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现代化吗

2024-08-28

中国能现代化吗（精选8篇）

中国能现代化吗篇1

1 引言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似乎表明出口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1], 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2]。但企业的出口活动不仅体现在出口强度, 即企业承接海外出口订单的销售量上, 也体现在企业的出口广度, 即拥有的海外客户的数量上。现有文献对企业出口活动对创新影响的发现并不一致。比如Gee和Kuo (1998) [3]发现台湾的电子企业已经通过出口获得了来自国外不同客户提供的机会, 使得自身的技术能力和产品设计得到了很大提升。Monreal-Pérez等 (2012) [4]和张杰等 (2009) [5]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而José和Leit珘ao (2007) [6]通过研究传统行业的企业, 发现具有较强出口强度的企业相比于弱出口强度的企业并不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Parthasarathi和Joseph (2002) [7]发现出口会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 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从发达国家获得的技术和知识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的环境, 若使用不当会阻碍企业的创新。

出口对创新影响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通过出口与海外建立联系, 通过这种联系学习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知识[8,9], 促进本土企业自身的创新;但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只关注了出口强度对创新的影响[10,11], 忽略了出口广度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企业通过出口广度的扩大, 可以获得更多样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信息, 进行整合和利用, 从而有利于创新。其次, 以往文献中对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测量大都集中在流程创新、新产品的数量或者专利的数量等创新绩效表现上[12,13,14], 并未反应创新的全貌;未对创新的类型 (渐进式创新vs.突变式创新) 加以区分可能会影响出口对创新的作用。最后, 关于得到出口促进创新的实证研究多采用的数据都是来自发达国家, 比如Love等 (2009) [10]采用的是美国206个服务企业的数据, Monreal-Pérez等 (2012) [4]使用的是西班牙制造企业的数据。以上这些不足导致了以往研究企业出口活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论不一致。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企业的出口活动为企业获得海外信息和技术提供了有效的桥梁和渠道, 相对于国内企业而言, 出口企业更有机会接触到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那么企业的出口行为将会怎样影响企业的创新呢?实现什么样的创新?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2 理论与假设提出

创新根据其对现有体系的改变方式不同可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两类[15]。渐进创新是指企业对现有产品的改进或者是对现有产品线的不断扩展, 表现为技术上的微小或简单的调整, 主要依赖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相比之下, 突变式创新通常表现为全新的产品或者采用与企业现有技术根本不同的知识或技术生产的产品, 通过获取新知识或者改变企业已有知识得以实现。企业的创新是对不同知识的重新整合和利用, 企业通过对内和对外的知识搜索, 创造、存贮并传播, 形成有利于企业的新的知识[16,17]。出口企业创新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搜索知识的能力[18,19]。搜索深度 (提高已有知识的专业化) 和搜索广度 (搜索新知识) 是组织知识搜索的两个不同维度[18,20],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深度搜索是通过对企业已有知识和能力的深度利用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收益和效率, 但是无法带来互补的新知识和突变式创新。相反, 广度搜索能够带来差异化的新知识, 促进突变式创新。企业的出口既能帮助企业实现深度搜索, 也能促使企业进行广度搜索。Tiwana (2002) 通过研究电子商务领域中的不同创新模式对企业知识体系的影响发现:渐进式创新会使得企业原有的知识内容趋于稳定, 使知识架构得到加强;而突变式创新会对企业原本的知识内容和架构带来极大改变, 偏离原有的知识体系[21]。因此, 以现有知识为基础的出口强度和以新知识为基础的出口广度可能会对两种类型的创新产生不同影响。

2.1 出口强度对创新的影响

较高的出口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具有更深的嵌入程度和深度搜索能力, 这将以三种方式增强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行为:第一, 出口强度反映了对固定市场或顾客的嵌入程度。出口强度越高, 嵌入程度越深。具体而言, 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出口强度反映了该企业满足海外客户要求的能力。在企业出口过程中, 企业通过承接海外订单, 满足海外客户要求, 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这个过程当中企业会重复利用已有的知识和信息[22,23]。Grossman和Helpman (1995) [24]也发现当一国出口本国产品时, 往往会得带来自国外进口商或消费者对产品本身或生产过程的建议, 从而促使出口商进行创新。第二, 一个企业的出口强度越高意味着具有更多的出口经验, 这会使得相关的创新行为可预测, 同时客户对产品的要求能被更好地理解[25]。第三, 出口过程中相同知识的重复利用能够帮助一个企业对原来的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 并且能够提高企业鉴别有价值的知识。这些是低出口强度, 或者说缺乏出口经验的公司难以达到的。

然而, 过高的出口强度会从两个方面抑制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行为:第一, 过高的出口强度会限制技术路径的改进。由于技术路径是在企业反复出口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固化下来, 随着出口强度的增加, 突破原有技术路径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吸收不同于原有技术范式的新知识会越来越少。第二, 企业存在组织刚性, 组织刚性会对企业变革和核心能力的更新产生消极的影响[26]。因此, 形成以下假设:

假设1a:出口强度与渐变式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

出口强度的增加会使得对已有知识的重复利用程度加深, 也就意味着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会以规则、程序、方法等方式储存在企业组织的记忆中, 并通过系统化的整理和规范成为企业内部处于优势地位的用于解决问题的主导逻辑[26]。主导逻辑一旦形成, 它往往沿着某个特定的方向行进。当企业在以后遇到与此相类似的问题时, 企业就会从其记忆之中取回原来的方法与所遇到的问题相匹配加以解决。但是, 主导逻辑会阻碍企业的创造性思考和对新知识信息的吸收, 在主导逻辑的限定下, 企业难以识别和利用潜在的有利机会。因此, 随着出口强度的加深, 企业越难以进行改变原有结构的突变式创新。所以, 形成以下假设:

假设1b:出口强度与突变式创新呈负相关。

2.2 出口广度对创新的影响

出口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企业对国外市场的搜索广度, 它将从两个方面影响一个企业的创新行为:第一, 外国客户的数量越多意味着一个企业在国外市场具有较高的搜索广度, 它会通过获得来自不同客户的不同的新知识来丰富企业的知识库[19,27], 这为企业解决问题和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Salomon和Shaver (2005) [28]、Blalock和Gertler (2004) [29]发现从国际市场中获得的关于海外客户的信息可以有效帮助本土企业创新。第二, 外国客户的数量越多, 对产品的要求越复杂, 企业面临的挑战就越大, 这就促使企业不得不对产品进行调整和创新技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30]。因此, 通过出口广度的增加而带来的多样化知识、信息和标准[31], 不仅有利于企业对原有知识技术进行改进和调整, 促进渐进式创新;也有利于有企业组合新知识并创造出突变式的创新, 这种多样性的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突变式创新的发展。因此, 形成以下假设:

假设2:出口广度与 (a) 渐进性创新和 (b) 突变式创新都呈现正相关。

2.3 出口强度和出口广度的交互作用

出口强度会导致企业对已有知识的重复利用程度加深, 也就意味着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会以规则、程序、方法等方式储存在企业组织的记忆中, 并通过系统化的整理和规范成为企业内部处于优势地位的用于解决问题的主导逻辑[26]。主导逻辑一旦形成, 它往往沿着某个特定的方向行进。当企业在以后遇到与此相类似的问题时, 企业就会从其记忆之中取回原来的方法与所遇到的问题相匹配加以解决, 而不再进行创新。因此本土出口企业一味地追求高出口强度时, 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 当出口企业同时扩大其出口广度时, 在出口强度较弱阶段, 增加的出口广度一来不仅能丰富企业的知识库[19,27], 二来出口企业为满足各个不同用户的要求, 企业不得不对产品和技术进行创新[30]。因此, 对于出口广度较窄的企业来说, 一定范围内出口强度的增加更多带来的是渐进式创新。另一方面, 在出口强度较强的阶段, 出口强度表现出对渐进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此时增加出口广度会对企业原有的知识体系产生冲击, 延缓企业组织惯性的形成, 给棋带来吸收新知识的机会, 提升其渐进式创新的行为。综合以上两个阶段的表现, 我们认为在出口广度较大时, 出口强度对渐进式创新的倒U形关系会更平缓, 并形成以下假设H3a.类似于以上逻辑, 出口广度增加会弱化出口强度对突变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这体现在出口企业不再只面对单一海外客户, 通过与更多的海外客户接触, 为满足多元化海外客户的要求, 出扣企业将接收到的新知识更多, 更晚形成固化的组织刚性。因此出口强度对突变式创新的负象影响在出口广度扩大的情况下会弱化。据此提出假设H3b.

假设3a:增加出口广度, 会使得出口强度和渐进式创新与倒U型关系更为平缓。

假设3b:增加出口广度, 会使得出口强度和突变式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减弱。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及样本构成

使用世界银行2002~2005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与生产力调研数据 (World Bank, 2007) , 涵盖73个国家, 包含49584个公司层面数据。世界银行在2002至2005年间, 利用标准化问卷, 调查了样本企业在供应商关系、客户关系、政府官系、投资环境、创新绩效等多方面的问题, 同时报告每个企业在近三年的财务报表情况。其中, 在17个发展中国家询问了不同创新类型的活动情况。本文以这17个国家2002~2003年5642个企业为样本, 剔除该样本中含有外资所有权的企业, 剩余3165家本土企业。这些企业分别来自4个地区:亚洲 (EAP) 、非洲 (AFR) 、欧洲 (ECA) 和拉丁美洲 (LCR) 。涉及的行业同时包含低技术行业 (如:纺织、食品、饮料、木材) 和高技术行业 (如:IT、化工、生物制药) 。该数据的收集采用了统一的问卷在多个国家进行调查, 使得所获信息具有可比性。表1和表2展示了此样本的构成情况。

3.2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的测量

突变式创新的主要特点在于改变企业原有的知识技术, 提出彻底改变原有产品或生产方式的新技术、新产品[32]。因此, 利用世界银行问卷中对企业“在最近三年, 企业是否引进了新技术, 彻底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的问题来测量突变式创新。如果企业采用了彻底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的新技术, 则突变式创新为1;否则, 则为0。

渐进式创新是基于原有技术的改进式创新, 是对企业的现有产品或服务的改进, 是在利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的创新[33]。因此, 利用世界银行问卷中对企业“在最近三年, 企业是否更新升级了现有产品线”来测量, 如果更新升级了现有产品线, 则渐进式创新为1;否则, 则为0。

(2) 自变量和调节项的测量

出口强度意味着对固定市场或顾客的嵌入程度, 遵循文献中的测量方法, 利用世行数据中企业的出口额在其总销售额中的百分比来衡量[34,35,36]。出口广度表示了出口企业对外接触的广度, 本文利用世行数据中企业所拥有的国外客户的数量作为衡量指标。

(3) 控制变量的测量

在该研究当中, 包含5个控制变量, 分别是:公司的年龄、规模、是否具有海外分支机构、地区以及行业 (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 。公司年龄用自企业成立到问卷访问当年的年数测量。企业规模用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另外使用虚拟变量反映企业是否具有海外分支机构, 并控制企业所在的地区和行业。各变量的详细描述请见表3。

注: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Enterprise Survey[37].http://www.enterprisesurveys.org/。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本文的变量是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的虚拟变量, 采用probit回归。同时, 由于各主要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因此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残差中心化处理 (Residual Centering) 的处理[38]。处理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 首先标准化进入交叉项的各主要变量。第二步, 将标准化的主变量相乘, 并对各主变量回归;第三步, 预测并保存残差项, 并带回原回归方程, 替代原交叉项。通过残差中心化处理, 可以尽可能消除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影响。表4分别报告了出口对对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影响的probit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各变量的标准差;*p<0.1, **p<0.05, ***p<0.01。

