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2.0何处去

中国企业2.0何处去（精选7篇）

中国企业2.0何处去 篇1

最近几个月，沸腾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一群新的玩家：大型国企。一方面，各大国有房地产商发动强大攻势，不惜重金夺取大量黄金地段，从而将已经很高的地价推向新高;另一方面，那些不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央企也纷沓而至，力图在日渐扩大的地产市场上分一杯羹。在国有经济已经控制了电信、石油、煤矿、烟草、电力、航运等利润最高、效益最好的垄断行业后，房地产业似乎在成为下一个热门，因为土地几乎是整个经济体系里尚未被占有和开发殆尽的唯一核心资源。

我们可以把中国这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叫做“国家主义经济模式”(Economic Statism)，或者“经济国家主义”。应该明确，它与现代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前苏联的斯大林体制、北欧模式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迥然不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模式”。所谓经济国家主义，是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某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全面控制和支配，尤其是在信贷、土地、流通、资源等关乎宏观经济全局的核心领域，以行政权力和政府运作代替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

从“盐铁官营”到“央企时代”

中国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的集权国家建构。根据西汉《盐铁论》的描述，这一模式已经支配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命脉。汉武帝时代国家掌握的盐铁酒业，正是中国式“国有企业”的最早雏形，而群儒对于官方经济政策的批评和质疑，包含了许多对民间资本最早的辩护。后来在王莽和王安石两次大规模的改革中，政府又曾尝试系统和全面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源和财富，动员全部的社会剩余进行战争或社会改造。王莽事无巨细的国营垄断计划和针对所有大小行业的营业税，大概是历史上最全面的一次经济“国有化”战略。王安石提出的国有对农村信贷和商业的垄断性经营，也算是世界上头一遭如此大规模地推行国有银行和供销制度了。

“国家主义”大多时候不会太泛滥，国家在常态下也给予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而把主导权限于国民经济的部分关键领域，基本上能够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维持一个平衡。

如果说“经济国家主义”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那么近代以来各种内外因素更强化着中国的经济国家主义。一言蔽之，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是“危机”催生的，是清帝国和随后的中国历代政权在危机下被迫或者主动选择的、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变革。有两点对这些变革至关重要：首先，这不是用一种全新的体系去取代旧体系，而是延续旧体系的某些规则，并且将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其次，每一次制度变化又限定了下一轮发展和变化的路径，也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

晚清危机的内忧外患，使得帝国被迫放弃千年来支配帝国权力的科举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改变了上千年来文化-政治精英的统治格局，为社会力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的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国力，但却留下了“官督商办”这一早期的“国企”制度模式，从国有军工和重工业蔓延到民生产业;以日本侵华战争为契机，国民政府重组了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最早的集政治、社会、经济功能于一身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国有企业和单位制度的起源;在与国民党政府以及“三座大山”的对抗中，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缔造了新中国独有的国家集权、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在冷战的严酷环境和激烈竞争条件下，毛泽东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改造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政治运动，企图引入地方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结果导致空前的危机;三十年前，在文革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危机面前，中国政府选择了改革开放;二十年前，在苏东体制垮台之初，中国进一步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步骤地对国有企业、社会事业(事业单位)、税收制度、外贸与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又以“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以及集中税权的分税制改革最为关键。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在促使中国经济结构与发展战略的调整。当年，通过朱镕基“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国家把大部分地方和小型国有企业的命运交予市场，而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全国性企业存留下来，成为庞大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集团(央企)。这些在资源、信贷和政策等方面居于有利地位的经济实体成为日益市场化格局下中国国家主义模式的新支柱，也标志着已经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模式”在当代得到了“完美复制”。

“国家主义”利与弊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诞生于危机的国家主义体制最大的优势也确实在“危机时刻”才能得到全面体现。就拿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来看，中国无疑是政府反应最快、干预力度最强，同时也是效果最为明显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和地方政府在异常松弛的信贷政策下投入的若干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已经颇见成效。这若干万亿到哪里去了?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很大一部分正是流入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手中，然后再流向各种金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市场。于是就发生了目前正在展开的国企声势浩大的买地运动，从拉动内需、促进GDP快速增长这一点来看，它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

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中强大的国家力量，除了有应付危机的优势以外，还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首先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强大的国有部门有利于国家执行某些经济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部分产业政策;其次，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一些提供公共和国防产品的部门确实有必要或者只能处于国有资本控制之下。

但是，从现在看来，经济国家主义的过于强大造成的问题已经超过了它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正面功能，甚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

首先，过于强大的国家经济主义已经间接成为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一点和历史上经济国家主义的困局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让国有资本在许多关键性、战略性部门扮演一个关键的甚至主导性的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像参加盐铁会议的儒家知识分子最先提到的，国有资本过度的膨胀将演变成“与民争利”。众所周知，在当今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做到、也很难真正做到真正的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因此，国有资本在政策、价格和信贷等方面享受优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就造成国民经济分配系统一系列的不平等和无效率。从产品市场看，许多服务商品的价格或者由于缺乏有效市场竞争而偏高，例如民航、银行和能源;从资本市场看，虽然民营企业和个体创业者在他们所存在的行业里总体上效率更高，但融资却比国企困难得多;从劳务市场看，大型国企、尤其是被称为“豪门”的央企雇员的实际收入和福利要比同行业民企雇员收入高得多，比起国民经济平均收入更是高出3～4倍有余，而劳动的价值和效率却不一定更好。那些效益好、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如同一个个独立王国，在国家与政府的羽翼下可以灵活分配垄断“租金”，却不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社会价值。这就导致社会财富的转移而不是创造。其结果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和不平等，从而导致社会不满的产生。

国家加强对经济控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扩大税收，增强国家本身财力，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引导与调控能力。的确，自从分税制和“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实行后，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收入得到明显提高，而其中一大部分正是来自于国企。另一方面，从2007年起，中央政府也开始向部分国企征缴所谓“暴利税”。但从长远来看，过度的国家主义对税基有极其负面的影响。这是因为上述“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税基的不断增长，但是国家税基的长期增长，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在政策法规上越是相对扶助国有企业，也就越压抑生产率较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

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一个许多资源尚未充分市场化的时代，城市化方兴未艾，交通信息产业起步不久，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成型，最重要的“人口红利”也还未结束。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源泉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例如土地资源开发、人口转移、基础建设投资等，而不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现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政策大幅度向国企倾斜，税收也大力依靠国企，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被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在外。这就导致了国民经济体系激励机制宏观上的严重扭曲，从而进一步导致微观层面的扭曲——垄断性国企内部缺乏效率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有理由怀疑，若干年后，当中国“结构性”增长要素开始枯竭的时候，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企如何继续为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税基?甚至不需要等到那么远。如果让这种体制造成的畸形分配格局继续发展，也逐渐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动摇经济发展的基础。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看，财富产生于在规制下开放的竞争，对外封闭的利益分配集团越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僵化，以致走向停滞。这一基本规律适用于历史上任何国家过度干预的体制，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企改革曾从战略高度出发，力图把央企打造成体现中国经济国力的旗舰企业，让它们开拓海外市场，与实力雄厚的海外集团一决高下，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最新的全球500强的名单上有24家央企集团，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在各自行业垄断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很大部分资源。这些企业能够入围，毫不奇怪，也完全符合当初的战略构想。的确，从资产和市值上看，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排在前列的石油公司和电信运营商，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的央企就具有了全球竞争力。与央企集团并立的绝大多数是海外私营集团，它们在资本效率、劳动生产力、公司治理和技术等方面仍然牢牢占据着绝对优势。除了少数必须要“走出去”的资源型央企外，中国的“大航母”一般只是游弋在自己的“领海”，而这些领海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国内市场垄断权力、国有银行的无限支持以及防止跨国与民营企业进入的各种界碑来维持的。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扩张。与当初的构想不一样，它们的扩张是横向的、对内的。上面所说的国企向地产业的“大进军”就是很好的一例。还有在钢铁行业，近来“国进民退”趋势更为明显。

