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

中国近现代（通用12篇）

中国近现代 篇1

一、近现代舞蹈的“民众化”

老一辈舞蹈家吴晓邦曾经强调:舞蹈家必须做一个“有心人”。所谓“有心”起码包括两点:一, 有为人生、为人民而舞蹈的基本愿望。二, 在上边的基础上, 进一步有对生活的真知灼见, 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指导。中国近代舞蹈经历了艰苦磨炼之后, 无论是从创作题材、表现手法都有了新的突破, 特别是西方舞种的融入更是给中国舞蹈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新时期的舞蹈样式 (当代舞) 在不拘一格的艺术思维中使得中国的舞蹈艺术趋向一种个性的审美。然而, 其实在舞蹈发展到任何一个时期的时候, 都会走向一种困惑, 舞蹈的个性化和专业化面向的审美群体也就慢慢的狭隘开来, 这就意味着舞蹈的审美必须“民众化”被多数人所认同和被同行所熟知, 这样才能实现艺术的价值。在政府的支持下, 中国的舞蹈业内出现了国家级的舞蹈政府将赛事平台。比如1980年得创办的全国舞蹈比赛、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项中的“文化奖”这样都加深了行业之间的交流。优秀舞蹈作品面向普通大众, 比如全军文艺汇演向社会大众公开化等这些都加强了艺术取之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中国特色舞蹈。

二、“越民族越世界”的舞蹈文化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这个理论来看, 中国的民间艺术占了世界的大份额。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折射出的是56个民族凝聚出的“中国精神”。民族民间舞起源于人民群众最原始的生活状态,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 中国历史在经历着历史变革的过程中, 民族民间舞更是直接展现和引领者历史变革这条主线, 在近代发展史上中国的民间舞蹈表现出了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自新中国建立以来, 民舞在以高昂的姿态屹立在中国舞坛, 特别是进入第三时期之后, 民舞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不论是从中央到地方还是在个少数民族地区, 日益壮大成为中国当代舞坛的一大圣景。民族舞蹈家们更是以极大的热忱为中国民间舞蹈事业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在这一时期的成熟主要体现在舞台实践和课堂教学两个方面。无论是中央民族大学还是北京舞蹈学院, 甚至地方个舞蹈院系, 在教学方面质量上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在1985年有北京舞蹈学院发起的首届“桃李杯”舞蹈比赛, 策成为了检验舞蹈教学成果, 总结舞蹈教学及创作经验, 提高舞蹈教学素质和表演水平的重要赛事;在舞蹈表演方面, 中央和地方的民族舞蹈团体, 在传承中国民族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起着不可估量的功劳, 使得我国的民族舞蹈事业屹立于世界文化丛林中, 在这一事件也出现了很多中国乃至世界熟知的作品。例如杨丽萍的《雀之灵》、民族大学的《奔腾》、朝鲜代表舞蹈《残春》等。

三、近代舞蹈中的“红色精神”

从新中国的成立到现在这个大的阶段, 中国的文化事业经历了欲火后的重生, 人们经历获得民主、独立、统一后的喜悦, 同时也感同身受到了十年浩劫的迷茫, 再到之后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 历史时刻在变, 人民的生活也时刻在变, 但是有一种中国的精神却一直没有变, 那就是“红色精神”。

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 举国上下、普天同庆“红色精神”, 中国的红色精神是一种艰苦奋斗、不畏艰辛、勇于开拓、谦虚谨慎、勇攀高峰……这一精神被一代一代的中国儿女传承和践行。这一精神让我们再经历着喜悦的时候, 忆苦思甜,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歌颂英武烈士张志新的《无声的歌》和《割不断的琴声》演绎出了他为了革命牺牲爱情和生命的壮举;遇到迷茫的时候, 气定神闲, 《为了永远的纪念》以饱含对十年文化浩劫的痛惜之情, 表现出了对敬爱的周总理怀念之情;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舞蹈大胆的融入了西方现代舞的表现手法, 例如作品《再见吧妈妈》以双人舞的方式表现了革命战士惜别母亲的动人场景, 中国舞蹈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 这一主题的表达永不过时。特别是在表现手法的创新更使得这一“红色精神”鲜亮如初。

四、保持舞蹈文化的独立性

新中国成立之前, 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的侵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打破了中国闭门造舶的国情也使得中国开始瞭望世界, 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伟大领袖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走出国门, 迎接世界挑战的旗帜, 其实这两种开放都是一种面向世界, 但是它们之前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开放的含义如果单从这方面的意义上来说那就狭隘了很多, 我认为它们的区别也在于是否是文化的一种独立。帝国主义入侵时, 中国的文化是遭迫害的, 奴化教育、同化思想、殖民统治等等这一些都是被动地接受, 而改革开放持有的却是中国持有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动权。由此可见, 掌握本国文化的主动权, 保持文化的独立性, 是国家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

中国舞蹈经历了萌芽, 曲折发展, 到渐渐地开始走向成熟阶段, 这个阶段已经具备了接受更为新型和抽象舞蹈样式的融入阶段, 这个阶段舞蹈工作者对于发展创新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热忱。现代舞的融入以及各个舞蹈之类之间的穿插和借鉴, 为避免中国舞蹈走向单一门类的窠臼中, 起到了解囊相助的作用。我们可以讲现代舞是对芭蕾舞的一种衍生, 现代舞摆脱芭蕾舞的程式化束缚, 更加趋向于一种个性、自由。中国的舞蹈家开始了大胆地从“现代舞与中国文化的兼容”到“如何发展中国的特色现代舞”中来, 这让人意识到, 这种概念性的“中国特色”口号, 极易成为一个文化陷阱, 要么下大工夫咀嚼吃透它, 要么被西方现代舞的教条吞并“文化的独立”, 现代舞发展到今天以南北两派现代舞为主全国各地团地院校都有所发展, 更是涌现出了以曹诚渊、林怀民、金星、滕爱民、江青等为代表的现代舞大师, 广州、上海、北京现代舞团等一系列舞蹈团体的涌现, 出现了很多现代舞优秀作品, 现代舞在中国一直是个褒贬不一的舞蹈样式, 它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无论现代舞以后在中国怎么发展抑或是与中国舞蹈如何融合, 把握好中国文化的独立性才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舞蹈发展概论》李炜, 任芳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年3月第一版。

[2]《当代中国舞蹈》吴晓邦著, 当代中国图书出版社, 1993年11月第一版。

[3]《中国舞蹈发展史》王克芬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中国近现代 篇2

古代文学

一、名词解释

1.诗教

2.新乐府

3.变文

二、简答题

1.简述汉代大赋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特点。

2.简述晚明小品文的主体风格及形式。

三、论述题

1、论述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时期媒介（如，纸、印刷术、报刊等）的演变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

2、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部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结合具体实例，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近现代文学

四、选择题

1.《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后，1918年1月起，哪些人曾经任编辑？

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周作人

刘半农

沈尹默

钱玄同

五、词语解释

1.《官场现形记》

2.《茶馆》

六、简答题

1.1940年“中国新诗派”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哪？

2.沈从文《湘西散记》、《湘西》在散文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七、论述题

1.试论汪曾祺80年代小说创作

2.简述“白话文学史观”的基本内容并评论

专题四 中国近现代政治 篇3

例1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懿旨”。6月26日，浙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驻上海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这表明（ ）

A. 列强在华势力受到有效遏制

B. 清政府中央集权面临危机

C. 地方实力派成为列强代理人

D. 地方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

解析 1900年，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南方的地方实力派却与列强勾结，这在本质上表明了清政府中央集权面临危机。A项错在“有效遏制”；C项当中地方实力派成为列强代理人的说法有误；D项中，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同列强的勾结旨在保南方各省安定，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可以理解为与中央政府对外意见不一（并且认定政府态度有误），但还不能说明与朝廷的关系到了“分庭抗礼”的程度。

答案 B

例2 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稿中提出：“迨（等到）流毒于天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白银）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无奈）漏向外洋，岂宜籍寇资盗，不亟（急迫）为计？”在这里，林则徐强调鸦片泛滥的最大危害是（ ）

A. 损害身体，削弱军队战斗力

B. 国库空虚，无饷银供给军队

C. 藏富于民，但损害国家利益

D. 白银外流，为列强增加财源

解析 林则徐将“损上益下”与“漏向外洋”进行对照，旨在强调宁可“藏富于民”也不能为侵略者提供资金，这更是当务之急。A、B两项只从材料侧面反映了问题；C项藏富于民，但损害国家利益与材料中的“何妨损上而益下”相违背；D项所表述的统治危机最能引起道光帝重视。

答案 D

例3 在西北小山村的土坯墙上，写着醒目的黑字标语：“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红军万岁！”这一历史场景最早出现在（ ）

A. 九·一八事变前后

B. 一·二八事变以前

C. 西安事变前后

D. 八·一三事变以后

解析 “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时提出的；“中国红军万岁！”出现于1927~1937年间。C、D项满足条件，但题目要求“最早可能出现”的时间，C项当为最佳答案。而且题干中有“在西北小山村”，四个选项中与“西北”相关的只有C项。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已经达成协议，1935年8月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答案 C

例4 1923年，《晨报》公布了一次社会调查，其中两个问项的统计数据如下：“你欢迎资本主义吗？”欢迎者占27%，不欢迎者占73%；“你赞成社会主义么？”赞成者占76%，不赞成者占24%，这一数据反映出被调查人群的多数（ ）

A. 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

B. 主张选择资产阶级民主道路

C. 渴望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

D. 赞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解析 1923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或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前夕），更多的被调查者赞成社会主义，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对公正公平社会制度的渴望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已经传播开来的现状。

答案 C

例5 在毛泽东回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发表感想说：“毛先生此次去重庆，造成了普遍的最良好的印象，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里“很大的成就”主要指（ ）

A. 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合法性问题

B. 决定召开政协会议，保证人民权利

C. 达成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协议

D. 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

解析 “毛先生此次去重庆”所指应为重庆谈判，这次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召开政协会议，保障人民权利。A、C、D项属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

答案 B

例6 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某报报道：“如果中国成功地按美国政府的模式建立起一个联邦共和国，由在欧美留学国的具有西方观念的人任领导，日本将不再是东方最西化的国家。”此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该报道的设想相符的是（ ）

A. 临时政府基本按照美国政体原则构架

B. 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

C.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D. 民国临时大总统都有西方民主观念

解析 南京临时政府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是美国政体的复制品。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实行联邦制；日本明治维新已近半个世纪，西化水平超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先后有孙中山、袁世凯二人，袁世凯并未在欧美留学，西方观念层次也相对较低。通过这些基本史实，可以较容易地排除B、C、D项。

答案 A

例7 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就外交问题指出：“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这里，“必须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在于（ ）

A. 缓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局面

B. 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力

C. 重建中美间战略伙伴关系

D. 发挥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解析 日内瓦会议（1954年）为中国战后首次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在此背景下，毛泽东的“走出去”战略是指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中苏关系友好，A项不正确；五十年代中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故B项错误；克林顿执政时期中美关系才被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C项不正确。

答案 D

【思路点拨】

本专题包括“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四个方面的内容。围绕中华民族两大近现代历史任务展开：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涵盖四大主题：争取民族独立、开展民主建设、完成国家统一、提高国际地位（其中民族独立与国际地位关系密切，但各有侧重；国家统一又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同学们在第一轮复习基础上可以选择小切口、大跨度、多方位、新思路的方式对知识进行重组，形成覆盖式小专题。本专题可能会有以下几种考查方式：以中印交通关系为切口，结合政治和地理知识进行考查；把二战期间中国战场的国际地位、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关系、战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新时期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等考点，用不同的新材料结合起来对比考查，考查同学们基础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

同学们在复习此专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内容上，加强通过社会史层面的材料训练，考察社会生活变迁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如：辛亥革命与社会变迁，通过服饰、发型、称呼、公共生活等诸多社会史领域的现象理解辛亥革命在民主与进步过程中的作用。

2. 方法上，强化对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所处世界背景的认识，同时把握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与同时期世界历史的横向联系。如：义和团运动与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方向；亚洲觉醒与西方列强国内社会思潮等。

3. 练习上，走专项训练式道路，通过周期性主题训练，打破书本知识以及老师补充素材之间的固有联系，完成服从于某一主题的专项训练，集中解决问题和重构知识网络。如：以反侵略和对反侵略的认识为主题，自制表格进行横纵向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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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训练】

1. 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连头带尾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最能体现它这方面影响的是（ ）

A. 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B. 赔偿英法巨额白银

C. 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游历

D. 增开沿海沿江十处通商口岸

2. 章太炎在牢房中为《孙逸仙》题辞：“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意指刘邦）断其嗌，揜迹郑（成功）、洪（秀全）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章太炎的题辞（ ）

①指出了孙中山是对郑、洪排满革命的事业的继承 ②有利于为洪秀全洗刷满清所称“邪教”头领的污名 ③阐述了孙中山在民族、民权主张上对郑、洪的发展 ④带有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但在当时有利于发动革命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3. 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激烈反对皇太后废黜皇帝；1900年义和团事件期间，东南诸省当局拒绝服从朝廷支持义和团的命令；1911年革命军占领武昌时，各省宣布拥护革命，公然反抗朝廷。对这一系列现象的阐释不正确的是（ ）

A. 民族离心倾向明显

B.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政体严重动摇

C. 开启了中国地方独立性持续增强的先河

D. 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地方督抚控制军队的必然结果

4.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觉醒论”同时并存。为此，甘威尔曾写道：“如果中国携着她的4亿民众加入到军事强国之列，而不同时成为基督教国家，她必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威胁。”对此，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①甘威尔认为中国必须接受西方文明与宗教的改革 ②甘威尔关注的对象是西方文明秩序的存在与维护 ③中国民众科学与民主意识的觉醒是产生以上论调的重要原因 ④满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有力操控是西方产生“威胁论”的前提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④ D. ①②④

5. 1911年10月下旬，面对清廷的求助，袁世凯提出六项要求：（1）一年内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大赦革命党人；（4）废除党禁；（5）袁有指挥陆海军之全权；（6）保证军费充足。对于袁世凯的要求，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旨在安抚立宪派和革命党

B. 控制满清朝廷核心权力

C. 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

D. 增加同革命党和谈筹码

6.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责成内务部颁布法令：取消对广东、福建的“疍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的称号。这一规定主要体现了（ ）

A. 中华民国主权在民

B. 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C. 等级制度被否定

D.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7. “巴黎和会之始，我们多闻所谓的‘公正的胜利’‘支持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求助他人者是注定要失望的。让国人今天知道，一劳永逸的是自力更生。如不是国人抛弃了自己的利益，谁能侵犯它们？”从这段评论中，不能得知的是（ ）

A. 对巴黎和会寄予民主和公正的期待

B. 战后初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

C. 凸显了中国人反侵略求民主的强烈愿望

D. 较为准确地预见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结果

8. 1919年4月，身在欧洲的梁启超给北京外交委员会发了一个电报：“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对梁启超此举评价正确的是（ ）

A. 政治上已转向革命

B. 看清帝国主义本质

C. 导致五四运动爆发

D. 思想倾向社会主义

9. 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写道：“1918年7月4日，苏俄人民外交委员翟趣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对华政策，包括放弃帝俄在满洲的全部掠夺品及在中国的特权，北京方面未予理会。”北京方面对苏俄的示好未予理会的原因主要包括（ ）

①惧怕会违背协约国意旨 ②北洋军阀政府是卖国投降政权 ③畏惧苏俄宣传过激主义 ④苏俄未能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

A. ①③ B. ②④

C. ①②③ D. ①②③④

10. “我们期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迅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观念……以树立国民革命真正领袖地位。”上述中共三大宣言内容反映出（ ）

A. 建议国民党注重军事斗争的重要性

B. 希望改组国民党

C. 承认国民党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

D. 中共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11. 抗战行将结束时，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归来，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并趁热打铁地发动了拒绝国民党自1931年就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他公开表示：“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下列关于材料的分析中，正确的是（ ）

