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的德国柏林墙

反思历史的德国柏林墙（共6篇）

反思历史的德国柏林墙 篇1

德国是世界上社会保险制度最完善和复杂的国家之一, 德国的社保体制昔日被视为德国的骄傲。对德国的大多数退休家庭而言, 其从公共养老金体系得到的养老金占其收入的近70%, 因而公共养老金体系对大部分德国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养老金体系的确立

德国社会福利保障的起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的矿工们筹建了集体的金库, 用以资助遇难或贫困的成员, 这是德国当今企业年金的前身。德国公共社保制度已具有100多年的历史。早在19世纪末, 德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 直至19世纪末才为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险奠定了基石。当时工业的迅速发展使产业工人人数剧增, 而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保护地位。1883年俾斯麦政府通过了《医疗保险法》, 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 1889年又出台了《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俾斯麦政府通过的《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 可以作为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安排的起点。

通过1883年、1884年和1889年的法律, 建立了直至今日对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险业产生影响的3项除了工人也包括部分职员在内的义务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以及当时被称为伤残保险的老年保险。1911年德国上述各项保险一并归入帝国保险法, 并开始为死难者家属发放孤寡抚恤金, 伤残与老年保险的范围也扩大到全体职员。当时的这一立法为现代的、对其他工业国也有指导意义的社会福利保险奠定了基础。 (1)

当时工人以及年薪低于2 000马克的雇员必须参与该体系, 工人与企业主同时根据该人员的工资等级对该体系缴费, 当工人年满70周岁, 并且缴费年限超过三十年时, 即可领取养老金。若失去就业能力, 则在提供失去就业能力证明且对该体系缴费超过五年的情况下, 可以领取养老金。帝国为每位领取养老金者每年拨款50马克, 对失去劳动能力者每年拨款60马克, 再根据缴费者的缴费年限以及工作期的工资收入确定其应得的总共养老金。

通过以上政策, 老年贫困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但如果家庭主要劳力死亡, 遗属为照顾家中子女无法参与劳动, 则家庭的经济状况将发生困难。 (2) 鉴于此情况, 1912年引入遗属养老金。当时的遗属养老金只是针对失去劳动能力的遗属, 遗属可以领取去世配偶养老金的30%, 其子女除可从帝国每年领取25马克的补助外, 第一个子女可以到15岁为止领取去世者养老金的15%, 其他子女领取2.5%。1927年魏玛共和国修改了该条款:工人遗属在年满65周岁后可自动领取全额养老金;1949年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颁布的社会保险调试法 (Sozialversicherungsanpassungsgesetz) 才允许工人遗属无条件领取全额养老金。

1989年的法律规定, 年薪低于2 000马克的雇员须参与社保体系, 该规定二十年未曾变过, 1990年初, 男性雇员的平均年工资为2 064.51元, 已经高于该水平。 (3) 且随着商业与公共事业的扩展, 雇员的数目逐渐增加, 使得他们有能力在社会政治层面施加自己的影响, 他们希望将雇员养老金同工人养老金相分离, 实现自己独立的体系。1911年, 出台了《雇员养老金法》 (Angestelltenversicherungsgesetz) 。 (4) 当时的雇员养老金与工人养老金的不同之处在于:雇员养老金的法定领取下限为65岁;雇员遗属可以无条件地领取雇员遗属养老金的40%, 其第一个子女以及其他子女可分别领取13.5%和8%;对雇员失去就业能力的鉴定条件也比工人要简单;帝国对雇员养老金体系不拨款。

1923年为矿工建立了专门的矿工社会福利保险。1927年又产生了失业保险, 1938年手工业者被接纳入法定的社会福利保险体系之内, 1957年又建立了农民的法定老年补助。此后, 各保险法又经历了数次改革, 得到了不断改善。1944年联邦德国又颁布了护理保险法, 并于1945年1月1日生效。至此, 建立了今日德国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二、养老金体系的发展

养老金体系建立后的二十年里, 发展态势基本良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缴费人口降低, 养老金领取人口增加, 养老金体系面临危机。而1922—1923年的经济大危机彻底地摧毁了养老金体系, 到危机末期只有帝国的不断融资才使得养老金体系得以延续;1924年的货币改革使得养老金体系的实际资产只有1913年时的十分之一。随后1929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增加, 薪酬降低, 短工人数增加, 且从1929年引入失业养老金, 即雇员可以在失业12个月之后, 达到60岁时提前领取养老金, 这一政策又给养老金体系带来了融资危机。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实施的就业计划给养老金体系带来了转机, 同时1938年引入了40岁以下未参保人员的养老金体系, 同年也引入了手工业者养老金体系。但这些政策带来的收入大多被用作了希特勒的战争启动基金, 而许诺日后用税收来偿付养老金体系的一切损失。 (1) 1945年希特勒失败后, 其剩余的资产也因货币贬值从而变得一钱不值, 战后的经济停滞使得养老金体系的收入微乎其微, 战争也使得领取失去就业能力与领取遗属养老金的人数急剧上升, 养老金体系面临严重危机。1949年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颁布的社会保险调试法引入了最低养老金政策, 该政策受同盟国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影响, 以减少社会贫困为目的, 但并未减轻养老金体系的负担。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德国“经济奇迹”带来了高就业率以及高工资, 从而解决了养老金体系的困境, 解决退休人员的贫困问题成了当务之急。1956—1957年阿登纳政府取消了最低养老金政策, 引入了将养老金水平与毛工资相关联的动态养老金体系, 该体系遵循保险均衡原则 (魧quivalenzprinzip) , 即缴费与养老金水平成正相关, 以保证退休人员在退休前后生活水平不变。

三、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现状

(一) 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功能

养老保险是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大支柱, 其目的是, 在员工丧失工作能力和进入老龄或死亡的情况下, 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保障。支付养老金并非养老保险机构的唯一任务, 保险机构在发放养老金的同时, 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避免雇员过早地结束职业生涯, 而单纯依靠养老金度日, 也就是说它要为投保人工作能力的保持、提高与恢复 (康复) 服务。与这些措施相关的待遇被称之为“职业康复”, 它包括医疗待遇、职业进修或转业培训的资助等。在职业康复期间, 保险公司要发放货币性待遇以保障其生活。

在德国, 养老保险与各发达国家类似, 可分为三种:公共养老金、企业年金和私人养老保险。公共养老保险又可分为三种:一是年老养老保险;二是老年就业能力降低保险;三是投保人死亡后的遗属养老保险。正常的年老养老金在投保人年满65岁后发放, 另有一种提前性年老养老金, 妇女、残疾人、丧失职业或就业能力者及失业人员在年满60岁后可领取提前性年老养老金, 此外, 投保满三十五年以上、年满63岁后也可申请领取提前性年老养老金。不过根据1992年养老金改革规定, 到2001年后, 对提前领取养老金者, 其养老金要打一定折扣, 即在65岁前领取养老金者, 每提前1个月, 养老金金额降低0.3%, 也就是每提前一年则削减3.6%的养老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延长雇员的职业生涯, 因为随着德国老年人口比例的逐渐上升, 几十年后养老保险将会遇到极大的资金困难。

