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阶段模型

四阶段模型（通用8篇）

四阶段模型 篇1

摘要：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驱动着企业纷纷从事逆向物流活动,也常常迫使企业做出内部实施还是外包逆向物流活动的决策选择。着重讨论逆向物流中返回产品再制造过程的外包,构建了一个由战略、风险、经济和运作层面构成的四阶段决策模型,为运营管理者做出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地位、战略上可靠和经济上可行的逆向物流外包决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综合性工具。

关键词：逆向物流,外包,再制造,核心竞争力,决策

近几年,由于人们对绿色环境的关注,一些国家和地区颁布了若干法规,强制性要求制造商回收自己制造的产品。例如,欧洲联盟推出了生命周期末汽车计划,要求制造商回收自2002年起制造的汽车车身。同时,由于逆向物流活动成本(约占物流总成本的4%,而物流成本约占美国经济的10%[1])巨大,对企业利润带来了显著的财务影响,使得企业纷纷从事逆向物流及其产品的再循环和再制造活动。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企业在实施逆向物流活动时都会面临如何以更环保更经济的方式处置返回品这样的问题。此外,一些制造商还面临内部实施还是外包逆向物流活动的决策。基于此,本文着重讨论返回品再制造逆向物流活动外包,构建了一个由战略、风险、经济和运作层面构成的四阶段决策模型,有助于决策者从4个方面分阶段依次对逆向物流外包决策做出评价,进而做出对企业竞争地位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企业良好运营、战略上可靠和经济上可行的合理决策。

1 逆向物流

逆向物流是一种包含了产品退回、物料替代、物品再利用、废弃处理、再处理、维修与再制造等流程的物流活动。一旦客户返回产品给零售商,产品就被运到测试地点进行检查,以确定返回产品价值最大化的最好策略。从未用过的新产品被重新分配给正向渠道再销售;再制造的产品在二级市场出售;没有重要价值的产品被废物再循环。某些再循环无需拆卸,而另一些再循环需要拆卸以便得到有用的零部件。

不同研究者持有的逆向物流看法不同。Blackburn等[2]认为大多数逆向物流的设计包括5个过程:产品收购(取得用户用过的产品)、逆向物流(把产品送到检查和分拣地点)、检查和处置(评估回收品的质量状况并决定重用形式)、再制造或翻新(产品恢复到其原来形式)和市场营销(为恢复产品建立二级市场)。这5个过程的任何一个都可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提供商。Fleischmann等[3]认为逆向物流由配送规划、库存管理、生产计划等构成。

逆向物流活动可以被视为如仓储这样的运作或“基本”活动,或者视为如再制造这样的战略或“增值”活动[4]。若“基本”活动外包在经济上可行就可以外包,而物流“增值”活动外包会面临很多问题。对企业有商业价值的增值活动,若妥善处理会增加企业价值,增强企业的竞争地位,否则可能损害企业的利润和其竞争地位。

鉴于这些活动能为当今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本文讨论逆向物流的战略和增值活动,尤其是再制造过程。Giuntini等[5]指出再制造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尚未开发的机会。此外,其研究显示成功地运营和良好地管理再制造过程会使下述主体受益:①工商企业:用于资本投资的成本减少;再制造产品的再营销是增加利润的企业战略。②消费者:以低于同类新产品30%~40%的价格发放订单;对质量良好的折扣产品有更多选择。③劳动力:实施再制造增强了劳动力的技能和提高了其满意度。④社会:能源消耗减少。再制造所需能源是从头开始制造产品的约15%;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商品生产的原料消费减少。

这些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再制造的重要性,也表明为原始设备制造商开发一个妥善管理再制造过程的决策模型的理论现实意义。再制造过程可以视为用过产品被恢复如新的一系列活动所组成。再制造的产品一般分两类: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再制造始于用过产品的收购,随后这些产品被拆解为零件以供检查,确定其是否可接受再利用,若可再利用,再利用的零件和一些新零部件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再造产品。再制造产品往往与新产品有同样的质量标准和性能特点[5]。

原始设备制造商从事再制造过程须具备的条件是:回收的产品生命周期长、回收的产品有二级市场和制造过程有经济收益。下述讨论是假设原始设备制造商已具备上述条件,所面临的决策是实行内部再制造还是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提供商。

2 外包

Arnold[6]把术语“外包”定义为一家企业从战略高度看待外部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加强其竞争地位。原始设备制造商把逆向物流活动外包给第三方的理由是:战略、运营和财务,如表1所示。

一个外包模型由3个要素构成:①外包主体:计划外包过程的企业;②外包对象:可能被外包的过程;③外包合作伙伴:外包活动可能的承包方。本文的外包主体是原始设备制造商,外包对象是再制造过程,外包合作伙伴是第三方物流提供商。

外包模型可能会考虑外包对象的战略重要性和财务问题。Arnold把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核心竞争力方法结合,构建了一个外包决策的综合模型,其中特异性水平被视为市场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其特异性是指资产和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如果没有巨大的额外成本,具有高特异性的商品和服务不能用于其它交易中。非常具体的活动由于通信和协议而产生非常高的市场交易成本,外包这些活动在经济上行不通,而外包特异性低的活动就成为首选。特异性低、有竞争优势或核心竞争力的活动不会被外包。

Arnold区分了核心活动(与企业生存有关)、关联核心活动(与核心活动直接有关)、支持核心活动(支持性活动)和一次性活动(一般可用性活动)。核心活动对竞争力的贡献度最高,一次性活动几乎没有贡献度。外包战略会随着活动对竞争力贡献的程度而变化。随着贡献度加大战略会从外部外包转移到内部外包甚至到内部制造。

3 物流外包决策模型

决策者可以依据流程所示的外包决策四阶段模型,从4个层面分析再制造外包决策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如图1所示。

3.1 战略层面

战略层面分析阶段检查外包再制造过程中遇到的战略问题。战略层面分析阶段始于核心竞争力检查。核心竞争力是指一家企业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活动。研究者采用不同标准确定作为核心竞争力的过程/活动,其中Arnold采用了活动的特异性水平。再制造过程是否为核心竞争力活动须满足下述几项标准:①活动是否需要高度专业技能;②活动是否对客户感知的最重要产品属性产生重要影响;③活动是否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市场提供潜在的机会;④活动是否对竞争对手来说难以复制;核心竞争力,如图2所示。

企业可以基于问题的肯定答案设置标准。例如,如果至少有3个“是”,该活动被认为是高度核心竞争力。如果有1个或2个“是”,该活动被认为是低度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是”,该活动被认为是外围活动。这里建议通过咨询企业和外部专家来确定判定标准。

高度核心竞争力为企业提供了长期的竞争优势,必须对其控制、投资和保护,因此应该在内部实行,没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类似于文献[6]的一次性活动的外围活动可以外包给第三方,这样就不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地位,但必须考虑其财务可行性。如果能便宜地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提供商,那么就在战略和财务上获得了双赢。如果外包成本超过内部执行的成本,再制造须在内部进行。

与文献[6]的关联核心活动和支持核心活动相似,低度核心竞争力是一些边缘活动,需进一步分析确定其适当的政策。这些边缘活动需从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评价,以确定其对组织成功的风险大小。

3.2 风险层面

风险层面分析阶段检查低度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的风险。这些活动不属于核心,但与核心有关。活动的风险是指活动对企业竞争地位的贡献度。贡献度越大的过程/活动,其风险也越大。对竞争地位的贡献度可通过诸如原始设备制造商对第三方物流提供商依赖的风险性或从逆向工程和拆卸所获知识的风险性等因素加以确定。

若原始设备制造商依赖第三方提供商的风险高,就有失去其竞争优势的风险。若从逆向工程获得的知识对设计师与外界分享来说有极高风险,那么该过程不能外包。如果上述条件都不存在,那么该过程被认为风险较低。不属于上述风险类别的过程被归于中度风险的活动。

由于组织把高风险活动外包给第三方所冒风险太大,从战略上说在企业内部实施有其合理性。风险非常低的活动可以毫不迟疑地外包给第三方。那些风险中等的活动是一些边缘性活动,可借助纵向整合或混合模式(合资企业,企业联盟)更好地处理。但在行动之前,需对其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3.3 经济层面

经济层面分析阶段是对外包再制造与内部再制造两者的成本进行比较。再制造过程的经济层面分析非常复杂,涉及诸如时间选择、数量、回收产品的质量等不确定性因素。本文提出了一个通用计算公式,估算产品生命周期中两种做法的每期等价成本,以用于比较和选择。

3.3.1 内部再制造的成本计算

估算再制造成本,除了需估算产品生命周期内回收产品的流量,还需估算再制造过程中的周期数。

每期再制造的产品数量由于必要的新投资使得单位产品的资本成本发生变化,产品数量的增大并伴随成本的降低还将影响第三方提供商的成本。这里假设产品回收比例为a,并在生产和返回之间存在一个提前期l。因此,t期(t=l+1,l+2,…,T,其中T为产品生命周期)内返回产品的数量为apt-l,其中pt-l是t-l期的生产率。

这里考虑的再制造方案是,回收的单位产品可拆卸为K个不同部件。部件可以是单个零件或界定明确的一组零件构成。不失一般性这里假设每个产品就是一个独立部件。拆卸后每个部件被放到其自己类型的库存中,而有缺陷的部件被发送到废旧部门,再依据企业相关要求进行处理。t期内储存的k(k=1,2,…,K)型有用部件的数量用mkt=bkapt-l(mkt≤pt-l,t=l+1,l+2,…,T)表示并且mtmin表示其中最小的库存量,其中bk表示k型部件中无缺陷的比例。

第一种再制造战略是再制造的产品仅使用回收部件,把余下的部件留到下一个周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完整的再制造产品的总量将等于mkt中的最小值mtmin。第二种再制造战略是补充足够的新部件,在同一周期使用所有回收部件,生产率是所有mkt中的最大值mtmax。本文采用第一种战略,再制造分mtmin批进行。显然,t+1期k型部件的库存水平为

与内部再制造相关的成本有固定和可变成本。单位产品t期再制造的成本为

其中:Ctu=第t期单位产品再制造成本;

mtmin=第t期产品再制造的数目;

Cv=由劳动力、库存运输、储备品、能源和其它成本构成的单位产品可变成本;

Cf=再制造过程的固定成本,通常由单期资本化投资和日常管理成本构成,是最大的再制造能力的函数。最大的再制造能力是mmax的一个函数,而mmax是T个周期中mtmin的最大值。

对固定投资成本、生产率pt、回收率a、提前期l和零部件无缺陷率bk估算后,接下来就能估算第t期内产品内部再制造的成本。利用这些成本估算值,就可以估算产品生命期内每期内部再制造的等价成本。企业用于估算的利率等于类似活动的最低报酬率。

3.3.2 外包再制造成本的计算

外包再制造过程给第三方涉及的相关成本有:信息成本、运输成本、价格(合同转包成本)和行政成本。这些成本由第三方提供商估算。原始设备制造商通常只了解第三方的单位再制造成本(C3UR),该成本可表示为下面的产品再制造量函数

其中:m1到mlim是再造产品数量的分界点,第三方提供商依据这些分界点报出单位再制造成本价格。一旦测算了每个周期再制造产品的数量,就可算出每周期再制造外包的成本。对产品生命周期间发生的成本进行测算就可基于企业的有吸引力的最低回报率推出每周期等价成本即外包成本。

