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精选12篇）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篇1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中部地区6省,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提高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 是东西融合、南北对接,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中部地区的崛起有利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也因此出台, 为加快中部地区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

城市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 分析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其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中部地区城市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和政策措施的合理选择, 进而促进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部地区城市总体状况

中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腹地, 在全国28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 中部地区共有81个, 少于西部地区 (85个) 和东部地区 (87个) , 多于东北地区 (34个)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部地区城市总体状况如下:

(一) 城市经济发展概况

2009年, 中部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市范围)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976321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35041.6万人, 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总数的29.3%。其中市辖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108634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8442.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70239.8亿元, 占全国城市的比重为19.4%。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为别为9122.2亿元、35774.8亿元和25342.9亿元, 三产业之间的比例为12.99:50.93:36.0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69589个, 总产值86366.0亿元, 利润总额6310.4亿元。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4253.9亿元, 财政支出9728.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307.7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8626.3亿元, 进出口总额766.9亿美元,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41.7亿美元。

(二) 经济发展的区域比较

1. 增长速度加快。

近年来,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城市。2004-2009年, 全国城市以名义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规模增长了2.94倍, 中部地区城市则增长了4.14倍, 高于西部地区城市的3.56倍, 更高于东部地区城市的2.63倍和东北地区城市的2.13倍。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规模占全国城市经济规模的比重不断上升, 人均GDP达到2万元, 比2005年翻了一番,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元, 占全国比重由2005年18.8%上升到19.4%, 低于东部地区城市, 但高于东北地区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

2. 平均指标偏低。

2009年中部地区城市经济规模占全国城市的比重提高了0.06个百分点, 但中部地区单个城市的平均经济规模相对偏低。2009年, 中部地区平均每个城市经济规模为867.2亿元, 高于西部地区城市, 但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城市, 仅是东部地区城市的37.38%, 全国平均值的68.91%。而且, 相对于2008年, 2009年中部地区城市平均经济规模与东部地区城市的差距也有所扩大, 中部地区城市要缩小与东部地区城市的差距尚需时日。

中部地区城市人均GDP明显偏低。尽管近些年中部地区城市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但人均GDP仍然过低, 2009年中部地区城市人均GDP只有18270.97元, 仅是全国城市平均值的67.7%, 东部地区城市的48.05%, 东北地区城市的59.5%, 也低于西部地区城市的18410.7元。

3. 城市功能较弱。

中部地区城市市区经济聚集度较低, 城市功能较弱。2009年, 中部地区城市市辖区经济规模只占市域经济规模的43.3%, 不但低于东部地区城市和东北地区城市的62.5%和62.8%, 也低于西部地区城市的55.3%。相对而言, 中部地区城市市辖区经济规模占全国城市市辖区经济规模的比重也只有14.6%, 与市域经济规模的比值是0.75 (与市域经济规模的比值是指市辖区经济规模占全国城市市辖区经济规模的份额比上市域经济规模占全国城市经济规模的份额) , 而东部地区城市市辖区经济规模占全国城市市辖区经济规模的比重达到59.27%, 与市域经济规模的比值是1.08, 东北地区城市和西部城市这两类比重的相对比值分别为1.09和0.95, 也都明显高于中部城市。

数据来源:各地城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上报资料。

(三) 三次产业结构

1. 服务业比重相对偏低。

2009年全国城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结构为8.92∶49.55∶41.53, 但中部地区城市为12.99∶50.93∶36.08, 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 特别是相比东部地区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 (44.6%) 低了8.53个百分点, 也明显低于东北地区城市第三产业比重 (39.2%) 和西部地区城市第三产业比重 (39.1%) , 中部地区城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则相对较高, 都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中部地区城市三次产业结构状况表明中部地区城市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 后工业化特征尚未显现。

2. 市区服务业占比相对较高。

中部地区城市市区第三产业比重较高, 非市区服务功能较弱。2009年, 中部地区城市市辖区第三产业比重为45.3%, 尽管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城市第三产业比重 (51.1%) 和西部地区城市第三产业比重 (46.9%) , 但相对于市域而言, 这一差距已经明显缩小, 而且还高于东北地区城市第三产业比重 (42.4%) , 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 中部地区城市在市辖区范围内的服务聚集度较高, 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非市区服务功能较弱。

(四) 社会需求结构

中部地区城市与东北地区城市、西部地区城市具有相似的总体需求结构, 都对东部地区城市产品表现为净需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净出口是社会需求的主要部分, 虽然不尽等同于构成地区GDP组成部分的最终资本形成、最终消费和净出口, 但基本能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需求结构状况。对于同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而言, 相互之间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并不统计为一个地区的进出口, 因此一个地区的需求可能是对另一个地区的需求, 从而表现为需求总额与地区GDP的比率关系差异较大, 这种差异可以反映不同地区间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差异情况。表2显示, 全国城市需求总额与全国城市GDP比率为0.957, 需求与GDP的差异主要原因是表中的需求部分不包含服务性产品。东部地区城市需求总额与GDP比率为0.862, 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需求部分不包含服务性产品, 二是东部地区城市对国内其他地区城市表现为产品净输出。中部地区城市和东北地区城市、西部地区城市需求结构类似, 需求总额与GDP的比率都大于1, 表明整体对东部地区城市都表现为产品净输入, 相对于东部地区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 中部地区城市产品净输入比率略低。从表2还可以看出, 中部地区城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比重高于东部地区城市, 但低于东北地区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 表明其固定资产投资活跃程度略低于东北和西部地区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的比率则高于其他3个地区, 表明中部地区城市物质产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重要;中部地区城市相对净出口能力高于东北地区城市, 但低于东部地区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

数据来源:各地城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上报资料。

二、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在现阶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约束加强, 二是重工业化特征明显, 三是城市化处于加速期, 四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较快, 五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能力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些特点将使中部地区城市的发展优势有所加强, 但同时中部地区城市也存在较多的发展约束因素。

(一)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的优势

1. 土地要素优势逐步显现。

中部地区城市综合地价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城市地价水平。根据全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的数据, 2010年第三季度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中, 中部地区综合地价水平最低, 为每平方米1902元;东部地区综合地价平均水平最高, 为每平方米5611元。西部地区综合地价水平高于中部地区, 但也远低于东部地区, 为每平方米2548元。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中部地区城市土地要素成本较低。

中部地区城市工业用地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小。尽管中部地区城市综合地价水平较低, 2010年第三季度与东部地区城市的比值是0.339, 与西部地区城市的比值是0.746, 但是中部地区城市工业用地价格水平与东部地区城市差距却很小, 2010年第三季度与东部地区城市的比值是0.599, 并且高出西部地区城市, 与西部地区城市比值是1.01。

中部地区城市商业用地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中部地区城市商业用地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大于综合地价的差距, 与东部地区城市、西部地区城市的比值分别是0.248和0.641。中部地区城市土地要素成本相比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较低, 从而对产业发展较为有利。随着商业和居住用地价格与工业用地价格差距的拉大, 东部地区城市工业用地面临较大的价格上升压力, 中部地区城市土地要素优势将逐步显现。

2. 矿产资源相对丰富。

中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开发潜力巨大。东部部分矿产资源丰富, 但开发利用程度高, 西部具有较大的资源潜在优势, 但地质工作程度相对较低, 而中部矿产资源丰度高于东部, 资源密度高于西部, 因此中部矿产资源优势和开发利用优势潜力很大。

2008年, 中部地区煤炭储量占全国储量的39.67%, 锰矿占30.3%, 矾矿占23.3%, 铜矿占48.0%, 铝土矿占44.0%, 硫铁矿占36.8%, 磷矿占34.5%, 其中铜矿比重高于东部、东北部和西部, 其余矿产比重都高于东部和东部地区, 虽然低于西部, 但密度却较西部大, 开发便利度较大。

