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翻译观论文

科技翻译观论文（精选9篇）

科技翻译观论文 篇1

引言

五四运动以前, 中国翻译史上掀起了三次翻译高潮[8]。在第二次高潮即明末清初的科技译事中, 译家辈出, 而士大夫徐光启名列其中。晚清鸦片战争后, 科技翻译再掀辉浪, 其中英人傅兰雅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约百年后, 英国翻译理论家萨瓦里提出了近乎完美的科技译论。那么三个译者的翻译动机为何, 出于何缘由, 翻译方式有何不同, 受哪些因素的制约, 以及翻译思想之间又有何联系?据此, 本文探讨了中西合璧与三位一体的现代科技英语翻译观, 以期为未来的科技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1. 翻译动机

三个译者身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徐氏生在晚明, 时人备受“封建社会空疏的唯心理学和无用的八股文的禁锢”[7], 自然科学远不及西方的发展, 晚明又遭倭寇和满族的威胁。内忧外患之际, 徐氏心系国运, “相共传译……裨益民用”[2], 他从事翻译旨在发展科技、强国富民。而傅氏任职于晚清, 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引起世风与价值观逐渐改变, 西学东渐思潮盛行。傅氏希望通过译书改变华人轻科技的落后观念以利国利民, “译书启发中国民智”、“译书外另有大益于国”[2]。二战后, 先进的科技水平在国家综合国力中日趋被奉为圭臬。英国饱受二战洗礼, 当时的经济地位大跌, 保守党和工党的社改措施成少败多, 社会整体发展缓慢, 此时萨瓦里在其译论中指出:在一个科技昌兴的时代, 传播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任重而道远[1], 其旨亦在增强国家实力。可见三者的翻译动机大同小异, 源于目的语社会内部对新事物产生渴求。

2. 翻译方式

特定的目的语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阅历形成了译者不同的翻译方式。在晚明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下, 徐氏不懂外文, 其科技译著是和西士合译而成[5], 方式较简单, 即“由传教士口译, 国人笔述, 乃至另一部分传教士与国人反复校对……最后完稿”[5]。晚晴科技翻译活动之初, 仍采用“译述”[5]的方式, 但受西学的影响“已有懂得外文的国人参加翻译了”[5], 傅氏乃主要的口译者, 曾与华士合译, 但多数科技书籍都由他独自译著。而萨氏则无前两者之例。

3. 翻译思想

三个译者在科技翻译观上有诸多的共性。在翻译选材上, 徐氏和傅氏均强调要抓“急需”, 前者强调“此书为用至广, 在此时尤所急需。”[2]后者则认为“平常选书法, 为西人与华人择其合己所紧用者”[2];在翻译方法上, 傅氏总结经验:“必将所欲译者, 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2], 同样, 萨氏指出科技翻译着重强调译者必须悉通所译内容[1];另外, 在科技词汇创新上, 傅氏指出“近来中西交涉事年多一年, 则新名目亦必每年增广”[2], 而萨氏更详尽地指出科技词汇具有构造新词汇的特征, 这些词的词义通常固定, 一旦投入使用, 便不再变更[1]。

然而他们的翻译思想又独具特色之处。徐氏认为翻译西历必须“分别轻重缓急, 循序渐进”[2], “述叙既多, 宜循节次”[2], 他对翻译并不囫囵吞枣, 很注重实践测验, “昼测日, 夜测星”[7], 对译作精益求精, 鞠躬尽瘁。傅氏是首位倡导统一科技译命的译家, 并制订了相应的规则, 强调优先翻译“新理新法”[6], 还指出了科技翻译的标准:“不失原书要旨”即 (信) , 并要“易于领会”即 (达) [6];此外, 他是唯一跨国界赴华的西士, 他“坚决反对益智书会编译出版宣传宗教书籍”[5]、“智识既无国界, 教育更不应有种族观念”[2], 这种翻译的全球化意识是他人无法比拟的, 在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萨氏提出科技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内容重于风格的翻译, 精准地传递原作的信息是译者的任务[9], 此观点涉及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本质区别, 开辟了当代非文学翻译理论的先河。

4. 结语

综上所述, 科技译者的翻译动机源于目的语社会内部对新事物的渴求[3];目的语社会某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研究这一时期科技翻译中的一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3];科技翻译要重视共性和差异性的把握及其精微表现, 不同的理论思想之间才能相济相融, 互补共生, 理论创新方有无限前景;科技译者既要掌握萨瓦里的翻译观, 又要兼备徐光启的实践献身精神和傅兰雅的全球化意识, 以构建中西合璧与三位一体的现代科技英语翻译观, 借以指导翻译实践。由于篇幅和时间限制, 本文仅从个别层面对三个译者做了粗略分析, 尚待更全面、深入、系统的发掘与探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徐光启、傅兰雅和萨瓦里的科技翻译观的历时性对比, 从翻译动机、翻译方式和翻译思想等方面探讨了三为译者翻译观的异同之处, 旨在寻求中西合璧与三位一体的现代科技英语翻译观, 以期对该领域的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徐光启,傅兰雅,萨瓦里,科技翻译观,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Savory T.The Art of Translation[M].London:Cape, 1957.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李建中, 雷冠群.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对比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高教版) .2011, 6 (7) :84-86.

[4]、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第四版) [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5]、黎难秋.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3.

