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鉴定

精神鉴定（通用8篇）

精神鉴定 篇1

近年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现代人的心理压力不断加大, 各种精神疾病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有精神障碍的当事人。为正确处理和解决其行为主体资格及行为能力等问题, 常需进行法精神病学鉴定来确认, 以便公正审理案件, 保护精神障碍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现行的鉴定程序缺乏切实可行的法规, 更为重要的是, 尚未真正形成训练有素的专家队伍和统一的鉴定标准, 而司法人员又缺乏对法精神病学的认识和对鉴定书、鉴定结论审查的方法, 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裁决。本文着重分析我国法精神病学鉴定制度中鉴定结论的审查、采信问题, 并结合国外的相关制度提出改革与完善的构想。

一、规范法官审查、采信鉴定结论的程序

首先, 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 应当当庭出示;其次, 鉴定结论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 包括以下方面:一是鉴定人的资格问题;二是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合法性问题。要防止现行质证流于形式, 一般应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 对鉴定过程和内容予以说明, 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 其出庭的差旅费应由败诉方承担。为了保证当事人有效地行使该项诉讼权利, 应允许当事人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辅助人出庭询问鉴定人, 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 使质证的效果真正体现出来, 亦有利于法官做出正确采信。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当事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 是否准许由法官决定。

二、多份鉴定结论的采信

在一个案件中只有一份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案件很多,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一般经过简单的审查和庭审质证后, 十分信赖地予以采纳。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诉人和他们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 甚至提交了一些相对“关键的”、新的被鉴定人精神异常的证据材料, 司法机关也常常以未提交新的精神异常的证据, 或新提交的精神异常的证据与司法机关已查明的情况不符等种种理由, 予以驳回。可见, 司法机关对于法精神病学鉴定机构做出的法精神病学鉴定是十分信任和依赖的。但是,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 却屡屡出现在一个案件中存在多份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情况, 而且多份鉴定结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即出现了经鉴定, 被鉴定人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和“无刑事责任能力人”3种互相矛盾的情况, 涵盖了精神病人所有的刑事责任能力情况, 出现了让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 尤其是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无所适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审理案件的各级人民法院, 在处理互相对立的或意见分歧的鉴定结论时, 都采取重新鉴定作为消除不同意见的唯一办法。人民法院固然有权决定重新鉴定, 可是并不负有必须做出这种决定的义务;并不一定要得到一致的鉴定结论时才能做出判决。人民法院可以在意见不同的结论中评定和抉择其中认为合理可靠的意见。鉴定人的结论对人民法院并无约束力, 不过对不同意的结论应当说明理由。

三、违法鉴定结论应予排除

鉴定人在进行鉴定时违反有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 可能影响鉴定的客观、公正性的, 其做出的鉴定结论为无效证据, 应予以排除。

(一) 鉴定人违反有关回避制度

鉴定人回避制度是指鉴定人具有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规规定的几种情形时, 鉴定委托机关及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鉴定人也承担自行回避的法定义务。《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第34、35、36条分别规定“鉴定委托人或者鉴定申请人认为鉴定人与被鉴定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鉴定公正的, 可以提出回避要求, 经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查证属实的, 鉴定人应当回避”。“被鉴定人及其亲属认为鉴定人与被鉴定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鉴定公正的, 可以提出回避要求, 经精神疾病鉴定委员会查证属实的, 鉴定人应当回避”。“鉴定主持人认为鉴定人与被鉴定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鉴定公正的, 可以提出回避要求, 经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查证属实的, 鉴定人应当回避。”针对重新鉴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定了特别回避制度。即重新鉴定的, 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鉴定人违反上述规定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其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应当予以排除。

(二) 鉴定人员尚未达到法定鉴定人数的, 鉴定结论不予采用

法定鉴定人数是指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的进行鉴定的人数。实际进行鉴定的人数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对该鉴定结论不予采纳。“精神疾病司法鉴定鉴定组应由单数鉴定人组成, 成员不得少于3人”, “办案机关或申请人要求复核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鉴定组应由单数鉴定人组成, 成员不得少于5人”。

(三) 鉴定结论的书面格式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不予采纳

法精神病学鉴定结论应当以《精神病司法鉴定书》的形式做出, 经鉴定人签字并加盖法精神病学鉴定组织公章后生效。鉴定书应包含有:被鉴定人的自然情况、委托机关或申请单位、鉴定案由、调查资料、分析意见及鉴定结论等内容。做出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时, 参加鉴定的鉴定人应当签署鉴定意见, 如有不同意见时应当分别记录在案。只有符合上述要求, 即内容完备、形式合法的鉴定结论才能采信。

(四) 鉴定所依据的调查资料不真实、不全面的, 鉴定结论不予采信

鉴定人做出鉴定结论所依据的调查材料应当包括: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调查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病史情况、案情经过、审讯材料及拘押期间的表现等。调查材料要具体、详细、真实、客观, 并应当注明调查对象及资料来源。调查资料必须通过合法程序提取、收集, 否则将以鉴定结论违法为由而不予采信。

参考文献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EB/OL].http://www.chinacdc.net.cn/n272442/n272530/n273736/n273796/n1600556/n1600567/8715.html, 2005-09-29.

精神鉴定 篇2

精神残疾是指精神病人患病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同时导致其对家庭、社会应尽职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障碍，精神残疾鉴定。

精神残疾可由以下精神病引起：

(1)精神分-裂症;

(2)情感性、反应性精神障碍;

(3)脑器质性与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

(4)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

(5)儿童少年期精神障碍;

(6)其他精神障碍。

2、精神残疾的分级

对于患有上述精神疾病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者，应用“精神残疾分级的操作性评估标准”评定精神残疾的等级：

(1)重度(一级)：五项评分中有三项或多于三项评为2分。

(2)中度(二级)：五项评分中有一项或两项评为2分。

(3)轻度(三级)：五项评分中有两项或多于两项评为1分。

列表如下：

社会功能评定项目确有

功能缺陷正常或有

轻度异常严重

功能缺陷

个人生活自理能力0分1分2分

家庭生活职能表现01

2对家人的关心和责任心012

职业劳动能力012

社交活动能力012

《注》：

无精神残疾，五项总分为0或1分，鉴定材料《精神残疾鉴定》。

精 神 残 疾 的 检 查 方 法

采用“精神残疾分级的操作性评估标准”进行检查。各项评分，除去与知情人交谈，同时应结合对病人的观察和必要的交谈询问以确定五项的评分。

指导语：(向知情人交谈)

