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60年回顾（共5篇）
中国城市化60年回顾 篇1
■罗鹏(以下简称罗):梅先生,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体育从羸弱走向昌盛,体育建筑也从当初的寥寥无几发展为现在的配套完整、类型丰富,特别是随着亚运会、奥运会等一系列大型国际赛事在中国的举办,中国体育建筑更迈入了世界体育建筑的前列。作为这辉煌60年的亲历者,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我国体育建筑发展的历程。
■梅季魁教授(以下简称梅):我国体育建筑的发展历程比较曲折。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旧社会留下的场馆不足5 000个,数量少、规模小、标准低、质量差,与新中国的需要极不相称,如1950年苏联国家篮球队访华,勉强在哈尔滨兆麟小学的小礼堂举行了篮球比赛。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经济极度困难,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建设了一批中小型场馆,其数量是解放前的8倍左右,基本满足了当时的体育运动需要。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每个省都在筹划兴建大型体育中心,含6~10万人体育场、万人体育馆、游泳馆,黑龙江筹建万人速滑馆、万人冰球馆,北京则筹划在五棵松建25万人的体育场。由于大跃进脱离国家实际条件,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各地场馆建设纷纷下马,大跃进变成了狂想曲。但这一运动却掀起了国内建筑界体育场馆设计研究热潮,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部建研院、同济大学、上海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都投入了相当人力来研究场馆设计,并发表研究论文,对场馆设计可谓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出台了“严禁楼、堂、馆、所”的建设政策以渡过难关。1978年国家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各项基本建设重新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据统计,场馆建设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3个10年里是以每10年1.5倍的速率增长,到了1995年,场馆总数已达到61.5万个。如果每年以新建3万个场馆的速度发展的话,到2010年该有多少?目前尚未见到国家统计数据,估计场馆总量会在120~180万个之间,其成就相当巨大而辉煌。
60年来,我国场馆建设质量也有很大进步,场馆类型大大丰富,单体规模显著提升,标准大大提高,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筑个性日趋鲜明,辉煌的成就实在令人兴奋不已。
■罗:从上世纪50年代对体育建筑视线、场地、采光通风问题的关注,到上世纪80年代大力提倡体育场馆多功能设计思想,再到现在倡导体育建筑可持续发展,梅先生一直站在体育建筑理论研究的前沿,请谈谈您的体育建筑设计思想和理念。
■梅:首先,我要说我们有一个团结合作、实干苦干的研究团队。在50多年里,人员不断变动和更新,但这种良好风气没有丢,一直坚持下来。一是在完成教学任务前提下,克服困难进行体育建筑设计研究;二是不辞辛苦,日夜兼程跑遍全国。细数起来,我们进行了6~7次全国性调研,多次放弃寒暑假休息,连续奋战一个多月。
我们关心社会需求和场馆使用经验及问题,重视设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活动,两者紧密结合。我们的研究和设计坚持以下几条:
一是动态的设计思维。场馆投资大却有许多场馆效率低下,造成这种供与求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场馆的使用要求是动态变化的,用静态的设计应对,必然问题多多。我们主张以变应变,即用动态设计思维、多功能设计方法来应对,从而提高场馆的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互动的设计构思。体育场馆属于大空间公共建筑,建筑受结构制约很大,建筑设计构思与结构构思同步进行,反复修正完善是设计成功的关键。我们既不赞成孤立地进行建筑构思,让结构被动地勉为其难地配合,也谢绝结构先入为主、让建筑削足适履、本末倒置的悖理做法。
三是内外融合的造型创新。建筑造型首先应表征建筑基本内涵,同时兼顾外在审美要求,予以适当象征,使二者达到自然融合的高度。如果达不到内外融合,则忠实于内在特征的表征,不赞成用表皮手法掩盖或改头换面的建筑造型,片面吸引眼球,让人难识建筑的真面目。
■罗:当前,中国体育建筑的发展既有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体育社会化、产业化的体制转变,赛时与赛后的使用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您认为当代中国体育建筑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解决的途径是什么?
■梅:我国体育场馆建设和设计局面大好,但也夹杂着不少问题和隐忧。首先,场馆建设策划和立项科学性差,盲目性大。具体表现在:竞技设施与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比例失衡;全国缺少统一规划,布局失衡,沿海过于集中而中西部过少;城市间盲目攀比,比规模、比标准,不问使用需要和经济条件。
其次,设计重形式轻内容,不讲求效益和实际的经济条件。
第三,技术应用片面求新求奇,不问性价比。
第四,建筑造型片面追求新奇、只为吸引眼球,与内容脱节。
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国家应该出台体育场馆建设控制和引导政策,并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规范、标准的制定;加强区域场馆建设的统一规划,促进协调发展;重视经验总结,加强调查研究,展开批评,为场馆设计和建设指引方向等。
■罗:您主持设计的北京亚运会石景山体育馆、北京朝阳体育馆、亚冬会黑龙江速滑馆等设计作品都已成为中国体育建筑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并且获得了中国建筑创作奖等多项国家、省部级设计奖,请您回顾一下这些设计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您最深的感触。
■梅:在几十年的体育建筑研究和设计过程中,我一直秉承以下创作原则:
一是重视调查研究,理论研究先行,了解国情,学习国内外有益经验,明辨发展方向;二是探索独立发展之路,如多功能设计,将群众活动引入并放在重要地位;三是技术应用追求适宜和创新,如吉林冰球馆索桁架的演进,朝阳馆的脊索做法;四是形式与内容紧密呼应,并力求突破有所创新,如吉林冰球馆、石景山体育馆、哈尔滨梦幻乐园,都是在紧密结合内部功能、建筑环境和结构技术条件下的创新;五是造型重在建筑内涵的忠实表征,并适当象征文脉,如惠州体育馆。
■罗:中国体育建筑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请您展望一下我国体育建筑的未来。
■梅:我国体育建筑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场馆建设将由无序自发到有序自觉,建设失衡现象将逐步扭转,群众体育设施建设将成为重点,加快中西部场馆建设,加强前期策划工作;其次,场馆设计的经济适用性将成为重点,灵活多用的多功能设计将成为主流,善待赛后利用将有更多更有效的措施;再次,节能、环保、绿色等可持续设计观念将大大发展和普及,总体建设规模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仍将会非常巨大。
■罗:您作为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专家,在建筑创作、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作为一名建筑教育家,您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很多人已成长为当代中国建筑领域的中坚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也在您的努力下成为了体育建筑人才培养的摇篮。请您谈谈您的建筑教育历程、建筑教育思想和在建筑教育事业中的心得体会。■梅: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内开展体育建筑设计教学与研究较早的高校之一,并且一直保持在体育建筑研究和生产实践的前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体育建筑设计人才。在教学方面,特别是研究生教学方面我们着重于以下几点:
一是重在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二是体育建筑是一种育人的途径和平台,是手段而非目的。体育建筑使用要求发展变化快、矛盾大、问题多、挑战性强,有利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独立思考,探索解决良策,有利于培养创新意识和思维;体育场馆功能、技术、艺术问题多而相互制约,须综合权衡,优化设计方案,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三是重调研,了解国情,积极参与设计竞标,锻炼才干;四是研究课题和研究生论文选题应强调前沿性、前瞻性和实用性。
■罗:您当初是如何走上体育建筑创作和研究之路的?五十多年来是什么支撑着您,使您至今仍然耕耘不辍,一直站在体育建筑设计实践、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前沿?
