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通用12篇）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1

一、城市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 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大体而言, 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 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 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 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 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 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 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 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 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 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 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 因为, 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 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 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

二、人口迁移理论

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 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 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 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 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 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 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 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两部门模型分析中,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 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费尔茨认为, 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 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 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 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 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指出, 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三、人口迁移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1、中国的人口迁移状况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 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 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 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 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 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 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 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 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 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2、农民工对城市化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 这为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城市化) 提供了历史性契机。目前已经有1亿左右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进城, 同时也都有大量农民工回乡, 虽然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 但却为我过的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在城乡间的流动, 城市上成为民工技能的培训基地, 成为农民工生命中年轻阶段的驿站, 因而这些农民工被赋予了一定城市化的标签, 而且部分农民工定居下来。农民工在城市定居, 利于城市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并且有力地促进了民工文化素质、技能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民工文化素质、技能水平的提高表现在:首先, 由于产业上的转换对民工的智力结构和技能水平提出新的要求。尽管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的主要是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 但与农活相比, 其对民工知识结构、技术水平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其次, 城市中人才荟萃, 文化繁荣, 教育文化设施齐全, 可以为民工创造与提供更多的文化学习或技术培训的机会。大城市中严峻的就业形势, 也迫使民工在埋头苦干之余努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农民工的这种流动模式也将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民工在城市打工期间学习到了先进的理念, 这不仅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差距, 而且一批批回乡的民工, 带回了已积累的技能和经验。回乡的农民工, 可以利用在城市掌握的技能, 在农村创业。这一过程带来了的农村的进步。这很有可能使小城镇最终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典型道路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2]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2003)

[4]王振营.《人口迁移的规律》.中国人民大学, 1993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2

中新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 孙自法)最新出炉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提出，在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正面临着“城市财富积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等5方面挑战。由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纲主编，历时1年完成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23日在北京发布。其指出中国新型城市化建设所面临问题如下：

——城市财富积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此前中国城市发展，比较关注经济成长、看轻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高位增长，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比值基本上低于GDP增速。在城市财富迅速积累的前提下，居民富裕程度未有同步的提升。

——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要素集约水平的不匹配。虽然中国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但城市建设却非常低效粗放。当前，资源环境瓶颈效应日益强烈，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迈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轨道。

——城市规模的适度控制与流动人口的过分集聚的不协调。现阶段，中国面临着由于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均而导致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乏力现象，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供基本生存性福利的均等化，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调。

——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包括初级产业用工荒与高端人才求职难并存、公共交通工具的增长小于城市建设的扩张、土地的城市化水平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大小城市分布不均衡等。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美学规划探析 篇3

关键词：城市；规划；美学特征；城市现象；未来价值

中图分类号： 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37-01

随着现代化工业进程的不断深化，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形成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基本概况，缺乏城市独特的人文性美学特征，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越来越受限于不合理的城市规划。而美学特征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一环，已经成为提高城市建设品味，增强城市环境质量，深化城市文化底蕴的必要因素，综合运用美学特征对城市进行规划设计，使城市在经济发展浪潮中体现本城市的文化内涵，彰显宜居性、人文性的城市底蕴。因此，本文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城一面”现象进行剖析，从美学特征入手探讨城市人文性的传承延续，使历史文化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并依据美学特征对城市功能分区进行前瞻性规划设计，力求在城市规划的初期阶段破除“千城一面”发展现象，使各城市能够依托自身文化价值发展为独一无二的特色城市。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城一面”现象

在全国的城市发展现象中，都经历了破除传统建筑形制并发展现代化工业建筑类型的“千城一面”进化过程，资料表明，在10年前，能够代表或体现中国农耕文化的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有5000个，而如今只剩下不到3000个，而这个数量也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而逐渐减少，这一进程的发展不仅是由新阶段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工业化程度加深，行政导向作用的统一化发展以及历史文化断层现象带来的文化缺失，使城市失去个性文化特征，趋同发展。

（一）经济工业化进程促进城市加速发展。

作为“千城一面”现象最直接的推手，无疑是经济因素。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然导致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城市新增建筑数量的多寡是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能力最直接的体现。而新增建筑却未完全依托城市规划的结构形态和的空间布局原则，形成了与城市本身文化特质所不符的现代化高楼大厦，而整体性的城市规划无法完全发挥自身功能而畸形发展，直至被搁置废弃。

（二）行政导向作用促使城市发展统一化。

在城市发展的规划过程中，行政导向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中小城市的现代化新城区的发展，大多呈现功能分区式分别发展的状况，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缺失地域文化特色、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与自然环境等状况不相协调等问题。同时，作为行政导向发展下的城市规模，也多以其他大中城市为模板，缺失本地区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

（三）历史文化断层现象导致城市缺乏个性特征。

城市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现如今的城市概况却缺失了文化传承因素，脱离了地区发展的根源，割裂传统与现代性的关联，盲目拓展城市规模，缺失地域文化特色，使城市缺失发展个性。从历史文化的美学特征来看，各城市均有属于自身的魅力所在，深入挖掘城市传统文化，不仅是对历史文明的继承和保护，也是提高城市文化品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内容，对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城市美学特征的人文性体现

（一）城市文化传承性和延续性。

城市作为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历史文化风貌和当前的文化追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对传统形制建筑进行拆除改造修缮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不一定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多是将西方城市发展规模和进程强行移植，形成相似度极高的城市发展现状，而本地区的特色文化却在城市发展中荡然无存。

为了打破各城市高度相似性的状况，应深入调研并发掘本地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状况，将城市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将地区文化进行推广发扬。

（二）城市建筑美学的构成价值。

在城市空间规划过程中，依托原有自然地理格局，对城市中各因素进行美学布局，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文化内涵，融合民俗美学及现当代设计，传承并发展城市传统的静态美感与时代性动态美感，凸显人文性情怀。

（三）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标志性建筑。

保留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并依托该地理标志对周边建筑形制进行整体规划，明确区域功能，使其促进城市的长期发展，形成完善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在美学角度看，历史建筑能够保留至今，也与现代建筑在形制上形成视觉化对比，彰示历史文化内涵。

三、城市美学的前瞻性规划设计

为了有效避免“千城一面”城市规划建筑现象，在对城市的整体设计规划中，应考虑区域文化内涵，依托历史文化底蕴对城市做以前瞻性的规划设计，形成既保留传统元素的现代性建筑形制，也发挥现代性设计因子潜能的新型城市美学规划。

首先，深入调研历史民俗文化，对民俗等传统文化场所进行保护性修缮，形成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开发出结合自然景观等内容的传统民俗场所，体现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区域化的美学研究价值和艺术氛围；其次，针对城市核心区域内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筑形制，遵照美学特征对该建筑类型进行整体设计，规划出符合本地区特色的新颖城市风貌，丰富城市内涵。

四、结语

总之，在城市规划的发展战略问题中，结合地域文化美学特征，做出符合区域实际需求、适度彰显历史文化内涵的城市美学规划。有效杜绝“千城一面”城市发展窘况，使城市处在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之中。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对城市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结合美学特征所作出的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的新发展，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由方向。

参考文献

[1]佚名.千城一面暴露立法缺陷 大拆大建抹杀城市个性.[N].北京晚报，2011-05-11

[2]潘金宝.城市规划核心问题与美学价值分析.[J]城市探索.2011-09

[3]张继之.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如何延续古城历史文脉.[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07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4

