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精选12篇）
中国现代小说 篇1
一、中国古代小说在国外的研究
从专业研究的层面看, 作为中国古代的小说, 面对流行通俗文化爆炸的时代, 不要说外国读者, 就是中国目下的青少年, 真正直接捧读古代小说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 这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总是有一批专业的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的小说乐此不疲, 甚至以毕生的精力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园地里辛勤耕耘, 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在韩国、日本表现得非常突出。至于在西方, 不要说像美国的夏志清、王靖宇、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法国的陈庆浩等一些华裔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专家, 硕果累累, 就是一些非华裔的一流汉学家中, 如美国的韩南、浦安迪, 俄国的李福清等, 都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著名于世的。他们的许多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当然,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少数, 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给中国学者以启发和推动, 而且也是将中国古代小说向世界各国大众传播的重要桥梁。只有通过他们的注释、解说和阐发, 才能真正使中国古代小说“飞入寻常百姓家”, 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是新世纪里使中国古代小说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的最重要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令人高兴的是, 现在世界各地不断有年轻的学者来加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队伍。这使中国古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道路更加宽广。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国外小说的融合
从作家创作的层面上看, 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国家、即使是东方国家, 也是各具特点的。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其他国家作家的手, 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与特点, 溶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在日本、越南及朝鲜半岛等本来就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代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 这些国家中不但有用自己文字, 如假名、谚语、喃语所写的小说, 还有大量用汉字所写的小说, 现在一般称之为汉文小说。这是世界小说接受中国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最为直接而典型的例子。当然, 随着近代开始, 一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先或后地推行去汉字化, 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真正由“国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却因用汉字写作而被排斥在“国文学”之外, 当代年轻人恐怕也没有再用汉字来创作小说的热情和兴趣了。但这不等于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小说创作完全摆脱了中国小说的影响, 像日本、韩国不断地有中国古代名著改编本的出现, 就是一个明证。当然, 这些改编本, 有的是保持了原作的筋骨, 有的则改得面目全非, 但我认为, 即使是完全进行了再创造, 也不能说彻底摆脱了与原著的干系。像日本于2005年底出全的北方谦三写的《水浒传》, 曾得了世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司马辽太郎奖。作者说, “《水浒传》在我心中可能已经变质, 我将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确, 在他的笔下, 宋江一变为革命理论家, 鲁智深带着他的理论著作《替天行道》到处去宣讲“革命道理”;他还添加了一个秘密警察组织“青莲寺”, 用来专门对付宋江们的地下活动;最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竟将“天神”武松写成从小就偷偷地单恋着嫂子潘金莲, 而潘金莲则贞洁得可怜, 为拒绝小叔子的强暴而毅然自尽……。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分析, 加以解体并且重建, 保持了长篇小说应有的紧张感。”这就清楚地说明, 它尽管“重建”了一部现代“日本版中国历史小说”, 但它的灵感毕竟还是从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而来。除了这些直接改编中国小说的作品之外, 有些尽管表现得比较模糊和隐晦, 但因为他们毕竟无法摆脱自己的传统, 而这传统本身就隐含着汉文学的影响, 所以从思想精神到表现技巧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中国古代小说的脉搏。不仅在东方, 即使西方的一些现当代作家,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例如, 以《大地三部曲》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 就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 她的致谢词便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小说, 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 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再如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 从一本中国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得到启发, 写成一部以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狄公案》, 在欧洲风靡一时, 深深征服了西方读者。一时间, “Judge Dee” (狄公) 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它被多次拍成了电影, 影响了欧洲, 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前几年中国也将《狄公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 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三、总论
所以, 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除了依靠翻译、讲解, 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 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说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 似乎也有它的必要。这在正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来看, 往往会觉得有点近乎野狐禅。但我觉得, 这对于传播中国古代小说也不失为一条道路。特别是他们通过电影、电视、动漫等更为接近大众的传媒形式, 就越有普及性, 就越能使中国的古代小说扎根在世界各地的大众之中。比如, 就小说《西游记》而言, 在中国, 前几年也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这基本上是忠于原作的依样画葫芦。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 则拍摄了一部《大话西游》, 非常搞笑地重编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使一些年轻人为之倾倒。日本也对拍摄《西游记》有很大的热情。在上世纪80年代拍过《西游记》不久, 今年1月日本富士电视又开始放映的连续剧《西游记》仍然引起轰动。无独有偶, 韩国出了一部名为《幻想西游记》的动漫也很红火。在这里, 孙悟空是被一个新冒出的乐神杰特弹钢琴弹得头痛, 无法还手, 被圧在五指山下。另一个新造的公主美娜成为本剧的第一号灵魂, 变得不听话的悟空就是怕美娜的禁咒之笛。在这里, 唐僧尽管成了武艺高强的法师, 但也被女性化得分不清是和尚还是尼姑, 孙悟空的筋斗变成超级滑板, 丢下了金箍棒改用了双截棍, 猪八戒戴着墨镜, 在石油村外做大王, ……一路想颠覆《西游记》的传统, 用西洋化、现代化来调适现代青年的口味, 但无论如何还是像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 这部《幻想西游记》的主要人物还是离不开唐僧师徒四人, 孙悟空的性格还是与原作相近, 猪八戒还是那样好色贪财, ……说到底, 它还是从《西游记》而来。当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游玩《幻想西游记》迷宫之时, 也就是原本《西游记》再显魅力之日。当然, 这些大众文化产品, 与正宗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们应该承认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摘要：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当然, 世界毕竟不是铁板一块, 就文化背景来说, 东方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确实不同;从接受对象来看, 学者作家与普通大众也有差异;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同一层次的人, 也有华裔与非华裔之别;所以谈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也不能笼而统之, 而必须从不同角度着眼。中国古代小说通往世界的不同路径是不同的。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价值,专业研究,融合,国外小说
中国现代小说 篇2
1．（2010·全国新课标卷文综·34）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未再签订类似条约。这主要是因为()
A．双方的战争威胁消失B．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
C．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D．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
【解析】此题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以及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中苏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缔约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政策发生转变。故答案为D。
【答案】D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
1．（2010·全国新课标卷文综·34）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未再签订类似条约。这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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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双方的战争威胁消失B．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
C．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D．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
【解析】此题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以及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中苏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缔约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政策发生转变。故答案为D。
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大传统” 篇3
六月二十九日
半阴雨，九时到物理楼外宾接待室等候夏志清教授（Prof.Hsia.T.C），他准时由文研所人员陪同到了，一块接见他的有陆、吴、王三位，外事组人员，照料一下就不见了。
由于此人政治思想观点反动，接见规格放低了，由上午九时到十一时半，既未留影，也未赏饭。
谈了许多文学事务，他问：“周扬讲话还有人听吗？”他敬佩钱锺书，当他看到我写的名字时，大吃一惊说：“贾植芳，你是胡风派吗？了不起的人物。”这后一句显然是从他的反动立场说的。这时吴中杰插话说：“夏先生，你的书里把贾先生的名字写错了。”陆士清忙不迭地说：“贾先生曾被划为……”他说起胡风说：“他现在病危。”这显然是他在北京时听说的，又问起路翎，提起《财主底儿女们》。这时陆说：“夏先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参观一下图书馆吧。”他想把话题扯开，众人起身，夏又过来和我握手，连说：“贾植芳，贾植芳……”说，“你们姓贾的有名的人物……”我说：“是的，最有名的是贾宝玉……”大家哄堂大笑，气氛转过来了，陆紧靠着他，谈说不已。在图书馆转了一圈后，陆说：“我和夏先生坐车子校园转转，你们回去吧！”于是会见结束，我们三个走了回来。