“结构性改革”如何入手

近年来，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多方面是难以为继的。与日本和“四小龙”高增长期呈现出的收入和消费迅速增长不同，中国民间消费和私营部门工资收入的增长要大大落后于投资、储蓄(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和企业盈余)和政府税收。截至2008年，中国的消费仅占GDP的35%，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是最少的，而且比上世纪90年代还有回落。强大的国家力量控制了整个经济的大多数核心资源，但却缺少公平有效的方式将其转化为社会财富与福利，而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和购买力的。几年里政府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再分配战略的开始，但这还是无法改变生产和一次分配领域的扭曲局面。归根结底，中国需要对国家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修正，在保持国家规制能力的基础上“有所不为”，把一些由国有资本主导的领域逐渐向民间资本开放，从而引入竞争机制。不引入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很难持续，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政治稳定之间的矛盾也会凸现出来。

结构性改革需要考量以下几点：

有效监督国企。虽然现在国企的预算已经在自负盈亏的“硬约束”形式下，但它们的国家或地方的垄断背景，再加上国家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政策倾斜，使得这种约束缺乏意义，有时反而滋长了浪费。这一制度并没有完全改变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的利益格局。国企既然掌握的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国有资产，就应当接受民主监督和社会咨询，基本财务应当向社会公开。

给国企划界。政府应当对国有资本的扩张加以控制。除了一些攸关国运的战略性领域，国有资本的运用范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除了极少涉及国家核心战略利益和公共福利的产业实行国营外，对于那些产生巨大财富产业，国家应当主要让私人经营、国家只是以抽税的办法来管理。

促进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中国真正最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只有通过充分竞争的市场来培育;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可以积极引导和扶助某些行业(而不是个别企业)，但不能用行政手段去代替和干预竞争。

“藏富于民”。早在王莽变法之前，司马迁就以为天下财富有限，非藏于民即藏于官，与其藏于官，不如藏于民。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除了极少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公共福利的产业，竞争下的私营企业总是比国有企业有更大的活力。对于那些社会福利的，对于那些产生巨大财富产业，国家应当主要以私人经营、国家抽税的办法来管理。

中国的“国家主义”传统已经延续了两千年。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这套模式总是和危机难舍难分。这次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策略，又进一步使得国家力量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无边界、无效率地膨胀。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缺乏的是应对“常态”的模式。当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成为常态，为了让经济增长变得可持续，就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模式，使得经济增长本身与社会整合相互促进。为此，以增强国家力量(政府力量)为最终目的的国家主义战略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目前增强国家经济力量的利益的受益人只局限于那些政府和国企的工作人员，而他们只是整个社会的一小部分。不均衡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秘而不宣的“灰色收入”和隐性福利制度，在不同群体之间造成了巨大鸿沟，进而威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信。让以民营资本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利益获得自我表达和发挥的空间，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更可以避免未来社会危机的产生。(摘自：《中国企业家》2009年第18期编辑：张小玲)

2009年，“国进民退”景象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引发空前的热议。一方面，央企凶猛，从进军全球500强榜单，到海外并购，到“地王”频现，2009年可谓是央企的黄金年。而这背后，是央企获得资源方面享受着种种便利和优惠。另一方面，民企节节败退，从融资，到经营环境，民企单枪匹马地在经济边缘上艰难生存。从“铁门”，到“玻璃门”，到“弹簧门”，政策对民企的挤出效应凸显。这种状况让不少人都感到担忧。毕竟，就业和拉动内需都有赖于民企的健康发展。诚如两位作者所言，“从现在看来，经济国家主义的过于强大造成的问题已经超过了它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正面功能，甚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考虑经济模式如何转型和改革是当前题中应有之义。

摘要：中国的“国家主义”传统已经延续了两千年。近代以来, 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 这套模式总是和危机难舍难分。这次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策略, 又进一步使得国家力量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无边界、无效率地膨胀。从现在看来, 经济国家主义的过于强大造成的问题已经超过了它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正面功能, 甚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现在缺乏的是应对“常态”的模式。当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成为常态, 为了让经济增长变得可持续, 就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模式, 使得经济增长本身与社会整合相互促进。

关键词：经济国家主义,经济模式,国有企业,结构性改革

中国企业2.0何处去 篇2

我国农村在20多年前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大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对扭转我国粮食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继续前进，这个体制的弊端也开始逐渐表露出来。

其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导致农田耕地急剧减少，国家和农民都经受着失地之痛。由于公权力机关往往不珍惜土地，在公共事务中

过度使用土地；而资本更是大力圈占土地；同时，农民用盖房子、扩大宅基地等意图保住对土地的占有权。这样一来，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土地在各种形式的占用中日益减少。

其二，家庭承包制也不能激励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长期投入。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合同，但“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仍很普遍。

其三，家庭承包制不仅制约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农民不能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权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往往要靠强制，导致依靠农民间的土地财产权转让来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交易成本很高。

够了！单这几条理由，也足以让我们必须考虑改革农村土地制。

面对这样的困境，“让农民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的主张也就堂而皇之地摆到了桌面上。笔者丝毫不担心决策者会采纳这种主张，这种主张只不过是某些人制造噱头、玩弄标新立异的学术游戏而已。

也有人似乎理由很充分地来维护家庭承包制，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手段，是万万动不得”。

笔者不敢赞成这种貌似同情农民，实则束缚农民的主张。如果一个国家要靠平均主义分配土地的方法来保障农民利益的话，那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永无现代化到来之日：人均两亩地的保障，我们不用细算账也该知道它的意义有多大。

土地改革的积极想法是给予农民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含有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出售权和抵押权等一系列权利。

然而，“两亩地保障”的坚持者总在说，这样的积极改革会导致一些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生活悲惨。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首先，现行的制度并不能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如果给予农民充分的土地财产权，反倒可以使农民不容易丧失土地。第二，新的积极的改革办法固然会使一批又一批农民离开土地，但这种淘汰是“正淘汰”，留下的是能干的农民。而现行制度的淘汰是“逆淘汰”，留下的农民往往是不能干的农民。第三，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最快的资本积累，如果政策得当，还会发生最快的城市化。那些在“正淘汰”中出局的农民会被吸纳在城市化进程中，即使没有能力就业的也会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第四，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两亩地保障”来支撑现代化的。日本曾经在类似的担忧下设计过类似的“两亩地保障”政策，但很快发现工业扩张使得这种担忧大可不必。于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调整了政策，鼓励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第五，现代国家也能够控制土地的集约化过程和规模，使其适应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速度。

中国向何处去 篇3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到底应该往何处去，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而这正是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那么，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怎么重新提出的，十八大又是如何作答的呢？

转型道路之争

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保留着旧体制的许多遗产，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遗风还存在。它是一个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半统制是半计划经济的表现，是行政命令的经济。