A. “砒霜”是指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

B. “鱼死网破”是指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C. “拒检运动”必将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

D. 黄炎培延安行旨在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2. 张鸣在《苏维埃乡村追求》中指出：“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农村的开展以及农民对这个运动的理解，暗示了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趋向以及这种趋向的中国化命运。”其中“这种趋向的中国化命运”主要体现在（ ）

A.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B. 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

C. 红军长征的胜利

D. 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

13.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严正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对此，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

B. 蒋介石在民族危机重要时刻的基本态度已经是准备抗日

C. 蒋介石依旧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手段解决中日争端

D.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抗战

14. “至于中国之决计应战，一以势迫出此……如再忍让，不惟华北将为东北之续，且欲求偏安而不可得；二以人心愤激已至极点，中共主战尤力，此次如再不抵抗，内战势将重起。”本段文字说明（ ）

A. 日本灭亡中国举措步步紧逼

B. 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双方的积极主动选择

C. 日本侵占东三省，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

D. 国民政府主战有利于维护现有和平，制止内战出现

15. “（这一时期中国）以自主交通建设为主，最重要的为滇缅公路，次为越桂公路。通往苏俄的西北公路较以往改善。国内公路以川陕、川滇、湘黔诸线为要。新筑铁路有自湘南衡阳至广西桂林的湘桂线。”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判断，“这一时期”的年代和特征是（ ）

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 篇4

《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是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项目“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之“学校音乐教育系列”丛书之一, 这套丛书分为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和外国学校音乐教育两部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包括《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 共五本, 按照历史的分期为古代、近现代、当代, 三个板块。《中国近现代学校教育》以1840至1949年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 着重研究了这一历史阶段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等等。

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近现代学校美育与教育思想, 包括清政府、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教育家和音乐教育家等音乐教育思想;第二章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 包括清朝末年、民国政府、革命根据地关于学校音乐教育政策和法规;第三章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创始及发展, 包括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创始、学堂乐歌的特点和历史成就、“五四”运动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第四章音乐师资的培养, 包括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音乐院校的师范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会社和团体的音乐师资培训工作;

第五章幼儿音乐教育的创始和发展, 包括清末蒙养院、民国时期幼稚园、革命根据地的幼儿园、幼稚师范的音乐教育;第六章音乐教材的建设, 包括音乐教材建设的发展概况、小学音乐教材、中学音乐教材、幼稚园音乐教材、师范学校音乐教材;第七章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 包括教会学校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围绕教育权而进行的斗争、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

读完此书, 深感受益匪浅, 其体现出的价值有三:

其一, 此书为关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方面最早、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本书。目前相关的书目还有马达《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更侧重20世纪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孙继南《中国近现代 (1840-2000) 音乐教育史纪年》 (增订本) 主要收录了1840~2000年间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发展史中的相关事件及史料, 每条条目之后注明该条主要资料来源。因此, 综合来看《中国近现代学校教育》有自身特点, 作为国家“八五”规划, 具有重大的使命感, 因此此书从时间来说是最早的一本, 投入的时间的精力可想而知。在内容上也集众家之智慧、合作之精髓, 对每一阶段、每一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的音乐教育都详尽论述、且资料丰富。这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知识体系, 熟练于每一细节及其综合能力。此书也成为后人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之门的钥匙。

其二, 此书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也是一个补充, 书中提及许多之前并不受关注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音乐著作等。如:李抱忱对整理旧乐、介绍西乐、创作音乐、音乐教育等音乐方面的贡献;匪石的论文《中国音乐改良说》;剑虹 (李开一) 在云南影响广泛;刘质平 (李叔同的学生) 著有《唱歌教本》《中等理论教科书》《开明唱歌教程》《开明音乐教程》;柯政和著有《初中模范唱歌教科书》《高中模范唱歌教科书》《初小模范唱歌教科书》;邹敏、铁明《音乐教育心理学》;俞绂棠的教学具有一定价值, 他坚持五线谱和固定唱名法教学;索树白、陈仲子、朱稣典、俞子夷、沈秉廉、沈百英、顾绶卿、王余、陈运仁等。

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不断向前推进的, 我们惊喜于此书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带来的新资料与研究课题, 让这些已被人们所淡忘的人物和他们推动音乐教育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重现在我们眼前, 也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音乐教育状况有着重大的意义。

其三, 此书附录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如:《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编年记事》清晰的记载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 也提供了大量的原典出处, 便于快速掌握和查找;《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编年记事注释》则记载了大量的人物、学校。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像浏览目录般的快速了解历史, 也可以从其中发掘出更多的研究课题, 这才是此部分的关键价值之所在。这些资料都非常珍贵, 也体现出作者的用心良苦及严谨的作风。当下很多人写文章都忽略于参考文献和附录部分, 从作者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如何做好学问。

此书没有采取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写作的史书结构, 而是选择学校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总的几个方面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和论述, 如:音乐教育思想、中小学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幼儿园音乐教育、音乐教材等。作者力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反映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在各专题范畴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但历史的真实本体永远是多角度的, 而文字叙述的只能单一主线, 尤其中国近现代史更是错综复杂, 疏理困难, 难以取舍。这让我想起了西方音乐史前辈亚伯拉罕, 他追求一种更为平稳、更为靠近历史“真实”的连续线索发展感。也为更多的学者值得去思索如何尽可能做到“完美”?

中国近现代人物(素材) 篇5

1.季羡林

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反映。

推荐语：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颁奖词：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2.梁实秋的演讲

著名作家梁实秋擅长演讲，他的演讲独具风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演讲。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校长有令，只好以一副无奈的表情，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话不寻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话题：“语言的妙用”“幽默人生”

3.林语堂上课请学生吃长生果

林语堂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一次，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要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分析：林语堂，一位大师级语言大师。性格幽默、风趣，听其谈话，如沐春风，获益多多。

4.严复的担忧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他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

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分析：“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国分忧，是每一个华夏儿女义不容辞的义务。

话题：“责任”“爱国”

5.华罗庚立志回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早年在美国很受学术界器重。有人想和他签订合同，把他留在美国，给予优厚的待遇，但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途经香港时，他发表了一封给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满怀热情地呼吁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分析：“富贵不能淫”，物质再丰厚也不能阻挡爱国者回归祖国的脚步。

话题：“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

6.这是我的权力 —— 陈少敏老革命家陈少敏一生正直。“文革”期间，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草案时，陈少敏坚决不举手。会后，康生恶狠狠地质问她为什么不举手，她义正辞严地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后来她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受尽折磨。她坚定地说：“不要犯软骨病，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群众、对国家、对党负责到底。”

分析：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坚持了做人的尊严，坚持的真理，也就是维护了个人和民族的尊严。话题：“信念与尊严”“永不屈服”“骨气”

7.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元史》载，宋元之际，世道纷乱。学者许衡外出，天气炎热，口渴难忍。路边正好有棵梨树，行人都去摘梨止渴。惟许衡不为所动。有人问：“你为何不摘梨呢?” 许衡道：“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笑他迂腐：“世道如此纷乱，管他谁的梨?它已没有主人了。”许衡说：“梨虽无主，但我心有主。”

分析：心灵需要自我维护。纯洁的心灵是智者所追求的，心灵有了污点，人生也就不再完美了。

8.孙中山的崇高信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40年如一日，为中国的独立富强而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自己别无家产，仅有书籍、衣服、一所华侨捐献给他的小住宅。他革命一生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崇高信仰。

分析：孙中山执著无悔于革命，在于他有崇高的信仰，即“人群之需要”。信仰如山，仰之弥高。话题：“成功与信仰”“成功的动力”“

9.鲁迅为国弃医从文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10.朱自清不吃嗟来之食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教授，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当时，国民党勾结美国，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这年(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分析：贪贱不能移的骨气在朱自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吃美国“救济粮”不仅是高贵人格的表现，更是国格的表现。

话题：“骨气”“人格和国格”

11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卢嘉锡

卢嘉锡是我国著名化学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兼任福建省立夏中学数学教师。当时，有个学生故意拿了一道登在外国杂志上悬赏解答的数学题目为难卢嘉锡，但他并不介意，只 是说：“我留着做做看，看能否解答出来。”经过一天多的精密计算，卢嘉锡把题答了出来。他向那位学生详细地介绍了解题的方法和具体过程。那个学生从心底佩服卢嘉锡的博学多才。卢嘉锡诚恳地对那位学生说：“我们闽南有句老话，叫做„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我现在虽然是你的先生，但还有许多东西自己也不懂，要进一步学习。” 分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永远不要以为自己了解知道一切，否则你就是无知。话题：“面具”“贪婪”“作秀”

12.海子的寂寞

或许诗歌真是从寂寞中酿出来的，否则为什么所有的诗人都那么落寞?海子也不例外，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能与别人进行交流。有一次，海子在百无聊赖之际随意走进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他对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毫无浪漫情趣的老板抬眼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年轻人：长发凌乱，身材瘦小，落落寡欢，不修边幅，而且说话如此神经兮兮，就以为他脑瓜子是有些毛病的，便嘲讽地回答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海子无奈地耸了耸肩膀，默默地走出了餐馆，同时也走进了更深的寂寞。

分析：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与沟通。沟通源于寂寞，无法沟通，也就更加寂寞。

话题：“寂寞与沟通”“交流与理解”“冷漠是毒药”

13.李嘉诚亲自去接老师

香港著名的塑胶商、房地产巨商李嘉诚常常捐资助学。一次，他邀请汕头大学的一批教师来港并准备亲自去车站迎接。恰好此时他又接到通知，国家经贸部一位官员专程来港与他洽谈生意，请他去迎接。经过考虑，李嘉诚先生安排了别人去接经贸部官员，而自己还是去了火车站。由于火车晚点，他在车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汕头大学的老师知道后感动地说：“这件事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李嘉诚先生对教育的诚心。他能舍命办教育，我们也应该努力去做。”

分析：商人捐资办学，不能沽名钓誉。李嘉诚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的言行一致。

话题：“尊师重教”“表率”“做人与做事”

14宋庆龄的执著

宋庆龄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国民大革命(1924—1927年)、国共对立十年(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而殚精竭虑，英勇奋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宋庆龄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分析：没有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宋庆龄能七十年如一日为祖国的解放和富强而殚精竭虑吗? 话题：“忠贞”“持之以恒”

15华罗庚立志回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早年在美国很受学术界器重。有人想和他签订合同，把他留在美国，给予优厚的待遇，但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途经香港时，他发表了一封给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满怀热情地呼吁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分析：“富贵不能淫”，物质再丰厚也不能阻挡爱国者回归祖国的脚步。

话题：“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

16不达目的不罢休——侯宝林

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勤奋好学，他的艺术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著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北京所有的旧书摊也未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本书。时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18天都跑到图书馆去抄书，一部10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侯宝林正是 凭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毅力，才成为一代相声艺术宗师的。

分析：语言大师侯宝林以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要勤奋好学，二要持之以恒。

话题：笑声来自勤奋学习成就天才

17王安谈“当机立断”

华裔电脑名人王安博士说，影响他一生的事情发生在他6岁之时。一天他外出玩耍，经过一棵大树时，突然有一个鸟巢掉在他的头上，里面滚出了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麻雀。他决定把它带回家喂养。走到家门口，突然想起妈妈不允许他在家养小动物。他轻轻地把小麻雀放在门后，走进屋去请求妈妈，妈妈竟破例答应了。王安兴奋地跑到门后，小麻雀却被猫吃了。

分析：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绝不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虽可避免做错一些事，但也会失去一些成功的机会。

话题：“成功的保证”“犹豫与果断”

18胡适有36顶博士帽

五四”文化名人胡适，1927年由英国赴美国，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交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获得第一顶博士帽。之后8年中，胡适又成为香港大学法学博士，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名誉博士……仅1942年一年，美国各大学便争相授予胡适10个博士学位，至1959年，胡适共获得36个博士学位。由此可见胡适的博学多才。

分析：荣誉的获得，首先是对其工作业绩与成就的认同与肯定，正如培根所说：“荣誉的获得在乎把一个人所有的才德和真价值无损无伤地显露出来。”它内含一个道理：获得荣誉者必须付出努力与艰辛。

话题：“学者的魅力”“真正的„博‟士”

19“教授之教授”陈寅恪

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深厚，8岁即研习《说文解字》和训诂学，熟读《三字经》、《二十四史》，13岁即赴日留学，17岁回国，21岁又赴美。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精通英、法、德、日等文字，还基本掌握了希腊文、波斯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等19种文字。我国学者，无论是留学归来的洋博士，还是国学基础深厚的“土”学者，无不佩服他学识渊博。人们尊之为“教授之教授”。分析：一个人一生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和业绩，除了归功于他的聪明才智，更在于他的勤奋与博学。

话题：“学无止境”“学不压身”

20邓拓倡导博学

邓拓是一位有广博知识的学者，他提倡现代人应博学。他在《欢迎杂家》一文中这样说：“专门的学问不容易掌握，但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的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知识，则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得到的，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一定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就容易多了。”

分析：邓老提倡的也许就是我们常挂嘴边的“杂学种种，精专一项”。而真正的“专才”无不是在“通才”的基础上产生的。

话题：“博与专”“偏科的理由”

21王国维专致于国学

有这样一个人，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阅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在文学领域里，较早地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及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文学的界 说、文学的特质、作家论、创作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新开拓，新贡献，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他就是——王国维。

分析：“信而有征，不囿成见”，这才是治学的精髓。首先要不囿成见，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才能产生新的思想;其次，“信而有征”，必须为自己或他人的说法找到有力的证据，新思想才站得住脚。话题：“治学的态度”“创新”

22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齐白石

勤奋是齐白石一辈子艺术生活的特点。他对艺术的追求孜孜不倦，在70年的绘画生涯中，他差不多天天都要作画。27岁以后，只有因两次生病、一次遭父母之丧搁过笔。即使到了晚年，他也没有睡过懒觉，每天照例早起，吃过早饭，便要画上几幅。1957年春夏之际，他的健康情况已大不如前，还丝毫不服老，顽强地和衰老作斗争，临终前他画的最后一幅画是花中之王——牡丹。

分析：成功者选择勤奋，懒惰者选择懒惰。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生勤奋，这是高尚者的座右铭。只要生命不息，那么笔就不会停止书写。

话题：“工作态度”“勤奋与懒惰”“成功出于勤奋”

23从勤杂工到版本专家 ——郭松年

郭松年是我国著名的版权专家，谁曾想到，他是勤杂工出身的。郭松年小学一毕业，便因家庭贫寒，被父亲托人送到北大法学院图书馆当了勤杂工。他用零用钱买了一套中学课本，制定了自学中学课程的计划。家里穷得连买灯油的钱也没有，他就要求晚上在图书馆加班，借“光”读书。他克服了受人鄙视、年龄偏大、家事拖累等种种困难，挤出时间读书和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版本学界的权威。

分析:环境的困苦只能压倒意志薄弱的人,对于坚强、勤奋的人来说那会是一段值得珍惜的人生经历。

【素材一】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 18 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晚年双 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 年时间完成 85 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 3 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陈寅恪能够过滤净化自己的心灵，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自由的文心，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素材二】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 35 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 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素材三】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 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 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 40 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适用话题】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素材四】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 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然而，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 80 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 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 15 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 15 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不”

【素材五】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 11 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 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我们的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来自行政的干预过多，看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往往不看其内质，而注重于可视可触的“硬件”。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他们甘心在别人耀眼的光芒下刻苦钻研。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素材六】梅汝璈——“孤寂”的大法官

梅汝璈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东京审判。1946 年 3 月 19 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梅博士曾慷慨激昂地表示：“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梅汝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 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多维解读 1.正义之剑法理之剑舞“远东”，梅汝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也对发展和维护国际的正常秩序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之时，我们需要另一把法理之剑再舞“远东”。