这则日记收录在贾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当时贾先生日记里还有一则写到夏先生来复旦大学的消息：
六月二十六日
下午吴中杰来，说是二十九日夏志清来访，要看看夏的书，准备准备，当着××去王继权处取回《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她送吴。夏的这本书，论及胡风时提到我，不过把我的名字写成“贾冀访”了……
这两则日记文本值得细品。时间是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正在酝酿中，以周扬名义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已经引起了党内高层的争议。夏志清对话里问：“周扬讲话还有人听吗？”应该是指这个背景。而贾先生虽然蒙冤二十年的所谓“胡风分子”已获平反，但心里留下了阴影和警惕，在日记的词句中颇费斟酌。但先生毕竟是作家，寥寥几笔，在场的气氛和各色人物的神态立场都须眉毕现，活灵活现。在场的三位接待者中，“王”就是王继权先生，他是夏先生的亲戚，陪在边上一言未发；吴中杰先生是鲁迅研究著名专家，主要任务是做理论上的对话者，所以早几天就借阅夏志清的书，有备而来；贾先生作为名流而出场，言谈显然受到限制，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担任这次接待主导的是陆士清先生。我事后问过陆先生，接待后谁请饭？那时已经十一点半了，他说是接待完了，夏先生被送回王继权家里吃饭了。这也就是贾先生所说的，“接待规格放低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阅似乎也是围绕着接待工作：据贾先生日记记载，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何满子先生送给他这本书，第二天就开始阅读。阅后又借给王继权（日记未记载），在夏志清来复旦大学的前三天，又借给吴中杰做接待准备，很及时地派上了用场。
我想夏先生也一定感觉到了接待方的冷淡。二000年我访问哥大，王德威教授在一家中国餐馆请客，夏先生夫妇也到场了，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谈笑中我又提起他当年在复旦大学的访问，他转开话题不接着说下去，只是礼貌性地问了一下贾先生的身体是否健康。去年初我再度去美国，在纽约转道波士顿，特意从纽约出机场，打算去拜访夏先生，前来接我的宋明炜、陈婧棱事先也与夏先生联系好了，但是天不助我，竟下起了迷漫大雪，明炜担心晚上雪地开车危险，就在电话里辞了这次拜会。没想到这一辞我就永远失去了再度聆听夏先生妙语真谛的缘分。
夏先生以《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获名于大陆学术界，这本书直到前几年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了大陆简体字版，大约是删节本。我早年读的台湾传记文学的繁体字版，那是刘绍铭先生组织一群人集体翻译的，也是目前最通行的本子。真正读过英文原本的大陆学者可能并不多。这本书最早于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由此奠定了夏先生为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祭酒地位，到了一九七。年夏先生对这本小说史作了很多方面的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待一九七九年中译本初版前，夏先生又为它写了一篇长序，这篇序里他对自己从一个专攻西方文学经典的博士生如何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治学历程作了认真总结。可贵的是，他对于这本著作中用西方经典的标准来批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偏见作了反省。他对于自己在写作时因为资料不足而忽视萧红，低估吴组缃、萧军等都作了自我批评，他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还诚恳地说：“总括一句话，本书一九六一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读此，我觉得当年夏先生横空出世的狂妄精神已经被消磨得干干净净，完全回归于两岸认同的主流文学价值观了。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夏先生的文学史观。记得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阅读这本小说史的感受真是振聋发聩。之前，我已经读过丁易先生、张毕来先生、刘绶松先生的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更是我学习现代文学的启蒙书。但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理论表述不尽相同，基本立场与视域的狭隘性是共同的，他们只有一个视角，就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除此以外都被否定或者遮蔽，这一个视角，当然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传统之一，但是一个内涵被不断缩小的传统。这个传统后来发展到“文革”否定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时候，文学史的内涵就成了“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了。我刚进复旦中文系上课时，用的仍然是复旦教师自己编写的文学史，好像也不是公开出版物，书里没有沦陷区文学，当然也没有钱锺书、张爱玲的内容，周作人、徐志摩等都是作为反面人物供批判的，所以，今天的研究生们很难理解当时学习现代文学的艰难环境。一部现代文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被意识形态不断扭曲的历史。在那种情况下读到夏先生的小说史，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学术界的现状，却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然而也更加全面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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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赞同他的所有观点。但是，夏先生是很明确的，他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当然对于怎样的作品才算得上“优美”，也是有讨论的空间。但是要说明的是，夏先生并不是一个政治偏见决定一切的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的学者。大陆学界在一九八。年代简单扣在夏先生头上的“反共”帽子，可能是说明夏先生的政治立场，但是不能简单说明他的小说史立场。夏先生早年读博士期间，为了生计，加盟于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Rowe）的工作团队（年薪四千），参与编写为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军人了解中国情况而准备的《中国手册》（分上、中、下三卷），饶大卫担任主编，夏先生参与编写其中的“思想”、“文学”、“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仪”、“幽默”两小节等。这里“思想”指的是孔孟儒家传统思想，“文学”涉及到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现代文学。这是夏先生首次涉及现代文学内容。但是这部手册编完后并未被录用，只印了三百五十册“试印本”。但夏先生由此产生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兴趣，便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一项研究项目，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很多人误以为夏先生的小说史是从《中国手册》改编过来的，其实，夏先生参与编写《中国手册》与后来自己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完全是两回事。即使《中国手册》是出于“反共”的目的而编写，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研究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从这部小说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固然有“反共”立场，但是，他一旦接触到文学作品，审美意识马上就占了上风。他对张天翼、吴组缃等左翼作家的论述和赞扬，批评茅盾的《子夜》不如《虹》与《蚀》，赞扬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显然都是从审美立场出发的。我们可以不同意夏先生的审美标准，但这与意识形态的“反共”大约关系并不是很大的。
在以后几版小说史中，夏先生的文学史观虽有变化，但他并未对一九六一年版的小说史作过太多修改，他只是增加了许多附录，同时另外写了许多论文，如对严复、梁启超、端木蕻良、徐枕亚等不同人士的研究，甚至一直期待着能够重新写出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研究和晚晴小说研究，夏先生是在不断进步着，努力营造一个中国现代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梳理出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艺，沈从文、师陀等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张爱玲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以及钱锺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四大传统，基本上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比起我们以前惟左翼中的延安文艺独尊的狭隘文学史观，自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相。
夏先生本来的专业是研究英国文学经典，深受西方新批评的影响。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批评家列维斯（F.R.Leavis）对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的研究也让夏先生对其“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所以他处处以西方经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有的地方给人很多启发，也有些地方用得不伦不类，但是我们不能不佩服夏先生的艺术鉴赏力和评审眼光。他无意之间的挑选和评鉴，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传统的内涵。以前我们一说起五四新文学传统，就是鲁迅为首的启蒙主义或者是激进的左翼文艺传统，似乎就是一条直线发展而来。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自从我提出了“先锋”与“常态”两种文学发展模式以来，我越来越意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初是以激进的先锋模式来运作和发展的，它对社会构成猛烈的挑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先锋文艺运动又是一种激进的文化批判运动，它不可能持久地进行到底，很快就会与政治的激进主义相结合而实行自我消亡，或者就是转而退回到文学艺术的审美形态（唯美主义）。因此先锋运动必然是短暂的，它需要用不间断的自我否定此起彼伏地波浪式向前推进。从五四文学革命一革命文学一左翼文学而形成的先锋文艺传统，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核心性质的文学发展轨迹。但是这一传统到了一九三。年代已经是外部危机四伏，内在矛盾激化，难以为继。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新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机，沈从文、萧红、沙汀、艾芜等为代表的乡土民间文学创作和李劫人、老舍、张天翼以及张恨水为代表的都市民间文学创作先后崛起，他们的创作与五四主流知识分子从启蒙到革命的战斗传统是有些不一样的。他们似乎更强调民间性和文化意识，无形之间补救了五四新文学先锋传统的危机，把新文学的创作推向新的审美阶段。抗战以后先锋文学传统依然作为主流在蓬勃发展（巴金、路翎、无名氏、艾青、穆旦等），但是在常态发展的模式上，民间性的文学创作则更加繁荣，沈从文、师陀、赵树理等各色乡土民间传统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民间传统（包括电影艺术），还有就是以钱锺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讽刺传统都已经形成。这些新传统与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传统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最初从文学史的角度解释了这样一个多元共存的文学史“大传统”。
所以，我不赞同一般人所说的，夏先生一炮而红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好像这些作家都是被夏先生的小说史捧红的，连夏先生本人也表示异议：我还高度评价张天翼，为什么就不红呢？在我看来，张、--钱、沈诸位作家本来就担当得起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他们不肯随波逐流，敢于自立门户和流派，尤其是张爱玲和沈从文，开拓了五四传统以外的城乡民间写作，自有千秋功业显赫于世，不是靠谁能够随意捧红的。不过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以主流意识形态偏见来编写的文学史有意遮蔽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独尊一家而罢黜百家，才使我们变得无知狭隘而且愚蠢。夏先生在海外没有受到偏见文学史的遮蔽，才能够以审美趣味的立场来评价文学，大大开拓了现代文学传统，还原了本来应该就有的历史面貌。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说皇帝新衣的孩子，老顽童似的夏先生，无意间就扮演了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
二0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几点思考 篇4
