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纠纷经济学（精选3篇）
水资源纠纷经济学 篇1
堤防护堤护岸林地资源是堤防水土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 随着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 堤防禁脚林地资源的权属已成为堤防管理部门与地方沿堤村组之间“堤防国有土地与村组集体土地”纠纷的焦点。本文就目前洪东分局堤防林地资源权属纠纷的形成与原因作深入分析, 尝试揭示矛盾的发展规律, 为正确处理林地权属纠纷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与对策。
一、堤防护堤护岸林地分布基本状况
洪湖东荆河管理分局 (以下简称洪东分局) 管辖堤防长91.05公里, 途经府场、曹市、峰口、万全、黄家口、大同湖、新滩七个镇 (区) , 属国家二级堤防。根据2003年10月洪湖市林业局核发给洪东分局的《林权证》按堤内外方位统计, 现有林地总面积10135亩, 其中堤内林4258亩, 主要在内禁脚压台上, 堤外林5877亩, 主要分布在外滩上。根据《湖北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第三章堤防安全管理禁脚地划分标准, 按干堤及重要支堤迎水面30—50米的标准计算, 约有1千亩林地是在工程留用地和安全保护区内的。
二、两起典型的林地权属纠纷案件综述
1、有关林地林权纠纷处理程序的法律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 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以在接到通知之间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 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 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 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水事纠纷解决前, 当事人不得单方改变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护堤护岸林木, 由河道管理单位组织营造和管理,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砍伐或者破坏。
2、两起典型的林地权属纠纷案件解析。
例如大同湖某分场一当事人强行侵占芦湾堤外滩防护林案。芦湾堤段外滩属东荆河重点险工险段, 20世纪70年代末, 为了防止风浪对堤防的冲击, 东荆河管理部门经地方政府领导同意, 在该处栽植150多米宽、近200米长的防浪林带, 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2003年洪东分局依法办理了林权登记手续, 进一步确定了该处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即林地的所有权属国家, 其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属洪东分局。2007年2—3月, 这一当事人要求分局将此处更新砍伐后的林地“归还”芦湾村, 并无视大同湖管理区政府的调解, 直至最后强行侵占林地60余亩。再如黄家口镇某村一当事人强行侵占堤外滩护堤林地案。此处林地夹套空地在分局林权证所属界定的范围内, 由于多种原因, 此处林地夹套低洼空地没有作为宜林地改造。2007年3—4月, 这一当事人等人打着承包集体土地的旗号, 强行动用机械分别对该处三块夹套空地进行平整, 造林面积达150亩。
以上两起案件以侵害堤防管理部门根本利益为明显特征, 侵权人是借用“承包集体土地”理由对堤防部门实施侵占行为的。案件发生后, 分局本着“群众公认、尊重历史”的原则, 请求所在地方政府调解, 但均无果而止。
为达到永久侵占的目的, 两起侵权案的侵权人相继要求市林业局给予办理林权证。分局获此消息后及时以鄂汉洪东[2007]17号文发函市林业局, 明确要求维护东荆河堤防国有防洪林地及林权。凡是与东荆河现有林地、禁脚地毗邻的地块需要办理林权证的, 请市林业局要求该地块申请人须出示洪东分局的交界证明, 以免出现林权交叉、林地重复办证现象。并重申凡是在东荆河堤防外滩除防洪林以外的河道内栽植林木的, 都属于行洪障碍, 将予以清除, 很好地阻止了侵权人的办证行为。
3、两起典型纠纷案件应对过程的评价。
以上两起案例都经过了市林业执法部门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出面协商调解, 但涉及“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权属纠纷时, 市林业执法部门和地方政府调解的力度不大。堤防部门尝试通过水政监察大队进行执法, 但苦于没有强制手段, 均无结果。地方当事人仰仗地方优势和政府调解弱势态度, 有恃无恐, 形成强占事实。正是因为在现有的工程留用地和安全保护区内的防浪林地只办了林权证而未办土地证, 而没有土地证正是护堤护岸林地资源权属的软肋, 地方当事人正是抓住这一点而进行了非法侵占。但真正要从根本上确定土地权属, 通过法律解决的成本过大, 且不一定达到预期目的。
三、护堤护岸林地权属纠纷原因分析
1、模糊产权论的引用。
模糊产权论认为, 明晰的产权意味着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各个方面有完全的控制权, 然而模糊的产权却意味着所有者的控制权缺乏保证, 以致于受损, 所有者不得不为其应有的权力不断的进行斗争或者讨价还价。
对于农村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 也有相应的模糊理论对其进行研究。模糊理论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都是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 而非经过市场途径演化的结果。今天所赋予的土地权利, 依然是政府 (或国家) 意志的表达。该理论特别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使用权属变化进行了研究, 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形式, 按现代产权经济理论判断, 显然更多地具有共有产权或社团产权的特征, 而不是所谓的集体产权。尽管习惯上称其为“集体所有制”, 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共有产权的参与权对一种资源行使某种权力无需事先与他人协商, 但也不排除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样的权力。这种产权在个人之间完全不可分, 它不可同时也没有对象化到各个成员身上。这个时期的“国家、集体、个人”三级所有制, 实际上是一个产权模糊化的安排形式, 它几乎否定了任何确定性的产权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 现实中国乡村社会在发生的大量土地纠纷中, 人们分别引用不同的政策法规说明自己“正确”:一些人援引土地承包合同, 认为土地是承包户 (在承包期间) 专有使用的财产, 其生产价值应当属于承包户;另一些人则援引土地法中“集体所有”条文, 认为土地是公家的, 应当由“公家”机构或人员即政府来处理。之所以如此, 关键在于土地使用的不确定性———即模糊性问题, 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性源于法律的不确定所致。
