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法制

近现代中国法制（精选12篇）

近现代中国法制 篇1

在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中, 法律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当前中国法律正处在深刻的历史变革中, 是从传统法制到现代法制转型的飞跃时期。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制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我们应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冲突, 让传统法律文化为现代法制建设服务, 从而达到依法治国的目标。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有学者指出, 所谓“法律文化”, 是以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分支领域。中国的法律文化源远流长, 既包含了法律思想, 又包含了人们的法律意识。有两个主要的特点, 首先,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思想, 其次, 融合了法、释、道各派学说。

二、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潜在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有一定的价值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 凡是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都是有价值的, 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潜在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本质是以人为本, 重视人的思想。珍惜生命, 关注人的内在, 注重人的价值, 但是在君主制的国家里, 人的权利和利益被压制到最低, 君主的权利得到无限的扩张, 直至现代中国仍然存留着浓重的独裁和专断的思想。现代法制建设中, 要以继承和发扬的原则, 在吸收以人为本的理念时, 摆正个人的位置, 保障个人的合理权益的前提下, 不断完善法律制度。

(2) 法律与道德相统一, 礼法结合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注重法律和道德的统一, 引礼入法, 主张以教化为主。但是, 在古代中国, 主张“德治”优于“法治”, 只有符合道德的法律才是有效力的。现代法制建设中, 应该坚持二者协调发展, 提倡“德治”和“法治”并用, 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 以“法治”作为根本方式。

(3) 通过调节解决纠纷。在历史悠久的社会中, 出现了纠纷, 人们往往会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认为互谅互惠, 重秩序, 轻权利。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调解的纠纷, 在表面是看似解决了问题, 实则矛盾暗藏, 不定时的会爆发, 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在现代法制建设中, 虽然也提倡民间调解, 但是应该在明辨是非的前提下, 通过调解使双方明白各自的责任和权力所在, 互谅互让, 并不是一味的和稀泥。

三、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至今, 对现代法治建设有其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 我们应该积极的认识, 更好的继承精华, 整合多元化文化, 确立正确的主流文化, 形成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体系。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有以下几方面:

(1) 加强人权保障。要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落到实处, 消除等级观念, 树立权利本位, 体现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 培养人们树立主体意识, 只有这样才会将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平等的解决。法律作为一个外在的因素, 促使每个人都受其约束, 只有法治社会才能产生和谐的社会, 在加强人权保障的前提下, 建设和谐的法制社会。有学者说, 现代之法是人本权利执法。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并发掘有益于现代法制建设的优秀的部分, 更加完善现代法制。

(2) 加强“法治”和“德治”的融合。法律和道德作为调控人的行为的两种手段来说, 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在解决人们矛盾的时候不能忽略其中一方面, 不能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 也不能单纯的以“法治”为主。现代法制的构建必须基于清理的认同之上, 把握“恭行天理, 执法原情”的真谛。将道德融入法律, 法律中又体现对人的关怀, 把天理、国法和人情有机的结合起来, 从而有利于法律的实施、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3) 建立合理的诉讼观。在现代法制建设中, 同样要借鉴以德息讼的思想, 在司法活动中要以调解来解决民众纠纷, 互谅互让, 不排除“人情”的调解作用。要本着利民便民的原则, 尊重民意, 用调解缓解社会矛盾, 基于经济和公平的原则, 让人们自愿采用非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 用理性的协调方式达成共同利益的共识。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社会和感情的需要, 要本着批判的精神借鉴传统经验, 使法律效力和社会效应达到双赢。同时也尊重社会伦理, 减少了诉讼费用和时间, 更便利更快捷。

四、结束语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得以继承和发扬, 我们要在认清事实的前提下, 吸取精华, 摒弃糟粕, 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的道路。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合理的转换, 将继承、改造和出新的工作做好, 要态度上积极、认识上肯定、操作上谨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要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再创辉煌, 为现代法制建设提供理论逻辑基础, 在中国特色法治进程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高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2) .

[2]吕丽, 潘宇, 张姗姗.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与文化专论.华中科技人学出版社, 2013.

近现代中国法制 篇2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理论界，“后现代”一词已经颇为流行。然而在法学界，我所看到的、真正算得上后现代法学的文章大约只有冯象先生的一篇短文，而且还不是发表在法学杂志上。[注释]尽管我在评论波斯纳的著作时提到了后现代思潮，但仅仅是作为波斯纳的学术背景而论及，并没有展开。[注释]在这样的背景下，季卫东先生的新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一文[注释]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将在后面论证我的这一判断)简要地谈及了后现代对法学的影响，并针对中国法制[注释]建设分析了后现代法学的意义和局限。在一定意义上，季文中所提及的三个问题都具有后现代性(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主义者同样可以处理这些问题)，他介绍了一些后现代法律观点和论文，这对中国法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季文对后现代思潮所作的某些概括、分析和判断，我却有一些不同看法。现在在中国引进后现代法学有意义吗?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在谈后现代是否太早，甚至是否有利于当代中国法制的建设和法学的发展?季文中明确提到中国不能“等现代化功告垂成之后再来谈后现代主义”，并认为“后现代法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法治现代化并不矛盾”;但与此同时，季文“并不认为中国可以跨过法制现代化的阶段，来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大跃进”。文章认为“后现代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为了解决现代化的构造难题而划的一条辅助线”，首先是要“补课”，因此文章认为应当“考虑和戒备”“法制现代化过程导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妨碍对传统的批判和变革”;季文对中国大陆目前学者的关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丝丝缕缕的乡愁”表示了一种适度的怀疑，认为“以‘现代化之后的’理论美酒来浇‘现代化落后’的实践块垒”，是无法一醉方休的，认为弄不好后现代法学在中国就会落入“托古改制”的窠臼。

季文的担扰不无道理;在这一前提下，我觉得有四个基本问题可以进一步澄清。

首先，什么是“后现代思潮”，什么是后现代?从文字上来看，季文认为“一般而言，先有‘现代’，然后才有‘后现代’”，因此这也许容易使人以为，后现代思潮是“现代化之后”的理论，仅仅解决后现代社会的问题。而且由于季文认为中国不可能跨过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因此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隐含地沿用了一种单线进化的时代观。而我将在本文中论证，对后现代思潮也许不能作这种现代主义的概括;至少在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历史固然不是随意创造的，他也决不是一种单线进化发展的。

其次，季文的判断中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后现代思潮对于中国目前的法学发展和法制建设可能是弊大于利，因此应当有警惕的必要。在这一点上，季文所体现的现实感、社会责任感，以及不承认跨越时间的普适真理，我完全赞同;但就在同时，基于上面所说的单线进化的阶段论，季文针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开出的药方是中国现在应当更多一些现代主义，似乎现代主义的法学对当代中国就一定是利大于弊。在这里，季文无意中流露出一种几乎是无保留地认可现代主义具有跨越空间的普遍真理性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季文似乎未能保持其学术逻辑上的一致性。的确，后现代思潮存在问题，但现代主义同样存在问题。抽象意义上的、脱离语境的更正确的理论并不存在。因此，尽管在本文中我的结论与季文的结论相似：中国法制会拒绝后现代思潮，但我的论证与季文不很一致。我认为这种拒绝不是由于学者的警惕，而是由于后现代思潮本身的弱点和法制本身的特点。

第三，假定后现代思潮法学不能普遍适用，并因此假定它会对中国法学界研究后现代思潮的学者产生不良影响，那么，它是否一定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不利?季文之所以认为要警惕后现代法学，固然有其实践的考虑，但一个潜在的预设也许是他过分强调了法制和法学的联系和同一。但我担心这一本来是正确的强调却容易强化“法制主要是法学家的创造”这一在中国目前法学界中颇为普遍的观点，而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一个多年来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理论命题：即法学的价值在于并且也仅仅在于其对现代法制的构成性的价值。由于这一命题隐含规定了法学研究不存在其独立的阶值，因此很容易变成并且在许多时候确实成为一个限制法学学术发展的理论。尽管季文并没有主张这些观点，但鉴于对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考虑，我将在本文中略加借题发挥。

最后，季文倾向于将中国目前学界关于本土化的思考〖ZW(〗中国当代学界关于本土化的学术思考，可参见《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3期起至1996年各期。〖ZW)〗归结为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概括或者判断是不够准确的。我认为，关于本土化问题可以成为一个后现代思考的问题，但并不必定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我将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如果中国当代学术界和法学界一些学人的研究转向本土化包含了后现代化的因素，那也仅仅由于后现代并不是一个现代之后才出现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问题。本文的结构也就如此构成。

但在转向问题讨论之前，我必须再次强调，季文是一篇学术评述，而并非对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全面论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较真”无论对这篇评述或对作者本人也许都不够公开。但是，本文目的并不在于争个对错，而在于就季文进行的讨论本身对法学研究和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在这一层面上，本文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不当之处，还请季卫东先生和其他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二

