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转型

社会化转型（共12篇）

社会化转型 篇1

一、传播受众“社会化”概述

所谓社会化,一般意义上是指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这是依据人类进化提炼出来的概念。而关于传播受众的“社会化”的讨论来源于美国当代媒介生态学家约书亚·梅罗维茨建立在社会场景结构上提出的概念。在梅罗维茨那里,社会化是指个体加入到一个群体的过程,指个人“变成”的感觉,也就是说,从一种地位转变到另一种地位并加入新的群体。

社会化过程的通用定义太模糊,以至于近乎神秘。《现代社会学字典》解释道:“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社会化’几乎总是指个人学习按照他们文化中流行的标准自愿地去行动的过程。”梅特·斯潘塞说的更简洁:“社会化就是人们开始希望去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的过程。”[1]由此来说,受众的“社会化”就是,受众自身主动性地开始自身的转型,从意识层面开始的主动参与到信息传递与信息缔造的过程中,发展成为当下的“生产者用户”的角色转型。在大众传播领域形成之初,历经的是一个群体身份的建构的过程,成为一个群体结构,在传播中找到位置,这个过程是复杂而缓慢的,在中国这个过程对应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受众角色塑造。那种身份就是传统定义上的受众,单纯只是信息的接受者。而在那之后,传播受众逐渐在大众传播中占到位置,并且在社会转型期开始寻求新的历史角色定位,活动的表现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逐渐主动参与信息制造活动,现在新兴媒体生态下传播受众的活跃景象都是受众历经“社会化”角色转变的证据,特别是互联网参与的传播受众的网络互动活动最为明显。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恒定不变的,“传播受众”的解释如是。论及“传播受众”的转变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即“社会转型”,其源出于西方社会学,是对于社会功能结构研究的思想解读,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被我国学术界普遍采纳,用来解读“社会变迁”等问题。在此需要认识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什么?一个字来概括,社会转型讲求的是一个“变”,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化成另一种社会形态,其不仅要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更要遵从达尔文进化论,总之,这种社会转型有其自身规律可寻,诸如必须弄清楚一次转型过程是“从哪里转向哪里去”的形态变化。中国特有的转型可以归结为:传统社会向特色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这将在中国社会形态的变迁史上留下很多烙印,在传播界最有代表性的见证就是“传播受众”这一重要角色的转型。本文论及的重点“传播受众”的角色转型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果,也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由此需要认真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引起的传播领域内受众这一角色的社会变迁进行论证。

二、传播受众角色转型的衍变

中国的社会转型行进于此,已然引发了社会各个体系的变动,不可规避传播体系内也将发生一次大革命,就目前态势针对新闻传播受众的角色转型已初见端倪。虽然当下的中国新闻早已摆脱了“新闻就是宣传”的谬误,但是从另一角度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新闻传播界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必须珍视的对象——传播受众,需时刻关注这一角色的转变动向。受众对于新闻传播的发展是起着生死存亡的决定作用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关注受众的角色转型是传媒界刻不容缓的使命。

(一)传统的传播受众角色

在论及新闻传播受众角色转型之前,首要任务是弄清楚“从哪里转”的问题。何为受众?这是传播学上的特定概念,泛指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受众习惯上是那些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的观众和互联网的使用者。在过去的大众传播领域里,意识流的中心停留在媒介这个信息的发出者,并不重视受众作为新闻信息接受者这一端,往往带有“传者为中心”的主观色调,而对于受众的作用认识不足。这也是为何最具代表性的传播理论“魔弹论”可以从20 世纪30 年代之后的较长时间内繁花似锦,终其原因是传统的新闻传播受众一直扮演的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角色。

受长期以来传播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新闻媒介早前坚持的是“传者中心论”的论调,并由此行事,受众只是一味被动地接受信息,由此达到的传播效果自然不得全面发挥。业界的先锋人物王中教授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对此种论断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读者需要论”的纠正,但是这种走在时代前沿的观点却生不逢时地被打压与批驳。对此可以看作是传媒时代的转型期上未行至于此。随着中国传媒业在改革开放中的大展拳脚,中国的传播受众成为了这场变革的受益者,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权利,更是将被动的身份转向了主动的话语享有者。不仅新闻媒体从业者开始重视传播受众的信息反馈,信息传递能力,信息缔造能力,而且最终打破了“传者中心论”的桎梏,践行进于受众为中心的方向,新闻传播的受众自此开始了角色的转型。

(二)当下传播受众的“社会化”角色转型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围绕着体制转化和社会转型同步展开的,在社会转型的总体社会变迁框架下,引发了当代中国受众群体和群体信息需求的变化,由此激发了传播受众“社会化”的真正转型。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革新了旧有的传统,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改革的不仅是媒介生态环境,新媒介的层出不穷,最重要的是对于信息接收终端受众的变革,就是受众角色“社会化”的转变。在此应用到梅罗维茨建立在社会场景结构上提出的概念“社会化”,其与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侧重于面对面的交往的媒介效果分析,以及媒介生态环境学的前辈麦克卢汉侧重传播技术的媒介效果分析不同,在结合二者的优势基础上,这里的“社会化”能够将面对面交往与媒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社会“场景”结构。受众的“社会化”反映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的场域内,受众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不再是面对面地单纯接受信息、反馈信息,在依托媒介的作用力下,更能够加工和制造信息,由此诞生了公民新闻,继而引发一些社会行为的变化,例如媒体、政府功能的议程设置开始弱化,公众的舆论更加自由化。在这个社会场域的影响下更多的个体主动加入这个新兴的群体内,主动的“生产信息”转变为“生产者用户”,不再是寄生于互联网的“浏览者用户”。

在互联网催生的新媒介生态环境下,中国的亿万网民,其作为群体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开始产生一种个人自我和“作为”的感觉,通过发布信息、传递信息,逐渐作为生产者用户而存在。对于这些传播受众而言,在大众传播领域形成之初,历经的是一个互联网使用者的群体身份建构的过程,进入一个群体结构,并在传播中找到位置,感受其中成为信息生产者的这一“作为”角色,以及之后变成“生产者用户”转化的过程。这就演示了传播受众先是加入传播这一过程,而后从被动接受信息向主动传递、发布信息的转变就是其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三、传播受众“社会化”角色转型的表现

受众的“社会化”主要强调受众自身主动性地开始自身的转型,从意识层面开始的主动参与到信息传递与信息缔造的过程中,发展成为当下的“生产者用户”的角色转型。这就提醒我们:第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使得受众的“社会化”转型一直是一种动态的角色,不可轻易给予单一的角色定型。第二,必须有针对性的研究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变化中如何影响到传播受众“社会化”过程的角色。接下将针对传播受众“社会化”转型的表现给予详细分析:

(一)受众意识的转变催生公民新闻

任何时候社会的发展第一步都是在人类意识流层面上先发生转变,民众思想的开化,是一切革命与社会变革成功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开启转型,就已经触发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基于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依托转型社会的思想,重新认识以自身在国家全方位活动中的感性与理性认识。最终建立的公民意识应该是集合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等为一体的自主性和有理性的新型现代公民。谈及传播受众的“社会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受众意识的转变,在公民意识影响下受众意识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受众突破传统理念的束缚,开始意识到自身在传播中的重要性和能动性,并主动参与到传播活动的信息传递和生产环节,以受众的身份加入“作为”信息生产的活动中,不再是被动地等待信息的传授,由此就催生了今天的公民新闻的出现。

公民新闻营造的是一种“全民参与新闻”,它激发了“新受众”意识的全面反击。所谓的“公民记者”,使得传播受众找到机会成为新闻的缔造者,作为非专业者主动参与并发布信息,受众转变成为“全景式”的信息展望者,不再是仅仅在接受信息和反馈信息之时才会发挥其用。这种自发于民间的形式正在延展,从而可能引发的是全民意识的觉醒。这也将诱发的前景是公民对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渴望。公民新闻的出现和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展望到了公共领域的前景,但对于当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构建一个公民社会更显得切合实际。时值受众意识的萌发期,对于大力度的推广受众的这种主动参与新闻制造的可能性,尚有许多约束。所以,启用一大批“公民记者”,必须步步小心。面对大众媒体,这毕竟是一群没有经历专业训练的业余人员,当没有“职业道德”来约束公民记者的行径之时,必须思考践行“全民参与式新闻”的谨慎思虑和必须设防的规制。社会转型期激发的信息速递,使得“全民参与”传媒活动成为必然大势,但是前提条件是受众主动参与信息制造的过程必须经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所以公民新闻的发展必是任重而道远。

(二)公众舆论的延伸

传播受众“社会化”转型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引发传统领域的公众舆论发生变化,特别是网络信息时代提供的便民互动模式,公众舆论不再是停留在李普曼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图像”,传统意义上媒介对受众发起的传播效果,例如议程设置理论等运行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李普曼在 《舆论学》中初步总结了议程设置的思想,并提出,“作为超越我们直接经验认识广阔世界的窗户,新闻媒介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地图的观念。”他认为,舆论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环境的,而是针对新闻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过去总是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并控制着公众舆论,但是当社会开始转型,当民主意识得到真正的推广,当网络把信息传递和空间格局的障碍真空化,公众舆论不在那么容易受控制,网络信息时代“想象的图像”在延伸,公众舆论也在延伸。