2、模糊理论的启发。
(1) 堤防护堤护岸林地权属纠纷的发生与发展是当前改革发展时期的一个必然过程。据调查, 洪东分局现有堤防内外禁脚地权属形成, 基本在人民公社时期定型。事实上, 堤防管理部门在当时有很多林地是通过公社领导对土地行使“划拔”权得到的, 原因在于堤防管理部门与地方乡镇同属一个政府管辖, 土地都是人民公社的。显然, 根据今天的《湖北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第三章堤防安全管理禁脚地划分标准, 按干堤及重要支堤迎水面30—50米的标准划分, 对于洪东分局在工程留用地和安全保护区内的千亩林地权属, 明显带有模糊产权的特征, 必然带来纠纷隐患。
(2) 明确护堤护岸林产权是当前一段时期堤防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1996年10月, 水利部颁发的《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中明确了护堤护岸林不仅对堤防具有防自然力侵蚀破坏的作用, 而且对美化堤容堤貌、保护生态环境、增加管理单位经济收入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堤防管理部门的生存与发展与现有的资源紧密相联。堤防建设如果没有资金投入, 堤防事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当前洪东分局护堤护岸林地资源的权属纠纷主要体现在土地权属纠纷。尽管洪东分局历届领导人都认识到这一点, 但在1998年曾尝试借东荆河下游堤防整治时期对所辖土地进行确权划界时, 还是由于没有相应的资金投入而搁置。如今谈论起来尽管十分痛惜, 但重新做起来还是难上加难。按照2007年洪东分局与市土管局的初步协商, 费用仍达100多万元, 如何越过这道坎, 是关系分局发展空间的大问题。
(3) 当前农村土地产权逐渐得到强化。2007年8月, 荆州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现场会, 强调林改工作是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林权的范围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 (含沟渠、路林) 及县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集体所有的宜林地、沟渠路、“四荒地”、“四旁地”等宜林地, 必须因地制宜把林权确权到户, 林权证发放要达到95%以上。此次林改工作虽然不涉及堤防等国有土地, 但对历史形成的部分堤防护堤护岸林模糊权属, 必将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因此, 堤防管理部门应未雨绸缪, 要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找准解决林地权属纠纷的切入点, 有准备地认真应对。
四、对当前发展林业生产应对纠纷的对策
1、转变观念, 理性面对矛盾纠纷。
目前, 广大农村只要是可宜林的土地资源都得到开发利用, 谁开发谁受益。既然有政策上的鼓励, 群众肯定会积极响应。对于当前存在的带有模糊产权性质的土地资源, 必定要通过合法、合理、公正的途径协商加以解决。堤防管理部门在解决土地资源纠纷时, 思路要跟上时代发展的形势, 既不能认为是地方的“刁民”无理取闹, 也不能寄托于通过行政手段强行解决, 更不能回避矛盾主动退让失职失责。唯一的正确途径只能是通过多方的多次协调妥协才能解决, 多在协商解决上下功夫, 法律诉讼只能是不得已为之的最后手段。
2、当前林业生产应对纠纷对策。
当前更新砍伐林地范围确定汲取了2006年度更新砍伐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做到有争议的林地不纳入年度更新范围。对于林权证界定范围内的空地, 也要组织力量搞好规划, 加大资金投入进行宜林地改造, 提高宜林地的利用率。
3、近期林业生产应对纠纷对策。
对迫切需要更新的争议比较少的带模糊产权的护堤护岸林带, 可尝试引入诚实可靠的林业种植大户承包经营, 能在一定程度内防止当地村组个别人对堤防护堤护岸林地正当权益的侵害。
4、中期林业生产应对纠纷对策。积极筹措资金, 组成得力工作专班, 切实完成堤防现有管辖土地的确权划界工作。
(责任编辑:张琼芳)
水资源纠纷经济学 篇2
甲 方：某某，女，汉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乙 方：××××（曾用名×××），男，汉族，××年×月×日出生，香港居民，×××××（×）。
甲、乙双方因借款纠纷，现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如下：
一、双方确认乙方欠甲方借款总计人民币85万元，港币43万元，不考虑汇率差别本金合计人民币128万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人民币100万元从2002年2月1日起算利息，人民币28万元自2002年5月5日起算利息。二、一审案件受理费合计人民币30395元、财产保全费合计人民币9713.6元以及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乙方承担。
三、乙方于本协议生效当日支付甲方人民币160108.6元，并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人民币1080000元给甲方。
四、乙方按照第三条期限足额付款，则甲方自愿放弃追索剩余本金人民币8万元及全部利息。
五、如果乙方未能按照第三条期限或未足额付款，则甲方有权按照第一、二条确定的金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交法院，自本协议经法院出具调解书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经济纠纷上诉状 篇3
法定代表人：住所：
被上诉人：
被上诉人：
被上诉人：
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 。
诉讼请求：
一、请求依法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xx0)越法民二初字第 号民事判决书;
二、请求依法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即：
上诉理由：
