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物流

华商物流（共7篇）

华商物流 篇1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是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大战略,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引发了物流业人士积极的响应和热烈的探讨。这其中,中物华商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景福的观点深刻而独特,为此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三大战略促改革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是在“新常态”的基调之下今后国家经济工作十分重要的内容。

这其中“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而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长江经济带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可见“三大战略”的立足点都是区域协同发展。无论是“一带一路”的跨国界,还是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的跨省界,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解决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平衡,最终达到更加和谐的目的,而今后的中国的改革措施也会在这三大战略的带领下推进。

总结经验,积极推进

区域协同发展问题是三大战略的焦点,刘景福对此展现出学者的冷静和深刻,他认为,这些构想都很及时,历届政府对此都提出过一些设想,上一届温政府时推出的振兴东北经济,也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构想成为现实的关键在于实施和总结,中国很多发展思路过多停留在政府层面率先提出,研究机构跟着阐释,而缺少对内在内生性的规律性因素的探索。

对于三大战略中的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刘景福表示,长江经济带前景广阔,而丝绸之路实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以西部重镇重庆为例,本可以成就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地位,但重庆缺少内生性发展,那里向欧洲发集装箱都要有政府补贴,真正的良性发展是要使市场规律起作用,而不能只靠政策和补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从重庆对外贸易态势较好,但国外往重庆贸易就有些问题———那里消费能力有限。比如豪华汽车,当地销售很少,而且运到重庆要面临出入川的问题,还要经过多次倒运,从内陆再走长江或铁路的成本很高,周期很长,增加了很多费用。

现在中国的经济带很多,而刘景福认为,这里成就最突出的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地成功背后深层次的内涵是什么值得我们探讨。刘景福说,我觉得这其中人文的因素很多。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成功,是因为有大批商人在里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珠三角有大量的广东潮州籍的商人,他们做生意的影响能排在世界前列;而长三角则有很多浙商。这些成功的背后都是商人在推动。经济发展不能只靠政府层面带动,更要靠这些商人的实干作为推手。就目前来看,京津冀一体化缺少的就是商人这个群体。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而言,河北、天津、北京的商人走向世界的数量很少,这也使得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缺少动力。

刘景福坦言,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天津以前称作码头文化,是极其强调地域文化的,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文化。我们也都感受到,天津对外的人才流动较少,而且主要是在北京发展。那么天津经济何时能实现大发展?我认为只有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里是创业热土,都想这里聚集的时候,才能发生大的改观。由此可以看出,由中央政府倡导的顶层设计,如果能够结合这些具体的因素,吸引大量商人参与才能更好地使经济发展起来。

做好新常态下的转型

很多人都期待不断出台的政策能为物流业带来利好,而在刘景福看来,中国物流环境并没有太好或者不好的时期,虽然很多人都希望政策调整有利于自己,但并不能完全寄托于政策,还需要创新,探讨新的模式研究新的发展规律。他说,中物华商在刚组建时我就认为中国物流进程和世界很大不同,世界是从专业化到规模化,美国的UPS最早就是一个快递公司,后来加上供应链管理,走上了规模化。但中国一开始就是高度竞争,所以我在中物华商提出要搞复合状态,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多流合一,走供应链集成服务商模式,这就是先走规模化再走专业化。只有这种方式在中国国情下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和UPS是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现在我国经济处在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时期。在此形势下,今后物流业会出现哪些变化呢?物流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刘景福表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资料在物流中的所占比重增幅下降,生活资料消费领域增幅加大,物流企业要积极应对。从中物华商来说,开始有意识地在消费领域加大投入,以此超前应对中国经济的调整。中国最早的物流供需是从沿海一线发达城市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逐步向次发达城市转移,目前安徽一些城市发展得就很快,很有潜力。中国经济早晚要走向全球化,我们要及早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记者后记

“三大战略”的实施不只是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更能为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带来契机。“三大战略”所承担的任务以及需要发挥的功能各有不同,因此需要结合各自不同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从而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华商物流 篇2

刘景福认为,作为中央总体规划下的上海、广东、福建、天津四大自贸区,共同之处主要有几点。第一,统一实施国家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在沪津闽粤四大自贸区建设方案中各有体现。在4个实施方案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热词,具体内容涉及海洋经济、国际航运、海洋船舶等多个方面。

第二,统一的负面清单管理。2015年4月20日,《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发布,统一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前两个负面清单相比,进一步缩小了限制的范围,有利于形成负面清单制度全国推开的“可复制、可推广”作用,有益于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扩大开放。

第三,皆涵盖多个片区。刘景福说,每个自贸试验区皆涵盖多个片区,有的片区内同时涵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和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鼓励发展政策灵活、多样。

第四,都有便利企业投资、运营的措施。这主要体现在行政审批手续的简化、投资领域开放、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助力公司发展、公司贸易便利、自贸区成立公司税收优惠几个方面。自贸区企业准入实行“一口受理”服务模式,改革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推进审批后监管标准规范制度建设。而且在加快企业工商变更、统计登记、报关报检单位备案登记等环节拓展,逐步扩大“单一窗口”受理事项范围。

四大自贸区的差异化特征

在很多共同因素的背后,其差异化特征更值得我们关注。刘景福认为,四大自贸区的差异也有几点突出的体现。首先是战略定位不同。上海自贸区要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贯彻“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辐射长三角地区。天津自贸区在战略定位上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利用口岸协作等机制辐射带动京津冀地区内陆发展。福建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都是主要贯彻“一带一路”中“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但前者辐射闽台地区,后者辐射辐射珠三角、泛珠三角地区。