德国遗属养老金的发放对象是投保人死亡后的家庭成员, 这里它又分为遗偶养老金和孤儿养老金。

遗偶养老金又被细分为大比例和小比例的遗偶养老金。大比例的遗偶养老金为死亡配偶应领取的养老金水平60%, 如果遗属满45周岁以上, 要照顾孩子或本人部分或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 可领取大比例养老金。其他情况下, 则领取小比例养老金。小比例养老金则为死亡配偶应领取的养老金水平的25%。在保险人死亡的开始3个月内, 养老金全额发放。如果遗属再婚, 则失去了领取遗偶养老金的资格。

孤儿养老金是指在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情况下, 孤儿或半孤儿可以领取孤儿养老金。半孤儿可以领取死者所享有的养老金水平的10%, 孤儿则领取20%。

(二) 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结构

德国的养老保险分为三种, 公共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私人养老保险。德国的公共养老保险属于强制保险, 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创始之初主要针对工人以及低收入的雇员, 1967年的改革使得其覆盖面增加到除公务员和从事微型职业者 (2) 之外的所有就业人员。1999年4月起, 微型职业者 (3) 也必须参加。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等一般参加私人养老保险。约有55%的已婚妇女也自愿参加私人养老保险。公务员和法官由于他们是国家终身雇佣的人员, 其自有一套养老制度, 职业士兵也如此, 他们不用自己交纳养老保险费, 但退休后可获得优于其他职工的养老待遇。农民也有一套独立于法定养老保险之外的养老制度, 称之为农民养老保险, 这种养老保险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完全的生活保障, 它只是通过农民家庭协会组织保险, 以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获得农民补贴的前提是投保农民须将其产业变卖、出租或转让给较为年轻的家庭成员。

工人养老金、雇员养老金和矿工养老金属于公共养老金体系, 雇员养老金体系由位于柏林的联邦雇员养老金管理局 (Die Bundesversicherungsanstalt für Angestellte Bf A) 管理, 矿工养老金由波洪的联邦矿工联盟管理 (Die Bundesknappschaft in Bochum) 工人养老金由各州养老金管理局管理 (Landesversicherungsanstalt LVA) , 但海员以及铁路系统职工的养老金由汉堡的海员管理局 (Seekasse in Hamburg) 以及法兰克福的联邦铁路保险局特别管理 (Die Bundesbahnversicherungsanstaltin Frankfurt a.M.) 。以上所有的管理机构在法兰克福结成德国养老金管理机构联盟 (Verband Deutscher Rentenversicherungstr覿ger VDR) , 共同决定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大小事务。联邦层次下还有各州级养老金管理局。

2005年10月1日, 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经历了一次组织结构的改革。该次改革减少了联邦层次的公共养老金管理者数目。所有公共养老金的管理机构都被统称为德国养老保险 (Deutschen Rentenversicherung) , 联邦雇员养老金管理局改名为德国联邦养老保险 (Deutschen Rentenversicherung Bund) ;联邦矿工联盟、联邦铁路保险局、海员管理局被合并为德国矿工、铁路和海员联邦养老保险 (Deutschen Rentenversicherung Knappschaft Bahn-See) 。州级层次的公共养老金管理者依旧作为区域管理者执行其职能, 不过统一更名为“德国养老保险—州名” (Deutschen Rentenversicherung-Land) 的形式, 如“德国养老保险—巴登符腾堡”。预计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组织结构改革彻底完成后, 22个州级层次的公共养老金管理者也将面临一次合并。

根据德国法律规定, 以下人员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加入公共养老保险体系:满16岁在德国生活但无保险义务的人员, 在国外工作的德国公民, 学习及培训年限超过八年的人员, 无保险义务的自由职业者, 低收入人群等。2001年义务保险体系共有37 996 298人参加。其中自愿加入的有695 941人, 占所有保险人数的1.83%。 (1)

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缴费标准取决于个人的总收入。由公共养老金体系统一规定缴费基准上限, 超过该缴费基准上限的收入无需征税, 其余部分则按一定的缴费率向公共养老保险体缴费。2004年, 雇员交纳的养老保险费为其月收入限额以下部分的19.5%, 由雇员自己和雇主各负担一半 (原西德地区雇员的月工资收入限额上限为5 150欧元, 原东德地区的上限为4 350欧元) 。德国的养老保险不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度, 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 现收现支。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按照一个特定的、公开的公式计算, 每个人都可能不同, 主要由投保时的工资收入决定。德国以特定的公式计算出每个人不同的基点折扣系数;国家则主要根据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物价上涨率, 每年确定一次每个基点对应的养老金金额。

四、对演进史的思考

纵观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为从1889—1956年, 1889年建立公共养老金体系时, 公共养老金体系主要为混合体制, 由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国家拨款部分以及以保证退休前后生活水平不变的个人缴费部分组成, 1949年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颁布的社会保险调试法引入了最低养老金政策使得基本生活保障的理念在公共养老金体系中得以加强;第二阶段为1956—1957年改革, 保障退休前后生活水平不变的理念贯穿始终, 而对生活救济金承担了保障最低生活需求的功能。1957年的公共养老金体系改革基本确立了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基本框架, 其后的改革大多是对这一体系的修补, 而没有触及其核心内容。虽然迄今为止, 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融资来源并没有改变, 即由与工资相挂钩的缴费和国家拨款共同支持, 但其中国家拨款的目的已从保障退休人员最低生活标准转变为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单纯支付者。

1889年公共养老金体系建立之初, 通常所说的俾斯麦模式的理念并没有完全实现, 即当时的养老金体系并未能保证退休前后生活水平不变, 如前所述, 统一由政府拨款的养老金与以缴费为基础的养老金总共只达到33%~45%的替代率水平, 且国家对养老金体系的拨款补贴则更多的带有贝弗里奇模式的特征。1911年的《雇员养老金法》的出台, 给养老金体系增添了更多的以缴费为导向的因素。而到了1956—1957年阿登纳时代的养老金体系改革去除了旧体系中为老年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因素, 最终实现了俾斯麦模式保障退休前后生活水平不变的理念。

摘要：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覆盖范围由最初的工人, 逐步扩大到遗属、雇员、失业人员, 历经了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历次变革的冲击, 终于在1956—1957年的改革中实现了俾斯麦保障退休前后生活水平不变的理念。

关键词：德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演进

参考文献

[1]Doring, D. (1998) :Grundsicherung-/Grundbetragselemente in der Gründungsgesetzgebung der Rentenversicherung.In:Sozialer Fortschritt (1987) .Heft.7.

