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增长路径（共7篇）
动态增长路径 篇1
摘要：文章研究了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的稳定性取决于中国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如果中国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大于0,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值;如果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小于0,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会发散而丧失稳定性。从1993年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一直大于中国外汇投资收益率,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而不会出现发散的情形。采用不同年份数据作为基期来对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路径是稳定的结论 。
关键词：外汇储备,动态增长路径,稳定性
一、引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开始逐渐变大,2000年以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最高时曾经达到0.48(分别为2009年和2010年),如图1所示。这种逐渐变大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会不会无限增大下去?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是会趋向发散还是会趋向收敛?如果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趋向收敛,那么实现稳定性的条件又是什么?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储备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GDP总量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笔者首先建立了一个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的基本分析框架,对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稳定性实现条件进行了分析。其次,进一步分析了增加了投资收益因素后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使之更接近实际情况。再次,利用1993—2012年的数据,对中国外汇储备与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的结果支持了理论的假设。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国内一些学者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了预测。卢锋(2006)用三种方法对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了估算。第一种方法,采用1990—2005年外汇储备增长幂函数估算,预测到2020年外汇储备增长到1.1万亿美元上下,并且指出这应是一个比较均衡合理的增长路径和规模。第二种方法,采用2002—2005年外汇储备实际增长的线性趋势估算,到2020年外汇储备将达到约3.5万亿美元,并且认为这可以看作外汇储备增长的可能高位水平。第三种方法,采用2002—2005年外汇储备指数增长趋势估算,在5年后(即2010年)可达到近5万亿美元,并且认为这可以作为外汇储备增长的理论高位边界。张曙光、张斌(2007)也采用不同方法对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了估算。第一种方法,采用指数函数对1994—2005年外汇储备变动进行回归所得方程外推,得到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870亿美元。第二种方法,按照恒等式经常账户余额+资本账户余额=储备资产变动+净误差与遗漏组成部分加总法进行估算,得到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4920亿美元。第三种方法按年平均增长率估算,对1994—2005外汇储备变动按照几何平均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到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8764亿美元。许朝晖、钟宏涛(2013)构建了一个跨期的效用最大化函数,并在给定中央银行以及政府当局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出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将中国1994—2011年度的外汇储备相关数据代入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函数得出结论:中国最优外汇储备规模与实际外汇储备规模之比的均值为0.82。
上述对外汇储备增长的估算虽然结论有所差别,但都是从外汇储备增长的绝对数值角度分析的。而实际上,除了考虑外汇储备本身的绝对数值,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相对数值也需要进行考虑,而且这种相对数值可能包含更有意义的政策含义。如果单纯从外汇储备本身的绝对数值来看,中国外汇储备似乎增长过快、数量过多;但是从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相对数值来看,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仍处于可以控制的区间。这为中国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参考。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较少。
国外学者对外汇储备数量的研究主要从外汇储备最优规模角度展开。主要有以下方法:政府的跨期消费效用最大化方法Jeanne&Ranciere(2008)、产出最大化目标方法Aizenman&Lee(2007)、漂浮控制模型Bar-Ilan,Marion&Perry(2007)等。但这些方法集中于从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的静态角度进行分析,对于实际外汇储备与GDP之比超出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后是会发散还是会收敛的动态变化则没有讨论。而这种动态变化可能更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所关注。
三、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的基本分析框架
中国的外汇储备变化来自于中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双顺差”。设R为中国外汇储备,A为经常账户的顺差,F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那么有:
中国外汇储备变化等于中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加上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设m为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即m=R/GDP,则根据(1)式可以得到中国外汇储备与中国GDP之比的变化率:
由(2)式可以看出,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变化率等于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之差。假设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为a,即a=A/GDP;中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为f,即f=F/GDP;中国GDP的增长率为n,根据(1)和(2)式可以得到如下关系式:
即:,从而可以得到:
这是一个一阶线性微分方程,根据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性质知道它存在唯一的定常状态,且该方程的通解为:
其中,C1为常数。以2011年为基期,即t=0。2011年中国的GDP为73219.9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1811.48亿美元,GDP增长率为9.2%,经常账户顺差为136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为2655亿美元,则m=0.43,a=0.019,f=0.036,由以上数据可得C1=-0.17,由此可得微分方程(6)的解是:
根据动态方程(7)可以得到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路径。从(7)式可以看出,如果将2011年作为基期,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趋于稳定值0.6。从(6)式可以看出稳态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受经常账户顺差与GDP的比率、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与GDP的比率以及GDP增长率的影响。经常账户顺差与GDP的比率、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与GDP的比率越高,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越高;GDP增长率越高,外汇储备与GDP之比越低。过去十几年,由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的比率、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与GDP的比率较高,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也较高。这与中国采取出口导向、积极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的。
对于动态方程(6),决定其稳定性的是中国GDP增长率。如果中国GDP增长率大于0,那么(6)式中当时间t趋向无穷大时,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值;如果中国GDP增长率小于0,那么(6)式中当时间t趋向无穷大时,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会发散趋向无穷大而丧失稳定性。由此可见,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逐渐趋于稳定值的条件是中国的GDP增长率保持在大于0的水平。
四、考虑投资收益因素后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
