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向何处去

温州向何处去（精选11篇）

温州向何处去 篇1

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计, 因征地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到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由此可见, 各地因农地征收而轮番上演惨剧, 根源可能出在有关法律上, 地方政府的暴力执法也是一个因素, 但绝不是最为重要的。

任何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农地变为建设用地, 为什么中国的农地征收看起来更加独特?在笔者看来, 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目前的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农民和集体之间权利分配不明确的问题, 导致了农民的利益在很多时候“被代表”, 出现了笔者在前面笔谈中所指出的“谁该获得征地补偿款”这样一个在很多国家中都非常明确的问题。而土地用途的管制制度, 导致了农地所有者获得的补偿极低。同样一块地, 在农民手中和在政府手中释放的价值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说政府比农民更加聪明, 而只是因为法律规定了政府具有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权力:所有用于非农用途的土地, 都必须通过政府之手, 而不能够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正是这个制度酿就了“同地不同价”, 由此导致了官民在征地制度中的紧张关系。

我国土地集体所有制诞生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农业的合作化生产问题, 提高农业效率。但由于种种原因, 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始于19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因为解决了大锅饭的问题, 农民才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但想通过该制度达到富裕, 显然也是勉为其难。而在征地过程中, 集体所有制的最大困境在于, 它无法给集体和集体的成员之间提供一个明晰的权利界分, 因而在实践过程中引发了诸如“外嫁女”等问题。

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 据立法者解释, 是为了保护耕地, 同时有利于集约用地。但实践表明, 由政府垄断建设用地并没有达到上述两项目标, 反而造成了土地的浪费, 同时也导致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过低。同样的一块土地, 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获得的时候每亩地是4万元, 但是一经转手, 价格可能就翻了几十番。在这样的制度限制下, 农民所获得的补偿数额并不能够实现《土地管理法》中所说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

为了解决征地补偿费过低的问题, 各地方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 “以土地换保障”和“农地入股”制度就是最为典型的两个例子。前者试图让农民在土地被征收之后能通过购买社保的方式让自己今后生活无虞, 后者则着眼于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所带来的巨额回报。但笔者在前面已经指出, 这些制度创新都建立在承认“土地用途管制”这一基础之上, 这表明所有的制度创新都只不过是在保持本身并不公正的补偿制度的前提下所作的枝节修改, 而与整个问题的解决无关。实践也表明, “以土地换保障”和“农地入股”并不能解决失地农民补偿过低的问题, 相反还带来一系列的替代性风险, 如保障水准偏低和金融风险。

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 中国大陆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 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 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人口的36.09%。要实现60%的人口城市化, 将使城市面积急剧扩张, 大量农业用地将会被变为建设用地, 而据目前的速度, 这一过程有可能会持续将近30年。如果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农地用途管制制度的相关内容不作改变, 那么任何制度创新都无济于事, 因农地征收而导致的官民冲突还将永久继续下去。

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 导致与农村相关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一直被扭曲, 农产品是如此, 农村劳动力是如此, 土地更是如此。如果说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状况还可以理解的话, 那么在当下市场经济的情况下, 这种做法就应该摒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可行之计就是要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红利。

农地征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红利的制度。如果国家不再保持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农地变为建设用地后的收益不再以“土地出让金”的名义由政府所有, 而是直接由农民获得, 那么农民必将不再抗拒征地制度, 而将张开双臂拥抱这个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得以实施, 那么长期以来备受中央关注的“三农”问题将不会继续存在, 城乡差距也将有极大缩小。而城乡差距缩小, 会让中国出现一个数量极大的内需市场, 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与之相伴, 须对农地的集体所有制进行改进。如果不对集体所有制进行改进, 那么农民个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模糊的权利界限将令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巨额利益被少数人攫取, 从而导致新一轮不公平分配。必须建立一种权利明晰的所有权制度, 让每个农民都能够享受其中的好处, 而不必经由他人之手。

当然, 这个制度能否实现, 并不依赖于技术问题的改进———世界上各发达国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教训;而是依赖于我们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我们是否愿意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来解决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难题, 而非通过所谓“制度创新”来回避最直接的问题, 真值得我们深思。

温州向何处去 篇2

作者：杨东平等

编者按：9月2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观察（微信id：nandugongyiguancha）、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合主办了“农村教育何处去”主题沙龙。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分享了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几位身处乡村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嘉宾交流了各自的探索。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张林秀/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中方主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

康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刘伟/新学校(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原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教学质量差，师资是个大问题

杨东平：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主要是农村教育质量问题，这个问题请康健老师和刘伟老师谈谈你们的认识。除了营养健康以外，你们觉得中小学辍学的问题是什么? 康健：师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教师的年龄结构偏大，过去留了一大批当年学历低的，高中毕业的人，现在50岁以上，他们占比例相当大。他们愿意留在村小，不愿意去中心小学，是因为工资一样，学生少，边远地区成绩不好也可以原谅。另外老师的学科结构不合理，过去根本不重视音体美，现在又讲音体美。水平高的老师也留不住，他们有一个逃离的时间表，一招工、招警察或者公务员，一招都走了。我们属于扎根派，在一个村子里待一段时间。

功利主义的考评目标，造成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对付什么，这些孩子去年考评的成绩，今年再考可能很差，成绩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很不一致。教师的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

张林秀：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师，把位置留着，让代课老师来教，他自己跑到沿海打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质量不高，在册的是那些人，真正教学的是他们的替身。

刘伟：虽然我已经不做局长了，但一直也没有离开教育。我来自山东潍坊，我感觉农村教育说一千道一万是师资的问题。2001年以后课改以后，我们对于老师和教育的要求都有很大的调整，但是老师跟不上，本身素质提升不上去，教和学的方式上就出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改变教和学的方式，来推进和提升农村的教育。现在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尝试的机会。

农村教育应该完全复制城市吗?

杨东平：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是在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同样的标准和规则。但是农村的教育资源、学生的学习能力难以和城市竞争，我们把这种竞争称之为龟兔赛跑，实际上农村还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所以表现在初中阶段大规模大量的辍学，到了高中升学的比例也很低。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待?仅仅是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农村教育的目标、功能、方向有问题?在农村实行完全城市化的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张林秀：杨老师这个问题很深层，我的观点是，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适应性应该一样。就像别人问我少数民族教育和汉族教育，我以前总说少数民族的教育不应该抛弃传统理念，但是只要走上社会，是跟汉语环境的人在竞争，你是让他有同等的竞争力呢，还是在自己小群体里欢畅?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让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竞争力。

但是方式方法要改进。我有一个朋友搞教育的，他给孩子买小画书，所有的童话书都是外面进来的，不是我们本土的。这值得我们教育教学的人去思考，怎么把课件弄得更接近农村的孩子? 但从教学目标上来看，水平不应该降。不能在知识水平上对农村和城里不同要求。他们将来总得到北京上海，他们会碰面的，要在同一个场地竞争的。

康健：我觉得农村，特别是乡镇以下的边远的学校，绝不能走复制或者跟随主义，县中怎么教你就怎么教，看起来形式上公平，其实不公平。因为城乡差距把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都抽走了以后，这个竞争已经是不公平了，还要用同等的方式来竞争谁高谁低?结论已经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公平的。

那如果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听起来也是公平的。2001年课改以来为这件事已经争论了一二十年，没有结论。90年代末，我在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组，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城乡要不要学一本教材?是不是大家都学一样的样板教材? 一种观点是如果不学一样的，农村跳出龙门的一线机会都没有了，为这一线机会要学一样的教材。如果不一样了，对农村是一种歧视，一定要一样。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学的不一样，升学的出口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因为学得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第一次课改的时候认为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拿高中的文凭?拿一个绿色证书，种果树、养牛羊你也有本事，但是不了了之。这件事情在农民那里也说不通，很多农民说给我降低分数进那些学校，可出来后跟城里完全不一样，找的工作跟城里孩子也不一样，所以他宁愿打工，也不愿意花三四年的钱去读这种书。

现在到了该有结论的时候了，如果这个事还没有结论，就像现在看起来是一种竞争，但实际上真的是不公平的。

80%的高考生上不了大学，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

杨东平：我们来谈谈农村教育的目标。在相当多的农村西部地区，全县平均高考入学率20%左右，80%的考生注定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初中到高中为他提供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升学的教育，对少数升学的人是有用的，对大部分人是没有用的，他留在农村有什么帮助呢?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种探索，当时提出一种概念，三“教”统筹，实现农科教三结合，改变单纯的升学教育。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学的人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呢? 张林秀：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合格的人才。人才需要有非熟练的工人，也要有高精尖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共资源要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人才。他也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回报。不见得所有人都要去上大学，起码应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我们现在说，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基本的劳动力都是高中水平的，能学会掌握新技能的能力，而不是技能本身，这是我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基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有助于我们社会经济转型、产业链提升。

杨东平：我们国家还在教育规划，把高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康健：整个政策是从上而下的，但这个问题是长线解决的。如果我们不从小时候健康生活着手，小孩子就注定上不了高中和大学。如果不从长线抓，而从最上端，从高考、中考抓，我觉得没戏。现在的学校课表也好，课时也好，教学方式也好，特别是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注定了他只能跟着别人走。

“美丽小学”：村小也有“条子生”了

康健：现在我所在的美丽中国，我当校长，带了13个大学毕业生，我们为改变而来，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有了条子生!过去我在北大附中，条子生困惑了我很多年。以为回到村子里就安宁了，没想到村里有条子生了。有家长开始给我递条子了，说康老师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从中心校转到村小?这说明大家会改变的。

村里的书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他怀疑我能待多久，我们来了能改变什么?现在开学三周，他偷偷来了四次，说你这个开学典礼办得跟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不让领导讲话!一个领导都没有，没有主席台。第二天，他看到原来脏兮兮的厕所干净了，又修了浴室，上面是男孩的，下面是女孩的，说我的孩子要是可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念书就好了。他孙子六七十个人一个班，听说我们一个年级只有30人。我们绝不做大班，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能改变的。

杨东平：康健已经做了一个小规模的精品学校。

康健：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在村子里，整个进展情况非常好，我们还是从健康、卫生、安全、运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起，不炒分数。我们绝不跟着人家走，这是农村教育体制上的突破。我们这个学校是承办的学校，是政府委托NGO管理的。

我们首先做的是改造学校的饮水系统，才花了一万多块钱，安装了一套净水设施，加温到100度，再降低到50度，用加压系统把水压到每一个教室，把全校师生的饮水都解决了。

张林秀：我给您一个定心丸，您别担心您只关注营养健康和卫生，我们很多的干预研究已经证明了，你把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学业表现就会上去。有的孩子视力差，成绩差，我们帮他配了一幅眼镜，他学习表现就很好了。

康健：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别人都有点怀疑，弄厕所?我们都是隔板的，男孩和女孩要有尊严。

张林秀：孩子的自尊心上去了以后，自然学业表现就会跟着上去，我们也测过因果关系的。

康健：现在农村公办学校条件越来越好了，都是标配，很多闲置严重，浪费。电脑室被很多人参观过，使用率永远赶不上参观率。现在我们完全换一套，帮助农村教师和农村孩子使用的。很多学校都是超大屏，大屏替代大黑板，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不用大屏，用有利于孩子视力的小屏，用小桌子，个别化、小组化的教学，设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方便孩子学习。

张林秀：我们也有一个实验验证。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国家十三五的电气化工程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电教室。我们发现，电脑基本是闲置的，最多老师备课用。我说能不能让孩子直接用? 我们开发了电脑辅助学习的软件，安排孩子每个学期去上两个45分钟的课。在小学贫困地区不好找计算机老师，我们课程设计的是，任何一个老师拿着课件，维持秩序，让孩子自己玩45分钟。这些孩子各方面表现比不玩的增长快。

我们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是让后进的孩子赶上来了，第二把电脑资源充分用起来了。电脑原来一星期开不了一次，现在我们每天都让孩子直接去用。刚开始，小孩不敢鼠标双击，手都在发抖，不到一个月，那些孩子如果家里有事请过假，就问老师说我能不能补电脑课啊，更喜欢学校了。

康健：在师资培养方面，甘肃2015年的数据至少还有一万所村小，小规模学校至少一万所，学生有十万人以上。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我们想自己建立一个乡村教育学院，针对包班制，重新再培养适合农村生长的教师。当地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支持。真正要解决教师问题，第一个是落地要扎根，第二是针对乡村培养。

潍坊村小的教学实验

杨东平：我们揭示农村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也介绍了令人乐观的尝试。刘伟局长在潍坊做了一个教学实验，请他介绍一下。

刘伟：美国教育学家博伊尔写了一本书《基础学校》，梳理学校发展史和现状，设计了一种基础学校，具有普遍性。我们想，能够把他的想法落实下来吗?他们这个组织在全世界有500多所学校，我们一个团队能不能按照他们那些方法来操作?

我们做了三年的时间，开始感觉这套工具高大上，但具体研究了以后，发现就是一套工具。因为它的设计要求一个班最好不超过16人，我们就在村小做了一个实验，完全按照这套工具来操作，经过一年时间，发现我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法改变了以后，学知识太容易了，实现了我们学校和外面世界的对接。它核心的理念是真实情景、创新学习，概念驱动。

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中心。现在国家拿出这么多钱培训老师，我觉得效果不理想，只有给他一个方法，让他在学习和适应方法的过程中，去改变和提高。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给老师工具，他手里没有工具，怎么做?我们说把教材放下，那好，我教什么?缺少了中间的工具。一个强大的资源库支持着老师的教学。

现场互动问答

观众A：我有两个困惑，两位老师讲的都是外力的干预，有没有跟乡村当地的互动，挖掘当地乡村的内发力量?对于乡村文化有没有关注? 张林秀：任何一个干预都要有目标，我刚才讲的外部干预，是模拟政府如果采取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有效，怎么复制推广。

有人说孩子吃不好是家长的问题，干吗非得要政府买单给他们提高营养改善呢?我们也给家长做了营养知识的培训，效果不太明显。第一，家里没有钱，我知道天天吃肉对孩子有好处，但是做不到。第二，培训过后，回家就忘记了，效果和强度很弱。到底外力强制做更好，还是自发更好?只有尝试了才知道。

我们针对小学生贫血做过十几个干预实验，有三四个专门针对地方资源的，我们把蔬菜、红枣、豆子都搜罗了一遍。有铁强化酱油，一天得喝两瓶才能达到铁的量，还有铁强化面粉，但那些贫困地区都是自己生产的麦子自己吃，根本不去市场买。现在走的捷径就是维生素片，免费给发营养包，增加微量元素。全球都试过了这些方法，你要食补的话，有时候是来不及的，只能添加。我们国家又没有这个习惯，只能政府主导。

康健：我们农村几千年贫困了。从古代王阳明办的乡学，到近代陶行知、晏阳初等不少乡村改造，可是中国农村依然贫困。城乡差距不说，中心校和农村小学差别都很大。

为什么不把当地老师扶持起来?年龄结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学科结构很难解决。学生层次质量问题其实也解决不了。你如果扎根在这里不走，就一定得突破现在的体制。现在农村教育是需要下重手的时候了，我们要三突破，观念、体制和标准上要突破。否则只能重复。

我们这一代受到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要敢于对现在的社会和农村教育问题有一些思考，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必须有一批人来一起做这个事。

观众B：我在甘肃的陇南做过一年的驻校社工，有一些学校确实从校长往下，机制层层有问题，最后压迫小孩，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NGO力量的来源在哪?我们突破口在哪? 刘伟：我做过一个尝试。农村教育现在有些破败，村里人对教育不关心，而且我们校门是关闭的，孩子在里面怎么样，与村民没有关系。我们想，怎么让利益相关者知道这个学校是他的?我们成立了一个理事会，让校长、老师和周边有威望的代表参加，到学校看看，办得怎么样。