■梅:1957年,在带领学生完成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水压机车间设计任务后,建工学院领导让我带领近百人师生队伍接受市万人体育馆、省大型体育中心竞标任务。我们提出7~8个设计方案,并在《建筑学报》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后来因三年自然灾害,这些任务都停摆了。
通过多种设计项目的设计实践,我发现体育场馆设计需要学习和研究的问题多,挑战性大,同时又给予设计者较多思考和研究的余地,这些都有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我们安排体育馆设计为建筑五五班至建筑五八班的毕业设计,当时我所在的工业建筑教研室不认可我带民用建筑设计,不将其计入教学工作量,但是却受到学生欢迎和国内建筑界关注和良好评价,如国家体委计划司推荐我们修改南宁体育馆设计。
1977年,体育馆设计被纳入建筑学专业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从建筑75级至建筑80级)的设计课题。当时有郭恩章老师、张曾老师参与体育馆设计辅导和国内调查研究,队伍有所扩大,研究有了成果,于是我们挑头筹备全国第一次体育馆设计学术会(1981年苏州),并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奠定了哈建工在这一领域的领军地位。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组成了体育建筑研究团队,展开全国性调查研究,并于当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体育场馆的工程设计,起初是吉林冰上运动中心;1984年参与国家组织的美、加、日三国奥运设施考察团,积极参加亚运会场馆设计;1987年取得了石景山体育馆、朝阳体育馆的设计权;1990年取得哈工大体育馆、陕西汉中体育馆设计权;1995年取得黑龙江速滑馆和哈尔滨梦幻乐园设计权;其后在辽宁、山东、广东、安徽等地都有我们的设计项目建成。
我走上体育建筑设计和研究之初是出于偶然的任务,后来坚持发展下去是出于一种使命感,是一种自觉的行动。体育建筑涉及知识面广而深,有利于教学和研究,有利于综合能力的培养。长期攻坚一个类型,利于深化学习,为学术研究和设计实践作出更大贡献。在做研究方面,一旦看准了方向就要全力以赴、坚韧不拔地走下去。我不大赞成赶时髦,不断换题,总是浮在表面上摸石头过河,不利于教学和生产。
我深感学术界对设计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希望用研究成果、学术主张去推进设计实践的发展和水平的提升,早日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为国为民做出更多贡献。作为经历祖国体育建筑发展60年风雨、辉煌的一代建筑人,我祝愿祖国的体育建筑建设事业的明天更加美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中国城市化60年回顾 篇2
新中国已经走过60年的光辉历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战争年代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承和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有效地担负和履行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光荣使命。中国改变了过去积贫积弱、有国无防的状况，巍然屹立于世界东 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光辉历程，带给我们诸多深刻启示。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不渝地恪守我军的性质和宗旨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之初就确立的一条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确保我军军魂永驻、性质不变、宗旨不易，是我们党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尽管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发生变化，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与制度始终没有改变。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无论国内环境如何错综复杂，人民军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
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启示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是保持我军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保证。面对社会大变革、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背景，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严峻挑战，面对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必须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进一步坚定广大官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确保政令军令畅通；加强军队党组织建设，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以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60年来，我们党对如何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国防体系，并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国防和军队建设坚持在大局下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坚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实现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整体跃升。
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启示我们，国富才能军强，军强方可卫国。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必须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相一致；必须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努力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
紧紧围绕有效履行历史使命，努力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以及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科学确定军队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党领导军事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职能任务由武装夺取政权转变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军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要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使命任务的延伸引领建设目标的延伸，使命任务的拓展推动军事能力的拓展，使命任务的深化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启示我们，军队历史使命是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打赢什么样的战争、承担什么样的任务的基本依据。在新形势下，我军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有效履行使命来展开，各项建设都要围绕提高履行历史使命的能力来进行。要努力把我军打造成一支同我国地位相称、同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全面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确保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全面加强、协调推进军队各项建设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适时地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提了出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为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先后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国防和军队建设呈现出又好又快发展的崭新局面。
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启示我们，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是军队建设缺一不可的目标体系，必须全面加强、协调推进。革命化是我军性质和宗旨的客观要求，是我军最显著的特色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必须把革命化建设放在第一位，把思想政治建设抓得更加有力、更加扎实、更加富有成效，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现代化是我军赢得世界军事发展战略主动、履行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新形势下我军建设基本矛盾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把现代化作为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走科技强军之路，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复合发展，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正规化是革命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军队现代化程度越高，越需要依靠规范化的组织形式和科学化的运行机制。必须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建立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加强科学管理。