表5中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为渐进式创新, 模型 (4) 、模型5) 、模型 (6) 为突变式创新。在模型 (1) 中, 只保留了控制变量, 并只添加了出口强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结果显示出口强度与渐进式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 其一次项系数为1.626 (p<0.01) , 二次项系数为-2.031 (p<0.01) , 且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出口强度对渐进式创新的倒U形关系在控制了出口广度后仍然显著 (模型 (3) , 一次项系数为1.447, 二次项系数为-1.847, 且都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 , 假设1a成立。在模型 (2) 中, 只添加了出口广度, 数据结果表明出口广度与渐进式创新之间呈正向线性相关 (b=0.0205, p<0.01) , 假设2a成立。在模型 (3) 中, 除添加了出口强度和出口广度之外, 还添加了两者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两者的交互项对渐进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3a没有得到验证。

关于突变式创新, 在模型 (4) 中, 只添加了出口强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以及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出口强度对企业的突变式创新没有影响, 假设1b没有得到支持。在模型 (5) 中, 添加了出口广度, 数据结果显示出口广度与突变式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b=0.0257, p<0.01) , 假设2b得到支持。在模型 (5) 中, 包含了出口强度和出口广度之外, 还添加了两者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出口广度与突变式创新之间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b得到支持。而出口强度与出口广度的一次交互项系数为-0.0906 (p<0.1) , 且在统计上显著, 二次交互项不显著。由于假设3b认为增加出口广度会使出口强度对突变式创新的负影响减弱, 因此出口强度与出口广度的一次交互项应为正, 而实证结果显示该系数为负显著, 且二次项交互系数不显著, 故拒绝假设3b.而该交互项结果说明当出口广度的扩大有利于突变式创新时, 增加出口强度会弱化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

5 结论

通过将创新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 发现出口强度对这两类创新有不同的影响。随着出口强度的提高, 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嵌入程度增大, 知识搜索的深度加深, 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技术信息, 并对已有的知识信息进行改进, 从而促进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行为。但过高的出口强度会使企业更加依赖原有的知识体系, 阻碍技术轨道的改进和创新。所以, 当出口强度越过一定临界值之后, 出口强度越大, 企业的组织惯性越大, 越会阻碍企业的渐进创新性行为。因此, 出口强度与渐进式创新之间是一种倒U的关系。研究显示出口强度对突变式创新没有影响, 既不会促进突变式创新, 也不会阻碍突变式创新。

就出口广度对两类创新的影响而言, 出口企业的出口广度越大, 面对的海外客户数量越多, 种类越繁杂, 越能丰富企业的知识库, 从而企业能够利用这些新获得的知识进行创新;同时企业为了满足来自不同客户的差异性要求, 也会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回归结果也表明出口广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的渐进式创新, 也能促进其突变式创新。因此, 真正能够促进本土企业创新的并不是出口强度, 而是出口广度。

从出口强度和出口广度的交互作用对两种创新的影响来看, 研究结果显示当出口广度能够促使突变式创新时, 增加出口强度反而会弱化出口广度对突变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其原因是出口强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融合不同知识, 推翻原有体系的难度, 使得企业的组织刚性过早显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并验证了本文的一个观点:真正能够促进创新的并不是出口的强度, 而是出口的广度。

由于受到样本数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 由于在样本中有一些企业是不存在出口行为的, 这很可能对结果产生偏差。其次,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来自世界银行的二手数据, 对变量的测量较为单一。第三, 本文主要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虽然通过一些办法, 使该问题得到缓解, 但对结果仍然可能产生影响。最后,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世界银行2002~2005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投资环境与生产力调研数据, 所以在数据的时效性方面存在不足。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本文提出以下三点管理建议。第一, 出口企业过多的增加出口强度不利于企业创新, 企业在增加出口强度的同时, 应该增加外国客户的数量, 从而使得企业的知识库得到增加, 减弱组织刚性。同时, 企业为满足不同客户的差异性要求, 既会对自己已有的生产过程进行改进和创新, 也会促进企业的突变式创新行为。第二, 真正有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是企业的出口广度, 如何快速、有效地吸引不同的国外客户, 而不是单纯追求出口额的大小, 是出口企业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 在满足广大海外客户需要的同时, 提高出口强度会限制企业的突破创新能力。因此企业应该谨慎的权衡出口活动的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创新绩效。

中国能现代化吗篇2

在片中，有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第一句是“当一个学生忘记所有知识，剩下的就是教育。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还有做人道德的教育、学习兴趣的培养、学习方法的教授。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做事、做学问”是我大学学校的校训，现在想来意义是如此深刻。那种只要求学生学习的教育是不够的。回顾自己将近二十年的求学生涯，我发现我是深受这种教育的毒害的。从小，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学习好了，一切都是好的。我不用做家务，不用培养兴趣，不用学会与人交流，读书就是我全部的天地，甚至我的大学也是在一堆堆书本中度过的。踏进社会了，才知道社会的要求，远远不是会读书的书呆子，做好人，做好事远远比做好学问重要得多。要问我当我忘记所有知识，还剩下什么的时候，在做人做事方面真的所剩无几。反观现在的教育，作为一个刚刚跨入教育界的新人，我发现与我们当时的教育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提倡素质教育，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民间却基本变了味道。除了传统科目的课后辅导，各种“素质”都成为孩子的重担，钢琴、小提琴、画画、乒乓球、排球等等。学习好，各种“素质”高的小朋友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好榜样。在那些家长看来，学会这些仿佛一切都万事大吉了。

另一句话是日本教育学家大前研一说的“在没有标准答案的社会里，能否找到自我”。在中国式的学校中，什么都是有标注答案的，学生也被训练成记背标注答案的机器。我不否认这种技能在某些考试中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这在培养孩子树立自我的路途上制造了障碍。就以我为例，不谦虚的说我是一只训练有序的狗，各种考试基本进行题海战术，背、记也算是我的强项。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考过了中考、高考，几乎不想我是怎么样的人，将来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唯一目标是期中考试要得第几名，期末考在年纪段目标第几名，学年末奖学金要拿几等奖，诸如此类的事情，仿佛成绩是证明我是我的唯一证据。就是这样一个活在老师、同学掌声中的孩子，当面对考研失利被逼进入社会时，我迷茫了，我慌张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喜欢什么，向追求什么。没有方向，失去自我的人生是悲惨的。教育要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长处，并且发展它，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日本，机会没有家长抱着让孩子读好书来改变生活坏境的想法读书的，也没有一定要孩子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其实，让孩子发现自己的爱好，踏踏实实地来，积累好以后工作、生活的技能和经验，做一个平凡的人有什么不好呢?

因此，在我看来，要想改变现在我国的教育现象，改变制度是关键，改变理念是重点。我不否认应试教育的优势，我们的基础更加牢固，相比起来知识深度更加强，学生的理解力比较强。但是我们要看到，孩子比的不是一个单单的中考、高考，比的是人生不是一个阶段。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教育者，发掘孩子的潜能，发展孩子的强项，教会他们学会学习的方法、学会生活、学会做事才是王道。

为什么说改变制度是关键?若高考这个制度一直存在，中学、小学想要彻底进行改革，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考试仍旧将成为学习的目的而非手段。高考这根指挥棒不改，想要社会改变观念也是不可能的，而人的观念不改变，人的行为更加难改变，那么教育改革根本就是空话。

“中国溢价”能持续吗篇3

工行A+H同步上市所受到的狂热追捧，不仅成就了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发行股票融资的商业传奇，而且也极大强化了管理层对未来大型央企A+H上市模式的认同。

通过A+H的运作，汇金公司所持有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的账面盈利已达12000亿元(至11月24日为止)。央行和汇金公司当初的投入基本上可以回收，这就是A+H最值得肯定之处。然而，在市场欢欣鼓舞之时，风险已悄然来临。

“中國溢价”的支持因素

或许大家更关心的是，当泡沫成分退去，要面对现实时(比如银行坏账是否会反弹)，A+H的上市形式是否还能继续为大型国企的融资和再融资提供有效支持。要回答这个问题，且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溢价”背后的支持因素。

首先，“中国溢价”的背后是国家实力的稳步增长，这在欧、美、日等发达经济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显得尤其显著；“和谐社会”的施政纲领所带来的政治环境的稳定、外交政策的成功、市场的深度等因素也使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脱颖而出。

其次，上市公司基本面显著改善。“垄断性资源”并非实现溢价的充分条件。应该说，是中国移动、中石油、交通银行、中国人寿等一大批国企的出色表现为“中国溢价”的实现立下了汗马功劳，消除了投资者对国企上市纯粹是为了“圈钱”的戒心。

另外，“中国溢价”实际上并不只是体现在大型国企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招商银行)、民企(如玖龙纸业)、甚至是国内业务量增多的外企(如东亚银行)等也因为受益于国内经济发展而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可以说，“中国溢价”还没有演变成“中国神话”。以现在的股价水平来看，热门的大型国企比正常估值大约有10％～20％的溢价，相对于“印度溢价”或者是“越南溢价”而言，“中国溢价”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

从操作层面看，由于工商银行上市成功吸引了全球基金的眼球，而几只巨无霸的上市让香港股市的市值显著抬高，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基金加大对港股的配置，成为此轮大牛市的坚实基础。由于这些基金的总体规模极其庞大，简单的供求关系就决定了“中国概念”的奇货可居。文章内容：

“中国溢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普罗大众承受了背后的改革成本，包括对被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的承担、垄断经营所带来的高额费用等。因此，如何让这些成本带来合理回报是关键问题。事实证明，借助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A+H上市为国企上市定价树立一个相对客观的标杆。由此为国家带来的利益，如果仅是在A股市场上市，很可能实现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招商银行在H股上市之前，A股的股价一直在7．5元附近徘徊。H股上市后，其股价已上涨超过80％。期间，招商银行的基本面与实际经营状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

“中国溢价”捆绑着国家信用

海外投资者对大型央企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这些企业背后的国家信用，或者是企业所拥有的垄断性资源：三大石油巨头的垄断显而易见；中国铝业在行业中一家独大；中国人寿和中国移动对客户资源具有垄断性地位；不良资产剥离后“轻装”上阵的国有商业大银行；还有将陆续进入市场的中交建、中通服、中再保，等等。全是一等一的国家优质资产，怎能不让资本垂涎?

国际投资者对大型国企上市的追捧，正是源自于中国的国家信用——承诺对上市的国企进行持续的改进。以工商银行为例：11月24日，工行H股收市价4．09港元，对一只市值超过13000亿港元的股票来说，其股价已经反映了今后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平均每年8％～10％的增长。就这一市价而言，如果投资者未来想取得额外收益，就要依靠工商银行上市后的营运改进。倘若银行的业绩改善达不到预期，投资者肯定会“用脚投票”。不能取得其他股东的长期支持，国家将会蒙受最大的损失——国家对这些大型企业绝对控股的原则在可见的未来是不会改变的，国家仍然是最大的股东，承担着最大的风险。

更严重的是，一旦这种现象大面积在国企身上发生，其后果将是国家信用的丧失，将直接危害到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国际形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虽然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但A+H的机制本身间接地将国内外的资本市场连接起来。H股既然可以把A股带上半空，当然也可以把A股拖下深渊。在股票市场日益发达的今天，其冲击带来的动荡非同小可。

此外，大型央企通过剥离不良资产上市来减轻历史负担，毕竟只是权宜之计。企业上市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寻求机会得以持续地低成本融资和发展壮大。这需要持续良好的业绩，为广大股东带来投资回报。汇丰银行和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就是在市场兴旺时融资，在经济低迷时购并，通过几个经济循环而发展起来的。不知这些成功的企业经验会不会对上市央企的高管们有所启迪。

持续的“中国溢价”需要企业自律

A+H只不过是上市形式的最佳选择，并不能让企业的营运和业绩脱胎换骨。必须认识到，香港上市对企业管治的推动也只限于比较肤浅的层面，充其量不过是对信息披露要求得严格一点，以及在上市之前对企业管理架构的完善有所促进。上市后，姑且勿论香港监管机构对国企有没有实质性约束，就是对现有的其他大型上市公司，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的监管力度也远比不上美国相关机构的“铁腕”。