随着受众意识的转变,当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违背了受众的客观议程时,受众的反设置想象就会出现。针对大众传媒的失语现象主要是在媒体议程设置第一个层面上客体议程设置的失职所造成的,这就提醒着媒介始终要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否则便会遭到受众的反设置报复。从此,证明了媒介的功能并没有强大到“左右受众”去想什么、怎么想的地步,即使有时会短暂地控制受众,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客观世界”的存在将告知受众如何辨识“我们想象中的图画”是否真实。这也将预示着转型中的公众舆论对于社会建构的作用是不可预测的,这里包括反对腐败、舆论监督等社会责任的落实将更易实现。社会转型期诱发种种社会问题,目前最大的毒瘤就是贪污腐败,它应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大的障碍,不仅严重影响政府工作效能,更妨碍着社会法制与道德的提升,关键是导致公民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作为这个时代的“政治之癌”,贪污腐败关乎着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成败。在阴霾中笼罩着大批高官因贪污腐化而下马的价值观错位现象之余,应该庆幸社会转型下传播受众在反贪污中的重要作用,这场转型扩大了受众的舆论监督权力,延伸了受众主动监督的范畴,使得“全民舆论监控”有望成为反腐败的利器。目前的发展已经有了“微博监控”、“人肉搜索”威慑腐败高官的表现,未来的传播受众也将转化为社会进步的一座“瞭望塔”。

(三)“生产者用户”出现,凸显受众“社会化”转变

新媒介环境引出传播受众“社会化”角色转型的最突出的表现即是“生产者用户”。所谓的“生产者用户”目前主要描述的是互联网缔造的数字时代中特指移动终端的在线用户使用信息、分享信息并制造信息的现象。把“生产者用户”的概念推广开来对应的是传播受众在发挥传统的信息接受者的作用同时,下一步不仅仅是再次进行简单的信息传递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可能会做出对信息的再加工、再制造;亦或是直接代替媒介的功能成为“传者”的角色。这里主要强调的已然是传播受众“社会化”的能动性作用。

新型互动和参与的发展,使得某些场所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位置倒置,却也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以“生产者用户”为例证,表现在互联网“自制”群体通过网站发布自制的视频、图片、文字等信息。而他们的活动也仅是地球上整个媒介消费和信息生产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并不可能取代传统媒介的作用。但是当大部分草根的、独立的、自主的传播受众的出现,利用媒介做着DIY的信息传输,将是社会转型中“民主化”实现的一种表现。认清楚“生产者用户”提出的重要性,以及其在社会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将比查询他们正在做什么的证据更重要。不可否置新媒介,亦或新新媒介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整个媒介生态环境,而且实现了传播受众的“社会化”角色转型。当然还不能忽略“生产者用户”存在的弊端和制造的社会问题,例如不恰当地使用“人肉搜索”和散布“谣言”、虚假信息等危害社会的行径,以及过分依赖新媒介而活在网络中的“宅族”的不良生活行径等。当代中国要实现社会转型,大众传播领域受众要实现“社会化”角色转型,必须把这些障碍的影响降到最低。

作为信息载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跟社会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具有与社会结构一致以及对文化生活的依赖性的特点。[2]这话换在当下的信息社会,就是受众对于新媒介,以及新新媒介的密切联系,导致的结果是新型的文化生活的产生和依附其生存的受众角色的出现,从而催生了“生产者用户”。所以,在受众向“社会化”转型中,“生产者用户”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表现。而对于新产生的传受双方的矛盾,应当解释是“融合文化”的体现,既是信息自上而下被媒介推动的过程,又是信息自下而上被传播受众推动的过程,也将是社会转型期政治民主化的实现过程。

四、传播受众角色转型的阶段性成果——重新审视“新闻”

对于当前传播受众的“社会化”转型的最悲观的驳斥,这将危害到新闻的专业化生产。但是,在此基础上揭示的却是传统新闻理念扼守陈规的真相。他们必须看到现在的受众已经不是先前的那样,真实的现状是: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使得受众对传统媒体新闻的专业产出失去了信仰(或兴趣),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主流媒体不得人心的权力集中时,正出现的新闻平台则借助了它们的公众声音。[3]新的新闻平台利用这些优势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政治亦或是商业议程中发挥作用,吸引广大业余的新闻爱好者参与到网络新闻平台中,通过博客、微博、播客大书己见,新闻的发展态势已出现变异。

一方面,传播受众正在通过自身试图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新平台开放的结果,使得许多人认为这是专业新闻的“危机”。但是目前传统媒体面临着被受众逐渐抛弃的状况证明了新闻的议程正在窄化,新闻内容也正在变异为混合的信息娱乐类型。新闻业界在这场生存战中,已经迈出了将受众纳入产业链的“商业诉求”中,已经做出了新闻与娱乐的融合举动,同时,新闻活动、公共关系和宣传的产业一体化,正在为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受众重新定义新闻也已见端倪。结果,今天呈献的许多新闻,是以一种挑战传统新闻概念的方式生产的。曾为新闻记者占据的特权位置,被那些希望普通公民能直接参与公共领域建构的人要求归还。目前的市场是混乱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闻界与传播受众的竞争,有一味迎合受众,抛弃新闻本位,放弃客观性保障的不合格新闻从业者;有完全商业化,利益为上的新闻媒体,试图把受众为其所用,大打“公民新闻”旗帜可纳入专业化的想象;也有固守传统,不愿改变而艰难生存的新闻媒体。但是,社会大方向的转型已成事实,面对当前变迁的新闻市场,面对受众的“社会化”角色转型,传统的新闻业必须做出应对的变动措施,最应该的第一步就是对“新闻”进行重写。受众与媒介的矛盾是复杂的,转型的景象是繁杂的,环境事实是对“新闻”重新定义,需要考虑受众在媒介中的地位与作用,且要谨慎地重构“新闻”。

五、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复杂的、艰难的,也是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绝不是简单的体制方面实现转换和单纯的科技解决一切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近三十余年的成长是飞速的,大幅度的转变并不是社会转型的优势,相反带来的是转型期难以跨越的问题争端。这也提醒着当下中国的大众传播也将面临种种问题,对于传播受众现在运行中的“社会化”角色转型,必将迎来更多的挑战。但仍要期待传播受众转型将带来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新闻市场,全力克服难题,也将是任何新闻从业者和参与者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社会化转型 篇2

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影响

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在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援助。它以所有特困公民为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目的，通过给予现金、实物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救助，主要由灾民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互助等组成。社会救助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最古老的措施，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项目，它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起，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可以暂时没有社会福利，甚至也可以暂时没有社会保险，但是，不能没有社会救助，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转型期。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迁。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经济体制层次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表现为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层次上，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传统与现代共同存在，共同作用，尤为表现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思想观念仍然起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对贫困者给予同情、关怀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应予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社会成员对贫困问题的价值判断发生一些变化，部分人比以前更多地看到了导致贫困的个人责任，认为贫困是由贫困者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不思进缺和“过分依赖”等原因引起的，而忽视了引起贫困的社会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没有及时重视和协调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救助工作由于是对最为贫困的群体进行最为急迫、最为直接的救助，特别需要严密的法规。因此，在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界，社会救助常常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保障制度”。但是，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不仅没有基本的《社会救助法》，而且也没有《赈灾法》，造成社会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可依。如，灾情核报的随意性很大，有的地方为了多要救灾款而夸大灾情，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报喜不报忧。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救助对象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会普遍增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会增强。因此，急需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法规建设，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妥善解决效率与公平、经济竞争与社会关照等社会问题。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经济体制转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进入1949年以来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随着下岗和失业并轨工作的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现，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2002年我省城市低保对象111.45人中，传统“三无”救济对象为3.66万人，仅占3.28%；在职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为75.76万人，占68%。二是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2000年则变为50.0％、22.5％、27.3％，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00年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人员比重，已经达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54.9％，超过了在国有、集体部门就业的人数。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单位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就业者陷入贫困的机会增加。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但单位内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单位、行业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接近0.6的国际警戒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到2002年扩大到3.09倍。由于农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有关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应在5倍以上，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世界各国，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三）社会政策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再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模式，力图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过去的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模式改为社会化的福利模式，在医疗、住房、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不再由国家和企业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建立多方共同负责、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混合福利体系。尽管新的社会政策目标是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化中出现了一个制度空缺时期，未能及时地出台新的制度性框架，来防止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者和其他特殊困难者陷入贫困，造成社会救助目标弱化，救助平均水平降低，使其难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保护功能。二是有些政策难以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五保供养是随集体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长期以来，是作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事业。目前，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土地保障功能严重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五保供养工作进行重新认识，不应再将其作为集体福利事业，而应属于农村社会救助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三是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足。近年来，我省国民经济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趋势，但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如，我省开列的自然灾害救助经费从1995年到现在仍然是2000万元，与经济发展相比，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当前，我省城市低保保障标准较低、保障面较窄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主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保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四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弱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救助优惠政策，如救灾粮、油、燃料、建材等物资，随着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能够安排的范围越来越小，价格也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城市低保只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若要解决低保对象在就医、住房、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出台优惠政策，制定、落实优惠政策的难度较大。