动态方程(7)只是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的基本分析框架,如果需要得到更加接近于实际的动态方程,还必须要考虑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不会只是闲置,通常情况下会进行投资运作,获取投资收益,这些投资收益也会推动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需要把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变量纳入基本分析框架。
根据以上分析,假设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为i,则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Ri,前面的(1)式变为:
即中国外汇储备变化等于中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加上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再加上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
考虑投资收益因素后,前面的(2)式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变化率可以表示为:
即,从而可以得到:
这是一个一阶线性微分方程,根据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性质知道它存在唯一的定常状态,且该方程的通解为:
其中,C2为常数。仍旧以2011年为基期,即t=0。2011年中国的GDP为73219.9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1811.48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为136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为2655亿美元,则m=0.43,a=0.019,f=0.036。GDP增长率=9.2%。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因此可以用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来粗略估算中国外汇储备收益率即i=2.78%(根据美联储网站数据www.federalreserve.gov)。根据以上数据可得C2=-0.41,由此可得微分方程(12)的解是:
根据动态方程(13)可以得到考虑投资收益因素后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路径。从(13)式可以看出,在考虑了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因素后,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趋于稳定值0.85。动态方程(13)得到的稳定值为0.85,要大于动态方程(7)得到的稳态值0.6。不难验证,稳态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高低受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与GDP之比、GDP增长率、外汇储备收益率的影响。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外汇储备收益率越高,稳态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越高;GDP增长率越大,稳态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越低。
对于动态方程(12),决定其稳定性的是中国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如果中国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大于0,那么(12)式中当时间t趋向无穷大时,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值;如果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小于0,那么(12)式中当时间t趋向无穷大时,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会发散趋向无穷大而丧失稳定性。由此可见,考虑了投资收益因素后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逐渐趋于稳定值的条件是中国的GDP增长率要大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
五、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的实证研究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表1给出了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实证研究相关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对前面的假设进行实证。
首先来看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逐渐趋于稳定值的条件。根据前面的理论推导,没有考虑投资收益因素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逐渐趋于稳定值的条件是中国的GDP增长率保持大于0的水平:考虑了投资收益因素后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逐渐趋于稳定值的条件是中国的GDP增长率要大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从图2可以看出,从1993年到2012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大于0的水平,并且中国GDP增长率一直大于中国外汇投资收益率,因此无论考虑不考虑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因素,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都将会逐渐趋于稳定值。事实上,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经过2000年以后加速上升在2009、2010年达到最高值0.48之后开始下降,2012为0.40(见表1)。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外汇储备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GDP总量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照IMF的统计体系,所有成员国提供的都是当年以美元计价的GDP的统计结果。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时间序列数据)。中国GDP增长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外汇储备收益率用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来粗略估算,来源于美联储。
数据来源:中国GDP增长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外汇储备收益率用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来粗略估算,来源于美联储。
其次,采用不同年份作为基期对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定值进行实证。在前面的分析中,采用了2011年的数据作为基期来计算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定值。实际上,如果采用其他年份的数据作为基期,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定值可能会有所不同。表2给出了采用不同年份作为基期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定值。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采用不同年份数据作为基期得到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始终存在着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路径收敛,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实证研究相关数据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3—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一直小于根据历年数据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更小于考虑投资收益因素后历年数据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这是由于从1993—2011年中国的经常账户、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除个别年份外,始终存在着“双顺差”,这使得从1993—2011年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较高。但2012年,由于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了逆差(从2011年的顺差2655亿美元到2012年的逆差168亿美元),所以2012年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数值为0.40)大于根据历年数据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数值为0.27),也大于考虑投资收益因素后历年数据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数值为0.36)。但即使这样,2012年仍旧存在着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说明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路径是稳定的,只不过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稳态值变得相对较小而已。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前面的结论,即只要中国GDP增长率与中国外汇投资收益率之差大于0,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路径就是稳定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研究了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路径的稳定性取决于中国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如果中国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大于0,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值;如果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小于0,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会发散而丧失稳定性。从1993年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一直大于中国外汇投资收益率,也就是说中国GDP增长率与中国外汇投资收益率之差一直大于0,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值而不会出现发散的情形。采用不同年份数据作为基期来对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路径是稳定的结论。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不必为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增大过于担心。这种增大是中国利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同时积极吸引外资的正常结果。上面的研究结论已经表明,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值而不会出现发散的情形。而且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出口和外资流入可能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持续增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回缩减(例如2012年出现的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趋于稳定值的过程可能会加速到来。因此中国应对外汇储备的增长作出全面的判断,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动态增长路径 篇2