[2]Krusch, G. (1958) :Begründung und Normierung von Barleistung in der Sozialgesetzgebung 1881-1911, Freibung.

[3]Dreher, W. (1978)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witwen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Berlin.

[4]Schmidt, N. (1911) :Correspondenzblatt der 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 vom 11.11.1911.Frankfurt a.M.

[5]Preller, L. (1949)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6]Peters, H. (1978) :Die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Versicherung, Bad Godesberg.

[7]Doring, D. (1980) :Das System der gesetzlichen Rentenversicherung, Frankfurt, a.M./New York.

反思历史的德国柏林墙 篇2

新闻来源：新浪 发布时间：2008/7/19 14:41:30 浏览次数：1 柏林是德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在这里有三所大学，十所学院，四所艺术学院及一百多家国立研究机构及近250多个非大学研究机构。三座大学分别是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大（即柏林技术大学）。柏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建校以来一直贯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采取讲课、讨论与研究的教学方式，教师拥有学术自由，本科生可以自由选课，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取研究方向，同时可以和教师在一起进行科学研究。这种办学理念源于洪堡的“研究和教学相统一” 的大学理念。

在华人圈内，在1948年以前，柏林大学指柏林洪堡大学，后经二战柏林一分为二，这所大学也分离为两所大学：东柏林学校名为柏林洪堡大学，西柏林则新建了柏林自由大学。所以一段时间柏林大学指称“柏林自由大学”，但这并不影响两所大学一脉相承的办学理念，现在两所大学在诸多专业也在合并整合。本文主要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介绍德国柏林大学。

洪堡大学现有在校生三万五千多人,校址分别设在柏林市中心和阿德勒斯霍夫和柏林布赫两个科技园区内。建校初期的洪堡大学有4个经典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哲学院，神学院。此后在许多著名学者的教学研究推动下，该校又发展了许多新的学科与专业，并很快发展成为一所享誉全球的一流学府。

1806年的拿破仑耶拿－奥尔施泰特之战影响着整个欧洲，欧洲各民族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因此，进行民族自我更新、保持效率和竞争力事关民族生死存亡。

时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威廉·冯·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普鲁士王国进行了大学改革运动，这是世界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重要的举措就是决定在柏林建立一所由国家资助，男女合校的新型大学，这与当时的旧式大学截然不同。

1810年，洪堡主持成立了这所大学，当时学校以国王的名字命名，称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949年。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此后，以洪堡大学为中心逐渐聚集起大批人才，在洪堡的弟弟、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努力下，学校开始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学科迅速发展，洪堡大学一跃成为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

鉴于其成功经验，它的办学思想在世界上广为借鉴，在此后一个半世纪里建立的大学都继承了它的这种办学方针，因而洪堡大学被称为“所有现代大学之母”。但随后的一战、二战对学校造成了很大破坏，二战结束以后，柏林一分为二，这所大学也分离为两所大学：东柏林这边的老学校以学校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为柏林洪堡大学，西柏林则新建了柏林自由大学。1946年柏林洪堡大学重新开放，为战后德国的重建培养了大批人才。

洪堡及其大学理念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年）是德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比较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西方近代史上，他是一个最称得上学者的政治家，或一个最称得上政治家的学者。1820年以前，洪堡积极投身政治外交活动，曾任普鲁士内阁大臣、内政部文化教育署长。他一生在美学、人类学、历史、教育等方面著作丰富，尤其在教育方面贡献卓著，他提出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至今仍被推崇为大学治学的指导思想。另外，洪堡提出的学术自由的指导方针，允许各种学派并存和自由竞争，培养了很多具有真才实学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使德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因此他被德国誉为现代大学之父。

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说的科学指纯科学，既哲学。而修养是人作为社会人应具有的素质，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科学在大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大学应“唯科学是重”。同时，洪堡的科学概念还包含着特定的对待科学的态度。在他看来，大学教师、学生的角色界定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那样严格。大学生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教授的工作在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并帮助学生研究。

洪堡从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的机构这一核心观念出发，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大学的研究并非对实用的、专门性科学知识的研究，以实用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教育都是片面的畸形的教育，于人格发展并无多大裨益，只有那些“纯粹科学”才能使人心智得到完整的训练，才能教会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考，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受到这样教育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对集体有用，而且最能作出贡献。

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它包含三层含义：一.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二.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和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三.寂寞是从事学问的重要条件，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

自由包含两层意思：外部的自由和内部的自由。外部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其注重大学的权利与国家的职责。大学的研究应遵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而威胁大学这种自由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国家的性质及其对大学的职责是主要潜在因素，另一方面，对大学自由的侵害还会来自大学内部，要消除此种危害因素，则有赖于国家。具体措施是国家应运用其对大学教授的聘任权，以保证大学教授的多样性，籍此防止大学中的门户观念或行会风气。就是说，国家应运用其权力，防止大学的封闭、僵化的倾向，以此促进科学的自由良性发展；内部的自由指大学主体——人（教师和学生）的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不受国家的管束及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而应服从科学的内在要求，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学生与教师均是“为科学而共处”，具有共同的任务和相同的自由，能有自主性和选择性地从事其科学思考及学术研究。

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没有寂寞就没有自由。

洪堡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大学理念或称之为教育思想正是柏林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办学理念的本质所在，并一直影响着柏林大学的发展方向。

最近在德国科研联合会的一份报告中，柏林洪堡大学科研能力排名攀升了20个位次，证明洪堡大学在不同寻常的转制过程中是成功的。如今的洪堡大学由于在生物、医学、数学等方面的实力雄厚，越来越多的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

现在洪堡大学共设有11个专业学院及各种中心研究所，它的医学系是欧洲最大的。学科包含了人文、社会、文化、人类医学、农业、医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所有基础学科，还设有全德国惟一开设的学科－社会性科学。专业齐全，现有224个专业，其中19个专业设有理科硕士专业，59个专业设有文科硕士专业。此外包括了12个语种的翻译专业，其中4个是东欧语言。

洪堡大学一直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大学内设有国际事务办公室，直接负责国际合作与交流。该校的科学工作者广泛参与各种学术交流工作，现约有70个项目得到了各种基金的资助。1959年，洪堡大学加入了国际大学协会，随后与50多所大学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从1981年开始，北京大学和洪堡大学开始互派专家，1982年，我国又选派3名进修生到洪堡大学深造。洪堡大学的Holon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协会是于1992年成立的一家公益性协会。作为专业的培训机构，其宗旨是开展经济合作、推广科技成果、促进文化交流，从事社会文化变更和跨文化领域的研究。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性，注重全面人文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跨文化研究与跨文化交际领域，强调“世界文化的整体性”；在开展经济合作、推广科技成果过程中，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协会的工作有：科研、咨询和培训，同时定期举办各类中短期培训，组织各类公益活动。理论课程与实践相结合，师资包括许多高水平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对外贸易专家、亚洲问题专家、教育家以及心理学家。他们不仅理论精通，而且实践经验丰富。ANA国际培训公司的培训基地同欧洲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方法，将科研、咨询和培训融为一体。

