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教育（精选10篇）
法治观教育 篇1
摘要：汕头经济特区已经走过了30周年, 今年也是改革开放攻坚的一年。如何擦亮特区牌子, 再造特区辉煌?笔者试从法治与道德教育的角度来做一次思考。早在1996年3月17日,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就通过决定, 授予汕头市立法权。这是汕头市在实施以法治市战略, 为汕头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中的一把尚方宝剑。汕头市一系列法规的颁布和相应制度的建立无疑对人们的行为道德的规范, 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指导、促进和监督作用。然而, 如何用好立法权?并非只是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就可以万事大吉。有了法, 有了制度还必须使人知法, 人们知法还必须守法。本文想从《管子》的法教统一观中, 借鉴其有益成份来阐述。
关键词：特区,法治,道德,主旋律
历史上, 关于道德、教育与法律、刑政的关系, 儒家与法家曾有过争论。儒家宣扬“德治”, 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法家如商鞅、韩非强调“法”的重要, 认为道德教育毫无价值。两者都有片面性。齐国的法家学者以《管子》为题的著作, 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看到法律与教育的统一关系。
孔子将德礼与刑政对立起来, 他说:“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这反映出德礼之治重在启发人们的善良意志, 来收到提高觉悟之效。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 主张以法治国, 但完全抹煞了道德文化的价值。他说;“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 法必到, 令行则已矣。” (《画策》) 把法与义二者对立起来。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治思想, 宣称道德教育的无用。他说:“吾以是明仁义惠之不足用, 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 又说;“夫严家无暴悍虏, 而慈母有败子, 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 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显学》) 韩非完全否定了道德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管子》主张以法治国, 同时也着重肯定了道德教育的必要。《管子》的第一篇《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的张驰有关于国家的存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饬四维。......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何为四维?一曰礼, 二曰义, 三曰廉, 四曰耻。”《管子》把道德规范的作用提到“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的高度, 充分肯定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对于人民, 一方面要亲之教之, 一方面要宣布宪令, 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民众而可一, 则有以牧之也。......厚爱利足以亲之, 明智礼足以教之。然后申之以宪令, 劝之以庆赏, 振之以刑罚, 故百姓皆说善, 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权修》) 另外, 统治者在道德上做出表率是十分必要的。“君不君则臣不臣, 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 上下不和, 令乃不行。” (《形势》) 这些都宣扬政教统一的一致。既强调了法制又强调了道德教育, 这可以概括为法教统一观。
《管子》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前提下也肯定了道德教育的社会作用, 阐明了“法”与道德教育的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观点, 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但仍给我们以启示。
一, 汕头市在加强立法的同时, 应当加强人们的道德文化教育, 因此, 应着力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文化教育、法制教育环境, 加强宣传力度, 在普及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同时, 结合建设文化强市,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浓厚的文化气息中受熏陶、灌输和教育, 以提高人们的素质和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试举例:早在1996年12月, 汕头市就颁布了《汕头经济特区公共生活“十不准”守则》, (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四号) 其中第一条为不准闯红灯。而时至今日, 有谁还记得有此政府法令, 在没有交警摄像头的地方, 闯红灯者比比皆是, 其中不乏有公务员队伍的车辆。究其实, 则在于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停留在抓一阵好一阵, 停一阵又回潮的非良性循环。有了法令之后还应大张旗鼓, 大造声势, 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浓厚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的环境气氛, 使之成为常态化。
二, 要弘扬主旋率, 培养精神素质。“四维张, 君令行”“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管子》把道德规范提高到关系国家灭亡的高度。在今天,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旋率。我们要大力加以弘扬。这也是我们广大干部、群众应具有的素质。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学习和实践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也不可否认, 少数人在新形势下, 模糊了社会主义的理性原则, 在拜金主义的浪潮下误入岐途, 贪赃枉法, 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现实一再告诉我们, 必须大力弘扬主旋律, 使广大干部、群众形成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基础的价值观念。这也是我们各项法令、法规和与之相应建立的各项制度得以实施的保证。
三, 要提倡人人崇尚高尚的道德准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密, 更加复杂。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来制约和调节已远远不够, 还需要制度建设、道德规范来制约和调节。党政机关, 党政干部是全社会的表率, 要加强各行各业的道德建设, 关键是加强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党政干部一定要以自己模范带头作用, 带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遵循其职业道德, 遵纪守法。否则“君不君则臣不臣, 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 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以法治市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得不到健康的发展或走入岐途, 这也是汕头经济发展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从政文鉴》成汝信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道德文化思想》张岱年著巴蜀出版社出版
法治观教育 篇2
◎ 文 ／ 林洋港
人类社会，由原始时代的茹毛饮血，演变到现代的锦衣玉食。几千年来，智能经验的累积，使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权势利慾的诱惑，也使人类间的纷争日趋激烈。
上古时期，人类生活需求简单，温饱与安全，是最大的要求，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虫蛇之害，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以化腥臊，民悦而归之。尧舜以德率万民，明俊德、亲九族，慎徽五典，敬敷五教，平章百姓，协和万帮，树立了中华文化以道德伦理为主的中心思想。对于有恶行劣迹，危害大众秩序与安全的人，则明定典刑，予以惩罚。书经尧典曾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平天下咸服。」
至周朝，文物大备，除制礼作乐，以化万民之外，其在端正帮国方面，订有九伐之法；「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慌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凌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足证尧舜以迄于周室，教民以道德仁义而外，同时也严明法制，非空言仁义不务法治者也。
时至战国，周室衰微，诸侯竞强争霸，势如水火，秦国自孝公开始，施行法家政策，国富兵强，急欲灭六国一统天下，六国面临强秦之威胁，竞相招贤养士，以图自保，于是舌辩之士纵横天下，诸子百家各逞其说，类皆徒托空言，不足以致富强。
韩非子生逢战国末季，为韩国之公族，目睹韩国土地贫瘠，政治混乱，危在旦夕，曾数以书谏韩王，王不能用，乃发愤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写下十余万言的巨著。其书虽未见重于韩国，但为秦王所欣赏，韩飞为韩使秦，未及见用，李斯忌其才，谮之于秦王而杀之。
韩非死后，李斯与秦王采用其学说，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惜彼等误解韩非过激之说，薄道德、贬仁义，焚诗书、坑儒生，严刑峻法，百姓疲弊，仅及二世，国祚沦亡，子孙屠灭，为后世议。
