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

中国科大（精选12篇）

中国科大 篇1

近几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的综合国力也越来越强, 继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后, 上海又成功举办规模更大的2010年世博会, 中国正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可能还仅限于功夫、京剧、书法、景泰蓝等这些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或工艺品上。这就与经济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不太相符, 那么怎样能让世界进一步更深入地了解和体会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呢?国际著名汽车设计大师乔治·亚罗说过“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 ”因此, 通过设计这个载体来表达中国文化内涵, 通过设计这个媒介来向世界人民展示华夏文明, 是一条很好的宣传渠道。

1 设计的中国元素

全球目光对于中国的聚焦, 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 运用中国元素、追捧中国文化, 已在国际商界形成风潮。那么何谓中国元素?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出有代表性的东西, 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元素。中国元素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经过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如: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漆器、中国结、汉字、如意、八卦等, 如何将这些中国元素应用到设计中去?是一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做得好更难的课题。好在最近几年, 无论在平面设计、标志设计, 还是在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等方面。中国元素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这些领域, 并且已有了一定的起色和成就, 其成功案例如下。

(1) 北京申奥标识, 将象征奥运的蓝、黑、红、黄、绿五环以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盘长”方式相互环扣组成了一个“中国结”, 象征着世界五大洲人民的团结、协作、交流。带有书法笔触的动感图形又好象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 而太极拳在中国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运动。所以这一标识一方面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 另一方面又弘扬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很好的成功案例。

(2) 奥运会火炬, 外观造型的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国画立轴, 表面纹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纹样中的“如意祥云”。功能上动用了当今的航天航空高科技手段, 防风、抗寒, 以保证在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点燃圣火, 是一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体, 是一款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世界先进技术的产品。

(3) 奥运主标识“中国印”以及各比赛项目分标识。如何寻找一种不同于以往二十几届奥运会的奥运标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北京奥运会标识“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不负众望做到了这一点, 一方面印章与标识的形式相符, 印面上舞动的“京”字, 酷似一个向前奔跑的人形, 同时表达了地点、运动等信息内容。另一方面印章的色彩又与中国红相符。而用中国书法中的篆字笔划来表达各项运动比赛项目作为分标识, 书法加印章很吻合, 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好的创意。

除了在北京奥运会上有好多中国元素的设计之外, 上海世博会又有不少中国元素的设计涌现出来, 运用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斗拱建成的中国馆就是一个亮点。随着中国设计在国际舞台上的频频亮相, 中国元素给世界带来了“中国热”, 并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与此同时, 也给中国的设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 中国的设计风格

中国元素在设计领域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崛起, 但符号化和表面化的中国元素并不能完全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因为仅仅依靠中国元素体现在产品的外观上是不够的, 应该在设计、生产、制造、消费、体验的过程中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存在, 而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只是部分在设计中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的闪现, 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中国风格。

那什么是风格呢?举个例子, 当我们提到德国的产品时, 可能你会联想到严谨、精确;提到美国的产品时, 会联想到实用、踏实;提到日本的产品时, 会联想到小巧、玲珑;提到意大利的产品时, 会联想到典雅、高贵;提到北欧的产品时, 会联想到自然、亲切;但提到中国的产品时, 你会联想到什么呢?感觉很难用简单的词来描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产品缺乏自己的风格。

那什么又是中国的设计风格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可以挖掘提炼的内容很多, 而挖掘中国文化的精髓, 跟上当代世界的经济技术发展的步伐, 符合国际时尚审美的设计潮流是形成中国风格的关键, 中国风格应该建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生活方式的基础上, 形成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东方神韵并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企业和产品整体形象。

要在产品中体现中国的设计风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 那么要在设计中体现中国风格, 就要在设计中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内涵, 而要在设计中体现中国文化的内涵, 仅依靠一些中国元素是不够的, 应该结合产品的功能和特点, 研究深层次的文化特点, 提炼出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内容, 并对其进行创作和挖掘, 最终提出一个系统的整体方案, 体现出产品设计的整体感。

例如中国的明式家俱就是在设计中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内涵的经典范例, 简洁、端庄、大器的造型流露出极具时尚的“大明风度”;优雅的弧线和考究的质地, 体现了含蓄内秀的东方神韵;巧妙、精致的柳榫结构, 则代表了中国传统工艺的技术水平, 是中国儒、雅、和、韵的文化内涵在设计中最好的演绎。而今天的中国产品设计风格, 要求我们的设计师不但要继承而且要发扬, 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起来, 将现代产品设计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生活文化中才能形成。

3 结语

对于中国的当代设计来说, 虽然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 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总的来讲, 还不成熟, 属于自己的设计风格还未形成。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 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 但还没有成为设计大国。规模宏大, 体现着当今世界科技水平和设计理念的上海2010世博会即将圆满落幕, 伴随着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 使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 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1世纪的市场竞争是产品的竞争、是设计的竞争, 而设计的竞争背后则是文化的较量。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底蕴, 又值当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契机,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 经过努力, 从设计的中国元素走向中国的设计风格,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已经为期不远了。

摘要：目前在各个设计领域中都有了中国元素的影子, 在市场上也有不少企业的产品被赋予中国元素, 但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仅有中国元素的闪现是不够的, 只有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相结合, 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产业和产品, 形成中国的设计风格, 成就中国创造。

关键词：设计,中国元素,中国风格

参考文献

[1]濮安国.中国红木家具[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4, 2.

[2]《家电科技》编辑委员会, 家电科技杂志社, 2009, 9.

中国科大 篇2

1、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在即，郭沫若校长亲自动手撰写校歌《永恒的东风》，他将写好的校歌送给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改了两个字，把“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校歌经周总理审定后，郭老又请来中国音乐协会主席、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同志谱曲。郭老说：“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9月19日，开学前一天，郭老请来吕骥同志教同学们唱校歌，气氛非常热烈。

常有人对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说三道四，有的干脆不屑地说，应该与时俱进，重写校歌。主要理由是，校歌歌词和旋律的时代烙印很深，现代人难于接受。道理好像很充分，可科大人很理智，甚至连改校歌的念头都不会有。原因很简单，任何一所大学的校歌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会与生俱来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没什么好回避的。更何况，科大的校歌极其充分地阐释了科大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办学理念，五十年来一以贯之，从来就没有改变，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呢？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要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说的是什么？创新报国，勇创一流。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科大人的努力，在科学前沿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

“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说的又是什么？是科大人的方法论，就是不仅要有爱国心报国志，还要理论联系实际，在业务上出类拔萃。郭老当年为什么要请吕骥先生为校歌谱曲？这是很有深意的。因为吕骥先生是抗大校歌的作曲者，而科大的成立是新中国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家战略需求的产物，科大人肩负着科教报国的历史重任，所以继承抗大精神成为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对科大人的一种精神期许。可以说，《永恒的东风》正是郭校长为即将诞生的中国科大注入了抗大精神，注入了创新报国的灵魂。

而这一灵魂在50年里根脉不断，代代传承，成为最能凝聚科大人的文化符号之一。

2、聂帅致辞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大举行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聂荣臻副总理在讲话中说：“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的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的进度，以便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他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士；还应该是既掌握坚实的科学技术理论，又能掌握技术操作方法的全面人才，要是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

聂荣臻元帅是中国科大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在开学典礼上的这番讲话，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中央高层对新成立的中国科大的厚望：在短时期内促进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学领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二是中央对科大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理工结合、理实交融、又红又专的新型科技人才；三是中央对科大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准确定位：“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注重严格的基础训练和科研实验动手能力培养。读懂了聂帅讲话中的三层含义，你或许能明白他为何将科大的成立看作“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50年后的今天，科大经历过太多的风霜雨雪，也创造出无数的辉煌业绩，可回首望去，聂帅为新生的科大勾画出的办学思路和特色，依然和现在的科大遥相呼应，毫厘不爽。几代科大人坚定不移地实践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办学思想，使得科大的今天仍然保持着鲜明的特色和旺盛的活力，以至于有教育界专家叹服：“这是一所独特的、也不能复制的大学。”

你不得不佩服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也不能不为科大人50年如一的不懈坚守而感动。

3、诺奖情结

中国科大成立初期，就提出不仅要为“两弹一星”服务，也要争取获得诺贝尔奖。1958年，教务长张新铭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如果将来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出现一个像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科大培养的成果。”

在1958年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此明白无误地将诺贝尔奖视为一所大学的最高追求，似乎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不过，这恰恰符合科大人的个性——科大人对政治狂潮总是显得不那么放在心上。

据韩荣典教授回忆，当时正是“大跃进”期间，几乎所有高校都停课投入大炼钢铁和工农结合的运动中，有的学校有的专业甚至一两年都不回校上课。几乎所有人都在“发高烧”，可郭沫若校长却对党委书记郁文说：“郁文呐，学生还是要上课的。” 于是，科大人只停了三周，就恢复上课了。这在全国可能是唯一的。1959年上半年，社会上又掀起大搞技术革新运动，又有不少学校停课，而科大人干脆一天课都没停。

老师的首要职责是上课，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道理再简单不过，可很多人在实际中并不能做到。科大人在这些问题上“头脑简单”，就认这个“死理儿”，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科大人能获得诺贝尔奖。

