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精选7篇）
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 篇1
子宫腺肌瘤是一种局限型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虽然以前有用不同的磁共振成像(MRI)序列用在子宫腺肌瘤的诊断上,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了解其血流动力学的变化鲜有报道。本研究采用肝脏快速三维容积动态增强(liver acquisition with volume acceleration,LAVA)序列探讨子宫腺肌瘤动态增强MRI的变化特征及其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intensity curve,TIC),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12月至2012年9月我院经病理证实为子宫腺肌瘤的患者23例,且均行动态增强MRI检查。年龄25~43岁,平均31.3岁。
1.2 仪器设备及图像工作站:
采用GE Signa HD×1.5T超导型磁共振成像仪,采用8通道体部线圈。将数据传输至AW4.4图像工作站上,采用Functool 2软件后处理得出TIC。
1.3扫描技术:
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序列扫描,后进行动态增强扫描,采用LAVA序列矢状位扫描,TR 4.3 ms,TE 2.1ms,层厚5 mm,层间距0 mm,视野32 cm×32 cm,矩阵256×256,Nex 0.7,翻转角12°,扫描25个时相,每个时相为6 s,总扫描时间为150 s。注射造影剂及扫描同时进行,经肘中静脉注入钆喷酸葡胺注射液(Gd-DTPA),注射速度4 m L/s,0.1mmol/kg体质量,后加注20 m L 0.9%氯化钠注射液,扫描时不用憋气。
1.4 数据及TIC分析:
由2名有5年工作经验的磁共振医师对数据及图像进行分析。选取瘤灶、邻近子宫内膜与肌层对比明显的失状位时相图像,分别选取子宫内膜及瘤灶作为感兴趣区1(ROI1)和感兴趣区2(ROI2),ROI的大小2~6 mm2,ROI内信号要求均匀,不能有坏死、囊变或血管成分。每个ROI分别测出0、16、32、48、64、128 s的信号强度值,分别计算出各时相强化速率(Sp)。Sp=(SIend-SIpre)×100%/[SIpre×(TendTpre)],SIend、SIpre分别为增强后及增强前的信号强度,Tend、Tpre分别为时相增强后及增强前的时间点。利用工作站软件得出子宫内膜和子宫腺肌瘤感兴趣区的TIC,并加以对比分析。
1.5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表示。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行t检验分析各时相Sp的差异,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子宫腺肌瘤增强形态学特征:
23例患者中,单发21例,多发2例;位于后壁15例,前壁5例,侧壁1例,前后壁均发生2例。肿块邻近的结合带明显增厚,肿块大多呈椭圆形,边界模糊,其信号与结合带相近,在T1WI序列上呈等信号(图1a),在及T2WI序列上均呈低信号(图1b),有些仅T2WI序列上病灶内可见斑点状高信号,或T2WI、T1WI同时出现斑点状高信号的出血灶,直径约为0.2~0.7 cm。动态增强扫描显示,肿块逐步明显强化,在24~30 s时间段内达峰值(图1c)。
2.2 子宫腺肌瘤与子宫内膜各时相强化速率的特征:
子宫腺肌瘤与邻近子宫内膜平扫时的信号强度值分别为(292±72)Hu和(300±21)Hu,瘤灶及内膜各时相ROI的Sp见表1。子宫腺肌瘤与邻近增厚子宫内膜各时相Sp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子宫腺肌瘤与子宫内膜TIC:
同一患者的子宫腺肌瘤与邻近子宫内膜的TIC各时相段基本相互平行,整体形态近似。所有的曲线均表现为早期急速上升至峰值,后为持续的平台期,且有20例在早期急速上升段,两者曲线几乎相重合,子宫内膜TIC的平台期的信号强度值均比子宫腺肌瘤的高(图1d)。
3 讨论
(a:T1WI,病灶位于子宫后壁,呈等信号占位,内见斑点状稍高信号;b:同层面T2WI,病灶呈低信号占位,内见斑点状高信号;c:增强早期时图,子宫后壁内膜呈明显强化,其下面的子宫腺肌瘤呈中等强化,邻近肌层相对低信号;d:TIC曲线图,两曲线均表现为早期快速强化,于中后期表现为平台的持续强化,两者形态相似,只是此处内膜平台较高)
子宫腺肌瘤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特殊类型,是由平滑肌和良性子宫内膜组成的良性肿瘤[3]。近年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广泛被应用在子宫腺肌瘤的诊断中[4],其能发现子宫内膜下肌层内异常回声团块,边界不清,但不能理清与内膜关系,与子宫肌瘤较难鉴别,误诊率高。CT平扫只能显示肌层局部增厚占位,增强扫描多数显示为相对肌层稍高或稍低密度的肿块占位,与子宫肌瘤较难鉴别,误诊率亦较高。穿刺活检术虽然可以明确诊断,但会造成内膜组织在穿刺的孔道异位种植,最终确切的诊断还是靠切除病灶后进行的病理学检查。MRI平扫及增强文献报道较多,但缺乏特异性征象,且往往未能捕捉最佳时相显示病变的轮廓。近年来,国外文献[5]报道用动态增强MRI判断子宫内膜癌浸润的深度,对复杂的附件肿块进行定性分析[6],动态增强MRI诊断子宫腺肌瘤国内外文献鲜有报道。子宫腺肌瘤能否确诊,对治疗方案制定及预后完全不同[7,8]。
动态增强MRI原理是用高压注射器经静脉注入顺磁性造影剂,同时用超快速成像序列进行扫描,从而对早期血流动力学变化进行成像。能对某一层面进行多时相连续成像,能为组织灌注、毛细血管量、造影剂弥散率提供重要的信息。其信号强度的改变与局部组织毛细血管血供容量、通透性及造影剂弥散率成正比,因此不同病理组织有不同的信号强度变化,前者影响早期强化特点,即灌注情况,后两者与后期强化相关。动态增强MRI最早被应用在乳腺癌的诊断中,现在亦广泛应用于乳腺病变的诊断[9]。本组病例,参考单军等[10]提出的增强TIC及本组病例的TIC将0~32 s定为增强早期,33~64 s为增强中期,65~128 s为增强晚期。选择不同的ROI,经工作站后处理便可得出TIC,便可定量分析ROI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增强早期约50%造影剂通过毛细血管进入组织间隙,组织毛细血管容量高,其血流灌注越高,致使组织间隙积累较多的造影剂,其TIC的早期峰值曲线斜率越大,反之早期峰值曲线斜率越小。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越大,组织对造影剂弥散率越高,中后期就能持续水平强化或缓慢上升强化,TIC表现为增强中晚期曲线段水平或缓慢上升,反之中晚期曲线段降低。
子宫腺肌瘤亦适合用动态增强MRI作出诊断,因为该病变富含血管组织,血流灌注量大,不受呼吸影响,每时相成像时间短,可连续多时相成像。
子宫腺肌瘤含有异位的内膜成分,而且与邻近内膜关系密切,其本身含有肌层的血管成分,亦含有内膜的血管成分,因此推测子宫腺肌瘤的血流动力学应与子宫肌层及内膜均有关。但ROI的选择亦有讲究,远离子宫腺肌瘤的子宫内膜因没有受其刺激,毛细血管量没有增加,灌注量较邻近子宫腺肌瘤的内膜低(图1c),所以只能选后者与子宫腺肌瘤作比较分析。本研究得出,子宫腺肌瘤与邻近子宫内膜于15 s时迅速明显强化,于27 s时达顶峰,之后保持平台持续强化,两者各时相强化速率间的t检验表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者的TIC各时相段基本相互平行,整体形态非常相似。子宫腺肌瘤、邻近子宫内膜均较正常肌层及内膜富含毛细血管组织,灌注量明显增大,得出的数据及TIC观察到,在增强早期(0~32 s)两者的Sp都很高,TIC早期曲线斜率都陡峭,表明两者都呈高灌注。邻近子宫腺肌瘤内膜含有较多不成熟毛细血管,通透性高,渗透性大,就会使增强中后期强化率增大,所以与之相应的TIC曲线平台较子宫腺肌瘤高。
动态增强MRI诊断子宫腺肌瘤来源于其含有异位的内膜成分,就有可能有相同的血流动力学改变[11]。本研究发现子宫腺肌瘤与子宫内膜的TIC各时相段基本相互平行、整体形态非常相似,利用此特异性征象作出本病的诊断就更简便和可靠。对怀疑为子宫腺肌瘤的患者,通过对比分析两者的TIC形态,检验两者各时相段的关系,就能作出本病的诊断,因此就没有必要对可疑患者进行活体组织检查。
本研究仍有它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动态增强扫描时间限制,扫描范围较小,空间分辨率较低,容易漏掉较小的病灶,其次病例的数目较少,还有增强128 s后的特征未发现,所得结果仍属初步,因此,平扫及普通增强扫描对诊断亦不缺少,且有必要增加检查病例及把增强时间延长至128 s之后,以获取更深入和细致的特征。
综上所述,动态增强MRI是提供一种诊断子宫腺肌瘤有效的方法,所以对疑诊为本病的患者进行动态增强MRI非常有必要。