韩非之书，系以战国末期之情况,为其立论之背景，当其时世局混乱，人心谲诈，完全背离了仁义道德的规范，上焉者攘夺篡窃，下焉者强取豪夺。韩非面对这一
个纷乱的时代，探讨安定图强的方案，认为必须顺应时势，求新求变，于是兼采商鞅、申不害、慎到之说，创立了法术权势并重的学说，以严定法度赏罚为富国强兵之道，从而抨击儒家的仁义为不可以为治，一则曰仁义只可用于古代，一则曰仁义只可作儿戏，皆系针对战国末期之现况而言，强邻压境，旦夕危亡，非致富图强，不足以求生存也，但试视其解老篇：「仁者谓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则纯为儒者之言论，确认仁义肢不可废矣。其在忠孝篇曰：「天下皆以孝弟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查孝弟忠顺之道而审行之……」但其所谓审行之道，则非尧舜之禅让，薄汤武之征诸，忠而至于愚，为足取也。
总之，道德仁义，乃立身处世千古不易之常经，法术权势，乃治国经邦因时制宜之方策，舍法术而谈仁义，不足以应变图强，舍仁义而谈法术，将流于暴民暴政。韩非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性自利，治国之道要因时制宜，不可墨守成规，要在国家公利的大原则下，顺应人们的自利心理，厚其赏以期令之必行，重其罚以使禁之必止，使人民在公平而有制度的道路上，安守本分，竭尽忠诚，以达到功就利遂的个人自利目的，而国家亦因而趋于富强。
韩非的法治主张，重在明法去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重赏重罚劝善止奸，去达成各项国家内政与外交，必须具备坚强的实力，最高的威势，以无比的权力与威势行法用术，才能统御大众，使人民不得不效力，不敢不守法。在国际上以实力作后盾，才能折冲樽俎，掌握主动。
韩非师承荀子性恶之说，根据人性自利之观点，对国家事务之施为，采强制高压手段，虽不尽符合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之精神，但他所主张的明法去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用人惟才，循名责实，杜绝幸进，以及重赏重罚，劝善止奸等方法，则确为维护国家秩序的要图。
现代社会有人误解思想开放，行为自由之真义，因而竞私利而罔顾大体，纵物慾而摒弃道德，背信寡义，好勇斗狠，有己无人，知法犯法，较之战国末期，尤有过之，如何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安全，以确保全民之幸福，除积极恢复传统伦理道德，以端正世道人心以外修明法治，实为矫正时弊之要务。韩非之法治主张，殊值吾人深思。
法治观教育 篇3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公平正义
一、行政不作为的可诉性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失职行为，但并非所有的不作为行为都能提起行政诉讼，而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有论者认为，可诉性行政不作为应是经相对人申请的不作为，事实上相对人申请只是其中一些行政不作为的可诉要件，而非所有可诉行政不作为的条件，例如一些紧急事件、解救被拐骗的妇女儿童、抢险救灾等等。如果有该职责的行政机关明知事件发生而不主动履行这种职责使受害人的权益遭受损害的，被害人对此种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也为可诉。这是因为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主动性，除了依申请的法定职责外，还应积极主动地进行行政管理，在事件紧急发生或违法行为正在进行时尤应如此，主动及时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或制止违法行为并予以处理。
有论者认为，可诉的不作为必须是实体性的，而不能是程序性的；并且指出《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不作为是实体的，而其第38条规定的复议不作为是程序性的，这种观点缺乏理论基础与法律依据。行为的实体性与程序性可以从理论上予以区分，而在行为的过程中两者是相伴而行的。依据法律规定，只要是申请人申请保护人身权、财产权而被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的，就构成可诉的行政不作为，虽然相对人的申请可能只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实体上的作为但实体上的作为必须通过程序上的作为予以实现，实体上不作为实际上也必须在程序上不作为。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通常会遇到拒绝履行、拖延履行及不能作为等几种具体情况。例如陈某诉土地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件，陈某因土地使用权纠纷和他人发生争议，要求土地局履行其职责作出决定保护其合法权益。法院审查立案后查明土地局的职责就是解决处理土地使用权纠纷的，而在接到陈某的申请书后近一年时间内，土地局既未对相对人作出明确的处理意见，也没有其他说法，法院因此判决该土地局限期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我国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
1.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
行政不作为违法不仅会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也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而加强对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司法审查是纠正行政不作为违法，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有效途径。在我们所处的行政国时代，面对极易“越轨”却又不可或缺的广泛而强大的行政权，司法审查所采用的标准应当是宽严适度的，这样既能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又能为行政权的运作留下必要的空间[1]。
2.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现状
（1）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职责是行政主体的一项法定义务，其针对的对象一般为行政相对人，而行政不作为的主要表现就是行政主体不履行其法定职责。
（2）行政主体不行使法定职权。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义务，不仅应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还应包括不行使职权在内。[2]
三、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目前，我国行政案件的数量在案件总数中所占比例还不是很大，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公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后，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救济是关键，受案范围是相对人能够得到救济，并且能够得到全方位救济的关键。所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制度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3]所以，应该扩大行政不作为的可诉范围。将抽象行政不作为以及侵犯公共利益行政不作为纳入行政诉讼可诉范围。
四、新形势下深化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意义
1.促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正义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利一直到遇有界线的地方才休止，说来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4]行政机关对权力的滥用不见体现在行政作为上而且体现在行政不作为上，并且行政不作为形式的权力滥用社会危害最大、影响最深。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机关缺乏有效约束，有行政必有救济。“无论是行政积极越权或消极越权，法律都应提供必须的救济手段，”[5]这种救济手段的发展就是司法救济，即司法审查。
因此，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对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司法审查可以促使行政机关积极依法履行职权，而不是通过消极不作为行为来规避法律约束。
2.促进公正司法、增强司法公信力、重构人民群众现代法治的公平正义价值观
加强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主题在十八大中多次被提及，十八大报告指出将“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精神，这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国对加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坚定决心。
司法究其本质而言，与公正具有密切不可分的联系。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6]，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树立现代法治公平正义价值观不仅应成为司法活动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而且应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化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
五、结语
在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的今天，行政不作为现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法治化建设的障碍。加强对行政不作为案件司法审查是增强司法公信力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路径。唯有如此，才能逐步提升司法公信力，最终树立现代法治环境下的新型公平正义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王振清，吉罗洪.《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第34页.
