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观（共9篇）
传统翻译观 篇1
摘要：女性主义强调翻译主体、翻译的政治性以及对差异性的肯定和支持, 为人们反思传统译论中翻译的等值、忠实、译者的主体地位及语言的本质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本文主要从忠实观、译者文化身份、翻译伦理方面探讨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作用。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结构主义,传统译论
前言
20世纪50年代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萌芽, 70年代获得理论上重大突破, 翻译领域的许多传统理论如忠实观、原文意义的终极权威性、语言意义的透明性表征在这种转向中遭到解构。
传统译论的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 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 认为意义是普遍、客观和确定的, 把翻译活动变成了纯语言的操作过程, 强调语言的共性, 忽视其差异性, 从而低估了翻译的创造性, 忽视了翻译涉及到的文化差异, 进而否定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二元对立, 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其中的一元。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男性和女性、翻译和创作对立起来, 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极。
女性主义主要是一种解构父权中心, 为处于边缘的女性争取权利的理论, 它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代理论中汲取营养, 将上述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 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观——力图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 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 主张译文和原文具有同等地位, 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问题, 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要素。
传统“忠实”观的质疑和解构
传统译论的基础———结构主义认为, 语言是一个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符号系统, 是规律性和理性的象征, 女性主义认为被男性垄断的语言已经形成一种规则, 男性一般作为非标记形式, 成为普遍能指, 以男权为中心的语言限制了女性经验的呈现而且损害女性的自尊, 因此结构主义翻译观其实是在掩盖语言的性别歧视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是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及翻译中性别隐喻的理论来源, 女性主义认为男女的二元对比应置放在一个连续体中, 两者并非不可调和。按照女性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的解构主义互文本理论, 翻译和创作也是一个连续体, 两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彻底瓦解了男性和女性、作者和译者、创作和翻译截然对立的关系, 进一步否定了“忠实”的翻译伦理, 即一个积极的原著和一个消极的译作的存在;主张翻译既不要忠实于原作者, 也不要忠实于读者, 而要忠实于他 (她) 们共同参与的写作事业。
译者文化身份的“显形”和传统翻译伦理的解构
翻译理论因为引入性别而变得复杂, 性别、语言、翻译成为新的理论阐发视角, 从这个阐发点出发, 女性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命题进行质疑和反叛, 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主张, 其实是坚持意识形态立场并通过翻译建构女性独特的身份诗学, 这些主张实际应用中解构大于建构, 颠覆胜过继承。解构主义大师徳里达分析西方现代社会的理性传统时, 发现它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上, 这种二元对立表现为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倾向, 也就是父权中心和终级存在论的思想, 他将这两种倾向合并起来成为菲逻各中心, 视为解构对象, 同时他认为符号的意义处于不断运动状态, 是一个阐释代替另一个阐释的游戏。他的理论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依据。女性主义借助徳里达解构主义对父权中心发动攻击, 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打破两极对立的等级秩序, 提出“忠实”不是忠实于原文作者, 也不是接受语文化读者, 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 所以提倡女性译者以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对文本进行挪用和改写。女性主义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文、译者/译文的二元对立模式, 提倡原文、译文共生共荣, 破除了原文作者和源语文本的权威神话, 这表现在翻译延长了原作的生命, 使得它在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所以译者和译文不是差劲的模仿和机械的拷贝, 译文是原文的后续生命, 为原文开启了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传统译论强调译者和译作消极、被动、受制约的一面, 压抑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 由于历史上存在的对翻译和女性的歧视性隐喻, 把翻译和女性驱逐到社会底层, 形成了原文高贵、译文卑贱的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颠覆了传统的原文和译文的主仆关系, 也肯定了女性主义译文的创造性, 否认了原文意义的单一性和绝对性。进一步强调译者对译文用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干预和改写, 来补足女性应有的身影和声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致力于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反对女人和译者同被置于话语的低等地位, 原作被视为权威和强壮的男性, 而译本是底下、羸弱的女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就是要识别和批判翻译的女性气质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 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语言本质及翻译伦理角度阐述女性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照下的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女性主义翻译观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不同, 在解放了女性译者的同时, 解放了受压抑、失去自己声音的译者创造性。女性主义除了在翻译理论上的贡献, 还积极进行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 比如对《圣经》做女性主义和双性同体 (一种两性兼容语言) 的阐释, 针对翻译过程遇到的文化双关语和词语游戏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 即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 表现了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总而言之, 女性主义呼吁解构父权话语和父权意识, 用女性话语来言说女性的差异性、特殊性, 让这个父权话语构建的世界拥有女性自己的声音, 尽量在翻译中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 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性。所以女性主义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女性主义视角, 从性别的角度强调翻译主体, 尤其是女性译者主体的强调,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解构主义和传统译论的基础———结构主义从根本上是冲突和不一致的, 其内在原因是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二元对立和中心论, 正因为结构主义没能走出原文文本中心论, 始终停留在对一致性与同一性的追求上, 它的研究范式继承了翻译的一元标准, 强化了先验性的翻译伦理, 即翻译应对原作负有道德义务, 框定了翻译权利关系, 也规定了男人和女人的权利关系, 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的主要对象, 女性主义发展的主要理论来源———解构主义对意义的阐释和互文本理论颠覆了结构主义研究模式, 传统译论侧重对标准的厘定和遵守, 研究重点总放在原作和译作的文本对比上, 采用静态标准评价译文的“忠实”, 将翻译贬低到父权意识形态下的从属和附庸地位, 女性注意翻译理论把翻译活动置放在历史发展和后结构主义、跨文化、跨语际的范围中考察, 探讨了翻译怎样使用语言作为文化干预手段来改变父权话语的支配性结构, 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又印证了这一理论,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和视角。
结语
女性主义理论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等级结构, 肯定了差异的合理性, 张扬译者主体意识,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但作为新兴的理论范式, 其局限性也不可避免, 它虽然成功地打破了结构主义翻译观的封闭性和静止性, 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但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对文本的“干预”, 有很强的破坏性和消解性, 它一方面破除了逻各斯中心, 否定语言规律的决定论作用,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语言的差异性、模糊性、离散性而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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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翻译观 篇2