（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

一是社会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改革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群体。改革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个人、组织、群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强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营企业主。过去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逐步被打破，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分化加快，他们中的部分人沦为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二是人口流动速度加快。2002年全国有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我省为全国主要的跨省流动的流出地。由于人口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进城农民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极易沦为贫困群体。大量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扶助和精神慰籍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救助任务进一步加重。

二、加强和完善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对策

科学构筑我省社会救助体系，是解决转型期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一体系应以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社会互助为辅助，以临时救济为补充，以优惠政策相配套，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根本任务，坚持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方向，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一）搭建一平台，发挥社区在社会救助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原来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的相关社会功能逐步推到社区，社区的社会功能在迅速扩大。尽管近年来大力开展了社区建设工作，由社区组织来承担政府和单位的一些社会职能。但此项工作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社区掌握的社会资源还很有限，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从事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还不能完全承担起有关的社会职能。因此，要大力进行社区建设，重点突出社会救助的职能，积极建立社区化社会救助体系。目前要重点搞好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建设，设立社区保障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事务服务；负责审核居民享受社会救助的资格；组织社区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参加义务劳动，消除其“等、靠、要”依赖思想；设立捐赠接收站，搞好社区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捐赠的物品优先在辖区内贫困群体中调剂，低保对象可以凭救助卡选用捐赠物品；积极支持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从而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讲礼仪、重情谊，相互关心爱护的和谐社区。

（二）搞好两个转变，重新认识转型期的社会救助工作

1、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价值取向。一是由恩赐观念向权利观念转变。传统社会救济含有明显的恩赐观念，救助者常常以观世音自居，受救助的群众往往感恩戴德，这种行为是与现代社会救助有着本质区别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实施社会救助是其应负的由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于公民来说，获得救助是其应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法律意识的增强，要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取代传统意义的“社会救济”，以转变传统的恩赐观念。二是以物为本观念向以人为本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分配款物，往往把争取上级的救助资金作为一项中心工作，一旦款物分配完毕，救助过程也就结束，使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心转向了以物为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认识社会救助工作，弘扬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使救助对象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应有保护。

2、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行为取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不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救助，而是划分成若干群体，分不同对象实施救助，造成同属国家一员，而在救助待遇上却千差万别。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救助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居民社会福利较高，职工工作、生活都比较有保证，因此，社会救助的重心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贫困人口增多，城市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而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则止步不前。再者，城市农民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城市、农村社会救助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属于被人遗忘的群体。因此，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要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变，不分种族、身份、职业等，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一律平等。

（三）构筑三个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发展

1、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城市低保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我省于2002年5月1日起实施《河南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使城市低保工作的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自然灾害救助、农村社会救助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出台。为此，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必须实施依法行政战略，一是要抓紧制订急需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修订不适宜的法规，搞好法规、政策之间的衔接；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三是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加强监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得到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

2、科学运作，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①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社会救助对象是社会最为贫困的群体，可以说，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是每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政府在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要强化政府在社会救助组织、管理、监督和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社会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②探索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可实行普遍性和专门性相统一的社会救助双层体系，将社会救助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救助对象为城乡所有贫困者，为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者提供救助，以涉及面广为特征，具有普遍性特点；二是救助对象为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家庭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以受益对象的专门性为特征，具有专门性特点。这样划分，既能对所有贫困者进行救助，又能对特困户进行重点救助。③建立起规范的社会救助款物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基金，强化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增强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能力；社会救助资金要实行专户管理，确保资金不被挤占、挪用、贪污等现象发生；在资金的发放上，引入民主决策机制，由群众代表评定困难户，提高资金发放的透明度，解决优亲厚友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低保金社会化发放途径，推广由银行、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邮局等网点发放低保金的做法；搞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救助资金的监督。④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的科技含量。建立比较完善的贫困指标监测和评估网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家庭收入调查和计算，准确核实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制定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标准，为准确实施社会救助提供保障。建立灾害管理系统和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灾害评估、统计、紧急救援办法，探索灾情科学预报、评估、合理分配救灾款物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灾害救助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3、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员，单靠政府救助解决不了他们的所有困难，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扶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在社会救助对象就业、职业培训、自谋职业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提倡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解困活动，如社区救助服务、志愿者活动、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等。发动社会力量，搞好救助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援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在教育方面，通过减免学杂费、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等方式，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贫困群众的医疗补助、费用减免制度，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住房方面，要通过实施“安居工程”，为贫困群众提供廉价住房，廉租住房，使其居有住所；在司法救助方面，认真落实《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费用，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筑起一道牢固的社会安全网。

参考文献：

1、多吉才让：《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2、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民政部：《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主题报告--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北京，2002年12月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救灾工作资料汇编（1）》，2001年

新阶层与社会转型 篇3

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其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它的出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社会阶层从无到有，崭露头角。这一阶层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故称“新社会阶层”。按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划分，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不同的十大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在此，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五个阶层可以和原先的社会阶层基本对等之外，其余五个阶层似乎都有“新意”，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经过近三十年的培育、发展，中国的“新社会阶层”正在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轮廓由模糊变得清晰，定义由不确定到比较确定。不久前，从电视上收看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门举办的“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后，自由职业者陈宗璞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属。目前，像陈宗璞这样的人在中国正越来越多，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新名称——新社会阶层。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提法，用以概括我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群体。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身份职业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1〕2002年，这一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得到阐述，确认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6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布了《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表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按照这份文件的界定，新社会阶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人员：1．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2．科学技术人员；3．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4．个体户；5．私营企业主；6．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这些人员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按照《意见》的估算，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约有五千万人，相关从业人员约一亿五千万人，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一般来说，“新社会阶层”具有如下特征：

1．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

2．他们中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

3．他们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

4．该阶层聚集了中国大部分高收入者。

5．职业和身份具有较大不稳定性。

6．他们的政治诉求逐步增强。

7．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中共人士。

8．新社会阶层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

无论怎样评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产生，并在逐渐进入、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学界普遍认为，新社会阶层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一种理论认为，新社会阶层越庞大，社会的稳定系数就越大。因为这一阶层成长壮大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在上层和底层之间形成了一个辽阔的缓冲地带，可以缓解社会冲突，保证社会稳定。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大致存在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而受这三种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上行流动的进入渠道又分为三种，即行政型进入、市场型进入和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型进入。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新社会阶层的扩张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空间的开放，“市场型进入”是“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导形式。在这三种上行流动的进入渠道中，“市场型进入”最为合理，社会进步含量最高，因为由“市场型进入”的新阶层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靠“后赋性”因素（个人后天所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而非“先赋性因素”（家庭、血缘、身份背景）向上流动；二是依靠知识和诚实劳动去获得财富；三是自觉地服从游戏规则、社会准则和秩序，使契约社会成为可能。

除了这些思路之外，还可以有另外的视角。在上述“新社会阶层”的八大特征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即第三条：他们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和第七条：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中共人士。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所谓“新社会阶层”是一种有别于传统体制的社会力量。如果说新社会阶层是一个政治概念，其政治意义就在于：“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使中国社会终于出现了一种体制外的异己社会力量，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历来是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力和强大推助器。厉以宁先生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分为两种：“原生型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前者是从自身内部孕育而出，逐渐成熟发展而成，如西欧、北美、澳洲、新西兰，后者是受外来力量刺激，模仿他人而成，如日本、印度还有目前的中国。而一个社会能否形成“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其内部能否形成一种体制外的异己权力中心和体制外的异己社会力量〔2〕。

与“体制外”相对应的是“体制内”。一个社会的“体制内”也会形成异己权力中心和异己社会力量，但无论这种“体制内”的异己中心和力量有多么强大，由于没有新阶层的出现，没有新的政治诉求，也不会带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据厉以宁教授分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以前，欧洲封建社会内部也有异己权力中心和社会力量，主要有三：一是农民起义，二是封建割据势力或地方割据势力，三是封建统治者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这三种力量彼此相互作用，此消彼长，构成了历史画卷的主要内容。但这几种力量无论有多么强大，无论它们占据了历史多长的篇幅，都属于封建社会“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它们占据了历史舞台，只能从事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中，逐渐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城市，城市的主体是市民阶级，即由中小企业主、商人、小官员、司法人员组成的群体。所以，城市是西欧封建势力体制外的一个“异己权力中心”，而市民阶层则是封建势力体制外的一种“异己社会力量”，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和市民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资产阶级，其利益和封建领主、王权等发生了冲突，最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取代了封建阶级而登上历史舞台。

试以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例。尼德兰一词原意是低地，指莱茵河、缪因河、些而德河下游和北海沿岸一带的低地地带，相当于目前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地区。十六世纪后半叶，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王国的领土，被分为十七个省。北方七省，以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经济发达的城市有阿姆斯特丹、密德尔堡、符利辛根等；南方十省，其中佛兰德和不拉奔两省工商业最为发达，经济发达的城市有安特卫普、布鲁日、布鲁塞尔等。尼德兰全境内，城市多达三百余座。这些城市早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就出现了纺织业、造船业、冶金业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场，航海业、捕鱼业也十分发达。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统治尼德兰时，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力量已较为强大，其中的上层和富裕的工商业者从中分化出来成为资产阶级。其经济利益所带来的政治诉求，必然和封建统治发生冲突。由于封建统治的生产关系不能再容纳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于是必然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和菲利普二世派总督治理尼德兰，削弱城市的自治权，不断加重赋税，实施严厉的宗教统治，迫害新教徒和异端分子，这一切使得尼德兰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与西班牙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终于爆发了反对西班牙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3〕。