提到现代小说, 就不得不提到鲁迅。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形成了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鲁迅小说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精神启蒙”的作用, 他的小说都是以“改造国民性”为旨归的。有评论家把鲁迅誉为“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我认为这是相当准确的。鲁迅的精神异常苦闷, 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是相当黑暗的, 尤其是国民人性的麻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精神启蒙的动机使鲁迅拿起笔对这个社会进行着深刻地批判。在他的小说里, 不单单是作家内心精神苦闷的独白, 而更多的是揉进了“精神启蒙”的成份。从文学的角度来说, 鲁迅是成功的, 但其“精神启蒙”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鲁迅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现代文坛上的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现代的很多小说都能够在鲁迅的小说中找到某些相似的影子。
现代中国社会事件曲折起伏, 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 文学“为人生”的作用显得相当突出, 因而, 现实主义小说就成了现代小说中最重要的一支。这一时期出现的“问题小说”、“地域小说”甚或是带有田园牧歌性质的“乡土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主义特色, 突出了一定“改造国民性”的意图。
在现代文坛, 最有代表性的文艺团体要数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了。这两个社团几乎揽括了在现代文学上有所建树的大部分作家, 因而考察这两个社团的小说创作及其特色往往就能从某种程度上窥见整个现代小说的一些特点。
文学研究会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写实主义, 其中的某些重要代表作家如茅盾更是现实主义的大师。创造社虽然倾向于浪漫主义, 但在当时那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下, 其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着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 甚至也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了一些“精神启蒙”的作用。可以这么说, 整个现代小说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主潮的。
在现代小说中, 表现社会现实, 强调“精神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作品不胜枚举, 这似乎凸现出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共识以及其“为文”、“为人”的道德取向。同中国当代作家比起来, 现代作家似乎更关注这个社会, 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鲁迅、茅盾、老舍、钱钟书等一批文学大师, 用他们手中的笔以及自己内心悲悯的心态, 一生不悔的致力于那似乎遥遥无边的“精神启蒙”。但中国人的人性似乎是钝化甚至是麻木了, 这一系列的“精神启蒙”不但没有唤醒沉睡已久的人性麻木, 而且这种麻木发展到今天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不但为这一些“精神启蒙”者感到悲哀, 甚至为我们整个民族人性的冷漠感到了彻骨的寒冷。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 还有一部分人的小说似乎远离了这个社会, 而去表现作家心中的那块净土, 如沈从文。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所谓的“乡土小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作用, 只是其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 有些委婉和隐蔽。
著名作家沈从文是以自己独特的姿态屹立于现代文坛的, 他的代表作《边城》就是其构筑的“精神乌托邦”, 看似与现实社会毫不相干, 表现的是神秘的湘西文化, 实际上却与现实社会有着莫大的关联。沈从文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 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 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很显然, 沈从文是在对现实生活极度失望的心理驱使下才去构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的。与《边城》相对立的, 正是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 只是其观察社会的角度和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
中国现代诗歌 篇5
1.《一切》
作者:北岛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2.这也是一切
--答北岛的《一切》
作者:舒婷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风暴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断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暗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只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在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3.《再别康桥》
作者: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4. 《乡愁》
作者:余光中
小时侯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5.《天问》
作者:余光中
水上的霞光呵
一条接一条，何以
都没入了暮色了呢?
地上的灯光呵
一盏接一盏，何以
都没入了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呵
一颗接一颗，何以
都没入了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呵
一天接一天，何以
都归于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呵
把我接走的，究竟
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
是夜色吗沉沉?
《中国现代散文选》 篇6
最近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在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散文宝库中，着意精选了自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九三十年间二百余位作家的作品，约近三百万字，编就了《中国现代散文选》这套七卷本的大型散文创作选集。看过这套选集已出版的前三卷，和即将出版的后四卷的全部清样，就如同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名苑里，尽情观览了一番。这里既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小品文，也有侧重于抒情性的散文诗，侧重于叙事性的报告文学。这里有革命的和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作品，同时也选收了各种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它们大都篇幅短小，文字凝炼，挥洒自如；或有特色，或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套选集，可以使我们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散文部分的发展过程，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有一个比较系统和比较准确的了解。
中国虽然自古以来并没有“散文”这个名字，然而散文这种文体，在我国却是古已有之的。从诸子散文到明清小品，千朝百代的作家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篇佳构。元代之后，由于戏曲小说的兴盛，散文创作渐趋衰颓。直到五四革命运动发生，现代散文因了个性的解放而滋长起来，并在广阔的范围里表现了“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了思想启蒙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以，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指出：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文如其人。不同的作家，由于出身、教养、阅历、性格、思想、情趣的不同，因而每个人的文章风格也各不相同。李大钊的政论和杂感，朴素平易，干脆利落，如电闪雷鸣，气贯长虹；而其小品和游记，却又清新隽永，明白如话，富有哲理意味。鲁迅的杂文如匕首投枪般刚烈明快；而其抒情散文，却是含蓄凝炼，闪射着瑰丽的色彩，蕴含着神奇的意境。郭沫若的小品，优美而清新，充满着诗意；而其杂文却气势磅礴，如战斗的号角。冰心的文章，清新明媚，玲珑剔透；“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充满着慈爱。沈从文笔下的山光水色，于素淡之中透出隽永的情思。陈学昭的文章，活泼多姿，感情浓烈，委婉疏朗，清新秀丽。夏丐尊的文字朴素平淡，其中却不乏浓郁的情致和丰富的想象。丰子恺的笔触，细致入微，口语化的叙述中，自有一种感人的情调。茅盾写景状物，栩栩如生，笔端常带感情。巴金生动流畅地倾吐着热烈缠绵的感情。梁遇春潇洒自如地议论着知识，探索着人生。老舍诙谐，丽尼玲珑，陆蠡纯朴清新，鲁彦充满着诗意，吴组缃冷静，唐简洁而明朗，李广田朴素而细腻。师陀总是唱着一首忧伤的歌，周立波描绘着血与火的战场。读方令孺的散文，宛若步入苏州园林，格局虽小却玲珑别致，处处可以见出女性作者的慧心。每一位作家，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声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阅读这套绚烂多彩的散文选集，我们不仅可以从中饱览大千世界，且可为其抑扬顿挫之歌吟所鼓舞，为其低徊曲折之感情而陶醉，为其慷概激昂之言辞以奋发。这套选集，无疑是广大读者学习写作的范本。
社会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篇7
关键词：社会现代化,国家建构,国家职能,国家权威,国家强度
现代国家启蒙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现代化的政治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由“有国家无社会”的偏执到“有国家有社会”的盲从以至“回归国家”热潮的兴起,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尚未尘埃落定之时,现代国家建构被历史地提上了日程。
在“回归国家”的大潮中,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既要拓展全球化情景下的横向视野,也要考察历史传统的纵向延续,更要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观照现代化的进程,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量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本文尝试从概念的清理入手,提供一种基于中国国家现实的考察,并借此对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实践作出策略和路径说明。
一、现代化逻辑的“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马格纳雷拉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鲍宗豪教授指出,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都将“现代化”作为人类奋斗目标,都是以现代化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策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不同视阈中的现代化逻辑均有其合理性,然而,核心问题则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
进入21世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二次现代化。日益凸显出社会现代化的特征与趋势。历史无法重演却惊人的相似。社会现代化也以其独有的问题域和特征跃入中国现代化逻辑视野并为人们津津乐道。笔者以为,第一,前现代化事实和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现代化关注社会、社会发展,倡导公平正义、公共福利,谋求社会成果与社会共享。第二,鉴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相对固化的既成状态和趋势,社会现代化在“流变”的发展过程中,寻求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重建和社会的良性整合。第三,伴随资本全球化、全球都市化、文化大众化、休闲普遍化、消费多样化对人们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构,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2]。以提高和改善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为其题中之义。
二、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中国特色