彩云显露着自己的乖巧，流星传递着牛女的愁恨。纵然那迢迢银河宽又阔，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鹊桥上牛郎织女喜相逢。团圆在金风习习霜降日，胜过了人间多少凡俗情。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莫说这含情脉脉似流水，莫遗憾美好时光恍如梦。莫感慨牛郎织女七夕会，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莫悲伤人生长恨水长东。只要是真情久长心相印，又何必朝朝暮暮度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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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 篇3
欧洲观念中的“国家”实际上仅指国而无家的含义，汉语以国家称国，是中国传统自发衍生的产物。从《尚书》“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说法来看，国家兴起之际，国与家是有等差之分的。由于《礼记》强调家国同构的统治秩序，《尚书》对家的看法已超越了家庭和家政管理的范畴，上升为诸侯国的政治统治形式，这就为国、家并提奠定了基础。是故有“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诸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国家的说法，但并无真正意义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而只有天下观念。
天下观把权威的源泉和中心称为中国，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指域内，是九州的中心，为华夏族的居住区，其四周被视作虚幻的方外，为四夷居住区，拱卫中国。所以中国之“中”的含义，其一可以解释为向内缩小的聚焦作用，可谓其小无比；其二可以解释为向外扩大的发散效应，亦可谓其大无比。中国古代疆域范围常按聚焦与扩散的规律变化，小到拥有中原地区，大到囊括大半个亚洲。
这种天下观是与历史上华夏文化长期独领风骚相一致的，也与大一统中央王朝重复出现并构成历史主流相一致。大一统王朝疆域辽阔，物产丰盈，自给自足，形成了中国人传统而自豪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文化心理的长期延续导致封建社会后期中国进入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对当时世界的巨大变动茫然无知，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视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蛮夷。
这种天下观反映到民族关系上就是夷夏观，又称为华夏中心主义，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合法性的世袭君王，他们特别重视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甚至将其看得重于民族实体。是否认同华夏文化，往往是中国人辨别同族与异类、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最根本标志。
夷夏观渊源于传统文化，可追溯到周代封建过程中建立的内外服制，畿内、外服是华夏族政治统治区域，而荒服、要服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化外之民——蛮夷戎狄。于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防的种族意识萌发。夷夏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和各诸侯国的“尊王攘夷”过程中形成的，汉唐时期逐渐强化。宋明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频繁，夷夏观愈益发达。到封建社会末期，逐渐从民族关系扩展到中外文化关系，从华夏与四夷的关系逐渐扩展到中国(中华民族)与中华四夷之外的民族文化关系。夷作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专称，扩展到中华民族以外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这种夷夏观的扩展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关系的某种变化，即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认同，也反映了中外文化冲突的开始，更反映了对西方文化的某种排斥心理。在清代，以前被士大夫称为夷的满洲创建的清朝统治区域，被视为当然之中国。中华、华夏不再是汉族的专称，而是中华民族的代称。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渗透，对于淡化中华民族内部的对立意识起了重要作用。而“夷夏之防”适用范围渐渐转移到中外关系上，视他邦为“未闻礼仪之风”的禽兽之国。
此外，中国长期处于“家天下”的时代，中国入深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熏染，君主专制统治观念根深蒂固，总是把朝廷与国家等同起来。，报效国家即报效朝廷，也习惯了把自己称作臣民或子民，而非国民，因而国人麻木在奴隶般的王朝统治里沉睡不醒，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共存亡，不晓得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国家为君主一姓之私物，而国民则为君主之奴隶。而且，自古以来，明君和清官一直是中国老百姓顶礼膜拜的偶像，也是他们太平盛世愿望的寄托之所，因而忠君始终是国人最高的道德理想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不可逾越的伦理天条。可是，当近代史卷翻开的时候，国人已朦胧地意识到要想济世匡时就应该走出王朝政治的梦乡。
鸦片战争中英军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帝国腐朽的大门，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亦使讲究礼仪道德的天朝失去了往日“协和万邦”、“宾服蛮荒”的威严，打破了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政治神话，传统的封建文化已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冲击，夷夏观反映的民族虚骄意识与狭隘的世界方域观在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面前被击得粉碎。面对旷古未有之变局，士大夫中的先知先觉者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了中国人在认知上由天下转变为国家的艰苦历程。正如姚莹所说：“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魏源对于那种囿于九州但不知“寰瀛之天下”的保守世界观作了批评，认为西方人与中国人本质上一致，不应该称夷狄，西方国家是比中国更强大的文明国家。这种新的世界观，打破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华夏中心观念，中国人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列强林立、充满竞争的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洋务官僚也认识到，中国已到了落后挨打的地步，必须放弃华夏中心的天朝观念，走向世界。随着国际法传人中国，迫于外交形势的压力，中国人开始接受并运用其核心内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郑观应说：“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也”。“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夺。良以性法中绝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也，固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国无大小非法不立。”明确表述了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人开始关注一些外交问题，如关税自主问题。薛福成在谈到中国税则问题时明确提出要关税自主，他说：“万国公法有之曰，凡欲广其贸易，增其年税，或致他国难以自立自主，他国同此原权者，可扼之以自护也。又曰，若于他国之主权、内治有所妨害，则不行。”再如治外法权，曾纪泽指出，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乃“系交涉之变例，为欧美两洲各国之所无”，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随着中外交往频繁，晚清人士对国家主权范围的认识越来越广，萌发了近代领海、内河及铁路、电信等主权意识。从他们运用这一原则展开外交斗争来看，他们已初具近代民族意识。
与天朝上国观念破灭和国家主权观念产生相同步，先进的知识分子还把西方的民主观念引入中国。魏源首先对西方民主政治表示向往，他详细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制，认为议会制的好处是能集思广益，对国王有监督权，有利于英国政治健康发展。他更推崇美国的民主共和制，认为总统选举既周到又公正。洋务运动时期，一些人受西方民主观念影响，对中国专制政体产生怀疑。随着民族危机加剧和西方影响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把关注点置于政治上，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国内政治，所以洋务派的做法是舍本逐末。马建忠认为，西方国家强大的真正原因是实行了人人有自主之权的立宪政体。薛福成也认为西方各国政治，当以议院为最好，中国改革弊政之关键是建立民主议会。郑观应认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蔑之。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咸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邦，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和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早期维新派提倡民主议会制是对中国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中国废除专制，建立民主，做了开路先锋的工作。
总之，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传统天下观被打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来自西方的国家主权平等观念和民主主义观念，这意味着近代国家观念的萌发。
