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共11篇）

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篇1

所谓公务员财产申报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公务人员及其相关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 向有权机关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及变化, 并要接受有权机关监督检查的法律制度[1]。该项制度在中国目前来说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但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却再一次成为公众热切议论的话题, 这与中国迟迟未出台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不得不再次呼吁尽快借鉴外国的立法例, 来完善中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并适时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一、国外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实践介绍

财产申报制度起源于1883年的英国, 被称为是“阳光法案”。目前, 世界上已有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这些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 也包括有发展中国家, 并且实践证明, 它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

虽然英国在1883年制定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称为世界上最早将财产申报纳入法律的国家。但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可以称之为是制度最完备的。

美国1978年颁布的《政府行为道德法》规定, 到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机构工作的公务人员, 对自己及其配偶的财务情况必须在任职前进行申报并予以公开。该法还对申报材料的接收和保管办法、公开方式、查询手续、拒绝申报及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990年, 美国又出台了《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道德行为准则》, 进一步规范了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制度。除此之外, 美国还有一部《廉政法》, 该法规定逾期不填写财产和收入申报单的政府官员将被司法机构起诉。因此说, 美国对于政府官员的财产公开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2]。

新加坡也具有比较完备的财产申报制度, 其自1960年颁布《反贪污法》之后, 又相继出台了《财产申报法》、《公务员法》、《没收非法所得法》、《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等, 依据这些法律的规定, 所有的国家公务员都必须在任职时申报自己的财产。并且每年的1月2日须申报自己在任职年度内上一年度的财务情况。申报的项目主要有:银行存款、贵重饰物、动产、不动产、股票、证券等个人财产, 配偶依靠其抚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 并且还要及时登记财产变动情况及对投资利益进行限制。新加坡凭借其完备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律法规, 有效的预防了腐败的滋生。其曾在一项“透明国际” (1) 针对90个国家开展的腐败印象指数的调查中, 廉洁度位列第七, 是唯一一个进入前十名的亚洲国家[3]。

此外, 除了以上国家, 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有比较完善的针对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的立法, 比如法国的《资金透明度法》, 韩国的《公务人员伦理法》, 俄罗斯的《反腐败法》等法律, 再比如香港地区, 该城市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 这与其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密不可分, 香港从2002年开始实行官员利益申报制度, 特区政府每年由政务司专门负责对政府高官的私产进行登记, 例如在前特区首长董建华申报的财产清单中, 甚至还包括一包花生, 而2003年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的被迫辞职, 就是因为其在购车过程中未及时进行利益申报, 遭受到公众的质疑。俗话说,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因此, 中国在构建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时, 应借鉴其他国家在预防腐败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

二、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现状及评析

中国早在1987年就提出过申报财产制度问题, 1994年全国人大正式将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项目。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该规定仅将工资、津贴、补贴、各类奖金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纳入领导干部申报的范围, 这种申报实际上是“收入申报”, 工资、奖金、补贴等本就是公开、合法的, 与我们所讲的“财产申报”区别甚大。收入申报制将官员的非法所得排除在外, 将最可能涉嫌犯罪的收入遗漏在申报之外, 这种局限性决定其对于预防、惩罚官员腐败的作用十分有限。2001年6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又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 令人遗憾的是该规定在实践中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后来在制定《公务员法》草案的过程中, 有人曾提出“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应条款, 但在征求意见时, 遭到绝大多数官员的反对, 因此在最终颁布实施的《公务员法》中没有写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律师韩德云自2006年至今, 先后五次向全国人大会提出《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2007年中国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有关人士表示, “正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 在适当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2008年1月20日, 以北大教授巩献田、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为代表的50多位学者和退休高官联名, 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2009年1月1日, 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10年1月11日,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公报指出:“认真落实并抓紧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管理……加强反腐倡廉立法工作, 加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建设, 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 (1)

综上可以看出, 中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立法是步履蹒跚, 虽然中纪委、检察部、全国人大法工委等一些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多次重申, 中国正在加强论证这一制度, 但同时又强调不能仓促出台, 需要制订配套措施。诚然, 在中国现有环境下, 财产申报或许会有技术性、配套措施及执行中人为因素的干扰与抵制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 在金融危机下, 我们面临的反腐败形势更具有紧迫性,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对公务人员的廉洁度期望值都很高, 因此说, 中国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就成为了十分迫切的立法需求。

三、构建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设想

虽说目前中国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仍然有很大的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阻力, 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停滞不前。我们应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和财产申报的实际状况, 并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 通过立法来完善中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笔者认为, 制定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时, 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 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法律地位

就中国财产申报的现状来看, 中国目前还没有比较完备的财产申报公开法律制度, 有关的文件仅仅是一种政策性规定, 在执行中的效果并不明显, 在某些领域不但没有实效甚至有顶风而上之势。因此, 要想使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有所突破, 中国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到立法中来, 由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提升其法律地位, 增强其公开性、强制性和实效性等。同时, 笔者认为,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宜采用“地方立法推进全国”的立法模式, 最好是由全国人大统一立法, 唯有如此, 才能使该法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和强制性, 而且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 应能适用于每一位公务员, 需具有普遍的适用性[4]。

(二) 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

对于中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在制定时, 应该确定怎样的申报主体, 理论界学者们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统一申报自己的家庭财产, 接受审查并受到社会的监督。因此, 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主体, 这正好与中国刑法第93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范围的规定相一致[5]。还有学者认为, 财产申报的主体是,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任命的科级 (包括科级) 以上干部等所有有可能利用其职权、地位、影响进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活动的人[4]。另外还有学者认为, 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应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 先从各级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开始, 通过三至五年的实践, 再逐步扩大其范围[4]。

那么, 究竟该如何设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主体范围呢?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国外的立法例。关于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界定。有的国家规定所有的公职人员不分级别和职务一律要求实行财产申报, 如俄罗斯、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等;有的国家规定达到法定的某种级别或职务以上的公职人员才需要进行财产申报的, 如美国、韩国、加拿大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笔者认为, 目前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比较庞大, 财产申报的主体不宜太广, 如果牵涉面过大, 反而不利于监督机关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在立法时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 即将立法机关、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单位中掌握一定的人、财物权及在单位中掌管签字报销的公务员明确列举出来, 这部分公务员的财产必须进行申报, 另外对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领导成员及其配偶、子女等列举出来, 财产也须申报, 另外,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势和保持法律的稳定, 可以再制定一个兜底条款, 如其他需要申报财产的公务员等。如此一来, 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 可以以司法解释等形式来扩大需要进行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

(三) 申报的财产范围

申报财产的范围是财产申报立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比较难界定的一个问题, 中国现有的政策性文件中确定的财产申报范围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贴、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和劳务所得。这些收入只是公务员的合法公开的经济收入情况, 无法反映他们的真实的财产状况, 更无法监控他们的灰色和黑色收入情况。而且, 只是对公务员的个人财产申报情况进行了规定, 对其家庭全部财产的情况根本没有明确的规定, 结果造成许多腐败行为无法被披露。

笔者认为, 在界定中国公务员申报的财产范围时, 应该与国际接轨, 从国外的财产申报范围来看, 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都比较宽泛, 主要包括不动产的所有权、动产所有权、有价证券、债券、债务以及其他无形资产等, 比如:房产、地产、汽车、机械设备、支票、存款、股票、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黄金 (包括黄金制品) 、白金 (包括制品) 、白银 (包括制品) 、宝石、古董、艺术品等, 另外这些财产存放的地点也要一同申报。同时, 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 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其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在中国当前情况下,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收入来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而且公务员们的财产性收入也越来越多, 因此, 申报者需要申报的财产范围, 须是能准确、全面反映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 在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时, 需要申报的财产应主要包括:不动产状况 (比如房产等) 、私家轿车、银行存款、股票、债券、价值500元以上的家庭物品 (如金银及饰品、名人字画、家用电器等) 、500元以上的债权债务及投资或偶然所得、各种收入和劳务所得 (如工资、奖金、津贴、补助、讲学、写作、审稿等) 、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或负责人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其他财产等, 可以采用列举加总括的模式, 在立法中给予明确规定公务员需要申报的财产范围, 而且这种财产申报的范围不但包括公务员个人的, 还要包括其父母、配偶、子女等近亲属的财产[6]。

(四) 财产申报的受理机构

实践证明, 财产申报由本单位人事部门受理是不可取的, 而且法律若是授权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受理财产申报也不是太妥当。笔者认为, 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时, 可以规定由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设立专门的机构受理财产申报。同时, 对于同级党政机关的正副职领导、检察长、法院院长、行政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可以规定由上一级专门受理机构进行财产申报, 而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财产申报问题, 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设立特别机构进行受理。

(五) 申报的时间

关于申报的时间, 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可以采用多种申报形式, 如就职申报、年度申报、离职申报等。关于就职申报可以规定申报主体在到岗工作后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年度申报是针对现职的公务员, 可以规定在每年的元旦后一周内对上一年度的财产状况进行申报;离职申报针对退出公务员队伍的人员, 可以规定其在申请离职前30天内进行财产申报。

(六) 健全监督机制

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有关资料应当向社会公开, 全面接受社会的监督。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有效顺利实施, 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一定的监督机制。因此, 在《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中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以行政监督为主, 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为辅的多层次监督体系, 加大监督力度, 并使监督的作用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七) 对拒报或不如实申报行为的处罚规定

对于在执行中拒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公务员, 在立法时, 可以规定对情节轻微并能及时纠正的给予党纪、政纪等的处分, 对于情节严重并拒不悔改的, 可以考虑引入刑罚处罚制度, 以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惩治拒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申报人, 从而确保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执行。笔者建议, 《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 可以根据财产申报的特点和要求, 借鉴刑法中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规定, 对一些拒不申报或申报不实定罪量刑。对多次未申报或虚假申报未经处理的, 按照累计未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与实际财产差额处罚。另外, 对未申报或虚假申报的财产, 经查如果涉嫌其他犯罪的, 根据管辖的分工另行处理。同时, 今后修改《刑法》时, 应该增加国家工作人员拒不申报财产罪和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财产罪, 并可以考虑附加罚金刑, 从而实现部门法之间的协调性。

可以看出, 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廉政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当然, 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制度,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实施除了自身的运行机制外, 还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和支持。所以我们还需要加强其他法律、法规、制度和措施的制定和落实, 只有形成一个廉政措施系统, 才能发挥其巨大威力。

目前,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阳光法案”, 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法律“利器”。因此, 中国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中, 也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 并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 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为创造一个政治清明的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摘要：众多国家的司法实践证明,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成为预防腐败、促进廉政的有力措施。对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认识, 进行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为此, 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并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及财产申报的实际状况, 尽快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逐渐形成中国的预防腐败的体系, 为创造一个政治清明的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关键词：公务员,财产申报,预防腐败,财产申报法

参考文献

[1]邹虎.构建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思考[J].社科纵横, 2010, (2) :117.