中部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对于中部地区城市发展重化工产业具有较大的支撑力度, 并且有利于中部地区经济实力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不过, 中部地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要避免过度依赖矿产资源开发, 应该努力提高产品深加工程度, 积极增强自主研发能力, 并促进城市产业的协调发展。

3.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尽管劳动力可以流动,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户籍政策, 导致劳动者福利成本在不同地区的城市相差较大, 加上社会交往成本、生活成本和迁徙成本等, 劳动力在中部的工资收入仍然低于东部。2008年全国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为35289元, 东部为36557元, 中部为24970元, 东部是中部的1.46倍。中部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略高于东北城镇, 但略低于西部城镇。

4. 区位优势有所加强。

国际服务外包的快速增长有利于突破地域的限制, 增加中部地区城市的投资机会。我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主要是制造业的发展, 其中对外贸易对制造业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从而使得对外交通便利的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发展先机。随着国际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 对外交通不便的区域也将获得发展机遇, 因为承接的是服务, 而服务对于交通的依赖程度很低, 这样中部地区城市在承接服务方面将获得与东部沿海地区基本相等的优势, 加上要素成本和生活成本较低,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优势将有所凸显。

(二)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部地区城市尽管区域优势有所凸显, 但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也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而这些问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部地区城市的崛起。

1. 产业环境依然有待改善。

中部地区城市产业集群度较低, 通过承接转移产业短期内建立起产业集群的难度较大。东部地区形成了许多产业集群, 虽然由于经营成本增加向中部地区城市转移的动力相应增强, 但是由于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程度较低, 要素成本等经营成本的节约不足以抵消在东部地区获得的信息服务、原材料供应、熟练劳动力等方面的集聚效应, 产业转移仍将难以顺利进行。特别是对于产业集群中先行转移的企业, 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和成本, 从而集群中的企业都希望别的企业先迁移, 而自己等待中部地区城市产业集群程度较高时再行转移, 企业的这种博弈导致东部产业向中部地区城市转移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短时期内中部地区城市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集群的难度仍然较大。

2.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的制约。

中部地区城市人口密度较大, 承载负担较重,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中部地区城市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但是, 中部地区城市除了武汉、合肥等少数城市外, 大都科研基础薄弱, 即使有些高新技术产业, 也大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较为低端的生产环节, 附加值较低。就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而言, 2009年中部地区城市仅为0.9%, 东部地区城市则为1.4%, 东北地区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也高于中部, 分别为1.0%和0.9%, 这表明中部地区城市高新技术产业赖以发展的科研服务基础较差。从万人专利申请受理量来说, 2009年中部地区城市为每万人2.37项, 略高于西部地区城市的每万人2.36项, 但远低于东部地区城市的每万人14.32项, 也低于东北地区城市的每万人3.65项。

3. 城市化程度较低, 服务业发展滞后。

中部地区城市由于产业发展滞后, 同时人口数量众多, 导致城市化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城市。2009年, 中部地区城市非农就业人数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3.1%, 远低于东部地区城市的25.1%和东北地区城市的20.6%, 甚至低于西部地区城市的14.9%。尽管由于人口流动的因素, 中部地区城市非农就业人口外的就业人口有许多在中部地区城市之外的地区就业, 但这一数据至少表明中部地区城市对非农就业人口的吸收能力较差, 城市化动力缺乏, 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阻碍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4. 优惠政策不突出, 政策优势难以体现。

优惠政策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国家近年也逐步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政策支持, 特别是税收方面, 国家也给予了较多的优惠。但是, 国家优惠政策在中部地区城市作用并不突出, 政策优势难以很好地得到体现,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中部地区只有少数部分城市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大多数城市并没有享受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 其他地区城市特别是东部地区城市享受的优惠政策较早, 对于其他地区形成一种明显的比较优势, 政策作用就会比较突出, 而中部虽然某些城市享受到国家优惠政策, 但是由于优惠政策出台最晚, 最多只是抵消了相对于先行享受优惠政策地区的劣势, 但并不会对这些地区形成一种有效的政策优势, 优惠政策的作用也就不会太明显。

三、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对策

(一) 理顺竞合关系, 明确发展轴向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中西逐步递减的态势, 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城市的辐射范围和产业转移也主要体现在东西轴向上, 中部地区城市原则上应根据这一规律制定区域竞合战略, 规划发展轴向。

中部地区城市与东部地区城市应该定位为一种合作关系, 而中部地区城市之间则是一种竞争关系。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在人才、信息、金融和科技等方面远远超过中部地区城市, 中部地区城市应该积极争取和利用东部地区城市的这些资源, 主动承接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转移。中部地区城市发展水平则相差较小, 彼此之间除了产成品贸易外, 要素资源的相互流动很难大规模发展, 产业也不会发生趋势性转移, 相反, 甚至彼此会为东部的要素资源和产业转移展开激烈的竞争, 是一种较强的竞争关系。不过, 中部地区城市作为国家的重要地理区域, 提出“中部崛起”等整体发展概念, 努力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

(二) 明确产业定位, 提升城市功能

中部地区城市产业功能定位应有助于城市功能的提升。中部地区城市应根据自身区域和发展特点准确定位城市功能, 在此基础上明确, 要重点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功能的功能性城市。

中部地区城市产业功能定位应有助于形成较清晰的产业发展框架。中部地区城市产业功能产业定位也不能仅仅只关注功能性产业发展, 在制定功能性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也要理顺与其他产业的关系, 解决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资金和土地等方面的冲突, 突出彼此之间存在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方面, 从而最终形成一个较清晰的产业发展框架, 在这一框架中, 功能性产业既要优先发展, 但在现有条件下又要避免单兵突进, 片面发展, 其他产业应得到应有的支持, 特别是当前并不属于功能性产业的支柱产业, 因为会解决大量就业和创造较大利税, 更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三) 提高集中度, 强化增长极, 集约利用土地

促进具有增长极作用城市的发展是中部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中部地区城市地狭人稠, 土地资源较为有限, 同时又缺乏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城市, 城市间各自为政现象严重, 经济发展缺乏统筹规划, 经济联系度较低, 这些都严重限制了中部地区城市的发展。基于此, 中部地区城市特别是同一区域单位城市应当加强协作, 通过城市一体化、城市圈、城市群的方式统一规划, 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分工, 特别要推进中心城市的发展, 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促使其尽快发展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力的城市, 对于某些由于经济分工而短期利益受损的城市, 也应通过转移支付等措施给予一定的弥补, 不断提高集中度。

集约利用土地是中部地区城市解决人口承载压力较大问题并促进经济集中度的重要方式。在可预期的未来人口规模持续增加的城市, 特别是中等规模的城市, 即使现在土地价格还不足以支持高层住宅, 也应通过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减少开发成本以鼓励高层住宅的建设, 并适当提高建筑密度;加强土地利用管理, 防止借各类项目之名过多占用和囤积土地, 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的约束作用, 严禁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加强开发区管理, 适当提高开发区集中度, 避免开发区过多过滥遍地开花浪费土地的现象发生, 市县开发区可以通过集中开发收益分成的方式进行合作或合并, 并且增强开发区之间在区位上联系的方便度, 增加开发区的规模效应并放大外溢效应;加强对农村土地的管理, 通过规划和财税政策引导农村住宅用地适度集中, 鼓励村庄合并居住和楼房连片开发。合理预测未来人口和产业变动情况, 通过采取适当措施不断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 将有利于增强中部地区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 实施倾斜式社会政策, 改善中部地区城市的社会环境