以下五个问题，是对病人社会功能的评价。请您根据他(她)最近一个月的情况结合与病前的比较给予回答：

1、个人生活自理能力

本条件评定病人近一个月个人生活料理情况，比如是否按时休息、个人卫生习惯(比如洗脸、洗澡、理发、刮胡子)，梳妆打扮、衣着整洁、住处卫生、主动进餐、二便料理等情况。

0分-----与病前差不多，或偶有小问题。

1分-----确有功能缺陷。需要督促或协助，已经给他人增加了负担。

2分-----严重功能缺陷。绝大部分或全部生活料理需要由他人照管，给别人造成很大负担。

2、家庭生活职能表现

生死判决系于精神鉴定 篇3

戴宏远裹着一件军大衣缩头缩脑走进了审讯室,坐下后就面无表情,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负责审理他焚杀岳父案的王德虹检察官。王德虹讯问他,他也不答。过了一会儿,他就将目光游移到地上,看到地上有一个烟头,就捡了起来,然后放在嘴里咀嚼,最后将烟丝吞进了肚里。再过一会儿,戴宏远站起来在审讯室沿着对角线走起了正步。他似乎要向王德虹检察官显示:自己疯得不轻!

悲剧隐患已久

2006年7月8日凌晨4时许,古蔺县双沙镇村民郭书志家的下屋突然燃起熊熊大火。邻近村民惊醒后立即赶来将火扑灭。但因火势太大,仍有数间房屋被烧毁,郭书志也死于大火之中。郭书志的妻子江宗芹和两个外孙睡在上屋幸免于难。火灭后,江宗芹到下屋察看,发现原本关好的门窗开启了,猪圈上的石棉瓦被人掀开了。显然这是有人故意纵火杀人!江宗芹想到自己一家与前女婿戴宏远日趋激化的矛盾和戴宏远的德行,认为他作案的嫌疑最大,遂向警方报警。古蔺警方立即展开侦查,于次日就将犯罪嫌疑人戴宏远抓获归案,戴宏远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江宗芹痛定思痛地哭述道:“千不该、万不该,女儿当初就不该找这种心胸狭窄、心底阴暗的丈夫!”戴宏远生于1972年,初中文化,复员军人,捕前系古蔺县双沙镇计生办干部,1993年经自由恋爱与郭吉韵(化名)结婚,生有一子,夫妻关系长期以来是融洽的。只是案发前的近年来,夫妻间互相指责对方有外遇,关系才越来越恶化。郭吉韵说:“戴宏远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只要他心情不好,我和娃儿没有惹到他,他都要动手打。”“他疑心重,见不得我跟其他男的讲话,总是怀疑我和其他男的有不正当关系。”“2004年下半年,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了我们开的养猪场,戴宏远就认为我与这个男子有不正当关系,就狠心地打我,逼我承认,我忍受不住,就被迫承认了。”“2005年初,戴宏远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女网友搞起了网恋,这年6月,我就与他离了婚。又过了几个月,戴宏远又来缠我要与我复婚。我和父母都不答应。”

2006年仲春,戴宏远知道有人给前妻介绍了男友,就多次打电话威胁男方不许与前妻来往,扬言男方若不听,就要将其杀死。接着戴宏远不停地向前妻认错,要求复婚。为了给前妻施压,他竟然以让儿子喝农药相威胁,逼前妻与他住在一起。与此同时戴宏远还托同事、熟人找郭吉韵的父母说和,但郭吉韵的父母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女儿与戴宏远复婚,理由是戴宏远经常打女儿,而且出手狠毒。戴宏远为此对前岳父母怀恨在心,不但上门大吵大闹,还两次唆使儿子去烧外公的房子,不过都遭到了儿子的拒绝。当戴宏远听说郭吉韵住到了男友家中后,更是妒火中烧,决定报复。他经过一番认真准备后,约外侄潘某一道于7月8日深夜溜至前岳父郭书志家,二人揭开猪圈的石棉瓦翻入屋内,用携带的铁锤将惊醒的郭书志击昏,接着又找来衣物堆盖在郭书志身上泼洒汽油点火后匆匆逃离。

首次精神鉴定结论引争议

警方在调查取证中,一些人提及戴宏远有时的言行举止有些神头神脑(四川方言,指精神不正常),前言不搭后语,遂怀疑戴宏远患有精神障碍。为了对戴宏远负责,警方就将戴宏远送到川内一家专门的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作法医精神病学鉴定。这家“鉴定中心”对戴宏远“既往精神状态”形成的看法主要依据的是古蔺警方提供的材料,特别对材料中五个方面的内容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摘写到了“鉴定书”中:

一是戴宏远同事们对他的印象、反映及评价:“戴宏远性格较孤僻、脾气暴躁,我行我素,不喜欢交往。”“他一年多以前在工作中就有情绪悲观的表现,而且说话时会有前言不搭后语的状况。”“大家在背后都说他神头神脑的,脑壳不够用。”有一位同事还举出了他神头神脑的事例:“大概在1999年或者是2000年,我和戴宏远下乡回来,一辆大货车向我们迎面驶过。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臂说:‘岩垮了,我看到岩垮了,眼睛看不到了,现在又好了。’”二是戴宏远在交代中表露出来的对岳父、岳母和前妻的极度愤恨。三是他前妻的有关反映:比如戴宏远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打人。四是他以前的战友证实:“戴宏远当兵时于1990年头部受过伤,治愈后精神有时不正常,主要是表现在说话上思路不清。”五是古蔺看守所证实:戴宏远“入所以来目光呆滞、语言稀少,不与他人交谈”。

该“鉴定中心”对戴宏远进行的实验室及其他辅助检查显示:脑电地形图检查为轻度异常;智商(IQ)91。对戴宏远进行的精神检查显示:步行入室,意识清楚。可以正确回答姓名、年龄、住址,自称因为自己涉嫌故意杀人才被抓的。自称“2004年夫妻间有点小矛盾,妻子有婚外恋,确是事实,而老丈人却骂我污蔑他们的女儿。”自称最近自己吃饭、睡眠不是很好,左侧耳朵、眼睛也不是很好,有时突然看到眼前的墙上有人、图案等。

该“鉴定中心”综合古蔺警方提供的戴宏远“既往精神状态”和对其所作的相关检查,对戴宏远形成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分析:“被鉴定人在案发多年前就有精神异常表现,无故打妻子,怀疑妻子有婚外恋等。鉴定时精神检查主要查见嫉妒妄想,社会功能受损。其表现符合偏执性精神障碍的诊断,作案时处于疾病发作期,其违法行为受其疾病的影响。”相应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对其2006年7月8日的违法行为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这一鉴定意见,戴宏远不但会保全性命,甚至将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就引起了受害人亲属的强烈不满和质疑……