[2]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3]丁丽红，《关于扩大行政诉讼对合法权益保护范围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4页.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第5版第154页.
[5]刘善春，《行政诉讼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页.
[6]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12年3月15日（01版）.
法治观教育 篇4
关键词：曹操,法制观,处事观,启示
一、法治观:严正不苟、赏功罚罪的法治观念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这些话都告诉我们, 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尺度来约束。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就会天下大乱;一支军队若没有纪律就像一盘散沙, 不攻自破;一个企业若没有规章制度, 员工就会肆无忌惮, 企业就不能正常运转。所以, 制定法规是非常必要的。一位领导者要想让自己的事业走向正规就必须严守法纪、依法管理。曹操的治军理念就是典型。
曹操的治军思想更多属于法家思想体系。曹操对自己的亲人和将士一视同仁, 没有例外。曹操的儿子曹彰征讨乌桓时, 曹操曾告诫他:“居家为父子, 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 尔宜深戒。” (第七十二回) 曹操能对自己的儿子以“法不徇情”相告诫, 的确难得。曹操依法治军, 而且能够身先士卒, 以身作则。宛城征讨张绣时, 正值麦熟之期, 曹操下令:“大小将校, 凡过麦田, 但有践踏者, 并皆斩首。军法甚严, 尔民勿得惊疑。”于是, “官军经过麦田, 皆下马以手扶麦, 递相传送而过, 并不敢践踏” (第十七回) 。而曹操的座骑因受惊而践踏了一大片麦田, 曹操就以“割发代首”来惩罚自己。作为三军统帅, 曹操在违反军纪时能够主动请求处分, 即使不能严厉处分, 也希望有处分的表示, 这在领导层中是很少见的。他以自己为例来教育三军: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军纪就要受到处罚。领导者以身作则, 错了就接受惩罚, 才能震慑下属, 使他们心悦诚服, 自觉遵守法纪。
曹操除了以法治众、恪守纪律外, 也坚持论功行赏、赏罚分明、不计贵贱的原则。这是他作为一个领导者所特有的特点, 也是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 董卓大将华雄连斩诸侯几将, 无人可敌。这时, 关羽请求出战, 但袁术得知关羽只是一马弓手时就瞧不起他, 不令其出战。然而, 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 必有勇略, 试教出马, 如其不胜, 责之未迟。”当关羽提华雄头来见时, 非但没有得到赏赐而且还被赶出帐外, 此时, 曹操仗义执言, 反驳道:“得功者赏, 何计贵贱乎?” (第五回) 曹操暗使人送酒抚慰刘、关、张三人, 足见其赏罚分明, 平等对待。
在运用赏罚时, 曹操也是赏多于罚。部下一立功, 他就立刻给予称赞以鼓励部下, 同时也是对其他将臣的期望。如曹操移驾许都途中, 李傕领兵阻挡, 许褚连斩二将, 曹操抚许褚之背说:“子真吾之樊哙也!” (第十四回) 荀彧来投曹操时, 曹操称赞道:“此吾之子房也” (第十回) 。他常把部下比作历史上的名人, 是对他们的一种称赞, 更是一种期望, 而他们也会努力使自己靠近那个名人, 建立更多功绩。相比于惩罚, 称赞更能让人接受, 也更能激发一个人的上进心, 并使他们对领导产生好感, 而更加卖命地为其工作。
曹操的赏罚不仅是对部下行为的评价, 更是把它作为一种教育部下将士的手段。通过奖, 他启发部下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通过罚, 他教导部下不应该做什么, 从而使其为部下设定的理想人格在部下身上逐步内在化。如曹操为了留住关羽, 应允他三件事:降汉不降曹;优待二嫂;誓死追随刘玄德。关羽进许都后, 曹操还赐给他绫锦、美女、赤兔马等等。但当关羽得知刘玄德下落后就留书离去, 五关斩六将, 曹操也下令放行, 不加追究。曹操之所以对关羽如此厚待、宽容, 是敬佩他“事主不忘其本”的忠义精神。曹操在关羽离去后说:“不忘故主, 来去明白, 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 (第二十七回) 他这句话并不是无故而发, 不仅是在赞赏关羽的忠义精神, 更是说给他的部下将士听的, 他希望他们也像关羽对刘玄德那样对自己忠心耿耿, 虽百折不易其志。他虽然没有明说, 但对部下却是无声胜有声的十分高超的教育方法。
二、处事观:机智灵活、思维敏捷的应变大师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善于应变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能力素质, 即要求领导人对突发事件或意料之外的情况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 从而转危为安或最大可能地减少损失。曹操就是这样一位应变能力强、机智灵活的领导人。
曹操的机智和应变能力较之诸葛亮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他在濮阳与吕布大战时中了陈宫之计, 险些丧命, 于是他诈言身死, 令军士挂孝发丧, 吕布被骗劫营, 结果中计, 曹操反败为胜。再如, 董卓独揽朝纲, 废少帝立献帝, 擅杀朝臣, 激起了王允等人的义愤。曹操自告奋勇刺杀董卓, 不料被董卓从衣镜中窥见拔刀动作, 其灵机一动, 持刀跪于董卓之前说到:“操有宝刀一口, 献上恩相。” (第四回) 董卓见刀果然是宝刀就没起疑, 操趁机逃走。这充分显示了其高超的应变能力。有人说他行事奸诈, 但兵法云“兵不厌诈”, 奸诈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机智。如在领兵攻打袁术时, 军粮接济不及, 粮官王垕请求曹操定夺, 曹操让他以小斛发粮, 权且解燃眉之急。后来众将士抱怨曹操欺众, 曹操秘密召见王垕说:“欲借汝头以示众耳。” (第十七回) 王垕还来不及分辩就被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了, 还给他按上了“盗窃官粮”的罪行, 至此才解了众将士的怨情。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 曹操处理事情巧妙灵活, 即使是自己下的命令也能把责任推却的一干二净、毫无痕迹, 让别人说不出他的不是, 同时也展现了他权谋之高超。此外, “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望梅止渴”“割须弃袍”等, 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三、结语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虽然在很多人心目中他是大奸臣, 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是“治世能臣”。曹操能把曹氏势力扩充到足以与袁绍、刘备、孙坚相抗衡, 能“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 深入塞北, 直抵辽东, 纵横天下” (第四十八回) , 最终统一北方, 无疑体现了其卓越的政治谋略和领导才能。商场如战场, 虽然现在不是三国鼎立、军阀混战的年代, 但各个企业集团却如一股股势力在明争暗斗, 比三国时期的战场更激烈, 只不过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虽然时代不同, 但有些东西却是同一的, 即不论战场、商场, 要想在激烈竞争中得以生存强大, 就必须有一位出类拔萃的领导者。曹操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其领导观特别是法治观和为人处事观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罗贯中.三国演义[M].陕西: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5.