摘要：目的 探讨子宫腺肌瘤的磁共振成像(MRI)动态增强特征。方法 选取23例经病理证实为子宫腺肌瘤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行常规MRI平扫、动态增强扫描,选取瘤灶及邻近的子宫内膜为感兴趣区域,计算各感兴趣区域在增强16、32、48、64、128 s时相强化速率(Sp),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各时相瘤灶与其邻近的子宫内膜强化速率的差异;分析两者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的特征。结果 子宫腺肌瘤与子宫内膜的各时相S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一患者的子宫腺肌瘤与邻近子宫内膜的TIC形态近似,且表现为早期急速上升至峰值,后为持续的平台期。结论 MRI动态增强有助于子宫腺肌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关键词：子宫,腺肌瘤,磁共振成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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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 篇2
1 资料与研究
1.1 一般资料
对临床可疑乳腺病变58例共69个病灶进行回顾性分析, 所有病变均经手术及病理证实, 包括42个恶性病变, 27个良性病变, 患者年龄为18~44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18~44岁为青年) 。病变病理结果如下:恶性病变42个, 包括浸润性导管癌32个, 浸润性乳头状癌3个, 浸润性小叶癌、导管内癌及黏液癌各2个, 神经内分泌癌1个;良性病变27个, 包括乳腺增生病12个, 乳头状瘤及纤维腺瘤各6个, 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2个, 错构瘤1个。
1.2 MRI检查
使用3.0 T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 (Verio, Siemens) , MRI造影剂为钆喷酸葡胺注射液 (Gd-DT-PA) , 规格为15 ml/瓶。检查前用18G静脉留置针穿刺建立静脉通道, 嘱咐患者检查注意事项, 指导患者俯卧于专用的双侧乳腺表面线圈上, 并适当加压固定使其自然悬垂于线圈洞穴中。
1.2.1 MRI扫描技术:
所有患者平扫均采用双侧乳腺快速小角度三维成像 (3D-FLASH) T1WI成像、反转恢复法T2WI成像, 动态增强扫描采用快速小角度三维成像脂肪抑制T1WI序列, 包括平扫和5组动态增强, 翻转角10°。先行平扫, 平扫结束后立即推注对比剂Gd-DTPA, 用量为0.1 mmol/kg, 流速为2 ml/s, 然后快速推注15 ml 0.9%氯化钠注射液冲刷长导管内的残余对比剂。注药的同时启动增强扫描, 扫描无间隔重复5次。
1.2.2 图像后处理:
扫描完成后机器自动减影得到5幅减影图及最大密度投影图 (MIP) 。利用Mean Curve软件对乳腺异常强化灶进行分析绘制出病变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同时利用三维技术重建技术显示病灶的空间定位。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分析处理。青年良恶性病灶的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RI对青年乳腺病变的显示情况
青年良恶性病变的信号强度在平扫MRI的显示中多有重叠 (见表1) , 而形态特征在增强图像尤其减影图像上则显示清晰 (图1a) , MIP图像也清晰显示病变的部位、形态及周围异常增多、增粗的血管影 (图1b) 。经χ2检验, 良恶性病变T1WI及T2WI的不同信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的形态学表现
2.2.1 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的MRI特征:
27个青年乳腺良性病变中, 类圆形或分叶状结节或肿块21个 (78%) , 边缘光整18个 (67%) , 增强后强化均匀15个 (56%) (图2) , 强化不均匀12个 (44%) , 其中2个病灶出现环形强化, 分别为粘液纤维腺瘤及导管内乳头状瘤。
42个青年乳腺恶性病变中, 形态不规则结节或肿块26个 (62%) , 边缘不规则 (图3) 或星芒状35个 (83%) , 增强后强化不均匀34个 (81%) , 29个 (69%) 表现为环形强化, 其中2个黏液癌及9个浸润性导管癌为典型环形强化 (图1a) ;余18个强化方式表现为填充型环形强化, 即增强早期中央不强化或强化程度弱于周边, 但后期逐渐向中央强化, 呈填充型。
2.2.2 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MRI形态学的诊断意义:
经χ2检验, 青年良恶性病变的形态表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926, P<0.05) ;两者的边缘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329, P<0.05) 。
以病变形态表现为不规则形为恶性诊断指标, 青年乳腺癌的诊断敏感性为67% (28/42) , 特异性78% (21/27) , 准确率71% (49/69) (表2) 。
以病变边缘不规则或星芒状为恶性诊断指标, 青年乳腺癌的诊断敏感性为83% (35/42) , 特异性67% (18/27) , 准确率77% (53/69) (表3) 。
2.3 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早期强化率
根据公式计算比较青年良恶性病变2组的早期强化率, 良性病变组为 (99±33) %, 恶性病变组为 (114±38) %, 提示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早期强化率无统计学意义 (t=1.714, P>0.05) 。
2.4 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比较
诊断结果见表4, 良性病变Ⅰ型曲线 (图4) 占比最多, 为44%, 恶性病变Ⅲ型曲线 (图5) 占比最多, 为55%;26%良性病变和38%恶性病变为Ⅱ型曲线。良恶性病变这3型曲线类型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χ2=13.560, P<0.05) 。
以Ⅱ、Ⅲ型曲线为乳腺恶性病变的诊断指标, 青年乳腺癌的诊断敏感性93% (39/42) , 特异度44% (12/27) , 准确率74% (51/69) (表5) 。
3 讨论
3.1 MRI显示青年乳腺病变的评价:
MRI具有很高的软组织分辨力, 发现病变不受乳腺致密程度的影响, 但单纯MRI平扫在定性诊断上与X线摄影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本组资料显示, 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信号在平扫T1WI及T2WI上并无统计学差异。MRI动态增强扫描则是鉴别乳腺肿瘤的高敏感技术, 本组资料动态增强检查显示了所有病变, 对于青年女性患者的致密型乳房, 减影图像较增强图像更能清晰显示病变的轮廓特征, 而MIP图像也能清晰显示病变的部位、形态及周围血管情况。乳腺三维重建成像技术可以为临床手术提供支持, 其结合断层图像能更直观地显示病变的空间部位、形态边缘结构及周围的血管影。
图1右乳浸润性导管癌 (a:增强减影图, 病变边界清晰, 边缘环形强化;b:MIP重建图, 清晰显示病变的部位、形态及周围异常增多、增粗的血管影)
图3右乳神经内分泌癌 (a:三维重建图, 癌灶位于右乳内下方, 形态不规则, 边缘不光整, 见稍许毛刺, 增强扫描强化不均匀;b:病理免疫组织化学图:IHC (×10, NSE:阳性)
图4右乳纤维腺瘤的Ⅰ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a:病灶测量图;b: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图)
图5右乳浸润性导管癌的Ⅲ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a:病灶测量图;b: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图)
3.2 MRI对青年乳腺病变形态学的评价:
本组资料表明, 乳腺良性病变大部分表现为边缘光整的类圆形或分叶状肿块, 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晰, 并且增强后期强化多较均匀。大部分乳腺纤维腺瘤的MRI特征性表现[1]为类圆形或分叶状肿块, 边界清晰, 边缘光整, 或有包膜, 内部分隔无强化, 强化持续均匀, 这些特征被认为是目前区分边界清晰的乳腺癌的有效征象之一。而毛刺征则为青年乳腺癌MRI的相对特异征象。本组资料显示以边缘不规则或星芒状为青年乳腺癌的诊断指标, 特异度为67%。有研究报道称毛刺征预示肿瘤的恶性程度更高, 在微血管生成等方面具有更高的恶性生物学行为[2]。本组资料统计以边缘不规则或星芒状为青年乳腺癌的诊断指标, 敏感度达83%, 符合青年乳腺癌肿瘤细胞侵袭力强的病理学特点。环形强化的强化方式是青年乳腺癌MRI的重要征象。文献[3]认为由于年轻女性患者癌灶体积较大, 生长过快, 血供缺乏, 容易发生液化、坏死, 出现不均匀强化。本组资料显示青年乳腺癌的环形强化的强化方式占不均匀强化的比率达69%。也有些病理类型的乳腺恶性病变MRI上具有特征性表现, 张仁知等[4]研究得到导管内癌MRI表现为沿导管或小叶分布的斑点片状、结节样以及均匀强化。黏液腺癌由于肿瘤内含大量黏液成分, 癌细胞成分多漂浮在黏液湖中或位于肿瘤的边缘, 所以在MRI上的表现具有独特性[5], 平扫T2WI表现为黏液成分的明亮高信号, 边界清晰, 动态增强检查时表现为环形强化或不均匀强化, 多由外周向中心呈填充型强化。