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适时充实和完善军事战略方针，用以统揽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军事战略方针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依据，历来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关注、深入思考、精心谋划的重大问题。60年来，我们党总是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世界军事的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环境呈现出的新特点，确立并适时充实和完善军事战略方针。20世纪50年代，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安全需求，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主题和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判断，确定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重点由准备应对敌大规模入侵转变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20世纪90年代，针对高技术条件下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所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军事战略立足于打赢一场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本世纪初，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启示我们，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依据，必须根据国家安全环境和军事任务的变化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必须坚持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统揽军事斗争准备全局。要站在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部署和筹划工作，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当前要围绕军事战略面临的新形势，深入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加强对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积极防御中的有效反击、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等问题的研究。
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断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
我军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适时进行了精简整编，并组建和扩建新的军兵种，建立相对完善的军事院校体系，制定条令条例，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向现代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又进行了百万大裁军，同时调整体制编制、更新武器装备，组建陆军合成集团军，使军队在精兵、合成、高效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步伐。20世纪90年代，确立科技强军方针，再次进行调整精简，全力推进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大部署，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启示我们，改革创新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我军走在世界军事发展前列、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军队的改革创新必须始终瞄准世界军事发展的前沿，以全面提高我军核心军事能力为基本着眼点，以现代化的战斗力为标准。当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筹划，搞好中长期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努力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要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建军治军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充分发挥军事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引领军事变革的重要作用。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着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站在新的历史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60年发展回顾 篇3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西方社会责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单纯的慈善行为转变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在赢利的同时，更加注意在人、环境、社会三方面保持必要的平衡。
20世纪40-90年代：慈善－劳工－责任消费－社会责任体系
上世纪40年代，是慈善捐助新兴发展的时期。那时，企业纷纷建立企业或社区基金，通过慈善捐助帮助穷人和贫困者。到了60年代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们更加重视企业对社会道德的遵守。伴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压榨劳工、破坏环境、漠视人权的行为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企业开始主动地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义务，比如捐资助学、资助艾滋病人等等。
自20世纪80年代起，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当时，劳工问题成为社会责任领域的关注焦点。劳工运动促成了有关劳工权益的全球化讨论，国际劳工团体开始与跨国公司谈判，要求他们为供应链上的企业行为承担责任。90年代初期，责任消费逐渐在西方社会萌芽初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了“反血汗工厂运动”，“血汗工厂”品牌生产的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抵制。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商业利益，一些大企业以制定社会责任守则、建立社会责任体系为手段来采取危机公关，如沃马特、锐步等。与此同时，很多行业性、地区性、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组织纷纷建立社会责任守则。截至2000年，全球共有246个社会责任守则，其中118个由跨国公司制定，其余由商贸协会、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从守则制定分布来看，欧洲、美国起到了绝对的带头作用，美国的企业甚至开历史先河，将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纳入公司法中。
21世纪：迎接全面责任竞争时代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00年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时期。这时一个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逐渐被人们所广泛关注。于此同时，企业的竞争也已经由单纯的产品质量、价格竞争发展到全面责任竞争阶段。21世纪，社会责任已成为全社会对企业的期望。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后，全球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已有400余种。而此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一种信息披露方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纳。据毕马威关于全球社会责任的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G250企业中已经有197家发布独立CSR报告，由2005年的52％升至79％。而日本前100家企业中，有90%的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位列世界第一。在过去三年中，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增长最快的国家依次是南非、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和法国。
2009年1月，欧盟发布的《2008欧洲竞争力报告》首次增加企业社会责任章节，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城市化60年回顾 篇4
建国60年,对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来说,实际上既是不断对国外上市产品的学习仿制过程,也是不断深入广泛应用工程技术新成果,开发新型医疗器械产品的探索过程。这使原本滞后于国际也滞后于本国医疗技术的中国医疗器械工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产品品种门类奇缺到门类基本齐全,从一般机电业向高科技产业挺进的发展过程。
60年大体可分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段。
前30年即从建国到改革开放。这阶段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是清一色的国有或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型企业;产品开发方式是清一色的仿制,产品品种数量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主要原材料由政府主要管理部门统一分配,产品由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经营销售。