[6]、林辉等.中国翻译家词典[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7]、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分)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10]、徐天新, 梁志明.世界通史 (当代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科技翻译观论文 篇2

彩云显露着自己的乖巧，流星传递着牛女的愁恨。纵然那迢迢银河宽又阔，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鹊桥上牛郎织女喜相逢。团圆在金风习习霜降日，胜过了人间多少凡俗情。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莫说这含情脉脉似流水，莫遗憾美好时光恍如梦。莫感慨牛郎织女七夕会，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莫悲伤人生长恨水长东。只要是真情久长心相印，又何必朝朝暮暮度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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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翻译观论文 篇3

【关键词】《翻译学归结论》；文化派翻译观；翻译文化转向；“趋同”；“逼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 (2012)02-0045-02

翻译本身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所以翻译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1］ (p1)赵彦春教授以过去的翻译研究为背景，系统思辨和证伪了文化派及相关理论，并从对文化派翻译观的系统思辨，翻译学归结主义方法，翻译学归结论中的关联原则，翻译学归结论的语篇参数以及翻译学归结论的形意张力参数五方面向我们阐释了翻译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赵教授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本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为一，为本，为体；有为多，为末，为用。“无”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而“有”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化。这就正为翻译学归结论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Reductionism leads translation back from the diversity of its phenomenon to the universality of its essence. 这就从哲学高度奠定了翻译学归结论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派的泛泛而谈有很大区别。

《翻译归结论》一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系统质疑，囊括了从多元系统、操控理论、规范理论到女性主义批评等后殖民流派。作者从翻译的本质属性出发，指出其中的偏颇，对翻译研究过度扩张加以批评。第二章阐述并论证了翻译学归结主义方法。第三章说明翻译学归结论中的关联原则。在当今众多理论中,赵教授发现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与翻译有着很好的契合，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第四章提出翻译学归结论的语篇参数，阐述了关联原则指导下自下而上的成篇过程。最后一章是翻译学归结论的形意张力参数，着重论述语言形意之间的张力，并根据趋同原则要求译文最大程度地向原文映现。［2］

纵观二十世纪的翻译学研究，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各学派之间前后相继，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这使得翻译学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蓬勃发展，越发确立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为近年分贝最高的译学理论，首先由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0年明确提出。文化转向的翻译观给长期以来被语言学束缚的翻译学带来新的视野和突破。1990年芭斯奈特和勒斐维尔（Bassnett & 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喊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应者如潮。翻译的文化轉向是在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和运动风起云涌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以芭斯奈特和勒费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了强调翻译的本质即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发展新空间的同时，过分强调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试图否定传统翻译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3］以芭丝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甚至把这写些制约因素看作了翻译的本质。他们对权利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试图以此否定传统的翻译观、翻译方法和翻译成果。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了翻译学科的宗旨：“翻译学有两个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4］(p16)赵教授指出，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化中蕴藏着驱动和制约翻译的本质性的东西。但是他们没能做到客观、全面的描述。

赵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以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派走的是一条现象描写的道路，更由于它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慢慢走向了否定翻译学基础体系的极端。文化派的翻译观就是“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为了确立文化派的翻译观，文化派就必须破除的两大障碍就是“忠实”和“对等”。在芭丝奈特和勒斐维尔看来，哲罗姆模式正是“忠实”、“对等”的典型模式，所以是必须“证伪”的。［4］(p50)而在赵教授看来，芭丝奈特和勒斐维尔误读了哲罗姆模式，因为他们把该模式误解为“硬译”、“死译”而非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模式了。哲罗姆模式的实质其实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文化派”在强调以前被忽略的问题之时,确实有矫枉过正之嫌。描写翻译学的初衷是对现成译本予以描写，“它的目的不在于制定规范,不在于判断译文和原文是否对等，而在于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循的规范”。它们的研究本应该是像他们最初宣称的那样“不作价值判断”，而事实上，他们对翻译标准“忠实”、“对等”的否定就是价值判断。我们在承认现实文本中存在有大量不忠实的文本的同时，完全没必要否定在应用翻译学层次上的“忠实”之翻译伦理规范。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和翻译教学中，还是应力求做到赵彦春教授所主张的“趋同”或“逼近”。“忠实”还是翻译实践中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这是应用翻译学对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翻译行为的规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在语言层面上对翻译行为进行规范，这是应用翻译学的任务。至于探求因文化因素，在规范之下而出现的“不规范”或无法做到“规范”的行为结果，则是描写翻译学研究的课题。我们认为，健全的翻译研究必须既有描写也应有规范，这样才能达到理论的最高境界——解释性。

参考文献

［1］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C］//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2］ 丛滋杭. 归结论与翻译学: 简评《翻译学归结论》［J］. 外语研究, 2006, (4).

［3］ 姜艳. 论翻译的文化转向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 ［J］. 上海翻译, 2006, (3).

［4］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文化翻译观与影视字幕翻译 篇4

电影、电视是以影像为主, 声画结合的综合性艺术, 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展, 电影、电视不再受国界的束缚, 大量的外国影视片涌入中国市场。例如:《老友记》、《绝望主妇》、《阿凡达》、《2012》、《爱丽丝漫游仙境》、《尖峰时刻》、《犯罪心理》、《生活大爆炸》、《吸血鬼日记》等。随着各国间文化交流日渐增多, 外语影片不再是“阳春白雪”, 曲高和寡, 而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一来, 影视字幕翻译便成为决定影视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顺应该趋势, 影视字幕翻译渐受重视, 其中如何处理字幕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已成为我国字幕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多年来, 由于译者素质参差不齐, 翻译作品质量难以保证已成不争的事实。如何提高影视翻译质量, 加强管理监督是译者与有关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文化翻译观的有关理论, 从影视字幕翻译的特点和原则出发, 对影视翻译过程中应侧重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希望对今后的影视字幕翻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文化翻译观对影视字幕翻译的指导意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领域“人类中心范式”的确立和翻译理论研究中文化学派的兴起, 翻译的“文化价值观”便逐渐成为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不再把翻译看做是静止的、纯语言的行为, 而是把它看做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交流过程。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是英国沃瑞克 (Warwick) 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的教授、翻译家、诗人和文学家, 作为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研究意义重大。

巴斯奈特论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含义:第一, 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 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 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 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第四, 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 这些原则和规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由此可见,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 因此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文化翻译观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 “从理论和实际上促进整个文学翻译, 如诗歌、戏剧、影视翻译和诗学规范的形成”。