3.3.3 成本比较

这里引入一个成本增量来比较这些成本。成本增量表示产品生命周期内部实施再制造和外包第三方实施时单位周期等价成本间的差额。

成本增量=内部再制造成本-再制造外包成本。如果成本增量大于零,外包实施再制造过程有益;如果成本增量小于零,内部实施再制造过程有益,经济评价结果将用于模型的最后阶段即运作层面的决策分析中以做出最终选择。

3.4 运作层面

风险层面分析和经济层面分析阶段相结合可以为运作层面的分析及其决策提供指导建议。这一步需结合图3所示的决定矩阵把风险分级与成本增量结合进行。成本增量大于或接近于零且风险小的活动(象限1)最有可能外包给第三方。

战略风险小而有内部成本优势的活动(象限2)就取决于内部成本节约的大小。如果节约不大,企业可能会考虑外包再制造过程,留下的资金/资产可用于支持其它内部再制造过程,如图3所示。

风险大而成本增量小于零的活动(象限6),对企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留在企业内部实施有成本优势。对风险极大而第三方实施便宜的活动(象限5),企业需谨慎对待,即便外包这些活动在经济上有益,也应该始终严格控制这些重要活动。因此,企业灵活选择第三方提供商非常关键,与第三方建立密切关系的外包可以保证企业对战略的控制。换句话说,这些活动需要企业与第三方从组织层面上安排而不仅仅是合同约定。与第三方提供商建立伙伴关系或密切关系将允许制造商从战略上控制服务提供商的绩效。

风险一般的活动的决策由财务决定。如果外包活动有成本优势(象限3),那么就外包给第三方,但制造商应对第三方提供商的绩效保持适度控制。对组织成功风险一般的活动对制造商来说,失去对其控制就可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因此,建议与第三方签订双边合同,而不只是协议。如果风险一般的活动(象限4)内部实施更经济就内部进行。这类活动内部实施有成本优势,但这里建议采用标杆管理来提高运营效率和成本节约。

4 结论

逆向物流活动的外包决策属于战略决策。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构建一个由战略、风险、经济和运作层面构成的四阶段决策模型,以帮助制造商对其物流政策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本文选择再制造过程说明模型的应用,但实际上该模型可用于逆向物流的任何活动。该模型始于战略层面分析,以确定外包逆向物流的活动(过程)在战略上是否合理。如果活动涉及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则没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活动在内部进行。确定为外围的逆向物流活动可外包予第三方。如果战略层面分析不能确定逆向物流活动是否为核心竞争力或外围的活动,则由其它几个层面的分析决定。对组织成功带来高风险的活动留在内部实施。另一方面,风险低的活动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提供商。该模型的经济层面分析阶段考虑了物流外包决策的财政可行性。总之,当企业无论出于何理由从事逆向物流业务时,常常面临核心竞争力的聚焦和权衡的挑战,而逆向物流外包尤其是再制造过程外包的决策是其挑战之一,而本文所建立的决策模型为物流运营管理者从战略可靠性和经济合理性的角度做出合理的最终外包选择提供了一个有益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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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RNOLD U.New dimensions of outsourcing:a combination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the core competencies concept[J].European Journal of Purchasing&Supply Management,2000,6(1):23-29.

现阶段极限运动休闲的需求模型 篇2

关键词：社会体育；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模型；山东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

中图分类号：G811.4；G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4-0027-04

A model of the current demand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ZHAO Yi-ying1，WANG Lei-ting2

（1.Department of Sports，Taishan College，Taian 271021，China；

2.Taishan Institute，Taishan College，Taian 27102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entertaining, exciting, challenging, nature valued and mass orientated, extreme sport is developing rapidly, becoming a new way of relaxation for modern people. Aiming at various factors currently affecting and restricting the demand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the author selected such two factors as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st for relaxation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By basing their research subject on State Forest Park at Culai Mountain in Shandong, a typical place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on the basis of acquiring data vi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by using SPSS (a statistic tool) and proving via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ordering, the authors performed some analyse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st for relaxa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leisure extreme sport; the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leisure extreme sport is rational and feasible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social sport；leisure extreme sport；model of demand；State Forest Park at Culai Mountain in Shandong

“极限运动休闲”一词应指广义的极限运动文化——关于极限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它的目的是通过极限运动文化途径宣泄紧张的情绪、消除身体的疲劳，获得超越感觉阈限的刺激，实现人与自然完美的融合[1]。因此，极限运动休闲是在极限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有旅游和健身特点的体育旅游新产品，极限运动休闲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挑战自然和挑战自我的需求，其参与性和体验性特别受到参加者的青睐，吸引了广大休闲者和体育爱好者，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运动推动了部分极限运动(extreme sports)项目的诞生，使早期的极限运动带有明显的青年叛逆文化特征[2]。然而随着美国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营造的“休闲时代”到来和美国青年文化的发展与转向，极限运动的叛逆特征也逐渐弱化，转向了以追求休闲娱乐、回归自然等为目的的多元价值取向[3]。1995年，ESPN(美国有线体育电视网)在美国罗德岛组织了第一届世界极限运动会，极限运动的发展拓宽到极限运动休闲旅游。以滑水和滑板为例，仅在美国，滑水爱好者目前就有110万之多，而滑板运动爱好者更是多达450万之众；从收视率来看，2003年夏季，观看极限游戏的观众较2001年增加了45%，美国已有67万个家庭固定观看ESPN播放的极限运动休闲节目[4]。

极限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许多大中小学，很多种类的极限运动项目得到广泛发展，如轮滑、滑板、定向越野、室内攀岩等。我国的营业性极限运动休闲场所已经有150多家，而各种群众性、自发性的漂流探险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各种项目的极限运动俱乐部如雨后春笋[5]。

目前，国内学者不乏对极限运动的概念、发展及分类等问题进行探讨，但鲜有关于影响极限运动休闲需求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本文将构建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并选取山东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极限运动休闲基地为对象进行研究。

1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的构建

1.1理论依据

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涉及的理论较广泛，本文选取运动心理学、社会学、体育经济学3个最直接相关的成熟理论作为基础理论[6]。

以前学者研究的需求模型主要是马斯洛需求模型、纳什需求模型和游憩需求强度模型。游憩需求强度模型认为，压力平衡论使人们的休闲需求不断上升，出游阻力相应减小，休闲需求强度和机会成本也成反比[7-8]。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以上3种需求层次模式都呈现金字塔型结构。由此，本文假设爱好者参加极限运动的程度——参与度、参加极限运动的费用——休闲成本与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呈正相关，参与度和极限运动休闲成本直接关联度较小，属于间接影响。

1.2休闲需求层次模型构建

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同现代社会的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营造的“消费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社会环境系统是极限运动休闲兴起和发展的动因，而自然环境系统是极限运动休闲兴起和发展的客体[1]，所以可以用异地性和休闲内容两个指标进行分类，将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划分为极限运动游憩、极限运动旅游、极限运动度假3层次。具体而言，极限运动游憩是指人们在居住地附近所从事不超过24 h极限运动休闲的现象；极限运动旅游是指休闲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极限运动项目和极限运动文化交流活动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总和。极限运动度假则是指参与者专门为进行永无止境的极限运动而离开居住地到异地旅行。由此，选取参与度和休闲成本两因素构建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图l)。

参与度是个人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极限运动休闲的次数和参与极限运动休闲项目的广泛性。根据休闲者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极限运动休闲的次数和参加极限运动休闲项目的形式确定参与度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级阶。图1显示：参与度、成本与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是从无到有，即角点(A0、B0)为0起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从尝试极限运动开始，爱好者处于极限运动参与的初级阶段(A0~A1)，他们在居住地附近进行极限运动休闲，即极限运动休闲者达到以极限运动游憩需求为主的层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参与度达到中级阶段(A1~A2)，极限运动休闲者在满足游憩需求基础上，将跃升到极限运动旅游的阶段；当参与度达到高级阶段(A2~A3)时，在实现游憩需求和旅游需求基础上，有机会实现以极限运动度假为主的休闲需求阶段。

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的选择还受到休闲成本的控制，因而极限运动游憩需求限制在四边形B1A0A3D，这时极限运动休闲成本处于低成本(B0~B1)。极限运动休闲旅游需求限制在四边形B1B2CD，此时极限运动休闲成本处于中成本(B1~B2)。极限运动休闲度假需求限制在三角形B2B3C。相比而言，极限运动休闲成本处于高成本，是休闲需求的最高层次。

1.3分析

1)参与度是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前提。

我们看到极限运动在我国的普及程度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参与人数比例还是太小，许多人对极限运动的参与还停留在欣赏阶段，并没有参与这项运动。有人认为是没有时间或资金不足，其实，我国居民33.78%的闲暇时间在电视屏幕前度过，进行极限运动的费用也相对较低。可见，影响人们进行极限运动休闲的主要因素并不是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一定的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极限运动休闲者需求量的增加和需求层次的提升，引入参与度因素定性分析比前两者更能直接反映极限运动休闲需求。

极限运动强调参与者的勇敢精神，追求战胜自我、战胜外界时所获得的愉悦感、刺激感、成就感。由于经常参加居住地附近的极限运动，随着对周围环境越来越熟悉而厌倦、运动技能的不断提高，休闲者从极限运动休闲游憩中得到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他们便开始追求更为强烈的刺激，从而获得所需要的感觉和唤醒。异地的地理环境和新颖的极限运动项目对休闲者的吸引力渐强，外出休闲动机越明显，心理渴望以外地极限运动休闲作为休闲需求晋级的目标。而且只有当参与度达到一定程度(A1~A2)时，才有寻求新的挑战，以求得良好感觉的心理倾向，此时，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就由游憩需求(B1A0A3D)上升到旅游需求(B1B2CD)，当休闲者参与度继续升级(A2~A3)、货币充足、时间合适时，休闲者的休闲方式更有可能再上升到以极限运动为主的度假需求层次(B2B3C)上。极限运动休闲的参与度是反映个人主观休闲偏好的表征，是把主观内容以客观可定量表现的客观尺度。

2)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与休闲成本呈正相关。

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的上升受到了休闲成本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某些专业极限运动项目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科技，参与者所需的装备和仪器，都需要以高科技为后盾。其次是极限运动休闲者需求层次的上升，相应地旅行费用、住宿费用及通讯费用等综合休闲成本也上升。需求层次的选择是极限运动休闲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决定的。目前极限运动度假属于专业性高档旅游消费，一些极限运动需要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如：滑翔、跳伞、热气球、滑水、潜水、冲浪、帆板等。因此，极限运动度假成本比兼有景点游览的极限运动旅游成本更高。

图l显示，受成本控制线和参与度控制线共同约束的极限运动游憩需求面积四边形B1A0A3D最大，表明一般情况下人们仅需在居住地附近进行便利实惠的极限运动游憩就可得到满足，如各种登山项目、水上项目等。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极限运动休闲者都会以距离较近的极限运动设施为主要的休闲地。对于参与度较高而收入高的休闲者，即使已经成为极限运动旅游者，也还是会把居住地极限运动设施作为主要休闲练习场所，代表游憩需求层次的四边形(B1A0A3D)中包括了休闲者参与度的3个阶段，因而游憩需求总量是最大的。此时极限运动游憩者愿意并有能力支付的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当价格高于期望值，即极限运动游憩成本达到上限值时(B1D)，消费者的需求就会被遏制，休闲者继续选择极限运动休闲游憩的方式寻求身心愉悦。