建国初期,中国医疗器械工业企业只有70家,绝大多数是小型修理厂和手工作坊,从业人员1800余人,工业产值(包括修理产值)仅200万元左右,只能生产简单的机械产品,像普通外科手术器械以及医用车,病床,简单手术台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刀剪钳镊和车床台架,而医院使用的多数医疗器械,不论高级装备或常规装备,都主要依靠进口。
建国后的前30年,医疗器械工业有起有落,几经波折。在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企业经整顿重组,合理使用生产资源,质量提高,成本降低,产业发展较快。1956年,工业产值达到3853万元,但随后的大跃进,盲目追求速度和产量,造成产品积压,质量下降。1961年进行三年调整,医疗器械工业重新出现健康局面。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4亿元,而且国家主管部门先后直接投资,建设一批不同门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如国家卫生部投资建设生产X射线设备的西南医疗设备厂和西北医疗设备厂,生产手术器械和牙科设备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和西北医疗器械一厂,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还分期分批地改造并扶持一大批老企业,每年拨给一定科技三项费用,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等等。
以后医疗器械工业又经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同时在产业发展指导思想上过分扩大手术器械和计划生育器械的生产能力,产业又陷入困境。关键时刻,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医疗器械生产,要求各方面给予配合支持,随后医疗器械工业又出现转机。到1978年,医疗器械工业企业发展到430家,培育出20~30家具备一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骨干企业,像生产放射性诊断设备的北京医用射线机厂(北京万东医疗装备公司前身)、沈阳医疗器械厂、西南医疗设备厂和上海医疗器械厂;生产几百种品种规格手术器械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厂、上海手术器械厂、北京手术器械厂;生产医用电子仪器的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北京医用电子仪器总厂、天津医用电子仪器厂;生产眼科光学仪器的苏州医疗器械厂等等,从业人员增加到9万多人,年工业产值达到7亿元,基本形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有别于其他工业的产业分支,建立了一支稳定的产业队伍;产品品种中的仪器设备性产品门类有了较大改观,中小型X射线设备,单导心电图机同位素扫描仪,超声波诊断仪人工球形机械心脏瓣膜等实现了批量生产,在整体看,已具有了向县及县以下医院提供成套的常规医疗器械装备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段时间,世界医疗器械产业已大步进入高科技发展期,而中国医疗器械产业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机电产业。
但正是这30年坎坷中取得的成就,为后30年中国医疗器械工业较快发展开了先河。
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后30年,在前30年发展的基础上,借改革开放政策和人们思想解放东风,融会中外先进技术,使医疗器械工业进入百舸争流的大发展局面。
1978年,在专家学者呼吁下,国家科委正式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科;1979年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1980年,北京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先后成立,随后更多省市成立了分会,和医疗仪器设备相关的技术学会也纷纷成立医疗器械分会,这不仅在全国组织起一支医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技队伍,激发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投入医疗器械的开发,而且也加强了临床医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业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1985年,在中央领导倡导下,有航空部、核工业部、电子工业部、航天部、兵器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参加的全国医疗器械行业规划领导小组成立。
1986年国家经委领导和航空工业部、核工业部、电子工业部、航天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国家机械委、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国家计委的部门领导组成的全国医疗器械协调联席会议成立,从事于医疗器械产品开发研究的已不再只是原先的医疗器械厂,医疗器械产业已由得到全社会关注提升为全社会产业部门直接参与发展的新趋势。
1987年,国务院先后批转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下发的《关于加速发展医疗器械工业的请示》和《关于发展医疗器械工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医疗器械产业的全社会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打破系统和部门界限,为医疗器械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不同门类工业企业按自身现有技术优势,投身于开发与自己技术接近的医疗器械产品,出现了全社会大关注,大参与,大投入的形势,大大地改变了医疗器械产业现状,从而导致医疗器械产业重新调整组合。产业重组表现在,一是企业组成发生变化。10年内,有1800多家军工和机电企业及科研部门进入医疗器械生产开发行列。全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构成由原来的单一系统的公有经济构成演变为多系统的多种经济构成。
第7个五年计划期间,一批著名国家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参与医疗器械新产品开发研究,如中科院电子所,国防科工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航空航天工业部633所,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承担或参与中频X线机,B超诊断仪,医用传感器,高清晰医用电视系统,危重病人监护系统等项目的开发研究。
与此同时,几所国内大学开始设置生物医学工程或精密医疗仪器专业,迄今国内已有百余所高等院校设置了和医疗器械相关院系专业,20多年来她们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并有相当数量毕业生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而成为本专业领域的技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国家对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研究开发上加大资金投入。近20年,国家有关部门设立的多种类型科研或开发资助项目(如863,国家重点专项,产业化专项,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等)中,列入医疗器械相关课题有较大幅度增加。在2002年~2004年3年中,国家利用国债资金投入35个医疗器械项目,总数达到3亿元。
2006年~2008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在医疗器械领域投入科技经费共计约2.7亿元。
后30年,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在人们对医疗保健服务市场需求迅猛高涨的催动下,又在人才、资金、工程技术协作等客观环境方面获得了很大支持,产业面貌有很大改观。
2007年底,按独立核算、进入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810家,员工16万,年总产值582亿元。
医疗器械产业60年的重要变化:
1 产品开发模式的变更
建国以来,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开发模式经历了30年仿制,15年引进合作,15年自主设计集成创新三个阶段。
30年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在本产业极其薄弱并基础工业全方位落后现实面前,为追求周期短,投入少,见效快,实事求是地自发采取仿制国外产品的开发策略,经长达30多年仿制生产,发展了一批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市场,在实践中锻炼一支技术队伍和形成若干个生产基地。
如60~70年代,在我国医疗仪器设备制造舞台上领军的三家医用诊断射线机制造厂和70年代形成的三大医用电子仪器制造厂,就是从仿制国外医用诊断射线机组及心电图机起步的。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加入了知识产权的国际性组织,我国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销售。随着知识产权国际化的推进,仿制国外产品的开发模式已经不能通行无阻了,知识产权意识提到了议事日程。开发模式的变更已箭在弦上。改革开放30年经历的就是从引进合作开始,并在引进合作热浪潮中逐步转向自主设计集成创新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两个15年。
改革开放的前15年,我国医疗设备制造业在世界医疗设备制造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医疗单位对医疗仪器设备技术时尚及更新换代迫切性加剧冲击下,开始兴起与国外企业合作或引进的热潮。想走以广阔的国内市场换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导的中外合作路子,以期最快速度赶上或接近国外先进水平。当时的中外合作路子主要有5种形式:
(1)售后技术服务合作。通过在境内设立外商维修点承担产品维修业务,以提高自已的专业维修技术水平。
如建立日本奥林巴斯株式会社、日本阿洛卡公司、日本日立株式会社等数十家境内维修站。
(2)引进单项设备。1979年,向美国ABAR公司引进HR-20真空炉热处理设备,提高手术器械的内在质量。
1980年,向联邦德国引进一套6台瓷牙核心技术检测仪器,解决了假牙的硬度、韧性不足和色泽不匀等关键质量问题。90年代多次引进一次性注射器成套设备。(3)引进关键技术。1979年,引进日本町田制作所纤维传像束和内窥镜生产工艺技术。1984年,引进南斯拉夫EI公司旋转阳极X线管生产技术。