其次,发展目标不同。根据方案,上海自贸区“继续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将发展目标中的定语从2013年“具有国际水准”变成了“开放度最高”。与上海不同的是,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的发展目标,都有一个3~5年的时间定语。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之后,才达到天津成为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福建成为金融创新功能突出、服务体系健全的自由贸易园区,广东成为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的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目标。

而同样是“法制环境规范”,广东自贸区发展目标是唯一强调建设“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可以看出广东会站在中国与国际法制环境接轨的最前沿,成为内地企业和个人“走出去”的重要窗口。

第三,金融改革侧重点不同。方案要求上海自贸区要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加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将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面联动,这也是上海自贸区区别于其他自贸区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是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特点,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均提出,区内试行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符合条件的区内机构在限额内自主开展直接投资、并购、债务工具、金融类投资等交易。

第四,产业开放定位不同。上海自贸区积极建设国际金融和中心,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等领域开放。

天津自贸区提出,重点选择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吸引外资;金融领域,在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前提下,研究适当减少对境外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权比例、业务范围等准入限制。

福建自贸区提出,先行选择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及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吸引外资。降低外商投资性公司准入条件。稳步推进外商投资商业保理、典当行试点。

广东自贸区着重体现粤港澳特色,重点在金融服务、交通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科技服务等领域取得突破。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在自贸试验区设立独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经营国际海上船舶运输服务。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在自贸试验区设立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等。

第五,组织架构不同。上海、天津、广东、福建都会设立省级工作领导小组,其中上海、天津都设立自贸区管委会, 统一管理几个片区,广东、福建则不设立统一的管委会,而是几个片区分别设立管委会。这种不同的组织架构基于不同的省情。上海、天津自贸区几大片区相对集中,上海自贸区几个片区都在浦东新区管辖范围,天津也类似,都在滨海新区范围内。而广东、福建几个片区之间比较分散,广东自贸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三市,福建自贸区地跨平潭、厦门、福州三市。

中物华商的策略

面对自贸区带来的空前发展机遇,国内外企业纷至沓来,中物华商更是踌躇满志,步步为营,筹划了一系列有计划、分类别的入区策略。刘景福胸有成竹地表示,首先是农产品板块的选择策略。他说,农产品板块是中物华商的一个重要板块,首选进入天津自贸区。重点是开展肉类进口,整合冷链资源,形成肉类的冷链体系。并进一步探讨与其他企业一起成立交易平台,强化依托京津冀、辐射“三北”的分销渠道网络。中物华商也将在天津和深圳前海成立分公司,抓住自贸区的机会与机遇。

其次,消费品板块的选择策略。刘景福指出,消费品板块是中物华商快速发展的一个板块,主要与国际五百强企业和国内行业前三名的知名品牌合作,给品牌企业做配套的供应链服务。消费品板块还通过“母婴 -中国”项目线上平台的开发,将消费品板块整体信息管理系统嵌入线上平台后台,并以此系统为主线形成各系统一条线的管控模式, 而且也在积极寻求和国外母婴产品制造商的直接合作,成为该公司产品在中国区域的品牌总代理商。消费品板块将先进入广东自贸区,充分遵循“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促进国际业务发展。随后,再进入天津自贸区,积极开拓北方市场。

中物华商的2013年战略 篇3

经济低迷，积极应对

在上轮危机过后，许多专家、学者、企业家对未来走势有不同的看法。但中物华商对未来的经济形势一直持谨慎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悲观判断，这样才能使企业不盲目冒进，不轻举妄动。公司的应对措施包括二个层面：战略应对和战术应对。战略应对主要是通过对世界经济结构、中国经济结构的发展和调整作出一些物流产业应如何发展的规律性的判断。比如说当人均GDP达到或超过8000美元时，标志着经济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消费领域会得到较大发展，因此对生活资料应予以足够重视。近两年，中物华商已将相当大的精力转入了消费领域。战术应对是战略应对的具体实施，在业务层面上，我们加大了对粮食、食品、酒类、日用化工产品等物流领域的开发;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加大了网络布局的力度，在境内外增设了分支机构;实现低成本的实体扩张，投资或整合一系列的物流资源。

“十八大”过后，作为企业管理者首先不要将换届效应看得过重。其实中国的GDP未来数值，除了内在的经济规律影响之外，还是一系列要素、一系列利益、一系列目标的均衡和博弈过程。但我相信，过去的超高速发展阶段短期内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出现，过低的发展速度也不能出现，所以只能是中速发展。其实换届效应最直接的就是投资，因此我判断，在2～3年内，工程物流会有一定程度增长，要应抓住这一机会。

中物华商在未来的五年内，战略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成为现代物流企业的一个典范;二是强化资本运作，争取在2016年之前实现上市;三是完善网络布局，国际业务、国内业务同步发展，有机互动;四是搭建一系列平台，包括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五是组建国内一流的物流团队，将企业价值和团队价值、个人价值同步做大;六是优化业务结构。做到现行业务与未来业务兼顾，国内、国际平衡发展，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并重。

企业创新模式

要做到创新，应该有创新的文化、创新的意识、创新的机制、创新的方法、创新的投入。机制是企业创新的保障体制;方法非常重要，没有方法肯定不能创新，只能是展望或妄想;投入是硬实力，企业必须投入一定的财力，才能组织有效的研发力量。