关键词：垂直创新,水平创新,内生增长,中间产品,平均储蓄倾向
1 引言
创新增长理论首先由熊彼特 (1912) 提出, 他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周期过程的决定因素。早期内生熊彼特增长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率是由经济参与者的最优化行为决定, 且政策可以影响经济增长, 主要代表有Romer (1990) 、GrossmanandHelpman (199l) 、Aghionand Howitt (1992) 。其后, 针对规模效应以及知识溢出效应指数为1的缺陷, 提出了半内生熊彼特增长理论, 主要代表有Jones (1995) 、Kortum (1997) 、Segerstrom (1998) 。认为知识生产过程中面临着递减的技术机会, 经济的持续增长应当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主要是劳动) 。经济处于平衡增长时, 人口增长率应大于零。但是, 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正相关与现实不太相符。因此, 出现了完全内生熊彼特增长理论, 代表性工作:Young (1998) 、Howitt (1999) 、Zeng (2003) 、AghionandHowitt (2006) 、Aghion (2005) 、Bucci (2008) 、Minniti (2010) 。认为水平创新部门中没有溢出效应, 而垂直创新部门中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水平创新与垂直创新的速度, 其中水平创新的速度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经济中没有规模效应, 政策可通过影响总产出中用于垂直创新部门的比例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显然,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沿着熊彼特创新理论思路进行分析, 主要从供给角度出发, 很少将凯恩斯学派与熊彼特创新理论结合起来, 很少把技术创新与储蓄倾向或消费倾向联系起来, 进行技术创新对有效需求拉动作用的动态分析。因此, 可以从有效需求角度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2 最终产品生产函数和中间产品生产函数分析
假设一个封闭经济包括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具有垄断竞争的中间品市场和完全竞争的最终消费品市场结构, 社会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中间产品种类增加和质量不断改进来体现。
为了有效探讨垂直创新对中间产品生产的影响, 可在Howitt (1999) 和Zeng (2003) 研究的基础上, 将最终产品生产函数假设为:
其中, Yt为经济的总产出, HtY为最终产品生产中投入的人力资本, xjt为在最终产品Yt中中间产品j (j∈[0, Nt]) 的投入量;t表示时间, Nt是连续而非离散的, 代表中间产品的种类数 (水平创新部门的个数) ;α为中间产品对最终产品的贡献度, ε为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 如果ε=1, 则生产要素之间是完全替代的, 如果ε>1表示中间产品之间是替代的, 若0<ε<1则表示中间产品是互补的。Aj表示第j种中间物品的生产效率 (即垂直创新的水平) , 为垂直创新对最终产品生产的外部性, >0表示垂直创新对最终产品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 <0表示垂直创新对最终产品生产具有负的外部性。
假设中间产品生产函数为:
其中, KjtM为投入生产中间产品j (j∈[0, Nt]) 的资本, HjtM为投入生产中间产品j (j∈[0, Nt]) 的人力资本;l为生产中间产品的资本对中间产品的贡献度;φ表示垂直创新对中间产品生产的外部性。
设垂直创新的平均水平为设生产中间产品j投入的资本KjtM为总资本的μjt倍, 即KjtM=μjt Kjt, 则根据 (1) 和 (3) 可求出中间产品产量和最终产
假设生产最终产品的利润为πjtY, 则有
根据最终产品利润最大化要求, 可计算出中间产品的垄断价格pjt和生产最终产品的工资率wY分别为:
根据 (7) 可得中间产品生产函数
假设中间产品的垄断利润为πjtM, 则根据 (7) 和 (8) 可得:
同样, 根据中间产品利润最大化要求, 可分别计算出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资率wMt、实际利率rt和中间产品最大利润πjMtmax:
长期而言, 最终产品的工资率和中间产品的工资率应相等, 因而根据 (6) 和 (8) 可得:
再根据 (5) 和 (14) 可得:
由 (12) 可得:
3 垂直创新和水平创新分析
在下一个创新成功出现之间, 成功的垂直创新者可以成为暂时的垄断者。假设下一质量等级该产品j创新成功的概率为并且垂直创新成功的次数服从泊松分布, 则τ时间内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假定实际利率为r (常数) , 则产品j生产的整个垄断期间所获利润现值为:
由 (16) 和 (17) 可求出产品j的垂直创新成功的利润现值的期望值为:
相当于折现率, r是垂直创新投入资金的折现率, 是垂直创新投入资金的风险折现率。这表明, 中间产品所产生的利润将要投入下一个创新。显然, 利率越高越不利于研究投入, 预期垂直创新成功越大, 科研投入也会越大。
设产品j的垂直创新每单位时间的投入为ZjtV, 在期望收益等于投入成本的约束条件下, 由 (13) 和 (19) 可得:
假设每个部门既从事垂直创新, 又同时进行水平创新。每一部门单位时间内现期科研投入产生下期水平创新成功的概率为水平创新的期望利润现值为是垂直创新期望利润现值的η倍, 则水平创新每单位时间的期望收益为即根据Howitt (1999) 模型中, 水平创新会使产品种类N无限增多是不现实的。因此, 水平创新的成功率远小于垂直创新的成功率, 即根据Howitt (1999) 模型中, 水平创新会使产品种类N无限增多是不现实的。因此, 水平创新的成功率远小于垂直创新的成功率, 即根据Minniti (2010) , 其中σ为公共知识对垂直创新的影响参数, 由于σ>0, 0
设水平创新每单位时间的投入为:
假设全社会进行垂直创新单位时间总支出为ZV, 用于水平创新单位时间总支出为ZH, 则有:
将上 (22) 和 (23) 相加, 得全社会技术创新R&D单位时间总支出Z为:
4 市场均衡分析
设家庭总消费Ct, 则有:
由于为平均消费倾向, 由 (25) 和 (26) 可得:
设生产最终产品投入的资本为总资本的σ倍, 创新投入的资本为总资本的ρ倍, 则有:KY=σKt, Z=ρKt, 则有:μ+σ+ρ=1。因而根据KY=σKt、KY=μKt和 (28) 可得:
根据 (14) 和 (27) 可得:
根据 (4) 、 (5) 和 (30) 可得中间产品生产函数:
根据 (16) 、 (24) 和 (29) 可得投资函数:
根据 (29) 、 (31) 和 (32) 可得均衡条件下的最终产品生产函数Yt:
因而, 正相关, 与负相关。在一定范围内与N、A正相关, 与成负相关。也就是说, 经济增长与平均储蓄倾向、人力资本、科研投入所占总资本比例、垂直创新对最终产品生产的外部性正相关, 与生产中间产品所占总资本比例、生产最终产品所占总资本比例、水平创新的期望利润值与垂直创新期望利润值比例、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和预期水平创新成功率负相关。在一定范围内, 经济增长与水平创新、垂直创新正相关, 与预期垂直创新成功率负相关。
当满足时, 经济增长随水平创新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而且ε越小 (由于) , 水平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大。
由于和φ可正可负, 因而Yt与A可成正相关或负相关。当满足>0时, Yt与A成正相关, 即经济增长随垂直创新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同时, 由于因而, 越大, 垂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大。
可见, 不是任何形式的水平创新和垂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为正, 有些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能为负。由此可推论:如果社会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 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越大的技术创新越容易得到应用, 相反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越小甚至为负的技术创新则越不易得到应用, 这有可能导致易于提高居民福利的技术创新 (如环保技术、可持续发展技术、低价替代技术等) 得不到应用, 使国民经济陷入唯增长陷阱。
简言之, 经济增长取决于垂直创新和水平创新的变化, 取决于各部门所用资本比例变化, 取决于平均储蓄 (消费) 倾向变化, 取决于垂直创新对最终产品生产的外部性和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的变化, 取决于预期水平创新和预期垂直创新成功率的变化、以及水平创新的期望利润值与垂直创新期望利润值比例变化。