按过去的说法这种经济是一个过渡性的经济。它既有过去体制因素，又有未来体制因素，两种因素此消彼长，但不确定哪种因素在发展，哪种因素在消退。所以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新的因素逐渐消除旧的因素，二是旧的因素不断强大，把新的因素排除掉。新的因素是市场因素，旧的因素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因素。

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往往是行政调整的，在这个经济中讨论经济的因素，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里到底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所谓倒退就是政府越来越起决定作用，而市场的决定作用慢慢消退了。

2003～2006年，旧的因素没有得到消除，以至于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十八大以前出现的问题，就是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加速推进。在大多数国家，城市化是市场的产物，但在前些年，城市化是政府占主导，因此这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停滞和倒退，使得我们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前苏联式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是靠投资，二是靠效率。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依靠投资和资源来维持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因为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1995 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多年来许多经济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明确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转变的目标，也就是要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言，“九五”计划期间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1～2005年，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在现行体制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种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土地资源。在政府为导向的城市化下，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创造政绩，而政府恰恰有这个能力。

农村土地在合作化以后，归集体所有，是否出让的决定权掌握在农村干部手里。根据1982年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把农民的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就有一个转手过程，征用农民土地时，是按照农产品产出作价的，而城市土地的价格则是按照城市的作价，差价巨大。一亩地的价格从几千元涨到后来的几万元，以至几十万、上百万元。

政府因为握有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就用大量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21世纪初期，许多地方都在用大量的巨额投资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以，“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在转型，而是变得更加粗放。

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是按照“十五”计划期间的路子，用大量的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回到“九五”计划制定的经济发展转型道路上去？

改革需要加快

改革在某些层面推进得不错，但在有些领域，推进得仍然不够，需要加快。对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人们既关心又忧心。稳增长的目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

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在不断下降，2014年降到7.7%，但就业情况良好。2013年预计目标是实现950万人就业，最终达到了1300万人。2014年上半年GDP增速继续下降，降至7.4%，就业的情况却比2014年还好。所以，对于增长有所下降，不要只看数字，而应关注是否能保就业、保民生。

通常人们会误以为，增长率和就业是正相关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增长结构，有的部门的增长对吸收就业的能力很弱，有的吸收能力很强。如果结构的优化使得吸收就业能力强的部门增长快，吸收能力差的部门增长慢，那么就业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有所好转。

变化来自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长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效率。通常，提高效率可以采取4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劳动的智能化。二是增加制造业的服务成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现代制造业的特点就是服务化。微笑曲线的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在过去，这两端是第三产业，而不是制造业。三是发展服务业。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与第二产业齐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十一五”号召了5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从2012年开始变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项改革。

一是从上海开始的营改增，后来推行到全国，现在要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第三产业。营业税最大的问题是重复收税，因为它是根据全部营业额来征税的。而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所以，营改增之后，鼓励增值，特别是服务业，也因此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比如网购，一个阿里巴巴和淘宝就带动了很多行业，包括快递、结算、网店等，分工集中化了，服务业的发展也就加快了。

二是从广东、深圳开始，新一届政府推行的行政便利化。就2014年的数据来说，各地的工商登记有了百分之几百的增长，这同样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两项改革，其实都是“小试牛刀”，但却起了大作用。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向前推进，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都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当下，我们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相信改革能夠解决问题。

本文节选自《国家命运：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文字有删节

跨界时代,物流企业往何处去? 篇4

何谓跨界?你可以理解为从一种经营范围转变到另一种经营范围的模式改变。但这不是跨界的真正含义!任何改变如果只是渐变过程的话,则是进化。如果改变不是提升反而是降低层次,则是退化如果改变只是在同一个层次平行移动,则是变化。

物流企业现在面对的是快速提升层次。这是一种能够用明确的标志、标准加以衡量的突变,是一种向上的、快速的演进。这就是跨界,是物流企业必须面对的环境巨变!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跨界环境下,我国物流企业应该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战略来主动应对,以避免“被退化”,或者陷入所谓“转型发展”的原地打转的泥潭?

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即以往那种渐变式的调整和转型再也拯救不了跨界巨变给物流企业带来的退化命运。因为,物流企业目前均遇到了“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尴尬局面。

因此,物流企业必须学会采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精准思维、管控思维、底线思维体系,制定本企业跨界发展战略,主动应对环境巨变,科学配置要素资源,才能涉苦海、求涅磐,快速穿越到更高层次的新生界,进入未来发展的新世界!

一、物流企业应充分认识到跨界就是“闯关”,应充分做好应对准备

早在20年前,凯文·凯利这位互联网预言帝和“硅谷精神教父”就预测到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协作、双赢、共生、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新生物种”的出现。

“如果200年前你可以选择,你是选择规模大、稳定性好、航程长的帆船,还是选择规模小、稳定性差、航程短的蒸汽船?”在今年6月浙商理事会上,受邀演讲的凯文·凯利一如既往地举着这个百举不厌的例子,用以说明企业必须拥有的大格局。

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先进的技术代表明天,不稳定状态更具有活力;成熟的范式代表过去,稳定充满了陈腐的秩序。今天,时代正重复过去的故事。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正在颠覆一切,大数据正在为时代划界!物流企业面临着不跨界毋宁死的生死关头。

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为基础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不再是敲打键盘,芯片无处不在,感知技术把所有的事和所有的物联系到了一起。新经济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在全球格局中,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创新中心,我国正在接近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临界点,其标志性事件是我国的信息通讯网络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奠定了发展新经济的坚实基础。

二、物流企业必须承受“三期叠加”之痛,但更应找到“欠景气”时期的干法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从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来看,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出现波动下滑,10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 32个月持续下滑,大宗商品价格指数(BPI)、期现指数、钢铁指数全部出现下滑,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落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回落0.2个百分点。

物流指标尽管略好,但并不能说明物流业能够独善其身,反而说明物流业是其他产业经济活动的派生物,属于后置的引致性活动,因而指标具有滞后性。换句话说,物流企业将要承受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对此应该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无独有偶,在今年9月召开的“2014创富共荣资本高峰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评论员姚景源表示“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态势应该是3-5年”。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现在国内经济有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消化过去十年里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知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在今年的物流企业家年会上告戒物流企业:未来三到五年的时间是真正的冬天,30年来没见过的冬天,三到五年内企业最宏伟的蓝图就是活下来。

因此,面对严峻局面,物流企业不能只是等待,而必须找到逆境时期的“干法”。

稻盛和夫,中日友好人士,拥有两家世界500强公司,与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本田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并驾齐驱,被世人称为企业“经营之圣”。其人生最为浓重的一笔是2010年在其78岁高龄的时候,接手并重整问题重重的日航,仅用一年时间就使这个严重亏损的企业一举扭亏为盈,今年6月,稻盛和夫在杭州举行的报告会上,发表了“干法--经营者应该如何工作”的主题演讲,受到全国2000名企业家的好评。

稻盛和夫认为,企业的现在是过去经营的结果,将来的结果不能只靠今天努力,还必须有大格局;当对目标有着强烈渴望时就会具有创造力,创造力=能力×热情×思维方式;不景气的时候,也是最应该作好准备的时候,不妨利用这段时间,思考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稻盛和夫在51年的经营生涯中亲手缔造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却在功成名就时把个人股份全部捐献给了员工。他认为,企业家的人生就是提升心智的过程