当校长出现空缺，要提名，竞争上岗，用不用村民说了算。以前大家都不关心它，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参与，导致了很多了问题。一旦他知道这个学校是我的，是为我孩子服务的，就不一样了。

观众C：美丽小学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命运垂顾了这些孩子，我们面对这么多有需要的孩子，怎么推广? 康健：我们过去以支教为主，零散分到一个大学校，六七百上千人的学校，杯水车薪，很难做到改革和创新的层面，你只是顶了一个缺，新代课教师而已。

但是我们建一个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提出“走向最边缘，沉到草根中”。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学校，去一两个人不起太大作用。我希望天下穷人家的孩子都受好教育。我带进去的这些人，希望一年至少踢出一个人，去另一个山沟学校当校长。

另外我有“三不变”：第一，生源不变，我只要本村的全收。收费不变。招生不变。地方标准不变，但是不代表我教学方法不变。

未来我们不会变成什么贵族教育，这条路我们不走。

观众D：我做过十几年老师，观察到现在支教是跟着欧美跑，但我们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很好的内容。教育不能完全被当下目标束缚住，超越时空的素质教育也非常重要，我们的教育增加了多少他们对自我的了解，对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理解? 杨东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办现代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方向。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例如伏羲学校，比较成功，突破了我们主流体制学校的做法，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来学习，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和探索是存在的。

改革向何处去 篇3

开始时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

谈论改革开放30年，必须认识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现实。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19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把这一体制推向了极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而在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巨大的社会灾难使大多数人，包括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执政党高官都认为这种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

至于改革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是什么，情况则复杂得多。当时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英、美、法、日、德等国考察取经，同时努力挖掘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本土资源。不管什么招数，只要能恢复和发展经济，都不妨拿来应用。具体而言，除了顺应农民的要求，实行“大包干”形式外，一个思路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老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另一个思路是学习發达国家的某些做法，搞点市场经济；还有就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学来的新招数，叫做“对外开放”。至于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框架，并没有很明确的愿景，所以开始时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多数人还是有目标的，已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改革目标越来越清晰。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标设定和实际进程，较经济改革要缓慢和曲折一些。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讲的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意味着对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的某种认同。

有些改革放慢步伐，有些领域出现倒退

改革虽已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记得1990年代中期，我去中原某省，市委领导一起讲卖官，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正常。后来发现许多地方都这样，寻租活动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处来：是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获利?在2004～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持前一种观点，把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持后一种观点。

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我国政府曾派许多团体到世界各国学习人家怎么发展经济，但是后来选来选去，觉得日本最好。邓小平本人对“四小龙”特别欣赏，其中最欣赏的是新加坡。)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曾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寻租获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行到中途，特别是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若不愿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与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相反。

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但打破这些垄断和干预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推行起来非常困难。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出现波动时，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微观干预的做法十分流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把市场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虽然十五大就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10年来，政治改革进度缓慢。对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活动参与者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只能去结交官府。我把这种腐败动因叫做“寻租的新动力”。正因为行政官员个人掌握的权力能够决定人们的成败祸福，这些年来买官卖官的活动才日益盛行。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转轨时期腐败发生的深刻根源在于权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场，相反却在加强自己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这也是我从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声疾呼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的原因所在。

防止“开放倒逼改革”的负面效应

改革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释放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府主导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款增加、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等恶果。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到了本世纪初期，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目前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要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可直到现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曾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長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不良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改

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已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

2007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社会转型能否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及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运行中，它们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当前，我认为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设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

燃煤热电厂向何处去 篇4

燃煤热电厂和集中供热存在这么多的问题, 究竟怎么办?现在有3种意见。

一是加强规划, 加大政府支持和管制力度, 继续推行燃煤热电厂加集中供热网;二是逐步将燃煤热电厂改造为燃天然气热电厂;三是逐步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 实行冷热电联供, 包括燃气空调和电空调。采用第一方案, 需要解决“三不合理”“三不够”问题;如采用第二方案, 好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环境污染和减排二氧化碳问题, 但由于天然气的价格比煤炭贵, 热气电的定价不合理问题将更为突出;采用第三方案, 则“三不合理”“三不够”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 但由于天然气价格比较煤炭贵, 政府支持力度需要加强。看来为了解决环境污染和减排二氧化碳, 走第二、第三方案已不可避免。但是从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情况来看, 燃煤热电厂还不可少。

1 四个发展时段

关于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有4个发展时段值得注意。

1.1 关于集中供热和分散供热的讨论

为编制第2个“五年”计划, 1957年上半年我国召开了动力科学研究会议, 综合提出了发展电力工业技术政策的10项建议, 其中第4项建议是“结合工业需要大力建设供热电厂”, 会议讨论了集中供热和分散供热问题,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修建热电厂和集中供热网的经验, 热电厂建成后热负荷长期不到位, 生产能力闲置, 供热网投资太大, 认为应当搞分散供热。建议说:“集中供热的优越性在于一般供热电厂煤耗可降低10%～15%, 但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的同志认为在我国发展热电厂是不合适的。我国在这几年也兴建了好几个热电厂, 经验证明, 所有供热电厂, 从收集资料到设计、施工、发电, 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也拖延了完成期限。热电厂运行经验也不好, 西北有两个热电厂, 晚上没有热负荷, 造成运行上很大困难, 同时中国目前只能自制10厘米直径上下的汽管, 因此热电厂管道均须用外汇向国外购买, 且投资数字庞大, 有的占电厂投资的1/3”。这里讲的热电厂建成后, 用热负荷不足, 热电厂的生产能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50多年, 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说明我国热电厂的政策存在问题。

建议说:“由于人防要求, 工厂间须有很大距离, 因此很多同志提出由企业自备小型锅炉, 这不但节约钢材, 节约电厂的锅炉容量, 并且小锅炉只需普通钢材, 可在国内制造。有人认为, 苏联发展热电厂是因其泥煤不适用于分散小锅炉, 但中国没有这个问题, 因此工业用热应由工业自行解决, 至于工业自备热电厂多余电力可售给系统。长春汽车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认为搞大热电厂集中供热, 不如建小锅炉、小热电厂经济;认为工业用热应由工业自行解决, 这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做法。但问题在于用什么燃料, 用石油、天然气做燃料, 可以搞分布式能源系统。像苏联当年用泥煤搞分布式能源系统确实有问题, 但我国直到目前一次能源消费还是以煤为主, 同样不可能搞分布式能源系统, 有个煤烟污染问题。我国目前提倡搞分布式能源系统是因为有天然气可以利用。

建议还说:“至于城市供热, 大家都认为目前房屋分散, 人民生活水平低且取暖时间较短, 而供热管道投资巨大, 因此除极北部的大城市外, 暂时可不予考虑。有些同志认为将来可用供给煤气方式来解决大城市取暖问题。煤气管道可以在国内自造, 并且煤气还可以同时解决居民煮饭、烧水问题。因此利用煤气供热可以避免在城市内埋设煤气管道外还要同时埋设费用巨大的暖气管道。总之, 在集中供热和分散供热上, 还是主张分散供热, 甚至考虑未来有气体能源时, 也以分散供热为好。

1.2 能源部提倡大搞小热电

能源部 (1988年～1993年) 成立时, 正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兴建分布式能源系统时, 能源部专门去美国、丹麦等国调查小热电。美国总统卡特执政期间, 为提高全国能源效率, 颁布了一部法律, 要求所有的电网公司都必须全部接收小热电所发电量, 这项政策的出台, 使原来各宾馆、学校、医院、厂矿等的小型供热锅炉, 绝大多数都改造成为先发电后供热的小热电, 全国一下就增加了几千万千瓦高效率、低能耗的电力。丹麦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也做了充分利用热用户发展没有冷端损失的热电项目, 全国没有只供热不发电的锅炉房。

现代燃煤发电厂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我国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的热效率已提高到40%以上, 原因是凝冷式发电机组有“冷端损失”, 热电厂 (含小热电) 冷端损失被热用户所利用, 这会大大提高发电热效率。当电厂把60%的排气用于供热时, 其发电煤耗大约是270克标煤/千瓦时;当电厂把70%的排气用于供热, 发电煤耗是240克标煤/千瓦时;如果百分之百加以利用, 没有“冷端损失”, 每千瓦时发电煤耗可下降到150克标煤, 都比百万千瓦超超临界凝冷式燃煤机组煤耗280克标煤/千瓦时低。全世界能源专家都认为, 利用供热是提高发电厂效率最有效的途径。

据统计, 我国在1990年前后有52万台小锅炉, 总容量170万蒸吨, 每年要消耗几亿吨煤炭, 按利用1蒸吨排气可发100多千万电力计, 如能利用10%, 则可增加发电装机容量1700万千瓦, 可以节省许多煤炭。

1989年能源部在编制“中国能源工业中期 (1989年～2000年) 发展计划纲要和“八五”计划、十年规划纲要时, 提出积极发展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中, 对于发展“小热电”提出3项工作。

(1) 今后凡供热总容量在10～20吨/时及以上, 并有稳定热负荷, 年利用小时在4000小时以上的企业和单位, 都要安排热电联产。

(2) 对现有的凝冷式小火电、小锅炉供热系统, 有条件的都应改造为热电联产或逐步予以淘汰。

(3) 要在矿区发展烧低热值燃料 (包括煤矸石、洗中煤和煤泥) 的火电厂 (包括热电厂) , 节约自用煤炭。

在能源部的大力提倡下, 小热电虽有所发展, 但规模并不大, 到“十五”“十一五”计划时, 凝冷式燃煤小火电实行“上大压小”, 小热电、小锅炉也逐步被大型热电厂所替代。近来由于小热电卖电不挣钱, 靠卖热挣钱, 在“上大压小”出现小热电“冒名顶替”小发电以及大型热电联产审批慢现象, 于是小锅炉又发展起来, 小热电遭到小锅炉的逆向淘汰。

1.3 东西德合并后统一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统

西德采暖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统, 而东德采用大型热电厂集中供热, 东西德合并后, 统一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统。当以天然气为燃料时, 大型热电厂和分布的小型热电联产或冷热电联产的效率是相近的, 但分布式可省却供热管网, 且终端用能比集中式低。这是因为集中供热属于供热“大锅饭”, 所有建筑物, 特别是居民建筑物一律供热, 供热起止时间一律, 供热温度一律, 无人居住或临时离家旅行的房间也照样供热, 需要采暖温度高的住户要开启辅助热源, 不愿意有较高室温的用户要开窗降温。所以东德学习西德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统是有道理的。

1.4 北京市老城区居民采暖“煤改电”

1998年为治理大气污染, 北京市正式提出“煤改电”, 当时还对各种采暖方式进行了环保及经济比较, 最后确定在老城区搞“煤改电”。从2003年到2011年北京市完成了3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16万户居民的“煤改电”工程, 建设变电站5000座左右, 计划2012年、2013年两年再完成8万户。据北京市统计, 16万户的煤改电投资120亿元, 平均每户7.5万元, 每户每个采暖季用电约为1500千瓦时, 利用夜间低谷电每千瓦时0.3元, 北京市和区政府两级各补助0.1元, 用户实际缴纳电费每千瓦时仅0.1元, 与采用蜂富煤取暖耗费相当。政府对“燃改电”用户每个采暖季的补贴为3000元, 电力企业降低电价补贴也不少, 16万户每年政府补贴为4.8亿元。如果到2013年总完成“煤改电”24万户, 投资至少需180亿元, 每年补贴7.2亿元。

上面4个发展时段都想搞分布式能源系统或实施分布式电采暖。

2正在走向燃气热电

最近国家发改委新发布的《天然气利用政策》综合考虑了天然气利用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不同用户的用气特点等各方面因素, 将天然气用户分为优先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把燃气空调、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纳入优先类, 说明国家鼓励使用天然气供热、采暖和空调。中国能源界、电力界5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分布式热电联产、分布式能源系统已经逐步具备了推广、应用的条件。

一是我国天然气的发展具备了发展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热电联产和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条件。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长期以煤为主, 缺油少气,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只占2%左右。近年来天然气有了较大的发展, 2010年已达4.3%, 预计2030年能达到8%左右, 天然气等气体能源供应量达到5000亿平方米, 但只相当于6亿多吨标准煤, 因此天然气只能替代部分煤炭和石油。从尽量减少煤烟型污染, 最迫切需要替代的不是发电用煤, 而是污染最严重的居民生活用煤、车船用油用煤, 以及工业锅炉、采暖锅炉和窑炉用煤, 这就是新的天然气利用政策中优先发展天然气热电联产和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原因。

二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使得电力空调成为能源利用效率极高的供热、采暖方式。过去能源界一直认为用电力转换成热能用于炊事、供热、采暖会造成能源浪费, 能源利用效率极低, 这是因为传统的用电力转换成热能完全依靠电阻作为电热元件, 而现在应用热泵技术, 能效大大提高。一般热泵空调由五级到一级, 能效比标准可由2.6上升到3.4, 而空气能热水器能效更高, 其节能效果是电热水器的4倍、燃气热水器的3倍、太阳能热水器的2倍。现在又出现一种磁悬浮中央空调, 号称一台能顶4台用, 磁悬浮空调可以比普通产品节能50%, 一台顶2台, 从使用寿命上讲, 可用20年以上, 综合来看, 一台磁悬浮中央空调相当于4台普通产品。所以现在电力空调供热、采暖、制冷的能效已大大超过热电联产和冷热电联产, 把能源转换成电力, 再用空气能热水器、磁悬浮空调来供热、采暖、制冷能源利用效率比热电联产和冷热电联产要高得多。因为小型热电联产只能把35%左右的能量转变为电能, 而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可以把50%～60%的能源转变为电能。所以过去认为用电采暖能效低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关键是要用先进的电和热转换设备。可惜的是现在电采暖使用空气能热水器、磁悬浮空调的比例还很低, 所有目前能效还不高。

从以上分析来看, 我国的供热、采暖和空调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案。

(1) 北方寒冷地区已经建成集中供热网的, 可以保留大型燃煤热电联产热电厂和集中供热网。大型燃煤热电厂应做好脱硫、脱硝、除尘等工作,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行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 做好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大型燃煤热电厂应当尽可能替代热网区内所有的燃煤小热电和燃煤小锅炉。因为我国的天然气还不可能完全替代燃煤发电, 大型燃煤发电是最能够干净利用煤炭的行业, 应予保留并适度发展, 包括凝冷式燃煤大型火电厂和热电联产大型热电厂。燃煤小热电和燃煤小火电, 难以做好环保工作, 应予以淘汰。

(2) 北方寒冷地区已建成集中供热网, 环保要求极高的地区, 如首都, 可以用燃天然气的大型热电联产热电厂替代燃煤热电厂, 保留集中供热网。如果大型燃煤热电厂已经做好了脱硫脱硝和除尘等工作, 用燃天然气热电厂替代, 效果并不显著, 主要差别是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二氧化碳不管在哪里排放,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一样的。

(3) 在冬冷夏热的地区, 是我国的非采暖区, 有天然气供应的地方可以采取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分布式能源采暖区。用天然气为燃料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可以是冷热电联供装置, 比较能够适应冬季采暖、夏季制冷、全年热水的需要。用天然气为燃料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可以解决燃煤热电厂和集中供热存在的热电布局不合理、机组选型不合理、管网建设投入不足等问题, 由用户自己选择热电联产或冷热电联产, 自建、自营、自用也就不存在热气定价问题。

