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保护论文（共9篇）
胎儿保护论文 篇1
2012年6月11日, 有网友在华商论坛发帖称, 陕西省安康市某政府非法拘禁一怀孕7个月的母亲, 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 将其肚中胎儿强制引产。之后, 陕西省计生委称事件基本属实, 该做法严重违反计生政策。因为我国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可见, 我国计生法对于公民的生育计划也只是倡导性的, 而无强制性规定。
针对以上案例, 我们先不分析案件背后的政策以及政府执法问题。但是在胎儿权益保护方面, 是否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上的一些欠缺, 造成一些执法人员“违法”的呢?
本案当中, 胎儿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胎儿权益在受到侵害之后, 应寻求怎样的保护途径?应由谁代替其行使权力?我国法律在胎儿权益保护方面是否有规定呢?是否真正的从法律上保护了胎儿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于胎儿的权益保护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分析近现代世界各国对于胎儿权益保护方面的规定:
对于胎儿权益的保护是基于胎儿法律地位, 近代各国对于胎儿权益的保护特别是胎儿民事主体地位的规定, 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
1、总括保护主义。即以活体出生为前提, 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如《瑞士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胎儿, 其出生时尚生存, 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胎儿因为出生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2、概括保护主义。即胎儿未出生时, 属于母体的一部分, 不承认胎儿在此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只有在胎儿出生时是活体的, 法律为保护胎儿的利益, 对其利益的保护视同出生。如《日本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一条规定:“胎儿, 就损害赔偿请求权, 视为已出生。”即在特别情况下视为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主要适用于某些财产的取得以及损害救济等。例如胎儿的扶养请求权、继承权、受赠权等。
3、绝对否定主义。绝对的否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 胎儿不得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但是, 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 应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此看出, 我国《民法通则》绝对的否定胎儿具有权利能力。即严格遵守民法总则要求, 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不承认胎儿有任何民事权利能力。
以上三种关于胎儿权益保护的规定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规定相冲突, 一是, 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相矛盾;二是, 出生前无权利能力与为了保护胎儿的某些权利而承认其有权利相冲突。按照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的规定, 胎儿应该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是为了保护胎儿的权益, 又在另一方面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 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与法律理论逻辑相互冲击, 从而造成胎儿是人又不是人的逻辑矛盾。
相对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 我国现行的法律关于胎儿权益的保护有点滞后。主要表现在:在民法中关于胎儿权益的保护找不到相应的规定;在劳动法和劳动保护法中, 通过对怀孕妇女劳动权利的保护的规定来间接地保护胎儿权益;在刑法中, 为体现对无辜胎儿生命的保护, 规定只有在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对胎儿权益保护的唯一明确规定在于《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 应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此看出, 胎儿继承权的前提是胎儿出生时是活体, 我国现行民法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
虽然在法律上隐隐约约可以找的关于胎儿权益保护的规定, 但是,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胎儿权益受到侵害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不容乐观, 胎儿权益保护的成功案例还屈指可数, 最高司法机关的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指导实践也有待出台。
新编写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第十四条规定:“胎儿利益保护……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 视为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事项, 准用本法有关监护的规定。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 其民事权利能力视为自始不存在。”从此条文来看, 我国此次编写的民法典, 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上, 采用了总括的保护主义, 这也是我国的许多学者如梁慧星教授认为的, 对于胎儿权益保护, 采取总括保护主义最为有利。
但是, 对于胎儿权益受到侵害, 身体方面比如因为母亲受到强烈的机械损伤或精神创伤, 因为环境的严重污染, 因为错误的医疗诊断或治疗, 由于母亲服用药物等等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权利方面胎儿出生后受抚养权遭到侵害等。因为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导致胎儿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无处救济。这与我国侵权关于有损害就应有救济的规定原则相矛盾。
本案当中, 因为某政府的违法执法行为, 不仅侵害了作为母亲的人格尊严, 身体健康权, 同时, 对于胎儿权益也是一种侵害。并且, 对于胎儿权益受到的损害, 因为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现实中也就无从下手追究究竟应该由谁?如何?依据什么去保护其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类的不断发展, 民法在维护人的尊严, 保障社会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胎儿作为即将成为独立个体的人, 理应以法律形式保护其合法权益, 这样才能在其真正独立来到世界上时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基于胎儿独立的生命和权益, 法律应该承认其权利并以法律形式加以有效保护。这与世界各国在胎儿权益保护方面给予继承权与损害请求权相融合。
科技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我国的法律理应也逐步完善。胎儿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刻在发生, 并且在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关于胎儿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呼之欲出, 势在必行。及这次民法典修改之际, 加强胎儿权益保护, 使胎儿像活人一样被对待, 尽管这对于他在出生之前毫无裨益。
论胎儿的民事权益保护 篇2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能力；民事权益
近年来对未出生胎儿的侵害事件引发了对于胎儿民事权益保护的探讨。由于胎儿尚未出生，对其权益的保护不同于对自然人权益的保护，自罗马法以来，各国民法均有保护胎儿权益的规定，然各国对于胎儿民事权益的保护有不同的立法。本文通过探讨各国不同立法例对我国胎儿利益法律保护问题进行讨论。
一、胎儿的定位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律上胎儿的概念，理论上有多种定义。根据医学辞典解释，胎儿是指从受孕12周（也有的认为是8周） 开始，四肢明显可见，手足已经分化，才是胎儿。而在此之前属于受精卵和胚胎期，不是胎儿。这是生物学和医学角度对胎儿的定义。然而，采用生物学和医学角度的胎儿概念必然导致对受孕12周以内的胎儿合法权益保护的空白，并且，由于目前医学对于胎儿发育时期只能做出大概的判断，因此会导致对于母亲腹中处于12周左右的生命体是否属于胎儿的界定困难。
本人认为，在界定胎儿的法律概念时应当从胎儿的社会性出发，注重保护胎儿的将来利益。我国台湾法学家胡长清认为：“胎儿者，乃母体内之儿也。即自受胎时起，至出生完成之时止，谓之胎儿”。根据此观点，法律保护的胎儿应该指从精子和卵子结合时起至脱离母体成为自然人止这一阶段内的生命体，涵盖生命体在母体内发育的全过程。
二、关于胎儿民事权益保护的立法例
罗马法中，保罗就指出：“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应像活人一样被对待，尽管这在他出生之前对他毫无裨益。”由此可见，罗马法中认为胎儿在出生之前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第一种为总括的保护主义。认为只要胎儿活着出生，则将胎儿视为已出生者，和已出生婴儿一样享受法律保护，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总括的保护主义根据权利能力的性质和存在时间不同又分为不同种类。首先从权利能力性质的角度，将其分为赋权主义和视为主义。赋权主义认为，胎儿出生时为活体时，则溯及未出生时期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第二种立法例为个别的保护主义。个别保护主义原则上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胎兒出生时为活体时，承认胎儿在继承、遗赠等法定事项上享有权利。德国、日本等国均采取此种立法例。《德国民法典》第844 条规定：“即使第三人在受害时已经受胎，但尚未出生，仍发生赔偿的义务。”《日本民法典》第965 条规定胎儿有受遗赠的能力。