在极限运动旅游需求层次(B1B2CD)中，包括了休闲者参与度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从休闲者角度分析，需求量与需求成本成反比，也会产生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成本的上下限，而由于旅游者来自异地，需求成本中除了旅游景点的直接费用外，还包括长途交通费等旅行费用，因而极限运动旅游成本会高于极限运动游憩成本。根据边际替代率原理，当极限运动旅游需求受高价遏制时，为了保障自身总效用维持一定水平，极限运动休闲者会选择满足消费预算线和效用无差别曲线所辖范围内的其他休闲产品来替代极限运动休闲产品。从极限运动休闲基地经营者的角度分析，为了避免这种替代现象的频繁出现所导致极限运动休闲基地盈利锐减，经营者要推出符合市场期望的价格(B1~B2)，最后经过市场价值规律的微观调控，以达到供需平衡。

三角形(B2B3C)代表着极限运动休闲需求的最高层次，相应的参与度和休闲成本也处于最高阶段。相比游憩、旅游而言，极限运动度假需求量最小，但是，随着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和极限运动的经验和技能不断提高，有更多的参与者有机会融入大自然，向人类体能、意志、胆量挑战。

2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极限运动休闲需求

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泰安极限运动休闲发展的典型地区。从地质地貌看，徂徕山在地理构造上属鲁中泰沂山脉断块隆起山地，自泰莱平原拔地而起，气势雄伟，与泰山堪称“姊妹山”，森林覆盖率到79.6%以上，是山东省成立最早的国家森林公园之一。从水文气侯看，徂徕山地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光热资源丰富，形成了众多的泉、溪、瀑布等水文景观。从实践探索看，山东探索野外生存俱乐部从2000年开始在徂徕山进行野营穿越活动；以“回归自然，挑战极限”为主题的《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总体规划》于2000年12月通过专家评审，文本中规划设计了相应的极限休闲项目[9]。

在构建的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基础上，列举有可能影响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的诸多因素，设计了问卷调查表。对泰山户外运动协会、驻泰安高校师生极限运动爱好者、徂徕山极限运动休闲基地进行了调研，采用了随机抽样法进行，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88份。定量分析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首先进行信度分析Alpha=0.708 6，本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可以接受；而后将此数据导入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将筛选出来的因素进行了灰色关联度计算排序证明。

1)单因素方差分析。

具体计算步骤为在SPSS软件工具栏中Analyze/Compare/One-way ANOVA[10]，计算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年龄、月收入、职业、参与度、旅行次数和休闲成本对极限运动休闲频率都存在部分显著差异影响，这一结论与经验看法相一致。参与度、休闲成本和职业3个因素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表现出了较强的显著性影响，而年龄、性别、月收入和旅行次数诸因素则表现出的显著性影响较为次之；不同教育程度和旅行时间这两项因素的变动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

2)灰色关联度的排序证明。

徂徕山极限运动休闲系统内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运动性，可以看作是灰色系统，将SPSS软件筛选出的7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度的运算，求出各影响因素对与极限运动休闲频率的影响关联程度。经过Excel和灰色软件依据公式1、2等进行矩阵计算，采用均值化量纲1处理和加权修正公式[11]，所得结果见表1。

综合统计学和灰色关联度[12]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层次模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受参与度和休闲成本影响最大，休闲需求的发展状态与参与度、休闲成本的发展态势最接近，参与度和休闲成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极限运动休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参与度因素排在首位，说明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并非仅由个人的经济基础所决定，重要的是个人喜好和参与愿望。

(2)职业因素对极限运动休闲需求的关联度也较强。此结果部分说明了极限运动休闲需求受人们职业状况的影响相对较强。

(3)相比而言，旅行次数与极限运动休闲的关联度较大，原因可能为极限运动旅游、极限运动度假均牵涉到旅行，旅行次数多寡为极限运动旅游和极限运动度假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旅行次数丰富个人极限运动休闲的阅历，增加极限运动旅游和度假的机率。

(4)性别、年龄、收入均为人口学因素，三者排在旅行因素之后。旅行习惯属于后天积累形成的特性，称之为次生特性，与之相对的称为原生特性，如人口学因素。次生特性(旅行习惯等)比原生特性(性别、年龄等)更能决定极限运动休闲的频率，这说明极限运动休闲需求是可以后天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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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邓聚龙，灰色系统基本方法[M].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2-5.

四阶段模型 篇3

从芬克四阶段模型[2]来看, 虽然鞍钢事故在初期安全事故危机预警方面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排查手段, 致使这一事故本身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和严重性。而事故发生后, 由政府部门牵头对事故的起因、造成的印象以及后续处理和安全警示工作积极展开调查, 又使得这一危机在短期内得到妥善的处理, 巧妙地降低了危机的延续性, 进一步提升了对安全生产事故的遇见排查能力。

1 征兆阶段

无论是人为因素还是设备原因, 鞍钢事故发生之前已有细微变化。有行业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发生喷爆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在钢水浇铸过程中, 浇筑速度过快, 翻砂模内空气大量聚集[3]。”一位有多年铸件浇铸经验的企业人士则表示, 铸件浇铸到尾期是铸模内压力最高的阶段, 这时操作人员应远离模具, 做好防护。这个事故暴露了该企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浇铸过程中, 钢水遇到湿度大的腔体或者积水, 都是人为疏忽造成的。按照海恩法则原理,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 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翻阅《鞍钢集团公司201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章节可以看到, 2010年, 鞍钢全面开展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化、现场标准化和操作标准化创建工作, 成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小组。修订安全生产标准化制度216个, 编制安全生产标准化作业指导书9万多份, 并且在2010年排查给类安全隐患5095项, 及时整改5010项, 力度极大。然而, 据一名鞍钢内部人士讲, 这种管理仍然浮于纸面, 停留于形式。各种指导、标准纸张层层发来, 却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另一方面, 事故发生也是管理过程中人为的松懈造成的, 而基层工人身背各项考核, 产量、优品率、废渣率的压力, 为了争取好的业绩难免在实际操作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种种蛛丝马迹的变化并未引起管理层的注意, 致使量变转化为质变, 形成不可逆的实质危机。

2 发作阶段

20日23时30分, 鞍钢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铸钢厂铸造车间, 在浇铸一大型铸钢件接近结束时, 砂型型腔发生喷爆事故。事故发生前, 据在场工人冉明距回忆称:“钢水罐只有七八米远, 我看到钢水动了, 就转身往外跑, 刚跑两三步, 钢水就飞溅出来。随后咚的一声闷响, 我就回忆不起来是怎么跑出来的了, 身上着了火, 都忘了扑”。鞍钢重机铸钢厂生产副厂长裴兰科对本报记者表示, 事故发生时, 工人正在浇铸一个环状钢件, 使用的模具是一个外直径约10米的砂型, 砂型型腔内也装满了砂石, 中间留出一圈盛放钢水, 以便浇铸出环状。不料浇铸快要结束, 还剩下最后一些钢水即将倒入时, 砂型内部突发爆炸。由于钢水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 现场极为惨烈。车间内当时大概有40人, 其中当场死亡10人, 遗体被烧焦。另有3人失踪, 17人受伤。鞍山消防支队03中队大概在事故发生20分钟后赶到现场进行处置。辽宁省政府主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赵化明、鞍钢重机母公司鞍钢集团总经理张晓刚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21日凌晨, 鞍山市组织17名伤员全部进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救治。22日,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黄玉治率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

3 延续阶段

鞍钢事故第二天, 也就是2012年2月21日, 以央视为首的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播报。同时, 针对网友及群众对此次安全生产事故成因的质疑, 鞍钢方面紧急开通微博平台, 对质疑进行详细解答。随着媒体的介入, 鞍钢事故造成的影响和事故的主要成因浮出水面。事故发生后, 辽宁省省长陈政高作出批示, 对伤员进行全力救助, 做好善后工作。副省长赵化明于20日晚上已赶到现场。事故发生现场已经全部封闭, 安监部门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全面地调查和分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在2月23日的通报中公布了初步分析后的事故原因:由于型腔内部或底部残余水分过高, 钢水进入型腔后, 残余水分受热, 短时间内迅速膨胀, 造成砂型型腔喷爆。同时, 在详细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的阶段, 也提出了加强熔融金属作业安全管理的几点要求:要严格检测原砂含水量, 确保达到工艺要求;采用地坑造型时, 要了解地坑造型部位的水位, 以防浇铸时高温金属液体遇潮发生爆炸;要安排好排气孔道, 使铸型底部的气体能顺利排出型外;要定期对熔融金属罐 (包) 进行检查、检测、维修和保养, 并在确认烘干后方可使用。安监总局要求, 要认真查清事故原因, 查明事故性质, 认定事故责任, 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监督和管理责任的单位和人员, 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4]。

4 痊愈阶段

国家安监总局在对事故的总结中提出:要求各企业开展熔融金属作业专项治理工作, 完善熔融金属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要严格检测原砂含水量, 确保达到工艺要求;采用地坑造型时, 要了解地坑造型部位的水位, 以防浇注时高温金属液体遇潮发生爆炸;要安排好排气孔道, 使铸型底部的气体能顺利排出型外;要定期对熔融金属罐 (包) 进行检查、检测、维修和保养, 并在确认烘干后方可使用。在安全生产中, 要求各单位一是建立严格的生产运行制度, 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二是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三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四是各单位按照要求及时开展隐患排查, 并将事故教训、隐患排查情况于2012年2月28日前上报安全生产部[5]。

参考文献

[1]http://news.hexun.com/2012/angangsg/

[2]http://www.21lunwen.com/Newsviwe.asp?id=8322

[3]http://news.e23.cn/content/2012-02-22/2012022200435.html

[4]http://www.wzrb.com.cn/article352836show.html

新型分阶段真空预压模型试验研究 篇4

关键词：真空度,孔隙水压力,沉降,分阶段真空预压法,模型试验

0 引言

随着温州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 土地资源逐渐的变得紧张起来。利用滩涂或者直接围海造地的工程越来越多。温州的陆域海岸线长355公里, 海岛岸线长661公里, 滩涂资源面积97万余亩, 围垦造地的空间很大。建设沿海产业带, 基础在围垦, 潜力也在围垦, 这已经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新近出台的《温台沿海产业带发展规划温州市实施规划》中, 到2020年, 温州在建及即将开工建设的围垦项目将有33项、总面积374.3平方公里, 相当于温州目前建成区面积的两倍。随着围垦造地的深入推进, 将撑起沿海产业带发展的一片新天地。可见, 围垦造地工程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吹填土地基处理工程中广泛采用了真空负压排水固结技术[1,2,3], 然而长期工程实践表明, 对于我国围海造地高含水量吹填淤泥质土而言, 传统排水固结法地基处理效果极差, 无法满足工程建设对于地基强度及变形的要求, 导致工程事故频发 (图2) 。

究其原因, 在于围海造地吹填淤泥质土含水量极高, 初期阶段土颗粒处于悬浮、流动状态。由于土颗粒较细, 在排水固结过程中随水移动进入滤膜, 造成滤膜渗透性降低, 同时在排水体周边形成致密土柱, 导致土体径向渗透系数降低。以上原因导致排水体淤堵, 造成靠近排水体处土体强度较高, 排水体之间土体排水固结效果不佳。针对现存问题, 本文提出了阶段式真空预压法处理软土地基的模型试验, 通过深层真空度, 沉降量, 排水量, 孔隙水压力等参数与普通真空预压法的对比分析, 发现分层插板能够有效的使真空度传递给深层土体, 使之得到更好的加固。