2.铭记历史列宁说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让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大法官之言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适用话题】责任、诺言、正义、忘记与铭记、回望身后的脚印 【素材七】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 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 30 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多维解读 1.勇于担当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或许，因时代不同，记者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但是，在“为人民代言、为时代立言、为历史留言”这一点上，应该是共通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当为“铁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

2.报人风骨真正的报人应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风骨，傲视一切权贵。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自由报人邵飘萍，心怀壮志，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凸显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彰显出一个正直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精神风骨。

【适用话题】责任、风骨、勇于担当、人间正义、人生的作业【素材八】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 小时，另外 3 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正所谓“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多维解读 1.人格典范“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或许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在那个动荡的多事之秋，民国学人傅斯年为“谔谔之士”做了生动的注脚。他一改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等积习，敢怒敢言，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是一代学人的人格典范。

2.给自己修枝人和花草树木一样，也需要适时修枝。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由修枝而悟人生之道，说明只有合道的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如傅斯年所言，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有人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

【适用话题】典范、正直、兼收并蓄、给自己修枝、冰炭不相容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人物名片

刘文典，生于1889年，卒于1958年，字叔雅，中国文学史家，民国大学者。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13年赴日求学,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 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等。

在民国学人中，刘文典的狂生掌故，常为人们奉为佳话。但是在狂与傲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刘文典对待世事人情的无虚伪、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是对学术的承担，是独立之精神，是自由之思想。

经典看点

1.“替庄子跑警报”

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一日，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活学活用

时人谓刘文典狂，其实没有厚实的成就，再狂也只是无根浮萍，也不免流于洛下书生咏、魏市人石发式的东施效颦。刘文典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便是其任性啸咏的浑厚底气，也恰恰是他狂的所在。也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刘文典的“狂”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像这样的以生命承担的学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自有一种精神，这就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适用话题】学术与生命；我为学术“狂”；担当的分量；轻薄与厚重……

2．“择时讲月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

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届时，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活学活用

西南联大存于战火纷飞之际，刘文典等学者们身处逆境，然弦歌不断，风雅不减。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观刘文典的月下课堂，便知大师的课堂为何风貌。不由地想起孔子与弟子的那幅春归图：“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刘文典用他的浪漫情怀，用他对学术的痴情，为他的学生们在那段艰难岁月里营造诗意的课堂，怎能不说是千古绝唱！

【适用话题】大师的课堂；真名士自风流；随性与本性；特立独行……

3.“大学不是衙门”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扫了蒋的颜面。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活学活用

痛斥蒋介石，刘文典一骂成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那种藐视权贵的狂气和坚持人格独立的硬气，这种“狂”其实是一种气节。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贵在“气节”二字。

【适用话题】贵在气节；独立的精神；人格与尊严……

【评价】：

1、刘文典晚年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2、他不仅仅是一位狂士，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不仅是一位精通古代典籍的学者，还曾一度是一位革命家。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胡适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文章，阐述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的关系。他对青年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却要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独立精神，理性思考，是胡适贯穿一生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而有无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正是判定公共知识分子与犬儒的重要标准。胡适批判国民党的言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给他刊登的，好在那个时代允许民间办报纸出杂志。胡适和他的同仁们就自办杂志，抨击时弊。1928年，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丁西林等人创办《新月》月刊，关注时局与现实，用政治舆论来监督规范执政党，探求民主宪政之路，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宪政，直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的遗风，站在独立的政治立场，以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为价值取向，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胡适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认为：“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发刊词称：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段话可以说是胡适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权卫士的宣言。期间，胡适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论争。胡适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就要肩负使命，体现对民众的人文关怀，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胡适在总结这段笔墨生涯是回忆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个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胡适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利用权力来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以理想的实现，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什么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独立、理性、责任、正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也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特点。维护宪法，保障人权

胡适以自由学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抗争了一辈子，直到去世。胡适重视人权，追求人权，为台湾带来人权的理念，作为学者，他一生当中最重要工作就是维护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可以说，今日台湾的民主与胡适等一大批人权斗士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分不开的。国民党虽然在1949 年制定了一部宪法，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执行过，事实上，从蒋介石实施戒严开始到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始终处于违宪状态，公民的政治权利基本被剥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性冤案，这也是国民党在上个世纪末被台湾人民唾弃的重要原因。

这个非常时期，胡适坚持学术中立，痛批国民党违宪，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连任总统。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胡适走下飞机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人权。胡适坦言“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他认为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政府承认新闻独立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这些意见相当尖锐，但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

1956年9月，蒋介石在自己70岁生日之前，向社会各界抛出一份《婉辞》，希望社会各界“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指正”。胡适遂在台湾中央日报社的邀请下，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一式两份，除了寄给中央日报，还寄给了《自由中国》。在文章中，胡适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告诫蒋介石要信任下属，凡事不要管得太多太死，希望蒋试试古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的文章以及发表在这一期《自由中国》上的其他文章，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引起轰动。

“祝寿专号”被读者抢购一空，一时洛阳纸贵，但《自由中国》社也又一次为自己惹了麻烦。台湾当局指责这一期《自由中国》里面充满了“毒素思想”，又说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胡适陷入了国民党对他的极大的不信任中。他在1957年写给好友赵元任的信中道：“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

国民党指名道姓打压胡适，围剿《自由中国》，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台湾学人们争取到的有限言论自由的空间，遭到重创，面临严峻考验。此时，胡适远在美国，他决定回到台湾，利用他的影响扭转局面。

他跟赵元任说：“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胡适在1958年4月8日，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由中国》事件遂风平浪静，暂时告一段落。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两年后《自由中国》**又起。事件起因是《自由中国》公开批评国民党违反宪法，成了国民党最终查封《自由中国》继而逮捕雷震的导火索。

1960 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不久，随着蒋介石任期的届满，以及《自由中国》力量的壮大，雷震决定正式组建反对党，并希望胡适出面牵头。胡适的态度是，同意组党，但不宜出面组织，理由是“从未梦想自己出来组织任何政党”，同时，对组党的性质和范围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议雷震等“可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尽管胡适对这个“反对党” 的倡议是加了许多限制语的，但仍旧让蒋介石政府感到了威胁。

有人认为，胡适的态度是胡适怯弱的表现。我想，这可能是认识的角度不同。胡适鼓励组党，是出于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胡适不愿出面挑头，是缘于他一生坚持的一个信条——独立、中立、不党。正是因为坚持正信，国民党也没有把他拉进去，就连蒋介石让他组党，他都断然拒绝。事情源于蒋介石提名胡适竞选总统那段公案。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胡适出席。30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后经王世界劝说，胡适终于接受。4月1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4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蒋介石态度诚恳，胡适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最终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想法。对此，蒋介石很是过意不去。4月8日晚，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歉意和慰抚。蒋介石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也许是蒋介石出于歉意，或者是出于对胡适情感的补偿，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由此可以证明，胡适“不党”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非关怯弱。胡适在为官的态度上也不像傅斯年那样决然，傅斯年是议政而不参政，胡适是议政也可参政，穷则独，达则济，显示出更为灵活的、张弛有度的入世观。胡适“不党”还有一个原因，他要保持对蒋介石的影响力，绝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与蒋对立的形象，否则，不仅影响力无从谈起，连自身也难以保障。所以，他可以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但很少批评蒋介石，这正是胡适的过人之处。不能同时制造两个敌人。他批国民党，蒋介石可以包容他，如果他批蒋介石，国民党谁来保他？如果他既批国民党又批蒋介石，恐怕即使不会步尘雷震、柏杨、李敖的厄运，但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胡适积一生之经验和智慧告诫知识分子，要说负责任的话，说公正的话，说理性的话，这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捷径。胡适不主张过激，他深知过犹不及，所以他主张“得寸进寸”，反对“得寸进尺”。对雷震组党的诸多限制和善意提醒，就是为了避免给当局制造口实，事与愿违。事实上，胡适跟国民党打了半个世纪交道，水深水浅，了如指掌，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胡适的担忧。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3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

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陈寅恪能够过滤净化自己的心灵，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自由的文心，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

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钱钟书——千古文章未尽才

1、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他一岁时“抓周”，第一下就抓到了一本书不放，家里人特别高兴，因此他的伯父给他起名为“钟书”，钟情于书，这个名字好像验证了钱钟书一生都嗜书如命的脾性，也仿佛就是他“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的“书痴”生活的写照。在父亲的直接指导下，钱钟书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功底非常雄厚。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为了博览国内不易看到的书籍，钱钟书除了听课以外，日夜埋首于图书馆，孜孜不倦阅读了大量的图书，认真地做了笔记。英、法三年的学习，为钱钟书从国学到西学融会贯通，具备现代意识和世界性的眼光，以至后来成为东方睿智学人，名满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水木清华，不拘一格降人才。1929年钱钟书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时，数学考试极差，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但因国文、英文两科得了特优（英文还是满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是校长亲阅试卷后定夺收下他。可以说，当年清华大学心胸的宽阔为一代才子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钱钟书28岁时被破格聘为外文系教授，这在清华园也是绝无仅有的。

3、钱钟书的“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人无完人，这样的“痴气”更显其率真可爱。

4、钱钟书的“狂”。钱钟书学识广博，功力深厚，讲话坦直，且能言善辩，再加上媒体的片面宣传，也误导了世人，有些人认为他过于倨傲自负、恃才傲物，甚至有时他被视为不可亲近的“狂生”。例如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万乘之尊的英国女王到中国，国宴陪客名单上点名请他时，他称病推掉„„这种行径非人人能理解，因此便难摆脱“狂”的称号。其实，耿介绝俗才是钱先生的本质。1947年周振甫先生为他编《谈艺录》一书，错别字未能尽数扫除，钱先生非但没批评，反为之开脱，书出版后又题辞相赠，拜谢。这些足可见钱先生的谦恭和做人。

5、淡泊名利，高风亮节。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6、个性乐观。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但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7、丧事从简，走得潇洒。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先生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两三个亲人送别就行了，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来的，可能就会有上千吧？”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先生就活在书里。”

8、钱钟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做自己爱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在行为和精神上特立独行，清明自守，硬起脊梁笔直地走自己要走的道路。“书囊应满三千卷，人品当居第一流”，钱钟书身上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突出要求和愿望：做完整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收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自己的个性尊严。

钱钟书经典语录

1、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2、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

3、猪是否能快乐得象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容易满足得象猪，我们是常看见的。

4、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5、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

6、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7、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8、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黎锦熙、毛泽东——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

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与友人创办(《湖南公报》，任总编辑。19,13年至1915年 先后任湖南第四、第一师范历史教员，学生中有毛泽东、蔡和森等。此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西北联大等多所大学任教。他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推广普通话并为之奋斗七十年的学者。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席、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有《新著国语文法》《中华新韵》、《国语新文字论》等多种，其《新著国语文法》是全国师范学校的必修课，他创造的注音字母、汉语拼音也是国学校的必修课。

关于大伯黎锦熙与毛泽东六十年的师生情，国内学者多有述及，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当大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大伯对他的印象是：“毛泽东个子高，沉静儒雅，衣着朴素，言谈之间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后来大伯去北京在教育部任职，两人一直都有书信来往。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赴京，在北大旁听，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经常去大伯家拜访，年夜饭也是在大伯家吃的。大伯家的院子里有棵枣树，枣熟的季节，大伯总是送些给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抽烟很凶，手头又拮据，所以每次他来访的时候，大伯总是送些烟让他带回去抽。

1919年2月，毛泽东因他母亲病重返回故里。他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和张平子、李抱一等创建《湘江评论》，是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为了资助《湘江评论》，大伯汇寄了400元，章士钊汇寄了400元，蔡元培、胡适和我的父亲也寄了一些钱，数目不详。自1919年始，师生俩一别三十年，直到1949年才重又聚首。在白色恐怖之下，大伯始终保存毛泽东与他来往的6封书信、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珍贵文献。

毛泽东60岁生日时，大伯把珍藏了三十多年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湘江评论》全部交给毛泽东当做生日礼物，毛泽东十分感动。

解放初期，毛泽东曾想请大伯出任教育部长，大伯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了。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劝大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请为介绍人。大伯脱口而出：“君子不党。”毛泽东脸色非常难看。当时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也是湖南老乡，说：“你这话让主席真的生气了。”大伯坦然道：“我实话实说。”大伯一直以“君子”自重，从未想过借助毛泽东的威望攀龙附势。

但毛泽东并未计较大伯的倔犟。不久，毛泽东指定大伯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7人共同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大伯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这些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的。

此后，大伯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时，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报告里所说：“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伯也受到冲击。一大帮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来抄家，大伯被逼无奈，只好把毛泽东的6封书信拿出来摆在案上，这才有惊无险。旋即，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保护他，还通过毛泽东的表兄、大伯的好友王季范等劝阻红卫兵，不许抄家，更不许去批斗。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大伯居住条件较差时，特地过问他的住房问题，使他迁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他从此有了一个幽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逝世。

孤鸿林风眠 故乡最伤心

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结。1900年11月，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石匠家庭，他从小就对色彩有特别浓烈的兴趣，总缠着母亲去村里新开的染坊看颜料。林风眠的母亲地位低下，丈夫和婆婆对她冷漠苛刻。这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和年轻的染坊老板坠入爱河，相约私奔，不幸却被族人抓了回来，绑起来拷打得鲜血淋漓。年仅六岁的林风眠突然冲出来，大声哭喊，手里举着菜刀向人群乱挥。孩子被强行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他变得沉默寡言。成年后林风眠多次打听，有人说母亲被卖到山区不知所踪，有人说母亲被沉了“猪笼”。直到晚年，林风眠还常喃喃地说，如果没带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1919年12月25日，在新式学堂美术课上显露天分的林风眠踏上轮船，赴法勤工俭学，离开了故乡伤心之地，从此再没回来过。

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林风眠不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他为塞尚、莫奈、马蒂斯等离经叛道的画家所倾倒，又在巴黎东方美术馆、陶瓷博物馆的彩陶、汉画砖、唐三彩、瓷器花纹上，发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奇特魅力。1924年5月，法国东部举办中国美术展，正旅居法国的蔡元培作为重头嘉宾出席，他被林风眠的《摸索》深深吸引。这幅巨画四五米长，三米多高，荷马、但丁、孔子、雨果、托尔斯泰等先哲在灰黑色调的沉郁气氛中思考。蔡元培赞叹画家的艺术天才，几次和夫人去林风眠的住所看望他，见他生活清苦还给他三千法郎资助。

那时的林风眠不仅艺术上初露锋芒，且新婚燕尔，感情甜蜜，可谓少年得意。可是他与德国妻子罗达结婚没多久，罗达就在分娩时染上产褥热，与婴儿一同夭折。爱妻是为了孩子而死，联想自己的母亲，林风眠被深重的悲伤和宿命感吞噬。

被“架”到北平当校长请齐白石出山

1925年圣诞节过后，林风眠携第二任妻子阿丽丝回国。在新加坡中转上船时，林风眠与徐悲鸿不期而遇。说来也奇，两人同在巴黎美术学院求学，之前竟从来没见过面。在学院派的徐悲鸿眼里，林风眠热衷的塞尚、毕加索都是“欺世盗名”的“祸害”，且两人一个是官费留学生，一个是勤工俭学的自费生，境遇有明显落差，不在一个交际圈。徐问林风眠回国有什么打算，林老老实实地说，还在找工作，没有着落。林风眠哪里知道，蔡元培已经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只是介绍信寄去时他已上了轮船。他们的船刚在上海抵港，就看见岸上大红条幅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一名学生挤上船喊着：我们来接林风眠校长，谁是林校长。林风眠连忙躲开，说“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年仅26岁的林风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架”到北京，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