第三种为绝对的否定主义，认为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不得为民事权利主体。俄罗斯采用此立法模式。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开始，死亡时终止。由此可见，我国民法不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认为胎儿不属于民事权利主体，仅在《继承法》中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制度，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
三、胎儿民事权益应当受保护的具体范围
由于各国文化传统和国情不同，各国法律所保护的胎儿的民事权益范围也有所不同。我国目前仅就胎儿的特留份进行了规定，对胎儿权益的保护还比较少，故本人认为有必要对胎儿权利的保护范围进行扩大，本人认为应包括以下权利：
（一）健康权
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以其机体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 以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具体权利。德国在梅毒案中以及怀孕妇女在意外事故中致胎儿受损的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胎儿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笔者认为，胎儿应当享有健康权。胎儿时期健康权遭受侵害时，有权主张损害赔偿。
（二）受抚养权
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未成年子女有受抚养权。若在胎儿未出生时，由于侵权行为致使对出生后的胎儿有抚养义务的父母死亡或丧失抚养能力，那么胎儿出生后能否就受抚养权受侵犯提出赔偿请求呢？《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第二款规定，抚养债务人因需负赔偿义务之侵权行为而致死亡的，受抚养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实践中也出现多起此类案件。
（三）财产继承权
各国法律都有对胎儿继承权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款规定，“在继承开始之时已经孕育，但尚未出生的胎儿，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出生。”该款规定涉及的情形为：父亲死亡之时，母亲正处于怀孕状态。《日本民法典》也有相似规定。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了胎儿特留份制度。规定：“遗产分割时， 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保留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
（四）受遗赠权
受遗赠权是指接受被遗赠人遗赠财产的权利。我国《继承法》规定遗赠自由，但是受遗赠人应该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明示接受遗赠，否则视为放弃。由此可见，胎儿不具有受遗赠权。实践中，遗嘱明确表示把遗产赠给胎儿的，代为接受遗赠的为胎儿的父母。然根据《继承法》关于遗赠的规定，遗嘱中关于遗赠给胎儿的条款也是无效的。故本人认为，法律应承认胎儿的受遗赠权，由胎儿母亲代为明示接受，否则胎儿的利益将得不到保护。
四、结语
自罗马法以来， 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既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古老话题。目前我国民法理论对此研究尚欠深入，相应的关于胎儿的民事立法也比较少。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本人认为，我国民法典应采取个别保护主义的立法模式，在相关方面对胎儿的权利作出特别规定，应至少包括健康权、受抚养权、财产继承权、受遗赠权、依契约受益权和程序法上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
参考文献：
[1]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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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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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胎儿利益保护 篇3
《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民通意见》第一条规定: “出生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 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 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
这两条说明: 自然人的民事能力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拥有。胎儿没有出生, 所以就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但是, 这并不意味胎儿利益就可以忽视不管。胎儿是鲜活的生命, 是真实的存在。于情于理, 胎儿应当享有一定的权益。
《继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遗产分割时, 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这是我国现今对胎儿继承时必留份利益的保护, 这说明胎儿享有继承权。可是, 针对胎儿的生命健康权益的保护, 我国法律却缺乏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如无锡的裴女士早产幼女一案, 胎儿在母体中因他人侵权受到损害, 只能以裴女士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利益体现。因为胎儿没有民事权利, 所以主要赔偿的是裴女士自己的生命健康权, 当然法官也会考虑到损害对胎儿的影响, 但毕竟不是主要考虑对象。妇女在怀孕时遭到他人侵害, 其胎儿的生命健康也有受损的可能, 虽然胎儿在母体遭受侵害时尚未出生, 但是一旦出生损害后果便可能体现出来。
二、胎儿当事人资格的认定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一般情况下, 判断某一主体是否具有当事人的能力, 必须以其是否具备实体法上的权利能力为标准。
当事人能力是指能够成为一般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所必须的诉讼法上的能力或者资格。在我国, 具有民事能力的人才具有当事人能力, 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胎儿因不具备民事能力, 故不能具备当事人能力从而不能成为当事人, 因此胎儿无法以自己名义进行民事诉讼。所以, 胎儿的相关利益无法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
三、其他国家针对胎儿利益保护的有关内容
在德国, 立法者否认了胎儿的当事人资格, 却又在其《民法典》中有限地规定了胎儿的某些利益, 即胎儿在继承、抚养人被害时视为已出生 者, 享有继承 权、损害赔偿 请求权。
在日本, 胎儿是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 但是日本《民法》第七百二十一条规定: “胎儿在损害赔偿请求权上已经视为出生”。此外, 日本《民法》第八百八十六条和第九百六十五条规定了胎儿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日本《民法》第八百四十四条还规定了当抚养人被杀害胎儿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在英国, 根据其《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可知未出生的胎儿自身不享有进人民事诉讼程序的资格, 只有待其出生成为真正的自然人时, 才可以享有诉讼权利能力, 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之前受到的损害行使请求权。
四、完善胎儿利益保护的具体意见
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一直都是学界争议重点之一。针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 笔者认为要分情况来考虑, 以下是笔者的拙见:
第一、胎儿在未出世时, 享有继承权。
第二、胎儿在未出世时, 其抚养人遭侵害而死亡或者其他重大疾病使之不能履行抚养义务, 胎儿出生后有资格提起损害赔偿。需要明确的是, 胎儿出生后的抚养费损失与被告侵害行为有因果关系, 这个损失并不因为侵害行为发生于其出生之前而阻断。
第三、胎儿在母体中因他人侵害受到损伤, 胎儿出生后, 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提出侵害赔偿。不能因为损害行为发生时胎儿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拒绝其请求, 而是要考虑到损害影响的持续性和其影响的程度大小。
第四、胎儿在未出世时因他人非故意的侵害而流产或变成死体, 胎儿母亲因自己的生命健康权、生育权受损可以提起赔偿, 胎儿父亲因生育权受损可以提起赔偿。其父母双方均有权利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胎儿在未出世时因他人故意的侵害而流产或变成死体的, 加重赔偿, 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胎儿为双胞胎、多胞胎的, 出现以上情况的, 分别以各自的名义要求损害赔偿。
第七、胎儿在出生后, 其父母双亡的或者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 出现以上情况的, 由其监护人代理, 提起诉讼。
特别注意, 在进行民事诉讼时, 法院要确认胎儿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其是否是双胞胎或者多胞胎, 胎儿的相关权益是否真正因为损害行为的发生遭受损害。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胎儿在出生后可以以当事人的名义提起诉讼, 其父母或监护人是代理人。
当然, 胎儿权益保护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它不单单涉及法学领域, 还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等相关学术领域, 所以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明确: 必须充分保护胎儿的利益, 不要拘泥于无关痛痒的问题, 铭记实质重于形式!