1 模型试验方案

1.1 试验目的和具体内容

(1) 实验目的:探究如何使真空度能够更加有效的传递至下层土体。通过实验数据分析, 探究深层真空预压法对下层土体的加固效果。 (2) 实验的具体内容:在加固过程中实时记录土体不同位置处的真空度, 孔隙水压力、土层表面的累计沉降量以及出水量。停泵后分别检测两桶不同深度处土体的抗剪强度以及含水率实验数据及分析。

1.2 试验模型装置

本试验先后共做3组, 每组采用两个模型桶, 编号分别为1#和2#, 模型桶的直径d=60cm, 高度h=100cm, 吹填土的高度为90cm, 试验用土取自温州瓯江口灵昆岛围海造地现场。1#桶和2#桶的装置图如图3所示, 由模型桶、排水体系、真空射流泵和检测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孔压传感器埋设在距竖向排水板15cm, 距吹填土表面30cm和60cm处, 真空探头分别埋置在距竖向排水板15cm处, 距吹填土表面20cm、60cm处。

2 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2.1 含水率分析

从实验的开始到结束都伴随着排水, 可以说实验就是一个排水的过程, 因为土中的液态水分为结合水和自由水, 结合水是受电分子吸引力吸附在颗粒表面的土中水, 这种电分子水吸引力高达几千到几万个大气压, 使分子和土粒表面牢固地粘结在一起。我们用的真空预压法排水只有几十千帕, 根本无法破坏它们粘结在一起。所以只能对自由水进行抽取, 同时伴随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图4是含水率曲线。

图4中所分别有普通式和分段式两条曲线, 普通式是指用真空预压的常规方法处理后随着深度变化的含水率, 分段式是对吹填土进行二次处理的含水率曲线, 也是我们的一种创新手段, 结果得出二次处理的含水率比普通式的含水率底, 特别是随着深度的增加效果越明显, 我们对每个点取样深度为15、30、45、60、75、90cm, 每个阶段取3个样本, 我们所做的实验大概有4平米, 在该平面区9个点, 为了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每个阶段的含水率都去加权平均值。含水率下降体现出了吹填土的强度有所提高, 得出阶段式真空预压处理的吹填土的含水率要比普通式的底, 强度反则高。在密封膜上的大气压差随着深度的增加逐渐的减小, 呈一个倒三角形在递减, 随着深度的增加吹填土所受到的附加压力逐渐的减小, 排水量也随着减小, 所导致含水率随深度的增加也不断上升。

2.2 沉降曲线分析

随着排水的进行吹填土也跟随着沉降, 因为水在土中也占有一定量的体积, 水被排出后, 水在土中的体积减小再加上密封膜上面还有80k Pa的大气压差。导致吹填土会发生沉降, 吹填土的沉降分为瞬时沉降、固结沉降和后期沉降。这里主要是对吹填土的固结沉降进行分析。曲线图如图5。

在4平米的吹填土面分别取A、B、C、D、E进行测量沉降, 从图5中的曲线可以看出在真空预压的前期的沉降量很迅速, 是由于在处理的前期土中的自由水是为最多的时候, 密封性也比较好, 所以会出现大量的水被迅速排出导致吹填土也跟谁着沉降, 为了准确的测量沉降, 在沉降比较迅速的前期选择两个小时测一次, 在沉降达到150mm时, 迅速沉降的前期将接近尾声, 时间大概在两天左右即可, 此时是沉降的一个转折点, 由开始沉降曲线为比较陡峭变得比较平缓, 开始进入固结中期, 中期的日排水量要比初期少很多, 自然沉降也随着下降, 这是我们选择4小时测量一次沉降, 中期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同时也是很重要的阶段, 很多问题的出现也是中期, 比如:在前期的短时间内大量产生沉降, 在边界上的密封膜会出现漏气的情况, 引起真空度下降排水效率减慢, 所以在中期的时候得特别注意保持密封性良好。当沉降没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固结开始进入后期, 由图可以看出在后期沉降接近与水平线, 并且出水量也很少, 此时固结即将完成, 最终发现不同点的沉降量都不一样, 发现靠近排水板处的沉降量没其他点大, 经分析认为, 当在用真空泵抽水的时候, 水流会带动很多细小的土颗粒也跟随着流动并向排水板方向移动靠近。在排水板的外围还有一层过滤层, 只有水流通过土颗粒无法通过, 土颗粒就停留在排水板的周围, 随着实验的进行积累的土颗粒额就越来越多, 充当了一部分被排出水的体积, 使排水板附近土颗粒变得更加密实, 结果导致排水板周围的吹填土沉降量低于其他部位, 为了更准确得到整个被处理面的沉降量, 分别在不同的部位一共布置了5个点, 最后取得他们的平均值作为沉降量的参考数据。

2.3 十字剪切曲线分析

吹填土处理得是否达到一定的承载能力, 主要是通过十字剪切强度来进行换算得到吹填土的有效强度, 最终得出处理后的吹填土能承载多重的荷载, 机械才能进入施工场地进行施工, 十字剪切曲线如图6。

分别是用普通式和分段式进行处理后得出的结果对比, 普通式就是利用老式的方法处理, 分段式就是对吹填土进行二次处理, 从含水率的曲线可以得出普通式的含水率比分段式高, 在该图充分的反应了在同样处理条件下含水率低抗剪强度反则高, 二次处理对中期的排水建立了有利的条件, 进一步的充分排水, 则对吹填土的二次处理后的强度比普通式的高。测量十字剪切强度的流程与测量含水率的相似, 分别在A、B、C、D、E附近取一个比较理想的点进行抗剪测量, 每个点随深度增加分别对15cm、30cm、45cm、60cm、75cm、90cm分阶段测量, 图中的分段式剪切强度曲线是对A、B、C、D、E点取平均值所描述。不同点的抗剪强度都不一样, 实验发现在排水板附近的抗剪强度比其他点的要大一点, 经分析应该是由于当在用真空泵抽水的时候, 水流会带动很多细小的土颗粒也跟随着流动并向排水板方向移动靠近。在排水板的外围还有一层过滤层, 只有水流通过土颗粒无法通过, 土颗粒就停留在排水板的周围, 随着实验的进行积累的土颗粒额就越来越多, 充当了一部分被排出水的体积, 使排水板附近土颗粒变得更加密实, 导致强度较高。同一个点随着深度的增加抗剪强度也不要, 经分析认为是由于在密封膜上的大气压差随着深度的增加逐渐的减小, 呈一个倒三角形在递减, 随着深度的增加吹填土所受到的附加压力逐渐的减小, 排出水的量也自然也随着减少, 所以随着深度的增加抗剪强度也在递减。

3 结论

通过本文设计的阶段真空预压法对吹填土的室内试验方案, 研究如何使深层土体的到更好的加固, 根据试验过程和数据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

(1) 采用阶段式真空预压法相当于使土体进行二次固结, 即经过抽真空使土骨架成型之后, 再次进行真空预压固结, 这样可以减弱土颗粒的移动, 防止排水板堵塞, 保证真空预压效果; (2) 阶段式真空预压法能够使深层土体的真空度、孔隙水压力的发展速度较快, 十字板剪切强度较高, 含水率下降明显, 能够较为均匀的加固土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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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苑晓青.新型真空预压法室内模拟实验与沉降的预测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13.

多阶段风险投资的声誉激励模型 篇5

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是风险资本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方。理性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决策常常很谨慎, 对投资项目百里挑一, 并且对于选中的企业也会采取分阶段投资的方式向风险企业注入资金。创业企业家需要在多个阶段的投资博弈过程中取得投资家的信任, 持续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在风险资本运作阶段, 由于风险企业家掌握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 比如说能力、努力程度、自己开发的技术等, 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将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问题, 影响着风险投资的最终结果。

实际上“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交易过程中。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多阶段投资过程在实质上也是一种交易过程:风险企业家以自己的能力与想法为交易物, 吸引风险投资家来投资, 通过企业家的努力工作最终达到合作共赢的结局。对于这个问题, 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通过设立契约合同来激励参与主体努力工作。然而契约设计有时会受一定条件限制, 而且存在设立成本的问题。当无法设立条件契约或条件契约的成本过高时, 信誉机制则是解决交易中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运用信誉机制解决风险投资中“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张道宏和张贺 (2006) 运用一个简化了的单边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 研究了声誉机制下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合作的内在激励效应;金永红 (2007) 则将声誉模型运用于风险资本的筹集阶段, 即风险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之间的博弈, 认为风险资本家在受声誉影响阶段的努力程度要严格大于不受声誉影响阶段的努力程度, 并且受影响的时期越长, 声誉对风险资本家的激励作用越大, 努力程度也会越高;张莉 (2010) 运用KMRW声誉模型研究得出:在多阶段的风险资本运作过程中, 无论风险企业属于风险较高或者风险较低类型, 维护良好的声誉都非常重要, 合作行为是风险企业家获得后续发展资金的最优选择。

学者们对风险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是站在风险投资家的角度, 着力研究风险投资协议达成后的风险规避与激励机制, 忽略了投资前项目筛选过程中企业家的选择问题, 即着重突出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而轻视了“逆向选择”问题, 并由此而产生了对“信誉”理解的偏差, 认为“企业家信誉”即企业家的工作的行动水平。实际上“企业家信誉”应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企业家的行动水平——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企业家的能力水平——面临逆向选择的问题。

本文将运用卖方信誉理论 (Seller Repution) 综合研究多阶段风险投资过程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信誉激励模型的基本原理与假设;第三部分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时情况 (即只存在逆向选择问题) ;第四部分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未知的情况 (即只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第五部分是综合模型, 讨论同时存在企业家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均未知的情况。

二、基本模型与假设

对于多阶段的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家选择在不同时段与风险企业家进行投资交易。在某个特定的时段, 他们之间只进行一次投资交易, 交易的结果只有成功或失败, 对风险投资家来说, 交易成功则价值为1, 交易失败则价值为0;风险投资家只能在投资交易发生后观察风险企业家的信息, 交易最终的结果 (交易成功的概率) 完全取决于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

假设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处于“好” (good) 与“坏” (bad) 之间, 即θ∈[b, g], 其中0≤b≤g≤1。记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在投资交易tth时段的能力水平为“好”的可信度为μt, 在这里μt是影响风险企业家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

投资交易结果还取决于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我们假设e为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 e∈[e, 1], 且e>0。另外, 我们假定风险企业家行动的成本函数c (e) 为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c'>0, c''>0) , 且c' (e) =0。假设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都是风险中性, 都寻求在折现率为δ时最大化自己的现值。

假设市场中仅有一个风险企业家, 且风险投资家进出市场成本为0。投资交易按照如下规则进行:首先风险投资家决定第一阶段的风险投资价格p是否能接受, 如果能够接受则风险投资家向风险企业家支付p, 同时风险企业家选择自己的行动水平e, 则投资交易成功的概率为eθ (如果不接受则交易失败) 。其次, 市场中潜在的其他风险投资家通过观察上述交易的结果来更新自己对风险企业家为“好”的信度μt (μ0>0) 。

在给定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θ的情况下, 社会福利最大化即:

由最优化条件有:θ=c' (eθ*) 。

三、能力未知模型

这里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时情况 (即只存在逆向选择问题) 。此时, 风险企业家没有行动水平的选择, 因此我们设定e=1。交易成功的概率仅由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决定。风险投资家通过观察以往交易的结果来判断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