可见，一个社会能否实现转型和根本性的变革，关键在于这个社会内部是否孕育出了新的阶层，这个阶层是否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有无政治诉求，以及有无手段来实现这种诉求并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转型依赖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从西方社会的历史上看是如此，从现实上观察亦然。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左右，西方资本主义又在经历着一次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而这次转型，归根结底，还是与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有关。

1973年，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所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问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一次深刻转型。贝尔指出：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如果从五个方面，或五个组成部分来说明这个术语，它的意义就比较容易理解：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职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4〕

贝尔认为这五点变化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主要标志，而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出现了一个掌握技术、知识、理论的阶层，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同工业社会中的资本家或企业家占据主导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恰如贝尔所说：“技术已经产生了一个过去社会上从未有过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新阶级，他们不在工作场所，但是他们是工作活动的‘参谋部’。”〔5〕贝尔认为，知识阶层之所以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力量的重要依据在于，是理论思维能力而不是经验知识上升到首要地位。他指出：“当然，知识现在对于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知识本身性质的变化。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那就是：理论与经验相比占首位，而且在知识编纂成抽象符号的系统以后，可以同任何规律体系一样用来说明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经验。”〔6〕

可见，贝尔之所以提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根本依据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主要以创造和掌握知识、技术、理论为主，不同于以往的资本家阶级以掌握资本、资源、企业为主。换言之，在工业社会中，主导社会的是资本家阶级；而在后工业社会，主导社会的是知识和科学家集团。这一新的阶层是从资本家阶级中产生、分化出来的，但又与其有明显的区别。而同工业社会的知识系统相比，后工业社会知识系统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知识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决定、作用于其他社会层面的中轴。

具体而言，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中）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技术人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7〕通过统计分析，贝尔发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构成知识阶级的几个群体（科学家、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教授、技术人员等）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科学家是知识阶层中增长最快的群体，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是理论知识的创造者，而且还通过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力，其中包括对知识阶层中的其他群体的控制。随着技术和知识阶层在就业和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社会权力也悄然发生了转移，其结果就是这一新的阶层最终控制了支配社会运行变化的所有方面的权力。

而细究这种转型的内在深刻原因，也是因为资本主义内部孕育出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即以占有知识、技术、理论为主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管理阶层。

四

从世界范围内看是如此，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中观察，我们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即：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有赖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千回百转，可以有许多解释的思路。但若是从社会转型与新阶层的出现来分析，可以说，能否形成一种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或“异己阶层”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近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种延续。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为各自的利益形成了与正统封建统治中心对立的异己权力中心和异己社会力量。综观中国历史，这种能够与封建统治中心抗衡的“异己”力量主要有四种：一是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如从陈胜、吴广到宋江，再到李自成、太平天国；二是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如三国时期形成的魏、蜀、吴三国；三是封建统治者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也会在历史上绵延不绝，如吕后、武则天等；四是异族的入侵，如辽、金、元之代宋，清之代明。但正如厉以宁教授所分析的，无论这几种力量多么强大，无论其表演是多么的波澜壮阔、有声有色，它们都属于封建社会“体制内”的异己力量，都不会带来根本的社会变革。这是因为，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戏剧的背后，所进行表演的阶级角色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无论有多么激烈，它们占据历史舞台的时间无论有多长，由于没有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它们也只能从事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例如李自成进北京及洪秀全进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只是从农民阶级转向地主阶级，而不会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在西欧，市民阶层和资产阶级最终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在中国，由于社会内部难以生长出新的阶层和异己力量，所以中国近代的变革是由于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这种体制外的“异己力量”的冲击而缓缓拉开序幕的。此后，各种意识形态经过较量，“北方吹来十月的风”，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些与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内因素”完全不同的“异己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社会才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变化。

1949年，“土地革命”成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国民经济已濒崩溃边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土地革命所依靠的阶级是农民，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憧憬的平均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不能推动中国实现全面的、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所以，尽管从现象层面上看，“土地革命”所运用的是一种体制外的“异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它产生于大机器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这种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阶级，其目标是推翻旧政权，获得土地，等贵贱，均贫富。这些，都是社会转型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但却不会带来根本性的社会转型，因为还没有出现实现这种转型的新的社会力量或阶层。而“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未带来社会进步，而是最后化为一场闹剧，也与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成中国社会转型、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阶层有关。换言之，实现社会转型、推助中国进步，不能仅仅依赖某种政治空想和一些政治教条，而是要切实地培养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阶级或阶层。否则，无论设计多么完美，理想如何远大，情怀如何浪漫，也无济于事。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正在崛起的新社会阶层，就会愈发感觉到这一阶层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价值。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阶层。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这段期间取得的成就，举世有目共睹，2008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排名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新社会阶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社会阶层在中国的政治、管理层面十分活跃，其中的精英分子正在进入国家高层。北京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谭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北京市统战部门时常联络的新阶层人士，数量在五百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将被安排进工商联、人大、政协”。这正是七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实，那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而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总体规划的新社会阶层，则无疑是要培养和造就的重点。新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分子正在进入国家领导高层。2007年4月，中共党外人士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他是1972年傅作义辞任水利电力部长后三十五年来，首位民主党派人士出任政府部长。6月29日，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这是改革开放二十九年来，中国第一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7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刊载署名文章称，重用党外人士，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日益丰富和成熟，反映出执政党的一种大视野。实际上，早在2005年3月，中共中央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地方，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逐年上升，担任正职的也不乏其例。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新社会阶层力量在不断壮大。

当然，有学者认为，新社会阶层远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系统。如王长江就指出，新社会阶层不同于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类，其身份角色相互交叉重叠。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的研究则表明，新社会阶层远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系统。“他们只是在主观和客观上被逐渐建构起来，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倾向性非常明显，还不是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出现”〔8〕。但即使在学理上、概念上还有待厘清，这个群体的存在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它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其更多是一种政治身份的划分，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推进使契约社会成为可能，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日渐走上时代舞台并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社会阶层在逐步确定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后，必然会开始寻找自己在政治上和国家管理层面上的位置，以及相应的政治诉求。而这些寻找和诉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巨大的。

注释：

〔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2〕〔3〕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337页。

〔4〕〔5〕〔6〕〔7〕（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208、21、236页。

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篇4

一、社会价值观及特点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评价, 判别其价值大小所形成的共同的观点和看法。价值观的形成, 离不开社会这一必然的环境。人之所以为人, 不仅体现在其自然属性的特殊性上, 而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属性。社会是人的社会,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价值观念是社会群体, 社会阶层, 社会成员对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 即对某一事物现象的好坏、优劣、正确或错误的判断。[2]社会价值观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它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环境及人类的生活方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不是单一的个体成分, 而是一个系统的体系。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文化, 时代背景, 不同的地域, 民族所形成的价值观也各有不同, 这就说明社会价值观具有相异性, 也称多样性。价值观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 它是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积累社会经验、行为标准、主流文化影响及个人生存环境、喜好综合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社会价值观是一个渐进的, 不断蜕变升华的过程, 这是由它的长期性决定的。

社会价值观具有阶层性, 自从人类历史有阶级分化以来, 就有了分化。归根究底的原因就是社会成员在物质上的不平等占有, 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体系, 也恰恰反映在价值观的层面。古代印度“不同的等级从事不同的事业, 固定服务”而中国自古也有“三六九等”及延伸的“刑不上大夫, 礼不上庶人”严格的等级分层, 阶级性出现在阶级社会, 而当今中国转型期的价值观是阶层性的表现。虽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阶层性关系却着实存在。

转型期间, 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度, 打破了过去封闭计划体制的旧体制, 向着开放市场体制转变,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决定其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的转变, 政治上必须从过去的集中的权威型向现代民主法制型转变;文化上则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狭隘政治化的单一状况, 实行单一统管到多样发展的转变[1]。然而社会转型不是单方面的, 而是全方位, 多层面的共同体制转变。在这场社会变革中, 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已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的社会价值观亟待形成。转型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多样性、未知可变性以及中国特殊性的要求。

二、现代化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现代化的提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涵盖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 社会文化现代化等诸多方面。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特定内涵和任务概括为实现两个“双重超越”, 即从现代化发展的纵轴线上看, 中国现代化要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超越”;而从现代化发展的横轴线上看, 中国现代化必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文社会发展的“双重超越”[3]。现代化的发展决定其社会价值观必须与之适应。在旧的资本主义时代奉行的生产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经济生活的大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服从于利润要求, 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形成被严重片面化了, 金钱至上主义的金钱价值观念主导了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 致使人们缺乏理性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社会价值体系以金钱至上为核心, 盲目的追逐金钱和现实利益最终导致社会道德失范, 价值体系严重偏颇, 而今人类进入了信息化社会, 社会现代化要求社会以智力为基础, 综合个人多元化能力水平, 注重个人素质的提高与发展, 一个民族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未来, 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不是一个人的事, 而是每个人的事, 它与全民族素质都有着直接联系。现代社会的实现是在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 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 耸立着各种不同的情感, 幻想, 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4]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秩序,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占我国经济总量比重的不断上升, 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与利益集团所引发的价值思潮严重冲击着主流价值观, 对社会价值观的构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对其具有决定作用, 社会上层建筑的形成本质上也是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也是社会价值观阶层性的一个重要基础。