检察院法律监督重启鉴定程序

受害人亲属前往泸州市检察院申诉,认为戴宏远虽有心理和性格方面的毛病,但是绝无精神障碍,要求檢察机关对该案实施法律监督,还冤死者一个公道!泸州市检察院遂派具有丰富法医工作经验的技术处简兴怀副处长介入该案调查。

简兴怀随即赶到古蔺,首先调取该案的相关资料仔细推敲后,又要求警方按自己对鉴定产生的疑问之处进行补充侦查,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深入到戴宏远的单位、住地及活动场所走访调查。再次审查了所有汇集的材料,简兴怀分析认为:

戴宏远作案前就准备好了汽油、铁锤;为防止留下指纹,还在商店购买了手套;选择的作案时间恰到好处;选择的纵火作案方式有利于销毁证据;作案后又为逃避法律追究作了安排。这一系列事实显现:戴宏远在整个作案过程中不但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而且思路清晰。戴宏远虽然有时神头神脑的,但是没有精神病,他和家人也没有精神病史。戴宏远在案发多年前“无故打妻子,怀疑妻子有婚外恋等”,只是心理上存在问题,但绝不是“精神异常表现”。所以简兴怀判断戴宏远患精神障碍的可能性不大,遂要求古蔺警方把所收集的材料送另外的法医鉴定专门机构重新作司法精神鉴定。古蔺警方立即予以实施,将戴宏远送到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北京安定医院再作鉴定。

新的精神鉴定分析意见认为:戴宏远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服役三年,正常组建家庭,复员后从事镇政府的工作,社会适应性良好,智力水平属正常范围。戴宏远在2005年之前夫妻和睦,并无明显异常表现。离婚前半年夫妻关系紧张,相互指责对方有婚外情,戴宏远对郭吉韵的疑心确有现实基础,对象固定,并无荒谬离奇之处,可以被人理解。离婚后戴宏远对前妻一直抱有复婚幻想,得知前妻住到男友家中,出现情绪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戴宏远将不满情绪发泄到与前妻关系密切及周围人身上,除行为过激外,没有精神病性内容。本次鉴定时戴宏远除表现不合作外,无证据确认戴宏远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戴宏远对受害人坚决阻止他复婚十分恼火,对其报复以发泄不满,动机现实。戴宏远在恼怒中作案,事先准备,刑拘后一度否认杀人,鉴定检查时也表现不合作,均说明他知道行为意义和后果,蓄谋作案,不存在控制障碍。据此鉴定结论为:目前无证据证实戴宏远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2006年7月8日凌晨杀死前岳父并焚烧房屋,动机现实,没有精神病性状导致的辨认及控制障碍,应评定为具有完全责任能力。

根据这一鉴定结论,泸州市检察院将戴宏远以故意杀人罪向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理该案的就是具有丰富公诉经验的王德虹检察官。在第一次提审戴宏远之前,王德虹就仔细阅读和研究了案卷资料,她好奇地琢磨:对戴宏远进行了第二次精神鉴定后,戴宏远还会有“精神障碍”的表现吗?如果有的话,又会怎样表现呢?戴宏远的表现是精彩的!那直勾勾地盯人的目光、捡烟头咀嚼后吞下烟丝然后又在审讯室走正步的行为,活脱脱就是精神失常的疯癫之状。

王德虹一直仔细地观察着他,发现他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目光,时间越长就越不自然,不得不移开。他咀嚼烟头、吞下烟丝时,也难以掩饰一个正常人才会有的那种难受。吃透了案情的王德虹思忖:调查资料显示,戴宏远在平时虽然有些神头神脑,但是并没有出现过精神失常的状况。戴宏远在自己面前表现出如此疯癫之状,显然太过了,而过分地夸张就失去了真实性。

装疯卖傻难逃法律的严惩

尽管戴宏远在外面强装疯态,可是回到监舍再装就太累太难了,寂寞时他还是忍不住与同监舍的狱友聊天,述说自己的案情。岂知这个情况又让他装疯卖傻的努力露出了新的破绽。这个狱友为争取减轻处罚,供述了他与戴宏远聊天的情况。

由于戴宏远仍以疯癫之状应对检察官的提审,王德虹没有获得戴宏远的口供,但是她凭着确凿的旁证依然将戴宏远起诉到了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法官宣读了第二次精神鉴定的结论,戴宏远没有什么反應,他什么也不答,眼睛一直望着高处。也许他不敢与大家的目光接触,因为他装不出一个真正精神病人的目光。

不过法院审理该案时,面对两个法医学专门鉴定机构作出的截然相反的鉴定结论,格外慎重。于是又要求古蔺警方对戴宏远再次进行精神鉴定。古蔺警方又一次将戴宏远送到北京,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戴宏远又进行了司法精神鉴定,其鉴定意见仍然认为:“被鉴定人戴宏远患有精神病性障碍的诊断依据不足,其在2006年7月8日实施作案行为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再次庭审时,法官宣读了第三次精神鉴定意见,戴宏远听罢,似乎陷入了一种装不下去又非得装的窘迫境地。这次他是低头而坐,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依然不理不睬,嘴里一个劲地嘟哝着:“我不想说、我不想说……”

尽管戴宏远在历次庭审中一直装疯卖傻不供述、不回答自己犯罪的问题,但是王德虹检察官凭着大量确凿的证据有力证明了戴宏远纵火杀人的犯罪事实,尤其剥去了他患有精神障碍的伪装!故此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4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戴宏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戴宏远不服,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四川省人民法院经认真细致地审核后,采信了戴宏远作案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结论,在2009年6月1日仍以故意杀人罪终审判处戴宏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同案从犯潘涛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精神鉴定 篇4

关键词：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

《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暂行) 》将精神鉴定称为法医精神病鉴定, 即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 (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 、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 精神鉴定的结果是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决定性证据, 因而对于犯罪嫌疑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中国现有制度之下, 只有公检法机关享有启动程序决定权, 辩护人以及被告人的近亲属仅有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没有初次鉴定的申请权以及申请被驳回后的救济权。近年来引起广泛争议的邱兴华案、杨佳案等都体现了嫌疑人合法权利无法保障的情况, 全面改革我国精神鉴定制度、规范鉴定程序、给予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武器已经变为法治社会一项急迫的要求。其中, 建立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成为重中之重。下文将从强制提起程序的必要性、强制提起程序限于死刑案件的原因以及反驳民众对该项制度的误解等三方面分析制度建立的可能性。