“好”的风险企业家将比“坏”的风险企业家具有更高的交易成功率, 因此0≤b

同样, 在第一时段交易失败的情况下, 风险投资家的信度函数为:

(一) “最好最坏”效应

将式 (2) 、式 (3) 进行循环迭代可以得到更一般的情况:

当投资交易不断进行, 即当t→∞时, μt→1或μt→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理论上只要交易进行的次数足够多, 风险投资家最后总能判别出风险企业家的最终能力水平, 即认为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为“最好”, 或为“最坏”, 称为“最好最坏”效应。然而实际情况中, 风险投资家并不会无限制的投资下去 (特别是在之前交易失败的情况下) , 因此风险投资家常常不能准确地掌握到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而及早地退出了投资市场。

(二) “最初交易”效应

另外一个影响投资交易结果的因素是交易价格p。很明显, 如果p>g, 则交易期望值Eθ=μg+ (1-μ) b

在实际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bp, 即:

现考虑μ0=μ+ε, ε>0为微小增量, 但足以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假设在第一时间段的交易中, 由于某些原因交易最终失败了, 由式 (1) 中我们得到下一个时段的信度μ1 (μ0, F) , 由于ε极小, 所以μ1 (μ0, F) <μ, 此时风险投资家将不会选择在此投资价格下进行投资。因此, 首次交易的失败有可能造成风险投资家声誉被低估而最终被意外淘汰的悲惨结局, 称为“最初交易”效应。

四、行动隐藏模型

这里讨论只存在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未知的情况 (即只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此时, 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已知, 即b=g (或μ0=1) 。风险投资家不能观察到风险企业家的行动水平, 只能预期他将付出一定水平的行动;而风险企业家的行动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所以若无任何激励, 他只愿意选择低的行动水平。

倘若投资交易仅为一个阶段, 很明显交易的结果将是风险投资家拒绝投资, 他可以准确预期到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仅为最低水平e, 因为此时风险企业家没有付出更多行动的激励。

我们考虑一个无限次的投资交易。假设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水平为g, 行动水平为≡e>e, 某一阶段交易收益为V, 则有:

风险企业家要选择最优的行动水平以达到博弈的均衡解, 即要最大化V, 由式 (7) 可得:

同时, 要使风险投资家愿意在价格p进行投资, 还需要满足p≤≡e g。

由式 (8) 可知, V是p、δ和g的增函数, 且c''>0, ≡e也是p、δ和g的增函数。因此, 当δ和g增加时, 投资收益V和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e都会增加。

风险企业家的行动存在惰性 (即风险企业家有采取较低的行动水平的行为) , 有以下三点理由:

1.上述的均衡解并非唯一, 还存在其他的均衡解。对于重复博弈模型而言, 风险投资家不投资, 风险企业家采取最低水平的行动也是一均衡解。

2.即使风险投资家让风险企业家赚取最大的剩余价值 (即:p=≡e g) , 也不能保证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有效。例如, 如果δ接近0, 那么行动水平接近e;如果δ接近1, 那么存在诸多行动水平可以保证博弈的均衡, 此时如果g再足够接近1的话, 会出现比e*g更高的行动水平。

3.风险企业家行动水平大于的必要条件是。

五、综合模型

在实际中, 风险投资家面临着的是风险企业家能力和行动均未知的情形。

假设风险企业家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 而风险投资家并不知晓。考虑一个二阶段的交易模型,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不存在未来预期回报, 风险企业家将采取最低的行动水平e。风险投资家认为不同能力水平的企业家将采取不同水平的行动, 即“good”的企业家的行动水平为□eg, “bad”的企业家的行动水平为□eb。因此可以得到交易第一阶段的价格函数:

第一阶段交易结束后, 风险投资家对企业家信誉的信度函数按Bayes公式更新为:

所以第二阶段的投资交易价格为:

1.能力与行动的互补性。对于能力水平为θ的风险企业家而言, 其期望效用为:

由极大化条件得:

由式 (16) 可知, 行动水平□eθ为折现因子δ和能力水平差异 (g-b) (即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能力判断的不确定性) 的增函数。

对企业家能力水平判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风险投资家逆向选择的难度, 但是却能使企业家更为努力地工作。对于投资交易的最终收益而言, 企业家的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存在着互补性。

2.模仿路径。企业家总是期望风险投资家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属于“good”的一类, 并且努力试图让投资家们相信这一点。

我们设定市场中有两个风险企业家, 一个是“good”的类型G, 另一个是“bad”的类型B。G总是会付出较高的行动水平, 以获得每次交易的成功;B会模仿G的类型并灵活选择每个交易阶段的行动水平, 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考虑一个两阶段的交易博弈。我们设定g=b=1, eg=1, eb=0。此时G类型在交易过程中一直会成功, 即p2F=μ1F=0, B模仿G的类型, 并让风险投资家认为他是“good”的类型, 也取得了交易的成功, 我们有:

由极大化条件得:

由分析可知, B的行动水平随折现因子δ和风险投资家的初始信度μ0的增加而增大。

随着投资交易次数的增加, 如果c' (1) <∞, δ→1, 那么B将选择□eb→1的行动水平, 这样B就可以一直模仿成G的类型而不被风险投资家发现, 信息的不确定性也就可以永久地保持下去。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完美的市场信息的条件 (即g=b=1) 并不存在, 当时b=g<1, 就不能保证B在交易的每个时期都有激励采取□ebt=1的行动水平去模仿成G的类型。因为b=g<1, 即使在t阶段之前所有交易都成功的前提下, 对于下一阶段交易结果的判断也不会一定成功, 这样的话风险企业家就没有必要花去高额的代价采取□ebt=1的行动水平了。但是总的来说, 声誉效应会促使风险企业家在交易的初期阶段付出较大的行动水平以尽可能完美地模仿G类型。

六、总结

企业家信誉包括企业家能力水平和行动水平两个方面的内涵。研究能力水平对风险投资过程的影响是为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 本文的第三部分作了这个方面的分析, 指出了风险投资过程中的“最好最坏效应”与“最初交易效应”;研究行动水平对投资过程的影响是为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 本文的第四部分作了这个方面的论述。第五部分将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与行动水平未知综合起来研究, 指出企业家能力与行动存在互补性, 同时也分析了“bad”类型企业家模仿“good”类型以取得更大利益的行动路径。本文所做研究属理论研究, 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当然文中观点还需要通过实例验证, 这是本文不足之处。

摘要：多阶段风险投资过程中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在构建声誉激励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单独分析企业家能力水平对风险投资过程的影响, 给出风险投资过程中的“最好最坏效应”与“最初交易效应”, 并且还通过单独分析行动水平的影响, 得出企业家行动存在惰性的结论。文章最后将企业家能力水平未知与行动水平未知综合起来研究, 指出企业家能力与行动存在互补性, 同时也分析了“bad”类型企业家模仿“good”类型以取得更大利益的行动路径。

关键词：风险投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声誉激励模型

参考文献

[1].张道宏, 张贺.基于声誉机制的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博弈分析.税务与经济, 2006;3

[2].金永红.风险投资机构运作机制与风险管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3].张莉.多阶段风险投资的声誉激励效应.会计之友, 2010;11

四阶段模型 篇6

动态因果模型[1 - 4]DCM是通过不同的成像技术推断在神经元水平下脑活动的通用框架, 是一种进行功能整合的有效方法。在过去的几年中, DCM作为一种估计有效连接[5]的方法应用到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的处理上, 在影像学中获得了很快的普及[6]。传统的DCM建模基于先验指导, 然而最优的DCM模型很可能存在于先验指导之外的模型空间中。

1975 年Holland教授首次提出了遗传算法[7]的思想, 并吸引了大批的研究者。遗传算法提供了一种求解复杂系统优化问题的通用框架, 它不依赖于问题的具体领域, 对问题求解的范围有很强的适应性[8]。遗传算法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函数优化、组合优化、生产调度、自动控制、机器人学、图像处理、人工生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8]。启动遗传算法的要素包括问题的解决方案集合 ( 种群) 以及适应性函数。适应性函数用来评估解决方案的优异程度, 然后通过选择方法决定个体是被丢弃或者遗传给下一代, 通过交叉和变异用来产生新个体: 变异是对群体中的个体串的某些基因座上的基因值作变动, 交叉是把两个父代个体的部分结构加以替换重组而生成新个体的操作。

近年来M. Pyka[9]等人首次将遗传算法应用于DCM寻优问题, 把整个DCM空间作为解空间, 摒弃了先验模型的指导, 并验证了该方法在DCM模型搜索中是适用的。M. Pyka的遗传算法设计没有局限于局部最优, 但是较大的变异幅度导致该算法在后期搜索聚集到全局最优[10]后, 对全局最优空间的搜索并不高效。本文针对该缺陷提出了两阶段遗传算法来进行DCM优化求解。

1 基础理论

1. 1 DCM简介

DCM是一种基于非线性神经系统的模型。DCM采用双线性微分方程组来近似描述, 利用贝叶斯模型估计[11]来估计模型各生理参数。

在DCM中假设激活区的数量为N, 这N个激活区神经元活动随时间的变化率可以描述为一个多变量的微分方程, 如下:

式中t为时间变量, 单位为s; zt为状态变量; m为刺激输入的数量, ut为刺激输入的时间函数。因变量dzt/ dt与zt和ut的乘积呈线性关系, 所以上式所描述的是一个双线性模型。表达式中A、Bj和C为常数矩阵, 它们分别为内连接矩阵、双线性连接矩阵和驱动输入矩阵。其中矩阵A表示各激活区的内在连接, 即没有刺激输入的情况下各激活区间的有效连接。矩阵Bj表示第j个刺激输入对激活区之间的有效连接的作用。矩阵C表示刺激输入对激活区的作用。

本文将遗传算法应用到动态因果模型的模型寻优中, 将动态因果模型中的内连接、驱动输入、双线性连接的连接矩阵作为遗传信息并编码转化为遗传因子, 并用软件SPM8 中自带的贝叶斯模型选择作为筛选功能。

1. 2 贝叶斯模型选择原理

贝叶斯模型选择是针对模型决策统计的一个基本方法。其原理为在给定的样本和相关参数下, 求得后验概率最大的模型。假设给定的样本为D, 则模型M的先验概率与似然函数的乘积是与模型M的后验概率成比例的。假设模型先验分布为P ( M) , 则贝叶斯模型选择等同于下面的优化问题:

其中P ( M) 可以根据专家的知识和样本的信息来适当选取。当先验信息不存在的情况下, 可以采用贝叶斯假设将P ( M) 看作均匀分布。这时贝叶斯模型选择进一步简化为下面的优化问题:

2 经典遗传算法优化求解DCM

遗传算法DCM求解步骤包括:

( 1) 随机产生初始个体: 随机产生连接矩阵A、B和C, 并将A、B和C连接矩阵信息编码为二进制染色体;

( 2) 产生4 个个体启动循环: 用改变 ( 1) 产生染色体的八个随机的二进制位来产生其他3 个不同的个体。将4 个个体作为启动遗传算法启动基因, 循环标志初始化: i = 1, 开始循环;