因此，如何促进上市国企“自律”才是回避风险、提高回报的唯一选择。所谓“自律”者，并非寄望于国企员工人人发挥奉献精神，而是对每一家国企，都应有实际效用的问责、激励机制，让企业自身运作进入良性循环。其关键在于体现“股东利益至上”的宗旨。

从目前的国企管理体制来看，这方面的改革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措施。例如大型国企高管的“政府官员”角色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就在今年，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高管随意调动，就让人瞠目结舌。作为企业的灵魂，如果高管的个人(政治)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利益不是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话，那么，又如何让广大股东对企业投下信任的一票呢?所以，企业高管的聘任必须市场化，这应该是大型国企上市后的工作重点。

纲举而目张。接下来的一系列结构重组、技术创新、与战略投资者业务的融合、人力资源活力的释放等措施自然也就水到渠成。这方面也不乏可以借鉴的案例，例如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之间的双赢合作。

“中国溢价”要想成为市场主流，就要真正造福于中国普罗大众。当这些大型国企年年给国家这个大股东分派可观的红利时，一批国企的股票才有可能成为民众的“储富”工具。

中国能现代化吗篇4

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中国不改革, 不缔造一大批Whats App那样的公司, 不把创新从政府推动的体制转化为人民自生自发的体制, 我们的金融财富、尖端人才、数据流、交易流等都可能会被美国竞争对手吸空。

一、两个“玩主”为何轻易成功

Whats App的成功是美国创新进入“杂草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 两个“玩主”的相遇

该公司创始人是两名玩主:

其中, 阿克顿 (Brian Acton) 出生于1972年11月, 是土生美国白人, 1994年, 年仅22岁的他从中部佛罗里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工程、计算机、经济学等多个学位。不过, 他1992年就已开始在罗克韦尔国际公司、苹果、Adobe等公司工作。1996年, 他成为Yahoo第44名员工。

此外, 库姆 (Jan Koum) 出生于1976年2月24日, 是前苏联公民。1992年, 在前苏联大崩溃时期, 他跟随妈妈、外婆移民到加州硅谷的山景市。同年, 一家三口住进政府免费提供的救济房——80多平米的一套两居室, 并依靠政府发放的食物券勉强求生。为了结束贫困, 他妈妈放弃前苏联上流社会的自尊去当保姆, 给邻居看孩子, 库姆则在一家仅有一人的小杂货店兼职当清洁工。18岁时, 库姆疯狂地爱上软件编程, 于是进入硅谷首都——圣何塞的州立民办大学学软件, 同时兼职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在安永兼职期间, 库姆结识了阿克顿, 在属相、血型、星座这类迷信书籍上最相配的这两人很奇妙地成为挚友。

不知道为什么, 宗教、家庭、文化差异, 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锁链没有把他们俩割裂开, 让他们变得世故、孤独, 反而让他们单纯、合群, 在相互珍重方面, 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可能比大部分夫妻更真挚、深沉。

2. 两个“玩主”的流浪

这种“天作之合”使他们一起工作, 又一起辞职, 一起去流浪。如1997年, 库姆也进入Yahoo工作, 与阿克顿成为同事。他们一起在Yahoo工作约9年。但生活的不幸接踵而来。先是阿克顿的股票投资失败, 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积蓄;库姆的爸爸因为是前苏联政府雇员, 一直被美国移民局拒绝入境, 在看到库姆成功之前便已孤单一人死在乌克兰故乡。

对世界心灰意冷的这两位好友没有相互埋怨, 也没有彻底消沉, 却决定重新寻找欢乐, 于是他们都辞掉在Yahoo的高薪工作, 一起去南美洲各国流浪, 一路上除了吃喝玩乐, 就是毫无节制地玩极限飞盘游戏。结伴玩了一年多, 他们回到美国, 一起去申请Facebook的职位, 结果都被拒绝, Facebook的理由是他们玩得太久, 已跟不上技术发展潮流了。

3. 两个“玩主”的成功

为了恢复体力、脑力, 重新进入职业界, 库姆和阿克顿办了健身卡, 定期去锻炼身体。健身期间, 阿克顿不接听电话, 但希望能收到音视频信息, 在健身结束的碎片时间再查看这些信息。于是, 他把这个苦恼告诉了库姆。库姆也指出, 自己的健身房禁止使用电话, 所以自己也有类似的苦恼。不过, 这个苦恼当时并未激发他们的创新嗅觉。

2009年1月, 库姆买了自己第一部i Phone手机, 在试玩苹果App Store的第一天, 他就意识到, 这个平台将开启一个改变世界的“全民创新时代”。于是, 他找来阿克顿, 提议把上述苦恼变成一个极其简单的产品, 并发布到苹果的App Store上。

一周后, 在库姆生日当天, 库姆与阿克顿联合创立的Whats App公司注册成功。2个多月后, Whats App应用在苹果App Store发布成功, 5个多月后, Whats App在安卓应用商店发布成功。

到2013年12月, Whats App已拥有4亿多付费用户, 国外用户占70%多, 全球用户每天发布图片4亿多张, 短信100多亿条。

2014年2月, 被Facebook人事部门拒绝过的阿克顿和库姆把仅有55名雇员、1个专利申请的Whats App卖给Facebook, 售价约190亿美元。收购结束后, 阿克顿的个人资产飙升到38亿美元, 库姆的个人资产则达到63亿美元。

至此, 这两个曾一起“背包”走遍美洲大陆的“玩主算是成功了。历史已选择他们俩为创新进入“杂草时代的美国新经济奠基。

二、为何没人敢惹Whats App

令中国知识产权界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在模式、技术、产业竞争市场上, Whats App为什么没人敢惹它在2009年就获得了巨大成功, 为什么没人敢抄袭它没人敢复制出一个Whats App, 更没有人敢寻求用诉讼拖垮这个新兴企业?

1. Whats App将带来什么“灾难”

Whats App嫁给Facebook后, 将缔造几个惨痛的事件:

第一, AOL和微软将退出历史舞台。

前者曾斥资1780亿美元收购传统媒体巨头——时代华纳, 到现在远没把收购费用挣回来;后者曾斥资85亿美元收购Skype, 也没把收购费用挣回来Whats App的创新宣告, 它们可能永远不会把收购费用挣回来了, 这种愚蠢的收购将延迟它们崩溃的时间但将扩张它们崩溃的规模和深度。

如2013年第二季度, AOL利润同比下降97%, 暴跌到微不足道的2850万美元。微软的老CEO辞职之前“暴虐”地放弃Windows的传统美德, 试图用一个古怪扭曲、破坏性的创新产品来维持暴利时代, 但已跟不上Facebook等新兴科技企业的发展脚步了。

第二, 各国一大批电信巨头将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移动等电信巨头的增值服务收入已超过通话业务。如果Facebook绕过这类电信巨头“霸占”的电信宽带、光纤网络, 用卫星、无人机建构的全新无线网络“夺取”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接口, 那么Whats App将摧毁这类电信巨头。

第三, 各国一大批互联网巨头将退出历史舞台。

Whats App给世界带来的改变, 可能会更多。例如, 随着Whats App语音、视频、应用短信的急剧增加, Whats App正摧毁传统的固定、移动、IP、视频电话业务, 还在摧毁P2P在线聊天、email、skype、微博以及传统的Bto C、Bto B、Cto C等电商业务。

令人忧虑的是, 全球能抵抗Whats App这类美国应用在全球普及的巨型网络平台大部分位于中国。但是, 我们的平台全部用中文推广, 不符合国外用户的语言、操作、文化习惯, 只能在中国发展, 很难在世界普及。

更致命的是, 中国人在现实世界的新闻、社交、表达、资讯、娱乐、权力、权利治理都过于贫乏, 所以在虚拟世界“玩得过火”了, 使一些主流应用淹没在纷繁复杂、多如牛毛的关联应用中。也就是说, 中国很多关键行业的主流应用被过多华而不实、蒙蔽心智的“歪门邪道”所捆绑, 严重窒息了主流应用继续创新、升级的生命力。

如果Whats App这类美国主流应用被中国政府放开, 得以在中国市场自由发展, 其简洁、明快、朴素、直接的主流应用发展模式可能“摧枯拉朽”般俘获我们的金融流、通信流、交易流、信息流。

2. 仅有一个专利的Whats App为何无人敢惹

问题在于, 很多企业都能看到Whats App给自己带来的危害, 但为什么大家都不敢抄袭它的业务模式呢?

Whats App仅有的一个专利申请提交于2012年7月26日, 申请号是US13/559558。它至今没有公开其他的任何美国、欧洲、WIPO、中国专利申请。

为什么美国企业界没人敢触碰这个专利申请保护的Whats App通信帝国呢?

这和美国“荒唐可笑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关。

如2011年9月16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美国发明法案》把先发明制改为先申请制。由于Whats App的核心应用在2009年已公开, 这种核心应用在2012年提交的第一个专利申请中将不再获得保护。在2009-2012年期间, 已有一些企业或个人就Whats App的核心应用部署了一些衍生性、改进性、包围性专利, 这些专利技术已出现在Whats App的应用中。按照先申请制, Whats App很难摆脱其中不少专利的束缚。

不过, 美国是“人民主权”的国家, 从专利侵权、专利无效、专利权属纠纷, 到专利合同纠纷, 以及各类纠纷的赔偿额等, 美国主要由法院随机抽取、当事人交叉遴选、一次判案即永久解散的“人民陪审团”来作出实质性裁决, 而且陪审团对其裁决不需提供任何理由, 更无需保留任何书面讨论记录。也就是说, 美国陪审团是“随意”判案, 不需任何法理基础。

没有人会怀疑这种陪审团将“非理性”地保护Whats App, 因为以往的判例已证明, 陪审员一辈子往往只有一次机会被抽选加入陪审团, 几乎没有人懂法律或专利法, 更听不懂专利律师的对比文件, 在判决时, 对自己喜欢过的产品或服务, 一般都会提供侵权禁令保护, 以及“天价”的赔偿金保护。从这个角度看, 无论Whats App提交专利的时间多晚, 无论这个专利写得多么垃圾, 无论竞争对手的专利战略如何成功, 陪审团都可能在任何专利诉讼中极为强悍地保护Whats App, 因为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喜欢过它的服务。这样, 竞争对手抄袭Whats App取得的所有商业成就, 最终都会被陪审团剥夺得一干二净。

美国“荒唐可笑的知识产权制度”给市场造成的这种“预期”其实是专利战略非常失败的Whats App至今没人敢惹的根本原因。

3. 仅有55人的Whats App为何无人敢惹

很多公司并不想复制Whats App的模式, 也不怕专利, 更不怕陪审团。它们可能仅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用知识产权诉讼“祸害”Whats App, 让它不堪支付诉讼费用陷入破产, 因为很多企业不希望Whats App的模式成功, 进而威胁到其他模式、业务的生存。

可是, 从诉讼历史**看, 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竞争对手曾用知识产权诉讼“招惹”Whats App。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仅55人的小公司没人敢惹?