一、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之必要性

首先, 从权利角度分析。宪法原则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保障的对象是人, 不局限于普通民众,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包括在其中。甚至因为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情况, 他们的人权保护情况更加需要受到关注。生命权是人权的最重要内容, 每个人的生命权都需要得到尊重, 既然夺取他人生命是不正当的, 那么国家夺取人的生命就具有正当性吗?笔者认为, 死刑制度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国家行使其刑罚权尤其是死刑权力时应当有足够的理由, 若嫌疑人、被告人在行为当时不具备控制、辨识能力, 即能够排除国家行使权力。

其次, 从刑事政策角度分析。《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办理死刑案件的原则:“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坚持保留死刑, 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建立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符合这几个原则, 既能够达到“少杀、慎杀”, 又可以“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1]

再次, 从心理状态分析, 精神异常的犯罪嫌疑人比正常人更容易受到警察强迫的影响。[2]与正常人相比, 精神病人的心理状态比较不稳定, 在羁押审问期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对于警察审问时严厉的措辞、威胁性的肢体语言更加敏感, 因而作出虚假陈述、放弃自己合法程序权利的可能性更高。

最后, 从实践角度分析。一方面办案人员、检察官、法官在是否进行精神鉴定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与普通大众一样, 不具备精神病鉴定的专业知识, 许多精神病不能简单地从外在表现分辨, 也许公检法机关可以辨识出一个智力迟缓的人, 却没有能力分辨更多的如心境障碍、神经症等不明显的精神疾病。如果患有这些疾病的人不能得到精神鉴定从而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不利且不公正的。

二、强制精神鉴定限于死刑案件之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 为了有效且全面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 对每一位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精神鉴定更符合人权的要求。但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在目前看来这显然不具备可行性, 因此只能在一部分案件中进行精神鉴定。死刑案件相较于其他案件, 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 死刑具有不可逆性。判决执行死刑后, 即使事后再发现被告人曾有精神病史, 犯罪当时可能无法认识、控制自己的行为, 或许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况也无济于事。生命不可重来, 再多的赔偿也换不回人的性命。

第二, 死刑案件在中国适用快速处理程序。美国的死刑囚犯在判决后即使不上诉也有一段漫长的牢狱生活, 更不用说死囚们还享有对其定罪量刑进行多次复审的权利。与此不同的是, 中国的死刑案件一旦终审完结, 尤其是已经经过最高法院死刑核准的案件, 再审程序的启动非常困难, 并且死刑执行快速, 几乎不可能出现等待10年、20年再执行死刑的情况。有基于此, 中国的死刑案件需要更加慎重。

第三, 死刑案件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大。死刑案件比一般的盗窃、抢劫等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社会舆论也更加关注。出现恶性杀人案件时, 舆论导向倾向于同情受害者家属、严惩杀人凶手, 而公检法机关往往顶不住巨大的社会压力, 快速结案以求缓解社会矛盾。当此之时, 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已经不再重要, 个人的合法程序权利需要为整体社会的和谐作出让步。

综上所述, 死刑案件比一般案件刑罚更严厉、处理速度更快、社会舆论压力更大, 并且死刑案件在所有刑事案件中具有占比较小、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判刑法益侵害最大等特点, 这些特点为先将强制精神鉴定制度局限在死刑案件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

三、误解死刑强制精神鉴定制度

对于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 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 其中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受害者家属无法从该项制度中获得精神慰藉, 正义无法得到伸张。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

就1997-2011年3720例鉴定数据来看[3],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是“只要经过精神鉴定, 就可以逃脱惩罚”。3000多例鉴定中, 无精神病鉴定结论仅次于精神分裂鉴定结果, 处于第2位;而在有精神病鉴定结果中, 又有56.6%被鉴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这个比例看起来似乎不高, 但要注意的是, 我国启动精神鉴定前提是通过公检法机关对嫌疑人、被告人外在行为的判断, 仅在被认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时才决定进行鉴定。从这个角度想, 就可以得知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受到了其应受的刑罚处罚。

《刑法》第18条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通过鉴定确定患有精神病, 并不意味着逃脱刑罚。我国刑法仅就“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形免除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其余情况下精神病人仍需承担行为的法律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精神鉴定免除死刑的精神病人并非受到惩罚, 他们在另一个地点用余生去偿还所犯下的罪行, 这样的惩罚也许对于一些人而言比死刑更加可怕。通过死刑强制精神鉴定制度与强制医疗程序的衔接, 我们既可以充分有效地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又能够达到法律要求的正义目的。

四、结语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 中国在刑事案件中进行精神鉴定的比例明显较少, 这与我国精神鉴定制度采取“司法官启动制”有关。一方面由公检法机关控制精神鉴定启动决定权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避免诉讼不必要的拖沓;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机关垄断精神鉴定的途径, 使得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此外, 除《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 (1989年施行至今) 中国尚无其他专门性立法, 而《刑事诉讼法》对精神鉴定的一些规定没有全面完善的制度配合也无法真正发挥效用。中国建立完整的精神鉴定制度已迫在眉睫。在此之前, 笔者认为建构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可以成为改革的试验田, 尝试打破政府机关独占鉴定启动决定权的现状, 为后续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提供经验和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星.从熊振林案看我国死刑精神鉴定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09 (21) :107.