影视翻译属于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 但它不同于单纯以文字出现的文学体裁。影视作品是以影像为主, 声画结合的综合性艺术, 其翻译语言在逻辑性、艺术性、感染力等方面有更高要求。影视翻译的即时性、通俗性、综合性等特点决定了影视翻译的准则和方法, 必须以目的语观众为中心, 努力照顾其语言水平, 满足观众的需要。就是说只有在观众的接受中影视翻译才能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总而言之, 目的语观众与原语观众心理接受反应和谐一致是影视翻译最高标准。英语影视作品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言, 它们为汉语文化所不知, 甚至难以理解和接受, 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一般说来, 与其他文学翻译形式一样, 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较难把握的。在影视翻译中对于文化因素如何进行处理是翻译工作者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

三、影视作品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国外的影视作品反映了作品本国独特的文化、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等。这些影视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鲜活的语言场景, 从中感受他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哲学体系等。在影视字幕翻译过程中, 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造成了翻译的困难。文化信息的处理问题成了翻译中的难点和重点。且影视字幕翻译受空间、时间及口型等因素的制约, 使文化信息的处理问题更加棘手。所以, 凡是直译无法使观众立即听懂的信息, 通常采用意译, 实行归化式的翻译, 以及时有效地传递译文的文化信息。

美国历史上最优秀、播放时间长达10年的电视剧《老友记》中有一句这样的话:“Yes, yes, we did, thanks to Vidal Buffay.”找遍美国的文化史, 你会发现“Vidal Buffay”具有非常强烈的美国文化。“Vidal Buffay”如果翻译成“维达布菲”那就非常外行。美国人都知道“Vidal”就是指“Vidal Sasson”, 他是20世纪全世界有名的美发大师, 他的剪发手艺非常惊人。这里的美发师“Buffay”的手艺也非常好。所以这里应该采用归化策略, 将“Vidal Buffay”翻译成“布菲美发大师”。

又如, 1993年由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拍摄的电影《阿甘正传》中男主人公阿甘和女主人公珍妮从小就结下深厚的友谊。阿甘视这份友谊为自己童年的快乐, 是自己儿时最快乐的事。阿甘说道:“Form that day on, we were always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peas and carrots”, 直译为“豌豆和胡萝卜”。如果将阿甘的这段话按异化策略翻译为:“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中国观众会不知其所以然, 无法理解“豌豆和胡萝卜”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实际上, 在西方国家, 豌豆和胡萝卜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经常一起搭配在人们的饭桌上, 可以说形影不离, 所以“形影不离”这个在中国使用最广泛的词很恰当地表达了原影视的意思。这样, 这句话就应该采用归化策略翻译, 将它译成:“从那天起珍妮和我就形影不离。”

2009年12月18日首映的《阿凡达》登陆中国之后, 掀起了电影收视狂潮。影片是詹姆斯·卡梅隆继1997年《泰坦尼克号》之后历时十余年精心打造的史诗巨作, 不论是宏伟壮观的场面, 还是全新的视觉冲击, 都让观众饱览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电影盛宴。其故事内容丰满, 饱含各种西方文化因素。该电影字幕是如何浅显易懂地传递其文化内涵, 吸引观众眼球, 成为字幕翻译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探索话题。

例1:You could step into his shoes.你应该接替他的工作。

“step into one’s shoes”是一句习语, 但在中文中没有对应的表达, 所以采用归化策略, 译为“接替他的工作”。

例2: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看看这帮菜鸟!

当新一批的士兵从地球上被送到潘多拉星球时, 老兵称呼他们为“fresh meat”。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译为“菜鸟”理解更容易些。

文化翻译观与影视字幕翻译密切相关。影视字幕翻译处理文化因素时, 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既要考虑本国观众的理解力和接受力, 又要尽量传递原语文化信息, 选择符合影视字幕翻译特殊性的方法。好的译者应该架起目的语观众与原语文化的桥梁, 促进各国间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 Andre Lefere.TransIation History and CuI-ture[M].London:Pinter Publisher, 1990.

[2]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eg,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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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5]龙千红.英语电影片名佳译赏析[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3) :22-24.

[6]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309.

奎因的翻译观 篇5

语言在普通人看来是多么平常的存在。但是, 哲学家们却从未停止过思考: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语言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又是什么让语言变得有意义?许多问题, 都使哲学家们陷入了沉思。在这众多的语言哲学家中, 奎因和戴维森是颇具影响的。

1951年, 奎因发表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 标志着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开始。奎因关注的是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 而非翻译理论。但在探讨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时, 奎因设计了一个著名的翻译的例子——原始翻译或极端翻译 (radical translation) , 并进而从语言哲学角度对原始翻译的过程及方法、可译性、翻译的不确定性、翻译的标准等重要翻译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就在同时期, 身为中学教师的戴维森因一篇论文的发表而名声大振, 于是戴维森也加入了语言哲学研究的行列。他和奎因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 但是也有区别。他们都为语言哲学做了极大的贡献。

2 奎因的“原始翻译 (radical translation) ”

当我们想到语言时, 大部分时候我们想的是我们所熟知的语言中的词语。奎因认为, 正是因为我们太熟悉自己的语言了, 以至于我们看不清楚语言本身的本质。所以, 他认为, 只有研究一种我们完全不熟知的语言, 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到语言的本质。因此, 他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个例证:一个语言学家去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土著部落, 既不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民族风情, 也不了解那里的语言。总之, 语言学家对那个土著部落一无所知。那么, 他将怎样来了解这个未知的语言呢?奎因的设想是这样的:当土著人看到一只兔子跑过去的时候, 土著人指着兔子发出gavagai的音, 那么语言学家就把这个音记下来, 姑且认为gavagai就是兔子的意思。当然, 要确定gavagai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兔子, 还是需要验证的。因此, 当语言学家看到一只兔子从眼前跑过时, 他指着兔子说gavagai, 如果土著人表示赞同的话, 那么, gavagai就是兔子的意思;反之, 则不是。那么, 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把目标语和源语言一一配对, 制作成一部翻译手册 (translation manual) 。