企业目前创新的重点应是企业的服务模式而不是企业的管理。就像下围棋，企业管理是定式，在定式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业务出现若干种变型。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已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定式。企业管理更重要的是练内功、强体魄、塑文化、重执行。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 篇4

项目执行>信诺传播

项目背景:

世界华商大会 (Wor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WCEC) 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泰国中华总商会参与酝酿, 于1991年首先发起倡议, 以“在商言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 每两年举办一次, 是全球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华人商界盛会。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 由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办, 四川省成都市承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于2013年9月24-26日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举办。

项目调研:

世界华商大会自20世纪末期开始举办, 跨越世纪。华人已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从小规模商业实体到全球商业王国, 华人企业家的实干与力量享誉全球。语言共通而心系家国天下, 智慧聚合而衍生无穷商机。以相同的血脉之根传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 以博大的商业视野发扬精诚勤恳的中华精神。“中国发展、华商机遇”, 同心、同德、同志、同向, 世界华商大会是加强经济合作、促进相互了解的盛会, 其所带来的潜能是无限的, 终将建立一个可行的经济合作网络。

项目策划: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策划与创意遵循体现“成都特点、中国气派、国际表达”的原则, 达成了高端、大气、整合、优美、高质、安全的现场效果。

主视觉采用主要元素加辅助元素的策划思路, 以三千年古蜀遗迹“太阳神鸟”为第一主要元素, 以历史悠久的中国蜀绣“芙蓉锦鲤”为第二主要元素, 以蜀锦“喜相逢”、子母熊猫、翠竹、盖碗为辅助元素, 以国际大会通行的商务蓝为主色调, 辅之以大方沉稳的白色和灰色, 并配以中国红点缀。

开幕式与主论坛遵循国际会议、政府会议庄重、大方、整齐、典雅的风格, 主舞台采用巨幅三联屏幕、三面环绕台阶。充分考虑场馆空旷巨大、声音回响严重等自身缺陷, 采取两侧、双层、四个落地腰幕设计, 高清、高真视频音频播放设备并形成环绕立体声结构。布置国际专业级灯光设备, 满足大会不同环节的照明与装饰需要。严格安排、部署首长最佳进出路线。采取剧院式布局, 划分V VIP、VIP、与会嘉宾三级坐席, 确保来宾秩序出入。以商务蓝为主色调, 两边侧屏与中央主屏形成统一、呼应的长幅画面, 以成都市标志元素“太阳神鸟”和代表元素“芙蓉锦鲤”为装饰元素, 中屏保持主形象不变, 侧屏实时呈现现场画面。同时在主场馆中后部悬挂极具中国风格的印有“太阳神鸟”的灯笼组合, 形成世界华商相融共聚的情感氛围。

闭幕式以中国红为主色调, 保持大会的空间布局不变, 为演出增加、增强灯光、视频与音频效果, 布置VVIP长桌式晚宴以体现国际大会的规格, 遵循传统中式晚宴风格、采取红白相间的10人嘉宾宴会座席。点亮红灯笼、侧屏加入熊猫元素, 在灯光中调入红、蓝、绿、紫等多彩颜色, 为不同演出环节适量调节音响设备以达成舒畅的听觉效果。统筹安排印尼团演出与成都市的闭幕晚宴伴餐演出, 使印尼歌舞与川剧变脸、熊猫杂技和谐共生, 印尼歌手一曲高亢的“青藏高原”响彻主会场, 华丽的川剧变脸、惊艳的水袖表演将演出推向高潮。

项目执行: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以规格之高、范围之大、影响之广堪称是继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之后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城市营销大事件。从策划顾问管理服务到主视觉创意设计服务、再到大会主体管理服务以及增值活动策划服务,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整体项目运营历时十个月。

经多方调研、印证、甄选后, 确定将会址选在中国成都世纪城综合区内, 世纪城位置优越, 集9个展馆、数十个会议厅、国际五星级与四星级酒店、餐饮娱乐于一体, 是满足大会综合需求的最佳场所。但挑战也随之而生, 在体量巨大、墙体裸露、地面粗糙的展馆举办世界级会议始无前例。基于解决透光、吸音、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项目组不断考察现场、多次测量和测试场地, 确保场馆满足国际性会议需求。

大会安全保障, 是会务组织实施重点环节, 针对会议代表规模大、层次高、活动涉及场馆点多面广、日程活动多样紧凑、时间节点流程严密等特点, 制定了周密详细的组织实施方案, 确保各个环节的无缝对接与高效沟通, 有效保障了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主会场占用世纪城公共区域、馆前区域、4个展馆共计近达10万平米, 在主会场内历时2天须完成2次安检、开幕式与主论坛、1次自助午餐、万余平米政府及商业展览展示、闭幕式与闭幕晚宴及演出等多个重大事项, 在工期、材质、工艺、消防、安监、警卫等方面有严格标准, 要求服务方必须具备高超的统筹协调与即时应变能力, 项目组夜以继日地修改图纸、检验材料、核准数量、检查质量、审核内容, 以极高的专业水准、极优的职业素养和极佳的服务态度确保了大会的顺利召开并赢得了政府领导的当场赞誉。