[2]王英.美国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J].求知, 2010, (8) :44-45.

[3]万磊.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 2009.

[4]周杏梅.公务员财产申报之立法思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 (3) :21-153.

[5]郑重.建立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考量[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9, (5) :48

[6]李周伟, 沈林荣.构建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思考[J].党政干部论坛, 2009, (1) :21-153.

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篇2

摘 要：随着人们对其财产的处分和使用方式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和现实，夫妻之间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财产关系，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传统法定财产制度由于其简单性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协议约定形式的财产分配方式开始出现。传统法定财产制已经不能满足夫妻间财产分配要求，开始出现了协议约定形式的财产分配方法。就针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法规，《婚姻法》的法条内容却只有简单的一条三款。虽然司法解释中也有关于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规定，但总体上来说现行的立法规定过于简单，操作性差。因此，本文将从法律角度，讨论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

关键词：夫妻财产约定；立法现状；现存问题

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立法现状

《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作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财产隶属于各自所有。在第三方知晓该约定内容的情况下，针对于夫或妻一方对外债务，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实行清偿。”该规定是对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补充内容。

约定财产制是在法律保障下，采用协议形式，夫妻双方对婚前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财产所有权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方面，包括償还第三方债务进行约定，并对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的分配方式作出约定，而不局限于传统法定财产制度。约定财产制不同于直接依照法律的法定财产制，系双方协议选择的适当的财产制度，其效力大大提高。但当事人未形成契约或形成不明确契约书，法定财产制才能发挥其作用。本条第一款即规定：“在未达成约定及不能达成准确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除此之外，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对其作出了相应说明。《婚姻法解释（一）》第 18条规定了“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的举证责任。《婚姻法解释（二）》对一方债务清偿可对抗第三人不按照共同外债处理的情况进行了规定。《婚姻法解释三》规定了对财产分配协议在协议离婚时的效力认定。即“当事人达成财产分割协议，办理离婚或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若双方协议未成一方反悔，人民法院认定该协议无效，共同财产分配方式遵从夫妻双方实际情况”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立法缺陷

（一）有效条件不明确

首先，我国立法仅依据《民法通则》粗略估计推定主体应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但并未做出准确规定。行为能力年龄为18周岁，《婚姻法》第6条对法定结婚年龄作出了规定，男性22岁，女性20岁，而我们知道，行为能力年龄为18周岁，约定时间如何确定？这与规定的行为能力年龄并不一致，民法代理制度能否应用？而对于已达年龄，但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约定该如何建立？《民法通则》并未对此作出解释。而且法律并未禁止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结婚。

其次，对于内容方面的公序良俗的标准，实际操作中难以以统一标准界定。且法官对于社会状态的认知不同，理论水平专业素质又难以统一，针对于裁量自由的判定，见仁见智，很难有统一的标准。

最后，在形式要件方面也存在疏漏，最高法院相关的处理意见规定，协议形式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针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制度，若过程涉及第三人利益，单纯书面形式难以实施，而协议遗失情况也不容忽视，因此在举证过程中造成了很大障碍。

（二）约定内容的规定不够明确

财产范围并未明确婚前债权问题，并针对于特有财产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的归属性问题并未提及，仅对财产所有权归属进行规定，该规定并未涉及共同财产以及特有财产。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自由，内容空乏，仅在形式和效力方面加以控制，因此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财产范围以及内容，当婚姻关系终止时，财产范围该如何界定等这些必要内容。

（三）约定的时间不明确

在财产约定在《民法通则》上也无法得到准确推定。《婚姻法修正案》（2001）针对于夫妻双方进行财产约定制定时间并不加限制。若符合生效条件，协议一经签订立即生效，并不限制协议签订时间。但婚姻依法成立之日起，婚前协议的夫妻财产契约方可起效，而法定财产制适用于婚姻未能依法成立之时，契约只能约束协议成立后的夫妻财产关系。除此之外，财产约定协议夫妻双方可设定期限，并可增加附加条件，时限届满时即可失效。

（四）公示制度的缺乏

夫妻财产的公示体系缺乏，我国《婚姻法》对此并未明确指出，婚姻法协议规定无论采用书面形式还是采用口头形式，都未提及公示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个过程的缺乏在实际操作中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第一，财产内容的准确性无法保证。第二，夫或妻一方财产所有权无法保证。第三，对于逃避债务等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法避免。第四，夫妻财产制的约定其证明力不足。

（五）财产变更和撤销的缺乏

协议规定对夫妻双方均有约束力，在尊重双方意思自治的角度讲，一方面该协议属于夫妻双方达成合意的契约，是其意思自治的结果，然而该约定的制定并不是固定的，根据一方或双方的个体化原因，也存在有协议变更、撤销的可能，我们知道，协议的制定既能保证夫妻双方意思达成一致，也应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夫妻双方或一方可对该协议内容进行变更，规定容许达成协议，同时也应容许在意思自治的情况下撤销、变更协议。而从法律角度看，应当对涉及撤销，变更的各种契约或合同的效力提供相关法律依据。但《婚姻法》对协议约定制定能否撤销、变更以及如何撤销、变更均未作出明确解释。

参考文献：

[1]毕晓平.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分析[J].科技信息，2007（20）.

财产权利与中国银行制度改革 篇3

关键词：财产权利,银行制度,活——乱怪圈

一、私有产权下的财产权利和经济体制改革

对于财产权利的定义, 现在理论界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我们认为财产权利是一个包括各种财产权利关系在内的权利束, 其中主要的是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本文主要是从财产权利入手, 分析我国的银行制度改革。

在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产权利有着不同的所有者, 有着很强的异质性和排他性。制度变迁的逻辑思路是变革导致经济利益的调整, 利益的调整产生利益冲突, 发生利益冲突后, 由于财产权利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而且是异质的和排他的, 当事人就会通过协商、谈判、签约、自由交易, 不断的界定财产权利的初始边界, 重新进行财产权利的新组合, 这种新的财产权利组合体现了最佳的社会福利水平和最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就解决了利益冲突, 形成了新的产权关系。产权关系的核心是交易规则, 这种交易规则就是新制度的实质内容。制度变迁得以实现。改革的目标也就完成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完全可以通过利益双方财产权利的交易行为得以实现, 交易的规则和制度安排都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下面我们就利用上面的理论来分析一下我国公有制经济下的银行制度。

二、我国目前银行改革产生的问题

从我国银行制度改革的历程中可以发现, 不管是以前的股份制改革还是近期的上市, 我国的银行制度改革只是原有公有金融产权的切割, 表现是国家权力的下放, 切割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系列公有金融产权的子块, 而原有单一的国有银行产权制度并没有被触动。一系列问题从中而生。

首先, 交易不能真正的进行, 腐败盛行, 真正的银行制度缺乏建立的基础。

我们上面分析过, 交易源于分工。只有当不同的所有者拥有的财产权利是异质的和排他的, 真正的交易才能进行。而我国的各家国有银行,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被切割的公有金融产权“子块”。这些“子块”同属于公有产权, 是同质的或者说是同一的, 同一的产权就更没有排他性可言了!因此在公有产权下, 交易是无法真正的进行了。这样, 原有银行制度一进行改革, 原有的经济利益结构被调整, 利益冲突发生, 本来在私有产权下, 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当事人各方协商、签约、交易形成新的规则, 产生新的制度安排加以解决。 (这正是真正的银行制度建立的途径) 但是在公有产权下, 由于公有产权的单一性, 当事人各方拥有的产权是同质且不排他的, 自愿交易就不可能进行, 那么怎么解决利益冲突呢?当事各方只有对公寻租, 通过贿赂主管人员等方式尽可能的争夺公有权, 由此必然导致腐败现象比比皆是。而这种方式好像解决了利益冲突, 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矛盾, 真正的银行制度不可能建立起来。

其次, 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活—乱”怪圈所谓“活—乱”怪圈就是指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死就放, 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国实行的银行制度改革是在公有金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放权让利、公有金融产权切割造成的 (银行上市并没有改变这一特点) 。各银行谁都想从中多争一块, 以增加利益追求的筹码。这样就会产生各家商业银行互相竞争想人民银行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应该说金融产权是公有的, 谁都应该有份, 这时谁的技巧高明, 谁就会多得一份, 但是一方多得必然会引起其他商业银行的攀比, 结果人民银行的信贷规模就常常突破计划, 导致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 经济出现过热, 危机潜伏。这就是一放就乱。出现经济过热后, 由于人行没有可操作的经济手段, 只能利用政府行政手段“一刀切”, 结果出现“一乱就收”, 权利一经回收, 的确可以暂时压制经济过热, 但由于又回到了统得过死的局面, 各银行、企业没有了权利, 投资、信贷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经济就会开始衰退, 从而出现“一收就死”的局面。但是经济不能不发展, 在不触动公有产权的情况下,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 只有放权以次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 这样又回到了“一死就放”的格局。新一阶段的“活乱”周期又开始了。

最后国有金融产权的切割导致银行组织形成阶层结构和非正常聚集。

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平均, 对国有金融产权切割后形成的各家商业银行应该具有同等经济地位和等级赋予。而现实中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地区划分, 按地区建制。商业银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的确是按照这办法行事的。各家商业银行一般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建立总行, 在各省建立一级分行, 在各市、县建立中心支行、支行和分理处等。各级银行的级别也如同政府部门, 都有一套相当于政府部门的级别, 由此形成了银行组织的阶层结构。我们说这种阶层结构是不利于银行,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的。首先是银行的组织成本费用高昂, 其次是由于各商业银行链条过长, 不利于传达上级的金融信息和政策, 更重要的是金融政策经过一系列过长的传递, 必然会导致信息失真, 从而为“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埋下伏笔。再次通过这种链条结构很难收集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因为各分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获得更多的倾斜政策和更大的信贷规模, 经常向上传递对自己有利的虚假信息, 不利于金融政策的制定。

更严重的是由于各商业银行按地区建制, 不论地区经济发达与否, 各类金融组织的聚集程度均差不多, 使得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山区的银行组织与发达的大城市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从而造成了金融组织的非正常聚集。这种非正常聚集不仅导致组织创设的成本高昂, 而且由于边远山区业务量少而必然会导致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分散化和低效率。当然这种非正常聚集与公有金融产权没有边界, 不能交易重组有很大的关系。

三、银行改革的对策分析

由于公有金融产权的不可分割, 不可交易, 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银行制度改革不能按照私有产权条件的逻辑形成新的制度安排, 从而引发出上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因此, 我们认为银行制度改革的关键是改变公有金融产权的初始边界, 改变其不可交易性。只有使公有金融产权变得真正能够交易, 真正的利益冲突才能形成, 新的制度才能出现, 改革的目的才能达到。