尽管“现代”在许多学者和普通人那里都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并因此往往根据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用法而习惯于将“后现代”理解为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但细心阅读一些后现代学者的作品可以发现，对后现代的这种界定实在令后现代学者无法接受。尽管后现代思潮真正形成一种学术气候并获得这一标签也许比较晚近，[注释]也尽管直到目前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后现代”不同于“后工业社会”之类的概念。后现代甚至主要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指近代以来某些学者大致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从这些学者的学说本身来说，至少其中有些人就反对包括这种“后现代”加“主义”的标签;而尽管分享了这个标签，他们各自思想的差别也很大，仅仅具有一种“家族相似”。其中有些被称为后现代的学者(例如季文中提到的卢曼、阿多诺和塞尔兹尼克，甚至哈贝马斯)——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制度设计和理性主义倾向，强调宏大理论和历史阶段(而不是理想型)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与现代主义者有更大的家族相似。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个倾向，即反对“时代化”的历史界定方式。

例如福柯就曾指出，我们不应当将现代性仅仅视为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与今日现实相关的态度，是一些人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一种活动和行为的方式。[注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并不是直接的年代顺序”，[注释]并不总是理解为继现代之后，而且可以指与现代同时，甚至“先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注释]

对于这种近乎语言悖论的界定，只有在理解了后现代学者对时代化的分析批评之后才能消解。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时代化是一种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义的产物。现代被用来指的是从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或某一点至目前的一个时期，是在缺乏更加明确的描述时作为“场所维护者”而起作用的。历史时代化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预设是，一个时代是一个自我包含的统一体，或是一个保持了一贯性的整体。根据现代主义的观点，今天的西方被视为17、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或资本主义的展开，今天的所有原则和思想都在这一时代起点的基因中就存在了，此后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只有变形而没有变异，有变化而没有断裂，因此一切变化都是一个范式中的重复。[注释]

但是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这种观点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而仅仅是一个现代主义的预设，并且在实践上压制了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变异。福柯就以大量的著作表明近代以来的那个“历史”是一种虚构，因此，他反对传统的那种基于因果论的历史学，认为那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构造;他把他自己的著作称为“考古学”，不是试图构造世界发展的总体因果关系，而是努力展现历史的谱系，其中充满了断裂、错位、变异、偶然性，充满了一种知识型对其他知识的权力征服。[注释]也正是因此，尽管福柯已于12年前去世，他却被公认为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也正是如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曾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同样的现在。[注释]而另一位学者则指出，说福柯是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的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学科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可以是后现代的。[注释]

尽管话让学者们一说就有点玄，但后现代的这一思想其实对我们并不陌生。只要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难以同其他一些人沟通。尽管在时间和地域上，所有这些人似乎是处在同一个“时代”，但理解、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思路完全不同。因此，所谓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场所，而是有人参与的主观创造。由于社会分工、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因素，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现代主义者轻易抹杀这种实际生活世界的非齐一，将这种状态解释为人们启蒙程度的不同，进化程度或文化(作动词用)程度不同;表面似乎认可多元，实际隐含了单一的框架和对自己思维方式的过分自信。而后现代学者认为这种不齐一的状态就是生活世界的本来状态，是现代之前——即思想家开始强调时代的整体性之前——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后现代是现代之前或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世界以它自身的丰富性和众多的可能性而呈现着，并不存在一种必定的汇合、整体性和终极目的。

因此，如何界定后现代，有一个由谁来界定的小问题：以现代主义对后现代思潮的界定为准，还是以后现代学者的自我界定为准。我认为，应当尊重后现代学者的自我界定。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希望尊重作者的自我偏好。更重要的是这个定义之争关系到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正如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所说的，谁控制了定义，谁就控制他人的生命。[注释]如果放弃了这个自我界定的权利，后现代学者对现代主义的一切批判性反思和分析都从根本上成为无稽之谈。

比如说，后现代学者所反对的现代主义的要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时代化，而如果接受后现代为现代之后，那么后现代学者的思想就显然与现代无关，他们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相关性就在其受孕之前(而不是在摇篮里)被轻易扼杀了。又比如说，时代化假定历史的自我统一性，因此为了构造历史就必然要压制、征服那些与这一统一之预设不和谐的声音，而后现代学者就是要拆散这一虚构的统一体，他们希望象考古学家一样把压在地层中的、进入不了那种因果化的和整体化的历史的林林总总全都展示出来。再比如，现代主义假定时代是一个必然的连续体，因此其中没有断裂、没有变异，一切不符合他们的因果化历史和整体化历史的事件都是偶然性的事件，因此都无关紧要，最多也只能作为一个趣闻秩事而成为这种历史的一个小注，而后现代学者就是要以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个必然性的连续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必然，而是充满了变异、断裂、错位和偶然性。因此，由谁来定义，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决定了后现代思潮出现是否有意义。

也正是出自这种反对连续统一体和自贯整体的时代化，在后现代思潮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单线发展的，历史不存在那种本来仅仅作为便利的分析工具、而如今已带有强烈意蒂牢结功能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之区分，因此也就不存在一种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当然，对这一命题必须要加以解说，后现代思潮认为社会变迁没有不可跨越的阶段并不等于说社会变迁是不需要具体条件的，相反，后现代思潮非常强调的、经常被指责为相对主义的就是语境论(contextualism)。它们并不是一般地认为“阶段可以跨越”(借用一个现代主义的短语)，而是努力去发现具体的知识、地方性的知识，促成这种“流变”。他们指出现代主义之虚妄，至少让人们不盲从，不会将一个社会的完善建立在某一个基础或本质问题上或某几个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它使人们理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人的理性的有限性。

就我个人来说，我赞同后现代学者对现代主义的这种分析批评。因此，假定历史真是时代化的，历史是单线进化的，时代不能跨越，而必须补课，人们就会发问，西方又是如何在17、18世纪之后一下子超过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呢——而有些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古代文明在时间上发生得更早，地域上更广阔，社会也曾经更富有(从后现代观点来看，文明是无法置于一个发展单线上加以通约比较的，因此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也许现代主义者会指出西方社会的发展才是历史发展的正宗和典型(例如“中国文明早熟”的论点)，其他文明都是正宗的变形。也许情况真是如此，可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宏大理论和中心话语又隐含了或会隐含着多少暴力、恐怖和征服。希特勒不就是这样一种理论的产物吗?反过来，如果社会真的是单线进化的、并且是必然性的，那么作为其他民族的人们又何必努力呢(反正最终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又能怎样努力呢(努力也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

相比之下，我认为后现代关于知识、历史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更有启示。后现代让我们看到和谐中的不和谐，连续中的断裂，理性中的非理性。例如，它提醒我们至少从一个角度可以并且应当将历史平面化，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汲取一切我们希望并认为应当汲取的经验和知识;它提醒我们将人类其他社会的经验平面化，理解到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并不必然就没有我们可学习的东西，而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一切也并不必定都应当学习，而是要根据我们的需要而学习。这是平面化，同时这也是非中心化。又例如，从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出发，我们可能进一步理解中国的法制建设是一个多方面的磨合形成，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观念或做法就可以完成。从视角主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好的制度和理论，其意义是阐释者赋予的，因此不会发出诸如“外国的好东西，中国人拿来一件糟踏一件”的慷慨陈词。从非哲学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那种玄而又玄的理论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具体的分析，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做。

当然，人们可能会反驳说，你说的很好，也很容易，但后现代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有效地并有利地付诸实践。在此，我想举几个实际例子，例证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及其实践并非那么遥远，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尽管后现代思潮这个词出现得很晚，而且让一些学者说得挺玄乎。例如，近代的语言再现理论，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概括地表述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要求人们“得意忘形、得意忘象”。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从他自身的治学经验中得出古代学者的当时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样一个令现代主义者瞠目结舌的命题，他认为把修昔底德的世界标记为“古代”，而把我们的世界标记为“现代”的记载历史的方法毫无意义;他认为在哲学意义上说，他自己的世界和修昔底德的世界是同时代的。[注释]波普则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而只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他认为历史解释从来不是客观的而都是出自实际问题和决策中所产生的需要，因此历史没有人类注定要走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注释]这些思想都是与后现代思想家的一些观点相通的，而说出这些话的学者本人却并不是后现代思想家，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后现代思潮不是一种远不可及的新学术，而是一种普通人也人人可能得到的人生经验;只要不是过分为现代主义的理性思想框架所笼罩，只要是认真对待、表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即使那些主要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思想家也会得出某些后现代思潮相通的结论。后现代思想家的贡献也许仅仅在于将这些先前为现代主义的理性压抑的知识表述出来。

而且，后现代思潮也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它也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例如在美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教育的核心是遵循先例，而这种制度的优点并非由于它总是坚持先例，[注释]而是它体现出一种对历史和前人智慧的平面化和非中心化;在这种平面化、非中心化的司法实践中，判例不是根据其时间先后、判决结果本身是否公正来引证的，而是法官从任何他认为(当然要受到一种职业传统的限制)有关的判决中(而不论其多么古老，这个判决的实质结果以后看来是否是个错误)抽象出适合手边案件的法律。这同时也体现了哲学阐释学和视角主义。这表明即使在西方国家，即使在法律制度中也从来不是现代主义的一统天下。