[2]冯立鳌.三国风云[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3]李伟实, 张淑蓉.三国演义人物画传[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法治观教育 篇5
云一般洁白的雾，和雾一般洁白的云，从拉萨河如砥的水面，袅袅而起。在冰山雪水浅浅的叮嘱中，丝丝缕缕，哈达一样，在风的诱惑中酩酊大醉，醉成一种叫雪的花。而此刻，所有来看山看水和看云的人们，无不因你在高原上的这份守候，而肃然瞩目，默默的诉说心中的敬意„„——题记
就读于政法大学的大一学生田星，她的父亲田建华是一名援藏法官。在一次下乡办案的途中不幸遇难，永远留在了西藏。田星伤心之余，决定去一趟西藏，收拾父亲遗物的同时，也想看一看，是什么让父亲如此牵挂，甚至不惜奉献生命。
刚下火车，田建华的书记员扎西就举着“北京田星”的纸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田星。田星随扎西上了车，不久就到了法院。扎西带着田星去了田建华生前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简单而朴素，木质的长椅成了办公室的床，长椅旁倚着两面旗，三四架书柜全放满了书，墙上贴着田建华生前的座右铭：“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降标准。”架子的一个角落，还放着田星的照片。田星摩挲着照片，会心地笑了。
田星又坐到父亲生前的“床”上，抚摸着父亲生前用过的枕头，想起父亲生前写的诗：“原野空旷，雪山、云朵以及冰川，仍然在重复着，亿万斯年的生命轮回。山越来越高，高得单调，单调得让天下最美的风景都为之绝望；天越来越蓝，蓝得纯粹，纯粹得让高原所有的生灵都心怀敬畏。就这样，没有一丝的怯懦与彷徨，你用脚步来把这高原丈量。格桑花闻声怒放，雪莲也开始因你的到来而生机茁壮。”
晚饭时，父亲的同事对田星说起田建华在田星高考落榜时，她坚强的父亲，由于担心女儿而第一次在同事目前落泪。同事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田星听后又惊讶又感动，密密的刘海遮住了睫毛上晶莹的泪珠。
第二天，田星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父亲还未来得及送出去的书包。田星决定代替父亲将书包送给落桑的孩子。田星送完书包，凝望着纳木错碧蓝的湖水，恋恋不舍地上了汽车。半路上，田星看到了前来送行的人们。田星问：“叔叔，不是说好了不送的吗？”回答是那么的朴实而感人：“怎么能不送呢？你也是我的女儿。记着，拉萨永远是你的家„„”说着便把洁白的哈达挂在了田星的脖子上，村民们也纷纷效仿。田星含泪说出了心声：“我以为，我爸不爱我，不爱我们这个家。妈妈生病了，他没回来；高考时，我最需要他陪在身边的时候，他没回来；他曾经答应我和妈妈，暑假时，陪我们一起去旅游，我们整整等了
法治观教育 篇6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教育,“法治阶梯”教育模式,法治意识
1 传统模式存在的缺陷及原因
对大学生开展法治教育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性工作。当前我国各个高校把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作为法治教育的主要手段, 比起以前我国高校教育中法律教育内容的空白, 这确实是一种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新跨越。但这种完全依赖课堂讲授的传统模式却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第一, 教育方式过于单一。课堂教学虽然是大学生法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但由于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教学过程比较枯燥, 导致学生学习兴趣比较缺乏, 学习动力不足, 由此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
第二, 专业师资力量不足。法治教育是一项法律专业性非常强的教育活动, 但目前在各大高校中真正聘任法律专业教师进行授课的情况还不够普遍, 很多高校的法治教育课主要还是由思政专业、教育管理专业的教师来担任, 这显然是不能满足法治教育需求的。
第三, 教学内容的比例设置不合理。从内容上来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13版) 这本教材只有两章包含法治教育的内容, 而且都以内容概述的方式进行编撰, 不利于学生从整体上进行学习和把握。其次, 课时安排也不合理。真正落实到法律制度这个内容的一般为6~8个课时, 在这么稀少的课时里, 一方面授课教师很难把法治教育的精髓讲深讲透, 另一方面, 学生们也不容易理解和掌握。当前的法治教育课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还仅停留在普法宣传的层次上。
造成上述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教育管理工作者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法治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的因素, 也有在研究层面, 当前还缺乏可供选择的法治教育新模式的原因。因此在理论层面设计出一个操作性强、预期效果好的法治教育新模式是一项非常紧迫的课题。
2“法治阶梯”教育模式概述
法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笔者认为, 新的法治教育模式必须是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启蒙、法治信念的培养与法治意识得到实践的相统一。从法律思维的启蒙到法治信念的培养再到法治意识的实践是一个阶梯式的递进过程, 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法治阶梯”教育模式。这种模式里, 课堂教学主要负责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启蒙, 庭审旁听活动负责大学生法治信念的培养, 而校园听证制度则承担着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实践的重任。课堂教学、庭审旁听、校园听证制度这三者虽有分工, 但都是“法治阶梯”教育模式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
3“法治阶梯”教育模式的三个要素
3.1 要素之一:法律思维的启蒙——课堂教学
法律思维是一种规范性的思维, 它是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1]。法治教育的目标无意要把每位受教育者都培养成法律人, 但是至少要在受教育者心中种下法律思维的种子, 从而实现法律思维的启蒙。课堂教学由于具有课程的规范性、知识的系统性等特点, 因而在启迪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其在法治教育中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但真正要在课堂教学这个阶段完成法律思维的启蒙这个任务, 还需具备一些条件。
(1) 具有充足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如前所述, 数量充足的法律专业教师是实现法治教育目标的基本保证。由于各个高校的具体情况各有差异, 因此在配备师资时可以结合实际分步骤进行。对于本身拥有法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而言, 尽可能的一步到位, 吸引本校经验丰富的法律专业教师承担法治教育课教学任务。对于其他高校, 可以先采用外聘教师的方式进行, 再逐步过渡到全部由自编法律专业教师进行授课的阶段。
(2) 教材需要重新修订, 课时量需要增加。首先要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一样, 需要编订一本独立的《大学生法治教育》课程教材, 这对于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其次, 该教材在内容编排上应重点突出以下三块内容:法理学概述、法制史概述及法律部门概述。法治教育课既然是一门学科, 那么在内容编排上必须符合学习论的一般规律, 即必须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才能完成对法治本质的把握, 而法理学和法制史这两门学科恰恰天然地符合了这一需求。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它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学习法律的入门知识。法制史则是研究法律及相关制度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 是鸟瞰古今法律全貌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学好这两门基础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打开了通向法治教育目标的两扇大门。对于法律部门概述这块内容, 也应该根据法治教育的实际有所侧重, 把宪法、民商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相关法律部门有机地编入教材。