如何鉴定精神病 篇5

判断精神病主要是从精神/心理/神经方面入手，与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其实并无多大关联的，那些有关便秘、发彪之类的其实并非精神病的征兆，如果说是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就是乱下判断的人也有着轻度的精神病，另一个就是，对那些胡说八道也信以为真，并耿耿于怀，然后郁闷出精神病来的人。哈哈。是人都有火气，那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只有莫明其妙的无缘无故的激动、紧张、压抑、、才有可能演变成精神病来的。

由于各种因素积累,造成精神疾病不断突增,对于此类精神疾病要如何判断。精神病鉴定有什么标准?下面为大家介绍如何鉴定精神玻

精神病指的是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率乱,导致认识、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的总称。致病因素有多方面：先天遗传、个性特征及体质因素、器质因素、社会性环境因素等。许多精神病人有妄想、幻觉、错觉、情感障碍、哭笑无常、自言自语、行为怪异、意志减退,绝大多数病人缺乏自知力,不承认自己有病,不主动寻求医生的帮助。

精神病与感冒、发烧一样,是一种疾病,是由社会、心理、生物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而造成大脑功能紊乱,导致精神活动、行为失常。

精神病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可分为重性精神病和轻性精神玻常见的重性精神病有：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器质性精神病(如：老年性痴呆症)等，鉴定材料《如何鉴定精神病》。轻性精神病则以较为普遍的各种神经官能症为主。

重性精神的症状则很多,常见的症状有：

1、错觉如把墙上的影子看成妖魔鬼怪。

2、幻觉常常能听到、看到、嗅到、尝到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3、焦虑病人显得烦躁不安、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4、妄想病人凭空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荒诞无稽的想法,尽管与事实不符,其本人却坚信不疑。

5、淡漠病人对什么事都不关心,对任何外界事物都没有相应的反应,往往表情呆板,毫无激-情。

6、自知力障碍不承认自己有玻

从心理学的角度判断,精神病鉴定与一个人精神活动有关,大致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1)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他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提出的要求,他的谈吐和各种行为能否被常人理解,有没有明显离奇和出格的地方,这就是从心里与环境的统一性看问题。

2)看他的精神活动自身,即各种心理活动过程之间,他的认识过程、内心体验和意志活动是否协调一致。

3)看个性特征是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在他的各种心理活动过程和全部行为中,这种个性特征都能表现的恰当、连贯,这就是说从自身心理活动的同一性看问题。

关于在司法上,如何鉴定精神病：

精神病的司法鉴定需要由公检法机关或者相关机关提出申请,由各省市相应的司法精神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如果你们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向律师咨询如何与监狱管理部门打交道了。一旦进入诉讼司法程序,可向法院提出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特别提示：个人无法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如果是治疗精神病,可以到河南精神病医院——郑州153医院。

精神病鉴定要多少钱：

如果单纯为了求医看病的只需要到大型,正规医院,进行治疗即可;仅收取门诊的挂号和咨询费用。不会有多少钱的。住院费用根据不同疾病和病人情况不一,以病人检查事项而定。

精神鉴定 篇6

一、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基本理论

(一)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内容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学理上也被称为“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 又或者被称为“法医精神病学鉴定”, 满心期待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会有大的突破, 但定稿颁布后依旧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在司法部2000年下发的《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试行) 》中第6条将其定义为“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 (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 、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此概念界定明确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不同于其他种类司法鉴定的范围与内容, 指明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主要鉴定内容是被鉴定人的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智能障碍等问题。1989年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将精神病鉴定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鉴定行为人实施危害时的精神状态, 所患疾病与危害行为之间的联系, 然后判断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第二个层面是鉴定行为人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及是否具备相应的诉讼能力;第三个层面是鉴定行为人服刑时的精神状态, 以用来确定对其需要采取的强制措施。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各类法律案件的审理程序中, 对涉及各种法律问题的当事人, 因为法律的需要, 为了明确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法律的关系而进行的精神状态的检查、分析、判断和评定的程序[1]”。

以上观点既有共同之处, 又有不同方面。共同点在于都反映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基本性质和通用属性, 不同点即鉴定的具体内容、鉴定的程序和鉴定的客体等。

(二)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特点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实践适用中的混乱是由于其自身的显著特点决定的。1.精神病鉴定的检测手段具有局限性。许多精神疾病难以通过医学仪器或者其他测试手段进行准确、客观的检测, 除非被鉴定人大脑生理结构因器质性病变发生变化。“而精神病鉴定的内容是对犯罪行为发生时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行为之时是否具备辨别与控制能力, 这种回溯性评价的特点也使得精神病鉴定结论的主观性增强。[2]”2.精神病鉴定的对象具有复杂性。精神病鉴定的认识对象是最为复杂的人类精神世界, 很难在现有的科技水平基础上被全面客观的剖析、评价。3.精神病的鉴定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迄今对多数精神疾病的诊断, 仍然缺乏精密的客观的理化检验手段或方法, 主要还是依据病史和精神状况检查所见即临床表现来确定[3]”。

通过与物证、痕迹、文书等鉴定类型的对比, 精神疾病的鉴定不在于采用的仪器设备如何先进, 使结果更为准确, 而在于特别明显的主观判断性。“只要有两次鉴定, 最后的鉴定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4]”例如, 2012年发生的浙大学生何某某杀人案, 由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和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各自出具的鉴定报告, 两次鉴定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国外也有类似的数据, “在67个再审程序中的精神鉴定案件中, 有错误诊断结果的, 第一次鉴定统计出来占总案件数量的48%, 第二次鉴定后统计结果下降到4%。造成两个数据明显差距的原因在于, 在第一次鉴定时, 有一半以上的鉴定案件中, 鉴定人对被鉴定人存在偏见, 因而倾向于归咎不利的判断。[5]”

这些特点“使我们联想到:如果精神病学是人们需要的一门科学, 而它又是一门多么靠不住的科学呀?[6]”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一制度应当是为刑事诉讼服务的, 而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正当的程序, 在保护基本人权与查明案件真相的良性博弈下发现实体性真实。不以牺牲人权保护为代价, 也不以片面追求程序合理而使案件悬而未决。[7]”可是, 精神病鉴定的显著特点使得精神病鉴定制度未能担负起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嘱托的重任, 加剧了人们对无法借助精神病医学来维护司法公正的隐忧。

二、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的法律责任及存在问题

(一) 法律责任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决定》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更为详细。

2010年4月司法部又发布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以更详细的内容加强对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的监督。该《办法》主要包括投诉处理、调查处理、监督等几个章节, 并明确了处理投诉的机关为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

(二) 存在的问题

“目前司法界已达成共识, 只要司法鉴定人因为过错或者重大过失, 出具了错误的鉴定意见, 导致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 司法鉴定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8]”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加强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重要保障。

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问题上, 相关的法律条文已经很详尽。但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机制贯彻得并不充分, 媒体很少披露鉴定人违法的事件。当然, 并不是说只有违法事件报道的频率与规范贯彻的得力程度成正比, 才能证明后者发挥了作用。但是长期一则报道也没有, 就不免让人生疑了。另外, 鉴定实务中的违法事件低曝光率也可能与行业性质有一定关系。在精神病鉴定中, 因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 鉴定人出具鉴定意见大多是根据经验做出, 所以一般情况下即使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同, 也很难说哪份鉴定意见就是错误的, 除非是故意做虚假鉴定。