不仅在法律制度上是如此，而且许多从整体上属于现代主义的法学家、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罗尔斯。他无疑是一位现代主义者，试图重建一个康德式的正义理论。但在1980年和1985年为自己立论基础辩护时，[注释]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所唯一要加以考虑的，就是辨识那些包含在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解释传统中的基本直觉观念。他依据的不是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历史的或现实的，而是他和他的同伴的内心确信和基本直觉。这种辩解在传统理性主义者或现代主义者看来是太不充分了、太可疑了，会使许多基础主义者感到失望，但这却恰恰反映了后现代哲学观对罗尔斯的影响，尽管也许罗尔斯本人未必一定乐意承认。[注释]在另一篇文章中，我还曾提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劳伦斯·却伯的一篇论文，[注释]他主张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定理为指导重新调整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和实践，主张法律家应当也可以从现代物理学中学会一种新的理解法律和法律实践的观点。而另一位美国法学家波斯纳，作为一位极力推动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学者，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激烈的现代主义者。可就是这位波斯纳以尼采和霍姆斯为榜样，对权利所作的谱系学分析，对规则与裁量权之比较分析，以及他对法律的定义，等等，又同时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后现代风味。'>[注释]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释]

既然后现代体验在任何社会都是从来就存在的，是我们生存的状态或成分，这也就意味着后现代思潮并不只是少数敏感学者的天才创造。从接受美学上看，之所以存在接受者或者接受者之所以能够接受，并不是因为接受者从传授者那儿学到了这些经验，而仅仅是由于传授者的出现引起了他们对被自我忽视的自身经验的重视，他们能从传授者那儿学到的是也仅仅是对这种感受的表述。换言之，在一个他人普遍没有后现代体悟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后现代思潮。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些现代思想家，哪怕是强烈的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也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带有后现代的思想。

因此，我认为，季文侧重于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概括后现代思潮，这种做法对后现代“主义”是不公正的;如果不是试图通过定义将后现代思想击败的话，那么至少也是没有理解和尊重后现代思想家。

三

尽管后现代思想家有所贡献，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中的确体现了一种对现存知识的否定，强调非中心化、历史的平面化、知识的破碎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仅从这一点看，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是摧毁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似乎与肇始于笛卡尔的那种以肯定和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一种鲜明强烈的对比;人们很容易因此得出结论，后现代思潮的引进将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但我认为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皮相。只要回顾现代初期，现代主义思想家不也曾以现代主义为武器对中世纪以来的传统不断否定和摧毁吗?因此，如果现代主义仅仅以本身就值得争议的“破坏性”来否定后现代思潮对现代社会、包括对中国这样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作用，那么现代主义就有维护既得利益的嫌疑。

而且，即使假定后现代思潮有破坏性，那么我们首先应关注的问题也并不是它有没有破坏性，而是有没有研究它的必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的问题。

首先，并不存在是否要引进后现代思潮的问题。我在上一节已经指出，后现代现象和思想一直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且或多或少地曾为我们体悟;尽管我们有时曾试图用理性主义来压制它，排斥它，将之归于非理性，反理性，但我们无法将之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清除。

我们也不能对其置之不理。既然它存在，并在无形中或无意中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我们的法学和法制，我们是否可以采取鸵鸟政策(据说这是对鸵鸟的强加，因此有可能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而否认它呢?否认它是否比承认它、研究它有更大的好处?问题在于对谁有好处，以及由谁来界定这些好处?我认为应当对此加以研究。因为研究它对我们的法学发展和法制建设有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我们以前不理解的问题，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我在读孟宪范女士等人的关于农村女童受教育权利意识研究的文章时，[注释]发现女童在受教育问题上有比男童更强烈的权利意识，而不是如同我们通常所预设的那样更弱。为什么?我很自然联想到的解说之一是波斯纳对权利的谱系学分析。波斯纳认为权利意识是人的一种生物本能，没有这种本能人就不能够存在;“权利的内容„„会随着变化的社会环境而变化，但这种拥有权利的感觉将是一个常项”。[注释]当然我还不敢说，波斯纳的这种解释一定就对。但如果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我们以前关于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弱的论断和命题也许就要修正。也许我们以前关于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弱的判断是一种误解;也许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衡量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示标，不足以显示中国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也许我们应当研究是什么东西压制了或掩盖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显示。当然，我的这种分析已经不是后现代性质的了，但启发是来自后现代思潮。

又如，霍姆斯对“迪奥单”(或对物诉权)的谱系学分析，[注释]给我们的启发是：一种初始荒谬的设计并不必然导致荒谬的结果，而在社会演化过程中可能蜕变成一种合理的制度;而相反一种初始设计完美的制度则不必然导致合理的、正当的和理性的结果。正如尼采所说的，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顺序总是会一次次按照新的目的而改写。[注释]这从正面提醒了我们、又从反面告诫了我们法制建设的复杂性，“更注意提防那种设计了一个‘纯粹、无欲、无痛、无时的认知主体’的危险的古老的观念虚构”，因为这些虚构和概念总是要求有一只常人无法想象的上帝之眼。[注释]这种思想对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都不无意义。

又如，对法学的解构使我们理解到法学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学科，因此，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就不可避免。也正是在这种冲击下，法学才从其他学科获得了更多的活力。

因此，重视后现代思潮与法学关系的研究很有必要。那么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研究。我认为前一个问题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人为设计的问题。理由我将在下一节中深入展开。

问题也许在于法制建设应在多大程度上实践后现代的一些思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我个人的看法，后现代思潮尽管言之有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是就总体上来看，也许是无法全面付诸法律实践的。这并非因为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因此自觉警惕或抵制后现代思潮对法制的影响;而是由于我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实践将拒绝后现代思潮的全面实践。我们只要看一看，后现代思潮主要是发生在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一种思潮，尽管这些学科也有社会实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考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但它毕竟不同于法律的实践。法律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以及由此要求它所必须具有的有序性和合法性都使得作为一种制度的法律无法全面进行后现代主义实践。人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不断摧毁现有的制度，并重建制度(否则的话，那还能称作制度吗?);社会也不可能接受一个律师或一个法官在法庭上不断提出他的新理论、不断摧毁已有的观点。即使法官或律师想这样实践，他也会被他必须服务的人们所拒斥;即使为了个人的生计或其他无法抗拒的利益，他们也只能将后现代思考作为一种个人的偏好。人们需要法律或法制主要是需要它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尽管人们看到了这种确定性的法制不是没有缺点(甚至会出现象辛普森案件这样的结果)，但人们仍然会、或不得不容忍。因此，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潮对法制的影响必定较其对思想学术领域要小。但这并非是由于法律界和法学界人士更为保守，而是由于制度的限制、权利的限制、传统的限制。这也表明，即使同样是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也并不是同等的，各个学科有自己的特殊性。制度的约束力要远远大于个人甚至是个别思想家的力量，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主张法制的根本理由吗?

我的这一结论与季文的观点很近似，但我却不能同意季文关于中国当代法制首先要现代化，然后再谈后现代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季文是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即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强调后现代思潮。但文章并没有将这一原则坚持到底。当文章以中国具体情况为由而反对后现代思潮普适一切历史阶段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现代主义的法制观当成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普适产品。这在论证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论证了后现代思潮不是普适的，并不等于论证了现代主义就是普适的，现代主义并不是否定后现代思潮后的“自然替补”;论证了后现代思潮不是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普适的，并不等于现代主义在“同一历史阶段”(而且中国目前和欧洲19世纪的同一吗?不要想当然，而是真正想一想并且看一看)的任何国家都是普适的。季文似乎没有将它的反普适主义逻辑坚持到底。

当然，这并不意味我否定季文中的实质性判断。从上面的论述和分析来看，可以说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作为一位法学研究者，我的职业要求我并限制我，我不能也不愿成为仅仅是不断摧毁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开放的实用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不仅同意季文关于中国的法制不能全面实践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而且同意季文的阶段论中所隐含的关于法制发展是一个过程的思想。

四

细心的读者应当注意到，我在前面始终将法学和法制作了一种区分。这种区分是重要的，而我认为季文没有对这种区分给予充分的关注。季文倾向于假定中国法学家关注和研究了后现代思潮就一定会受其不良影响，并且文章过份强调了法学研究同法制建设相联系——如果不是等同的话，因此隐含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主要是法学家的创造的判断。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不认为有什么“本质上”不好的学术思想。只要真正是学术的思考，就无所谓好和不好，好坏的评价往往是从结果来看的，是一种由果到因的反推理。在这一点上，后现代思潮和现代主义都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的确，后现代思潮中也有不少在我看来可能是虚妄的梦，例如，批判法学的昂格尔教授就强调从理论上看社会制度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批评那种认为社会制度必须采取确定形态的观点的“虚假的必然性”;[注释]而罗蒂也曾设计过一个非常天真的乌托邦。[注释]对此，我们当然应当警惕。但是这种虚妄并非后现代所独有，更不是它的全部。现代主义的虚妄决不亚于或少于、在我看来甚至——至少到目前为止——更多于后现代思潮。例如启蒙、理性，例如自由、平等的千年王国;在法学上，只有西方社会有法治，而非洲人是没有法律的野蛮人的流行观点;在法律实践上，我们也看到自然法一直被用来禁止安乐死和人工流产，而希特勒是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等等。