(4) 在冬冷夏热地区如天然气供应困难可采用电力空调供热、采暖。采用电力空调时应采用空气能热水器和磁悬浮空调技术, 以节省能源。

中国经济法学向何处去论文 篇5

摘 要：在本文中，为了需求中国经济法学主导理念的这一盏明灯，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创新观念，并论证其重塑不只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特性，并且能够使经济法学更好地整合本身力气，从而承当起构建整个经济法学体系的世纪重担。

关键词：经济法学论文

一、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在悠悠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每一次社会提高都是随同着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并且每一次社会的转型多是在“痛苦”的抉择和整合社会利益中渡过，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

1.中国经济法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开展的转型期。当下的转型期和人们的利益最为亲密，其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都遭到宏大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这就需求各种手腕来加以管理，而法律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中国经济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最为亲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肩负着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保驾护航的重担。中国经济法担负着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学界普通以为，经济法学的产生是遵照“市场缺陷--需求国度干预--经济法产生” 这样一种西方范式。但是，我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国情不同，使其肩负的任务亦不同。正如陈教授所论述的：“中国的理想不是市场充沛兴旺后呈现的市场失灵，而是没有市场，市场发育不全;政府当下的主要任务不是干预市场，用其有形之手替代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是要充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的自在调控机制。” 因而，随同着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时向前推进的经济法，必需担负起为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而不时完善本身的理论体系的任务。中国经济法是使得“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离的最佳调整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分离。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有制的经济，以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有为目的;而市场经济强调是以市场竞争为前提，以市场机制来自发的优化资源配置。

2.中国经济法学之于中国经济法的重要性

依据普通的法理学理论，任何法律部门的呈现或者存在皆有法学部门与之相对应，中国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概不例外。中国经济法学是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理论支撑。经济法学若无自我法学理论的构建，将使得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失去了存在的根底，成为无本之源，无木之林，无根之基。并且，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的经济法担负的任务具有不完整相同性，中国经济法学必需构建具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外乡化法学理论，所以中国经济法学的自我构建之于中国经济法意义特殊。

3.当代中国经济法学开展中的掣肘要素

学界通说以为，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法学这个学科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同着变革开放推进而不时向前开展。的今天，迈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在迂回行进的过程中获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其更存在着许多开展中的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而转型时期，常常又是百花怒放的时期。中国经济法学的学术气氛，也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面，但该场面却又很快的偃旗息鼓，犹如稍纵即逝。主要缘由在于我国经济法学界的各种观念林立，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于是在人为无谓的争论当中，使经济法学理论的.力气逐渐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为经济法学理论构建作奉献的一些学者逐渐丢弃经济法这个阵地，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

关于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当其开展到一定的水平，就有必要对其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从而笼统出共性的东西，才干有利一个新兴事物开展的稳定性。但是，当代的中国经济法学界却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场面，其人为的削弱了经济法学本身的力气。就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例，本来以十分成熟并能够定论的理论，却呈现不同窗派的学者有不同的相似主张。

4.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中国经济法处在一个时期的穿插路口，而此时也正是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我国经济法学，这个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现代法大有作为之时。任何有所作为的“世纪伟人”，都必需是天时、天时、人和的有机统一。经过上文的阐述，能够探知我国经济法学这位“世纪伟人”，曾经占领中国这块“热土”以及中国变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变革这样一个大天时。

但是在这样有利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法学为什么还会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呢?主要缘由是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应有的“人和”。所以，此时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时期任务，是整合本身力气，克制本身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失机遇地促进“人和”。但是，以什么样的规范去整合中国经济法学的本身力气，则是中国经济法学的一个终极迷雾。

二、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解读--中国经济法学迷雾中的明灯

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研讨更为短暂，学界关于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的概念论述并无定论。笔者以为，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要作为一个主导的理念来统领整个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其必需契合以下两点。首先、经济法的“人”本主义必需不能偏离“以人为本”的实质，即真正的尊重人、关爱人以及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其次、从经济法视域的时期角度去了解“人”的含义，赋予经济法学人本主义新的时期理念。经济法视域中的“人”不只限制于民商法学的单个人的个体，而是从社会整体以及更高层次的角度去关爱人。

1.经济人与社会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社会人

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人性的假定是树立在“经济人”的理论根底上的，其以为每个单个人多是以取得本身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这与民商法上的个人权益至上存在着某种逻辑的相同性。但若不假思索，对任何法律部门都一味的生搬硬套“经济人”假定则是不合时宜的。人历来多是、永远将是社会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某种水平上能够说，个人的利益只是社会关系要素之一，在许多状况下是不占主导位置的。并且，个体是存在差别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存在不同的竞争力，假如地道任由自在竞争必然招致社会呈现贫贱富贵的鸿沟，当其弊端积存到一定水平，便需求一定社会系统工程来加以管理，而立足于社会本位，具有相当时期性的经济法学便要偏重于从社会人的角度来对之进行维护。

2.传统人与现代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现代人

经济法学是新兴的一个法律部门，是一个对新时期(特别是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回应而产生的法律部门，所以其对人的关心，无论是对其学问的应用，还是对社会各种问题的处理，都应该偏重于立足现代。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具有显著的区别特性，因而经济法学对人的关爱方式亦将进行改动。例如在当今学问经济时期，为了表现对学问的尊重以及更好的优化劳动力资源，现代经济法有必要以“现代人”的理念去对学问劳动者进行关心，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调整。

西方国度在益于其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以及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浪潮的过程中，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其不只在不时消灭本身的生存的环境，也以惊人的速度透支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账户。

3.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更是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有机统一

经济法学“人”本主义对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关爱不是截然分化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经济法学“人”本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关爱理念是源于其立足的不同角度，但在实质是分歧的，且表现出相互印证和相互容纳的特质。例如：站在社会整体利益角度的 “人”本表现的是社会人，站在时期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现代人，站在可持续开展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后代人;而这三种角度的有机统一点多是以为了更好的尊重人、关爱人，从而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这样一个实质为依归的。

由于中国理想国情的需求，当代中国选择了“渐进式变革”来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是人类社会每次胜利的革新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时期, 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进一步奠定中国经济法学的独立局部法位置

部门法又称为法律部门，即指依照本身的性质以及一定的规范或者办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标准的总和。 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已被世界各国的理论界和立法界所认可。经过了二十年的论争，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曾经具有阶段性的改动，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已被确以为具有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占领了一席之地。

固然，不供认经济法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存在着学科的成见，但我们亦不得不供认，用传统的部门法划分规范来界定经济法学的独立位置的确存在着缺乏。鉴于此种状况，笔者以为，在论证经济法学独立法律部门这个论题上，传统的划分规范固然必需给予肯定，但在遵照传统理论的同时，不能一味地拘泥于传统理论，而应该翻开眼界去关注理论的需求，从而寻求另一种作为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规范。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能够担负其这样的一个重担。首先、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所独有的理念，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等固然历经较长的法学开展史，但其并没有构成像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这样上位阶的后现代性理念。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世人公开发布的《中国的法制建立》白皮书中，以官方的方式供认了经济法学法律部门的独立作用，为经济法学的开展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若理论届能进一步的寻求其他划分部门法的规范来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与传统的划分规范共同发挥作用，无疑是为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位置在理论的火焰上加上了理论论证的燃料，使其独立部门法位置铜墙铁壁。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有利于中国经济法学的资源整合

中国经济法学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便纷争不时，其部门法位置得到官方的正式供认亦阅历三十年左右的争论。我国经济法学不断以来呈现如此混乱、分散的场面。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由于我国经济法学界观念林立，并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且在人为的争论当中，使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力气在争斗当中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到了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今天，为了拨开迷雾，探寻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真理，理论届曾经开端对以往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深思。

欧洲的联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篇6

欧洲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以往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似乎多集中于它在国际关系、世界战略格局方面的意义。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倒觉得特别有必要思考一下它在历史哲学方面的蕴涵——也就是说，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欧洲一体化进程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当前的欧洲各民族正在通过一体化进程走向一个“统一的欧洲”，那么，未来的世界各民族是否也会通过某种一体化进程走向一个“统一的世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也正在经历着某种“一体化进程”，只是我们还不敢肯定这种进程最终能否达到“万国一统”的结局。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欧洲发生的一体化进程是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首先，这两个一体化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即都始自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化过程。中世纪那种一盘散沙状的、由无数封建领地构成的欧洲，随着这一时期开始的英、法、西、葡等等大型民族国家的形成，呈现出“团块化”的发展趋势，最初的国际社会即由此产生（现在的国际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恰恰是后来欧洲联合进程的首要前提之一。至于世界的一体化，应该说是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因为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世界各区域文明之间原先分散的、互不连接的状态结束的标志，用马克思的说法，这是真正的“世界史”的开端。所以欧洲一体化和世界一体化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这也许不是一种纯粹的巧合。

其次，欧洲一体化运动又很像是世界一体化运动的试验场或发祥地。它给欧洲地区各民族带来的种种好处，以及它的成功经验，很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域性联合产生示范效应，从而推动世界范围内以区域为单位的团块化发展，而这一态势在逻辑上又将构成未来世界大联合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说，世界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即使欧洲的一体化能够成功，世界的一体化也只能是个虚幻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世界上只有矛盾和利益的纠纷。但我想说的是，以“世界统一”或“世界大同”为取向的世界一体化，虽然可能只是一个梦，但却是一个很值得做的梦，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包括但丁、卢梭、康德，包括中国的康有为，都做过这个梦。这其实就是全人类的和平之梦、自由之梦、平等之梦。但愿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这个梦，因为这个梦做的人越多，其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两次世界大战：欧洲被“置之死地而后生”

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源地，欧洲曾在几个世纪中处于主宰世界的中心地位。而两次世界大战却根本改变了19世纪以来欧洲支配全球的格局。

1914年秋，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厮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沮丧地说：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见到它们重放光明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当时的那种心情。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欧洲人甚至直接了当地认为：欧洲已经死亡。

两次大战使欧洲彻底衰落，但欧洲却像是被"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在雅尔塔体系下，欧洲在衰落中走向复兴。

二战后，欧洲在地缘政治上、政治制度上、经济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但恰恰是西欧保持了它的民主制度，而且使原来的法西斯国家德国（西德）和意大利被改造成民主国家。这就使西欧的联合在政治制度上有了一个基础。

战后的西欧，处于美苏两极之间，依靠与美国的结盟和援助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可以担当欧洲复兴的重任，只有走联合之路。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战后的德国(西德)和法国才决心消除长期困扰它们的纷争，摆脱束缚它们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宿怨，彻底和解。于是，他们从经济上的煤钢联营入手，启动了西欧的联合进程。

西欧的联合，既是战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要求，更是西欧的一种历史觉悟。如果没有西欧各国对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必要尊重与支持，就不会有欧洲的真正联合。同样，如果没有对各民族国家绝对主权的适度限制，也不会有今日的欧洲联合。西欧的联合是一场通过经济合作和平实现的革命。

另外，在欧洲的联合的起步上，我特别要提到马歇尔计划。二战以后，在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起了很大作用，对促进欧洲联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要求西欧国家集体制定复兴计划并相互协调生产与流通作为美国提供援助的条件和指导原则；它使西欧经济复兴，使欧洲人恢复了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制度的信心；它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欧洲经济与美国经济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场区域，同时使欧洲自己的经济实现了协调，使欧洲有了经济一体化的形状；特别重要的是，它把西德纳入进来，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将一个复兴的西德融入欧洲，不但彻底解决困扰欧洲和世界多年的"德国问题"，而且为整个西欧经济一体化奠定了一个基础。这就是欧盟最开始的基础。

要认识欧洲的“合”，就必须深刻认识它的“分”

在欧洲的“分”与“合”这两方面，现在人们对“合”这方面谈得较多。其实这两方面都是欧洲的特色。欧洲历史上分裂的深度和广度，曾达到几乎使欧洲文明毁灭的程度。两次大战就表明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谈论欧洲联合的时候，人们不能忘记欧洲历史上的分裂。也许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欧洲的联合。以下这几方面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欧洲文明的起源是多元性的。欧洲文明来源于亚洲，在希腊站稳脚跟，扩展到罗马，再翻起阿尔卑斯山扩展开来，在不同的地区，都形成了不同的个性。

第二，欧洲在宗教上是分裂的。基督教在横向上分为天主教、东正教两个大的板块；在纵向上，从天主教分裂出新教以及新教和各个派别。派别。宗教的分裂还体现在宗教和世俗君主长期的争夺上。这加深了宗教存在的个性，也加深宗教的分裂和欧洲的分裂。

第三，欧洲民族是多元的。大的方面分为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其下又细分为不同的民族，近代民族主义和现代意识形态又加深了这种区别。此外，在一定时期，西亚民族与欧洲民族的互动，也增加了欧洲分裂的可能性。

第四，近代王权国家和主权国家有很大的影响。王权国家是由一些大的家族(王族)建立的，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使它们战争不断。主权国家的兴起在历史上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欧洲的历史走到绝境，也与此有关，最终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主权国家在欧洲的密集程度以及规模上的大致相似，在西欧构成一个冲突的条件。

第五，殖民地也加深了欧洲的冲突。欧洲在世界上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这反过来对欧洲又产生了影响。欧洲的很多冲突就和争夺殖民地有关，世界的分裂加深欧洲的分裂。

第六，欧洲在经济上也是分裂的。工业文明是一种整合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分裂力量。工业文明把农业文明远远抛在后面，这使东西欧一下拉开很大的距离，而西欧与世界的距离拉得更大。

第七，在社会层面，欧洲社会的纵向和横向都分裂较深。在这里，等级和个体的形成都特别复杂，分化深刻，重组频繁。再加上民族国家和思想的切割，各国社会分化的程度和冲突都非常严重。

最后，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分裂推到一个极点。但这同时又是对欧洲联合的催生，无数欧洲人的鲜血浇灌了和平的大树，让联合的梦想，从思想家头脑中走向民间。

所以，欧洲的联合是在付出长期而巨大的分裂代价后取得的。欧洲的和平主义和为世界大同而奋斗的理想，就是基于欧洲战乱和分裂的历史有感而发的，它是非常宝贵和值得尊重的。我们既要看到联合的果实，又要知道培育的艰辛。

是欧洲的自救，还是民族的自救

从分裂的角度理解欧洲的一体化，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欧洲统一的起步是从民族出发的。人们都说欧洲搞一体化是为了自救，但我有一个疑问：说到底究竟是是欧洲自救呢，还是民族自救?那些欧洲联合的推动者们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如戴高乐，"法兰西的伟大"是他终身的奋斗目标，但他同时也是欧洲联合的推动者。因此我觉得在欧洲联合起步时，民族自救既是他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出发点。当时民族国家走到了极致，他们自救的方式，用莫内的话说，就是把彼此争夺的东西变为共同拥有的东西，从而建立起根植于欧洲的共同利益。所以，最初的经济联合意义非常重大，它所建立的共同利益是此后欧洲共同发展的基础。

现在的情况也同样。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还是民族的：对欧洲联合进程的每一个步骤，是赞同还是反对，取决于我的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实际上，虽然是政治精英们在推动，但同时也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欧洲建设的每个关键一步都是经过欧洲民众的公民投票通过的。实际上在欧洲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政治精英和民众的互动过程，至少民众考虑欧洲联合的出发点是个人的和民族的。我曾经接触过北欧一个小国的学者，那地方的人对欧洲大国意见特大，但作为小国又不能脱离欧洲，因为毕竟得大于失。这也是推动欧洲联合的重要因素。

欧洲的联合，一个虚假的命题？

我在想的问题是，"欧洲一体化"这个命题能不能成立？我老觉得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现在我们讨论欧洲一体化，都有一个假设，即欧洲一体化已经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欧洲一体化的前提，而是其后果以及我们怎样应对欧洲一体化。但如果反过来看，欧洲一体化是不是已经成为现实？或者说，欧洲一体化的前提是不是成立呢?