我们认为在其外部应该鼓励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 实行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是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最为稳妥的办法。民营银行的产权都是具有排他性和可交易的, 而民营银行的利益冲突有利于新的交易规则和真正银行制度的建立, 而且民营银行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弥补改革的成本, 使改革能够顺利的进行。更重要的是民营银行的发展壮大会吸引更多的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 从而降低国有企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依赖程度, 有利于加快国有银行改革的力度。

但是, 就目前我国的情况, 我们对民营银行不是鼓励其发展而是在抑制其成长, 所谓的理由就是这些金融机构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我们说这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借钱还钱”是最基本的金融秩序的话, 民营银行是最遵守秩序的, 民营银行不会把钱无休止的借给亏损严重的企业;民营银行更注重信誉;更注重自身的收益、风险性。而从这些意义看我们的国有银行是最不遵守“正常秩序”的。 (樊纲, 1994) 即便是民营银行出现了利益冲突, 导致了所谓的“混乱”, 但是这种冲突或混乱也是好的, 这正是交易规则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怕无序, 而最应该怕的是非正常的“有序”。正常的“无序”是有序的前提, 而非正常的“有序”是高成本, 低效率的表现。

同时还应该注意民营银行的建立不应有政府的干预。如果民营银行在政府的干预下建立的, 其结果仍然是国有银行的翻版, 真正的银行制度仍不能建立。民营银行的建立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公共选择的结果。任何国家强制干预只能导致另一个国有金融产权下国有银行的延续, 这往往是于事无补的。

参考文献

[1]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2]张杰《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樊纲《利益冲突与调解冲突的规则》《经济学参考报》1993111

[4]盛洪《收入分配相关、交易费用相关及其其它》《经济研究》199311

浅析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篇4

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夫妻纠纷中比较复杂的部分，因此夫妻财产制度在解决夫妻财产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解决夫妻财产关系方面还比较薄弱，2001年颁布的“解释(三)”虽然将重点放在夫妻财产关系上，但婚姻关系的解决不同于其他民事关系的解决，它的内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司法解释也只是将某些条文细化或者针对某一案件，某一现象做出规定，以至于在处理夫妻财产关系问题上很难顾全所有，难免存在纰漏。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力度。

一、夫妻婚姻财产制度的含义

夫妻财产制，是指规定夫妻婚前和婚后的财产归属的问题的制度。它主要指夫妻对于财产的归属、使用、管理、收益和处分的权益，偿还债务以及婚姻结束时的财产的分割等相关的法律制度。

关于法定的夫妻婚姻财产制度，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财产形式，主要针对夫妻对于其财产制度，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它的内容在法律上规定的很详细，而且不允许当事人擅自改变法律规定的内容。

关于约定的夫妻婚姻财产制度，是指夫妻双方通过约定来确定的财产的形式，法律规定并认可夫妻双方可以通过约定来明确财产形式，并且它在适用上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目前，我国家庭以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主，可是，约定夫妻财产制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的夫妻财产制。

二、关于我国夫妻婚姻财产制度中存在的缺点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范主要是基于一部婚姻法和两部司法解释，并与出台的另一部司法解释，对夫妻财产制度问题进行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有关夫妻从财产制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2001年《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中，涉及夫妻财产关系所谓问题有：17条、18条、19条。17、18条的性质是法定夫妻财产，19条则为约定夫妻财产。

我国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在解决我国夫妻财产制度问题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断地创新与完善，适应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但我们在给予充分的肯定及高度评价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清楚的认识到，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依然存在着缺陷和有待完善之处。

婚姻关系中财产问题的纷繁复杂，使得在现实中存在种种问题。

2.1 法定夫妻婚姻财产制度中关于夫妻共同的财产规定的范围太过宽泛

比如夫妻在分居期间或者离婚诉讼期间关于他们各自所得的收入以及所购置的财产的界定问题。对婚前同居期间所形成的财产界定问题，等等。

2.2 有关涉及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制度不够明确具体

在夫妻对于他们的共同财产作重大决定的时候是需要经过夫妻的另一方同意，只有这样他们的处分财产行为才会有效，但夫妻一方不可以以对方不知道另一方处分其共同的财产为由来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对于这一点还是有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其中。

2.3 对于如何确认夫妻个人的财产问题制度上是不明确的

结婚之前作为个人的财产，由于婚后生活数年而无法区分，在夫妻发生纠纷时，主张婚前财产的一方举证责任难，而只能被认为是夫妻共同的财产。那么什么样的财产算是夫妻个人专属财产呢?对于这一方面法律并没有给出特别明确的界定，而使得一些财产的归属问题夫妻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法院也很难判决。

2.4 公示制度的缺乏

夫妻之间约定财产的所有制，对于夫妻之间是有效力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内效力，但是夫妻之间的约定怎么样才能对外部产生效力呢?即对抗效力问题。它是否需要一定的公示程序呢?本人觉得公示制度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夫妻之间的公平及第三人的交易安全问题。

三、如何完善夫妻财产制度问题

3.1 明确界定法定夫妻财产的`范围

夫妻共同债务确认制度的完善 篇5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确认制度；完善

夫妻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信任关系，夫妻双方自法律效应起效那天起就具有承担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因此，法律原则上要求夫妻需要向对方高职自己的财产和债务状况，并由双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而如果婚姻关系失败，一方当事人如果仍然要求另一方承担婚姻关系中的债务，则有可能影响到另一方的正常生活。因此，如何完善夫妻共同债务确认制度成为了重要的问题。

一、夫妻共同债务确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认定程序问题

离婚案件中，其实很多夫妻并不会主动要求对方来偿还共同债务。但是我国的《婚姻法》在这方面却明显的对这方面进行了规定，这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中的不告不理的原则的。而且离婚案件中的子女抚养问题实际上也是离婚诉讼中的内部问题，这其中应该如何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较为复杂[1]。此外，离婚之后的夫妻事实上已经是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婚姻法范围。二者并不属于同一样的法律范畴，因此在法律关系方面就存在问题。最后，即使经过法院的判定或者夫妻的双方协议，但是债权人如果没有参与审查，则有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很多人认为，夫妻双方如果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负债情况，如赌博、酗酒等应该属于个人债务，但是对于这方面的规定，立法中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解释。

2.司法实践问题

首先，司法实践中如何举证是个重要的难题。在夫妻债务共同偿还的过程中，认定制度强调要根据债权人的思维和能力等来评定共同债务的事实。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审判过程中，如何举证个人的能力和地位却是个难题。此外，夫妻共同债务的解决案件中，对方必然需要提供反证来推脱自认。但是，就正常的夫妻关系而言，夫妻共同财产应该是由一方来保管的，而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情况只是得不够清楚，而如果举债一方故意伤害另一方面的权益，也不会特意告诉另一方自己的债务情况[2]。这种情况给司法举证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其次，裁判难。在裁判中，要真正处理离婚案件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十分困难。例如，很多当事人的债务欠条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写的，甚至还有的后来补上的借据。这种情况下，如何判定这些欠条和借据的真实性就成为了一大难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可以举证说明这么债务确实属于债务纠纷，那么法官就可以认定债务成立。但是，在实际的债务认定过程中，债务的认定是较为谨慎的，这样就会导致很多债务被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此外，法官在虚假债务的处理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3]。不少当事人会在经济利益、道德观缺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在离婚诉讼案件中经常会制造虚假的债务，而这些虚假债务的债权人一般均为举债人的亲朋好友。而这些债务的真实性其实是十分难以举证的，这就给不少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二、完善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的建议

1.完善确认制度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的过程中，认定制度与推定制度是并存的。认定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夫妻共同生活的真实情况，但是认定制度对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力度不足。推定制度则刚刚相反，会减少对夫妻利益的保护。两种制度的并存面对的当事人并不相同，因此并不存在可以同时存在。但是，这两种制度的共同存在却有可能使夫妻共同债务出现不同的结论。因此，这两种制度一定要区分适用。其次，要明确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的区分界限[4]。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的区分是确认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这是当前我国婚姻法中应该要注明的地方。如果将个人债务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将会严重侵害到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要确认夫妻共同财产还需要明确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以便对双方都做到公平。

2.加强程序规则保障

首先要完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程序，对于举债人认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必须要求举债人能够找出有效的证据来予以证明。如果证据不够充分，而对方极力反对，那么则视为个人债务；其次，要正确分配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分配十分重要。婚姻家庭的生活十分的琐碎，很多开支的详细说明必然无法提供较多的证据[5]。此外，还有婚姻中的许多情况均不适用于“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举债一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因此，在这方面也需要更加确认。当然从这角度来说，还需要司法有关部门能够适当调整证明的标准，根据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以及案件的复杂程度等诸多因素来制定证明的标准。而法官在司法案件中也必须要加强对经验法则的重视，要求法官的判断和裁决均不能够违反经验法则。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夫妻共同债务确认问题关系到夫妻双方的切身利益，当然也关系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夫妻离异之后应该如何来承担债务需要以确认共同债务为基础，因此，要求相关立法和司法人员需要更加完善夫妻共同债务确认制度。当前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确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认定程序问题和司法实践问题，因此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确认制度，并加强程序规则保障。

参考文献：

[1]于霞.浅析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2，09：79-80+82.

[2]李洁.民间借贷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弊端与建议[J].法制与社会，2012，35：239-240.

[3]伍蓉玲，阮芳.离婚案件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分配的立法缺陷及实践问题[J].经济师，2013，03：70-72.

[4]钟广夏，丘耀辉.浅议夫妻共同债务的立法缺陷与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3，08：63-64.