反思历史的德国柏林墙 篇3

一柏林洪堡大学的发展历程

在18世纪, 德意志区域已有各类大学60余所, 但与欧洲诸国相比, 德意志的高等教育仍相对落后。但当时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宗教改革的展开和现代大学的萌芽, 都为德国大学迈入现代化奠定了相对的社会基础。德国在18世纪的大学改革运动, 也为柏林洪堡大学的建立贡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理念和制度形态。

英、法两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都已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 但德国却仍未摆脱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封建政权割据局面。1806年普鲁士于普法战争中战败, 被迫与法国签订了《梯尔西特和约》, 把大片领土割让给了法国, 同时拿破仑还关闭了耶拿大学和哈勒大学。1810年10月, 普鲁士教育大臣、德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洪堡大学 (建立之初命名为柏林弗里特里希·威廉大学) 。建立之初柏林洪堡大学设有法律、医学、哲学、神学4个传统学院, 聘有3名神学教授、3名法学教授、6名医学教授及12名哲学教授, 招收了256名学生。[2]

如今柏林洪堡大学已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设有11个学院及多个中心和研究所, 拥有学生37000多名。开设的学科几乎包含了人文、社会、文化、医学、农业、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所有基础学科, 200多个专业中很多专业设有博士学位, 19个专业设有理科硕士, 59个专业设有文科硕士。自2000起, 柏林洪堡大学开始设立拥有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的英美制学系, 例如统计学学士、统计学硕士、跨大西洋研究硕士、高分子硕士等。柏林洪堡大学从成立之初, 就确定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全面实施人文教育的办学宗旨。其大学精神———“洪堡精神”可谓现代大学精神之源。学术界所公认的包括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等在内的现代大学制度与柏林洪堡大学息息相关。其所倡导的学术和教学自由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原则, 对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二办学原则、模式与洪堡理念

(一) 柏林洪堡大学的办学原则

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办、大学模式的形成以及办学原则的制定, 并非洪堡一人所创造, 它的形成集中体现了在德意志诸多学者的共同智慧。柏林洪堡大学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原则一, 研究与教学的统一;原则二, 学术自由, 即教与学的自由;原则三, 重视自由 (博雅) 教育。

原则一确立了学术研究在大学的重要地位。最早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大学必须重视学术研究的人是费希特。他认为:要使大学成为德意志文明的“皇冠”, 各学科领域都必须重视学术研究, 每个教师都必须成为从事研究的学者[4] (P.134) 。这一思想对柏林洪堡大学的办学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原则二强调学术自由, 包括学的自由与教的自由。“教与学的自由”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数百年来大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洪堡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阐明了保护这种自由对于大学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

原则三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使哲学院以及它所承担的自由 (博雅) 教育重新充满生气。正如卢比所说:“19世纪初大学改革最关键的时刻终于到了……这就是哲学院从高等院系尤其是神学和法学等院系的垄断下解放了出来”[5] (P.28-29) 。因为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大学哲学院的课程主要是“七艺” (它由两部分构成即“三学”逻辑、文法、修辞和“四科”算术、天文、几何、音乐) , 而且这些课程并没有被真正当回事[6] (P.9-10) , 所以柏林大学的改革使自由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提高了哲学院的地位, 废除了各学院之间的等级差别。

(二) 柏林洪堡大学的办学模式

洪堡大学延续了德国大学改革运动中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开创的新教育模式, 并将其发扬光大。1817年4月26日, 主要由施莱尔马赫负责起草的《大学章程》作为“永久章程”得到了国王的批准。《大学章程》为柏林洪堡大学的办学奠定了基本框架, 其主要内容包括[5] (P32-38) :

学院制。大学由学院构成, 即从中世纪大学沿袭下来的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学院, 各个学院地位平等。

教师等级制。教师由正教授、副教授和助教构成, 保留了传统的由正教授、副教授和助教所构成的三级结构模式。

教授会制。教授会成员为全体正教授, 大学内的所有事务皆由教授会决定。教授会享有很大权力, 比如, 校长的遴选、教授的选聘等。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15人组成的“评议会”, 部长的行政和财政代表被邀请出席所有评议会, 而且可以带秘书。这种局面体现了政府的强大影响力。

讲座制。按学科和专业设置若干讲座, 由正教授全权主持各个讲座。正教授是教授会的当然成员, 作为讲座教授享有很大特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 即大学由学院构成, 学院由若干讲座构成。正教授全权负责讲座内的一切事务。

利益商谈制。讲座教授与政府官员之间通过“讨价还价”即利益交涉确定讲座教授的待遇。每位正教授需要直接与州政府而不是与大学方面交涉, 定期就财政和物质方面的条件和待遇进行协商。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柏林大学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大学章程》为柏林大学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结构框架, 并且规范了其运行机制。[7]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 “柏林大学的建立不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而已, 而是创造了一种体现大学教育的新概念。”[8]

(三) 洪堡理念

洪堡的大学理念自始至终贯穿于柏林洪堡大学, 可以说柏林洪堡大学的理念是洪堡以及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的教育理想, 其主要内容分别为:

1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在洪堡的大学理念中, 大学首先应相对独立。此理念应分三点理解:一是大学应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不恰当的干扰, 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追求, 而不仅仅是成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二是国家对大学提供支持, 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各种弊端侵害大学的健全发展;三是大学对社会履行学术责任。洪堡这一理念和当时德国倡导的“国家服务于教育, 教育服务于理性的国家”的理念是相统一的。

2教学与研究统一

洪堡认为, 大学应承担两种责任, 一是对科学的探求, 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9] (P.77) 这双重责任的实现就是“由科学而达至修养”, 因此大学是从事科学的机构, 并非单纯的教育机构。

在洪堡的大学理念中, 大学的责任不只是知识的输出和科学的探索, 应是通过知识输出和科学探索, 促进创造性的思维和修养的完善。由此, 大学应实施通识教育, 而非单纯地解决职业问题。

三柏林洪堡大学的独特精神品质

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办之所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是由于当时德国正处于历史中最困难的时代, 并且德国内部也正处于关于大学存亡命运的关键时期。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办体现了与传统大学的区别, 崭新的大学观随之形成, 并迅速登上世界一流学府之位。在精神和理念上, 柏林洪堡大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成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 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10] (P.287) 。德国大学思想与洪堡模式逐渐传向世界, 使柏林洪堡大学无可争议的成为了世界大学的典范。