( 3) 产生种群: 由4 个个体交叉和突变来产生其他16 个个体, 这20 个个体组成一个种群。具体步骤为: 从4 个个体中随机选取两个, 并随机产生这两个个体染色体的交叉点, 在该交叉点处将这两个个体的染色体进行置换。对新生成的个体以0. 5 的概率[9]来选择是否发生突变 ( 改变染色体中随机选择的n位, 其中n为2 到8 之间的一个随机整数) 。由于矩阵B是刺激作用于内连接的连接矩阵, 即矩阵B的配置依据于矩阵A, 所以我们根据矩阵A中的内连接去掉矩阵B中的无效刺激, 此外, 还要检查生成的个体是否与本代或者其他代重复, 如果重复那么放弃该个体, 并用上面算法重新生成个体。按以上方法执行16 次, 产生的16 个新个体与4 个父代个体组成一个种群;

( 4) 择优: 将20 个个体中的信息转化为DCM。用SPM8 软件对DCM进行模型估计, 然后用贝叶斯模型选择将这20 个DCM按优异程度进行排序。i = i + 1, 当i < 50 时, 选择排名前四位的4 个个体, 继续执行步骤 ( 3) , 否则执行步骤 ( 5) ;

( 5) 找出排名最高的个体, 终止程序。

经典遗传算法为了避免寻优限于局部最优, 所以设置的变异幅度比较大, 这样可能造成遗传算法聚集到全局最优后, 搜索效率不高。所以本文提出两阶段遗传算法进行DCM优化求解。

3 设计两阶段遗传算法优化求解DCM

两阶段遗传算法DCM优化求解将优化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为经典遗传算法DCM寻优阶段, 该阶段使用的是经典遗传算法, 根据以往实验的经验设置最大进化代数为30, 使遗传算法聚集到全局最优。后阶段为自适应遗传算法DCM寻优阶段, 该阶段采用自适应遗传算法, 设置最大进化代数为20。

自适应遗传算法是将经典遗传算法步骤 ( 3) 中的遗传概率和变异幅度分别与本次迭代中的模型的负自由能和模型编码后的海明距离相联系, 负自由能是指SPM贝叶斯模型选择软件针对模型进行拉普拉斯逼近求解的过程中所给出的判别模型相对优异程度的依据, 而贝叶斯模型选择是指利用贝叶斯理论在给定的数据样本和相关参数信息的条件下, 寻求具有最大后验概率的模型, 海明距离是指两个二进制向量之间的不同位的个数。其具体做法如下:

( 1) 选择用于交叉的两个个体的做法为: 四个个体中优异程度排序为x、y的两个个体以Pxy的概率被选中, Pxy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Mk表示把遗传算法上一代运行产生的20 个个体按优异程度进行排序后, 第k个个体染色体对应的DCM模型, F ( Mk) 为模型Mk的负自由能。

( 2) 排序为x、y的个体交叉产生的新个体以0. 5 的概率进行变异。变异的具体做法为: 首先等概率随机生成一个1 到H之间的正整数N, 然后在新生成个体的染色体中随机选择N个二进制位进行变异, 其中H的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Ham ( x, y) 表示个体x、y的染色体之间的海明距离。式 ( 1) 表明让优秀的个体组合以高概率参与变异; 式 ( 2) 表明变异幅度会随着结果的收敛而逐渐变小, 这样有利于在最大可能的模型空间发挥出更高效率的搜索。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4. 1 实验数据

本实验采用互联网上提供的一组真实数据集[12] ( http: / /www. fil. ion. ucl. ac. uk / spm / data / attention / , 由Büchel and Friston提供) 作为实验数据, 这组数据来自于研究心理、注意对视觉通路影响的试验。该实验由Photic、Motion和Attention三个刺激输入构成, 这三个输入分别代表所有不同性质的光点、运动光点、加入注意成分的运动光点。实验提取了四个激活区, 分别为: 初级视皮层 ( V1) 、视觉运动区 ( V5) 、额下回 ( IFG) 与上顶叶皮层 ( SPC) 。

这组数据建立的DCM模型包含4 个激活区和3 个外部刺激。内连接矩阵A由16 ( 4 × 4) 个二进制位组成, 其中矩阵A的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代表自我抑制连接是默认存在的, 则在这16位中不确定的二进制位为12 位, 因此矩阵A转码为染色体的有效位为12 个。双线性连接矩阵B的配置受内连接矩阵A的影响, 所以矩阵B转码染色体中的有效位数和矩阵A的配置有关。而刺激输入矩阵C是一个4 × 3 的矩阵, 矩阵C转码为染色体的有效位为12 个。

4. 2 实验分析

1) 实验方法

本文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比较经典遗传算法DCM寻优与两阶段遗传算法DCM寻优的优劣:

( 1) 比较两种算法得到的全局最优解及其求解稳定性。

( 2) 比较每次两种算法平均所能找到优于Friston等人提出的经典DCM的模型数量, 并用SPM贝叶斯模型选择来对比两种算法找到的最优模型。

为了从上面两个方面进行算法对比, 本文将实验数据分别按照方案 ( 1) 、方案 ( 2) 进行处理。

方案 ( 1) 首先将实验数据用经典遗传算法寻优迭代30次, 然后将结果作为启动个体分别输入经典遗传算法与自适应遗传算法, 两种遗传算法各进行20 次迭代。

方案 ( 2) 将实验数据分别用经典遗传算法与两阶段遗传算法各运行10 次每轮都循环迭代50 代, 每轮两种算法都以同一个随机生成的DCM模型来启动。

2) 两阶段遗传算法和经典遗传算法计算比较

(1) 优化过程对比

对方案 ( 1) 处理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 当算法收敛到全局最优后, 两阶段遗传算法 ( 改进遗传算法) 相对于经典遗传算法在寻优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两种算法的寻优过程对比情况如图1 所示。图1 中横坐标表示迭代次数, 纵坐标为本次迭代寻找到的最优模型与迭代30 次寻找到的最优模型的负自由能差值 ( 相对优异程度) 。

从图1 中可以看出: 当算法收敛的情况下, 两阶段遗传算法比经典遗传算法具有更高效的寻优能力, 而且改进遗传算法的寻优曲线爬升比较稳定, 然而经典遗传算法的寻优过程稳健性比较差, 这表明经典遗传算法全局搜索效率的不足。两阶段遗传算法比经典遗传算法最终找到的最优模型更优秀。

( 2) 优化结果对比

对方案 ( 2) 处理的数据进行分析, 经典遗传算法平均每轮运行找到43 个优于Friston等人提出的经典DCM的模型, 而两阶段遗传算法平均每轮运行找到72 个, 平均比普通遗传算法多找到67% 。

用SPM软件对两阶段遗传算法和经典遗传算法找到的最优DCM模型进行贝叶斯模型选择, 结果如图2 所示。

图2 中横坐标是20 个DCM, 其中模型1—10 为两阶段遗传算法寻找到的最优模型, 模型11—20 为经典遗传算法找到的最优模型, 纵坐标为模型被选为优秀模型的概率。从图中可以看出, 成对贝叶斯模型选择显示超过85% 的概率会选择两阶段遗传算法的结果。并且在贝叶斯模型选择中可以明显看出两阶段遗传算法找到的模型比经典遗传算法找到的模型更具有优异性。

进一步地将两阶段遗传算法找到10 个最优模型中性能最好的模型记作模型A, 将经典遗传算法找到10 个最优模型中性能最好的模型记作模型B, 对模型A和模型B分别建立模式图, 如图3 和图4 所示。

由图3 和图4 的对比可以看出, 经典遗传算法和两阶段遗传算法找到的最优DCM模型具有高度一致性, 这验证了M.Pyka[9]的遗传算法进行DCM寻优找到的最优DCM具有高层次一致性的结论。模型A与模型B都认为激活区V1 到V5、V5 到PFC、PFC到IFG和PFC到V5 存在正向连接。并且都一致认为刺激输入attention对激活区IFG与V5 有激励作用; 刺激输入motion对激活区V1 有激励作用, 且增强了激活区IFG到V1 和PFC到IFG的连接作用, 同时抑制了激活区V1 到V5 的连接作用; 刺激输入photic对激活区V1 有激励作用, 对激活区V5 有抑制作用, 且增强了激活区IFG到V1 的连接作用。模型A与模型B差别在于是否存在激活区V5 到激活区V1 的连接, 这个差别表现在在染色体上只有一个海明距离。经典遗传算法变异幅度较大, 很难从模型B搜寻到模型A。两阶段遗传算法在后期模型搜寻中随着寻优的收敛而减小变异幅度, 所以从模型B到模型A的搜寻比较容易。

对模型A和模型B进行贝叶斯模型选择得出模型A比模型B更具有优异性, 这也验证了两阶段遗传算法找到的最优模型在性能上优于经典遗传算法。

5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两阶段遗传算法, 该算法分为经典遗传算法和自适应遗传算法两个阶段: 前阶段采用变异幅度较大的经典算法进行全局搜索, 快速聚集到全局最优空间; 后阶段采用自适应遗传算法, 弥补了经典遗传算法搜索后期搜索效率不高的缺点。本文采用真实的数据论证了两阶段遗传算法相对于经典遗传算法在寻优过程中更稳定高效, 寻优的结果更具有优异性。无论是经典遗传算法还是两阶段遗传算法都寻找到了很多优于Friston等人提出的经典DCM的模型, 由此看来遗传算法在DCM寻优的应用上有很大的前景。

摘要：动态因果模型是分析脑区间有效连接最有效果的方法。针对经典遗传算法在搜索最优动态因果模型DCM (Dynamic Causal Models) 的后期, 变异幅度过大这一缺陷进行改进, 提出两阶段遗传算法。利用网上的真实数据集实验表明, 相对于经典遗传算法, 两阶段遗传算法计算结果更优越。

关键词：动态因果模型 (DCM) ,经典遗传算法,两阶段遗传算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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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阶段模型 篇7

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越，城市化发展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呈现大幅度提升。这些进步在社会福利，尤其是水利方面尤其突出。水利工程项目被列为我国经济、政治、民生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大力建设水利工程项目上来[1]。由于我国水利工程项目在规模、投资、技术、人力、物力等多方面都要求严格，投资规模过于庞大，其中每一个环节的资金利用率都对整项工程有着巨大的影响。水利工程施工成本对百姓的正常生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多方面产生的间接影响都不能小视[2,3]。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上的工程成本造价管理工作是整项水利工程在未来施工建设中的指导方向。做好各项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投资成本造价，有利于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这非常有利于在投资成本中减少浪费与二次施工现象[4,5]，既为水利项目施工提供了更安全、更科学的良好环境，也大大提升了水利工程建设速度[6,7,8]。

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影响着全体百姓的生存与发展。水利工程项目的顺利建成不仅成为大家热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更是受到了国家的认真审视。生产准备阶段中的水利工程造价是相关部门需要重点对待的核心工作。完善科学的、具有操作性的水利工程前期成本造价方案在水利施工建设工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针对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讨。

1 论工程准备阶段水利工程造价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造价早已被国家列为整项水利工程实施建设中的核心建设标准。水利工程中科学合理的造价为工程实施建设环节树立了方向与目标，为未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保障。如此一来，水利工程中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工作就有着难以忽略的重大意义，在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强化现有的水利造价管理模式中将起到关键作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工程刻不容缓。

1.1 水利工程前期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方法

我国的水利工程项目处在重要地位，项目建设发挥出来的重大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使水利工程建设环节出现了工程耗时久、建造技术复杂、资金需求量大的种种特点。此时，水利工程造价，特别是在生产准备阶段进行的造价管理，对水利工程项目各环节控制经济的来往、完成水利工程预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成本造价环节已然变成了水利工程施工中最核心的研究对象之一。