何况历史上从来都有误读(这种说法也是可疑的)，从阐释学上看也许没有什么误读的问题)的传统。尼采不是被希特勒“误读”了吗?也许一个人读《威尼斯商人》和《雾都孤儿》会因此成为反犹太主义者，可是应当让莎士比亚或狄更斯对此负责吗?[注释]对法学界来说，研究后现代思潮并不存在产生坏影响的必然性;而且即使对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不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过错，而可能是实践者的过错。我倒认为，只有在了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之后，中国法学界便可能对现代主义法制理论有更深的了解，也较少可能“误读”后现代思潮。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是一句老话，可道理是新的。

而且，为什么我们就不怕中国当代法学学者误读现代主义呢?事实上，多年来，我们不是确实多多少少误读了一些吗——例如我们更多赞美洛克、卢梭等的理性主义的传统，而不提伯克、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许多著作甚至标明伯克是反动派。法学界许多人欣赏美国的司法制度，但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最重要的法学家的著作，除了《联邦党人文集》外，几乎都没有中译;而我们又常常是拿着洛克和孟德斯鸠去演绎附会美国的法律制度。说到底，我以为，季文的判断是出于这样一个前见(伽德默尔意义上的，因此不带贬义)——现代主义比后现代思潮更有价值(危险性小，所以即使误读也不会出大乱子)。价值是无法争辩的，因为价值与主观偏好相关，一个人的垃圾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财宝。但也正因为与个人偏好有关，我更认为这种判断应当是人们自己研究之后的判断，这就是选择的自由。

季文的另一个前见也许是担心中国法学界会走火入魔。这种担心是有前车之鉴的，但也许现在是过份了。应当看到，尽管中国法学界近年来的发展还不尽人意，但学术空气和学术辨识能力已不是昔日，不会因为一个口号化的观点或命题便以为发现了终极真理。而那种状况的出现，恰恰是由于了解西方学术发展太少，而不是太多。

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季文在此将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而我认为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在我看来，即使紧密关注实际的法学研究对当代法制的影响也主要是一个正当化的过程，最多只能对法制的形式结构和正当化论证产生一些影响。而法制是从社会中生发出来的，其实际运作可能符合、但不必然甚至不必须符合某个或某些法学研究成果。它可能引用某一法学研究成果来为其运作正当化，但也仅此而已。因此，如果不是将法制视为一种法典的集合，不是把法制视为某些机构的设置，那么所谓法制只是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从根本上看是形成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磨合并体现出来的，而不是按照理论构成的。法制或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法学家是否雄辩，是否有理论，而在于它自身的存在、有效的动作和人们接受。这就正如维根斯坦所说的，我不需要论证这种颜色是红色，而仅仅指着它说这就是红色。

只要回顾一下许多国家的法律变化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是因为当年的美国宪法作了这样的规定或是美国国父们有过这样的原旨。而仅仅是马歇尔法官这样做了，然后才有法学家和法官为这样的做法作了论证。美国的许多所谓里程碑的案件也都是这样形成的，并且推翻了先前对有关法律条文的解释。[注释]相反的例子是在英国，边沁曾反复论证普通法之弊端，成文法典之良善，不可谓不周全、雄辩;但英国普通法仅仅凭着它的存在，而无需一位比边沁更雄辩的思想家，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边沁这位伟大思想家关于英国法法典化的全部文字。普通法国家是如此，大陆法国家又何偿不是如此呢?法国大革命颁布了最早的《人权宣言》，可就在这一大革命中，人权受到践踏，而此后法国也仍然在非洲进行殖民地压迫。概念、命题与现实并不是对应的，因此不可能规定生活，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如果有，也非常有限。

假如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人们可能要问法学的功用是什么，是否就无用了?我们也许应当重新审视关于法学研究的价值之判断标准。我认为其价值也许主要不在于它能够直接地改造世界。如果坚持那种绝对的学术功利主义，那么文学理论、历史学、哲学和神学之类的学科都可能属于无价值之列。因此，在变革的中国，也许我们应当适度区分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看到这实际是两个联系并不紧密的领域，有其各自的衡量标准。这种区分并不是降低了法学研究的价值，而恰恰是重新肯定了法学的学术研究具有不完全依赖于法律实践的独立价值。从哈贝马斯和库恩的理论来看，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的交流(包括思维的训练)这种形式，而不在于其交流的信息本身。法学家的作用也许正是通过他思考、对话(包括学术批判)的过程和形式对社会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一种促成作用。由于(当然不仅限于)这种话语的联系，人们逐渐被联结在一起了(中国人说，“不打不相识”，这其实是很有后现代意味的)。只要想一想，当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许多实质性内容、许多具体论点都忘记了，但我们通过这一学习而获得的能力却留存下来了，这才是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真正起的作用。

作了这一番分析之后，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所谓后现代法学可能阻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题是一个很难成立的命题。因为法制不是法学家的产物，而是人民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执法者——在这一过程中都起作用，但司法活动说到底主要不是一个理论论证的过程，而是一种职业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注释]

最后，我还需要指出，无论如何，中国也不会有很多人专门从事后现代的法学研究。首先，社会需求会限制一些因时兴而卷进来的同路人，一旦人们发现从事这一研究的边际收益不足以支付其边际成本时，他们就会离开，后现代法学研究就会削减。而现在还远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这个事业——如果还算是一个事业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干得了的，更不是人人都愿意干的。不仅在法律界，而且在法学界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研究诸如断裂、平面化、非中心、时代化这样一些乍看起来不知何处下手、而与他的直接生活似乎完全无关的概念或命题。尤其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能坐下来搞学问就不错了，会有几人真正把这些相当“脱离实际”的问题当成个事业来作呢?这仍然是制度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是比任何学者的告诫更为有力的。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季文可能有些过多的担心。坦白地说，如果我有些担心的话，那倒是相反：现在中国法学界能有几人有兴趣、有毅力同时有能力作一番这样的研究。也许10年后，有人会说中国又多了一个空白——尽管这种惊呼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五

季文把中国目前国内学界的本士化努力视为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产物，这是一个挺大的误解。粗略说起来，之所以谈起本土化，恰恰是因为许多中国学者发现自己对西方的理论挺熟悉，而对中国的问题却不那么熟悉，因此希望把学习来的理论化入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之中，而并非想摒弃外来文化，试图从孔孟老庄那儿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中国的理论和制度。我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人。我们这几代人身上已经受到外来文化的很大影响了。举个例子，现在中国30、40岁以下的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中，能用外文写一封信的人可能要远远多于能用古汉语写信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摒弃外来文化呢?外来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传统的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了。

近现代中国法制 篇3

1. 建立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制度，保障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畜禽遗传资源是培育畜禽新品种和配套系、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约占世界畜禽遗传资源总量的1/6，有畜禽品种、类群576个。长期以来，由于单纯追求畜禽产品数量增长，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致使畜禽品种骤减。通过立法保护畜禽遗传资源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通过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对畜禽产品的多样化、提高畜牧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畜牧法规定国家建立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制度，其主要内容：一是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以国家为主。二是在畜禽遗传资源调查工作基础上，公布经国务院批准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该目录就是本法的调整范围。三是确定畜禽遗传资源分级管理制度，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工作中的责任，并规定基因库、保种场、保护区作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主要手段。四是对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管理作了规定，境外机构和个人取得列入两级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必须经我国政府批准同意，并提出共享惠益方案；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需要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评估论证后批准。

2. 加强种畜禽管理，提高种畜禽质量

种畜禽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畜牧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畜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国务院颁布的《种畜禽管理条例》，对培育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实行推广前二级审定制度，对种畜禽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实践证明，这两项制度有助于保障和提高种畜禽质量。但是，《种畜禽管理条例》有关种畜禽生产经营行为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遏制无证和超范围生产经营现象。

2.1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制度 将原来的二级审定改为一级审定，规定培育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和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

2.2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分级管理制度 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二级管理，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他种畜禽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放。

3.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发展适度规模养殖，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是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畜牧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的迫切需求，是提高畜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措施。一方面要推进畜禽养殖的规模化、标准化，另一方面要对农户散养给予必要的引导和规范；对于草原牧区，要注意优化畜禽结构，逐步实现畜草平衡，改善草原生态。遵循规模养殖和农户散养分类指导原则，畜牧法主要对规模养殖进行了规定：一是支持养殖场、养殖小区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这些规模养殖用地按照农业用地管理。二是根据各地饲养水平不平衡的实际，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畜禽养殖场的规模标准和备案程序。三是建立畜禽标识管理和养殖档案制度。四是对畜禽养殖投入品的使用、环境污染控制进行了规定。

4. 落实质量追究制度，提升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近现代中国法制 篇4

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

(一) 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权利意愿的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 公民的法制意识从最初的对法律的畏惧已发展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二) 中国的“民权”和“人权”的发展