在确定了教材应该重点突破的方向之后, 接下来需要思考的便是如何具体编写的问题, 这有赖于法理学专家、法制史专家等相关法律学者们的不断实践和尝试。在此, 我们可以尝试性提出几个需要考虑的原则。原则之一:难易适中原则。法治教育的主体与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主体毕竟是不同的, 因此在不改变教学规律的前提之下, 应充分考虑教材普遍适用的特点。原则之二:课时量适中原则。课时量的设置既不过分增加学生们的学习负担, 也不应陷入蜻蜓点水式的教学模式。对此, 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参照, 对于一般法学院学生而言, 法理学的课时量在60课时左右, 法制史的课时量在30课时左右。那么对于法治教育课而言, 法理学概述的课时量可以设置在35课时左右, 法制史概述的课时量可以设置在20课时左右, 法律部门概述可以设置在35课时左右。这样总课时在90课时左右, 这90课时可以分配在两个学期里。当然, 这还需要反复实践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3) 严格规范考试机制。期末考试制度是检验学习成果的一种重要手段, 考试制度的规范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在一些高校, 期末考试制度是分类别的进行的, 对于专业课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 一律采用闭卷的方式进行, 而对于一些公共课, 有些高校可能会采用开卷的方式进行。这其实是有偏差的, 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学生就知道这门课程的门槛很低甚至没有设置门槛, 那么它就已经丧失了对学生的指引功能, 法治教育的目标更无从谈起。尽管考试制度不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 但是在大学这个特定的学习阶段里, 严格规范的考试制度将能为法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证。
法治教育课教学改革的实证。大幅度的课堂教学改革, 是否会过分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 学生能否适应这样的教学改革, 这些疑问确实是无可厚非的, 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现举一实例加以佐证。笔者所在的学院, 对2008级38名社会工作的学生进行了教学改革试验。在社会工作专业培养总课时不变的前提下, 实行5+3的学习模式。即安排5个学期完成社会工作专业的课时量, 剩余3个学期用来学习法学专业知识。4年以后, 这38名学生中有26名学生报名参加司法考试, 报名率在68.4%, 当年一次性通过率在7.7%。毕业一年以后, 对这38名学生进行调查问卷表明:有92.1%的学生表示大学期间3个学期的法学教育, 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84.2%的学生表示, 自己确立起了法律思维, 并认为自己是个法律人了。以上事实说明, 对于一般大学生而言, 两个学期共90个课时的法治教育课是完全可以适应的。
3.2 要素之二:法治信念的培养——庭审旁听
法治信念是法治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法律信念的确立与否与一个社会的教育内容、法制状况、文化特征和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2]。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法治信念而言, 庭审旁听活动能够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
(1) 庭审旁听活动的几个特质。第一, 旁听主体具有广泛性。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 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以外, 其他的案件原则上应该公开审理, 这个规定为大学生参与旁听提供了法律保障。况且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数量比较大, 只要及时做好与相关法院的联系工作, 足以满足学生的旁听需求。第二, 庭审过程的直观性, 有利于大学生获得丰富的法治实践体验。亲临庭审现场, 零距离感受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人的法律推理, 进而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动的法治教育。第三, 庭审结果的权威性有利于法律信念的强化。庭审结果最终以判决书的形式体现出来, 法律所赋予判决书的国家强制力以及由此展示出来的法律权威, 会进一步强化大学生的法律信念。
(2) 法庭旁听活动的具体实施。旁听前准备:这个阶段主要做好案件主题的筛选、与法院的联络、庭审案情的介绍、法庭争议焦点的解读以及解释所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条文等。同时要求学生做好旁听记录, 提示学生哪些是旁听记录的要点。旁听结束后的探讨与总结: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它是法治教育成果的一个阶段性展现。经过课堂教学的理论洗礼, 学生的法律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启蒙。而通过庭审旁听的体验, 学生可以用撰写旁听报告的形式来检验自己法治教育的学习成果。所以这个阶段的重点就是指导学生撰写好旁听报告。
对于旁听的次数, 理论上来讲当然是多多益善, 但是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最好分别都能组织一次,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民事案件可以多增加一些。总之, 法庭旁听活动能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因此需要充分重视、精心组织。
3.3 要素之三:程序正义理念的实践——校园听证制度
正义应当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看得见的方式便是正当的程序。程序正义理念是法治意识的关键要素之一, 它的实践能积极推动法治意识的确立。随着我国社会的推进, 高校行政的法治化已经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3]。高校行政的法治化不但推动了高校管理模式变化, 也将为身处其中的大学生们提供一个实践程序正义理念的平台。而大学校园听证制度便是这一程序正义平台的具体化, 积极探索、实践校园听证制度, 将能大大强化大学生的程序正义理念, 也有利于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
大学校园听证制度, 是指大学行政主体在做出直接涉及师生重大利益的决定时, 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 召开听证会, 听取相关各方主体的意见以实现良好治理的一种程序性制度。其目的是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 赋予学生、教师合理的程序性权利, 鼓励师生广泛参与校园管理活动, 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目标, 建立和完善校园听证制度是我国高校走向校园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适用范围上, 它具有广泛性, 包括学校内部奖、惩、贷、助等方面的听证;学校在内部管理方面涉及全体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方面的听证;对校园管理规章、制度进行制定、修改的听证。在程序上, 它一般包括如下内容:告知;提出申请;委派听证主持人和监督员;召开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 并将听证笔录提交裁决机构。
通过积极行使这些程序性权利, 亲身体验程序正义理念, 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将能得到很大的增强。法治教育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有力的延伸。
参考文献
[1]谢晖.法治演讲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90.