一门心思教书育人，一门心思科研创新，朴素的科大人始终坚守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理想，创造出毕业生当选两院院士比例最高的辉煌业绩，而这更使不少人将获得诺贝尔奖的希望寄托在科大人的身上。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就曾多次说过：“我希望，在中国土地上，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从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

遗憾的是，5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病。科大人在期待着，所有中国人在期待着，期待着捅破窗户纸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天。

4、陈毅元帅的“后台论”

1960年代初，陈毅元帅在科大作报告时说：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是搞科学的。外交和科学是两个行当，你们是我的后台。但是我这个外交部长底气还不硬，人家不把我当回事。如果我们手里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就硬气了，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把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搞上去。

许多老科大人的回忆里，都提到陈毅元帅的这场报告，更强调陈毅元帅的“后台论”给当年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带来的鼓舞和震撼。当然，给科大人作报告的还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像聂荣臻、谭震林、何长工、罗瑞卿等等，科学家、英模人物、艺术家等来校作报告的就更多了。这些报告，大到国际形势和国家政策，小到英模事迹和治学之道，内容极其丰富，且少有后来那样令人乏味的穿靴戴帽、官腔观调，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最为深远的影响，无疑是塑造了整个一代人的价值观。这两年，笔者有幸参与了对部分老校友的采访，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说起同样的三句话：“当年就是冲着这些大师们来科大的”、“来科大就是想为两弹一星作贡献”、“报国、奉献是我们一辈子的最高追求”。

在科大瀚海星云bbs站里，有人曾将科大人划分为六代人，并就这六代人的价值取向作了分析。其中“第零代”和“第一代”科大人是创建科大的那些科学大师和他们直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早期毕业生。他们在精神上为科大奠定了“创新报国”的调子。他还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科大人将重新找回自己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实，科大人一直是牢记陈毅元帅的“后台论”的，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报国志、强国梦，只是在市场经济潮涌之下，有那么一个时期，表现得不是十分突出而已。因此，科大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并不需要“重新找回”，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5、“红专并进”

1959年9月8日，郭沫若校长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说：“不红不专的懒汉是不能容许的；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的人，也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不红则专不能深，不专则红不能透，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必须又红又专，红透专深，两条腿走路，走到底。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红专并进。”

“红专并进”是科大人的“为人、为师之要”和“治学、治教之道”，寓意深广。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何谓人才？”作过一番精彩评述，他将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谓之“圣人”，德才全无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他认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显然，司马光的“人才观”与“红专并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将“德才兼备”作为人才的最高境界。这一点，陈毅元帅当年在科大作报告时，曾举例说明。他说，如果一个飞行员很“专”，技术非常高，但是没有政治方向，那它飞到天上可能就跑了；另一个飞行员的政治方向非常坚定，很“红”，但驾驶技术非常差，那它飞上天去很可能就被人打下来了。这两个都不行，因此必须要“又红又专”。

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也曾用“矢量论”来解释“红”与“专”的关系。他说，红与专好比物理学里的“矢量”，红代表方向，专代表矢量的长度，大家“合力”向前推进。不能不注意方向问题，如果方向搞反了，那是帮倒忙；也不能不注意长度的问题，如果只红不专，那么即使方向对头，贡献也不大。所以，总的来说，应该提倡又红又专。

科大人肩负着科教报国的历史重任，天然地将“红专并进”作为自己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座右铭。也因此，这四个字一入校训，便再也无人能够将它舍弃。

6、“理实交融”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科大的传统办学特色之一。1960年2月，学校召开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提出科学研究不但不会影响基础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恰恰相反，通过科学研究的实践，更能够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可使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科学院党组在年初也指示科大，从一二年级开始，就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没有“研究型大学”一说，但科大显然是一开始就按照研究型大学定位的，因为科大不仅要为国家培养尖端人才，还承担着促进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学领域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的重任。科大的“研究型”表现在两个方面：教师身兼教学、科研两重任务，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开展科研训练。最典型的例子是，钱学森先生不仅亲自授课，特别强调学生的基础课训练，还亲身参与指导学生火箭研制小组的工作。火箭研制小组的工作后来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接到中央气象局等单位的大批订单，而且受到日本、前苏联等国的关注。

这一传统从建校开始延续至今。通过“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式，科大的高年级学生得以大批量地进入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开展科研实践训练；学校自身也通过设立大学生研究计划等制度性安排，让在校生早日进入老师的实验室。这或许正是科大的毕业生更多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如果把“红专并进”理解成世界观的话，那么“理实交融”便是科大人的方法论。科大校训中的这“另一半”，同样是科大品格的基石。

7、“所系结合”不能丢

1981年9月，时任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科大校长的严济慈先生在听取科大学生暑期访问小组的工作汇报时说：“所系结合”不能丢，不执行所系结合的方针，科大可以不办了，或者交给教育部。每个系里都应由专人负责，建立固定的联系渠道，主动与所里联系。

在北京时期，“所系结合”有着天然的便利条件，研究所专家上完课，书本一夹，就可以回到所里做实验，学生们在课余、周末也能到研究所做实验。科大迁到合肥后，时空条件发生变化，还能不能继续实行这一方针，有人产生怀疑。因此，在1981年的10月份，时任中科院秘书长的科大原党委书记郁文在全校大会上说：要统一一下思想，这个总方针不能变，但在新形势下，要有新内容，新做法。

科大的建校元勋们之所以对“所系结合”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他们最有感触，最有发言权。试想，从提出动议到正式开办只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从正式开办到跻身全国重点行列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全员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为重要的是，“所系结合”是一种典型的研究型教育模式，它让学生通过创新实践，更加深切感悟到书本上不易领悟的思维方法和科学思想，比知识传授型教育更能有效地培养科技英才。当年02系黄有莘副主任曾在系里推行“拜师活动”，选拔一些尖子学生，提前到研究室对口拜师，说：“去闻闻科学的味也好”。与此同时，“所系结合”也从深层次上体现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必须遵循的共享、互补、高效原则，从而开创了一种在高起点上办高水平大学的全新模式。

正因为如此，科大的后来者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在新的时空环境条件下如何实行“所系结合”的思考和探索。2003年以来，科大与中科院近百家研究院所签署协议，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并逐渐探索出“全员办校、校为全院，所系结合、互动双赢”的新途径、新机制、新模式，将“所系结合”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所系结合”无疑已经成为科大的最大特色和最深厚的传统。

8、初速度与加速度

中科院院士吴奇先生说，在科大读书时，老师说，科大学生需要的是加速，不需要初速。如果上很多专业课的话，初速度比较大，毕业后正好做这一行，上升就很快，但后劲却不大。而科大的专业课比较少，可能做某个行业时，起初觉得专业知识不够，可因为基础比较宽厚扎实，会很快赶上去。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们不是来学某个专业的，而是通过这个专业来学习读书的方法。要尽量把基础打扎实，不要想这样读有没有用。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主要学一门糊口谋生的手艺，而是要训练科学读书的方法，训练一种思维方法，使得今后可以做到厚积薄发，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领域对人的素质要求。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观点。曾有一个所谓的学术研究团体，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大学培养的高材生，毕业后改行比较多，是一种教育浪费。确确实实地说，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

谁都难以保证一个人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一直做到老，做到退休，而不改变。也就是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不可能够吃一辈子的。人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知识主要是技术性的，而基础的理论知识，则往往要靠大学期间的集中积累。真的要等年纪大了，再去打“童子功”，为时已晚。

科大的毕业生里，“背叛”本专业的人很多，在新的领域做出出色成就的也很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大的基础宽厚扎实，并且强调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的训练，带给学生的是“加速度”，而非“初速度”。这恰恰是令人一辈子受益的。

举个例子吧。张树新女士被评为中国互联网络最有影响的20人之一，她1986年毕业于科大的应用化学系。她曾“痛心疾首”地说，科大的功课很累，化学系的学生要上数学系的数学、物理系的物理。所以，当初离开科大时，她很后悔上大学时没有选择北大。可过了十年后，当她把化学元素周期表“还”给老师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面对任何事情，总是有非常清晰的逻辑判断，而这正是扎实的数理基础训练出来的。于是，她说：非常感谢科大，这五年是我的思维方法的形成十分关键。

9、“学会质疑”

杨振宁先生曾作过这样的对比：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美国学生好得多，工作以后科研成果却比美国学生少得多，主要是因为美国学生思维活跃，善于提出问题，而中国的教育则过多关注如何解答问题，不注重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独立思考。因此，杨振宁先生在访问中国科大少年班时给少年大学生的一个忠告就是“学会质疑”。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这一点，恰恰是科大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科大从一诞生起，就强调课堂学习与科研实际训练紧密结合，让学生在学习、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所创造的循环往复中，掌握学习方法，形成思维模式，陶冶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交流、善于交流、期待交流、享受交流，成为科大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正因如此，不少到科大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都有同样的感觉：这里的学生很活跃，喜欢追着提问，乐此不疲。而且，科大人判断一个问题，首先考虑的因素不是长官意志、权威主张、书本意见，而是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有人形象地说，一个平时畏首畏尾的孩子，只要到科大磨练一年，往往变得非常善辩，喜欢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别人的观点提出各种质疑。

当然，质疑不是目的，而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科学的一个途径。典型的例子是，科大近十年来既没有扩招，也没有随行就市搞综合性、大而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强的发展定位。压力当然很大，可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呢？改变自己的好处在哪里？科大人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的结果就是坚持自我。