甲午战争后，丧权辱国的现实危难驱动着爱国志士形成近代国家观念。翻开当时的中文报刊，保国、保种、合群等文字赫然醒目。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断言：“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凸现了民权和主权意识。同时，甲午战败激发了国人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和自救意识，导致国民意识更新，即用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取代过去的夷夏观、臣民意识。近代国人认为，只有高举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大旗，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国民，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才能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梁启超曾强调“自主独立之国民，为今世文明之国所最尊重者”，“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而已”。以上这些新思想初步表征国家观念从传统向近代转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其中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前提下，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成立责任内阁，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国家。同时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这一派以梁启超、张骞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清末开展了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以期建立英国式的分权立宪的国家形态。但他们的失败，说明君主立宪制是行不通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革命性更强。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他们的排满思潮已不同于往昔的反满兴汉、讨胡诛妖，而是与争民权、求革命的思想结合起来，已属于近代民族主义范畴。鼓吹排满革命最力的章太炎，他宣称，今日为民族主义时代，种族之界必不可破。在《訄书·原人》中要求“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族为断”。就在众多革命派高举排满革命旗帜时，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举起了满汉一家、合族救国的大旗。梁启超提出“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国外之诸族”的主张，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康有为也强调“只有所谓小国，无所谓满汉”，并建议将这一共同体名为中华。中华民族这一包括中国国内各族在内的共同体概念形成了。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的同时，认同了“合族”反帝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驱除鞑虏到反满，再到只：反对少数害汉人的满洲人，进而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希望把五族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一个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同时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含义即反帝。此后到五四运动合族反帝标志近代民族主义成熟，加上此前清王朝的灭亡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样近代民族民主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使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国民中得以普及，同时加强了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推动了中国社会由皇朝体制向民主政治的嬗替，成为近代国家形态构建的思想先导。
文化翻译观与影视字幕翻译 篇4
电影、电视是以影像为主, 声画结合的综合性艺术, 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展, 电影、电视不再受国界的束缚, 大量的外国影视片涌入中国市场。例如:《老友记》、《绝望主妇》、《阿凡达》、《2012》、《爱丽丝漫游仙境》、《尖峰时刻》、《犯罪心理》、《生活大爆炸》、《吸血鬼日记》等。随着各国间文化交流日渐增多, 外语影片不再是“阳春白雪”, 曲高和寡, 而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一来, 影视字幕翻译便成为决定影视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顺应该趋势, 影视字幕翻译渐受重视, 其中如何处理字幕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已成为我国字幕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多年来, 由于译者素质参差不齐, 翻译作品质量难以保证已成不争的事实。如何提高影视翻译质量, 加强管理监督是译者与有关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文化翻译观的有关理论, 从影视字幕翻译的特点和原则出发, 对影视翻译过程中应侧重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希望对今后的影视字幕翻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文化翻译观对影视字幕翻译的指导意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领域“人类中心范式”的确立和翻译理论研究中文化学派的兴起, 翻译的“文化价值观”便逐渐成为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不再把翻译看做是静止的、纯语言的行为, 而是把它看做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交流过程。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是英国沃瑞克 (Warwick) 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的教授、翻译家、诗人和文学家, 作为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研究意义重大。
巴斯奈特论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含义:第一, 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 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 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 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第四, 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 这些原则和规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由此可见,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 因此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文化翻译观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 “从理论和实际上促进整个文学翻译, 如诗歌、戏剧、影视翻译和诗学规范的形成”。
影视翻译属于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 但它不同于单纯以文字出现的文学体裁。影视作品是以影像为主, 声画结合的综合性艺术, 其翻译语言在逻辑性、艺术性、感染力等方面有更高要求。影视翻译的即时性、通俗性、综合性等特点决定了影视翻译的准则和方法, 必须以目的语观众为中心, 努力照顾其语言水平, 满足观众的需要。就是说只有在观众的接受中影视翻译才能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总而言之, 目的语观众与原语观众心理接受反应和谐一致是影视翻译最高标准。英语影视作品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言, 它们为汉语文化所不知, 甚至难以理解和接受, 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一般说来, 与其他文学翻译形式一样, 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较难把握的。在影视翻译中对于文化因素如何进行处理是翻译工作者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
三、影视作品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国外的影视作品反映了作品本国独特的文化、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等。这些影视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鲜活的语言场景, 从中感受他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哲学体系等。在影视字幕翻译过程中, 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造成了翻译的困难。文化信息的处理问题成了翻译中的难点和重点。且影视字幕翻译受空间、时间及口型等因素的制约, 使文化信息的处理问题更加棘手。所以, 凡是直译无法使观众立即听懂的信息, 通常采用意译, 实行归化式的翻译, 以及时有效地传递译文的文化信息。
美国历史上最优秀、播放时间长达10年的电视剧《老友记》中有一句这样的话:“Yes, yes, we did, thanks to Vidal Buffay.”找遍美国的文化史, 你会发现“Vidal Buffay”具有非常强烈的美国文化。“Vidal Buffay”如果翻译成“维达布菲”那就非常外行。美国人都知道“Vidal”就是指“Vidal Sasson”, 他是20世纪全世界有名的美发大师, 他的剪发手艺非常惊人。这里的美发师“Buffay”的手艺也非常好。所以这里应该采用归化策略, 将“Vidal Buffay”翻译成“布菲美发大师”。
又如, 1993年由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拍摄的电影《阿甘正传》中男主人公阿甘和女主人公珍妮从小就结下深厚的友谊。阿甘视这份友谊为自己童年的快乐, 是自己儿时最快乐的事。阿甘说道:“Form that day on, we were always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peas and carrots”, 直译为“豌豆和胡萝卜”。如果将阿甘的这段话按异化策略翻译为:“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中国观众会不知其所以然, 无法理解“豌豆和胡萝卜”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实际上, 在西方国家, 豌豆和胡萝卜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经常一起搭配在人们的饭桌上, 可以说形影不离, 所以“形影不离”这个在中国使用最广泛的词很恰当地表达了原影视的意思。这样, 这句话就应该采用归化策略翻译, 将它译成:“从那天起珍妮和我就形影不离。”
2009年12月18日首映的《阿凡达》登陆中国之后, 掀起了电影收视狂潮。影片是詹姆斯·卡梅隆继1997年《泰坦尼克号》之后历时十余年精心打造的史诗巨作, 不论是宏伟壮观的场面, 还是全新的视觉冲击, 都让观众饱览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电影盛宴。其故事内容丰满, 饱含各种西方文化因素。该电影字幕是如何浅显易懂地传递其文化内涵, 吸引观众眼球, 成为字幕翻译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探索话题。
例1:You could step into his shoes.你应该接替他的工作。
“step into one’s shoes”是一句习语, 但在中文中没有对应的表达, 所以采用归化策略, 译为“接替他的工作”。
例2: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看看这帮菜鸟!
