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回归(精选3篇)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回归 篇1
在我国农村, 养老主要有三种方式: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 其中家庭养老占主要地位。家庭养老主要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物质和精神需求, 提供生活、经济帮助和精神上的呵护。
农村家庭养老一直是主要的养老方式, 大多数老年人是靠家庭养老, 多和子女居住在一起, 即使是分家而过也是分而不离的形式, 传统的孝道思想在农村子女养老观念里占据主要地位, 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 不赡养老人者会受到村庄人员的舆论, 被认为是道德败坏行为, 子女承担养老的主要费用。
但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 土地在农村家庭中的保障功能逐渐降低, 农业科技化也为农业耕种节省了劳动力, 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流入城市务工, 以提高家庭经济收入, 这导致农村中越来越多的家庭, 青壮年外出务工, 老年人留守村庄, 在农村形成了以老年人居多的所谓的空巢家庭, 这些留守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重视。
一、产生空巢家庭的主要原因
1.核心家庭比例增多
在自然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 生产力低下, 人们适应生产生活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多少, 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 大家庭是适应自然经济发展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比重逐渐下降, 家庭规模效应在社会中退居次要地位, 传统的大家庭出现瓦解的趋势, 小型化家庭更适合现有社会特有的生产和生活, 家庭模式也转变为核心家庭模式, 子女的外嫁和分家而过, 使空巢家庭数目越来越多。
2.代际差异和家庭关系差异
不同年龄段的人, 由于经历和偏好不同, 共同的生活爱好和范围也不同, 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同, 有着不同的价值观, 在实际生活中, 家庭中容易出现代际差异, 老年人喜爱幽静稳定的生活, 年轻人在工作之余, 喜欢个人的空间, 大家庭必然要产生较多的事务, 婆媳关系不好相处问题, 种种差异导致年轻人和自己的父母分居, 这种原因下形成的空巢家庭不是家庭隔阂的结果, 而是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
3.农村流动人员外出打工
改革开放以后, 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突飞发展, 国家政策对农民进城打工经商的限制也逐渐转变为允许非城市户籍人员进城打工经商,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 出现了80年代的民工潮, 农村留守老人多成了空巢老人。
在民工潮发生以前, 家庭成员主要是在家庭附近务工, 主要从事农业和季节性的工作, 对家庭的帮助较大, 现代城市化进程中,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家庭主要劳动力多在外面打工, 常年在外, 农村中多是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和妇女, 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下, 农村出现了空巢家庭, 主要是老年人的空巢家庭,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作用未充分的发挥出来。
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中, 农村养老的困境浮现出来
1.经济供给困境
在农村空巢家庭中, 许多老年人还是自给自足的养老模式, 考虑到外出打工的儿女在外面生活的艰辛, 认为自己在家生活开支少, 不愿意接受儿女经济支持。有的儿女基本不给予老年人物质支持, 反而还受到老年人的经济援助, 这样的情况下, 老年人的天伦之乐是在自己劳动中度过的。
多数老年人自己生病后, 大数额的医疗费用多是靠借款来维持的, 等待自己有钱时再还款, 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在生病时, 身边多没有亲人的陪伴和呵护。
老年人由于年龄偏大, 行动不便, 日常生活就会有很大的不便, 在平常人看来很正常普通的事情, 对老年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困难, 这也成为空巢家庭养老的一大问题。
2.精神关怀缺失
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多是年龄在45-60岁之间, 多是在更年期, 心灵上容易产生孤寂感, 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 有的老人甚至说想说话的时候找不到说话的人。这表明现在的空巢老人精神上的关怀不够, 外出子女打电话是联系父母的主要方式, 但是毕竟长期在外, 父母的需求不能得到长期性的满足, 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 空巢老人的孤寂感会更加强烈。
多数老年人由于不喜欢新的环境, 喜欢在熟悉的农村居住, 即使子女在外面有新的居住地点, 邀请老人到所在的城市居住, 老年人也会拒绝, 异地分居使老年人应该享受到的呵护没有真正实现。
3.养老资源缺乏
子女外出务工的情况下, 老年人得到来自子女的养老资源会进一步减少, 尽管子女在经济方面有可能支持父母, 但也有不少子女打工收入仅够维持自身在城市里的生活, 甚至还要“啃老”, 即从父母那里索取。另外, 对于那些上面还有父母的留守老人而言, 其养老负担会进一步加重, 即“小老人养老老人”, 而自己本应当享受的养老资源则由于子女忙不在身边或子女的经济收入不高而得不到保障。
4.农村空巢家庭老人的劳动负担加重
子女外出务工, 农村土地的耕种任务就留给老年人来承担, 农村老年人多是活到老, 干到老, 家里的一切劳务只能自己来承担, 这在无形中就加重了农村老年人的劳动量, 让老年人做超出自己体力的劳动, 加重各种老年疾病的爆发, 给老年人的身体带来摧残。
三、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对策
1.逐步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党的十七大指出在2020年要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化养老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家庭养老所负担的风险。现在农村人多是家庭养老的观念,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子女来养老, 而子女外出务工, 往往不能带来很好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关怀, 这样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就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 农村的老年人就成了孤立的个体, 希望得到子女的赡养, 实际上是自己在养自己, 社会的其他养老模式在农村也未真正实行。
2009年农村养老保险模式试点以来, 在国家政策的提倡下, 农村靠儿女养老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到养老保险队伍中来, 在儿女外出或者在身边的情况下, 为以后的养老奠定了经济基础。
2.实行社区养老
在每个村庄, 多多少少都存在着空巢老人, 充分发挥社区团结友爱的作用, 依靠社区的力量, 建立社区养老模式, 在老年人生病时能得到近邻的照顾和关心, 使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 通过社区的帮助来缓解生活问题。