所谓的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环节，其实是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之前就做好水利建设在施工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成本造价指标，并且要按照计算好的造价指标进行施工建设，最终做到使实际水利工程耗费的资金额度在生产准备阶段进行的造价控制范围内。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分析管理环节不只针对水利工程资金问题进行管理控制研究，而且还要提前分析水利施工建设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各类不利因素，预先找到解决问题的应对措施，确保工程造价环节在整条水利工程建设中得以顺利进行以及保证工程投资金额也得到有效控制，避免二次投资和施工，减少各方资源的浪费。当下，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环节中，会产生大量的、涉及面极其广泛的资金，这些资金包括建设施工必要的建筑器械、建筑设备费，人员费用，土、泥、沙、基础物资费用，工程施工劳务费用、管理预留费用，工程投资贷款、转包、承包费用等等。首先，考虑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复杂特性，水利造价管理控制方案一旦实施后，便始终贯穿于整个水利工程项目中，依照设定好的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控制系统，逐步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直至水利工程项目顺利收官并进入社会市场运营。水利工程造价管理虽然贯穿整项水利建设工程的始末，但是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差异，迎合当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解决政策上的问题，水利造价也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提出相应的工程造价管理要求，多次审核、分析不同阶段的成本造价方案。

1.2 分析水利工程准备阶段造价的必要性

就当下我国经济发展要求和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程度来看，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已经处在了核心支柱产业的关键位置。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已经接近于成熟完善的程度。原有的水利工程造价方案，也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从计划性的经济概算向各方面适应于当下市场发展的工程造价升级。水利工程搭建起了适应市场并通过市场考核、竞争而最终形成的工程造价计算系统，但是考虑到我国的水利工程自身的独特因素，包括建设工程规模庞大，建设耗时久、周期长、耗资大、关联部门浩大，客观自然因素的影响、工程所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气候限制以及当地文化特点、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运输能力、政府执行能力和各个环节中的不可抗拒因素，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控制管理方案的困难系数很高。回顾我国现有的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环节，其中出现的因造价管理失控造成的资金、物资、人力、物力等大量浪费和建设水平不足的问题还很多。

所以说，水利工程造价，特别是在生产准备阶段上的造价管理，是整项水利工程施工中非常重要的控制标杆，它指引着整项水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各项环节的用资成本、建设进度，贯穿在水利工程施工的全过程中，决定了水利工程建设发展的成败、速度以及资金消耗的程度。当水利工程处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时，其顺利建设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水利工程自身的发展，更是关乎到我国民生、经济、政治的重要大事。处理好我国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控制环节，是在为整项水利工程寻求更广泛的资金筹集通道创造畅通无阻的新环境。所以，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控制管理工作存在着不可缺失的重要意义。

2 导致水利工程造价失控的原因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和经济发展的逐渐成熟，水利建设重点开发、着重立项都深刻说明了水利工程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在规模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项目上，每一笔小小的资金的利用率都会最终决定水利工程在全社会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所以，在工程生产准备阶段中做好水利的成本造价控制管理工作，对日后水利建设施工过程将起到指引作用。

2.1 论阻碍造价的自身原因：造价模式落后

鉴于水利工程当下在我国经济、政治、民生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也被大力重视起来，现有的水利造价在模式上过于传统落后，这为水利造价控制的顺利实施制造了诸多困难。

(1)当下的水利工程对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一般是采用“承包制”模式进行计算的，层层承包导致了过多的分化子项目出现，为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添加了管理运行上的难度。在水利工程造价环节上出现了体系结构纰漏问题。若想做好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工作，科学的管理制度是核心。合理的水利工程造价“承包制”环节应该是由水利工程主办方、下属承包方、施工方、监管方共同完成的。然而，在实际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大部分建设环节都是由监管方这一头肩负起了整项项目的重任，其他部门与造价监控环节配合的脱离大大影响了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控制的最终效果。

(2)在施工方案上也暴露出不利因素影响了水利造价的控制。承包方在设计造价方案过程中，并没有依照科学合理的、符合市场实际的详细数据来进行工程造价。这就从根源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水利造价问题，导致后续施工过程中产生多种多样的困难。在执行方案上也缺少明确的、具有参照依据的执行政策，这些因素都大大地阻碍了水利工程的顺利建设，延缓了整项水利工程的施工进度，导致了水利造价的失控。

(3)在造价成本资金利用方面，施工方没有严格依照造价设计方案上的数据进行资金分配，导致资金超出预算成本，造成水利工程项目无法顺利进行。一旦在资金上出现短缺或失控问题，就会导致后续施工在质量保证、安全建设、工程周期上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进而对水利工程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4)缺乏造价控制意识是导致水利工程造价环节在水利工程项目中难以实施的直接原因。随着我国对科学技术的不断研究与重视，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在水利工程项目中的大量应用，已经使水利工程施工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出现在水利工程上的各种困难和缺乏科学性指导的领域还有很多，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水利造价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原有的施工活动中常常将水利工程施工建设速度、建设质量作为项目的核心研究对象，而在工程造价工作上并没有细心研究探讨。随着水利工程项目日渐发展，忽略的水利工程造价环节其实是真正影响水利工程施工的原因。

2.2 论水利工程造价失控的客观要因

从我国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的成本造价过程中产生的多种问题来看，造成最大影响的原因是在水利工程造价控制和管理环节上不完善，而带着这些不完善的造价指标指引工程施工，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本文着重分析了存在于我国水利工程项目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控制上的问题。

(1)严格精准地实施水利工程建设难度系数大，也是一个极其繁杂细密的流程。整项水利工程项目要求所有分项环节要有着强大而紧密的协调配合能力。然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真正做到各项环节积极协调配合的少之又少，也没有严格依照项目流程来施工。

(2)政府频繁变更水利工程方面的基本政策方针，也致使水利工程造价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客观影响因素，从我国市场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还处在调整机遇时期，这必然会产生多变的政策来适应我国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也就给我国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的成本造价控制造成了不可预期的困难；与此同时，传统模式中的项目重点施工环节多在工程后期建设、后期决策环节上，对于生产初期的造价环节往往是忽略不作为的态度，势必会造成整项水利工程最终出现成本造价预算失控、资源浪费的严重现象。

(3)在水利工程造价控制上缺乏灵活的管理模式。我国水利工程是一项受多种因素、资源所影响的动态建设工程，所以在进行水利建设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管理环节上，就要考虑到水利工程受到市场经济、政策、环境影响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际施工过程来看，这种灵活的应对能力与提前准备的预测方案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最后，随着施工的进展，导致水利工程造价失控现象的发生。

3 生产准备阶段造价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

当水利工程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时，面对出现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环节中的问题，视而不见、将就的态度已然不能满足现代水利工程发展的需要。想要完成水利工程项目，就必须在控制成本造价环节上做好一切工作、解决一切不利因素，竭尽全力做到降低水利工程项目所消耗的成本资源，最终实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益最优化。所以，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做好工程造价工作、清除障碍、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是当下最重要的工作。

3.1 控制水利工程成本，综合改革是关键

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需要做好水利工程的成本造价工作，其中最大的目的是要在确保该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节约资金成本，减少施工成本消耗的目标，最终实现水利工程在社会市场中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中国百姓解决好生活、工业发展的饮水、用水问题。所以，要解决水利工程施工中的造价问题，首先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水利工程在生产准备阶段造价的重要性，其次明确看到并指出我国当下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且针对上述问题拿出解决方案，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指出合理可行的方向，加大国家、政府、当地百姓的执行能力，合力共同推动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

3.2 水利工程造价工作的分阶段统筹管理

(1)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做好工程成本造价工作，对整体水利工程进行预期可行性深入分析。工程造价管理的核心意义其实是对即将开展的水利工程项目采取科学性策略比对，分析研究各个方案实施的可行性。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在计算水利工程造价的过程中，着重研究各个方案数据的最佳选择，真正能在未来建设中做到减少资源成本的浪费、降低未知不利因素的爆发率，通过借助现有科技技术，提升造价方案的精准度、可行度。

(2)在生产准备阶段就要详细地建立起水利工程资金的筹备最优模式，采用工程资金成本相对较低的筹备方法，也就是对工程资金成本详细周全地分析、考察，评选、拓宽资金筹备渠道，使得水利工程资本的涌入实现平衡、健康发展。

(3)对工程造价工作制定出严谨、明确的指导标准明细。在未来施工建设过程中，引导执行工作人员做出精准的、适合当下水利建设发展的合理造价数据，科学地减少二次浪费问题。各归各项，各负其责，合理分配工作，执行有序，养成良好的施工习惯。

总结

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是整项水利工程建设的核心。一个完善、具体、详细、具有科学性的水利工程造价控制方案，为整项水利工程建设做出的贡献无法估量。对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进行严格的控制与执行，不仅能降低工程项目的成本投入，也能为水利工程单位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制定周密的造价控制方案，既能为项目施工创造良好的作业环境，也能促进水利工程施工效率的提升。水利工程项目的实施与发展问题不只是国家与政府的责任，当水利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其导致的最终结果也不仅只是影响到国家和政府，其更是影响着全体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最基本的生存发展要素——水要素。所以齐心协力，在政府给出明确的指导方针后，全国上下要积极响应，使水利工程项目顺利建成，这将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百姓民生问题将从根源上得到解决。鉴于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水利工程生产准备阶段的造价对水利工程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期为业内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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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过程三阶段模型的探索性研究 篇8

创业研究经历了从单纯研究创业者到研究创业过程的转变。虽然在早期的单纯研究创业者时并未形成相对系统的理论, 但当研究重点转移到创业过程的研究时, 逐步形成了两种研究重点不同的创业理论。第一种是基于机会 (Opportunity-individualnexustheory) 的创业理论, Shane和Venkataraman指出, 解释如何发现和开发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领域中应当关注的关键问题。对创业过程来说, 商业机会存在何处, 如何从繁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找到富有潜在价值的商业机会, 进而开发并最终转化为新创企业是创业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二种是基于资源 (Resource-based) 的创业理论, 基于资源的创业理论将研究重点从机会的识别转移到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如何将同质的投入转化为独特的产出的行为上来。Ireland等人认为创业就是一种与环境相关的社会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和团队将各自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利用市场机会创造财富。Casson更明确地认为创业者就是对如何协调稀缺资源进行决策。因此, 稀缺资源是否得到满意的配置是创业者实施创业承诺的保证, 保证稀缺资源满意的利用是创业过程的精髓。从这两种创业理论可以发现, 创业者有效识别创业机会和合理利用创业资源的有效均是创业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基于此, 我们认为, 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都是创业过程研究中的重要元素, 当机会的准确识别与资源的满意利用二者合理匹配时, 创业活动可以得到顺利实施, 并获得良好的创业绩效。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以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资源利用等作为二个基本要素分析现实的创业过程, 将现有的两种创业理论整合到一个研究平台上, 总结出两种常见的创业模式, 并详细分析两种创业模式的具体流程, 最后利用创业案例验证我们的创业模式。

一、创业资源和创业机会

1. 创业资源。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 资源就是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 在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 所拥有或者所支配的能够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各种要素以及要素组合, 具备有价值、稀缺性、唯一性和难以模仿与替代性等特征。而Caves关于资源的定义则比较简明:资源就是以一种相对持久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这里的资源等同于资产。在创业过程中, 新创企业同样需要各种生产要素和支持条件, 只有将这些要素和条件有效组合, 形成产品或者服务, 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我们认为, 这些生产要素和支持条件就是创业资源的主要成分。创业资源一般分为三部分: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体现在从正式教育、过去的经验和非正式培训中获得的知识及创业者拥有的创业精神, 其中创业精神是最重要的创业资源, 它能满足独特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限制事前竞争和限制事后竞争等方面的要求;创业者利用社会网络得到他们缺乏的信息、知识、资本和其他资源。