科学研究是柏林洪堡大学的立校之基。在19世纪之前, 科学研究并不属于大学的职能, 大学的作用仅局限于传授已有的传统文化。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职能是在柏林洪堡大学确立的, 其贡献者就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立人洪堡。他不赞成传统大学只将传授知识作为大学主要职能的行为, 并认为大学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真理, 因此科学研究应是排首位的。洪堡还率先提出大学的教学应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认为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取得的科研成果, 方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 唯有这种形式的教学才足以称得上是大学水平的教学。在洪堡思想的作用下, 柏林洪堡大学一经创办就展现出了与传统大学的不同。崇尚科学研究成为柏林洪堡大学的精神主旨, 新大学的校风也以“为科学而生活”为主流, 科学研究成为了教授不可推卸的职责, 甚至是首要职责。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柏林洪堡大学采用了讲座制;为激发深层次的研究, 重视习明纳 (Seminar) 方法;同时, 研究所制度有利的保证了教授研究的自由和学术权利。英国近代诗人、教育家, 评论家阿诺德教授曾公开发表言论认为, 德国大学的最高目的是“鼓励对研究和科学的热爱”, 其名言“法国大学缺乏自由, 英国大学缺乏科学, 而德国大学则兼而有之”被认为是对当时欧洲大学的客观描述。正是因为注重研究, 并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所以使得柏林洪堡大学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 就已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 并对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笔者认为在柏林洪堡大学成功的因素中, 其拥有优秀的校长和一流的学者也是不可忽视的特质。办好一流学府的诸多因素中, 究其根本, 人是重中之重。优秀的校长是大学成功的关键, 洪堡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办人, 在其担任普鲁士教育部长期间, 亲自参加筹办了柏林洪堡大学。虽然当大学开学之际, 他已离职, 但他所倡导的大学理念以及拟订的办学方针, 支配了柏林洪堡大学数十年以至更久。洪堡的名言“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新大学数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时至今朝, “洪堡理念”的精神内涵仍被德国大学所遵循。

四柏林洪堡大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研究柏林大学的教育理念及其在高等教育史上创造的奇迹, 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重视科研的教育意义, 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 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 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 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 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 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 那里就会有大学。”[11] (P.13) 但大学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是知识活动的场所, 它也是教育机构。大学作为学术组织而存在, 培养社会高级专门人才是其“原生功能”[12] (P.350) 。柏林洪堡大学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理念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就是在于它将研究融入在了教育的过程中, 使这一过程成为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在柏林洪堡大学, 学生并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 而是在教师指导下的真理的探究者。由此, 教学从机械的照本宣科转变为积极地研究探索等理性活动。

回望我国的大学发展历程, 值得肯定的是大学的科研职能在不断加强, 对科学文化发展的贡献也日渐增长, 但研究与教学的关系却渐行渐远, 如今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在我国大学并不少见, 有的大学甚至还出现了以科研任务冲抵教学任务的现象。这种状态无疑背离了科研与教学的内在一致性, 是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作祟, 这非但不利于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 并且也无利于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科学研究在丰富我们的理论的同时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成效也是显著的, 并且它在促进人才培养方面也有无可替代的教育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科研是重要的教育手段的理念, 需大力发展科研与教学相融合, 使科学研究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比如, 调整课程结构, 建立有利于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教学环境;为学生参与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上的便利和精神上的鼓励;建立完善的教学与科研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 实现教学与科研评价的综合化、一体化。

在高等教育改革已成为各国热点的今天, 作为成功大学的范例———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曾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潮流, 是许多大学学习的榜样, 时至今日, 柏林洪堡大学也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名校。从它的理念与精神中, 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 笔者认为其在教学自由的前提下, 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最值得借鉴的, 是我们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时必须着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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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的德国柏林墙 篇4

（2014年3月28日，柏林）

《 人民日报 》（2014年03月29日02 版）

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和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28日至30日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强调，双边关系发展富有成果，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高水平合作密切。双方决定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中德两国致力于定期就地区和全球政治、安全问题举行磋商。双方一致认为，继续深化中德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亚洲和欧洲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升福祉，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

一、中德两国视彼此为长期战略伙伴，双方已建立的政治互信使得两国政治高层能定期进行开放坦诚的意见交流。两国均视对方发展为互利合作的重大机遇。为深化互信，双方不断夯实由60多个政府间经常性对话合作机制构成的广泛合作基础。其中，2010年商定建立的定期政府磋商机制发挥着核心协调作用。2014年下半年在德国举行的下一轮政府磋商应为未来几年双方继续合作制定行动纲要。

二、中德两国认为，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形势构成错综复杂的挑战。中德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对和平和繁荣共同承担着重要责任。双方愿意在双边、多边以及中国和欧盟关系框架内深化外交和安全领域战略合作，更加积极参与解决地区与国际冲突。双方将就乌克兰、阿富汗、叙利亚等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密切沟通。双方欢迎在六国框架内就伊朗核问题开展建设性合作。鉴此，双方决定将现有的战略对话拓展为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两国将就国际和地区危机以及气候、环境、能源与资源安全、国际发展合作、粮食安全等全球挑战保持定期交流，在国际组织与机构中，尤其是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框架内

开展更紧密合作。

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之际，双方强调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相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双方致力于按照《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法和平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和冲突。双方欢迎扩大和深化欧洲一体化、亚洲区域合作，推动建设以更加公正、合理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德国欢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由此将为国际与地区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双方强调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德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四、双方愿加深对彼此发展道路的理解，增进政治互信。双方强调促进和保护人权与法治的意义，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在协商一致的关键和重点领域加强人权对话和法治国家对话。

五、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促进。德国欢迎中国加强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愿意在双边和欧盟层面与中国开展更紧密合作。中国赞赏德国为推进欧洲一体化、恢复欧元区金融政策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双方高度重视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密切中欧政治对话，致力于切实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双方致力于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顺利进行。依据《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成功签订目标高远且涵盖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的中欧投资协定，可为在可行性研究基础上，着眼长远就签订一项全面深入的自由贸易协定开启谈判铺平道路。

六、双方一致认为，改革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德国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将此视为两国合作的新机遇。

双方决定发展互利的创新伙伴关系，将在下轮政府磋商中予以细化。这一伙伴关系将进

一步促进“新四化”，即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在交通、电动汽车、高端制造业、能源、食品安全、清洁水和资源效率等领域的合作。双方欢迎中国决定担任2015年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合作伙伴国，这体现了双方在信息技术领域进行经济合作的意愿。