开幕式与闭幕式相隔不到2天在同一会场举办, 并且在风格、内容与流程上不尽相同, 以巨幅LED屏幕作为主舞台背景画面及大会内容展示介质是经过推敲后确定的唯一最佳方式, 数以百计的块状电子屏整体、无缝拼接, 并承载实时同传呈现国家领导人致辞演讲画面、展示政府形象宣传片、赞助商广告与文艺演出等功用, 万分之一黑屏的几率都是不可补救的败笔, 项目组在无数次的调试与验证后交出的是最满意的答卷, 全程没有点滴漏洞。

项目评估:

2013年9月24日至26日,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四川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与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本届华商大会共有来自10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余名中外代表参会, 246名、71家境内外媒体注册参会。其覆盖国家、地区和代表人数创历届华商大会之最, 谢国民、许荣茂、刘锦庭、蔡其生、蔡冠深、纪辉琦等知名侨商和100余个海外侨商组织的侨商代表莅会。

华商物流 篇5

创业的急剧增长已经成为不断变革的经济系统的核心, 但与之前只关注创业者的不同, 当今研究更多关注创业的条件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等。华商创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而网络研究方法的崛起使得创业企业和创业经济的研究蓬勃发展, 网络分析方法因此成为创业研究的主流方法。深入研究影响创业的网络因素及探究新创企业演化规律是目前创业研究领域的焦点, 产业网络、社会网络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可以运用网络理论来揭示新企业的创建、生存和成长。同时创业网络是动态演进的, 不同阶段的企业由于其资源获取方式和发展战略的不同, 需要构建不同的甚至是多样化的网络关系。我国学者许小虎、项保华 (2006) 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 得出了“企业建立网络是出于经济动机, 企业对互补性资源的需求是其协作的主要驱动力”的结论。彭华涛、谢科范、信继欣 (2008) 基于创业企业进化过程中社会网络关系维、结构维与规模维的规律性变化, 分别设计出了功能—层级型、中心—边缘型与原型—镜映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进化图谱。何会涛、袁勇志 (2012) 从分析海外人才跨国创业企业的双重网络嵌入特征入手, 构建一个反映东道国当地网络嵌入、海外网络嵌入、东道国当地资源获取、国际知识学习与海外人才跨国创业成长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蔡莉、单标安 (2010) 从企业的不同阶段 (创建期、存活期及成长期) 来分析网络的动态影响, 指出在新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 不同形式的创业网络的不同利用方式对绩效产生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因此, 帮助华商返乡创业成功促使新企业健康成长, 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自然、社会、人文、产业资源, 充分发挥海外知识溢出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 已经成为华商返乡创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华商返乡创业企业网络嵌入模式

新创企业的双边网络和地方双重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成长过程具有统一性和动态性, 一般经过从单边网络到双边互动网络的演化, 从单一网络到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 甚至从分离式嵌入到共生性网络嵌入的演化也是新创企业逐步成长再到转型提升的过程。

(一) 海外网络嵌入与海外资源获取

海外网络的嵌入, 强化了创业企业和创业者的开发性学习, 但不同网络的嵌入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是海外技术网络嵌入。随着全球知识和信息流动的不断畅通, 返乡创业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及海外关系, 帮助创业企业从国际技术源头搜寻和获取外部先进技术。由海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及实验室等构成的雄厚的技术网络, 海外技术网络能够帮助跨国创业企业远程获取知识, 是创业企业获取国际前沿技术知识的主要外部来源 (王海光.2009) 。二是海外市场网络嵌入。通过及时学习和掌握国外市场知识来提高识别国际商机并降低市场开发风险, 更为密切地注视全球产品和市场需求变化动态。创业企业能利用海外市场网络感知外部环境变化, 不断培养其及时搜集、分析和利用国际市场信息的能力和本领。此时华商返乡创业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全球价值链嵌入机会, 通过不断学习吸收进而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二) 海外网络与当地社会网络嵌入

非正式创业网络也可称为社会网络, 由创业者的亲戚、朋友、同事等构成的个体关系网络, 网络的建立和演化基于相似的背景、共同语言和相互信任, 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保障。当地社会网络是由相关企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彼此互动、协调和整合而成, 其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有机体。王涛、罗仲伟 (2011) 研究指出, 社会网络演化活动中的治理机制主要由网络内企业成员遵循“变异—选择—复制—保留”的路径规律所实现。创业企业嵌入社会网络存在两种形式:一是进入网络中寻找合适的位置并建立联结。需要考虑所处特定社会情境, 注意社会网络结构特征, 并结合自身实际及其关系强度的不同, 进而嵌入到网络中的位置 (朱振坤, 金占明.2009) 。二是自己构建网络。企业通过差异化学习, 为弥补自身网络功能的不足, 嵌入网络体系特定的节点, 网络核心位置的规模企业通过合作吸纳企业的社会关系构建自己的网络体系, 吸引合适的新企业进入网络中来满足需要。

(三) 海外网络与当地产业网络嵌入

返乡创业企业往往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机会, 不断沿着价值链向更高附加值环节蔓延。一是返乡创业企业某一节点成为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转移点。核心企业总是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 寻找更高价值链环节, 一旦发现核心企业往往舍弃本行业求其他, 因而转移本行业成理所当然。二是创业企业的发展优势和地方社会文化的嵌入。虽然大多创业企业不具有全球竞争力, 但地方网络尤其地方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嵌入成为全球价值链核心区域的着重点。当然返乡创业企业发展和嵌入是渐进的, 并且与本地文化密切不可分, 同时随着全球产业梯度转移机制的不断完善, 核心企业也将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国外市场。三是创业的规模企业将自身某一环节剥离出, 并形成新的地方产业。地方产业价值链各价值环节在空间上蔓延, 其分段体系就很可能会在另一区域形成一个新的地方产业群落, 进而与原有群落保持紧密关联, 而这种关联也可以说是嵌入。