参考文献
[1]百晓锋.胎儿利益保护中的实体与程序问题[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包冰峰, 李华.民事诉状中胎儿的当事人能力问题探析[J].东南司法评论, 2011.
[3]王帅, 奚玮.胎儿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问题研究[J].人民司法,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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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胎儿利益立法保护的完善探讨 篇4
[关键词]胎儿利益；立法缺陷；法律对策
胎儿不是一个孤立的生命体，而是所有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必然阶段，胎儿必将从生物意义上的人通过出生变成为法律上的人，所以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对法律主体权益保护的必然要求。在近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衍生出的侵害胎儿利益的事故越来越多。针对胎儿利益保护的案件层出不穷，而我国法律有关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胎儿的保护缺乏法律依据，这就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案例引发胎儿利益立法保护的争议
案例：2006年3月20日，魏某驾驶摩托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事故，魏某当场死亡。魏某怀有5个月身孕的未婚妻秦某代腹中胎儿，向肇事方索赔胎儿抚养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胎儿在死者死亡时还未成为死者生前扶养的人，还不具有民事权利，但胎儿出生是必然的，如是活体出生后由其父母抚养也是必然的。因此，事故责任中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肇事方），对事故责任中涉及到的胎儿将来出生后的生活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秦某是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诉请对还未降生的“遗腹子”抚养费赔偿，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其资格不符，遂驳回其诉求。法院建议秦某在孩子出生后以孩子的名义另行起诉，并以孩子监护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该案件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腹中的胎儿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是否具有诉讼主体的资格。二是“遗腹子”即胎儿是否具有获赔的权利。一种观点认为“遗腹子”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能获赔抚养费，根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之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在类似案件中受害人死亡时，其“遗腹子”尚未出生，“即属于母体的一部分，并未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不具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1]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加害人应当向被害人一方支付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里“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应当理解为包括死者生前实际扶养的人和应当由死者抚养的人，由于受害人与“遗腹子”是父子关系，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孩子没有出生，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孩子出生后具备了民事主体资格，现向事故责任方主张赔偿，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孩子的主张应该得到支持。
二、我国胎儿利益立法保护的不足
结合上述案例及现实案件处理状况，可概括出我国胎儿利益立法保护存在的不足：
（一）我国现行法不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主体地位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既然胎儿尚未出生，则依该规定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就不得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由此我国民法显然将胎儿保护排除出去，胎儿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并未受到法律保护。
（二）我国现行法缺少对胎儿继承权和接受遗赠权利的完整规定
我国具体民事立法中明确保护胎儿利益的法条，就是关于保护胎儿继承利益的《继承法》第28条，“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虽然我国现行法律缺乏胎儿享有继承权的法律依据，但该条款的制定的确为保护胎儿的继承权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依据。只是我国法律并未对侵害胎儿继承权的行为提供具体有效的解决途径，使得该类胎儿继承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三）我国现行法缺少胎儿阶段受侵害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对于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侵害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支付各种相应的费用等等。该法条规定只有在侵害公民死亡的情形下，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才能请求必要生活费的赔偿。这显然没有将胎儿包括在致残、致死等侵权损害的间接受害人的范围之内。
（四）我国现行法没有规定胎儿阶段胎儿和父母的亲权关系
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成长的义务，而子女对父母也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法并没有规定怀孕期间父母与胎儿之间的亲子关系。[2]虽然表面上看，怀孕期间胎儿和父母的亲权关系无需法律确定，但是在实践中，对该亲权关系的规定却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境外对胎儿利益的立法保护的比较借鉴
我国对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起步比较晚，且在我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立法经验。相比较而言，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胎儿利益保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笔者在此列举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针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立法，通过对比，以期为我国的胎儿利益立法保护现状提供可行的借鉴。
（一）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地区的相关立法
大陆法系国家有关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规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承认或部分承认胎儿具有与自然人相同的民事主体地位。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胎儿利益保护主要形成两种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分别是概括主义（总括保护主义）和列举主义（个别保护主义）。采取不同立法模式的国家，针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状况也各不相同。
试论胎儿法益保护 篇5
依现代民法基本理论, 自然人的人格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所以, 对于未出生的胎儿而言, 从理论上看是不具备权利能力的。实践中, 关于胎儿法律地位及在民法上是否具备权利能力问题, 各国法律规定不一, 学术界的争论也很大。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展开论述。第一, 分析法律上加强胎儿保护的必要性;第二, 介绍国外关于胎儿保护的立法实践, 并分析我国学者对国外立法实践在理论上不同解读;第三, 评析国内胎儿保护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我国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应采取的理论进路。
二、胎儿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一) 从事实的角度看, 胎儿是“潜在的人”
一方面, 胎儿与出生后的“人”具有生物同体性。胎儿以及成功受孕的孕卵、胚胎, 在客观上具有生命的形式, 而且人的生命也开始于这些形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 胎儿又不是“人”。“‘人’的最基本判断标准是健全的人脑、自主的意识和一定的社会角色及互动能力。”而胎儿并不具备或者并不完全具备这些要素。尚未出生的胎儿尽管是一种生命形式, 但“这种生命还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 只是先期的生命形式”, 是潜在的人。因此, 从胎儿生命体质这个事实的角度来看, 胎儿不是人, 不具有人的人格, 但又是先期的人、潜在的人。胎儿与自然人在生物意义上的同一性表明, 对胎儿这种生命实体的损害直接导致出生后的自然人的损害, 胎儿先期权益与作为本体的自然人的权利在客观上是一脉相承的, 是一个前后相接、完整有序的权益链条。
(二) 从规范的角度看, 传统权利能力理论使胎儿保护陷入困境