这样一种习惯，就来源于“理实交融”的校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批评质疑的思维，一种客观理性的方法。

10、课堂上的“重型大炮”

1958年开学不久，力学系系主任钱学森在全系大会上开心地说：我给大家请来了几门“重型大炮”。钱先生所说的“重型大炮”是指他为系里请来上基础课的科学大师。讲普通物理的严济慈，讲高等数学的吴文俊„„

把“重型大炮”搬到课堂上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事儿听起来就挺奢侈的。可在当年的科大，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忠尧、严济慈、吴有训、马大猷、贝时璋、赵九章、钱临照、杨承宗„„这些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里都赫赫有名的科学大师，全都站到了科大的讲堂上，上基础课、编写教材、指导科研实践，甚至连撰写专业介绍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他们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

大师们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钱学森先生说过：“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而著名化学家杨承宗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则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化学专业。”足见在科大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在老一辈科学家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科大搬迁到合肥后，老一辈大师们大多留在了北京，但教授、名师上讲堂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77级学生孔祥鹏回忆吴杭生先生时说：吴先生腿有毛病，站着讲课很吃力。可是他讲课从不坐着，侧身靠在黑板上，一堂课下来，满身沾着粉笔灰。即便这样，课间休息时，他还很热情、耐心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他喜欢学生提问，没有人提问题，他便不高兴，说大家不在认真地看书。

有数据表明，时至今日，科大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比例仍然高达 %。这在许多高校是不可想象的。

校党委书记郭传杰曾说，育人是大学存在的依据，一个人能否成为大师，不但要看他在学术上是否做出突出贡献，还要看他培养出好的甚至是超过自己的学生来。这句话，显然是科大人的共识，或许也正是道出了科大之所以能够传承教授名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这一传统的原因之一。

11、“通宵教室”

80年代，科大图书馆自习室每晚十点要闭馆。这时候同学们的去处就是“通宵教室”。当时一教大楼的几个教室，晚上都不锁门。“夜猫子”们可以在那里用功。后来图书馆东头的一间自习室，学校也专门腾出来作通宵教室。当“夜猫子”们半夜一两点上完自习要回宿舍时，早起的“百灵鸟”们又来学习了。这样一来，这些教室的灯火是夜夜不灭。

科大的“通宵教室”很著名，但那并非80年代的特产，科大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了；“不要命的上科大”在80年代流传甚广，但那也并非源自80年代，而是在北京的时候就很著名。比较完整的说法是：“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大意是讲，当时考上清华的多是工农子弟，只知埋头苦读，穿衣戴帽不拘小节；进北大读书的干部子女居多，经常衣着光鲜参加社会活动；而科大，则以功课的“重、紧、深”著名，学风好，学生玩命学习，所以被兄弟院校的同学称作“拼命三郎”。科大学生玩命到什么地步，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老校友们回忆中常常提起，当年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时，要辨识科大的队伍很容易，哪个队伍穿得最土、一停下来就看书，肯定是科大的。

我曾经想过，人做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科大这种“不要命”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思之再三，可能有这么几点：一是时代赋予的报国热情，二是大师传承的科学精神，三是课程带来的学业压力，四是集体造就的拼搏氛围。这四点，归结到一点，是给科大学生带来了学习上的无穷动力，使得他们能够在一种良好的集体氛围中，心无旁骛地将学习摆在第一位，而且能够将这种氛围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1983年3月，物理系80级学生裴仪进在丁肇中先生挑选研究生考试中获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校刊记者在采访报道中称其生活方式为四点一线，即成天穿梭于教室、宿舍、食堂和图书馆之间，如“蜂一样的勤勉，牛一样的坚韧。”这其实那个时代科大学子的基本形象。即便是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早将高校的学风冲击得七零八落，但科大依然如故。以至于有社会贤达之士感慨地说：“中国之大，也许只有科大还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话讲得有些沉重，也未必符合实际。可科大人的勤奋与刻苦，却没有丝毫的虚假。

12、爱生传统

60级校友陈颙回忆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傅承义老师亲自指导的。傅老师是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他告诉我，有一篇关于该题目的经典德文文献很值得一读。我说不懂德语，傅老师听后看了我一眼，一言未发。过后的星期五，我向傅老师汇报完论文完成情况后，傅老师拿出了一个硬皮笔记本，上面整整齐齐地写满了英文。原来，他将这厚厚的72页德文文献完整地翻译了出来。傅老师说：“时间太紧，我只把这篇文献从德文译成了英文，你拿去看吧！”

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陈颙先生说，那一刻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出傅老师的办公室。他说，这件事影响了他一辈子。科大是有爱生传统的。学生不仅学业上得到老师的悉心教诲，生活上也受到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北京的时候，郭沫若校长给春节不回家的学生发压岁钱，用稿费给困难学生买过冬衣被，钱学森先生用稿酬给学生买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到合肥后，学校筹资为学生宿舍安装暖气，有的教师不理解，认为应该先给教师宿舍装暖气。学校说服他们的理由就是：“家里穷，有钱可以买点好东西的时候，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结果，学生宿舍最先装上了暖气。爱生如子，爱生胜子。这话在科大许多老师那里并非虚言。2004年，生命科学学院毕业生李双舟被确诊为“急性粒单白血病”，施蕴渝院士以个人名义向上海、云南的数家大企业去函，寻求捐助。在知道李双舟即将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之后，施老师又为他送来了一万元钱。

读校史上的这些名师的故事，你会时时被感动。什么叫大师，什么叫大爱？我想，即便教室再破旧、条件再艰苦，校园里只要有这样一颗颗圣洁的灵魂在，那也该毫无惭色地称之为堂堂学府了吧。

13、教授烧砖

1971年3月，科大在东区加速器小楼现在的地方建了个制砖厂，自己烧砖盖楼，迄今还在使用的化学楼用的就是这个砖厂里烧制的砖。参加烧砖的有陈希孺（后当选中科院院士）、钱大同（后来成为科大教授）、黄茂光（科大力学系教授）、朱兆祥（力学系教授，宁波大学首任校长）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对科大人来说，是有传统的。在北京建校初期，就有很多师生参加过平整操场、修建大楼等建校劳动。到合肥后，条件之艰苦丝毫不亚于北京时期。原来的合肥师范学院是个文科学校，除了几栋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外，一无所有，缺乏理工科专业所必需的实验室等基本条件，所以，师生们只好自己动手，从头建设。

据校史记载，1972年至1976年前后5年的时间里，科大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九幢职工宿舍楼，还建起了低速风洞实验室、高速风洞实验室、压气机房、计算机冷冻房、低温液氮车间、钣金焊接热处理厂房、合成橡胶厂房、硅冶炼厂房、玻璃加工厂房、变电站、危险品仓库、化学实验室、力学实验室、普通实验室、加速器实验室、图书馆书库、教研小楼、低温车间、地震台等基础设施。

迁址重建的艰辛历程，让科大人懂得了，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科大人前进的步伐，即便条件再差、环境再恶劣，只要心中有梦，理想不灭，就一定能够自强不息、再创辉煌。

14、“不怕工农兵学员造反”

1972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据阮耀钟教授回忆，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看到工农兵学员在看英文专业参考书，知道科大对工农兵学员的教育抓得很紧，曾奇怪地问：“难道你们不怕工农兵学员造反？”

当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定位是“上、管、改”，也就是说上大学的是来管理大学，改造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科大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例外。不过，校方却不理这一套，坚持认为老师的职责是好好教书，学生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对工农兵学员照样严格要求和认真教育，派出最好的老师给他们上课。

由于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差异很大，有的甚至连初中的课程都没有学过，老师们便将他们区分开来，有的补习初高中课程，有的上大学课程，丝毫也不懈怠。这样做，一段时间里遭到工农兵学员的抵制，可老师们仍然我行我素，教室里哪怕只有一个人，课也照上。结果，工农兵学员慢慢习惯并接受了，学习也认真起来。这批工农兵学员里后来有不少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造诣，有的还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曾想，科大的文化中似乎天然地拥有一种消解“政治狂躁症”的因子，所以历次运动在科大所造成的冲击和“深远”影响，对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的破坏程度，都要较其他大学小得多。看来，正是崇尚科学的志趣、恪守教书育人的本分，成就了科大人质朴自然的秉性。

15、民主传统

刘达同志在科大任党委书记的时候，坚持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里，一直到调离科大。他的宿舍大门始终朝着全校师生员工敞开着，教授、专家、一般教员、实验员、学生，乃至工人、炊事员，都可畅通无阻地登门反映情况。

民主的前提是没有特权，任何存在特权行为的地方都谈不上民主二字。科大的领导层和管理层，历来主动远离特权，将自己定位在为教学科研一线服务上，官本位在科大永远没有市场。刘达、钱志道、钱临照等，正是他们中的楷模。

据说，某系总支书记曾接到一个电话，说要找某某书记，他很奇怪，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某某书记。后来才意识到，这个电话其实是找自己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在科大，“老师”是最受欢迎的称呼，叫某人职务反而让人感到别扭。

科大的学术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用学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因而成为一种通用的范式。行政管理中的决策与实施，也深深地打上了民主的烙印。不仅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科学研究、资源配置等重要工作，要充分尊重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意见，即便行政管理中的日常事务，也充分公开，听取各方意见。