3.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
农村老年人容易产生孤寂感, 多是由于没有老年人共同活动的场所, 没有和自己的同伴聊天娱乐的空间, 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 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娱乐场合,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的孤寂感,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给与老年人精神安慰。
4.对高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建立养老院, 实行专门护理
农村中部分老年人年龄较高, 不能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护理, 可以采取入住养老院的方式养老, 养老费用是国家和养老人来共同承担, 养老院工作人员可以是老年人团队, 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担任起养护高龄老年人的任务, 实行以老养老方式, 增进老年人的沟通和了解, 消除生活习惯带来的差异。
5.切实采取措施, 保证农民的增收, 通过土地流转来获取养老金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农村要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 土地的正常耕种不能得到实现, 留守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 如果通过土地有偿流转制度, 将一些留守的土地转包给那些种地能手来经营, 让他们每年固定支付给土地出让者一部分租金, 这样做的好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减轻留守老人 (特别是70 岁以上的, 患有各种疾病的老人) 的劳动负担;二是可筹集部分养老资金;三是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变农村土地主要由老弱病残来经营的局面;四是可以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打工收入。在目前的土地经营模式下, 外出务工人员在农忙时要返回家乡帮助父母收种, 一次通常要20 天左右的时间, 再加上往返路途的时间, 那就是25 天, 如果一年往返两次 (我国大部分地方一年两熟) , 就是50 天左右的时间, 差不多近两个月, 再加上来回的路费, 他们每年的收入要减少, 如果土地流转出去了, 将这部分增加的工资收入, 再加上土地转包收入, 外出务工人员父母的养老金就基本解决了, 而且也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效益。
总之, 在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下, 农村空巢家庭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需要得到妥善解决, 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要先转变家庭养老的观念, 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 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的模式, 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为补充。子女外出打工的家庭,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 使现在农村呈现出破败现象, 除了老年人的劳动身影, 几乎看不到老年人应有的保障, 这就需要发挥社区养老的积极作用, 构建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切实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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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回归 篇2
1 现状:面临的挑战
正如王思斌教授所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在倒退, 表现为中国社会福利的内卷化, 看起来在发展, 实际上并没有发展。”[2]。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是从1992便开始起步, 但是由于制度的可行性和连续性差, 参保人数低, 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中央暂缓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1.1 自身因素。
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也是当下农村养老面临的最大问题。人口的老龄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绝对数大。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农村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7.135%。二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 农村养老需求的客观性要求被关注和解决。
另一方面, 我国的经济水平尚不足以保障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而且由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融合, 传统的单一的文化开始走向多元化,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 现代人的传统家庭观念、价值观念逐步淡化, 相应的, 家庭养老不再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最可靠的养老方式, 更加剧了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
1.2 制度因素。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较大成效, 解决了许多问题, 但伴随而来的还有它的一些负面效应。由于提倡少生优生, 家庭结构规模越来越趋向小型化, 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被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所替代, 4-2-1的家庭结构占据主导地位。而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是建立在成员间的相互照料的基础上的, 人力资源是其基本前提。毫无疑问, 照料资源的减少是家庭养老的另一个层面的危机。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业保险开始向农村进军。近年来, 政府将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模式纳入社会保障的总框架中,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隆重登台。由于商业保险的逆向选择性, 使得保险价格的大幅度增长。我国大部分农村都比较贫困, 实行缴费多交多保少交少保的政策不太现实。另一方面就是商业保险的可靠性也难以获得农民的认同。
1.3 社会因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建设, 大量的土地被占用, 导致农民和生产资料相分离, 传统的土地“生存之本”的功能便随之减弱或不复存在。另外由于农村是建立在以土地为中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 而现代经济的逐步发展, 使土地所承载的生产效益下降, 农业“比较收入”过低。