很多人都说, 美国创新时代早已结束, 因为硅谷的创新公司没有一家能逃脱被收购的命运, 最终都会变为家族资本控制的企业。问题在于, 家族资本收购创新公司一般会使之更强大, 并加快其发展速度。家族资本的确控制了大批科技公司, 但它们让创新的规模更大, 让创新更平安, 最终惠及无数底层人士。

如Whats App创办后不久, 私人家族资本控制的一支红杉基金就对Whats App投资700万美元, 并签署垄断性投资追加的对赌协议。很快, 这支基金又对Whats App投入5000万美元, 并把Whats App的估价提高到130亿美元。问题在于, 投资基金承受了巨大风险, 却对公司的创办人极其慷慨。最终, 两个2009年创业的“待业青年”在2014年就变成了亿万富翁。

正是红杉背后强大的家族资本对Whats App提供无穷资本支持的潜力, 使人们不再对“祸害”Whats App的法律诉讼抱有成功的预期。美国硅谷成功的大部分科技企业, 实际上都是这类强大的家族资本在背后支撑的结果。***

三、美国哪种知识产权最可能打垮中国

在美国新经济时代, Whats App这样的创业奇迹将灿若星河。中国也一样, 中国人的创业、科技、商业嗅觉可能远超过美国人, 中国这类奇迹也会灿若星河。例如, Facebook向全球开发者开放平台后, 福建一家很小的网站立即采取类似对策, 当年就有用户上载了5万多个应用。但从Whats App的发展看, 我们的创业、科技、商业奇迹可能缺乏一种最有长效竞争力的知识产权。

在市场准入的政策壁垒被打破之后, 我们的美国竞争对手最有可能用这种知识产权打垮中国。它也是帮助Whats App取得成功的最核心知识产权。

1. 帮助Whats App成功的最核心知识产权是什么

这种最核心的知识产权其实不是技术、专利、商业秘密、版权, 更不是品牌、商誉, 而是企业领袖受对知识的崇尚之心、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所指引的一种天赋的决策倾向。这种倾向既看不见, 也很难说出来, 并不主要以现实为载体, 而主要存在于应对未来挑战的头脑和心灵中。它可以被特定企业专属享有, 具有产权上的排他性, 是一种知识产权。

例如, 阿克顿实践了大部分美国孩子接触知识的过程。

从小学起, 他所在的学校就提供十几门外语课程, 数百门大学课程****供孩子们选择, 很多小学生每周阅读书籍数十本。在他居住社区的图书馆, 每周有3天会有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来做义工, 用“一对一”的方式给小学生读书。阿克顿还是一个小学生时, 曾学会多门外语, 每周请不同的义工给他读各国书籍数十本。他曾指出, 那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追求“知识”在那个时候就是他生活的唯一终极目的, 那段时光塑造了他对知识的崇尚之心。

所以, 为了追求知识, 阿克顿高中毕业后, 曾在3所大学攻读不同专业, 22岁便获得了3所大学的不同学位。

现在, 这种崇尚之心可能塑造了Whats App的UI和流程。这种UI简洁、优雅, 让人们觉得设计人有摄人心魄的“大智慧”。在任何关键应用流程中, Whats App拒绝插入任何类型的广告, 更拒绝任何侵犯人们自由与习惯的语言、按键、色块、子操作、子流程、子服务, 不诱导人们做任何远离一个健壮、纯洁灵魂的事情。阿克顿非常低调, 本人和他的公司都拒绝参加商业宣传。即使Whats App取得成功, 他也依然不放弃对知识、技术和产品的热爱, 继续坚持从事琐碎的研发工作, 要把自己对知识的终极探求继续倾注到产品上。作为Whats App的大股东和高管, 阿克顿受对知识的崇尚之心所指引的那种天赋的决策倾向, 可能变成了一种知识产权, 在支撑Whats App长效发展, 帮助它不拐错弯, 不走错路, 一直能健康成长。*****

再如, 库姆的祖国, 现在是欧洲第二大******国家——土地丰饶的乌克兰。过去, 它曾是俄罗斯民族在欧洲最主要的战略纵深。后者走出莫斯科森林建立第一个前哨据点——金帐汗国的仆从国——莫斯科公国时, 整个民族仅几万人, 后来它派遣2万多“色目人”去北京给元帝国担任御林军, 学会了中国的战争技术, 后来以武力融合了数百个民族, 变成一个强悍的族群, 并长期管控乌克兰。但是, 乌克兰民族不认同这种强悍, 希望拥有自由、开放的生活, 并主导自己的命运。库姆对乌克兰祖国的牵挂, 以及对自己犹太种群的深情, 使他对历史充满了敬畏之心, 指引他把“日进斗金”的金娃娃——Whats App交给Facebook。

Whats App不缺钱, 不需要卖掉, 而且一些竞购企业的出价远超过Facebook。为什么库姆选择了Facebook呢?

这主要是因为:后者描述的战略方向与众不同——用一个不受任何国家管制的新无线网络来接管这个世界的金融、支付、通信、服务、人才、交易、娱乐、传媒、社交网络, 接管这个世界的金融财富、尖端人才、通信流、数据流、交易流。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理念, 与在思想和制度上缔造美国的国父——托马斯·杰弗逊非常类似。他创立Facebook时, 就宣称要“接管这个世界”, 把人民从各国的政府强权中夺过来, 放入Facebook的虚拟强权, 让一些基本人权永远不再被扭曲和践踏。想用更高价格收购Whats App的公司还有很多, 但库姆最终选择了Facebook, 因为他相信扎克伯格“接管世界”的理念对自己弱小的乌克兰祖国, 以及依然飘零在全世界的犹太民族至关重要。它们可能都需要Facebook这种公司帮助自己减弱对强国的依赖。作为Whats App的大股东和CEO, 库姆受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所指引的那种天赋的决策倾向, 可能变成了一种知识产权, 在支撑Whats App长效发展, 帮助它不拐错弯, 不走错路, 一直能健康成长。

2. 支撑中国永不衰落的最核心知识产权是什么

与美国类似, 企业领袖受对知识的崇尚之心、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所指引的一种天赋的决策倾向也可能是中国最核心的知识产权, 是支撑中国永不衰落的最核心的一种知识产权, 但其内容可能与美国截然不同。

在历史上, 对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而言, 知识就是目的本身, 不是工具, 更不是器物, 与道德、美学领域的终极目的互不隶属、互不干扰。尤其古代齐国兴起的阴阳学, 曾在我国孕育出20多个学派, 产生了400多部专著, 秦汉以后全部失传。从后人对邹衍等阴阳学家的研究看, 阴阳学走到了当时世界知识系统的最高峰。与古希腊的知识系统类似, 这些成果现在很难用对错或对后人的误导、贡献来评估。作为知识系统, 它们其实就是人们心灵和智慧的载体, 无论现在看来它们多么荒谬, 只有我们把这些载体作为阶梯, 我们才能踏着它们, 在知性探索的道路上走到更高的历史高度。

我们敬畏阴阳学的知识系统, 其实是感恩这种系统曾把我们的祖先带到一个凌驾于其他民族的阶梯之上, 展现出了我们在知性探索领域的强大力量。

我国其他一些知识系统莫不如此。如在古希腊文化走到最高峰的历史时期, 它的知识分子一般仅能纵横行走几百里。相反, 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莫不用双脚丈量过“三千里江山”。这些知识分子缔造的儒、墨、道、法等各学派, 其实在发现问题角度之犀利、探求知识层面之精细、组织原创性思想之能力上不输古希腊文明, 也为我们筑起了与古希腊一样坚实、高耸的知性探索阶梯。

而且, 我国知识分子进行的大纵深、长距离文明穿越, 后来被科举制度维持下来, 推动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能继续一次次亲身触摸万里江山, 形成了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历史传统。这使曾三次从湖南走到北京考试的左宗棠, 能凭一个中国社会最底层私塾教师的知识系统运作两场大规模战争, 第一场结束了造成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和的太平天国运动, 第二场用单个决战收复了中国最大的一块国土。

中国在族群上为什么没有像强大的迦太基民族、苏美尔民族那样永远消失?没有像希腊、罗马民族那样永远丢失了古代父系的血液?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占据了一个大公司——国家的决策系统, 他们受对知识的崇尚之心、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所指引的那种天赋的决策倾向, 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专属的一种核心知识产权, 支撑我们走出一次次浩劫, 支撑我们这个民族永不衰落。

3. 中国最核心的知识产权在崩溃吗

从各个家族的口传文明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说话、行动的速度可能远比任何影视作品描述的快10倍, 其表情、思想、语言的自由活跃程度可能比任何这类描述生动、丰富千万倍。

长期以来, 我们的教育方式矮化了我们的祖先、政府、国家, 矮化了无数地区文明、口传文明, 也矮化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扭曲了我们对知识、历史进行理性探求的方式, 可能正在把中国最核心的知识产权推向崩溃。

在千千万万个公司的领袖需要这种知识产权来独立创业, 需要用这种知识产权共同维持中华民族竞争力的新时代, 哪些因素在把这种知识产权推向崩溃呢?

具体因素很多, 但教育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例如, 在美国, 很多学校没有统一教材, 启发式教学需要学生自觉开展海量阅读。很多小学一年级学生不用办理任何证件, 也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就可自由出入学校、教会和社区图书馆书库, 一次可借走200多本书籍。他们每周需阅读数十本新书, 才能满足课堂讨论、学习需求。很多美国小学生为了完成《我眼中的人类文明史》、《我家族的疾病史》、《我们国家的伟大人物》等讨论、学习项目, 回到俄罗斯、韩国、爱尔兰、甘肃、湖南、山东等地, 去调查他们祖先的传说、疾病、生活方式, 去复印地方志和家谱, 阅读成百上千本书籍, 有的美国小学生就这样在一个很小的课堂讨论、学习项目, 甚至可写出200-600多页的研究报告, 其内容比我国很多博士论文更丰富、详实。

美国学生还侧重亲身实践, 如公立学校普遍提供免费早餐、午餐, 节省大量时间让学生参加实践课。例如, 美国很多公立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要在学校多次免费制作蛋糕、派、披萨、爆米花、风筝、小电器等, 免费雕刻南瓜, 免费做植物、动物、化学、物理、计算机实验, 免费到法院、警察局、工厂、福利院、高尔夫球场参观。所有面粉、玉米、奶油、原料、刀剪、布匹、工具、器械、交通工具、厨房、实验室、操作间、计算机、活体动植物等都由公立学校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

美国小学生大量收集和研究专著、经典、原始材料的学习习惯, 以及丰富、细致的社会实践课程, 使之从小就养成了严谨、负责的精神习惯, 对任何类型的祖先、政府、国家都怀着敬畏之心, 对任何地区文明、口传文明都有谦恭之心, 对任何民族的知识和文化都有学习、尊重的呵护之心。这使他们能传承、更新美国最核心的知识产权——企业领袖受对知识的崇尚之心、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所指引的那种天赋的决策倾向。

这种知识产权极有竞争力, 曾帮助思科、惠普、英特尔、微软、苹果、Google、Facebook、Whats App等企业的创始人在离开学校或雇主后, 用第一次创业便取得了巨大成功。

相反, 我们怀着一片普及教育的好心, 摒弃了中国古代那种自由、私营、主学经典的教育传统, 更剥夺了广大学生动手实践的大量机会和时间, 用单一、僵化、停滞、粗糙的教育模式垄断了教育行业, 通过充斥肤浅、混乱的知识碎片的少量教材来桎梏学生的心灵, 用教材上一两句“妄语”就解答了无数知识、历史之谜。这使很多中国学生的学习、精神习惯过于粗暴、狂妄、肤浅、懒惰, 对知识丢掉了崇尚之心, 对历史丢掉了敬畏之心。这种局面可能使中国最核心的知识产权陷入崩溃。

这样, 无需美国来打垮我们, 我们自己就会先垮掉。

四、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借鉴Whats App及其创始人的成长历程, 我们要用知识产权制度把中国的创新推送到“杂草时代”, 要让中国的创新奇迹“灿若星河”, 敢于让一些流着中国血液、尊崇我们祖先、认同我们价值观、永远忠诚于中华民族战略利益的Facebook们去兼并花旗银行、Verizon、中国银行、中国移动等各国大公司, 去接管这个世界的金融、支付、通信、服务、人才、交易、娱乐、传媒、社交网络, 接管这个世界的金融财富、尖端人才、通信流、数据流、交易流。