欧洲历史上，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是分大于合，这就说明欧洲内部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撇开战争不谈，从各个角度上讲都存在着很大的张力，例如法律上、文化上、语言上等等。我们通常说欧洲一体化基本上都是指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货币一体化，但必须注意，但货币一体化并不等于经济一体化，因为到目前为止欧洲还没有统一的价格机制、就业机制、税收机制、外贸机制、社会保障机制。这些都应是在经济层面上解决的问题，但都因实现了货币一体化而被人们忽略掉了。再说政治，以欧盟国家为例，它们虽然都是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它们的基础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是在王朝基础上建立的，有的是通过极端的暴力革命建立的，有的是通过文化革命加上经济改革建立的，尽管都是宪政国家和民族国家，但差异很大。所以我始终觉得，欧洲一体化是不是值得疑问，是不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如果认为真的已经实现了一体化，我们又怎么解释它内部的紧张关系？

把欧洲一体化等同于全球一体化，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因为它假设欧洲就是一个世界体系。但有许多学者都指出，世界上不光只有欧洲一个世界体系，而是曾经存在过若干个世界体系。因此，我们怎么能简单地把欧洲一体化等同于世界一体化呢？在我看来，欧洲一体化与其说是对全球一体化的推动，不如说是一种反动，因为它明显是一种地域化。它太强调自身的地域性利益了。

我总觉得，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欧洲一体化都好像是德国人的一个梦。德国人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冲动，它的极致表现有两种，一种是康德那样建立在纯粹理性批判基础上的"世界大同主义"，另一种是希特勒非理性的"世界帝国主义"。那么，德国人这次极力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还有待时间验证。

多元化和个性化：欧洲的动力

曹老师，我很高兴，在现在对欧洲一体化的一片赞同声中听到了这样一种不同的声音，我本人也很赞同这样的观点。

欧洲一体化从政治家、思想家们的理想逐渐变为现实，欧元的流通也是新纪元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这本身就是使人乐观和振奋的。所以，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持乐观态度，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为它寻找原因和基础。然而，我担心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可能忽视了欧洲的多元化因素及欧洲的个性因素，而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欧洲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恰恰是因为欧洲内部存在着个性化的东西，这才是它发展的动力。

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看，蛮族的入侵打破了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局面，以后，欧洲重建帝国的尝试屡遭失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欧洲才崛起，资本主义才发展了起来。所以有学者说，欧洲的发展其实是在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多元化赋予了欧洲社会以开放性和推动力。我现在担心，过于强调欧洲的一体化会不会削弱欧洲内部发展的力量，抑制欧洲发展的内部潜力。

终极目标与文化全球化的疑点

我们与西方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就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能有一种特殊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帮助欧洲人看到他们自己永远也看不到的自己的后背。此外，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欧洲一体化会对我们构成一种怎样的挑战和造成怎样的影响。

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2000年中，德国外长菲舍尔向欧盟提交了一份法案，要求完成对欧盟的制宪。最近德法已经完成了欧盟制宪的计划，并委托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担任欧洲制宪会议主席，正式进入操作层面。所以，很清楚，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就是不仅要完成欧洲自身的宪政化，最终还要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使联合国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是一个问题。怎样实现，又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即便欧洲内部能够实现宪政化，这种模式能不能转嫁到全世界?

在世界范围，如何推动政治层面的全球化?欧洲可以培养起统一的政治文化，然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差异却是十分严重的，简单的一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不可以作为基础的。因此，假设全球范围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它是否能带动政治一体化呢?即使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是否就能实现文化一体化?总之，且不论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是否存在，文化的差异确实是实现全球一体化不可逾越的障碍。

很多人乐观地认为，经济一体化了，文化也就一体化了：我们能吃到麦当劳，穿上洋西装。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涉及到对所谓“文明”和“文化”的理解。文明是器物层面上的概念，是与经济粘合在一起的，是生产和消费层面上的概念。而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东西，是不可以出让的。文明是可以全球化的，而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是不可以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是绝对虚伪和虚假的。因此，我们现在更多要思考的是，欧洲一体化假如成为现实，将对中国构成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文化上的冲击。这应当是我们思考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当时学者们为什么报名上前线

我的看法是，文化实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很容易，政治一体化也正在进行，但文化要达到一体化难度却相当大。在国际会议上，谈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往往很多，但很少有人会触及文化一体化的问题。欧洲文化界的学者虽然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与政治家的关心程度和角度是不同的，他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阐述他们的思想和表明其行为态度时却明显受民族心态的影响。举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德国教授，在中国呆了一个月之后，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感到一些担忧，他问：中国的文化呢?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有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呢?是不是在全球一体化，或者说是美国化的过程中就消失了呢?从他对中国文化的特殊关切中，可以窥视到他对本国文化的担忧。其实，这是德国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很多德国学者对战争表示由衷地欢迎，他们渴望着这样一场战争，甚至亲身投入到战场上去，从很多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试图捍卫德国文化。他们担心美国文化的侵入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会慢慢吞噬掉优秀的德国民族文化，所以他们报名上前线。今天的世界形势和一个世纪前有许多相同之处，我不知道，当年他们曾经有过的这种担心，是否真的会随着当今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逐渐消失?

一体化的基础是现代文明

我想最后再说几句。

首先，我承认我刚才谈的观点有西欧中心论的味道，但实际上却并非西欧中心论。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即从1500年以来，至少从19世纪起，西欧就一直是世界潮流的领导者，或者说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就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东方文明的确辉煌过，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东方就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欧洲学习了，原因就是那里产生了值得人们学习的现代文明。人们习惯于把产生于西欧的现代文明称做西方文明，这在我看来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现代文明当中有大量东方文明的精华，实际上是东西文明精华荟萃的产物，也正是这种世界性使现代文明具有某种能够一统天下的气势和能量。而且现代文明具有一种开放性，它一直在不停地吸纳各种非西方文明的精华，同时不断地修正着自身。因此，承认现代文明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什么西方中心论。

其次，有人说欧洲的一体化将依次经历经济--政治--文化这样几个步骤，我看似乎未必。在我看来，一体化首先应该是文化的一体化，然后才有经济的一体化和最后的政治一体化，这一点似乎已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如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也是一种一体化，它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同一文化的民族，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实现经济的一体化），最后才会实现政治一体化（建立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进程事实上也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个"三段式"。正因为最终在战后实现了现代文明（其中对欧洲的政治联合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一致性，西欧后来才得以稳步地走上先发展经济一体化再谋求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世界一体化看来也必须遵循这样的过程，首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

但我们这个世界究竟能否形成这种统一的文化？在我看来是可能的。我们的世界被人称做"地球村"，意思是说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大大缩短甚至取消了人类相互间的距离感，地球已经变得很"小"了。这就意味着当今的人类已经有了或可能会有某种共同的文化（尽管它并不排斥各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种共同的世界文化究竟是什么？很可能也还是包含有民主政治文化的现代文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最后成功，很可能将有赖于这种现代文明的普及和完善的程度。而在成功地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后，世界"政治"一体化的前景就有可能显现出来了--这里的"政治"是打引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政治"这个词早已不再是今天这个含义了。

一体化的基础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世界性的

我想最后再说几句。

首先，我承认我刚才谈的观点有西欧中心论的味道，但实际上却并非西欧中心论。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即从1500年以来，至少从19世纪起，西欧就一直是世界潮流的领导者，或者说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就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东方文明的确辉煌过，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东方就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欧洲学习了，原因就是那里产生了值得人们学习的现代文明。人们习惯于把产生于西欧的现代文明称做西方文明，这在我看来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现代文明当中有大量东方文明的精华，实际上是东西文明精华荟萃的产物，也正是这种世界性使现代文明具有某种能够一统天下的气势和能量。而且现代文明具有一种开放性，它一直在不停地吸纳各种非西方文明的精华，同时不断地修正着自身。因此，承认现代文明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什么西方中心论。

其次，有人说欧洲的一体化将依次经历经济——政治——文化这样几个步骤，我看似乎未必。在我看来，一体化首先应该是文化的一体化，然后才有经济的一体化和最后的政治一体化，这一点似乎已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如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也是一种一体化，它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同一文化的民族，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实现经济的一体化)，最后才会实现政治一体化(建立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进程事实上也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个“三段式”。正因为最终在战后实现了现代文明(其中对欧洲的政治联合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一致性，西欧后来才得以稳步地走上先发展经济一体化再谋求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世界一体化看来也必须遵循这样的过程，首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

中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向何处去 篇7

一、法科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两种法科研究生教育设立的初衷是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学术型人才, 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实务型人才。由于二者培养目标的不同, 因此必然要求培养模式的转变。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 法学硕士生招生规模的扩大与法学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使法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已经难以定位成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目标, 面向司法, 已经成了法学与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共同目标。而且, 法学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在以下方面趋同:首先, 在课程设置方面, 绝大多数从事法律硕士生教育的院校都是因循法学硕士生教育模式, 教学内容侧重理论研究, 以传授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为主, 很少考虑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法学硕士生与法律硕士生在课程开设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法律硕士生的专业理论课门类全、课时多、学生负担重, 实务课程少之又少, 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甚至有的院校根本就没有开设实务课程。课程结构也不合理, 选修课与必修课不分, 或选修课数量严重不足, 自选课形同虚设, 实践课课时少, 学校很少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法庭观摩和法庭教学等活动。其次, 在教学方式方面, 目前无论是法学硕士研究生、还是法律硕士研究生, 教学上基本以教师讲解为主, 偏重于系统讲授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研究基础理论, 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换言之, 法律硕士生课程的设置同样是以传授知识为主, 而没有将其设计为理论与实践有效衔接、传授知识与训练实务能力并重、理论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教育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固然有利于研究生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但影响了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在培养法律思维、法律推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难以收到理想效果, 尤其是偏离了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甚至有悖于改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由于法学硕士生和法律硕士生入学基础差异较大, 非法律本科生与法律本科生之间对法律的接受和感知能力不同, 客观上限制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而且, 我国法律硕士生数量、规模迅速扩大, 但导师与研究生比例严重失调, 因此只能采取开设教师大班授课的形式。

二、法科研究生教育出现困境的原因

(一) 法科研究生教育分类标准、培养目标存在问题

1. 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分类标准的不适当。

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传统意义上的区分标准, 一般认为法学硕士生教育主要培养学术型人才, 即法学人;法律硕士生教育主要培养实务型人才, 即法律人。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造就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者负有确保和维护社会肌体的健康、使人民过上有价值的活跃的生活的“社会医生”般的社会使命[1]。但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必须首先是一名法学人。因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一名合格的司法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深厚的法学知识功底和相当的社会经验。其中深厚的法学知识功底尤为重要, 因为法学知识功底是关于法律的基本、一般和普遍的知识, 是关于事实与规范的基本理论与理念, 是对千差万别的事实形态经过规范的格式化以后而提炼得出的思想形态。凡此知识、理论、理念和思想形态, 为法科学之认识与调整事实提供了批判的武器, 也是法律和法学处理事实、打理社会的独特进路。要想符合合格法律职业者的标准, 无论是深厚法学理论的学术素质, 还是操作法律的实务素质, 两种法科研究生都必须具备, 因此再把两种法科研究生区分为“学术型”或“实务型”的意义就值得商榷了。

2. 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加以区分的不适当。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培养合格的司法人才至关重要。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曾提出法律人才的规格乃具有高深的学问, 有远大的目光, 有高尚的道德;若再资以相当之经验, 则无论为法官、为律师、为各种公共事业, 鲜有不成为造福国家的法学者[2]180。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司法人才, 其应具备以下素质:首先, 具有扎实、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素养, 对本专业领域的基本原理、学科历史发展及理论前沿都应有较深的研究, 理解法律理念, 包括法律的精神、价值等超越法条本身或法条背后的东西, 还应具有较强的法律实务方面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具有解决重大的和疑难法律问题的能力。其次, 应具备熟练的操作法律的能力, 能娴熟地处理各种法律纠纷, 如法律分析与推理能力、协商和争端解决的能力、组织开展法律工作的能力、研究评判案件的能力、起草法律文书的能力和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熟知法律条文与法律程序, 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从事法律实务、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工作能力, 全面胜任立法、司法、执法的专业职务的要求。而现实中, 我国却把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精通法学理论知识的法学人;把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熟悉司法实务工作的法律人。因此区分两者培养目标的困惑就在于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人不需要对法律实务的了解吗?从事司法实践的法律人不需要深入的理论学习与研究吗?显然回答都是否定的。如上文所述, 培养司法人才, 理论素养与实务操作能力缺一不可。何家弘教授曾说法律实务工作离不开法学理论的指导, 而法学理论的提升也离不开司法实践的捧托, 因此, 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与法学家之间没有也不应有预设的职业分界。换言之, 法官、检察官、律师可以是也应该是法学家;而只具有学术知识而不了解法律如何运作的人也难于成为合格的法学家。既然两种法科研究生教育的目标都在于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 即具备法学理论素养和司法实务操作能力的人才, 因此不应再对两种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加以区分。

(二) 两种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之生源选定与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存在的悖论

1. 两种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生源选定之现实设计。

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有两种:第一种是参加每年1月份全国39所高校联考的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 招生对象为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 (含同等学力者) ;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实行全国统考, 专业基础课 (含刑法、民法) 和综合课 (含法理、宪法、中国法制史) 实行全国联考;录取类别包括计划内非定向、计划内定向、计划外委培和计划外自费, 学习方式有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第二种是参加每年10月份全国39所高校联考的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 招生对象为法律专业或非法律专业的在职法律工作者;考试科目除政治由各校自行命题外, 外语和3门专业课实行全国联考;录取后全部是委托培养, 采取在职不脱产方式学习。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本科或同等学力的大学毕业生, 没有专业的限制。

2. 两种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之现实设计。

按照两种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设计初衷, 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因在二级学科设置专业, 因此其课程设置单一, 基于培养研究性人才的目标, 教学内容偏重理论性。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是按一级学科设计的专业, 且培养目标为实务型人才, 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力求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其课程结构必须充分体现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在知识能力结构上的要求。但问题在于, 法学研究生一般是在4年法科本科教育的基础上用3年的时间学习一个二级学科的学问;而法律硕士研究生是在不具有法学素养的前提下, 用3年的时间学习法学一级学科的所有主干课。这从课程设计上也可以略见一斑 (1) 。而法律硕士生的学习过程, 很难具有研究性, 其学习的过程更像是本科生, 但还没有本科生授课的规范与系统 (因学时有限, 且毕竟是研究生, 也就只能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将本科生的基础与研究生的深入在授课中结合进行) 。虽然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年龄较本科生大几岁, 具有法律理解力方面的优势, 但法学基础知识的欠缺又导致其法学知识的不系统、不扎实, 毕业后难有人们期待的法科研究生之学识。现在一些法科学生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或实际上不太欢迎录用法律硕士研究生,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3. 法科研究生教育生源选定与培养目标的悖论。

由两种法科研究生教育的生源选定方式不禁使人产生疑问:

(1) 法律硕士生的大学背景对法律硕士生意味着什么, 与法学硕士生的大学背景有根本区别吗?大学本科教育的定位主要为培养学生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 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 同时随着学生心智的成熟对社会经验的掌握也逐渐增多。法律是各种科学的结晶, 因为一条法律的产生, 一定要顾及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学习法律绝不可闭关自守、专就法律来研究法律, 而应当由社会人、事的各方面来推求法律形成的原因。因此法学本科生应具备人文、社会基础素质和相当的社会经验, 才能有效地学习法律和真正的理解法律。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普通教育, 它承担全面提高学生基础文化素质的任务;作为专业教育, 它发挥基础法学教育的功能, 为进一步的专业深造奠定基础[3]。法学本科教育阶段学生已建立系统而完整的法学基础知识体系, 具有基础性、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这类知识在法学学科体系中起到支柱作用, 具有一定的学科价值。虽然这类知识实用性不强, 但具有“生长性好”的特点, 对学习者掌握学科知识体系, 对进一步学习与发展起到奠基作用, 即普通本科法学教育为法学硕士生教育打下了基础, 对于法学本科生来说, 掌握一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的知识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法学理论素质的提高和一定法律意识的养成。法律硕士生本科背景确定为非法律专业, 其初衷为培养“复合型人才”。但复合型人才的复合应有目的性, 即应为知识的复合, 为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实现知识的增量, 因此复合的专业应对本专业的学习有直接必要的作用。如学好经济法专业, 需要对金融学、经济学等专业进行学习, 这样才能对经济法有更深层次和更准确的理解, 也就是说金融学、经济学实现了对经济法学的知识增量。但目前我国的法律硕士生的大学背景是除法学专业外的其他一切学科, 因此本科是物理、数学专业的人也可以报考法律硕士生, 但物理、数学的大学背景对学习法律的帮助甚微, 更谈不上知识增量了, 这样的所谓复合就是令人困惑的, 也是无意义的。而且如前所述, 大学背景主要是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人文素质, 那么法学本科学生所具备的人文素质并不比非法学本科学生具备的人文素质差, 而且在进行进一步法学深造———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 法学本科学生比非法学本科学生理解、领悟法学知识的能力更强。因此, 法律硕士生的大学背景并不比法学硕士生的大学背景有优势, 法科研究生区分法学背景与非法学背景的合理性也就令人疑惑。

(2) 不具有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生与具有法学背景的法学硕士生何者更适合从事法律职业呢?一名称职的法律工作者首先必须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 更要具备运用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来源于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理论功底的欠缺会造成司法人员完全照搬法条的死板规定, 如果法律对某一个问题没有明确规定, 就不会根据法律原则做出处理。同时, 一名好的法律职业者也“不应限于对个别条文的咬文嚼字的分析, 更重要的是刻意追求法律整体的逻辑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 注重对于规范的合理性涵义的推敲的综合型操作, 留心于确认法条背后的共通原则和指导原理”[4]214。“其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能力应该建立在深厚的学识基础上, 而不应满足于实用技巧的工匠型人才。”[4]198法学硕士生经过4年本科系统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已经掌握了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也掌握了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技术, 再经过研究生阶段在本领域的纵深学习, 法学理论功底愈加深厚。而法律硕士生在本科阶段根本没有对法律知识进行学习, 在硕士生阶段学习法律可谓“从零起步”, 如上文所述这种近乎普法类的法律学习时间也因为准备司法考试等活动的占用少之又少。因此3年毕业后一个法律硕士生的知识储备甚至还不及一个法学本科毕业生, 若从事法律职业就更不如“科班出身”的法学硕士生了。现实中的例子也印证了这一点, 现在司法机关录用工作人员, 对法律硕士生和法学硕士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对待”———优先录用法学硕士生。有78.4%的单位认为在面对法律硕士生和法学硕士生的选择时, 会优先考虑法学硕士生[5]。因此显然具有法学背景的法学硕士生比不具有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生更适合从事法律职业, 因此两种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并没达到预期结果。

4. 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要求与司法人才要求的悖论。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司法人才必须首先具备深厚的法学专业素质, 即要有宽厚而扎实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形成娴熟的法律技能与法律能力, 在此基础上形成专业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 不断增强创新意识, 获得法律品格。由于法律是一门专业知识, 故法律家区别于其他职业群体的标志之一正是他们拥有专门的法律知识、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由于法律的目的是要将人的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 于是只有通过专门的概念和体系才能对人的行为和法律的规范进行分类和确立, 否则公认的审判诉讼制度将无以建立。司法判断必须适用这些理性的形式, 而不能诉诸法官的武断。因此, 法律家在知识结构上区别于其他职业者, 比较明显的也许是其思维方式的独特。诚如英国大法官柯克所言, “法律乃一门艺术, 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6]。掌握法学原理, 懂得立法原意, 可以在较高的水平上从多方面去理解、分析问题, 这种能力的培养更需要学生具有高度的法学理论水平。法律可以不断得到修正乃至废除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与一定社会秩序观念相联系的各种概念、范畴、法律的分类方法和解释方法等则构成据以制定、评判法律法规内在的、基本的、稳定的因素。目前我国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生源必须是非法学本科的学生, 在读研之前未接受任何法律知识的学习;法律硕士生的培养模式是采取大班上课, 两年的课程学生学到的仅仅是法律的较浅层次的知识, 更谈不上法律思维与能力的培养了, 因此, 这样的法律硕士毕业生很难符合司法人才的要求。伯特兰·罗素曾说过, 教育不应当旨在使受教育者的头脑充满可直接使用的知识, 而应使学生获得有益的精神财富, 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内在精神得到充实[7]。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要求与培养方式根本无法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素质, 也起不到使学生向法律职业领域发展的基石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 相对符合司法人才要求的法学硕士生的招生人数逐年递减, 而根本达不到司法人才标准的法律硕士生的人数却逐年递增, 更暴露出我国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在生源方面的原因。

三、中国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出路

(一) 面向司法培养硕士研究生

这个问题主要是关于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究竟该如何自我定位。本科法学教育的一个特点是为学生进一步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奠定宽厚的专业基础, 而法科硕士生教育的目标则在于通过充分的法律训练和对本专业专而精地深入研究, 使学生了解法律与法律运行, 获得更高层次的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 以成为合格的司法人才, 胜任日后司法领域的相关工作。因此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合格司法人才而不是培养学术研究型的法学家。作为司法人员, 至少应当具有以下基本要求:

首先, 一名合格的司法人才应具备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正如季卫东所说:法律职业者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能力应该建立在深厚的学识基础上, 而不应是满足于仅对法条机械适用的工匠型人才[4]220。根据《马尔报告》、《麦克特报告》及美国法律工作者的各种调查研究, 作为一名法律人, 应该具备的重要法律技能主要表现为:博闻强记、谈判沟通、事实调查、独立研究、写作表达等能力[2]200。其中的独立研究就是对法学知识的要求, 如无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 独立研究也就成了空话, 而其他的要求都是技能性的要求, 是在法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够起作用, 因为无论是博闻强记、谈判沟通、事实调查还是写作表达, 都是以法律的运用为皈依, 在没有深厚的法学功底的情况下, 即使具有了博闻强记、谈判沟通、事实调查和写作表达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也只能是缺少了内容的方法, 而离开了对法律内容的掌握, 单纯的方法如何达到对法律问题的处理?除非将法律理解为没有实质内容的文字, 而法律虽然是由文字表达的, 但其内容却不是说文解字就可以把握的, 否则法律的运用就变成了文字学而使法学失去了任何意义。法律是用文字表达的, 但法律的内容不是单纯说文解字, 因此法科研究生应具备的重要素质是注重对法学理论的夯实, 尤其对本专业的法律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与领会, 这样才能对日后的司法实务工作中面临的各色各样的法律问题, 结合本专业的学习而获得的法律思维与法学理论知识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生搬硬套某个法律条文。

其次, 法科硕士研究生阶段不应定位于培养法学家式的法学研究人才。诚然, 法律实用人才并非不需要法学家, 毋宁说, 正常情况下, 法学家应当是通晓法学理论, 熟知司法实务的人。毕竟法学是应用学科, 不了解司法的人难于成为合格的法学家, 因为无论是部门法学的研究还是基础法学的研究, 最终都要落脚于对现代法的运行提供理论支撑或者借鉴。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价值 (包括直接的适用与间接的影响) 的理论与知识, 其价值也就值得质疑。当然, 法律的运用需要法学家, 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或者疑难案件处理过程中, 如果没有精通法学理论, 熟知法律运行的法学家 (无论是作为司法者还是作为学者抑或两者兼具) , 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会存在不周延的可能。但是, 仅凭硕士生阶段的理论功底很难达到一名真正的法学家的程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人即法学家还需要在博士生阶段的继续深造, 甚至终身的法学理论素养的积累与学习才能达到。因此无论是法学硕士生还是法律硕士生都应以成为合格的司法人才为培养目标, 而不是以对法学素养进行几十年历练才能成就的法学家为培养目标。

(二) 统一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

既然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都根植于造就合格司法人才, 再把二者区分开来不仅无意义也是不合理的。司法人才要求学生同时具备法律理论能力与高素质的实践能力;法律道德、法律伦理、职业责任方面的职业素养;高度的律己意识以及通融、知悟、成熟、明智、独立等个人素质, 在工作岗位实际运用法律、处理法律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感悟能力。无论法学硕士生还是法律硕士生都必须具备以上的能力才能成为合格的法律人。而且如前所述, 既然把两种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加以区分存在困惑与不合理之处, 那么也不应该把二者的培养模式加以区分。同时, 法学本科的教育背景比非法学本科的教育背景更有利于法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法律硕士生并不能真的带来复合型人才。反倒是在法学本科教育过程中, 开设一些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与法学人才素养之养成有价值的科目, 完全可以解决法科学生的人文素养问题。

综上所述, 法科两种研究生教育应统一起来, 无论是培养目标、培养模式都应统一。

(三) 以高强度的法科学习与法律训练注满研究生的三年学习期间

如果能够统一两种法科研究生教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培养法科研究生以实现既定的培养目标。目前, 我国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生培养模式几乎相同, 而培养方式又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法科研究生的学习具有一定的“上不去, 下不来”的倾向。所谓的“上不去”, 是指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法是常理, 但法并不是常理的全部表现形式, 而是常理的精髓, 提炼常理的精髓需要洞察世事, 选准衡法, 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 也就是做到上得去, 但这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 从理念的高度作为解决疑难问题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研究生能够熟练运用的。所谓的“下不来”, 是指理论研究脱离司法实务的倾向。法学是应用学科, 因此法学必须基于司法应用的需要, 理论对实务指导的基本方式, 不是用理论去套用现实发生的案件, 而应当是将高深的理论内化为思考问题的方式, 并以此将形而上的理论、观念与现实问题的解决直接勾连。但这样的能力在研究生的学习过程还难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尤其在法律硕士生表现更为突出。其次, 法科研究生的学习过程难以符合高素质法律人才培养的需要。其重要的表现之一, 就是法学类的研究生缺少与实务贴近的法律实务训练, 虽然7年 (本科与研究生) 的法学学习对于学术的积累已经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 但由于教与学都沿袭着长时间形成的教学习惯, 教师讲理论, 学生学理论, 与司法实务的勾连不紧密, 将具有明显应用性的法学研究生等同于纯粹形而上的学科专业的学习过程。而法律硕士生的学习, 由于没有法学基础, 学习的时间有限, 加之学习过程基本沿袭法学硕士生的培养模式, 虽然增加了一些实务训练的课程, 但由于法律硕士生对于法学来说属于零起点, 而在学期间有限, 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相当的学习与训练过程, 难于积累起司法所需要的法学基本功底与法律意识。再次, 法学教师的研究侧重点不同, 有的教师关注基础理论, 与司法实务接触不多;有的教师则与实务联系比较密切。虽然教师的关注点与学生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由于学生受指导教师的影响较多, 在学生那里理论与实务一定程度的脱节并非个别。最后, 一年半 (法学硕士生) 或者两年 (法律硕士生) 的授课结束后, 学生大多忙于找工作、写毕业论文, 很少有人真正专注于本专业理论知识的夯实;同时虽然学校有预设的一年的法律实习期, 由于没有相应的硬性规定与适当的组织, 真正付诸实施的学生不多, 在授课后剩下的一年半或者一年时间里, 学生几乎处于无人管理的“自由状态”。

以上说明, 中国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虽然分类管理, 不同类别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期间、学习内容、指导方式等区别, 但仔细观察, 其不同的目标难以实现, 在现实的操作层面, 不同类型的研究生难于区别。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法学还是法律硕士研究生, 以现在的培养模式, 都难于适应高素质法学人才的需求, 因此有必要对现阶段的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模式加以改革。

最有效的改革模式就是以高强度的法科学习与法律训练注满研究生的3年期间。具体设计为: (1) 课程学时。3年研究生学习期间, 安排不少于两年的课程学习, 主要目的是夯实研究生的理论基础, 具体形式可考虑为:第一, 读书。注重法学经典名著和西方经典法学著作的阅读, 这样学生通过精读前辈法学大师的原著, 与大师们直接对话, 领会大师们的思想和研究学术的方法, 了解不同法学流派的基本观点和研究范式, 以提高学生阅读法学原著的能力, 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功底。第二, 听课。除开设本专业的课程外, 学生还应将基础理论课、专业理论课, 如宪法学、法理学、法制史、外国法等作为必修课程, 夯实法律基础, 培养法学素养。第三, 关注理论与司法前沿问题。注重某一学术问题的最新动态, 进行有深度的专题研究, 注重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并在所开设的相关课程中体现。 (2) 法律适用训练。安排一个学期的实习, 以作为司法实务训练的课程, 在此过程中进一步理解、消化两年时间学习的理论知识, 使学生尽可能体悟法学的精神与司法的追求。把模拟法庭、模拟案例操作、讨论案例等在与实践相关的课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3) 最后的半年时间通过写一篇案例类分析报告, 或者某一学术问题的研究综述作为毕业论文。同时, 导师不仅在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加以指导, 而且在3年的研究生学习阶段中随时加以指导, 以加强对学生学习状况的密切关注与建议。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研究生的课程安排还是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方式都必须由学院做出刚性的规定确保落实。最终目的是使研究生的3年过得充实, 而不再让研究生“虚度时光”。

欧, 吉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我国的法科研究生教育包括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和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法律硕士是在借鉴美国法律博士研究生教育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 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法学硕士生与法律硕士生培养目标的模糊、培养模式的困惑等。为此, 应把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和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统一起来, 把培养合格的司法人才作为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3年的学制内实施高强度的法科学习和法律训练的培养方式。

关键词：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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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M].强世功,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6:33.