党送我上中国科大 篇3

中国科技大学是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倡导，为了加速培养我国的导弹卫星人才，经国务院批准，于1958年成立的新型大学，校址设在北京玉泉路八宝山旁（后迁安徽合肥——编者注）。当时，校舍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幼儿园改建的，学生宿舍借用政治学院的一栋宿舍楼。因为是刚成立，学院主讲老师基本上都来自中科院的科学家，如钱学森、严济慈、华罗庚、吴文俊、钱临照等。学校大力提倡勤工俭学，放暑假我大都未回家，而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有偿劳动，一个暑期的劳动可得几十元收入，用于购买日常生活和学习用品（我在学校享受乙等助学金，吃饭可以不再掏钱）。逢秋收时节，学校还组织我们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一个月左右。记得有一年到密云劳动，和农民兄弟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关系也更密切了，他们常把自己的土特产——花生、红薯、红枣给我们吃，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返校时，相互依依不舍，那种场面真是终生难忘。因为学校的教育引导，那时我们学生的劳动观念都比较强，大家不仅学习刻苦，而且爱劳动，自己洗衣服补衣服的风气很浓，养成了勤工俭学、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我1963大学毕业，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首届毕业生。我们毕业生合影时，国家领导人陈毅、聂荣臻二位副总理，教育部长杨秀峰和学校校长郭沫若、校党委书记郁文等都在场。

中国科大 篇4

一、“中国元素”中的红色表现

1.红色象征热量、活力、意志力、火焰、力量、激情、性欲、生命力、生存本能、自然伟力、恐惧、坚强的意志或自信、忠诚、动机、大度、财富和幽默等。

2.按照我国传统习俗, 春节里运用最多的色彩是红色, 红色是喜庆、高兴、吉祥、发达之色;是阳刚、坚强之色。每家都要贴春联, 以示辞旧迎新。红色透着喜气、吉祥, 加上祝福的话语, 更表达了驱邪避灾、保佑平安之意。

3.南北民俗中, 都有在本命年挂红避邪躲灾的传统。红色是太阳、血和火的颜色。因此每逢本命年对红色特别钟爱, 在大年三十, 穿上红色内衣, 系上红色腰带, 佩带用红丝绳系挂的饰物, 来迎接自己的本命年来趋吉避凶, 消灾免祸。

4.年画是表现“中国红”的代表。它题材广泛, 表现驱邪纳祥、欢乐喜庆、传说故事、节日风俗等。年画中运用红色, 必在精华之处, 就像万绿丛中一点红, 有画龙点睛的美感。表现吉祥吉庆之事的年画, 以大面积红色为主色, 年节之时象征着吉庆和幸福。

5.南北各地农村在春节期间都要贴窗花, 达到装点环境、渲染气氛的目的, 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单一的大红色, 透露着红火之意, 使人们联想到年后的日子红红火火, 配以精巧的剪纸艺术, 剪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 其概括夸张的表现手法将吉祥事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将节日装点的红火富丽、喜气洋洋。

二、“中国元素”设计中的红色寓意

红色历来是我国传统的喜庆色彩。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用红色呢?

1.在中国人心目中, 红色意味着吉祥。请柬, 光荣榜, 春联都是红色的, 年馍要点红点, 压岁要用红纸包, 新娘子要穿红衣坐红轿。

2.在汉语里, “红”经常是成功的象征, 事业开头顺利叫“开门红”。受到上级赏识的人叫“红人”, 有名的歌星叫“红歌星”, 运气非常好叫“走红运”。中国人习惯把热闹兴旺叫做“红火”;“红尘”是指繁华的人世;“红利”是企业分给股东的利润或给员工的奖金;“红包”是表示奖励或祝福的财礼。

3.红色是喜庆和光荣的颜色, 大红花向来都是成功和荣誉的标志。表彰先进要带大红花, 这样可以说明被表彰的人是优秀的, 是光荣的, 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大红色的花戴在胸前, 不仅是美丽喜庆的代表, 同时从另一面说明了做人的成功。

4.“红”还表示热情和正义, 如《西厢记》里的丫环就叫红娘, 她让人联想到热情和成人之美的品格。红脸关公则是义气的化身。

5.“红”又意味着精神饱满, 如果说一个人“红光满面”, 那是说他气色好、很健康。

6.“红”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刺激, 所以在当代汉语里, 它是政治色彩最浓的一个颜色词。红色的正义, 在“红军”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军人的红色情结中, 红色代表勇气、斗志。现代人每看到猎猎飘舞的红旗, 就立刻热血沸腾, 充满热情和朝气。红色不仅是现代中国旗帜的颜色, 也是中国古代旗帜的颜色。中国的军事家和将领们深悟红色对战争的作用, 所以他们用红旗凝聚军心, 鼓舞斗志, 激发勇气, 召唤勇往直前, 英勇杀敌, 不畏牺牲的精神。

7.“红”象征美丽、漂亮, 如指女子盛装为“红妆”, 也把女子称为“红袖”, 指女子美艳的容颜叫做“红颜”等。

三、“中国元素”设计中的红色情结

1.帝王的红色情结

(1) 在我国古代, 皇帝们都喜欢用红色和金色搭配, 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富贵。北京紫禁城, 建筑近千幢, 房屋近万间, 用的最多是红、黄两种色彩。远观最夺目的是红色宫墙、红色宫门, 近看最醒目的是红色的大立柱、红色的门窗。红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能衬托皇帝的权势和威严。古代富贵人家的建筑, 也多用大红大紫来布局和衬托屋宇的气势, 更喜用红紫来表现自己的财富。

(2) 中华民族素以红色代表吉祥富贵, 红色瓷器也是历朝历代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的玩赏佳品与镇宅宝物。红色瓷器因为稀有, 所以在历代拥有红瓷的人, 同时也象征了他们的地位与财富。

(3) 古代正红色称“朱”, 又称“朱红”, “朱”又可泛指一切红的颜色。朱红在古代服饰文化中是贵族或高官服装的用色。唐朝制度规定朝廷命官五品以上着朱服。能穿上这类衣, 代表着成功与尊贵。《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庙……衣朱衣, 服赤玉。”

2.百姓的红色情结

(1) 中国国旗:旗底红色, 象征革命;旗面的左上角有五颗金色五角星, 其中四个小星环绕一颗大星, 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形式上紧凑美观。红色与黄色是中国的传统喜庆颜色, 同时也具备生命、蓬勃特色。

(2) 在民间传统婚礼上, 张贴大红喜字、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 给新娘遮脸的是红盖头, 新娘穿吉利的大红袄, 新郎佩戴的大红花, 这些红色服饰不但给婚礼带来喜庆气氛, 同时暗示着新婚夫妇婚后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3) 我国传统设计中, 唐装是最富有传统味道的民族服装。大都选用大红色, 鲜艳的大红色与金色搭配, 更显富贵之气。

四、“红色情结”对现代设计的启发影响

1.2010年世博园中国馆是我国现代红色建筑中典型的最新建筑。

它的优美造型以及独特的红色运用, 都使人惊叹!一幢优秀建筑就是一种精神的标志。对于这组红色建筑物的色彩设计, 可以这样理解, 一是喜庆和幸福的象征;二是传承, 中国古建筑中重要部位都使用红色。

2.在现代服装设计中, 激情的红色仍然为当今时尚主流色。

不论何种质地、或浅或深的服装, 在与其它服饰搭配下, 都可呈现红色风情万种的时尚魅力。大红色色泽艳丽, 在现代人眼中, 代表着热情美丽、温暖欢愉, 总让人迷恋, 它能成熟妩媚, 亦能青春活耀;能古典气派, 也能大胆前卫。

3.当今购买红色轿车、红色手机的人数急剧上升。

心理学家分析, 红色波长最长, 穿透力强, 感知度高, 选用激情的红色, 不仅可以使人享受红色靓丽色彩, 更带给人刺激心跳的心理感受。红色是现代激情、速度、力量的象征!

中国科大 篇5

精彩导读：中国对外较多强调自身特色，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为标志，中国开始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一味强调特色与不同，十八大报告再次延续了这一思路。

中国崛起，是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文明型国家崛起，是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实践社会主义的崛起。故此，各种来自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怎样以国际语言阐释“中国梦”，让外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诉求、中国期盼畅然释怀，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使命、新主题，这恰恰也需要中国公共外交加快调整脚步。

当今世界，公共外交的主体与客体都在发生变化。以前的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行为，但现在政府的色彩日益淡化，社会的角色日益加重。以前是把国内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作为重点，近年来，国外民众逐渐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

不仅如此，国内民众日益从公共外交的客体向主体转变，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公共外交使者。中国新公共外交，我觉得当下首要任务就是讲好中国梦，让国外公众认同“中国梦会让世界更美好”。中国新公共外交应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正能量。

公共外交的宗旨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对外较多强调自身特色，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为标志，中国开始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一味强调特色与不同。十八大报告再次延续了这一思路。

中国商品　中国商道 篇6

的确，广交会不仅担负着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进行海外拓展的重要职责，更加重要的是，广交会自身也已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承受着各国商贸人士挑剔的眼光。

到明年就要成功举办100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已经让“广交会”成为一个世界型的品牌，在帮助众多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名牌”的道路上，广交会自身的品牌建设也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树立中国商品“以质取胜”的新形象、建立“诚信兴商”的新秩序。