林风眠上任，他请了齐白石任教。那时齐白石虽已65岁，可还未真正成名，是正统国画家讥笑的“野狐禅”。艺专国画系教师群起反对，说齐白石这个木匠从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齐白石也自嘲是个乡巴佬，不肯到洋学堂教书，但经不住林风眠一次次登门劝驾。林风眠给老人专门备了把藤椅让他坐着上课，下课亲自送他出校门。齐白石握着他的手说：“林校长，我信得过你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一年之后，蒋介石发起清党政变，林风眠的同乡好友、一同留学欧洲的熊君锐在中山大学被特务杀害。林风眠深受刺激。本来不问政治的他抑制不住愤懑，挥笔画下了他的名作《人道》，宽幅油画上充满锁链、绞架和无数殉难者的形象。他组织学生到民间写生，了解民间疾苦，举行北京艺术大会，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这些活动让北洋政府颇为紧张，教育部长刘哲扬言林风眠是共产党，向张作霖建议把他抓起来枪毙，幸亏张学良说了句话：林风眠一个画画的，没什么了不得的，放他一马吧。一句话的救命之恩，林风眠记了一辈子。1989年，在离世前两年，林风眠到台北办画展，专程去看望了张学良。

压力之下，林风眠愤而辞职，南下杭州，其间又画了《人间》和《痛苦》。1931年，蒋介石携宋美龄回奉化老家小住，途经杭州，专门到艺专参观，林风眠陪他看画。看到《痛 苦》时，蒋介石脸色很难看，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折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写实转向写意，象征变为表现。

诗意栖居西湖高徒遍天下

林风眠辞职后到杭州筹建艺术院并任校长，又是拜蔡元培鼎力支持。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国民性；而林风眠在北京艺专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让学生走出画室到民间创作，与蔡元培不谋而合。蔡把林风眠当作教育思想上难得的忘年知己。为给林风眠壮声势，蔡元培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题写校名，介绍自己的长女、油画家蔡威廉来当老师。典礼结束，蔡元培当晚就下榻在林风眠在西湖边的小木屋，而不去住已给他安排好的豪华旅馆新新饭店，一时成为新闻。蔡元培住了好几天，杭州各界名流要拜访他都得到林风眠家，这样就帮林风眠在杭州文艺界打开了局面。

杭州艺术院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独立艺术院校的开始。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席德进，苏天赐……林风眠直接培养出的学生撑起现代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深深影响了一代艺术家，至今被美术教育界视为先进。他鼓励学生释放天性，口头禅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放松一点，随便些，乱画嘛。”后来成为着名美学家的洪毅然在艺专上学时绘画拘谨，林风眠劝他作画前先喝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

执掌校政的十年，是林风眠一生最辉煌的时光，在西湖边诗意的栖居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段安居乐业、享受天伦的日子。他在玉泉道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二层小楼，室内壁橱、墙壁、天花板，清一色本色木板装饰，学生们形容这是西方小说里才有的建筑，周末他们就欢聚于此与他聊天。二楼是画室，除了最亲近的朋友学生没人可以上来，他常在此通宵创作，取一两幅满意之作，其余废弃一地，第二天早上由佣人扫走。园内遍植梅、桂、梧桐、凌霄，还有林风眠亲手培育的玉米、草莓等作物。今天这座小楼安详坐落于杭州植物园大门旁，吴冠中为老师的故居题写了匾额。

隐退重庆，孕育“风眠体” 1937年8月，日军铁蹄南下，终结了林风眠在杭州建设“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重镇的梦想，也击溃了他安稳美好的生活。他带着妻子女儿准备到上海定居，在南昌路找了一幢二层小楼。没住多久，汪伪政权的高官找上门来邀林风眠出山，林风眠当然不肯当汉奸，决计马上离沪。因不忍妻女和他颠沛流离，他孤身辗转香港、河内、昆明，最后到了重庆。

他托陈布雷在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谋了个虚职，领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隐居在嘉陵江边军政部的一座仓库里。这仓库是土墙黄泥地，与他西湖边的小洋楼天壤之别，林风眠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近七年，自己买菜、生炉子、烧饭、洗衣、打扫，屋里只有一张木桌，菜刀、砧板、油瓶堂皇列于画纸毛笔之侧。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建群爱好书画，专程来拜访林风眠，见如此陋室，不禁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您得道了。”林风眠事后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李可染当时也在重庆，经常会带点便饭去看望老师，每次去都看到林风眠在画画，每日画几十张，画完的画堆在身后，直摞到屋顶。苦行僧般的清净生活使林风眠能集中全部精力创作，他融合中西的“风眠体”就在这个江边仓库横空出世。“风眠体”的第一大特色就是方纸布阵。中国传统纸绢画，不是横卷就是立轴，便于富贵人家悬挂厅堂，林风眠大胆地突破传统，转向更利于制作画册供大众观赏的方形构图。不画传统的峰峦山谷宏大景色，而画近景特写。他使用生宣、毛笔、水墨、水彩等中国传统材料，但技法汲取西方画的精微光色，他自嘲是个好“色”之徒，打破“水墨为上”的古训，运用浓重艳丽的色彩描绘仕女、花鸟、秋林、泊船。线条的灵感则来源于汉画砖、唐壁画。鲜艳的色彩，简洁灵动的线条，美好的意象，这就是林风眠画中的赤子之心。

抗战胜利，避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纷纷北归。因有行李重量限制，林风眠上飞机前把自己所有行李都扔了，只带上在重庆期间的所有画作。到了杭州，他直奔旧居，眼前景象令人断肠：他的小楼这些年被日军占为兵营，花园成了马厩，他曾震动国内外的巨幅油画《摸索》《人道》《人间》《痛苦》都已被扯碎，用作马匹的挡雨布……

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带回的这批新画，有一天也将被他亲手摧毁。

独居上海片刻安宁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林风眠十分兴奋。他虽然从不参与政治，但对共产党抱有天然的信任和好感。跟他乘同一条船去法国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后来都成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法国期间他还认识了周恩来，两人结成君子之交。林风眠与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的关系更不一般。他俩是梅州同乡，读中学时坐同桌，还一起办了诗友会。林风眠激动地对学生们说：“共产党来了，叶剑英肯定会支持我，说不定这个学校就能按我们的理想办！”

现实很快证实了林风眠的天真。杭州艺专二十几年来都沿袭林风眠因材施教、解放个性的教育方针，但共产党接管后将学校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有教学体系一概推翻，把“线描形式，宣传画题材”当作唯一信条，甚至挂出石膏像让林风眠当场写生作为“考试”。

“与其受批判，不如早辞职”。林风眠携眷回到上海南昌路的小楼居住，他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生活虽苦，倒也自由清净。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林风眠的法国夫人住不惯，加上物质压力大，1955年，夫人和女儿、女婿离开上海去巴西投奔亲戚。林风眠又成了孤家寡人。他把一楼退掉，只租二楼，一百六十块的房租只需付八十，压力减轻不少。早年留学和重庆隐居生涯，使他锻炼出娴。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 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

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适用话题】

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在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

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

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不”……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 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

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我们的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来自行政的干预过多，看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往往不看其内质，而注重于可视可触的“硬件”。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

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他们甘心在别人耀眼的光芒下刻苦钻研。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官

梅汝璈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东京审判。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梅博士曾慷慨激昂地表示：“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梅汝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多维解读

1.正义之剑

法理之剑舞“远东”，梅汝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 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也对发展和维护国际的正常秩序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之时，我们需要另一把法理之剑再舞“远东”。

2.铭记历史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让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大法官之言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适用话题】

责任、诺言、正义、忘记与铭记、回望身后的脚印……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30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多维解读

1.勇于担当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或许，因时代不同，记者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但是，在“为人民代言、为时代立言、为历史留言”这一点上，应该是共通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当为“铁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

2.报人风骨

真正的报人应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风骨，傲视一切权贵。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自由报人邵飘萍，心怀壮志，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凸显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彰显出一个正直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精神风骨。

【适用话题】

责任、风骨、勇于担当、人间正义、人生的作业……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 最稀有的天才”。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小时，另外3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正所谓“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多维解读

1.人格典范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或许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在那个动荡的多事之秋，民国学人傅斯年为“谔谔之士”做了生动的注脚。他一改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等积习，敢怒敢言，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是一代学人的人格典范。

2.给自己修枝

人和花草树木一样，也需要适时修枝。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由修枝而悟人生之道，说明只有合道的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如傅斯年所言，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有人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

【适用话题】

典范、正直、兼收并蓄、给自己修枝、冰炭不相容……

回头是土

早年读鲁迅关于写作技巧的传授，有一条叫做——一直写下去，不要回头。那时年轻，有些不解。为什么不能回头呢？看看自己的脚印，歪斜了就校正，如果笔直，便一直走下去，有什么不好呢？

存疑。很多年。有一天，忽然就懂了。原来，鲁迅在传授和不自信作斗争的经验。面向前方，坚定地走下去，任它成功或是失败，不再计较，只是一味地挺进。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头在你的颈子上，稍有犹疑，椎骨就会螺旋般地转回，眸子就看到了你熟悉的一切。它们拧成一道拽你后退的绳索，牵着你，退缩。

身后，是熟悉的一切，尽管它有令人不悦不满以致腐朽发臭的地方，但我们曾长久地浸泡其中，习惯成自然了。即使是令人痛苦的体验，我们也已经承受并忍耐，熬过了。向前，一切是陌生和昏暗暧昧的，在它若隐若现的浑浊中，藏身着莫名的危险和恐惧。这种未知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在强度和广度上，甚于我们己然经受的痛楚。

于是，回头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脖子的动作，而是心灵的扭曲和战栗。

写作也是如此。新生的念头是如此脆弱和飘忽，它可以很锐利，但是不沉厚；它可以很空灵，但是不扎实；它可以很幽默，但是不持久；它可以很美妙，但是不坚固„„总之，任何一个新生儿有的优点它都具备，但是它也义无反顾地具有一切婴儿所有的弊病。它是朝气蓬勃和易折易断的。否定的锄头，不必太强烈，轻轻一点，都会使它在焦土中窒息。

鲁迅好心肠。我猜他早年也是不断回头的，后来吃了苦头，才有这般肺腑之言。到了晚 年，敢回头了。回多少次头，也无法击毁他决战的信念。但他已不屑回头，不回头成了习惯。他的矍铄和坚韧，很多大概来源于此吧。鲁迅体恤后人，教个诀窍给我们。他不讲这是为什么，只是说，你们若信，就这样做吧。你当真听了他的话，试上几次，定体会到奥妙和乐趣。

练练看，不回头。你就发现，行进的速度快了许多，心情好了不少。回头是土，向前是金。

君子的争与不争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30多种文字，但他不屑于考证书，连一张文凭都没有。梁启超知道他是匹“千里马”，便极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最终，清华大学破格聘用这名“高中生”为大学教授。

按理说，陈寅恪从此应该对梁启超感恩戴德才对，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在相处中，丝毫看不出陈寅恪对梁启超的“追随”。相反，他们经常为一些学术问题争吵不休，面红耳赤、怒目相视的场面时有发生。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度被好事者传得沸沸扬扬。

一天上午，梁启超刚上班，同事就递给他一份学报，说：“陈寅恪又要和你干仗了！”梁启超接过学报一看，上面有一篇署名陈寅恪的文章，矛头直指自己。

原来，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有关陶渊明归隐动机的论文。他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寡廉鲜耻，普遍缺乏道德感，他纵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起码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丢掉。陈寅恪则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陶渊明辞官回家种田，是因为东晋被灭之后，他“耻于事二主”，才发誓不与新政权合作。

梁启超读完文章后，笑道：“这小子总是和咱过不去，咱要再写一篇好好和他过过招。”一旁的同事与陈寅恪有些恩怨，见梁启超如此说，便低声建议道：“梁先生，这陈寅恪别有用心，他是在含沙射影骂您啊！先生您在清朝做过官，在当今民国又做过官，陈寅恪这不是影射您在‘事二主’吗？”

梁启超一听，脸顿时黑了下来，很是难看。突然，他怒气冲冲地对那个同事喝道：“你滚！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请以后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度君子胸怀！”那个挑拨是非的同事旋即狼狈地走开了。

陈寅恪得知此事后，对梁启超的人品更加钦佩了。梁启超和陈寅恪尽管常常为了一些学术分歧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在工作和生活中仍相互提携，相互尊重和信任，从不听信他人挑拨。他们在学术上是“死故”，但在生活中是挚友，这样的君子之交以及争与不争的境界无法不令人敬佩。

梁思成的奈良地图

1944年夏，盟军在决定轰炸还处于日军占领下的重庆、南京等城市时，一位美军上校给建筑学家梁思成写了一封信，让他在一周内迅速标出哪些地方有古建筑物，以免误炸。

很快，上校便收到梁思成寄回的一张做出标记的地图。令上校没想到的是，一道寄回的还有一封建言书，一张同样做了很多不轰炸标志的日本奈良地图。

上校大为不解，直到他看完了那封建言书。在建言书中，梁思成恳求盟军在轰炸日本本土时，对日本的古都奈良网开一面，因为奈良有众多古建筑。他写道：

“奈良古建筑跟我们各自国家的古建筑一样，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后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请为全人类，不要轰炸它们！”

在短短的时间内，精确地标出两个地图的不轰炸目标，特别是异国日本奈良的各个古建筑物的具体地理位置，如果不是平日烂熟于心，是绝不能做到的。上校被梁思成深深打动了。

不久，日本有近200座城市遭到盟军的猛烈轰炸，城市建筑物被毁严重，有些几乎夷为平地，但奈良却毫发未损。好几次，飞机飞到奈良上空，转转就飞走了。30多年后，奈良因其完好保存的众多古代建筑，及其拥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国宝”级文物，而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梁思成也因此被日本的有识之士誉为“古都的恩人”。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梁思成当初决定写建言书时内心是何等的纠结。他与当时的日本，除了有国恨，还有家仇——他有两个最亲的人死于日军侵略的炮火中，而这却是没有一个日本人知道的事实。

在“一·二八”事件的抗战中，梁思成的弟弟，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忠不幸牺牲，年仅25岁。

梁思成的小舅子，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1941年对日抗战中，作为空军的他，不幸被日军飞机击落身亡，年仅22岁。林徽因曾因为弟弟的英年早逝，流尽了眼泪。

多年后，当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应邀在日本演讲，当他提及自己的叔叔和舅舅都死于日军手中的这段往事时，台下一片寂静，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这也是奈良人第一次知道他们的恩人，曾被他们这般深深伤害过。

在对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上的保护上，梁思成的意识是超前和人性的，其胸怀更是博大无私的。正是这种博大无私，让他放下了国恨家仇，让奈良躲过一场灾难性的浩劫。

【综述】

专题六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篇6

例1 史学家陈旭麓认为：“民族的反思，是在遭遇极大的困难中产生的。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反思是在鸦片战争后，渐知诸事不如人，只有学习西方。第二次则是反思何以学了西方仍然失败。”其中的“第二次反思”付诸政治实践开始于（ ）

A.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B. 甲午中日战争后

C.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

D. 抗日战争后

解析 回答本题需注意题中“付诸政治实践”开始的时间，根据所学，应指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西方军事和近代科学技术，时间是鸦片战争后到洋务运动期间。第二阶段：学习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时间是19世纪末康梁维新变法到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第三阶段：学习西方思想及文化，时间是1915年后的新文化运动。

答案 B

例2 有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出现过五次大的留学热潮，①②③处的初衷应该是（ ）

[批次&留学时间&留学初衷&第一次&晚清的留学热潮&①&第二次&民国初期的留学热潮&②&第三次&国民政府时期的留学热潮&科技救国&第四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热潮&③&第五次&改革开放以后的留学热潮&创业立业&]

A. 富国强兵、实业救国、建设国家

B. 实业救国、建设国家、富国强兵

C. 建设国家、实业救国、富国强兵

D. 实业救国、富国强兵、建设国家

解析 第一次出国潮出现在洋务运动之后，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实行富国强兵；民国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实业救国成为时代思潮；新中国成立后，留学的主要方向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目的是为了建设新中国。

答案 A

例3 《胡适口述自传》中说：“那个以鼓吹‘中国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发表文章了。”这段话反映了（ ）