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城市化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农村土地资源, 农民维持基本生存越来越难, 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 留下大量的老人独自留守在几近荒废的农村。这样传统以代际交换为特征的家庭养老闭合系统被打破, 子女常年在外的客观因素的限制, 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
注:本文获湖北文理学院大学生科研基金资助
2 可行性分析
家庭养老对农民而言虽然不是绝对理性和惟一合理的, 但其内生性的基础保障性特点决定了其是目前中国农村最普遍的最具有连续性与适应性的天然的养老保障方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白发浪潮及新生的农保财政参与的不够, 使得仅仅依靠单一的新农保无法解决目前农村的养老问题。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只有以家庭养老保障为主, 以新农保为辅才能以低成本安全的度过人口老龄带来的危机, 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1 文化及心理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 而“孝文化”则是其核心。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以家庭为本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 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生产组织, 还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为其成员提供基本保障的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在家庭内部要“父慈子孝”“夫义妇顺”, 强调家庭成员间互相负责、互帮互助。在社会关系上, 则“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 以伦理组织社会”[3]。中国在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 形成了'反哺式'供养的社会习俗。所以以孝为核心的文化使得家庭养老具有可能性。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老年养老不仅包括基本的生活照料, 还包括精神层面的慰藉。由于农村地域及物质条件的限制, 信息闭塞, 精神文化活动少, 家庭则成为唯一精神需求来源。在农村人看来, 家庭是人精神支柱的场所, 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照料是社会化机制无法媲美和替代的。一份来自农村地区养老意愿调查资料显示, 从青年人的养老保障方式来看, 77.2%的青年人希望将来依靠子女养老, 10.4%的青年人希望利用年轻时的积累养老, 而青年人中仅有0.8%希望将来依靠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从青年人希望的养老地点来看, 94%的青年人希望在家中养老, 仅有2.1%的青年人希望在社会养老机构度过晚年。[4]由此可见, 农村人在心理上对家庭有极强的认同感, 者使得家庭养老具有必然性。
2.2 选择性偏好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经济背景, 我国在社会保障实施之初为了适应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采取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的养老保障方式, 自此家庭保障模式以其高度的适应性在农村扎下了根。而人们往往会在制度的长期实施过程中产生选择性偏好,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正是这种体现。正如布莱恩阿瑟在关于路径依赖所指出的那样:一种技术被采用, 它就被用得更多, 对于它的了解也越多, 所以它就被开发和改进, 而更多被采用的技术享有更知名和更好理解的优势, 使得不爱冒险的人对它产生更多的偏好。
家庭保障的内生性和持续性, 是一种非制度型、非正式的而又是必然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5]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选择性偏好主要表现在两个主体方位上:一是农民, 在长期的适应过程中, 大部分农民已经倾向于家保。二是政府, 目前农村的以家保为主的养老保障维持了农村和社会的稳定, 如果对其进行改革创新, 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且还会有一定的风险, 这对于政府而言, 维持现状便是上上策。
2.3 政策支持
虽然2009年的新农保重启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但仍是试行性质, 难免会让农民对制度的认同不够, 对政府信任度下降, 而“以家庭保障为主, 支持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原则, 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
可见, 政府期望传统文化、政策法律和现行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政策能共同强化农村的家庭保障, 并通过对这种家庭保障的正确引导, 维系农村的社会稳定。[6]。这是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现状相适应的, 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3 对策
目前农村的现状, 使得对养老保障的需求大, 而社会保险制度的供给却跟不上。另外由于社会及制度原因, 社保一直向城市倾斜, 制度本身带有受益者的身份性, 当梦想照进现实时, 留给农民的只有失落和无赖。在人们眼中, 政府始终没有给予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社保。长远来看, 社会养老是大势所趋, 但在现阶段的国情下, 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保障为主的养老模式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而无论是政府、社会抑或农民自身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彻底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因此需各方面共同作出努力。
3.1 主体自身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争取自我养老, 自我保障, 为自己的老年幸福而努力。这一方式主要适合于那些年龄不至于过高且具有相应劳动能力的老人群体。采取家庭保障的政府实施相应的激励和诱导政策, 可以对于与父母同住和抚养父母的减免税。例如新加坡政府推出“三代同堂花红”, 即如与年迈父母同住的纳税人所享有的扣税额增加到5 000元[7]。
社区保障。农村社区由于一定的地域关系使农村人相对而言会有一种地域上的归属感。被认为“多余体制”的社区, 其实在某种特殊的环境和时期, 其对人们的心理、精神、社会支持等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在当今的中国农村, 选择社区保障养老的方式是一种理性、经济而又现实的策略。此外, 媒体可以通过广泛宣传培育孝文化, “养老敬亲”老龄社会文化, 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通过榜样示范, 树立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 为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创造舆论氛围, 促使大家意识到农村老人养老是整个农村社区、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