中国商品、中国商道，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营销广交会的意义，实际上充满了“营销中国”的意味。如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在《国家营销》一书阐述的：“致力于自我营销的国家，必将极大地增加世界经济的份额和他们所服务的世界。”的确，世界正在变得营销化，国家像一个企业一样是国民性格与商业利益的混合体。

打响中国品牌“中国车”概念 篇7

目前, 中国汽车制造业虽作为制造业的核心战略产业, 但其中“中国车”还不是主流, 合资品牌依旧占据主导, 汽车工业, 代表着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 是一个国家经济命脉重要的支撑点。虽然2009年, 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457.7万辆, 在乘用车销售市场占据超过44%的份额,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仍然面对来自合资品牌的新一轮挑战。

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虽在提升, 但在品牌消费环境、核心技术、利润水平等方面仍存在问题。

如不能真正打响“中国车”概念, 中国汽车就谈不上参与真正的国际竞争, 难免沦为他人的制造基地。因此, 汽车制造必须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即打造“中国车”品牌, 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与“德国车、日本车、美国车”等相对应的“中国车”概念, 在市场上逐步扭转“中国车”品牌形象。

“中国车”决不是低质低价的代言词, 高品质是塑造“中国车”品牌形象的基础。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已不断完善生产研发体系、提升制造工艺水平, 优秀的自主品牌产品品质完全可以和合资品牌相媲美。

打响“中国车”概念正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关键突破口。应从国家产业品牌战略高度, 重视“中国车”概念, 对其进行定义、定位和发展规划。

塑造“中国车”概念和品质形象

不是所有“中国制造”汽车都是“中国车”。“中国车”也不是简单的自主品牌的概念转换, “中国车”首先要代表着高品质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因此, 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中国车”进行概念设定:首先拥有中国的自主品牌和一定比例的自主知识产权, 其次, 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和工艺先进性, 满足国家产品质量标准, 适应中国市场或目标出口市场需求。

国家经济的竞争, 也意味品牌的竞争, 自主品牌的发展, 可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这在汽车领域表现更为突出。

通过实施“中国车”品牌发展战略, 更新和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涵义, 逐步改变“中国制造”存在的利润空间小、贸易摩擦多、知名品牌少、资源消耗多等问题, 形成更多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汽车品牌。

建议国家设定一个国内汽车市场自主品牌占有率的发展目标。根据一些汽车制造大国的产业发展经验, 建议自主品牌应占到乘用车市场份额的70%以上,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扭转中国汽车产业的“万国博览会”局面, 才能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汽车强国, 并为“中国车”的全球品牌塑造奠定基础。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要想真正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站稳脚跟, 除了需要自身努力增强软硬实力外, 呼吁政府和社会也一起携起手来, 加强组织、管理, 形成合力, 为“中国车”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发展环境。经过近年来的发展, 一些优秀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品品质基础, 并敢于向洋品牌叫板, 国家理应扶持其做大作强, 从而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共同打响“中国车”品牌。基于此, 建议国家尽快完善与扶持“中国车”相关的政策法律体系, 并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中国车”, 从各个环节为其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建立“中国车”认证体系

我们要明确定义“中国车”概念, 并制定“认证体系标准”, 针对符合“中国车”定义的企业进行评审, 将符合认证标准要求的企业列入“中国车认证企业目录”, 目录中的企业作为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的对象, 政策实施更具针对性、有效性。

通过“中国车认证企业目录”的颁布, “中国车”将作为一种品牌荣誉存在, 将促进企业技术研发、质量管理、销售服务等方面的进步, 确保不断提升“中国车”的品牌形象, 并为政策支持明确的依据。

建议对通过“中国车”认证的自主品牌, 国家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支持, 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鼓励国内消费者购买“中国车”;

建议国家对于通过“中国车”认证的自主品牌在购置税等税收方面予以相对于其他车型更加优惠的支持政策, 加大融资和信贷支持。

建立支持企业投资研发和应用创新技术的政策体系, 鼓励自主品牌车企进行技术创新。

成立国家“汽车自主研发奖励基金”, 对重点项目的研发和推广提供支持。建立鼓励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研发为主的政策体系, 在企业研发设施、技术引进方向予以支持, 如给予经费支持, 以及对投资于技术创新企业的风险投资项目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如新技术发动机和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开发) 。

建议政府将支持“中国车”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以主导角色运作, 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在关键技术研发、生产工艺方面进行联合开发活动等。

建议政府对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 除进行政策引导外, 要加大主导力度, 加快缩小与先进企业的差距。以国家级汽车研发中心为核心, 筛选出重点攻关项目, 确定时间进度, 并强化组织、协调和指导, 采取企业集资、入股等方式, 共同参与开发, 建立开发产品平台, 进而共同开发配套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配套总成。从而降低开发成本, 提升技术水平。并进一步加大和落实自主品牌政府采购政策。

忽略中国问题的“中国设计” 篇8

尽管,设计已经发展为一种设计产业和艺术专业,设计这门学科也被划分得越来越细,然而,在这样“飞速”的发展势头中,我们的设计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忽略甚至漠视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和现实境况,在设计的各个环节和实际使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设计成为一种产业时,必然会对社会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当设计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教育进程中,也必然会对年轻一代的艺术思想和设计观念产生深刻的作用。那么,在运用“设计”这个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时,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都是我们今后需要深入思考和长远规划的。对此,本期[热点述评]栏目特别邀请了几位在中国的建筑设计、工业产品设计、书籍装帧设计等方面具有长期实践和深刻思考的设计师和理论家,发表他们切实中肯的意见。

[前沿报道]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篇9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

一、中国哲学

宗教因畏惧生, 科学因适用而生, 哲学因探求万物存在之因而存在。中国哲学产生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最初是为了为政治国、治水平土, 即最早的政治哲学。中国哲学鲜明的民族性,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等。简言之,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在《周易》中蕴涵着了中国诸家哲学思想。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 其哲学基本倾向是“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注重伦理道德, 崇尚礼乐仁义, 主张德治仁政, 充满实践性伦理和政治哲学。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 它的哲学倾向是崇尚自然为主的天道观, 强调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认识上主张“绝圣弃智”, 在人生上追求超脱和逍遥。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 其哲学倾向主张法制、重农抑商、以战求强, 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佛家则是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 即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 特别是与中国道家的结合, 其主要代表是禅宗。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文简而义丰, 一语而多义。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如何做人, 如何做圣人, 探究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是一种现实哲学, 是一种现世哲学, 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人物我的通感, 整体和谐和动态圆融, 就是所谓的天人和一思想和和合精神。中国哲学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 强调学以致用。

二、中国文化精神

所谓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它包括自然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 内容丰富多彩。中国文化绵延流传, 通古贯今, 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既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 还有儒释道的结合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地、人三才, 人居于中心地位。天人之间, 人为主导。在儒家学派中, 一贯反对以神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的重要特征与表现体现在道德实践中。强调个体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肯定了人的价值, 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贵和尚中”是指崇尚和谐, 追求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宇宙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尤其是人与人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 提倡重和去同的思想, 肯定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 表现出了有容乃大的宏大气魄。中庸之道是在“和”文化下的体现, 是为人处世的具体准则。

刚健有为, 是中国人积极态度的体现。它凝聚了民族的向心力, 具体表现为日新和革新的思想观念。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是坚持独立人格思想的体现, 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发展历程中复杂的实践关系, 它是对思维、社会和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是人类性的伟大事业。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形式、性质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特征, 这些时代特征通过中国哲学内涵所体现出来。因此, 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在折射。哲学理论反映文化精神内涵, 在宇宙观上中国哲学植根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儒家博施济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仁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要求人们生活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人类道德的最高准则与自然规律之间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 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并不是简单的“合一”。它是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 双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合一”。因此, 这一过程早就了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辩证发展、整体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成己成物, 人我交融的现实人合格和品质, 不断效仿自然界万物发展之大道, 尤其是天地之间的刚健日新和厚德载物, 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其次, 中国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的发展。哲学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断地构建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人的行为。在中国哲学的熏陶下, 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庸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也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孔子认为, 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品德, 它是长久发展的真谛之所在, 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有效方法。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指引了社会发展的向度。

最后, 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哲学对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它规范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离开了正确的指导, 就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惩罚和制约。因此, 只有在辩证法和唯物史论的指引下, 人类文明才会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哲学对于人类的进步具有向导作用, 同样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的进步。

总之,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晶, 中国文化精神丰富了中国哲学内涵。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哲学思想对时代文化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它总结提炼了文明成果的结晶与精髓, 可以说它是文明成果的核心与灵魂。反之, 离开了中国文化, 哲学思想也就不复存在。没有文化的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我们只有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 对中国哲学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才能理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关系, 才能进一步的撷取文化中的哲学基因, 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我们更应该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 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想 篇10