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社会价值观水平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互动系统。经济的进步在不断充实人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 也为人们价值观提出了严峻挑战, 经济学家认为, 当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左右, 社会价值观体系冲突最为激烈, 道德失范最为严重, 而现实的中国转型刚好经历这一严峻的过程, 这一过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80年代被称为“垮掉的一带”, 而90年代后的夸富、叛逆, 正是社会价值观体系混乱的体现。邵道生在国民心态危机六大病态中首先提出的就是“物欲化倾向, 重物质轻精神”。物欲化的价值观导致盲目的攀比、超前消费,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人们往往把握不准社会主体价值取向, 缺乏自我社会定位的能力, 出现过于迷恋对物质的占有, 情感世界的匮乏, 社会挫折感增强, 情绪化严重, 社会价值道德失控严重。

市场经济有着其固有的缺陷与不足, 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发展。经济是基础, 政治是保障, 二者要同步。社会转型期间, 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国家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方式, 稳定合理健康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对政府职能的实现有着促进作用, 反之亦然。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民主、监督与法制建设的不健全, 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不完善, 政治权利滥用、腐败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 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社会成员的政治不参与或参与不普遍等都不利于现代化的推进与发展。因此,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民主政治的实现, 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 打击非法制行政及非规范行政现象, 建立健全法制政治对于社会价值观构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社会价值观体系有着固有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方向。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 只有不断完善的改革。在旧的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借助神的神秘性来蒙蔽世人, 采取最大限度的“愚民”政治, 来维护个人的君主专制统治。13世纪, 西方的文艺复兴, 人类的个性解放就此开端, 人从此由神的附庸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尼采说“上帝死了”, 通过寓言的形式宣告, 把欧洲中世纪信仰危机价值真空的严重性形象深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宗教信仰的毁灭, 得到彻底的解放, 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崩塌, 造成了欧洲社会转型。从神到人的社会转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受到中国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体系的深刻影响。传统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人生观以及“中庸哲学”的处世理念在当今社会价值观体系中影响依然存在, 同时由于各种西方思潮的冲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多层次多方位的激烈冲突与相互融合, 必然导致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多元化、复杂化。

三、社会道德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思想是人类进步的最大敌人。在社会转型中, 社会成员的思想对于社会价值观及社会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正确、先进的思想对社会价值观健康构建起着促进作用。错误、落后的思想对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则起着阻碍作用。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枪打出头鸟”, “中庸哲学”等, 提倡合理, 健康的思想解放, 如创新、竞争等, 摈弃传统及外来思潮中不良成分, 汲取精华, 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的素质修养。知识不等于思想, 广大青少年与大学生缺乏自我思想, 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利己主义”, “物欲主义”横行。正确的社会道德引导对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价值观构建意义非凡。青年大学生及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进步的先导, 有着坚定的自我方向, 较强的自我辨别能力, 较高的个人素养, 对社会转型中社会价值观的发展无疑提供着有力支撑。道德作为一种约束, 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 在人类行为生活中始终发挥着法律、规则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

道德体系的缺失, 思想混乱是社会转型中一个典型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道德的影响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善传善, 恶传恶”, 良好的道德, 诸如诚信、乐善、互助、敬老扶弱等, 对于健康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推动, 引导作用, 而社会风气中不健康的成分, 如欺诈、拜金主义等, 对于良好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阻碍、破坏作用。社会道德体系的健康与否, 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革打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模式。同时, 西方的各种“性解放”, “性自由”等腐朽思想的冲击, 造成一些家庭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明显增强。人际关系, 家庭道德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传统婚姻束缚的挣脱, 自由恋爱婚姻的普及, 传统父权家长制已不复存在, 家庭成员平等民主。“女主内, 男主外”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崩塌, 女性经济实力的增强, 家庭地位的提高, 与一定范围内顽固的传统道德冲突抵制, 在社会转型期尤为明显。亲情淡薄, 婚外情, 重婚, 卖淫嫖娼, 离婚率的明显上升, 家庭暴力, 独身主义, 单亲家庭的增多等都严重影响着新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同时, 对社会成员社会化有着不良影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严重忽略道德教育, 造成了部分社会成员自私自利, “自我中心”, 甚至人性扭曲。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古国, 道德体系可谓根深蒂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其特殊性, 由儒、道、佛以及其他各种宗教在民众生活中的混融可见一斑。“大略谓之以佛修心, 以道养身, 以儒治世, 可也, 又何惑焉”。[5]宗教信仰在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 价值观形成方面有着一定影响。儒家之“中庸”, 道家之“无为”, 佛家之“因果轮回”渗透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层, 在激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各种宗教信仰的相互冲击混融对于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作用不可小视, 其内在特殊性也值得我们重视。

四、应对措施

(一) 吸收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先行者, 已经在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成功的社会转型在此之前没有先例可循, 盲目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原则,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美国在民主、法制建设上的原则经验, 西欧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 注重个人价值和自由主义, 都对我们摆脱传统习惯束缚, 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借鉴意义。

(二) 在社会转型期要做到三个“同步”。

1.理论与实践同步。

正确的理论引导实践, 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前提。加强关于社会价值观的理论研究, 加大和完善舆论宣传, 实践中积极加强对社会成员社会价值观的引导。

2.上下同步, 内外同步。

社会转型关系到每一个社会主体, 在此过程中要做好主体客体化, 客体主体化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国的科层制的行政体系正在逐渐被打破, 构建扁平化、互动式的新型社会势在必行。传统的社会结构上下关系是逐层、渐进式的, 将无法满足现今社会发展要求, 建立上下同步、内外同步的社会结构加强社会成员之间互动交流合作, 打破以往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的程式化的机制, 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

3.借鉴与创新同步。

只有别国的经验还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特点。在吸收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 立足本国国情加强自身制度配套建设, 大胆创新,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价值观机制。

中国的社会发展, 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转型, 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使我们不得不着眼实际, 创新进取。马斯诺说:“旧的神祀纷纷离去, 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 构建一种新的与现代社会存在方式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 是一项长期艰辛的历程, 任重而道远。

摘要：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 面临整合难度大、社会失范多、社会矛盾集中等社会问题, 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先导, 社会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体系建立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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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篇5

政府的执政之本，应是尽可能地化解社会中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从根本上看，政府的执政能力并不仅仅体现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上；相反，社会的和谐程度、民众的满意度、社会管理的认同度以及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的解决能力，才是政府执政能力强弱的根本体现。尤其是政府对社会矛盾的化解能力，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必须要从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予以重视。

政府的社会矛盾化解能力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处于急剧的变迁之中，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纠纷数量激增，群体性事件和种种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法院不堪其累。

黑社会也转型 篇6

据悉，“山口组”在官网“任侠道”专栏中发布文章称，“听了最近安倍做出的发言，再结合‘日本逐渐向国家主义靠拢，日本国民平等权利受到威胁’等事实，深刻感受到日本正开始走向法西斯主义”。黑社会指责政府是法西斯，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有日本媒体对此评论说“真是世界末日到了”。

“山口组”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性黑社会组织，创立于1915年，总部设在日本神户，正式成员及准成员近四万人，占日本全国黑社会组织成员的近一半。“山口组”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日本，还广泛的活跃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区。2014年4月初，为改变自身形象，“山口组”发布了该组织的网站，名为“反毒和国土净化同盟”，并在主页上附上今年1月份帮派分子新年参拜的影片，以一首类似于传统民歌的乐曲为主题曲，其歌词颂扬对抗不公不义及协助弱者的“任侠”精神。此外，该网站风格极为简洁，主页下方还有一行小字：我们的网站制作人员全是外行，网页多少有些难看，还请大家包容，此举令社会舆论“震惊”不已。而网站的其他部分则是在展示帮派的日常生活和团体交流，甚至还有山口组年底打年糕的视频，借此展示他们善良的一面。此外，还有一些展示了他们在1993年神户地震、2011年东北地震中的救助活动的照片。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山口组”一直面临着成员数量减少和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再加上日本疲软的经济现状，日子不是很好过。尤其是新的《暴力对置法》的推出，对黑社会组织来说是一大打击。为避免触犯法规，同时也挽回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山口组”也不得不采用一些公关手段，比如宣传“禁用毒品”、“除强扶弱”和“净化国家”等。

最近几年，从黑社会退出返回正常社会的人数大约每年7000-10000人。在日本社会对黑社会组织日益敌视，并不断出台法律约束的背景下，“山口组”的改变也在情理之中。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 篇7