这恰好可以解释经济系统的主导技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变化。当主导技术处于导入期时, 垂直创新水平提高较慢, 预期垂直创新成功率也较低, 因而, 这一时期垂直创新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相反, 这一时期水平创新水平提高较快, 这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 但由于预期水平创新成功率较高, 这对即期经济增长起负作用, 所以, 只有水平创新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于预期水平创新成功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时, 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才可能扭转经济下滑态势;主导技术处于成长期时, 水平创新水平提高最快, 预期水平创新成功率最高, 垂直创新水平呈逐步提高的态势, 预期垂直创新成功率逐步提高, 因此, 该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主导技术处于成熟期时, 水平创新水平提高速度呈下降态势以及预期水平创新成功率较低, 而此时的垂直创新水平提高最快, 预期垂直创新成功率处于最高水平, 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呈快速增长态势, 直至达到最高。当主导技术处于衰退期时, 水平创新和垂直创新水平的提高处于最低期, 相应的预期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也较小, 因而这一时期的增长速度较慢, 如果这一时期没有新的主导技术导入的话, 经济系统将处于长期较慢增长状态。
根据 (32) 和 (33) 可得投资函数:
5 实证分析
由于数据样本的局限, 一方面本文主要检验gY和gK与gH、gN、gA、g— (1-β) 的关系, 其它相关因素用常数表示;另一方面选取1990—2008年的国民收入增长指数为的样本数据, 相应年份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指数为gY的样本数据,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增长指数为gK的样本数据, 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数量增长指数为gH的样本数据、全社会技术市场成交金额增长指数为gA的样本数据、全社会平均储蓄倾向增长指数为g— (1-β) 的样本数据。
注:1.国民收入增长指数、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增长指数由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资本形成总额增长指数、技术市场成交金额增长指数和全社会平均投资倾向增长指数由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所得;3.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数量增长指数由相关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所得;4.表中数据均为可比价, 单位为%。
运用SPSS软件对上表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可得结果如下:
由于回归分析的相关系数R 2、F和Sig值表现较好, 这些说明上述计量模型拟合性较好。
从 (35) 可知, 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垂直创新、水平创新和平均储蓄倾向的增长成正相关关系, 且与平均储蓄倾向增长相关性最大, 其次是人力资本增长, 再次是垂直创新增长, 最后是水平创新增长。这说明,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投资推动型,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还较小。
从 (36) 可知, 中国投资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垂直创新和水平创新增长、平均投资倾向增长是正相关, 且与平均投资倾向增长相关性最大, 其次是垂直创新增长, 再次是水平创新增长, 最后是人力资本增长。显然, 技术创新增长尚未成为投资增长的首要决定因素。同时, 垂直创新和水平创新增长、平均储蓄倾向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人力资本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作用远小于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6 主要结论
理论上, 经济增长和资本增长随水平创新、平均储蓄倾向、生产中间产品所占投资比例和水平创新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 随垂直创新对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外部性的提高而提高, 随水平创新的期望利润值与垂直创新期望利润值比例、水平创新投入对水平创新成功率的贡献度, 随实际利率和垂直创新生产力的提高而下降;在一定范围内, 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与垂直创新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动态增长路径 篇3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倒U型曲线,基尼系数
一、引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GDP始终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 特别是2001年以来, 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突破3∶1达到3.11∶1, 此后一直维持在3.1∶1以上的水平 (1) 。收入差距的扩大通过消费等因素的传导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其中消费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立足点。由收入分配导致的收入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 从而影响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由于变量选取和统计口径存在差异, 得出的结论亦存在一定差异。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作用机理?能否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对此作出解释?本文将从计量经济学的视角对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判断。
本文的整体安排为: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以1993-2012年20年间的GDP、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基尼系数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 探索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是结论,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自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反映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倒U曲线之后, 国外学者界兴起了对其验证及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热潮。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国内专家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一) 国外文献评述
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消费倾向的大小, 消费倾向影响投资需求,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之后, 学者界在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时, 多从实证的视角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验证。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发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 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 该曲线向我们展现了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改善的基础这一重要观点, 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关注和热议的焦点。随后, 鲍克尔特 (Paukert 1970) 、莫里斯 (Morris 1973) 、塞尔沁 (Syrqiun 1975) 和阿鲁瓦尼亚 (Ahluwalia 1976) 通过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证明倒U曲线显示的关系的确存在。而Fields (1980) 、Anand和Kanbur (1985) 、Saith和Lai (1983年) 等则对倒U型曲线及其实证检验从方法、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范畴, 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的储蓄倾向是存在差异的, 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 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该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是以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代价的, 在无政府进行干预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 (Kaldor) 认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是紧密联系的, 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条件。
Murphy Shleifer&Vishy (1989) 的研究认为, 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导致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从而会限制市场规模的扩张, 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Bertola (1993) 、Persson&Tabellini (1994) 和Alesin&Rodrik (1994) 等的研究认为, 政府为解决收入的不平等而过度采取的干预行为会导致财政扭曲, 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Saint Paul和Verdier (1993) 认为, 一个社会的再分配未必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2) 克拉克 (Clarke, 1995) 研究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 认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劳动者的整体收入将不断上升, 消费水平也因此将不断提高, 进而导致经济不断增长。佩罗蒂 (Perotti, 1996) 研究认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 分配不均和增长的关系取决于收入。Barro (2000) 、Galor和Moav (2002) 研究认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会受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影响。Fishman和Simon (2002) 、Gylfason和Zo ega (2002) 研究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剑桥大学的弗兰克 (Frank, 2005) 研究发现美国各州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