潜在的人的权益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的人的权利。一方面, 具备权利能力是人之所以为法律上人格的一项实质性要件和重要特征。只有出生的人才被赋予权利能力, 从而成为法律人格者。也就是说, 将“现世性”作为确定法律上的人的标准。这个原则背后的思想是“关于出生之前人从何处而来, 去世之后有没有地方可以去以及去到何处的问题, 明显不属于法律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只能涉及那些构成这个现实世界每一个自然人的属性问题, 所以法律只能规定现世的生活。正因为如此, 在理性法的观念中‘人’只能是介于出生和死亡之间的, 依靠其肉体生的自然人”。这足以表明其法律上的“人”与“未生的人”之间是有明确的界线。这种明显的界线导致依靠传统权利能力理论会使胎儿保护陷入一种困境与尴尬。但是, 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保护已经具有潜在人格的将来之“人”。
三、国外现代民法关于胎儿保护的立法实践及国内学者的不同解读
(一) 国外现代民法关于胎儿保护的立法实践
1.《法国民法典》第906条第1项规定:“仅需在生前赠与之时已经受孕的胎儿, 即有能力接受生前赠与。”
2.《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 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经出生。”第2178条规定:“受遗赠人在继承开始时尚未被孕育成胎儿或其人格由继承开始后才发生的事件决定的, ……”
3.《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在损害赔偿请求权上视为已经出生。”第886条规定:“胎儿在继承上视为已经出生……”
4.《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项规定:“胎儿, 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 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
(二) 国内学者对国外立法实践的理论解读
针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规定,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理论解读, 即基于立法论的解读与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学者解读的立足点是胎儿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依照胎儿是否具有权利能力, 胎儿保护的理论可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
1. 肯定说, 认为应当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 此说主要为梁慧星、尹田教授所主张。
两位教授从是否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的角度, 对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做出了如下概括:
第一, 总括的保护主义 (概括主义) 。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 视为其已经出生。此为瑞士民法所采。
第二, 个别的保护主义。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 但于若干例外情形, 如继承、遗赠等视为有权利能力。此为法国民法、德国民法与日本民法所采。
第三, 绝对主义。即绝对否认胎儿有权利能力。此为中国民法通则所采。
2. 否定说, 主张不应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以杨立新教授的“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和龙卫球教授的“预先保护说”为代表。
(1)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认为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客体是人身法益, 而非权利本身。当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时, 这种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通过人身权而享有、维护、支配。当民事主体还未出生前, 作为权利主体是不存在的, 但由于其已具备若干生命的条件, 围绕人身权而存在的先期人身利益是客观地存在于世的, 立法者不承认其为权利, 承认其为合法利益, 并予以法律保护, 因而成为法律保护的客体。
(2) 预先保护说。认为从罗马法以降直到瑞士民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均采此种立场。传统民法均是在坚持胎儿没有权利能力的基础上, 在有关方面对胎儿做特殊保护。即在技术上严格维护法律逻辑, 否定胎儿的主体性, 不承认其具有权利能力, 但通过对出生后自然人的某些利益进行预先保护, 来达成对胎儿的保护。
四、我国对胎儿保护应选择的理论路径
虽然各国立法实践和国内胎儿保护理论不同, 但学者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必须对胎儿这种生命实体予以保护, 只是在保护方式, 学界分歧较大。对以上立法实践和学说, 学者都是从是否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角度去展开讨论, 尤以肯定说为甚。那么, 赋予胎儿权利能力是否是保护胎儿的必须手段?再进一步说, 如在不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前提是否可以充分保护胎儿权益?王泽鉴先生曾指出:“人的生命自何时开始, 自何时起应受法律保护, 与其自何时起得以一个具有个体之人而存在, 而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系数二事, 不可混淆。”笔者认为, 一方面, “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学说”是存在很多的理论缺陷的, 另一方面, 赋予胎儿权利能力非保护胎儿的必须手段, 在不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充分保护胎儿权益的。
(一) 胎儿在理论上不应被赋予权利能力
第一, 赋予胎儿以部分权利能力违背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原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并不赋予胎儿以完全民事权利能力, 而是承认胎儿在个别事项中的权利能力, 但这与近代民法的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相违背。权利能力作为近代民法对自然人和法人主体地位资格的抽象, 要求一切民事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能力。以胎儿尚未出生为理由仅赋予其部分权利能力, 而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相区别, 实质否定了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原则, 使得构成近代民法理论重要基础的私权平等原则被破坏。
第二, 赋予胎儿以民事权利能力对胎儿保护并无实际意义。从各国民法的规定来看, 其对于胎儿之保护莫不以胎儿活着出生为要件。只有胎儿出生且为活体时, 才能在某些方面溯及的享有权利能力。尚未出生的胎儿赋予其权利能力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为他们并不能在胎儿期间实际的享有权利能力, 并不能以民事主体身份保护自己的“权利”。
第三, 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破坏了传统民法的逻辑严密性, 不具有可操作性。一方面, 从规范的角度看, 如若既规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又规定“尚未出生的胎儿享有权利能力”, 这会直接破传统坏民法的逻辑严密性, 有损法律的统一性;另一方面, 从事实的角度看, 何时受孕目前在医学上尚不能精确, 故胎儿自何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无从而知, 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
(二) 我国在保护胎儿方面可采的理论进路
在不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前提下, 胎儿利益仍是可以得以充分保护的。人格延伸保护说与预先保护主义就为我们提供了思路。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与预先保护主义有相似的地方, 即它们都不承认胎儿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而是从对自然人的利益预先保护或者延伸保护的角度来认识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笔者认为, 二者在实质上并无差别。二者所主张的“预先保护”或“延伸保护”都是以出生后的自然人的权利为参照系, 因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 不享有民事主体的各项权利, 所以, 预先保护或延伸保护的对象都不是权利本身而是“利益”, 这种利益是不因法律的规定与否而客观、独立存在的 (胎儿的这种利益的客观存在性详见文章第二部分分析) 。当然了, 如法律予以保护, 则可称之为“法益”。有人质疑说,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将这种利益限于人身法益, 忽略了对于财产利益的保护, 较之预先保护说有其局限性。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对胎儿利益的延伸或预先保护, 其根源在于胎儿与自然人在生物意义上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法律上主要是见于身体利益、生命利益、身份利益的在物质载体上 (即胎儿生命实体与出生后的自然人) 的同一性、延续性。财产利益不具有这种物质载体上的延续性。所以, 我国未来民法典可借鉴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和预先保护说, 在法律上承认并尊重胎儿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五、结语
胎儿作为人类生命的先期形态, 是人类生命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重视胎儿、保护胎儿的权益, 实际上就是重视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因为如果对胎儿没有丝毫的尊重, 终究会侵蚀我们对人类的态度, 进而摧毁我们自己的人格。希望未来制定的《民法典》能切实的加强对胎儿利益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邱仁宗.生命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杨立新, 张莉.连体人的法律人格及权利冲突协调[J].法学研究, 2005 (, 5) .