在中国,最早出现高层地标式建筑的城市是上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最先出现了一批摩天大楼,模仿的正是典型的纽约装饰主义风格建筑。1934年落成的上海国际饭店24层,地面以上高84.4米,是当时全国也是全亚洲最高的建筑。地标建筑在那时的出现有着历史原因:上海新兴的资本主义无节制的享乐恰好与这种感性、华美的建筑风格相映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自80年代以来,城市开始拼命修建高层建筑,刻意打造城市标志,在金钱和权力的推动下,盲目追求庞然大物,好大喜功以显示自己的实力,逐渐形成了一股风潮。从北京到上海,从深圳到广州,处处在上演着打造城市新地标的神话。据统计,在排名世界前20的高层地标建筑中,中国就占据了10座(内地4座,香港4座,台湾2座),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中国已进入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期,地标潮的出现是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其实,少数有长远规划的设计,如打造未来的CBD中心,或者有强大的综合实力能负担起并也需要通过这样的工程来凸显商业权力、政治权力的建造地标建筑无可厚非。事实也证明,世界上有许多城市因它的地标建筑而闻名。比如法国巴黎的新凯旋门、悉尼歌剧院、西班牙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等,在带来旅游价值的同时也带给大家美好的感受,这是成功的新地标。但是,在中国大陆,盲目、生硬地建造地标建筑却以一种“不疯魔不成话”式的态度愈演愈烈,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也不顾财力与民生需求,跟着这股疯魔的情绪而欲罢不能。这种现象正是现代化城市进程的吊诡,发人深省。

仅仅是高度已经满足不了快速前进中的国家意志,新、奇、怪更是成为新一轮地标潮追逐的目标。有人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从瑞典建筑师杰奎斯·赫佐格与皮埃尔·德默隆设计的“鸟巢”,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负责的北京首都机场改建工程,一直到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将完成的广州新剧院,与库哈斯的央视大楼,均引起了一轮轮的惊诧和争议。不计成本、不计影响,只要足够的标志性,我们的确吸引足了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欧洲的经济危机与中国的经济大爆炸促使国外建筑师纷纷涌向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迫使中国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来建设。建筑本来应该是百年大计,却在中国成为“强拆”、“快建”的短命工程。这好像是建筑在中国的宿命,从古代以木材为主本就不易保存的建筑,到今天尽管已变成钢筋混凝土材料,却仍逃脱不了命运的轮回。中国在赶超西方的脚步时终究太过喧嚣和粗俗,甚至没有停歇脚步留作喘息的空间。

今年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建筑师王澍因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普利兹克奖而引起国内外建筑领域的轰动。王澍曾搜集七百万片城市废弃砖块用于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设;他将废弃的船运码头改造成宁波美术馆;他还用从民间搜集的明清瓦片在宁波博物馆内筑了一面墙。在此,我们能轻易地找出王澍的建筑作品与当代社会似乎有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没有傲人的高度,没有极尽夸张之能事。它们都是安静地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个整体,有历史的追忆,不张扬但也并不低调。王澍获奖带给我们什么启示?2012年3月1日,王澍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提出“地标都是浮夸”的观点;3月23日,上海市长韩正在前往杨浦区和虹口区调研产业结构调整和旧区改造工作推进情况后也说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按照总体规划推进黄浦江两岸开发,不追求标志性建筑,多考虑功能和整体协调,各项工作都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曾作为北京建国门地标性建筑的凯莱酒店运营了二十年就被拆除,落成仅十年的海口千年塔也被拆除。这些劳民伤财的惨痛教训已经开始警醒国人。这一次,官员们也主动意识到城市建设规划是一个严肃而久远的事情。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5

中新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 孙自法)最新出炉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提出，在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正面临着“城市财富积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等5方面挑战。

由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纲主编，历时1年完成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23日在北京发布。其指出中国新型城市化建设所面临问题如下：

——城市财富积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此前中国城市发展，比较关注经济成长、看轻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高位增长，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比值基本上低于GDP增速。在城市财富迅速积累的前提下，居民富裕程度未有同步的提升。

——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要素集约水平的不匹配。虽然中国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但城市建设却非常低效粗放。当前，资源环境瓶颈效应日益强烈，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迈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轨道。

——城市规模的适度控制与流动人口的过分集聚的不协调。现阶段，中国面临着由于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均而导致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乏力现象，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供基本生存性福利的均等化，是政府的必然选择。——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调。

——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包括初级产业用工荒与高端人才求职难并存、公共交通工具的增长小于城市建设的扩张、土地的城市化水平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大小城市分布不均衡等。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6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城市贫民窟在中国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城市严重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

用城市居民数量占人口百分比来衡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按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是48%。考虑到30年前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8%，这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进步虽大，但仍不能让人满意。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在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时候，城市化速度都快于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却落后于工业化，用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百分比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目前约为70%。户籍制度没有阻止农民工入城。但我们现在城里的户籍人口是贵族，给他提供东西远远高于农民能够得到的东西。所以它里面的价差非常高。农民工市民化，这个是大趋势。要在资源配置基础上做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就是怎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讲公共品供给。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个显著差别：中国城市不论大小都看不到任何重大城市贫困人口或贫民窟的迹象。人们往往把这现象归因于中国的户口制度。中国人一出生就被户口制度区分为城市特权和农村贫困两类。然而，这一制度虽然让农村人口享受不到一些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比如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和失业保险等，但却从不阻止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事实上，政府一直在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这就是为何在过去30年，超过40%的中国劳动力，即约3亿人脱离农业进入日渐向城市集中的工业和服务领域。结果，在中国城市中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总数量已经超过了持城市户口的工人。

如果防止贫民窟在中国城市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是什么呢？我认为，防止严重城市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

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发轫于将生产土地租给农民家庭的所谓“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意味着在改革初期，集体生产方式便已土崩瓦解，由私人取而代之。

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虽然仍归“集体”所有，但家庭可以获得土地产出的所有“剩余价值”，这就给了农民有效利用土地的诱因。如果家庭成员在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还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别的农民。

家庭可以在承包期内保留转包的权利，但他们并不拥有土地权。如果农民工出现财务困境，他们可以更努力地寻找新工作或向政府求助，但土地却绝不能被出售或抵押，土地的用途也不能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转作其他商业用途。

这一特殊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如果农民工失去了城市的工作，他们还可以从地租中获得一些收入，也可以回到农村重新靠承包土地生活。在家庭承包制度下，农村家庭获配的一小片土地虽然不能致富，却可以发挥作为最后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土地制度造成城市化滞后且不稳定。

这就有力地解释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独一无二的土地所有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似乎不可能复制——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储备留在农村，而不是留在城市贫民窟。

这安排虽然让城市化得以较平稳推进，但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性而非永久性制度。农民工仍然感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因为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是由其农村户口决定。事实上，由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分隔，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社会差距。

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中国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让中国的城市化极度不稳定。要实现“永久城市化”，中国必须引入新的社会安全网。宣布废除户口制度或许并非难事，但若没有可以缓冲农民工在城市所面对风险的制度，这样做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让农民工也能享有公共服务，如教育和正式的社会安全网，这才是城市化进程成功的关键，即使囿于资源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能够做到这一点，农民工就会争相变成城市居民。从获得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也会变得更平等。

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或许将较有效的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为建立全国性、普遍性及可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努力。“十二五”规划也可能规定城市政府增加提供给不持户口的长住居民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和最低工资保护。试点工作已在重庆和成都等城市展开。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是，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和犹豫之后，高层决策者显然已经做好了采取新方法，迈入城市化新阶段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篇7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辛开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为中国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建国后,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列宁过渡时期理论, 正确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 领导全国人民又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其实质就是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之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 使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 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1.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历史。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 经过反复探索, 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逐渐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 把处于险境中的中国革命引向通途,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展土地革命,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是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启动中国革命航船, 复兴中国革命大业, 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特别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 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克服重重困难, 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 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人民共和国的胜利诞生,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的建立, 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社会风貌欣欣向荣, 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大变革。建国初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 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

2.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可贵探索, 表现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 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 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上, 要坚持“双百”方针。20年的艰辛探索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二是阐述了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三是规划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但同时,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也产生了战略迷失, 思想认识逐渐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最终酿成给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动乱”。可以说, 毛泽东的失误与他的成功一样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意蕴, 在一定意义上, 他的失误或许比他的成功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给我们更深的启迪。

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

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 邓小平在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和严重失误的基础上, 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入手, 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与回答。党正确总结和吸取建国以来在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上的经验教训, 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 正式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它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空前提高。

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建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奔向现代化新征途树起了一座历史丰碑。伟大的事业, 必须有伟大的理论来指导, 领导伟大事业的党, 必须有伟大理论的武装。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与科学行动指南。其支柱理论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一国两制”论。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开创。