综观现代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有学者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以小见大描述现代国家的特性,如历史学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特征,即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表现为决策的强化)、法律规范的普及(同时导致官僚机制的发展)和公民在公共事务中作用的扩大[3];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非均衡的,指出现代国家应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相均衡的统一体;还有学者从权力的集中、渗透与重新分配等运作角度来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型。
无疑,诸多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与探索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价值。然而,作为一种理念,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需要置于中国的语境,尊重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实,尤其在中国寻求社会现代化抑或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察,中国国家构建有中国自身的国情和特色。总体来说,体现了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性和复杂性。转型中国既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第一次现代化使命,又要迎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第二次现代化的重任,双重现代化的叠加和张力共同构成了社会现代化的后果。社会现代化的多维目标型塑了国家建构的多重任务,呈现出过程性与复杂性的特点。然而,“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虽然在发展序列上处于落后和被动地位,但却有着特殊的‘后发优势’”。
第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统一性和非均衡性。现代国家自然相对传统国家而言,“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4]。其裂变性要求行政机构成功地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加以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建构又要求解决“权力归属、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的制度性问题”,或者说是“现代国家根据什么制度规则来治理国家的问题”,这便是“民主-国家的建构”。因此,现代国家的建构,同时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建构。在中国,二者既统一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又存在着非均衡性的特点。
第三,中国国家构建面临结构性矛盾。如上所述,多重现代化叠加的中国国家建构,需要政治结构的调整和国家权威的重建,在完成自身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过程。然而,“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5]。在国家结构调整和权威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国家建构却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这一结构性矛盾也成为中国国家构建的共生性特征。
三、社会现代化与中国国家构建
对于“国家”的研究可以来自于不同的角度,多数国家理论都对其作了源于自身的阐释。多元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利益裁判机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或以压迫从属阶级或以缓和阶级冲突来维系阶级制度;新右派将国家描绘成自利之怪兽。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中,是否存在一种既搁置争议,又无碍于国家构建的更一般的探索。对此,笔者愿作一尝试。
现代国家构建,可从三方面认识:第一,国家职能的范围。福山称之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就是国家活动的总的方向和国家的使命和目标。第二,国家权威的来源。萨托利认为,权威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以价值符号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其实质是权利义务关系。即国家权威来源的正当性直接关乎对权力的非强制性服从的自愿性,从而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第三,国家能力的强度。福山认为,这一能力是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现在通常指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在社会现代化的关照下,构建的是“国家职能范围可控性、国家权威来源合法性、国家能力强度支配性”的现代国家。
(一)国家职能范围可控性
现代国家的职能,尤其是社会职能出现了扩张的趋势。社会控制和社会规范能力加强,国家全面介入经济、社会生活致使国家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得到不断拓展。中国国家职能主要体现为“提供公共物品、削平经济周期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限制贫富差别,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物质生活保障”[6]。随着社会现代化不断推进和持续深入,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在社会现代化发展所能容纳的国家活动方向和目标中实现国家职能的可控性。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关注社会和社会发展并促成国家职能,特别是社会职能的转向和重塑,甚至凸显和强化某些目标和职能,从而有效达致社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第一,凸显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在社会现代化之社会公平、公正的关照下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化。第二,强化公共福利社会化。一方面,主动退出并促成更多社会力量和中介组织的介入以解决中国公共福利服务供求严重失衡的状况;另一方面,让公共福利惠及不同社会阶层,实现公共福利社会共享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二)国家权威来源的合法性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统治(权威)是一定人群服从特定命令的可能性。“统治(权威)在此意义上可能是基于各种不同的服从动机:从最简单的习惯到利益的最纯粹理性计算。所以,各种真正的统治形式,都意味着最起码的服从意愿,亦即服从的兴趣(基于内在动机或真诚的接受)。”但任何国家权威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可能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建立-维护-衰落与危机-新合法性的取得”便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辩证否定过程。同理,社会转型期也正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考验期和确证期。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和重组极易消解国家权威合法性的传统基础,而现代国家构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的渐进式努力。但中国依靠历史和传统以寻求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时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渐行渐远,而以“经济增长抑或发展”的替代性战略当前也显得捉襟见肘。或许寻求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正是社会现代化带给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福音。
第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体系有效性或政治绩效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特定支持,而政治文化则是散布性支持。前者具有功利性的特点,一旦绩效不佳便会失去支持而陷入合法性危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即是在一种平等、参与、非崇拜性、非强制性、非垄断性的文化中,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手段,从而赢得人民的散布性支持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
第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社会现代化要求关注社会和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科学化和文明化就需要突出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城乡、区域、工农业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达到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并成为国家权威合法性来源。
(三)国家能力强度的支配性
福山认为,国家能力强度包括“制定和实施政策以及制定法律的能力,高效管理的能力,控制渎职、腐败和行贿的能力,保持政府机关高度透明和诚信的能力以及执法能力。”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能力强度是“国家抗拒固有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利用外部压力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重塑社会与经济结构,将国家导向健康道路的能力。”[7]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考察中国国家构建,国家能力强度则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促进与控制社会发展的能力。可见,其核心方面是制度能力。然而,转型时期和社会现代化期间的中国国家构建必然面临着外部制度输入的冲击。如何建构一种既汲取他国制度之善又合乎中国国情,既顺应社会现代化的趋势又具支配性的国家能力强度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
第一,制度供给本土化。社会在发生剧烈的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制度短缺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社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制度供给的不足或短缺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能力。制度的短缺又必然带来一个这样的问题,即由谁来供给新的制度,哪些制度对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应当如何设计?制度供给的本土化要求外部制度的输入与内生性制度的如何契合。历史证明,“国家构建和制度改革的成功实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社会对制度强烈的国内需求的时期”,因此,始终以制度需求为导向,通过全面设计、因地制宜的借鉴、内化为本土化的制度设计,从而实现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
第二,制度调适常态化。社会抽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社会规范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概括了国家能力的一般向度。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抽取方式的失当致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抽取能力与社会控制能力发生冲突、社会失控必将危及国家生存。从而通过界定有效产权以求得经济增长并获得社会资源的社会规范能力替代社会抽取能力以缓解危机。过强的控制与规范又需要借助以制度创新为标志的社会适应能力来释放被消解的社会活力[8]。因此,如何在社会转型期谋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以保证社会活力和国家能力的支配性,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进行常态化的制度调适。以制度能力的强化与社会适应力的增强为目标,诉诸制度的调整、变革与创新,并使其持续化、常态化,实现国家支配性能力和社会的可持续现代化。
总之,在中国推进社会现代化、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察中国国家构建,围绕社会发展、公平正义、公共福利共享,促成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重建和良性整合,最终改善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通过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公共福利的社会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社会发展的科学化以及制度供给的本土化和制度调试的常态化等,实现国家职能范围的可控性、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以及国家能力的支配性,从而完成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当然,如社会现代化一样,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也是不断探索、持续推进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鲍宗豪“.科学发展”的逻辑意蕴[J].学习与实践,2007,(7).
