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分离（通用5篇）
特征分离 篇1
叠放在一起或紧靠在一起的两物体, 在它们静止或做直线运动时, 由于它们受力情况发生变化或两物体间相对位置发生变化, 两物体可能要分离。两物体刚要分离、还未分离的临界状态, 具有相应的特征。下面笔者就两物体分离的临界态特征进行例析。
一、两物体相对静止
在两物体处于静止或直线运动状态且保持相对静止时, 两物体分离的临界态常常具有两物体速度相等、加速度相等、两物体间作用力的大小处于特殊值或作用点处于特殊位置的特征。
1.作用力的大小——为零
【例1】 如图1所示, 质量分别为m1=1 kg和m2=2 kg的A、B两物块并排放在光滑水平面上, 对A、B分别施加随时间变化的水平外力F1和F2, 其中F1= (9-2t) N, F2= (3+2t) N, 求经过多长时间两物体开始分离?
分析:开始阶段, 两物体所受合外力不变, 以共同的加速度运动, A对B有向右的作用力。在两物体处于刚要分离的临界态时, 两物体速度相等、加速度相等且相互作用力为零。
解得:t=2.5 s。
【例2】 如图2所示, A、B两物块, 质量分别为m1、m2, 叠放在一起放置于一劲度系数为k的竖直放置的轻质弹簧上处于平衡状态, 弹簧的上端与B物块拴接, 现对A物块施加一个竖直向上的拉力F,
(1) 问F大小满足什么条件, F刚作用时A、B即将分离?
(2) 若拉力为变力, 拉力作用后使A、B一起向上做匀加速运动, 加速度大小为a, 求匀加速运动能维持多长时间?
分析: (1) 开始状态, 弹簧的弹力大小F= (m1+m2) g, 拉力刚作用时两物体即将分离, 两物体分离且拉力最小的临界状态为:A、B间相互作用力为零且加速度相等。
即当
(2) 开始时, 弹簧的弹力大小F1= (m1+m2) g, 由F1=kx1得:
以B物块为研究对象:F合=F2-m2g=m2a, 由F2=kx2。解得:
由
2.作用力的大小——最大
【例3】 A、B两物块叠放在水平桌面上, 如图3所示, A、B间的动摩擦因数为μ1, B与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μ2, A、B的质量分别为m1、m2, 水平力F作用在B上, 设最大静摩擦力等于滑动摩擦力, 问:水平力F满足什么条件时, 才能把B物块从A物块下面抽出来?
分析:要把B物块从A物块下面抽出来, 则应有aA<aB。考虑临界状态, A、B两物块速度相等, 加速度相等, A、B间的作用力为最大静摩擦力, A以最大加速度运动。对A物块:F合=μ1m1g=m1aA,
得A物块最大加速度为:aA=μ1g。
对A、B两物块:F合=F-μ2 (m1+m2) g= (m1+m2) a, 得:F= (m1+m2) g (μ1+μ2) 。
即当拉力F> (m1+m2) g (μ1+μ2) 时, A、B两物块就要分离。
【例4】 接上题, 如图4所示, 若将水平力F作用在A物块上, 其他条件同上, 则水平力F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使A、B两物块分离?
分析:A、B间滑动摩擦力大小为f1=μ1m1g, B与地面间滑动摩擦力大小为:f2=μ2 (m1+m2) g。
(1) 若f1=μ1m1g≤f2=μ2 (m1+m2) g, B物块不会运动, A物块能保持静止的最大拉力为F=μ1m1g。当F>μ1m1g时, A、B两物块就要分离。
(2) 若f1=μ1m1g>f2=μ2 (m1+m2) g, B物块可向右运动, A、B处于分离的临界态时, A、B速度相等、加速度相等, A、B间摩擦力为最大静摩擦力。
对B物块:F合=f1-f2=μ1m1g-μ2 (m1+m2) g=m2a,
得B向右运动的最大加速度为:
对A、B物块:F合=F-μ2 (m1+m2) g= (m1+m2) a, 得A、B保持相对静止一起以最大加速度运动时的拉力为
即当拉力
3.作用力的作用点——处于边缘处
【例5】 如图5所示, 光滑球恰好放在木块的圆弧槽中, 它的左边接触点为A, 槽半径为R, 且OA与水平方向成α角, 球的质量为m, 木块的质量为M, 各种摩擦及绳和滑轮的质量不计, 则木块所受到的向右拉力满足什么条件时, 球将离开圆槽?