一、回顾辉煌历史, 再现盛世荣光

其实, 中国一直是有梦的。封建时期, 君王的梦想就是国家的梦想。众所周知, 秦始皇嬴政的梦想就是扩大疆域, 统一中国, 为此, 他对内变法自强, 对外实行“连横”, 先后翦灭六国, 终于在公元前221年, 实现了他一统天下的君主梦, 尽管这个梦没能像他想像的那样一做万年而只存在了短短十五年, 但至今残存的万里长城却在千百年来一直向世界昭告了彼时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盛世辉煌。汉武帝时期, 武功鼎盛, 国土大幅扩展, 边疆形势蔚为改观。中国继续着中兴的梦想。唐朝的盛世疆域版图达1000多万平方公里。清帝国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管辖权和控制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大值。可以这样说, 直到18世纪末期, 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相当于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末期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上的比重;当时西方国家中最富强的英国销往中国的商品总值, 尚不足以抵消中国卖给英国的茶叶一项;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当时共有10个, 中国就占了6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有中兴的过去, 有复兴的现在, 那么就一定会有富强、文明、民主的未来。

二、重塑中华梦想, 实现民族富强

中国梦, 首先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梦, 民族的梦想, 国富了才能民强, 百姓的生活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生活改善了素质才能得到提高, 素质提高了文明的程度才能更高。我本泱泱大国, 进入近代以后, 是西方烈强的野蛮入侵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使我们的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从中国沦落的第一天起, 就有无数觉醒的仁人志士在为唤醒这头睡狮而努力, 在为人民甘苦奉献。从天平天国到洋务运动,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无数掷地有声的话语响彻于整个救亡图存之路。如今, 历经了数代人的努力,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比接近了这一伟大梦想的实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通过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我们的国家富了, 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国之一。从1953年到2000年, 中国已陆续完成九个“五年计划”,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2001年至2010年实施的第十及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更是获得极大成功。现在正在实施的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 则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步高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 按预定计划, 到2020年, 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 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1亿元, 超过了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富了, 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事业得到了提高,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国正在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在肆虐的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 我们成功组织完成了自救, 我们懂得了大难兴邦;在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之后, 我们认识到和谐的真谛, 品尝到自强的甘甜;从神舟五号第一次成功的升入太空, 神六、神七, 一直到2013年神十顺利返航, “蛟龙号”潜水器的成功下潜, 我们看到了科技兴国的力量, 中国的孔子学院开遍世界各地, 中国的电影, 中国的茶艺, 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我们自信,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但却有着伟大的末来……不断的努力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但我们更应该看到, 我们的国家还有许多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还有许多的弊病需要革除, 就业困难, 环境污染严重, 她正如一位年轻的母亲, 因为走得太快而显得步履匆匆, 因为路途遥远而满目灰尘。

三、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复兴梦想

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中国梦, 首先必须依赖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扩大人民民主, 推进依法治国,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这个政府是真正了解百姓需求, 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真正做到以民为本的, 能带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政府。

其次,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 就是抗击外辱时不屈的力量, 挑战磨难时坚强的力量, 骤遇天灾时团结的力量, 国家崛起时自豪的力量……它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力量。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是把它们汇聚到一起就会形成可以改变世界的无限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梦都不可能脱离无数个体的梦想而单独存在,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梦想,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 因此, 我们更应该感到任重而道远, 因为, 任何美好的梦想都必然伴随时代的节拍、顺应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人民支持的梦想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只能是空中楼阁, 而离开了党的领导再谈中国的复兴大计更无实现的可能, 只能算是水中捞月。所以, 党的统一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两者缺一不可, 是统一的整体, 必须密切结合。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有机会, 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梦想都能够变成现实。我们创造了中华民族璀璨的五千年文明, 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迎来了奔向小康的新生活……我们在奋斗中圆了梦想, 也更敢于设计新的更伟大的梦想。展望未来, 我们期待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更加明确, 也更加艰巨,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纸上谈兵不如下马服务”, 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实际工作中, 踏踏实实, 勤勤恳恳, 乐观积极, 不怨天尤人, 不好高骛远, 不陈腐守旧。聚沙成塔, 水滴石穿, 形成一股合力, 聚集无数的正能量, 我们的政治一定会更加清明, 我们的经济一定会腾飞, 我们的民生一定会得到改善, 一个和谐文明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一定会早日在人类的历史上谱写新的华章。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在这个满载收获的秋天, 我们怀揣梦想, 我们激情满怀, 我们斗志昂扬, 只要我们十三亿人都行动起来, 心往一处想, 力往一处使, 生命不息, 奋斗不已, 我坚信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摘要：千百年来, 中国一直有着自己的梦想。当前我们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个历史的节点, 我们要紧密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凝聚中国全体人民的力量, 励精图治, 变革自强。我们文明、民主、富强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年，中国味 篇11

发倡议——春节总动员

要过年啦!这个春节，就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春节，用心去体味，并用笔记下你在欢乐喜庆中的发现和感悟!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这次体验活动，吴勇老师给五(5)班的家长们发了一份倡议书。

同学们，请你也给班级同学写一份倡议书，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尊敬的家长：

春节是一个传统佳节，它的文化意味远远超过中国其他任何一个传统节日。在这样一个节日中，最开心的当然是孩子——穿新衣，放鞭炮，剪窗花，祭祖宗，拜长辈，收红包……每一件事都会成为孩子美好的童年记忆，每一件事都会成为孩子习作中最鲜活的素材。让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春节，去呼吸浓郁的年味；融进春节，去感受过年的幸福吧!

与孩子一起“贴春联”。春联，是中国语言的艺术。寥寥数语，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行业，春联中有不同的称谓；不同的家庭，春联中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年龄，春联中有不同的祝福。与孩子一起创作春联，与孩子一起书写春联，与孩子一起张贴春联，与孩子一起赏读春联，其实就是领着孩子上一堂堂语文课呀!

与孩子一起“做年夜饭”。年夜饭也称“团圆饭”，每道菜都有着有意思的说法：“鱼”和“余”谐音，象征着“吉庆有余”；“菜”和“财”谐音，预示着“财源滚滚”……如果让孩子和您一起参与到年夜饭的烹制中，不仅可以增添节目气氛，还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孩子的心灵深处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记忆!

与孩子一起“看春晚”。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除夕夜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在小品、相声里，累积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语言智慧；在轻歌曼舞里，洋溢着人世间最真、最美的情感。这台晚会，能给孩子带来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份高雅的情趣，一个鲜明的文化烙印。

与孩子一起“守岁”。守岁，俗名“熬年”，就是在除夕之夜不睡觉，迎接新一年的到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喝喝茶，吃吃瓜子，聊聊过去，说说未来。当新年的爆竹声响彻夜空的时刻，一家人相互说着新年祝语，给亲朋好友发送祝福短信，这该是一个多么温馨、多么快乐的场面!

当然，您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做许多与春节有关的事情。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都能给您的孩子带来欢快的笑声，留下幸福的童年体验。我衷心希望从您孩子的习作中，能读到您家不一样的春节，能分享到您家别样的快乐!最后祝您全家过一个健康、祥和、愉快的春节!

您真诚的朋友吴勇

12月30日

辞旧岁——春节预备时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每一扇门窗都透显出热烈的“中国红”；城市乡村欢声笑语，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年味”。此时的你，正和家人为喜迎新年的到来做些什么呢?

同学们，让我们踩着春天的节奏，用眼睛去发现，用文字记下你春节前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所想，记录下这欢快的“春节前奏曲”。

腊月二十四吃灶糖

吃灶糖?很有意思吧!在我们东北，每年腊月二十四，人人都要吃灶糖。

据说，每家的灶里都住着一位神仙，他就是无人不知的灶王爷。他是管吃饭的，只要谁得罪了他老人家，他就会一声令下：“今天的饭非常难吃!”那一天从灶上做出来的饭菜就一定难以下咽。厉害吧!奶奶说，这位灶王爷每年的腊月二十四都要上天一次，向玉皇大帝报告一年来人问发生的各种事情。为了不让灶王爷上天去说我们的坏话，人们就做了一种特别黏嘴的糖，往灶王爷的嘴上抹一抹，他上天说的就都是“甜言蜜语”了。

这不，妈妈和奶奶在灶台(呵呵，其实是液化气台)上摆上各种供品，有苹果，有糕点，当然还有很多糖果!奶奶点上一炷香，嘴里念念有词：“灶王爷，上天多说好话，保佑我家来年生意兴旺……”爸爸在外面放起了鞭炮，我跟在一旁大声喊道：“灶王爷上天啦!”祭完灶王爷之后，我就开始吃起了美味的糖果。

(王晴)

腊月二十七写春联

腊月二十七，我和爷爷约好今天写春联。我要写一副“福如东海阔，寿比南山高”的寿联送给爷爷。

我先把两张竖条红纸折成五小格，铺在桌面上，再用毛笔蘸上墨汁，工工整整地写开了。“逆锋起笔，转中锋……”我默念着老师所讲的书写要点，一挥而就，一个大大的“福”字便出现在眼前，爷爷连连称好。我一鼓作气，很快写好了上联。接着，我开始写下联，“刷刷”几笔，下联也成了。咦，怎么上联长，下联短呢?不好，原来我把“比”丢掉了。唉，都怪我太马虎!“没关系，没关系，我再去裁纸。”爷爷连忙安慰我。我又重新提起笔来，写好了下联。

爷爷从房间里取出了一桶浆糊和一把毛刷，准备贴春联。我搬来椅子，抢着踩了上去。我先用刷子蘸了点浆糊，在门上来回地刷了几下，接着把春联贴上去。刚贴上去的时候，上面鼓起了好多小泡泡，我用手轻轻地摁了摁。哎呀!浆糊沾在我手上了，红纸把我的手指都染红了!当我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欣赏春联时，我笑了，爷爷奶奶也笑了!