(二) 国内文献评述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国内学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几年来, 韩寒 (2008) 、牛似虎 (2010) 、李子联 (2011) 、朱慧莉等 (2011) 、杜凯 (2011) 、徐燕兰 (2013) 、王淑娟 (2013) 等进行了定性研究, 而众多的学者则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 研究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结论存在很大差异, 这主要与研究时选取的数据有关。有些学者研究表明, 其影响是不确定的, 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 如, 尹恒、龚六堂等 (2005) 、陈昌兵 (2008) 、赵倩 (2008) 、曹景林等 (2008) 、章曦和叶阿忠 (2009) 、刘生龙 (2009) 、余官胜 (2009) 、夏文彬 (2009) 、陆万军 (2012) 、乔榛等 (2013) 等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的特征, 即倒U型特征。而一些学者研究认为,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 如, 许冰、章上峰 (2010) 、钞小静等 (2009) 、黄萧等 (2011) 、郭国锋等 (2012) 、袁霓 (2012) 等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任燕燕 (2008) 通过对1981-2005年的数据分析, 得出收入分配不平等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二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高岩 (2010) 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才斌 (2008) 证实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呈现倒U型。刘艳茹 (2008) 、田振新 (2012) 认为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改善的物质基础, 经济增长最终会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郑蓓蓓 (2011) 、贾明月等 (2011) 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邹雪阳 (2011) 、刘松林 (2012) 认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因果关系。
三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 学者通过不同组别的数据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高宏伟等 (2009) 证实了二者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伍晓蓉 (2007) 、刘松林 (2012) 认为二者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张雪玲 (2010) 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但不能确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刘宪 (2010) 则认为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而且是单项的, 即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对国内外文献的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没有固定的趋势。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国内学者侧重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些学者也重点对二者呈倒U型关系进行了验证研究, 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数据选取时间段的选取差异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都会影响到对二者关系的验证结果。
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经济所处的发展水平和历史阶段, 也应考虑数据选取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一)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状况
1.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发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强劲势头。在1993-2012年的20年间, 我国人均GDP增速平均达到15.32%, 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分别为13.50%和12.54, (3) 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居民收入并没有保持同步增长。
2. 收入差距过大化未得到根本扭转。
收入差距扩大化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之间、东中西部居民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居民之间。如图1所示, 1993-2012年间,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虽然呈现波动, 但基尼系数仍然超出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水平, 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3. 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经济的快速增长给我国居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 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65元, 是1993年的9.53倍, 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 是1993年8.6倍。但从1993-2012年的GDP、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来看, 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如图2所示。
4. 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增长不同步。
1993年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随着收入的增长不断增加, 城镇居民消费经历了由透支到谨慎消费的过程, 2002年为由透支消费到谨慎消费的拐点, 农村居民消费则一直保持谨慎消费的特点。如图3所示, 其中, 曲线1、2、3、4、5分别代表人均GDP、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从图3也可以看出, 人均GDP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差距在逐渐拉大,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且差距在不断扩大。
(二)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呈倒U型发展
本部分以我国1993-2012年人均GDP和基尼系数方面的数据对经济快速增长与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速度。这里以人均GDP为X轴, 以基尼系数为Y轴, 绘出如图4所示的居民收入分配库兹涅茨曲线。从图4可以看出, 随着经济的增长,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 即呈现倒U型关系。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倒U型的关系, 我们运用计量手段进行实证分析。分三个步骤, 一是进行单位根检验, 二是进行协整性检验, 三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首先, 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检验 (这里经济增长规模用人均GDP衡量, 简称为RJGDP) , 检验结果发现二者同为二阶单整系列, 这说明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其次, 由于经济增长与基尼系数同为一阶单整系列, 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二者进行协整性检验。协整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协整结果, 我国的基尼系数与人均GDP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最后, 为验证人均GDP与基尼系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这里运用Eviews6.0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 Causality Test) ,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得出, 人均GDP与基尼系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因果关系, 即就格兰杰因果关系而言, 人均GDP不是基尼系数的决定性因素, 基尼系数也不是人均GDP的决定性因素。
(三)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