三、物流企业只有精准把握现状问题、未来机遇,才能精准穿越到新世界

当前,物流企业外部经营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个维度向量发生着巨变,使得企业原定愿景、战略目标、业务战略和职能战略重新归零。因为,在过去稳定环境中制定的战略只适合渐进式演化,而当前任何超出原来预测范围的向量变化“增量”的导入都将改变企业既有演进轨道。如果企业不重新作出决策,继续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反而意味着“脱轨”。按照巨变时的思考问题角度,物流企业环境向量“增量”导入主要包括: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推动政治环境巨变。在倍受关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决策布置的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是: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的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然而,面对秩序调整,已经习惯于政府“关怀”的物流企业,在有关部委取消政策扶持资金、贷款贴息“引导”后,失去了知觉,面对跨界发展紧迫局面,却“不想投、不会投和不敢投”好项目。与此相反,一些附着在物流概念上的“新生物种”却在此时发力,盘算着多“拿下”几块便宜的地。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利好因素充满不确定性。10月底美联储宣布结束QE,至此史上最大的货币宽松“试验”宣告结束,退出QE对我国来说意味着人民币将面临贬值压力。另据研究分析,油价在连跌之后仍将继续下行,最大因素来自美国利用油价打击俄罗斯经济。油价下跌对我国是利好因素,可使前期刺激政策时期上游产业获得的暴利回吐,反哺下游产业,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盈利状况。但是,这些利好因素能持续多久是不确定因素。

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趋势是中高速发展、优化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但如果继续依赖投资拉动,资源、环境约束将更加明显。所以中高速发展,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年均增速7%就足够了,这样做有利于调整结构,消化过剩产能,留出可持续发展空间。对此,物流企业需要准确无误地判断物流业走势:任何短期瞬时的指标反弹都是退潮当中回头浪,掀不起巨浪。例如,9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刚有所反弹,10月份就被还以脸色似地下跌1.5个百分点。未来发展,在国民经济年均增速7%的压力线下,物流业增速很难保持在12%以上高位运行。任何乐观的预测,都很难有说服力。因此,物流企业应该“内增高”,从物流存量中攫红利,不要指望“外拔高”,靠宏观经济高增长带来企业“大发展、大繁荣”。因为,“大潮退去不回头,抽刀断水水更流”。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是行业发展导向规划,不具短期刺激效应。伴随《规划》出台,物流企业期盼着能像上个《振兴规划》那样,带来红火的局面,但是做出误判了。本规划与上个规划相比,背景和目的不同,上个规划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海啸,刺激经济增长出台的,本规划是在“三期叠加”下,推进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出台的;政策环境不同,上个规划出台捆绑在10大产业振兴规划当中,具有造市效应,本规划出台没有这个环境,而且近一段时间以来,领导物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形形色色”的电商。后续落地政策不明,上个规划后来形成国八条、国九条政策,但过程较长,而且落地难、执行难,本规划最终形成实惠政策,预计过程较长;配套措施不同,上个规划出台后,中央部委马上拿出了政策扶持资金、贴息等政策措施,本规划能否出台此类措施是未知因素。因此,对物流企业有一定实际意义的,是规划提出的几个大的发展方向和十二项重点工程。但方向也好、工程也好,最终都需要得到市场需求根本检验,这是干物流项目和做物流业务的逻辑起点。

大数据代表未来,先进技术正在颠覆落后商业模式。自2012年以来,大数据一词被广泛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海量数据。“这是一场革命,大数据使得各个领域开始进入突变进程。”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认为,所有领域都将开启这种快速演进的进程。大数据是新的石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其获取、储存、搜索、共享、分析,乃至可视化都被看作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2013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联合国也发布了大数据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机遇。麦肯锡公司的《大数据,是下一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的专题研究报告中提出,“海量数据的运用将成为未来增长的基础”。大数据带来的巨大价值正在被工商业界所认识。大数据观察事物方法的创新,对信息全息式的记录,不采用复杂数学模型,只采用“素描笔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用事实说话”般的数据结果使用正在向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认知世界方法,即以往那种“差不多、大概其”式的企业经营管理将再也没有用武之地,精准才是硬道理。

一部《大数据时代》的问世,将改写企业经营史。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书中前瞻性地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爆炸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幕布。书中碎片化的观点和段落大意却恰恰给出了一个不争的公理:人类在自己操作造成的数据大爆炸里,只有采用更大的数据,才能救赎自己。在现实经营中,物流企业应该明白,大数据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例如,用手机一分钟拍一次移动景物,形成结果是照片。如果一分钟连续拍100次,形成结果是电影。大数据就是进行全部数据采样,通过数据积累实现量变到质变,从而实现记录活动痕迹,建立活动联系,利用活动规律产生活动价值的大数据价值。例如“双十一”、“618”等无中生有的购物狂欢节都是精准求导,被打造出来的机遇“窗口”,有了这样的窗口就可以精准建立地区库存布局。

四、物流企业需要正确的思维方式,只有干正确的事,才能正确的干事

采用辩证思维,全面认识“新常态”。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物流企业只有按照新常态布局,才能牢牢抓住机遇。眼前存在着困难,更孕育着先机。物流企业应精准把握自己的发展基础和有利条件,才能精准地扬长避短、化危为机。在跨界发展的项目布局上,要精准地找准重点,抓住关键,采用实招。深刻理解跨界意义,在创新和创造中谋划跨界发展。

采用系统思维,做好跨界准备。物流企业跨界发展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开阔思路、提高认识、明确方向、定位服务、制定方案、配置资源、安排项目、设施建设、运营辅导等各关键环节的统筹兼顾、循序渐进。首先,需要立足跨界长远发展,反观并思考企业今天存在的痈痹。其次,需要把握推动跨界的技术与管理进步因素,精准地找出跨界所需资源并进行配置。第三,避免零敲碎打、碎片化修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以及缺乏整体筹划的所谓“转型”,必须着力加强变革设计,实现管理与技术双突破。

采用战略思维,从大处着眼获得“早期收获”,从小处着手取得领先优势。物流企业的基业决定于企业的谋略。纵观国际国内经济物流大势,最大的不变就是变,一个“变”字考验物流企业的是在变中求不变的能力和运用这种能力的艺术。物流企业的经营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而物流企业坚守不变的是战略思维、战略定力、统筹能力。从大处着眼制定发展战略,是物流企业成功跨界的“早期收获”,可据此找准企业的“存在感”即定位。然后从小处即切入点着手配置资源要素,打响跨界发展的突破口战役即项目建设。

采用精准思维,精准地配置资源要素,形成推动跨界的项目。精准思维在物流企业跨界所起的作用上主要解决的是精准到位,避免战略规划尽说大话、笼而统之局面的出现。采用精准思维,按照跨界要求配置资源,目的是形成项目体系,以重点项目积极推进作为切入点,撕开一个突破口,以小变推大变、从小跨到大跨、积小胜为大胜,是解决“高屋建瓴提原则、空洞口号为措施”的有效方法,才不会照搬“已成功、待成功、伪成功”者的现成经验,使跨界措施避免被描述成不着边际的天方夜谭式的“宏伟蓝图”。