温州向何处去 篇8

如据台湾《中国时报》去年8月30日报导, 七八月原本是东莞、深圳一带台资企业的出货旺季, 尤其是针对欧美圣诞节的礼品、玩具厂商,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然而今年却看不到景气复苏的迹象, 产能闲置率高得不输金融海啸时期。更糟的状况还不是圣诞旺季接单不理想, 一位外销欧美市场30多年的老台商就透露, 大陆设厂, 出口欧美的模式, 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近来许多台资企业已接到客户要求, 必须移往低成本劳动力的国家投资, 否则就不给订单。

台湾《联合报》去年12月20日报导, 东莞多位台企负责人表示, 2011年的外贸形势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 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成本增加等因素, 同样波及外销型企业。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更使得外销型企业大量订单转移, 部分中小企业在年底停业或关厂。

台湾《工商时报》今年2月1日报导, 在用工难、融资难、转型难夹攻下, 大陆台商对今年二、三季景气并不乐观。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深圳台商协会前会长黄明智表示, 现在基本工资已“高到受不了”, 在成本不断上涨、订单持续萎缩下, 不少台商不是缩编就是撤厂, 或往东南亚跑, 特别是劳力密集的鞋业、纺织业等。东莞台商协会会长谢庆源则表示, 现在工资涨再多也招不到员工, 同时企业又面临订单少、价格不好、原料进口成本上升、大陆劳工意识抬头等问题, 企业经营压力非常大。昆山台商协会会长李宽信表示, 目前昆山台商缺工率约在10%～20%左右, 许多工厂为抢工人使尽浑身解数, 甚至到火车站等地招揽工人。

台湾《今周刊》795期 (2012年3月出版) 报导, 素有“世界玩具城”之称的广东东莞, 在全盛时期, 生产了全世界30%以上的玩具, 登记在案的玩具工厂超过4000家, 但随着工资成本在2008年后快速提高, 迁厂成为这两年的主调。业者评估, 现存的玩具厂恐怕已不到1000家。

另据台湾《经济日报》今年3月27日报导, 受到工资上涨、材料价格上扬及人民币升值多重挤压, 东莞制鞋企业经营困难, 去年以来多家鞋企倒闭;学者预测:今年6月鞋企可能面临新一轮的洗牌。东莞市伊达鞋材公司总经理徐勋海指出, 受欧债危机影响, 向大陆进口鞋类的外国企业贷不到款, 只能卖一部分鞋子, 给一部分的钱, 东莞鞋企的资金链就面临考验。能撑的继续撑着, 不能撑的就直接倒闭。徐勋海说, 现在鞋子的利润剩下7%, 比早几年的20%降了六成。从事鞋子出口的铭宏鞋厂负责人表示, 2008年以来他基本没赚到钱, 去年还亏了人民币100多万元, 今年看来也不会乐观。

随着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宣布调降中国经济增长目标, 一些从事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大陆台商感到忧心忡忡, 正在盘算或者已经开始将在大陆的产能迁往东南亚国家或美国。这会不会导致中国, 这个过去20年依靠出口制造业创造出史无前例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 正在将“世界工厂”的桂冠逐步让给他人?

温州向何处去 篇9

就总体形势看, 21世纪上半叶, 由于全球性的能源危机、人口危机、资源紧缺, 以及后起新兴工业国与老工业国的市场争夺、穷国与发达国的矛盾, 世界形势将会趋向相对紧张与动荡。

应该说,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着这种危机和由它所引导出的形势。

今天的能源和资源危机, 使国际间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经济战、政治战日趋激烈, 世界有可能进入新的“冷战”, 甚至众多局部地区出现热战的“战国时代”, 全球各个大国以及热点地区小国事实上的增强军备已在进行中。

当代一个严酷的现实是, 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富裕、国内高福利、高就业率和产业的高开工率, 就必须设法遏制一切非发达国家、准发达国家, 甚至也必须遏制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业贸易竞争。许多非发达国家曾热忱希望,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自身的贫穷和不发达状况会得到根本改善。但是, 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表明, 无论选择以内需为主导的进口替代型自力更生经济, 还是选择以外需为主导的出口型外向性经济, 今日非发达国家经济 (包括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 , 都面临着严峻形势。

在当代世界市场中, 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 (表现为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的扩大) 的同时, 世界市场的内在空间却由于供应者增多、销售者密集, 有支付能力的购买者日益减少, 而呈现相对缩小的态势。以至于作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最大鼓吹者的美国, 一个时期以来却不断施行反自由主义原则的保护主义。不仅美国, “许多发达国家有一种趋势, 为保护国内就业采取的保护措施, 是以损害从别国的进口为手段的。”

“其进口限制, 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产品渗入发达国家市场后, 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那些领域。由于发达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和生产能力过剩, 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的抵制运动, 正在大大加强。” (联合国关于跨国公司的某研究报告)

中国面临的日益增多的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 正可以在这一背景下得到解释。

21世纪上半叶, 参加国际角逐的主要国家态势为:

(一) 美国

为了保持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地位, 防止经济急剧衰退, 保护美国的全球性利益, 美国要应付来自世界多方面的挑战, 除了所谓遍布全球的“恐怖主义”之外, 在美国看来, 对其最严重的挑战包括:东方 (亚太:日、中) 、欧盟、中东阿拉伯世界、拉美 (后院) 等。美国将对任何对它领导地位和全球利益进行挑战的地区和国家进行遏制和打击,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老布什就已指出, 今后在违背美国利益的世界任何地区, 美国只要力所能及都将坚决实施大规模干预。

美国全球战略和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通过一个拥有中心首都 (即华盛顿) 的中心大陆 (即北美洲) , 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 (Z.布热津斯基《竞争方略》, 第1章)

1997年2月4日,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宣称, 摆在全体美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21世纪美国经济竞争力最强, 军事实力世界第一”, 特别要使美国“继续成为世界自由的灯塔”, 保持“世界领导地位”, 从而使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

美国自立国以来, 其领导者思考世界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美国国家的战略性经济利益和美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一个时期以来, 美国认为, 它的战略性经济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来自几个方面的复杂挑战, 主要是日本、欧盟、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国的经济挑战以及世界能源、资源危机的挑战。 (仅石油的消费, 美国人就达到西欧人的6倍)

美国之所以要构建世界帝国, 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体制中, 复杂的全球经济政治问题, 才能得到最有利于美国的解决方法。

美国近年来的繁荣, 一方面得益于它的高科技, 跨国经济、军事、金融、文化优势;另一方面又得益于美国对别国的落井下石, 这包括搞跨苏联东欧, 制造亚洲、欧洲、拉美、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亚洲地区约有7千亿美元进入美国;在欧洲统一货币的过程中, 7-8万亿美金为规避欧洲金融风险也流入美国;苏联东欧垮台后, 数万亿美金由前苏联、东欧流入美国。巨大的资本流入, 支撑了美国经济的“超级繁荣”。

2007年, 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可持续发展, 威胁到美元的世界霸权。为此, 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将有所调整, 但是, 美国根本的国家战略不会改变。

(二) 日本

由于日本幅员狭小、人口多且资源贫乏, 对世界资源空前依赖, 所以, 其对21世纪前期世界性的能源和资源危机有着非常强烈的恐惧感和解决的急迫感。 (日本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20, 人口则是中国的1/6。)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 它谋求自身可持续发展有两条路线:

一是大陆路线。即通过朝鲜、中国登陆大陆而谋求突破发展瓶颈。从明朝末叶到太平洋战争, 日本一直选择这一发展路线。但二次大战失败后, 新中国兴起、朝鲜半岛局势改观, 使这一路线对日本关闭, 故战后日本不得不选择第二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海洋路线。二战后期日本就已经向南洋进军, 战后更是利用中美对峙的战略形势, 在美国的默许下, 沿着这一路线西进和南下,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

但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世界性变革和结构调整浪潮, 使世界形势重新出现重大变局。在这一过程中, 日本的发展受到了美欧在几个方面的联合打压 (典型表现是美欧联合在20世纪80年代逼迫日元升值以阻止日本经济对外竞争力) , 使日本可持续发展面临深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除一方面不得不进一步同西方超级大国 (美、欧) 协调妥协外,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的巨大机会, 以投资中国攫取中国资源、开拓中国市场, 以此来摆脱自身危机。但当日本看到中国近年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 且政治影响力在亚太不断增强时, 感到中国如继续以如此势头发展将对利益和地位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 千方百计遏制中国, 以延缓甚至打乱中国崛起的步伐, 成为日本既定的国家战略。其中, 插手台湾问题, 阻止中国统一是日本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一环, 在日本某些政治家看来, “中国统一了将对日本带来不利影响, 因为由浅海和列岛链包围而活动受限的中国海军将面对广阔的西太平洋, 日本除东北航线以外的所有航线都会受到遏制, 中国战略上将比日本处于明显优势。” (日本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 而在经济上战胜中国则是日本遏制中国崛起的更重要一环。2002年初, 日本极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甚至抛出“战胜中国重建日本”论, 指出“日本所处的地位是极其严峻的。本来是日本强项的制造业正在被日益抬头的中国迎头赶上, …… (为重建日本) 除建立日元圈外, 还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日本企业的先进技术和亚洲国家廉价、优质劳动力相结合, 同中国对抗。”

近年, 日本右翼势力在国内国际受到一定遏制, 支持中日友好合作的力量加强, 但日本的战略调整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未来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 欧盟

由于人力成本居高不下、新技术开发又弱于美、日, 且同样面临世界性的能源和资源危机, 使得欧盟各国经济增长始终迟缓, 失业率居高不下。由此, 欧盟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矛盾频生, 其世界战略的外向开拓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欧盟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自身建设和应对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亚洲整体的挑战。

目前, 欧盟的一体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也面临着一些重要问题。比如, 由于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在内外事务中缺乏必要的民族凝聚力, 欧盟各国遇事大多各自为政、各谋私利, 把本国利益置于欧盟整体利益之上, 甚至不惜彼此拆台, 互为对手, 这在近年来一系列内部和国际问题上都有表现。这制约了欧盟自身的发展速度和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 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随着欧盟自身力量的增大, 摆脱美国控制, 独立发挥自己的国际作用成为欧盟多数国家的共识。在世界许多问题上, 欧盟主要国家与美国有不同的政策, 尤其在地区政策上分歧扩大, 双方在波黑、北约东扩, 对俄政策、知识产权、对华军售, 对古巴、伊朗、朝鲜等国的制裁问题上以及在经济等方面矛盾迭出, 互为对手的一面日益突出。因此, 美欧关系的未来值得认真关注。

亚洲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劲的趋势。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已超过与西欧的贸易额。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亚洲的崛起将对欧洲的发展与世界地位构成又一挑战。

但尽管欧盟面临诸多困难、问题与挑战, 它也不会停滞不前。加快变革, 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 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 提高产品竞争力, 以在21世纪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将是欧盟未来战略的主要内容。

(四) 俄罗斯

作为前世界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 在遭遇重创之后谋求重新崛起, 其国际战略目标是力争成为世界重要一极。20世纪90年代, 叶利钦在位时就曾强调俄罗斯“致力于多极世界, 而不是美国控制任何地方的单极世界。”普京上台以及梅普组合之后, 更是致力于恢复俄罗斯往日世界大国地位, 并为此制定了新的国家战略, 相继出台了《国家安全构想》、《军事学说》、《外交政策构想》等战略性文件, 明确了外交直接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复兴服务的基本方向。在保持叶利钦后期外交框架的基础上, 相应调整外交政策:对西方, 以军事潜力为依托, 展开务实外交, 避免对抗;对东方, 在继续改革和发展关系的同时, 寻求新的突破。今后一个时期内, 俄将集中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手段完成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实际需要的外交任务, 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创造外部条件。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虽然已经从超级大国的顶峰上跌落了下来, 目前尚未走出困境, 但是, 第一, 俄罗斯仍然是个有政治影响的世界大国之一, 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国际重大问题上, 有重要影响, 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以及武装冲突、核武器等问题上, 俄罗斯的作用不可忽视;第二, 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号军事核大国, 军事工业十分发达, 其军队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第三, 俄罗斯科技实力雄厚, 拥有1500多个工业科研和实验基地, 有150多万科技工作者。因此, 俄罗斯是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必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它的大国作用。

(五) 中国

为了谋求全面和进一步现代化, 中国制定了到2050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以及以“四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其中, 发展战略的第二步至为关键。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 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 再继续奋斗几十年,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

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命运, 将取决于谋求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成与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化 (现代化) 运动突飞猛进, 出口激增, 使发达国家在本身市场和全球市场上感到初步压力和威胁。中国被美日欧当作“既定秩序”的挑战者和主要战略对手, 为此, 中国要想完成自己的发展战略, 就必须克服严峻的国际困难, 善于周旋, 争取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中国谋求全面和深度现代化的战略内涵包括:

1.从发达国家 (如日、美、欧) 寻求适合我国的技术、资金、设备, 进行吸收、消化, 以此提升中国工业装备水平和国际经济竞争力;

2.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 (包括体力和脑力) 优势, 向世界多数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制成品, 从中取得交易利润, 或换得廉价资源。

在不断滚动的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全面和深度现代化, 达到富强繁荣。

目前, 中国的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民用品, 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生产国, 比如服装、鞋类、玩具、家用电器。中国已经一块一块地夺取了过去属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市场, 这让西方国家感到很害怕。因为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循环, 可以像滚雪球一样, 使得中国的资本规模越滚越大。西方所说的“中国威胁论”, 实际主要指这一点。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的, “中国的发展轨道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大多数中国问题观察家都没有预计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中美关系出现的紧张, 不是集中在政治或道义方面的不相容, 而是集中在经济、经济政策和经济实力方面。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都会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从长期来说, 中国的崛起将影响到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二、当前格局转换的基本特点

(一) 以科技为先导, 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

综合国力是各国谋求世界地位、获取自身利益的基础。综合国力的内容主要包括科技力、经济力 (生产、商业、金融等) 、军事力、文化力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凝聚力, 其中经济力是中心, 科技力是基础。近代以来, 尤其是现当代, 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革命。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的报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GDP总值增长中约有40%-50%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报告说, 1982-1986年, 日本经济每年增长的大约60%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因此, 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重视科技在经济增长及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纷纷制定科技发展与振兴计划, 以保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目前, 世界主要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第一, 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的竞争;第二,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竞争;第三, 科研经费投入的竞争;第四, 科技人才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 主要发达国家无疑占有优势, 但新兴大国正逐步追赶上来。

(二) 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加快, 南北矛盾有强有弱

对现存的国际体制 (包括经济、政治) 进行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改造过程将呈现:一, 利用现有机制, 而不是“另起灶炉”;二, 强制与妥协并用。美日欧将利用这一进程, 尽可能拆除现有国际体制对弱小国家保护的“藩篱”, 保证其对全世界的经济政治优势制度化、合法化、永久化;但如遇强大阻力, 也会进行一定妥协, 如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扩大为“20国集团”等;这都说明一些后起大国在改造国际体系中作用加强, 如俄、印、中、巴西等。“随着中国的发展, 一些国家必然会发现它们的竞争地位发生了变化, 需要做出痛苦的调整。” (斯蒂芬·罗奇)

(三) “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 但制约“一超”的力量在增强

5-10年内, 美国仍将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力量和地位, 美欧日在金融、投资、贸易、科技、信息领域竞合的步伐会加快, 其经济政治融合程度继续增大。但另一方面, 欧洲为了自身利益, 会克服困难进一步强化一体化, 它在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方面“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趋势将不断加强。与此同时, 日本在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 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并谋求发挥世界政治大国的作用, 它与美国的合作从来是有保留的;俄罗斯国力正在恢复, 它将不会屈从于美国的支配和摆布。此外, 中国、印度经济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其力量也步入世界强国行列。随着“多强”数量的增多和实力的增强, 对美国的制约能力将明显加强。

(四) 亚太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性大幅上升, 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 亚太成为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

首先, 亚太已成为全球地缘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区域, 包括全球七个有核大国中的五个、十大经济体中的四个、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和印度、东盟等力量。其次, 亚太实力消长剧烈、对全球体系格局的冲击力最大。亚太GDP总量已超过7万亿美元, 与欧盟、北美并驾齐驱, 增长率高于欧、美, 贸易量则已超过北美, 直追欧盟。中印两国崛起不但深刻改变区域内经济政治结构, 也猛烈冲击着全球经济政治结构。此外, 美国地缘战略活动重点正向亚太转移, 为应对中印崛起、台海危机和朝鲜半岛危机预作战略准备。

(五) 军控与裁军进程逆转, 军备竞赛与高强度局部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

美国在2000-2005年度每年额外增加军费1120亿美元。美参院拒绝批准CTPT (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 , TMD和NMD的开发和部署美国一刻也没停止。受美国扩军政策牵动, 俄、欧、日、印等都提出了强军和扩军计划。俄罗斯加紧实施“新军事学说”, 军费开支增至GDP总量的3.5%;日本将继续保持世界第二的军费开支额;印度2000年以来, 军费不断大幅增长, 军备质量不断更新, “三位一体”的核力量部署也在持续进行。