分析:考虑球刚要离开木块圆弧槽的临界状态时, 球和木块速度相等, 加速度相等, 此时球受力情况如图6所示, 圆槽对球的支持力的作用点在A处。
以球为研究对象:F合=mgcotα=ma, 得:a=gcotα。以球和木块为研究对象:F合=F= (M+m) a, 得F= (M+m) gcotα,
即木块所受到的向右拉力F> (M+m) gcotα时, 球将离开圆槽。
二、两物体相对运动
在两物体分别处于静止或直线运动状态且发生相对运动时, 两物体分离时的临界态常常具有一物体位于另一物体的边缘处、两物体速度相等的特征。
【例6】 如图7所示, 光滑水平面上静止放着长L=2.0 m, 质量M=3.0 kg的木板, 一个质量为m=1.0 kg的小物块放在离木板右端d=0.40 m处, m与M间的动摩擦因数μ=0.1, 今对木板施加水平向右的拉力F=10.0 N, 为了使木板能自小物体下分离出来, 此拉力作用时间不得少于多少?
分析:小物块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对小物块:
F合=μmg=ma1, 得a1=1 m/s2;
木板先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对木板:F合=F-μmg=Ma2, 得a2=3 m/s2;撤去F后, 小物块仍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木板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匀减速运动的加速度大小为:F合=μmg=Ma3, 得:
当小物块滑至木板最左端时, 如果它们速度相等, 对应拉力F作用的时间最短。
设拉力F作用的时间为t1, 木板做匀减速运动的时间为t2, 小物块做匀加速运动的位移大小为:
木板做匀加速运动的位移大小为:
做匀减速运动的位移为:
由v1=v3可得:a1 (t1+t2) =a2t1-a3t2 ①
由L-d+s1=s2+s3, 可得:
由①②可得:t1=0.8 s, 即为了使木板能自小物块下分离出来, 拉力F作用时间不得短于0.8 s。
临床分离肠球菌的耐药性特征 篇2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我院2009年1—12月期间住院患者留取的各种标本 (痰、血、尿、阴道分泌物等) 。
1.2 标准菌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25923、粪肠球菌ATCC 29212, 购自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3 菌株分离
病原菌分离按照卫生部《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第2版) 进行分离、培养。
1.4 菌株分离及药敏试验
使用Micro Scan WalkAway 96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和药敏仪 (德国西门子公司) 。同一患者7天内相同的菌株标本视为同一菌株, 不重复药敏鉴定, 不计入菌株总数。药敏质控每周1次。
1.5 数据处理
采用WHONET 5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2 结果
2.1 肠球菌属分布及分离率
2009年, 我院共分离肠球菌108株, 分离率为7.12%, 居我院分离菌的第5位。这些分离菌的标本来源中居前3位的分别是:尿液标本52份, 占48.1%;阴道分泌物27份, 占25%;脓液分泌物20份, 占18.5%。
2.2 108株肠球菌药敏试验
结果见图1。
2.3 肠球菌属的药敏试验
分离的肠球菌属主要是粪肠球菌 (72株) 和屎肠球菌 (20株) , 因此, 我们主要对这2类肠球菌的耐药率进行分析, 目的是比较其耐药率有无差异, 结果见表1。耐药率两两比较, 红霉素、氨苄西林、链阳性菌素复方制剂、环丙沙星的耐药率相差明显 (P<0.05) , 其他抗生素的耐药性差别不大。
注:与粪肠球菌耐药率比较, *P<0.05。
3 讨论
肠球菌属在分类上属于链球菌科, 广泛分布在自然界, 常栖居在人和温血脊椎动物的肠道中, 包括粪肠球菌、屎肠球菌、鸟肠球菌等20多种肠球菌, 所致的感染为泌尿系感染 (常引起尿道炎、膀胱炎、肾盂肾炎) 最常见, 还可引起菌血症、心内膜炎、腹腔和伤口等严重感染, 感染大部分由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引起, 糖尿病、恶性肿瘤、接受介入治疗患者易引发肠球菌感染。肠球菌引起的院内感染约占所有医院感染的12%及所有医院感染菌血症的8%[3]。