采用管控思维,建立战略转换成计划、模式、项目、运营及监控、评估机制。好的战略需要有好的执行力,战略管控是为了实现跨界发展目标,物流企业所采取的监督政策、控制程序和评价方法,是对战略实施过程的管理,目的是使资源要素、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的配置“跨界化”。建立战略转换体制机制,需要建立战略审计机制,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管理者将战略目标转换成行动计划的体制、机制与措施情况。为了便于评价,在战略审计中需要确立评价焦点,焦点指标涵盖内容主要是跨界措施的可操作性。

采用底线思维,明确经营不可逾越的“雷池”。随着一批港航、钢贸物流企业被披露存在重大欺诈行为和违法经营,曾经的“1+N”、“平台+基地”模式受到公众质疑。“上半年大会上交流经验,下半年法庭上唇枪舌剑”成为金融企业与钢贸企业翻脸的真实写照。这类企业出现问题不是偶然的,物流企业应从中吸取教训。一直以来,港航、钢贸物流企业是个难题,打着小算盘,想的永远是自己;武大郎开店,排挤战略人才;惰性大,深陷“熟练者的无能”;安于现状,没有战略意识,认为过去的经历就是成功之道;不讲诚信,以拖欠客户货款为快事;门口一对石狮子,大厅金盏吊灯子,老总打坐在金銮殿般办公室的紫檀凳子,已经见惯不惯。因此,对于物流企业来说,首先应该提高的是自身素质,需要树立底线思维。只有不越边界、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才不至于使跨界变成“出界”。

五、只有重新定义物流,提前进行布局,物流企业才能取得跨界发展先机

企业要想跨界发展,就必须对未来的产品和服务“重新定义”。谷歌用“智能格局”重新定义手机,结果使世界最大的手机生产商诺基亚廉价出局。亚马逊用“网店”重新定义书店,结果使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兰登书屋完全失去定价权。数码相机用“数字产品”重新定义相机,打跨了机械相机,使世界最大的胶片生产企业柯达公司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苹果的iTunes用“单曲”重新定义唱片交易,不但使“专辑”再也做不成交易,更使世界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唱片公司,次大的唱片公司贝塔斯曼唱片公司倒地不起。因此,物流企业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即每当自己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迷失在被定义的黑夜里,不要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心里,相信自己的眼睛,让夜空中那颗会给出定义的“星”靠近你。

只有提前布局,才能赢得先机,获得“价值激发效应”。先进的管理学工具Logtriz研究表明,价值激发效应是企业提前布局,获得未来发展的“能量种子”,在后来某个时间点上,其运营模式迅速被市场认同,使得企业价值由原来的算术增长迅速转变为指数增长,从而获得企业价值激增的突变现象。这一现象,Logtriz从今年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的三家典型电商,即聚美、京东和阿里的价值激发中得到了实证。用数据举例来说:

从创业到上市所用时间看,阿里15年,京东10年,聚美4年,说明市场对电商认同的时间变短;

从瞬时激发的公司市值看,阿里2370亿美元,京东285.7亿美元,聚美38.7亿美元,说明培育时间长的公司市值更大;

在基本面方面,从年销售额看,阿里16295亿,京东1255亿,聚美50.72亿,从净利润看,阿里20.08亿,京东-0.5亿,聚美0.25亿,说明市场更看重前景收益;

在客户粘度方面,从平台上交易的商家数量看,阿里800万户,京东2.9万户,聚美0.17万户,从活跃用户看,阿里2.31亿人次,京东0.47亿人次,聚美0.105亿人次,说明粘度需要培育过程;

从订单量看,阿里1130亿个,京东3.23亿个,聚美0.36亿个,说明业务能力提高需要培育过程;

在设施能力与货物特性方面,从仓储中心数量看,阿里0个,京东86个,聚美4个,从客单价看,阿里136元,京东408元,聚美142.9元,说明货物价值越高越需要物流设施和管控能力。

对此,Logtriz方法对价值激发效应给出的概念模型是:

跨界成功=管理与技术+项目投资+运营模式适时投放

根据Logtriz的评价结果,目前的野蔬坊、在乎你、嘉特商城、拉手网、天天网、好乐买、麦包包等获得了“能量种子”;兰缪、尚品网、红孩子、唯品会、梦芭莎、玛莎玛索、凡客诚品等将会以“土狼”结盟的办法,对综合电商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苏宁易购、金象网、趣商品、珑柏、58同城等将会考虑大数据、工业4.0客户以及实体店与网店互动模式,构建未来以物流环境为突出标志的生态城。

根据实证分析。Logtriz通过筛法,给出了16个物流企业能够有效跨界的方向:

方向1:向平台“统治”供应链束的方向跨界,成为平台核心构件。随着大数据应用,目前已经出现供应链间合作并形成平台的案例。今后的竞争是平台与平台的竞争。平台是统治供应链束的“高级物种”。从而,Logtriz给出了供应链束形成的判断依据,以及物流企业如何快速发展成为平台不可或缺构件的充分必要条件和物理模型。

方向2:向生态圈“领导”实体网络的方向跨界,成为圈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生态圈是为了满足需求,所有供应组织将本组织供应能力分解成不可再分的单元,将所有单元作为资源构建成的“供应云”即生态圈。在生态圈中,单个企业考虑的是如何用本企业优势去撬动生态圈的资源优势,以便领导好实体供应网络。在具体应用时,Logtriz给出了物流企业有效跨界进入生态圈,发展成为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在构建特定供应平台即“云供应”的过程中,物流企业如何成为优势资源,被配置进入“云供应”的方法体系。

方向16:向大数据服务“引领”物流调度方向跨界,成为精准物流即“第五方物流”与第五利润来源的创造者。跨界时代,大数据给物流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想象力。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彼得·德鲁克提出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泉以来,世界工商企业先后经历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取第一利润,提高生产效率获取第二利润,压缩物流成本获取第三利润,实现信息共享和供应链管理获取第四利润阶段。Logtriz研究表明,今天我们已经来到通过大数据实现精准物流即第五方物流,获取第五利润的时代,从而给出了物流企业如何在第四方物流平台上构建大数据服务,指导物流调度,获取第五利润来源的物理模型。

采用跨界发展方法,制定跨界发展战略,实现变革式发展。跨界发展方法不是立足竞争,而是着眼变革,因为本界竞争取胜与跨界求生发展相比已经显得没有意义

Logtriz给出的跨界发展战略框架由四部分组成,即:

战略方向:明确给出物流企业今后长期发展方向,如何在未来大界当中的平台经济、生态圈、工业4.0、智慧社区、共同、进化、共生经济、协同商务、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网络社区、网络经济、大数据圈等层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战略目标:明确给出物流企业跨界的时间节点与标志性事件,对战略方向进行量化。与成功电商以互联网颠覆传统商业作为标志一样,物流企业跨界的时间节点,应选在大数据开始推广应用的时间点,标志性事件应以变革后的全新运营模式得到市场认同为准。

战略重点:首先是层次选择,例如,是进入平台经济还是进入智慧社区,这是对未来栖息地的选择,也称为对象产业战略;是选择本地区发展还是跨境国际化发展,又称为区域战略;是选择工业4.0客户实现共同进化,还是选择网络社区实现协同商务,被称为客户战略;是选择第三方物流升级版,还是选择第四、第五方物流,称之为服务战略。这四大战略重点,构成了物流企业跨界发展的具体战略路径。

战略执行: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完成战略重点任务,物流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进行的职能战略设计,包括服务功能定位、运营模式设计、服务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战略、客户服务战略、设施建设项目、数据平台项目、项目融资战略、人力资源战略、财务支持战略等等方面作出的体制与机制安排,以保证公司的各项职能都必须按照战略目标协同互动。

摘要：我国物流企业正面临着跨界巨变!在跨界环境下,物流企业如何避免不进则退的“被退化”局面,是摆在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在互联网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如果不对未来的发展重新给出定义,毫无疑问将“被定义”。因此,今天的物流企业必须拥有大格局,才能找到应对跨界巨变的“干法”,重新定义发展,采用先进管理与技术,制定跨界战略,找到未来生存栖息地,快速穿越到新生界,进入未来发展的新世界!