当新一批的士兵从地球上被送到潘多拉星球时, 老兵称呼他们为“fresh meat”。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译为“菜鸟”理解更容易些。
文化翻译观与影视字幕翻译密切相关。影视字幕翻译处理文化因素时, 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既要考虑本国观众的理解力和接受力, 又要尽量传递原语文化信息, 选择符合影视字幕翻译特殊性的方法。好的译者应该架起目的语观众与原语文化的桥梁, 促进各国间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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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因的翻译观 篇5
语言在普通人看来是多么平常的存在。但是, 哲学家们却从未停止过思考: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语言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又是什么让语言变得有意义?许多问题, 都使哲学家们陷入了沉思。在这众多的语言哲学家中, 奎因和戴维森是颇具影响的。
1951年, 奎因发表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 标志着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开始。奎因关注的是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 而非翻译理论。但在探讨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时, 奎因设计了一个著名的翻译的例子——原始翻译或极端翻译 (radical translation) , 并进而从语言哲学角度对原始翻译的过程及方法、可译性、翻译的不确定性、翻译的标准等重要翻译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就在同时期, 身为中学教师的戴维森因一篇论文的发表而名声大振, 于是戴维森也加入了语言哲学研究的行列。他和奎因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 但是也有区别。他们都为语言哲学做了极大的贡献。
2 奎因的“原始翻译 (radical translation) ”
当我们想到语言时, 大部分时候我们想的是我们所熟知的语言中的词语。奎因认为, 正是因为我们太熟悉自己的语言了, 以至于我们看不清楚语言本身的本质。所以, 他认为, 只有研究一种我们完全不熟知的语言, 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到语言的本质。因此, 他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个例证:一个语言学家去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土著部落, 既不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民族风情, 也不了解那里的语言。总之, 语言学家对那个土著部落一无所知。那么, 他将怎样来了解这个未知的语言呢?奎因的设想是这样的:当土著人看到一只兔子跑过去的时候, 土著人指着兔子发出gavagai的音, 那么语言学家就把这个音记下来, 姑且认为gavagai就是兔子的意思。当然, 要确定gavagai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兔子, 还是需要验证的。因此, 当语言学家看到一只兔子从眼前跑过时, 他指着兔子说gavagai, 如果土著人表示赞同的话, 那么, gavagai就是兔子的意思;反之, 则不是。那么, 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把目标语和源语言一一配对, 制作成一部翻译手册 (translation manual) 。
由此可以看出, 奎因是根据说话者对所表述的句子的赞同与否 (即倾向态度) 来判定语言的。奎因认为, 不同的句子会引起不能的倾向态度, 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倾向态度随场合的不同而定, 而不是随说话者的不同而定。比如, 当我们指着一条狗说“that’s a dog”时, 我们都表示赞同;但是, 当我们指着一条鱼说“that’s a dog”时, 我们则不会赞同说话者所说的。第二种情况是, 倾向态度是随说话者的不同而定, 而不是随场合的不同而定。例如, 当说“God exists”时, 有些人对此表示赞同, 有些人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有些人是有神论者, 相信上帝的村子;而有些人是无神论者, 完全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第三种情况是, 人们对某些句子存在着相同的态度, 要么是恒赞同, 要么是恒反对。例如, 在数学上, 当说“2+2=4”时, 我们都表示恒赞同;然而, 当有人说“5比9大时”, 我们表示恒反对。因此, 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观察人们对某个句子的赞同与否的态度, 然后把这些句子同本国语言中表示同样的倾向态度的句子一一配对。所以, 奎因认为, 句子的意义的根本就是对句子的赞同与否的态度。
但是, 按照奎因的这种思路来的话, 也会引起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拿上文所提到的gavagai为例。当土著人看到一只兔子跑过去, 然后说gavagai时, 我们不能确定他指的到底是什么。也许这个gavagai指的是兔子的颜色, 也许指的是动物, 也许指的是兔子跑的状态, 也许指的是兔子身体的某个部位, 也许指的是雄性或者雌性, 等等, 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此, 语言学家也没办法验证, 因为当语言学家指着跑过去的兔子说gavagai时, 土著人也不确定他具体指的是什么。所以, 这个事情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因此, 奎因就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the indeterminacy o translation) 。翻译的不确定性是于1960年奎因在他的著作《词语和对象》 (Word and Object) 中提出来的。奎因认为, 导致翻译不确定性的原因有两个:意义或内涵的不确定性和指称或外延的不确定性。就如上文所提到的例子, 语言学家都不知道gavagai到底指什么, 所以也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配对和翻译了。亦即, 在连指称都不可知的情况下, 我们是无法准确地翻译的。
3 总结
我们可以发现, 奎因所设计的例证—原始翻译, 是翻译的一种特列, 是一种极端现象, 是指译者对原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猜测词语的意思, 而并非指我们一般所谈的翻译 (即对两种语言都了解的情况) 。而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意识到外部的行为倾向并不足以完全确定意义和指称, 人们对这两者的理解和把我其实带有很大的主观意志和臆测成分。他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的本质,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戴维森的彻底解释, 我们可以认识到, 一种语言的一个语词或者一个语句可以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语词或者语句, 当且仅当它们表达了相同的客观的真之概念。
摘要：奎因的原始翻译观认为翻译就是要制作一本这样的翻译手册:源语言与目标语词条一一对应。但是, 按照他自己设计的研究方案, 最后奎因认为, 这样的翻译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因为不明确所指。