地区优惠政策是加快某区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器。地区优惠政策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 东部地区城市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根据增长极理论, 选择条件优越的城市给予优惠政策促使其形成增长极, 并最终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 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下, 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且也已经对中西部地区城市起到了有效的带动作用, 这一点无疑值得肯定。不过, 虽然一些城市在一定时期享受到较大的优惠政策, 可以通过技术外溢、资金流动、就业吸纳和需求创造等途径使不能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城市得到好处, 但也有一些城市在某些时期享受到了较多的优惠政策, 却会对其他不能享受优惠政策的城市在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形成一种不公平竞争, 压缩其他城市的发展空间, 而外溢效应又不足以弥补这种挤出效应, 那么这种优惠政策的效果就值得深思。

实施倾斜式社会政策, 改善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是克服地区优惠政策弊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现阶段, 应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加大对中部地区城市的支持, 使其能够享受到与其他地区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为减缓中部某些城市过大的人口压力, 通过一定途径加大对这些城市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和支持, 保障其优先就业;加大对中部地区城市教育发展的支持, 扩大重点高校在中部地区城市的招生规模;适当增加中央专项财政补贴, 加大中部地区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 等等。总之, 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性的趋势, 但是通过对较少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中部地区城市实施倾斜性的社会政策, 则可以消除地区经济发展差别过大导致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也可以帮助中部地区城市改善社会环境, 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强经济自我发展的动力, 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城市的发展差距。

摘要：本文利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 分析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发展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探讨其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进而提出促进该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中部城市,经济发展,区域比较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篇2

一、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⒈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整体竞争力较弱。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无论是从经济总量、经济集中度，还是财政收入和整体竞争力上，与东部比都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经济总量不到东部的二分之一。××年，东部地区县平均规模为亿元，是全国县域平均规模亿元的倍；而中部县平均只有亿元，比全国平均规模少亿元，仅是东部地区的％。二是经济集中度不及东部的三分之。××年，东部县超过亿元的个，占全国总数个的％；而中部县超过亿元的只有个，仅占全国总数的％（附表一）。此外在去年全国百强县评选中，中部仅获席，而东部达到席。三是财政收入仅为东部的三分之一。××年，东部县财政平均收入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亿元的倍；而同期中部县财政收入只有亿元，与全国基本持平，与东部相比差了近倍（附表二）。四是整体竞争力只有东部四分之一，根据第三届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结果，东部地区县竞争力评为级达个，占全国总数的％，而中部只有个，仅占％。由此可见，中部县域经济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竞争力，相对东部都处于明显劣势。

⒉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调整依然滞后。一直以来，中部地区是全国商品粮的重要生产基地，县域经济第一产业占有很高的比重，典型的农业经济特征明显，效益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近几年虽有所发展，但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小；第二产业优势不够突出，资源性加工企业规模小，能力弱；现代高科技企业起点低，数量少，产业的技术含量仍然较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虽然较快，但因起步晚，规模小，不足以支撑整体经济发展。目前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正处于工业化早中期阶段；而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表明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开始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相对东部地区而言，整整慢了一个阶段（见附表四）。附表四：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与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对比

⒊经济自主增长乏力，县级财政运转困难。经济自主增长乏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域投资面临困境。中部县域自然资源相对东部丰富，但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限制，年中部地区社会投资总额只有亿元，而东部地区达亿元，其总额仅为东部的％、占全国的％。二是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低。目前中部县域工业大多是一些传统工业，粗加工产品多，精加工产品少；大众产品多，名牌产品少，××年中部地区驰名商标在全国的占有率只有％，市场活力明显不足。三是县域消费市场低迷。××年中部县实现社会商品消费总额亿元，仅为全国的％；而东部县达到亿元，占全国比例高达％。由于以上原因，当前中部县级财政运转比较困难。财政收入占县比重比东部地区低了个百分点。而中部县财政刚性支出直线上升，目前有半数以上县级财政入不敷出，运转十分艰难。附表五：（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报期刊网、中国统计信息网和国家商标信息网数据整理）

⒋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对外开放程度偏低。一是资金严重短缺。由于县级财政拮据，加之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级以下业务，使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深受“失血”之痛，××年中部地区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只有亿元，而同期东部地区县级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高达亿元，贷款余额仅为东部地区的％。二是人才大量外流。受中部地区县的待遇、人居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大中专学生回县率很低，到县级企业工作更少，在待遇和事业留人方面缺乏强久吸引力，％的人才去了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三是产品科技含量低。年中部地区科技产品总产值的全国占有量只有，而东部高达％，与东部相比差了个百分点（附表六）。四是对外开放度偏低。××年中部地区县域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占全国的；××年中部地区县域出口总额亿美元，仅为全国的，只有东部的％。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国际联系及其产品国际市场依存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二、推进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部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相差巨大；与西部相比，优势并不突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目前，东部县域经济有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西部有国家投资和政策的强力推动，而中部地区由于缺乏内外推动力量，县域经济发展呈明显劣势。客观地讲，中部县域经济落后东部地区既有自然方面的因素，又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任何单一的发展思路对中部县域经济发展都是无能为力的。发展中部县域经济必须要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眼光，要立足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实施整体战略来解决。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篇3

关键词：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经济风险；TOPSIS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5-0042-005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进入到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利用好普惠化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利用产业承接寻求地区经济发展机遇，是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缩小区域差异的关键[1]。中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战略的实施，直接关系到我国区际产业转移效应的发挥和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然而，近年来中部地区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存在“低端锁定”与“路径依赖”，存在“重投资、轻技术”和“重招商、轻嫁接”的现象。[2]产业承接不是简单的产业落地，而是影响到地区全产业链的形成与稳定。因此，中部地区在产业承接过程中防范经济风险，是保障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产业承接经济风险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模式理论。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将自己的传统产业转移到更低梯度国家，呈现的是一种梯度转移过程。随后产业承接经济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产业梯度转移风险和经济增长风险。

根据“比较成本原则”，W. Artllur Lewis提出产业转移是由于该产业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时，产业移出地一般会优先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给承接地带来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的变化。[3]产业移出国获得了“比较优势的再生”，而产业承接国则可能面临梯度转移风险。根据R.Vemon的梯度转移理论，发达国家或地区会率先转移低档产品的生产，逐步转移中档产品，而将高档产品的生产主要放在本国或本地。欠发达国家承接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低档产品的生产，这样使产业承接国或地区容易被锁定在低端产业上，并形成对资源的过度依赖。[4]

Hoover-Fisher和W.W.Rostow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5]，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阶段，对发达地区产业的承接必然会给承接地带来技术的改变，进而影响到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经济行为，使经济增长的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目标，产生经济增长风险。[6]James R.Markusen认为，产业转移不仅对产业移出国的产业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增长，最终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7]然而，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对产业承接国来说可能会存在负面的影响，不仅不能够给产业承接国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可能会出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的现象。[8]此外，从政府行为角度，Peter Gourevitch认为产业承接地的政府政策对产业承接经济风险存在着重要影响，产业承接地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很可能会出现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污染等经济风险的行为。 [9]

国内学者对我国地区产业承接经济风险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两个角度研究了风险的形成与作用方式。产业承接地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有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劳动力就业和环境污染的风险。陈建军认为，我国发达地区企业为了追求经营资源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产业转移的动因主要是实现市场扩张和企业成长。[10]因此，欠发达地区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如果承接不当，容易形成“低端锁定”和产业结构匀质化的现象，从而面临产业升级风险。[11]由于欠发达地区处于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产业转移很有可能增大移出地和承接地之间的技术差距，而各承接地为争夺产业移入本地区所产生的内耗也会阻碍技术进步。产业承接过程中如果不注重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就无法真正提高产业承接地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形成“路径依赖”，陷入技术僵局。[12]另外，欠发达地区所承接的高端产业会使本地区的资本有机构成得到相应提高，出现一定程度上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13]，而产业转移过程中带来的人口流动，又会相应增加产业承接地的人口，从而加大本地劳动力的就业风险。何龙斌认为，发达地区转移的大多是污染效应较强的边际产业，而欠发达地区为争夺产业承接，甚至不惜降低环保门槛来招商引资，从而引起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风险。[14]