胎儿利益保护的民法探究 篇6
按医学词典的解释, “胎儿”是指妊娠后期子宫内未分娩的小孩或子代, 此时主要器官及系统以经形成开始呈现成年特征。人类胚胎约在受精以后第12周末成为胎儿。在此之前是受精卵和胚胎, 而不是胎儿。法律上对胎儿的界定显然不宜采用医学上的定义。这一方面是考虑到若以医学意义上的胎儿定义, 则受孕后12周以内的胎儿利益将无法得到保护。另一方面起算时间上也难以确定。台湾法学家胡长清认为:“胎儿者, 乃母体内之儿也。即自受胎时起, 至出生完成之时止, 谓之胎儿。”
由此可见, 胎儿利益的保护应当自受孕之时开始, 法律更注重的是胎儿作为生命的形式存在, 而不能采纳医学角度的胎儿的概念, 法律保护的胎儿是指出生这一法律事实发生之前尚未露出母体, 处于孕育中的生命体, 包括生物学意义上从受精卵开始至新生儿出生的所有阶段。
2 胎儿利益保护的理论学说
2.1 生命法益说
生命法益说最初由德国学者提出, 认为胎儿利益属生命法益而非权利。王泽鉴先生认为, 生命是生物体的本质, 不被任何行为妨害或阻碍, 任何人对其均有权享有。任何人对自然成长之妨碍或剥夺皆构成对生命法益之侵害, 所谓对健康之侵害, 即是对生命发展过程之妨碍。
2.2 权利能力说
该学说以胎儿具有权利能力作为对其进行保护的理论基础。在当代各国, 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广为援用。在此学说支持下, 形成三种立法保护模式: (1) 以活着出生为条件, 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对其进行全面保护; (2) 以活着出生为条件, 在若干特别事项上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给予有限的保护; (3) 不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不能作为民事主体予以保护。
2.3 侵权责任说
侵权责任说认为:一个生物有机体在出生前受到侵害, 其后这种侵害对发展中生物体之形成功能所生不利之影响, 于其出生后, 仍会继续。于此情形可认为一个人因受出生前不利影响之作用, 致其健康遭受侵害。
3 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例
在古罗马时期, 就有对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保罗说:“当涉及胎儿利益时, 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看待, 尽管在它出生以前这对他人毫无裨益。”在近代时期, 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继承罗马法的传统, 对胎儿利益之保护有三种模式:
(1) 总括的保护主义 (概括主义) 。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 视其已经出生。在近代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中, 《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款规定:“子女, 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 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 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 视为既已出生。”
(2) 个别的保护主义 (个别规定主义) 。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 但若干例外情形视为有权利能力。《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款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是已经受孕者, 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已经出生。”《日本民法典》分别就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胎儿的继承和受遗赠的能力以及父亲认领胎儿等, 规定胎儿有权利能力。其721条规定:“胎儿, 就损害赔偿请求权, 视为已出生。”第886条规定:“胎儿就继承视为已出生;前款规定, 不适用于胎儿以死体出生的情形。”第965条规定, 第886条关于胎儿继承能力的规定, 准用于受遗赠人。第783条规定:“父对胎内子女亦可认领。”一般认为, 采用个别保护主义立法例的优点在于适用范围明确。
(3) 绝对主义。即绝对贯彻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的原则。按照此立法模式, 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 不得为民事权利主体。1964年《苏俄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
就我国民法就胎儿利益保护应采何种立法例的问题, 学者的意见不同。有人担忧: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 将产生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 如“胎儿能否成为侵权行为受害人的问题、为计划和优化生育而堕胎的伦理价值问题”等。故有人便认为, 胎儿之未来利益, 只需用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即可, 无需赋予其权利能力。并且“一旦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 则流产无异于杀人, 将对妇女保护和中国社会发展极大不利。”也有学者认为, 在三种立法主义中, 绝对主义保护胎儿利益最次。由于不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胎儿遭受损害而在其出生后无法对加害人请求赔偿的事例。“观之德日等国, 学者尚且以个别保护主义对胎儿保护不力, 主张改变立法主义, 采总括的保护主义, 可见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绝对主义之不合时宜, 乃毋庸置疑。因此, 建议制定民法典时采总括的保护主义, 以强化对胎儿的保护, 顺乎人情及民法进步之潮流。”
4 我国保护胎儿利益的立法评析及完善建议
4.1 立法现状
就我国目前而言, 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很少。《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 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劳动法》第61条规定:“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夜班劳动。”《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41条分别规定了用人单位在特定情形下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或裁减人员, 但是, 根据该法第42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依上述两款与怀孕女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婚姻法》第34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获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根据《刑法》第49条规定, 对审判时已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4.2 我国胎儿保护的立法建议
在我国民法典中应加入对胎儿利益保护的总括规定, 即胎儿以非死产者为限, 关于其个人利益的保护, 视为出生。在总则编规定, 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其某些特殊利益受民法保护;胎儿出生时为活体者, 其在受胎期间所受损害, 受法律保护。在人格权编规定, 胎儿享有健康利益, 该利益受到损害时, 可依侵权行为编的相关规定请求救济。
在合同法领域, 应承认胎儿享有依契约受益的权利, 如接受赠与的权利。
在继承领域, 对于胎儿的保护在该领域仅限于已经受孕的胎儿。法律应明确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已经受孕的胎儿享有继承权, 遗产分割按法定继承办理。”并规定:“公民可以通过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受遗赠人应为遗嘱生效时生存的人, 但遗嘱人死亡时已经受孕的胎儿可以作为受遗赠人。”同时规定在胎儿成为受遗赠对象的情况下, 视胎儿愿意接受遗赠, 无须作出明确接受遗赠的表示。
在侵权法上, 应肯定胎儿出生后可就其生前遭受的身体健康损害按照侵权法理论对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另外还应肯定母亲的不当出生之诉, 赋予母亲损害赔偿请求权。父母为侵权人的情况下, 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要求父母承担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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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91.