三、华商返乡创业企业网络嵌入的对策

一是创业网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在资源理论的拓展下网络的分析单位成为资源, 作为有效的资源发展路径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创业网络中蕴含的网络资源与社会资本是新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网络理论的介入使新创企业对优势之源的研究再次转移到企业外部。理论与实践已证明, 新企业资源有限, 必须广泛利用海外网络和地方网络体系中的社会关系和产业链接关系来获取必要的资源, 以弥补劣势, 创业企业的网络体系能为企业带来新资源、新能量。

二是华商依靠其所拥有的高端技术和知识逐渐返乡开展创业活动。返乡创业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方面起到了先导、示范、联动的作用, 对我国商品出口和国际销售网络的形成起到了带动和网络联结的作用, 但大多新企业没有有效嵌入当地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 另一些新企业未能有效嵌入海外网络, 未能获得其提升和转型所需的海外知识和技术。这样对于创建的新企业就要面临海外关系网络和地方关系网络的“双边网络嵌入”问题, 从双边网络的嵌入和双重网络的嵌入的演进意味着网络嵌入程度的深化。

三是地方网络嵌入分为社会网络嵌入和产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成员间往往能形成强关系, 这些强关系对于新创企业非常重要, 创业者个体关系提供无形的信息和有形的资源为创业者提供极大的支持和自信心, 能给予创业者极大的情感支持和信任以降低风险。在新企业发展早期, 创业者倾向于依赖亲戚朋友及其他社会关系以获取相关信息, 而随着企业组织的发展, 内部结构趋于完善, 实现部门功能化和管理正规化, 个体关系通过惯例和固定程序向组织间联系转化, 产业网络的作用越发重要。

四是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创业企业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提升和转型期。各个阶段有自己的演变特征和规律, 创业网络作为重要的创业资源、创业模式、创业理念或创业组织, 不同阶段不同过程对各种表征进行整合, 不同网络个体因其在创业企业创业历程中所肩负的使命、承担的任务或者扮演的角色不同, 从而对于创业企业的关系紧密程度也就相应不同。同时, 随着企业向提升和转型阶段过渡, 企业更需要从全球视野嵌入全球价值链, 获取海外知识、技术及人员支撑, 根据自身的资源及能力向全球连接网络的各节点获取资源。

摘要：华商返乡创业是跨国技术转移和国际知识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 对于促进我国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新企业在初建、成长、提升和转型过程中, 需要通过嵌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资源支持, 嵌入当地产业网络获得产业链分工增值收益, 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国际知识溢出及整个链网的提升。网络嵌入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收益, 但也带来网络风险和危机, 形成创业网络嵌入的成本,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的促进作用尤为重要。

关键词：华商返乡创业,创业企业,网络嵌入,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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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涛, 罗仲伟.社会网络演化与内创企业嵌入——基于动态边界二元距离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11, (12) .

华商物流 篇6

香港华商银行创立于1918年8月26日, 注册资金500万元, 实缴资本111.8万元, 由香港世传米商刘小焯、刘亦焯、刘季焯和安南华侨刘希成等创立[1]。总部设在香港, 所经营的业务包括储蓄存款、侨汇、与安南做生意的米商贷款以及外汇炒卖等。华商银行所处的香港, 为远东地区新兴工商业中心和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运站, 华侨汇款额巨大, 当时海外华侨平均每年带入香港的财富多达1000万元[2]10。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米商, 刘氏家族在贸易中需要大量周转资金, 因此华商银行的业务重点是吸收储蓄存款。又因香港在国际转口贸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故其主要活动首推经营国际汇兑。

初创之始, 华商银行即不断地向海内外拓展业务, 在沪、穗、西贡、纽约设立分行[3]。因各分行的实际情况不同, 具体业务也有区别。总行创立不久便在广州西提设立分行, 刘季焯的同学区克明为经理, 以储蓄存款为主, 储户主要为中下层、零星散户。在上海以司徒尧为经理, 业务重点是储蓄存款, 同时也经营外汇。1922年上海分行开业时为吸收储蓄存款, 不惜提高存款利息, 规定“于开幕一星期内, 新开各存户永远固息8厘起息”[4]55, 结果市民踊跃前往储蓄, 开业第一天即吸收存款50万元。纽约支行于1922年1月2日开幕, 总行在纽约设有汇兑兼招股处, 由刘鲁南主持, 长期从事炒卖金镑, 舆论称之为“美国华人第一银行”[5]。

二、香港华商银行的局限性

华商银行是在旧的银号、商号日益不适应香港华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新的外资银行仅限于规模庞大的华资商行及少数殷富客户的环境下兴起的。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转型的大环境下, 华商银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采用西方银行业先进的组织形式, 按港英政府的公司条例设立, 形式上以现代银行的姿态出现;另外, 自身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旧式银号、钱庄、票号的传统经营方式,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 家族经营, 客户地域色彩较重。