目前, 全球化浪潮不仅仅涉及经济而且还涉及文化及观念的范畴。中国也从传统的“官本位”逐步向“人本位”发展, 在宪法的修订中, 也提出了“人权”的概念。

(三) 社会矛盾日益增加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但是制造了社会的裂变和分化。贫富差距的加大, 城乡差距的严重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传统管理模式的缺陷

由于中国目前社会处于裂变的转型阶段, 因此, 对于国家乃至社会的管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 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的模式仍然在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从而造成了对当前社会管理的力不从心。

(一) 立法

尽管“人权”已经被写入了宪法, 但是, 总的来说, 仍然和国际人权标准有着较大的距离。对“和谐”的曲解使在立法上沿用以往的“社会管理”的模式, 过于重视“稳定”, 使人权的价值没有成为立法中的价值选择。

(二) 公务员管理

从历年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畸高的录用比例就可以看出来, 老百姓对公务员职位的向往之中隐藏了公务员管理方面的缺陷。仅仅依靠宣传教育, 依靠政治学习和模范人物示范作用来解决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 是不可能对其根除的。只有从根本上的制度建设上入手, 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从公务员的思想方面来看, “权力本位”的观念仍然在许多公务员脑海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造成了人民意愿无法表达, 或者说难以用适当合法的方式来表达, 这些问题的积聚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诸如说流动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 类似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矛盾。

(三) 司法

由于在中国司法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使得在解决当前社会矛盾中, 中国的司法应对明显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因为法律的制订中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 致使很多本应由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被受理。其次, 对“和谐”的错误理解使调解受到司法部门的追捧, 在司法实践中充斥着强制性调解。再次, 司法腐败的存在和日益猖獗,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诉讼”的排斥和“官本位”的残留思想, 以及司法的时效性和收益和付出的不均衡性, 使得群众更倾向于通过上访来寻找“包青天”来解决问题。

三、如何从法治方面来应对转型时期社会管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的这个时期, 传统的管理模式没有能够相应改进, 从而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纵观全世界,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法治是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因而, 中国只有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并切实实行法治, 才有可能解决当今社会的种种矛盾, 才有可能应对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严重的危机, 才有可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平稳过渡。

(一) 从立法方面入手, 保障社会正义

首先, 在人权保障方面, 立法应与国际社会接轨。随着我国在国际经济法律方面和国际社会相融合, 与之相关的人权方面, 也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 虽然中国已经是国际上若干与人权有关的公约的缔约国, 但是, 在把公约的条款并入到内国的法律时, 力度仍然不足。

其次, 法律的制定必须更加谨慎。在今后法律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 应该真正的表达和体现民意, 体现法律对终极目标的追求, 也就是说, 对公平、正义、自由等理想境界的追求。

(二) 从政府守法方面入手, 体现社会正义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言,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府在自己的行为中, 也必须做到依法行事, 无论何时, 无论何人, 无论何事, 都要严格的遵守法律, 破除中国特有的“人情和法律并存”的现象。同时, 还要有能够对政府行为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机关, 做到权利制衡, 使之能够切实地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

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 程序公正更为具有先行性。因此, 政府守法的关键问题在于执法者能否严格依照程序执法。当没有程序的公正时, 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在法治社会中, 人们不仅要求正义, 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 因此, 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 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①

(三) 从司法方面入手, 实现社会正义

在现代社会中, 司法对社会正义的实现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无论是私权利之间的争议, 还是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争议, 司法都对结果的正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 “信访”、“双规”、以及法院本身所追捧的“调解”等解决纠纷方式都对司法本身有着强烈的冲击, 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当代司法的基石, 意味着法官应该是独立判案, 以其专业知识和对法律的恭谦的态度, 对案件做出自己的裁判。而在中国, 太多的因素影响了法官的独立性, 这也造成了司法中诸多问题, 致使不能真正的实施法律。

总之, 无论是从立法、守法, 还是从司法方面, 转型时期的中国都面临着许多纷繁芜杂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应对现代社会转型方面存在着缺失的情况下, 只有切实推进法治的现代化, 遵循中共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才能完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历史使命, 才能构筑真正和谐的现代社会。

注释

谈谈现代中小学法制教育 篇5

教师 ：洪仕芳

记得前些年发生过这样的一件:我曾对自己的女儿用武力来进行征服,没想到我女儿突然对我做出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并用严肃的口吻对我说,我要去法院起诉你,你还是用传统的中国式教育来教育我, 如果是在外国，父母及他人均不得侵犯和剥夺未成年人享有的某些权利，违反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请你多去了解法律知识，别用这样的方式，现在时代已变,你那一套也吃不香了,只是我九零后生不会跟你这七零版的老阿姨计较了.我当时一听,真是火冒三丈,有一股儿气找不到出处,硬是把女儿揍哭了,但是从她的眼神中我完全感到她那一副不服气的样子,我在心底里确实打了几个问号,真的不应该这样教育孩子了？虽然她那时还是小学生,可她怎么会懂得这些呢？还给我说那么多，真让我三思，小小年纪就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已。这件事看似很小，可是在事后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蕴涵其中。为什么孩子在小小的年纪就懂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敏感度上会有如此巨大呢？这也许跟现代教学手段、方式和目的都有着深刻地联系。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已经开始重视对学生法制方面的教育，重视培养学生自由、平等待人类基本思想观念的形成。取而代之的是

父母的话就是真理，家规就是纪律。在孩子们心中往往分不清纪律与家规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样是巨大的。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一个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环境，一个稳定持久的政治环境的存在与发展都必定需要有法律的规制与协调。学法、知法、懂法已经成为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将一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途径和方式都已安排好，所以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一般不会出现太多的纠纷，法律运用的地域和空间比较的狭小，加之当时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和义务本位的思想盛行，因此公民不知法、不懂法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商品交易异常活跃，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正日渐提高，人们的观念也逐渐地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如果一个公民依然不知法、不懂法，那将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曾经有一位北方农村的教师亲口告诉我，我们知道法律对于每一个学生将来人生的重要性，我们会将权利观念和法律思维教授给每位学生。我们教师本身法律素质也需要提高，同时也需要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作为老师，他起码应当知道学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所具有最基本的权利，对于有关于生命权、名誉权、人身权、隐私权等等人格权和学生最起码的受教育权应当有所了解。而学生也应当搞清楚哪些行为是学校有权自主处分的，哪些行为是学校无权干涉的，由此做到不要动不动就“告”字当头。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施

近现代中国法制 篇6

关键词：执法方式；行政管理法制化；法制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6-75-2

0 引言

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行政法制化，其不仅仅包括了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还包括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国家法律制度不仅仅规范约束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还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如何正确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保我国社会主义下各项事业能高效发展，本文试图对现代政府治理环境下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进行浅析。

1 现代政府治理环境下行政管理法制化的解读

1.1 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所秉持的原则

政府是我国的心脏也是法律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它的行为是以国家出台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贯彻落实依法治国。

首先，各级执法部门必须依法行政。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要以事实为据、以法为准，不可以主观臆断任何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必须以法律为基准进行客观判断。以法律为准确的标尺对所有行为进行正确判断，能有效地规范大众行为，促进个体行为与社会需求相统一。如政府行政机构被个人意志所左右，那么稳定的社会秩序将遭受震荡，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其次，作为政府机关部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用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尺，秉公执法，廉洁奉公。政府官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并着眼于长远大局，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小集体主义的抱团思想，切实从全局考虑为人民解忧。对于人民群众的问题解决要高效，不可推诿或拒绝，要做到利国利民。

1.2 行政管理法制化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的核心是以实现维护群众的利益，发挥多元化治理作用，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政府行政管理的历史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对其法制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今，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高效科学的民主化管理，这是符合新时代的政府管理要求和特点的。我国所倡行的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并把握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才可以建设科学高效的法制化行政管理。

2 现代政府治理环境下行政管理法制化的不足

2.1 在其位者不做其事

对于特定条件下要求政府所做的事务都是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有些地方政府还是以各种方式推诿自己的责任。比如法律法规中明确指出，群众上访工作需要政府部门认真接待，记录问题并对上访问题做出解决。然而，个别地方政府在处理信访问题上不是怕麻烦就是怕所谓的得罪人，将群众上访的问题搁置或者推诿给别的政府部门。这种现象属于严重失职现象，由于缺少政府的帮助，群众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出现诸多社会问题。

2.2 对民事活动违法干预

个别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履行职责时，不按照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只凭借自己的意识妄下判断。当群众着急寻求政府支持时，他们左右推诿，甚至无限期拖延，导致事情无法解决。当上级进行监管和检查时，弄虚作假，将自己任期内发生的事故试图隐瞒。有些政府更甚者钻法律空子，颠倒黑白，欺行霸市，践踏百姓的同时将法律法规抛去脑后。有些政府高官在履行责任时，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大于法律，以人治代法治。