A. 新文化运动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

B. 新文化运动阵营思想日趋分化

C. 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失败

D. 胡适公开否定新文化运动

解析 根据题干提供的信息和所学知识，新文化运动前期宣传资产阶级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材料说明新文化运动阵营思想日趋分化。

答案 B

例4 1896年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被清政府诱捕，后得英人康德黎帮助而获释，获释后孙中山在英国呆了九个月，他目睹了诸多工业化国家日渐增长的社会改革与革命的趋势。这九个月的经历最有可能刺激孙中山哪方面思想主张的萌生（ ）

A. 民权主义思想B. 民族革命思想

C. 社会革命思想D. 发展实业计划

解析 孙中山在旅英之前，心中的理想王国完全是英美资本主义模式，这次游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发达和民主共和的文明，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和不可克服的弊端。孙中山的社会经济观点——民生主义，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

答案 C

例5 历史学家陈旭麓指出：“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理论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接续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未竞的事业，又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表现了新旧革命的嬗变，同时，它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材料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 ）

①革命目标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一致 ②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 ③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④未来前途是社会主义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解析 根据所学，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同点：所处的社会性质相同，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具有同样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革命性质相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阶级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前途经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结果是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此本题选C项。只有第③项“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说法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答案 C

例6 下图是有关中国共产党两次会议的图片。这两次会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共同特点是（ ）

图一 图二

A. 在独立自主的探索中走向成熟

B. 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C.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D. 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

解析 图片可以直观地展现相关历史信息：图一反映的是遵义会议，图二是中共七大。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答案 A

例7 1978年底，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两次讲话都（ ）

A. 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发展

B. 深化了体制改革

C. 加速了对外开放的进程

D. 冲破了思想樊篱

解析 1978年底，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在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答案 D

例8 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由此可见，“两弹一星”的研制（ ）

①体现了中国科技进步 ②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③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成果 ④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解析 本题考查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科教兴国”战略于1995年提出，在原子弹等成就出现时并没有提出。

答案 B

【思路点拨】

鸦片战争惊醒了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冲破“天朝上国”观念的束缚，开始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路，拉开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帷幕。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渐形成，学习西方、寻求变革成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一潮流，大致经历了新思想萌发、维新思想成熟、民主共和思想兴盛、民主科学思想高涨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几个阶段，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领域不断拓展、内容不断深化。最终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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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在引导中国走向变革、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寻求真理、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理论。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追求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并在推翻清王朝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全党统一的指导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沿着改革开放之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形成的，这一思想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旗帜；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复习本专题时，同学们要注意从整体上梳理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分析各种思想的特点、产生原因及影响，理解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并通过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原理的了解，看到新思想的力量；同时要充分认识和理解20世纪百年变迁中重大思想理论成果的嬗变，特别要通过独立思考，领悟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在分析本专题的相关问题时，一方面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内容相联系，把近代中国思想的变迁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认识；另一方面要把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与世界形势联系起来，充分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的变化对中国思想的影响。

【专项训练】

1.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指出，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是指（ ）

A. 明末清初的“工商皆本”意识

B.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C. 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主张

D. 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主张

2. “……产生于清末的新知识分子群也是如此，他们不是其他哪一个阶级经济利益的代表，而是民族精神和社会良心的承载者。以他们为社会基础的民主革命派发起和领导辛亥革命，不是受到哪个阶级的利益驱使，而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和社会苦难……”材料主要强调了“新知识分子”（ ）

A. 作为一个群体形成于清末

B. 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民族精神

C. 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D. 成为推翻清政府的主力

3. 以下是博希同学整理的“晚清时期翻译西学书籍简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习西学的趋势是（ ）

[类别&1860~1899年&1902年~1904年&数量&比重&数量&比重&哲学、社会科学&123种&22%&327种&61%&自然科学&162种&29%&112种&21%&应用科学&225种&41%&56种&11%&]

A. 从侧重科技到侧重人文

B. 从持续高涨到趋于停滞

C.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追求

D. 从全盘西化到中西结合

4. 一位学者对发生于近代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是：“爱国”却“不爱”中国旧文化，“反帝”却崇拜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指的是（ ）

A. 洋务运动 B. 戊戌变法

C. 辛亥革命 D. 新文化运动

5.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对此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A. 国人最先引进的是西方政治思想

B. 国人觉醒的主要障碍是传统伦理

C. 国人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是成功的

D. 国人最后觉悟要引进马克思主义

6. 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其共同点有（ ）

①都正面批判了封建思想 ②都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③都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 ④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④

7. “从18世纪以来，讲科学理性、讲自由、讲人权、讲法治、讲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通过五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结构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价值。” 这表明了五四运动（ ）

A.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B. 体现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C. 弘扬了科学与民主的精神

D. 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8.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其中的“驱除鞑虏”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 ）

A. 发展资本主义 B. 推翻专制统治

C. 建立民主政治 D. 实现民族独立

9. 孙中山说：“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的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战争。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有大志向的人，多是想做皇帝，……我们宣传革命主义，不但是要推翻满清，并且要建设共和。……我们要把这种做皇帝的思想完全铲除，一概肃清。”材料反映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

A. 从理论上解决了夺取政权与建设政权的问题

B. 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要求

C. 表达了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愿望

D. 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

10. 1924年，孙中山说：“从前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有了办法，就要诸君担负责任，拿这个办法，去替国人发生一个新希望。”“这个办法”是（ ）

A. 武装夺取政权B. 联合地方实力派

C. 建立责任内阁D. 实行新三民主义

11.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对材料中“孙先生的这些主张”理解正确的是（ ）

A. 核定地价，土地归国家所有

B. 平均地权，限制资本家的剥削

C. 平均地权，土地归人民所有

D. 平均地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12. “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上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发表于（ ）

A. 国民革命时期 B. 井冈山时期

C. 延安时期 D. 过渡时期

13. 毛泽东思想经历了诞生、成熟和发展几个阶段。下列属于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是（ ）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②《井冈山的斗争》 ③《新民主主义论》 ④《论人民民主专政》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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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l977年后的中国转变了方针。为了现代化，国家重视专甚于红，重新建立了为国选拔人才的传统制度”。材料中的“传统制度”具体指是（ ）

A. 专红结合的人才推荐制度

B. 恢复高校招生高考制度

C. 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D. 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

15.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阐发了（ ）

①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②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③改革开放、革命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 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④ D. ①②③

16. 下列图片反映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找“出路”的轨迹，按时间先后排列正确的是（ ）

①上海轮船招商局 ②中华民国成立 ③《时务报》 ④《新青年》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②④

C. ③①②④ D. ③④①②

17.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说：“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这三人的共同目标是（ ）

A. 挽救中华民族危亡

B. 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C. 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D.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18. 甲午战争后，维新人士认为：“教育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达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必使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这反映了维新派的教育理念是（ ）

A. 培养人才 B. 开启民智

C. 普及科学 D. 废除八股

19. 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纲领中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该主张（ ）

A. 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B. 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一致

C. 体现了对劳动阶级的关注

D. 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20.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三个阶段。毛泽东在第一阶段的杰出理论贡献在于（ ）

A. 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依靠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B. 创造性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C. 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D. 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1. 阅读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10月）（节选），回答相关问题。

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曷为无完全国家?以其国家思想不完全也。……故今略述其变迁异同之大体，使吾国民比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则吾国家之成立，殆将不远矣。

……

[甲 欧洲旧思想&乙 中国旧思想&丙 欧洲新思想&一、国家及君主、人民，皆为神而立者也，故神为国家之主体&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一、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故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四、帝王代天临民，帝王之权即神权，几与神为一体&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对于天而负责任&四、帝王及其他统治权，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统治者对于民而负责任&五、政治为宗教之附属物&五、宗教为政治之附属物&五、政治与宗教，各有其独立之位置，而不相属&七、立法权在少数之人（君主及贵族），其法以神意为标准&七、立法权在一人（君主），其法以古昔为标准&七、立法之权在众人（全国民）、其法以民间公利公益为标准&九、全国人皆受治于法律。惟法律有种种阶级，各人因其身份而有特异之法律&九、惟君主一人立于法律之外，其余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九、全国人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虽君主亦不能违公定之国宪&]

……

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1）概括甲、乙、丙三种思想中关于君主权力的不同主张。

（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上述不同主张的思想根源。

（3）概述梁启超创作此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写作意图。

22.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四月）初十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孔子改制考》知之。”

——光绪帝一近臣日记

材料二 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说：“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他还认为“孔教”与平等之新信仰“决不可相容”，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又发表《再论孔教问题》，提出“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1）据材料一清朝某大臣的一段话，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他为什么对皇帝说康有为“居心叵测”？

（2）简析材料二陈独秀主张“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的原因。

（3）康有为和陈独秀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他们在政治主张上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2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经济的平等。这样做法，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

——1919年间孙中山和戴季陶一次谈话

材料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材料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材料四 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的报告

（1）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的主要观点，指出他对中国革命的设想有何特点。

（2）概括材料二提出的经济主张，材料二表明《论联合政府》与新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与材料一、二相比，材料三在发展经济的思路上有了新的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发展经济的宗旨。指出其变化之处，分析其不变的宗旨。

（4）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材料四江泽民话中的“它”是指什么思想理论？江泽民强调这一思想理论具有什么历史地位？

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钟摆现象 篇7

一、近代教育的兴起背景

近代中国社会的最突出特点之一是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既是学校变革发生的背景, 也是学校变革的直接动力[2]。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源于中国社会转型, 最大的特点是在外来侵略和内部压制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它起始于鸦片战争之后的欧风美雨的西学东渐, 随着新学兴起和现代学制的引进而逐渐形成, 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由于中国社会处于一种被动和边缘化的位置, 社会变革以及社会变革在教育领域表现的教育现代化更多的时候是在外力的推动下迈开艰难的脚步, 再加上民族自卑心理的作用, 使得中国不仅缺少开拓和原创, 还缺少对自身根基的坚守。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不管怎样奋起直追, 却总是慢了半拍。当西方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时, 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封建统治之下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当我们打开国门开眼看世界的时候, 西方又渐渐地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中国为了民族的救亡与启蒙在奋斗;当西方开始信息化时, 我们却忙于阶级斗争。在教育领域则表现为, 当西方普及初等教育时, 我们的教育还处于象征性阶段;当西方开始普及中等教育时, 我们还在为扫盲而奋斗;当西方开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当西方建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时, 我国则在为普及中等教育而努力。与西方相比, 在某些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复兴之路是一条学习西方并奋起直追的艰辛之路。尽管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发展很快, 各项教育成就以数字来统计的话成果惊人, 但是数量的丰收并不能掩盖质量问题, 相反对质量的追求让教育改革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我们可以庄严地宣告在校大学生总量世界第一, 但是这种圈养模式中的学生芸芸众生, 唤起了对大师的呼唤;可以宣告教育的普及率很高, 但是教育平等的矛盾也相当尖锐;可以骄傲地宣布自己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但是学生素质和就业问题也凸显出来。教育总有改不完的问题, 改革面临的形势更像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总之, 中国近代教育的复兴从最初的寻求启蒙到教育独立, 再到教育发展, 最后到教育繁荣, 在各个时期不同的追求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 体现了国人各个时期对民族未来的思考。

二、近代社会教育改革的矛盾心理

学习西方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然而为了避免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 或是对前车之鉴认识, 或者是出于对西方的羡慕嫉妒, 故而陷入了想学习借鉴又害怕丧失自己本来面目的矛盾心理。纵观中国近代史的所有教育改革, 无不体现出中学与西学的老矛盾。教育改革同样陷入了这种矛盾的局面, 其中五四运动存在着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的趋向, 有一大群知识分子提倡要全盘西化, 然而以余家菊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陈天启认为, “教育是国家的工具, 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 发扬国性或共同的文化, 培养国民, 以为立国的根本”[3];民国时期推行毕业会考制度、童子军计划以及党化教育等方针以期望加强对教育系统、学校和学生的监管, 遭到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谴责;教会学校的开办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兴起, 教会学校中中学和大学水平较高, 北洋政府加强对教会学校的监管也是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 教育同样经历着改革与开放的洗礼, 这一次是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较量中思考中国的教育前景, 担忧传统文化的消失。在强势的英语以及英文文化面前, 本族语言和文化遭受冷落, 全民学习英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单单是汉语, 应该说本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年轻一代身上越来越少, 不会写毛笔字、不懂得中国传统文艺等已不再被认为是可耻的。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近代以来, 几度对传统文化的片面否定, 以及由此而来的几度喧嚣尘上的“全盘西化”思潮, 都使得公众特别是青年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陌生, 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在许多人当中出现了文化归宿的迷惘和价值观念的缺失。在推进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时候, 应重视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价值, 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1]。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总是在指责和担惊受怕中前行, 想变得现代却又担心过于现代而失去传统和本源, 想与国际接轨实现教育国际化却又担心本土化的消失, 想尊重学术却又担心过分的思想自由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矛盾心理导致了教育变革的来回摆动, 致使教育总是在曲折中前行。造成这种来回摆动的原因在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方式主要是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教育文化而缺少原创, 即使有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的微调。陶行知的“活教育”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对其老师杜威思想翻了个筋斗, 笔者认为这更多地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 而不是创新。这种状况的形成深受儒家思想守成性的影响, 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 中国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 短于创造, 对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更是谨守, 如张载所说“吾道自足, 何作旁求”[4]。

三、教育变革的几种钟摆

1. 传统与现代的来回摆动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质是教育现代化的探索过程,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传统与现在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对固有传统与外来文明、对过去思考与未来憧憬的矛盾心态。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更多地是学习西方,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更像是“西化”, 比较容易出现崇洋媚外的心态, 认为外来的都是好的, 而自己所拥有的都需要抛弃, 抛弃得越干净才会学习得越快。“但是多年来的历史证明, 我们既不愿意, 也不可能完全做西方人, 因为我们不可能与过去传统血缘断绝。退一步说, 即使我们做到了这种断绝, 也仍然无助于我们真正了解西方文化。”

这种矛盾的心理来源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经济落后于西方的现实, 悠久的历史是我们自豪的资本, 经济落后又是自卑的根源。对于中国教育的未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根, 对传统进行彻底的颠覆只会让我们不再是我们。教育改革不是进行颠覆, 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经久保持和传播, 保持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凝聚, 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即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对于我们的传统不是固守更不是抛弃, 而是林毓生所思考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creativetrans formation) , 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 使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 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林毓生所说的创造性的转化更多的是“改造”, 正如他所指出的“改造”的基础是传统中值得改造的健康的、有生机的元素, 这种改造可以也应当受外来的影响, 但绝不是生硬地照搬或移植外来文化[6], 因为“硬从西方搬来一些货物, 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反而制造了新的危机”[6]。更重要的是, 这个过程必须是创新, 创造过去没有的东西。但所说创新, 又“不是运用理性的能力在‘无’中创造出‘有’来, 而是运用理性的能力疏导已成的事实”[5]。

在对待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和我们固有教育传统时, 需要林毓生所说的, 对传统文化之复杂性与独特性及西方文化之复杂性与独特性要有双重的开放心灵, 这样才能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教育同样也需要双重开放心灵才能建立中国的新教育。

2.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来回摆动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不可阻挡的趋势, 教育领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趋势。这个问题源于个人和社会一方面对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庞大的教育支出及提高教育效率的诉求, 所以在教育改革中, 不仅需要全球化, 而且也需要本土化[7]。中国的教育要获得发展就必须推动教育的国际化, 为了保留本民族的特征内化外来的东西又必须本土化。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碰撞也是贯穿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线索之一, 清朝末年几批留学欧、美、日的学生成为了清朝的掘墓人;留美预备学校以及教会学校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教育国际化的体现;当前留学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等。本土化在中国也是相当明显的, 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与其留学欧洲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其中不乏结合中国自己实际的行为, 他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特别是军国民教育 (体育) 更符合当时中国弱国需要强兵的现实;陶行知把杜威的思想改造成更符合当时中国现状的“活教育”;建国后学习苏联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毫无自己的东西。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碰撞虽然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在落后的时候国际化的声音盖过了本土化, 当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本土化从冷落的处境中爬了起来,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不是两个彼此分开的过程, 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同时进行, 只是在某些时候一方处于上风, 而另一方处于下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失去本土身份与特征的危险, 所以应考虑如何一方面使课程和教育实现全球化, 从而获得最大的教育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又能为了个体和地方的发展, 丰富本土知识、促进本土人力资源的发展[6]。