[5]侯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反思[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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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篇6

中国远古时代的婚姻习惯已难以考证, 但从各种史书记载的传统来看, 在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制以前应该存在过其他别样形态的婚姻习惯。况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婚姻形式必然也受该社会的财产制度的影响, 所以本文试从财产制度角度分析中国历代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婚姻形式。

古代社会中, 男女双方哪方拥有财产的支配权和财产继承主体的确定权, 哪方就会在婚姻中占据控制地位。“一夫一妻制”是典型的婚姻形式, 贝克尔曾解释, “几个男性同娶一个女性会造成辨认生身父亲的困难, 所以, 仅仅自有子女的重要性便足以说明一妻多夫或多夫多妻的婚姻形式之所以不会普遍存在。”但在“一夫一妻”制中, “没有辨认生身父亲的困难, 而生身母亲永远是确定的”。 而自有子女观念之所以重要, 因为他们是占有财产一方家族的继承者。若父亲抚养“非自有子女”, 则会造成家庭财产流量和存量的部分或全部外流到非血缘关系的外人手中。总而言之, 尽管可以部分地用某一社会的历史传统及习俗加以解释 “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等婚姻制度的多样性, 但是, 该社会的婚姻形式受某一社会的财产制度影响是非常大的。

2母系社会中的财产制度和婚姻形式

在母系社会中, 女性处于主要地位, 拥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子女只属于其生身母亲, 与其父无关。母亲在财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 使得生身父亲的辨认对于家庭财产权利的支配和继承失去了意义。因为“生身母亲永远是确定的”, 无论和哪个丈夫所生的子女永远是女方的“自有子女”, 因此也就不会造成非血亲对家庭财产的继承问题和家庭财产的流失。由此可得, 从财产制度的角度看, 在母系氏族社会有普遍存在“一妻多夫”和“多夫多妻”的婚姻形式的可能性。

原始群婚遗俗在商周时代普遍存在,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桓公十六年》中有则材料最能说明问题:“郑厉公与执政大夫蔡仲发生矛盾, 派蔡仲的女婿伺机把岳父干掉。这事让蔡仲的女儿知道了, 她跑回家问母亲:父亲和丈夫哪个更亲?母亲回答说:人尽夫也, 父一而已, 胡克比耶?女儿恍然大悟, 及时揭发了阴谋, 于是把丈夫送上了断头台。”取下道学的眼镜之后, “人尽夫也”这句不晦涩的话本来就不难理解:人皆可夫, 男人都可以做丈夫, 抛开眼前的这个丈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明白无误的表达了春秋时代的婚姻观念, 反映了这一时代婚姻“混乱”的实际情况。 这一时期的婚姻制度的不稳定, 形式的混乱, 也源于社会经济不动乱, 绝对的男权社会观念还没形成, 财产制度的规定也不明确。

实际上, 在现代唯一的母系氏族社会——中国云南省泸沽湖摩梭族人的社会中, 数万摩梭人至今过着“走婚制”式的生活。 “走婚制”下所生的子女, 无论男女都从母姓, 为母所有, 受母亲抚养, 与父无干, 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谁!子女继承母方家族的财产受血缘关系的保障, 当然没有所谓的“外人” (包括父亲) 对财产的使用以导致财产的外流。可见, 在母系氏族社会中“走婚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其独特的财产支配和财产继承制度紧密与这一制度是相关。

3男权社会中的财产制度和各种婚姻形式

男权社会主要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男性占社会主导地位并拥有财产支配权。所有的“妻”所生的子女全部都归属于“夫”。生父的确定性, 子女特别是儿子作为财产继承主体的清晰性, 使得家庭财产的继承始终在以父亲方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中进行。因此, “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在男权社会有其繁盛的经济背景。

“一夫多妻”或“一夫多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的婚姻形式主要表现为买卖婚 (聘娶婚) 和收继婚。

买卖婚 (聘娶婚) , 是古代氏族族外婚中议婚的一种发展形式, 也是私有制婚姻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父权制的确立, 一方面, 女子的地位逐渐下降, 沦为可以买卖的货物。至周代是买卖婚演变为聘娶婚, “无币不相见” 进一步证实以家长包办为表征的聘娶婚实质是家长买卖婚的别名。所以买卖婚和聘娶婚本质上是一回事, 只是买卖婚偏重事实上的钱财, 聘娶婚重视象征性的财物, 但是妻妾可以公开买卖, 也导致其在夫家的地位必然卑贱, 甚至只是视为夫家的财物亦或是延续香火的工具。因此自然不得成为享有财产权的主体。实质上的“一夫多妻”制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 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 即“一夫多妻”是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婚姻形式。

古代影响较大的婚姻形式还有收继婚, 又称逆缘婚, 表现为兄亡嫂嫁给弟, 姊亡妹续嫁给姐夫, 嫡子继承父妾, 弟亡弟媳转嫁给兄, 伯叔母转嫁给侄儿等方式。在当时, 人们认为嫁到本氏族的女子, 不仅属于夫家, 而且属于整个氏族。夫死后若其妻改嫁, 就会随之失去财产和劳动力, 而利用收继婚则可以将其约束于本氏族内。所以收继婚也是一种财产继承转移的变形方式, 它维护了原有的亲族系统, 使死者妻子, 儿女不致外流到其它氏族而减少劳动力和财产。

历史上收继婚的事件可谓司空见惯。如卫宣公死后, 公子顽娶后母宣姜为妻;呼韩邪去世, 前阏氏子继立单于, 又收继昭君为阏氏。隋炀帝曾纳其父文帝选华, 容华二夫人;唐太宗也有娶异母弟媳杨氏的事;最为典型的要数武则天, 太宗驾崩, 高宗以庶母武则天为皇后。朝堂内外收继婚盛行, 直到半个世纪之前, 蒙古族中仍流行兄死后弟娶其嫂的习俗。除了买卖婚和收继婚两种婚姻形式外, 还有掠夺婚、服役婚、招养婚和童养混等, 虽然它们普及范围不大, 但依然有其存在的历史背景和财产制度根源。

掠夺婚, 又称劫夺婚, 是用武力强行掠夺女子达到成婚目的的一种形式。掠夺婚是野蛮的产物, 其存在于买卖婚之前。因掠夺婚比较冒险, 被劫女子的家庭每每寻机报复, 结成婚姻的两族难以和平相处, 也不利于各族财产的稳定和增值, 甚至经常发生对抗, 造成族内财产流失。因此, 随着经济发达, 文明开化, 这种婚姻形式必然没有滋生的土壤。服役婚, 是男子赴女方家以服役支付妻子身价的婚姻形式, 是买卖婚的变种。秦汉时期, 北方少数民族乌桓, 即实行服役婚。男子“为妻家仆役, 一、二年间, 妻家乃厚遣送女” 招养婚, 又称招赘婚, 指女子不出嫁, 乃男子入女家为婿的婚姻形式。它是服役婚的遗留和发展。选择招赘的多是家中无男子或因爱其女, 不愿使其远离。通常情况下, 也是财大气粗的家族, 而男子因贫穷而无聘财, 所以女家能够改变传统将男子入赘其家, 改从女姓, 多享有女家财产继承权。但此时家庭财产的整体性仍完整保留, 财产始终在内部流转。《说女》:“以物质钱曰赘”, 男子入赘女家确同抵押品一样。秦国在商鞅执政期间, “家富子壮则出分, 家贫子壮则出赘”, 目的就是要救济家庭困难而不易娶妻的男丁。童养婚, 通常是有子嗣后, 抱养别家的女子为养女, 到适龄婚期与本家之子成婚, 俗称“圆房”, 养女转为儿媳。一般情况下, 送女于他人做童养媳者多为贫苦人家, 他们想借此免除对女儿的抚养负担。男家收童养媳, 则是为了减少聘金的数量。可见, 双方均是出于自家的财产利益而促成童养婚的实现。

4财产制度作用于婚姻形式余论

在特定条件下, 财产制度还能够直接促进特殊婚姻形式的产生。我国的门巴族, 解放前也存在兄弟共妻形式的“一妻多夫”制, 其形成的直接经济原因是为了减少所要交纳的“乌拉差税”。因为, 当时按户纳税, 而兄弟共妻可以少出一家, 从而少交纳一户税。可见, 不合理的财产制度“逼”得门巴族的穷苦人在婚姻形式上进行了制度创新。同时财产制度还影响支撑婚姻形式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旧西藏, 为了确保可怜的财产不被分割或流失以维持家庭的社会地位,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伦理道德观念:“夫”方允许“多夫”存在, 藏族女性则以一女嫁多夫为荣, 尤其在男权主义社会里, “一妻多夫”的契约关系, 没有特殊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支撑是难以维持的。 因此,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下, 会产生和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婚姻形式。

参考文献

[1]本文的财产制度为广义, 包括财产的分配、支配、继承和财产观念等正式财产制度和非正式财产制度.

[2][美]加里·S·贝克尔著.王业宇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3]姜建设.古代中国婚姻法发生问题驳论[J].郑州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1) .

[4]关于摩梭族的“走婚制”.可参见《泸湖湖—女儿的世界》[BE/OL].http:∥www.515690.com.cn.

[5]张涛.中国古代婚姻形式[J].历史教学, 1994, (4) .

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篇7

关键词：农村,财产抵押,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新农村建设必须实现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全面反哺。这种全面反哺并不仅限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是通过舒尔茨提出的向农村和农业输入以物质资本为主的大量生产要素的方式实现反哺。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 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统筹城乡发展,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加大强农惠农力度,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而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打破目前城乡二元制度格局, 让全部生产要素充分涌流, 以实现要素收益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大批农村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一方面, 城市面临着市区承载能力的刚性考验, 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条件可能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 农村已有的“沉睡资产”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变现、增值, 进城农民生存发展所需的资金得不到保障。如何在稳定农村家庭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 适应城镇化的要求, 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农村发展, 是未来农村改革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1 中国农村财产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中国农村, 土地约占农村财产总额的85%, 土地制度是农村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础, 因此构建中国农村财产抵押制度必须从分析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度绩效入手, 并结合城市化的宏观大环境, 统筹兼顾城乡利益。

1.1 城乡一体化对生产要素充分涌流的外在倒逼

中国城镇化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200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36.2%, 城镇人口约4.6亿人, 到2013年, 城镇化率已增加17.5%~53.7%, 城镇常住人口约7.3亿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2.6亿的农民, 由农民变市民对城市和农村施加双重压力。一方面, 城市化使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其作为保障性和福利性功能的土地资产该如何处置?如果放任自流将可能导致三种结果: (1) 由于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 集体产权虚化, 作为集体土地的代理人 (村委会和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财政运作模式得到继续强化, 随意推行土地整理, 侵犯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基本生存权利难以保障。 (2) 对农户与集体组织之间的土地产权关系及其处置缺乏明晰界定, 农民没有在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安排中由退出集体经济组织而获得属于自身的那部分土地财产价值的权利, 一旦改变农村居民身份就须无偿地退出拥有长期经营权的承包土地, 对具有永久使用权的私产性非常明显的宅基地也不能变卖为财产带走, 只能在集体组织成员中转让, 这既使已转移进城的农民不愿放弃承包地和不能充分行使住房 (宅基地) 的处置, 造成土地抛荒和住宅闲置, 也造成了要再为进城的2.6亿农民提供住房保障而对稀缺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 (3)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为了保持“经济发展”这一良好势头, 必须有大量资金的注入。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 中国农户已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贷约束, “融资难”始终是制约农户收入提高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瓶颈, 从调研数据来看, 农户的贷款需求中非生产性需求占比达到54.7%, 而生产性需求占45.3%, 我国农村金融需求规模巨大, 但是无论是农户还是农村企业, 其单个的金融需求小且分散, 交易成本较高,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具有高风险和高成本的特征, 承包地 (土地、林地) 、宅基地是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农民所获得的主要资产和生存依托, 如果承包地、宅基地不能抵押变现, 那么仅凭中国农民的传统劳力是无法满足在城市生存和发展需要的。