2. 创业机会。

对创业机会存在多种理解。一个比较静态的定义是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人口环境发生变化使得新产品、新服务、新原材料和新的组织方式可能出现的情境。一个动态发展的定义是通过把资源创造性的结合起来, 迎合市场愿望并传递价值的可能性。在此我们认为创业机会就是个体希望创造新的手段—目标框架重组资源来获得利润的一种情境, 它存在于能以高于生产成本出售的新产品、新服务、原材料和组织方式中。创业机会或源于不同的价值判断而重组创业者可得到的资源, 或源于不均衡的压力产生出的新的信息, 创业机会的不同来源对创业过程有直接的影响。

二、创业过程

1. 创业过程定义。

对创业过程的定义存在多种理解。广义的创业过程 (venturecreationprocess) 通常包括一项有市场价值的商业机会从最初的构思到形成新创企业, 以及新创企业的成长管理过程。Carter, N., Gartner, W.和Reynolds认为, 创业过程包括从一项商业计划到成为一个现实中的企业组织这一过程中的所有事件。狭义的创业过程往往只是指新企业的创建过程, 这不包括企业的成长管理。

结合以上几个观点, 本研究认为创业过程包括从最初的构思到最后形成一个新的经济组织, 创业者通过一系列的决策使得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得到满意的利用。特别要强调的是, 本文仅对创业过程的早期阶段进行研究, 不涉及新组织成立后的一系列决策活动。而这个阶段又大体可细分为三个子阶段:概念期, 主要完成机会的识别或资源的盘点;酝酿期, 是创业过程的主要环节, 完成资源与机会的匹配, 确定机会, 并开发内部资源或整合外部资源以保障机会的开发;婴儿期, 成立一个新的经济组织, 包括大企业内部的项目小组。下一节将详细分析三阶段的创业过程。

2. 创业过程的三阶段流程。

阶段1:概念期, 创业动机的形成阶段。动机是行动的前奏, 是行动的心理准备, 创业动机就是实际实施创业活动前的有意识的思维, 其目标就是实施创业。不论是否具备理想的创业条件, 只有创业者有创业的意愿时才可能去完成创业所经历的纷繁复杂的过程。在这个阶段, 潜在创业者有意识地对可能的创业机会和有价值的资源保持警觉, 当创业者感觉到他的愿望有可行性的保证时, 形成创业意图。

阶段2:酝酿期, 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及匹配度评估。这个过程是创业机会明确化的核心阶段, 只有资源与潜在机会能满意地匹配上, 潜在创业者方能开始行动, 实施具体的创业活动。不同的创业动机形成方式导致不同的匹配度评估程序, 但都包含三个部分:评估机会的价值、评估可获得或已拥有的资源、机会与资源匹配度评估。

创业机会价值的评估存在两重标准:一个是个体标准即创业者获利标准, 使得创业者尽可能多的获得创业利润;另一个是社会标准即社会效用标准, 就是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用, 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团体的利益。不过在多数的实际情况中, 创业者还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考虑。

资源的评估:创业者评估资源时, 并非不分轻重、不加区别的对所有能获得的资源进行评估, 而是要评估可达到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资源。具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等特征的资源, 才是保障新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资源。

匹配的原则是在理想情况下保障机会和资源二者的价值都达到帕累托最优化, 但因为未来众多因素的不可获知性, 评估者有限理性的约束, 故而评估标准不能采用最优化, 而只能采用满意性原则, 即保证整合完成后的资源的成本小于机会开发后的价值, 或开发出的机会的收益大于现有资源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 机会的潜在预期价值以及创业资源得到反复的权衡比较, 当机会的评估价值比创业者预期价值低或无法整合到足够的资源来开发机会时, 潜在创业者就得从头开始。

阶段3:婴儿期, 实施创业。这个阶段就是实施创业承诺, 通常有几个现象来表明这个里程碑。如法律意义上的公司注册、组成团队研制样品来开发机会, 等等。通常情况下, 外部投资者在明确地观察到这些里程碑式的行动才可能进行投资。

三、基于机会与资源的创业过程分类

虽然在现实的创业活动中, 创业过程的外显比较复杂, 但正如企业的生产管理存在市场导向和生产导向之分一样, 创业过程也存在资源导向和机会导向之分。不同导向的创业过程具有不同的流程、决策方式, 当然也受到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的影响。

1. 创业过程分类。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知, 创业过程是创业机会有效识别和创业资源合理使用的有机统一过程, 其核心问题就是创业机会与创业资源能否有效的匹配, 二者不可偏废。基于此, 我们通过“潜在机会的价值”和“资源”两个维度的明确程度与否将创业过程分成四类。图1中的横轴表征为潜在机会的价值是否明确, 即潜在的机会是否值得去开发, 纵轴表征资源是否明确, 即创业所需的资源是否具备。第一类是两者都很明确, 这是梦幻般最理想的情况, 创业者可以直接做出创业承诺, 实施创业活动, 这种情况在现实创业活动中比较罕见。第二类就是两者都不明确, 那潜在的创业者只能把创业当成一种梦想。第三类是资源情况明确而潜在机会的价值不明确, 那就是一种资源拉动 (Pull) 型创业过程,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会采用探索实践法 (Effectuation) 。第四类恰好与第二类相反, 资源情况不明确而潜在机会的价值明确, 那潜在的创业者就可以通过机会推动 (Push) 型创业过程实施创业活动, 决策行为常为因果分析法 (Causation) 。第一和第二类情况比较简单, 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第三、第四类的创业过程和两种决策行为方法。

2. 机会推动型创业过程。

这种创业过程始于有意识地搜寻潜在机会, 创业者通过评估机会的价值从一个或多个的创意中选择了他心目中的创业机会, 基于机会的推动, 创业者评估开发机会所需的资源, 随之不断持续开发这一机会, 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 直至最终收获成功。我们也可称之为机会导向型创业过程。这种创业过程是Shane和Venkataraman等基于机会的创业理论的拥护者们所主张的创业流程。具体的流程见图2。

阶段1:概念期。在这个阶段, 潜在创业者基于强烈的创业意愿, 有意识地、发散性地搜寻尽可能多的潜在的机会, 出发点是发现自己感兴趣、存在较高获利性或改变目前现状的机会。在这个阶段并不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些机会一般来源于个体对现状的不满、没有被满足的消费需求、或未被更优化使用的资源重置、或他人已经正在进行且有自己满意的创业利润的项目。”当然潜在创业者所能搜寻的机会与他自身条件密切相关, 他的知识面越宽、信息来源越广泛、发散思维能力越强等等则可能搜寻到越多的创业机会,

阶段2:酝酿期, 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及匹配度评估。在这个阶段的流程如下:对所能搜寻到的创业机会进行价值评估, 如果评估出来的价值不能满足潜在创业者的要求则回到上一过程, 反之则评估开发这种创业机会所需要的资源 (这里称为需求性资源) , 然后比对创业者所拥有的资源或可以整合到的外部资源 (这里称为供给性资源) , 如果两种资源能匹配上, 且资源获取成本小于创业机会的评估价值, 能保证创业者获得满意的创业利润, 则实施创业承诺。

阶段3:婴儿期, 实施创业。完成创建新组织所需要的各种法律手续, 具体实施外部资源的整合。在这个阶段创业者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 比如无法整合到预计能够整合到的外部资源, 或是整合的成本超乎预期考虑;或发现上一阶段的价值评估有严重漏洞, 面临创业损失;突然出现更强的竞争对手;等等。这时明智的创业者应该选择放弃这次创业活动, 重新开始机会的搜寻。

3. 资源拉动型创业过程。

这种创业过程始于整理可用的资源, 潜在创业者从自身拥有的资源出发, 搜寻这些资源可行的用途, 评估这些机会的价值, 从中发现最有价值的机会并不断的开发。我们也可称之为资源导向型创业过程。这种创业过程的理论基础是基于资源的创业理论, 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 本文尝试在这方面作出一点研究, 具体的流程见图2。

阶段1:概念期, 在这个阶段, 创业者基于强烈的创业动机, 宗旨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从自身的现有资源禀赋出发, 使已有资源得到满意的利用。由此可知, 在这种创业过程中, 创业者拥有的资源禀赋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上。因此, 资源的整理主要是明晰创业者拥有哪些特殊的才能、独特的缄默性知识、有价值的经验等等所体现出的独特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限制事前竞争和限制事后竞争的创业资源。

阶段2:酝酿期, 机会与资源匹配度评估。这个阶段的主要活动是运用这种核心的创业资源去发现或创造出创业机会。比如, 采用更有效的方法完成产品或服务的产出;通过研发实现新技术、新材料的商业运用, 创造出创业机会;利用特殊的社会网络资源比竞争对手更快或更低成本的获得其他人的技术开发成果。具体流程是:首先搜寻出现有资源可开发的机会, 这是一个发散性思维的过程;然后去评估这种创业机会的价值;按照满意性原则评估机会与资源的匹配情况, 当机会评估出来的价值或者机会不能与资源满意匹配时, 潜在创业者返回到资源整理阶段和机会搜寻阶段, 反之, 潜在创业者就会实现创业承诺, 具体实施创业。

阶段3:婴儿期, 实施创业。如同机会推动型创业过程一样, 资源拉动型创业过程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 可能导致具体的创业无法再继续进行。比如,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风险;潜在创业者无法完成原型设计;或无法开发出将原设计转化成可大批量生产的工艺技术;出现竞争对手的替代性资源。

这种过程中的机会价值评估相对比较困难, 因为通常没有可以比较的参照物, 消费者的需求也比较难预测, 因此需要创业者的个人判断和果断决策, 从而更体现出创业者的创业精神的价值。

四、结论与建议

从表面上看, 前述两种创业过程仅仅是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在顺序上的颠倒, 其实在背后隐含着决策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机会推动型创业过程通常采用因果分析法, 即:基于实现给定的一个目标, 创业者专注于机会实现的整个过程, 进行细致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判断, 运用自己的经验或惯例去寻找及整合信息和资源, 采用多种途径为最终实现预先设定好的目标。资源拉动型创业过程通常采用探索实践法。实践式决策其实就是在决策前并不预设目标, 而是把一系列的手段和方法视为给定条件, 评估利用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达到的不同效果, 其决策行为就是从这些可能效果中做出的选择。

创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现有的基于机会的创业理论和基于资源的创业理论尚未得到广泛的认识一致。本文在简述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概念的基础上, 以机会识别、资源利用及二者的匹配为基本要素, 基于机会和资源的明确程度将两种创业过程理论整合到一个研究平台上, 总结出四类创业过程和创业过程的三阶段模型。我们认为当创业者实施创业承诺之后, 并不代表这个过程就结束了。相反, 在创业承诺的实施过程中, 创业者可能会更有意识地搜寻机会, 且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源, 那么上述的创业过程又会再一次地进行。其次, 同一个创业者并不是固定不变地采用一种创业类型, 他们往往会灵活运用这两种创业过程。

摘要：文章在简述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概念的基础上, 以机会识别、资源利用及二者的匹配为基本要素, 将基于机会和基于资源的两种创业过程理论整合到一个平台上, 总结出四类创业过程和创业过程的三阶段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