3.2 政府及社会
政府及社会应该逐渐将目光聚焦在农村, 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做出应有的努力。首当其冲应着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土地是家庭养老的基本经济来源, 传统的家庭养老实质上就是土地保障, 加强家庭养老模式必然要强化土地的保障功能。而现实是农民的土地被征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 而一个以被征地农民为主要保障对象的社会保障制度却至今仍未列入大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范围内。仅有的也只是劳动保障部起草的一个关于被征地农民就业及社保方面的指导性文件, 但所制定的对于被征地农民的个人补偿是有限的, 远远不足以让其面对永恒的养老问题。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 规范征地制度, 尽快建立以失地农民为对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加强对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为特征的“蓬莱模式”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此我们应积极从中学习经验, 进而加以推广。另外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应建立特殊的培训机制, 让他们能够通过劳动从其它方面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对于农业比较收入低的问题, 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稳定、提高农产品价格, 提增加农民的绝对收入, 为家庭保障提供物质基础。
实施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随着新农保的出台重新被推上历史舞台。社保的实施应该考虑到农村的经济问题, 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对于不同地区应区别对待, 实行多层次的有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其作为一种调节器来缓解农村家庭养老。另外在制度中引入家庭因素, 使社保的外部效益内生化, 降低社会保障制度的成本和维护家庭制度本身的稳定性。对于制度本身, 要具有可行性和持续性, 试行期也不适宜太长, 更不要朝令夕改, 而是应发挥其本身的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功能, 争取早日将其制度化, 使得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形成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统一体, 弥补家庭功能弱化的自然弱化。且其制度安排应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相衔接, 使其既有政策支持又有法律保障, 确实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改变原来的注重效益原则, 坚持效益与公平并重, 不再贴上特定的身份标签, 从根本上落实公平、共享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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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分析 篇3
一、农村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及养老状况
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前农村养老状况, 我们利用暑期时间, 开展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针对安徽省长丰县做了关于"农村养老及服务需求"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主要:走访长丰县的部分乡村、敬老院、老年公寓。调查过程中, 共调查问卷650份, 收回问卷616份, 有效问卷524份, 有效率为85.06%。
1. 子女数目与老人赡养状况
从子女数量分布状况看, 在所调查老人中仅有3.81%的老人无儿无女, 有一个子女的老人占所调查人数的11.07%, 有两个子女的老人占18.70%, 有高达66.42%的老人子女数超过两个。由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老人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占到多数。
从养老形式看, 拥有不同子女数的老人在选择养老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仅有一个子女的老人独居的占13.79%, 夫妻同住的占51.73%;有两个子女的老人独居的占15.51%, 而在该部分老人中, 与子女同住的相对较多, 占33.63%;子女数在两个以上的老人, 夫妻同住的占34.20%, 而与子女同住的占到了46.26%。由调查数据显示, 子女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相对较大。
2. 老人年龄结构与赡养状况
从年龄结构看, 由表2所示, 60~64岁的老人占所调查人数的33.78%, 65~69岁的老人占29.00%, 随着年龄的增长, 70~74岁的老人只占到19.08%, 75岁以上的老人在所调查人数中占比最少。
从养老形式看, 不同年龄结构的老人在选择养老形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在60~64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独居的老人占15.17%, 夫妻同住的老人占55.93%;在65~69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独居的老人上升到19.05%, 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到30.42%;在70~74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夫妻同住的老人占比有所下降, 占该年龄段老人的41.53%, 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35.20%, 较上两年龄段有所增加。75岁以上的老人中, 独居老人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比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而夫妻同住的老人仅占29.85%。
3. 老人晚年生活缺乏精神慰藉
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 由于丧偶、丧失了劳动能力, 同时又得不到子女悉心的照顾, 他们内心的孤独寂寞感会更加强烈, 他们需要有人给予精神上的慰藉。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子女时间不足, 由于家庭、工作和生活原因, 往往会忽略老人, 无暇顾及和关心老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 给新老两代人造成代际隔阂, 导致和老年人缺乏交流。
二、农村家庭结构对养老状况的影响分析
1.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影响子女对老人照料