利用1993-2011年19年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基尼系数数据, 研究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利用上面相同的方法, 可以得出, 人均GDP (用RJGDP表示) 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用RJCI) 为同阶单整系列。经协整性检验, 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最后, 为验证人均GDP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这里运用Eviews6.0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 Causality Test) ,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得出, 人均GDP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因果关系, 即就格兰杰因果关系而言, 人均GDP变化是居民消费支出变化的原因, 居民消费支出变化会对人均GDP的变化产生影响。而从图3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会受到其收入的制约, 并随收入的增加不断增加消费支出。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即使是同一个国家,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 对二者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两个:
一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分析, 这可能与我国仍处于增长方式转型时期有关。研究比较表明, 不能将二者的关系固化下来, 现实中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另外, 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和制度等都会对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相互因果关系, 而居民消费水平除受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外, 还会受到社会保障等的影响。另外,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其消费倾向存在差异, 因而收入分配会影响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 从而影响消费与投资, 最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政府应注意通过完善税收体系、完善社会保障等调节收入分配, 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二元经济结构, 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刺激消费, 发挥消费对经济的主导作用, 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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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艳茹, 祝志杰.大连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现代商业, 2008 (9) :202
[4]乔榛, 徐龙.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学术交流, 2013 (2) :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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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路径探讨 篇4
一、消费成为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可靠方式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 能够拉动中间需求即投资需求, 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姜作培, 2008) 。如果最终需求不足, 一味扩大投资不仅起不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还会造成产能过剩的反效果。因此, 降低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 提高居民消费率, 才是解决近一个时期以内中国经济增长难题的路径之一。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缓解当前人为造成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更可以减少外贸出口摩擦和由于外贸顺差不断增长而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和银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有利于国民经济实现健康发展。目前我国的居民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和出口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三者之间失衡的现象比较突出,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不足 (姜作培, 2009) 。
二、中国社会消费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
关于拉动内需, 很多人说, 要让中国老百姓有钱, 要让中国老百姓能够消费, 这样才能形成“供给-消费”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 摆脱对出口的依赖, 真正让老百姓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但是, 如何真正做到拉动内需?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消费?中国的问题是储蓄率太高, 老百姓把钱攒着不敢花。2011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是38%, 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水平一般为70%, 连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印度都能够达到55%。因此有专家建议, 可推出一些短期措施来刺激消费, 如发行消费券。然而, 如果消费券能够购买生活必需品, 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就会真地使用消费券购买生活必需品, 而把本来应该消费的钱攒起来, 这样还是不能产生增量效应, 达不到刺激效果。而如果发耐用品消费券, 如买车券, 首先受惠人群将非常有限, 其次又与我国的城市交通与环境现实相冲突。中国的消费水平低下, 靠消费券拉动, 只能在表层起到有限的短期效应, 而若真正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就要找到导致消费水平低下的深层次原因。追根寻源, 是因为消费需求的扩张受到多重约束。
(一) 城乡居民的收入较低。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 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 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一直在50%以上, 这个比重在2004年下降到49.6%, 2005年降至41.4%, 2006年更降至40.6%。居民收入低、收入增长速度缓慢, 成为有效购买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 城乡居民未来支出预期持续增加。
在城乡居民对收入预期抱悲观态度的同时, 还需承担巨大的改革成本。高消费支出预期与低收入预期相叠加, 形成抑制消费的强烈动机。如住房制度改革后, 由福利分房改为货币购房, 市场化后的房价不断攀升, 并且有市场恶意制造刚性需求的趋势, 同时政府的保障措施有限, 使得居民为购得一处安身立命之地, 不得不压缩现期消费, 成为房奴;医疗制度改革后, 政府应当提供的医疗产品严重不足, 医疗保障水平未见大幅提高, 价格却突飞猛进, 加大了居民不确定的消费预期;而教育制度改革后, 大学持续扩招, 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迈入大学校门的同时, 学费开支高涨, 对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构成了巨大的开支压力, 大部分家庭为了积累子女未来的高额学费, 而减少现期消费;养老制度改革目前尚处在推进过程当中, 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倒金字塔”状的家庭结构,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 居民的养老风险增加, 城乡居民均处于尽量减少当期消费的状态, 以为养老做充分打算。
(三) 城乡二元结构的约束。
作为拥有占总人口70%的人口数量的农村, 应当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然而多年以来, 城市与农村间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投资政策等多种政策差别巨大, 导致农民收入低, 农村的消费环境和消费能力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城乡之间的消费断层非常明显, 这样的“二元结构”对农村消费需求形成了深层抑制。
(四) 收入差别持续扩大。
我国目前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的问题。高收入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低, 广大低收入人群平均消费倾向虽然较高, 但是由于收入低, 只能维持基本消费需要。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持续恶化, 收入不断地集中于少数人群当中, 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必然降低。
三、未来的路径选择
有专家指出, 美国式的消费社会模式, 对于当下来说, 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然而美国式的消费主义, 无视社会整体的基本需求、资源供给和环境状况, 在市场经济下无所不用其极的刺激不同个体的消费欲望, 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社会生产要素分配进一步扭曲。反过来, 在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之后, 在社会生产要素分配进一步扭曲之后, 市场经济又不得不更加依赖消费主义, 不断地刺激、人为制造消费需求, 以维持市场经济畸形的生存。对于我国而言, 建立美国式的消费社会, 庞大的资源和环境将无法持续支撑, 社会生产要素配置将无法合理, 大多数人的财富将被掠夺, 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广大城乡居民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和福利保障, 即“生、老、病、死, 衣、食、住、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要尽可能的满足广大居民这些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尽力获取最大的资源, 提供最大的供给, 并尽可能保证公平地在13亿人民中予以分配。因此, 建立完善的、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降低广城乡居民未来的支出压力与支出预期, 才能使扩大即期消费成为现实。