中国企业2.0何处去 篇5

陈晓 法学法硕 201322061038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从学术层面剖析了中国法律目前状况，对法学的世界回顾与前瞻做了极大的推进。然而，我认为，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邓正来教授的论著通篇都是围绕对他所谓的自1978年以来到2004年26年间整个中国法学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集中地对他所认为的中国法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几种主张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批判似乎也就成为邓教授的主要着力点和主要关注。然而我认为，邓教授的论著要旨不在于“批判”本身，而恰恰在于透过这种批判所进行的“建构”：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哲学，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虽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形式上都是对近26年的中国法学及其主要理论主张的深刻批判，但其思想的主线和主要的学术关注始终是中国法律哲学的根本使命的阐明，即中国法律哲学的使命在于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本意的理想图景。那么，现在的中国法律哲学意识到这个使命并有所行动了吗？邓教授认为没有。据此，邓教授指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换句话说，中国法律哲学必须自觉意识并真正开始思考其思想和理论的使命，必须自觉担当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生活旨趣与本意的理想法律图景。邓教授已经阐明了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中国法律哲学的根本使命。

读完邓教授的论著，本以为邓教授肯定会为大家提供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但是读到邓教授下面的文字说，又有些颇为失望：“这类有关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为前提而提出的问题颇为重要，值得认真对待。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讲，我必须指出，这类问题在根本上透露出了一种我本人极其反对的本质主义倾向，是以一种我们以为存在着的某种本质性的、唯一正确的、超越时空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实体性理念为前设的。”仔细品味邓教授的文字以后，发现邓教授并不是非常狡猾地以其高超的学术论证技巧掩盖了问题，而是提出了一种问题处理方式：提供一个确定的或者说“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这里并不重要，或者说分保就没有必要。这里的真正理论问题或者说真正的哲学问题，不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而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从哲学角度来讲，“理想图景”的“有无”和“是什么”只是一个事实层面的或者说现实层面的问题，只有“理想图景”本身“如何建构”才是一个思想与理论层面的或者学术层面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有关思想或者观念的操作问题，也就是一个思想或者观念的思想实践的问题。在著作中，邓教授从来没有否认过中国法学存在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恰恰相反，他正是在认可中国法学的确存在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只不过邓教授所认为的是，中国法学所提供的“法学理想图景”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恰恰是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这里就出现了不匹配或者错位的问题。而究其原因，邓教授认为是因为中国法学在整体上收到了他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中国法学和中国法学论述由于深处其中而基本对这一深刻的重要问题不意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制造或者建构或者处置真正的理论问题。具体来说，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不在于构建或者得到一个成型的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在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各种可能性的思想与理论筹划的思想方法。于是，邓教授从思想操作的角度对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也即“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做了理论化的问题处理：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的“生活”或者“实践”来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承担这样的思想建构任务的中国法律哲学，也就必然地在其具体而实际的思想与理论工作呈现其思想个性。

论著中也许存在一个逻辑的毛病：邓教授明确声明，他特别反对诸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这样的本质主义的提问，因此他绝不会在自己的论著中给出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来，但是若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必然的答案就是“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只要他开始着手对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想建构”，就必然会有一个“法律理想图景”的本质主义的结局在前面逻辑地等待着他，这样，他就不能不自我否定了。所以，邓教授所设定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本身就是无解的，其所谓的“要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的宣言实际上也就不具有“思想建构”或者“思想创造”意义上的操作可能性。但是在论著最后一个小型研讨会上，邓教授说“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的时候，请别逼我把你重新送回到虎口中去。”这里又非常聪明的显现出来邓教授并不是真正反对给他的这个“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个本质主义的结论，只是他本人不愿意这样做而已，而且，他也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必然会在最后形成一个具体的“理想图景”的，只是这个时候的“理想图景”不是任何个人单独的“思想建构”而是众多的人在单独的“思想建构”过程中“反复博弈达成的重叠共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众人共建的“理想图景”。但从结局的意义上来讲，难道这个“理想图景”就不是“本质主义”的吗？而我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长时间段里仍然有一个或者说无法避免“本质主义”的结局。

综上所述，邓教授就中国法律哲学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假命题或者“伪命题”。事实上，邓教授自己在论著中也成人，中国的法学学者在事实上都是有自己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而且，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无论中国的法学学者所使用的学术理论资源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其所建构的“法律理想图景”都始终是、而且也不能不是“中国的”，而绝对不是或者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的”或者“别的哪一方的”。同时，既然中国的法学学者无论依据何种学术理论资源，其所提供的有关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都不能不是“中国的”，而且这种多样化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一个确定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这些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在总体上自然而然地也就显现出中国法学的逻辑走向——即向何处去。如此这样，把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作为一个法律哲学的理论问题提出来似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意义了。更何况，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设问十分明显地彰显出一种强烈的理想设计色彩或者说本质主义的内在预设，而这恰恰与邓教授所表示的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相抵触。

中国企业2.0何处去 篇6

如据台湾《中国时报》去年8月30日报导, 七八月原本是东莞、深圳一带台资企业的出货旺季, 尤其是针对欧美圣诞节的礼品、玩具厂商,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然而今年却看不到景气复苏的迹象, 产能闲置率高得不输金融海啸时期。更糟的状况还不是圣诞旺季接单不理想, 一位外销欧美市场30多年的老台商就透露, 大陆设厂, 出口欧美的模式, 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近来许多台资企业已接到客户要求, 必须移往低成本劳动力的国家投资, 否则就不给订单。

台湾《联合报》去年12月20日报导, 东莞多位台企负责人表示, 2011年的外贸形势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 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成本增加等因素, 同样波及外销型企业。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更使得外销型企业大量订单转移, 部分中小企业在年底停业或关厂。

台湾《工商时报》今年2月1日报导, 在用工难、融资难、转型难夹攻下, 大陆台商对今年二、三季景气并不乐观。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深圳台商协会前会长黄明智表示, 现在基本工资已“高到受不了”, 在成本不断上涨、订单持续萎缩下, 不少台商不是缩编就是撤厂, 或往东南亚跑, 特别是劳力密集的鞋业、纺织业等。东莞台商协会会长谢庆源则表示, 现在工资涨再多也招不到员工, 同时企业又面临订单少、价格不好、原料进口成本上升、大陆劳工意识抬头等问题, 企业经营压力非常大。昆山台商协会会长李宽信表示, 目前昆山台商缺工率约在10%～20%左右, 许多工厂为抢工人使尽浑身解数, 甚至到火车站等地招揽工人。

台湾《今周刊》795期 (2012年3月出版) 报导, 素有“世界玩具城”之称的广东东莞, 在全盛时期, 生产了全世界30%以上的玩具, 登记在案的玩具工厂超过4000家, 但随着工资成本在2008年后快速提高, 迁厂成为这两年的主调。业者评估, 现存的玩具厂恐怕已不到1000家。