由此可以看出, 奎因是根据说话者对所表述的句子的赞同与否 (即倾向态度) 来判定语言的。奎因认为, 不同的句子会引起不能的倾向态度, 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倾向态度随场合的不同而定, 而不是随说话者的不同而定。比如, 当我们指着一条狗说“that’s a dog”时, 我们都表示赞同;但是, 当我们指着一条鱼说“that’s a dog”时, 我们则不会赞同说话者所说的。第二种情况是, 倾向态度是随说话者的不同而定, 而不是随场合的不同而定。例如, 当说“God exists”时, 有些人对此表示赞同, 有些人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有些人是有神论者, 相信上帝的村子;而有些人是无神论者, 完全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第三种情况是, 人们对某些句子存在着相同的态度, 要么是恒赞同, 要么是恒反对。例如, 在数学上, 当说“2+2=4”时, 我们都表示恒赞同;然而, 当有人说“5比9大时”, 我们表示恒反对。因此, 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观察人们对某个句子的赞同与否的态度, 然后把这些句子同本国语言中表示同样的倾向态度的句子一一配对。所以, 奎因认为, 句子的意义的根本就是对句子的赞同与否的态度。

但是, 按照奎因的这种思路来的话, 也会引起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拿上文所提到的gavagai为例。当土著人看到一只兔子跑过去, 然后说gavagai时, 我们不能确定他指的到底是什么。也许这个gavagai指的是兔子的颜色, 也许指的是动物, 也许指的是兔子跑的状态, 也许指的是兔子身体的某个部位, 也许指的是雄性或者雌性, 等等, 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此, 语言学家也没办法验证, 因为当语言学家指着跑过去的兔子说gavagai时, 土著人也不确定他具体指的是什么。所以, 这个事情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因此, 奎因就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the indeterminacy o translation) 。翻译的不确定性是于1960年奎因在他的著作《词语和对象》 (Word and Object) 中提出来的。奎因认为, 导致翻译不确定性的原因有两个:意义或内涵的不确定性和指称或外延的不确定性。就如上文所提到的例子, 语言学家都不知道gavagai到底指什么, 所以也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配对和翻译了。亦即, 在连指称都不可知的情况下, 我们是无法准确地翻译的。

3 总结

我们可以发现, 奎因所设计的例证—原始翻译, 是翻译的一种特列, 是一种极端现象, 是指译者对原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猜测词语的意思, 而并非指我们一般所谈的翻译 (即对两种语言都了解的情况) 。而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意识到外部的行为倾向并不足以完全确定意义和指称, 人们对这两者的理解和把我其实带有很大的主观意志和臆测成分。他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的本质,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戴维森的彻底解释, 我们可以认识到, 一种语言的一个语词或者一个语句可以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语词或者语句, 当且仅当它们表达了相同的客观的真之概念。

摘要：奎因的原始翻译观认为翻译就是要制作一本这样的翻译手册:源语言与目标语词条一一对应。但是, 按照他自己设计的研究方案, 最后奎因认为, 这样的翻译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因为不明确所指。

关键词：奎因,原始翻译

参考文献

[1].Michael Morris.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200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韩翻译观与影视字幕翻译探索 篇6

关键词：中韩文化,影视字幕,翻译技巧

在中韩影视字幕的翻译工作中, 存在着很多的不规范现象。亟需相关的翻译人士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 提升翻译的水平和质量, 从而促进中韩文化更好的交流和沟通。有效地传播中韩两国的文化, 起到一个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使影视作品的翻译能够更加地贴近两国的文化, 加强两国人民对文化的理解。

一、中韩翻译工作的特点

所谓的翻译指的就是在保证句子准确以及通顺的基础之上, 将一种语言以及信息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及信息, 也就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在传统的翻译工作中, 人们普遍认为翻译的工程是一个机械性的过程, 只是简单地对语言进行翻译, 而不是进行创造的过程。其实不然, 翻译工作既包括翻译人员对文章以及作品的理解, 也包括了他们对于作品的表达。可见, 翻译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需要相关的翻译人员转变传统的观念, 正确的认识这一工作, 准确地定位这一工作。

而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工作由于自身的特殊性, 需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时空的局限。它与传统的文本翻译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具有自身的特点。例如, 在中韩影视作品的翻译中, 经常会出现口语体。这是由于电影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因此, 在进行影视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尽可能使用生动、自然、简洁的语言。这样可以方便观众对于作品的理解, 也可以提升作品的生活性。同时, 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这时就需要翻译人员充分地考虑到观众的文化水平和阅读视野。尽量不要出现难以理解的地方, 尽量使用简洁易懂的文字和语言。

二、常见的误译

误译包括了很多方面, 例如词汇上的误译以及语法误译等。词汇上的误译包括了专有名词、汉字词以及其他词汇等方面的误译。

(一) 专有名词误译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 专有名词的翻译上就存在着误解, 很多的翻译同韩国人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一部名为《非常主播》的韩国电影中, 出现了小学的名字“鹰岩小学”, 而翻译时却翻译成了“应望小学”, 这时就会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为韩国的专有名词大部分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汉字, 所以在进行翻译的时候, 需要翻译人员格外注意, 尽量地将与此相对应的汉字找出, 这样有利于充分地反应韩国的传统文化, 提升翻译的科学性和准确度。

(二) 其他词汇误译

在进行影视作品字幕翻译的过程中, 并不能找到每一个词汇的对应翻译词汇, 这样就容易造成误译的情况。因此, 在翻译的时候, 翻译人员应该首先观察一下台词前后两句之间的关联, 并且在词汇的搭配以及语言色彩方面多加留意, 这样才能提高翻译的质量。例如, 台词的原意是“现在来述说你们的故事”, 在翻译时翻译为“现在来讲讲你们的故事”。这种翻译方式就更加的口语化, 可以拉近影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使作品更加的自然, 更加贴近生活。