论胎儿人格利益的保护 篇7
一、胎儿人格利益的认可
(一) 胎儿人格利益
1.胎儿的概念
纵观各国立法, 并没有对胎儿给予明确的界定, 我国法学界对此也众说纷纭, 学者胡长清认为:“谓胎儿者, 在母体为之儿也。即自受胎时起至出生完成之时止, 谓之胎儿。”[2]与其相悖的典型学说为龙卫球先生之定义:胎儿是指自然人未出生但在受胎之中的生物体状态。[3]笔者认为, 胡长清先生的界定已经不能满足现今迅猛发展的前沿生物技术, 其特例为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是由精子和卵子于体外结合, 作为未入母体的胚胎也会涉及遗产继承、抚养请求权等法律问题, 所以其与正常之受孕胎儿应具有等同的法律地位, 因此龙卫球教授的观点更适于应用在实践之中, 并且该定义更有助于理解外界侵权行为对此特殊生物体状态产生不利影响的危害严重性。
2.胎儿人格利益的界定
胎儿人格利益即指自然人先期的生命健康等方面的利益, 胎儿人格利益应采用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 即将胎儿利益视为先期人身利益。[4]本文所指胎儿人格利益并非指向全部, 而是胎儿作为“潜在人”的特有并且典型部分,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 先期身份利益。
先期身份利益即为其在亲属法上的身份利益, 其中包括亲权利益和亲属利益。先期身份利益的起点于胎儿的形成之时。因此, 从此时胎儿与其父母以及其他亲属之间就产生了该利益关系,
其二, 先期身体利益。
虽然胎儿并无独立身体, 不能成为身体权的客体, 但是其因是潜在的人, 形体应具有先期身体利益, 从而不受外界侵害。
其三, 先期健康利益。
从胎儿产生之时, 其健康权理应与身体权同等受到保护。
其四, 先期生命利益。
胎儿在客观上实则具有生命的形式, 但是由于这种生命形式并不是生命权的客体, 而是预见产生的自然人生命权的奠基, 因此该特殊的生命利益我们将其命名为先期生命利益。
(二) 胎儿人格利益的认可
在古老的罗马法时期, 法学家保罗就指出:“当涉及胎儿利益时, 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对待, 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毫无裨益。”[5]
在我国, 著名法学家杨立新曾提及:如果认为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 因而对胎儿的人身利益无法进行保护, 就会是对人的人身利益无法进行完整的保护。只有全面保护人的人身权利和人身利益, 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和统一, 建立社会统一的人的价值观, 维护社会利益。[6]
综合两者学说, 笔者认为虽然胎儿不同于自然人, 不具有现实性的权利能力, 但是从先期利益和人格角度分析, 对其人格利益的认可是具有应然性的。
(三) 侵犯胎儿人格利益的表现形式
由于胎儿人格利益的特殊性, 侵犯胎儿人格利益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于自然人, 主要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其一, 直接侵犯胎儿人格利益。
直接侵犯通常指胎儿的人格利益因此种侵权行为而直接产生损害结果, 该行为直接指向胎儿。通常体现在对胎儿先期身份利益的侵犯, 例如剥夺其“保留”部分财产。
其二, 间接侵犯胎儿人格利益。
间接侵犯是指行为人通过对母体的侵害, 作为后果造成了胎儿的人格利益受到侵犯。行为人所指向实为母体, 但是由于胎儿这一特殊形态使得其不得不也随之受到损害。
综上, 通过对侵犯胎儿人格表现形式的区分, 可以选取更好的角度进行诉讼请求从而从真正意义上保障胎儿的人格利益。
二、胎儿人格利益的保护
(一) 胎儿利益受保护的现实依据
当科技的发展带来双刃剑的负面, 当医疗事故的层出不穷, 当人权呼天抢地的蔓延, 这些现实依据赋予了胎儿人格利益保护最真实的价值。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使然, 优生优育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根据现实依据, 胎儿人格利益的保护是具有必要性的。
(二) 胎儿利益受保护的理论依据
现今中国法学界, 对于如何保护胎儿的人格权益及其理论依据百家争鸣。其中杨立新教授所提出的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该理论主要思想为:自然人在其诞生前和消灭后, 存在着与人身权益相联系的先期人身利益和延续的人身利益。两者相互衔接, 构成了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权利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利益的系统性, 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 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 保护先期人身利益和延续人身利益。
笔者认为:在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的支持下, 胎儿人格利益被视为一种先期人身利益来寻求法律的保护, 可以对胎儿人格利益进行合理保护。
(三) 关于胎儿人格利益保护的相关立法
在对胎儿的法律地位的确认上, 分为两种立法主义:
其一为总括保护主义。
即只要其为活体出生, 胎儿就和已出生婴儿同等具有权利能力。
其二为个别保护主义。
即胎儿原则上不具有权利能力, 但在若干例外情形下则认为其具有权利能力。
在我国, 现阶段采用个别保护主义。首先, 在立法之中直接否认了胎儿的权利能力。《民法通则》、明确指出,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其次, 在继承法等亲属法上却具有一定的特殊权利能力规定, 例如在遗产的分割之上应该适当给予胎儿“保留”继承份额。
笔者认为, 由于个别保护主义由于没有承认胎儿在作为活体出生后, 就其特殊利益保护并不充分。我国未来立法应采用总括主义, 其避免了表面上否定而仅限特殊规定的局限性保护。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与建议
(一) 胎儿作为侵权主体具有特殊性
由于胎儿作为先期利益保护对象, 相较于一般自然人作为侵权主体产生的纠纷具有特殊性, 表现如下:
首先, 胎儿权益的保护以胎儿作为活体出生为前提。胎儿作为活体出生权益才能真正现实地受到保护, 并且使其伤害程度鉴定具有客观性。
其次, 当胎儿作为侵权主体之时, 其父母不能作为侵害主体。我国学者也持有不支持父母施加于胎儿之侵权行为之诉的态度。根据我国基本国策“计划生育”而言, 对于很多家庭对于胎儿的此种侵害是不可避免的——堕胎, 又因支持家庭和睦等大原则所以对此区别看待。
(二) 胎儿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特殊性
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种先期利益保护的具体体现形式应在其出生后依法行使。基于此种特殊性, 胎儿请求权的行使具有以下特性:
1.损害的确定。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就在于损害事实的确定, 两者是紧密相联的因果关系。
2.损害赔偿请求权由法定代理人代位行使。
虽然胎儿活体出生之后成为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 但是由于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此, 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该由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3.胎儿出生时为死体无损害赔偿请求权。
胎儿出生时即为死体, 无论原因为何, 均丧失权利能力即丧失该请求权, 那么受孕母体则为侵害主体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 保护胎儿的诉讼时效具有特殊性
胎儿受到侵害而导致出生后先天不足的, 由于出生前无法预先得知该侵害结果, 并且多数疾病需要等要等到一定的年龄才能觉察和确认, 不能适用当前立法上的最长诉讼时效, 所以, 关于胎儿人格权益保护的案件诉讼时效应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计算。
(四) 胎儿人格利益保护实践的特殊性
对胎儿人格利益的肯定与保护思想虽然植入于我国司法实践之中, 但是, 在相关法律修改之前, 仍有多种问题存在。
首先, 如何认定胎儿受侵害的案件?在胎儿出生前就发生胎儿损害并且可以确定的, 可以利用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达到法律上赋予胎儿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后大致相同的法律效果。实际以母亲自己的身份形式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在法律上是必然没有阻碍的, 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母亲名义更便易更具体更完全的补偿其损失。
其次, 如何对胎儿进行合理赔付?笔者认为可以在具体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之间持“保留”态度。在国内立法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赔偿数额一直具有不确定性, 在司法实践之中, 该不确定性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为胎儿“保留”必要赔偿以抵消母亲在胎儿出生后为治疗胎儿而遭受的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失。
在实践中, 胎儿和母体在不法侵害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也正是这样, 对母体的侵害造成胎儿出世之后先天不足使得二者具有因果关系, 所以, 通过母亲的诉讼请求可以更好的维护胎儿的权利, 引用杨立新老师的一句话“维护了胎儿的本来应有而没有被现行法律认可的人身损害赔偿权, 又不会造成与现行法律的冲突。从而在目前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既不违反法律规定, 又适当弥补了当事人的损失, 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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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权利必要保护的法律思考 篇8