三、两大法系对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

(一) 大陆法系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制, 除了回避制度, 通行做法就是在鉴定时的宣誓制度。通过宣誓可以证明鉴定人履行了诚实鉴定的义务, 若违背这种义务, 法庭不仅不能采信此份鉴定意见, 将其从定案证据中予以排除, 还将对鉴定人追究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0条第l款规定:“鉴定人应当在从事鉴定工作之前或鉴定完成后进行宣誓。同时在誓词中明确表示, 在要求其从事的鉴定事项范围内, 他会以自己的良心, 公正敬业地进行鉴定工作或已做出了鉴定意见。[9]”《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鉴定人以自己的荣誉和良心进行宣誓, 表示将以从事的鉴定工作协助公正审判。[10]”

近些年来, 为了规制鉴定人的不诚实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责任追究标准更为严格。“不仅对鉴定人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有所降低, 鉴定人违反诚实义务所承担的赔偿金额也比原来高很多,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鉴定人法律责任的追究。[9]”

(二) 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定

上世纪末开始, 英美法系各国逐渐认识到追究专家证人法律责任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事人对自己聘请的专家证人追究违约或侵权责任。“从违约责任看, 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是一种合同行为。因此, 当专家证人出现违背专家任务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从侵权责任看, 若专家证人的行为有悖于理性、诚实、负责的态度, 并且给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当事人就能借助因果关系追究专家证人的侵权责任。[9]”二是专业团体对专家证人责任的追究。“随着大量专家证人进入诉讼程序, 各专业团体对该行业成员在担任专家证人过程中存在的违反行业规则的过错行为追究行业责任。[9]”

四、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机制的设想

“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互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任, 意思就是说, 他作相反行为时, 他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11]”关于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是有迹可循的, 如《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和《决定》第13条的规定。但是, “我国关于鉴定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至今仍是一片空白, 责任性质尚未得到明确, 民事赔偿范围尚未得到确定[12]”。

(一) 增设精神病鉴定人民事责任追究机制

1. 明确责任承担主体

我国目前追究错误鉴定的责任仍以鉴定机构承担责任为主, 鉴定人承担责任为辅的原则。这一做法导致鉴定人内心放松, 削弱严谨敬业的鉴定作风, 导致鉴定意见的不科学和不准确。其实, 《刑事诉讼法》和《决定》的条文表述都为司法鉴定人个人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司法实践中, 完全可以确立鉴定人负责制的理念。“其含义为:其一, 鉴定人独立地实施鉴定活动;其二, 鉴定人根据被鉴定对象的条件, 参照相关科学标准独立地作出判断意见;其三, 鉴定人对自己出具的鉴定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3]”

2. 确定民事责任承担情形

鉴定人民事责任可因构成要件不同区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如果是违约责任, 就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如果是侵权责任, 则要相对特殊一些, 因为鉴定具有主观性、中立性和专业性的特征, 鉴定人的侵权责任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鉴定人在实施鉴定时由于操作失误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后果;另一种是鉴定人出具了错误的鉴定意见书, 法院也采信了该鉴定意见, 判定一方当事人败诉。

在第一种情形下, 直接套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只要能断定出鉴定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客观方面实施了具体的侵权行为, 对他人造成了损害后果, 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那么鉴定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无可厚非的。

在第二种情形下, 鉴定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尽管鉴定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做出了错误的鉴定, 但鉴定意见毕竟只是证据种类的一种, 要成为定案的依据必须经过质证, 而法官是否采信这份鉴定意见, 鉴定人无法控制。只有当法官采信了错误的鉴定意见, 导致当事人权益的损害, 鉴定人的侵权行为才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德国第二次损害赔偿法修订法》规定:“法院根据鉴定人的鉴定意见作出了具体的实体判决;之后有证据证明, 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是不当的;但这时候, 实体判决因情势变更已经不再能够以诉讼途径改判, 承担不利判决后果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鉴定人请求损害赔偿。[14]”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 我国法院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都可以对受损害的当事人提供救济, 当事人可以通过改判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补偿, 也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弥补自己的损失。在这些救济途径都穷尽后, 还是不能偿还当事人受到的损害, 才能要求鉴定人承担民事责任。

3. 扩充鉴定人承担责任的方式

若精神病鉴定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就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若精神病鉴定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 可以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外, 我国也可以独辟蹊径, 考虑将鉴定行为纳入保险制度, 通过相对成熟的保险业务降低鉴定人因财产状况无力赔偿当事人的风险, 由保险公司负责当事人损害的赔偿。[15]”

(二) 建立行业协会, 从内部约束鉴定人的行为

“鉴定行业协会作为民办组织, 其组织形式灵活机动, 建立后因为具备一般行业协会的特点能有效弥补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不足, 又考虑到鉴定领域的特殊性, 通过行业协会可以承担一些公共事务管理职能。[16]”行业协会中的人员是由同样熟悉精神病鉴定业务的人员组成, 制定出管理鉴定人的行业规范更有针对性, 让鉴定人潜移默化地自我约束自己的鉴定行为。当然, 行业协会不像司法机关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 制定出的行业规范主要侧重技术层面。“所以, 行业协会的话语权体现在技术评价上, 诸如鉴定过程是否规范、鉴定方法是否正确等。通过行业协会对鉴定人的鉴定活动进行制约, 也是鉴定人责任承担体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7]”

摘要：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对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中, 精神病鉴定制度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特别是对鉴定主体的责任追究方面, 法律规定还存在着空白。因此, 对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责任追究制度提出可行性的设想就显得尤为必要。

精神鉴定 篇7

1资料和方法

1.1资料

1.1.1被鉴定人的一般资料

资料取自抚顺市和阜新市司法鉴定组2004年1月至2009年7月期间鉴定有关刑事责任能力案例中资料比较完善者,共82例,男性73例,女性9例;年龄16—71岁,平均(38.89±10.29)岁;职业分布、受教育程度。见附表1—2.