关键词：奎因,原始翻译
参考文献
[1].Michael Morris.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200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韩翻译观与影视字幕翻译探索 篇6
关键词：中韩文化,影视字幕,翻译技巧
在中韩影视字幕的翻译工作中, 存在着很多的不规范现象。亟需相关的翻译人士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 提升翻译的水平和质量, 从而促进中韩文化更好的交流和沟通。有效地传播中韩两国的文化, 起到一个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使影视作品的翻译能够更加地贴近两国的文化, 加强两国人民对文化的理解。
一、中韩翻译工作的特点
所谓的翻译指的就是在保证句子准确以及通顺的基础之上, 将一种语言以及信息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及信息, 也就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在传统的翻译工作中, 人们普遍认为翻译的工程是一个机械性的过程, 只是简单地对语言进行翻译, 而不是进行创造的过程。其实不然, 翻译工作既包括翻译人员对文章以及作品的理解, 也包括了他们对于作品的表达。可见, 翻译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需要相关的翻译人员转变传统的观念, 正确的认识这一工作, 准确地定位这一工作。
而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工作由于自身的特殊性, 需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时空的局限。它与传统的文本翻译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具有自身的特点。例如, 在中韩影视作品的翻译中, 经常会出现口语体。这是由于电影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因此, 在进行影视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尽可能使用生动、自然、简洁的语言。这样可以方便观众对于作品的理解, 也可以提升作品的生活性。同时, 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这时就需要翻译人员充分地考虑到观众的文化水平和阅读视野。尽量不要出现难以理解的地方, 尽量使用简洁易懂的文字和语言。
二、常见的误译
误译包括了很多方面, 例如词汇上的误译以及语法误译等。词汇上的误译包括了专有名词、汉字词以及其他词汇等方面的误译。
(一) 专有名词误译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 专有名词的翻译上就存在着误解, 很多的翻译同韩国人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一部名为《非常主播》的韩国电影中, 出现了小学的名字“鹰岩小学”, 而翻译时却翻译成了“应望小学”, 这时就会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为韩国的专有名词大部分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汉字, 所以在进行翻译的时候, 需要翻译人员格外注意, 尽量地将与此相对应的汉字找出, 这样有利于充分地反应韩国的传统文化, 提升翻译的科学性和准确度。
(二) 其他词汇误译
在进行影视作品字幕翻译的过程中, 并不能找到每一个词汇的对应翻译词汇, 这样就容易造成误译的情况。因此, 在翻译的时候, 翻译人员应该首先观察一下台词前后两句之间的关联, 并且在词汇的搭配以及语言色彩方面多加留意, 这样才能提高翻译的质量。例如, 台词的原意是“现在来述说你们的故事”, 在翻译时翻译为“现在来讲讲你们的故事”。这种翻译方式就更加的口语化, 可以拉近影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使作品更加的自然, 更加贴近生活。
三、提升翻译水平的有效策略
(一) 理解作品内容
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作品或文本进行理解和表达, 因此, 这就要求翻译人员在进行影视作品字幕的翻译工作之前, 首先要充分地对作品的内容进行理解, 然后再将相对较长的文本根据自己的理解情况用简单的语句加以表达。这样就可以使翻译人员充分地了解作品法主旨以及作品想要传达给观众的意识形态, 提升翻译的合理性以及可理解性。
(二) 掌握语言知识
翻译工作的基础就是翻译人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尤其是在翻译韩语文章和影视作品时更应该在充分掌握韩语翻译能力的基础之上, 提升母语的翻译能力。在传统的中韩影视字幕翻译中, 常常强调翻译人员的韩语功底, 而忽视了对汉语水平的重视程度。这就要求翻译人员一方面要掌握韩语的语言特点以及语法规范等, 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地加强自身的修养, 提高母语的专业翻译技能, 大量阅读汉语的文章, 培养良好的汉语语感。
(三) 提高专业水准
虽然翻译人员不可能全面的了解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是作为一名翻译人员, 应该对各国的政治、文化、历史、思想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 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和知识, 这样才不至于在翻译的过程中造成一系列的误会。同时, 翻译人员还要通过不断地阅读和学习, 提升自身的专业修养和职业技能, 保证中韩影视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完善翻译的机制, 提升翻译的效率, 优化翻译的方式, 转变传统的观念。
(四) 加强人才培养
在传统的观念中, 认为翻译工作具有机械性, 不值得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程。但是, 实际上翻译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需要翻译人员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在我国的翻译教学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欠缺。一些高校对翻译教学不够重视, 这样不仅不利于我国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 也同样不利于我国翻译水平的全面提升。因此, 我国相关的部门应该提高对翻译教学的重视程度, 努力地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
结语
随着中韩之间文化交流的推进与加深, 韩国的文化在我国深受欢迎。因此, 为了能够使我国的韩国文化爱好者更好地加深对韩国社会和语言文化的了解, 影视作品字幕的翻译人员更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充分地分析当前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且积极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促进影视翻译水平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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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晓亮.英文影片片名翻译方法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 2009.