世界格局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深刻转变, 对世界主要大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来说, 在选择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机制时所要解决的最具普遍意义的两个问题是:

1.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环境中, 如何实现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的重构, 为现代社会的全球性整合奠定合理的基础;

温州向何处去 篇10

关键词：加州,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新自由主义,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开创了美国公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先河。正如道格拉斯在其所著的《加利福尼亚思想与美国高等教育:1850~1960年的总体规划》一书中所言:在20世纪,与加州相比,美国任何其他州都无法望其项背。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超出了一般的进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1]然而,曾经被奉为经典的加州高等教育因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现象。政府财政预算大幅削减引发了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而此次财政危机对包括加州大学在内的公立高等教育造成的冲击尤为严重,正如加州大学总校长马克·有道夫所言:“无论就削减规模还是发生速度,均为近25年来最可怕的一次。”[2]加州高等教育系统为应对财政压力,纷纷调整其发展战略,调升学费和推进“学术社会化”成为加州高等教育应对财政预算缩减的重要手段。

一、加州高等教育的主要特色

加州高等教育的特色形成根源于1960年制定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50年后期,加州经济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和发展瓶颈:资源的约束(战后盈余结束、立法机构拒绝增加税收)、巨大的入学增长需求(到1975年,入学人数从22,600增长到661,000)、协调和规划的缺乏(22条立法建议要求建立新的州立大学)。[3]1960年的加州高等教育规划作为一个全州性的政策和规划框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中等后教育解决了入学增长需求和追求品质之间的矛盾,同时极大地满足了加州当时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过去的60年中,加利福尼亚在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供给以及大学基础科学方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在大学教育理念变革上也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在今天以高度资本主义思想意识(high-capitalist ideology)为鲜明特征的加州,仍然在高等教育入学的公共原则和公共规划方面处于领袖地位。[4]分析加州高等教育的成就可基于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实现并创造了能满足巨大入学需求,拥有卓越品质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一特征使加州高等教育不仅被全美其他州所羡慕,而且成为世界众多国家竞相推崇的典范。正如OECD的一个国际访问团队在1988年对加州高等教育的评价:加州在鼓励高等学校之间“积极竞争与合作”上取得了成功,赞扬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是一项“复杂的创意”,这一创意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典范。[2]

第二,《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使一个发展不协调和无序竞争的庞大高等教育群体进入了一个功能明确、层级有序的系统。它通过划分每一个公立高等教育部分的功能达至了应有的目标,三大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各有其独特的使命和学生群体。《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一大贡献在于它为高等教育确立了一个广泛的框架,鼓励不同的高等教育系统在特定的职责范围内集中精力追求卓越。

自1960年以来,加州立法机构对《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进行了多次检讨,许多原始的条文和规定被重新审视和修改。通过归纳和梳理,本文认为加州高等教育的主要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功能和任务的区分:构建了加州三大高等教育系统的共生范式

《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以确保质量和资源效率分配为前提,对三大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和任务进行了分层:加州大学被认定为加州最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提供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业教育。加州大学在博士学位以及法律、医学、牙科、兽医学和研究生层次建筑学等学科(但不限于这些学科)的专业培训上享有专属管辖权。州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本科教育和授予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教育,特别强调理工科领域和教师教育。州立大学教师的研究领域被加以限定和约束,研究的聚焦点不能脱离“教学”这一主线。与加州大学或独立机构联合授予博士学位。社区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在前两年的本科教育为年长及年轻学生提供学术和职业指导,除此之外,社区学院还被授权提供补习式辅导、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为成人无学分教学、社区服务课程以及劳动力培训服务。

2.入学和招生的区分:实现了大众化教育和追求卓越的并行发展

加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坚持人人受益原则,确立了普遍入学和选择原则,突出州政府为学生入学提供资助的责任。[6]同时,在三大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之间实施差异化的招生方式,确保高标准,鼓励低分学生进入社区学院。加州大学仅接收全州排名前12.5%的高中毕业生,目前这一比例已减至9%;州立大学接收排名前33.3%的高中毕业生;社区学院则招收所有高中毕业生,同时具有转学职能,将学生在社区学院取得的学分可转入加州大学和州立大学系统。

3.管理和协调的区分:平衡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管理界限

加州宪法明确规定了三大公立高等教育系统要成立相应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各自系统的运行和管理。《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实质在于以法律形式明确了高等教育系统各种不同的任务分工,规避了政府对大学的过度干预,确保了大学的高度自治。《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重申了加州大学董事会的角色、创造了监督州立大学的理事会以及社区学院董事会。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是一个法定的协调三大系统的州一级管理机构,主要是定期更新《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协调新校区和新的学术课程。1973年,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被加州中等后教育委员会(CPEC)所取代。

4.负担能力和免费政策的实施:确保了大多数加州学生进入大学的权利

1960年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重申了加州之前承诺的为本州居民提供免费教育的政策,但诸如住宿、停车、娱乐设施等一些附加成本由学生自行支付。然而,免费教育的政策红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在1980年和1990年之间,因州政府普通资金的减少、加州大学和州立大学教学成本的上涨,免费入学政策也随即中断。值得一提的是,在学费日渐攀高的同时,财政资助的力度也在大幅上升。[6]

在此后的50多年间,加利福尼亚州不断对《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进行评估、讨论与修改。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所说,“就像州宪法一样,‘《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是一份‘活’的文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有一些修改和改变”。[8]自1960年以来,加州对《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进行了8次修订,但历次更新都强调和坚持其核心理念与目标,基本目标主要涉及入学、负担能力、平等和质量。自1990年以来,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保持同步。2012年,仅38%的25岁以上的成年人获得一个副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加州在全美学位授予上的排名位列23名,州财政资金的大幅削减,长期的、可行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缺失,以及高等教育政策的政治分歧,迫使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开始减少招生、员工、教师和学生服务。[9]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政治、经济的漩涡和人口力量正日益威胁高等教育满足本州未来经济和公民需求的能力。几乎每天,新闻媒体都刊载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在入学、充裕的资金和负担能力上的改革呼声。[10]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困扰着加州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当前加州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加州经济复苏的步伐明显加快,但其经济发展表现仍落后于美国其他一些州。根据2015年美国各州经济排名最新数据,加州GDP在全美位列第十。[11]可见,加州仍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表现欠佳又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加州高等教育在繁荣的背后暴露出诸多问题。

(一)加州高等教育技能人才培养供给不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技能型劳动者对于繁荣加州经济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加州高等教育并没有与经济变化需求保持同步。目前,加州正面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长期短缺,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根据加州公共政策机构(PPIC)的研究,2025年加州将面临10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巨大缺口,这对加州未来的繁荣会产生难以置信的挑战。[12]技能型劳动者培养滞后,势必会遏制经济增长、限制经济流动和增加社会不平等。如果加州劳动者不能提供雇主需要的技能,企业将会倒闭、搬迁或者以较低的生产水平维持运转。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者在其报告中也提到,加州高等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和雇主的需求,加州的财政分配方式、学费支付模式以及资助政策是混乱和不协调的,与此同时,社区学院学生转入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也面临过多障碍。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加州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拥有劳动力职业资格和大学学位的人数将严重匮乏,而这是确保加州经济繁荣和加州人实现社会流动所必不可少的。[13]

加州在为学生提供高等教育证书和职业价值方面也落后于其他州和其他国家。[14]尽管加州有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但企业很难招聘到经过系统培训和拥有良好技能的劳动者。根据PPIC的预测,2025年,加州41%的工作要求至少拥有一个学士学位。然而,根据目前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加州现有人口结构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仅35%的成年人能够获得一个学士学位。[15]通常来说,解决“劳动力技能缺口”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提高加州高等教育产出率;二是降低工作质量和要求。显然,提高高等教育产出是加州及其居民更倾向选择的方式。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及其加州的教育水平提升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现在已趋于平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加州年轻人完成大学学业已落后于老年人。相比之下,在与美国和加州的竞争中,其他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大学入学率与毕业率却持续增长。在OECD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率落后于老年人的国家。这种状况在加州更为可怕,加州的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已经落后于其他州。2008年,加州出生的老年人完成大学学业人数比年轻人高出近1/3。在美国人口最多的20个州中,加州的大学入学率排名第18位,在全美排名第40位。[16]对比加州高等教育水平的徘徊不前,许多国际经济竞争对手显著提高了其年轻人进入并完成大学学业的比例。正如加州副州长加文纽森所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加州高等教育在准入和实现方面落后于其他的州、国家以及许多经济竞争对手;为什么加州在解决财政困境时,把高学费和招生限制作为第一选择而非最后选项。”

(二)加州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仍未消除,成为困扰加州高等教育发展的难题

加州财政收入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大幅下滑,而公共领域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却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各社会领域在财政分配优先顺序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高等教育在与医疗卫生体系、交通保障部门和监狱劳教机构等部门的竞争中往往并不占优势。换句话说,高等教育在州财政资金分配上并不具有优先保障性,政府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相对落后且短期内易见投资成效的公共交通和监狱劳教系统。[17]为缓解州政府财政拨款不足产生的缺口,加州高等教育机构不得不寻求可替代的收入来源,提高学费和扩大本州外学生的招生比例成为加州高等教育机构竞相选择的一种策略。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尼古拉斯·迪克斯(Nicholas Dirks)所说:“自2013年之后,大学财务状况必须调整到一个‘新常态’,下一年度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学需要寻求更多自力更生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18]

2008年经济危机后,加州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出现了暴跌。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当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面临着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它需要对自身财务进行重新定位。校长尼古拉斯·迪克斯曾宣布:伯克利几乎需要检查学校财政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学术、行政结构、产生的收益、慈善事业以及在运动会和基建方面的开支。财政削减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在加州议会严控财政资金时期,伯克利还遭遇学费冻结的政策限定。虽然,最近州财政拨款有适度增加,然而,2014~2015学年,伯克利经营收入中仅13%来自财政拨款,与1980年相比,下降大约50%。加州大学的财政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公立高等教育陷入危机的一个真实写照。正如美国教育委员会高级副校长特里·哈特尔(Terry Hartle)所言:“这是因加州财政预算缩减引发世界一流大学财政压力的一个戏剧性例子。”[18]自2011年学费被冻结之后,加州大学学生学费一直维持在11200美元,2017年预计学费将继续上调并与通货膨胀相挂钩。像许多公立大学一样,伯克利越来越依靠本州外学生来改善财务状况。非加州居民进入加州攻读大学需要支付一个高额的附加费,每年学费和杂费为38,139美元,几乎是加州居民支付学费的3倍。[18]根据《经济学人》最近的一篇文章:“大学的命运与所在州的命运紧密相连。但是,最近加州公立大学因州财政困境而陷入危机。政府资助高等教育力度的降低,迫使加州大学系统削减成本和提高学费,短短3年内学杂费平均上涨了50%;同一时期加州州立大学的学费上涨了47%。正如加州大学总校长马克·有道夫所说:‘历史的模式已经被打破’。”[21]

(三)新自由主义推动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化,高等教育越来越表现出企业化倾向

方兴未艾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加州高等教育领域越发鲜明。这一思想已导致政府财政资助的减少、学术劳动力沦为临时工、在线学习逐步扩大、依赖私人服务供应商以及学术自由受到侵蚀。同时,这些影响又反作用于学生身上,主要表现为学费飞涨、学生负担沉重、班级规模变大、服务质量降低以及教育质量的下滑。过去30年间,因加州高等教育财政预算不断下滑,市场机制逐步占据高等教育领域,学术机构逐渐从知识共同体演变成了知识企业。公立高等教育相互间以及和其他开展学生业务的相关机构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学生及其父母在各个环节被视为“客户”,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收入、学生贷款或助学金来支付其全部成本的主要份额。[22]高学费支付模式导致贫困家庭学生在公立大学越来越难以获得一个大学学位。

从社区学院到研究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成为变革中的大学环境的重要特征,创收、效率和竞争成为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先方向。社区学院过去从未以任何方式专注于创收,现在教师和整个机构呈现出企业化倾向。在研究型大学的非创收功能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文科,它曾是大学的基础并获得足够多的支持,现在高等教育机构在资源分配上逐渐远离了这一领域,继而扩大到那些能为大学带来潜在收益的部门和领域。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创收,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注重具有明确目标的商业化研究。应用研究往往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是以服务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为目的而非快速地进入市场。

三、加州高等教育出现危机的原因分析

加州高等教育之所以陷入困境,不仅仅是单纯的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使然,从深层次看,其原因根植于政治、经济、文化和行为观念之中。

(一)缺乏权威性的管理机构是加州高等教育危机的间接因素

196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是在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下制定的。该委员会是196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制定的牵头、协调和组织机构,在《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制定过程中,它积极与各高等教育系统沟通协商,充分尊重和照顾各方利益,最后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74年,加州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改组为加州中学后教育委员会,2011年,布朗州长因加州中学后教育委员会应对经济危机表现不佳撤销了该机构。自此,加州丧失了一个统领全州高等教育的协调机构,制定统一性的高等教育战略目标也就没有了组织依托,加州各高等教育系统总是关注自身的发展而很少顾及甚至漠视全州的公共利益。现在,加州高等教育由政府和独立实体组成的混合体共同管理,加州学生援助委员会监督州财政资助的支出,美国教育部提供财政援助和收集学生的成绩数据,认证机构负责高等教育机构的独立监督,私立高等教育管理局负责监督本州的私立高职院校。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使加州在制定全州战略目标和协调各高等教育系统时难以形成共识。[23]

(二)财政拨款缩减是导致加州高等教育危机的直接诱因

财政危机对加州高等教育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高等教育机构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和生存作斗争,一致性的高等教育结构开始瓦解。[24]由于高等教育在大多数州中丧失了其政策优先地位,高等教育财政预算成为最大的自由裁量项目,经费的裁减促使大学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及其家庭之中。由于日益增长的学费价格、购买力的下降以及高等教育更加聚焦于财富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过去50多年,高等教育普通资金大幅下降是加州高等教育最显著的变化,甚至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已经被侵蚀。以加州大学为例,州财政支持经费下滑尤其严重,学费增长并没有完全抵消州财政经费的下降。预算削减导致班级规模扩大、课程设置减少、教师休假、服务质量降低以及新教师与讲师聘用人数的减少。加州大学计划在未来2年内减少5,000名左右的新生录取人数,占新生总录取人数的7%;同一时期,州立大学准备减少40,000名学生,占总入学人数的10%。[25]正如2015年9月1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所说:“加州大学正在陷入预算困境,这种困境深刻影响着整个大学。虽然加州大学系统的9所大学在为民众提供一流的大学教育上仍居于领导地位,与过去相比,美国社会似乎正在减少这种努力和付出。加州不是采取一种方式将大学推向民众,而是以一种小步骤的形式走向了相反方向。加州大学甚至在人口保持增长的情况下仍减少本州学生招收计划,将更多的招生指标投向其他州和其他国家的富裕学生。”[26]

“98号提案”改变了加州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机制,要求至少40%的政府普通资金必须投入到K-12教育和社区学院。加州大学和州立大学没有包括在这个资金担保范围内。现在,社区学院系统接收近60%的普通资金,其他两个系统分配剩余的40%。[23]长期以来,加州大学和州立大学的财政拨款没有与入学增长保持同步。在2007~2008学年和2012~2013学年间,即使在大学入学人数增长的情况下,州政府对加州大学和州立大学的财政拨款从63亿美元下降至43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30%。[23]根据大学理事会最新发布的大学定价报告,从2013~2014学年到2014~2015学年,加州学生进入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平均增长了2.9%,虽然低于过去5年、10年和3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但仍高于2%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29]正如加州州长所认为的,不管是本州的纳税人还是学生都不愿继续忍受当下的高等教育系统。当前的资助方式仅仅基于入学,这种方式强化了高成本支付模式,而没有专注于学生的成功和效率。[24]