七、双方赞赏在气候变化和环保领域业已存在的密切的气候和环境伙伴关系，愿在空气净化、低碳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绿色消费领域加强合作。此外，双方将继续推动在提高能效和推广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八、中德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相互开放投资。双方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作为出口大国，中德两国重视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双方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它为世界自由贸易提供了稳定的法律框架。双方将继续致力于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双方将继续在国际工作组框架下就出口信贷开展对话。

双方一致同意，本着平等和对等的精神进一步扩大广泛的经济关系。双方将为在对方国家落户的中德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在参加政府招标方面。双方认为，公平的市场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企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争端，支持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支持开放、公正、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深化在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认可和标准化领域的合作，确保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

九、中德通过奉行负责任的经济和金融政策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关系的稳定作出贡献。两国愿加强财政金融领域协调，为改革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作出贡献。双方商定定期举行高级别财金对话。双方强调签署新的、现代化的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重要性。德方欢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双方欢迎中国人民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就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和结算安排签署备忘录。之后，将选择一家人民币清算行。

十、为加深相互理解，密切两国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双方高度重视教育领域合作、高校合作和大、中学生以及科研人员交流。应继续鼓励两国人民学习对方国家语言，这也是2013/2014中德语言年的重点。改善语言教师职业培训将持续促进该目标的实现。

为促进相互交流和旅游业发展，中德两国将为人员往来创造良好的框架条件，不断优化签证服务。德国欢迎中国在杜塞尔多夫新设总领馆。

反思历史的德国柏林墙 篇5

一、德国柏林音乐院校分科与培养方向

德国柏林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设置明晰、层次划分明确, 各种不同的从业方向都有不同的系部或专业来培养, 并且课程设置根据就业方向有明显的差别。

柏林音乐学院分为音乐表演系, 音乐教育系和音乐学系, 这三个系部的学生专业分科以及培养方向见下表: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 柏林音乐学院主要培养方向为专职音乐工作者、专职教师、职业学者三大类。

二、音乐教育系专业设置与培养方向

音乐教育系下设4门专业。分别是普通学院音乐教师专业, 专职音乐教师专业、爵士-摇滚及通俗音乐教师专业、音乐理论教师专业。

以上4门专业培养方向见下表: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 普通学院音乐教师专业与我们目前国内各大师范院校或者专业音乐院校里的师范系培养目标比较接近, 主要培养的是中小学的音乐教师。而专职音乐教师、爵士-摇滚及通俗音乐教师、音乐理论教师3门专业目前在国内尚未开设。

这3门专业其主要特点为专一针对性强。这类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将是某门专科的音乐教师, 即教授某门乐器演奏、声乐或作曲科目中的某一项 (和声、作品分析、复调、配器、视唱练耳等) 等单科科目。

在德国必须取得这项专业音乐教师文凭才可以在高校中教授这门专业。拿我个人举例说, 我于2009年获得柏林音乐学院手风琴表演硕士文凭, 我仅仅可以从事与表演相关的工作, 并不能参加音乐学院或者音乐学校等的手风琴教育工作;直到于2010年获得柏林音乐学院的手风琴专职音乐教师文凭, 这之后我才有权利在德国的高校或者音乐学校中教授手风琴, 但是在我获得其他科目的专职音乐教师文凭之前, 法律也只容许我教授手风琴。德国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 是让作为每一个从事音乐专业的教育工作者, 确保接受过该专业的教学法的系统培养。

三、专职音乐教师专业与表演专业的课程设置的对比

我于2004开始在柏林音乐学院同时攻读手风琴表演硕士与与手风琴专职教师硕士。通过我自己的攻读经历发现, 专职音乐教师专业是相当于表演专业来说毕业要求更高的学科。

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学分总数与比重不一样

表演专业总学分为120, 有舞台表演学分为58.5, 比重占近一半。其余为理论课程学分。专职音乐教师专业总学分为240, 表演类学分为88.5, 约占4分之一, 理论类学分为77.5, 约占4分之一, 剩下接近半数都为教学法与教学实践学分。

(二) 必修课程设置不一样

1) 表演专业必修。主专业4学期, 室内乐, 民歌或爵士音乐现代音乐, 音乐历史理论研究。2) 专职音乐教师专业必修课程。表演类课程组、音乐理论课程、音乐史课程组、多媒体音乐技能课程、初等音乐教育课程、音乐基础技能课程 (合唱打击乐即兴形体运动) 、音乐教育学原理课程、音乐教育学实践课程。

(三) 毕业要求不一样

从主专业来说表演专业毕业需要具备3场90分钟的不同的音乐会曲目的演奏能力。专职音乐教师专业毕业需要具备1场90分钟的不同的音乐会曲目的演奏能力, 从毕业论文要求来说, 表演专业需要写一篇30页的论文, 而专职音乐教师专业需要写一篇80页。因此,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专职音乐教师专业对比表演专业来说, 只是在主专业上毕业要求的难度降低一些, 减少一些类似舞台形象学等表演专业的课程, 除此之外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同科目的表演专业的课程, 在这以基础上额外增加比如教学法等三分之二左右关于教育学的针对性课程。因此毕业难度相对高很多。同样也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 在修同样的主专业的情况下, 如果能将专职音乐教师的课程完全修闭, 并且在主专业上达到表演专业的要求, 那么就可以在柏林音乐学院获得音乐表演与专职音乐教师的双学位。

四、专职音乐教师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

柏林音乐学院专职音乐教师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三大类:必修类、重点研究方向类和选修类。其中重点研究方向必须选择两个, 选修必须选择两个。见下表:

课程安排上, 柏林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是开放和多样的。大部分科目没有固定统一的教材, 也不限于只有一位教师任教。教师常常是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在课堂上与学生共同交流, 这样能够保证学生能不断接触到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教师往往推荐一些参考文献, 学生会根据兴趣而进行研究。课程也多以实践为主, 个别课、小组课、集体课分别用于不同的专业, 尤其是研讨课形式, 教师与学生轮流主讲, 学生可以自由讨论, 从而改变了以教师独揽课堂的模式。

就音乐教育学原理与实践课程来说, 德国柏林音乐学院设计了一整套丰富和具体的课程, 以培养专职音乐教师。以手风琴专职音乐教师硕士研究生课程为例, 学生除了学习手风琴专业以提高专业技艺之外, 针对学生未来的教育工作, 学校规定的教育学的课程有:手风琴教学法, 器乐教育心理学, 器乐教育学原理, 练琴方法, 教学实践。