本组研究以病变表现为不规则形为恶性诊断指标, 青年乳腺癌的诊断敏感度仅为67%, 以病变边缘不规则或星芒状为恶性诊断指标, 敏感度为83%, 尽管大多数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能从形态学上鉴别, 但仍有部分重叠给鉴别诊断带来困难。张静等[6]发现慢性炎症、脂肪坏死均可形成环形强化的不规则形肿块, 而腺病或增生性疾病可表现为复杂多样的非肿块性病变, 如果不仔细分析均容易造成误诊。本组研究中, 2个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因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特征均呈现出恶性肿块而误诊为炎性乳腺癌。腾妍等[7]发现非哺乳期乳腺炎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 触诊肿块质硬, 常与周围皮肤及组织粘连, 如同时伴有乳头凹陷、乳头溢液及腋窝淋巴结肿大等征象时, 更难与乳腺癌鉴别, 其影像学检查缺乏特异性。而青年女性容易引发乳腺炎等疾病, 故在青年乳腺疾病中鉴别炎性乳癌和急性乳腺炎更需结合临床资料和MRI多个指标作出综合诊断。
3.3 MRI对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血流动力学的评价:
目前, 通常通过测量乳腺病灶的早期强化率来提高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能力, 但文献上对采用的早期强化率阈值不同, 标准差较大, 造成其范围多有重叠。罗建东等[8]取早期增强率≥90%为界限诊断乳腺癌, 敏感性88%, 特异性62%, 认为以早期增强率鉴别良恶性特异性不够高,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有学者认为用不同的MRI扫描仪、不同的扫描序列、不同的扫描参数所得的早期强化率量化值有差异[9]。本组研究统计得到青年良恶性病变之间的早期强化率无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与上述的因素有关, 同时月经周期激素水平的不同也会影响早期强化率, 故笔者认为要确定早期强化率对鉴别青年良恶性病变是否有诊断价值, 需要加大样本量作进一步的研究。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被认为是发现和诊断乳腺疾病的主要技术之一, 它能反映病灶中对比剂浓度的动态变化, 既直观又准确地反映出病变的动态强化特征, 国内外均有研究显示TIC诊断乳腺病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10,11,12], 因而临床上若想了解其患者肿瘤血供情况, TIC无疑是最佳指标之一。本组资料显示, 大部分青年良性病变倾向于Ⅰ型曲线, 而Ⅱ、Ⅲ型曲线也占有一定比例, 这可能与断层影像中肿瘤组织的实际大小、形态以及在工作站人工描绘TIC时选取的兴趣区大小和摆放位置等因素有关。青年恶性病变以Ⅱ、Ⅲ型曲线多见, 在一组青年乳腺疾病的动态增强扫描研究中, 观察到的乳腺癌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包括Ⅱ型和Ⅲ型, 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13]。本组资料青年乳腺癌Ⅱ、Ⅲ型曲线敏感性较高, 但特异性不高, 这可能与少数青年良恶性病变动态强化特征的重叠性有关, 降低了MRI诊断的特异性。
3.4 不足:
由于本院中老年乳腺患者进行MRI检查的病例不多, 故本研究未能把中老年乳腺癌纳为研究对象作青年乳腺癌的对照组进行年龄纵向的对比, 而有待今后能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另外, 乳腺癌的病理类型多种多样, 但本组资料中青年乳腺癌不同病理类型的病例数不多, 对不同病理类型青年乳腺癌的MRI特征提供的信息有限, 有待今后扩大病例数进行进一步研究。青年良恶性病变在MRI形态学上及曲线类型中尚有部分重叠, 鉴别诊断中具有局限性, 可结合超声、X线等其他技术手段进一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摘要：目的 探讨磁共振成像 (MRI) 动态增强技术对青年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以期提高青年乳腺癌的检出率。方法 回顾分析5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青年女性乳腺疾病的MRI影像检查资料, 包括恶性病变42个, 良性病变27个。比较青年乳腺良恶性病变的MRI各种征象, 包括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特点, 计算病变的早期强化率, 绘制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探讨这些指标的诊断价值。结果 青年乳腺良性病变多呈类圆形或分叶状, 边缘光整, 无毛刺, 边界清晰, 强化均匀,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多为Ⅰ型;恶性病变多呈不规则形结节或肿块, 边缘不规则或呈星芒状, 边界不清, 强化不均匀, 部分呈典型环形强化或填充型环形强化,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多为Ⅲ型。早期强化率在青年良恶性病变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分布则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MRI动态增强技术能满意地显示青年乳腺病变的形态学特征和增强的血流动力学特点, 是诊断青年乳腺癌的有效方法。
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与设备
疑有颈部动脉疾病的患者18例,男11例,女7例,年龄26~62岁,平均48岁。其中6例正常,12例异常,大动脉炎7例,颈动脉体瘤5例,12例中经手术证实者7例,其余5例经临床及其他影像学检查(DSA)证实。使用西门子Magneton Trio Tim 3.0T磁共振成像设备,DCE-MRA及TWIST软件,头线圈(12单元)、颈(4单元)、一个体线圈(4单元)和脊柱线圈(3单元),MEDRAD高压注射器,国产GD-DTPA造影剂(北京北陆化学品有限公司,钆喷酸葡胺)。
1.2 扫描方法
将18例患者分为2组,实验组9例患者使用TWIST技术,对照组9例患者未使用TWIST技术。患者均仰卧于扫描床,头先进体位,首先进行HASTE横轴位、冠状位、矢状位定位扫描,扫描时均使用吸气像。实验组将高压注射器A管内注入10ml GD-DTPA造影剂,B管内注入30 ml生理盐水(剩余10 ml生理盐水在团注后进行静滴)。通过肘静脉注射对比剂钆喷酸葡胺(Gd-DTPA)速率5 ml/s;B管生理盐水速度5 ml/s。设置TWIST序列,基本扫描参数:TR/TE/FA为2.01/0.7/10°,FOV为460mm、相位方向FOV采用87.5%、层厚3 mm,A区设置30%采集、B区设置26%采集;TWIST扫描与高压注射器注射对比剂同时进行,完成扫描。对照组将高压注射器A管内注入30 ml GD-DTPA造影剂,B管内注入30 ml生理盐水。在靶血管处设定一个三维梯度回波DCE-MRA序列,TR/TE/FA为2.66/1.08/30°,设定10~20个动态,采集的层厚为1.2 mm,矩阵为512×512,FOV及采集的厚度根据各扫描部位不同而分别设定,相位方向FOV 68.8%,扫描时间均大于17 s。用高压注射器从手背静脉将造影剂以2 ml/s的速度注入血管,再以同样的速度将30ml生理盐水注入。在高压注射器注射的同时,扫描仪以20 ms的间隔取样,在自动视窗内观察到造影剂团到达左心室时,将二维梯度回波成像转换至三维梯度回波序列,开始中心K空间采集完成扫描。两组扫描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最大密度投影(MIP)处理,完成所需的颈动脉的血管图像。所获得的图像均由3名主治以上医师双盲法判读。
2 结果
未使用TWIST技术的9例患者,每个动态扫描时间均在17 s,只能显示1个动脉期,第2期已有静脉轻微显影,但静脉信号并没有影响对动脉细节的显示。其后各期静脉已完全显影,干扰了颈动脉的显示,影响了对动脉的评估。而使用TWIST技术扫描的8例患者由于扫描时间缩短了一半,8例均获得了清晰、立体的血管全貌及分支情况,且只有颈动脉无静脉的图像,其中2例扫描时间是3 s,获得两个动态均是动脉期,其余只有一个动脉期的图像。
3 讨论
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能够真实地反映颈部血管,已广泛应用于颈动脉病变的诊断中。但由于颈部血管静脉回流快,要想得到完全动脉期的图像,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采集完毕[2]。因此准确地掌握扫描时间以便在颈静脉强化之前获得动脉期影像是成功的关键。常见的方法是通过缩短重复时间(TR)、半回波技术、并行采集技术、匙孔技术、减少模块的厚度、使用矩形扫描视野或不对称扫描视野等方法进行缩短三维容积成像数据采集的时间。但以上几种方法已提高到其生理及技术的内在极限。TWIST技术简便易行,不但能节省造影剂的用量还可大大缩短扫描时间,使颈动脉快速成像成为可能。