但是, 上述改变可能需要我们首先确立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终极目标:重塑中国最核心的知识产权——中国企业领袖受对世界各国知识的崇尚之心、对世界各国历史的敬畏之心所指引的那种天赋的决策倾向。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 民主虽为必需, 但却是中等偏下的制度安排。从欧美历史看, 民主制度给其国内外人民带来的苦难*******极其浩大, 的确不是中等偏上的制度安排。美国前总统亚当斯更指出, 民主制度注定让现代美国像民主强国——古罗马那样衰落, 继而走向崩溃。至于为何如此, 美国历任总统可能心知肚明, 但都不敢说出来。因此, 我国一方面要防范美国用其核心知识产权压垮我们, 或压缩我们改革、转型、复兴的战略纵深, 另一方面也要防范美国衰落、崩溃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这需要中国最核心的知识产权具有筹谋世界的潜质, 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定海神针”。为此, 我们要把社会各主要领域的大部分创新从政府推动的体制转化为人民自生自发的体制, 通过对教育、科研、生产等各个部门的民营化, 把人们对知识和历史的探求之权还给社会, 而且要建立中国知识分子熟练操作多门外语的新时代, 使中国一大批企业领袖通过具体的知识、历史探求过程, 建立对世界各国知识的崇尚之心, 对世界各国历史的敬畏之心, 塑造一种能够与美国同行长效竞争的决策倾向, 并用我们这个民族专属的这种核心知识产权支撑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节奏、决策、偏好来领导人类文明进入新的未知领域。

摘要：帮助Whats App成功的最核心知识产权, 其实是企业领袖受对知识的崇尚之心、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所指引的一种天赋的决策倾向。这警示我们, 如果不把创新从政府推动的体制转化为人民自生自发的体制, 我们的金融财富、尖端人才、数据流、交易流等都可能会被美国竞争对手吸空。

关键词：知识产权制度,历史,教育,创新

注释

1资料来源:汤姆森路透数据库、美国国会图书馆、投资实验室网站。

2从创立到被收购, Whats App仅卷入了3件美国联邦法律诉讼, 而且全部是知识产权诉讼。如2013年10月15日, 在特拉华联邦地区法院爆发的Tri Play Inc.et al v.Whats App Inc., 这是个人云数据管理平台发起的诉讼, 原告与被告不是竞争对手。再如, 2012年10月26日, 在弗吉尼亚地区联邦地区法院爆发的Intercarrier Communications LLC v.Whatsapp Inc., 这是专利楚奥 (patent troll) 阿卡西亚集团发起的诉讼。第三件诉讼是, Whats App反诉Intercarrier Communication的专利权确权之诉。

3相比之下, 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科技企业受益于本土的资本支持, 结果腾讯、阿里巴巴、百度、搜狐、人人、新浪等变成了国外资本控股的公司。

4课程名称可能与大学一致, 如希腊哲学、亚洲文学、欧洲史、比较文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刑事司法、分子生物学、有机化学、计算机编程、设计美学、科学伦理学等, 但内容可能比大学课程浅一些。

5值得关注的是, 我们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阿克顿对知识的崇尚之心。如Whats App被Facebook收购后, 阿克顿仅在公开传媒露过一次面。这次露面仅是在社交媒体发表一句话:“我和库姆都确信, 我们不是创业者, 不是企业家, 而仅是把灵魂嫁给知识的工程师。”

6乌克兰面积相当于5.88多个江苏省。

中国能独善其身吗? 篇5

克鲁格曼曾旗帜鲜明地表示,“通胀预期比通胀本身更让人恐慌。”

当通胀像病毒一样在全世界蔓延的时候,CPI发起了一次世界性的“高烧”。

2009年12月24日,印度宣布,其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已达到近11年来的最高点。截至12月12日的一周,该指数同比上升18.65%;同一日,越南国家统计局也宣布,CPI同比上涨6.52%,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和越南、印度一样被通胀所困的还有伊朗。2007年,伊朗国内通胀率一度达到29%,2008年也维持在25%高位,2009年虽然出现下降,但预计平均通胀率仍将达到17%左右。

俄罗斯也一直与通胀保持着“战斗状态”,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去年11月中旬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去年俄罗斯通胀率达8.3%,而就在去年12月29日,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2009年底俄罗斯的通胀率大约为9%,这还是一个“纪录低点”。

对于中国来说,刚刚过去的2009年,股市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热度再次飙升、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扬……在去年10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政府首次提出了管理通胀预期的概念。

全球通胀压力环环相扣。各经济体为救市注入巨额流动性,在全球央行携手努力下,市场流动性创下“二战”后最高水平。

当前,理论界对经济复苏的趋势不再持怀疑态度,但对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却有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部分人坚定地认为将出现大幅走高的通胀;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广泛存在的产能过剩将会制约通胀的形成。

那么,一些国家的高通胀率到底预示着全球性通胀真的来了,还是所谓的通胀预期在不断扩散?随着新兴市场通胀压力的不断升级,中国能够独善其身吗?

热钱摧毁新兴市场

从趋势上看,农产品价格上涨几乎是全球同步的。

2007年,当津巴布韦共和国的通胀率写下2.31亿%的天文数字时,我们还觉得通胀似乎离我们很遥远。而今,当这个全世界恶性通胀最严重的国家仍然深陷经济泥沼之时,距离我们最近的两个亚洲国家——越南和印度也开始通胀了。

2009年12月24日,越南和印度不约而同宣布国内出现了高通胀。有报道说,目前印度75%的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许多老百姓不堪忍受高物价,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物价上涨。有专家认为,越南和印度的高通胀,都是源于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根据越南统计局的分析,其CPI上涨主要源于大米价格高涨推高了食品成本;而印度的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创11年来新高也主要是受土豆和蔬菜价格上涨的影响。

事实上,从趋势上看,新一波农产品价格上涨并不是越南和印度两个国家独有的现象,农产品价格上涨几乎是全球同步的。除了气候因素造成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以外,国际期货市场货币流动性泛滥、各路炒家蜂拥大宗商品市场也是引发农产品期货牛市的主要因素。在经济危机期间,农产品、石油、矿产资源都成了投机资金的避风港,2009年经济作物期货如原糖、棉花、大豆等,都经历了一轮价格暴涨的情况。

可以说,造成越南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直接外来投资。随着全球经济自去年春季开始复苏以来,国际热钱就开始大肆涌入新兴市场,以排山倒海之势争先恐后地频频刷新着资金流入的纪录。

据专业资金流向调研机构EPFR的报告显示,截至12月23日,2009年全年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的资金总流入量高达803亿美元,创下自该公司1997年开始跟踪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这个数字是495亿美元。在此情形下,如果欧美市场保持其当前的低息政策不变,而其经济复苏的速度也相对比较缓慢,开放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一旦美国加息,国际热钱很可能会撤离新兴市场,突然的抽离必将会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迪拜危机之后,人们对于热钱的担忧更多了,俄罗斯甚至将限制热钱流入列为2010年工作的重点。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去年12月29日表示,将致力于制定新的法律,以便限制投机资本入境。

全球掀起“退出潮”?

如何在保增长的同时防通胀,合理引导通胀预期,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新兴市场的通胀像传染性病毒一样在全球引起了恐慌,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了吗?通胀压境,逼得全球各经济体纷纷出招迎战。

2009年12月28日,美联储推出了一项针对银行的定期存款工具提案,当美联储决定部分回收金融危机期间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时,就会采取这项提案,此举被认为是美联储“退出策略”的前奏。

此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该行将逐步撤回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应急措施,以防止可能的通货膨胀。特里谢的这一表态,标志着欧洲央行正式迈出了解除非常规举措的第一步。分析人士纷纷认为,这甚至会成为全球主要央行拉开“退出”措施的序幕。

以色列、巴西等经济体也已开始采用或酝酿一些收紧流动性的新措施。以色列央行宣布,2009年12月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为去年第三次加息,而其在去年8月成为自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以来第一家上调基准利率的央行。以色列央行借加息来宣示对抗通胀的决心,其利率政策方向已经很明显,今年还将进一步加息;而巴西也宣布迫于通胀压力,多数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于今年退出。

“退出”似乎成了当今世界的又一热词。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追随全球“退出”的步调。

2009年12月,温家宝总理表示:“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到一些通胀预期”,由于中国担心“刺激经济政策过早退出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继续维持。

在经济复苏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过分强调退出政策也许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目标相异,刺激经济的措施和退出方式、时间也理应有别。专家认为,适度的通胀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转型的前提,因为经济增长需要继续宽松的政策支持,而资源价格改革被视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但这两项政策都是通胀的内在动力。

那么,当前的中国是不是就没有通胀的压力了呢?

“我们估计今年的CPI将在3%—3.5%之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CPI平均水平是4.8%,实际上,中国的通胀还是很严重的。”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中国的CPI构成并不能如实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貌,“就像行驶汽车,里程表是坏的,你加油已经开得很快了,时速表显示是60,你的车都几乎停下来了,时速表却还显示30。”

潜在的通胀压力很大,能否将通胀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才是关键。

在钟伟看来,今年物价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公众对通胀的预期。“从2009年10月开始到现在,M1的增速明显快于M2,表现出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正在活期化,这就是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抬头的明显标志。我觉得去年11、12月对房地产的购买,基本都是恐慌性的购买,这反映出通胀预期猛烈的抬头。怎么管理好通胀预期将是个难题。”

中国能现代化吗篇6

中国是养猪大国, 但主要以农户散养为主, 规模化养殖水平不高。2008年, 据农业部有关部门统计, 全国规模化养殖比重较上年提高约7~8个百分点, 首次超过50%以上。

规模化养殖突破50%, 对此, 有人心存乐观, 认为规模化是解决养殖业大起大落的关键。事实果真如此吗?2008年下半年至今, 中国的猪肉价格几乎是一路下跌, 跌幅达30%, 有的地区跌幅甚至超过40%。仅北京新发地市场5月中旬信息显示, 毛猪的收购价平均为每千克9.6元左右, 当地生产成本的平衡点却在每千克11.25~12元, 几乎是全行业处于亏损状态。中国生猪产业正面临困境。

很显然, 规模化程度高了, 也并未能抑制生产动荡。河北滦南的一个养殖户来信讲, “2008年上半年, 每头生猪还净赚七八百元钱。现在每千克收购价不足10元, 一头100千克重的猪才卖960多元, 但各种养殖成本加起来就要近1 200元。”有人责怪养殖户赚钱就一哄而上, 不嫌钱就抽身而退, 生产焉能不动荡?其实, 这怨不得人家养殖户, 赚钱养, 不赚钱当然就不养, 这很正常。有人言之, 我们的规模化程度还不够高, 应尽快“消灭”散养户, 发展规模化养殖, 才能保证生产平稳发展。对此, 专家认为, 受地域特点和养殖习惯等条件限制, 散养短时期内难以改变, 不能指望发展规模化养殖解决所有问题。更何况, 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业虽提高了生产水平, 但也会导致周边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 当前只能是因地制宜, 发展适度规模养殖, 而不能盲目地搞超大规模集中养殖。

据农业部统计, 2007年全国出栏5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专业户和商品猪场共224.4万家, 其中年出栏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只有1 800多个。可见, 我国的规模化养殖基数为50头, 这是以单一家庭为单元所能承受的规模化生产, 远非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生产, 这样的规模还不足以靠自身的实力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近阶段, 个体养殖户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地位, 靠自身还抵御不了风险, 那么, 各级政府何不从现实入手, 尽快完善监管体系, 加强市场信息发布, 引导养殖户调控规模, 地方政府在发展养殖业上千万不要少了“促”, 多了“放”。农业发展离不开政策引导, 养殖户生产需要政府的扶持, 发展初期时盼望政府出手相助, 遇到难处时, 更希望政府尽早出手扶一把。像滦南这样的养殖户有相当的代表性, 如不加以保护和引导, 让他们丧失了对养殖生产的信心, 那么, 大跌之后跟着的一波大涨同样让人可怕。