3. 革命模式与学术模式的来回摆动

教育的学术模式的目的是倡导学术的学习, 学校的核心是班级。学习即意味着获得知识, 而获得知识大多通过读书。所以, 学术模式的核心组织是班级, 主要教育方法是读书。革命模式削弱了学校的中心地位, 认为学校只是许多教育机构中的一个, 社会在教育中起着积极作用:“社会即教员”, 在农村、工厂、街道都可以学习, 特别是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有教育价值。学术模式以学校为中心, 革命模式以社会为中心;学术模式是知识定向, 革命模式是行动定向;学术模式的设计者是学者, 革命模式的设计者则可能有激进派、政治家或“革命战士”[7]。重学术的正规教育称作“学术模式”, 把轻学术的非正规教育称为“革命模式”, 学术模式与革命模式在近代社会表现也是相对明显的, 民国时期会考制度就是强调知识;陶行知把社会作为学校是一种革命模式;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的争论, 在形式上是对于知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的思考, 更是对学术模式与革命模式的较量;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达到顶峰, 很明显的就是知识分子臭老九之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科技大会, 强调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则是学术模式的胜利;进入新时期, 强调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知识都被摆到了重要的位置, 学术模式再次受到重视;新课程改革同样经历了一场对于是否“轻知识”的辩论。

在整个近代教育史上, 学术模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这体现了对教育的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只是在少数时期革命模式受到了过分的鼓吹, 是政治压过学术的现象。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控制, 但是学术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培养了众多的大师。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革命模式的积极方面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伊里奇提出了“非学校化社会”的思想, 对我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 控制与自由来回摆动

控制与自由在学校与政府关系上表现为集权与分权的斗争, 在教师与领导关系上是服从与自主, 在师生关系层面上则是民主与专制彼此力量的消长。控制的目的是使教育成为精致化的规训机器, 使得教育像一台机器, 只要按一下按钮一切都可以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 企图把教育的复杂性简单化, 这是一种技术理性的表现。不管是在哪个层面的关系上, 为了实现规训的目的, 它以行为规范、班级管理技术等制约教育交往。在这样一个有着文化资本、权力、利益和身份定位的机构, 教育交往是为着一个“驯服的身体”和“听话的灵魂”而进行的[8]。政府希望学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之中, 领导则希望教育对自己言听计从, 教师希望学生在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种层面控制的模式更像是福柯所说的, “这里不存在理解命令的问题, 所需要的仅仅是根据某种人为的、预先编排的符码, 接受信号和立即作出反应”[9]。这种控制压制了学校、教师和受教育者能力和勇气的发挥及智慧的施展, 生命的冲动和维持自我的自主性信心也被削弱甚至被压制, 弥散在其身心中的是无奈与无力之感[10]。

控制与自由是每一次教育改革都必须解答的课题, 不管是在民国时期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控制, 还是现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束缚;不管是战时教育政策收归国有, 还是建国后的政府办学和院系调整;不管是强调教师权威, 还是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等。控制与自由是教育与政治 (政府) 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表现, 它不仅是在教育改革时要谨慎处理, 平时更应该认真对待活动主体的自由和上级的权力控制, 也正如保罗·弗莱雷所指出的教育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应该进行斗争, 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11]。

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之路表现出来的各种摆动, 正显示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重困境, 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 而是一条螺旋上升的荆棘之路, 它见证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曲折历程。正如人们所警醒的, 如果历史的变化不是螺旋式地前进而仅仅是简单地重复, 那必将是历史的悲剧。教育发展的螺旋上升, 甚至来回摆动, 看似毫无向前发展的趋势, 但是背后却隐含着发展的力量。中国近现代教育在上述的几种钟摆式运动中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实现了教育主权独立与初等教育的普及, 正向学习化社会这一更高层次的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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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生鈜.学校场域和交往习惯——关于教育交往的对话.学术评论, 2001 (6) .

[9][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 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9.

[10]么加利.反思与超越.陆有铨主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1.

近现代中国山水画的悲壮复兴 篇8

一、山水画的产生至鼎盛时期——悲情产生

言及复兴, 不能不先说一说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形成、发展及盛衰简要历程。

像所有事物的产生一样,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也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东汉末年, 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 连年战争, 到处杀伐, 一些庄园主和士大夫感悟到生命的脆弱及厌世情绪的产生, 进而发现自然山川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 在大自然面前, 生命显得如此渺小。于是出现归隐山林的一种浪潮, 从而重新回到老庄哲学的“无为” (笔者理解为“无为即无不为”) 思想中去, 避开纷繁复杂的政治杀戮, 恣意领略自然风光, 寄情于丘壑泉林之间, 返回小国寡民的自然生存状态, 于是自然山川的形象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诗歌与绘画之中。

两晋南北朝时期, 渐次出现一些论及山水画的文章, 其中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宗炳的《画山水序》、郭熙《林泉高致》和王微的《叙画》四篇文章较有代表性, 文章内容涉及山水画的构图、设色、创作目的、创作方法以及相关欣赏 (审美) 趋向的构建, 虽然两晋时期未有山水画作品流传下来, 但以上述四篇文章的问世为依据, 亦可以界定魏晋时期山水画已经基本成型。

隋朝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时间相对较短暂, 但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程中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由于佛教的传入及传播, 隋朝统治者大兴土木, 并在建筑上绘制壁画, 此时的山水画虽然成型, 但还没有摆脱依附关系。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相对繁荣的朝代, 在晋隋的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山水画。尤其是在盛唐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 宋代促进了中国山水画技法的完善随之到达一个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家人数众多, 表现技法全面,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李唐、范宽、郭熙等将山水画创作推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并从过去的着色为主逐渐演变到以水墨为主的浅绛山水。

二、山水画的转型 (文人画兴盛时期) ——悲情转型

文人画的兴起, 源于宋代米芾父子的美学思想为其奠定理论基础, “米氏父子的绘画不仅在于它的本身, 更在于它的美学思想……为后来文人画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1]。文人画的美学思想在于主要引导了中国山水画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 实现了中国山水画由外 (扬) 向内 (敛) 的转型。

成吉思汗建立元朝对中原实施统治以后, 大量文人士大夫感慨家园为外族占领, 不愿仕元, 遂纷纷弃官归隐, 只把情感寄托在诗书画上, 形成了中国山水画史的转型——文人画时代, 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品不再为表现大好河山而作, 主要成为画家忧郁思想情感的寄托, 山水画作为画家情感直抒的载体占据了中国画的主导地位。因为“在山水这个广阔的自然中, 文人们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满足人格完善而在另一世界中寻求自我, 在自己创造的艺术自然中实现自己回归自然的梦想, 已达人格完美的境地”[2]。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过分注重绘画的意境和神韵, 反而丧失了山水画本身原本波澜壮阔、庄严宏伟、博大精深、千沟万壑的壮美景象。虽然文人画在元代发展到最高峰, 但实际上只注重精神寄托而忽略了自然造化的绘画本身已经在阻碍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了。以至明清时代只是加深了技法成熟。

三、山水画的低潮——悲情沉沦

没有变革, 没有创新的中国山水画到了清朝后期, 随着清政府的腐败, 国力每况愈下,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致使中国文化出现了历史上最低潮。虽然一些画家欲力挽狂澜, 也曾在死沉的山水画坛提出一些积极的观点, 然而家国破亡, 国事如是, 连狂放自诩“搜尽其峰打草稿”的石涛也未能全始全终。难怪有研究者这样陈述明清山水画:“明清时期, 主流的山水画是怎样的状态呢?明末就定下来的标准是淡、柔、静、寂, 淡的发展是轻, 柔的发展是弱, 静的发展是死, 寂即不动。”[3]凭心而论, 明清时期的山水画追求画面的“静”确实有一定的造诣了, 也体现出“静”的韵味、“静”的美感, 所谓刚、柔、动、静各有其美嘛, 然而奈何的是, 清朝时期, 世界风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球局势不是“静”而是“动”疯狂的大动, 西方列强欲蚕食神州大地,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山水画濒临灭绝的边缘。

四、山水画的复兴——悲壮复兴

民国时期, 以黄宾虹等为首的一批新一代艺术家重新审视近现代史上中西文化的差异思考中国山水画没落的根源, 探索山水画复兴的道路, 锐意改革中国画, 才揭开了中国山水画新的一页。

至于笔者将黄宾虹和傅抱石列为近现代中国山水画悲壮复兴的代表人物, 陈传席在《中国山水画史》 (论近) ——山水画的振起一章中是这样论述的:“他 (黄宾虹) 的画结束了山水画坛上衰微萎靡的旧状态, 开始了雄浑苍莽、大气磅礴的新时代, 使濒临灭息的中国山水画获得了新生[4]”;又说到“中国近代的山水画振起于黄宾虹, 黄画苍厚、浓密, 到了傅抱石, 其画奋跃飞动, 两股力量完全改变了明清以降所谓轻柔淡疏、静谧冷寂而实则甜俗萎靡的气氛, 显示了民族振奋悦动的活力, 从黄宾虹到傅抱石的山水画正式近现代山水画的代表趋势”。[5]

五四运动以后, 一批青年艺术家竭力主张中国画的改革运动, 倡议不再居家自守, 闭门造车。而是走出家门到大自然中去, 到生活中去;走出国门到欧美去, 到日本去。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发展理念。

中国山水画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固然悲情不断, 然则细思之, 中国山水画虽然有似乎无奈的产生背景, “他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同时, 领悟了千秋永在的自然山川高于转瞬即逝的人世浮华, 顺应自然胜过人工造作, 丘园泉石长于院落笙歌”[6]。也有惆怅、压抑和落寞的发展过程, 然而始终在清冷、凄怨中饱含着激情和壮美。

文人画家是借作品抒发抑郁的胸臆, 其本意并不在画作本身, 意即山水画只是作者情感的寄托。只是元代已降的画家虽沿袭了文人画的形式但忽略了作品本身应有的性质, “到董其昌时……大家都模仿古人……结果每况愈下, 毫无生气了!”[7]于是, 复兴中国山水画的重担就落在了新一代山水画家的肩上, 以黄宾虹、傅抱石等为代表的艺术家们重新认识、学习隋唐时期的传统, 风格上远追宋元时期的高、雄、壮、阔之风, 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批艺术家不再闭门造车, 而是深入生活、深入大自然, 实现了传统和现实的结合, 并紧扣时代脉搏, 锐意探索、改革、创新中国山水画, 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双百文艺方针, 艺术土壤十分丰腴, 艺术氛围空前宽松, 中国山水画始得以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航《中国画教程——山水画分册》,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年12月, 17页。

[2]黄宾虹著《黄宾虹山水画论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3月, 2页。

[3]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年1月, 581页

[4]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年1月, 585页

[5]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年1月, 588页

[6]陈航《中国画教程——山水画分册》,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年12月, 6页。

陈立与近现代中国工业心理学 篇9

一、陈立研究工业心理学的初始期

1930年,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 陈立获取湖北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 师从英国著名心理学家C.E·斯皮尔曼教授, 主修专业为心理学, 也正是这样的机会, 为陈立开始工业心理学研究创造了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 受制于频繁的战乱, 工业发展较为落后, 与之所对应的工业心理学研究自然处于缺失状态, 开展中国工业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极为薄弱。在求学期间, 陈立深刻意识到, 工业落后是导致当时中国与西方发展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要让国家工业得到发展, 工业心理学研究是当务之急。基于此, 1934年, 陈立在英国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毅然回国, 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任研究员, 主抓工业心理学研究工作。在面对一片空白的工业心理学研究状况下, 陈立独自完成《工业心理学概观》一书, 从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对工业心理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开拓了我国近代运用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在该书中, 陈立写道“:工业心理学所希望于国人者甚大, 希望整个的产业界都加入这产业的大革命中以确立我国工业化的基础。”[1]24由于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产业革命后不久, 陈立看到由于我国没有参与第一次产业革命, 使得落后于西方国家颇远, 因此, 他提出第二次产业革命是我国赶上西方国家的极好机会, 而要实现工业的发展, 必然需要工业心理学发展作支撑。

与此同时, 陈立不仅仅十分注重工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还特别注重工业心理学的实践研究, 在当时经费不足的状况下, 他在清华大学建立起“疲劳研究实验室”, 作为实践研究的重要基地, 并亲自走访调查了上海、北京、苏南等地区的工厂, 考察如何将工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解决工厂实际问题之中, 以真正推动工业之发展。在南口和长辛店机车厂, 他对工人人体疲劳状况、劳动生产的环境进行了实验测试, 提出改善工人生产环境是缓解工人劳动压力、 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在南通大生纱厂, 陈立利用6个月的时间对纺织生产的照明、室温以及择工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 总结出完善的“纺织工操作测验”[2]41, 这对于当时纺织行业的生产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正当陈立对工业心理学研究不断深入之时,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 陈立的很多研究资料由于地点的辗转不断丢失, 工业心理学的研究暂时被迫中断。

二、陈立研究工业心理学的挫折期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 1939年, 在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之下, 陈立奔赴浙江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 到该校后不久, 浙大因为战乱而向贵州遵义转移。在贵州遵义期间, 陈立主讲了一系列课程, 如心理测验、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 受到了学生的高度评价。在注重讲课的同时, 陈立还时刻不忘对工业心理学的研究。 在陈立看来, 大学的功能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 还应该是各种新思想和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地, 基于此, 陈立非常注重在浙江大学的科学实验研究。心理学实验对于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而浙大在西迁的过程中场地一直比较紧张, 陈立在如此环境之下总是力争每一块小地方为学生创建实验室。但即便如此, 在当时由于没有电力供给, 一台旧的计算机要维修2年才能使用, 陈立的心理学实验建设十分缓慢, 心理学研究步入苦难期。

1949年, 国内战乱基本平息, 中国各个学科学术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建国初期之后, 由于受向苏联学习思潮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也排斥西方理论的借鉴和运用, 这就使得心理学学科体系建设面临严重的阻碍。为了维护心理学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陈立对当时苏联学者提出的心理学与生理学无明显差异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并进一步指出必须在对心理学学科性质明确的前提下, 才能开展心理学的一系列研究。在教学上, 陈立带领年轻教师深入工厂, 对纺织生产中的事故、工人培训、工艺流程、视觉疲劳展开研究, 并于1956年发表《细纱培训中的几个心理学问题》一文, 继续坚持工业心理学的研究。60年代, 陈立的工业心理学研究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严厉攻击, 反动文人姚文元发表《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一文, 批评陈立在工业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不正确, 认为“实验报告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 抽象孤立地研究”, 认为心理学是“伪科学”, 因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对色、形爱好的问题”, 由此, 心理学在当时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针对此, 陈立不畏惧政治压力, 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一文, 明确针对姚文元的观点进行批判, 指出“对实验法过于迷信是不对的, 但完全否定它的作用亦不正确”[3], 以捍卫当时工业心理学的科学尊严。也正是因为陈立对于工业心理学研究的坚持, 使得他自身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随着心理学被定性为唯心主义, 陈立也被关入牛棚, 中国工业心理学的研究又一次被中断。而在如此恶劣条件之下, 陈立对于工业心理学的研究的态度, 真正体现了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的学术精神。