作为受到世界社会科学界高度关注的中国化的社会转型, 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同的是, 中国采用符合中国特色的转型路径, 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科学学者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需要结合过去与现在进行分析, 将问题放置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层面上。强调关注转型社会过程中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中国有学者指出, 研究社会转型最常使用的范式是私有化、世俗化、市场化和民主化, 而中国喜欢将转型视角用来进行研究。然而, 我国社会转型研究却很少有人对社会心理学进行研究,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多接触学习的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 把美国心理学体系看作普世化良药, 并没有结合我国现状提出符合国情的问题, 对概念进行提炼, 对理论进行拓展等。类似这样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化心理学之外。莫斯科学者维奇曾指出, 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主题和理论内容是结合自身紧急的社会问题存在的, 并没有真正在实证的研究以及理论的构建方面取得进展。美国的社会化心理学取得的成绩除了在方法技术上, 还有就是被当作科学探索对象的社会化心理学语言。所以, 如果我们抱着研究美国社会问题的心情查看美国的文献, 只是抽象化地解决美国的问题, 将自己限制在狭窄的科学领域研究中, 脱离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真实环境。

对社会心理研究较少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总是乐于将研究停留在群体或个体的层面, 缺乏对宏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奥尔波特曾指出, 社会心理学试图对他人如何从情景暗示、实际情况、想象情景等方面对个体行为、思想和感情的影响进行解释。也有学者指出, 个体心理学包含了在整体意义上和本质上的群体心理学。莫斯科学者维奇认为, 大多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否定了存在的社会心理学, 而是将其视为个体的相加, 应当排除社会放置在行为中的想法。他用社会科学囊括社会化心理学, 但大多数研究者却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个体表现的行为来研究, 并将其视为行为科学。阿布拉姆斯和豪格曾提出, 形成社会化心理学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 还原主义者将个体心理视为社会心理。由此, 对于转型社会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应当从社会现状着手。

二、社会学与个体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学起源之初就存在整体和个体两种社会学, 前者是对于社会整体的关注, 后者是对于社会个体的关注。马克思、孔德、斯宾塞等人对社会的运行规则、社会有机体、社会系统性质方面进行研究;米德、韦伯、帕累托等人对社会集体中行动的差别、社会成员、社会运行规则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双重范式”的转变之路导致两种社会学的行动产生, 一种主要强调态度、动机和意图的心理理论社会;一种主要强调符号、惯例、规范和价值的文化理论社会。利用行动文化面对社会群体、行动群体等形塑、改变和建构联系进行理解并能解释。由于这样综合文化的性质很难进行明了解释, 用语言和经验难于表达清楚, 因此常被称作社会化的厌倦、不适应、情绪、气候、乐观主义等。

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社会心理学研究关注社会与人情景交互过程。20世纪90年代, 爱德华·罗斯和威廉·麦独孤相继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丛书, 奠定了社会学心理学基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社会心理对所属的政治制度的制约作用等。同时, 不同的地域风俗和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 反映在法律、政治体制等许多方面。思想家爱尔维修以教育、社会政治与道德为角度研究民族精神和性格, 反映社会人的思想和情感的一致性, 以此研究民族精神。他指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不是永远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化变迁而改变。19世纪中叶, 哲学家黑格尔首次系统地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范畴研究了社会心理, 他认为整个自然、精神的世界具有动态性, 并试图揭示运动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从哲学体系中探索社会心理,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看做是内容十分丰富的两个层面, 把社会心理看做历史的、有机的整体结构, 从多个层面系统地研究社会心理。墨菲曾指出, 社会心理学一边是强调个人在社会情境中发展的社会心理学, 一边是强调团体在社会情境中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梳理时, 启发了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和解释, 利于继续研究和继承社会心态。威廉曾说, 在人类的聚合和互动过程中会产生群体心智, 而这有别于个体心智, 是真实意义上存在的。塔德则认为, 在社会中的模仿和发明是由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产生的。这样的观点在现在学者看来是在传播和扩散社会心态, 它的实质就是模仿。现代社会心理学奠基人勒温提出, 社会心理学必须建立在具体而实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上, 而拒绝缺乏根据的研究。而对于中国来说, 社会公共治理程度、贫富差距、体制乏力等现象不容小觑。针对诸多社会性问题, 许多学者也分别从政治体制改善、公众幸福感、满意度提升, 社会互动与人际关系调和以及群体、民族关系提升, 危机处理预警机制以及社会矛盾和网络集群行为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 提出要将社会心理问题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同时, 加大社会心理学研究力度, 从实际操作和应用角度实施关注社会心理学, 尤其是当前的社会普遍心理健康状况。对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不排斥诠释方法和实证论的手段上, 而宏观和微观的结合范式需要不断探索、研究, 对于当下的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的研究才有意义。

四、关于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结构

社会心理稳定性的特点分为四个结构, 包括变动性的社会心态、阶段性的社会心态、超稳定的社会心态和稳定的社会心态。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心态, 既能够出现明显、快速的变动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过程中, 比如, 在对社会的认知、感受和态度等评价性和情境性的内容之中;也可以沉淀在某个稳定的时间段之内, 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内容, 如社会的信任和稳定等;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内容则是变化非常地缓慢, 比较稳定的阶段。社会性格是社会心理中最为稳定的部分。影响社会心理的这四个层次是相互联系影响的, 从开始到现在展现的是逐步内化了的过程。

五、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心理优化建议

1. 完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完善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是成熟的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特征, 在社会转型期间尤为重要。社会转型期, 个人在经历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容易产生心理调适失败, 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变态现象。如果缺乏必要的心理疏导干预, 容易引发个体无限放大消极情绪, 并且寻找极端释放手段的行为。例如, 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恶性行为。政府是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的关键角色。组织有效的心理治疗和疏导机构, 建立预警机制, 系统地制定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地抑制社会心理问题的发生。

2. 合理、公平的资源分配

社会心理问题多由公平感的满意度缺失产生。这其中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引起的不公平感, 需加强法制建设, 维护公民正当的合法权益, 高效、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价值。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兼顾劳动力结构, 合理布局、增加就业岗位。同时,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实现资源合理利用, 逐步弱化不公平感, 从实际角度控制消极情绪的产生。

3. 加强文化思想意识建设, 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文化思想意识的统一程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通过舆论宣传建立核心思想价值, 强化理想信念, 可以有效地强化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开展易实施的教育课程, 加强对病态意识形态的辨别能力。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认为, 心理问题的解决过程是人们认知过程的重新构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是基于实践基础得出的, 要有理性的依据作为支撑。通过有效的宣传, 可以加强科学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的导向性和凝聚性作用, 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人的行为,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意识。最终, 从情感上形成凝聚力。

六、结论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 人们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 社会转型也就变得势在必行。在大量的关于转型社会资料研究面前, 却极少有人提到转型社会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本文阐述了社会心理研究的范式及其所具备的特征, 对有作为的学科著作进行分析, 强化了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宏观的社会心理研究是在群体论消失20多年后产生的, 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和表征理论, 关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表现等, 得到一些启示。对于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的研究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研究, 必须从实际面临的现代问题进行解释, 需要从社会着手, 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社会心理的变化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改变的, 是放置在社会的转型中, 是这个时代情况的反映, 对于社会结构的改变和社会形态变迁的影响起到了促进作用。怎样建立良好的社会心理, 维持社会的稳定, 促进社会的发展, 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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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转型 篇8

一、体育全球化

随着交通的便利、通讯技术的发展, 世界进入全球化发展时代。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系统, 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体育全球化超越国界和地域, 打破了地域环境与人文壁垒, 使不同地域的、民族的体育以丰富的个性, 进行多元融合, 相互吸纳、补充发展为一种新的世界体育文化模式。在体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每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发展的, 各国体育文化相互交汇融合。体育全球化给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 也带来了挑战, 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

(一) 体育全球化促使我们重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

体育全球化给了各个国家民族体育文化一个交流融合的平台, 同时各个国家的民族体育文化也给体育全球化注入了活力。

(二) 体育全球化促使体育人才大范围内流动

体育人才的大范围流动, 不仅可以使我们把更多的体育人才和体育理念引进来, 同时也可以是我国的体育人才走出去。更重要的是, 这有利于培养人们正确体育价值观, 有助于消解部分体育政治化和工具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在法国教练的率领下, 中国剑客仲满击败了法国对手;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女排, 击败了中国女排, 但是在美国女排对巴西女排的决赛上, 中国观众会喊出“郎平加油”支持美国队。乌兹别克人, 33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是苏联体操冠军, 在北京代表德国取得了跳马银牌。中国也引进了大批外国教练, 来提高一些项目的成绩。

(三) 体育法规全球范围的制定、颁布和执行, 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规则, 加快完善国内的体育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

体育法规的全球制定、执行使得体育参与者的行为更加符合国际准则。全球范围的执法监督和处罚, 使任何触犯体育法规的体育运动参与者不能逃脱规则的制裁。统一的国际规则, 制定了统一的衡量技术动作、运动成绩、违规行为、参赛资格的标准, 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在中国, 借鉴国籍法律法规的相关经验, 完善国内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经济市场化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步入了市场经济国家行列。经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资源的调配方式, 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市场经济不仅刺激了中国体育的发展, 同时也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经济市场化使人们有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 从而可以将更多时间投入体育运动

市场化条件下, 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机械化社会大生产, 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把人们从小农经济、手工劳动的低效生产中解放出来。人们在八小时工作之外, 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体育运动中去。