[2]鲍宗豪.社会现代化与当代都市生活方式的重构[J].中州学刊,2008,(1).
[3]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董云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3).
[6]王效民.市场经济与历史传统:解读中国社会的特殊性[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7]黎静.后发展国家的国家能力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三国的国家能力比较[G]//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论中国现代建筑 篇8
大约在90年代初, 一位在丹麦留学的中国建筑系研究生读过我一篇关于《第三文化》的论文之后来信询问一个看似非常简单, 但是费人思考的问题。他告诉我正在做建筑博士论文。而他论文的主题十分有趣:中国现代建筑的文化认同 (The Culture Identity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他问我中国建筑是否有“中国现代认同”。记得当时我的思路还正在形成, 但是却果决地回答:中国无现代!但我还是把不太成熟的想法对他做了解释, 虽然当时言未尤尽, 却开始了我近20年的思考。最近又遇到两位在上海工作, 生活的法国艺术家, 本来是闲聊, 可是在重提这个命题时不由满怀激情, 犹如当年。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导致这篇论文。“现代”这个词概念很广, 但是本文特指建筑设计上的文化认同。
问题的起源
建筑是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最为棘手的是大家都十分熟悉, 但是却忽略其含义和定义的一个名词:“现代” (Modernism) 。本来“现代”这个词与“西方”紧密相连, 或者说, 离开“西方”的定义就根本无法讨论“现代”。于是, 我们必须从源头开始讨论, 从“西方”到“现代”, 然后再从现代到“中国”。它的难点在于, “现代”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何以牵扯到“中国现代”?甚至可以说, 把“中国”和“现代”联系, 组合在一起本身已经发生了概念性的错误。这就是问题的起源。
“西方”的定义
不想在这里多费章节讨论西方与现代。仅仅把它们的定义做一个一般性的解释, 为后来的目的, 讨论中国现代 (Chinese Modernism) 做一个铺垫。熟知西方与现代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段落。
“西方”定义为基于三大组成的文明[1,2,3,4]: (1) 希腊经典与罗马政体; (2) 基督文化, (3) 民主, 科学, 市场经济。
西方文明的政治体制来源于希腊的“共和”和罗马建立的“帝国”.同时, 希腊还提供了“自由”的概念, 而罗马产生了“法律。”于是西方世界奠定了“法律下的自由”这样一个奠基性的理念。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
基督文明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基督的理念决定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人文精神, 价值理念, 道德基础, 伦理标准。因而, 基督文明是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的基础。基督文明提供社会最为圣洁, 崇高的精神境界, 并要求所有追随者信服于至上的权威:耶稣。于是基督文明提供社会一种对尊严, 道义, 神圣的认识和理解, 从而建立人类的宗教认同和精神世界。同时, 所有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多来自基督文明和教堂, 比如音乐, 艺术, 天文, 哲学, 科学等等。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篇9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辛开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为中国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建国后,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列宁过渡时期理论, 正确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 领导全国人民又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其实质就是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之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 使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 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1.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历史。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 经过反复探索, 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逐渐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 把处于险境中的中国革命引向通途,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展土地革命,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是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启动中国革命航船, 复兴中国革命大业, 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特别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 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克服重重困难, 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 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人民共和国的胜利诞生,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的建立, 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社会风貌欣欣向荣, 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大变革。建国初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 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
2.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可贵探索, 表现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 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 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上, 要坚持“双百”方针。20年的艰辛探索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二是阐述了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三是规划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但同时,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也产生了战略迷失, 思想认识逐渐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最终酿成给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动乱”。可以说, 毛泽东的失误与他的成功一样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意蕴, 在一定意义上, 他的失误或许比他的成功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给我们更深的启迪。
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
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 邓小平在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和严重失误的基础上, 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入手, 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与回答。党正确总结和吸取建国以来在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上的经验教训, 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 正式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它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空前提高。
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建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奔向现代化新征途树起了一座历史丰碑。伟大的事业, 必须有伟大的理论来指导, 领导伟大事业的党, 必须有伟大理论的武装。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与科学行动指南。其支柱理论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一国两制”论。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开创。
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1982年9月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主题的十二大在北京隆重举行。十二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 分析了我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 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初步的规划, 制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它在思想路线及方针、政策方面, 总结继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被实践证明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 同时又是它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 并且更加切合中国实际, 因而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充分的说服力, 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行动纲领。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铺开, 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开办特区到开放沿海一线。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不仅指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 而且指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必须坚持的原则;同时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 以及实现奋斗目标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应坚持的基本方针。用一句话概括, 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三、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面开创
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振兴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 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团结进取, 开拓创新, 勇承时代赋予自己的重任, 在胜利完成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后, 快马加鞭,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1.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建树。
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并实现了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有计划和有步骤的交接。自此以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高度的自觉性, 始终不渝地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全党的各项工作,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 正确处理和解决了我们党所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战略;三是实现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变;四是实现党建理论的新突破。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在世纪之交, 郑重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纲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 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 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2. 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并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改革, 扩大开放, 加快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中国社会正在实现由穷到富, 由弱到强, 由落后到先进, 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变。中国人民正以豪迈的气慨实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一是市场经济大潮涌起。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培育与运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构筑与完善。二是高新技术突飞猛进。表现为信息科学技术的崛起、生命科学技术的突破、新材料与新能源科学技术的开发、航天科学技术的拓展。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表现为农业基础地位的稳固;第三产业异军突起;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四是法制体系日趋健全, 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五是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实施, 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六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各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一个民族兴旺发达, 离不开思想上的升华;一个政党发展壮大, 离不开理论上的成熟。毛泽东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 政党的旗帜就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以什么理论为指导, 举什么旗帜, 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回顾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奋斗历程, 由于党成功地解决了旗帜问题, 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伟大胜利, 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才变成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阔步前进。理论指导实践。这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造。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的主题,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根据新的发展要求, 集中全党智慧, 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它“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宽与夯实。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重理论创新, 而且更加注重实践创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依据中国特殊国情, 开拓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拓展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受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严峻考验, 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社会正在实现由穷到富, 由弱到强, 由落后到先进, 由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变。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走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以中国在新世纪之初的和平崛起而为全世界所瞩目。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与夯实, 指引中国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乘风破浪永向前。