此文被各大网站转载, 关于中国的生猪产业是否应该发展规模化, 规模化养殖是否能够减少或消除市场波动, 在网上引起业内网友的热议。

有人认为, 单靠规模化养殖来救市是不现实的, 市场出现起伏不仅是因为散养模式造成的, 比如信息的不流通、不透明, 使养殖户无法对市场发展做出正确判断, 只能根据眼前变化跟风走;比如服务体系的不健全, 使散养户的养殖技术、疫病防控能力均无法跟进, 也是造成市场波动的一个原因。一味推崇规模化肯定不现实, 但尽量提高散养户的规模, 使标准化、高技术等规范性的东西得以实施, 既可提高生产效率又减少疫病发生, 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如果单靠国家扶持走所谓的大规模养殖, 除非发展独立的一体化, 不然养殖业将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也有人认为, 规模化与否是生产中的模式和技术问题, 而价格起伏是市场供需关系的问题, 两者不能直接互为因果。现实中养殖行业进入门槛很低, 其实养殖是一门对知识要求很高的行业, 单凭传统的经验是不能应对行业的快速发展的, 规模化是必然趋势, 市场行情起落也属正常, 两者都是养殖户所必须面对并适应的。

网名为“littlecrab”的网友说:“中国人多地少, 资源紧缺, 大型的规模化养殖是不负责任的。大规模的养殖, 所造成的环境压力很难缓解, 一头猪需要多少的土地才能维持环境的平衡!动辄几万头、几十万头, 每天产生多少粪便?多少废气?在规模化局限的环境里会不会造成局部性的环境恶化?消除这些粪便需要多少农户、多少土地的参与?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不排除散户的污染问题, 但是散在的他们, 在自然环境中很容易得到缓解。”

网友“zhmdchinaren”说:“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是中国养猪业的大趋势, 任何个人和国家都是阻止不了的。中国规模化程度的发展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 猪价的高低波动将会对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前景, 同时中国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情决定了中国养猪业的发展。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尽管美国和欧盟养猪的集约化程度高是有原因的, 但是他们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监管值得我国学习和参考。据调查, 中国死猪肉和种猪肉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人口身心健康的大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呢, 只有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发展才是出路。养猪是一门综合科学, 散户由于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的局限性给我国有限的畜牧资源带来了很大的浪费, 这样的例子很多。一些养殖户滥用抗生素造成饲料转化率的浪费就达5 000万吨。对疾病控制不当的损失就达2 400万吨, 造成生物制品的浪费就达100亿元人民币。因此应该提高养猪业门槛, 提高养猪业的质量将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有益的。”

网友“libingzhi521”认为:“今后养殖业, 必然存在两种形式, 一种是规模化、一体化, 参与大的竞争;一种是农民的合作社组织, 满足一定的国内需求。如果全面实行规模化, 按照我国现在的耕地和人口情况, 将有更多的农民没有事情做, 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 在中国谈论规模化养殖, 这是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 养殖业的合作社必然要走上规范化,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整合的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看来发展规模化养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与此同时, 网友“木易广涛”发布的另一篇题为《规模化?散养?》的帖子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今天 (2009年6月29日) 中午接到王统石博士在北京开会会场给我发的一条短信, 内容是:“美国代表说美国养猪业已经连续15个月赔钱, 目前每头亏损25美元, 估计还要一年才扭亏。”我看了后, 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后来在网上闲逛, 看到很多关于中国猪价行情的分析, 里面有中国近20年来猪价走势图, 猛然发现一个现象, 中国养猪业的亏损期都不超过1年, 而美国人说美国已经亏损了15个月, 还要亏损12个月, 这让我想到了养猪业是要走规模化还是维持散户化?中国的很多专家学者一直认为规模化才是保持养猪者长期挣钱的出路。看到王博士的短信, 我有些迷茫了。照理说, 美国的养猪业够规模化的吧, 那么盈利期和中国差不多, 但亏损期却远远大于中国。究其原因, 我想大概是美国的养猪场投资都很大, 养猪场的老板的资金一般情况下充足, 所以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就强, 当大家都是这种情况时, 就形成了拉锯战, 谁最后撑不下去了, 谁退出。而国内呢, 是大型场少数, 散户占多数, 散户养猪的目的很大部分就是挣点钱养家糊口, 所以在猪价跌破成本线时他们最先选择退出, 毕竟养家糊口是目的, 既然养猪办不到了, 那就想其他的出路了。所以中国的猪价低谷时间短, 我想这大概是外国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养猪业考虑的一个原因吧, 毕竟他们有着成熟的猪场管理技术, 雄厚的资本, 优秀的人才。问题就来了, 中国继续加快规模化, 还是维持目前这种状态?

网友“梦雨”针对这个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关于中国的养猪业片面发展工厂规模化养猪不符合国情, 规模化资金消耗很大, 环境污染和疫病风险也很严重。提倡规模化养殖会排挤农民, 几千万农民打工无门, 养猪无助, 规模化的养猪场排污设备不健全, 污染更为严重, 而散养户在饲养场附近实行“养殖加种植”的模式更利于环保, 有利于生态平衡, 符合国家提倡的绿色养殖, 弊端是散户养殖技术有待提高。”

网名为“风中的沙子”的网友言辞更加犀利:“现在国家政策和新闻媒体把利好都是倾向于规模猪场, 说我们散养户扰乱市场, 一哄而上, 一哄而下, 导致市场价格像过山车般大起大落。不错, 我们是得承认我们有许多地方和规模猪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资金、场地、技术、硬件设施、进货进料渠道都不如规模化养殖场。我们不会夜郎自大, 也不会掩耳盗铃, 我们知道我们的差距和劣势。但反过来我又在思考, 如果我们散户全部退出养猪行业, 让规模猪场占据全部的舞台, 那猪界的前景就一片光明了吗?那个时候猪价会很平稳?广大消费者就可以天天吃价格平稳如潭水的猪肉吗?他们进料就可以很便宜?我们种地的农民必须得接受他们制定的粮食价格?因为他们是大哥大, 广大的饲料企业也要接受他们制定的饲料价格?因为没有了一家一户的饲养, 少了传染源, 他们的猪就不发病, 不打针, 不喂药, 供应市场的顺理成章的就成了绿色产品吗?他们就可以有话语权, 实行行业垄断, 实行统一联合体说:‘今天我的猪必须给我八块!’屠宰场就吓得必须要给八块吗?他们没有污染?美其名曰:‘我的粪尿全部无公害处理, 一建沼气用于生产厂区运转, 二作粪尿分离猪粪烘干?’规模和散养不是谁要掐死谁的问题, 这二者必然要平分秋色, 各有千秋。中国的国情摆在这儿, 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抹杀的事实。散养要看到自己的不足,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从各个方面壮大充实自己, 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心存危机感但又不惶惶然, 你的生活照样会像漫步在槐花飘香的林荫道上般惬意。”

网友“天下无争”说:“挣三年, 赔两年, 这是历来养猪界的市场规律, 当今随着世界发展的格局不断在改变, 昨是今非的现象越来越多, 众多养猪人为何不换位思考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挣三赔二?为何不给该行业改成一个细水长流的盈利行业。有人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我很反对这句话:‘你改变不了环境, 你就要学会适应环境。’广东天地一号土猪肉, 是华夏养猪人很值得深思的一种养猪模式, 人家在猪市最低谷时依旧暴利。”

此观点受到很多网友的认同, 虽然大多数人喜欢跟风走, 很少有人另辟蹊径, 但另辟蹊径的人往往会取得成功。

有网友认为, “散养户也很想转变成规模化, 但资金不允许, 散养户可以联手变集约化搞合作社形式。”马上有人提出:“合作社的组建也要有一定的基础, 没有核心的价值观, 没有牺牲的精神众多养殖户很难走到一起?组建合作社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大问题。凡事都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不规范到规范, 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 不能盲目跟风。”

网友“寒冰”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对于散养户和规模企业优劣之争, 在学术界和企业界纷争已久目前还没看到统一的结论, 我们研究认为:决定散养户与规模企业优劣的是市场, 现实市场合理的配置决定了双方均不具绝对优势。国内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现在合理的配置, 农业人口众多, 与欧美比较收入偏低, 技术门槛较低, 传统的农民致富路径等决定了近期散养户始终占市场绝对份额;规模企业是散养户或投资者追求的目标, 其资金的优势和管理技术等级决定了其在市场独领风骚, 双方在市场交锋中的优劣, 应该是平手, 任何在现阶段企图吞噬对方都无益于自己的发展。关于近阶段行业垄断之忧, 中国养猪业是大海, 航母的进出, 海平面不会有什么变动, 作为大海中的风浪———市场, 考验任何参与者, 没有什么可能或没有什么不可能, 风浪过后能够屹立不倒的才是胜利者, 市场是决定胜利的主要和关键因素, 其他次之。摆在我们所有参与者目前或长远的现实是市场意识的提高, 趋利避险是我们永远的根本, 我们人为能决定的是养好猪, 不能决定的是市场, 但市场意识的提高是我们投资胜利的保证, 市场意识的高低决定了未来投资的成败。我们无意在重复他人比较双方的优劣, 发挥各自的优势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 只有你做到了优于他人的势态, 市场才会支持你, 不论是管理还是市场意识或战略战, 市场会满足顺应其需求的人!”

规模化养殖到底能不能救市?众多网友 (其中包括企业、养殖户和政府官员以及行业服务者) 均站在自己的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针对这个话题, 记者也采访了黑龙江省畜牧兽医局畜牧处处长张岩。

张处长说:“规模化也好, 散养也好, 这是一个市场发展趋势决定的, 不能单纯的说规模化好还是不好, 能否救市。市场经济下, 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 政府也无法干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行业的成熟, 规模化养殖必将成为行业发展趋势。目前, 养猪业进入‘提档升级’的关键时期, 规模饲养是今后养猪业的必然趋势。规模饲养是决定养猪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人们对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千家万户的分散饲养已经难以适应, 而规模化养殖可增加经济效益, 增强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还是实施标准化生产, 提高生猪质量的必要基础。只有生猪养殖达到一定规模, 才能实现服务指导、科技应用、疫病防控、产品销售、质量控制等的系列化、专业化、标准化, 从而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保证养殖效益和生猪及其产品的质量。大力发展生猪产业的规模养殖已是大势所趋, 但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话题,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标准化、现代化、科技化和集约化。单纯地、盲目地发展规模化, 而不谈标准化、现代化、科技化、集约化就无异于拔苗助长。发展规模化的同时, 要考虑到环境的保护, 配套的治理污染的设施和技术就必不可少;发展规模化的同时, 要考虑到管理, 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必不可少;发展规模化的同时, 要考虑到消化渠道, 相关的生产加工企业建设和引进必不可少;发展规模化养殖的同时, 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 相应的市场调查环节必不可少, 市场达到饱和就没有必要继续投产, 否则就导致生产过剩。行业发展是一个过程, 政府的适当干预是为了减少弯路、缩短过程, 而不是一蹴而就。”

中国能现代化吗篇7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协调互动发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增进国民福祉。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新医改方案”),标志着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新医改方案肯定了商业健康保险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商业健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回顾2006年以前和新医改方案出台后,大多数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广度有限、深度不够,专业优势未能显现,对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满足国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需要进一步探索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的模式、途径和方法。从医改参与度对我国保险公司竞争力影响的研究入手,分析阐释医改参与度对保险公司竞争力影响的机理,测度医改参与度对保险公司竞争力的影响,对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调动和激发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学者相关文献综述

梳理国内学者研究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文献,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理论条件

商业健康保险即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保证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人身保险,它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等险种。〔1〕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耦合的要求和趋势,两者同为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社会医疗保险应该坚持 “管办分离”

原则,即引入商业保险经办社会医疗保险。〔3〕

2.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形式

梳理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委托管理型、保险合同型、混合型、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等四种模式。有学者提出,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是商业健康保险服务医改的高级形式,保险公司通过参与医疗服务监督、建立保险行业定点医院、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和投资医疗机构深度介入医改。〔4〕也有学者实证分析了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下商业健康保险的盈利模式选择和最优保险合约设计,提出了商业保险公司仅以微利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委托管理服务这一盈利模式。〔5〕商业健康保险的税收优惠也是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辅助措施。〔6〕

3.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社会意义

有学者定量研究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协调等级都处于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的过渡区间。〔7〕依公共政策评估标准,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在医改中应扮演补充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基本保障的主要竞争者、医疗保险机构与卫生服务机构关系探索者角色。〔8〕还有学者对OECD国家进行考察,说明了近些年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体系的绩效存在正向影响。〔9〕总之,要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使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到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才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整合医保经办机构,优化我国医保经办服务。