传统翻译观 篇7
1 翻译本质与文化翻译观
1.1 翻译活动的跨文化交际本质
“跨文化交际实际上就是一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的交际行为。”实际上,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存在的文化碰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一情况, 跨文化交际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尤其是在翻译界中,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翻译活动中必须对原文所具有的文化底蕴表达出来, 才能够为读者提供相应的信息。中华武术源远流长, 思想内容丰富繁杂, 而西方文化里基本没有与它对应的武术和格斗表达。中西方的武术文化差异甚大, 西方武术讲究以外制胜, 中国武术讲究以内制胜, 以强身健体为基准并不主张主动出击。这些指导思想和基本内涵的差异给武术翻译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现实的困境急需一种正确的翻译理论为指导。
1.2 文化翻译观
文化翻译学派的产生, 是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内容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结果, 而在这一过程中某一学派对翻译所持有的基本观点, 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文化翻译观。正如世界知名社会文化研究学者、翻译学家苏珊·巴斯内特在其论文中所写到的“翻译是对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交流进行的主动行为, 在翻译过程中, 对于原文的语言文化环境的再现, 是核心要求”[1]p8。而在对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武术专用语像“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的说法的翻译中,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说法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如果简单的译为“six organs:eye, ear, nose, tougue, body and sense.”则传达不了汉语原文“根者能生义, 如草木有根能生枝干…何根生何意, 各有其界限, 不相混…”的含义。这种情况就如同巴斯内特所提出的“不可译性”。他认为, “翻译过程中如果能够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深入的考校, 那么不可译性在具体的翻译情境中是完全可以克服的”[2]105。不可译性要辩证的来看, 翻译既不是完全可能的,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要从翻译的语言侧重转移到翻译的文化和功能侧重上来了。
2 武术翻译的目的和对武术文献翻译者的素质要求
2.1 武术翻译的目的
在中华武术的翻译过程中, 最终目的在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而基于这一目的, 我们进行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应包括如下两层意义:1) 通过学术交流, 来提升中华武术在强身健体以及养生保健方面所具有的学术地位, 让中华武术走出国门;2) 外国友人能够通过武术翻译来更好的领略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 真正意义上实现通过武术的推介来加强文化交流的目的。
2.2 武术翻译人才的素质要求
虽然中华武术的发展在国内外都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并且在过去的十数年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如果仅从武术翻译领域的发展情况来说, 整体水平不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武术翻译本身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度较大。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 就为翻译人员的工作带来了直接的难度, 尤其是对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 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客观来说, 中华武术的发展不仅仅吸收了我国儒、道、兵、易诸家思想的精华, 同时用语也相对精炼, 这样, 如果翻译人员本身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没有一定的水平, 那么翻译工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 武术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交流, 武术翻译工作者自身必须具有相应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真正意义上的阐述明白招数中的具体精髓, 切忌模糊不清。应该看到, 这些要求的客观存在, 对于翻译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是相当高的。
3 汉语武术文献的英译策略
3.1 专业化策略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 正如上文中所论述的, 中华武术中蕴含了大量相关领域的知识和典故。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做出精准的翻译, 这就是武术翻译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译者必须精通武术、熟知外语才能尽可能精准的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思想和精髓。例如, “天人合一”思想在我国武术修习过程中较为常见, 但是对于这一句谚语, 大多数武术爱好者都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 更别说像武术谚语“内六合, 外六合, 内外相合益处多”的内涵传达了。笔者拙见, 以为“天人合一”不妨可以译为“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rmony强调和谐, 融为一体, 汉语中的“天”通常是指大自然的各种现象, 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
3.2 民族化策略
中华武术的生存和发展, 根源在于中华文化。实际上, 正是由于武术来源于多种文化流派的核心思想, 因此在武术招术中大量引用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特点。中华武术招术中不仅吸收了兵法学和古典美学的成分, 也吸收了儒家、道教和哲学思想, 还有各种武书流派互相参照、互相吸纳和影响的事实。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重视民族化的翻译策略。
3.3 规范化策略
规范化是翻译过程中必须得到重视的原则, 这里所说的规范化, 不仅仅指国内规范化, 同样也包括国外翻译的规范化。如“武术”一词来讲, 其译名就有“Wushu”、“traditional Chinese combat exercise”等等, 再如“对外宣传”的英译也有“external Propoganda”、“foreign propoganda”和“foreign publicity”等等。如果不对这些重要的外宣资料名称进行规范化要求, 那么势必会让国外修习者迷惑。
4 结束语
在中华武术的跨文化翻译过程中, 坚持民族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翻译策略, 是提高翻译准确度的重要途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而翻译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又需要外语界和体育界的倾力合作, 更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投入和支持。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才能推动这一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摘要：武术文献的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武术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 必须坚持专业化策略、民族化策略和规范化策略, 才能准确传达中华武术的深刻文化内涵。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武术文献,民族化,专业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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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eds.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Print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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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显柱.试论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6) :67-70.