二、产业承接经济风险评价指标的确定

综合产业转移经济风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影响承接地区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影响承接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福利），二是影响承接地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福利）。根据我国实际，基于重要性原则，本文将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作为衡量地区经济福利的重要变量，将劳动力就业和环境污染作为衡量地区社会福利的变量。

1.产业升级风险指标

产业升级的测度方法比较常用的是Moore值法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法，两种测度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15]由于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指标比较直观且易于计算，因此本文采用该指标值来测度产业升级风险。其计算公式为：

Q=

上式中，Q代表地区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kit为i产业在报告期的占比，ki0为i产业在基期的占比，n为各地区工业产业数量，m为报告期与基期间隔的年份数。如果Q值越大，表示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速度越快，产业升级风险就越小；反之，如果Q值越小，则产业升级的风险就越大。

2.技术进步风险指标

本文借鉴胡鞍钢的观点，从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引进力度两个方面来进行测度。[16]考虑可获得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有效专利数指标来衡量自主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由于地区间直接投资的数据难以获得，本文采用各地区利用外资（FDI）与自筹资金的比值，来衡量由技术引进而引致的技术进步。

范黎波和宋志红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流量与专利授权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17]，二者之间互相促进，有乘数作用。因此本文确定的技术进步指标计算公式为： S=r×q。该式中S代表技术进步指标值，r是地区当年有效专利数，q为地区当年FDI与自筹资金之比。S值越大，越有利于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承接的经济风险越小；反之，经济风险就越大。

3.失业风险指标

由于无法获取完整的、准确的就业率和失业率数据，所以本文采用各地区登记的城镇失业率的变化值作为衡量指标，来评估地区失业风险。

4.环境污染风险指标

对环境污染风险指标的测度，本文借鉴赵细康对污染产业的分类方法，将污染类产业分成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轻度污染产业和基本无污染产业四类[18]。并根据污染程度在区间[1，10]内赋值，赋值越大，表明产业对环境污染越严重（见表1）。

通过对地区各产业产值所占比例加权求和，可计算各地区产业对环境污染的指标值，其计算公式为：

？棕=？姿i

式中？棕为环境污染指标值，？姿i为产业i的环境污染赋值系数，为产业i占地区工业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棕与地区的经济风险成正比，？棕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产业承接的地区经济风险越大。

三、产业承接经济风险的TOPSIS评价

TOPSIS法是逼近于理想解的技术，是一种多目标决策方法。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并加以改进，求取各地区各测评对象与理想解的接近度，来衡量经济风险的大小。

1.经济风险指标值计算

为增强横向比较的可比性，本文采用中部各省近十年经济风险指标值的相对数值（变化率）。经济风险四大指标的变化率计算公式为：

产业升级风险指标I1属于变化率指标不需要调整，所以式中i代表的是其他三个经济风险指标。？兹i为i指标的变化率，Ii0是i指标在基期的指标值，Ii1是i指标在报告期的指标值。其中，I1和I2是逆向指标，I3和I4是正向指标。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本文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6）以及中部各省2006、2015年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建立经济风险评价的初始矩阵Mij（见表2）。

为满足模型对数值统一性的要求，对表2中的数据先进行正值变换，再进行指标属性的趋同化和归一化处理，得到决策矩阵Nij：

2.指标值权重的确定

为避免或减少主观赋权法的随意性，本文利用变异系数计算各指标权重，客观反映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

对以上决策矩阵Nij运用变异系数计算公式： vj=（j=1，2，…，m）可计算得到4个指标的权重：wj==|0.1067 0.4978 0.1861 0.2094|，由计算结果可知，技术进步风险变异系数最大，其次是环境污染风险，而产业升级风险和失业风险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力度较大，注重对产业的承接和引进，追求经济的高增长。所以总体上，经济福利风险权重比社会福利风险权重要高，以上权重的分配基本上能反映经济风险的实际情况。

将矩阵Nij各列分别乘以相应权重，得到矩阵Zij：

3.模型求解

根据矩阵Zij确定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最优方案由Zij中每列的最小值构成，最劣方案由Zij中每列的最大值构成：

每一个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Ci有：

如果Ci越大，越接近最劣方案，经济风险也就越大（见表3）。

4.经济风险评价分析

根据表3的排序结果，中部地区的经济风险水平差别较大，安徽的经济风险水平与负理想值的相对接近度最小，仅有0.035，而最大的是湖北，高达0.876。按照Ci值大小，本文将中部六省的经济风险划分为三类：风险较高型、风险较低型、低风险型（见表4）。

表4中湖北的经济风险水平较高，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两项风险指标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该地区产业承接过程中对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对资源的依赖较为明显。山西、江西和湖南属于风险较低型，但山西除了环境污染风险指标较小外，其余三个风险指标均较高，尤以失业风险最大，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山西小煤矿实行“关停并转”，另一方面山西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湖南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失业风险方面，江西的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方面。安徽和河南属低风险型，河南是农业大省，失业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最低。而与其他省份相比，安徽各项经济风险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产业承接力度和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TOPSIS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各省产业承接的经济风险进行评价，并通过横向对比排序，大致反映出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的总体经济风险水平。评价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各省经济风险水平差异较大，在四个主要经济风险指标中，除了产业升级风险较为接近外，其余的三个经济风险指标差异明显。（2）变异系数计算结果显示，影响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经济风险最主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风险，产业承接中技术依赖明显。（3）中部地区的失业风险总体上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近年来的产业转移为中部地区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反映出中部地区的产业承接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4）经济风险指标中，除技术进步风险指标外，失业风险与环境污染风险指标在经济风险中的权重较大，产业承接中的失业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与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为：（1）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错位发展，确定产业承接重点，避免承接地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同时要利用好自身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方面的拉力，结合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中“比较优势寻求”的推力，有效降低产业承接成本和相应的产业承接风险。（2）中部地区应重点防范技术进步风险，避免因产业承接而导致“低端锁定”和“路径依赖”。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地应提高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注重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增强所承接产业的关联效应，带动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3）中部地区应根据国家产业布局政策，明确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编制符合区域实际的产业承接规划，避免对产业低层次、重复承接。搭建好产业承接创新平台，在增加承接地产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同时，提升就业质量和拓展就业空间。（4）正确设计产业承接与产业结构升级、环境保护关系的体制框架和制度政策，避免因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对资源的过度依赖等问题，并通过增加环境规制强度有效降低产业承接带来的环境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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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赵细康.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 篇4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经济研究的主题之一,其中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为众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索罗和斯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在生产中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当资本存量增加时,经济增长会放缓,最终会停止增长。起初人均资本占有量少的地区可以获得较高的资本收益,从而比经济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利用这种“追赶效应”向发达经济体收敛。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存在与否,其收敛的内在机制、影响收敛的静态和动态解释变量的选取问题一直是西方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目前研究经济增长收敛性主要集中在两大类:β-收敛和σ-收敛。其中β-收敛又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β表示趋同速度,可用收敛半生命周期表示;σ表示地区人均收入的离散程度,即地区差异。Sala-i-Martin认为,绝对β-收敛是指在技术,制度,文化偏好相似的区域有相似的稳态,期初人均产出(人均收入)和其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各个经济单元向同一人均收入水平发展的趋势。经历一个较长时期,世界各国地区间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将消失。条件β-收敛指区域间存在技术、制度、偏好等差异,从而具有不同的稳态,经济增长速度和距离稳态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Σ-收敛指不同经济单位的人均GDP离散程度随着时间而下降,说明这些经济单位存在收敛。俱乐部收敛指在技术、制度、文化、偏好等相似特征前提下,初期经济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有着相似的经济稳态,各个集团分别向各自的经济稳态收敛。