三、提升翻译水平的有效策略

(一) 理解作品内容

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作品或文本进行理解和表达, 因此, 这就要求翻译人员在进行影视作品字幕的翻译工作之前, 首先要充分地对作品的内容进行理解, 然后再将相对较长的文本根据自己的理解情况用简单的语句加以表达。这样就可以使翻译人员充分地了解作品法主旨以及作品想要传达给观众的意识形态, 提升翻译的合理性以及可理解性。

(二) 掌握语言知识

翻译工作的基础就是翻译人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尤其是在翻译韩语文章和影视作品时更应该在充分掌握韩语翻译能力的基础之上, 提升母语的翻译能力。在传统的中韩影视字幕翻译中, 常常强调翻译人员的韩语功底, 而忽视了对汉语水平的重视程度。这就要求翻译人员一方面要掌握韩语的语言特点以及语法规范等, 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地加强自身的修养, 提高母语的专业翻译技能, 大量阅读汉语的文章, 培养良好的汉语语感。

(三) 提高专业水准

虽然翻译人员不可能全面的了解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是作为一名翻译人员, 应该对各国的政治、文化、历史、思想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 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和知识, 这样才不至于在翻译的过程中造成一系列的误会。同时, 翻译人员还要通过不断地阅读和学习, 提升自身的专业修养和职业技能, 保证中韩影视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完善翻译的机制, 提升翻译的效率, 优化翻译的方式, 转变传统的观念。

(四) 加强人才培养

在传统的观念中, 认为翻译工作具有机械性, 不值得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程。但是, 实际上翻译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需要翻译人员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在我国的翻译教学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欠缺。一些高校对翻译教学不够重视, 这样不仅不利于我国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 也同样不利于我国翻译水平的全面提升。因此, 我国相关的部门应该提高对翻译教学的重视程度, 努力地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

结语

随着中韩之间文化交流的推进与加深, 韩国的文化在我国深受欢迎。因此, 为了能够使我国的韩国文化爱好者更好地加深对韩国社会和语言文化的了解, 影视作品字幕的翻译人员更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充分地分析当前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且积极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促进影视翻译水平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汤荣.基于目的论的电影片名翻译技巧[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0 (11) .

[2]王薇.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电影课程设置初探[J].电影评介, 2010.

[3]张晓亮.英文影片片名翻译方法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 2009.

科技翻译观论文 篇7

1 翻译本质与文化翻译观

1.1 翻译活动的跨文化交际本质

“跨文化交际实际上就是一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的交际行为。”实际上,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存在的文化碰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一情况, 跨文化交际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尤其是在翻译界中,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翻译活动中必须对原文所具有的文化底蕴表达出来, 才能够为读者提供相应的信息。中华武术源远流长, 思想内容丰富繁杂, 而西方文化里基本没有与它对应的武术和格斗表达。中西方的武术文化差异甚大, 西方武术讲究以外制胜, 中国武术讲究以内制胜, 以强身健体为基准并不主张主动出击。这些指导思想和基本内涵的差异给武术翻译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现实的困境急需一种正确的翻译理论为指导。

1.2 文化翻译观

文化翻译学派的产生, 是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内容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结果, 而在这一过程中某一学派对翻译所持有的基本观点, 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文化翻译观。正如世界知名社会文化研究学者、翻译学家苏珊·巴斯内特在其论文中所写到的“翻译是对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交流进行的主动行为, 在翻译过程中, 对于原文的语言文化环境的再现, 是核心要求”[1]p8。而在对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武术专用语像“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的说法的翻译中,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说法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如果简单的译为“six organs:eye, ear, nose, tougue, body and sense.”则传达不了汉语原文“根者能生义, 如草木有根能生枝干…何根生何意, 各有其界限, 不相混…”的含义。这种情况就如同巴斯内特所提出的“不可译性”。他认为, “翻译过程中如果能够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深入的考校, 那么不可译性在具体的翻译情境中是完全可以克服的”[2]105。不可译性要辩证的来看, 翻译既不是完全可能的,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要从翻译的语言侧重转移到翻译的文化和功能侧重上来了。

2 武术翻译的目的和对武术文献翻译者的素质要求

2.1 武术翻译的目的

在中华武术的翻译过程中, 最终目的在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而基于这一目的, 我们进行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应包括如下两层意义:1) 通过学术交流, 来提升中华武术在强身健体以及养生保健方面所具有的学术地位, 让中华武术走出国门;2) 外国友人能够通过武术翻译来更好的领略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 真正意义上实现通过武术的推介来加强文化交流的目的。

2.2 武术翻译人才的素质要求

虽然中华武术的发展在国内外都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并且在过去的十数年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如果仅从武术翻译领域的发展情况来说, 整体水平不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武术翻译本身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度较大。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 就为翻译人员的工作带来了直接的难度, 尤其是对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 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客观来说, 中华武术的发展不仅仅吸收了我国儒、道、兵、易诸家思想的精华, 同时用语也相对精炼, 这样, 如果翻译人员本身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没有一定的水平, 那么翻译工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 武术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交流, 武术翻译工作者自身必须具有相应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真正意义上的阐述明白招数中的具体精髓, 切忌模糊不清。应该看到, 这些要求的客观存在, 对于翻译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是相当高的。

3 汉语武术文献的英译策略

3.1 专业化策略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 正如上文中所论述的, 中华武术中蕴含了大量相关领域的知识和典故。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做出精准的翻译, 这就是武术翻译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译者必须精通武术、熟知外语才能尽可能精准的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思想和精髓。例如, “天人合一”思想在我国武术修习过程中较为常见, 但是对于这一句谚语, 大多数武术爱好者都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 更别说像武术谚语“内六合, 外六合, 内外相合益处多”的内涵传达了。笔者拙见, 以为“天人合一”不妨可以译为“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rmony强调和谐, 融为一体, 汉语中的“天”通常是指大自然的各种现象, 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

3.2 民族化策略

中华武术的生存和发展, 根源在于中华文化。实际上, 正是由于武术来源于多种文化流派的核心思想, 因此在武术招术中大量引用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特点。中华武术招术中不仅吸收了兵法学和古典美学的成分, 也吸收了儒家、道教和哲学思想, 还有各种武书流派互相参照、互相吸纳和影响的事实。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重视民族化的翻译策略。