学生在初级阶段首先学习的是器乐教育学原理、器乐教育心理学和练琴方法, 这些课程针对的是所有的器乐学生。主要学习和研究器乐教学中的共性与个性, 学习和了解各种器乐教学中比较著名几种的教学法、教学心理学以及练琴方法。在中级阶段, 手风琴学生将会和本专业的同学分在一起通过小组课的形式学习手风琴教学法, 由手风琴专业教师任教, 该课程针对性相当强, 具体学习在未来在手风琴专业的教学中将会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比如如何上第一节课、如何上群体课、如何选择教材、如何教学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等等, 为期为2个学期。通过学习, 学生基本上可以从理论上掌握如何有法可依的教学手风琴。在高级阶段, 学生将被分配到各地音乐学校中进行手风琴课的教学实践, 该课程为2学期。在第一学期主要进行的是观摩教学和理论知识指导, 实地观摩教师教学各年龄段的学生学习手风琴, 教师在每一个观摩课后讲解具体的教学目的和针对课堂中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具体解决方法。第二学期主要为教学实践, 学生开始在教师的指导下带课教学, 教学时间从10分钟逐渐变成全课程, 在课后教师对教学提出指导和纠正。

以上3个阶段都设立严格的考核制度, 学生只有通过考核才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经过这6学期的培养, 一个专职音乐教师专业的学生可以在毕业时候拥有直接上岗教学的能力, 教学规范而严谨, 严格执行了该专业教学法的传承和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统一了音乐专业教师的教学方法, 摆脱了音乐教学中过分的个性化以及无序的教学行为。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 德国高等师范教育开设的专职音乐教师专业, 是一门针对性极强的专业, 它为学生未来教学工作的专业进行的系统和科学的培养, 学生在毕业时通过国家等级考试获得专项的专业教师资格, 为德国的音乐教学的发展通过了师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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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的德国柏林墙 篇6

为保证大学改革的正常进行, 同时满足国家和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 德国出现了“减少国家控制”与“增加大学自我管理”的声音, 高等教育治理领域也产生了一种“新调控模式” (Das neue Steuerungsmodell, 简称为NSM) 。这种新模式反映了德国高等教育治理“去管制化”的新理念, 在传统治理模式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元素。

一、“新调控模式”与“高校目标合约”的出台

“新调控模式”最早出现在德国公共管理改革咨询机构KGSt 1992 年发布的报告当中2。该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通过目标进行管理”, 将传统“单线条”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管理周期” (Managementzyklus) , 详见下图:

传统调控模式(右)与新调控模式(左)图[1]

传统调控模式表现为预先规定指标, 对过程进行细节控制, 在计划指令与行动结果之间没有反馈关系, 是单线条的。在这种旧的调控模式中, 组织里缺乏自发的“学习”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方式的改善。相比之下, “新调控模式”则呈现了管理上的新特点, 其一是“通过目标进行管理”, 将责任下放, 加强各专业部门的决策权与自治权;其二是“对结果进行问责”, 建立汇报与评估机制, 使各专业部门将“行政过程”到“行政结果”视为一个“学习过程”, 且拥有更多的责任与自治空间, 因而这一模式具有“去管制化”的特色。

“新调控模式”首先运用于德国州政府的部门管理, 随后进入到政府对高校的治理当中,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扩大高校的机构自治, 放松人事与财务管理;二、扩大高校领导层权限, 实现专业化管理;三、在细节调控上实现“去管制化”, 即州政府与高校签订目标合约, 进行“合同管理” (Kontraktmanagement) 。[2]采取这一新的调控模式意味着重新定义政府对高校的干预方式, 表现为从传统的、官僚式的国家调控 (bürokratische staatliche Steuerung) 转变成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调控模式 (output- bzw. leistungsorientiertes Modell) 。[3]各联邦州在实践过程中均采用了相似的调控工具, 即“高校目标合约”。1首部“高校目标合约”出现在柏林州, 1997 年该州教育部分别与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以及柏林科技大学签订了为期4 年的合约 (Hochschulvertrag) 。类似合约随后在其余15 个联邦州相继推出。2目前, 德国还没有统一的合约模式, 其名称在各州也有所不同。[4]以首字母B开头的四个联邦州为例, 其合约详见下表。

按照合约对象与内容的不同, 可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共同合约+ 目标合约”组合。大多数联邦州采取该种模式。一方面, 州教育部和每所高校单独签订一份目标合约, 对各高校战略目标和发展重点进行规定, 比如结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等, 但并不涉及对高校的财政拨款, 3每所高校的目标合约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 政府还和所有高校共同签订一份合约, 从总体上对高校财政拨款进行规定, 包括该州高校的发展前景与重点。这类合约的名称不一, 比如下萨克森州为“创新合约” (Innovationspakt) 、北威州叫“质量合约” (Quali-t觟tspakt) 、拜恩州则为“创新盟约” (Innovationsbünd-nis) 。第二类则相对简单, 州教育部仅和每所高校单独签订一份“目标合约”。比如柏林州的合约一方面规定了该州高校财政拨款的总额, 并就本州高校发展总体目标和每所大学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又针对每所高校制定了单独的、具体的内容,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规定州教育部针对该所高校未来几年的财政拨款额度及拨付方式, 此类合约又被称为“合同式目标合约” (Vertragsfrmige Zielvereinbarung) 。[5]

尽管合约类型不同、时限不一, 但都有相似之处。从内容上看, 高校目标合约作为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文件, 涉及高校未来几年发展规划, 其基本组成部分为高校发展目标与财政拨款;从程序上看, 州教育部与各高校定期就合约内容展开谈判, 合约须由议会批准通过。下文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例, 在结合文本分析与访谈的基础上, 通过该目标合约以小见大, 观察并归纳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

二、“去管制化”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自1997 年签订以来, 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截至2013 年先后有5 个版本, 目前最新版本是期限为2010 至2013 年的合约。正如上文所言“, 高校目标合约”作为“新调控模式”下的治理工具, 其出现的背景为1990 年东西柏林统一以来州政府大幅削减高校财政支出。1996 年, 时任洪堡大学校长的Hans Meyer教授在面对新一轮高达1.96 亿马克的经费削减时, 提出与州教育部进行谈判, 并将谈判结果以合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要求州政府确保大学未来4 年财政拨款的稳定。[6]Meyer提议的合约即为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的原型。该版合约期限为1997 年至2000 年, 第二版合约期限为2001 年至2002 年, 基本延续了上一版内容;自第三版起, 每版合约都出现了较大改动。本文结合5 个版本合约归纳了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法律规范的“去国家化”、财政拨款的“绩效化”、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一) 法律规范的“去国家化”