张胜、郭军等分析全国的省际收敛性问题,得出了在改革开放前全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而在改革开放后不存在绝对收敛的结论,造成“富省愈富穷省愈穷”的原因在于东部比中西部有更高的人均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使东部比中西部有更高的稳态值,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肖红珊等人通过萨拉伊—马丁模型对中部县域经济收敛性问题的研究发现,2000—2004年中部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极强的收敛性,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起初人均GDP和起初人力资源禀赋等。李竟成和赵守国以中部5省为例实证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问题。研究表明,对中部5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人数、进出口总额等。综合以上研究,笔者发现目前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较宏观的国家层面上,或者是在县域层面或单个省市层面,少有单独研究中部6省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问题。笔者拟运用经典的收敛模型分析中部6省区域经济收敛性,判断其收敛态势,并期望这一研究能为中部地区的崛起提供另一个全新的视角。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1997—2007年)和各省年度统计公报,以后行文中不再做重复说明。数据采集以中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统计基本单元。考虑到不同年份物价指数的影响和不同年份可比价格问题,文中均采用基年法或其它替代方法进行换算和调整,以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2.2 σ-收敛分析

经济增长地区性的σ-收敛是指各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异程度的变化过程。Theil指标法能较好地反映各经济带之间及经济体内部人均GDP的差异程度,能较好地描述区域经济增长的σ-收敛。本文采用Theil指数分析法,泰尔指数是由泰尔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假设U是某一特定事件A将要发生的概率,P(A)=U。这个事件发生的信息量为E(U)肯定是U的减函数,用公式表达为:E(U)=log(1/u);当有n个可能的事件1,2,…,n时,相应的概率假设分别为U1,U2,…,Un,Ui≥0,并且∑Ui=1。

本文采用的Theil计算公式为:T=∑(gi/G)×log[(gi/G)/(pi/P)]。式中,T为Theil系数,测度中部地区总体差异。gi为第i个省的GDP值;pi为第i个省的人口值;G为中部6省的GDP总值,P为中部总人口。对TheilXI系数进行分解,得到如下公式:

T=Tb+Tw=Tb+∑Gi×Tw(i) (1)

式中,Tw(i)=∑(g(i)/(Gi)×log[(g(j)/Gi)/(p(j)/Pi)] (2)

Gi=∑g(j);i=1,2,3,4,5,6;j=1,2,3…18 (3)

Pi=∑p(j);i=1,2,3,4,5,6;j=1,2,3…18 (4)

式中,Tb为省际差异;Tw为省内差异,等于各省内部差异Tw(i)的加权和;Gi为第i个省份GDP占中部GDP总和的份额;g(j)为第j个地级及以上城市GDP占中部地区GDP总和的份额;Pj为第j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占中部总人口的份额。在实际对数运算过程中均以e为底。

由表2可知,1997—2004年中部地区各省内部经济差异是产生中部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因子,其贡献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这7年间各省内部经济差异逐步缩小的同时省际间的经济差异却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04年之后省际间差异是中部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其贡献率均在58%以上。Tw值和Tb值在1997年的绝对差最大,为0.0701;1997—2003年省内经济差异成绝对主导,平均贡献率为72.4%;随后两者贡献率差值逐步缩小,持续到2007年的0.02,是最大贡献率差值0.56(1997年)的3.6%。T值总体上可反映中部地区σ收敛的变化趋势,11年间T值总体呈现缩小趋势,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σ收敛。

2.3 β-收敛分析

β收敛值是期初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体趋于在人均产出增长率和人均资本增长等项目上比期初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目前β收敛性分析主要是以巴罗回归方程和MRW分析框架为主,分析工具主要集中在横截面和面板时间系列分析。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以核密度估计为手段进行增长分布分析,也得出了与预期相一致的收敛结果。本文引用Barro和Sala-i-Martin经典模型:

[ln(Yit/Yi,t-T)]/T=Xi*+[(1-е-βt)/T]

×ln(Yi*/Yi,t-T)+μit (5)

式中,T为观察期;Yi,t-T和Yi分别指观察期的初始和期末人均GDP;Xi*指稳态的人均增长率;Yi*为稳态的人均GDP;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β为向稳态收敛的速度。若β为正值则说明发生了明显的收敛,β越大,表明收敛趋势越强。将(5)式进行化简可得到:

[ln(Yit/Yi,t-T)]/T=α-[(1-е-βt)/T]

×lnYi,t-T+μit (6)

式中,α=Xi*+[(1-е-βt)/T]lnYi*为一常数,即稳态值和时间趋势对各地区都相同。根据(6)式可估计β。(6)式测算的是无条件收敛,即绝对收敛。实际经验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不仅与期初的人均产出水平有关,还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工业化、城市化等影响经济体长期发展的动态因素有关,因此还必须考虑各经济体间具有各自稳态的条件收敛。(6)式加入条件距阵Ψit得到:

[ln(Yit/Yi,t-T)]/T=α-[(1-е-βt)/T]

×lnYi,t-T+λΨit+μit (7)

式中,λ为待估系数,Ψit为衡量各经济体经济稳态的一组条件因子。本文选取中部各省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度、创新能力、政府行为、信息化等指标作为决定中部地区经济稳态的条件。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工业化意味着要素投入从农业中流向回报率高的工业部门,由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测度;城市化的实质是非农人口的城市化,它是资本流、人力流、信息流、技术流等产生集聚在空间上的直接反映,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政府是资源配置的执行者,政府调控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经济增长在制度层面上的保障,用政府转移支付占GDP比重来度量;信息化使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扩展了技术进步的技术性溢出,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采用邮电业务总量与GDP总量的比来表示;开放度即区域对外开放的程度,表现为区域商品、要素跨越区域界限的流动程度,区域开放度越大,参与国际分工程度越深,出口量也越大,从而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采用进出口总额占全国GDP的比重来表示;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采用中部各省年专利申请量占全国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表示。

注:所用软件为Eviews 5.0,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水平。

分析表明β值为正,说明1997—2007年中部地区的确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绝对收敛趋势,其中β系数的t检验值为3.231,相伴概率为0.307,可认为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的拟合优度为0.476(调整后),基本可以接受。同时,将该收敛系数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对比:京津冀地区1998—2003年经济趋于发散;泛珠三角1990—2000年β收敛系数为-0.0324;西部10省区1978—2003年β收敛系数为-0.011;中国1990—2000年间经济增长长期存在发散趋势,发散速度为0.1005。相比之下发现,在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多数处于发散的大趋势下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却存在绝对β收敛,且收敛速度高于中国其他区域或整个国家层面的发散速度。

注:所用软件为Eviews 5.0,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水平。6项指标在计算前均进行了对数化,以消除共线性影响。

加入条件变量后模型(7)显然比模型(6)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分析结果可知,影响中部地区经济收敛性的首要因素是工业化水平,加入工业化这一条件后,β估计值达到0.048。影响中部地区经济收敛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创新能力。其中政府行为的引入使β值减小到0.019,显然政府的过度干预使中部地区经济反而出现发散,即差异扩大化,其他引入条件对中部地区经济收敛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创新能力、对外开放度等动态变量是影响中部地区经济收敛的重要变量,如果政府在适度调控的前提下控制以上动态变量,即可促使中部各省经济收敛于各自的稳态。

3 结论与启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1997—2007年中部地区经济总体差异呈现缩小态势,即出现了σ-收敛。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中部地区在此11年间还存在β条件收敛,影响其收敛性的动态变量有工业化、城市化、创新能力、开放度、信息化,通过控制这些变量,中部各省可实现经济收敛。