4.保险公司参与医改对其竞争力的影响

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实证分析了影响健康保险需求和发展的因素,包括回报率、成本以及保险产品的异质性等。研究指出在医改过程中应当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与其所发挥的作用,使之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有机结合。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改意义重大,可以与社会医疗保险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但要假以时日。〔10〕微观层面,有学者提出,新农合的引入先是挤出了商业医疗保险,而后又促进了投保人对商业医疗保险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应协调互补方可实现共赢,共同支撑医疗保障体系。

梳理相关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于商业健康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两者关系的主要结论是:政府开办的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基础,但是存在诸多局限,需要引入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其中作为互补;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社会意义广泛,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本身的影响,众多学者只阐明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三、事件选择与研究假设

我们选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人寿”)参与 “新农合”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医改参与度的刻画事件。中国人寿作为国有大型寿险公司,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改革与推进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人寿在20个省级分公司168个县区开办医疗经办业务共214项,实际参合人数达3877.24万人,服务人次达7371.3万人,理算支付金额达96.30亿元。经办业务在总量和开办范围上均持续居行业领先地位。

我们所研究的保险公司竞争力分短期盈利能力、长期经营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短期盈利能力主要指保费收入增长率;长期经营能力指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收益率以及偿付能力充足率;长期发展能力是指总资产增长率、市场占有率以及总资产。

我们提出以下几个研究假设。

假设1:医改参与度对我国保险公司短期盈利能力具有负向影响。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体制改革涉及政府、卫生部门、财政部门、保险公司、参保民众、医疗机构等诸多方面。我们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认为,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体制改革,理论上可以改善保险公司与政府间的关系、提高保险公司的知名度、积累试点地区参保人的个人资料和基础数据,有利于更好拓展市场,但短期内这些正向影响尚未凸显。另一方面,在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体制改革的初期,由于缺乏政策支持以及成熟的运作机制,导致保险公司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通常只能保本经营,甚至保险公司还要补贴管理费用。这些因素有可能导致在短期内参与医改的商业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进而对保险企业的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假设2:医改参与度对我国保险公司长期经营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 “新农合”不仅可以使商业保险公司积累健康险的经验数据,为保险公司新产品开发、核保、理赔奠定基础,有助于建立一支专业队伍控制 “新农合”的承保风险;商业保险公司参与 “新农合”还延伸了服务的内容,密切了保险公司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为进一步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打下基础。从长远看,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各种经办业务,能够密切与政府以及参保民众的关系,更有效的控制商业健康保险的承保风险,进而有助于提升保险公司的长期经营能力。

假设3:医改参与度对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在长期参与医改的过程中,通过加强基本医疗保障立法,逐渐拓宽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不断强化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专业经营能力,能够破除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新一轮医改的不断推进,保险公司利用专业化的技术和资源,不断促进健康保险与医疗卫生服务的整合,从而有助于推动我国商业保险更好地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发挥商业保险风险保障和社会管理功能,促进商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障协调发展。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我们以2005年~2013年为研究窗口,选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参与 “新农合”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初始样本。其中,中国人寿竞争力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寿公司年报、中国保险年鉴。中国人寿参与的 “新农合”程度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寿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保监会网站。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竞争力。在借鉴现有国内外学界对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保险业信息披露不完善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保险公司综合实力的各项指标,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1)。

(2) 解释变量———中国人寿参与 “新农合”的程度,我们构建三个指标来对其进行衡量。指标如表2所示。

下文将X11、X12、X21分别简称为参保人数比率、受益人数比率和赔付支出比率。

(3)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的衡量医改参与度对中国人寿竞争力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两个控制变量:中国人寿2005年 ~2013年每年的保费收入,用PI表示;中国人寿2005年 ~2013年投资收益率,用ROI表示。

3.实证研究

根据前文所建立的保险公司竞争力测评的指标体系,我们将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上述7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代入中国人寿各指标的具体值,然后得到一个综合分值BEC,综合反映中国人寿的竞争力,进而研究参与 “新农合”对其竞争力的影响。

(1)数据标准化处理。首先利用min-max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转换公式为x=x-min/max-min,其中max为样本数据的最大值,min为样本数据的最小值。需要转换的负向数据有净利润增长率、保费收入增长率。

(2)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利用软件计算标准化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并进行统计检验,发现各个指标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我们选取两个统计指标检验所选指标体系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所示。

根据表3,KMO值大于0.5,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卡方值都比较大,且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小于0.05,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采取以上7个变量做因子评价。

(3)我们采用的因子抽取方法是主成分法,利用相关矩阵R对因子进行提取,选择的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旋转法,通过SPSS软件计算得到各个公共因子及其对应的因子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输出的因子提取结果 (见表4)表明第1到第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90.702%,可以认为这3个因子基本反映了原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3个因子分别用前文中所定义的F1、F2和F3来加以表示。

根据所选择的公因子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来计算公因子的负荷,求出负荷矩阵并作最大方差旋转,结果见表5。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得到中国人寿综合竞争力在F1、F2和F3公因子上的得分。为方便计算,这里用一个通用的式子来表示:表5的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数字表示某个变量与公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得出,第一个公因子F1与总资产增长率 (Y31)、市场份额(Y32)以及总资产 (Y33)的相关系数较大,这三个变量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能力,故将F1命名为长期发展能力因子;第二个公因子F2与净利润增长率 (Y21)、总资产收益率(Y22)、偿付能力充足率 (Y23) 的相关系数较大,故将F2命名为长期经营能力因子;第三个公因子F3与保费收入增长率 (Y11)的相关系数较大,故将F3命名为短期盈利能力因子。

(4)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得到保险公司竞争力主成分因子F1、F2以及F3的得分。得分的的计算公式如下:

然后利用每个主因子Fi的方差贡献率做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即得综合值,计算公式如 (2) 式:

其中,各主因子的权重Wi为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通过下式我们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即:

(5)为了研究中国人寿竞争力在 “新农合”中的参与程度对中国人寿公司竞争力的影响,我们建立了如下四个多元回归模型方程:

4.实证结果及分析

针对 (4)- (7)式构建回归模型,分别命名为模型1,2,3,4。分别检验医保参与度各衡量指标对保险企业综合竞争力、长期发展能力、长期经营能力以及短期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以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估计与检验,回归估计的最终输出结果 (见表6、表7和表8)。

从表6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2、3的拟合优度R2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dj-R2都接近1,拟合优度较好,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较强。模型4的拟合优度R2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dj-R2都不高,模型的解释能力不强,说明除文中所考虑的影响因素外,还存在其他影响短期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

由表7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的3个自变量中,参保人数比率X11对中国人寿竞争力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下显著,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符号为负,表明参保人数比率对中国人寿的综合竞争力有负向作用。相比而言,模型2中只有参保人数比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只有参保人数比率对中国人寿长期发展能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从表8中模型3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受益人数比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受益人数比率的提高会显著的提高中国人寿的长期经营能力。投资收益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投资收益率的提高对中国人寿的长期经营能力有正向作用。而在模型4中,三个因变量均没有被纳入模型,表明三个自变量对中国人寿短期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的方向是一致的。且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dj-R2为0.382,表明模型4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模型的不显著,说明自变量对中国人寿短期盈利能力的解释力度有限,参与新农合只是影响中国人寿短期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未被考虑。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现阶段看,参保人数比率对中国人寿的综合竞争力具有负向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全国“新农合”快速推进相比较,中国人寿参与 “新农合”的发展步伐相对滞后。与全国新农合覆盖率和保障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寿参与 “新农合”的程度仍然较低。另一方面中国人寿由于其出色的保险产品,优质的客户服务,其综合优势明显上升,与中国人寿综合竞争力的快速提升相比,以参保人数比率衡量的中国人寿参与 “新农合”的程度发展相对缓慢,所以参保人数比率与中国人寿的综合竞争力呈现负向关系。

(2)参保人数比率、受益人数比率、赔付支出比率三个自变量对中国人寿短期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影响。我们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尽管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市场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二是由于影响保费收入的因素有很多,如客户认可度、保险产品以及国家政策等因素,而且相对于全国 “新农合”的普及程度,中国人寿参与 “新农合”的程度还较低,参与医改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

(3)参保人数比率对中国人寿长期发展能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虽然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理论上可行,并且保险公司可以运用适当的手段把风险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具体效果仍有待实践检验。从现实看,中国人寿在参与 “新农合”的过程中,仍存在专业化经营能力不足的问题,当前中国人寿只是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的部分环节,缺乏对全过程的服务管理能力;此外,由于缺乏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和专业的人才队伍,造成数据共享机制缺失,数据积累不全面、不连续。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导致难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深度利用,产品开发技术落后掣肘了新产品的开发。虽然参保人数比率增加,但由于承保效率的低下,反而会降低中国人寿长期发展能力。

(4)受益人数比率对中国人寿的长期经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前文的假设一致,受益人数比率的提高意味着中国人寿在 “新农合”中服务的人数比例在逐渐上升,这种态度让参保农民们感受到中国人寿的诚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通过优质的服务,不仅拉近与农民的距离,扩大在农村的知名度 ,进一步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而且延伸了服务的内容,积累了农村健康险经验数据,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打下基础。

2.建议

(1)对于政府而言。1明确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法律地位。政府应出台保险业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税收优惠政策,明确商业保险是从事基本医疗保障业务,负责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支付和管理的主体之一的法律地位,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和补偿机制,以适当的法律形式确定和规范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改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1〕2规范商业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落实 “征、管、监”相分离的运作机制。同时,对新农合基金的提取、保管、使用和监管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在执行方面落到实处。卫生部门要对定点医院的诊疗行为和合理用药负责进行规范,支持并协助保险公司控制医疗环节的风险。将各项规章和规定落到实处,保证保险公司在参与新农合的过程中有章可循。3在满足社会利益的基础上适应市场的实际,兼顾保险公司的利益需要。新农合的发展应该坚持监督靠政府、运作商业化的原则。从本质上看,商业保险公司是以逐利为目的,但基金管理型和混合型参与模式的新农合缴费及补偿水平都是由地方政府确定的,难以实现盈利,通常只能保本经营,甚至保险公司还需补贴很多的管理费用。这不但导致已经参与进来的保险公司在参与医改时积极性不高,甚至间接出现经营困境,而且会阻碍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其中,不利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推广。

(2)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1提高参与基本医疗体制改革的积极性。商业保险是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它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承保、理赔及医疗服务中的行政作用,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它也发挥了商业保险技术以及人员方面的优势,为医疗险的市场化运作开辟了道路。此外,它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商业保险公司应全面深入的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其不仅包括参与基本医疗经办业务,开展补充保险业务,还应包括参与卫生服务体系全过程经营管理,探索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结合的综合保障服务模式,逐步实现健康维护、诊疗活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管理。2提高自身的专业化经营能力。一是推动专业化组织建设,建议在商业保险机构内部设立专门管理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的部门,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作为战略性业务加以长期培育。二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专业化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引进和培养,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三是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障紧密衔接的服务流程、服务方式、服务网络和信息系统管理体系,不断推进与医疗机构诊疗信息系统的全面对接,确立长期的数据共享和更新机制,不断丰富和健全健康风险经验数据库,以进一步提高数据整理与分析能力。

摘要：现代保险服务业如何融入经济社会建设的大潮,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险业无法回避和必须直面的紧迫问题。医改事关国民福祉,构建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必须兼顾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如何调动和激发保险公司参与医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仅停留在价值引领层面,需要对其展开更为细致的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本文选取2005~2013年为时间窗口,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研究事件,选择医改参与度的衡量指标,采取因子分析法,构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竞争力评价模型,分析并检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度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竞争力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参保人数比率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竞争力以及长期发展能力具有负向影响;受益人数比率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长期经营能力有正向影响。实证结果偏离了医改参与度对我国保险公司短期盈利能力有负面影响,但对长期经营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有正面影响这一假设。由此观之,现阶段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内的医改仍然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破题还需要加强医改的顶层设计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中国的贸易顺差能持续吗？篇8

关键词：贸易顺差；比较优势；贸易壁垒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4-0073-05

Does Chinas trade surplus last?