纵观我国涉及对胎儿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非常之少, 目前我国对胎儿权利的立法保护仅体现在了民法的《继承法》中, 该法律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 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此可见, 我国对胎儿权利的法律保护还仅仅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 根据当前不断出现的一些涉及胎儿利益的案件, 如此局限的法律, 使得胎儿的很多合法利益并未得到合理的保护。例如曾经有一个案例:2006年4月的一个下午, 在理县境内国道317线陈某乘坐的由廖某驾驶的面包车与梁某驾驶的大客车相撞, 致陈某受伤后入住某人民医院治疗。陈某经诊断为“先兆流产、胎膜早破”, 医生建议认为保胎的危险性较大, 遂决定终止妊娠并产下一暂活女婴。事后交警部门认定:梁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廖某负次要责任。后交警部门以当事人间就赔偿金额分歧较大不能达成协议为由而调解终结。陈某诉于法院, 请求判令梁某等三被告给付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 并判令被告支付小孩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以及精神抚慰金。然而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到死亡为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依据该条规定, 我国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只能从出生时开始算起, 而胎儿在未出生之前则当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由此, 最后法庭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小孩死亡赔偿金等诉讼请求, 认为胎儿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 对胎儿的损害导致其出生后死亡, 并不是对胎儿权利的侵害, 而是对母体权利的侵害, 因此应当赔偿的是母体终止妊娠的损害而非婴儿的死亡赔偿金。从此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我国目前法律的不完善, 不仅使法庭审理案件无法可依, 而且使得自然人成长发育的重要阶段中胎儿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力保护。
2 比较其他国家对胎儿权利的法律保护
通过对其他国家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法律的比较研究, 我们发现即使像美国、德国等这些发达国家, 其有关胎儿保护的法律也不是一开始就采取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的, 也是在不断地摸索中不断得以完善, 最终确立了保护先期生命法益等相关法律制度。归纳起来, 目前国外关于胎儿权利的法律保护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2.1 采取的总括保护主义
即胎儿出生时是活体的, 对其利益进行保护时视为已经出生。比如我国台湾民法第7条就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 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 视为已出生。”胎儿尚未出生时, 其作为母体的一部分, 并不具有任何权利能力, 但法律为了有利的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 当涉及胎儿利益问题时, 则视其已经出生, 赋予胎儿必要的权利能力, 从而为胎儿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保护。笔者认为此种模式较为合理, 我国民法等应当予以借鉴。
2.2 采取的个别保护主义
比如《德国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抚养人被杀时视为已经出生, 可以享有民事权利。《日本民法典》分别就损害赔偿请求、受遗赠能力以及父亲认领胎儿等, 规定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我国《继承法》中有关胎儿接受遗赠等也是如此规定。这种立法模式其针对性很强, 有利于庭审等操作, 但是由于其采取的是列举式的保护, 所以难免会有所遗漏, 因此对胎儿的保护并不很完善。
2.3 绝对否定主义
即绝对的否认胎儿具有任何权利能力。这种当然太过极端, 并不宜采纳。
3 对完善我国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并未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 对有损胎儿利益的行为也没有相应的禁止和惩罚的法条, 唯一有关胎儿利益保护的就只有上面所提到《继承法》中关于为胎儿保留所分得遗产。但是, 现行的立法已经不能满足司法等实践的需要, 许多案件的审理因为无法可依而导致审判结果不合理, 有违社会道德要求。因而, 笔者对此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考与见解:
3.1 从民法方面, 可以通过立法赋予胎儿以下三方面民事权利
(1) 继承权。
如前所述, 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的继承权做了规定。同时《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也规定, 应当为胎儿保留的份额, 未保留的, 应从继承的遗产中扣回, 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 若胎儿出生后死亡的, 由其继承人继承, 若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 由继承人继承。这些规定都明确了胎儿享有继承权, 应当继续予以保留。
(2) 纯获利益权。
胎儿在未出生之前, 就有很多机会获得他人给予的没有对等要求的纯利益, 比如遗赠、保险受益人等。笔者认为此种情况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予、报酬, 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等为由, 主张以上行为无效”来进行规定, 制定出保护胎儿纯获利益权的相应法律。
(3) 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
若胎儿出生后的抚养人遭受侵害死亡后, 胎儿是否具有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 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由于胎儿的抚养人受侵害死亡, 胎儿出生以后的被抚养权就被无情剥夺了, 在法律中若不支持这样的请求赔偿权, 很显然是不利于幼儿以后的成长的。所以笔者认为, 应当对胎儿的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当然, 如果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则应当不予赔偿。
3.2刑事立法中应加强对胎儿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刑法并未有关于伤害胎儿的具体罪名及惩罚规定, 仅仅只有两个司法解释提及到关于胎儿保护的问题其中之一的《人体轻伤鉴定标准 (试行) 》中规定, 损伤致产妇难免流产的, 仅构成轻伤, 再根据《刑法》的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如果损伤孕妇未至“难免流产”便不构成轻伤, 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从而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刑事法律对胎儿的保护非常乏力, 因此建议以后的刑事立法应当将对孕妇及胎儿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纳入刑法禁止和惩罚的范围, 从而加强对胎儿权益的保护力度。
3.3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立法
目前我国还未制定出《生育保险法》、《胎儿保险法》等为孕妇、胎儿等提供切实帮助的相应法律, 从而也使得《母婴保健法》等规定的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等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未能得以落实。对大多数不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的妇女而言, 因难以承受这些保健费用而不得不放弃这类服务, 从而为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言语的痛苦, 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总体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当不断完善各项母婴社会保障制度, 使得广大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得到切实普遍的保护。
综上所述, 我们应当在自身现存的有关母婴保护的法律法规基础上, 通过借鉴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吸取其精华, 结合我国实际, 从民法、刑法等各方面制定和完善有关保护孕妇和胎儿的法律规定, 从而填补我国相关领域的空白, 也才真正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91.