传统翻译观 篇8
关键词：鲁迅,适应,选择,翻译观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家及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其地位之高, 国人无人不晓。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中国的“民族魂”, “三家五最” (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 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新文学开拓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长久以来, 人们就其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关于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却鲜有, 甚至备受冷落;一直以来的研究都是重其创作轻言译作。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110位作家224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鲁迅是先成为翻译家, 再成为文学家。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学翻译, 就没有他的文学创作。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2008年提出的。它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的“联姻”, 它是一种生态途径的翻译研究。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 环境主义渗透到了“人文领域”;在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推动下, 胡庚申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 构建了一套新的译学理论体系, 而翻译适应选择论又是以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为基础, 以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和“选择”学说作为理论支撑,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来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该文试运用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来探讨和挖掘中国文坛巨匠鲁迅的翻译思想。
1 和谐——翻译目的与宗旨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依托华夏文明的生态智慧, 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 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 其重点在和谐。这种和谐是“天和”“人和”“心和”的总和, 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圆满。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 首先表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7]这种和谐, 在翻译中体现在“原文-译者-译文”的关系中, 以译者为中心, 从译者角度审视两端来达到平衡、稳定、和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 译者为“求存”而“择优, ”面临着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鲁迅正是在正确判断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后作出了选择。他选择了为改造社会服务的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息息相关的外国文学作品来作为翻译文本。他的作品提供了“内外两面, 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想合流, 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他从事的文学翻译着重于东欧和北欧文学的介绍, 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富于挣扎、反抗和怒吼的精神, 翻译过来, 不但借此转移性情, 更可改造社会。
关于翻译目的, 鲁迅用了两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 比喻为“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 直接为革命服务;二, 比喻为“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 吸收外来的营养, 所以应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 像普罗米修斯似的“从别国窃得火来”以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2]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学翻译不随波逐流, 不赶时髦, 没有把翻译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实践, 而是选择对中国人有启蒙借鉴作用的好作品, 将翻译的选择与他确立的人生奋斗目标与价值观一致。鲁迅的翻译目的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 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翻译旨在迎合时代需要, 而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社会需求决定了他的翻译目的, 反过来他的翻译目的又决定了他的翻译选择。他把翻译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激发国民的革命热情和坚定革命的斗志。体现了救亡图存的翻译目的的和谐与统一, 力求翻译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与统一。
2 直译、硬译到重译和复译——翻译策略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既不是从原作者/原文的角度、也不是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 而是从译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的, 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特征是:一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 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5]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不断的选择、适应的过程。无论是“直译”“硬译”还是“重译、复译”, 都是鲁迅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为实现翻译目的所采用的特定手段, 都是他不断的“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鲁迅是赞成“直译”的, 他认为“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 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直译可以更好地将外国语言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言, 更好地服务于本国语言。在当时一片“意译”的喧嚣中, 他提倡“直译”, 在翻译中要既求“易解”, 又须保存“原姿”。他把译者放在翻译的中心位置, 译者必须正确判断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只有“直译”, 才能更好地体现“忠实”, 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 才能已近原质性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 从而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一种推动和改革作用。提倡“直译”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它表明鲁迅在翻译的文化态度方面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译者优先考虑到“易解”、“原姿”的因素。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 它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的一种选择, 选择“直译”, 忠实原文, “易解”“丰姿”, 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选择意在适应, 适应意在选择。
我们今天所说的重译, 鲁迅当年称之为复译。在鲁迅生活的年代, 许多译家怕人重译, 而鲁迅对重译的重视, 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针对当时翻译界的抢译、乱译之风, 鲁迅重新提出重译和复译。他说:“前几年, 翻译丢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 诬赖, 开心, 唠叨没有用处, 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 还不行就再来一回, 譬如赛跑, 至少总得有两个人, 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 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 无论他怎样蹩脚。”[2]他认为重译是击退乱译的好方法, 他把翻译喻为赛跑, 在译界引入了一种竞争机制, 有竞争才会有质量, 才能“适者生存”。同时, 鲁迅把重译与时代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 “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 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 七八次何足为奇, 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2]即便是在当今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思潮中, 鲁迅的主张复译的观点对实践仍有指导意义。
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 因为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 因此译者也总要进行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操作。鲁迅洞察到当时存在着翻译“失去了一般读者信用”的现象, 意识到“胡乱动的译本”打破了生态翻译学所考虑的“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的平衡而非长期以来侧重的“原文”和“译文”取向, 要想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就必须“复译”。鲁迅不仅提出“复译”, 还提倡反复“复译”, 不仅可以让译品呈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让各有千秋的译者更好地选择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译作来适应读者的选择, 让好的译品在时代的长河中“适者生存”。生态翻译学强调, 在正常情况下, “译者素质越高, 其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就越强;而译者的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越强, 其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自然会越高”。鲁迅强调译者素质, 他说“理想的翻译, 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 [2]他对译者要求很高——“精通”, 只有“精通”才能“适应”, 体现了他的生态和谐的翻译立场。
3“译有所为”——译者的责任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需要适应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从而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确认了译者的智力劳动和译者的责任。于是, 译者不仅需要“自重”, 还需要“自律”, 特别是需要“他律”。更重要的是, 还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寻找到了理论依据。[5]
在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时, 鲁迅说:“我译这书, ……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 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 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在翻译《文艺政策》时说:“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以为倘能味道较好, 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 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然而, 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 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2]鲁迅这些话, 反映了他以翻译来医治国人的“病”, “窃火”给人类的崇高精神。特殊时代的特殊翻译目的决定了鲁迅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 而是将翻译与改变国民封建落后思想、转移国民性情和改造社会联系起来。将介绍国外先进的东西作为自己肩上的责任, 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国民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鲁迅翻译的作品选择了东欧极富反抗精神的弱小国家作品作为翻译文本, 既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同情, 也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战斗”精神。鲁迅“译有所为”地对外国资料进行删繁就简的编译, 将它们快速译介到中国来, 从而达到启迪民智、改良政治和社会的翻译目的。