(4)通过组装、消化、吸收,国产化。1984年开始,分别在B型超声诊断仪,单道和3道心电图机、心脏除颤器,遥控式无暗匣800毫安X线机,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血球记数器,生化分析系统,XCT等品种上进行散件组装的合作。
(5)建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1984年以来,先后成立了生产一次性医用高分子制品,心电图机、心脏除颤器,大型X射线诊断机组,B型超声诊断系统,X-CT,MRI等高科技产品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数百家,遍布20多个省市。
5种形式中,以组装-消化吸收-国产化和建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最为盛行。
客观地分析,用国内市场换取国外技术模式,对我国医疗设备制造业在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成熟和发展确曾产生过一定积极作用,使一部分我国生产的医疗设备品种逐渐向国际水平靠近。有些中外合资、合作医疗器械企业,曾在某段时间内成为境内重要的制造骨干力量,像生产XCT的GE航卫,生产MRI的安科,生产监护仪的青岛惠普,生产心电图机的上海光电,生产麻醉机的上海医疗设备,生产一次性医疗用品的天津哈那好,苏州碧迪等等。然而,纵观多年实践效果,这种以“国内市场换取国外技术”的良好愿望却有着种种难尽初衷的地方。比如,进口组装中,组装的往往是对方已面市多年而行将更新换代的品种;有的是合作产品的关键技术、关键制造工艺仍然作为技术秘密掌握在对方手里,其结果往往是关键技术关键工艺未能到手,而国内市场却实实在在让给了对方。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发展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主要途径。
上世纪末即改革开放的后15年,随着我国机电基础工业产品及生产技术装备和加工工艺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加入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随着国产医疗仪器设备进入国际市场欲望增强,自主设计集成创新开始成为医疗仪器设备发展的新兴主流。
自主设计是指在对国内外产品的消化吸收启发下,应用已知技术整合设计。一般说来并不具有技术创新元素的开发方式,自主设计往往在产品原理方法,功能,主要性能指标等方面具有某个参照实体,但是已经抛样品测绘而改之以试验研究,多数情况下,系统不具有技术性专利。自主设计方式或多或少淡化了引进消化仿制的内在属性,但是缺乏创新,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关键部件上的自主创新,它只是一种向自主创新的过渡形态。
笔者认为,目前每年注册的新产品中大约有80%以上是这种开发模式的产物,即使是目前在自主创新上颇有起色的沈阳东软数字医疗公司和深圳迈瑞医疗公司,在上世纪末兴起时就是凭借这种开发模式下创业起步的。它的问题在于不能或基本上不能跳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
与此同时,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发展进程加快,医疗仪器设备创新的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成熟,自主创新也出现在医疗仪器设备产业领域。产生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创新案例。像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肿瘤治疗系统,主观式人眼像差仪,它们曾分别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或技术进步奖。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治疗目前已成为一个全新治疗产品门类,又新开发出聚焦超声妇科治疗系统,聚焦超声鼻炎治疗系统等产品。引进消化吸收(或学习消化吸收)后再创新往往是对已有产品有重大更新,像多源动态旋转聚焦式立体定向伽玛射线治疗系统,直接数字化低剂量狭缝式线扫描X线摄影系统等等。
自主设计集成创新拥有专利技术,有创新点。笔者认为,近几年在临床实验室仪器制造上兴起的新兴企业,如深圳雷杜公司,南京英诺华公司,北京松上公司,其产品基本上属于这一类,有可能其关键技术是公知技术,在局部性关键技术上各家自有特色或拥有新型实用专利,其中有的关键部件也可能是外购的。但是自主设计集成创新不很普遍。据国家医疗器械监督管理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自主创新的医疗器械新产品约占医疗器械新产品总数的14%。因此,在面市的国产品中,带有仿制色彩的品种还是占有很大份额。
当然,上述两个15年的主流开发方式也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一方面互有穿插,另一方面,前一阶段也为后阶段客观上起取到一些培育作用。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仿制时期,也有个别企业和一些科技工作者也曾围绕中医学理论在自主创新上进行一些探索。上世纪70年代,北京中医院工程技术人员和中医教授合作开发出关幼波肝病诊治系统,北京天津上海分别开发中医脉象记录分析仪器,以及多彩纷呈的经络仪器,但由于种种困难,都未能成为医疗诊断治疗产品阵营中重要成员,甚至有的始终都未能进入市场。
回顾我国医疗器械开发模式的变化,单一仿制,引进合作,自主设计集成创新三个阶段有它形成的主客观条件,而且都对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估计今后仿制,引进,合作,自主设计,集成创新都会在相应条件下长期存在,不过唱主角的将会是自主创新。
在长期研究开发生产实践中,特别是60年后的今天,医疗器械产业向高科技挺进的今天,更多企业深刻体会到自主创新开发模式对企业生存能力的作用和科研教学工业制造医学临床多元合作在自主创新开发的必要性,从而萌发建立科技创新联盟的设想。2009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和多个企业的积极努力下,终于成立了首个医疗器械科技创新联盟组织,其成员有科学研究高等教学工业制造医学临床等四个方面,这是一个带有探索性实践的松散的科技创新合作体,由于加大了围绕医疗器械相关的科学基本原理,工程技术及其制造,医学临床应用部门高知识人群之间的定期交流,推进多方技术协作,估计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医疗器械产品开发上的科技创新进程。
医疗器械产品开发模式的变更,引进合作的实践,提高了企业参与国际间技术交流的主动性,并迅速波及到全行业。比如推进企业由地区或国内配套发展为全球性的协作配套。即企业在生产整机过程中,对产品的部件,组件,元器件本着保证产品质量和择优原则,变单一国内采购为国内外市场统一比较采购和协作配套,不再片面地强调自力更生和国产化率。加快了企业对产品标准国际化的认识,产品安全标准和性能标准和国际标准接轨。医疗器械是国际交换最活跃的产品门类。在发达国家,既有相当数额的出口,也有相当数额的进口。
国际交换的前提是产品安全标准和性能标准的同一,近年来还包括了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标准的同一。而标准与国际接轨问题一直是我国的弱项。以往制订医疗器械标准往往限于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而过分强调国情,既忽略或遮盖了标准本身的内在联系和合理性,又不能和国际标准统一,给用户及产品出口增加了难度,引进合作实践,重视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重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包括安全标准,性能标准和质量保证体系标准,从而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医疗器械产品的进出口。
1962年,当时的医疗器械主管部门卫生部首次进行医用电冰箱质量性能测试评比,随后,对医用诊断X射线机、节育环、手术剪、止血钳、心电图机、血压计等产品进行测试评比,有计划推进企业质量管理。70年代开始推行QC、TQC活动,1979年苏州医疗用品厂华陀牌针灸针获国家金质奖,1980年上海牌体温计、鹤牌裂隙灯显微镜、武汉牌压缩真空计获国家银质奖,天津医疗器械厂空调机加工QC小组被评为国家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国外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用户不仅仅认识了这些国外医疗器械新产品、新技术,同时也从比较使用中,对中国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提出新要求。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愈来愈深切地感到产品质量对企业生存的重要影响。特别是90年代末期,国家主管部门决定有限期分批分类强制性推行GB/T 19000(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质量第一意识。
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国家医药管理局组建并成立医疗器械质量认证委员会,同年批准成立第一个医疗器械质量体系认证中心。随后,一批企业相继通过国内外质量认证机构的质量体系认证或产品认证,到目前已有数百家企业获得中国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或国外ISO9000或CE认证证书。
2 产品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医疗器械产业在生产品种和生产能力方面都有较大增长,1978年已能生产包括中小型系列X射线诊断机,心电图机,电子理疗仪器,麻醉机,同位素彩色扫描仪,回转式钴60治疗系统,激光眼科治疗机等机电一体化品种在内的15大类1500多个品种。但是和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医疗器械向高技术高品质进军的大趋势相比,差距是很大的,譬如,我国医疗器械产业还是以刀剪钳镊为代表的手术器械和以车床台架为代表的医院设备等简单品种仍占较大比重,翻开当年的全国医疗器械生产计划本,数以千万件套的手术器械占了很大篇幅满目,而机电一体的仪器设备只是零星几页。更何况大多数品种更新换代很慢,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医疗器械产品结构调整创造了诸多有益条件,在国内外医疗器械产业差距的刺激下,人才资金向医疗器械产业聚集,从此而始,国家对产业发展和科研开发的资金资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国内外能为医疗器械提供的技术协作和配套能力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优异,产业对科技人才的感召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劲。