3. 现代化目标的不断迫近。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明确指出了把我国建成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在建设“四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引下, 全党和全国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为我党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和严重失误的基础上, 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入手, 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与回答, 特别是明确提出以“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作为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步骤。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它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综合国力空前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确立和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 提前胜利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后, 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中国又开始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
新世纪之初召开的十六大更是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 再继续奋斗几十年,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提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奋斗, 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每一时代赋予每一代人不同的历史使命。如果说, 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使中国人民“站”起来, 最能代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丰功伟绩;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人民“富”起来, 最能代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功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使中国“强”起来, 最能代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意行取向;那么,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使中国“飞”起来, 则最能代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方略。
“振兴中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愿, 几代人为之不懈追求。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主题报告, 制定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和实施方略, 中国人民从此踏上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征程。在21世纪之初召开的十六大上, 贯穿政治报告始终的一条红线,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中国来说, 新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动力。”“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十七大更是重申“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可以说,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 特别是江泽民、胡锦涛从多角度、多侧面描述了21世纪中国的宏伟蓝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开放、统一。有目共睹,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在解决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中, 不仅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驾驭全局的执政能力, 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治党治国的大政方针, 日益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政治气象, 成为众望所归、政绩卓著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全党全民同心同德, 抢抓机遇, 科学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定会走向新的更大的辉煌。
摘要：80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在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 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正在完成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从结束封建专制到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特色道路,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郑德荣.国情、道路、现代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明 篇10
考试热度:★★★★☆
试题难度:★★★☆☆
高频考点:新中国三大民主政治制度、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初的外交成就、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的缓和、“一国两制”、三大改造、“一五”计划和计划经济体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
考题类型:主要以选择题为主,个别为材料解析题,但都与相关知识点相联系,很少单独命题。
考查特点:从考查内容看,集中考查考生对主干知识的理解、掌握与运用;从考查方式看,试题取材广泛,以数据图表、新闻报道、日记、宣传画、学者和名人观点、中共中央文件、歌谣、词典等材料为载体,设置新情境,提出新问题,考查考生的信息获取与解读、调动和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命题立意看,试题从新中国民主政治、国家统一、外交成就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等视角切入,深化考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复习建议:夯实基础,准确理解主干知识的内涵与外延;理清主线,以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祖国统一、外交成就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线索,分阶段把握其阶段特征,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注重联系,关注知识点之间的归纳与比较,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关注从世界史的视角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强化训练,提升解题能力,尤其是有效信息的获取与解读、知识的迁移与运用能力。
【金题点睛】
示例1(2014年广东卷文综第18题)在毉二战后非殖民化浪潮中,亚非拉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对新中国“有利的局势”,基于此判断,新中国
A.提出“另起炉灶”方针
B.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放弃“一边倒”政策
D.坚持“打扫干屋子再请客”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背景,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有效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题干材料“二战后非殖民化浪潮中,亚非拉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可知,所选措施应该是新中国为了处理与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实施的,这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故选B项。“另起炉灶”方针是指新中国不承认国民政府旧的屈辱外交关系,“一边倒”政策是指新中国在外交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是指新中国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和在华特权,A、C、D均不是针对亚非新兴独立国家而言,故均排除。
变式练习学者孙天旭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它标志着新中国外交原则的最终形成和确立。”对这一转变理解正确的是
A.从强调意识形态区别向维护国家利益的转变
B.实现从屈辱外交到独立自主和平 外交的转变
C.由“一边倒”转 向与西方 国家的友 好关系
D.由与苏联的友好同盟转向实行不结盟政策
答案:A
解析:本题是上一题的变式,考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论证问题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为了给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而提出的,较多考虑国家的现实利益,故选A项。从实现屈辱外交到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转变的标志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提出,排除B项;50年代初西方国家仍对中国实行外交孤立政策,中国并未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方针,C项不符合史实,故排除;不结盟政策开始实施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时间不符,排除D项。
示例2 (2014年新课标 全国卷Ⅱ 第31题)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的政策,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粮食的统购统销
A.加快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B.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农村的政权建设
C.将农民经济生活纳入国家计划体制
D.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劳动力资源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考查考生的信息获取和解读能力及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根据题干材料“1953年”“统购统销”“计划收购”“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等信息可以判断,粮食的统购统销正是计划经济的体现,故选C项。A项时间不符,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是在1949—1952年,故排除;B、D两项与材料无关,均排除。
变式练习“(新中国成立后)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市场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退出乃至消失,以至于整整一、两代中国人对于市场完全地感觉陌生。”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A.自然经济的影响
B.外交形势的制约
C.生活水平的限制
D.经济体制的束缚
答案:D
解析:本题是上一题的变式,考查计划经济的特点,考查考生的信息获取和解读能力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 据题干“(新中国成立后)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市场……消失”等信息可以判断,题干所反映的现象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实施的结果,故选D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自然经济已基本瓦解,A项排除;B、C两项均是客观原因,不属于主要原因,均排除。
示例3(2013年江苏卷历史第10题)“高产卫星”是“大跃进”时期常用词。有人以《人民日报》为例做统计,“高产卫星”一词1957年未有文章使用,1958年共85篇,1959年共15篇,而1960年只有1篇,并且还是“陕西长安县的一个学习组说1958年种的‘三亩六分高产卫星田’不尊重‘庄稼生长的规律’了”。下列对“大跃进”的准确认识有
1“大跃进”只在农业领域展开2“高产卫星”折射“大跃进”浮夸盛行31958年“大跃进”快速推进41960年基层对“大跃进”有所反思
A.123B.234
C.134 D.124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大跃进”运动,主要考查考生的信息获取和解读能力。“大跃进”典型现象包括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和工业上大炼钢铁,故1表述错误,2表达正确;从“‘高产卫星’一词1957年未有文章使用,1958年共85篇”可知3正确,从“1960年只有1篇,并且还是‘陕西长安县的一个学习组说1958年种的‘三亩六分高产卫星田’不尊重‘庄稼生长的规律’了”可知4正确,故选B项。
变式练习《人民日报》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就热点问题发表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或者政府的声音。《人民日报》曾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对该社论所涉热点问题的正确解读是
A.开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B.反映了要求改变落后经济状况的愿望
C.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D.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答案:B
解析:本题是上一题的变式,考查“大跃进”的特点,考查考生信息获取和知识运用的能力。根据材料“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可知,社论所涉及热点问题是“大跃进”运动,故选B项。“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A项时间不符,排除;“大跃进”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大发展,C项与此无关,排除;D项“健康快 速发展”有误,排除。
示例4(2013年天津卷文综第9题)天津著名中药企业达仁堂如今已有百 年历史。20世纪50年代纳入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后,原有分号与其全部脱钩,达仁堂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发展中,该企业曾一度“拔剑四顾心茫然”。造成其“茫然”的主要原因是
A.集中统一管理使企业失去活力
B.企业产品质量下滑
C.企业失去分号,力量削弱
D.企业尚未适应市场经济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经济体制的改革,考查考生获取信息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读信息的能力。题干材料的有效信息是时间“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达仁堂在这一时间“心茫然”是由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故选D项。A、C两项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达仁堂的经营情况,与时间不符,排除;B项在题干材料中没有反映,排除。
变式练习1955年11月我国正式印制使用粮票,1993年2月后粮票 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粮票的使用与废除实际上体现的是
A.经济结构的变化
B.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
C.产业结构的变化
D.产品分配方式的变化
答案:B
解析:本题是上一题的变式,考查的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考查考生解读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粮票的使用把粮食纳入国家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粮票的废除实际上把粮食的供求交由市场调节,说明市场经济已经慢慢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故选B项。A、C、D三项均与上述分析不符,与题干材料无关,排除。
【重点突破】
1.全面认识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1)历程:1初步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2构建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制度构建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了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3严重破坏———“文革”期间政治制度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遭到破坏,国家法律形同虚设,党内政治生活无法正常进行。4发展完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拨乱反正,加强了民主与法制建设。改革政治体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加强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法治化的新时期。
(2)主要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
(3)特点:1具有中国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 民主制度 建设,都是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2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3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基础———苏维埃政权和“三三制”政权的探索与创建,新中国成立后宪法的几次修改等。4以始终保持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5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制度保证———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与 地方、各民族 之间关系 的和谐。
(4)作用:1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保证了人民通过普选来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民主协商、科学决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基层民主制度保证了人民群众能够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2维护和促进了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3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政治保证。