“翻译之用大矣”“翻译之功伟矣”。“以译行事”应当受到重视, “译有所为”值得研究。主动地担当起译者的“为”之责任来进行翻译思想的创新, 是鲁迅翻译值得研究的地方。鲁迅“译有所为”地主张“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 促进了外国进步文化的吸收以及本国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鲁迅即使不是最早提倡翻译批评的人, 也是中国现代最重视翻译批评建设的人。”[2]鲁迅在《为翻译辩护》中指出:“翻译的不行, 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 但读书界和出版界, 尤其是批评家, 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 必须有正确的翻译批评, 指出坏的, 奖励好的, 倘没有, 则较好的也可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翻译是有质量意识的, 他理性地提出对翻译批评的重视, 扩大了人们对于翻译仅仅是译者责任的认识, 若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译者, 怎么可能有所“为”呢?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译有所为”还应围绕“为”字做文章, “为何为” (why-to translate) 、“为什么为” (what-to translate) 、“怎么为” (how-to translate) 。鲁迅对“译有所为”进行了解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他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介绍一些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 他崇高的翻译目标为“救治这颓运”、“转移性情, 改造社会”, 以期唤醒沉睡的人民, 充分发挥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以独到的眼光选择向国人翻译介绍西方“为人生”的作品, 以此来唤醒沉睡的民众, 改造麻木的国人, 照耀中国前行的道路。他的翻译思想也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创新, 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4 结束语
译者的翻译过程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离不开自身对源语文本的选择。在当时提倡“科学救国”的时代潮流下, 鲁迅的译介域外作品的选择顺应了时代的召唤。他的文学翻译顺应了社会对先进西学的需求以及民众对新鲜小说的需求, 为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译品的生命状态即对译品的价值和受重视程度使得译者与译品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的相互作用关系。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双重身份, 他/她是原文的读者, 又是译文作者, 于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有不同的适应与不同的选择。鲁迅在翻译作品时充分考虑到了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不同的生态环境, 遵循生态社会地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我的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 有意识地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纳入考虑范围, 以创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 促进生态翻译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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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翻译认知语境观解析 篇9
关联理论是由法国认知学家斯坡伯(Dan Sperb)和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逊(Deirdre Wilson) 1986年在其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类之所以能够进行交际的内在机理，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而关联理论正式进入翻译学的研究则是由威尔逊的学生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 Gutt)在他的博士论文“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翻译与关联：认知和语境)中率先开始的。
在翻译活动中，对源语文本进行最大限度的理解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在理解过程中，语境的作用不容忽视。语境存在于一切形式的语际交流活动中，只要有语言交流，特定的语境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反之，语言交际活动又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而且受到语境的影响。“语境与语言的关系极其密切，它在语言的研究及其使用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翻译，作为两种语言之间以传达语义为主要目的的语言交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语境，正如纽马克所说：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语言学派及语言学者对语境有着不同的理解，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语境观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
二、关联理论语境观
语境是语用学言语交际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他区分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语境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
在关联理论中，语境也称为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s)，在交际过程中双方互明的共知环境称为相互认知环境(mutual cognitive environment)。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因此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言语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关联理论将语境看作是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由于语境是一个变量，语言的交际过程涉及认知环境的制约，涉及语境假设的形成与验证，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听话人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构建新的语境。
在将语境应用于言语交际时，语用学学者们通常的做法便是列出丰富的语境成分对话语进行解释。而在关联理论中，语境被认为是由来自于交际者认知环境中的一部分假设构成的，语境假设是由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从认知环境中选择的。关联理论认为，意义的推导离不开语境因素，但不一定要依赖具体语境，因为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和思维已把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这实际上避免了先前语境观中将纷繁复杂的潜在语境因素看成是实际语境的问题，进而在对言语交际过程分析时只要关注构成语境的那部分假设就行了。与静态语境观相比，关联理论动态的语境观更加适合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更能反映人类交际时的心理状态。
三、关联理论语境观在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关联理论的创始人Sperber和Wilson，听者之所以能推导出话语含义，就在于他能根据最佳关联原则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选择合适的语境假设。在翻译活动中，语境应分析到何种程度则也是由关联性决定的。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关联原则是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一个不能违反的原则，只有找到最佳关联时，一个特定的语境才算确定。而所谓关联，简单地说，就是指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认识主体认为事物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关联原则就是关于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条原则或认识主体寻找事物之间这种关系的一条原则。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做出语境假设。
关联理论把关联看成是话语语境效果对话语信息处理耗费之间的最佳平衡，适度的信息处理可加强原有语境假设。因话语基本上是片断性质的，语用者在话语过程中必须把片断性的话语充实成完整的命题形式，而这一推导过程通过由认知语境支持的推理产生。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的关联程度依赖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语境效果与关联成正比，处理努力与关联成反比。译者应根据关联论最小最大原则，即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对译文进行相应处理和取舍，使译文读者从认知语境中获得最佳语境效果。
例如(1) I haven’t got an ear for music.(我没有音乐细胞)，ear(耳朵)，意义指人们理解和欣赏所听到的某事物的能力，汉语中我们则习惯说音乐细胞。又如，It’s never too late to lock th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汉语只说亡羊补牢，而不说亡“马”补牢。从关联理论语境观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说话者使用隐喻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一个有隐含义的信息以触动听者自己去构想一系列关联，在确定隐喻性的话语前，说话者要对听者的认知环境进行猜测，以构建一个相互显映的语境。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既要对信息的成功传递负责任，也要对听者能否构想出一系列语境信息以建立最佳关联负责任。由于认知环境的不同，不同的听者对隐喻的理解是不同的，在翻译时译者要秉承语境关联原则，才能更有效地传递源语的意图与效果。所以翻译时要通过适当改变语境来帮助读者建立最佳关联。
再如(2)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两个译文中“天”的文化内涵不同，但功能上是等值的，即取得了同样的语境效果。对西方读者来说前者是归化法，因为他们受基督教影响深信上帝，后者是异化法，中国受佛教影响深信“天”。如果说前者读者容易接受，后者则可让读者增长见识，了解异国风情。何去何从，译者要根据翻译的目的、具体的语境而定。
因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制约因素，比如社交礼仪、固定修辞原则等，语言形式的表现自然存在差异，不同语言中存在表现相同信息的不同形式，也可能出现表现形式的空缺。针对类似语用差异，在出现语境空缺的情况下，即交际信息和语言形式出现了断点时，需要进行基础语境信息的充实、调整与顺应，补充语境断点与空缺。例如：秋老虎———aspell of hot weather in autumn;伯乐———good judge of talent (the name of a legendary person in the state of Qi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o excelled in evaluating horses;(吃)皇粮———salary paid by the state;老三届———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of 1966 to 1968。
四、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的语境观是动态的语境观，强调语境效果，正是这种新颖的语境观给翻译带来了更为有效的处理原则，也为译者留有较大的自由处理的余地。翻译可通过关联原则来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找出原文与语境的关联，对相关信息进行合理推理，从而正确理解原文的用意，用明确的方式再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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