30年来在医疗器械产品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最能体现产业向高科技挺进的速度:(1)原有产品已大幅度进行了更新,即便是手术器械也在产品材质,产品功能参数和精度,成型加工工艺和品种档次上有了提高;(2)仪器设备类品种门类增多,2008年,境内能生产医疗器械已达到47个门类、3400多品种、10000多个规格的产品;(3)产品主要形态已从器械、器具变为仪器设备系统,刀剪钳镊和车床台架已不再是医疗器械产业的主品种,机电一体的产品成为医疗器械主导品种。像旋转式伽玛刀,医用驻波加速器、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系统,X-CT、MRI、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数字减影系统、24h动态心电监测仪、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系统、血管内激光照射治疗机、激光手术器、纤维光束内窥镜、人工关节、介入导管和植入性支架、多功能麻醉机、体外振波碎石机等一大批新技术品种。
30年中,发展最快,享有较好信誉的品种门类有生理监护产品和超声成像产品。病人监护系列中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已创建较好声誉。近几年产量已超过2万台,深圳是目前国内病人监护产业的最大生产聚集地,年产万台或接近万台的有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科威公司、珠海宝莱特公司。
超声成像产品通过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北京天惠华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无锡祥生医学影像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威尔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威尔德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其中有的除了能大批量生产中、低档黑白B超外,还逐步掌握了普及型彩超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如北京天惠华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的多普勒彩超成像系统,从128阵元的高灵敏度,多波束成形器,到整机系统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近10年来,发展最快,正在建立良好信誉的品种门类有离体诊断仪器设备和微创介入治疗产品。
离体诊断仪器设备又称临床实验室仪器设备,发展浪潮似乎比成像设备来得晚了几年,上世纪80年代还被称为是我国医疗器械新产品开发中的鸡肋项目,国内几家主要分析仪器制造厂都曾涉足临床实验室仪器设备,但多无建树。光电比色计、光密度计等初级产品,在临床实验室唱了较长时段主角。近10年来,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离体诊断仪器设备生产企业,如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雷杜公司、上海雷勃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上海迅达医疗仪器公司、山东高密彩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北京松上公司、南京英诺华公司、长沙爱威科技实业公司、长春赛诺迈德医学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近3年不断推出新产品,有两分类和三分类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分析仪、酶免疫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等,虽然在全自动生化分析和五分类血液分析等方面仍然差距不小,但企业和产品面貌一新,有些已出口创汇。微创介入治疗产品是我们紧跟国外新技术项目,现已实现自主开发生产。在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已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生产厂家。
如生产介入导管和支架的上海微创医疗器械公司,生产导管的佛山医用特种导管公司,生产支架等介入治疗产品的深圳先健有限公司,生产药物洗脱支架等介入治疗产品的北京乐普公司,生产微创手术窥镜的杭州桐庐尖端内窥镜有限公司等均有所创新。
30年中,还有一种发展最快的品种是一次性医疗用品,即注射器具和输液器具,由于客观上需求量大,加之有关部门又过分宣传适销对路,一时间遍地开花,全国有近千家企业上马一次性注射器具或输液器具,大批量的引进注塑机设备,有的县,乡乡村村都搞,结果适销对路的产品,却难以对路适销了。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性医疗用品质量问题,后经国家主管部门多次整顿,才建立合理的生产规模和生产经营程序。
出口产品构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产品结构的变更。
表1是2008年出口产品构成,可看到诊断治疗器械已占到32%,成为第一位,而且是连续第3年出现出口顺差:(2008年医疗器械进出口总额达162.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10.67亿美元,进口额为52.16美元,医疗器械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顺差)。
我国人口众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医疗服务需求有所差异,在正常时段或非正常时段又有差异,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曾经历多次自然灾害的应急考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2006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都反映了手术器械、骨科器械、卫生护理器械、呼吸机、移动X射线系统、引流装置等方面的应变能力。
因此,医疗器械品种门类应是多层次的。如今已然实现了30年前国家主管部门曾经提出的,要生产可配备当代县级医院的全套医疗器械的奋斗目标。
医疗器械品种门类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也使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弱项暴露得更充分,这就是不少产品的核心部件、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大,而产品的核心部件恰恰是产品更新换代的主体所在;机电一体的仪器设备类品种比率上升,产品可靠性研究实施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产品可靠性的研究实施一直是医疗器械产业的不足。因此,加强产品的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大产品可靠性的研究实施力度,将是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致力实现的首要任务。
3 由点到面的产业聚集区形成
自建国到1978年,在国家一系列恢复、扶持、改造、新建等政策推进下,形成了上海,北京,天津三个医疗器械产业重点市以及上海医疗器械厂,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北京射线机厂,天津医用电子仪器厂,沈阳医疗器械厂,山东新华医疗器械厂等一批骨干企业。但是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刺激下,产业队伍发生很大变化,涌现一大批新组建的股份制高新科技企业,原有骨干企业也在改革开放激流中重新排序。如原有的全国3大医用电子国有制企业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一大批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医用机电一体化股份制新秀。如今,像深圳那些新组建的股份制企业已成为开创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新局面的主力军。并在发展过程中,依靠各自地区工业技术,科技人才,医学基础及政策性优势,又相继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湾等3大新兴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
按2007年810家独立核算生产企业的不完全统计资料,3个区域的总产值之和占全国总量的82%,销售额之和占全国总量的83%。(表2)实际上已有3年连续保持这个水平。
3 个区域的共同点是:
(1)具有比较雄厚的医疗器械支撑产业基础,电子工业、机械装备制造业、化工工业都比较强,利于开展技术协作和产品配套;(2)海内外交通方便,各自具有多个国际级别的海港码头,利于开展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3)高等教育机构和高知识高技术人才相对集中,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集中在这些区域,有较强的潜在人才资源和技术发展后劲;(4)医学科研和医学临床水平高于其它地区,三级医院的大多数都集中在这区域,新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研究和临床评估能力强劲。(5)有强劲的融资渠道,包括国有资本、民间的和国外资本。
3 个区域又各有特点,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
都是跨省的大区域,原来的医疗器械制造业基础较好,调整重组后具有新老结合特点,品种门类比较宽;此外,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达,江苏又有较强的有机化工工业,一次性医疗用品发展突出;珠江三角洲原有的医疗器械制造业较差,现代医疗仪器设备生产制造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国外资本的引进,得益于后起的家电及电气制造工业,是医疗器械工业的后来居上者,虽然它在总产值上不如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但按医疗器械产品技术结构优势或是主体产品技术附加值大小,珠江三角洲的深圳排在全国榜首,无愧是全国医疗器械产业的一颗明珠。最早出现的中外合资企业安科公司虽然本身经历了盛衰之变,但在医用成像,生理监护上所曾具有的技术强势,如今却已脱胎外溢转化为珠江三角洲的强势门类,驰骋国内市场了。
医疗器械工业向高科技产业挺进的良好势态,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它的更多关注。目前,不少地区都在效仿和组建各种新的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笔者认为,产业聚集区的形成是缘于主观导向和客观条件的统一,而客观条件又是多重元素的组合。这是需要注意的。
参考文献
[1]《现代中国医药事业》
[2]《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医药卷,齐谋甲主编1992年
[3]《建国三十年医疗器械统计资料》(内部)1978年