1.1.2鉴定资料

案情:凶杀17例,伤害、强奸33例,盗窃4例,其它28例;作案动机:现实动机35例,混合动机13例,病理动机20例,不明动机10例,资料不全4例;案发时辨认能力:完全者37例,削弱者26例,丧失者19例;案发时控制能力:完全者27例,削弱者36例,丧失者19例;责任能力评定:完全责任能力29例,限定责任能力34例,无责任能力19例。

1.2方法

以性别、文化程度、罪后的保护措施等共31个项目,经数量化处理作为变量输人微机.采用SPSS软件包,先作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1],资料经数量化处理后,输入微机,筛选出与责任能力评定较密切相关的因素,然后以责任能力作为分类变量,剔除辨认与控制两变量,其余的28项作为解释变量,再进行逐步判别分析(p<0.01),逐步剔除对责任能力评定无判别作用的因素,筛选出对责任能力评定影响较大的判别因子,建立判别方程并进行组内回代检验。

2结果

2.1辨认能力的判别分析

经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对辨认能力有判别意义的8个因素,具体见表,其判别系数见附表3。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判别方程对作案时违法行为的辨认能力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辨认能力完全85.29%、辨认能力削弱64.00%、辨认能力丧失88.89%。总判别正确率为79.20%。

2.2控制能力的辨别分析

经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8个因素作为案发时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其判别系数见附表4。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对案发时违法行为控制能力的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控制能力完全87.50%,控制能力削弱80.00%,控制能力丧失88.89%。总判断正确率为84.40%。

2.3责任能力的辨别分析

经判别分析,筛选出8个因素作为案发时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其判别系数见附表5。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对案发时违法行为责任能力的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责任能力完全80.77%,责任能力削弱81.82%,责任能力丧失88.89%。总判断正确率为83.10%。

3讨论

司法精神鉴定最常涉及的是刑事案件的责任能力评定,法学要件是违法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因此,科学的评定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有无受损及受损程度成了鉴定中的关键,这需将医学与法学两个不同专业的知识互相融合才能作出,因此它较一般临床诊断要复杂和困难[2]。对责任能力评定的探讨,国内有以某一重要因素,如动机作为指标[3,4],但绝大部分则是从案例资料的一般总结以图找出影响评定的因素。为了更客观科学地寻求出与责任能力评定有较密切影响的因素,现代多元统计技术提供了较佳的方法,但应用这些方法进行探索只是近年才有一些报道[5,6]。本文结果显示,司法鉴定责任能力评定,精神疾病类型、精神病性症状、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决定责任能力的主要依据;作案动机等共8个解释变量作为判别因子,与责任能力评定有密切的关系,会对司法鉴定责任能力评定有较好判别效果,与麦慈任等人研究相符[3],但其组内回代检验总正确率仅为75.90%,而本研究为83.10%。如患有精神疾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作案当时与精神病性症状有关且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评定时倾向无责任能力;说明运用统计学分析亦支持这一观点:在医学要件及法学要件同时具备情况下,才能免除责任能力。

根据判别分析所建立的三个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其总的正确判别率为83.10%,无责任能力88.89%,全部责任能力80.77%,责任能力削弱81.82%,说明多元判别分析对责任能力有无的判定还是较满意的。

摘要：目的:探讨更科学、更客观地评定责任能力的方法。方法:对82例刑事案例资料用SPSS软件包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及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与责任能力显著相关的因素,以此作为判别因子建立判别方程,计算判别系数,同时进行组内回带检验。结果:作案动机、作案时精神疾病种类、案发时病情状态、作案前有无准备、案发时精神状态、对犯案行为的罪错认识、对作案后果有无估计、罪后的保护措施8个因素与责任能力、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显著相关,以此8个因素作为判别因子建立的判别方程,组内回代检验总正确率分别为83.10%、79.2%及84.4%。结论:多元判别分析方法,可以提供责任能力评定更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司法鉴定,精神疾病,责任能力,多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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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准.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M].第1版.三河市: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106-108.

[3]田祖恩,于庆波,底巍,等.精神病人的犯罪动机[J].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8,21:175.

[4]袁子禄,刘玉成,唐培根,等.精神分裂症案例作案动机问题[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95,21:24.

[5]陈瑞珍,林振强,赵振环,等.心因性精神障碍司法精神鉴定责任能力的多因素分析[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2,2(3):136-137.

精神鉴定 篇8

司法精神病鉴定在我国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 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十分微弱。近年来, 我国发生多起恶性杀人案件, 给社会转型时期敏感的公众和法律秩序留下了极深的颤动。随着对案件剖析的深入和解读视角的多元, 精神病鉴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逐渐浮出水面, 成为公众尤其是精神病专家、学者等关注的焦点。以邱兴华案为例, 围绕是否应当对当事人进行精神病鉴定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全社会范围大讨论。肯定应当对邱进行精神病鉴定的阵营一开始便占据了上风, 持续的讨论使他们逐渐摆脱了原有命题的束缚, 以邱案为契机, 他们把公众的眼球引向法治、人权以及司法改革等重大问题。

二、不可或缺:精神病鉴定充当重要角色

(一) 精神病鉴定的必要性

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证据有以下七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说明, 鉴定结论是我国法定七类证据中的一种。在证据法学理论中, 鉴定一般可以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和其它鉴定事项。其中, 法医类鉴定, 具体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1]。“鉴定结论作为诉讼中的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 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案件的重要根据之一, 可以为查明案件事实, 确定案件性质, 明确是非责任提供依据, 同时也是审查判断其他证据的重要手段[2]。”正因为鉴定结论在诉讼活动中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 鉴定结论对于诉讼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精神病鉴定有可能涉及到行为人责任的大小和有无, 进而可能影响行为人的个人自由和安全。从刑事诉讼角度来讲, 是否对行为人进行精神病鉴定关系到行为人的入罪、出罪和刑事责任的有无, 关系到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 关系到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在人权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更应当严格操作, 将精神病鉴定纳入法治化轨道而不能超越或者规避法律。

(二) 精神病鉴定的法律呼唤

1. 实体法上的支撑。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我国实体刑法对精神病人在犯罪之后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笔者认为, 立法者设置这一刑法规范的目的是严格界定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当时的精神状态, 从而使司法机关做到准确地定罪量刑, 不滥杀无辜的同时也不轻纵犯罪分子。但是, 我国有学者仅仅看到了设置这一刑法规范目的的一个方面, 即不轻纵犯罪分子。该学者在对比了旧刑法和新刑法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条款之后指出, “1997年《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增加了‘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 目的是防止滥用精神病辩护, 尤其是防止司法机关以‘精神病’为借口放纵罪犯。刑法是裁判规范, 该款的要求是:当法官以精神病为由免责时, 即要出现‘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鉴定才是必须的, 以此限制法官以精神病为理由行使出罪裁量权。其逻辑结论是, 对需要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或非精神病人, 刑法典不要求经过鉴定程序[3]。”从这一观点出发, 法官出于私利将一个无辜的精神病人入罪是不需要经过精神病鉴定的, 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无辜的人不受非法侵害。我国刑法第十八条之所以不嫌繁琐地分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三种情况, 就是为了能让司法机关在对精神病人定罪量刑的时候严格把握, 既不滥杀无辜也不轻纵犯罪分子, 而这三类人的界定当然不能由法官说了算。应当由专业人员运用科学手段和专业知识对行为人当时的精神状态进行仔细鉴别和判断。