本研究检出的肠球菌属在各类标本来源中以尿液最多, 占48.1%, 这与国内文献报道不一致[4]。肠球菌属由于其细胞壁厚, 对多种抗生素呈现固有耐药, 药敏结果显示, 肠球菌属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高度敏感, 没有发现耐药株, 对四环素的耐药率很低 (3.71%) , 这可能与我们医院四环素的使用率很低有关, 这种抗生素可以考虑用于严重的肠球菌的感染。检出的肠球菌对链阳性菌素复方制剂、红霉素、氯霉素等抗生素的耐药性较高, 对喹诺酮类抗生素的耐药性也超过了35.00%, 对于耐药性较高的抗生素应该减少或是停用该类抗生素。从结果可以看出, 屎肠球菌的耐药率要明显高于粪肠球菌, 对链阳性菌素复方制剂的耐药率达到了90%以上, 对红霉素、氨苄西林、链阳性菌素复方制剂、环丙沙星的耐药率相差明显 (P<0.05) , 可见不同种的肠球菌对于同一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存在极大差异, 所以建议鉴定肠球菌必须到种的水平, 以便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生素。
肠球菌的耐药性监测可以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同时2007年中国CHINET肠球菌属耐药监测[5]中已经出现了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 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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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晓钦, 黎莉华, 周丽, 等.医院肠球菌属分布特征及耐药性变迁.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07, 17 (12) :1569-1572.
特征分离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4年—2015年临床分离的246株肺炎克雷伯菌作为研究标本,其中2014年108株、2015年138株;均以大肠埃希ATCC35218和ATCC25922作为质控菌;选用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曲松、头孢西丁等17种药物作为本次研究的抗菌药物。
1.2 方法
实验方法采用琼脂稀释法;实验用仪器和实验试剂采用英国OXOID生产的Mueller-Hinton琼脂、美国Dade Behring生产的细菌鉴定仪器、英国AQS Manufacturing生产的多点接种仪、芬兰Finnpipette的电动移液器以及上海精宏生产的电热恒温培养箱和细菌比浊仪器。药敏结果根据2010年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的推荐标准进行判断。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分布特征
2.1.1 科室分布情况
我院13个科室中分离出的246株肺炎克雷伯菌,以ICU病房84株(34.15%)最多,其次为呼吸科43株(17.48%)、神经外科35株(14.23%)、神经内科30株(12.20%)、其他普通内科28株(11.38%)、其他普通外科22株(8.94%)、妇产科4株(1.62%)。
2.1.2 季节分布及患者感染部位分布情况
2年肺炎克雷伯菌研究标本资料调查显示该病菌以每年的7月~9月出现最多。2014年分离108株菌株中从下呼吸道检出43株(39.81%)、手术伤口检出15株(13.89%)、上呼吸道检出13株(12.04%)、皮肤组织检出12株(11.11%)、尿道检出9株(8.33%)、胸膜腔检出7株(6.48%)、烧伤部位检出7株(6.48%)、血液中检出2株(1.86%)。2015年分离138株中下呼吸道检出59株(42.75%)、手术伤口检出29株(21.01%)、上呼吸道检出19株(13.77%)、皮肤组织检出11株(7.97%)、尿道检出6株(4.35%)、胸膜腔检出7株(5.10%)、烧伤部位检出5株(3.62%)、血液中检出2株(1.43%)。
2.2 药敏试验结果及耐药性分析
2.2.1 肺炎克雷伯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分析
对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较高的分别为氨苄西林97.21%、哌拉西林61.08%、氨苄西林/舒巴坦45.89%、头孢唑林58.61%、头孢呋辛52.96%、庆大霉素51.03%、头孢噻肟54.77%、环丙沙星15.28%。其中除头孢西丁外的1~4代头孢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在36.82%~60.00%之间。而耐药率较低的有头孢哌酮/舒巴坦8.64%、亚胺培南6.11%、美罗培南3.82%和厄他培南4.16%。该致病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率较高的有哌拉西林/三唑巴坦83.93%、头孢哌酮/舒巴坦82.09%、阿米卡星88.01%,其他抗菌药物均相对较低。