[2]谢晖.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J].学习与探索, 1996 (2) .
法治观教育 篇7
(一) 中国检察教育培训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检察教育培训工作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当时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新法学研究院”和地方性的“司法干训班”培训了一大批干部 (1) , 由此开始了中国检察教育培训制度。之后, 由于受各方面原因的影响检察教育培训工作一度中断, 自1978 年检察机关恢复后才进入了正常进程。1989 年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成立, 在之后的几年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察官进修学院纷纷建立, 自此我国检察官教育培训制度正式建立, 进入了有序的发展。2007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新的《检察官培训条例》, 取代了之前的《检察官培训条例 (实行) 》, 为新常态下的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方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检察教育培训基本上形成了两级双层体制和“三三制”课程体系。两级双层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领导全国的检察教育培训工作, 各省级检察院领导本省市检察教育培训工作;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各省市检察官学院双层并存的培训机构。 (2) “三三制”是指, 政治理论”“法学前沿”“检察理论和检察业务”为主要内容的“三三制”课程体系的建构。 (3)
(二) 目前我国检察教育培训体系的不足
我国现今的检察教育培训体系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 已经颇具规模, 有了较为完善的培训体制。但是面对日益深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 新形势下的社会现实也对我国检察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今的检察教育培训也日益暴露了其一些不足之处。
1.地方之间差异巨大
我国由于地域辽阔, 东西、南北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差异较大, 因此各省市之间的检察教育培训从规模、等级、频率之间相差悬殊。例如, 北京、上海等高校比较集中的地区, 各种形式的检察教育培训形式和内容也更为丰富。由此而导致了各级检察官培训质量和效用的不同, 进而使各省市检察官队伍素质水平产生了不同的印象, 这种现象是有悖于当前法治的平等要求的。
2.教育培训形式单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众所周知, 我国的法学教育培训一直存在着“重知识轻技能”“重理论轻实物”的问题, 检察教育培训也同样如此。综合整理学者的调查研究, 我国目前的检察教育培训仍然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 以课堂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学员在参见检察教育培训中缺乏主动性机制教育, 培训工作激励性不足。还有就是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现在过于强调工具性价值, 仅仅注重法律技术层面, 这与现实检察官办案所应具有宽广的知识层面不相匹配, 突出了我国现阶段检察官知识面有限、人文社科情怀不足, 不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3.基层检察教育培训不足
当前我国检察教育培训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 基层检察官的教育培训工作严重不足, 检察教育培训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好的制度设立后需要建立一些更为详细和完善的保障制度, 否则就会影响现有制度的可操作。
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检察教育培训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2020 年检察教育培训改革指导意见》 明确地提出了我国检察教育培训改革的方向。如何建立具有检察特色的教育培训体系, 完成检察教育培训改革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以什么样的理念来统领这样一套复杂的教育培训体制。笔者通过大量阅读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 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对检察培训的具体课程设置、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等微观层面进行改良, 忽视了检察教育培训理念的重塑, 仅有少数几篇论文涉及检察教育培训理念的研究, 但其不足之处就在于仅是提出了理念的重要性或一些具体的词汇。因此, 检察教育培训理念的确立也正是现今学者和司法实务界所应重视之处。
(一)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检察教育培训改革之理念所在
带着这样的问题, 笔者阅读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党关于司法改革的文件精神, 认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是我国现阶段检察教育培训改革的理念先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对于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内涵, 很多学者都给出了精准而有益的解读。例如, 张立伟在《什么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中讲道: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多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 (4) 著名的法律学者陈金钊在《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中对其进行了更详细的阐释, “法治思维是受规范和程序约束、指引的思维;法治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是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行使的思维;法治思维在价值追求上是一种趋于实现公平、正义, 保护权利、自由的思维;法治思维是理性思维, 是讲究逻辑推理、修辞论辩和解释技术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根据法律处理具体问题, 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法治方式具有独立性、自主性, 即在一般情况下, 依据法治方式处理问题不受道德、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三是法治方式强调法律方法的运用, 即使因为实质原因需要变通法律, 也不蛮干, 而是讲究运用价值进行衡量, 根据社会情势进行权衡, 但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 (5)
通过对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内涵和外延的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其与检察教育培训的契合之处———检察教育培训改革的主要目的就在与培养检察官的法治思维, 提高其办案的质量与效率, 促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更好的实现, 那么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检察教育培训的理念正是其题中之意。
(二)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强化检察教育培训
树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理念的检察教育培训体制, 有利于保证我国检察教育培训的方向正确, 有利于提高检察教育培训的实际效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检察教育培训理念有利于广大检察官树立法律思维, 有利于案件的高质量、高效率办理。那么,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如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理念强化检察教育培训呢?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具体进行。
首先, 在检察教育培训课程设置上要突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多的是一种程序性思维和逻辑性思维, 因此在检察教育培训的课程设置上, 要更多地注重对受训者程序价值的灌输和逻辑思维的培养。我国检察教育培训发展到现在的第三个阶段, 其重点已经不再是检察干警法律知识的普及, 而在其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的培养, 要大胆探索一些科学的培养方法, 在课程设置上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 让检察干警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对于检察实务工作的巨大促进作用。例如山东临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教育培训中改变了以往主讲人“一言堂”的课程设置模式, 创新的采用了“兰检卓越时空”, 对干警独立思考、言语表达、组织协调和临场应变等综合能力进行了锻炼, 让广大检察干警在实地中提高了自身的法治意识, 了解了法律程序的价值, 锤炼了其逻辑性思维。
其次, 在检察教育培训保障体系建设中应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指导。以往的检察教育培训体制不健全, 而一些已有的有效制度落实不足, 检察教育培训在制度保障方面, 建设不够与落实不力并存, 可以说在制度执行、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上缺乏具体统一的管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除了程序性要求外, 其另一个突出点就是制度化建设。法治方式是一套制度化、程序化方式, 在检察教育培训建设中, 我国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 以制度来保障检察教育培训的质量。
三、结语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检察教育培训改革过程中, 我们更应当注重制度的建设, 只有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为理念, 方能不断推进检察教育培训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健全的发展, 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注释
11) 石少侠.司法教育的考察与比较[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18。
22) 杨建军.我国检察官培训问题与对策[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2011 (2) 。
33) 马立东.国家检察官学院教育培训二十年回顾[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1 (6) 。
44) 张立伟.什么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N].学习时报, 2014-3-31。
让法治教育扎根中小学课堂 篇8
一直以来,青少年法治教育备受社会关注。前不久接连发生的几起青少年违法事件———广州中学生持刀将同学捅死,小学生被高年级学生用烟头烫烂双手, 汶川抗震“小英雄”涉嫌诈骗……令人惋惜、揪心的同时,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遗憾。
如何才能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法治教育又该怎样走进学生的心里?