1.2“沉睡”资产让权保利增值的客观需要

目前在广大的中国农村, 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 (不动产) 是农民的主要资产,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国家进城务工政策的放宽大批农民进城打工, 农村宅基地交易陷入了自发交易的无序状态。据叶艳妹 (2002) 等人的调查, 农村宅基地流转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不少农民进城打工后, 在城市购买了商品房或租用住房, 将原有在农村的旧房连同宅基地一起出租或转让;二是农民把多余的住宅用于出租, 以获取收益;三是因继承祖传房屋、法院裁定房产转移等引起宅基地的转移。在中国, 土地所有制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 城镇化进程中, 大批城郊农村逐渐演化为城镇, 由此造成区位级差地租狂飙猛涨, 级差地租的辐射性增值带动广大农村纷纷出现地价上涨的势头。受当前法律的约束, 农村宅基地不能抵押, 结果产生宅基地交易市场隐形化, 影子价格和社会净福利遭遇损失。农村宅基地产权属于农民租用建设用地的一种, 影子价格因其不具有法律保障性, 正常情况下低于正常市场竞争价格。从长远来看, 禁止宅基地抵押是对农民权益和土地社会共有财富的侵犯, 而为了城镇化和农民迫切进城的需要, 需要改进目前农村建设用地市场政府管理模式, 使之产权关系明晰、利益分配合理。与此同时, 目前不少地方要求进城农民对其宅基地处置方式是“进城落户后, 农民只能无偿退出宅基地, 且不能抵押”由此造成大量空心村出现。据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已经约有2亿至3亿农民从农村转向城市就业, 使得全国2亿亩农村宅基地中有10%~15%处于闲置状态, 有的地区甚至空置率达到30%。我国作为一个耕地极其紧缺的国家, 大量宅基地闲置不仅是对农村建设用地的浪费, 而且造成土地整理所腾出的建设用地数量很少, 经济发展最终逼迫催生侵占良田肥地, 影响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

2 中国农村财产抵押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制度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生活中所遵循的规则与习惯的总和。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是构成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四大基石, 其中制度对经济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刘易斯认为, “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化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的活动的自由”, 一个社会中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是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 让个人的努力与其报酬真正挂钩, 诺斯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提供一种结果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动的机制, 以改变个人 (或团体) 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就有必要对当前阻滞农村要素流动的制度安排作一详细分析, 以期找出优化农村制度结构的路径。

2.1 正式制度:现行农村土地法权制度的体制约束

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 属于集体所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选择若干试点, 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但这一宏观性的改革趋向目前只处在试点摸索阶段, 尚缺乏法律层面的、详细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发包方有权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依法收回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和承包期内, 承包方全家迁入社区的市, 转为非农业户口的。由于集体土地产权边界极其模糊, 导致目前大批农民工进城不愿退出承包地经营权, 有的种上林木, 有的私下转给亲朋戚友耕种, 农业规模经营无法从制度上寻找到突破口。

与此同时, 对于农村宅基地入市抵押, 现行法律明令禁止, 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经本集体同意, 可以将建造的住房转让给本集体内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住房转让时, 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 再申请宅基地的, 不予批准。”《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均明确规定, 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除法律另行规定外, 均不得抵押。而因“地随房走”的土地使用原则, 进城农民利用宅基地向资本大户抵押获得贷款, 将自有住宅私下作为担保以避开法律控束目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周边农村十分普遍, 宅基地使用权相对价格的升值和宅基地持有成本的上升, 引发了大量的宅基地自发交易, 而当宅基地的相对价格大于违反宅基地管制所产生的惩罚成本加上宅基地闲置成本之和时, 市场的自发秩序便形成了。宅基地隐形交易破坏了土地市场的正常秩序, 少数利益集团侵吞了本来应属土地公有制社会共有的土地价值, 同时法律制度性障碍的存在, 为宅基地权属纠纷埋下了隐患, 成为新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的又一表征。

2.2 非正式制度:中国农村所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刚性束缚

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 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 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 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约束的, 在既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 伦理精神、风俗习惯、道德规范都可看成是利益的一个自变量, 不同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制约了不同的利益追求机制与方式。如果这种方式与经济制度相符时, 它就推动它;反之, 它将成为与现行经济制度相悖的力量导致混乱与无序。在当下的广大中国农村, 安土重迁、迷信祖宅、落叶归根的思想氛围浓厚, 中国农村是一个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人情关系等交织而成的网络社会, 家庭一直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单元, 家庭是个人与社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传统的地域文化封闭结构中, 家庭宗族观念深深凝聚着社会内全体成员的心, 使之具有天然的恋土情节。笔者认为, 目前宅基地抵押在广大农村比例微小, 既与现行正式法律制度刚性约束有关, 也与中国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密不可分。宅基地入市抵押不仅可以为农村推进土地整理复垦腾出新的建设用地指标, 从根本上改变当下农村居民居住分散无序的状况, 而且通过抵押获取进城务工创业的启动成本, 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失地农民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现实困境。

2.3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限制宅基地入市抵押

在广大中国农村, 几乎不存在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除少数发达地区外, 一般的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养老保险。以现金支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之所以无法大面积在全国推广, 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农村很低的现金收入水平。一方面, 中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过高, 要在短期内建立一种以个人付费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 对于一项涵盖中国7亿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计划, 要政府来承担其全部费用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 对当下宅基地、承包地入市抵押应持审慎态度。宅基地使用权与耕地、林地承包经营权一样具有主体限定性、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特征, 由此便导致广大农户不愿迁出农业户口, 不愿退出承包地, 肆意扩大宅基地使用面积的情况。据浙江平湖市的调查, 该地区每户农民宅基地都在532m2以上, 几百m2的土地上只住了1户人家。笔者2007年在安徽巢湖某农村调研发现, 村中大部分农户的宅基地面积都超过了200m2, 有一户竟然高达870m2。宅基地乱占现象目前在全国也比较突出, 保护耕地实属不易。另外, 据测算, 我国农村每户土地经营规模只有0.45hm2, 是世界上最小的, 不仅大大小于美洲、澳洲、欧洲的土地经营规模, 也小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广大农村仍奉行“粮猪型”小农的生产模式, 这是制约农业比较利益的重要原因。

3 农村财产抵押制度构建的基本内容及政策建议

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有效产权结构应该使产权具有明晰性、排他性以及可转让性。当今中国农村由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效率阻滞, 生产要素未能充分涌流, 大量沉睡资产无法激活获得金融贷款以致影响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推进。因此亟待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优化, 以期提高经济和社会绩效。

3.1 中国农村财产抵押制度的基本内容

从法律视角看, 财产权是一组权利。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可变抵押的资产主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林木所有权、四荒使用权、自留山、自留地等等。通过让权保利从而达到增进效率, 聚集资本的功效。事实上,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发展, 现实的生产力单元主体对单个要素的最低规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而要素平均规模的提高必须要求通过加速积累才能够更好地实现, 从而产生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然而, 单个要素的积聚速度受到自身条件的种种限制, 无法突破其固有的极限, 而众多要素的集中却不受社会财富增长绝对界限的限制。在“各类产业向业态功能区集中、生产要素向规模业主集中、农村居民向聚居新军集中”的进程中, 传统的小生产也因此而被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中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相关环节, 社会化大生产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交织, 喷发出解构“二元体制”的生产力能量, 促进了城乡和三次产业的交融。当今中国农村抽象化的财产权普遍具有用益物权的特征, 通过对财产权的抵押, 可为农民离乡进城提供资金, 使其顺利地摆脱土地的束缚, 有利于农村社会化大生产、规模经营方式的进驻。笔者认为, 完整的农村财产抵押是指农民将自身所拥有的一切不动产所有权抑或使用权, 在国家政策法律的引导下, 以公开市场交易方式, 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抵押, 以获取从事它业的启动资金。抵押物到期不能还本付息, 抵押权人有权处置该资产并优先受偿。

3.2 推进农村财产抵押制度构建的具体政策建议

3.2.1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确保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当前我国农村农民大量的不动产资产不仅具有生产要素的功能, 还承载社会和政治功能。作为生产要素, 不动产产权应当稳定、充分流动, 以期向效率高者集中, 而社会保障功能则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定期调整、平均分配以致影响抵押权的设定。因此在构建抵押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农民生活实际, 坚持宏微观并重的方针, 既要从宏观考虑当前区域内城市化水平、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占有量, 又要从微观上考虑个体农民的实际差异。产权交易中心要对前来抵押的农户基本情况逐一核实。包括:抵押后用途、未来还款情况、抵押后基本生活有无保障、道德状况, 以免造成农民失地引起社会动荡。与此同时, 对农民前来抵押不动产奉行“自愿”原则, 充分遵循农民意愿不搞强制抵押, 同时若到期不能偿还贷款, 产权交易中心有权自主处置, 但依法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宅基地抵押后权属性质不变 (仍属集体) , 不得利用农转非, 占用耕地指标。

3.2.2 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真正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目前我国城乡社保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非均衡状态, 农村社保体系建设存在严重制度供给不足困境, 城乡居民社保资金投入差距过大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 积极推动社保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按照“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可持续”的方针, 充分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抵押所得丰厚资金冲抵农村养老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与此同时, 产权交易中心在办理财产抵押时要本着“以人为本、维护社会稳定”的宗旨, 在贷款中扣除农民年老获取社会保障的资金。要加快城乡社保制度的衔接统筹, 对进城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合作医疗, 要依法将其社会保障纳入城市范围, 真正赋予农民社会“自由人”的身份。

3.2.3 加快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 将国家征用真正锁定在“公共利益”范围之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何为“公共利益”, 有哪些具体表现, 《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一直没有明确范围。仅改革开放后的25年间 (1978~2003) , 国家通过征地从农村转移的土地资产超过2万亿元。大量农用地经国家征用后农转非, 不仅造成耕地数量锐减, 粮食增长受到影响, 而且农转非价值剪刀差引发了农村矛盾。集体建设土地本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集体本应能够行使抵押、变现的全部权利 (当然不能违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本大义) , 而实际上屡屡遭受行权尴尬。笔者认为, 解决上述问题, 还权还利于民, 应从赋权还能入手, 国家在农村应坚持宏观管理, 将国家征用范围牢固锁定在“公共利益”之中,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抵押只要不违背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 就应放手让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规范抵押变现行为, 充分行使权利。

3.2.4 构建土地金融市场, 加强权责监督。

论夫妻财产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篇8

夫妻财产制度是规范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权、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时, 夫妻对外财产的责任承担, 夫妻在婚姻关系终止时, 对双方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分配, 以及夫妻财产制的设立、变更事项, 废止关系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主要分为夫妻法定财产制和夫妻约定财产制这两部分, 再加以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约束。法定财产制是夫妻双方没有在结婚前或者结婚后订立任何关于财产归属的协议或者协议无效的情况下, 直接适用法律来公平分割夫妻财产的制度。由于受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影响, 约定财产制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是很完善。不过, 随着现代人社会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约定财产制已经被多数人采纳, 在夫妻离婚时保护一方财产利益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2 现有夫妻财产制度的缺陷