K空间是由2部分组成的:一部分高频K空间数据,决定整幅图像的空间分辨率,采集的数据按频率编码后填充在K空间的边缘;另一部分是低频K空间数据,决定图像对比度,采集的数据按频率编码后填充在K空间的中心[3,4]。血管的图像需要低频部分的对比度高。TWIST技术的原理是低频K空间的采集是常规采集,而高频部分每个动态只采集一小部分,最后把所有采集的低频K空间计算在一起平均,这样就节省了整个K空间的采集时间,而图像的血管部分没有影响。
在应用过程中,常规的方法扫描血管,最多只能扫出2~3个动脉期,扫描时间一般均超过6 s以上,对比剂的注射速度均为2~3 ml/s。而TWIST技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6个动脉期,扫描时间可以达到1.9 s,对比剂的注射速度均为5 ml/s,使得动态增强扫描的每个时相的过程更加精确动、静脉期可分别显示并可以全面地、动态地观察影像,掌握颈部血管性疾病的程度及范围,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由于扫描时间短,所以不需要屏气,对于老年、小儿以及危重的患者极易配合,患者伪影可降至最低[5,6]。无需小剂量跟踪扫描技术,尽管这种技术可以准确掌握造影剂到达血管的时间,但对操作员的技术要求很高,操作员需肉眼看到对比剂浓度在血管内到达高峰时,方进行中心K空间的采集,如果操作员稍有失误,就造成了动、静脉期无法分清。造影剂剂量成人常规用30ml而TWIST技术只用10 ml,因此大大减少了因造影剂引起的毒副作用,提高了使用造影剂的安全性,也降低了患者的费用。TWIST技术不但可以应用在颈部血管扫描中还可应用于肺灌注、肺包块供血,胸部大血管病变等[7,8]。
TWIST技术的应用,可获得更高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提供多组不同时相的颈部血管图像,在颈部血管的解剖结构及病变中,可以全面地影像观察,掌握病情的程度及范围,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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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以“前列腺癌、扩散加权成像、DWI、动态增强、DCE-MRI、prostate、cancer、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Pub Med及Springer Link。收集DCE-MRI和DWI对前列腺癌灶诊断价值的文献,检索时间为2005年1月—2015年12月。为尽量避免漏查文献,采用手工检索和网络检索相结合的方式,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均进行二次检索。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研究类型,均采用DCE及DWI诊断前列腺癌,诊断试验以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或前列腺癌切除术后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为回顾性研究或前瞻性研究;(2)研究对象,来自临床疑似前列腺癌患者的前列腺组织的单个感兴趣区(ROI);(3)研究结果,均能获得诊断试验的四格表数据;(4)文献语种为中文和英文。排除标准:(1)文摘、综述、述评或个案报道类文献;(2)数据重复发表;(3)DCE-MRI及DWI研究的对象不是同一组病例;(4)诊断过程中前列腺组织ROI的放置参照T2WI图像上的异常信号或病理结果提示。
1.3 文献资料提取
由1名影像学主治医师及1名泌尿科主治医师独立检索,并按照预先制订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进行资料提取,意见不一致时讨论确定。提取内容包括作者、发表时间、患者年龄、样本量、仪器设备、线圈类型、b值、诊断“金标准”、DCE及DWI的诊断方法。
1.4 文献质量评价
按照Cochrane协作网推荐的QUADAS(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作为诊断性试验的质量评价工具[2],评价诊断性文献质量。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Meta-Disc 1.4及STATA软件,首先通过Egger法检测文献发表偏倚,同时采用χ2检验对各研究诊断比值比进行异质性分析,I2<50%、P>0.05则无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I2≥50%、P<0.05则存在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其中分析异质性来源,包括阈值效应和非阈值效应。随后对全部纳入研究进行Meta分析,计算合并敏感度、特异度和汇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所有结果均用95%CI表示,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按照检索词初步检索文献414篇,排除未达到纳入标准的文献(图1),共纳入7篇文献进入Meta分析,其基本特征见表1。纳入的7篇文献包含同时应用DCE和DWI诊断前列腺癌,其中仅3篇文献除对比单独使用DCE和DWI诊断技术外,还对比了两者联合应用对前列腺癌灶的诊断价值。
2.2 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经Egger检验,以0.05为检验水准,P=0.072,表明纳入文献未发现发表偏倚。
2.3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及质量评价
纳入的7篇文献[3,4,5,6,7,8,9]共包含447例患者,4561个ROI,其中癌灶1068例,并均经病理证实。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1,方法学质量评价见表2:其中5篇文献[3,4,6,8,9]评为13分,2篇文献[5,7]评为12分。
2.4 Meta分析结果
2.4.1 异质性检验
通过诊断比值比分析异质性,DCE诊断组I2=57.5%,P<0.05;DWI诊断组I2=14.1%,P>0.05;DCE+DWI诊断组I2=0.0%,P>0.05。结果表明只有DCE诊断组纳入文献存在较大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同时检测是否存在阈值效应,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敏感度与(1-特异度)呈高度正相关(r=0.893,P<0.05),均表明存在阈值效应;DWI及联合诊断组不存在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2.4.2 敏感性分析
为观察合成结果的稳定程度,分别将不同诊断组纳入的数据逐一排除并重新汇总比值比,显示被排除后改变量不大,表明纳入文献的稳定性好,结果可信度高。
2.4.3 亚组分析
DCE诊断组的异质性较大,对可能影响异质性的因素(设备类型、线圈类型)进行亚组分析。(1)仅纳入以3.0T作为设备类型的文献时,无明显的异质性(I2=38.3%,P>0.05);(2)仅纳入以1.5T作为设备类型的文献时,仍存在较大异质性(I2=67.7%,P<0.05);(3)仅纳入线圈类型为直肠内线圈的文献时,无异质性(I2=0.0%,P>0.05);(4)仅纳入线圈类型为体部线圈的文献时,具有较明显的异质性(I2=70.0%,P<0.05)。
注:PA:体部线圈;ER:直肠线圈;TRUS: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WM: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及前列腺切除术后组织活检;TRUS:经直肠超声;ADCmaps:ADC伪彩图上的低ADC值诊断为癌灶;DWI:DWI图像上的高信号诊断为癌灶;ADC阈值:ADC值低于(1.51±0.27)×10-3mm2/s诊断为癌灶
2.5 合并值计算及其对比结果
2.5.1 合并值计算
根据DCE诊断组采用随机效应模型,DWI诊断组及联合诊断组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DCE、DWI及两者联合诊断的合并敏感度分别为0.36(95%CI 0.31~0.57)、0.61(95%CI 0.57~0.65)、0.73(95%CI 0.68~0.77);合并特异度分别为0.89(95%CI 0.90~0.98)、0.89(95%CI 0.88~0.90)、0.81(95%CI 0.78~0.83);汇总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536、0.8402、0.8425。见图2。
2.5.2 3组合并值比较
3组诊断技术敏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4.400,P<0.05),特异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1.576,P<0.05);联合诊断组的诊断效果最好,其次为DWI诊断组,DCE诊断的准确性相对较差。