今天,国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少数合作伙伴”。虽然政府财政经费仅占公立大学财政收入的1/3,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最基本的教学成本,但是财政预算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仍具有关键作用。[31]未来十年,加州财政收入将受到严重约束,高等教育对政府资源的竞争性需求以及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态度也将发生改变,这极有可能导致财政经费持续萎缩和带来高等教育财政预算的不可预测性。许多私立大学由于成本提升、政府对学费的冻结以及捐赠收入的减少也将面对严重的预算困难。一般而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开发私人资源的能力较低,将遭受比私立大学更严重的打击。

(三)新自由主义是加州高等教育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加州高等教育的紧张局势不仅仅缘于财政预算拨款不足,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分析和理解加州高等教育问题出现的根源,还必须将其置于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之中。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植根于1966年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首次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则意味着市场逻辑和企业逻辑已经内化到大学的运作方式之中,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波及范围从学术计划的制订一直延伸到为学生提供服务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假定市场比政府更有效率,在教育上主张弱化公共控制,鼓励教育服务的私有化和更加依赖市场力量,该议程为加州政治家们支持降低公共财政拨款提供了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政策是以资本主义和企业影响力增长为特征的。实行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被完美地整合到生产系统,使得大学从以创造知识为目的逐步转变成通过买卖系统化知识获取经济利益的企业化机构,知识资本主义的经济功能和市场行为被显著拉升。然而,随之而来的危险是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正义和变革的工具,是继续履行引领社会和民众走向进步的任务,还是屈从于政府财政紧缩和私人利益驱动的新自由主义议程。[22]在过去40年中,高等教育的经济性、结构、作用以及教育与学生的优先权和身份都已被改变,以更好地与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和思想保持一致。[33]

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公共财政紧缩成为一种必然,这种财政紧缩带来的压力具有恒定性。在经济危机中,财政收入减少是无法改变和选择的,推行私有化、削减公共服务支出和裁减雇员成为高等教育系统应对危机的常见措施。2012年,加州教育预算削减200亿美元,30,000名教育工作者失去了工作。20亿~30亿甚至更多的财政经费削减将紧随其后。[34]学校闭关、班级合并、教师和员工休假与减薪,高等教育入学率萎缩、现有课程减少、学费增加等是加州高等教育危机的外在表现。新自由主义议程改变了世界一流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为企业利益服务的机构。

四、结论与启示

《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又称《多纳赫高等教育法案》(Donahoe Higher Education Act),1960年被加州立法机关批准通过。该规划确立了加州高等教育系统的原则和结构,领导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州领导者至今仍推崇和欣赏《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对“入学”(access)、“负担能力”(affordability)和“质量”(quality)的清晰描绘,同时更加关注规划在开发21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方面的适当性。目前,《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对三大公立教育机构各自承担的使命做出区分”的核心理念仍未发生改变和动摇,但随着加州州立大学可以提供教育学博士学位,这一理念开始逐渐受到侵蚀。毫无疑问,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核心理念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许多与入学、转学和高等教育负担能力相关的核心政策正在渐渐流失。今天的加州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问题日趋明显的十字路口,经济发展所需的技能型劳动者存在较大缺口,财政危机成为制约和困扰公立高等教育的最大障碍。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亟需调整和更新,一方面既需要保持昔日的最好元素,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21世纪的经济发展需求。分析今天加州高等教育的现状,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高等教育目标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今天的高等教育已不同于相对纯粹的中世纪大学,无论是处于顶层的精英型大学,还是众多的普通型大学,其发展和研究都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本身,为了生存还必须兼顾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大学及其大学人都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环境的变化、经济的需求和民众的诉求都会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大学为维持生计不可能不做出某些反应,向市场转变、推进学术社会化便是大学回应社会的直接体现。根据PPIC关于加州未来劳动力需求的分析和预测,加州高等教育培养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数量相比市场要求的证书持有者明显减少。这表明,加州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之间没有形成有效衔接,缺乏全州性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各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设定主要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很少会考虑经济发展需求和国家整体目标,导致加州没有足够且充分的劳动力储备。这就需要国家围绕经济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制定整体目标,以整体目标统领和整合各高等教育系统目标,让各高等教育系统主动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2.充足的办学经费是公立高等教育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现代高等教育需要巨大的经费投入,它必须依靠巨大的财政资助才能维持正常运转。拉斯特(Torlakson)教授认为,在任何历史时期,大学都始终面临财政问题,没有大学声明自己已拥有足够的运营经费。[35]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是现代大学发展中的一种常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不足的难题。财政资助是公立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渠道,财政收入的波动起伏必将牵动高等教育做出相应变革和调整。加州高等教育财政危机彰显出财政资助在公立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现代大学之所以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一方面在于现代大学的规模、结构、职能、运营方式等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变,大学从一个相对“小而精”的组织结构已蜕变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巨型大学;另一方面在于现代大学的办学成本和培养成本高昂。就加州而言,其教育成本尤其高,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加州公立大学中相当多的学生都加入到研究机构之中。虽然,全美1/3的大学生都参与了类似机构的研究活动,但加州大学生参与的比例达到40%。[24]加州高等教育当下的现状表明,虽然政府是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主体,但单纯或过于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是不现实的,大学必须构建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相结合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即使争取到的社会资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但至少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缓解财政不足的压力。因此,增强大学创收能力、充实大学办学经费成为现代大学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岛内民主向何处去 篇11

“铜像悲歌”打着“民主”反民主

2013年3月25日，“独派”团体“台湾国家联盟”等与八个地方团体举办“纪念二二八，勿忘三月大屠杀”游行，游行民众打着“中正公园改名、蒋介石铜像迁移”的诉求，赴中正公园向园内的蒋介石铜像泼洒油漆，“独派”人士甚至扮成蒋介石演行动剧下跪“向人民道歉”。2014年2月28日，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内的蒋介石坐姿铜像被喷上白色的“威权遗害，历史凶手”八个字; 8月27日，基隆中正公园内蒋介石一整身铜像及半身铜像均被泼漆。整身铜像涂上红色漆，令人毛骨悚然。身上还有斗大红字脏话，基座也被喷上“杀人凶手”、“下地狱吧”、“匪”等字样。

孙中山铜像也屡有同样的遭遇。2014年2月22日，“独派”团体“公投护台湾联盟”出动两百多人群聚台南市汤德章纪念公园，五十多名成员合力用绳子将三公尺高、六百多公斤重的孙中山铜像扳倒，并在铜像背面喷上“ROC OUT！KMT DOWN”！（“中华民国”滚蛋，国民党下台）

盘点污损蒋、孙像当事人的说法，基本都归结为，这些铜像是“威权统治的象征”，台湾落实民主容不得威权象征存在。如基隆中正公园蒋介石铜像泼漆者称，“蒋介石威权统治下，基隆是经历惨痛屠杀压迫之地，现在台湾回归民主，台湾人民不能接受该铜像”，并呼吁马当局尽速拆除所有铜像，扬言未来不排除在各地的蒋介石铜像上“持续创作”！而在台湾解严27周年纪念日，全台多所高中学生以“反对威权、追求转型正义”为诉求，拍摄的“7/14 近代民主的开始 蒋介石铜像退出校园”影片，也是主张“1987年7月14日是解严令颁布的日子，是台湾近代民主的开始，也是威权时代的结束，然而威权时代的遗留物‘蒋介石铜像’仍然在各校伫立着。我们认为是时候请蒋介石铜像移驾、撤出校园，落实转型正义”。还有人将泼漆行为冠上“进行装置艺术与粉刷，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的名义。

虽然国民党当局认为经过台湾民主化，铜像已不具政治色彩，但从上述行为和理由，分明呈现了潜藏在部分民众包括学生的史观，以及反国民党、“反中”、“台独”的意识形态，且都打着“民主、自由、正义”的旗号。岛内《联合报》社论明白指出：“这出‘铜像悲歌’，恐怕只是凸显了‘台独’的反民主心态吧！”

与“台独运动”结合、“反中”、

“反国民党”——台湾民主的

显著特征和宿命

台湾发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目标在于反对国民党坚持“中华民国法统”而导致的岛内政治资源分配不公，而当民进党所获政治资源已经转质为执政资源后，民进党则利用民主运动成果进行了首次“台独”实践，虽然实践证明了“法理台独”之路行不通，但却收到“台湾主体意识”的成果。在民主运动与“台独”运动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两者获得结合，“台独”成功地嫁接在了民主运动的根基之上;另一方面则不同程度出现滞碍，“法理台独”运动虽完全碰壁，但“台独”势力并不甘心，“台独”理念也并未消失，“台独”要重新寻找新的达成目标的可行路径。而以获取政治资源为目标的民主运动则完成了阶段性目标，同时也看到阶段性成果并未能根本解决统“独”矛盾、蓝绿恶斗，需要获得新的“深化民主”的动能。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国民党的重新执政，中断了民进党“法理台独”的运动进程，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推进到大陆对台湾社会全方位的影响不断彰显，到了经济整合必须碰触政治层面的阶段，并已经影响到台湾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这大大加深了“台独”势力的恐惧和焦虑，而多年来民进党的路线转型尝试更让“独派”不满与担心。此时，作为2016年“大选”前哨站的2014年地方选举、国民党执政满意度的低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以及奠基其上的岛内新的社情民意，都让“台独基本教义派”寻到了新的动能。因此，2014年开年，“台独”势力借选举年进行了强势反扑，并以一些具有“台独”理念的年轻世代为先锋，打着“民主”的旗号，开启第二波岛内“民主运动”。而这波“民主运动”的目标直指“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其内涵则是“公民对台湾前途走向”的“政策参与”和“监督”。如果说岛内第一波民主运动要治的是政党政治资源分配不公的“表”，则未来岛内第二波民主运动要达成的目标则是要改变“中华民国的体制”之“本”。蒋、孙铜像被污损，正是循此“台独民主运动”的脉络而发生。

站在中国大历史的角度上看，台湾民主与“反中”、“反国民党”有着紧密关系，这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历史发源决定的，可以说，“反中”、“反国民党”是台湾民主运动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

台湾民主的本源一是党外势力反对国民党“中华民国法统”以及与台湾实际统治权的不相符而造成的政治资源分配不公，二是全社会在国民党专制高压统治下人生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桎梏，这些导致了国民党与党外势力民意的敌对状态。这一敌对状态虽然随着国民党的解除戒严、开放政治资源给台籍人士，以及本土化、七次“修宪”而有所改变。但迄今，在“民主”的旗号下，有关“中华民国法统”的有或无，国、民两党仍然进行着“不独”与“独”的路线斗争，而这两条路线又都针对着大陆坚持的统一之路;加之国、民两党都要迎合西方“普世价值”以换取国际支持，于是，“民主”、“反共”（“反中”隐藏其后）遂成为一体两面。这一合体始终是岛内民主的底色，堪称台湾民主难以摆脱的宿命。

蔡英文将“台独”、“反中”、“民主”相结合而“公民路线”化

“反中”与“民主”的紧密结合也历来是“台独”团体与民进党共同的斗争策略。在“法理台独”已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民进党不敢昭示“台独”目标，但以“民主、自由、人权”来暗渡陈仓，并将这些“普世价值”与“反中”、反国民党紧密结合，成为一体两面。于是“民主、自由、人权”遂取代“台独”成为台湾社会的神主牌，也成为一切政党政争、统“独”斗争操作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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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核心人物蔡英文与王丹等大陆“民运分子”合作，在岛内大学校园就展开了多年的“民主反中”教育。王丹在2009年5月赴台期间，与蔡英文两人针对“两岸民主与人权发展现况”交换意见，双方不仅在“反共”、“民主”的理念上契合（只是蔡英文在“反共”与“民主”的幕后隐藏着“反中”），而且都重视以两岸“公民社会”交流“促成中国民主化”。为此，2010年年底“五都”选举后，蔡英文捐资在民进党“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成立智库，专责研议两岸交流的“第二轨道”。接着，民进党中生代重要人物罗文嘉与王丹成立了策划已一年的“两岸民主与文化交流研究室”，作为每年一次推动两岸民间社会对话的平台。王丹强调，“接触共产党，是接触中国的今天;接触公民社会，是接触中国的明天”，认为两岸交流“不能被国与国、党对党垄断”，而是要“加入公民对话声”。2011年王丹在台创办杂志《公共知识分子》，并成立“华人民主书院”，赴各大学举办讲座，宣扬“反共”、“民主”理念，还对岛内学运提供其自身的“大陆经验”予以指导。长年宣导，对学生的影响极大。从2012年岛内大学生团体组成“反媒体垄断巨兽同盟”、发起反“旺中案”学运，到2014年3月以学生为先锋的“反服贸运动”，都彰显着“民主”、“反中”、“反国民党”的观念诉求。

可以说，蔡英文宣布竞选民进党主席，承接的正是“台独”实践与岛内第二波“民主运动”的进程。“台独”运动与岛内第二波“民主运动”的目标不仅是一致的，而且与蔡英文的理念相合，两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有机衔接，加上“民主、反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世代展现的政治能量，因此她对承接第二阶段的“民主运动”信心满满，也就在2014年4月宣布竞选民进党主席时，蔡英文抛出了“公民路线”。“公民路线”的抛出预示着在蔡英文主导下的民进党完成了“台独”、“民主”、“反国民党”、“反中”多面一体的“民主台独”路线，它将严重阻碍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超越蓝绿”——台湾民主的深化？

2014年11月27日的台湾地方选举，台北市长无党籍参选人柯文哲大胜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柯文哲这一“政治素人”迅速在岛内卷起偶像般的政治旋风，岛内媒体冠之以“柯文哲现象”，其中，柯文哲拒绝加入民进党却保持与民进党的暧昧关系，并在选举中打出“超越蓝绿”的口号、 表示期望“九合一”选举中更多无党籍人士当选等，衍生出蓝绿之外的“第三势力崛起”的话题。

笔者认为，与其说“柯文哲现象”是“第三势力的崛起”，不如说它极具绿营内部政治生态变化的指标意义来得更为贴切。它不仅折射出绿营内部铁杆“独派”的最新动向，更考验着未来蔡英文“公民路线”的实效。

跟踪考察“台独”势力未来的政治布局，在目标上，是要先彻底打垮国民党，同时扶植民进党壮大，并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进行严格监督，严防民进党政治精英层被两岸红利“引诱”而丧失“台独”立场，最终建构“本土”的具有“台独”理念的两党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在策略上，一方面以“台湾主体性”引领岛内民意，重塑岛内民意共识——“台湾共识”，以占据选举及未来执政的道德高地，进而强化其正当性、号召力。另一方面则要扩大并深化所谓的“公民运动”，其目标与蔡英文的“公民路线”相向而行。但作为“公民路线”所追求的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台独”势力在与蔡英文的合纵连横中，谁能掌握主导权，却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以柯文哲的“台独”理念及其以“一五共识”（指柯文哲认为2015年两岸可能达成的取代“九二共识”的共识）谋求与大陆的城市交流来看，“柯文哲现象”正在此观察点上。

由此观之，所谓“超越蓝绿”不过是绿营满足民众厌恶蓝绿长期恶斗心理而祭出的一颗裹着糖衣的绿药丸而已，与真正意义上的第三势力风马牛不相及，也因此，以“公民运动”为特征的所谓岛内“第二波民主运动”可谓换汤不换药。如此所谓的“民主”，蒋、孙铜像仍难有免于污损的待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