(一) 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努力减小收入分配差距。
首先, 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国目前的分配方式, 一次分配注重效率, 二次分配才考虑公平问题, 正是这种效率高于公平的分配方式使得资本性收入不断增加, 而普通居民的工资收入长期止步不前, 遏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收入分配制度上的改革对于拉动消费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 “十二五”期间力争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第三,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确实提高农民工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第四, 加快城镇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迟福林, 2011) , 这一政策目前政府正在努力落实当中, 未来应进一步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 使居者有其屋。
(二) 降低城乡居民的改革成本。
一是要通过政策上的优惠吸纳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以及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二是要努力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三是抓紧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保障办法, 鼓励各地开展农村养老保险试点, 推动有条件的农村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姜作培, 2009) ;四是要继续深化医疗制度的改革, 不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逐步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性质, 更要注重增加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贴, 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五是要改革中、高等教育制度, 勇于承认历史失误, 建立合理的中、高等教育体系, 商讨制定面向普通家庭的教育收费制度。
(三) 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公平分配。
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保障方面的消费需求, 属于基本消费需求, 不能纳入完全的市场经济机制下, 更不能为制造GDP而恶意地制造刚性需求;而对于人民群众的高端消费需求, 应较大比例地向精神领域的健康方向引导, 向含有高科技成分的方向引导。这样, 才能在全社会建立健康、经济、合理的消费模式, 在富民的基础上强国。
四、结论
总之,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我国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突出问题。因此, 现阶段必须加紧研究如何通过扩大消费, 通过建立低耗高效的科学消费方式拉动经济增长,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变。近年来, 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 在一段时期以来高度依赖于现行的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十二五”期间, 能不能初步实现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的方向转型, 关键在于能否真正为广大城乡居民“卸包袱”, 使其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这既影响短期内宏观经济的态势, 又决定着未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因此, 以盲目做大GDP为主要特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适时改变, 同时摒弃美国式的消费社会模式, 而应尽快归还历史欠账, 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编辑:何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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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迟福林.改革的新形势与顶层设计[J].决策与信息, 2011 (, 8) .
低增长下中国制造的赶超路径 篇5
“低增长”背后,中国仍有潜在优势
从2012年开始,新一轮经济减速期开始。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环比呈逐步好转态势,关键是处理好“经济结构调整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认识到经济下行期是淘汰落后产能、生产力的必要过程。经济周期的出现,很大原因是“预期”造成的,即在经济形势好时,往往会超额投资,“预期”达到顶峰时,便会遇到一个大的冲击,必然出现产能过剩和债务累计。因此需要快速找到“经济结构调整和保增长”结合点。
另一方面,从宏观背景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成为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一个最佳时机。而目前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优势来自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再次推进:四五年前私募基金公司数量很多,但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零;现在则是PE满天飞,唯独缺少好项目,现在有了投资的根基后,科技投入已占到GDP的2.1%。此外,空间优势也是世界众多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持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过去20年间,中国发展基本是沿海的发展,按照经济学的“收敛理论”,如果两个国家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收入较低国家的增速会比收入较高国家快;该理论应用到中国现实,则是在投资得宜情况下,内陆地区经济增速将比沿海地区快,这既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巨大动力,也是创新的巨大市场。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推动力。一是制造业企业已经意识到,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延式扩张不仅不会继续获得丰厚回报,甚至会被淘汰出局。二是快速工业化积累的大量资金,也为制造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制造业创新,重在学习“德国模式”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创新是动力之源。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更适合“从1到N”即“德国模式”的创新路径。
“从1到N”,就是从1到多,从有到精,不断改进,追求极致。“从1到N”也叫“跟随式”创新。德意志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他们严谨求实、精益求精,所以这种创新方式也被称为“德国模式”。目前德国制造业已成功带动25%的就业率,强大中产群体的存在,非常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也兼具很强的抗金融风险性。同时,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更值得中国借鉴。此外,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如果这部分被打垮,必将失去经济发展的根基。
因而,“中国式创新”需要多向德国学习,尤其不可忽视制造业,要提倡“工匠精神”。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消费,中国的内需扩大,中国的社会稳定,没有一样能够离开制造业,能够离开“从1到N”的创新。
“互联网+”还是“+互联网”
现在,“互联网+”是一个热词,甚至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带来的许多利与弊,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互联网+”。
“互联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传统行业应该积极拥抱互联网,这是它的显见含义和最大价值。“互联网+”对于宏观经济的意义,在于能对其他产业造成革命性改变,但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制造业,不能像美国那样依靠硅谷,依靠尖端科技,中国制造业亦不能拘泥于过去的陈旧思路,而是要用互联网改造。二是不要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变得心浮气躁,比如很多企业家由此患上“互联网焦虑症”。企业家们不要认为离开互联网就将难以生存,或与时代脱节,相反,仍需聚焦自身优势,踏实做好实业。
动态增长路径 篇6
11月15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 本次峰会主题是“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的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二十国集团的任务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既要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 又要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既要落实好以往成果, 又要凝聚新的共识;既要采取国内措施、做好自己的事, 又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他建议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 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推动改革创新, 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习近平强调,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刻, 承担了拉动增长的重任。今年中国经济预计实现7%左右的增长, 仍将占世界经济增量的约三分之一, 仍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未来5年, 中国将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改善环境质量;坚持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动态增长路径 篇7