德国大学既是公法团体, 也是国家机构, 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当中, 在组织建设与管理、决策权限等方面必须依据州教育法的规定, 同时在法律框架下制定大学章程进行自我管理。按照柏林州高教法第7 条规定, 高校改革是高校与上级国家机构的共同任务, 包括发展与试验新的职能结构、组织形式。1998 年以来, 柏林高教法在第7 条里增加了第7a条, 标题为“试验性条款” (Erprobungsklausel) , 规定负责高校的州政府部门可以根据高校的申请 (经校学术委员会商议、校董事会批准) 允许高校在固定期限内偏离部分条款, 1目的在于试验新的领导、组织以及财政拨款模式。“高校目标合约”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生, 为原本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处于上下级位置的政府与大学提供了更多的互动空间, 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协商问题, 探索高校调控的新模式。洪堡大学人事部部长Kressler先生也谈到, “如果没有试验性条款, 这个合约也会搁浅, 因为该条款改变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虽然前几版合约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与要求, 也没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该合约的法律性质, 但政府与大学依然按照合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直到2011 年, 柏林高教法才在第2 条 (高校法律地位) 后增加了第2a条, 标题为《柏林州与各高校的合约》, 规定州教育部应该定期与高校签订合约, 合约内容涉及高校未来发展的基本要求以及完成任务所需的财政拨款, 特别是科研与教学。由此, 该目标合约也具备了公法合同的性质, 大学借助合约谈判在既定的法律监督下获得了更多的行动空间, 而且可以根据改革需要偏离该州高教法的部分条款。这实际上是一种“受到法律认可的松绑”, 将国家权力下放到高校, 扩大高校自治权限, 使其自负责任, 在原有的法律监督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去国家化”的色彩。

(二) 财政拨款的“绩效化”

高校财政拨款体制是目标合约的核心内容, 也是高校与教育部谈判的重点, 毕竟该合约产生的重要背景是柏林州公共财政危机。结合5 版合约内容来看, 柏林州通过“高校目标合约”逐渐实现了从“与绩效相关的高校财政拨款体制”到“以绩效为基础的高校财政拨款体制”的转变。具体来讲, 以2002 年为节点, 柏林州开始实施“与绩效相关”的财政拨款模式, 从2002 年至2011 年, 高校绩效性财政经费占消费性财政拨款总额的比重从6%增至30%。其中, 2002 年至2005 年是准备期, 比重大小只增长了不到10 个百分点, 2005 年之后比重大幅增加, 2008 年已增至30%, 该比重一直保持至2011 年。1从2012 年起, 柏林州全面引入绩效型财政拨款体制, 高校绩效性财政经费比重占消费性财政拨款总额的2/3 左右, 详见下图:

其中, 基本财政拨款 (leistungsunabhngige Sockelfinanzierung) 占1/3 左右, 其余2/3 的经费分别按照教学、科研、多样性/ 平等、继续教育4 个绩效性指标进行拨付。“高校目标合约”反映了财政经费“绩效化”的趋势, 国家不再对高校财政的使用情况进行细节上的规定, 而是从拨款总额中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 根据高校完成绩效的状况进行“奖励或惩罚”, 目的是发挥财政拨款的激励作用, 在高校之间营造竞争的氛围, 这种拨款模式又被称为“价格模式” (Preismodell) , 高校也因此拥有了自我经营的前提条件。[8]

(三) 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除了法律手段和财政手段外, 政府的行政管理也是影响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方面。自德国统一以来, 柏林州面临三大危机, 即“财务危机”、“人事危机”以及“形象危机”, 政府于1994 年在行政管理领域实施了以“柏林行政现代化” (Berliner Verwaltungsmodernisierung) 为核心的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9]1994 年9 月这一改革方案首先在主管中学、职业教育和体育的政府部门以及内政部进行试点。自1996 年6 月以来, 该行政改革方案推广到了所有部门, 其目的在于通过目标合约实现“去中心化的专业部门责任和资源责任” (Dezentrale Fachund Ressourcenverantwortung) , 即将权力下放到各专业部门, 要求其自我管理、自负责任。对于高校而言, 一方面政府将人事与财务管理等权限下放, 另一方面也要求高校建立一系列自我管理机制。以2006/2009 年版柏林自由大学合约为例, 高校自我立强机制具体包括五个方面:1) 建立成本- 绩效结算体系及参数指标;2) 建设IT支持系统, 实现绩效水平和成本结构的透明化和可比较化;3) 引入“去中心化预算”, 强化院系的自我责任和绩效导向;4) 建立汇报机制, 柏林自由大学每年4 月30 日向教育部提交一份报告, 总结上一年的绩效情况, 绩效报告需要包括教学、科研、继续教育等方面的数据;5) 进行质量管理, 柏林自由大学与HIS公司合作, 收集基本数据, 用于分析院系专业的优劣。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 高校在行政管理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政府并未直接插手干预高校管理, 而是要求高校建立一套成本与绩效的控制与评估机制并定期履行汇报义务, 这一定程度体现了行政管理“去中心化”的趋势, 下属部门拥有了更多独立的“责任空间”。

三、结论与反思

本文围绕高等教育治理实践, 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中心, 从法律、财政以及行政管理三个方面总结了该州高校新调控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一是法律规范上的“去国家化”, 高校可以与政府展开谈判, 为高校自治提供了更多的行动空间;二是财政拨款的“绩效化”, 改变过去政府在高校财政拨款上的“细节管理”, 为高校自我经营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时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三是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亦即“行政现代化改革”, 通过增加高校自我管理能力使高校拥有更多责任空间与自治权限。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去管制化”一方面通过“高校目标合约”反映出来, 另一方面也通过该合约得以逐步实现, 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调控模式”在柏林州的具体实践。

这一模式在德国高等教育治理领域也引发了诸多讨论, 虽然所有联邦州都在高校与政府间采用了“合同式”的调控方式, 但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 对于目标合约的评价也各不相同, 涉及学术自由、高校自治、大学与政府关系等方面。比如, 有学者认为基于“谈判”的高校目标合约不能实现“去管制化”的目的。“高效目标合约”作为建立在政府与高校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协调性工具只能发挥有限作用, 如果只是大量引入诸如目标合约这样的协调性工具而不调整大的框架条件, 只可能造成消极的影响。[10]也有学者认为, 目标合约作为私营经济中常用的调控工具, 如果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 一般情况下会有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干扰。对于大学这类享有教学与科研自由的文化机构而言, 这类外来的调控工具则往往受到内部专家组织的反抗。大学这类组织的主要产物是知识, 它们掌握在专家手中, 当组织决策涉及到专业知识时, 专家的牢固地位和强硬立场会立刻展现出来, 反抗外来干预。[11]无论如何, 新调控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对德国高等教育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而高校目标合约既是政府与大学双方博弈的产物, 同时也调整了双方的关系, 体现了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去管制化”的新趋势, 一定程度反映了德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新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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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andberg Berit.Zielvereinbarungen Zwischen Staat und Hochschulen-ein Deregulierungsinstrument?In:Beitrge zur Hochschulforschung (IHF, Bayern) , 2003 (4)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