在校学生犯罪比例较高,六成不懂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2013年度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报告》白皮书显示,2013年北京全市少年法庭共审理一审、二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1097件,判处未成年罪犯1053人。其中,在校学生占21.6%,仅次于农 民身份的 未成年罪 犯。2013年,北京未成年罪犯“四高”特征依然明显。一是男性犯罪比例高;二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段犯罪比例高,92.5%的未成年罪犯处于16岁至18岁之间;三是低文化水平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高; 四是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高,占65.3%。
前不久,教育部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首份 《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调查报告》,对青少年学生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综合运用法律的能力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该报告显示,青少年学生普遍形成了对基础法律知识的整体认知,但在掌握程度上存在结构上的不完整, 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对某些部门法知识的掌握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以刑法为例,刑法知识的掌握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较差,而在高中阶段则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良驯在参加由光明日报教育部与中国教育学会联合创办的“教育沙龙”时指出,目前学校教育在应试教育的导向下,缺乏基本的规则教育。“我们做过一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治理机制研究, 共调查了2834名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人员、410名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751名专门学校学生和2385名普通中学学生,发现不少学生缺乏起码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 未成年犯在回答自己犯罪原因时, 选择‘不 懂法律’ 的占65% , 58.1%的未成年犯‘不知道是犯罪 , 也不知道 会受到处 罚’, 64.7%的未成年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中小学法治教育待强化,配套较缺乏
《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调查报告》显示,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不同阶段,青少年学生运用法律的意愿反而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调查报告进一步分析认为, 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逐渐增多,受到社会影响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而当前社会中类似“中国式过马路”“走后门”等现象势必会对中小学生的法治观念产生影响,甚至使其规则意识逐渐变得淡薄。其次,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长,课业与升学压力会逐渐增大,学校、家长乃至学生个人对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会逐渐降低,学生可能会基于升学压力而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之中,而学校为保证升学率也会压缩法制教育在课堂教学中的比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曾表示,目前中小学法治教育在设计教育形式、课程内容、责任分工、权利义务等相关内容方面的体制机制尚待强化。 “同时,法治教育还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和多元的教育方式。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并没有从全局和长远利益看待中小学法治教育问 题,在课程设置上,仅是将法治课程作为思想品德课程中的一部分,形成了‘政治思想教育下的法治教育’局面。课堂教学仍是中小学法治教育的主要形式,缺乏课堂外的法治教育实践,学生不体会法治生活、不参与法治建设,已经获得的法律知识、形成的法治信仰则很难维持。”
他还指出,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也是问题。“专业师资不足, 以德育和政治老师替代;教材建设滞后,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法治教育专门教材;法治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只能从其他教育经费中转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也认为,缺乏高质量的分年龄、分年级的法治教育教材是当前青少年法 治教育工 作的一大 瓶颈。“社会上也有一些类似教材,但是很多是法学学者写的,没有考虑学生不同年龄的身心发展特点、可接受能力,在实践当中效果不是很好,科学性不够。”
使学校成为法治教育的主战场
实际上,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历年普法活动的重点。从1985年全国开展普法活动起,我国就着力于贯彻“提高全民法制观念和法律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关于改革各级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决定在小学阶 段进行以“五讲四美”和“五爱”为中心的、包括法律常识在内的社会常识和社会公德教育,2002年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工作的若 干意见》,强调法律素质是青少年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求中学法治教育要着重进行社会主义 民主与法 治观念教 育 , 2007年《中小学法治教育指导纲要》对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提出 具体目标,明确指出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未来,我们又该如何将法治教育扎根中小学课堂?