3.3 规范化策略

规范化是翻译过程中必须得到重视的原则, 这里所说的规范化, 不仅仅指国内规范化, 同样也包括国外翻译的规范化。如“武术”一词来讲, 其译名就有“Wushu”、“traditional Chinese combat exercise”等等, 再如“对外宣传”的英译也有“external Propoganda”、“foreign propoganda”和“foreign publicity”等等。如果不对这些重要的外宣资料名称进行规范化要求, 那么势必会让国外修习者迷惑。

4 结束语

在中华武术的跨文化翻译过程中, 坚持民族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翻译策略, 是提高翻译准确度的重要途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而翻译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又需要外语界和体育界的倾力合作, 更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投入和支持。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才能推动这一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摘要：武术文献的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武术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 必须坚持专业化策略、民族化策略和规范化策略, 才能准确传达中华武术的深刻文化内涵。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武术文献,民族化,专业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Hatim B, Mason I.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Longman, 1990.

[2]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eds.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Printer, 1990.

[3]张敬源.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4]司显柱.试论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6) :67-70.

科技翻译观论文 篇8

关键词：鲁迅,适应,选择,翻译观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家及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其地位之高, 国人无人不晓。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中国的“民族魂”, “三家五最” (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 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新文学开拓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长久以来, 人们就其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关于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却鲜有, 甚至备受冷落;一直以来的研究都是重其创作轻言译作。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110位作家224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鲁迅是先成为翻译家, 再成为文学家。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学翻译, 就没有他的文学创作。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2008年提出的。它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的“联姻”, 它是一种生态途径的翻译研究。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 环境主义渗透到了“人文领域”;在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推动下, 胡庚申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 构建了一套新的译学理论体系, 而翻译适应选择论又是以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为基础, 以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和“选择”学说作为理论支撑,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来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该文试运用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来探讨和挖掘中国文坛巨匠鲁迅的翻译思想。

1 和谐——翻译目的与宗旨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依托华夏文明的生态智慧, 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 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 其重点在和谐。这种和谐是“天和”“人和”“心和”的总和, 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圆满。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 首先表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7]这种和谐, 在翻译中体现在“原文-译者-译文”的关系中, 以译者为中心, 从译者角度审视两端来达到平衡、稳定、和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 译者为“求存”而“择优, ”面临着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鲁迅正是在正确判断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后作出了选择。他选择了为改造社会服务的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息息相关的外国文学作品来作为翻译文本。他的作品提供了“内外两面, 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想合流, 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他从事的文学翻译着重于东欧和北欧文学的介绍, 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富于挣扎、反抗和怒吼的精神, 翻译过来, 不但借此转移性情, 更可改造社会。

关于翻译目的, 鲁迅用了两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 比喻为“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 直接为革命服务;二, 比喻为“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 吸收外来的营养, 所以应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 像普罗米修斯似的“从别国窃得火来”以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2]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学翻译不随波逐流, 不赶时髦, 没有把翻译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实践, 而是选择对中国人有启蒙借鉴作用的好作品, 将翻译的选择与他确立的人生奋斗目标与价值观一致。鲁迅的翻译目的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 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翻译旨在迎合时代需要, 而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社会需求决定了他的翻译目的, 反过来他的翻译目的又决定了他的翻译选择。他把翻译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激发国民的革命热情和坚定革命的斗志。体现了救亡图存的翻译目的的和谐与统一, 力求翻译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与统一。

2 直译、硬译到重译和复译——翻译策略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既不是从原作者/原文的角度、也不是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 而是从译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的, 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特征是:一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 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5]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不断的选择、适应的过程。无论是“直译”“硬译”还是“重译、复译”, 都是鲁迅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为实现翻译目的所采用的特定手段, 都是他不断的“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鲁迅是赞成“直译”的, 他认为“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 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直译可以更好地将外国语言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言, 更好地服务于本国语言。在当时一片“意译”的喧嚣中, 他提倡“直译”, 在翻译中要既求“易解”, 又须保存“原姿”。他把译者放在翻译的中心位置, 译者必须正确判断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只有“直译”, 才能更好地体现“忠实”, 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 才能已近原质性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 从而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一种推动和改革作用。提倡“直译”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它表明鲁迅在翻译的文化态度方面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译者优先考虑到“易解”、“原姿”的因素。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 它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的一种选择, 选择“直译”, 忠实原文, “易解”“丰姿”, 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选择意在适应, 适应意在选择。

我们今天所说的重译, 鲁迅当年称之为复译。在鲁迅生活的年代, 许多译家怕人重译, 而鲁迅对重译的重视, 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针对当时翻译界的抢译、乱译之风, 鲁迅重新提出重译和复译。他说:“前几年, 翻译丢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 诬赖, 开心, 唠叨没有用处, 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 还不行就再来一回, 譬如赛跑, 至少总得有两个人, 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 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 无论他怎样蹩脚。”[2]他认为重译是击退乱译的好方法, 他把翻译喻为赛跑, 在译界引入了一种竞争机制, 有竞争才会有质量, 才能“适者生存”。同时, 鲁迅把重译与时代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 “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 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 七八次何足为奇, 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2]即便是在当今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思潮中, 鲁迅的主张复译的观点对实践仍有指导意义。

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 因为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 因此译者也总要进行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操作。鲁迅洞察到当时存在着翻译“失去了一般读者信用”的现象, 意识到“胡乱动的译本”打破了生态翻译学所考虑的“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的平衡而非长期以来侧重的“原文”和“译文”取向, 要想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就必须“复译”。鲁迅不仅提出“复译”, 还提倡反复“复译”, 不仅可以让译品呈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让各有千秋的译者更好地选择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译作来适应读者的选择, 让好的译品在时代的长河中“适者生存”。生态翻译学强调, 在正常情况下, “译者素质越高, 其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就越强;而译者的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越强, 其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自然会越高”。鲁迅强调译者素质, 他说“理想的翻译, 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 [2]他对译者要求很高——“精通”, 只有“精通”才能“适应”, 体现了他的生态和谐的翻译立场。