3 讨论
3.1 诊断价值
DCE技术可直接反映组织血流灌注情况,由于肿瘤组织具有丰富的新生血管及高血管渗透性等生理特性,对比剂能快速并大量地进入肿瘤组织,呈现“快进快出”特性[10]。DWI是能在活体中评价水分子随机扩散运动的无创性检查技术,具有扫描时间短、无需复杂的后处理等优势。前列腺癌组织结构紧密紊乱,其肿瘤细胞核体积大,核-浆比例高,上述因素均使前列腺癌组织中水分子的扩散运动明显受限,表现为较低的ADC值及DWI图像上呈高信号。
本研究汇总分析结果表明,DCE的诊断敏感度较低,容易遗漏部分微小病灶。DCE与DWI联合应用的诊断敏感度最高,降低了前列腺癌灶的漏诊率,以便早期发现癌灶;3组诊断技术的特异度均较高;AUC是衡量某一诊断方法准确性的指标,AUC越接近1,诊断效果越好[11],本研究中3组技术的AUC均大于0.75,表明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总之,DWI、DCE联合DWI诊断前列腺癌灶均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中联合诊断组的诊断效果最好;DCE的诊断准确性相对较差。
3.2文献异质性
目前DCE对前列腺癌灶诊断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尚无统一的诊断方式来评估组织血流灌注情况[12]。常见的3种诊断方法为:(1)直观法,直接观察原始图像的ROI表现为“快进快出”为最简便的方式,但这种方法受诊断医师阅片能力的影响,若诊断医师工作经验不同,可对图像造成解读偏移。(2)半定量分析法,为了提高动态增强扫描诊断分析的客观性,半定量分析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的特征正逐渐得到应用,常用的计量参数有起始强化时间、强化曲线的平均和初始上升梯度、最大信号强度等[13]。(3)定量分析法,以肿瘤组织微血管密度及组织血管通透性改变等为基础评价肿瘤的生理特性[14],常用的参数有容量转移常数(Ktrans)、血管外细胞外容积分数(Ve)及速率常数(Kep),但需进行复杂、费时的后处理工作才能获得上述定量参数[13]。
本研究对DCE-MRI诊断前列腺癌灶纳入的7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结果发现异质性较大是由于存在阈值效应,推测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诊断标准不统一,其中除大多研究采用直观法外,无量化的诊断标准,仅1篇研究[5]采用定量分析法,由于纳入文献数量有限,因而对前列腺癌灶的诊断效果不便做出准确的对比。此外,导致异质性较大的原因可能是纳入文献的设备类型、线圈类型的选择不同,对此进行亚组分析后,部分仅纳入3.0T MR设备或直肠线圈的研究异质性明显降低。
DWI诊断组共纳入7篇文献,I2=14.1%,不存在异质性,由于前列腺癌组织ADC值较低,其直接影响因素为b值的选择,对纳入文献进行回顾发现,均采用较高b值(600 s/mm2、800 s/mm2、1000 s/mm2),对异质性的影响不大。
3.3 本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本研究纳入标准为DCE和DWI技术均来自同一组病例资料。此前有1篇相关的Meta分析[15]比较了DCE与DWI单独应用对前列腺癌灶的检出价值,以应用DWI诊断技术为纳入标准,但并非所有病例均采用了两种诊断技术,不利于严格比较两种诊断技术准确性的高低。另外,本研究针对的是DWI和DCE单独及联合诊断3组资料,在选择ROI时,将T2WI图像的异常信号区或病理结果告知的区域列为排除标准,保证了诊断过程的独立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1)由于纳入文献数量较少,不能做回归分析、探讨异质性的来源;(2)本研究未纳入中文文献,其中大多数DCE或DWI诊断前列腺癌时,以T2WI图像或病理检查结果作为参考,未探讨DCE或DWI对前列腺癌的独立诊断价值;以及上述文献的研究对象是前列腺癌患者,而不是更加细化的癌灶。
摘要：目的 采用Meta分析系统性地比较磁共振动态增强(DCE-MRI)、扩散加权成像(DWI)及两者联合应用对前列腺癌灶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 以“前列腺癌、扩散加权成像、DWI、动态增强、DCE-MRI、prostate、cancer、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为检索词,检索2005年1月—2015年12月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Pub Med及Springer Link中收录的关于DCE-MRI和DWI对前列腺癌灶诊断价值的文献。对符合要求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和异质性检验,汇总合并敏感度和特异度,并进行汇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 共纳入7篇文献,均为英文文献,共包括447例患者,以4561个感兴趣区作为研究对象。DCE、DWI及两者联合诊断的合并敏感度分别为0.36(95%CI 0.31~0.57)、0.61(95%CI 0.57~0.65)、0.73(95%CI 0.68~0.77),合并特异度分别为0.89(95%CI 0.90~0.98)、0.89(95%CI 0.88~0.90)、0.81(95%CI 0.78~0.83),汇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36、0.8402、0.8425。结论 DWI诊断前列腺癌灶的准确性优于DCE,两者联合诊断效果更好。
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2009至2012年经临床体检钼靶、B超检查可疑乳腺占位性病变46例患者, 均行MRI检查后所有的病例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其中18例良性, 年龄24~52岁, 平均 (37±4) 岁;28例恶性, 年龄35~61岁, 平均 (50±6) 岁。12名正常志愿者行MRI检查, 年龄22~42岁, 平均 (27±5) 岁。
1.2 检查方法:
①设备:使用Philips Achieva 1.5T超导MRI仪, 采用乳腺专用线圈, 为多通道相控阵线圈, 患者取俯卧位, 乳腺对称悬垂线圈的2个凹槽中。②平扫序列和参数:快速自旋回波 (FSE) 序列T1WI:TR 550 ms, TE 10 ms, 反转角80°, 激励次数1次, 矩阵410×512;脂肪抑制短时间反转恢复序列 (STIR) T2WI:TR 9 000 ms, TE 69 ms, TI 150 ms, 反转角150°, 激励次数1次, 矩阵502×512。③DWI序列:采用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回波平面成像 (SE-EPI) 横断面脂肪抑制检查:TE 75 ms, TR 3 600 ms, 反转角90°, 激励次数3次, 所有的检查层厚2~5 mm, 层间距0~1 mm, 视野 (FOV) 320 mm×320 mm;按b值800、1 000 s/mm2各2次扫描数据做出各自表观扩散系数 (ADC) 图像。④强扫描序列:目前动态增强首选序列3D脂肪抑制容积内插屏气检查 (GE-LAVA, Siemens-VIBE, Philips-THRIVE) 序列。参数:脂肪抑制T1WI, TR 3.6 ms, TE 1.7 ms, FOV 320 mm×320mm矩阵320×320, 层厚1.25 mm, 1次扫描时间28s/次。在注射前扫描一次蒙片进行对比, 之后立即注射对比剂钆喷酸葡胺 (Gd-DTPA) , 所用剂量为0.1~0.2 mmol/kg体质量, 使用高压注射器静脉注射, 其速度为2 ml/s, 随后注射15~20 ml 0.9%氯化钠注射液冲刷, 总注射时间不超过10~12 s, 注药同时启动增强扫描, 观察0、30、60、90、120、150、240、480 s各时间点扫描结果。分别以形态不规则、边缘不清作为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标准。
1.3 图像后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①DWI分析及ADC值测量:在DWI上测量病灶的强度值, 感兴趣区域 (ROI) 选取病变最大层面中心区域进行测量, 略小于病灶, 其面积不小于12 mm2, 取病变的实质部分, 避开肿块囊变、坏死或出血区。ADC值直接在ADC图上测量, 相应的ROI从DWI复制以保持一致, 反复测量3次, 取其平均值;健康对照组同样测量3次, 取平均值。按公式ADC=[In (S低/S高) ]/ (b高-b低) 计算, 式中S指用高、低b值成像所测得信号值。②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TIC) 的绘制:在Siemens工作站上利用Mean Curve软件, 选择病灶中早期强化最快、最明显且强化均匀的区域作为ROI的绘制TIC, ROI大小根据病灶大小调整, 通常选取多个ROI, 以早期强化和流出效应最明显的ROI作为分析对象获得动态曲线, 计算出早期强化类型和曲线类型。参照Kuhl等[1]的分型方法将TIC分为3种类型:Ⅰ型 (流入型) ;Ⅱ型 (平台型) ;Ⅲ型 (流出型) 。TIC曲线反映了病灶血液灌注和廓清情况, 是对比剂在病变组织内分布变化的直观描述, 可间接揭示病变组织的血流动力学情况。早期增强率:反映病变内微循环状况, 早期增强率<60%时可以提示病变为良性;≥60%且<80%, 定性较困难;≥80%常提示恶性病变[2,3]。早期增强计算公式早期增强率=[SIpost (2min) -SIpre]/SIpre×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ROI曲线分析同组患者在2种b值 (800、1 000 s/mm2) 条件下的ADC值差异, 对良、恶性病灶及健康对照组平均ADC值用±s表示, 计算95%参考值范围, 对相同b值下良恶性病灶及正常对照组的ADC值差异采用t检验;对DWI和动态增强MRI 2种检查方法敏感和阳性预测值比较采用χ2检验;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0.0统计学软件, 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理结果:
46例患者中良性18例, 恶性28例。恶性病变28例中浸润型导管癌24例 (其中20例腋窝淋巴结转移, 16例肿块累及皮肤) , 髓样癌3例, 小叶癌1例。良性病变18例, 其中纤维腺瘤10例, 囊性增生4例, 不典型增生2例, 脓肿2例。
2.2 MRI结果:
28例恶性病变中24例病灶形态学表现为典型的恶性征象, 边缘不规则, 有分叶、毛刺征, 部分病变内部信号不均匀, T1WI低信号, T2WI与STIR序列呈稍高信号, 部分乳头凹陷、局部皮肤增厚。4例形态学表现不典型, 病灶较小, 边缘显示模糊, 内部信号较均匀 (图1a, 1b) 。18例良性病变中10例纤维腺瘤, 形态学表现为类圆形或轻度分叶状, 边缘清楚, T1WI等低信号, T2WI、STIR呈混杂较高信号, 内部信号不均匀, 可见低信号纤维分隔;10例中1例纤维腺瘤在T1WI、T2WI均为低信号;不典型增生2例, 形态略呈分叶状, 在T1WI呈等低信号, T2WI稍高信号;囊性增生4例, 呈多发大小不等圆形或卵圆形异常信号, 边缘清晰光滑, T1WI低信号, T2WI高信号, 信号均匀;脓肿2例, 边缘较规则类圆形肿块, T1WI低信号, 其外周见较厚均匀的中等信号壁, T2WI中等偏高信号。
2.3 DWI结果:
良恶性病变与周围正常组织对比, 大部分在DWI均呈高信号, ADC图为低信号, 但恶性病变为更低信号 (图1c, 1d) 。28例恶性病变其中ADC值分析:对良、恶性病灶及健康对照组平均ADC值与ADC值差异检验, 见表1。
×10-3mm2/s
在b值为800×10-3s/mm2、1 000×10-3s/mm2时, 乳腺恶性病变ADC值的95%参考值范围分别为 (0.97±1.05) ×10-3mm2/s、 (0.90±0.97) ×10-3mm2/s, 其上限值作为恶性病变的阈值点, 分别将ADC阈值定为1.050、0.969时, 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敏感度为75%、70%, 特异度100%、100%[4]。
2.4乳腺病变的动态增强结果:
28例恶性病变中12例病灶呈明显较均匀强化, 16病灶为明显不均匀强化、中心坏死区无强化;血管剪影图示24例恶性肿瘤周围可见迂曲的异常供血肿瘤血管影 (图1e) 。18例良性病变增强后表现:10例纤维腺瘤中6例呈慢渐进性均匀强化, 4例病灶呈离心性强化;2例不典型增生呈明显渐进性强化;4例囊性增生均无明显强化;2例脓肿呈后壁均匀环形强化。TIC:28例恶性病变中流出型 (Ⅲ型) 18例、占64%, 平台型 (Ⅱ型) 9例、占32% (图1f) , 流入型 (Ⅰ型) 1例、占3.5%。18例良性病变中流入型 (Ⅰ型) 13例 (72%) , 平台型 (Ⅱ型) 3例 (17%) , 流出型 (Ⅲ型) 1例 (6%) 。良恶性病变TIC类型见表2。TIC诊断标准 (以流出型和平台型为恶性病变为标准) , 判断其敏感度96% (27/28) , 特异度83% (15/18) 。
图1女性, 57岁, 右乳腺外上分叶状结节, 边缘清楚, 病理:浸润型小叶癌 (a:T1WI结节为等低信号;b:T2WI压脂序列为等高信号;c:DWI序列呈高信号;d:ADC图病灶呈明显低信号, 测量ADC值0.86×10-3mm2/s;e:TIC为流出型, 早期强化率91.2%;f:剪影图, 结节周围见迂曲的异常供血肿瘤血管影)
2.5乳腺病变MRI检查的DWI与动态增强综合结果:
乳腺恶性病灶4例ADC值大于1.050病例其中1例时间-强化曲线表现为平台型;而良性病灶中4例ADC值小于1.050病例中2例时间-强化曲线表现为流入型。因此结合ADC值与时间-信号曲线对病灶良恶性分析, 敏感性为96% (27/28) , 特异性为89% (16/18) , 因此敏感性和特异性得到提高。
3 讨论
3.1 DWI对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
Chen等[5]认为定量DWI较动态对比增强扫描鉴别乳腺病变良恶性的特异度高。ADC值可以反映组织的细胞密度, 通过ADC值的差异可以用来鉴别乳腺良恶性肿瘤, 具有较高的特异度。恶性肿瘤增殖快, 细胞排列密集, 细胞外隙减小, 细胞膜对水分子吸附阻挡作用使水分子弥散受限, 故ADC值降低。良恶性病变的病理类型不同、细胞增殖程度不一, 亦ADC值不同。DWI定性及ADC定量对病灶进行分析, 可提高对乳腺良、恶性病变检出的准确性。本文对良、恶性病变、正常腺体的平均ADC值与ADC值差异检验所得。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良性肿瘤和健康腺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b=800 s/mm2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敏感度75%, 特异度100%。良、恶性病变的病理类型及组织结构对ADC值的影响不同, 易造成假阴性或假阳性现象, 如良性病变如乳腺囊性增生、乳头状瘤其细胞排列紧密, 周围伴炎性反应, 会导致ADC值降低, 出现假阳性;而乳腺黏液癌病理特征为产生大量黏液, 在细胞外积聚成黏液湖, 细胞分化比较好, 因本身的病理特点不同于浸润性导管癌, 水分子扩散无明显受限, ADC值无降低反而增高, 甚至高于正常腺体的ADC值, 与其他良性病变难以鉴别出现假阴性;浸润性导管癌中囊变、坏死或出血的胶原化改变, ADC值增高, 出现假阴性。顾雅佳等[6]研究认为, 诊断乳腺导管原位癌 (DCIS) 或DCIS伴微浸润的病变, 取b值500 s/mm2时可能为诊断带来更大的益处, 诊断正确, 而b值1 000 s/mm2时显示为阴性。
3.2 乳腺肿瘤动态增强特点:
可提供有关病变形态学及功能性改变的丰富信息, 如微血管分布、血流灌注以及血管通透性改变等。TIC曲线综合描绘了病变强化前、后的时间信号强度变化趋势, 可以直观和准确地反映了病灶血液灌注和廓清情况。动态增强可以观察到特殊类型强化, 如环形强化, 还可观察与血管关系, 是否有侵袭性表现等。根据病灶信号强化情况可绘制TIC。
3.3 TIC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
动态增强扫描TIC是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较有效的方法之一。Ⅰ型曲线病灶持续性强化或无明显强化多为良性病变的增强模式, 多见于良性病变。Ⅲ型曲线提示造影剂“快进快出”, 多为恶性肿瘤表现, 因恶性肿瘤多富血供, 肿瘤血管缺乏正常毛细血管, 存在动静脉分流, 常呈“快进快出”表现[7];Ⅱ型曲线对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的意义国内外学者多有争议。Kuhl等[1]认为恶性病变平台型增强方式多于良性病变, 平台型多为恶性病变增强模式;国外学者初步研究发现TIC的最大强化斜率、流入量及流出量等强化参数可能与肿瘤组织中微血管密度、肿瘤的恶性程度及侵袭性有相关性。TIC是病灶血流灌注和流出等因素的综合反映, 体现病变强化的全过程, 其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均高于早期强化率。本研究结果显示, 良性病变多表现为Ⅰ型曲线15例, 恶性病变多表现为Ⅲ型曲线18例;Ⅱ型曲线在良恶性病变中均可见到。
3.4 DWI与动态增强综合分析:
动态增强是诊断乳腺肿瘤的重要方法之一, 大部分乳腺癌表现为早期快速强化, 其强化曲线反应了恶性肿瘤的强化动力学特征, 但仍有少部分乳腺癌患者表现为类似良性病变的曲线类型 (假阴性) , 易造成误诊, 而在DWI上呈明显高信号, ADC值测量结果支持恶性诊断。还有少部分恶性病灶ADC值<1.20时TIC表现为平台型, 这提供了恶性依据。两者互补有助于提高鉴别诊断乳腺病变的特异性。相关研究结果显示, 联合诊断与单一动态增强成像相比, 联合诊断的敏感性与动态增强成像相似, 准确性有所提高, 联合诊断的特异性提高明显, 有助于病变的定性诊断。但临床判断乳腺良恶性病变时应注意将血流动力学表现与形态表现结合分析, 当形态学表现为恶性时, 不论其血流动力学表现如何, 均应首先考虑恶性;当形态表现为良性, 而血流动力学表现为恶性时应活检排除恶性[7,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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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雷睿, 司徒红林, 陈前军, 等.3.0T MRI LAVA动态增强序列在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J].山东医药, 2012, 23 (52) :80-82.