上诉人 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对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xx0)越法民二初字第 号民事判决书强烈不服。上诉人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审核认定证据和分配举证责任违反法律规定，审判程序违法。因此，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上诉人的具体上诉理由如下：
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有上诉人持有的“借据”、“承诺书”、“保证书”原件为证。而各被上诉人主张的该笔借款已归还，并无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供被上诉人泽安公司向上诉人转账或汇款的凭证，并无双方之间确认是归还本案960000元借款的证据。上述泽安公司向上诉人转账或汇款的凭证，由于不能排除其他经济关系，对是否是归还本案借款，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唯一性，因此，无法认定是归还本案借款。由被上诉人的举证和上诉人的举证，已充分证明是与本案无关的其他经济往来。对于泽安公司向上诉人的转账或汇款认定为归还本案的借款，被上诉人对其唯一性和确定性负有完全的举证责任，而不是相反由上诉人来举证。
根据法律规定，在借款合同关系中，“借据”是“证据之王”，如果一方当事人持有另一方当事人亲笔书写的“借据”，法院仅凭对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或举出一些似是而非不具有排他性的证据，即对当事人持有的“铁证”“借据”予以否定，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正常的借贷合同关系还如何得到法律的保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还如何维护?在本案中，各被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平等自愿原则下，亲笔书面的“借据”还不能算数，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谁还敢借钱给他人?
因此，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确实的具有排他性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归还上诉人的借款960000元的情形下，对上诉人持有的“借据”的法律效力予以排除，是不合法的，一审判决是对社会基本原则和法律基本原则的背叛，是完全错误的。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
1、原判决既确认上诉人于xxx7年12月20日出借现金960000元给被上诉人甘锦良，同时又将案外人“沈瑞言”向被上诉人泽安公司汇款1600000元、40000元(共1640000元)两种不同的经济关系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两者之间不论是借贷合同双方的主体、发生交易的金额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上诉人有白纸黑字的借据为证，上诉人并无举证义务证实与借据主体完全不同的他人之间发生经济来往的情形是否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所产生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举证证实“案外人沈瑞言”转给被告泽安公司的款项，是否是原告与各被告之间所产生的借贷关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举证原则。
2、原判决认定“被告泽安公司直接向原告付款的金额已超过原告所主张的金额”，是错误的。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泽安公司向上诉人转账或汇款，是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关系，与本案无关，我方已举证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关系。被上诉人已自己举证证明双方有其他经济关系。因此，原判决不是依法律规定判断而是依主观臆断来认定，是错误的。
三、原判决认为“原告强调被告的付款与本案无关，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但就该主张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依法承担其举证不能的责任”。这一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举证原则，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在该案一审中，上诉人根据法庭要求已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本案原被告之间在同一时期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而且该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关系也得到了被上诉人的证据证实。因此，该案的960000元借款是与其他任何借款合同无关的，是独立于其他经济往来关系的。
如前所述，对于证明“被告泽安公司的付款”与本案有关，证明其唯一性与确定性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因为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借据”原件作为铁证，是无须另行举证的。本案一审判决中，把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予以倒置，是根本违反法律规定，史无前例。
四、原审程序严重违法。
在原审庭审中，法庭要求上诉人方在庭审后提交双方其他经济往来的相关证据。上诉人据此在庭审后7天内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但是原审法院既未组织双方质证，也未在一审判决中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叙明。这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剥夺当事人的相关权利，属于程序严重违法。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判决内容上，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请求二审法院主持公道，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对本案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处理。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