2.2.2 非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酯(ESBLs)和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分析
产与不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对美罗培南、厄他培南和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均小于10.00%。另哌拉西林/三唑巴坦和头孢哌酮/舒巴坦对不产和产ESBLs菌株的耐药率均小于16.23%。哌拉西林、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和头孢唑林对产和不产ESBLs菌株的耐药率分别为大于75.00%和小于38.60%。阿米卡星和头孢西丁对产ESBLs菌株的耐药率为23.41%和31.02%,对不产ESBLs菌株的耐药率为8.3%和18.12%。氨苄西林对产ESBLs以及不产ESBLs的耐药率均超过95.29%。此外,产和非产ESBLs菌株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非常相近,但产ESBLs低于非产ESBLs株对厄他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
2.3 ICU及非ICU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分析
ICU内该菌株对哌拉西林/三唑巴坦、头孢吡肟、环丙沙星、头孢西丁和头孢哌酮/舒巴坦的耐药率均显著高于非ICU(P<0.05)。非ICU内的该菌株对头孢吡肟、环丙沙星、头孢西丁耐药率均小于30.00%,ICU内该菌株对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为17.85%、哌拉西林/三唑巴坦耐药率为23.81%;而无论是ICU还是非ICU内肺炎克雷伯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呋辛、氨苄西林、头孢他啶、氨苄西林/舒巴坦以及头孢噻肟均具有高度的耐药性,其耐药率均大于40.00%。阿米卡星以及碳青霉烯类对ICU和非ICU内的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率都比较低。见表1。
3 讨论
肺炎克雷伯菌大部分存在于土壤和水中,是人类肠道及呼吸道系统的常居菌。其耐药机制主要是能够产生ESBLs质粒介导,从而使青霉素、头孢类菌素以及单环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β-内酰胺酶能够被水解,且只对碳青霉烯类、酶抑制剂以及头霉素具有敏感性,不但能以质粒为媒介在各类细菌间进行水平传播,还能引发其耐药性的广泛散播及流行。有研究表明,各类抗生素药物的使用使肺炎克雷伯菌已逐渐成为医院感染的主要致病菌,其耐药性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当患者身体免疫功能降低时极可能由于该致病菌引发原发性肺炎、尿路感染以及败血症等疾病。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在ICU病房及内科科室的分离率是在所有科室分离检出率中占比最高的,分别占总分离标本的34.15%和17.48%,且大部分标本的分离来自于尿液、痰液。由此可知克雷伯菌的重要感染部位是呼吸道和泌尿系两大系统,与相关研究结论相同[5]。另观察该致病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发现,近年来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呋辛、氨苄西林、头孢他啶、哌拉西林、头孢噻肟和氨苄西林/舒巴坦等药物的耐药率超过40%,这也表明肺炎克雷伯菌对多种抗菌药物存在耐药性且耐药率越来越高。因此临床不仅应加强ICU病房及呼吸道科室的肺炎克雷伯菌监测工作、并对重点部位进行预防,还应慎重选择合适的抗菌类药物,从而达到控制及降低多重耐药菌株产生和传播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跃祖.泉州市儿童肺炎克雷伯菌与成人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变迁分析[J].河北医学,2015,21(2):311-314.
[2]周蓉,朱卫民,黄文祥,等.855株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中国抗生素杂志,2013,38(5):363-369.
[3]仇广翠,孙明忠,邵良荣,等.肺炎克雷伯菌在医院环境中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检验医学,2015,30(2):160-162.