2. 程序法上的支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 为了查明案情, 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 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应当”, 表明“必须”, 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必须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刑事司法话语中的精神病是法医学范畴, 有关行为人精神病的鉴定必然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对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鉴定是就案件中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多大刑事责任的专门性问题, 而对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鉴定是为了更好的查明案情。从以上逻辑出发, 得出的结论是, 对刑事案件中行为人精神病鉴定是必须要做的。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行为人都需要进行精神病鉴定, 只有犯罪行为表现出一定异常, 已经或者即将引起公众或者有关人士怀疑是精神病, 并且精神病的鉴定与否对案情的清晰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启动精神病鉴定。就邱兴华案来说, 无论如何都应当要进行精神病鉴定。但是司法机关规避了法律程序, 这对公民的法律信仰和法律自身的权威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三、准确定位:精神病鉴定结论的理性适用

(一) 精神病鉴定结论不是案件事实

邱兴华案引发了一场关于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司法机关和部分学者认为邱兴华没有精神病, 不用进行精神病鉴定[4]。笔者认为, 无论从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 抑或是从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角度出发, 都应当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而部分学者包括司法机关坚持认为邱没有精神病是因为他们把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抬到了一个过高的地位, 甚至将鉴定结论等同于案件事实。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导向下, 出于社会本位, 当然不愿意冒有可能因为精神病而免除其刑事责任的危险去对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进行鉴定。

我们知道, 鉴定结论始终不是案件事实, 它只是可能证明案件事实的一部分, 其作用也不是万能的, 更不是真理。鉴定结论要在诉讼活动中发挥作用必须受法律的严格规制。因为, 精神病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 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病学专家的证言, 是关于精神病人责任能力的评定。它是法定证据之一, 只有被司法机构质证、采用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如不被采纳, 则和废纸没有什么区别。这说明, 鉴定结论不是无一例外地被司法机关最终采用, 而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其逻辑结论是, 即使精神病专家鉴定得出行为人患有精神病也不必然消除其法律责任。回到邱案, 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并不一定表示邱兴华不用负刑事责任, 这中间还有待司法机关的进一步审查和法官的判断。既然如此, 为什么司法机关最终拒绝鉴定申请并且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呢, 笔者认为, 是他们人为地把鉴定结论和案件事实划上了等号。

(二) 精神病鉴定结论的严格采用

精神病的司法鉴定, 又称司法精神病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关于精神错乱的辩护等, 是由鉴定人运用专业理论、技术和经验, 就案例所涉及的精神病学事项, 所进行检查测查和判断的一种科学活动。司法精神病学是一种精神医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5]。由此看出精神病鉴定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 而且我国法律对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鉴定活动的管理也越来越规范, 但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无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往往收集一些资料, 提请精神病司法鉴定, 期望以此来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还有一些犯罪嫌疑人怀揣多年前的精神病诊断证明、就诊资料、鉴定结论, 以为这是“杀人执照”、“免罪牌”。甚至有些惯犯在监所反复表演吃粪便、长时间的抽搐等[6]。随着法律意识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精神病人犯罪, 如果经过精神病司法鉴定, 有可能不用负法律责任。在这种背景下, 鉴定人更应当遵循严谨、客观、公正、公平原则。我国法律也有与之相应的规定, 比如鉴定结论是法定证据之一, 只有被司法机构质证、采用后才具有法律效力;鉴定人如与被鉴定人或其他当事人有利害关系, 应当回避;如果鉴定人做虚假鉴定结论, 要受到法律制裁, 等等。

四、非题外话:法治进步的司法引擎

《法制日报》2006年1月9日刊登了由法制日报社与中华律师协会共同主办、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等单位协办的“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的揭晓结果, 佘祥林案等十个案件成为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那么, 什么是“影响性诉讼”呢?我国有学者对此作了很好的阐释, “所谓‘影响性诉讼’就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诉讼, 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普遍知晓和广泛关注, 能够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创新、司法改革和人们法治观念的典型诉讼。就司法个案而言, ‘影响性诉讼’的出现或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而就制度变迁而言, 影响性诉讼的产生及其影响都是必然的。‘影响性诉讼’的影响在于它对公众法治观念的影响, 对法官和执法者的影响, 对法律文本自身的影响, 因而‘影响性诉讼’往往成为立法和司法领域制度创新的起因和契机。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因其确立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而成为经典[7]。”在法治意识日益提高的今天, “影响性诉讼”因其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容易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 也容易引起学者们的研讨兴趣, 因而往往比普通的诉讼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

综观近年来的多起案例, 都或多或少推动了我国法治的进步, 2002年的山东齐玉苓案引发法学界对宪法司法化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研讨热潮;2002年的陕西夫妻看黄碟案彰显了法治社会的一个朴素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真理:法律没有禁止的, 公民就可以做;法律没有授权的, 执法机关就不可以为;2003年的广东孙志刚案宣告了传统的收容审查制度的终结;2005年的佘祥林案是推动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个案, 为推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起了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就06年而言, 邱兴华案无疑是我国法治进程和司法改革过程中的经典个案, 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影响性诉讼”。尽管邱案的最后处理很难在学者和公众的法治欲求中找到支持, 但是, 笔者坚信,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实然状况和应然走向, 与法治进步息息相关。通过关注、传播和研讨邱兴华案, 对唤醒民众的法律意识、激活休眠的法律文本和法律条文、冲击僵化的司法体系, 都极具现实意义, 并最终对我国未来的立法和司法产生影响。我们应当对类似邱兴华案给予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12.254-255.

[2]宋世杰主编.诉讼证据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10.99.

[3]高艳东.对邱兴华案的刑法观察:知识体系与学者诉求的错位,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7, (1) :55.

[4]比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李玫瑾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高艳东分别从犯罪心理学、刑法学角度分析认为邱兴华不需要进行精神病鉴定。 (孙玲.犯罪心理学专家谈邱兴华案件.检察日报.2006-12-8-004;高艳东.对邱兴华案的刑法观察:知识体系与学者诉求的错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 (1) .)

[5][6]宋建成, 徐红平.从邱兴华案看精神病司法鉴.健康报.200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