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1982年9月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主题的十二大在北京隆重举行。十二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 分析了我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 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初步的规划, 制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它在思想路线及方针、政策方面, 总结继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被实践证明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 同时又是它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 并且更加切合中国实际, 因而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充分的说服力, 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行动纲领。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铺开, 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开办特区到开放沿海一线。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不仅指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 而且指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必须坚持的原则;同时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 以及实现奋斗目标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应坚持的基本方针。用一句话概括, 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三、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面开创

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振兴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 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团结进取, 开拓创新, 勇承时代赋予自己的重任, 在胜利完成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后, 快马加鞭,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1.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建树。

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并实现了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有计划和有步骤的交接。自此以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高度的自觉性, 始终不渝地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全党的各项工作,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 正确处理和解决了我们党所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战略;三是实现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变;四是实现党建理论的新突破。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在世纪之交, 郑重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纲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 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 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2. 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并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改革, 扩大开放, 加快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中国社会正在实现由穷到富, 由弱到强, 由落后到先进, 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变。中国人民正以豪迈的气慨实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一是市场经济大潮涌起。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培育与运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构筑与完善。二是高新技术突飞猛进。表现为信息科学技术的崛起、生命科学技术的突破、新材料与新能源科学技术的开发、航天科学技术的拓展。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表现为农业基础地位的稳固;第三产业异军突起;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四是法制体系日趋健全, 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五是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实施, 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六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各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一个民族兴旺发达, 离不开思想上的升华;一个政党发展壮大, 离不开理论上的成熟。毛泽东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 政党的旗帜就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以什么理论为指导, 举什么旗帜, 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回顾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奋斗历程, 由于党成功地解决了旗帜问题, 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伟大胜利, 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才变成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阔步前进。理论指导实践。这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造。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的主题,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根据新的发展要求, 集中全党智慧, 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它“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宽与夯实。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重理论创新, 而且更加注重实践创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依据中国特殊国情, 开拓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拓展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受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严峻考验, 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社会正在实现由穷到富, 由弱到强, 由落后到先进, 由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变。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走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以中国在新世纪之初的和平崛起而为全世界所瞩目。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与夯实, 指引中国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乘风破浪永向前。

3. 现代化目标的不断迫近。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明确指出了把我国建成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在建设“四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引下, 全党和全国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为我党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和严重失误的基础上, 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入手, 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与回答, 特别是明确提出以“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作为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步骤。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它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综合国力空前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确立和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 提前胜利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后, 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中国又开始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

新世纪之初召开的十六大更是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 再继续奋斗几十年,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提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奋斗, 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每一时代赋予每一代人不同的历史使命。如果说, 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使中国人民“站”起来, 最能代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丰功伟绩;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人民“富”起来, 最能代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功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使中国“强”起来, 最能代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意行取向;那么,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使中国“飞”起来, 则最能代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方略。

“振兴中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愿, 几代人为之不懈追求。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主题报告, 制定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和实施方略, 中国人民从此踏上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征程。在21世纪之初召开的十六大上, 贯穿政治报告始终的一条红线,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中国来说, 新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动力。”“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十七大更是重申“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可以说,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 特别是江泽民、胡锦涛从多角度、多侧面描述了21世纪中国的宏伟蓝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开放、统一。有目共睹,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在解决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中, 不仅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驾驭全局的执政能力, 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治党治国的大政方针, 日益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政治气象, 成为众望所归、政绩卓著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全党全民同心同德, 抢抓机遇, 科学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定会走向新的更大的辉煌。

摘要：80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在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 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正在完成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从结束封建专制到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特色道路,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郑德荣.国情、道路、现代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8

村落终结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 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由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这一现象, 体现为景观、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的城市化。我国社会学学者对中国村落终结的特殊轨迹进行了大量的“散点研究”, 以期在理论上再造中国村落城市化生动而丰富的全过程。代表性的研究如, 周大鸣对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南景村的研究, [1]王春光、项飙、王汉生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地“浙江村”的研究, [2][3][4]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东南地区超级村落“万丰村”的研究, [5]王铭铭对发达地区农业村闽南“美法村”、“塘东村”的研究, [6]黄平对欠发达民工流出地4省8村的研究, [7]陆学艺等对北方地区初步工业化的“行仁庄”的研究, [8]李培林对广州“羊城村”的研究。[9]一些学者开始着重研究村落终结难产问题。李培林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蔓延状况, 提出了“村落终结”的问题。他发现村落终结和农民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 村落终结具有与农民终结不同的特殊机理, 村落的终结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过程。他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 “羊城村”便是他抽象出来的村落终结类型。[10]李培林提出的“村落终结”的问题, 但对于村落如何终结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谢志岿从系统的制度安排的角度, 探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村落终结的路径。他认为, 在非农化和工业化地区, 农村村落的演变主要有3种形态, 一种是当地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的同时, 将村落住宅用地及其附着物一并征收, 在物质形态和社会形态上都消灭了原农村村落。这是一种通过消灭农村达到终结村落的办法。第二种是在城市化过程中, 当地政府只征收了农村部分土地, 而将农村村落保留下来, 并预留一定比例的土地作为村集体的发展用地, 村落及预留的土地仍然维持集体所有和集体使用。这样, 村落在城市化过程中仍然得以保留而不是终结, 形成了城中村问题。第三种是城中村改造, 即通过城中村改造终结原农村村落, 实际上是第二种形态的发展。[11]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村落无法终结, 村落终结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工业和城市具有足够的就业容量, 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缺乏足够的“拉力”, 来吸纳庞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希望定居城市与无奈回归村落的冲突决定村落的长期存在。[12]还有一些案例研究村落终结的另一种形式:一些贫困的山区, 由于人口向城市的集中, 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 农业收益的相对下降, 农村人口外流日益增加, 致使农村老龄化相当严重, 山区社会呈现衰败迹象, 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村落的终结”。[13]

从上所述, 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村落终结的研究视野存在着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 村落终结表现为卷入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终结问题;从狭义上说, 村落终结特指城中村这类村落的终结问题。对于城中村村落的终结, 也存在着各种主张。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学科的学者大多主张从城市景观上彻底消灭城中村, 如广州市“四改”的一揽子城中村改造政策与措施主要是由城市规划专家参与的。谢志岿主张从制度安排上彻底消灭城中村, 通过一次性货币补偿使农村村落建筑和社会结构一次性全部瓦解, 达到彻底消灭村落结构的目的。[14]有一些学者不主张村落终结, 希望保留村落, 但他们各自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最后都殊途同归。蓝宇蕴认为城中村这种“村社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 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15]李津逵从城市营商成本和城市竞争力角度, 主张政府放农民一条生路, 让本地农民有权利根据市场信号, 在国家征地后仅存的自用地建廉租屋区。[16]

研究村落终结, 首先必须界定村落边界, 将基本的问题厘清, 如村落终结的标志是什么?村落为什么难以终结?本文在明确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 重点探讨村落终结的路径。

二、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终结的路径

从先期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和实践来看, 乡村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 在工业化的推动下, 农村人口和生产力向原有的城市集中, 导致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使原有的城市扩大;或者农村人口和生产力在原来的农村“空地”上集聚, 形成新的城市。[17]王先锋又提出了一种“飞地型城镇化”模式, [18]认为已有的城市化模式的特征是城市化必须经过工业, 而“飞地型城镇化”模式不经过工业化, 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非洲的摩洛哥, 巴西的玛瑙斯。不过, 无论哪一种模式,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必然“终结”为城市,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 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 随着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 农民的“终结”成为历史的必然。[19]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城市吸纳, 作为农业社会基本单位的村落也就“终结”了。这就是村落终结的基本逻辑。然而, 中国村落终结之路却不尽然。在国外, 由于要素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城乡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 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城市市民和城市二三产业劳动者, 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瞬间”就成了城市。城市化为市场主导型, 如果城市化进程过快, 大量新涌入城市的一部分人口会成为城市贫民, 他们聚居在城市的落后社区或者形成新的城市落后社区, 产生贫民窟现象。不过, 无论城市落后社区还是城市贫民窟, 都是城市社区。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非常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城市化 (村落终结) 是一种政府推动的制度变迁, 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 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大量征地, 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出现村落终结难产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终结以两条途径进行:一种是村落被动卷入城市化浪潮, 这是由地方政府以区划规划和土地国有化推动的城市化引起的。地方政府以创办工业园区推进工业化、以规划调整和区划调整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张, 工业化城市化用地主要通过征地方式获得。第二种是村落主动参与城市化建设, 农民以集体土地自主参与城市化、工业化, 分享城市化成果。总的说来, 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呈现多样性分化的特点, 有的村庄类型散点存在, 如“明星村庄”、“超级村庄”;有的成片涌现, 如城中村。中国村落终结分化有3种主要类型:

1.完全城市化的村落

这类村落在空间上已经完全城市化, 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完全转变为城市社区管理, 村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城市化变化。这是卷入城市化浪潮多数村落的状况, 是中国城市数量和城市面积扩大的另一面。

2.所谓“工村”、“商村”

这类村落空间上在城市建城区、规划区之外, 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还是农村建制, 但是, 村落产业及土地使用上向第二、三产业转变, 村民在职业上向二、三产业转变。与这类村落非农化程度高相联系的是集体经济力量强大, 村民收入水平高, 村落或者是给村民大量分红, 或者是给村民提供统一的住宅甚至福利, 因而被称为“超级村落”、“明星村落”、“富裕村落”。这类村落或者是零星存在, 或者是成片出现。这类村落有的因为“能人效应”、“社区精英”因素而发展, 如北京的南河村, 天津小靳庄, 郑州南村, 江苏的华西村;有的因为区位优势因素而发展, 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地区出现的大量超级村落。这类村落的数量不多, 却是村落现代化的典型。

3.所谓“城中村”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城市迅速扩张, 城市用地规模迅速扩大, 过去的城市郊区、周边农村甚至一些更为边远的农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但是, 国家无力承担征地后村民的生活和就业, 采取保留村民住宅用地、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以及少量留存农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 保留村民农村居民身份 (后来转变为城市居民, 即所谓“农转居”) , 保留原来的农村组织管理体制 (后来改为城市居民委员会, 即所谓“村改居”) 。但是, “农转居”后的村民实际上不享有城市居民的权利, “村改居”后的社区组织实际上不享有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权利, 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社区, 它既不是典型意义的城市社区, 也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村社区, 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边缘状态。由于这种社区 (尤其是典型意义的) 大多位于繁闹的城市中心或城乡结合部, 被形象地称为城中村。城中村不是孤立和个别的, 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后, 城中村最早出现于我国城市化进程较快的沿海地区, 随着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中村现象日益普遍,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城中村。但是, 城中村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的“阳光”写照, 城中村被普遍认为是“问题村”, 成为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关注的重点。

三、中国村落分化终结的渐进性

由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多样性, 中国村落终结呈现为一个内容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渐进过程。李培林提出, [9]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具有5个可以识别的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基于价值体系的心理和社会认同;社会边界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圈子;行政边界是基于权力自治或国家权力下乡的管理体系;自然边界是基于土地属权的地域范围;经济边界是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力的网络和疆域。对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落来说, 这5种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 其划定的范围也就是一个农民一生的生活半径。但是, 随着村落的开放及非农化、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城市化, 村落的边界发生了分化, 这五种边界也变得不再重合。边界分化的过程, 有一个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基本次序, 从经济边界到自然边界、行政边界再到文化边界, 最后是社会边界的彻底解体, 意味着村落的终结。李培林充分注意到了村落边界多元化对村落终结的意义, 但对5种边界的具体内涵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村落边界的动摇并不等同于村落边界的瓦解, 有的边界十分坚固, 即使动摇了也难以解体, 也可以衍生为另一种存在。

本文认为, 自然边界是以土地属权为基础的地域边界, 属于地理的和物质的范畴, 既包括土地属权的边界, 也包括依附于土地之上房屋建筑构成的边界。它的瓦解包括:无耕地→无农用建设用地→居民房屋建筑景观的变迁等过程, 在这个范畴之内, 不但农耕地考虑进来了, 还包括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临建违建在内的房屋建筑均被涵盖其中。经济边界不能仅仅根据农业产值比重多少来决定其经济边界是否瓦解, 也即:无农的村落并不表示村落的经济边界已经解体。除了考虑农业产值比重, 还要考虑农村经济组织实体的存亡, 也即, 只有当农村经济组织实体解体时才能说经济边界已经解体。行政边界是权力、公共服务等管理体系的边界, 行政上的撤村并村、村改居等对村落边界产生叠加性影响。社会边界与经济边界紧密相连, 文化边界基于社区认同感、由历史积累沉淀而来, 包含了心理和历史的范畴, 是前几种边界在群体上叠加形成的。村落终结的标志不是某个简单事件的解体, 它是由一系列重大事件组成的信号集, 存在着多种终结形式。村落边界的瓦解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经过从边界动摇到边界解体的渐进过程, 依边界的牢固程度, 各边界解体的进度不一定一致。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终结是农村村落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完成城市化的过程。按照村落边界动摇的先后次序, 村落终结包含了以下过程:

1.村落经济边界开始动摇

由于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和城市化浪潮的时机, 这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发展非农业生产机会显著增多, 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 经济总量增加, 村民开始富裕。耕地数量变化不明显, 农业仍占主导地位。

2.村落自然边界开始动摇

城市扩张开始加大征地, 村落耕地显著减少。人均耕地低于0.3亩或农业产值比重低于20%时, 标志着经济结构已完成转型。村落成为无农或少农村落。与此同时, 村民和村集体开始“以地生财”, 农民利用征地补偿款等开始兴建出租屋, 村集体出租农村非农建设用地, 建厂房、仓库出租或直接投资于第二、三产业。在流动人口增多带来廉租房需求的背景下, 村落第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 经济总量增加, 原住民利益集团开始形成。

3.村落行政边界开始动摇

城市政府加快城市化力度, “村改居”启动, 村民户口转变, 农民变市民;村委会改居委会, 出现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 (股份合作社) 多头管理和管理双轨制阶段。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社区大部分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出现村民不愿拆迁城中村房屋和城市政府不负担城中村公共产品投入对峙局面。

4.农民房屋拆迁改造

城中村的存量土地以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为主, 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经营这些存量土地, 由于村委会取消,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凝聚村民的主要力量。政府开始加强对出租屋经济、非正式经济的治理, 加快了城中村的改造, 城市向城中村渗透, 农民逐渐集中居住 (如农民公寓) , 或分散安置 (购商品房) , 村落的自然边界可能出现多种模式。城中村房屋是否拆毁?取决于城中村发育程度、城市政府和村民、村集体博弈的结果。

5.村落经济边界的解体

随着城中村存量土地的不断减少甚至消灭, 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逐渐弱化。目前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得好或坏, 取决于制度选择 (如股份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 、集体资产的经营状况。作为村落经济边界最后标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保留还是消亡, 取决于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方向, 如集体股要保留多久?股份在社区内如何流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成为村落终结的重大标志。

6.村落文化社会边界的解体

作为长期积淀形成的邻里关系、社会关系网、社区认同感, 其发展取决于村民未来居住形态、村民经济利益联系密度。从上可归纳村落终结的一般过程:征地后成为无耕地 (或少耕地) 村落→改制, 无村委会→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居住形态非村落化 (如公寓式) →无村集体经济组织→无社区成员心理社会认同感。村落的行政边界最容易打破, 因其依靠行政力量即可;其次是村落自然边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成为村落终结的重要标志, 村落终结的最后边界是文化社会边界。