特征分离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该院2012—2013年门诊及住院患者送检的血培养共计2 370例, 分离出细菌共291株, 阳性率为12.28%。
1.2 仪器与试剂
Bact/Alert120全自动血培养仪及配套的标准成人活性炭需氧培养瓶和厌氧培养瓶及儿童瓶;ATB-NEW法国梅里埃半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仪, 鉴定和药敏板条均为法国梅里埃公司产品;血平板等培养基为温州康泰生物有限公司。
1.3 菌种鉴定与药敏试验
血培养仪报阳性的培养瓶转种至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 18~24 h后纯化、鉴定、药敏, 结果传至lis。质控菌株: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9213、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大肠埃希菌ATCC25922均购自卫生部临检中心。
1.4 细菌耐药性统计分析
采用WHONET5.6软件进行。
2 结果
2.1 细菌检出率及构成比
2 370份血培养标本共分离到细菌291株, 阳性率为12.28%。其中, 革兰阳性菌占71.1%, 革兰阴性菌占23%, 真菌占1%, 其他占5%。见表1。
2.2 细菌的耐药率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对万古霉素100%敏感, 没有耐药菌株产生;其中MRSA占62%, MRCNS占45%;见表2。该次统计中, 前四位革兰阴性杆菌对临床常用抗生素耐药率见表3。其中, 大肠埃希菌产ESBLs菌株有14株, 占50.0%, 肺炎克雷伯菌产ESBLs菌株有7株, 占35.0%。大肠埃希氏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超广谱β-内酰胺酶 (ESBLs) 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长期广泛应用而引起的[2]。产酶株比非产酶株的耐药性明显增强[3], 可供选用的药物减少。较敏感的药物主要有碳青霉烯类 (亚胺培南) 和第四代头孢菌素 (头孢吡肟) 以及某些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以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为代表的非发酵菌, 以及粪肠球菌和真菌也占有一定比例, 这与文献[4]报道基本一致。因检测菌株数量较少, 未做药敏分析。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对G-杆菌较敏的药物是阿米卡星、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对G+球菌敏感的药物是呋喃妥因、米诺环素、万古霉素、利福平。细菌对青霉素、红霉素、氨苄西林、替卡西林表现出较强的耐药性。
3 讨论
该院检验科微生物实验室自2012年开始, 推荐临床采集血培养标本的最佳方案是双瓶双侧或不同部位采集2~3套 (需氧、厌氧各一瓶为一套) ;成年每次采血量为10~20 m L, 儿童采集3~5 m L, 婴幼儿为1~2 m L。采集的20 m L血液分别注入两个瓶内, 先分配在需氧瓶10 m L, 然后剩余的入厌氧瓶内 (10 m L) 。2012—2013两年中, 共收集到2 370份血培养标本, 共分离到细菌291株, 阳性率为12.28%。与文献报道的基本一致[5]。统计中发现,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52.5%。有资料显示, 血培养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被认为污染或可疑的比例可达44.1%[6]。如果由于某个环节污染而造成的假阳性, 不仅贻误治诊断和治疗, 而且增加患者的住院时间和费用[7]。影响血培养结果的因素有很多[8], 采集样本的时间、部位、标本量、污染、采集样本次数、样本的运送、样本的储存及患者用药情况、培养基与检验方法的选择等都有关系, 因此应严格把握每种因素的最佳条件以提高血培养标本的送检率、合格率及阳性分离率。为此, 该院微生物室制定标本采集手册下发临床, 定期多次通过医务科组织继续教育, 对临床医生护士进行血培养相关知识的培训;同时, 做好室内质控, 及时与临床沟通, 综合判断, 得到最可靠的检验结果, 保证检验质量,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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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分离 篇5
纵览公司创新的研究文献,发现管理者背景因素对于创新强度的影响是一个重要领域[8,9,10,11,12,13]。但是,该领域文献普通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结论各异,甚至相互排斥,典型的是管理者性别对创新强度的作用[11,12],迫切需要提供新的检验证据;其二,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者,并没有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大多关注CEO的背景特征对创新强度的影响,国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比较完善,对公司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我国实践中,公司管理者的权力配置状况是董事长权力更胜于CEO,董事长对创新强度的决策也更具影响力;其三,学者们忽视了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导致的对管理者行为的影响,在我国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此,本文利用深圳证券交易市场2009-2014年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角度,首次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纳入分析框架,研究公司管理层和董事长的学历、性别、年龄和任期对公司创新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背景特征显著影响了公司的创新强度,在进一步的区分两权分享的分析中,结果显示两权分离对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和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体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首次将两权分离纳入管理者背景特征与公司创新的分析框架;其二,为管理者背景特征与公司创新强度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其三,本文研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公司的创新决策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14],管理者因性别、学习背景、年龄和任期等人口背景特征的差异造成其价值取向、认知能力以及行为选择的不同[15,16,17,18]。一般认为,性别、年龄、学历和任职期限是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基本构成要素,且容易测量,在相关研究当中普通运用。对于公司创新强度而言,这四个背景特征要素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1.1 管理者性别与创新强度
