言确定的几个考量因素

实践中由于对交易双方母国语言、仲裁机构选择、仲裁费用等因素的考量,双方难以在仲裁协议订立之时即仲裁程序实现前对仲裁语言达成统一意见。在仲裁协议订立阶段或仲裁程序启动前,仲裁语言的确定仍有可商榷之处。

(一)审慎制定仲裁协议

1. 事先约定仲裁语言。

仲裁语言确定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即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一种或多种明确的仲裁语言。由于仲裁语言非仲裁协议生效要件,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语言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并不会影响仲裁协议效力。因此,当事人在约定仲裁语言时应审慎选择。

2. 选择适当仲裁机构。

在制定仲裁协议时,仲裁协议的生效要件通常包括书面形式、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的选定也可能会影响仲裁语言的选择。仲裁协议签订时,明确所选择的仲裁机构对仲裁语言是否有特殊限制,从而对协议内容及形式作出准确设定。

(二)交易费用的考量

仲裁具有收费低、结案快、程序简单、气氛宽松等特点,因而成为解决跨国纠纷的优选方式。仲裁费用主要包括当事人费用和仲裁程序费用。不当的仲裁语言可能造成,仲裁员及代理律师可选择范围缩小,庭审中大量开庭取证、证人的语言亦需要转化为仲裁语言,陈述时间的延长,翻译费用昂贵材料众多。若为仲裁语言所累,会造成仲裁程序选择得不偿失。

(三)对仲裁语言异议的救济

根据仲裁语言提出异议的阶段不同可以寻求不同的救济方式。1.仲裁程序启动前,对双方约定、仲裁庭默认或仲裁庭指定语言有异议的可以在申请或者答辩之时向仲裁庭提出异议请求;2.仲裁程序中,有权就语言问题向仲裁庭请求帮助。在当事人未约定仲裁程序使用语言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对仲裁程序使用的语言以及应使用该语言的程序作出决定,当事人有充分的机会陈述、证明和答辩机会。

即使在决定仲裁语言之后,当事人仍有权寻求翻译(包括口译)的帮助,这是《仲裁规则》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西方规则建构主义认为人和社会的互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演绎出规则,规则造就社会结构,汇聚成独特的统治形式。施动者在创建和部署规则时,要力争自己相对于他人的优势,使自己最大限度的受益。仲裁语言的确定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具有十分的影响力,了解和清楚仲裁语言的确定途径,选定适合的仲裁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掌握制定仲裁条款的主动权,选择最适当的仲裁语言,力争在国际贸易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John R.Searl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95:59-77.

[2]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