三、陈立研究工业心理学的辉煌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受计划经济平均主义政策的影响, 工厂没有自主管理权, 工人生产缺乏积极性, 加之多年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学习任务, 导致工人的生产能力快速下降。1978年, 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 要求对企业加强管理, 以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因此, 如何管理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此时, 已经近七十多岁的陈立仍然不忘用自己毕生所研究的工业心理学来指导当时企业的管理, 作为最早行动者之一, 陈立提出企业管理首要的任务应是转变工人的观念, 传统的管理思想已经不适合现代化的生产, 而工业心理学正是实现工人观念转变的重要武器。对此, 他曾说道“:工业心理学就是利用人的特点, 使人尽其能, 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调动人的积极性。”

1979年2月, 陈立发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工程心理学》 一文, 在该文中, 陈立结合自己四十多年对工业心理学的研究历程, 提出了人—机适应、信息论、系统论等在当时社会极为陌生的概念, 并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作用发挥的经典理论, 指出只有不把工人仅仅限制在机器系统的某一个环节, 真正实现工人技能的多元化, 才能弥补当时社会生产工人技能不足的缺陷, 从而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 达到推动经济建设之目的[4]144。他主张要善于发现工人的特长, 然后通过再训练、学习迁移的培训模式, 来增强工人生产能力。正是对工人有如此认识, 陈立才期望通过工业心理学来引导企业注重员工在生产中的作用, 从而提高生产力。同年4月, 陈立发表 《科学管理与劳动心理学》一文, 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国今天的工业管理, 仍处于极原始的状态”[5]5, 以此来督促企业要在管理中与时俱进, 运用科学的管理思想和手段来对企业进行管理。

1981年, 陈立在大连发表演讲, 指出“社会经济体制变革中的最大阻力来源于思想僵化”, 因此, 必须注意某些种族或国家的惰性思想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要注重智力投资, 而智力投资的重要途径就是发挥心理学的引导作用。1986年, 陈立提醒要注意计算机在对整个社会管理中的促进作用, 并指出“消费者将成为决定企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是陈立在新时期管理心理学研究方面的重大结论。1988年, 陈立提出要打破部署管理的模式, 不仅仅要注重企业的整体效益, 还要注重企业的长远效益;既要实现企业的整体利益, 又要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只有这样, 企业才能得到长远发展。1989年, 陈立再次提出要建立多层次的管理, 注重员工的培养和发展, 这对于我国企业管理新秩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3年, 已91岁高龄的陈立, 在卢盛忠、郑汉阳的邀请之下, 仍然为其专著《组织行为学———概念、理论、应用》作序, 呼吁企业要将满意度作为动机管理的核心。

之所以称此时期为陈立工业心理学研究的辉煌时期, 除在此阶段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此阶段我国高校学术体制开始恢复, 陈立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 为我国培养了国内第一批工业心理学硕士和博士。他要求学生必须到工厂进行实践调查, 以获取数据, 否则不能毕业。1986年, 他的三名平时十分用功的硕士不能毕业, 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深入工厂实习, 论文数据只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 不具有真实性, 陈立认为靠不住, 如此学术精神, 正是造就很多工业心理学人才的根本。

摘要：陈立在工业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研究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梳理陈立一生的工业心理学研究生涯, 对于今天发展和运用工业心理学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陈立,近现代中国,工业心理学

参考文献

[1]陈立.工业心理学概观[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2]陈立.细纱工培训中的几个心理学问题[J].心理学报, 195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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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工程心理学[J].心理学报, 1979 (3) .

浅谈近现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篇10

我国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 大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 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四个时期。

一、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太平天国运动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中国的农民处于本国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剥削之下, 农民阶级所承受的土地兼并之烈与地租剥削之重, 是历代所没有的。在这种背景下, 太平天国运动应运而生, 它不仅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政府和西方列强, 成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而且在思想上创立了《天朝田亩制度》, 以磅礴的气魄, 反映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土地愿望。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地, 按其产量的多寡, 分为九等, “凡分田照人口, 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 人多则分多, 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 如一家六人, 分三人好田, 分三人丑田, 好丑各一半”。其目的是要达到天下“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国。这个制度所宣扬的平均思想, 反映了农民阶级迫切希望摆脱封建土地残酷剥削的现状, 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的渴望。耕者有其田, 这个“有”已经不仅仅是使用的含义, 而是彻彻底底的拥有。但是, 这种土地制度是要在农业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废除一切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 不仅过于理想化, 而且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 太平天国运动所创造的土地制度, 是小农意识的产物, 它具有时代的革命性, 但没有科学性, 这种制度最终由历史证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制度改革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具代表性, 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改革。

孙中山提出了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三民主义, 包括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 其中民生主义主要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 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 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 则归于国家, 为国民所共享”。这种制度操作起来可以归结为:由地主向政府自报地价备案, 以此为永久土地价格。政府根据调查采取的措施有:1.如果自报价与实际地价相差不多, 按照自报地价向地主征税, 若该地涨价归政府收益。当地价上涨, 政府有购买能力时, 通过赎买收回土地;2.将赎买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 并向农民征收一定的租税。

这种土地制度获益最大的始终是政府, 它是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从积极的意义看这种土地制度相对缓解了部分农民的土地需求, 具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性, 但是它没有考虑到现实问题。首先, 一开始按地价收税, 由于土地的实际持有者还是地主, 地主就可能将税收变本加厉的压倒农民身上, 剥削和矛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会加重, 甚至导致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其次, 中国国土辽阔, 通过土地涨价赎买将土地收归国有, 现实性不强;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土地制度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对当时的土地问题, 土地关系, 土地所有制缺乏贴切的认识, 没有切合实际的改革, 自然解决不了农民土地的实际问题。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无产阶级的土地制度改革从这个时期正式开始。

(一) 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制度

土地革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 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1928年, 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诞生——《井冈山土地法》, 提出没收一切土地, 按人口平均分田, 或按人口和劳动力兼顾分田, 土地一律国有。但这种制度部分规定不利于土地革命的发展。1929年, 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 具体规定了没收和分配的土地政策, 对《井冈山土地法》中的不合理规定作了改正。1931年2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 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经过土地革命的历程, 最终形成了土地革命土地制度的基本纲领:依靠贫农, 联合中农, 限制富农, 保护中小工商业者, 消灭地主阶级, 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 虽然不是全国性的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但是在中共领导的地区, 使农民阶级推翻了三座大山, 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在当时是一种既在思想理念上先进, 而且贴合中国实际的一项地制度改革。

(二) 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实行的是“地主减租减息, 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在敌后根据地, 经济大都十分落后, 人民生活极端平困, 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中农只占有全部土地的20~30%, 受到剥削压榨极其严重, 农民迫切希望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在当时特定了历史状况下, 由于实行了抗日统一战线, 继续想土地革命时期进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是不合适的, 因此必须实行一个两全的土地制度, 从而出现了“地主减租减息, 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种土地政策既相对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使农民能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 同时也利于富农、地主接受党的政策,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三)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巩固解放区, 1946年, 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五四指示》, 改变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五四指示》对于土地的政策, 就是采取各种方法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使其进入农民手中, 这个政策标志着对于封建土地制度, 我党有抗战时期的削弱逐渐向废除过渡, 是土地制度的重大转变。

《五四指示》规定的土地政策只是一种过渡政策, 它没有宣布完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消灭封建剥削, 对地主的土地也不是无偿无条件没收。但是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条件下的政策, 对于当时的国情现状是合适的。

四、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

建国后, 随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 我国的土地制度进行了四次调整。

(一) 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次土地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这一政策, 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废除, 解放了生产力, 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

进行农业合作化的根本原因是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 改革的核心是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 并实行集体经营。实行这一土地制度, 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 人民公社化运动

五十年代后期, 我党主要领导人主观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 公有化程度越高, 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次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公有化程度, 扩大公有化规模, 使得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四)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开放以后, 党中央在积极总结过去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决策:坚持土地国有制, 改革经营管理方式, 实行分户经营, 自负盈亏。这一土地制度的实施,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 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 9 8 6年, 国家通过了土地管理法, 成立了国家土地管理局。同时, 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 实现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 使使用权进入交易市场。

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日益走向健全与成熟, 历史与实践证明, 土地制度只有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才能促进国家土地资源达到利用的最优配置。

五、对将来土地制度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近现代土地制度演变过程的了解和分析不难看出, 找到最适合中国的土地制度, 首先要有科学的思想和理论, 从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可以看出, 仅有革命但没有科学的指导, 是不可能建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土地制度的;其次要切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与时俱进。从辛亥革命民生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看出, 理论如果不联系实际, 不能贴切中国的国情, 不能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量体裁衣, 是不可能建立推动时代发展的土地制度的。所以, 对于未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只要秉持着这两条科学的思想方法, 我国的土地制度将会始终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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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民族出版第一人 篇11

一、从“留守儿童”到近现代民族出版的开创者

夏瑞芳，1871年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沈巷乡南库村。祖辈世代务农，由于年景不好，其父放弃土地和耕作，离家改作小买卖谋生，起初挑担卖糖，后来在上海开了一个小杂货铺。父亲的小买卖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因此其母也远走上海，靠做佣人填补家用。父母双双外出打工，夏瑞芳只能寄养在大伯家，成了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1882年，11岁的夏瑞芳瞒着伯父到上海寻找母亲，当时他母亲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牧师家中帮佣。范约翰牧师是夏瑞芳遇到的第一位改变其人生命运的“贵人”。范约翰和妻子玛莉·珍妮在1860年即来到上海，并创办了一所学校——清心学堂。1880年，他们把清心学堂更名为“清心书院”。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般不容许佣人带孩子住在主人家中，范约翰牧师夫妇不仅打破常规，让无家可归的夏瑞芳留了下来，还把正值上学年龄的夏瑞芳带进了他们创办的清心书院，这是夏瑞芳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清心书院，夏瑞芳不仅学会了英文，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更开阔了眼界和心胸，他不仅看到了上海，更通过开始“洋化”的上海和学到的“全球性”知识，看到了整个世界。顺便说一句，从清心书院还走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者郭秉文，新闻报刊界的翘楚董显光和物理学家李政道等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心书院“孕育”了商务印书馆，因为夏瑞芳不仅在这里学到了印刷知识，而且还结识了同窗好友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和高凤池等人，正是这三人与夏瑞芳共同创立了商务印书馆，尤其是鲍氏兄弟对夏瑞芳帮助最大。夏瑞芳还娶了鲍氏兄弟的妹妹，因此成为鲍氏大家庭中的一员。鲍氏当时在江浙一带是个大家族，鲍氏兄弟的父亲鲍哲才为宁波人，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作为排字技师的重要一员，协助传教士创办和经营以印中文本《圣经》为主的美华印书馆，他对鲍氏兄弟和夏瑞芳走上印刷、出版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华印书馆由美国传教士威廉·甘伯牧师创立，她可以说是商务印书馆的摇篮，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创始人都出自美华印书馆。实际上，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的广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建立印刷厂，主要印行《圣经》和其他用于传教的小册子，重要的包括广州的石印所、上海的墨海书馆、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后来迁到上海，更名为美华印书馆）和上海的点石斋印书局等。

1889年，夏瑞芳的父亲去世，在清心书院半工半读的夏瑞芳也已年满18岁，为了养家糊口，他开始了正式的职业生涯。由于在清心书院学过英文和印刷技术，他很快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在洋人报馆里做英文排字工，先后在文汇西报馆、字林西报馆和捷报馆工作，成为排字工人领袖。《字林西报》相当于英国在华设立的“官报”，一直到1951年才停刊。当时，不仅在洋人开办的报馆，在所有洋人设立的机构中，中国雇员都是饱受歧视的。1895年，因不满资方克扣工人工资，夏瑞芳曾率领排字工人罢工，致使当日的报纸未能出版。夏瑞芳不愿忍气吞声地为洋人干活，便联合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同窗好友，立下了摆脱洋人控制自主创业的志向。

夏瑞芳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政治动荡、经济贫弱、文化衰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然而，一个新的时代胚胎正在旧时代的混沌母体中呼之欲出。1897年2月11日，不甘为洋人奴使的夏瑞芳联合鲍氏兄弟等姻亲及好友高凤池等，集资了3750元大洋，于上海的江西路德昌里创办了一家印书作坊，取名为商务印书馆。夏瑞芳时年26岁，几个年轻人都刚刚开始工作，手头都不富裕，夏瑞芳所占的一股500元还有赖其妻鲍翠玉向其女校同学借贷凑齐，由此可见年轻人创业的意志多么坚定。无疑，这样坚定的意志与其胸中所怀有的报国理想密不可分。

二、由家族合作向现代企业管理转型

商务印书馆创立之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鲍氏的家族企业，集资是3750元按每股500元计，总共7.5股，鲍家的女婿夏瑞芳、鲍氏兄弟咸恩、咸昌各出一股的股金，鲍家的另一位女婿张桂华和鲍咸昌的小舅子郁厚坤各占半股。首倡者夏瑞芳被推举为总经理，鲍氏兄弟用其所长主管排校和印务。遗憾的是，这时影响他们走上民族出版事业的家长鲍哲才没能看到女婿和儿子们创业，他在两年前就去世了。夏瑞芳的母亲也已经去世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从创办之日起，就是一个以家族为背景的股份制企业，她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家族的痕迹消除了，而成为一个纯粹的现代企业，这与总经理夏瑞芳的远见卓识、宽广胸怀和理想抱负具有很大关联。

商务印书馆在创业初期仅有几部手动印刷设备，这对于胸怀大志的夏瑞芳来说，是远远不能满足的。他不断委派技术人员赴日本、美国、德国等国考察，学习最新的印刷技术。他还亲自赴国外学习、考察，不断购买新式机器，大量聘请外国技师来商务印书馆工作，设备和技术很快得到极大的提升。1900年，在纱厂老板印锡璋（有模）的帮助下，商务印书馆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修文印刷局。修文印刷局当时是上海最大的一家印刷机构，设备先进而且齐全，制版等技术领先，不仅能印一般的商业文件，而且能印中文、日文和西文书籍。收购日本修文印刷局对商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用创始人之一高凤池的话说，“商务基础之稳固乃发韧于此”。而且，商务印书馆迅速成为国内具有凸版、凹版、平版技术的机构，这一切还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印刷业的基础。随后，夏瑞芳为了企业长远发展，成立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等。

随着企业的发展，夏瑞芳迅速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淡化姻亲色彩，不断增资扩股，改造股权结构，并根据业务需要，迅速将盈利用于扩大企业规模。1901年，即商务印书馆创立的第五年，夏瑞芳便对商务印书馆实行了第一次增资扩股，吸收张元济和印有模入股。这时商务印书馆的资本经估价已达26250元，张元济和印有模投资23750元，总资本5万元。商务印书馆正式改组更名为“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夏瑞芳继续担任总经理。这次的增资扩股以及重组，标志着商务印书馆已经完全摆脱了家族的色彩，而成为不折不扣的现代企业。

第一次增资扩股不仅引进了资金，不仅实现了向现代企业的华丽转身，更重要的是引进了一位后来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出版和文化史上堪称文化领袖的人才——张元济。在张元济入股的第二年（即1902年），他便应夏瑞芳之邀，正式加入了商务印书馆，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型印刷企业转变而成现代出版企业，从而揭开了商务印书馆历史的新篇章。

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进第二次股份制改造，更是石破天惊的开创之举，夏瑞芳不仅引进外资、开创了中外合资企业的先河，更为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民族出版业的现代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资方是在日本极具声誉的出版机构——金港堂，金港堂名列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四大教科书出版社之首。上海作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吸引了很多外国企业进入，日本的金港堂自然也看到了在上海发展的商机，意欲进入上海。面对难以匹敌的强大外国竞争对手，夏瑞芳审时度势，作出了与其以卵击石地与之竞争，不如以我为主地与之合作的战略决策。经过与日本大出版商金港堂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合资协议，要点包括各出资10万元，重组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由中方完全控制经营权，由中方出任总经理等条件。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曾对此评论：夏公在商务与日本金港堂的十年成功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令人钦佩。夏公采取与其联营的办法，利用日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中国的民族出版业。在联营中，夏公坚持由中方承担日常经营、人事、行政权，日方只在董事会中派员行检察之职。这在列强侵华、国势颓危之际，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坚持主权利益的一次中外合资。