2.1 继承或赠与所得财产问题

根据《婚姻法》及司法解释 (二) 规定,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也归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之一。但是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没有明确表明归夫或者妻一方财产, 视为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样的规定显然与继承法、民法的有关规定存在冲突。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只包括配偶继承人和血亲继承人, 儿媳和女婿没有权利可以以这种方式取得配偶父母的遗产。故, 婚姻法的这项规定不仅会违背遗嘱人把遗产赠与或将其在遗嘱中指定的夫或妻一方列为继承人的真实意愿, 现实中因夫妻对条款不同的理解, 势必会造成财产分配的争议。

2.2 知识产权归属问题

《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但知识产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相结合, 婚后一方取得知识产权的, 该知识产权所包含的人身权利, 仍归属知识产权人所有, 由他 (她) 单独行使。这一条文有其进步性, 却也有其不合理性。如果知识产权系一方婚前取得, 但是在婚后才开始受益, 根据该规定, 该知识产权产生的收益为夫妻共有财产;如果知识产权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创作或者创造, 离婚之前还没有获得或不知道能不能获得实际收益的, 离婚之后知识产权收益却收到了, 按照法律规定, 该受益归于一人的财产。该规定有悖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

2.3 个人特有财产制度问题

2001年《婚姻法》新增了第十八条关于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规定, 这一条文适应了我国对夫妻财产关系制度的要求, 维护了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 也为婚姻财产纠纷的正确处理作出了制度保障。但承担较多的家务或者带小孩一方往往因时间和精力问题, 其收入低于另一方, 那么在约定分别财产的情况下, 承担较多家庭责任的一方无法分配另一方婚后取得的财产, 只能得到适当的补偿, 显而易见, 这是不公平的。另外, 该条款第四项有关“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也存在分歧。因为生活习惯和理念的不同, 很可能出现一方购买的专用生活用品价格昂贵, 价值达到数十万;而另一方的生活比较简朴的情形, 严格按照该条规定分割财产, 将造成一方损失严重, 也给审判实践中的公平公正带来较大的困扰。

2.4 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度问题

《婚姻法》 (修正案) 虽然规定了夫妻在涉及第三方对“约定财产”有异议时负有举证责任, 但还是缺少相应的程序来限制和约束这种欺诈行为。同样, 如果只是夫妻双方的意见一致没有进行公示程序, 不能对抗第三人。当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判决必然倾向于善意第三人, 那么约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这表示, 当夫妻双方与第三人发生交易时, 善意第三人可以向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债权。

2.5 夫妻分居期间关于财产分配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分居制度并没有很具体的规定, 仅在司法解释进行了简要的规定:把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 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 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所得财产有较大差距的, 由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等价的资产补偿另一方。在实践中, 夫妻双方会由于工作关系不得不两地分居, 这期间产生的财产按上述法规来实行无可厚非, 但因为感情不和而分居时, 两人只存在法律上的夫妻身份关系, 将资产分给只是“名义”上的另一半, 或者为另一半承担一定的债务的, 在笔者看来, 这是厚此薄彼的。

3 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3.1 关于继承所得财产的归属问题

对于继承的财产, 应当充分准备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 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结合《继承法》的规定, 笔者认为, 在原则上, 夫妻一方通过继承或受赠 (包括遗赠) 所取得的财产应该认定为个人一方的财产, 除非被继承人或赠与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想把该财产交于该夫妻双方的, 才确定是夫妻的共同共有财产, 或者通过夫妻双方合意的方式, 在继承后再约定该财产是否纳入双方的共同共有财产中。

3.2 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

根据知识产权法的规定, 人身权只属于作者、发明创造者享有, 就算作为夫妻的另一方也无权使用和处分。对于知识产权的财产权, 笔者认为应以知识产权取得的时间为界限, 确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权利为共有, 否则为一方个人所有的制度。即结婚前取得的知识产权, 婚后仍为一方所有;婚后取得的知识产权, 婚姻存续期间或离婚后, 仍为双方共有财产。

3.3 关于个人特有财产的归属问题

针对上述关于个人特有财产的归属问题, 笔者认为, 需要将个人特有财产制度进行更加详细更加健全地制定, 明确个人特有财产范围:当夫妻双方专用生活用品的价值有较大差距时, 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一方昂贵的个人生活用品, 应视为夫妻的共同财产。一方申请分割财产的, 可将这类财产分类, 生活用品的专用方可以通过补偿的方式弥补另一方的损失, 但不得超过该专用物品价格的一半。假定两者对这类财产特别约定的, 则根据约定进行分割。这样, 既公平地保护了夫妻双方在日常需要上的购置行为又维护了各自的财产利益。

3.4 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细化

应从这几方面来制定适用我国国情的约定财产制度: (1) 双方可以在结婚时也可以在结婚后自主约定财产的归属, 但是在结婚前约定的, 应该明确约定生效的时间。 (2) 约定财产制度应采取书面方式, 并且必须在婚姻登记部门或公证机构登记、备案。这样在夫妻与第三人交易时, 既维护了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夫妻双方的财产隐私权, 还能为法官在判案过程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遏制社会上故意利用夫妻财产约定来逃避债务的现象频发。 (3) 在发生不是双方合意或者存在威胁等手段的条件下订立的约定可撤销或变更。如果约定发生变更或撤销, 也要在原登记机关变更或撤销。 (4) 财产约定的双方必须都是民事完全行为能力人, 财产范围也只能是合法财产。

3.5 关于夫妻独立生活期间所得财产归属问题

笔者认为, 夫妻分居也必须视情况来认定双方财产分割, 只有在夫妻双方由于感情不和, 造成共同居住的关系难以维系的情况下才适用特别的规定。在分割夫妻分居期间财产时, 如果妇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仍为家庭付出较多劳动, 且只拥有较少财产的应给予适当的补偿。同时, 还可以结合国外关于这方面的法律规范, 按照我国关于夫妻分居制度的现状制定我国婚姻法专属的分别财产制, 从法律法规上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摘要：随着社会的开放, 经济的发展, 离婚率逐年增加, 且离婚时涉及的财产分割问题也越来越繁琐, 经常有离婚案件一方认为法律规定不公平。为此, 对现有法律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已经存在或可能引发争议的理论进行论述, 并提出见解和建议。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度,共同财产,约定财产,个人财产

参考文献

[1]王涵光.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0, (8) .

[2]金楠.论夫妻约定财产制[J].法制与社会, 2013, (20) .

[3]丛秀芬.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与处理啊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4, (4) .

公证在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中的作用 篇9

一、夫妻财产约定的成立以及成立的作用

婚前财产约定和婚后财产约定是我国夫妻财产中包含的主要情况。在夫妻关系成立之后财产约定也便从成立之时生效。因此, 必须具有民事法律的要件的情况下才生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夫妻双方必须具有的能力, 保证夫妻财产在约定之后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

1) 我国婚姻法中早已经对男女婚姻年龄进行了规定, 规定男性结婚年龄不能小于二十二岁, 女性结婚年龄不能小于二十岁, 同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订婚是严加禁止的, 因此, 当事人必然为拥有完全民事行为的成年人, 订立夫妻财产约定也自然生效。

2) 夫妻财产约定在签署的过程中应该由双方亲自签署, 不能由他人代理, 订立夫妻财产约定本身就是一种法律行为, 并且和当事人息息相关, 全过程都必须由当事人参与。在婚姻财产关系中的主体便是夫妻, 在财产约定生效后自然会承担法律义务, 当事人内心的感受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知晓的, 以此, 其余代理人证明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应, 也不再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同时还因为财产约定对当事人的财产和今后的生活有重要意义, 在财产约定制定的过程中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制定。

3) 在制定的过程中夫妻双方的所有表意必须真实, 要保证夫妻财产能够具有法律效益, 夫妻双方在签订财产协议的时候必须要能够真实的表现出个体的意思, 在签署过程中不允许出现欺诈、乘人之危等情况干涉签署者的意思, 导致自愿签署受到严重影响, 对当事人的利益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情况下签署的夫妻财产约定同样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签署过程中必须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

4) 当事人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不能够有损社会和公共利益, 各种行为在订立之后也必然具有法律效应, 订立的各项约定不能够逾越法律底线。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也有明确的规定, 如下几条是无效民事行为:a.签署人自身就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b.民事行为受到限制的公民所签署的约定不受法律保护;c.在威胁、欺诈以及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署的违背个体真实意愿的行为;d.对国家、社会以及第三方利益有损害的行为;e.自身的非法目的通过合法的形式掩盖下之后的所有行为。这些行为从一开始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也是法律所不容的。

二、公证在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中的作用

当事人在有关单位申请之后, 法律单位对其依法证明的行为便是公证, 在证明之后会为当事人发放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书, 当事人的意愿在公证之后也具有了法律效应和真实性, 受到法律的保护, 能够使公共财产、公民身份以及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良好的保障。我国司法制度中就包括了公证制度, 国家为了能够保证法律能够正确实施, 便以此建立起公证制度, 当事人在得到公证机构的证明之后, 自身的意愿便能够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能够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现今我国公证制度体现出的主要特征如下:

1) 公证机构是由国家专门设立的、依法行使国家公证职权、代表国家办理公证事务、进行公证证明活动的司法证明机构。公证处由国家设立, 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 办理公证业务及相关的法律事务。当事人在公证处公证, 公证处在公证的过程中充分行使了国家的证明权;

2) 国家设立公证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减少纠纷和诉讼, 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公证这种证明制度体现出了极强的预防性;

3) 在公证过程中所使用到的公证材料具有极强的证据作用, 相对于一般证据而言, 公证证据更具证据效应。

夫妻双方的财产约定便是指夫妻双方通过申请, 公证机构对夫妻之间签订的财务、债务以及财产之间的归属权, 协议在公证之后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如下两种形式是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主要方式:a.对夫妻双方在结婚登记之前就已经相互达成了的协议进行公证;b.还包括对夫妻双方的婚姻期间所达成协议的公证。