2.3 纵容犯罪

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自以为自己一手遮天，在民间纠纷问题中没有行使自己的职责，甚至同流合污，是非不分，包庇与自己进行肮脏交易的非正义方，使本来的受害者更加受到伤害，导致施暴者更加猖狂大胆，为所欲为。甚至有些政府助长社会不良实力，为其充当保护伞，长久以往，受害者只有无辜的百姓，官民矛盾也日益激化。

3 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优化措施

3.1 建立健全政府体制

为有效地防止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的不足所滋生的犯罪行为，国家应该先从社会制度入手，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官员滥用权利问题[1]。否则只能治标，难以根除治本。目前，我国虽有相关制约政府官员腐败行径的法律条款，但是因为相关法律的缺失与制度的不成熟，甚至难以在各个地方政府行形成协调统一的管理系统。在这种凌乱的法律条款下，很难从问题的根本上解决目前棘手的现状与日益增加的不良风气。

想要依法规范政府的行政管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向策略，单纯的披露和处置贪污受贿的官员难以达到目的，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现今社会高速发展，旧的法律法规已经充满局限性无法约束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改革迫在眉睫，而只有建立一套条款明确、奖惩分明且有执行力的法律体系才是主要办法。运用法律手段改造政府的管理机构与管理方式，净化各层政府机构，使政府真真正正为人民服务。同时，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相应的司法机关对当局的行为进行监督，建立全面的监督管理机制，杜绝违法乱纪现象。

3.2 全面普法教育

纵观古今，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法治社会的重要性。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对一个国家的人民法律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全民普及法律教育，树立法制意识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我们的全民普法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依然存在着众多问题，比如，个别城市依然存在着行政管理违法行为，这说明我国的全面普法教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前行[2]。

广大政府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党和人民的先进代表，应在全面普法的建设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带头学习法律，主动守法，不断监督自己反省自我，时刻牢记法律的准则。在行政管理人员执法过程中做到文明执法，切实以民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维护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着眼于全局，坚定政治立场，不辱使命。作为普通老百姓，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知法懂法，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监督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这种方式无形中给政府增加了监督者，使政府机构能够自我约束，谨慎执法，从而使政府行政管理更加规范合法。

3.3 加强行政管理缺失行为惩罚力度

如果希望法律发挥其本身的效力，那么就必须有强制性以及惩罚性，当一部法律具备这两种因素时，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一部完整法律能够给予普通民众教育与警示，对于不法分子来说则是为自己犯下的恶行承担后果，警示众人。当出现大片区域的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缺失，出现犯罪案件时，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首先追究案件的主要责任人与直接责任人，无论是刑事犯罪还是原则性错误。主要责任人或者直接责任人通常是对一件犯罪案件负主要责任的，并对自己做出的违法行为承担主要责任[3]。对那些自我膨胀的政府要员进行严肃处理，绝不放过。对于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的行为要及时为人民解决问题，对造成了巨大财产或人身损失的要给予补偿，只有这样才会使政府行政管理人员不敢轻易触碰法律的底线。

3.4 科学运作权利机制

在政府行使权利过程中，负责主要任务的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对整个运作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这个部门或者相关工作人员滋生腐败的概率也随之变高。但是，在现实中每一个行政管理岗位都有可能滋生腐败，只是滋生腐败概率存在大小差异而已。基于此情况，需要全面对行政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更要对关键职能部门加强监督。

首先，要建立相应的职责运作系统，在行政权力实施过程中各方面可以相互制衡。减少一个关键点长期一人或一个部门驻守的情况，减少腐败滋生。

其次，切实公开行政管理运作时的透明度。现今，中国很多行政职权部门或者个人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往往会做出可以应对政策的事情。因此，政府应出台和颁布各项政策时应将过程与信息公开透明化，及时让公众了解，防止部分政府人员私下做手脚。

4 结语

建立健全一套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行政管理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必要前提。这些制度根据国家的发展结合我国的政治基础与政府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制定与我国相适应的政府法治理念，才会推动我国政府现代法制管理体系的不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杨翠珍.行政管理法制化视角下的廉政建设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4（7）：194-196.

[2] 刘铭.法制化视角下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4（47）：29-31.

近现代中国法制 篇7

乡村治理是乡村权力的调整, 其构建的原则和依据只能是民主与法制。构建新乡村治理模式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地方行政机构, 而是在民主原则指导下, 将民主的权威以法制的形式贯彻于政治、经济的各个环节, 由此达到法制化。同时以法制将群众组织起来, 改变农民因其身份而导致公民权的不充分问题, 确立并保证农民的公民权, 改变其弱势地位, 激发出农民建设新农村, 改变自身地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 通过民主法制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演变成为更具效率且彼此相互依赖的新乡村政府。

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实质是理顺乡———党之间、乡———村之间的关系, 主要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个是乡镇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一个是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一、民主选举、监督乡镇政府

乡镇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 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管理农村行政事务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通行做法。目前, 乡镇政府改革的关键是明确管理职能。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承担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 第一是要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秩序, 通俗一点说, 就是农村的重大事情保证由村民自治组织来决定, 保证农民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同时遏制家族 (宗族) 以及黑恶势力在农村的发展, 承担市场监管任务, 处理社会纠纷, 维护社会治安。第二是提供服务。主要有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技能, 为农民进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宣传解释政府的政策计划, 并迅速获得农民的支持;向上级政府反映农民的愿望, 供政府决策参考;沟通农民与农民间的意愿, 以期减少分歧与误会, 增进团结和理解, 条件允许可以帮助农民发展金融事业、农业保险事业等。第三是承担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单个人提供不了, 有钱人也不愿意提供, 社会又普遍需要的, 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包括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第四是协调农村战略、规划、建设的关系, 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兴修水利, 建设乡村道路、电力、通讯、电视广播等公用设施, 改善农民生活和生产条件。

乡镇政府改革出路是完善乡镇干部任用机制。通过民主选举, 公推公选, 产生乡镇政府领导人, 使其由上级任命, 对上负责, 改为由村民直接选举, 对下负责。任用机制的转变, 是要把“公仆”的命运真正交给“主人”决定, 使乡镇干部由“向上跑”变为“向下沉”, 把执政为民真正落到实处。乡镇干部由农民直接选举并要求其接受群众监督, 会改变其懒散作风, 杜绝腐败。当然, 从目前看, 乡镇直接选举还处于摸索阶段, 各地因为实际情况不同, 还不能统一一个模式, 但应该明确的是, 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其进程。

二、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维护农民权利

实行村民民主自治, 扩大农村基层民主, 是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也是构建新型农村治理模式的选择。村民民主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要求, 是农民以民主权利为依据进入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 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形式。在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发展中落后了二三百年的中国, 由于小农经济的存在, 依然不能全面体现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一般原则, 这是制约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在社会主义指导下实行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是落实农民的公民权和民主权, 进入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不论是建立和发展合作制经济实体, 还是从事个体生产经营, 以及出卖劳动力使用权, 都离不开这个前提。因而, 要不断地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 改进、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以此来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

(一) 要修订现行涉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 突出农民的权利维护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1998年11月4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 在实行过程中, 逐步显露出一些不足。而且, 村民民主自治并非只是组织村民委员会, 其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组织村民委员会, 也大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因此, 只此一项法律还是不够的, 应颁布《村民民主自治法》以取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对农民在村民民主自治中的权利和义务, 村民民主自治的内容和形式,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组织、职责、工作程序, 村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办理与经费筹集、使用等等, 都要有明确规定。

(二) 要明确村民民主自治组织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地位

村委会就应该是一种以村庄为明确权力边界的村民自治组织, 是一个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干涉地独立行使政治权力、对关系到村庄集体以及村庄内所有村民切身利益的事务享有独立的决定权及处置权的政治实体。而作为这样一个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 村民民主自治组织应该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主体性:能够有效参与并决定村庄公共事务, 特别是对村庄集体及村民的切身利益享有决策权;能够与其他权力——利益主体平等谈判交涉相关利益问题;能够保护并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三) 要理顺执政党基层组织和个人与村民民主自治组织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民主权集合而成的公共权利行使机构, 并不是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和工具。村民民主自治, 是包括农村的共产党员在内全体村民公民权和民主权的体现与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即各村的支部 (或总支) , 要依照党的路线、政策, 并宣传党的路线、政策, 依法促进村民民主自治的建设与发展。并动员和指导其成员积极发挥他们的公民权和民主权, 参与村民民主自治的进程, 其中优秀者, 要争取在民主选举中成为村民委员会成员, 代表村民行使其公共权利。除此之外,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成员并无任何特权。执政党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 将村党组织作为重要要素纳入村民民主自治制度设计之中, 从制度上解决党的领导与村民民主自治“两张皮”现象, 解决一些地方把党支部及其成员游离于村民自治之外或凌驾于村民自治之上的现象。

(四) 要发挥合作经济组织作用, 推动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发展

实际上, 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下, 众多分散的农户面对村委会强势特权, 往往显得势单力薄乃至软弱可欺, 倘若把他们适当组织起来, 则有助于改善农民弱势地位, 形成与特权阶层的抗衡, 能够维护自身利益。有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一联系农民和村委会的中介组织, 村委会单纯充当政府与农民的中介或者充当乡镇政府派出机构的困扰就可以迎刃而解。