近年来,全球女性高管的强势崛起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因此,管理者的性别因素对公司决策的影响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19,20]。根据心理学等学科的观点,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性格特质。相比较男性的性格特点,女性表现出更细心、敏锐和情感表达等性格特征。因此,女性加入到公司的管理团队之中,有利于提升公司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推动公司的创新[11]。但更一般的观点是,相对于女性的管理者,男性管理者性格表现更自信,更具竞争和冒险精神。男性的性格特征无疑正是创新这类风险性行为所需要的。因此认为,高管团队中男性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资正相关[12]。综合以上,性格特征对创新的影响无疑是很复杂的。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管理者的性别对创新强度存在显著或不显著的影响。
1.2 管理者年龄与创新强度
管理者的年龄一般体现了管理者的职业经历和人生阅历,导致管理者对创新态度、创新的认知及管理创新的经验等方面产生差异,最终体现在创新的决策中。年长的管理者由于体力、精力、学习能力的限制,导致知识体系陈旧,影响了其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以及信息加工整合的能力。因而,在进行一些类似创新的风险性决策时表现出信心不足。更有甚者,一些年长的管理者思维敏感性降低,感知外界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识别创新机会能力下降,最终丧失创新意识。另外,基于自身利益和职业安全的考虑,年长的管理者更乐于维持现状,倾向于避免公司风险性的行为,对公司创新等战略决策也很少发生重大改变[14]。而年轻的管理者则倾向于冒险,表现出积极进取一面,更乐于创新。综合来看,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管理层的年龄与公司创新强度显著负相关。
1.3 管理者学历与创新强度
首先,对于公司的创新而言,最重要的是发现创新机会,这需要管理者具有相当水准的认知能力和机会判断能力。一定程度上,管理者的学历层次可以代表管理者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学历层次高,对于信息的获取能力和处理能力更强,更易发现不易察觉的创新机会。其次,对于创新决策而言,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学历越高,长期的教育训练使管理者能够保持科学的决策思维,更具备复杂情境下的决策能力。最后,学历层次高,职业安全等方面的顾虑相对较少,对于创新的结果更容易接受。综合来看,学历高的管理者更易察觉创新机会,在公司战略过程中更倾向于创新和变革。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管理层学历与公司创新强度显著正相关。
1.4 管理者任期与创新强度
一般而言,任期短的管理者存在迅速建立声誉、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的欲望。但是公司创新尽管可能有很高的收益,但风险性同样很高,而且回收期一般很长。这显然与任期短的初衷不符。而且,创新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战略决策,需要广泛的知识经验和资源支持才能获得成功,而一般任期短的管理者存在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等情况,很难对公司创新提供有效的支持,这也增大了创新失败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般认为,管理者任期影响着团队内部的整合程度。任期越长,团队成员之间越能实现知识共享和认知传递,而且对公司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任期短的管理者存在环境匹配、成员之间磨合、价值观认同等问题,可能导致对于公司创新这一重要战略认知不高或存在差异,影响公司创新强度。相比较而言,任职长的管理者之间在长时间的工作交往过程中,更易形成情感纽带,对个人和公司价值认同程度高,能够形成凝聚力。再加上多年行经营阅历,会形成一定程度的“行业智慧”。任期长的管理者也能够积累足够的资源和社会资本。这些都有利于公司创新项目的成功。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管理者的任职时间与公司创新强度显著正相关。
1.5 两权分离与创新强度
现代公司普遍存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现象,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产生代理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提高股权集中度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原因是,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大股东控制公司,能够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管理者的行为。但提高股权集中度并不一定对公司有利,大股东有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Bebchuk等[21]构建的模型表明,当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时,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转移公司利润,攫取私人收益的动机更强烈。Claessens等[22]的研究也表明,公司价值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负相关。对于公司创新而言,管理者想通过发挥背景优势来进行公司创新,必须基于一定的治理条件。在股权结构分散的条件下,管理者控制公司,管理者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公司创新强度。但在股权集中的条件下,尤其存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管理者的行为会受到控股股东的监督和制约,这当然也包括公司创新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者背景的特征能否发挥取决于控股股东的意愿。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两权分离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深圳证券交易市场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资讯金融终端。在获得初始样本后,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剔除了退市公司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数据的分析处理是通过STATA 13.0和SAS9.3软件完成的。