由于大多数城中村是被城市压挤到以宅基地为边界的村落, 所剩不多的土地, 是城中村村民与城市政府谈判、进入城市的筹码, 城中村村民将极大地捍卫他们的权益, 越长越高的出租屋正是他们利益抗争的表现形式。城中村的两种居民--靠出租土地为生的原住村民和租住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徘徊在城与乡的边缘地带, 不能有效地融入城市。城中村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空间, 城中村是城乡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利益冲突多。从某种意义上讲, 村落终结充满了冲突和妥协、矛盾和曲折, 村落终结的过程是复杂而渐进的。

四、中国村落终结特殊性的制度根源

中国村落终结艰难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体制, 具体说, 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 通过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制度和管理体制安排, 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完全分开, 除非得国家管理机关批准, 城乡居民不能自由迁徙。改革开放后, 城乡人口流动加速, 面对上亿的流动人口, 需要在政策和制度方面加以调整, 为外来人口提供各种必需的公共服务。但是, 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根本松动, 由于没有本地户籍, 外来人口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长期没有被正式体制覆盖, 政府未考虑外来人口住房安置问题致使城中村蔓延。

2.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

从计划经济时期起, 我国法律规定, 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城市建设使用农村土地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并支付征地费。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国家不断征用城市附近农村的土地。但是, 国家并没有将土地完全征用, 而是保留村民宅基地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以及少量农地的集体性质, 有的还返还3%~4%的土地作为村民住宅和集体非农发展用地, 兼顾征地后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的生活, 由此形成城中村。

3.城乡二元的公共管理制度

根据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 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委员会管理, 管理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 而农村社区则由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管理, 村民自己负担管理费用。城中村镶嵌在城市里, 甚至挂上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牌子, 但是, 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社区公共管理的费用并未由政府财政覆盖或完全覆盖, 要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

4.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对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提供口粮、基本生活资料补贴、低租金住房、公费医疗、子女就地入学、就业、退休养老等一整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但是, 这套社会保障制度不覆盖农村, 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主要依赖土地, 农村社会保障的载体主要是家庭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社会保障是一种土地型社会保障制度, 是一种家庭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后, 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 城中村的“农转居”村民仍然不能与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接轨。

5.城乡二元的公共投资制度

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城市公共产品由政府主导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则主要由农村集体和基层政府提供。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逐渐增多, 但是, 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并未根本改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仍然主要由农民分摊。城市政府长期没有将位于城市郊区的农村以及已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和建设管理, 财政支出的公共投资极少。

五、村落终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出路

农民与土地的分离、村民与村集体的分离决定了村落终结的最终形式。从村落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 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占三产比重、劳动力就业结构3个指标决定了村落是否应该彻底转型。如果村民人均耕地面积很少, 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 并且农业占三产比重较低, 这个时候必须实行村落的整体转型。我国征地制度中, 缺乏整村安置的思路, 以往都是按征地面积核算出农转非的指标, 实行的是农民个体的安置, 这也是后来征地不征村导致城中村产生的重要制度根源。2000年以后针对征地不征村、城中村蔓延现象, 政府开始推行包括“村改居”在内城中村“四改”。但由于对“村改居”的条件和标准没有明确规定, 各地出现了滥征地以及由此引起的失地农民问题。2004年国发28号文规定, “禁止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许多地方“村改居”又开始搁置起来。“村改居”开始考虑村民的整村安置, 比原来的个体安置方式前进了一大步。由于“村改居”缺乏限定的条件和标准, 导致了“村改居”的泛滥。村改居是非农化地区村落终结的必由之路, 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步轴, 不能因为缺点存在而否定村改居, 相反, 必须完善和规范“村改居”的条件和标准。

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是村落终结的重要标志。村民委员会改制成社区居民委员会后, 村民对原有社区的依赖变成了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依赖, 不管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以何种形式存在, 它都是村民 (或居民) 对原有村落联系的重要而唯一的纽带。这条纽带承载着一个村落悠久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将原村民凝聚在一起。随着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或者转型, 这个村落也被视为终结或转型。

集体经济组织的去向可以是多元的。它可以通过村民“持币进城”而彻底终结, 也可以通过村民“持股进城”而逐渐转型, 成为一类特殊的股份合作制单位, 最后股份开放、稀释而消亡。由于城中村地处城乡融合的前沿地带, 城中村均面临向城市社区的转型, 股份合作制改造是对旧的集体经济改造的理性选择。改造的核心元素包括集体股去留、股权从残缺走向完备、股份结构从社区封闭走向社会开放、治理从随意走向规范。结合单位市场化趋势, 需尽快剥离社区股份合作制单位社区职能, 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 实行城市社区属地管理。

集体经济组织转型为股份合作制单位后, 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自然蜕变过程。通过逐渐剥离原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社区职能, 将新生的股份合作制村落逐渐改造成一类特殊单位——经营少量土地、既封闭又松散的股份合作制单位。城中村的土地不一定全部国有化, 村民、村集体可以土地入股;某个城中村经营的土地拥有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 股份合作制单位具有一定的社区性和封闭性;社区居民可以在城市自由就业, 与股份合作制单位的关系是松散的;居民的社会保障由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系统覆盖, 股份合作制单位只需要为其雇佣员工购买普通单位应付的社会保险部分而不必为社区全体成员购买社会保险。

摘要：城市化进程中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终结”为城市, 是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然而,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终结具有多样性和渐进性的特征。中国村落终结艰难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的经济和管理制度。村落终结是农村村落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完成城市化的过程, 存在着多种终结形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成为村落终结的重要标志。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9

1 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农民工的人格之危

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在这个时代所需之下,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格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乡村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旧价值取向和新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和碰撞, 存在震荡中的迷失与困惑, 成为这个转型时代的过渡性阵痛。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对前社会物质及精神层面的自我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代表现代性的现代城市文明的出现, 也就意味着对旧有前社会的文明的扬弃。这种扬弃是一个历时的演变过程, 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现代化并不会马上全面实现, 往往物质方面先行呈现, 而精神层面并不与之同步, 而这种现代化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不同步性, 或者说, 现代化深层的滞后性, 其结果是形成了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文明之间的存亡之争。作为一个现实生活的人, 物质上的谋生需求, 已经不能因为城乡二元文明之间的对立, 而放弃其现代城市文明下的生存之域。青年农民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但当下的青年农民工与传统社会的农民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传统社会的农民工无论是忙时务农, 闲时务工, 还是定居城镇, 在精神层面上都归属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之内。传统农业文明塑造的人格特征, 不会以为身份和空间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孝忠的家天下伦理文化构成其人格的全部特征。“君叫臣死, 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 子不得不亡”就成了这种人格的极端表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二元社会结构, 也仅仅是以户籍制度来区分的城乡划分, 并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城市文明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并存的二元结构, 后者的二元结构是两种文明的碰撞, 这种碰撞是一种存亡之争。在这种碰撞中, 青年农民工特殊的身份及地位成为这种社会变迁中的人格试验场。他们一方面仍旧保留了许多传统的人格特点。既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又对现代文化有着无尽的思慕。这些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工, 不管他们是农村出生还是城市长大, 不管曾经务农与否, 他们都割裂不了父母身上传统农业文明的身教。他们既保留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某些特点, 同时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了现代城市文明的特质。这样, 青年农民工处于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 他们的心灵深处包含着、反映着不同文明之间的爱与恨、对抗和冲突, 对与错的双重价值判断, 本身成为一个分裂和冲突的角色。从传统农业文明的角度来看, 他们已经不是传统的农人, 已经背离了传统文化对农民的经典定义, 传统农民人格已失落;从现代城市文明的角度来看, 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 因为在价值取向、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上还有许多有悖于现代社会的特点。在这种遇境之下, 青年农民工容易形成相互冲突的人格特点, 这就是所谓的人格双重化问题。社会失范变成为这种人格危机的外化表现。这种人格危机表现为:一是物化倾向, 把一切都归结于物质享受;二是道德虚无, 认为人的生存就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三是信仰迷失, 由于文化生态的断裂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使他们失去了精神支柱, 感到无所适从。