另据台湾《经济日报》今年3月27日报导, 受到工资上涨、材料价格上扬及人民币升值多重挤压, 东莞制鞋企业经营困难, 去年以来多家鞋企倒闭;学者预测:今年6月鞋企可能面临新一轮的洗牌。东莞市伊达鞋材公司总经理徐勋海指出, 受欧债危机影响, 向大陆进口鞋类的外国企业贷不到款, 只能卖一部分鞋子, 给一部分的钱, 东莞鞋企的资金链就面临考验。能撑的继续撑着, 不能撑的就直接倒闭。徐勋海说, 现在鞋子的利润剩下7%, 比早几年的20%降了六成。从事鞋子出口的铭宏鞋厂负责人表示, 2008年以来他基本没赚到钱, 去年还亏了人民币100多万元, 今年看来也不会乐观。

随着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宣布调降中国经济增长目标, 一些从事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大陆台商感到忧心忡忡, 正在盘算或者已经开始将在大陆的产能迁往东南亚国家或美国。这会不会导致中国, 这个过去20年依靠出口制造业创造出史无前例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 正在将“世界工厂”的桂冠逐步让给他人?

中国企业2.0何处去 篇7

1 体操的起源和发展

体操是一种徒手或借助器械进行各种身体操练的体育项目。从词源来看,“体操”一词希腊语为Gymnasitike(意为裸体,古希腊人崇尚裸体)。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把一切身体的活动,都称为体操。直到18世纪,德国出版的《青年体操》一书中,仍把所有的身体活动均称为体操。近代体操的传人及其发展,据史料记载,在18世纪以前体操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当时的体操都是和游戏、军事、祭祀、竞技等活动作为一个总的体育系统存在。直到19世纪初叶和中叶,先后形成了德国、瑞典两大体操体系和学派。体操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体育场馆是文化活动的中心。人们聚集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体育运动,而且也是来了解艺术、音乐和哲学。古希腊人认为只有在体育锻炼和智力活动相结合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才能调和。如今,体操通常被认为是体育和艺术最终结合的产物,但是其实这种观点早已不是什么新观点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荷马都曾积极地宣扬体操运动能够提高人的素质。这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希腊人并不是唯一的早期体操追随者,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四个文明古国都曾将体操作为年轻人参军前的准备训练,这种做法一直断断续续地延续到19世纪。

2 体操运动特殊的健身、实用和心理拓展价值

体操是我国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中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体操在大众健身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2.1 体操运动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既能全面、又能重点地锻炼身体

体操运动可以全面增强人体运动系统、内脏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促进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和全面发展。有效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平衡能力,提高灵敏程度,塑造健美形体;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局部练习以达到平衡发展和矫正某些畸形的目的,这些特点是其他运动项目所不具备的。

2.2 体操运动的许多技能在生活中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可以有效提高人们克服障碍、自我保护的能力,如基本体操中的攀登、爬越、荡绳、搬运,技巧中的各种滚动、滚翻,器械体操中的各种上法、下法等。这些技能的掌握对人们在生活中特殊情况下的自我和相互救助、保护有很大帮助,也使得体操运动更加贴近生活实际。

2.3 心理拓展训练借助身体练习达到促进心理发展的目的,这一点给学校体育工作者以很大的启示

体操运动中的许多动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危险性,练习者在练习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体验,承受较强的心理负荷,需要练习者具备一定的勇敢、果断和相互合作与信任的心理品质等,因而具有较高的心理拓展价值,如深入开发利用,体操运动在实现新体育课程标准提出的心理健康领域的目标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效果不可低估。

3 中国体操教育兴衰时期

3.1 体操运动在我国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兴旺时期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开设体操科。小学堂每周3节,教授内容除“普通体操与有益之运动”外,“宜以兵式体操为主”。中学堂每周2节,教授内容主要是兵式体操、普通体操、矫正体操、柔软体操、游戏、哑铃等。高等学堂每周3学时,也是兵式和普通体操,亦是兵式体操为之。此后20年左右,体操运动几乎是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的全部内容。

1923年北洋军阀政府公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将体操一词改名为体育,“体操科”改为“体育课”,并剔除了兵式体操。在此前后,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体育课程内容多样化,使田径、球类等自然体育内容开始在我国学校兴起。体操、球类、田径成为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在此之前,学校体育的内容是体操的“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一段时间,便是体操、球类、田径的“三足鼎立”了。

解放后,我国在历次的体育教学大纲中都把体操列为学校体育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基本体操、技巧、支撑跳跃和单双杠等,后来又加入了韵律体操。体操内容的课时在整个中小学体育课总课时中的占15%左右。

这个时期又可分为3个阶段,即:1958~1965年、1966~1976年、1977~1982年期间的体操教育。

1958~1965年,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时期。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这一高潮很快就波及到教育界和体育界。学校教育和体育上的“大跃进”是以实现“四红”和“双红”开始的。在中学实现除病残外,100%的学生分别达到《劳卫制》一级、二级、等级运动员和普通射手的标准(即“四红”);在小学实现除病残外,100%的学生分别达到《劳卫制》少年级和少年级运动员的标准(即“双红”)。这种“体育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的政治背景,为体操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和提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我国尽管还受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体操的普及和提高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59年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少年体操比赛,有来自22个单位的296名运动员参赛;1964年在长春举行了21城市少年体操锦标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194名;1965年在成都举行了全国少年体操锦标赛,参加的单位也是21个,运动员242名。这3次全国少年体操比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几乎全部是中、小学学生。到1966年时,我国男子体操技术无论在难度、编排、质量方面,还是在比赛临场经验上,都已达到或接近了日本、苏联的水平。

1966~1976年,我国教育事业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1966年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高考制度的取消,中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即“上山下乡”。而当时只有能进入体育界或文艺界才是唯一合理合法的躲避“上山下乡”的选择。可见在这一时期,体操还能受到广大青少年的青睐,与当时人们对“上山下乡”政策所采取的合法躲避行为有直接的关系。

1977~1982年这段时期是我国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全面拨乱反正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重新制定了全国统一要求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体育课程,体操再次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再次得到贯彻执行。在各组(儿童组、少年一组、少年二组和青年组)的项目标准中,均把体操列为必测项目。并把“体操项目必测动作的标准”单独列为第一节,其中包括有支撑跳跃、技巧、单杠、双杠等,并附有详细的动作图解。全国各类各级学校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中体操等级动作的贯彻与实施,对我国体操运动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中国体操教育衰落时期

所谓衰落是指事物由兴盛转向没落。因此确切地说,中国体操教育的发展历程还没有出现衰落时期。但“冷落”现象已经出现,而且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1982年9月,我国颁布了新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这次《标准》中,取消了体操成套动作的测试项目。1983年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1985年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07年实施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于是,中国学校体育教育改革全面展开,许多新概念、新思想和新举措不断涌现,如“快乐体育”、“成功体育”、“终身体育”、“体育与健康”、“体育休闲与娱乐”、“阳光体育运动”等等,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种背景下,从50年代由前苏联传入的体操教育内容开始受到冷遇,传统的体操教学逐渐减少,体操在学校体育教学中的实际地位显著下降,出现了“冷落”现象。可以预言,在中国尚不发达的地区,体操教育的“冷落”现象还将更为严重。