2.特别行政区、民族自治区和经济特区的比较
3.新中国的外交历程
4.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关系的四次调整
(1)第一次:1950—1952年,实行土地改革。
1原因: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阻碍生产力发展。
2核心内容: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3结果: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发展和国有化开辟了道路。
(2)第二次:1953—1956年,实行农业 合作化。
1原因:分散的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2核心内容: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并实行集体经营。
3结果: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3)第三次:1958年开始,实行人民 公社化。
1原因:党内“左”倾错误的蔓延,一些领导人主观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2核心内容: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规模。
3结果:严重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4)第四次:1978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原因: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党中央正确总结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 训,做出实行 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策。
2核心内容: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改变经营管理方式,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
3结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5.新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重大转变
(1)第一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
1表现:从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
2原因:中国共产党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照搬苏联模式;急于实现工业化。
3核心内容: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片面追求工业发展的高速度。
4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工业建设曾起过积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它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使企业失去了活力。
(2)第二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表现:从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
2原因:党中央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经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3核心内容:发展多种所有制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企业管理模式,实行政企分开等。
4结果:解放了生产力,增强了企业活力,使工业得到较快发展。
(3)第三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
1表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
2原因:党中央在总结经验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3核心内容: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把企业推向市场。
4结果: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6.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内涵: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指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2)原因:1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2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 生产力,从而积累 了实践经 验。3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社会主义本质、市场姓“资”姓“社”的问题,冲破了思想束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4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重大突破。
(3)特点:1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4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 式并存。
(4)确立过程:1提出———1992年,中共十四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发展———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3创新———1997年,中共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4初步建立———到21世纪初,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基本形成。
(5)影响: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真正接轨,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5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1反映的是欧洲 某一时期 的形势图。与 该形势的出 现同年发 生的是
A.新中国的成立
B.《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C.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D.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
2.护照是现代公民出入国境时的一份普通身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某段时期我国的护照只采用中俄文对照,防伪手段几乎为零。这反映了该时期我国的外交方针是
A.“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B.“一边倒”
C.“另起炉灶”
D.“不结盟”
3.1954年宪法在“序言”部分写道:“这个宪法以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其“发展”主要体现在1954年宪法
A.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B.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
C.确认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D.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4.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就外交问题指出:“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在此毛泽东主张
A.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B.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C.努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D.谋求重返联合国
5.1953年2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能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材料中的“组织起来”是指
A.实施“一五”计划
B.引导农民互助合作
C.组织人民公社
D.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6.1669年,乐显扬创办同仁堂药室,此后同仁堂历经百年风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同仁堂获得了新生,企业面貌大为改观。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
A.公私合营的实施
B.国际市场的拓宽
C.企业自主权扩大
D.企业产权的明晰
7.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其中,向苏联派出8310人,占派出总数的78%。这就是人们所说 的中国历 史上特有 的50年代留苏 热。这股留 苏热学习 的重点应该是
A.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B.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C.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与先进的科学技术
D.救亡图存的强国路
8.1956年6月,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该县燎原高级社蹲点,根据社员要求,在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三包 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田),统一经营”的政策,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县委肯定了该社 的经验,并推广到 全县。该社的做法
A.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
B.否定了人民公社的体制
C.反映了包产到户的萌芽
D.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9.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决议中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这一决议
A.推动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B.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
C.有利于减缓“共产风”的蔓延
D.克服了党内的冒进思想
10.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时决定1961年至1962年,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480至490亿斤,比上年度减少30至40亿斤。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当时
A.解决了农、轻、重比例失调问题
B.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C.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
D.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
11.列宁曾指出:“凡是居民生活习惯特点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国内的各个区域,都应该享有广泛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其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这可为我国下列哪一制度的实施提供理论借鉴
A.“一国两制”构想
B.村民自治制度
C.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经济特区制度
12.“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洋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欲何为?入虎穴,擒虎子!”乔冠华的这首打油诗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A.中日邦交正常化
B.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C.中美关系正常化
D.中国重返联合国
1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时人评论说,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但毛泽东却说: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对这两种评论理解正确的是
A.前后矛盾B.前后一致
C.两者都有道理D.两者都没道理
14.“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该公报的发表
A.迈出了海峡两岸由对立走向对话的第一步
B.重申了“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C.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提出
D.意味着两岸“三通”已经基本实现
15.广东是中 国第一个 不再为多 种商品———如稻米和鱼类定价的省份,也是中国运营商业计程车的先驱。广东的这股新风开始于
A.20世纪50年代初
B.20世纪60年代初
C.20世纪80年代初
D.20世纪90年代初
16.盘点新时期中共历届“三中全会”政策路线的关键词,其中符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是
A.拨乱反正、社 会主义的 现代化、改革开放
B.商品经济、增 强企业活 力、农村走向城市
C.宏观调控、市 场的基础 性作用、收入分配
D.国企改革、市场 的决定性 作用、城乡一体
17.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相对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说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可以论证该观点的史实有
1邓小平的改革把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有机结合起来2邓小平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中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4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带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A.1234 B.123
C.234 D.124
18.图2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情况,这一变化表明我国
A.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B.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共同发展
C.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D.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19.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当时中国政府对二者采取的相似策略是
A.速度优先B.循序渐进
C.四面出击D.主次有别
20.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实行了民族自治区、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等地方管理政策,其体现的共同政治理念是
A.搁置分歧,民族利益至上
B.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促发展
C.独立自主,主权毋庸置疑
D.因地制宜,民族平等共繁荣
21.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认为“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一些人甚至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以上现象反映了当时
A.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困难重重
B.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仍有影响
C.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清醒
D.经济体制改革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22.据中国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工商业的人超过1000万。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 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街上遇到三个人,就有四个是老总。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是
A.公私合营的展开
B.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
C.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
D.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行
23.表3反映了新时期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在四个年份中的变化情况,其中年份4最有可能是
A.1978年 B.1985年
C.1991年 D.1993年
24.塔吉克斯坦著名学者沙利波夫高度评价上海合作组 织,认为上合 组织已经 成为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合组织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所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A.提出联合反殖反霸的合作理念
B.开创结伴而不结盟的合作方式
C.倡导经济先行的区域合作模式
D.主张实行多国结盟的合作关系
25.据统计,五届全国人大立法60件,六届全国人大通过法律63件,七届全国人大上升至87件,八届全国人大117件,九届全国人大113件。材料表明新时期我国
A.法律体系日益完备
B.民主法治基础奠定
C.法治进程逐步加快
D.依法治国方针确定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3题,其中第26题14分,第27、28题各18分,共50分)
26.民主党派是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抗日战争中,各民主党派走向政治联盟,主张抗日救国,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其政治主张,并在中共的支持和影响下两次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这有利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 展,有利于全 民族抗战 局面的形成。