3“译有所为”——译者的责任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需要适应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从而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确认了译者的智力劳动和译者的责任。于是, 译者不仅需要“自重”, 还需要“自律”, 特别是需要“他律”。更重要的是, 还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寻找到了理论依据。[5]

在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时, 鲁迅说:“我译这书, ……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 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 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在翻译《文艺政策》时说:“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以为倘能味道较好, 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 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然而, 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 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2]鲁迅这些话, 反映了他以翻译来医治国人的“病”, “窃火”给人类的崇高精神。特殊时代的特殊翻译目的决定了鲁迅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 而是将翻译与改变国民封建落后思想、转移国民性情和改造社会联系起来。将介绍国外先进的东西作为自己肩上的责任, 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国民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鲁迅翻译的作品选择了东欧极富反抗精神的弱小国家作品作为翻译文本, 既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同情, 也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战斗”精神。鲁迅“译有所为”地对外国资料进行删繁就简的编译, 将它们快速译介到中国来, 从而达到启迪民智、改良政治和社会的翻译目的。

“翻译之用大矣”“翻译之功伟矣”。“以译行事”应当受到重视, “译有所为”值得研究。主动地担当起译者的“为”之责任来进行翻译思想的创新, 是鲁迅翻译值得研究的地方。鲁迅“译有所为”地主张“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 促进了外国进步文化的吸收以及本国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鲁迅即使不是最早提倡翻译批评的人, 也是中国现代最重视翻译批评建设的人。”[2]鲁迅在《为翻译辩护》中指出:“翻译的不行, 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 但读书界和出版界, 尤其是批评家, 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 必须有正确的翻译批评, 指出坏的, 奖励好的, 倘没有, 则较好的也可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翻译是有质量意识的, 他理性地提出对翻译批评的重视, 扩大了人们对于翻译仅仅是译者责任的认识, 若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译者, 怎么可能有所“为”呢?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译有所为”还应围绕“为”字做文章, “为何为” (why-to translate) 、“为什么为” (what-to translate) 、“怎么为” (how-to translate) 。鲁迅对“译有所为”进行了解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他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介绍一些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 他崇高的翻译目标为“救治这颓运”、“转移性情, 改造社会”, 以期唤醒沉睡的人民, 充分发挥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以独到的眼光选择向国人翻译介绍西方“为人生”的作品, 以此来唤醒沉睡的民众, 改造麻木的国人, 照耀中国前行的道路。他的翻译思想也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创新, 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4 结束语

译者的翻译过程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离不开自身对源语文本的选择。在当时提倡“科学救国”的时代潮流下, 鲁迅的译介域外作品的选择顺应了时代的召唤。他的文学翻译顺应了社会对先进西学的需求以及民众对新鲜小说的需求, 为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译品的生命状态即对译品的价值和受重视程度使得译者与译品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的相互作用关系。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双重身份, 他/她是原文的读者, 又是译文作者, 于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有不同的适应与不同的选择。鲁迅在翻译作品时充分考虑到了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不同的生态环境, 遵循生态社会地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我的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 有意识地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纳入考虑范围, 以创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 促进生态翻译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 2008 (6) :11-15.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286-306.

[3]贺爱军.鲁迅“硬译”的文化解读[J].上海翻译, 2009 (4) :70-73.

[4]宋志平, 孟凡君.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新探索——首届国际生态学研究研讨会综述[J].中国翻译, 2011 (1)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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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P].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 香港, 2001.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 2010 (4) :62-67.

[8]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中餐菜名的生态翻译观 篇9

1 生态翻译学及菜名翻译

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 就是将翻译放置于生态学视角的领域内进行思考、探索。胡庚申教授在其《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该理论。它是“一种生态学翻译的研究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一项基础性理论研究。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这种全新的视角把生态学中的一系列术语和概念引入翻译研究, 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 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胡庚申, 2011) 翻译过程中, 译者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 译文的整合适应度就越高, 翻译效果也就越优。

生态翻译学研究利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 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 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胡庚申教授认为“适应”与“选择”, 是译者的本能, 是翻译过程的实质。译者不仅要适应生态环境, 而且要以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

生态翻译学具有可信的哲学依据 (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 , 全新的基本理念, 有趋向成熟的理论框架。因此, 将其理论中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以及评价标准应用到菜名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也是可取的。

2 中国菜名命名原则

中国菜的色、香、味俱佳, 是世界公认的;除此之外, 中国菜的“名”, 在大饱口福之后, 也令人回味无穷。总的说来, 中餐菜名主要分为写实和写意两种基本形式。写实命名表现在开门见山展现菜肴所用的原料, 涉及的刀工和烹调方法, 有时兼容菜肴的口味, 使人一看便大致了解菜肴的构成和特色。中餐菜品用写实手法来命名占多数, “柠檬鸡片”、“火爆腰花”、“葱烤排骨”、“干煎黄鱼”等, 都属于这一类。以写意手法命名的, 通常采用借代、比喻、谐音、夸张、典故等修辞手法, 注重表情、联想功能, 讲究文雅、含蓄和吉利, 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如“龙虎会”、“蚂蚁上树”、“狮子头”、“回锅肉”、“芙蓉鸡片”、“燕子归巢”、“全家福”等等。以人物命名的菜式, 如“东坡肉”、“宋嫂鱼羹”、“宫保鸡丁”、“麻婆豆腐”。以神话、传说、民俗命名的, 如“霸王别姬”、“夫妻肺片”、“鲤鱼跳龙门”、“桃园三结义”、“过桥米线”。当然, 这些诗情画意的命名, 西方人士很难理解和欣赏。因为罕有生花妙笔能将这些东方情趣和意境, 译成异邦的文字, 传达到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籍人士的脑中, 而引致共鸣。