[4]《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大事记》(内部)1984年
[5]《中国医药五十年》卜绮成中国医疗器械工业五十年1999
[6]《医疗器械统计年报》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高等教育60年回顾与思考 篇5
新中国高等教育60年简要回顾
回顾新中国高等教育60年的发展历程, 大致可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1.对旧中国高等教育的接管与改造时期 (1949 1957年)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接管旧中国的公立高校和接办私立学校以及接收外国津贴学校, 收回教育主权。对旧中国学校的改造, 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稳定了学校秩序, 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提供了保障;二是实行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旨在提高全国人民文化水平,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三是1952年全面开始的院校调整。它是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上, 为适应国家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高教人才的需求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实际而进行的;四是学习和借鉴当时苏联的教育经验。主要是推崇当时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以及移植该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等。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高等教育 (1958 1966年)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主要工作仍然是调整, 其中引人注目的事情:一是1958年至1960年开展的“教育大革命”, 其目的是要克服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探索改革和发展的新途径, 其内容是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大改革, 涉及到学制、领导体制、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二是1961年至1963年, 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使高等教育事业重新走上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三是总结建国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草拟并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简称“高校六十条”) 。此条例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和培养目标, 澄清了思想上许多模糊认识, 纠正了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 使全国高等学校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3.“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教育 (1966 1976年)
“文化大革命”中, 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 1966年至1969年, 高等学校完全停止了招生, 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 教学质量极大下降, 科研几乎停止, 尤其是“两个估计”的出笼, 使许多知名教授受到迫害, 给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4.新时期的高等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时期高等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拨乱反正阶段。这一阶段恢复和增设了高等学校, 并于1977年冬天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1977年到1978年, 1200万考生走进考场, 其中67.5万人成为新一代大学生。高考的恢复, 强烈地震撼了整个教育界和广大社会, 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地位, 看到了国家繁荣昌盛的曙光。二是高教改革由起步到全面发展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期, 高等教育在恢复正常秩序的基础上, 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后, 改革的步子更快、规模更大。改革包括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招生、收费、毕业生就业制度等方面, 是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的, 其最终目标是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三是迎接21世纪挑战时期的高等教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教育理论, 对教育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和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等, 1999年1月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法》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1999年6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等, 这些重大决策, 为跨世纪教育工作确定了正确的方针、任务、政策、方法和措施。这一时期教育部出台了关于高校扩招的重要举措, 此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1%增长到2002年的15%, 高等教育实现了计划经济时代“精英化”到市场经济时代“大众化”的历史转型, 2006年毛入学率突破20%, 2008年更是接近27%。高等教育大众化, 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大愿望, 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推进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对国家建设后备人才资源的积累, 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新中国高等教育60年的几点思考
1.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正确认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保证
从新中国成立起, 我国对原有教育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分别采取了接管、接收和接办的方法, 使原有的教育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即在领导权上, 高等教育事业为人民所有,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指导思想上, 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办学方针上, 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培养目标上, 实施全面发展教育, 这些做法在以后几年的实际工作中曾取得较大成绩, 但没有得到长期坚持和执行, 如1957年出现了反对党的领导的思潮, “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了十年内乱, 1989年又出现资产阶段自由化泛滥思潮, “左”的错误妨碍了党的办学方针, 致使教育发展发生了严重偏差。邓小平同志及时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 明确指出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依靠人才, 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从此教育的基础地位逐渐开始被人们认识,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的思想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的共识, 并逐步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教育理论, 对教育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始终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1995年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同时明确指出“发展教育和科学, 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 鲜明地提出了两大战略目标:一是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历史证明, 只有坚持党和政府在高校的领导, 正确认识教育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教育才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2.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及其规模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 是受经济制约的, 新中国高教60年发展的实践证明, 高等教育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不顾客观条件脱离实际的发展, 将会由于违背教育规律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60年中这种脱离实际需要的发展至少出现过三次:“大跃进”时期问题最为严重, 急躁冒进, 高教事业发展过快, 在“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思想影响下全国高校数、专业数、招生数猛增, 超越了当时的客观条件的可能, 产生了严重的后果。