华商银行的投资者主要为安南米商刘氏家族, 创办者大都为金融业外行, 各分行的主持者几乎都是粤籍人士, 家族企业色彩很重。20世纪初期, 国内一大批具有较高修养的职业银行家登上金融建设的历史舞台, 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 不少人还留学国外, 掌握了近代金融专业知识。华商银行的创办人及各分行主持人大都是粤籍华侨, 对西方经济知识较为熟悉, 但缺少训练有素的银行家, 所以经营过程颇为坎坷。以经商的经验和眼光办银行, 热衷于投机活动, 倒闭的可能性极大。而且银行存贷款的客户比较单一, 大多为粤籍人士, 这与传统银号的信用存放款相似, 依靠个人关系建立起业务关系。浓厚的地缘色彩也会产生一些狭隘性, 因上海分行的存款, “沪行储户, 大半粤侨”[6], 故粤籍人士在华商银行倒闭后损失很大。

其二, 传统的重利主义影响深重。

华商银行原始资本较小, 注册资本为500万元, 实为111.8万元, 与传统银号相比资本虽然雄厚, 若与外资银行相比较, 1933年汇丰银行法定资本额达5000万元, 并发行港币1亿多元, 对比之下, 二者实力悬殊[7]32。在与外资银行激烈的竞争中, 为吸收客户将存款利率定为8厘。当时, 华资银行利率高于外资银行极为普遍, “我国向日之习惯, 社会对于金钱运用上之利率, 至为奢望, 而银行不惜投以所好, 普通存率均在七、八厘之间, 较诸于欧美之为三四厘者, 相差殆倍”[8], 较高的利率对下层散户极具吸引力。一般而言, 高的存款利率必然要有高的利润回报作为支撑, 而且信贷周期不能太长, 所以华商银行的存款很容易进入风险较高的投资行业, 如公债、汇兑等。香港特殊的地理优势也提供了便利, “香港因地势与商业之关系, 先令之需求是以甚广, 故香港之业银行者, 莫不以买卖外汇为主要之业”[9], 使得炒卖金镑成为华商银行的主要业务。如此经营, 很大程度上具有赌博色彩, 一旦资金周转不灵, 投资达不到预期回报, 资金链断裂, 银行搁浅的可能性极大, 而一旦破产, 必然对众多的普通客户造成致命打击, “侥而成, 则银行享其利, 不幸而失败, 则存户胥受其殃, 设井陷人, 其行为盖有甚于欺诈取财者也”[10]。

其三, 华商银行的储蓄存款同其他商业资金划分不明确, 总行与支行的权责不清晰。

办银行的初衷主要是受银行高额利润所吸引, 另外为家族的其他商业活动服务, “查储蓄银行往往兼营商业, 其于行中股本如何运用, 普通存款如何运用, 固未尝与储蓄存款之运用有何若之区别”[10]。总行缺乏对分行经营活动的统筹规划, 华商总行、上海分行和纽约办事处各自为政, 银行存款常被挪用到其他商业活动中, 权责不明确, 银行股本与储蓄存款混在一起, 为华商银行的健康发展埋下巨大的危机。总行缺乏对分行有效的资本控制, 导致分行在具体的操作上各自为政, 漫无限制, 连年失败。当个别分行经营出现问题时, 总行又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资金链的运作往往是牵一发进而动全身, 某个分行的经营不善, 可能会将整个银行赔进去。事实也证明, 纽约分行的亏损致使整个华商银行走向倒闭。

三、香港华商银行的破产

香港华商银行在创办之初, 已在香港注册, 作为中国近代一个新型的金融组织出现, 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传统因素的影响, 在其拓展业务的具体措施中, 带有很多不当的举措及投机的行为。为维持高额利润回报, 默认纽约分行在美国炒卖金镑, 长期亏欠, “此次倒闭, 则在纽约炒卖金镑失败, 损失达十余万金镑, 纽约支行无法应付, 遂由渣打银行向香港总行收取, 计港币则为30余万元, 香港总行亦无法应付”[11]。1924年6月12日上午9时, 总行在渣打银行的讨账声中, 因资金周转不灵而搁浅, 上午11时, 消息传到上海, 上海分行遭遇大批存户提款, 分行遵照总行指令, 下午1时暂停营业[12], 12日下午, 广东分行也在遭遇到了同样的境况后停业。这一连锁反应在当时的金融界引起了极大恐慌, 社会各界与之有业务往来的纷纷谋求自救, “自华商银行倒闭之后, 省港沪各方面之与该银行有关系者风起云涌, 纷纷谋划组织清理之法”[13]。围绕着华商银行的倒闭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其一, 华商银行的倒闭, 波及面极广, 各界损失较大。

银行倒闭, 各方牵涉其中, 既有政府公款、金融资本, 也有军官存款, 尤其让普通的中下阶层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以广州为例, 广州分行存款利率较高, 吸引力大, 储户来源多样, 不仅有政府的公款, “此次开收六街马路筑费, 系由公务局涵会代收, 当将收款18000余元付存本市华商银行”[14], 也有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 “某某等银号, 亦受其影响, 计损失至10余万元”[13], 还有军队官员的存储, “江防司令部属员, 亦有款存于该行, 毫洋3300元, 及港币200元”, 最多的还是普通下层群众, “西提该行, 因设有储蓄部, 专收零星储蓄, 故妇女界及小有收入之人有款储蓄, 该行遂以储蓄部最为发达”[15]。因广州分行牵涉的业务面宽, 如任其倒闭, 自由处置资产, 存户将受害惨重。有鉴于此, 债权人及存户自发组织债权团, 要求政府查抄股东, 以备抵偿。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 广州市政府被迫出面, 不得不对其进行监管, 社会各个阶层卷入其中, 其影响可想而知。