2.2 变量设计
(1)创新强度。借鉴刘运国和刘雯等[10]的方法。本文采用公司年度研发支出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创新强度(Inten)。
(2)管理者背景特征。本文将管理者界定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具体包括董事长、CEO、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管理者背景包括管理层的背景特征和董事长的背景特征两大类,具体指标为性别、年龄、学历和任职时间。其中管理者的四个指标是平均值。具体的变量定义参考姜付秀等[16]的做法。
(3)控制变量。根据相关文献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控制变量包括股权集中度(Share)、公司规模(Comsize)、负债水平(Debt)、公司年龄(Comage)和公司类型(Comtype)。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Year)效应的影响。详细的变量定义见表1。
2.3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为了探讨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创新强度的内在关系,本文的实证分析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检验管理层的背景特征和董事长的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的关系;第二,检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管理者和创新强度之间关系具有怎样的影响。
为了实现第一步的研究目的,本文构建了如下的模型:
其中,Inten指的是创新强度指标,Mchar指的是管理者背景特征,Controls表示需要控制的变量。β表示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回归系数,如果某些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变量β在统计上显著,则表示这些管理者背景特征因素对公司的创新强度有显著的影响。α为常数项,γ为控制变量的系数,ε为残差项。
为了实现第二步的研究目标,本文基于模型(1)对不同两权分离状态下管理者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的关系进行检验。具体来讲,本文将样本公司根据两权分离状态分为两组,分别表示存在两权分离和不存在两权分离的样本公司。然后,对各组样本运用模型(1)来估计管理者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的关系,并在比较回归系数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了统计,详细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最终得到的样本公司个数为1393个。创新强度的均值(中位数)为2.673 5%(2.067 3%),创新强度尚可,但同时也可看出,创新强度分布比较分散。管理层的背景特征方面,管理层性别均值(中位数)为0.810 8(0.812 5),表明管理层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反映了现实状况;管理层年龄分组均值(中位数)为3.050 4(3.0556),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年龄普遍偏大;管理层学历均值(中位数)为3.334 6(3.3571),表明管理层的学历层次主要以本科和硕士为主,学历层次尚可;管理层平均任职时间约为3年,也反映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年轻的特点。董事长的背景特征方面,男性比例高达96.91%;年龄分组显示主要以50~60岁为主;学历也以本科和硕士为主;平均任职时间也约为4年,比管理层略长。
在控制变量方面,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中位数)为33.31%(30.98%),股权集中较高,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股权集中度高的特点;公司的年末总资产的对数均值为20.8006,说明公司规模较小;资产负债比率均值为22.06%,公司的负债比例不高;托宾Q的均值为1.9742,表明公司的成长性良好;公司的平均年龄约为10年,体现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大多处在发展初期。最后,公司类型上,样本中66.62%的公司属于制造业。
3.2 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3所示,研发强度与管理层的平均年龄和董事长年龄显著负相关,与管理层学历、管理层任职时间、董事长性别、董事长学历和董事长任职时间显著正相关。与前文的理论预期一致。初步表明,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对公司的研发投资产生了影响。在控制变量方面,创新强度与公司规模和负债比率显著负相关,与公司成长能力显著正相关,与相关研究一致。当然,相关性分析只是初步的分析,欲得到更加准确可靠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3.3 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创新强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上文界定的研究样本对模型(1)进行回归,探讨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创新强度(Inten)的影响。先分别对管理者性别、年龄、学历和任职时间各个变量单独放入模型,最后将所有这些解释变量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回归的方法采用的是以样本为单位的群回归,并且控制了年度的固定效应。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于本文所使用到的主要连续变量,按照1%和99%水平进行了Winsorize处理。需要说明的是,以下所有回归均采用了此方法。详细的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