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 篇6
关键词：下肢血管,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血管成像
下肢血管病变多引起下肢血管不同程度的狭窄甚至闭塞, 造成下肢感觉异常, 运动受限, 甚至皮肤溃烂, 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下肢动脉疾病主要治疗方法是血管移植手术和经皮血管内支架成形术。影像学检查的方法非常重要, 目的是显示病变部位、范围、程度和侧支循环情况, 其中显示远段再建血管更为重要, 以指导手术或介入治疗方案的制定。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SA) 一直以来成为下肢血管病变诊断的“金标准”, 但由于其辐射剂量大、有创性、造影剂肾毒性大, 并发症多等缺点, 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CDFI) 及磁共振血管成像均为无创性检查。CDFI在诊断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的突出优点是无创伤性, 实时成像, 方便易行, 费用低廉, 既可以对血管狭窄程度、斑块情况进行形态学评价, 还可以评价血流动力学改变。磁共振血管成像 (2D TOF/PCA) 在头颅及颈部血管病变的诊断中已经很成熟, 但由于诸如饱和效应、 血流信号下降及血管分支显示不佳等缺点, 特别是对于整个下肢动脉系统成像来说 , 其还存在着扫描野较小、扫描时间长等问题, 未能广泛应用。三维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 (3D CE-MRA) 克服了传统MRA的不足, 图像质量及分支显示有明显提高, 几乎达到了与DSA相仿的水平[1]。本文通过分析20例行下肢血管3D CE-MRA及CDFI检查的下肢血管病变患者, 探讨两者在下肢血管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2009年4月—2009年8月临床诊断为下肢血管病变的患者20例, 男19例, 女1例, 年龄23岁～78岁, 平均57.6岁。23岁病例为外伤所致下肢血管损伤, 44岁～78岁19例, 均为下肢血管动脉硬化, 伴斑块形成所致下肢血管不同程度狭窄或完全闭塞。临床表现:间歇性跛行14例, 患肢厥冷12例, 足部或下肢溃烂1例, 疼痛13例, 患肢周径明显减小1例。20例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提示下肢血管有不同程度的狭窄及闭塞。
1.2 方法
1.2.1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采用Esaoto Mylab70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LA523宽频探头。
1.2.2 三维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检查
3D CE-MRA采用Siemens Avanto 1.5T MR扫描仪, 下肢专用阵列线圈及两个体部线圈, 且各线圈之间相互重叠。采用快速小角度激励 (fast low angle shot, FLASH) 3D序列, 整个扫描分为3段:盆腔部 (自膈下至髋关节平面) 、大腿部 (自髋关节平面至膝关节平面) 、小腿部 (自膝关节平面至踝关节平面) , 每段长400 mm, 各段之间重叠50 mm, 扫描总长度1 100 mm, 自动移床。Care-bolus定位感兴趣血管。对比剂使用钆喷替酸葡甲胺 (Gd-DTPA) , 注射前先进行一次扫描作为蒙片 (由小腿部至盆腔部) , 然后注入对比剂30 mL, 流速2.5 mL/s, 生理盐水30 mL, 流速2.5 mL/s。观察Care-bolus定位的感兴趣血管有对比剂进入, 开始自动移床连续扫描 (自盆腔部至小腿部) 。图像后处理:注射对比剂后扫描所得图像与蒙片自动减影, 利用Leonardo工作站, 采用最大密度投影 (MIP) 进行重组, 19层360°旋转保存重组图像。利用Compose功能将盆腔部、大腿部及小腿部组合在一起, 整体显示自腹主动脉至下肢动脉的全貌。
1.2.3 研究方法
将靶动脉分为骼总动脉、骼内动脉、骼外动脉、股动脉、股深动脉、股浅动脉、腘动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腓动脉10个节段进行分析[2]。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软件, 行χ2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0例患者成功行3D CE-MRA扫描, 图像显示清晰, 无静脉污染。彩色多普勒超声及3D CE-MRA共检查400段血管, 彩色多普勒超声共检出病变血管155段, 3D CE-MRA共检出病变血管205段, 其中两种方法均为阴性的136段, 均为阳性的96段, 彩色多普勒超声为阳性, 而3D CE-MRA为阴性的59段, 3D CE-MRA为阳性, 而彩色多普勒超声为阴性的109段。3D CE-MRA检出病变的阳性率高于CDFI (χ2=14.88, P<0.05) 。详见表1。
3 讨 论
目前, DSA仍是诊断周围型动脉闭塞症的“金标准”, 但其毕竟是有创的检查, 所用含碘对比剂存在过敏、肝肾毒性、离子辐射等缺陷, 无论对于患者还是医生都比较难以接受[2]。DSA检查还会造成多种损伤并发症;如果插管部位动脉闭塞可导致检查失败;对于广泛闭塞的血管, 难以显示远端血管是否通畅, 而其正是保留患者与否的决定因素;另外DSA受视野限制, 常需多次注入大量对比剂, 可重复性差, 且费用昂贵。所有这些都限制了DSA的临床应用, 需要一种新的影像检查方法来全部或部分代替DSA。3D CE-MRA是通过静脉内注射顺磁性对比剂, 利用对比剂在血管内较短暂的高浓度状态明显缩短血液T1弛豫时间, 同时配合快速梯度回波MR扫描技术的短TR效应[3]。抑制周围背景组织的信号, 形成血管信号明显提高, 而周围静态组织信号明显受抑制的强烈对比效果成像。获得的原始图像经过计算机后处理技术, 便可得到类似于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的图像。所有图像均可360°旋转, 因此可以更清晰地显示病变血管的情况。王翠艳等[4]按照国际通行的外周血管狭窄5级法对下肢动脉的狭窄程度进行分级。通过分析25例下肢血管病变患者的3D CE-MRA表现, 并与DSA相比较, 认为3D CE-MRA可以对下肢动脉的狭窄和闭塞进行准确定位和分级。CDFI诊断下肢动脉病变中突出优点是无创性, 实时成像, 方便易行, 可重复操作, 费用低廉, 即可以对血管狭窄的程度、斑块情况进行形态学评价, 还可以评价血流动力学改变。CDFI的缺点是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受操作者水平的影响较大, 并且检测过程中应注意一些技术因素, 如探头的压力, 声束与血流的夹角、彩色增益的调节等。
3D CE-MRA的优点:无创伤性, 无放射线损伤, 不需要注射含碘对比剂, 可以三维显示, 能够获得直观、清晰的图像, 避免了由于血管重叠而造成的漏诊和误诊, 检查范围大, 特别有利于下肢动脉重度狭窄和完全闭塞的鉴别, 这是CDFI所不及的。Gustav等[5]研究发现3D CE-MRA与DSA对下肢血管病变的显示符合率为80.6%。不足之处在于重组图像而非直接成像, 不仅反映的是血管腔的形态改变, 还包括了血管内血流的生理和病理特点, 有多种因素可影响血流信号。其次是静脉污染, Fenchel等[6]采用两相注射法, 虽然肾静脉和颈静脉未出现过早强化, 但腿部浅静脉仍有明显增强。陈曌等[7]认为3D CE-MRA对于腹腔、盆腔及股动脉的显示较好, 但对于腓动脉和胫前动脉及胫后动脉存在假阴性, 其符合率为70% (16/23) 。分析其原因:患者的血流速度较快, 膝部以上扫描时间过长, 致使扫描膝部以下血管时, 血管内对比剂不是高峰时间, 显影欠佳, 掩盖病变;血管迂曲、纤细轻度狭窄难以显示。
总之, 3D CE-MRA及CDFI均为无创性检查, 但是3D CE-MRA具有完整显示血管全程, 可重复性强, 与DSA符合率高, 显示病灶阳性率高等优点, 是目前较佳的无创性血管成像方法[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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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动态增强 篇7
关键词：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彩色多普勒超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乳腺癌作为妇科临床疾病中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类型之一, 导致患者身体机能低下,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1]。新辅助化疗 (NAC) 指的是在实施局部根除手术前进行的全身性药物治疗, 可以有效缩小病灶, 减少和控制癌细胞转移, 尽可能保留患者乳房完整性[2]。但目前临床NAC的治疗有效率仅达到60%~90%, 准确评价NAC的治疗效果成为为患者制定后续化疗治疗和选择合适手术方案和时机的重要前提[3]。在化疗过程中对于乳腺癌病灶来说, 肿瘤血管的产生情况优于对形态学的判断, 因此本文通过对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和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对患者的疗效评估进行准确性和病理一致性的对比, 探讨其在临床上的评估价值和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4月-2015年3月本院收治的女性乳腺癌患者68例, 平均年龄 (41.7±6.7) 岁。为评估和对比治疗效果, 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行病理活检。在接受新辅助化疗之后完成手术实施, 手术采取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为疗效评估和手术时机选择, 在患者实施化疗前均进行体检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其中32例患者因病情需要于辅助化疗前行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检查。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1) 影像学检测和病理学活检诊断确诊为乳腺癌患者; (2) 临床诊断分级为Ⅱb期和Ⅲ期; (3) 患者精神状态良好, 知情并同意进行NAC治疗。排除标准: (1) 合并患有重大身体基础性疾病; (2) 病灶诊断出现肿瘤转移和多中心病变分布; (3) 病灶皮肤出现损伤, 不适宜进行放疗的患者[4,5]。