2 青年农民工的人格双重化特点及表现

2.1 青年农民工的人格双重化特点

人格也称个性, 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Persona, 原来主要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 公元前一世纪,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首次阐发了“人格”的引申意义。后来心理学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在人生的大舞台上, 人也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换面具, 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面具后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我, 即真实的人格。由此看来, 人格是整体的, 一个人的从行为模式中所能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是完整的;人格又是稳定的, 人格是由多种性格特征所组成的, 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个体所表现出得两种不同人格并存的现象, 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格双重化。人格双重化化很容易导致心理及精神疾病。这种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 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 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它严重地影响了人身心的健康发展, 制约了人格的完善和良性行为。

青年农民工作为现代城市文明中的“双重人”, 他们生活在城乡人格两重性之中。相对于处于一种文明体系下的人格所表现的那种稳定的精神面貌, 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 能够把多层次、多侧面的, 复杂的心理特征统合于一个整体而言, 青年农民工的多重人格则不同, 青年农民工在城乡两个现实空间中分别具有彼此独立、相对完整的人格, 二者在情感、态度、知觉、行为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有时甚至是彼此的对立。

在乡村, 青年农民工完全表现为一个传统农民应有的人格特点。他们遵循一切乡约礼俗。他们积极展现出顺应农业文明的那种“本分”有规可循的人格;但在城市中却可能是消极、攻击、反社会和杂乱无章的人格, 同时它们又是相互独立, 保持彼此的稳定性。

2.2 青年农民工的人格双重化表现

青年农民工的双重人格主要是对城乡两种文明体系, 即两种不同生活空间生存所需的内在反映。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 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人格可以看作这种类生活赋予人的一种内化表现。青年农民工生活在城乡两种完全不同的类生活当中, 这样让青年农民工的生命活动展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特性, 在心理上形成某种程度的分离。双重人格一旦形成, 往往进入潜意识的层次, 使人难以觉察到它的不同存在。两种人格总是寻找机会展示自己的主体存在, 在两种人格的争夺过程表现, 人的外化行为往往变得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这种双重人格并强烈抵入企图消灭它的一切努力。这就导致了时下青年农民工生活出现的一些问题状态, 引发许多严重的心理问题和过激行为, 如:孤独、自闭、精神失常、自杀、相互残杀、同性恋等, 也会导致一部分青年农民工选择了与社会断裂的态度、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并借以获取生存的资源, 这些态度或行为的表现形式通常有被动接受、消极反抗、暴力或犯罪。从本质上来说, 青年农民工的人格的双重化表现是在青年农民工人格走向成熟过程中过中的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青年农民工的人格的双重化的具体表现呈多样性和复杂性, 但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表现形式。

(1) 农民与市民。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双重身份标示出农民与工人两类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特殊混合体, 特殊混合体成为青年农民工存在的身份标签。因此, 对青年农民工的认识不能脱离开对特殊混合身份的分析。青年农民工双重性的社会身份, 使他们对社会认同的敏感度都要比单一社会身份的群体高出很多。因此, 青年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往往比一般青年高出很多, 他们对于现代城市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城乡两种文明体系的碰撞, 现实城市生活中对其存在的社会歧视及不公平的遇境, 青年农民工在自身遭受挫败之后, 所表现出低落、失望、迷茫、自我否定等消极情绪。黑格尔曾经说过:“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 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 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 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3]。对于青年农民工而言, 由于城市合法市民身份的缺失, 他们不能通过市民这个中介, 来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在由于现代城市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青年农民工原有乡村的生活的知识储备, 加上现代城市生活社交活动的陌生化特点, 使得青年农民工们对现代城市生活产生了抵触与不信任的情绪。一方面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现代性, 另一方面他们又怀念乡村生活的脉脉温情。他们在农民和市民之间摇摆不定, 他们的人格也产生了极具特点的两面性。

(2) 独立与从众。从具有独特的叛逆特质的青春期刚刚走出来的青年农民工, 在青年时期对于自我的认识也逐渐趋于稳定。此时的青年农民工, 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不再是坚持己见, 逐步脱离逆叛的冲动, 而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实践的经验, 对相应的事物做出更加符合理性的抉择。可以说, 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年农民工更加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认识了。然而, 由于青年农民工身处的现代城市环境不与原有乡村世界那么简单如一。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现代城市人际交往的关系体系中, 在个人与现代社会的角色互变中, 会有意无意地对现代城市生活行为进行模仿, 在现代城市生活群体的压力和暗示下要放弃自己原本乡村生活的传统和行为。因此, 青年农民工期待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的感召, 同时由于受到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群体的理性选择影响, 又使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感性和理性纠结的矛盾状态之中。

(3) 自尊和自卑。现在的青年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 他们具有受教育程度高、就业预期高、物质和精神诉、自尊心强都相对于一代农民工要高。这些特征使他们一般都充满自信, 对自我能力和品质有充分的把握, 他们对得到别人对的尊重非常渴望。然而, 在许多情况下, 青年农民工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与自尊相悖的自卑心理。有自卑心理的青年农民工一般都期望得到自尊, 却时常遭受歧视和挫败, 这时的他们会产生的一种轻贱自我的心理, 即自卑心理。有自卑心理的青年农民工一般对外界的评价非常敏感, 行动上也表现得缺乏信心, 改变现状的主动性差, 很容易因外界环境的刺激而遭到挫折, 并且对挫折的耐受力较差。自卑是人生的一个误区, 是人格发展的一种惰性力。青年农民工内心深处自尊和自卑的并存使他们的人格也产生了极具矛盾的特点。

3 青年农民工的良性及稳定人格塑造

新时期, 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革, 面对时代的变革, 在对青年农民工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的途径上, 必须运用具有时代特色的科学理论来教育人, 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塑造人。其目的在于培养政治趋向坚定, 有道德观念、有法制观念、有公民意识, 符合创建“和谐社会”的新人。在对青年农民工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之时, 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人格塑造内容。因此, 对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工进行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 就是要解决他们的人格双重化问题。应该从制度、法律、组织、宣传等方面积极开展起来:

(1)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打破户籍壁垒, 从制度安排上为青年农民工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实施青年农民工城市就业、定居、教育的公平及无歧视性, 建立和完善城乡公共资源共享体制机制。

(2) 完善全社会范围内法律保障体系建设, 在市民社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每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均有法律来调节各自的利益, 从而形成各种社会利益在法律上的平衡。因此, 从法律保障体系上要为青年农民工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奠定基础。并且扩大社会基本法律保障覆盖范围, 进一步加大青年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保护, 逐步缩小青年农民与城市市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

(3) 加强针对青年农民工人格塑造的教育组织体系建设, 优化塑造组织教育功能, 从社会管理上为青年农民工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提供组织资源。加强青年农民工群体中的党团群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群组织的纽带作用, 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管机构建设, 加强对青年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专业队伍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 塑造青年农民工良性及稳定的人格的主力军。培养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理论水平、专业知识的教育队伍是新时期的任务所需。

(4) 创新青年农民工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宣传教育机制, 提高塑造宣传教育实效, 以提高青年农民工可接受度。贯彻落实十八中全会精神, 用科学发展观引导宣传机制和载体的创新, 加大对青年农民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培育,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明辨是非, 遵守法律与社会公德。总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正确价值观和错误价值观并存, 而青年农民工正处于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 特别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予引导和帮助, 应大力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帮助青年农民工全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 坚持科学引导青年农民工的良性及稳定的人格塑造形成, 促进广大青年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成长。

总之, 青年农民工的人格双重化倾向会使其人格扭曲脱离, 很容易因而导致病态人格的出现。他们通常会以消极心态、崇尚暴力、逆反社会等倾向显露, 这种对社会消极及逆反的态度、行为, 可能会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实中, 青年农民工由于身份及其社会地位的边缘性, 最容易受到双重人格的困扰, 使他们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 也给个体心理健康带来障碍。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 广大农民长期浸润在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 封建思想浓厚的国家, 挡在我们现代化之路的最大障碍, 就是人们仅仅把现代化理解为技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 而忽视人本身的人格现代化以及人格现代化所需的制度现代化。而这种忽视很有可能使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质量不高甚至虚假, 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看, 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之根本是人格的健康化和现代化,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544.