(五) 乡村人才与领导者能力的培育是推动村民民主自治的保证

村民民主自治是农民主体地位实现得保证, 是村民自主意识觉醒, 自主管理、自主决策机制的运用。因此, 乡村人才与领导能力是考验村民民主自治效果的关键因素。人口外流让乡村人力资源有逐渐高龄化的趋势。另外, 人口外流也造成大量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因此, 除了通过村民民主自治制度来凝聚村民对乡村社区的自我认同与服务, 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农村创业外, 更需要通过培训、教育让留在乡村的年轻人成为高素质的新一代的领导者。只有这样, 农村的发展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宋才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J]新华文摘200622

近现代中国法制 篇8

一、坚持依法治税, 完善办税公开, 为地方经济和纳税人提供“现代服务”

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 牢牢把握依法治税这项税收工作灵魂, 做到应收尽收。一是紧紧抓住组织收入中心工作不放松, 促进地方财力增长。二是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努力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三是服务招商引资工作, 促进开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进一步完善办税公开, 建立公开的执法平台, 为纳税人提供“现代服务”。丰富公开形式:以“一屏” (办税大厅触摸屏) “一栏” (办税公开栏) “一卡” (税企联系卡) “一台” (QQ平台) 等多种形式为载体, 及时将办税依据、办税程序、违章处罚、案件查处、工作纪律、举报电话等进行公开, 及时受理纳税人的举报投诉, 随时设立电子评价器, 接受纳税人对办税人员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同时定期更新公开内容, 并在办税服务厅设立咨询台, 及时向纳税人告知涉税审批工作流程、纳税咨询方式、廉政举报途径等, 保证纳税人的监督权。细化公开内容:对税务检查、发票管理、减免缓税审批等重点执法环节进行梳理, 公开涉税事项, 统一办税事项的公开内容和标准, 最大限度确保纳税人的知情权, 切实维护纳税人权益。

二、做好依法治税这篇文章, 加强税收法制建设, 不断提升税收“现代管理水平”

深入推行“阳光执法”, 打造公正的执法环境。一是要规范检查程序和检查权限。二是推行以“查前告知、自查自纠、执法公开、反馈监督”为主要内容的“阳光执法”。三是严格规范税务行政处罚, 实行涉税处罚事项一把手审批制度、重大案件集体审理制度, 严格控制行政处罚权的使用, 从源头上解决自由裁量权过于“自由”的问题。四是认真落实税务行政许可规定, 对已经取消的发票领购资格等许可审批, 不得人为设置障碍。

健全内外监督机制, 确保执法理念落到实处。对外:一是广泛定期召开纳税人座谈会和发放调查问卷,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社会和广大纳税人的监督。二是推行税收执法监督员制度, 从社会各界广泛聘请监督员, 开展对税收执法监督员的培训, 增强外部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积极参加地方政府的行风评议活动, 以行风建设促进执法行为的规范。对内:一是建立执法人员自省查漏制度, 鼓励一线执法人员自查苗头性问题, 从源头上杜绝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二是实行干部约谈提醒制度, 针对税收执法的重点环节和易发生的执法问题, 分局领导个别召集相关的执法人员进行约谈, 提醒税干在执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为执法人员注射规范执法的“预防针”。三是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实行针对执法当事人、主管领导二级过错连带责任追究制度, 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理念, 增强一线执法人员的责任感, 促进执法水平的提高。

三、完善行政执法信息系统软件的运用, 适应信息化建设需要, 构建“现代技术平台”

一是提高征管软件的运用水平, 从而提高执法水平。二是完善制度, 人机结合, 加强考核力度。三是要结合TAX2005的运用升级, 完善系统自身, 提高考核的全面性、正确性, 真正达到奖优罚劣, 提高依法治税水平的目的。

四、进一步加强税收执法主体的自身建设, 完善“现代的人才结构”

当前, 强化依法治税, 做到有法必依。首先, 要坚持不懈地对执法一线的人员进行定期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 逐步树立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律意识, 严肃执法。其次, 转变观念, 强化“法治”, 抑制“人治”。再次, 制定激励措施, 鼓励税务人员加强自学。由于日常繁重的征管工作, 税务机关也不可能长期和大规模地组织人员脱产学习, 所以要想提升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 主要还是靠每个税务人员业余时间加强自学, 特别是税收业务、财会知识、法律知识及参加各种职称考试, 以便从整体上提升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五、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一些建议

(一) 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税收政策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出台的一系列税收政策, 确保优惠政策及时落实到位。让纳税人及时了解掌握税收政策, 尤其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项优惠政策。开发区分局把上级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QQ平台及时发送给纳税人, 并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制定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残疾人就业及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有力地促进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 规范税收执法, 建立健全税收执法监督体系

规范税收执法的关键是要好抓执法监督。为此, 我们一方面督促大家及时解决执法信息系统的预警提示问题, 防止执法过错的产生;另一方面对已出现的执法过错除按规定进行惩戒外, 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单, 责令限期整改。

(三) 创新税收宣传形式, 提高全民税法遵从度

一是拓展领域, 扩大税法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和渗透度。二是创新方法, 提高税法宣传的实际效果。使依法诚信纳税的观念深入人心。

(四) 注重税收执法程序, 实现公开、公平执法

入世与中国金融法制建设 篇9

(一) 市场准入的开放承诺。

中国加入W T O后应遵循两大原则: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进入中国, 在经营范围也将向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扩散。

(二) 业务范围的节节打开。

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务范围十分广泛, 进入中国的市场后, 国外的金融工具和管理经营理念引入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 对金融机构人员素质的挑战。

外资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都比较高, 又能支付比国内金融机构更高的报酬, 对国内优秀经营和技术人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优秀人才的流失扩大了国内金融机构在经营和技术创新大等方面的劣势, 在竞争中将处于不利的位置。

二、金融市场的开放给我国金融法制带来的挑战

(一) 从进入宏观调控角度来看, 加入WTO后, 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利率的市场性将逐步加强, 需要进一步提高制度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金融开放后, 利率和汇率不再固定不变, 而更多具有市场性、灵活性, 这就需要提高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第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可靠性有待加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决策环节过多、时期过长, 这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及时、公开传导, 相反, 却会引起投机, 甚至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第三、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重要的间接调控手段, 其作用日益显现, 随着间接工具的广泛运用, 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得到推进。这样,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不再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再贷款利率, 而是要逐步过渡到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市场利率。

(二) 加入W T O后,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商业银行经营及管理法规也带来挑战。具体说, 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 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要求, 会对国内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一定的约束。外资银行大都实行混业经营, 因而具有更多的优势。我国出现的混业经营与国外的混业经营有所不通过, 我国是通过企业集团来控制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经营, 而国外一般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业。总体而言, 我国现存的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二、金融开放使银行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相应产生了对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负债比率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8%作为最高目标, 与国际银行业比较, 我国银行的资本金不足的潜在问题趋于突出。第三、随着金融业经营的自由化、市场化的发展, 潜在的金融风险需加以防范。我国现行银行业信息披露还不充分, 这不利于银行业的外部监管。要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 确保金融运行平稳。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 完善金融立法、符合WTO标准。

加入W T O给我国的金融立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任务。首先要对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梳理, 修改与WTO有关规则不吻合的法律, 制订与W T O相符的法律: (1) 制订《外资金融机构法》, 一方面为外资金融机构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也可保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2) 修改《商业银行法》, 使之更向WTO的规则和国际惯例靠拢; (3) 加快保险立法, 使保险监管的每个环节均有法可依; (4) 加快制订《外汇法》、《信托法》、《期货法》等金融法律, 以近快改变金融市场重要法律、法规不全, 某些重要金融活动无法可依的现象; (5) 出台《证券法》实施细则。《证券法》过多地代表了证券行政机构的利益, 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力, 有些条款过于原则, 操作不易, 给实际执行和监督带来一定困难; (6) 制订《金融处罚条例》, 加强金融监管; (7) 完善《投资基金法》, 加强监管外资投资基金在中国设立、募集、运作和交易等活动。 (8) 制订《信贷法》、《外汇管理法》、《国有资产法》《社会保险法》等。

(二) 完善法律监管体系。

金融对外开放固然重要, 但加强对外资机构的有效监管同样重要。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从从业标准、注册审批程序、发展防止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等方面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严密监管, 特别是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开展的新金融业务, 要制订出相应有效的监管措施。

(三)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范。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机构等问题还很多, 加入W T O后, 意味着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我们不能仅仅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注册、审查手续、业务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而是要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四) 打击金融犯罪, 强化金融执法。

我国《刑法》就金融犯罪作了专门规定, 在证券、保险、货币、金融机构设置、信贷集资、票证、外汇、洗钱、有价证券等方面都有专门的规定, 但更重要的的在于金融执法。只有依法办事, 才能打击犯罪者、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才能保障我国加入W T O后取得的金融成果。