对夫妻之间财产约定协议的公证必须要在一方居住地的公证处公证, 公证机构在为夫妻双方的协议办理公证的过程中应该对如下几点进行仔细的审查。a.审查当事人是否完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避免公证之后的协议无效;b.对当事人协议意思进行分析, 保证协议中所表达的意思能够具有真实性, 对协议内容进行深入了解是公证员的基本任务, 将协议的意思以及协议公证后的法律效应仔细分析给当事人, 让他们明白协议公证之后的所产生的法律后果;c.公证员还应该对协议的内容以及协议的形式进行仔细分析, 分析其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类, 在分析之后若发现协议中的内容以及协议自身的形式, 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影响, 公证机构便不能对协议进行公证;d.公证处的公证员应该检查协议自身是否存在漏洞, 当事人双方的表意是否能够从文字中清晰体现出来, 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是否存在问题, 以及查看协议的签名和印章等等;e.对协议中的协议解除方法仔细审核, 避免在协议解除时在造成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中的公证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 明确的规定了夫妻的特有财产, 使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了良好的保护, 纠纷和诉讼情况也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避免, 对家庭财产和社会的稳定都有促进作用。2) 在解决因为夫妻财产而产生的婚姻纠纷和财产纠纷中会以财产约定为重要的依据, 夫妻之间财产的增、减值情况也能够在因为财产公证更加明确, 对夫妻财产纠纷和婚姻纠纷有良好的规避作用。

三、结束语

随着现今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自身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现代思想观念已经逐渐代替了人们内心中的传统思想观念。家庭关系也由先前的伦理型演化成现今的契约型。随着现今不断发展的复杂社会, 将会有更多的人会选择夫妻财产公证, 夫妻财产制度中的公证也会逐渐展现出自身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摘要：在婚姻家庭制度中包含了重要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 在夫妻财产调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夫妻财产的交易安全也有良好的保证作用。对家庭、财产关系有重要的稳定作用, 能够使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重要的保障, 是婚姻纠纷、财产纠纷解决的基本依据;对再婚者与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也有良好的保护性, 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关键词：夫妻财产,约定,财产公证,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谢远健.试论公证在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电子版) , 2011.

[2]李佳, 费艳颖.浅议财产协议与公证制度对夫妻财产纠纷的预防作用[J].法制博览, 2013.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探究 篇10

关键词：缺陷；权利限制；法律后果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31-03

一、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审视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又称夫妻家事代理权，指夫妻因日常家庭事务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互为代理的权利。被代理方须对代理方从事日常家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开始对日常家事决定权和重大家事决定权做出区分，虽然该规定较婚姻法第十七条有进步但仍然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此司法解释未提及在约定财产制度下是否可以适用该权利。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性质是人身权，因此采用何种财产制并不能影响该代理权，即无论在法定财产制下还是在约定财产制下都可以适用该权利。该条司法解释仅提及到基于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不经对方同意处置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完全可以依照财产共同共有关系的相关规定来规范与交易相对人的关系。如果在约定财产制下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不能适用，由于交易相对人不容易得知夫妻财产真实情况，那么当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时，夫或妻完全可以说，我们实行的是约定财产制，债务是夫或者妻的个人债务，而逃避连带债务的承担，由此可见该条司法解释的漏洞显而易见。

第二，此司法解释未能提出权利行使范围，即，日常家事范围。该条司法解释仅仅说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夫妻任何一方都有决定权，那么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是否包括为了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之间的不动产，为了日常生活需要分期付款购买价值重大的物品等其它对夫妻生活影响较大的事项，界定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权利范围，是为了更合法有效地行使该权利，而此条司法解释对此未作规定。

第三，此司法解释未把连带责任作为法律后果。日常家事代理权要求夫妻双方对日常家事活动的后果共同承担责任，一方面是通过连带责任提醒夫或者妻在行使权利时要谨慎行事，避免权利滥用；另一方面是通过连带责任对交易相对人进行保护。明确规定夫妻对日常家事承担连带责任，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规范夫妻行使权利的内部关系又可以调整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需要司法解释对责任方式做出规定。

第四，司法解释未对权利的行使做出限制性规定。在经济日益复杂的今天，妻子或者丈夫会为了一己私欲违法行使该代理权，从而损害配偶对方的利益。德、法等国家都规定了在一些法定情形下允许被代理配偶对作为代理人配偶的代理权做出限制，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该条司法解释未提出对日常家事代理权做出限制的法定情形和途径，对保护被代理配偶的利益敦促配偶合法行使该权利而言，是一重大缺陷。

二、规定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必要性

（一）实践中的日常家事纠纷需要法律进行规制

代理是扩张民事主体行为能力，使其意思自治获得最大满足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民事法律确实有关于代理制度相对健全的规定，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以夫妻关系为基础进行法律运作，与一般代理相比较有其特殊性，并不能完全参照民法中代理制度的规定解决日常家事纠纷。倘若没有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就需要交易第三人去调查某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有，夫或者妻一方是否有代理权，增加了交易相对人的责任并且延长了交易时间。德日本等国在大革命前就提出妻子的家事代理权，时至今日该制度不但没被废除反而更加完备。

（二）新型夫妻财产制下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的需求

过去我国夫妻财产关系比较单一，夫或者妻的个人财产并不多见，一旦结婚就实行法定财产制，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司法实践多依据共同共有的关系解决。随着多种财产制的产生与法律注重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使夫妻与第三方的财产关系更加复杂，仅靠夫妻财产共同共有关系去解决与第三人的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需要明确该制度以加强对第三方的保护。当夫妻采用约定财产制度时，由于我国没有与此相关的公证制度，第三方无从得知其真实性。如果在此情形不规定日常家事代理权，夫或者妻可以借口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债务是单方债务不是共同债务而不承担连带责任逃避债务。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加强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的一项重大制度，更是在法律注重对个人财产进行保护，允许夫妻约定财产存在方式的新形势下对交易相对人进行保护的重要途径。

（三）保护被代理配偶利益的要求

日常家事代理权基于夫妻关系而产生，但也正是因为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常常只注意到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却忽略对被代理配偶利益的保护。如果配偶超出日常家事范围行使代理权或者未尽到注意义务，擅自处分共同财产或配偶的个人财产，使配偶对方利益受损时，我们如何对受损配偶利益进行补偿。现行法虽有关于无权代理制度的规定，根据该规定，作为代理人的配偶滥用该代理权构成无权代理时，应该以其个人财产单独承担交易行为的法律后果，但是基于夫妻这种亲密的关系，且当夫妻双方适用共同财产制时，我们如何保证作为代理人的配偶以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责任，赔偿被代理配偶利益的损失，仅参照民事法律中无权代理的规定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我们需要尽快确立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

三、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完善

（一）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构成

我国对于该项制度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至今为止还没有关于该项制度的明确规定。但大陆法系国家对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理论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那么我们可以汲取他国立法精髓，具体说来，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要素如下：

1.权利主体

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都发生了主体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日常家事代理权由丈夫和妻子共同享有是发展的大趋势。基于当前我国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对个人财产的重视，以及男女人格的平等，因此我国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应以妻子与丈夫为合法权利人。

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该制度权利主体的范围是大于大陆法系国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的，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是“因同居关系而构成的代理”是基于同居事实推定出的代理权，即使男女双方未进行结婚登记，善意第三人认为男女两个人是为了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生活在一起，那么该男女就是权合法权利人。我国将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定在婚姻法中，由于婚姻法对事实婚姻仅坚持部分承认的立场，对于1994年以后的事实婚姻不给予保护，坚决维护婚姻登记的有效性，因此对没有结婚而居住在一起的男女双方当事人不承认其合法权利主体的地位。

2.日常家事的范围

我国学者对日常家事范围的界定划分为两派，主张狭义说的学者认为日常家事的范围是衣食住行[2]；主张广义说[3]的学者认为日常家事的范围不仅应包括衣食住行，还应该包括特殊情况（如丈夫远出他乡下落不明时，妻子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而处分房屋）下对不动产的处分。笔者认为，狭义说的范围过于狭窄仅仅停留在衣食住行，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教育，医疗保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进行这些活动时同样会与交易第三人发生关系，往往还是数额较大的金钱关系，如果在此不承认这些活动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则不利于对交易第三人的保护。而以学者史尚宽为代表的广义说较为合理，非特殊情况下，日常家事的范围也就是穿衣吃饭，孩子教育，医疗保健，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日常家事的范围才会涉及到对不动产的处分，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不允许一方对不动产进行处分而必须同对方协商一致后才能为该行为，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妻子和孩子已经无处居住或者无法吃饭穿衣，因此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是允许配偶单独对不动产进行处分的，并不属于超越日常家事范围的情形。

3.权利的存续期间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合法期间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在此期间出现了夫妻分居的情形，该权利应当暂时中止。日本“依据判例，在分居的情况下，如果妻子为了维持生活，处分了丈夫的财产或借了必须的款项，也不在日常家事的需要。”由该条可以体现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一定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行使，如果夫妻在合法婚姻期间出现别居的情况，日常家事代理权应暂时停止实施。由于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当夫妻双方因为感情不合而闹分居，不再承担同居义务，那此时相应的日常家事代理权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应该暂时中止。

4.权利行使的原则

当夫妻享受日常家事代理权代理带来利益的同时，需要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要求每对夫妻都享有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技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该注意义务达到一般人像对待自己事务般的程度即可。缔结婚姻的男女每为日常家事都是为了夫妻共同利益，当配偶一方为家事时，为了家庭共同利益自然会像对待自己事务一样认真谨慎，无需要求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该注意义务是与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日常家事代理权相对等的义务，如果不依法履行该义务，是权利主体滥用权利的表现，将会使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受到限制。

5.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

夫妻是否依法履行日常家事代理权，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第一，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在此种责任方式下又有不同的情形：（1）如果作为代理人的配偶严格按照法定途径和范围行使该代理权，那么应由配偶双方对日常家事行为的结果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是依法行使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2）如果作为代理人的配偶超越权利范围，而交易相对方有理由相信该事项在日常家事的范围内，此时作为代理人的配偶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那作为被代理人的配偶需要与配偶对方共同承担连带法律后果，这是加强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的要求。（3）如果作为代理人的配偶超越权利范围，作为被代理的配偶对该行为进行追认，承认行为的效力，因此产生同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后果，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责任。第二，由违法行使该代理利的配偶承担法律后果。如果夫或妻超越权利范围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或者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严重损及配偶他方的利益，且被代理配偶不对该行为进行追认而又不能适用表见代理，构成无权代理时，应该由违法行使该权利的权利主体单独承担对交易相对人以及受损配偶的法律责任。

（二）滥用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规制

1.权利的限制

每项权利都有自己的界限，为了保证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能给权利人带来最大的效益，需要法律对其做出限制性规定。在下列情形下，配偶一方的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被限制或者被剥夺：其一，夫或者妻一方由于精神或者身体原因，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夫或者妻的家事代理权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其二，当夫或者妻超越了日常家事范围行使代理权，作为代理人的配偶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受到全部或者部分限制。其三，当夫或者妻违反注意义务，损害了配偶对方的利益，作为代理人配偶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受到全部或者部分限制。其四，其它情形，如丈夫或者妻子有婚外情，与情妇或者情夫勾结利用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损及配偶对方利益。此外，也可依据夫妻之间的约定做出限制性规定。