竞争市场导致了竞争的激烈性,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同样适用于金融的发展。金融行业的低成本性与服务高效性不断提高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因此对于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金融发展历程相较于国外经济发达的国家而言尚显稚嫩, 而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也是造成我国目前经济现状的重要因素, 金融的发展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益和路径分析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 以此作为分析基础才能得出最为准确的结论。本文通过对中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并且结合实际提出了几点措施。
一、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
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金融推动经济的增长, 在随后的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到相较而言较为成熟的时期, 各国学者与研究人员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 经过漫长的研究路程, 发展到今天的金融与经济体系理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回影响金融结构的发展, 而金融的进步又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主要的两种金融形式为证券市场与银行性金融, 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而两者之间的结构技能分析和经济增长的路径探析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通用意义重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定了社会主义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经济体系多元化的格局。在金融影响下, 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也正逐步追赶其他经济体系较为成熟的国家。金融发展理论最初的发展是在20实际50年代左右, 其跟随经济学理论的产生而形成, 当时的研究重点是在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上, 即金融结构体系在经济的增长中起到的推动作用, 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结构体系 (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 从而实现经济的最高效益, 其中金融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为合理性金融政策的确定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协调配合。美籍比利时著名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其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对金融的规律及过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 他提出金融现象的三个方面:金融结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主要经济因素 (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金融易流量等) 的特点和变化规律, 进而解释金融发展的规律。我国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因为其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影响, 具有一定的特征, 因而我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应当对经济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 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 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诸多的难题, 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作用下, 金融行业的发展会遇到诸多的问题, 一旦制定和实施的金融政策不符合经济发展现状, 不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 甚至还会对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我国应当加大对金融发展路径的研究力度。
二、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分析
随着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金融行业也要不断进行创新, 以便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基于此, 下面本文就结合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情况, 提出推动我国金融发展的有效对策, 进而能够为我国金融行业实现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多元化发展
在现今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 金融行业的发展也不得不遵循着时代的改变, 以满足目前的金融市场的需求。首先应当确定的是, 互联网金融行业中的部分券商应当尝试改变自己的经营思维和经营方式, 对于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具体情况以及实际需求展开相应数据信息的调查, 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更符合自身发展的营销模式和管理体系。目前而言, 一些券商采用降低自身的通道费用, 从一定程度上刺激金融市场的需求, 使之经营的经济规模和其服务体系得到大程度的改变, 利用其增值服务的收费标准调控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提高, 这不仅在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 更是自身获得更好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思路。另一方面, 在要求自身企业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过程中, 应当更加注重客户的实际体验, 对其实质性经纪业务服务进行更大程度的创新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使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在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的同时, 也让自身获得更大经济收益, 实现客户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共同获益。总的来说, 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服务多元化是目前长时期内不会改变的策略, 也是各大金融企业关注的焦点, 对于金融产品的创新是让自身获得更好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但是其也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那就是在对金融产品进行创新的同时, 会对金融企业的经济造成更大的负担, 这对于一些自身经济实力较弱的企业而言, 不仅不会给其带来经济的增长, 反而会因此造成其经济减少。
(二) 部分金融企业顺应市场需求进行转型
金融服务业务的主旨都意在为其服务对象提供最为完美的服务体验, 而部分以服务为主的金融企业应当顺应市场的需求进行转型升级, 各个金融企业仍然需要具备这样的精神。首先来讲, 该行业应当以客户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相较而言更为开放的互联网经营模式来进行各项流程, 与此同时, 在金融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要明白客户与企业是一种协作的关系, 所以在进行任何业务的推广或者实质性服务时应当从自身和客户的角度出发, 做到及时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以及内心想法, 并且对其基本信息进行反馈。这样的服务理念给金融企业注入了更强的血液, 使之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 其产品形式已经有了越来越多元化的种类, 并且随着对其理论的基本发展和探索, 金融企业的营销的方式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占据证券行业的半壁江山。在这样的情形下, 传统的金融行业对于其发展的基本路线调整已是势在必行, 对于其基本的业务模式、管理模式、内部系统等各方面的改革也随着而来。金融企业的转型不是让其放弃, 而是让其谋求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一个企业想要在目前的竞争形势下生存下来, 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实力, 还要顺应社会的需求, 这两者之间的结合才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 证券行业乃至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各项产品的边际成本受到影响, 伴随着其改变的佣金策略也是部分券商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 在当今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 金融行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再像从前一样的一成不变, 金融企业具必须有更加灵活的经营体系, 更加灵活的服务管理模式, 以及更科学的发展策略。因此, 我国金融行业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不断加大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 为客户提供更多、更安全、更便捷的服务, 进而为金融企业成功实现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