[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62.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207.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10

(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都市农业形成的直接原因

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 农业和农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起步阶段, 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其后来的推进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工业化、城市化步入中等发展水平以后, 就应该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所获得的资源和收益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 最终实现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是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农业产业形态, 都市农业产生于城市化进程中, 并服务和依赖于城市化建设与发展 (周春江, 2011;田玉敏, 2010) 。

都市农业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不同,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城市的经济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服务于城市, 城市也反哺于它;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延伸产业链,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有一定的改善生态环境和丰富城市生活作用;科学化生产管理和先进农业技术对于其推动作用明显;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高度集约化, 增加了抵抗自然灾害和不稳定的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冲击。

(二) 发展都市农业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客观要求

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必然带来一些伴生问题。城市中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居住条件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成为了普遍现象。城市人口密度大, 空间宝贵, 居民生活节奏紧张, 对于农产品有着极大需求量, 因此都市农业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 这种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农产品的供应上, 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高要求使得都市农业在生态和旅游方面的贡献日益凸显 (宁超乔, 2006;金国峰, 2004) 。正是这种巨大的需求缺口, 迫使都市农业在补充城市功能方面必须做出更大的调整和更重要的贡献, 这也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的都市农业必须全方位、高标准的发展。

(三) 发展都市农业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当前, 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迅猛发展, 乡村经济相对滞后,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 且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在农村地区, 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出现大量剩余的劳动力, 农产品结构性过剩情况严重, 农民只增产不增收。为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发展都市农业及其产业化的推进已经迫在眉睫, 主要原因有如下两点。

1.通过发展都市农业, 能够促使农业具有与工业相同的交通、信息、电力等基础设施, 并且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有力地促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 (侯满平, 2006) 。

2.都市农业作为城市与乡村联动的最佳结合点, 能便利地利用城市资本集聚科技成果, 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 实现农业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 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空间利用能力, 缩小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的差距, 同时带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由此看来, 城市化进程与都市农业的发展有着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关系, 有着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都市农业势必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快速发展, 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房山区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农业发展现状

(一) 农业物质装备水平显著提高

2011年, 房山区高标准农田面积不断扩大, 在全区42.11万亩的可耕地面积中, 有25万亩就是高标准农田, 比重达到58.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能达到75%, 超过国家平均水平。

(二) 房山区粮食种植日益规模化

2011年, 房山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5.2万吨, 种粮农户为寻求更高效益, 彼此融合, 进行规模化生产, 已有201户种粮大户的种植规模达30亩以上, 总承包面积18000亩。具体情况见表1。

(三) 设施农业效益最为突出

2012年上半年, 房山区已发展20581亩设施农业, 同比增加1065亩, 增长7.4%。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2012年上半年房山区都市农业发展势头强劲, 其生产总值逐年增长迅速。但是, 由于2012年7月21日发生特大暴雨灾害, 使房山区都市农业下半年蒙受损失, 特别是观光休闲农业受其影响严重, 业绩大幅度下滑, 民俗旅游、观光休闲农业这一年仅实现收入2.6亿元, 与2011年相比下降13.3%。

由此可见, 房山区都市农业发展潜力巨大, 但该产业发展尚未完全成熟, 抗风险能力较差, 亟需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并提出解决对策, 以实现房山区都市农业发展的突破性飞跃。

三、房山区都市农业发展的问题

(一) 城市化发展水平较落后

近几年, 虽然房山区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但受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发展水平的限制, 与北京其他区县相比, 还有不少差距。2011年, 房山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综合实现程度达到80.94%, 在北京各远郊区县中处于第四位, 落后于排名前三的平谷84.64%, 门头沟81.18%和怀柔81.11%。2012年, 房山区的综合排名在全市十六个区县中处于第十位。从监测结果看, 房山区尚未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其城市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耕地资源、水资源匮乏

由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房山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复种指数不断下降, 粮食和经济作物总产量明显降低, 不利于都市农业发展, 特别对种植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冲击。

在水资源方面, 房山区人均水资源量为1200立方米, 但人均可用水资源量仅258立方米,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由于连年干旱, 房山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紧缺, 水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三) 主导产业扶持力度欠缺

房山区的产业结构已初步形成“二三一”的产业格局, 但是整个产业依然缺乏规模培育, 科学技术含量过少, 可持续性不足, 三个产业分配依然不合理等特点, 导致主导作用不突出, 进而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和都市农业的发展。种植业、畜牧业、民俗旅游产业还缺乏规模整合、规范和档次的提升, 缺乏科学化管理和经营, 与真正意义上的主导产业还存有一定差距。房山的主导产业没有作为主打产业进行整合、扶持, 也没有起到“火车头”的作用, 其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进行整合调整。

(四) 观光农业综合服务落后

当前, 房山的观光农业园区发展迅速, 但在这一过程中, 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最突出的就是房山观光园区布局零星分散, 大多数园区规模较小, 活动内容单调, 缺乏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由于园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宣传力度不足, 缺乏科学指导, 使得园区的社会知名度较低, 缺乏对游客的吸引力。

(五)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房山在北京属于农业大区, 山区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65.7%, 但是复杂多样的地质状况, 严重阻碍全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制约都市农业发展。房山区基础设施滞后主要表现在道路和水利设施两个方面。在交通道路方面, 城区道路缺乏合理规划, 不同等级道路之间错综复杂, 衔接不合理, 不能很好地发挥整体协同效应, 整个路网形态混乱, 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在城区中覆盖率较低, 直接阻碍了农产品的流通。在水利设施方面, 供水设施老化, 全区供水不足, 排水系统落后, 不能满足全区建设发展的需要 (刘伟, 2009) 。

四、加快房山区都市农业发展的建议

(一) 加强房山资源管理, 提高资源利用率

房山区都市农业发展中耕地资源短缺, 为此应建立土地集约利用和优化机制, 认真组织开展房山区土地利用普查评价工作, 评估现有可利用土地, 对其开发和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解, 并且对可供开发利用土地、低效利用土地和闲置土地的数据信息进行详细统计 (刘伟, 2009) 。在土地市场供应中, 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 利用这一点, 房山区在建立土地管理动态维护机制的基础上, 可以对都市农业用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和供给, 保障土地的高效利用率, 避免无规划建设和无目的开发的情况发生。

(二) 促进主导产业升级, 打造农业示范区

首先, 对于已经有一定规模的食用菌产业, 应大力推进房山区食用菌产业发展, 引进先进技术, 集中资源优势, 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打造食用菌产业链, 将食用菌作为房山特色品牌产品推向全国, 争取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食用菌高端产业示范基地。

其次, 建设现代都市型养殖业体系。养殖业一直是房山区的优势产业之一, 发展都市农业, 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生态优势和品牌产业优势, 通过强化养殖业支撑保障体系, 加强养殖基地建设, 提升房山养殖业知名度, 建立生态循环系统等各项工程措施。此外, 房山区要建立一套运行良好、功能完善的现代都市型养殖体系, 引进科学技术积极改良所养殖的畜禽品种, 改变传统的饲养管理方式, 改革对畜产品的经营流通手段, 进行规范的经营管理, 推动房山养殖业不断趋于规模化、专业化, 使房山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养殖产业大县。

(三) 做好观光农业特色, 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 绿色产业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点, 房山区应抓住这一机遇, 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休闲产业, 特别是重点发展林果、花卉和生态休闲农业。房山区要实现特色观光农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还必须考虑其所处地理位置和城镇居民对观光农业的消费需求 (王占锋, 2010) 。在房山周边地区, 居民通常对休闲度假及城镇旅游具有较高的需求, 所以在周边地区应该重点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园和风光型农业园。而在房山区中心集镇地区, 具有农庄特色, 发展农庄经济也是该区域的建设重点, 所以在中心集镇地区, 大多以建设休闲农庄为主, 突出发展农庄式的农业休闲园区。房山区发展观光农业, 不能仅注重其休闲娱乐功能, 还应该着眼于农业生产, 引进农业高科技品种, 拓展园区功能, 使观光园区成为娱乐性、科学性和文化性并存的高级休闲农业园区。