[2]李阳春, 李智良.论胎儿利益的总括保护主义[J].当代法学, 2003, (10) .
试论胎儿继承权保护 篇9
关键词：胎儿继承权,民事权利能力,宪法精神
一、胎儿继承权保护的理论依据
(一) 胎儿继承权保护的法理依据
法律作为公民公共意志,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胎儿作为一个“潜在的人”也应受到法律保护。近现代以来, 世界各国在其民法领域都坚持保护胎儿继承权, 比如:《德国民法典》中规定:第三人在被害人被侵害当时虽为尚未出生的胎儿者, 亦发生损害赔偿义务。《日本民法典》中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 视为已出生。胎儿的继承权需要保护, 但是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就必须要找到合理的法理依据[1]。与此同时, 关于保护胎儿继承权的许多理论也纷纷被法学家提出来从而为胎儿继承权的保护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实现胎儿继承权的条件
胎儿的继承权应当受到保护, 但要真正实现胎儿的继承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继承权是一项民事权利, 因此要想实现继承权必须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取得具体民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便不能取得具体的民事权利, 但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而胎儿是尚未出生的人, 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因此胎儿不享有继承权。但这一理论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面对层出不穷的侵犯胎儿继承权案件, 需要新的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 赋予胎儿享有民事权利的民事权利能力, 以此来保护胎儿的继承权。
二、我国的胎儿继承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 《民法通则》中的规定有违背宪法之嫌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明确规定了在我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公民在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后, 都是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不能享受民事权利。也就是说, 胎儿尚未出生, 因此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不能享有民事权利, 从而也就不能享有继承权。这属于传统的普遍理论, 即严格要求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但如果严格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 即胎儿不享有继承权, 那么胎儿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 当其继承权受到外界侵害时, 胎儿也难以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虽然胎儿不是一个现实中的人, 但他也是一个“潜在的人”, 将其民事权利能力一概否定, 对于其民事权利的保护势必难以保障, 因为作为一个“潜在的人”, 他也是有生命和人格的, 而保护人的生命和人格不受侵犯是我国宪法的要求, 从这一点上来说, 《民法通则》的规定有与宪法不符之嫌。
(二)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赋予胎儿诉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参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具有当事人能力, 即民事诉讼权利能力, 公民 (自然人) 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尚未出生的胎儿显然不具备当事人能力, 当其“预留份额”受到侵犯时, 其不能作为当事人提起诉讼, 其监护人也无权以遗产管理人①的身份成为当事人。这样, 胎儿的“预留份额”无法受到保护。保护胎儿继承权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权利的生命在于救济, 如果实体法中的权利无法运用相应的诉讼法来实现, 那么实体法也就如同一张无法兑换的空头支票, 这样怎么能使胎儿的继承权得到保护呢?
三、关于我国的胎儿继承权保护的建议
(一) 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进行合理解释
如果说国家的法律是一张汇票, 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个汇兑的过程。“权利的生命在于救济, 正如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得不到实施, 那还不如不要这部法律, 因为不要这部法律还不会带来法律尊严受到践踏这一结果。同样, 如果一个权利得不到救济, 那就不如不规定这个权利, 否则这一权利也会流于宣言和口号”[2]。既然我国已对胎儿继承权作出了相关规定 (虽然其规定还存在许多不足) , 那么我们就要严格按照法律来保护胎儿的继承权。在法律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先从法律解释上入手来完善法律。首先, 我们不能更改现有法律的基本含义 (毕竟它还没有被修改)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依据宪法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来对已有的法条重新作出有利于保护胎儿继承权的解释,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而合理的法律解释才能促进法律更好地实施。同时, 还要尽力推进我国法律的修改, 从而使我国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胎儿的继承权。
(二) 在《继承法》上承认胎儿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胎儿作为未出生的自然人, 是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 但是他具备将来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如果一味严格遵守传统的原则, 在胎儿的权益遭受损害时, 就很难得到补救。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普遍原则显然是存在不足的, 在保护胎儿权益方面出现了漏洞, 这使得在现实当中, 面临胎儿继承权受到侵害需要保护时, 传统的普遍原则显的力不从心。
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享有权利的基础, 没有民事权利能力, 公民就没有享有权利的资格, 我国一直坚持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的原则, 未承认胎儿可以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这样对于保护胎儿继承权非常不利。因此, 在理论上, 应当承认胎儿在一定情形中享有继承权, 即坚持个别保护主义学说, 在坚持公民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之原则下, 在涉及胎儿继承权问题时, 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样在保护胎儿继承权的问题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 同时也不违背原来的民法原则。另外, 在关于胎儿继承权方面的问题上, 应当坚持法定解除条件说并溯及到胎儿未出生期间[3], 即首先承认胎儿享有继承权 (当然这要以承认胎儿享有继承权为前提) , 但是当胎儿出生时为死体时就解除其继承权, 并溯及到胎儿未出生期间, 预先保留的财产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依法定继承办理。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符合世界法学发展趋势, 同时也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现实存在的胎儿继承权争议, 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这也许将成为我国继承制度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三) 在《民事诉讼法》上承认胎儿的当事人地位
胎儿的继承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不仅要在实体法上有明确的规定, 还要在程序法上制定适用于救济权利的法定程序, 使胎儿的继承权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有效的程序予以救济。权利的生命在于救济, 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救济程序, 才能使胎儿的继承权切实得到保护。首先, 就应该赋予胎儿民事诉讼权利能力, 使胎儿能够拥有参与诉讼的权利, 即使胎儿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 也可以由其母亲代为行使诉讼权利, 保护其继承权的实现。总之, 在诉讼法上制定保护胎儿继承权的有效程序将会使我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 真正实现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冯丽.胎儿继承权浅谈[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1 (6) :2-3.
[2]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