(黄頔旸)

迎新春——春节进行时

在千门万户的喜庆春联中，在除夕之夜的绚丽烟花中，我们不知不觉地跨进了新年的门槛。当新春第一束阳光照亮大地，我们的快乐和甜蜜也拉开了序幕……

同学们，只要你留心观察，用心感受，在你的“春节进行曲”里，一定能捕捉到特别华美的新春乐章!

大年初一新年“第一餐”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到楼下的餐桌旁，只见桌上放着一大盘娃娃菜、一碟红枣和一块年糕。

我一边伸着懒腰，一边问奶奶：“奶奶，大年初一早上，怎么吃这些呀?”

奶奶笑着说：“大年初一早晨就吃这些菜，这是我们这儿的习俗。”我感到很奇怪： “奶奶，这些菜我们平时不也吃嘛，为什么要把它们作为今天的早饭呀?”

“孩子，我们平时吃这些菜呢，没什么讲究，今天可就不同啦!吃娃娃菜就代表着今年‘财源广进’；这红枣呀，是必须吃的，因为它代表着今后的日子红红火火!”

我夹了一小块年糕送进嘴中，边嚼边问：“那吃这些年糕呢?”

“年糕不是放在锅里蒸熟的嘛……”

“奶奶，我懂了，这年糕一定预示着今年的生活蒸蒸日上!”哦，原来这些菜里还蕴藏着这么多的学问呢!

“爸爸妈妈，快起床吃早饭啦!”我扯着嗓子喊道。等他俩坐到餐桌前，我便当起“新年第一餐”的向导：“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多吃娃娃菜和红枣哟!”“为什么呀?”他们异口同声地问道。“吃了娃娃菜和红枣，你们今年生意一定会红红火火，财源一定会滚滚而来呀!爸爸妈妈，你们还要尝尝年糕!”

“这又有什么讲究?”爸爸故作惊讶地问道。“你和妈妈的生意一定会再上新台阶，让同行‘高’不可攀!”我现炒现卖起来。

“哈哈哈……”爸爸爽朗的笑声弥漫在新年的晨曦里。

(施海梦)

大年初五钻“佛母洞”

大年初五那天，我们一家去五台山钻佛母洞。据说，在新年里钻一钻佛母洞，就能丢掉晦气，新一年的生活就会顺顺当当、平平安安。

我们爬了几千级台阶，终于来到了大名鼎鼎的佛母洞!佛母洞又名“千佛洞”，里面都是钟乳石。它分内洞和外洞，中间有小石孔相连，仅可以容纳一人出入，瘦的人进出自如，至于胖子嘛，那就很难了!

钻洞之前，必须要敲一下木鱼，表示对佛母的敬仰。大姨父一马当先，先敲了一下木鱼，钻了进去，我们几个小孩紧跟着，爸爸殿后。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到了外洞和内洞的连接口——小石孔。这下大姨父可犯愁了，他太胖，足足有一百五十多斤，而石孔的直径才45厘米，如果没有“内援”，他怎么能挤进去呢?爸爸身材“苗条”，一扭身便钻了进去，接着从里面呼喊让大姨父进去。大姨父见有了“内援”，一下子来了精神，取下手表，掏出手机，放进我的小包里，然后收腹，身子贴着石壁，开始进洞了。前面有爸爸拉，后面有我们推，“哇呵……呼……呼……哎呀!”好不热闹!经过几个来回，大姨父终于成功地进了内洞!我们几个小孩相互拉着、扶着、搀着，也陆续进了内洞。

从佛母洞出来，眼前一片光明，我们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精神十足，这大概是佛母“显灵”了吧!

(陈非凡)

中国科大 篇12

走进孙安民先生的画室,满壁都是画家新近完成的国画作品:有牡丹,有松柏,有农家小院,有田园风光,更有梅兰竹菊……画室中央,王明明为孙安民提字的斋名“凝露堂”,与画家笔下那充满杨万里诗意的墨荷,更是相映成趣。谈起中国画,是他从小就有的情结。他喜欢中国画中的笔墨神韵,更喜欢中国画中的中国精神。

师从名师,根植传统

孙安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受家庭熏陶,自幼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尤其酷爱书画。九岁时,他进入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师从马耀华先生学画,后转入西城区少年宫美术组,师从张艺辉先生。在名师言传身教下,孙安民绘画起步早,基础扎实,涉猎广泛,曾对油画、版画、雕塑、书法、国画等艺术门类均有涉足。少年宫的学习,为他奠定了深厚的国画和西画基础。正是通过在少年宫的学习,他懂得了中国画的笔墨、线条。懂得了西画的明暗、透视。

孙安民对绘画有着非凡的悟性与执着,对老师的讲授,他总能很好地体会并常常举一反三。据孙安民的幼时画友、同班同学、著名画家郝竞存先生介绍,在北京四中读书期间,孙安民的画,经常被美术老师霍延显先生作为“范画”在班上表扬,很让同学们羡慕。

1968年底,孙安民随两万知青一起,到延安农村插队落户。插队期间,孙安民并没有放下画笔,而是不断地在田间地头画画,经常为知青点画海报,有时也为知青画像,这期间,他结识了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李中贵。

李中贵作为北京干部也下放到延安农村插队,任务是协助当地干部管理北京知青。当时延安地区正在筹备召开知识青年学习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孙安民因为在他所在的知青点搞“科学种田”,培育优良品种做出了优异成绩而被评为先进知青代表。李中贵则被抽调出来根据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画连环画做展板,准备到地区汇报展出。在采访中,李中贵得知孙安民有着良好的绘画基础,孙安民也得知李中贵是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等国画大师的弟子,于是在工作之外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交流国画技法,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文革后期,孙安民回到北京,到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重型机器厂。在大学读书期间和参加工作以后,孙安民始终没有放弃在美术上的追求。他经常为学校、为厂里画板报,受到老师、同学、领导、同事的一致赞扬。1973年,小有名气的孙安民,还作为业余画家代表,受邀出席了全国美术工作会议。虽然极“左”思潮弥漫画坛,但在这全国最高级别的美术会议上,他与众多国画名家有了更多的交流,也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1970年代末期,孙安民拜著名教育家、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王森然教授为师,成为王森然教授的入室弟子,在深研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专攻大写意花鸟画。王森然教授那高尚的品德、渊博的知识和拼搏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孙安民。在恩师笔下,一花一草,一鸟一木,都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一个旧信封,一张包装纸,都能画出传神的妙品。在王森然教授指点下,孙安民的写意花鸟进步很快,根植传统,造型标准,笔墨酣畅,渐入佳境。在孙安民当年的得意之作上,经常可以看到王森然教授的题跋。如,孙安民画一副《桃》,恩师题道:“画桃忌干枯,多水分为其甘汁甜润,叶必有气势,在似与不似之间,赠其豪迈气氛。安民此幅,桃肥多汁,叶势雄伟,志高气扬,甚为得体!”恩师这一题跋,堪称绝妙画论。又如,孙安民画一幅《三千年结实》,恩师题道:“三千年结实,含笑醉垂枝。得此瑶台品,能无一句诗?”不知是弟子的画引发了恩师的诗兴,还是恩师的诗触发了弟子的灵感?

正当人们对孙安民的写意花鸟寄予很高期望的时候,命运却使他走上了从政之路。

王森然教授为孙安民传授书画技法

(180×46cm)

(366×146cm)

从政之余,画笔传情

由于出色的个人能力和工作需要,孙安民先后出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

出任政府要员,孙安民却并没有放弃对花鸟画的爱好。在领导岗位上,孙安民的胸怀变得更加博大,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这也让他的书画作品变得更加大气磅礴。多年来,工作虽然繁忙,但在从政之余,孙安民仍坚持书画艺术的探索学习,创作的书画作品不断参加展览并发表。在公益活动中,他的书画作品和大写意花鸟画,更是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2006年12月15日,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红十字会会长的孙安民现场泼墨,会就一大一小两幅《清白图》,并分别拍出2万和10万元人民币,被爱心人士收藏。孙安民以个人名义,将两幅《清白图》和另一幅墨品现场拍卖的全部款项,捐作红十字会的公益基金,用于向公众传播健康防病知识,帮助贫困危难人群。

2007年2月9日,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市文联举办了“书画家现场写春联,免费赠送北京市民”群众性文化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迎来了众多领取春联的市民,现场异常热烈火爆。在每位书画家画案前,市民自觉排起等候的长队,书画家一边认真的在红色的对联纸上挥毫泼墨,一边与市民聊天交流,场面和谐温馨,每位手拿春联的市民脸上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上午十一时,刚刚结束会议的孙安民也来到现场,为领取春联的北京市民和书画家带来了市政府的问候和祝福。见到主管文化的副市长,正挥毫落笔的书画家和领取对联的市民都感到十分惊喜,孙安民走访了整个活动现场,对书画家艺术为人民的公益行为大加赞扬,与市民闲话家常。身为书协会员的孙安民还应群众请求,为市民现场写春联。他落笔从容,一挥而就,市民交口称赞,场内一片欢声笑语。当他为一位88岁的奶奶写了一幅“寿”字时,现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市民高兴地说:这么多著名书画家写的春联,舍不得挂在门外,准备装裱起来,作为收藏品留做纪念,并希望这样有意义的活动经常举办。