(四)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集聚农业发展力

在道路交通方面, 房山区充分利用北京市建设轨道交通的机会, 对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资源进行整合规划, 实行有效开发, 提高土地利用率, 充分发挥每一寸土地的价值。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改造区内路网, 加强与城市中心交通联系, 方便农产品运输。

在水利灌溉设施方面, 着眼房山区水资源匮乏的现状, 要特别重视灌溉用水计量的精细化管理, 在保证全区农产品品质的基础上, 采取各种节水措施, 最大程度降低农业用水量, 实现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针对农业节水灌溉, 房山区正加大力度实现智能化管理, 争取对全区农业用水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

在应对农业自然灾害方面, 重点强化公共安全设施的建设, 还要特别强调防灾减灾工作的落实, 在规划中注重对防灾场地的预留建设, 保证有充足的空间应对突发状况;建立完善的减灾应急体系, 尤其是对墒情、旱情和水情的应对, 建立自动监测网络, 提高农业抗旱防涝能力, 增强农业的减灾水平。

(五) 构筑科技支撑体系, 推动规模化经营

根据房山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及定位, 房山区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利用首都北京的人才、科技、信息等优势, 研发或引进房山农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先进、适用技术, 创建房山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房山农产品品牌。同时积极主动寻求农业技术的国际交流合作, 努力跟进国外农业技术发展新趋势, 全面提升房山农业科技化水平。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电力需求预测 篇11

【关键词】电力需求;城市化

1.引言

过去20年多中，中国电力需求年均增长近10%，高于世界其它任何国家，而且预期还会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电力供需形势历经数轮起伏，2008年全国煤电油更是出现全面紧张。充足可靠的电力供给不但是目前影响经济稳定的重大宏观问题，还将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重影响。预计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在2020年左右告一段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规模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并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将对电力需求带来何种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电力需求如何增长，是本研究要考察的问题。

2.发展现状

首先，可以从农产品生产和运输来讨论。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56%，大致推算一下，为全国人口提供足够食物，每个农村人口为不到2个人生产所需的粮食;如果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60%及以上，每个农村人口至少需要为2.5个人提供粮食。要使人均粮食产量达到目前的1.25倍，只有通过农业现代化。所以，城市化进程中的农业现代化需要消耗更多能源。其次，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要求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达到一定集中度。国际经验也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国经济往往呈现出工业化的特征所以，工业化生产所需的建设及运输过程也将比相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消耗更多能源。最后，与城市化相关的工业化发展将推动居民能源消费。首先，随着城市化率提高，需要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住房;其次，人口大规模地迁入城市后，对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城市绿化等公共设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都需要消耗更能源。

3.变量选择及定义

1）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是文献中最早、也最常见的解释电力或能源需求的因素。经济增长及其对生活标准的影响是促进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众多经验研究证明了GDP与电力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2）城市化：人口增长是促进电力消费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相对于人口总量增长，城市化率的提高对电力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

3）工业化：工业耗电在中国的全社会用电量中占70%以上，重工业则占6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耗电大户”。中国电力消费呈现的“工业化”特征，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4）电力使用效率：虽然中国人均电力消费量相对较低，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单位产值电耗水平很高。本文用工业增加值与工业耗电量之比代表电力使用效率。假设工业耗电量会随着用电效率提高而降低。

5）电价水平：价格是影响商品需求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电价仍由行政制定，电价水平多年不变。

4.对电力需求研究和预测

4.1 影响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

除了将收入水平作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一些学者也试图纳入其它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城市化对电力消费的影响会随人均收入及产业结构变化而变化。在研究加拿大各城市人均电力消费后发现，经济运行、人口、气温是影响电力消费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对发展中国家的长、短期居民电力消费都有重要影响。在三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技术研究并预测了中国电力消费，表明GDP、资本、人力资本及电力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4.2 电力消费的收入弹性

经济增长同电力消费之间究竟是否为不变的线性关系，值得商榷。经济中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结构变化可能会改变收入水平影响能源消费的方式及程度，这在线性方程中很难得以反映。对中国电力消费弹性的中长期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也发现，电力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随着收入水平发生了非线性变化。因此，在预测中长期电力需求时，将需求收入弹性作为常数的假定确实需要讨论。

5.人均电力需求预测分析

未来20年将是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刚性的能源高需求阶段。因此，本文关于中国电力需求的预测有其合理性。2006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3%，与中等收入国家61%、高收入国家78%相距甚远。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会提高整体能源（包括电力）消费水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特征是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估计到2020年，中国大约有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2006年，中国以占世界总量5.5%左右的GDP，消耗了世界钢材总量的30%、水泥总量的54%。2000年到2012年間，中国电力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速超过11%，主要源于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这就印证了本文结论，城市化是引起能源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

根据本文预测结果，可以判定，中国2020年的人均电力消费量将达到5000千瓦时左右。据此推算，2012—2020年的人均电力消费年均增速约6%。未来中国经济仍将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能源消费将发生巨大变化，即使技术进步有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将经历一段刚性的高增长阶段。总体来看，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程。各国社会条件不同，经历的时间会有所不同，但这一过程是每个发达和中等收入国家都经历过的。如果没有出现大的灾难性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大概还需要12年（到2020年）。需要并且真正理解这一阶段的能源消费增长和能源消费刚性问题，是制定有效的能源战略和政策的必要前提。

6.结论

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国目前还处于能源高需求阶段。城市化推进阶段的工业特征是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化阶段能源需求的刚性说明中国的重工化过程不可避免。近期中国的能源发展动态也表明能源消费在快速增长。2003年到2007年间，各年能源消费总量以近双位数增长，究其原因是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这说明城市化进程在加速。

参考文献

[1]吕新良，王维超，沙宇恒.智能电网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A].低碳陕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 篇12

一、永城市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现状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截至目前,永城市在工商局注册登记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 139家,成员户数达41 265户,覆盖全市29个乡镇;全市家庭承包经营耕地6.67公顷以上的土地流转大户有441户;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家庭农场有200多家;全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58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9家,有省、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42家。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素质不断提高。据统计,2014年永城市拥有注册商标的专业合作社有32个,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有32个,通过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的有32个。各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章程制度、财务管理、利益分配等机制逐步完善,内部运行不断规范。

二、永城市培育新型农业生产主体的主要做法

1.强化组织领导。早在2009年,永城市政府就成立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领导小组;而后成立了家庭农场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后来又根据发展需要,成立了由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任组长的加快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领导组,形成了部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各司其职、合力推动的工作机制。

2.加大政策扶持。近年来,永城市政府先后下发了《永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实施意见》《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的实施意见》、永发[2013]1号文件、永发[2014]1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政策措施,并多方筹措资金鼓励龙头企业发展,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动力。

3.狠抓规范管理。2014年,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印发永城市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进一步探索家庭农场登记制度,明确认定标准、登记办法、扶持政策。截至目前,永城市有10个家庭农场被评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3家家庭农场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4.加强宣传培训。从2007年开始,永城市政府就利用电视、广播、《今日永城》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培训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水平,掌握了规范化操作的基本技能。

5.强化业务指导。永城市对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统计监测分析,实行统计月报制度。当地还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制度,全市共聘任65名辅导员,从登记注册、税收政策、金融政策、财务管理等方面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供服务。各相关部门积极帮助合作社争取资金支持和项目扶持,大力支持涉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参与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及博览会,提高产品知名度,拓宽产品销路。

三、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政策建议

1.加强发展规划引导。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真正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作为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主体和重要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出台强有力的扶持政策。同时,要建立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培育考核机制,纳入对相关部门的“三农”目标考核内容,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加强培育载体建设。要以培养本土人才为重点,加快培育农业农村紧缺实用人才;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以及农业科技人员从事农业创业;支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实用人才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通过流转土地等多种方式扩大生产规模;支持外出务工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村经纪人等返乡从事农业开发;鼓励新型生产主体引进各类人才,为培育新型生产主体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要继续加大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培育新型生产主体提供良好经营环境。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要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农业信贷支持,落实用地用电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