其二, 香港华商银行倒闭事件, 严重地打击了存户对华资银行的信心。

尤其是广州分行总经理区克明在银行停业后私自潜逃, 普通民众将遭受倾家荡产的风险, 陷入巨大恐慌之中, “华商银行倒闭以来, 因储蓄户口多属艰难辛苦积蓄之人, 故牵累者, 连日已闻有自寻短见及发生过度之惊慌”[16]。随着银行的倒闭成为事实, 围绕着银行的实际资本数目、银行的经营方式、华商银行董事的私人生活等问题的报道,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种猜测蜂拥而起, “查其开办广告, 以500万资本相夸耀, 而未宣布实收若干, 阅其参观邀柬, 借列沪上各参事为号召, 而未暴露董事姓名, 且储息定八厘之高, 分行至数处之多, 开幕又两年未屈, 因此种种, 人或以故设陷阱意存欺诈相疑”[17]。华商银行不能有效解决此次倒闭危机, 保证用户的经济利益, 广大存户损失惨重。接踵而来的是整个华资银行面临着一场大的信用危机的考验, 用户对华资银行的不信任使得大量存款从华资银行流向外资银行, “1924年华商银行倒闭, 受此影响, 东亚银行的存款亦从1923年的1040万下降到1924年的800万”[4]55。客户对整个华资银行信用的质疑, 对依靠信用立身的华资银行影响深远。社会一有风吹草动, 普通民众就迅速作出反应, 华资银行遭遇挤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其三, 华商银行的倒闭引起了银行业的反思, 外资银行趁机对华资银行进行攻击, 大批华资银行遭遇危机。

中国银行业传统的重利主义方式遭到批判, 中国储蓄存款保障引起重视, 同时也暴露了香港政府银行管理制度的不健全, “该行阳以华商为名称, 隐以英册为保障, 总行既远在香港, 鞭长莫及, 董事人籍判中西, 法律互异, 对付之法非常棘手”[17]。当时的华资银行成为外资银行的竞争者, 华商银行亏欠外资银行事件正好为其提供了机会, 外资银行以此为借口对华资银行进行攻击, 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华资银行面临经济危机, “香港外商银行因华商银行倒闭事, 对于凡系华人所办之银行, 不论是否英籍, 均有积极排挤之表示”[9]。同年7月, 渣打、汇丰、友利、花旗连同11家外资银行致函华资银行, 规定香港华资银行购买外汇时以现金支付, 此举无疑打击华资银行的外汇业务。一年不到, 1925年6月19日受省港大罢工的影响, 香港的华资银行遭受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挤提危机。大批市民由于对政局的恐慌, 从华资银行大量提取存款, 从6月19日到22日, 这4天内, 市民带离香港的款项达1600万元。

华商物流 篇7

华商传媒集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改革之路

(一) 改革经营机制, 全面实行市场化运作

华商的崛起, 实际是在新老体制的转换中实现的。从全国报业环境来看, 1997年华商改革了体制, 全面推行市场化, 此时正值报业改革的前夜, 距离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还有6年时间。从具体环境看, 西安当时只有《西安晚报》一枝独秀, 规模也就1.2亿;《三秦都市报》报刊等囿于旧的体制机制, 发展后劲不足。在这种城市媒体环境中, 全新体制的《华商报》的诞生可谓恰逢其时。

(二) 改革人事制度, 打造团队执行力

今天, 有些已经在工商局注册多年的新闻出版集团在内部还保留着行政级别, 而华商在1997年就完全取消了行政级别。原《三秦都市报》副主编与新闻部主任张富汉和刘东明是分别辞去了正处级和副处级的事业编制而到华商的。他们封存了报社原有的20个事业编制, 对报社进行整体改造。每一位员工, 都是聘用制, 在管理上推行绩效管理, 实行优胜劣汰。采用完全市场化的体制机制重塑报纸, 所有招聘人员的档案放入人才交流中心, 允许其自由出入。

然而, 打造一个极强战斗力的团队, 绝不是仅凭简单的编制转变、严格执行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就能实现的。一个好的团队一定是团结的、有正气的、有理想的团队。华商报业的新闻业务、管理、经营、发行4支队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卓越的执行力。2005年以来, 在著名企业战略家姜汝祥博士及其优秀团队———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培训指导下, 华商报业从上到下广泛开展了执行力学习讨沦活动。

(三) 树立和强化媒体核心价值观

“奉献最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这个理念是现任华商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富汉等创业阶段的领导者提出来的, 15年来一直是华商传媒集团旗下的所有媒体品类都遵循和践行的华商核心价值观。随着《华商报》的发展面临的地位、角色、阶段的变化, 目前, 华商传媒对最有价值的新闻在理解上已经由凸显社会价值到4个价值共赢, 并适度向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倾斜这个层次上;在具体操作上, 进一步拓展了“最有价值”的外延, 更加多元地理解“最有价值”的新闻。

与其他都市报相比, 华商报的新闻有六大特色, 这也是每一个成功的新闻媒体需要矢志不渝地追寻和坚持的特色。

1. 速度:

主要是指新闻的时效性和面对新闻的反应速度。现在, 新媒体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报纸新闻的速度优势, 但是华商报通过追求“唯一”来延续优势, 那就是挖掘独家新闻、原发性新闻、策划类新闻, 以独家来诠释和延续纸媒的速度。另一路径是通过网络平台实施“报网互动”。

2. 硬度:

新闻的强度, 主要指冲击力, 这是华商新闻的显著优势。需要把握的是在内容上强调硬新闻的做法, 在包装形态上更加追求内在地、内涵式地展示冲击力。

3. 深度:

深度新闻成为代表报纸水准、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品质之一。有深度才能赢得话语权, 深度象征着在专业领域内的标杆地位。

4. 风度:

媒体的风度就是媒体的文化底蕴。一个有风度的媒体要在新闻产品中展现出人本、人文、人性光芒, 而不应该是冷漠的看客, 需要有忧患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5. 高度:

媒体的高度取决于3个维度。一是媒体的立场、观点和声音是否在业内、在重大事件中得以彰显;二是媒体的立场、观点和声音是否有引领的作用;三是媒体对一条新闻在政经格局、趋势潮流中有多大的标本意义是否有足够准确的认识。

6. 信度:

就是媒体的公信力。首先要坚守新闻媒体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及时、中立、平衡的底线。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假新闻造成的。其次, 面临灾难、公德、道义、良知、利益的考验, 媒体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华商报》自始至终一直坚持新闻与经营的分离与独立, 禁止记者拿“红包”。这一举措在省内外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宣部曾向全国推荐,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曾报道过这一做法。

坚持“有能力的多元化”战略

对于报业集团而言, 产业多元化已经讨论过很多年, 也已经实施过很多年, 有成功的, 也有失败的。现在业内的共识是报业多元化不能脱离主业。这涉及报业多元化的范围, 但范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能力。跨界战略对于任何一行来说, 不存在一定要与主业相关, 与主业不相关就做不好的道理。为什么别人就能做好呢?关键问题是能力———是否有做其他行业的能力。华商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富汉经常提及的“有能力的多元化”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木匠不能干铁匠的活”这也是张富汉经常说的一句话。

“有能力的多元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报业集团要有实施多元化运作的实力基础, 实力主要是指资金。现在也有一些报社在报业竞争中落败, 没有突破的方向和空间, 然后就希望在其他行业获得竞争优势,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二是指报业集团要有实施多元化的专业队伍, 不能依靠原来做报纸房产专刊的记者编辑跑去做房地产企业, 那样肯定不靠谱。

每个报纸都有品牌, 应围绕报纸的品牌做多元化业务, 这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有能力的人才队伍, 要有专业的团队。华商传媒集团旗下的华商豪盛公司是华商传媒集团与别的公司合作的一家房地产企业。华商传媒集团通过收购、兼并获得行业内比较成熟的专业团队, 这个团队已被市场检验过, 就不需要耗费集团的资金重新检验。

如很多报业集团一样, 华商传媒集团的多元化之路也是从印刷厂、发行部门开始的。立足于报业主业, 围绕上下游的发行、印刷、广告, 第一批多元化的结构单元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黄马甲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报纸配送队伍, 在西安、长春、沈阳、重庆共有12000名员工。与全国其他的各类发行公司一样, 黄马甲刚开始只承接自己报社的发行业务, 后来开始配送别的报社的报纸, 并开展了送水、送煤、送气业务。此外, 黄马甲公司还另外组建了96128电子商务平台, 已发展成为辐射全国的第三方物流配送网络。

华商数码公司原来就是华商传媒集团的印刷厂, 现在承印着集团所属报刊以及全国上百家报刊, 2010年公司总收入超过4亿元, 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华商圣锐广告公司则代理着华商传媒集团旗下报纸的外埠广告。这些公司属于报业产业上下游延伸多元化的产物, 都没有脱离开主业。

转型之前要“转身”

跨媒介必须要考虑整合的问题,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转身, 报业集团首先建立一整套的转型机制, 而不是一下子就转型。跨媒介的一些管理指标体系、绩效考核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 行业分析、新媒体运营部门都没有成立, 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跨媒介的运作。

报业上下游产业的延伸策略被很多人视为报业多元化的金科玉律, 因为对行业非常熟悉, 跟主业相关, 可以利用报纸很多方面的资源, 是最容易成效的多元化方式。报业这些年来有过很多新媒体的尝试, 有声报纸、3D报纸、卫星报纸、电子报、报业新闻网站、报纸二维码……但是“成功”的很多, 能开创一条道路的很少, 能赢利的就更少了。报业这些年来在新媒体方面的经验是, 告诉人们哪些不能做;但是依然没有告诉大家哪些能做。而且, 单纯依托自身的能力来做新的企业、项目也是行不通的, 即使做新媒体也必须合作。因为市场变化很大了, 任何媒体已经没有能力撑起一个场面, 不能单打独斗。

把报纸的内容简单地搬到网络上去的行为也是错误的。比如《华商报》的核心东西就是新闻线索, 如果把这些新闻都搬到没有产出的网络上去。把报业最赚钱、最有价值的东西放在不产出的地方, 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 网络新闻也必须收费, 如果新媒体的新闻不收费, 那么纸媒收费的那块就很容易衰亡。需要牢记的是, 互联网的趋势不是传统纸媒的趋势, 互联网的明天也不是传统纸媒的明天。

摘要：本文总结了华商传媒集团在体制、机制改革, 实现跨地区、跨媒介、跨产业经营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华商传媒集团实现跨产业、跨媒介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其所秉承的先进理念, 探索了媒体产业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华商传媒集团,媒体核心价值,产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自良.推进报业集团向传媒集团转变[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7-12-21.

[2].郭全中.传媒集团的上市策略[N].中华新闻报, 2008-02-27.

[3].魏晓莉.传媒集团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 2008,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