2011年,第24个国际艾滋病日期间,中华红丝带基金举办了“水墨丹青绘大爱”慈善义捐竞卖活动,时任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的孙安民捐赠的6米长卷书法作品《唐诗二十九首》和国画作品《牡丹》,分别被爱心企业家以50万和6万元收藏,他将拍卖所得的全部款项捐献给中华红丝带基金,用于支持基金在凉山州开展的艾滋病防治项目。

在公益活动中,孙安民总是不吝笔墨。孙安民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在自己的单位上履尽职责。

(123×41cm)

重拾画笔,王者归来

去年,年满65周岁的孙安民,从繁忙的第一线退了下来,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起来,但他却变得更加繁忙。他又重拾画笔,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书画事业中。一年来,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笔耕不辍,干劲十足。长期的艺术积淀,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他的作品既有“仿森然恩师笔意”,也有写生而来的新作。梅兰竹菊、墨荷、牡丹、松柏、白菜……可谓玲琅满目。不仅作品数量出人意外,作品质量也令人惊叹。亦师亦友的李中贵先生,看了孙安民的近作,感叹地说:“他现在的作品,既有传统折枝花卉,也有当代构图饱满的全景式花鸟,而且融入了许多西画的造型手法。他花的墨牡丹墨荷,既有青藤、学个的潇洒飘逸,又有苦老的苍劲朴拙,其用水已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堪称‘笔墨淋漓帐犹湿’。对此,我除了目瞪口呆之外,只能劝他‘悠着点’。”

经过一年的筹备,作为重返画坛的标志,2014年1月8日上午十时,“孙安民画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集中展出了孙安民近年来的创作和百余幅书画精品力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北京市政协原主席陈广文,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冯远,中国美协原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李中贵,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长郝竞存等书画界领导专家6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因故未能亲临开幕式现场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士澍等则写来热情洋溢的贺词。

专家对“孙安民画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苏士澍在贺词中盛赞孙安民书画“翰墨飘香”。开幕式结束后,王明明在留言中写到:“安民兄,看了展览非常高兴和激动,你虽然在工作中未能与画结缘,但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你的才气。儿时的第一口奶、大师的指点和你从政的的经历至关重要,眼界与激情是你重拿画笔的动力。这是有些画家一辈子画画也做不到的!真诚祝贺你!”冯远也说:“看了画展,殊为感动、感慨、感叹!细细研读画集,很赞叹兄台书法,结体章距、字形构架、气韵节奏均属上流。画鸟画用墨讲究,浓淡虚实变化丰富。总之,兄台才华满溢,展览效果出我意外,可喜可贺!”冯远并诚恳的提出建议:“书法如能适当间入些干笔、飞白,笔画粗细和拙笔线条,用笔再稍缓而快慢交错则更佳;花鸟建议趁未干时适当以焦墨线穿插之,体现骨肉、钢筋水泥相互倚重关系,一来结实,二来凸显大气;山水作品气势尚好,可吸收花鸟没骨手法,增加淡墨层次,山石皴法似可多些笔法变化。”

郝竞存则对孙安民的“墨荷”赞不绝口,他对记者说:“孙安民的作品很有个性,他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与自己个人所长相结合。这幅《看取莲花净》就是他典型的代表作。中国有一句话叫‘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中国画讲究疏、密、黑、白,讲究墨分五色,讲究运墨的通透和层次感,孙安民的作品在运墨上、在整体构图上很讲究。不管是浓墨还是淡墨用笔都很通透,水墨淋漓;他的绘画作品很好的体现出中国画的结构感,击毙浓墨淡墨间的调和勾勒,整个荷塘的气氛便烘托出来。黑白水墨画,尤其是大画,如何在绘画表现中体现出绘画的结构感,这是需要深厚的绘画的基本功和空间鉴于能力的。”他指着画作中形态各异的荷叶说;“绘画作品是与画家个人的境界和修养非常有关系的,仔细看他画的荷,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在形态的表现上,太写实有违传统文脉,而过于夸张变形又容易使人看不懂。他的作品刚好在这似与不似之间充分发挥,游刃有余。水墨是画中国画的基础,仅凭水墨可以表现出画面丰富的层次感,是能够分辨画家是否有真功夫的。”除了巨幅“墨荷”,郝竞存对孙安民的其他画作也十分欣赏,“你看这四张绘画是典型的小品作品,这些小品中都加了鸟的点缀,鸟的出现,使整幅构图幻化出另一种姿态,作品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我想,这与他自幼学习画画掌握纯属的技法,是息息相关的。”郝竞存告诉记者:“我见孙安民画画,下笔如有神助。这与个人的绘画功底和精神境界有关。他心里有画面感,对于怎样的构图、怎样表现是胸有成竹的,所以常常一幅画不用多久就跃然纸面,不像有些人作画时是盲目的,作完画再回头给画起名字,或是去翻书给画起个文绉绉的名字。孙安民的画有一个特点是,他经常为自己的画作配写自己创作的小诗,或是心中有了意境和构思,以此来做画。古人讲,诗情画意,诗流淌出来,画与字相配,是相辅相成的。孙安民的画作纯属酣畅,从他的书画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素养。”

(68×68cm)

专家的话,道出了记者的心声。我读《孙安民书画集》,读孙安民诗稿《山水之间》,都深深地体会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深深地感受到画家灵魂深处的文人情怀。

风骨神韵,中国精神

与传统文人一样,孙安民爱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爱画“岁寒三友”松、竹、梅,借以表达自己内心奇拔的兴趣、正直的气节、虚心的品质和纯洁的情感。他笔下的梅花,纯洁高雅,野趣盎然,强烈表现出梅花不畏严寒、清肤傲骨、经霜傲雪的独特个性,给人以热烈蓬勃向上之感;他笔下的兰花,挺然直上,似乎散发着浓郁纯正的香味,寄托着幽芳高洁的情操;他笔下墨竹,宁折不弯,强调竹的昂扬气势,千姿百态,深墨为叶面,淡墨为叶背,胸中意趣,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他笔下的菊花,红的似火,黄的赛金,白的如玉,粉的像霞,怡然自得,毫无凄清寂寞之感;他笔下的青松,劲健挺拔,伟岸独立,茂密青翠,郁郁葱葱,诉尽了青松高洁耐寒的品格……

孙安民爱画白菜,对白菜可谓情有独钟,他画白菜追求大气,常以淡墨为帮,浓墨写叶,构图极其简洁。他在画上题款时,常爱题“事事清白”、“清清白白”,画面与提款的完美组合,升华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孙安民也爱画牡丹,特别爱画墨牡丹。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自古以来就有“花中之王”、“天姿国色”、“富贵之花”的美誉。牡丹娇资艳色、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在国人心目中,影响之深远名声之显赫,地位之尊贵,是其他花卉所不可企及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古往今来,无数画家都以自己的神来之笔,一展牡丹风采。孙安民笔下的牡丹,却不是富贵之花、雍容之花。他的墨牡丹,庄重素雅,不求形似,只以意写,风中的牡丹含蓄飘逸,花叶摇曳多姿,既鲜活而富有朝气,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写意之精髓。

孙安民尤爱画荷。他的墨荷,注重现代技法与传统水墨的结合,在构图、造型、着色和作品的内涵意境上,寻找风格创新的突破和拓展,形成清新典雅富有韵味的画面风格。一副《看取莲花净》,把微风下那层层叠叠的碧绿,把水面上那亭亭玉立的仙子,把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表现的淋漓尽致;一副《清白世界》,更是一种美好生命的写照;含苞的花蕾、绽开的花瓣、翠绿的小鸟,在雨后阳光的映照下,展示出一种不屈的生命力量,在明暗斑驳的荷塘中显得尤为耀眼。孙安民笔下的墨荷,展现出的是卓尔不群,奋发向上,柔和宜人的境界,展现出的是画家的内心向往。荷魂,其实就是画家的魂,荷的精神,让人更加高贵、高尚、高洁。

(180×46cm)

从孙安民的中国画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画的风骨神韵;从孙安民中国画中,我们更看到了中国画的中国精神!孙安民说:“有人评价王森然教授的国画‘无中国之腐朽,有中国之精神’,我深受启发。我们继承和发展中国画就是要摒弃传统文人画中萧条、沉闷、无奈、避世等腐朽的东西,发扬传统文人画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尚中贵和、不屈等饱含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质内容,把重气韵、尚意趣、精笔墨、彰个性的中国画,推向新的高峰!”

是的,发轫于六朝时期的中国画,在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体系,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画的发展是通过中国精神来传承的,中国精神也在中国画中完美体现出来。这成就了中国画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也使得中国画传统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互为表里。正如傅抱所说:“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样式。

孙安民的写意花鸟,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厚积薄发,使中国精神滋养的中国画语言,得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完美表现。在创作上,他那具有中国精神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追求,深刻影响着淡泊宁静的创作状态。孙安民以笔墨为代表核心,以写意为创作观念,立足于中国画传统去探寻和体认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他又以强大的中国文化为支撑,把中国哲学思想、学术文化的理念与思维渗透到自己的中国画创作中,提升着写意花鸟的精神内涵。

从艺术的本体出发去创作,按艺术规律去创作,从中国精神的角度和层面去发现中国画的真正内涵和创造途径,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语境和范式——孙安民为续写中国美术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68×4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