———黄展《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民主党派》
(1)据材料一,概括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所做的努力及意义。(4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 以《共同纲领》为指导,全方位高层次地参加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成为新政权政治决策的重要参与者……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政协具有双重属性……人民政协因此成为多党合作协商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的重要场所,成为民主党派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
———李玲《建国初期民主党派政治参与探析》
(2)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2分)这体现了民主党派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分)
材料三民主党派成立初期,其成员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活动范围仅局限于重庆、上海、香港等几个大城市,基层组织很少,到新中国成立时总数不到两万人。……目前人数发展到60万人……民主党派的新一代成员绝大多数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它们广泛分布在教育、科研、文化、金融、贸易、法律等各个领域和行业,地区分布也相当广泛……民主党派成员价值取向发生变化,思想观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中国民主建国委员会山西省委《新时期我国民主党派的新变化》
(3)据材料三,指出新时期我国民主党派的新变化。(4分)面对这些变化,你认为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2分)
2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建设道路。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施体现了中共进行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这一计划建设 了694个重要的 工业项目,其目的是为中国重工业和军工业的快速增长打下基础。该计划还号召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其目标是 在1957年年底之 前将33%的农民组织进“半社会主义”或者“低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中农民将他们的资源全部交入合作基金中,仅保留他们的私人自留地,他们的粮食收获根据他们劳动投入的多少和向合作基金投入的多少来进行分配。
———[俄]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美]亚历山大·潘佐夫《论中国的斯大林化》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斯大林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7分)
材料二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2)据材料二,指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 分析其原 因。(4分)
材料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以改革创新的务实精神,在深刻把握我国国情的情况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而邓小平最根本的思维特点就是他的务实精神,务实精神贯穿于邓小平的整个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中,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与他的务实精神紧密相关。
———周士跃《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的务实性特征探析》
(3)据材料三,指出邓小平务实精神的突出表现。(3分)上述材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启发?(4分)
28.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是无与伦比和无限美妙的。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五项原则是建国初期中央领导人在正确处理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提出的,是五项原则的创始国和倡导国之一,也是实践者和受益者。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既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又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 利益,所以,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显示出了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李宇博《试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1)据材料一,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4分)
材料二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常常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到目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苏联和美国的冲突才是冷战的战略本质,美国和中国的敌对是次要矛盾,尽管其主导着亚洲的外交。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2)据材料二,指出毛泽东对“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的具体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毛泽东做出这一外交决策的必要性。(8分)
材料三“一国两制”的构想……这种国家结构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制度包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这种国家结构是对单一制下地方政府权力范围的一种突破,也是对传统国家结构学说的一个突破……“一国两制”构想中的战略原则是:争取港、澳、台地区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之内,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必须坚持。“一国两制”构想中的策略原则是:在统一的国家内部,实行不同 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允许各个方面存在差异,只要这些差异不损害祖国的统一、民 族的团结 和振兴,都允许存在。
———王淑强《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
(3)据材料三,概括“一国两制”构想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意义。(6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A2.B3.B4.A5.B6.A7.C8.C9.C10.D11.C12.D13.C14.A15.C16.B17.A18.D19.B20.B21.B22.C23.D24.B25.C
二、非选择题
26.(1)努力:提出并宣传民主政治主张,掀起民主宪政运动。(2分)
意义:有利于国人民主政治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从而有利于中国民主革 命的发展。(2分)
(2)方式:参与新政权政治决策;参与协商议事,为执政党和政府建言献策。(2分)
变化:由新中国成立前的在野党、反对党变成参政党。(2分)
(3)变化:人数迅速增加,活动范围扩大,成员结构发生 变化,成员价值 取向多元 化。(4分)
建议:加强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加强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建设,增强年轻民主党派成员对中共的向心力等。(2分,其他言之有理亦可)
27.(1)表现:实行计划经济,以重工业和军工业为中心,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的高积累。(3分)
影响:有利于突破国际反华势力的孤立封锁,稳定新生政权和国家安全,促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严重削弱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人民生活。(4分)
(2)问题:片面强调高速度,出现浮夸风等现象。(2分)
原因: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人们要求改变落后状况的愿望强烈。(2分)
(3)表现:从国情出发,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分)
启发:经济建设要注意农轻重的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经济建设要符合国情。(4分,任答两点即可)
28.(1)原因:具有包容性,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符合世界人民利益。(4分)
(2)表现:利用美苏冲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2分)
必要性: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面临苏联 威胁;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扩大国际影响,打开外交局面。(6分)
(3)特点:创新性、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2分)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篇11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
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
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中国现代项目管理 篇12
关键词：项目管理,方式,人员,业务,市场
现代项目管理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用于项目执行中对设计、组织、检测和控制过程进行管理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它作为一门理论科学, 侧重于项目管理的理论、模式、过程、方法和技术的研究, 并不断在管理实践中吸收管理经验;作为一门实践科学, 已广泛应用于工程投资和建设各领域, 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率和效益。
我国虽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引进和学习国际项目管理先进理论和方法, 但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显示出强有力的生命力。不仅约有一百多世界著名的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公司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而且国内业主和承包商已广泛应用项目管理方法和技能。目前在合同额达数千万美元的项目, 特别是合同额达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中, 已广泛应用PMC、EPC、EP和EC等项目管理方法。
1 项目管理方式的国际化
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优胜劣汰, 资源不断优化组合的过程。项目管理最大特点是把资源最佳地组合到投资和建设项目中, 减少管理链与管理环节, 集中优秀的专业管理人员, 采用先进科学的方法, 真正体现风险与效益、责任与权力、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低成本、高品质满足业主或用户的需求。
目前, 我国工程投资和建设管理体制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改革, 这就是全面推进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 积极开拓国际承包市场, 带动我国高新技术、物资设备的出口, 促进劳务输出。当前, 国际工程投资和建设市场形势是投资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和我国投资者逐步走向国外的份额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国际工程承包范围也已超出了过去单纯的工程施工和安装, 逐步成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载体。如果我们没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和项目管理公司, 就不能在国际承包市场上拿到工程总承包业务, 也不能带动我国设备、材料的山口, 在国际工程承包巾场就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2 项目管理人员的职业化
项目经理作为项目执行的实际领导者对项目实施的成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项目管理的专业化发展使得项目经理的职业化发展成为一种发展趋向。
随着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完善, 项目管理职业化已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形成并迅速发展壮大。美国项目管理协会于1984年推出的PMP认证考试, 对项目管理职业人员的知识与技能、职业道德以及职业生涯发展都制定了标准。近年来美国PMP认证得到了飞速发展, 已成为公认的项目管理国际化认证标准, 并同时用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九种语言进行PMP资格认证考试。
我国项目经理职业化的发展最早起源于工程建设领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国务部委先后组团出国考察, 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资料, 但却因“工程建设程序”的缘故束之高阁。只有少数部门、院校、协会和单位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总结项目管理和项目管理模式, 出版了大量教材、书籍, 培训了一批项目管理人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不少院校和培训中心、管理咨询公司也加入进来, 开设PMP课程, 举办PMP、CPMA等培训。其中, 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是美国项目管理协会在华从事项目管理专业人员 (PMP) 认证考试的唯一机构, 全面负责组织PMP和即将推出的CPMA等在华的认证、笔考和计算机考试。同时, PMI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为PMI的教育培训机构, 负责推广项目管理知识体系。
自2000年初, PMI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在华推出PMP考试以来, 已有5000余人接受培训, 举办了四次PMP考试, 有近千人参加近200人在前三次考试中通过PMP考试, 并取得证书, 培养了一批国际型的项目管理高级人才。现在PMP已成为继MBA、MPA之后的第三大金字招牌。
3 项目管理业务的产业化
二十年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 项目管理迅速发展, 并被业主和承包商广泛接受。目前, 在中国合同额达数千万美元的项目, 特别是合同额达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中, PMC、EPC、EP和EC等大多数项目管理方法共存并显示出强有力的生命力。
近几年来,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投资的增加, 我国的项目管理从宏观体制到微观运作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仅在项目审批、项目评估、项目资金管理、项目招投标、项目合同管理、项目监管等方面建立了新的制度, 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外项目管理公司和工商企业应用工程科学、控制科学和信息科学为理论指导, 使用价值理论、信息集成技术、矩阵管理机构等高度专业、科学和市场化的方法, 有效控制信息技术、通信工程、生化医药、产品开发、金融证券保险、物流等项目全过程。其中尤以信息技术产业最为明显, 广泛应用于软件开发、系统建设等项目。从而, 不仅低成本、高品质满足业主或用户的需求, 而且大大的拓展了市场份额, 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4 项目管理市场需求高速增长
我国期望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里全面实现小康, 在二十一世纪中期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和基本国策。经过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持续、高速、健康发展, 显示出勃勃生机。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高速增长以及人们对住房、汽车、教育、健康、信息等消费的不断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数量和质量、经济结构和效率十分协调。全球都关注着中国伴随经济快速增长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而出现的巨大市场。今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预计为7%, 固定投资增长串为12% (远高于美国环球观察公司今年对全球55个建设投资市场的预测) , 这些数字背后蕴藏着项目管理、PMC和EPC的巨大市场需求。
中国投资环境良好, 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 中国外资、合资、国资、民资和国际贷款建设项目一直很多。其中蕴涵巨大的项目管理市场商机;通过竞标, 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和外国工程公司、项目管理公司应用工程科学、探制科学和信息科学为理论指导, 使用价值理论、信息集成技术、矩阵管理机构等高度专业、科学和市场化的方法动态管理和有效控制项目全过程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5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推行项目管理的路径应选择以推行项目管理为轴心, 以改革为动力, 以市场为导向, 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机遇,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通过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兼并和资源重组, 集中优势资源, 培育100家EPC、PMC承包商, 直接切入EPC、PMC, 争取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