参考文献

[1]、强力主编, 《金融法》法律出版社出版

[2]、《金融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对策》, 《国际金融报》2001

[3]、《WTO与我们法律面临五大挑战》, 《中国青年报》2001

中国民主法制之基石——圆通制 篇10

圆通制工作标准, 不是舶来品, 是来自我们的原创成果。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已经为我们总结的非常精辟, 并广为流传, 如名师出高徒:高明的师傅一定能教出技艺高的徒弟。强将手下无弱兵:英勇的将领部下没有软弱无能的士兵。瓜田李下:君子防未然, 不处嫌疑间, 瓜田不纳履, 李下不整冠等等, 简洁而精辟, 约定俗成, 都是指导人们行为规范的优秀标准, 只是没有使用西方法律条文方式表述而已。事实上, 法律条文不可能将我们日常行为个个都进行明确规范。

由于西方缺乏对圆通制科学工作原理的研究, 因此他们历经“泰勒制”物质生产标准化一百多年的普遍推行, 不仅生产效率得到几何倍数提高, 而且也形成了西方式思维模式和西方式民主。而我国在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过程中, 他们基于物质生产模式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一项统计资料表明, 在全国开展I S O国际认证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 西式标准化除了在生产线上运用自如外, 在机关管理中几乎大多瘫痪, 难以持久。而要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中大幅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 建立有序化工作模式, 也同样是管理者最感到头痛的事, 因此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建立的圆通制更适应中国人的大脑生产线, 应用圆通制更便于从细微之处建立系统规范的适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标准, 这也是我们中国民主与法制最为缺乏的基础工作。

我们就如何正确完成现金收款工作这一个非常简单的命题进行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做过收款或付款的事, 对这个事项的内容都能理解。我们的调查实验对象包括中高级财会人员、政府干部、企事业单位工作者等近百人。如果以十分评判的话, 令人惊讶的是, 所有被调查者描述的内容都不能合格。面对此种结果, 我们是否可以做如此假设:对于现金收付款工作本身理解的混乱与模糊, 也许就是导致目前社会上经济违法犯罪行为比比皆是的罪魁祸首?换句话说, 是现金收付款工作标准的缺失,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就如同薄熙来能简单突破中国会计制度约束, 将500万保密工程结余款转到自己名下, 也埋葬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庞德与中国的法制邂逅 篇11

罗斯科·庞德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他终其一生都在竭力反对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在社会中的运行和功能，主张“法律的社会化”和“行动中的法律”，认为法律乃是一种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庞德的法律学说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这既与他思想的广博和深刻相关，更与他直接参与世界多国的法制实践有关。庞德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对中国法制改革的研究和指导就是其中一个例证。

庞德与中国结缘始于一代法学大家杨兆龙。上世纪30年代，国内战火纷飞，学成回国的杨兆龙空有一身抱负却无处施展。庞德此间也有过两次访华经历。1937年访华时，庞德在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的陪同下，先后前往法官练习所做了“司法之功能”和“法律的理想运动”的学术演讲。随后的全面抗战爆发，不仅中国的司法实践惨遭炮火蹂躏，庞德与中国的联系也被迫中断。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国家面临战后复员工作，法律制度亟待重建。这一年的4月份，杨兆龙衔命出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就在此时，邀请庞德来华担任司法行政部顾问的想法开始在杨兆龙心中酝酿。当杨兆龙将这个想法告诉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时，后者当即表示认可，于是便写信给庞德。对于聘任庞德一事，甚至蒋介石都亲自做出过批示，要求待遇必须优厚，以显示尊礼贤。

1946年2月初，获得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的倪征燠受司法部委派赴美国考察司法。杨兆龙抓住机会，请求倪征燠去哈佛拜会庞德并再次当面延请。2月19日，杨兆龙又写信给庞德，提及“由于需要使用中文名字，我们斗胆为您选了一个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名字，发音与您的姓相似，意为‘崇高的美德’或‘伟大的人格’”。“Roscoe Pound”的名字从此在中文的法学文献中变成了的“罗斯科·庞德”。

参与一个国家的战后法制重建，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个终其一生都在主张法律社会化的法学家何其难得！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庞德欣然接受了邀请。1946年6月28日，已经年届76岁高龄的庞德搭乘美国军机抵达上海，正式受聘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顾问和教育部顾问。从1946年6月28日抵华到1948年11月21日正式离开，除了短暂的返美行程，庞德共在中国停留了17个月。这是庞德有生以来在海外停留的最长时间。

来华不到一个月，庞德就向司法行政部提交了自己的工作报告，制定了详细的司法调研计划，还自荐为中国主持编纂统一的法律典籍。1948年5月，为了彻底改善法制，司法行政部专门成立了法制研究委员会，委员会下分设“法学著作编纂委员会”及“司法调查团”。这两项工作都由庞德与杨兆龙共同主持。庞德对中国法律制度的研究几乎是全景式的，在法律继受、司法改革、统一法律解释、法学理论著述、法学教育等领域都有专论留世。但归结起来，庞德对中国法律改革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中国应该继续采用罗马法系模式；应该统一法律体系、注重法学理论教育；在引进域外制度时，应顾及特殊的文化及国情；不应机械解释法律；不应当让国民去适应法律，而应当让法律去适应国民等。

1948年11月21日，庞德夫妇在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督促下匆忙离开中国。原本雄心勃勃的法律改革计划中途夭折，尚未来得及实施就被历史尘封。多年以后，有学者认为庞德晚年在中国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过美国。然而法学理论之于法律实践，永远是两个不同的领地，虽然有交叉却无法完全融合。提出一整套改革设想甚至起草一整套制度方案都相对容易，但要转化落地、付诸实操却远没有那么简单。正如庞德夫妇离开中国时的蹒跚背影所隐喻的那样：在拥有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度实施法律改革，没有一帆风顺的路可走。

法制视野下中国影视文化的构建 篇12

那么,在法制视野下,中国的影视文化该如何构建呢?

一、中国当下影视文化的现状

我国影视文化在最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影视文化存在许多弊端。

(一)粗制滥造。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电视剧年产量破万集,2007年达到13840集,2008年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其质量却令人担忧。我国电视剧的产量多但缺少精品,处在一个追求数量的初级阶段,没有自己的品牌。

(二)缺乏创新。从《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开始,中国掀起一股选秀风;现在,各大电视台又热衷于买别国版权的综艺节目,比如近几年的《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中国的综艺节目总是机械化生产,缺乏创新。

(三)广告植入过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急于利用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文艺作品来打造地方的文化名片,也有许多公司利用影视作品来宣传自己的产品,使得影视作品成了长篇广告。

二、我国当下影视文化价值缺失的原因

(一)技术对艺术性的挤压。1. 技术不足。影视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1995年,好莱坞动画片《狮子王》敲开中国电影市场的大门,当年创下了4100万人民币的票房纪录,而当年中国电影票房总值不足10亿元人民币。之后,《海底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等等好莱坞动画片不断刷新中国内地动画电影的票房。反观中国动画电影,技术落后太远,大多都是2D,少数的3D动画片还制作粗糙。2. 过分追求技术。在看到好莱坞的商业大片模式后,我国许多电影开始过分追求技术上的突破而忽略了艺术性。最反面的例子要数《无极》了。《无极》投资超过3000万美元,可是巨额投资与超级豪华的演员阵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它的票房只有约1.8亿元人民币,且恶评不断。

(二)漠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并且由于人口效应,中国只要占领了国内市场,也就意味着占领了世界市场。

三、中国影视文化如何构建

(一)创新。以三农题材影视剧为例。首先,三农题材影视剧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中国的农民、农民工人数超过九亿。目前农村影视剧的弱点并不是人民向往城市,而是农村影视剧没有反映真实的农村,没有得到受众的认可。

(二)多开展公益性演出。文化惠民,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鼓励国有文艺表演团体创作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小成本剧目,鼓励国有演出场所举办公益性、低票价的演出。

(三)电视:完善审查制度,对观众的年龄作出限制。电视节目种类繁多,受众也不同,有些节目不适宜儿童观看。在电视审查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韩国,韩国的电视节目在片头都会告知本节目适合多少岁以上观众观看,这就对观众有指导作用,也帮助父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四)电影:分级制度取代审查制度。我国实行的是电影审查制度,要求电影在上映前要经过审查,将过于暴力、色情以及其他不能上映的部分删减,否则不予上映,有些影片由于题材过于激进或者其他原因,甚至会被禁止上映。这样的审查制度有很多弊端,它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电影的多样性,并且没有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的观影需求。

电影分级制度取代审查制度,首先可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使他们因模仿电影中的色情、凶杀、暴力的行为而受害。其次,让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对于世界的看法、观念和道德水准来选择要观看的电影。最后,可以促进电影繁荣发展,许多影片不会因为大量的删减而减少艺术性,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空间变大。

四、结语

影视文化承载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使命。在法制视野下,我国影视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不断创新和探索,构建一个更完善、更积极向上的影视文化体系。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当下影视文化的现状,以及中国当下影视文化价值缺失的原因,深入探讨影视文化作品如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怎样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法制视野下的中国影视文化该如何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