如何提升中部地区整体竞争力和缩小各省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中部崛起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结合本文的研究有如下启示:①在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中,应将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工业化是实现地区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和实证分析都表明,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较低,可实现跨越式发展,相对沿海工业化发达地区具有“后发优势”,重点应放在调整中部地区工业产业布局和工业结构上,减少中部各省工业产业趋同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率,争取在工业价值链的下游有所突破。②应高度重视中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传统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禀赋和城市化是影响中部经济收敛的决定因素,而忽略了科技创新对中部经济增长的重大促进作用。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靠教育,中部地区教育资源优越,拥有众多国家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重点应加快产学研的一体化,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和加快科技园等技术孵化基地的建设,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③中部地区应加快城市化的建设,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带的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同时应放宽户籍限制,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有序流动、转化。④中部各省应重视城乡发展差距。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加大政府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以现存优势资源为依托,开展“错位”竞争,打造特色产业。重点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充分挖掘农村巨大的潜在市场。⑤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力度,促进中部地区生产要素与外部合理的双向流动,积极吸引国外资本的进入,扩大对外贸易。建立和完善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区域合作机制问题,决定按照“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原则,加快区域内的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信息产业和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同时,中部地区应建立更为开放的市场,优化投资环境,要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鼓励中部有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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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篇5

关键词：中部 产业园 转型升级

经过20余年的开发建设，我国中部地区的产业园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模式不断优化，涌现出武汉东湖高新区、郑州经开区、长沙高新区等著名园区。“十三五”期间，中部地区的园区要更加重视发展模式的创新，率先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扮演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和主载体角色。

一、中部地区园区转型升级面临的形势

（一）机遇

一是世界技术革命出现新突破。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互联网+、智能化、低碳化、机器人、3d打印机等相继出现。我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核心是大力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产业的组织形态将发生重大变化，对中部地区工业园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二是新一轮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入，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深化，产业链进行全球性重组。中部地区是全国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核心区域，将在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区域发展战略凸显优势。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战略，为中部地区园区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机遇。

（二）挑战

一是新常态带来经济下行压力。“十三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全面进入“新常态”，投资增长后劲不足、融资瓶颈约束明显、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依然较大，企业投资意愿放缓，给工业园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区域发展边缘化挑战显现。随着沪昆、贵广、南广等高铁的开通，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到沿线内陆城市的时间大大缩短，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目前，中部地区工业园与西部地区的产业同质化特征明显，同业竞争态势加剧。三是生态环保约束增强。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中部地区工业园的发展模式较为粗放，急需对产业进行转型发展。

二、郴州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的现状

（一）主要成效

一是产业规模扩大。郴州经济开发区抓住产业转移的战略性机遇，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形成了先进制造、食品医药、有色新材料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2015年完成技工贸收入510亿元，工业产值206亿元，实现税收4.52亿元，“十二五”年均增幅分别达到15.5%、20.8%和14.6%。二是创新创业成效显著。大力建设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引进孵化工业企业29家，成功孵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家，年新增工业产值10亿元，吸纳就业人员1500多人，被认定为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成功引进对接了中国网库、百助通物联网科技、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一批电商龙头企业，打造跨境电商交易平台，培育平台运行上市公司。三是产业发展机制逐步健全。实行项目建设“双领导”机制，由园区和辖区政府各派一名区级领导推动项目建设。将审批权限下放政务中心，增加项目代办职能，实现“一站式”的审批和服务。组建了企业服务中心，与政务中心合署办公。

（二）存在问题

一是产业布局有待优化。受早期整体规划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工业用地分为五个片区，产业布局零碎，对产业布局缺少前瞻性和系统性，未能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优势。产品、行业之间关联度小，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二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传统的物流商贸领域，电子商务、科技、金融、信息等服务业不发达，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仅占30%。物流园区的第三方物流相对薄弱，物流企业提供的服务大多数是一般性的运输和仓储。三是生产要素保障存在制约。“十三五”时期，面对繁重的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任务，土地供应紧张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变。征地时间拉长，征地成本上升很快，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多数企业面临职工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问题，技能型人才、高层次技术人才存在招不进、留不住的困境。

三、郴州经济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特色产业体系

一是先进制造业。积极对接长株潭工程机械和珠三角电器机械的辐射效应，承接产业转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数控机床、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郴州银泰新能源汽车等龙头企业，依托奥美森（郴州）工业园，形成数字成套设备、自动化设备等为主导产品的先进制造业，引进配套加工企业。二是有色金属新材料。以宇腾有色公司为龙头，依托云锡郴州矿冶公司、新田岭钨业等重点企业，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深加工、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和化工材料等产业，大力引进和培育企业区域总部和研发机构，加速推动有色新材料的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三是医药食品产业。发展以裕湘食品、嘉华面业等企业为代表的食品产业集群。发展以华润三九郴州制药厂、东润制药等企业为代表的医药产业集群。巩固以天泰烟叶、大北农饲料、九鼎饲料、郴州烟厂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二）建设创新创业园区

一是优化创新创业服务环境。降低门槛，简化程序，为创业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创业服务。加大在创业场地、工商登记、税费减免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着力推进简政放权，标准厂房项目的核准（或备案）、规划、土地、建设、环保、节能、安全、职业卫生等方面审批事项，除国家和省明确规定不许下放的外，其他一律下放。切实加强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力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加大创业扶持，全力落实创业投资、科技创新、融资担保、贷款贴息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二是积极扶持小微企业。依托长冲创新创业园创业孵化中心，开展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试点示范，力争郴州经济开发区创建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加大园区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引进、培育、扶持力度，让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开花结果，做到“百花齐放”。进一步搭建孵化载体，强化政策扶持，完善服务体系，努力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营造良好生态环境，着力打造创新成本低、创新人才聚集、创新成功率高的创业“梦工厂”。三是建设湘粤赣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以长冲创新创业园为核心，建设立足郴州、辐射湘南和湘粤赣省际区域的郴州电子商务产业园，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深化与中国网库的合作，整合市内外资源，加快推进“郴州国际电商谷”项目建设。在建设20个单品交易平台的基础上，重点打造1―2个跨境电商平台，力推平台公司上市。

（三）扩大对外开放

一是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推动以商招商、产业引商、战略招商，通过信息搜集、展会洽谈、经贸活动等平台丰富招商引资渠道。深入珠三角、长三角区域，围绕先进装备制造、有色金属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通过产业配套、研发配套、产业链延伸等措施，提高产业关联度。二是探索飞地经济模式。积极探索与珠三角、长三角等知名园区建立合作机制，划出一定面积的土地作为区中园，郴州经济开发区负责拆迁安置、基础设施配套、社会管理等工作，合作方负责规划、投资开发、招商引资和经营管理等工作。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探索双方财力分享办法，实施共建共享。三是发展开放型经济。抢抓国家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和设立广东自贸区等战略机遇，用好省委、省政府赋予郴州的先行先试政策，加快推进口岸物流中心、铁路口岸配套、国际快件监管中心优化转型、电子口岸等建设，拓展口岸国际业务。

（四）加快产城融合步伐

中部地区活力无限 篇6

我们公司主要以内需市场为主，之前一直以药品标签为主营业务。2013年，我们拓展了新的业务领域，开始承接部分食品标签和酒类标签的业务，还发展了武汉当地一家连锁超市客户。2013年可以称得上武汉七彩的“业务转型年”，由于湖北地区药品标签业务的竞争日益激烈，利润空间不如从前，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引进新的业务，转变之前药品标签业务占70%以上份额的局面。而我们之所以能在2013年成功拓展新领域的客户，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平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通过多方面的交流与新客户建立了业务往来，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当地最好的标签企业之一，有实力才更容易得到客户的认可。

身处中部高地，我感觉湖北地区日益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标签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年，许多标签企业来湖北投资，设立了分厂或分支机构。比如东莞赛维，这家企业主营电子标签，之前就是富士康的供应商。富士康来武汉设厂之后，东莞赛维也跟随而来，其首要目的当然是维护好富士康的业务，然后再辐射周边承接当地业务。此外，天津英诺也在武汉设立了分厂，主要承接英国日化品牌利洁时荆州工厂的标签业务。不难看出，这些外来企业大多是追随已有客户前来湖北，目的是维护老客户，节约运输成本，提升服务能力和响应速度。