3“三维”转换下的菜名翻译方法

菜名翻译属于实用文体翻译, 其目的主要是传达菜料等信息, 同时还要涉及到中国文化等因素。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 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 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 2011)

1) 语言维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胡庚申, 2011)

写实型菜名主要传达菜品的用料、刀法、烹饪方法等信息, 在翻译时, 可以主要原料为中心词, 制作工艺或方法用过去分词表示, 主要特色用形容词表示, 配料或佐料用with或in的介词短语表示。这种翻译主次分明, 符合西方人关心吃什么, 怎样烹调的思维习惯。

(1) 突出刀法和原料

除色、香、味外, 许多中国菜很在意菜的造型, 菜品被看着一件艺术品。这类菜名能让人在头脑中对菜肴的“形”产生直观感受。常见的刀法包括:丝 (shred) , 片 (slice) , 丁 (dice) , 柳 (fillet) , 末 (mince) , 去骨 (boning) 。因此, 在翻译这类菜名时, 直接采用这些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是较好的选择, 一般采用“刀法+主料+介词+配料 (调料) ”的结构。例如:

辣子鸡丁Diced Chicken with Hot Pepper

青椒肉丝Shredded Pork with Green Pepper

水煮肉片Sliced Beef in Hot Chili Oil

中式牛柳Filleted Fish with Tomato Sauce, Chinese Style

肉末茄子Minced Pork with Eggplant

(2) 突出烹饪法和原料

中餐菜的烹调方法种类繁多, 常用的方法有十几种, 如:煮 (boil) 、蒸 (steam) 、烧 (braise) 、炒 (stir-fry) 、炸 (deep-fry) 、煎 (pan-fry) 、炖/煨/焖 (stew/simmer) 、烤/烘 (roast, broil, bake) 、熏 (smoke) 等。对于这类中餐菜名, 翻译时可用这些动词的过去分词突出制作方法, 一般采用“烹法+主料+介词+配料 (调料) ”的结构。例如:

砂锅鱼头豆腐Stewed Fish Head with Tofu in Casserole

米粉排骨Steamed Spare Ribs with Rice flour

川味红汤鸡Braised Chicken in Hot Spicy Sauce, SichuanStyleSmoked Duck Kernel

香熏鸭腰Smoked Duck Kernel

葱爆羊肉Sauteed Lamb Slices with Scallion

(3) 突出味道、口感和原料

另外也有一部分菜名中只凸显味道和主料、配料, 这类菜名的翻译关键在于掌握一部分与口味有关的形容词, 如脆/酥 (crisp) , 酸 (soup) , 甜 (sweet) , 嫩 (tender) 等。例如:

糖醋排骨Sweet and Sour Spareribs

芝麻酥鸡Crisp Chicken with Sesame

水煮嫩鱼Tender Stewed Fish

2) 文化维

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 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 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胡庚申, 2011)

有些中餐菜名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菜名本身并不显示菜的用料或烹饪方法或口味, 具有抽象的文化蕴涵, 对于国外食客来说完全陌生。如直译无法让人明白。如“夫妻肺片”直译成“Husband and Wife Lung Slice”, 那又有多少英语世界的人能明了?翻译过程可以动态选择语言, 通过适当的语言选择, 依据语境进行文化调节, 传达出符合目的语读者文化和心理的信息。

(1) 舍去修辞, 避虚就实

有些中餐菜名采用借代、比喻、谐音等修辞手法命名, 如四川名菜“蚂蚁上树”, 其实就是肉末粉丝, 炒香了的细细的肉末黏在晶莹剔透的粉丝上面, 活像密密的蚂蚁爬上树梢。又如“霸王别姬”, 原名“龙凤烩”, 其料用“乌龟” (龟属俗称“王八”) 与“雉” (雉属羽族, 凤系羽族之长) , 故引申为龙凤相会得名。此菜名利用霸王与王八、鳖与别、鸡与姬, 都是谐音这个特征。在翻译这类菜名时, 译者必须对菜品有所了解, 舍去修辞手法, 而揭示出原料、烹饪方法等。例如:

蚂蚁上树Stir-fried Vermicelli with Minced Pork

龙凤呈祥Simmered Snake and Chicken

红烧狮子头Stewed Pork Ball in Brown Sauce

芙蓉鸡片Sliced Chicken with Egg White

(2) 文化传递, 音意加注

对于以典故或寓意命名的菜名采用“音译+意译”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信息张扬, 而且还应该考虑译文读者文化差异。例如:

麻婆豆腐Mapo Tofu (Sautéed Tofu in Hot and Spicy Sauce)

佛跳墙Monk Jumping Over the Wall (Assorted Meat and Veg-etables Cooked in Embers) Kung Pao ChickenStir-fried Chicken Dices with

宫保鸡丁Kung Pao Chicken (Stir-fried Chicken Dices withPeanuts and Chilli)

驴打滚儿Lvdagunr (Glutinous Rice Rolls with Sweet BeanFlour)

咕噜肉Gulaorou (Sweet and Sour Pork with Fat)

艾窝窝Aiwowo (Steamed Rice Cakes with Sweet Stuffing)

有时在制作餐单时还可以在菜单背面比较详细地阐述典故, 使读者同时了解异国文化。

3) 交际维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 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胡庚申, 2011) 菜名翻译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 它是应用性学科的一个门类。菜名翻译属于实用文体翻译, 其目的是传达信息。有时可以“移花接木”, 参考部分外国菜名的译法, 如Barbecued Spare Ribs (烤排骨) , 盖浇面 (Chinese-style Spaghetti) 。

4 结束语

中餐菜名翻译是饮食文化外宣工作中重要一环, 也代表了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素质。生态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翻译规律的指导性原则。笔者希望在此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人对菜名翻译的重视, 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有心人去耕耘、发掘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 涌现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

参考文献

[1]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北京市旅游局:中文菜单英文译法[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8.

[2]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 2008 (5) :1.

[3]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4) :90-96.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 2008 (6) :11-16.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国翻译, 2011 (3) :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