1978年和1983年部分地区又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盲目地追求数量, 发展规模, 扩充规格, 超出了经济承受能力。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10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虽然扩大了全国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也出现了高等教育过度超前经济发展的态势, 正确处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社会经济教育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06年5月, 国务院指示:高等教育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速度, 相对稳定规模, 切实将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教育部也及时作出注重质量建设、走内涵发展之路的战略决策, 并提出“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的八字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高教30年发展的经验表明, 只有坚持在改革中发展, 以改革促发展的道路, 正确处理好数量、规模、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 不断深化改革, 才能确保高等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为此应该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为参照, 稳步发展。具体说, 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并根据经济实际发展速度进行相应调整。二是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 提倡多元入学标准, 建立多元入学体系, 使高等教育全日制和业余教育结合, 多形式、多规格发展。三是坚持按需要发展, 以条件定规模, 坚持稳中求进, 协调发展的政策, 防止大起大落。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国初期、60年初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充分重视, 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培养人才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大跃进”年代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片面夸大政治的倾向, 其结果是搞乱了学生思想, 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 80年代后期, 又出现过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 回顾建国6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程, 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2004年, 中央下发了16号文件, 并于2005年召开了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 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作出了系统部署。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并要求将它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 从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跨世纪的重要时期,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科技的迅猛发展, 对我国原有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高等教育的文化建设同样面临许多新的问题, 例如如何使学生确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 防止社会丑恶现象渗进校园?如何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抵御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在学术领域空前繁荣的今天, 如何阻止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在校园中蔓延, 等等。面对这些问题, 首先要把学习和应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 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以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思想、理论观点、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提高广大师生对高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要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师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要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建设, 使其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校园内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优化育人环境, 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坚持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 当代中国大学应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文化学术的桥梁。高等教育是最具世界性品质的组织, 无论是传承文化、培养人才还是科学研究, 都离不开国际性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 高等学校更应当把提升办学的国际化水平作为重要的目标追求。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化, 确实对我国高等教育大改革、大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大大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是, 改革与开放必须在实践中统一起来, 通过开放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 但决不能照搬照抄。60年代初、中期我们在学习苏联上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上世纪90年代, 有不少高校盲目地抄袭欧美及日本的做法, 如有的工科院校试图在短期内由单科性大学改成多科性大学, 大量增设理科和文科专业, 结果毕业生就业出路成了问题, 而且由于办学条件较差, 培养的毕业生很多没有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对国家和个人带来一定的损失。近10年来, 有不少地方或高校, 不顾客观条件, 盲目投资, 重复建设, 急功近利, 不计效益, 一味攀高求大求全, 不断扩大学校规模,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习国外的同时正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倾向:单一科类的高校大批衰亡, 大规模综合性大学不断涌现;以拿硕士点、博士点为标志, 研究性大学一哄而上;连职业技术型学校也纷纷向精英型普通高校靠拢, 这是一种既对国外高校缺乏了解, 更对中国国情没有仔细考虑的肤浅的学习。在改革高校管理体制的过程中, 有的高校简单地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做法和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些办法引进高等教育领域, 乱收费, 过分追求经济效益, 甚至提出按商品经济规律办高等教育等。这些违反了高等教育办学规律, 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影响了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充分考虑我国自己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 对中外教育家的教育学说与教育思想, 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 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准则, 不能盲目地信奉西方的教育流派, 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经验, 应当博采众长, 为我所用, 应该遵循高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不能简单套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方法。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最终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建设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过去的60年, 是我国高等教育获得新生和发展的60年, 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前进, 取得辉煌成就的60年。回顾60年的历史, 我们豪情满怀, 充满信心, 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必定更加灿烂辉煌。
参考文献
[1]余立.中国高等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4月。
[2]季桂起.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J].德州学院学报, 2009, (1) .
[3]张德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J].中国高教研究, 2008,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