外来企业的规模和知名度都不小，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也比我们当地企业有优势，因此湖北乃至中部地区标签行业的竞争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激烈：业务越来越难做，成本费用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这些是所有标签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作为本地企业，一定要注重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尽量降低成本，提高产能和效益。

这两年，在湖北省和武汉市印刷技术协会的引导下，湖北地区特别是武汉地区标签企业的沟通和联系非常紧密。2013年12月到2014年1月，我们与协会领导一起，前往标签行业发达地区考察拜访，向同行中的先进企业学习生产、管理经验。同时，我们当地企业也联合起来，“抱团采购”原材料以降低生产成本，还经常坐下来一起讨论如何才能避免业内的恶性竞争，维护好区域内的行业生态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尽管我们面临着新的竞争形势，对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地区标签行业的发展前景，我还是非常看好的，也相信武汉七彩能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篇7

1. 中部地区空间结构“离心”与“向心”并存发展

一方面, 六省的共性和落后使得它们把发展的目光聚焦到沿海发达地区, 获取先进技术和经验, 轻视区内省际间的经济联系, 在中部崛起战略方面就出现了“离心”趋向;另一方面, 六省的共性和优势, 使得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优化组合和发挥优势的愿望, 并已经和正在形成战略合力, 推进中部地区崛起, 从而在中部地区的崛起方面出现了“向心”趋向。中部地区经济呈现区内与区外两个协调发展的互动。

2. 城市经济圈形成和发展带动城市化加速

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圈建设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从中部地区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条件来看, 中部四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吸纳产业和人口的强聚集体, 太原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正在发育和完善, 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进一步集聚经济、人口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3. 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升级

中部地区正在加强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建设, 加强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2003年为16.89∶46.75∶36.36, 2004年为17.82∶47.67∶34.51, 2005年为16.67∶46.77∶36.56, 2006年为15.3∶48.5∶36.2。虽然产业比例有波动现象, 但总体上, 第一产业呈逐渐减少, 第三产业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而且, 为了实现产业升级, 区域内产业正在走向开放, 正在区域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 以获取区域内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 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率和增长潜力。

4.“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正在全面启动

中部地区正在按照国家的战略要求和六省的建设规划, 积极推进建立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从中着手解决本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问题;正积极推进建立全国能源原材料基地, 发挥中部地区资源优势, 拉长产业链条, 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正积极推进建立现代装备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调动改造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积极性, 着力挖掘中部地区发展潜力, 增强其崛起的后劲;正积极推进建立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建设中部地区实现崛起的载体, 构造中部地区与区外及国外联系、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动脉网络, 实现全国乃至世界生产要素、信息流、资金流汇集中部地区, 助推中部崛起。

5. 中部地区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随着“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稳步推进, 中部地区经济社会正逐渐步入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区域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例如, 湖南全省2007年“回流型”企业达到3.3万多个, 吸纳了近120万农村劳动力, “劳务湘军”回乡创业已成气候。 (2) 试验探索造就新的经济发展引擎。2007年末, 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以探索在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为中部经济崛起打造新的引擎。 (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见实效。中部地区六省着力促进经济发展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投资与消费、出口拉动并重转变, 由工业推动为主向三次产业协调推动转变,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 战略观念淡薄

由于传统发展观念影响, 加之地处内陆相对封闭和良好的农耕资源条件, 中部地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小富即安、害怕风险等陈旧观念比较浓厚, 战略整体意识淡薄, 致使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和合作机制发育滞后, 战略合力形成缓慢, 区域协调发展效益不甚理想。

2. 发展环境严峻

中部地区现在处于东西南北四面快速发展的夹击之中, 虽然国家把中部崛起已经提到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总体战略高度上, 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但是, 这些政策尚未完全到位, 政策效应也没有充分显现。中部六省市场经济发展不如东部, 要素分配弱于西部,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部地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不利于改变“中部塌陷”状况。

3.“三农”问题突出

中部六省除山西外均是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 支撑经济发展的县域经济普遍存在着“粮食大县, 经济小县”的特征。2006年中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30%, 农业人口比重占62%。过多的农业人口和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 导致中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 导致中部地方县 (市) 财政脆弱, 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投资能力缺乏, 整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导致中部地区农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迟缓。

4. 城市化滞后

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既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较慢, 中部地区缺乏具有很强综合实力、辐射能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龙头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对接能力不协调, 阻碍都市圈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都市圈内部产业同化严重, 城市间缺乏合理分工与合作关系, 整体协作较差, 重复建设比较严重。

5. 产业结构不合理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仍显缓慢。2006年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15.3∶48.5∶36.2, 而2006年全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1.7∶48.9∶39.3, 同期比较, 中部地区一产在四大区域中所占比重最高, 比全国高近4个百分点, 二产业比全国低0.4个百分点, 三产业更是比全国低3.3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使其二元结构矛盾比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更加突出, 农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比例中部都是全国最大的, 农民收入中, 家庭经营土地的收入大约在60%～80%之间, 农民收入增长难度很大。所有这些均直接导致了中部区域资源集聚能力较弱、产业集聚化程度不高、区域间产业关联度较低, 从而弱化了中部产业的竞争力。

6. 工业企业效益不佳

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数量少, 效益低, 人均产值小。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5.6%、13.5%、12.2%、8.7%。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 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体数量少, 大中型工业企业效益低, 以占全国15.6%的大中型企业却只创造了13.5%的总产值。2006年,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大中型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万人) 分别占全国的59.4%、18.1%、14.0%、8.6%, 这意味着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大中型企业人均产值小, 特别是缺少一批在国内外影响大、对行业发展起骨干带动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或企业群。这不仅制约了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效益的提高, 而且在当前国内外企业激烈竞争形势下, 这种状况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三、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对策

第一, 强化中部战略意识, 确立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中部六省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区域, 根本原因在于六省局限于各自的局部利益, 没有深刻理解“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大意义, 区域战略意识淡薄。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首先要把各省发展的思路统一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上来, 从转变观念、重新规划、创新制度和机制上解决问题, 确立区域协调理念, 为形成战略合力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 坚持以人为本, 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中部六省人民是“中部崛起”的主体。以人为本, 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是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保障。在中部地区崛起的过程中, 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 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 着力调整产业政策,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大力调整农业结构, 改变重粮为主的发展局面, 根据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农产品供给优势,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业, 走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提高工业发展质量, 特别是科技含量, 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调整轻重工业结构, 改变重工业比较重, 轻工业比较轻的格局。突出和培育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产业地位, 优先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以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所具有的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作用, 转变先发展工业和实现工业化后再发展服务业的传统理念及思路。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群带。大力调整所有制经济结构, 改变国有经济偏重,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第四, 大力发展科技教育,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优先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 也是提高科技水平和培养人才的基础。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要坚持立足现有基础, 从区情省情出发,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自力更生,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中部地区六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 是在于尽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是要根据构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的要求, 着力建立科技创新的平台, 集中精力研究其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二是要把企业建成科技创新的主体;三是要加快培养一批科技创新型领军人物;四是要加大资金投入, 确保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的研发经费。

第五, 深化体制改革, 创新中部崛起战略机制。中部地区崛起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为突破点, 创新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体制和机制:其一, 改革政府经济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 着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其二, 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制改革的步伐, 健全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三, 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 重点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为传统工业企业的改制改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四, 关注民生,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平稳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其五, 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 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 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其六, 加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力度, 促进中部与国内其他地区, 尤其是国外市场的对接, 实现两个双赢。

第六, 加强宏观调控, 提高区域发展战略管理水平。国家应该加强宏观调控, 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首先, 要通过制定区域经济政策, 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通过必要的投资和政策倾斜, 加强扶植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宏观调控措施, 达到各个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其次, 要提高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着力解决一些中部地区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实行区域政策与功能性政策有效结合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和动力。诸如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问题, 革命老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和自然环境改善等问题, 都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特殊政策, 以提高不同地区的发展后劲, 弥补按区域确定一般政策的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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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大道.2000中国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45-149.