(二) 经济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 也增强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

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体育基础设施的发展, 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 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 而体育运动无疑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 经济市场化将体育纳入市场, 在促进体育繁荣发展的同时, 促使我们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完整的机制

体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在经济市场化环境下, 体育也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事实上, 在很多国家体育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颇有前途的产业部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避免体育完全被商业所操控, 使得体育产业良性发展, 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三、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 就是指“人从传统人格转化为现代人格的过程”。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 本质上是从传统农业中国向现代工业中国转型的过程, 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口及伦理价值观念等方面传统性到现代性的全面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主体性逐渐体现出来, 可以说,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灵魂。具体来说, 人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强烈的自主自立意识、有所作为的创新意识、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讲究效益的意识以及良好的法制意识等等现代化意识的确立。随着人的现代化意识的逐渐形成, 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期待更加科学先进的体育文化。

(一)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自主意识觉醒, 人们越来越重视人作为个体的感受, 而不满足于作为社会生产和发展中的一个工具存在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采取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培养完全是流水线式的培养, 虽然我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中, 金牌数量连连走高, 但是这种机械化的运动员培养方式, 越来越引发争议。

(二)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独立性和民主意识加强

人们更加具备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这一点变得尤其显著。同时, 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权益, 希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应有的资源, 这显然有利于我们正视城乡体育发展差距过大、体育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民族体育发展薄弱的问题, 并促使决策部门对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 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三)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们更加注重全面发展, 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更愿意通过体育的方式来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人们也具有更高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来欣赏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美。最后, 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积极进取、公平竞争的意识, 都可以通过体育运动进行展现和释放。

摘要：体育文化在社会转型中, 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发展, 促进了体育市场化和运动员职业化进程。分析社会转型期促使体育文化转型的因素, 对于加强体育文化建设, 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体育文化,转型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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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春艳, 刘转青.学校体育边缘化的管理学思考.价值工程, 2010.

[6]刘长江, 王雪岭.高校体育产业属性归属案例分析.经营管理者, 2010.

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 篇9

先看看我们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首先，肯定是精英治理。从部长、市长到县长都是优选出来的精英分子。但他们是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像共产党党章所说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没有问题，是稳定的社会。最近有个当官的问，记者是替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提这个问题无形中暴露了两者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一些有权的人想的不是大众的利益，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左右司法，包庇坏人。这样就给民粹主义者创造了机会，令他们可以全面地攻击精英分子，否定精英的作用，但这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的。一个没有精英管理的社会能走上正轨吗?

一个社会中，精英永远是少数，群众是绝对多数。革命时，是暴力在做决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社会转型不是精英分子掌舵，而是大众掌舵，少数精英被大众同化或被劫持，不得不跟着大众走，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况。这种革命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发生革命，而希望出现由精英掌舵的社会转型。如果没有一批真正为大众利益着想的精英，大众的利益没有人关心，革命就在所难免。现在的精英没有深刻理解这一点，社会转型就容易被那些冒充“大众利益代言人”的人所控制。

现在就有人为了讨好一般群众，否认精英的治理经验。这种人对问题并不很懂，却想在公众中树立自己的形象。他发表意见的目的是什么?未必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可能是为了讨好舆论。

精英的意见和大众的意见往往不一样。如果两者意见一样，还要精英有什么用?让大家举手，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了。现代社会非常复杂，是与非并不容易判断。大众从表面现象出发，用常识作判断;而精英从事物的本质出发，用专业知识作判断。二者就会有区别。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精英治理国家。近30年来共产党的精英治理国家总的说起来还是不错的，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值得肯定。但随着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在转型的时候，要思考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事实上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或者可以从历史得到一些启发：英国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精英之间的协商，是上层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按照中国的情况，如果还是让大众闹革命，像“文革”那样，看起来普通老百姓确实是非常有权威的，说斗谁就斗谁，说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痛快得很，但这条路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社会转型要由精英来掌舵。从根本上说，精英之所以为精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更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代表基层群众的利益。

这一点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路。第一条是能够为大众着想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努力，做一点算一点，从摸索中前进，最后建成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治理队伍。这需要较长的时间。第二条路是，中国现在有非常好的条件，处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中，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精神的帮助。这个力量不可小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170年来的进步，其根源是由世界带进来的。如果中国与外界隔绝，完全没有任何往来，中国还是秦始皇、西太后的样子，不会有多大变化。中国已经这样存在了两千多年，要变也得再等几百年。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儒家思想中确实有自由平等的成分，但始终没有形成主流，所以我们进一步完成这个转型还要靠吸取世界上的先进经验。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国际主流理论，不是靠中国传统;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学习西方的主张可能还会有争论，事实上已经争了170年，但事实越来越明显，学习西方必要性的争论比以前少多了。当然，也应该强调，学西方不是照搬，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但是首要的是必须学习，然后才是不要照搬。现在国际环境非常好，让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有更多在位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真正思考底层群众的利益，这样才能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社会化转型 篇10

一、高校档案馆开放适应社会化转型的机遇

1、高校档案馆开放的社会化转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行业正迎来一个新的变革期。企业对科技与人才的依赖性日益增大。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即承担科研工作的主力,与之相应,高校档案馆保留下科研开发的原始资料和大量人才的档案信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前期的咨询与基础技术储备,企业对特定人才的需求都离不开高校档案馆提供帮助。档案馆无形中成为高效科学技术产业化的引路者与搭桥人,即使在联合科研开发中,档案馆也可起到牵针引线的作用。[1]

2、高校档案馆开放的社会化转型进一步加快当代中国的人才交流速度

未来社会资源争夺是人力资源的争夺。中国高校的扩招脚步稳健向前,向社会推出一大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化人才。高校档案馆面向社会开放高校人事档案,进一步拓宽了人才信息交流渠道,客观上也有助于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加快了社会人才的流动节奏。

3、高校档案馆开放的社会化转型是高等院校社会化改革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加快新时期档案馆管理的社会化、科学化、现代化

中国高校只有面向社会化改革,才能使其始终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顶点,培养和取得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和科技成果。这是推动档案馆社会化转型的内部动力。高校档案馆的社会化改革必然在人才培养、机构革新、科研发展、信息化建设方面下功夫。而高校扩招,政府投入增加,档案管理研究的进步,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二、高校档案馆开放社会化转型的困境

1、高校档案馆定位不明,法制建设滞后

由于中国高等院校的国立属性,高校档案馆作为其分支机构本就具备了公益性。然而由于高等院校发展的客观要求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高校档案馆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我国虽然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高校档案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但出台时间早,主要侧重于对高校档案的保管保密工作进行相应的指导监督,对高校档案馆开放的定位与规范却模糊,档案借阅手续繁琐。《高校档案管理办法》(1989)第三十八条规定:高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主要供本校利用。如其他单位或个人需要查阅时,应持介绍信,经综合档案馆主任或校长办公室主任同意后,方可查阅。如果利用档案涉及重大问题或党和国家的机密,须经校领导批准。[2]高校档案馆开放范围小,受众面窄现实存在。

转型期高校档案馆的自身定位亦模糊。一直以来高校档案馆的职责明确为:承担高校档案收集保管工作,对所在高等院校提供档案开放服务。在转型期高校档案馆在机构设置、管理理念大多依旧保持原有思维定势,对档案利用数据的统计集中于利用人数、利用档案卷(册)页数等的一般统计,应付检查考评。档案的鉴定与边缘工作滞后。[3]档案馆对领导者行为倾向和个人偏好具有路径依赖,在制度变革时领导的知识背景,认知能力,价值观念,行为偏好甚至于行动习惯就会发挥作用,不自觉间使档案馆因循旧有的体制运行。[4]高校档案馆传统运行模式具有“合法性”,档案馆领导及工作人员对此的共性认识使其畏葸不前,档案馆开放步履维艰。

2、高校档案关于社会互动不足

高校档案馆长期充当高校公共服务的配角,在高校自我硬件宣传资料中难觅踪迹。即使在校内档案馆的大名也为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所陌生,在他们心目中其形象无法与高校图书馆同日而语。《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只有在建校历史在五十年以上,全日制在校生在五千人以上,以集中保管的档案、资料在三万卷以上,具备符合要求的档案库房和管理设备才能申请建立档案馆。[2]因此一些档案馆或是被丰富珍贵的馆藏所束缚,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或是埋头于繁芜的整理工作,见物不见人,已完成考评达标为己任。档案馆开放缺乏前瞻性调研,档案馆管理墨守成规,一定程度上在公众中造成“档案即党案”、“档案就是人事档案”的不良影响。由于档案馆的公共属性,档案管理人员具有先天的心理优势,更增添了档案馆的神秘色彩。

对于传统制度和文化的路径依赖[6]也是制约档案馆宣传工作的一大要素。高校档案馆由传统封闭的机构管理到面向社会化服务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变迁。高校档案馆是高校荣誉的承载和象征,是高效行政权力正常运作的重要辅助者。这决定了在档案馆宣传中重管理轻服务,重公权轻公益的思想倾向。