1.3 检查设备及方法 (1) 临床触诊:对患者的肿瘤位置进行触诊确定, 并使用卡尺对患者病灶的垂直长宽和厚度进行测量。 (2)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检查使用仪器为GE公司Logic E9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探头选择型号为9L4, 机械指数设置为0.16。对患者进行超声检查时, 保证患者采取平卧位, 充分暴露病灶胸部, 通过顺时针由外向内进行探头探测检查, 寻找并记录患者病灶的位置及二维图像。随后切换至彩色多普勒血流模式, 观测并记录患者病灶形态、边界及肿瘤的血流状况。
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检查:检查成像仪器为GE 3.0T Sigan HDx。对患者进行成像检查时, 检查时保证患者采取俯卧位, 胸部自然下垂至乳腺专用相控阵表面线圈, 对患者进行常规横断位T1W1 扫描、矢状位T2W1+ 脂肪抑制及冠状定位弥散加权扫描成像, 完整记录病灶的形态学成像, 然后对病灶进行动态增强成像检查, 采用多时相增强乳腺容积成像。完成扫描后利用系统自带的处理图像软件获得自动减影图像, 并进行多平面重组和最大密度投影等处理, 绘制图像和病灶区的时间- 信号强度曲线[6,7]。
1.4评价标准 (1) 术前临床反应评价标准:根据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1.1[8], 将治疗前首次测得的肿瘤最大直径为标准基线, 判断和评价NAC的化疗效果。治疗效果总共分为4种阶段:完全缓解是指肿瘤全部消失;部分缓解是指肿瘤最长直径缩短高于30%;进展是指肿瘤最高径增长超过20%;稳定是指肿瘤的增长和缩短均不具有显著性变化。 (2) 术后病理评价标准:将治疗前活检病理切片与手术后病理切片进行对比, 根据MillerPayne (M-P) 分级系统进行评价[9], 根据肿瘤细胞消退状况分为5级:1级为少量癌细胞出现坏死变化, 但癌细胞总体数目无明显变化;2级为癌细胞数目部分退变消失, 但减少数量低于30%;3级为癌细胞退变消失减少数目约为30%~90%;4级为癌细胞退变消失减少数目达到90%以上;5级为原发病灶未发现癌细胞存在。1、2级为治疗无效的评价, 3~5级为临床治疗有效评价。
1.5 统计学处理 对于检测结果使用SPSS 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比较采用检验, 以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各检查标准与手术后的病例检查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Kappa ≥ 0.75 表示一致性良好;0.4 ≤ Kappa ≤ 0.75 表示一致性一般, Kappa<0.4 表示一致性较差。
2 结果
2.1 新辅助化疗的疗效评价 68 例患者的首次测量肿瘤最大直径为2.9~7.3 cm, 平均 (4.6±1.2) cm, 通过对患者进行NAC辅助化疗后, 肿瘤大小平均 (2.8±1.1) cm。根据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发现, 治疗无效患者为21 例, 有效患者为47 例, 治疗有效率为69.11%, 其中完全缓解6 例。
2.2 不同检查方法的疗效评价 将临床应用中的3 种评价检查方法进行病理学治疗效果统计, 评价结果见表1。术前体检的疗效缓解率为63.235%, 彩色多普勒超声的疗效缓解率为50.000%, 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的疗效缓解率为53.125%。
2.3 不同检查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比较 3 种不同检查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见表2。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高于体检和彩色多普勒成像, 其中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4 不同检查方法与术后病理学评价一致性比较 体检与术后病理评价结果的Kappa检测值为0.372, 一致性较差;彩色多普勒超声与术后病理评价结果的Kappa检测值为0.489, 一致性一般;磁共振动态成像与术后病理评价结果的Kappa检测值为0.949, 一致性良好。
3 讨论
乳腺癌作为妇科临床疾病中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类型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的检出率和病理增长率均不断上升。乳腺癌的发生导致患者身体机能低下, 严重影响患者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10,11]。作为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辅助化疗 (NAC) 在实施局部根除手术前进行的全身系统性药物治疗, 可以在形态学上有效缩小病灶体积大小, 杀死、减少和控制癌细胞转移扩散, 尽可能保留患者乳房完整性。但目前临床NAC的治疗有效率仅达到60%~90%, 准确评价NAC的治疗效果成为为患者制定后续化疗治疗和选择合适手术方案和时机的重要前提[12,13]。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是对乳腺癌患者在实施手术前的全身系统性药物治疗, 能够缩小乳腺肿瘤体积, 达到肿瘤降期的效果, 通过手术进行巩固化疗, 可以明显提高对患者乳腺癌的治疗效果[14]。根据文献报道, NAC的治疗总有效率约为60%~90%, 完全缓解率为3%~30%, 本研究中治疗有效患者48 例, 治疗有效率为70.588%, 其中治疗有效患者中有6 例患者完全缓解, 完全缓解率达到8.82%, 与文献[1]报道结果一致。
临床对乳腺肿瘤进行触诊, 主观因素明显且对于残余肿瘤的甄别力很差, 不能精确确定肿瘤的位置和散布情况, 在肿瘤细胞转移和扩散时不能准确触及。因此临床的出诊观察检测对NAC预后的生存率和治疗效果不能进行有效评价。在本研究中, 临床体检触诊评价NAC疗效的灵敏度只有57.3%, 特异性仅达到59.1%, 体检与术后病理评价结果的Kappa检测值仅有0.372, 一致性较差。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临床体检触诊时, 对NAC的治疗效果存在明显的低判现象, NAC治疗后肿瘤缩小与周围组织仍存在粘连情况, 体检则无法检测, 导致出现对结果假阴性的判断。因此临床体检触诊仅作为参考值对患者情况进行掌握和判断[15]。
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通过二维成像和彩色血流观察的方法, 对患者治疗前后病灶肿瘤的形态学特征、大小、血流观察进行高分辨率观测, 成为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临床参考依据, NAC治疗后病灶的血流主要呈现血流减少流速降低等趋势[15]。在乳腺癌NAC后治疗效果评价方面, 彩色多普勒超声较临床体检触诊和X射线评价方法, 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在本研究中, 彩色多普勒超声评价NAC疗效的灵敏度具有75.6%, 特异性达到88.1%, 但彩色多普勒超声与术后病理评价结果的Kappa检测值仅有0.489, 一致性一般。研究结果表明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对NAC治疗效果准确评价方面具有一定的差距和误差。彩色多普勒超声还能够探测患者腋窝处的淋巴结对NAC治疗的反应变化, 对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依据[16]。
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由于在诊断和探查方面具有强大优势, 可以灵敏诊断出病灶中变性和坏死的区域, 因此成为目前国际公认的评估新辅助化疗效果的较准确的方法。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主要具有的优势特点为: (1) 对胸部残存的肿瘤病灶灵敏度高, 可准确判断病灶大小和形态特征。 (2) 对NAC治疗后病灶中残存的肿瘤和前卫组织的区分能力高, 可进行准确分辨。 (3) 除了对病灶进行形态学的判断和评价, 还可以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功能学评价[16]。本研究中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的灵敏度为90.7%, 特异性高达100%, 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与术后病理评价结果的Kappa检测值达到0.949, 一致性良好, 判断准确度较高。结果表明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技术的准确度、灵敏性和疗效判断的一致性远高于临床触诊体检和彩色多普勒超声的判断结果。
与临床体检检测疗效相比, 彩色多普勒超声和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都是评价乳腺癌患者NAC治疗效果的有效检查方法。虽然目前在临床应用中彩色多普勒超声的应用范围最为广泛, 但是在评估NAC疗效方面, 彩色多普勒超声仅能有效判断患者的病灶精确直径和淋巴结的变化状况, 但对于病灶的血流状态没有准确判断的标准, 导致了彩色多普勒超声在NAC治疗评价方面的评估价值略低。而磁共振动态增强可以探测病灶形态特征、边缘情况、组织分布、血流特征, 综上所述, 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技术对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效果的评估价值优于彩色多普勒超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