在今年的两会上,各位代表委员也对法治教育提出了具体建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全书委员指出,培育法治信仰 应从“小 ”处入手 。“小”,即把普法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强化学校对法治教育的主体责任和考核办法,加大法治进校园、进教材的力度,使学校成为法治教育的主战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法治教育规划,切实改变小学教大道理、大学教守规矩的本末倒置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科协主席蒋庄德在陕西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提出,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材、师资配置、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课件都要跟得上。“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首先要编好教材,必须寓教于乐。小学生的教材,一定要通过图画的方式,让他们一步一步建立起对法律的认识,从小就知道什么是法律的红线、是碰不得的。底线画好了,到中学和大学阶段,就可以按照各自的特点接触具体的法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教育? 篇9
问题是如何加强。一个常见的惯性思维是开设专门的法治知识课程。应该承认,专门的法律教育课程当然是有意义、有作用的。国家与学校可以通过专门的法治知识课程将法律教育的基本要求进行系统体现,学生也可以在专门的法治知识课程中对基本的法律常识、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法律制度等有一个相对系统的学习。但专门的法治知识课程作用的发挥,往往不取决于课程本身的科学、系统、有效,而是取决于课程之外的因素。比如,专门的数学课程自身就足以让学生学好数学,因为作为一门理论性课程,数学虽然也要联系生活实际,但其自身就是自足的。但法律则不同,法治知识是实践性知识,生活中到处可见法治知识的运用。也就是说,法治教育必须打通专门课程与生活中法治实践之间的通道,使法治知识教学与法治知识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互相印证。如果专门课程中所学到的法治知识在生活中得不到印证,或者说现实生活中法律的运用是对课程中法治知识的否定,学生就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就会认为法律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条文,是地地道道的“纸老虎”。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考试等方式留住学生的注意力,但这一做法背后的逻辑则是将法治知识学习变成了换取分数的工具,学生重视的不是法律而是分数。显然,通过考试来强化法律学习的做法,无法强化法律的神圣性,根本不能达到加强法治教育的目的。
学生最直接的生活就是学校生活。学校不是法外之地,同样有法律的显身。专门的法治知识课程要想得到真实的法治教育效果,必须有学校生活的支持与配合。也就是说,法治知识课程的教育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生活的法律质量,取决于学校是否能够做到依法治校。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依法治校在很多学校依然是遥远的梦想。很多学校,校长一言堂,校长不是法治与民主的维护者,而更类似于“封建领主”,什么都是一个人说了算,超越于学校规则之上。在很多班级,也是班主任、任课教师说了算,甚至班长都成了特权人物,法治精神在班级生活中得不到体现。对学校生活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学校生活中将法律视为儿戏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义务教育法》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准设置重点班,但现实中有多少初中不在违法设置重点班呢?不是不知道法律规定,而是根本没把法律规定放在眼里。
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研究 篇10
一、什么是法治观念
所谓法治观念, 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和看法, 包括其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 也就是借助法律的手段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观念。同时, 也指人们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 形成于人脑的一种内在约束, 是人们将自己的实践和法律要求相互融合的结果。[1]法治观念的塑树需要以法治教育为基础, 因此, 大学生法制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目前大学生法治教育现状分析
很多高校都十分重视法治教育, 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进行法治教育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的存在, 仍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不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法治教育缺乏科学的定位。目前, 一些高校领导将主要精力和关注点放在重点学科建设上, 对法治教育的重视度不足, 对高校法治教育缺乏应有的研究, 没有找准法治教育应有的定位, 这就造成了在开展对大学生的普法教育时, 采用填鸭式的方法向大学生灌输法律知识, 而没有将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作为己任, 在高校这种不科学的法治教育定位下, 大学生具备了法律知识, 但缺乏法治信仰。
二是法治教育内容相对陈旧, 更新不及时。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法治教育时所选用的教材没能及时更新, 有的法律已经修改了, 法条内容和观点都变化了但是由于沿用原来订购的老教材, 致使法治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此外, 高校教师在进行授课时, 往往注重义务而轻视权利, 重视内容目标忽视过程目标, 很难做到以案说法, 大学生对对抽样的法律条文的理解很难到位, 不利于其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形成。
三是法治教育的形式过于枯燥单一。目前, 很多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时往往采用传统的课堂授课形式, 通过向学生灌输枯燥的法律条文来完成法治教育的目标。这种传统的授课形式仍以教师为课堂的主角, 学生仍是被动地学习, 师生间缺乏有效地互动。这种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和塑树法律意识的积极性, 也难以确保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四是高校法治教育师资力量与法治教育的形势不相适应。当前, 国家高度重视依法治国, 把提高国民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但是一些高校的法治教育教师综合素质较差, 缺乏专业系统的法律知识体系, 理论功底不够深厚, 实践经验也很缺乏, 法治教育师资力量如此薄弱势必会影响到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效果。高校法治教育的这种师资状况与目前国家大力研究推行依法治国的大背景是不相适应的。
五是法律素质未被列入素质教育之列。一些高校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认识过于片面, 认为综合素质只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没有将法律素质列入素质教育之列。这也是很多高校对法治教育重视度不足的原因所在。
三、增强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有效途径
随着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入推进, 大学生只有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针对目前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状, 笔者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形势下增强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有效对策。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加强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教育。在现代法治社会里, 以法律知识、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为基础的法律素质是当代大学生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2]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展法治教育, 培养大学生的法治观念, 杜绝“马加爵事件”发生在大学生身上。
二是科学准确地进行法治教育定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 应通过多种教育形式来提高大学生的法治素质, 使大学生具备遵纪守法的自我约束能力, 形成自己的法律信仰。因此, 高校法治教育应定位在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上, 使得大学生通过学习, 能够守法, 也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从这个角度上看, 高校开展法治教育仍要以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为基础, 让大学生认识和了解我国依法治国现状和形势, 通过加深认识帮助其牢固树立自己的法律信仰。
三是对教材内容和教学形式及时更新、调整。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人员对现行法治教育的教学大纲进行调研, 并根据调研结果进行调整。[3]高校加强对教材的关注, 一定为学生选用最新的教材, 避免陈旧的内容影响学生法律知识的获取和法治意识的塑树。同时, 要鼓励教师创新教学形式, 在进行基础授课的同时, 利用法律知识深入分析社会热点问题,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四是提高教师队伍素质。高校应为法治教育教师创造尽可能多的学习培训机会, 通过多种渠道提高教师素质, 使他们能够切实承担起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任务, 较高的政治素质、渊博的法律知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大学生呈现精彩的法治教育课程, 为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作出贡献。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将依法治国推向了新的高度。法治教育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将会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对其进行法治教育是提高他们法治观念、遵守法律法规的重要保证,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教育,观念,途径
参考文献
[1]邓姝然.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研究.职业教育, 184.
[2]董升太.当代大学生法治教育现状及对策分析.菏泽学院学报, 2011年1月.第33卷第1期: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