HOU Jin-liang

(Department of Quantity Economics and technical economy of CAS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China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 reaches USD16 822 by the end of march 2008，with the year瞣n瞴ear growth of 39.94%. Does Chinas trade surplus last in future after 13 consecutive years of growth which causes th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 to continue growth?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 predicts that Chinas trade surplus can be lasted in the prospective future，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ors below：it is sure that Chinas economy has a stable growth rate of 8% or so，the general trade reach or surpass the volumn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Chinas FDI inflow grows continuely with the capabilities of introduction of worldwide industrial shift increased，and the works of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of Chinas agglomeration of human capitals.

Key words：trade surplus；comparative advantage；trade barriers

一、中国贸易最新进展情况

据海关总署2008年4月11日发布的进出口贸易统计资料，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5 703.8亿美元，同比增长24.6%，其中，出口3 059亿美元，同比增长21.4%，低于去年同期6.4个百分点；进口2 644.8亿美元，同比增长28.6%，高出去年同期9.4个百分点。累计贸易顺差414.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净减少50.2亿美元。2007年贸易顺差累计2 622亿美元，冲破了2 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大关。出口增长了23.5%，出口额达12 180亿美元；进口增长了20.8%，进口额达9 558亿美元。

2007年，我国对美双边贸易额为3 0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美国仅次于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我国对美出口2 3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4%，占当年我国出口总额的19.1%，仅次于欧盟为我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自美进口694亿美元，增长17.2%，占当年我国进口总额的7.3%。2007年我国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 633亿美元，增长13.2%，比上年扩大190.8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项下，2007年我国对美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1 454.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9%，占当年我国对美出口总值的62.5%；进口18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1%，加工贸易项下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 272.5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我国对美总体贸易顺差的77.9%。此外，一般贸易出口80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1%；进口36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3%。一般贸易项下实现贸易顺差441.8亿美元。今年一季度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73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5%。受美国次贷危机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加快的影响，近期我国对美出口步伐明显放缓，进口动力进一步增强。

中国人民银行累积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2008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16 822亿美元，同比增长39.94%。2008年前3个月呈逐月放缓的迹象，每月增量分别为598、573和350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大是近年来导致外汇储备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1]。

自2007年以来物价上涨与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猛增不无关系^[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CPI在2008年元月份和二月份分别为7.1%和8.7%。贸易顺差过大已被列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侯金良：中国的贸易顺差能持续吗?

贸易顺差带来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必然会引发人们提出许多相关问题，其中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能持续吗?”要全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对我国贸易顺差发生的历史进行一番回顾，其次要结合相关贸易理论对我国现实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最终对我国的经济走势作出预测，进而判断我国贸易顺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二、中国贸易顺差史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贸易差额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实力由弱到强的整体历程。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提供的数据看，贸易差额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详见表1^[3])：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贸易差额表现为起伏不定。除1982、1983两年为顺差外，其余八年均为贸易逆差，最高逆差为1985年149亿美元。鼓励出口创汇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贸易差额呈现出时高时低。除1983年为贸易逆差外，其余九年均为顺差。整体趋势为由低到高，最低时为1992年贸易顺差43.5亿美元，最高时为1998年434.7亿美元。

第三阶段是跨入本世纪的八年期间，贸易差额始终为顺差。加入WTO后的五年间我国合计进出口总值超过之前23年的总和，且呈现出飙升的局势。2000年贸易顺差为241.1亿美元，2007年已升为2 622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近11倍。2007年贸易顺差较2006年增长了48%。2008年一季度累计贸易顺差414.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净减少50.2亿美元。大额贸易顺差依然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贸易大国序列的排位也节节攀升，2004年已升至第三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从WTO提供的贸易资料看，我国的进出口增速远远快于其他国家(详情见表2)。

三、支持未来中国贸易顺差持续的理论

对于中国连续13年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理论解释，最为常见的是比较优势理论、人力资本模型理论和贸易壁垒理论。

1.比较优势理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研究员在2007年3月9日发表的《别老拿中国贸易说事》一文就是应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贸易顺差问题的典范。文章指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市场巨大，且劳动力素质较高，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资本雄厚、技术力量强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应该是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不对等是当前贸易顺差产生的一大原因。

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和发展的基础。比较优势规律表明具有最低机会成本生产特定产品的个人应专门从事该种生产。就像个人能从专业化生产和交换中受益一样，国家也能从中获益。要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机会成本最低的商品，提供机会成本最低的服务。以美国为例，1998年美国进口、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分别占GDP的13%和11%^[4]。三分之二的进口包括：(1)工业品。例如从日本、德国进口的汽车，从台湾进口的电子产品；(2)资本品。例如从德国进口的高技术印刷设备。出口品包括：(1)高技术产品，电脑软、硬件，飞机、通讯设备和军事装备；(2)工业材料；(3)农产品，特别是玉米和大豆；(4)娱乐产品，例如电影和音像制品。

到2006年，中美都成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国商务部2008年4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贸易赤字已达623.2亿美元，今年2月份中国贸易对美顺差计183.6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 633亿美元，增长13.2%，比上年扩大了190.8亿美元。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能反映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体现为国际专业化生产。国际专业化生产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1)资源禀赋不同。不同的资源禀赋通常可以促进贸易的发展。两项主要资源是劳动力和资本。国家间不仅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不等，而且质量也千差万别。某些国家，例如日本和美国，既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又有丰富的现代化资本。自然资源的分布也不均衡。洪都拉斯有适宜种植香蕉的气候，哥伦比亚、巴西和牙买加非常适宜种植咖啡，沙特石油储量丰富，南非盛产钻石，而我国依靠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善的工业配套能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恰当的经济政策，现在已成为世界工业品制造中心。

(2)规模经济。随着产量的提高，如果平均成本下降就会产生经济规模。如果每个国家都从事专业生产，所有国家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欧洲一体化就反映了规模经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具有天然的规模经济基础。这决定了我国具有国际贸易的长久优势。

(3)口味不同。即使所有国家的资源禀赋相同，生产效率也相同，只要国家间的口味不同，每个国家仍可以从贸易中获益。各国的消费模式不同，如德国人均啤酒消费量两倍于葡萄牙或瑞典，英国人爱饮茶，美国人偏爱咖啡。

2.人力资本模型理论^[5]

内生增长理论可以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解释各国贸易发展的差别。其中，Uzawa-Lucas模型(又称人力资本模型)用人力资本的发展变化解释了经济的增长。Uzawa-Lucas模型的具体内容如下：

Y=AK^a (U×H) ^1-a0≦a≦1

H^.=B(1-U)×H-ó×H

其中：Y为总产出，A是常数，K为投入资本，U表示劳动者用于物质部门生产的时间，H代表初始人力资本存量，B代表人力资本积累生产率提高的参数，(1-U)代表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时间，ó表示知识的折旧率。

从公式可以看出，只要保证B(1-U)- ó > 0，就说明人力资本可以无限积累，这种积累甚至无须物质资本的投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是教育体制。人力资本的积累有两种效应：一是内部效应，二是外部效应。个人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个人自身的生产率，这是内部效应。以个人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外部效应。宇泽、卢卡斯得出结论：教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落后国家就是陷入了人力资本缺乏、教育落后的陷阱。我国教育效率低下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未来的贸易顺差维系依赖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人力资本快速积累要求对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总之，教育改革成败事关未来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

3.贸易壁垒理论

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壁垒是指国家利用提高关税的办法，对进口的外国产品、服务征收高额关税，削减其竞争力，保持本国产品在竞争上的优势，以阻止、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输入。非关税壁垒是指除进口关税外，一切旨在限制进口的法律上和行政上的各种措施。它包括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征收国内税、关税配额、外汇限制等。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欧美国家为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禁止向中国出口部分高新科技产品，这也是贸易壁垒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他贸易限制包括：出口补贴、贴息贷款、国产化比率限定和有关卫生、安全、质量及技术标准的要求。

贸易壁垒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在不断变化。可以预见，未来对外贸易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会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解决贸易壁垒问题也关系到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

四、决定中国未来贸易顺差的主要因素

据IMF2008年4月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短期内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次贷危机已侵蚀到美国经济基本面，导致美国消费不振，就业率下降，美国经济将在2008年陷入轻度衰退，发达经济体增长率将普遍低于上年的增长率，预计2008、2009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将保持为1.3%，但新兴经济体仍能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08、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7%和3.8%。预计2008、200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7%和6.6%，进口贸易量增长率分别为11.8%和10.7%，出口贸易量增长率分别为7.1%和8.7%。

影响2008年世界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次贷危机深化并扩散；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严峻；油价高位徘徊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美元进一步贬值，国际金融动荡加剧。2004年以来，虽然各主要经济体实施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但由于全球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主要国家和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全球流动性依然充裕，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全球房地产、证券、黄金、石油、基本金属等各类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最终都需要流动性的支持。一旦流动性充裕的形势中断，目前居于高位的价格将难以为继，进而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从下图世行研究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自1820年至2025年的GDP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的变化呈U型。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是底部，所占份额仅为4%，现在约为13%，2025年将升至25%。这预示着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会继续增长。

1820—2025年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

(以平价购买力衡量)

资料来源：A.麦迪逊，世界银行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良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未来一段时期，政府继续稳定、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坚持实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保证贸易顺差至关重要。具体说来，决定中国未来贸易顺差的主要因素包括：

(1)据IMF2008年4月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我国2008、200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 %，尽管低于去年11.4%的增长率，但仍在持续增长。这预示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会有不俗的表现。

(2)我国进出口贸易方式构成随着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也在逐渐改变，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并接近加工贸易。先前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特有贸易结构，致使加工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一方面，我国良好的工业配套能力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加速了全球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对于外资投入加工贸易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国家为了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合理保护和利用国内环境资源，通过加征出口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等手段继续加大对“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调整力度，同时采取降低暂定进口关税税率、取消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等方式鼓励进口，使总体出口增速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趋缓，进口增速明显上升；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的势头得到有效抑制，政策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总计2 622亿美元。一般贸易进出口9 672亿美元，而加工贸易进出口9 861亿美元。中国在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方面均有比较优势。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均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因素。

(3)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长。2007年11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万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7 471亿美元，全球500强已有近490家在华投资。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面向国内市场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外商投资企业有其自身的贸易网络优势，且其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容易克服各种贸易壁垒。

(4)调整出口退税率。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成本上升，相应出口产品价格也会上升，由于贸易发生的优势并未消失，出口额会进一步提高，最终受损的是进口国的消费者，他们失去了部分消费者剩余。

(5)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我国政府采取了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相应减少了进口需求，从而放大了贸易顺差的影响。

(6)少数西方国家限制对我国出口高新技术及其设备，也致使贸易顺差加大。

(7)国内消费不足^[6]。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有后顾之忧，抑制了居民消费，也不利于缩小贸易顺差。

(8)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会显示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这样会加大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特别是赢得越来越多IT产业方面国外公司的外包业务，使得贸易顺差具备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9)随着经济的转型，美国国内的加工制造企业已失去了在美国国内的经营优势，纷纷转产或投资海外，使得美国注定要从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商品。事实上，2007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主要来自加工贸易项下。此外，美元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贸易顺差表现为美元存款。

未来的突发事件，例如，大规模的战争、严重的自然灾害、由金融危机诱发的整体经济危机、恶性通货膨胀等可能会使中国发生贸易逆差，这种逆差可能是暂时的，最坏的结果也超不过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总之，中国未来的贸易顺差具备可持续性，这符合由发展中国家转向中等发达国家过程中的经济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 牟新生.关于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顺差问题的一些思考[EB/OL].新华网.

[2] 商务部综合司.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07春季)[R].

[3] 赵瑾.全球化与经济摩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William A. Economics[M].McEachern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