如表4所示,在管理层背景特征的变量中,年龄、学历和任职期限与创新强度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性别与创新强度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完全一致。具体来说,管理层的平均年龄越小、学历越高、任职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促进公司创新。而男女性别特征表现均不明显,因而与创新强度的关系不明显。这些结果意味着,为谋求公司创新,年轻的管理层勇于接受挑战,甘于冒险,有积极的进取心;高学历的管理层发挥了知识渊博的优势,善于抓住创新机会;任职时间长的管理层完成了团队整合,更具责任心,形成了凝聚力,利用长期行业积累的优势。
再如表5所示,在董事长背景特征的变量中,性别和学历与创新强度正相关,年龄与创新强度负相关,年龄的系数为负数,但不显著,任期的系数为正数,同样不显著。综合来看,基本符合前文的理论预期。结果表明,男性的董事长更具冒险性和事业心,展现了男性的性别特征;董事长的受教育程度提升董事长对于创新的认知和利用创新机会的能力。年龄和任期系数的符号与前文分析一致,但不显著,表明二者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尚需要进一步明确。
控制变量方面,表5和表6都显示,股权结构、负债水平与研发投资负相关,成长能力与研发投资正相关。
3.4 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创新强度的影响:区分两权分离
本文根据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是否存在分离将样本公司分为存在两权分离和不存在两权分离两个子样本,然后利用模型(1)分别进行回归。详细的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同样基于便于比较的原因,表6和表7同时列出全样本回归的结果。
表6是管理层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在两权分离分组的情况下回归的结果。由表6所示,在管理层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的回归结果中,性别和学历在两权分离的回归结果和全样本回归结果显著性一致外,学历和任期则与全回归结果不一致。学历和任期在不存在两权分离的分组结果与创新强度显著相关,而在存在两权分离的分组回归结果中与创新强度则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表明两权分离能够对管理层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的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当公司中存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时,管理层发挥背景特征的作用受到影响,综合来看,两权分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理层背景特征对创新强度的影响。
表7是董事长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在两权分离分组的情况下回归的结果。由表7所示,在董事长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的回归中,全样本显著的两个背景因素性别和学历仅在不存在两权分离的回归中显著,而且任期也是在不存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回归显著,与全样本回归不一致。这一结果更加检验了前文的分析,表明两权分离对董事长的背景特征与创新强度的关系产生显著的影响。表7的结果与表6的结果一致,都检验了假设5。
4 结语
对管理者背景对公司创新强度研究,结论不一,且未对管理者情境因素加以考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以深圳证券市场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次对两权分离、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实证分析表明:管理者背景能够显著影响公司的创新强度。进一步,区分了两权分离后,研究发现,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创新强度的关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体现了抑制了管理者背景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不仅为管理者背景和研发投资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丰富了公司创新研究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同时,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表现在,对于公司在一定的治理条件下提高创新强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注:数值为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注:括号中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
注:括号中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
注:括号中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
注:括号中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
摘要：以深圳证券市场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公司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管理层和董事长的背景特征对公司创新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表明管理者背景特征是影响公司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在区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是否存在分离的分析中,研究表明,两权分离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表现出抑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