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合资经营，不但引进了大量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而且率先引进了外籍的编辑人才和出版印刷技术人才，以及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利用与日方合资经营的便利条件，商务印书馆派遣大量的人员赴日学习，对民族出版业的队伍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现代的教科书编撰、出版理念，使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中国的教科书出版领域独占鳌头，更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这一次引进外资的股份制改造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商务印书馆建立和完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股东大会推荐董事和监事，董事会推举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等。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持续了10年，这10年正是企业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10年。辛亥革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全国性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人的合资也遭到人们反对，董事会和夏瑞芳于是果断决策，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日股。夏瑞芳几经往返上海和日本之间斡旋，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说服日方放弃股份，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出版企业。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公司为完全由国人集资经营的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额购回。日后，关于收回金港堂所持股份，商务印书馆在向股东大会汇报时特别指出：“此事关系重大，本应召集股东会筹议办法，只因商机宜密宜速，故由董事会担负责任，先行议决。此事应请股东原谅。……此项收回日股均系夏总经理苦心经营，乃得达此目的。”

令人扼腕的是，当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宣布全部收回日股的当天傍晚，夏瑞芳在河南路发行所门前被暗杀。关于夏瑞芳遇刺之谜，有不同的说法，在此不作赘述。夏瑞芳去世是商务印书馆和近代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此时的商务，刚刚成立17年。17年间，商务已经由3750元规模的一个小小印刷作坊，成长为规模一家具有200万元企业资本、分馆遍布全国的企业，执全国文化出版机构之牛耳。在他去世前夕，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亚洲一流的出版公司，后来更成为跻身世界前三甲的文化和出版巨擘。

三、企业家精神的诠释者

夏瑞芳有着“民国第一CEO”的美誉，在他身上闪耀着许多企业家精神，诸如创业精神、创新精神、责任意识、市场意识和人才意识等，这些极具个人色彩的特性，为企业的现代性注入了应有的活力。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发展是与作为开创者和总经理的夏瑞芳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的。

首先是创业精神，主要包括吃苦精神、勤俭精神和谦逊的品格。

说到吃苦，夏瑞芳真实地践行了总经理是第一员工的现代企业理念。商务印书馆创办初期，夏瑞芳几乎承担了除内容编译之外的所有经营性工作。他身兼数职，既是总经理，又是收账员、校对员、采办员，有时候还得亲自坐到铅字架前去找铅字。

创业艰难，资金的不足几乎成为所有创业者都无法回避的难题，这就要求创业者不仅在经营上要做到胼手胝足，还要克勤克俭。在这方面，夏瑞芳堪称企业家之楷模。例如，创业初期，夏瑞芳乘船去日本考察业务，身为总经理，坚持坐三等舱前往（当时一等舱70元，二等舱47元，三等舱14元6角），尽可能为企业节省。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股份，他不过持有七分之一。甚至一度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车间，装订折页的工作都是由一些做义工的女眷完成。这种创业精神，赢得了良好口碑和信任。

所谓的创业，就是开创未曾有的事业，至少是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事业，谦逊、好学就成为企业家必备的精神和品质。身为总经理，夏瑞芳并不自视高人一等，他尽力接近职工。他还自己动手做些校对、收账、采办的具体工作，每天工作至晚八九点钟才能休息。他读书不多，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但他善于团结众多人才为己所用。他尊重读书人，尊他们为“老夫子”，让工友称他们为“师爷”。馆内大事，处处征求读书人的意见。因此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技师，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却在这种宽松环境中和睦相处，坐在一起工作，甚至吸引一些宁可舍弃高薪，情愿到商务印书馆做事的高人。

其次是创新精神和探险精神。夏瑞芳具有敢于争先、不怕风险的创新精神，这种魄力和胆识是卓越企业家的必备素质。他带领商务印书馆不断革新印刷技术，采用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他又根据市场需要，不断开发出适应新形势新时代的产品，扩大市场影响力；他勇于探索新制度，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他面向市场勇于竞争，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不断使自己发展壮大。

第三是责任意识。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本身就是一种有责任感的举动，其源于夏瑞芳等年轻人不甘为洋人打工，而要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事业的初衷。商务印书馆所印行的出版物引进和宣扬进步思想，也反映出对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担当。例如，“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在其遗作《仁学》中，痛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痛斥封建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是万恶之源，公开宣扬“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夏瑞芳在接受这本书的承印之托时，很坦然地说：“没有关系，我在租界，不怕清廷。”

第四是市场意识。夏瑞芳的市场意识与其责任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他的市场意识并不局限在具体人群的市场需求方面，而往往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方面，这就是大企业家的眼光和眼界。对于这样的企业家而言，市场才真正是广阔和远大的。例如，在封建皇帝的统治之下，面对已经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大形势，外国的文化与知识大量随之涌入，商务印书馆果断地开始印行英文书籍，包括教科书和工具书等，以适应“开放”之需。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籍就是英语书《华英初阶》，胡适、梁漱溟、巴金和丁玲等都曾受益于《华英初阶》。商务印书馆创建之时，不过是一个以承印商业簿册和教会宣传品的小小印刷所，出资的核心股东，都是社会中下层的技术工人。然而，夏瑞芳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潮流：新旧交替，东西融合，维新思潮大兴，知识阶层渴求吸收新思想新知识；作为东部的贸易中心，上海云集了各国商贾，外语学习成为社会的风潮与机会。夏瑞芳将在教会使用过的英文课本《Primar》翻印出版，一时热销。后来又找谢洪赉牧师，编出商务印书馆第一本书《华英初阶》，初印的2000册，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如果考虑到当时连识汉字的人口都占极少比例的国情，这样的产品策略不能不说具有先见之明，不能不说具有社会前瞻性。

最后是人才意识，这也是最关键的。人类社会一切的事业，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事业，最终都是仰仗着人才能实现的。越是高远的理想，越需要集聚团队的智慧，众人的力量。夏瑞芳胸怀宽厚，气质温和，这种人格赢得了全馆和同业的尊重，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赢得了内在动力和发展空间。夏瑞芳的人才意识首先体现在其求贤若渴的态度，以及追求群贤毕至的局面上。说到引进人才，博得头筹的当属张元济这位清朝翰林的加入，有了他的加入，商务印书馆才有了日后的辉煌和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可以说完全是夏瑞芳求贤若渴的结果。夏瑞芳因为业务关系与张元济相识于1899年，当时张元济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的印刷业务交由商务印书馆承担，两人一接触便互生好感。张元济翰林出身，夏瑞芳被他深厚的国学知识和西学学养所吸引。夏瑞芳排字工出身，但张元济对其勤勉、事业心和好学敏求的精神颇为赞赏。鉴于一些出版物因质量问题而投入市场无人问津的窘境，夏瑞芳意识到“组织书稿出版图书不是门外汉所能胜任，必须要由真才实学之士担任，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编译所”。他想到理想的总编辑，非张元济莫属。“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对知识分子敬重和依靠，反映了夏瑞芳的不凡格局和远大抱负。胸怀大略的夏瑞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张元济的戏言——每月350块大洋的“天价”高薪，其诚意、气度和才干，打动了张元济。夏瑞芳和张元济能够走到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两人怀有共同的理想，即他们共同定下的“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约定，商务印书馆的格局从此定立。“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陈叔通语）。张元济的加入对促进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不仅使商务印书馆真正成为了一家以编书、印书为主的出版企业，张元济还吸引了包括蔡元培、严复和林纾等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或紧密的作者，许多思想进步、才学出众的知名人士，如蒋维乔、庄百俞、寿孝天、高梦旦、杜亚泉和黄元吉等先后加入商务印书馆，这不仅改变了编辑队伍的人员组成和知识结构，编辑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而且从此商务印书馆便成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的重要舞台。中国近现代的知名知识分子，无不与商务印书馆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张元济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面旗帜，自此商务印书馆成为张元济及其一代知识分子开启民智、变革社会的实验田。时代成就了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大格局，夏瑞芳也由一名普通的印刷工人，完成了向一位卓越企业家的升华。

夏瑞芳的人才意识，除了求贤若渴地引进那个时代的能人、高人之外，还体现在对一般员工尤其是年轻人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夏瑞芳对青年工友关怀备至，安排他们练习书法、学习珠算，那些求知欲强的人，则送进技术学校进修。商务印书馆还自行创办艺徒学校，专门培训高级印刷技术人才，品学兼优者会被安排独当一面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先后开办了师范讲习班、函授学校、附属小学、养真幼稚园等。商务印书馆员工的生活与成长，大都在种种方面受惠于企业，许多人对夏瑞芳怀有知遇之恩。员工的稳定和忠诚，成为商务完成远大抱负和实现其文化理想的基础。

四、出版家的文化责任

称得上企业家的人，心中必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以产品和企业行为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出版家，由于其产品和企业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更应该把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是幸运的，其创立者不仅是卓越的企业家，还是难得的出版家。夏瑞芳自身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教育、知识和文化对于国民和国家的重要性，张元济参与维新变法的失败更是让其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宏愿。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但是在现代出版业之前，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只是少数士大夫之间的唱和，几千年文化跟普通民众几乎不发生太多关联。全社会识字的人极少，文盲率极高，国民教育还是私塾教育，贫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1901年，在南洋公学主持译书工作的张元济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张元济之所以应夏瑞芳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还因为他认识到出版是通过传播知识、文化和思想而达成教育之目的，于是他便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所以商务印书馆便明确了“从教育着手，改变中国，变法图强”的方向，把“开启民智，昌明教育”确立为自己的使命，商务印书馆的百余年发展史，无论是单纯的书刊出版还是从事其他文化、教育事业，始终是沿着这一方向，遵循这一使命而前行的。

商务印书馆开办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贫民夜校和各种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等，使得很多贫苦百姓的子女得享受教育的机会和掌握各种工作技能。商务印书馆以企业的一己之力建立的涵芬楼资料馆，日后更发展成对公众开放的全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创立的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也是为了教育的目的，以教育片、时事片、戏曲片和风光片为主，宗旨是“表彰吾国文化”，“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商务印书馆的图书产品更是紧紧地围绕着“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八字使命而展开，无论是编撰最新教科书和工具书，还是整理和出版中国传统古籍，以及译介反映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学术著作，都体现了夏瑞芳和张元济们对时代需求的把握，以及对自己作为出版人的使命和责任的理解。对比时下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出版业出现的种种“见利忘义”的不良现象，不由得我们对先辈们更多生出几分敬仰和怀念。以先辈为师，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事业，为新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正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职责所在。

中国近现代 篇12

一、中国艺术歌曲的特有含义

中国艺术歌曲是在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交融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过引进模仿、学习借鉴、吸收融合等多个阶段后,形成了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及演唱模式。我们对中国艺术歌曲概念的界定相对来说要宽泛一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艺术歌曲的民族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现在,我们对艺术歌曲的界定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理解,一些内容优秀的民歌和创作歌曲,经过艺术加工,如:精心谱写伴奏,运用丰富的和声、织体表达诗一般优美的意境,伴奏是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充分表现作品思想内容,歌词是比较诗化的语言等也可以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

二、钢琴伴奏的创作技法

1.引进模仿

20世纪20年代中国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在音乐风格上主要借鉴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风格。这个时代的主要人物有青主、萧友梅、赵元任等人。他们的艺术歌曲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除了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云》等许多作品之外,还有青主的《大江东去》。

2.学习借鉴

学习借鉴西方艺术歌曲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其中钢琴伴奏的现代技法因素更为明显。尤其是黄自先生进行和声民族化的探索后创作的艺术歌曲,如:《春思曲》、《思乡》、《玫瑰三愿》等的钢琴伴奏都非常成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陈田鹤《岁月悠悠》、贺绿汀《嘉陵江上》、江定仙《国疡》、谭小麟《别离》、刘雪庵《追寻》等。

3.融合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专业作曲家对我国各地的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经过精心的设计处理后创作出了大量民歌风格的艺术歌曲。其中,以丁善德、黎英海等人的作品最有代表性。尤其是丁善德先生,在编配钢琴伴奏方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用钢琴伴奏弥补了歌中的未尽之意,形成完美的艺术效果。如《槐花几时开》等。

三、伴奏织体类型与曲式结构

(一)、关于钢琴伴奏织体的种类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类型:和声性织体,复调性织体、综合型织体。

1,和声性织体

这种伴奏主要依赖和声的功能作用,加以力度、色彩、及和弦的各种变化来突出歌曲的旋律,和声性的伴奏织体中所包括的伴奏音型主要有柱式和弦式伴奏音型及琶音式伴奏音型。

(1)柱式和弦式伴奏织体(2)琶音式织体

2,复调性织体

复调性伴奏织体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旋律共同结合为特征,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乐思,其内涵丰富而深刻。

3. 综合性织体

综合性伴奏织体是一种最常见的伴奏形式,它综合了和声性伴奏织体与复调性伴奏织体的特点,艺术表现力丰富、明显。

(二)、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

艺术歌曲的曲式类型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1. 一部曲式:

这类歌曲往往描述内容单纯,音乐变化较少,旋律一气呵成,伴奏织体比较简单。如赵元任的《听雨》,还有黄自的《花非花》等。

2. 二部曲式:

二部曲式无论在歌词的内容上还是音乐内容上都存在较为突出的对比性,伴奏织体方面,有些作品较为简洁,如:刘雪庵《红豆词》、《飘零的落花》等。另外一部分作品在伴奏织体的编配方面,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和运用。如:江定仙《岁月悠悠》、黄友棣《黑雾》等。

3. 三部曲式:

单三部曲式是在二部曲式,特别是带再现的二部曲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单三部曲式的前两段具有鲜明的对比性,第三段作为再现部分大大提高了音乐作品整体结构的完整统一,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如夏之秋《思乡曲》、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等都属于单三部曲式。复三部曲式结构的容量更大,也是艺术歌曲中常见的曲式类型之一,如冼星海的《黄河颂》等。

四、钢琴伴奏的演奏处理

(一)、钢琴伴奏者自身能力

作为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除了需要具备钢琴独奏者的一切素质——高超的技术,丰富的触键,多变的力度层次,乐句呼吸的划分——以外,甚至在一些方面还要超过钢琴演奏的要求。在众多的技术中,最为重要的是歌唱性的弹奏方法,富有歌唱性的伴奏与歌声最容易形成声音的融合。因此,歌唱性是对伴奏者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伴奏艺术质量的标准。

(二)、对作品的分析研究

1. 分析创作背景。

伴奏者必须认真分析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还应该对词、曲作者的生活经历、艺术趣味等有所了解,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一首歌曲的思想内涵,准确地演释作品。

2. 分析歌词内容

对一首艺术歌曲的理解,首先是建立在理解歌词内容的基础之上的。歌词明确讲述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使音乐由抽象转化为具体。伴奏者必须深刻把握歌词的主题思想、情绪情感、韵律结构,才能有助于准确地演绎作品。

结语

中国的艺术歌曲有着鲜明的民族性与强烈的时代性等特征,作曲家把西洋作曲技法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通过对古典和现代诗词的深入研究,把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法注入艺术歌曲创作之中,他们通过借鉴外来音乐文化,充分发扬民族精神,达到“中西融合”的境界,让艺术歌曲这一外来音乐品种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生根、成长、茂密。这是我国音乐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我们心血的浇灌,让之开花结果。期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我们中国的作品、演唱这些作品、研究这些作品,尤其是加深对钢琴伴奏的了解和重视,使它的艺术魅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展现。

摘要：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随着艺术歌曲本身地发展经历了一条由简到繁，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他们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我国艺术歌曲创作的日趋完善，更折射出了钢琴音乐创作水平的提高。本文从创作技法、曲式结构、伴奏织体、演奏处理等方面论述了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艺术歌曲,钢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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