3、社会公众对档案、档案馆的认知有待近一步提升

中国高校社会化转型启动。在一些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地地区(如北京、上海)初步实现部分高校公共资源参与社会共享。然而大众的目光主要集中于高校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场所,对于高校档案馆开放的呼吁却乏人问津。公众对高校档案馆认知程度低,神秘感强,或是把它作为高校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或是与图书馆职能相混淆。公民的档案利用权力长期被弃置。档案情报检索教育严重滞后。档案情报价值往往通过转移到各种强势媒体(图书、报刊、网络等)而加以利用。档案管理用的价值空间受到图书馆、文博馆的挤轧。档案管理专业在高校设置寥寥,教材教育难以适应21世纪档案学发展与社会需求。[1]档案馆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由于高校长期行政性垄断而显得生涩、神秘。

4、档案馆的自身建设不能满足社会化开放的要求

高校档案馆建设滞后不仅表现在硬件设备上,在软环境建设中也存在严重问题。即使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马较早的高校虽然使档案馆。

实现初步信息化管理,但重保管轻开放、重立卷建档轻鉴定研究,重数量轻质量、重考评达标轻理论调研,重硬件普及轻针对性更新及软环境和人才培养的风气式的搞笑档案馆很难为其社会化转型做出充分准备,面向社会开放就更是痴人说梦了。仅以高校人事档案管理为例,就存在以下弊端:(1)人事档案信息资源开放度不高;(2)人事档案不真实,不能切实反映人才全貌;(3)人事档案电子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4)人事档案信息分析、鉴定、编研工作滞后。

此外,高校档案馆管理缺乏市场意识,开放手段单一,开放内容与社会发展存在脱节也是高校档案馆建设的缺憾。

三、加快高校档案馆开放社会化转型的对策

1、加强档案馆自身软硬件建设,特别是软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强档案的鉴定与编研工作。制定适应未来高校社会化转型的数字化档案馆发展规划。

2、档案馆自身形成科学合理的定位,并自觉贯穿于档案馆建设始终。

3、建立健全档案管理的立法规范,结合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尽快修订《档案管理法》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4、高校档案馆应加强自身宣传,形成品牌意识。通过举办讲座、展览等公益活动向公众宣传档案馆应用常识。

5、加强高校档案馆应用的通识教育,将其纳入到大学生信息情报检索教育的范畴中。加强高校档案管理专业建设的力度,为档案管理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素质人才。

高等院校的公共属性决定高校的发展要以公益性作为其前提和基础。高校档案馆面向社会开放作为这一建设理念的具体体现,必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摘要：中国高等院校的社会化改革势在必行，而高校档案馆作为其重要的行政分支机构之一必将承担起这次改革的破冰者的重任。高校档案馆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整合有效资源，扩宽管理思路，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探索出一条从实际出发，公益性互动型的档案馆开放社会化的道路。通过对高校档案馆管理面临的困境、机遇的总结与思考，本文将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资参考。

关键词：中国高校档案馆,社会化转型,开放,困境,机遇,对策

参考文献

[1]尧永．高校档案信息服务的社会化[J]．中国档案，2003 (7)：33～34．

[2][5]高校档案管理办法(1989.10.10)[EB/OL]http://filenwsuafeducn.

[3]李秋平．高校人事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EB/OL]．http://da.huainan.gov.cn/ywjl/06.htm.

[4]于英香．转型期档案馆社会化找与路径依赖[J]．档案管理，2008(3)：36．

[6]万玲，何华兵．非正式制度与政府转型中的路径依赖[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

信息化成推动社会转型关键 篇11

此次论坛是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和阿里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的，旨在对信息社会的热点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潜力巨大的时代——信息社会的新时代。”《共识》指出，以通信、计算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广泛渗透，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原有的生产力结构，还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为信息社会做准备，纷纷制定了一系列信息化发展战略，以期成为信息革命中最大的受益者。中国《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就提出了“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战略目标。

“信息社会建设对所有国家来讲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共识》认为，信息革命为打造新产业、培育新业态、重塑动力机制、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尤其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如能抓住机遇，应对得当，完全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世界各国都会面临全球性生产力布局调整、信息安全隐患凸显、数字鸿沟扩大等方面的挑战，丧失发展机遇将成为其中最大的风险。

社会化转型 篇12

中国的社会转型发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自此持续了数千年的自然小农经济开始解体,近代工商业和科技、教育逐渐产生,封建君主制制度日趋灭亡。 学者们把从1840年至今的转型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1840-1949年为第一阶段, 是低速发展阶段, 从性质看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2)1949-1978年为中速发展阶段;(3)1978年至今为高速或加速发展阶段,从性质看第二、三阶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前两个阶段, 其速度表现为低速和中速, 因而对整个社会和体育领域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不及第三个阶段。 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2、社会转型对人们体育观念的影响

当今时代,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因此,必须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的过程中。 而随着文化的转型,人们体育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计算,开展体育运动而降低患病率所节约的医药费,相当于该年体育运动经费的十倍,即增加一元的体育经费,可节约十元医药费。 在文化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文化发生改变,渐渐认识到“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家庭和个人都不断增加体育的投资,体育健身服务的需求更显著增加,对健身意识明显增强。

3、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体育发展的因素

3.1、生产力发展水平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影响社会体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经济的发展会带动所有社会元素的变化, 而社会体育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哲学上说,发展就是事物不断进行分化与整合的过程,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体育分化的催化剂,而且也是社会体育整合的基础。社会体育的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多层次的体育生活参与模式, 充分调动了不同阶层的人们体育参与积极性和参与行为。在一定的动力作用下,社会的每个成员或群体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社会体育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但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并不高,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制约了社会体育为人们提供参与条件,导致人们参与社会体育积极性不高,制约了社会体育的发展。 而随着社会转型的进行,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将随之而提高,因而社会体育也会随着社会转型的进行而发展。

3.2、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制度代替了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一化、利益主体同质化,形成了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分殊化。在经济生活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个体利益的自主性、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 因此,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加速了社会体育的发展进程。

3.3、政府的宏观调控

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要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时我国实行的是依靠政治力量进行强制地社会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管理,这使得人们无法也不可能离开他所就业的社会组织,社会体育的功能也受到了遏制。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的确立以及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改变, 社会体育发展的条件具备了。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行,社会体育也进一步发展,但因转型期体制的不完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了社会体育发展过程的无序与不合理。因此,此时政府宏观调控就对社会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4、社会转型与社区体育的兴起

社区体育是社会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群众体育发展的大背景。 因此,我们在社区体育兴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群众体育高速发展的关系密切,这是社区体育兴起的前提条件。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行,我国群众体育迅速发展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 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体育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2)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使个体和家庭参加体育活动有了经济保证;(3)工作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增多,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有了时间保证;(4)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体力消耗减少,营养过剩,文明病发病率升高,亚健康人群扩大, 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增强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迫切性。(5)国家重视体育的发展,加大体育投入,倡导国民参加体育运动,对人们参加体育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6)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与筹办,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参与体育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中国社区体育的兴起是中国社会体育发展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城市社会体育一直由单位、行业、系统组织开展,社区体育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城市多年来严重的“单位社会化”现象所致,“单位社会化”现象使单位变成了一个“大而全”、“小而全” 的综合型社会单位,造成了单位功能泛化,效益低下。同时,“单位社会化”现象又变相剥夺了社区的职责,使社区功能萎缩,人们的社区意识淡薄,社区归属感差,反过来更加依附单位,造成恶性循环。 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以往根深蒂固的“单位体制”现象发生了变化,单位再也不能象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时常占用工作时间组织体育活动了,一向以“条条管理”、“单位管理”为主的社会体育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而人们的体育需求却在不断增长,当人们的体育需求难以在单位得到满足时,其体育利益取向就开始由单位转向社区,社区体育也因此而得到发展。

5、社会转型对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的影响

长期以来, 我国的体育事业被认为是一项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主要依靠国家拨款发展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实行的是举国体制。 政府一边提出《奥运争光战略》,一边提出《全民健身纲要》。 我国体育是人民的一项事业,社会体育是一项民生工程,然而我们竞技体育资金是政府投入而不是市场,政府该对社会体育投入资金却往往是口号与宣传,资金投入不足。 在“双目标制”政策性条件下竞技体育是主导,社会体育是附属。 所以当前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和诣的,矛盾是存在的。我国长期以来竞技体育资金的投入远远高于社会体育资金的投入。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社会政治、市场经济运作的进一步规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条件下,广大人民对金牌意识将会逐渐淡化,休闲、健康、娱乐,体育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体育的文化意识将会不断的增强,将掀起社会体育热潮。 作为一个整体的体育事业,如果离开了竞技体育,就失去了先导和魅力,如果离开了社会体育,就失去了根基和支柱。两者既不是天平的两端,也不是机械的拼合,而是“相互依靠、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因此,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应是融合互补的。社会体育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和依靠政府投入补充, 竞技体育依靠市场融资、企业、民间、社群组织运作,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走职业化的发展道路,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融合互补。

6、结论

中国的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文化发生改变,体育健身服务的需求更显著增加,对健身意识明显增强;转型期社会体育的发展主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影响;社会转型促进社区体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社会转型期,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融合互补。

摘要：为深入探讨社会转型对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及其对人们体育观念的影响进行研究,指出影响社会体育发展的因素,社会转型促进社区体育兴起及其与竞技体育的关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