2.对受损配偶利益的保护

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已经相对完善，但当作为代理人的配偶滥用代理权，被代理的配偶应当承担表见代理责任时，被代理的配偶也是利益受损人；作为代理人的配偶构成无权代理时，也会因为其滥用权利的行为造成被代理配偶利益的损害。那么当被代理配偶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在夫妻实行法定共同财产制时，我们应该如何让配偶一方用自己的财产赔偿被代理配偶所遭受的损失呢？我国婚姻法中只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受损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不能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当作为代理人的配偶又无个人财产时，就无法赔偿被代理配偶所遭受的损失。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入非常财产制度[4]，当作为代理人的配偶，没有自己的个人财产或者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受损配偶可以以作为代理人配偶滥用该代理权损害家庭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为理由，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判决二人采用分别财产制度，由作为代理人配偶一方的个人财产赔偿受损配偶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的保护被代理配偶的利益。

四、结语

随着经济发展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也日益复杂，原有的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在解决此类纠纷上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需要在婚姻立法中吸收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丈夫或者妻子在合法有效婚姻期间是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合法权利人，如果在有效婚姻期间出现分居的情形，该权利暂时中止，除非为交易方所明知否则不得与之对抗；夫或者妻应该在法定的日常家事范围内尽到如同对待自己事物般的注意义务行使该权利，当作为代理人的配偶违法行使该权利时，被代理配偶可以对配偶对方的权利做出限制性规定以此规范夫妻之间以及夫妻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同时引入非常财产制以对被代理配偶的利益进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系统化的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理论体系，为司法实践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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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月.夫妻的权利和义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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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晋玲.非常的夫妻财产制问题研究[J].现代法学，2004， 26，（5）：147.

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篇11

关键词：夫妻财产,财产约定制,契约,缺陷

一、夫妻财产约定制概述

我国《婚姻法》着眼于中国具体实际, 本着约定先于法定、夫妻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平等、保护弱者权益、保障夫妻合法的财产权益和维护第三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确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两种夫妻财产制度。所谓夫妻财产约定制就是指夫妻 (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 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 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法定财产制是依照法律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 而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协议、契约的方式依法选择适用的财产制, 其效力要高于法定财产制, 只有在当事人未就夫妻财产做出约定, 或所做的约定不明确, 或所做的约定无效时, 才适用法定财产制。

(一)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内容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9条的有关规定, 婚姻当事人约定夫妻财产制的种类有明确的限制, 即只能在法律允许的三种夫妻财产制中选择其一:即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和分别财产制。对于这三种形式, 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进行财产约定。

1.一般共同制。一般共同制, 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婚后的全部财产均归夫妻共同共有, 但特有财产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不论夫妻各自婚前还是婚后财产, 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一律归夫妻共同共有, 由夫妻双方平等地共同享有财产的所有权, 只有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财产除外。现行《婚姻法》第18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1) 一方的婚前财产: (2)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 (3)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4)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5)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2.限定共同制。限定共同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其婚前或婚后所得财产部分归夫妻共有, 而其余的归夫妻分别所有的夫妻财产制度, 即部分共同所有、部分个人所有。这种制度与婚后所得的共同制的区别在于共有财产的范围不同。法定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共有范围严格限制在婚后所得财产, 婚前财产依法属于个人所有。而限定共同制下, 共有财产的范围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 当事人可以将婚前的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 也可以将婚后部分财产约定为共有。

3.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 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处分和收益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这种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以契约形式将其个人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的管理权交给另一方, 也不排斥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分别财产制建立在夫妻别体主义基础之上, 它充分肯定了夫妻是各自不同的独立之人, 特别是该制度充分承认已婚妇女有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权利, 具有反对夫权主义和男尊女卑的积极意义。

(二)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形式

婚姻法要求夫妻对财产制进行约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书面形式, 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包括了协议书、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 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三)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制为法律明文规定, 受到法律的保护, 相应地也产生法律约束力。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的约定能够产生两方面的约束力:

一是对夫妻双方的约束力。夫妻财产约定一旦生效, 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之间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 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约定约束。夫妻双方都必须依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夫妻财产利益的分配也必须按照有效约定进行。

二是对第三人的约束力。《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因此, 在夫妻财产约定中, 凡第三人事先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 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 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财产有约定, 婚姻当事人的夫妻契约不得对抗第三人, 即夫妻任何一方不得以债务不是自己欠的、夫妻有约定而不承担该债务。夫妻中未借债一方只要不能证明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的, 均得以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先行对第三人清偿债务, 清偿后, 夫妻中不负债的一方再向另一方追偿。

(四) 约定的时间

约定的时间, 可以在婚前、结婚登记时, 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可以附条件和期限, 反之亦然。但该条件和期限不得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要求。例如, 约定当妻子生育儿子时, 双方的经济收入才合并为夫妻共同财产, 即为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约定作为一种双方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法律范围内, 可依法成立, 也允许依法变更或撤消原约定, 而使用法定财产制, 亦可对原约定的内容进行部分或全部变更。如原约定采用限定财产制, 即部分共同共有, 部分各自所有, 可变更为采分别财产制, 即全部财产均各自所有。变更或撤消原财产约定必须履行与订约相同的程序———订立书面协议。从约定终止的原因来看, 婚前定理的财产约定, 可因双方不履行婚约而自然失效;也可由于约定所附加条件不成立而无法执行;还可能由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而撤销。

二、夫妻实行财产约定制的有效条件

关于财产约定应当具备哪些有效条件, 婚姻法没作明确规定。但约定既然是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自应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 意思表示真实; (三) 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婚姻法》第19条又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 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财产约定时, 必须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双方亲自订立, 不得由他人代理。如果夫妻一方已丧失了或部分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例如夫妻一方出现精神病发作或因某种原因而丧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夫妻之间不能就财产问题做出有效约定, 那么这对夫妻只能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 而不得另行约定夫妻财产制了。

2.当事人必须自愿, 意思表示真实。这是指当事人在意志自由并能确认自己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 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相一致的状态。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不正当地干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 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则不能产生法律上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3.夫妻双方必须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而且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 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或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利益。夫妻双方必须通过平等协商, 对婚前财产或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进行约定。约定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不得超越当事人双方所享有的财产权利范围, 不得规避赡老育幼、偿还对第三人债务等法律义务。对属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权利以及当事人非法所得的财产也不得列入约定的范围。规避法律的约定应认定为自始无效。

4.约定应该采取书面形式, 协议的内容要明确。将约定的内容以文字定成书面文件, 双方应当署名。采用书面形式“白纸黑字”能够将法律关系更加明确化, 防止和减少争议和纠纷的发生, 有利于减少家庭矛盾。为了加强约定的公示效力和确定性, 夫妻也可以自愿将书面约定进行公证。如果关于财产的约定中涉及需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批准、登记、备案手续的, 应当及时办理。另外, 需要强调的是, 协议中应该指明哪些财产属于婚前财产, 哪些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 哪些属于夫妻个人所有的财产, 哪些属于部分共同所有的财产, 等等。如果没有做出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则相应的财产不属于夫妻约定财产, 根据《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所有财产和夫妻个人所有财产的规定处理, 这样的财产约定协议自然不产生效力。

三、我国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 与旧婚姻法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 但仍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1.夫妻财产契约何时生效问题, 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 夫妻财产契约, 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夫妻订立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 不能独立存在, 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 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 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契约才能生效。婚姻依法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契约, 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 当然可以附随生效;而婚前财产契约则只能在婚姻契约生效时生效。

2.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缺乏公示程序的规定, 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虽然该规定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笔者以为, 该约定毫无公信力, 根本不足以对抗第三人。由于书面约定, 乃是夫妻之间的合意, 无公证机关的介入, 其约定势必可任意曲解, 第三人根本不可能知情。于此, 善意第三人利益不应因此受损, 根据法律最终之价值取向, 将不得不以牺牲该约定的公信力为代价, 在与夫妻任何一方发生交易之时, 第三人的债权可向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债权。在这方面, 许多发达国家法典比我们规定得明确: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 均应有公证人在场, 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 该证书必须指明在举行结婚前交至身份官员。德国法也有类似之规定, 我们应该借鉴。

3.夫妻财产约定是否可以变更或撤销, 立法没作出明确规定。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 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 于婚姻申报后, 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为契约性质, 是夫妻双方意思一致达成的结果, 是其意思自治的反映, 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 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 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 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这也是不足之一。

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的缺陷与不足, 为了防止纠纷, 预防纠纷, 我们因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由于我国的婚姻法刚行修改, 再进行修改已不可能, 但可以在与之不相冲突的婚姻法实施细则中加以完善,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中明文规定, 夫妻财产约定生效的具体时间。婚前缔结的约定于结婚时或约定的其他时间发生效力, 婚后缔结的约定于约定当时或约定的其他时间发生效力。

2.规范夫妻财产协议, 规范公示程序, 未经公示程序不得对抗第三人。至于采用何种公示程序, 存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 夫妻财产制选择的约定, 应当进行公证。夫妻对财产的书面约定经过公证证明, 其效力更为可靠;另一种意见认为, 夫妻对财产制的约定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或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由于夫妻财产登记的内容、效力等问题比较复杂, 而我国对家庭财产的监管还不够规范和完善。所以笔者认为, 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应以公证为准。公证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公证业务辖区至少有一个公证机构, 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受理情况十分有利, 而且便于第三人查核, 可以达到公示公信的效果, 确保夫妻双方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 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性、有效性问题。夫妻财产约定以公证对抗第三人, 不公证, 只发生对内效力, 不发生对外效力。

3.增加财产协议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笔者认为, 夫妻约定在订立生效以后可以变更或撤销, 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 同时, 变更或撤销应到公证部门公证备案;且约定的变更、撤销不得影响行为人对第三人原应承担的财产责任, 以欺诈和逃避财产责任为目的而订立或变更、撤销约定的行为均应视为无效。其次, 须对变更次数作出限制, 以保证协议的公信力, 也是对夫妻变更冲动的轻率作出必要规制。

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与国际社会接轨,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我国应在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 既科学、规范、明确、具体, 又具有操作性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四、结束语

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律和法学, 归根结底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的, 但又不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凭空创造, 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扬弃过去时代法律和法学中不适合需要的东西, 吸收适合需要的东西, 并加以改造和创新而形成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随着婚姻立法的完善而逐步规范化, 解决了现今社会对于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时可能出现的纠纷。吸收和扬弃才能促进立法的发展, 财产制度涉及到交易安全问题, 如果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明确, 就容易发生纠纷, 夫妻一方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 他人因为不清楚夫妻一方的资金来源以及性质如何, 可能不敢同他进行交易, 也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科学的规定和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对于家庭、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以及婚姻纠纷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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