虽然中国学校体育教育改革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1985、1990、1995、2000年我国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连续组织了4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一些重要的身体机能和素质指标,如肺活量、力量、耐力、灵敏、柔韧性等呈持续下降趋势。

目前,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浪潮中,新的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取消了对教学内容的统一限制和具体要求,但在内容标准中提出,当学生达到水平四和水平五的学习目标时,应能够完成一两套技巧或器械体操动作。这实质上是保留了原体操中技巧和器械体操的内容,放弃了对基本体操和支撑跳跃等内容的要求。在新的体育课程标准的试验过程中,由于对教学内容的放开,不少新兴的体育项目,健身方法,民族的、传统的、改造的体育内容进入体育课堂,中小学体育课内容呈现一种“群英竞秀”的局面。在“群英竞秀”的同时,由于体操尤其是器械体操动作的难度偏大和学生发生伤害事故后索赔意识增强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中体操运动的内容和地位正悄然发生变化。

3.2.1 体操教材内容逐渐减少

中小学体育与保健教学指导纲要,对体操教材有明文规定,尽管新教材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均属于体操教材范畴。如基本体操、滚翻、平衡、支撑、悬垂、支撑跳等。各个年级体操教材占一定比例。显而易见,目前普通中小学体育教学忽视了体操教材,这与各校体操场地器械设施不足,体操教学容易出现伤害事故等因素有密切关系。由于体操练习减少,学生力量性、爆发性的身体素质明显下降。从目前大、中学《达标》五类项目测验情况来看,学生引体向上、双臂屈伸、铅球、实心球等项目成绩较差,得分明显低于其他项目。

3.2.2 体操场地器材设施配备不齐和体育经费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教育局关于《中小学体育器材设备目录》的有关文件精神,对体操项目器材配备均有明确规定。而我国中小学大部分体操设施条件比较差,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根本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部分学校除了有几块体操垫子,其他器械设备一概没有。教师只教几个技巧动作,而单杠、双杠、支撑跳跃项目由于没有场地器械,一律不上。个别学校由于没有高单杠,身体素质测验项目(引体向上)只在门框或树杈上做。体育经费大部分学校没有专项经费,有些学校有少量经费也只能保证球类和田径等项目的教学需要。除重点中学外,大部分学校体育经费投入较少,在体操项目上投入更少。由于各校对体操教学不很重视,以致学生力量素质都比较差,测验结果平均处于中下水平。学校体操场地器械设备较差,经费投入少的主要原因:(1)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下拨的计划内教育总经费比较少,不能满足学校教育各项日常基本开支,有些学校只能从计划外弥补一部分;(2)体育器材价格,尤其是体操器械设备更贵,学校无力购买;(3)体育器材损坏率很高,损耗大,维修经费无力投入;(4)目前中小学体操项目很少有比赛,学校认为经费投入意义不大。因此影响了体操教学活动的开展。

3.2.3 各校体操教学中经常出现损害事故

在体操教学中,除了没有条件上器械项目外,各学校每学期均有伤害事故的发生。主要单、双杠和支撑跳跃项目出现伤害事故较多,受伤部位大部分的在踝关节、手腕和腰部,以扭伤和挫伤为主,严重的有骨折。造成伤害事故的主要原因:(1)学生力量素质普遍较差,女生尤为突出。体操项目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力量素质,才能顺利完成动作。而现在的中小学生力量素质普遍较差,给完成动作带来了困难,容易引发伤害事故;(2)学生心理处于过度紧张状态。体操练习要接触器械、要腾空、要经过头部的翻转,学生往往会出现恐惧心理,做动作时犹豫不决,导致动作失误而出现伤害事故;(3)准备活动做得不够充分,机体本体感觉反应迟钝。体操项目是全身各环节都参与活动,在做准备活动时必须将各关节、韧带和肌肉都活动开,做一些适应性和专门性的练习,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4)保护与帮助不当。在分组练习时,由于小组长在保护帮助时手法不对,或时机掌握不好,容易出现伤害事故。

在河南省2004年体育示范课评选活动中参评的100多节课中,除了几节技巧和健美操课以外,支撑跳跃和器械体操的内容一节也没有,尤其是单双杠一类的内容,学生不想学,教师又难教,大有淡出体育课堂的势头。

4 中国体操教育的振兴

1. 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工作

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工作,使学生、家长和社会各个方面了解我国体操目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和了解体操的教学的特点、练习方法、安全措施和其他运动项目无法取代的特殊的健身、实用和心理拓展价值。只有让人们明白了我国体操在世界体操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和体操教学内容并不比其他的运动项目更危险而且更有锻炼价值时,才能使全社会一起来推进体操的开展和体操教学内容的开设,并且使学生在体育教学中发生伤害事故时予以充分地理解和谅解。

2. 严格执行教学计划

大部分普通中小学没有按照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规定的体操教材内容(组织专家适当调整教材内容)和教学计划安排教学,教学时数明显不足,教学内容偏向以垫上运动(技巧)为主,而单杠、双杠、支撑跳跃各校很少涉及,农村中小学尤为突出。应引起各有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特别是各校领导和体育教研组负责人的重视。建议行政职能部门对中小学体操教材内容执行情况、场地设施配备、体育经费等方面进行一次检查,督促学校合理安排。

3. 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和要求

1903年和1923年的改革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若排除客观原因,这与体育教师有很大的关系。1903年学制改革较匆忙,教师等各种条件一时难以齐备,体操教师为数极少,教师的质量也不高,大都是以军人或会武术者充任教师只是会教一点队列训练,这在解放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在当前体操学习中,教师是不可能把所有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只有教会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才能挑战未来各种新事物出现和个体自身变化。因此,在体操教学中,领会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小群体教学法等现代教学方法被大力提倡,教育部门也经常组织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培训、讲座、经验交流及教学会诊,以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在高等体育教育本科学制上,尤其强调和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其次,预见和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是对一名体育教师的基本要求。体育教师有系统性、有组织性和有专业性的体操教学,大多可以避免盲目性地和跳跃性地教学而造成的伤害事故。因此,体育课程改革要成功,体育教师是关键。

4. 注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

中国在体操教学中大多采用传授式教学,以教师为主,模仿式教学,忽略了学生的创造性,没有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另外,普遍采用的系统教学方法主要特征是正规,注重基本功,课堂气氛死板,学生跟着教师的指挥转,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兴趣。教师采用多种新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能增加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练习,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目前我国也在吸取先进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整个教育课程的体系逐渐转变:从注重教师向重视学生转变;从重视知识传授向传授能力转变;从重视教法向重视学法转变;从重视认知向重视发展转变;从重视结果向重视过程转变;从重视继承向重视创新转变。

5. 加大对体操教学设施的投资

体操运动号称“贵族运动”,其主要原因,一是需要较大的场地,二是需要昂贵的器械。体操教学场地和器械是体操教学必不可少的硬件资源。对教学场地和器械的投入,是我国体操教育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资金投入、教育经费融资渠道不宽而造成体操教学设施严重缺乏,使我国部分地区体操教学逐渐消退,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体操后备人才和体操教师的断层与匮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其功能,体现其属性,这确实是一个令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教学环境和教学设施的优劣和能否满足教学需要不仅是能吸引更多、更好的声源的条件,更是能否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减少教学事故发生的重要条件。因此加大对体操教学设施的投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全面地完成体操课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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