由于社会发展和竞争的加剧, 在广大农村地区, 资源短缺导致了大量流动人口的持续外推, 出现连续多年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这就导致农村留守家中的人员均为不具劳动力的老人与小孩。进而大大减少子女与父母的交流机会, 这很不利于子女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 而且也降低了老年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子女一旦进入社会, 为了自身发展, 其关注重心也将转移到自身事业上, 对老人需求的关注也因此而减少。致使老人得不到应有的赡养保障, 所以, 选择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相对于独居和夫妻同住的老人占比较少。
2. 家庭关注重心下移
许多年轻子女随着成家立业, 他们将自己对老人的照顾转变到自己的小家庭和自己的子女身上。这就使得他们把自身的关注点从老人身上转移开。与赡养老人相比较, 他们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问题, 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投向自己的子女, 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严重影响到了老人的被关注程度和受照料状况, 进而也导致有些老人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甚至受到歧视或虐待, 使得老人往往选择独居或与老伴一起生活。
3. 子女对老人关心照顾不够
由于老人年龄增加、丧偶等原因, 独居老人数量有所上升。同时, 应该看到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 身体和心理不同程度的衰弱老化, 同时对家庭的贡献也越来越少, 在家中的权威地位随之降低, 从而失去对财产的支配权。对部分不孝顺的子女来说, 他们认为这大大增加他们的家庭负担, 他们不愿照顾老人, 这就导致高龄老人独居数量上升。
三、关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1. 加大对孤寡老人关注力度
对于孤寡老人, 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为老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保障。例如, 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老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 政府也应根据老人自身的生活水平, 相对的改善老人的衣食住行等条件。对于五保老人和享受低保的老人应当合理调整补助标准, 同时, 对这类老人的管理要注重人性化, 让老人在晚年生活中享受到良好的服务保障。
2. 完善独生子女老人扶助措施
对于是独生子女的老人, 子女的负担会相对较重。在老人自身状况允许的前提下, 老人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务。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为自己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另一方面也能够减少老人与子女之间因为经济原因引发的矛盾。同时, 子女可以从事一些需要外出的事务, 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但是如果老人独自生活存在困难时, 子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保障老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也应根据老人家庭状况, 采取必要的补助措施, 来减轻这类家庭子女的负担。
3. 发挥基层政府在老人晚年生活照顾方面的作用
在部分农村地区, 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采取村域养老的措施来照顾老人。村域养老是指由村委会主办, 以保障村域老年人的基本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为宗旨, 以农民的自我经济收入、子女依据法规应负担的费用及乡镇补助为主要经费来源, 以集中生活和家居生活自由两便方式为特点的养老方式。在这种养老方式下, 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家庭情况及与子女的关系状况选择灵活的养老方式, 选择长久地或阶段性地进入养老组织, 这样既可以减轻养老组织的工作量, 又可以减轻老人儿女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老人能够和自己的亲人朋友保持接触, 精神上得到充实, 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同时, 在本村建立养老组织, 也有利于村民监督养老组织的工作。
4. 着力推行法律对农村老人保障措施
加强养老立法, 规范家庭养老。第一, 制定全国性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及实施细则。法规颁布后反复宣传, 做到家喻户晓, 对触犯法律的人, 司法部门要及时依法予以惩办。第二, 对一些不愿意赡养、虐待老人及有赡养争议的家庭要签定赡养协议书, 实施《赡养协议公证细则》。协议书应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等方面的内容, 由村委会或老年人协会负责签订前的具体工作及签订后的监督执行工作, 通过司法公证, 使协议书产生法律效力。第三, 制订检查兑现制, 对那些已经签订赡养书的家庭进行定期检查和监督, 以保证按照协议书的内容进行赡养老人, 对违反协议书的家庭和个人给予相应的处罚。
通过对农村家庭结构对农村养老的影响分析, 我们发现在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落后是主要因素。子女由于自身的经济能力所限, 无力承担对老人赡养的责任和义务, 这就导致许多子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也正逐步向单一化模式转变。政府部门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当前这一现状, 就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情祝, 以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 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家庭环境, 也为我国的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优异的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 我国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也直接影响到家庭养老方式。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 指出农村家庭结构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产生的原因, 最后提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相关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家庭结构,家庭养老,老龄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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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回归】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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