[3]王梦奎.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63-68.

[4]冯更新.中原崛起的态势分析[J].中国城市经济, 2004, (9) :45-47.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篇8

城镇化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聚集效应以及扩大内需3 个方面。

1. 1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为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加速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刘易斯等认为工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迁移( 城镇化) 为工业部门增加了要素( 劳动力) 供给,所以城镇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对我国而言,农业产出还远低于非农产出,因此,推进城镇化,加速农业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1. 2 内生经济增长的聚集效应

人口聚集指人口在空间上由分散到集中,由稀疏到密集的社会经济现象。城镇化使人口聚集,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包括: 促进分工、知识溢出以及规模经济。

1. 2. 1 促进分工

第一,人口聚集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人口的聚集使企业的分工成为可能并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聚集也意味着企业的聚集,大量企业聚集之后,会涌现出更专业化的、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于是,企业能够专注于生产的某一环节,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将并不具备优势的其他生产环节交付他人处理,大大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同样也适用于服务产品。

1. 2. 2 知识溢出

人口聚集能够产生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知识的传导机制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不断衰减,城市人口聚集使得知识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一方面,人口向城镇集中有利于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交流,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城镇成为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主要积聚基地。另一方面,人口聚集也促进了劳动力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竞争。

1. 2. 3 规模经济

人口聚集会形成规模经济。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人口适度聚集自然就会形成规模经济,成本得到大幅降低。对企业而言,生产成本也得以降低,密集的工厂和居住区,能够更节约地使用土地。同时,运输成本得以降低。对个人而言,在更大的劳动力市场上,个人能较快地找到工作。

1. 3 消费需求理论

1. 3. 1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马克思将消费分为两种形式,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其中,前者又可以分为生产资料消费和劳动力消费,可以理解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后者又可以分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从个人角度而言,个人消费是非生产性的,而对整体社会而言,个人消费实现了他人产品的价值,促进了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

1. 3. 2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 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 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有效需求不足将会失业: 总供给超过总需求,产能过剩,加上短期内工资价格具有粘性,所以导致失业,总产出下降。在凯恩斯交叉中,计划支出等于消费、计划投资和政府购买之和,当消费需求增加,计划支出水平大于生产水平时,企业的存货会减少,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工人,投入更多的设备生产,产出水平上升。

2 城镇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 1 模型设定及指标选择

经济增长过程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参照国内外学者对影响经济增长指标选取的基础上,本文拟采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ivs) ,人力资本水平( hum) 、城市分散程度( ccd) 、人口城镇化水平( urb) 、非农就业比例( na) 等为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建立如下模型:

本文用Eviews做出2004 ~ 2013 年中部各省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与城镇化水平的散点图并画出回归曲线( 图1) ,可以发现,人均GDP增加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考虑到本文要分析的是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对绝对值变量采取对数,而人口城镇率等比例变量则保持不变,最终确认的模型如下:

2. 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数据来源于2004 ~ 2013 国家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其中,gdp采用2000 年各省份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剔除了价格变动,也以2000 年为基期。

2. 3 检验及结果分析

第一步,对所有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以下结果:

对序列进行差分或去对数使其成为同阶序列,对变换后的序列进行回归,如下:

(D1=一阶差分)

注: 括号内为t统计值,“***”表示1% 的水平下显著。

由计量结果可知,在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中,人力资本、人均财政支出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非线性关系,拐点在42. 6% 的城镇化水平,而中部地区2013 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超过了这一点( 表5) 。即按照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随着城镇化率的继续提高,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会放缓。对中部地区而言,延续以往的粗放式、速度型的城镇化道路将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要转变发展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打造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新动力。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3 中部地区以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转变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在未来将会面临城镇化率越高,经济增长越缓慢的两难局面。因此,有必要审视中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总结中部地区以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3. 1 城镇化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3. 1. 1 产业结构单一,升级缓慢

近年来,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升级缓慢。第二产业长期占据绝对优势,基本保持在40% 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山西、河南、安徽、江西四省的工业产值稳中有升,2013 年均超过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而服务业产值占比最高的是山西省( 41. 9% ) ,最低的是安徽省( 34. 2% ) ,中部地区整体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46. 9% ) 。中部地区生产性职能比较突出,而服务性职能的发展明显不足( 表6) 。

%

数据来源:1988~2014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而在第二产业中,由于历史原因,重工业又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五” 时期,我国以重工业建设为主。在区域布局上,考虑到国防需要,将苏联援建的156 个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在东北地区及内陆省份,项目所在城市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重工业基地。重点援建项目最后实施了150 个,其中民用企业中,中部地区布置了29 个; 44 个国防企业当中,除了需要港口的造船厂需要布置在沿海地区,其他大多数布置了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2012)

由此可见,资源型工业、重化工业是中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基础,并演变成中部地区的支柱行业。轻工业发展落后,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缓慢。

3.1.2区域间产业同构化严重,专业分工发展缓慢

产业结构趋同是指地区间产业结构类似或呈现出一致性趋势。中部地区由于片面追求行业或地区投资自成体系,产业定位不清,导致目前中部地区产值结构趋同严重。产业同构测度的方法中,结构相似系数法是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其基本表达式如下:

设a、b为两个不同地区,Xai、Xbi分别是产业i在地区a和b中的比重,则a、b地区之间的结构相似系数Sab如表8 所示。

%

数据来源:2014各省统计年鉴。

单一采用结构相似系数法容易高估地区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再结合中部六省的高区位商行业( 表8)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部地区现有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这也就意味着专业化分工不足。

3. 1. 3 资源型地区推进城镇化进程缓慢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我国资源型城市多、分布广,建国以来输出了大量的煤炭、各种矿石、木材等自然资源,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务院2013 年印发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界定了262 个资源型城市,其中中部地区74 个,占比28% ( 见表9) 。

这些资源型城市涵盖了中部地区近半数的人口,其中,山西省尤为突出,涉及人口超过了全省人口的88% 。同时,除了湖北省,其余五省的资源型城市综合城镇化率都不高,而这些资源型地区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种种难题。

( 1) 中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基本上分布在山区、林区,交通不便,大部分矿区不具备发展成为城市的地理环境。资源型工业发展吸纳的人口大部分居住在矿区而非城区,形成了一个以资源开采、加工、居住为一体的封闭式环境,不利于发挥人口聚集效应,也不利于推进城镇化。

( 2) 资源枯竭型城市历史遗留问题依旧严重,城市建设相对落后,大量的棚户区以及沉陷区需要改造和治理,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地方政府在转移再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资源型地区固有的地理特征、历史遗留问题、低效的资源开发模式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严重制约了中部资源型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3. 2 城镇化发展模式重速度轻质量

外延式、速度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发展质量换发展速度,缺乏科学、合理规划,导致了城镇体系的发展失衡,中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明显发展不足。改革开放后短短30 多年里,城镇化率提升了30 多个百分点,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能源消耗大、土地扩张快、城镇体系不完善等。

3. 2. 1 城市土地扩张过快

中部地区普遍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国际上通常使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的比值来衡量城市扩张的协调性,其合理阈值在1 ~ 1. 12 之间。测算最近10 年中部地区建设用地的增长幅度以及城镇人口的增长幅度,发现只有湖南省人口城镇的速度超过了城市扩张速度。其余大部分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均超过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并且远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合理阀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3. 2. 2 城市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相对于城市扩张的速度,中部地区城市的公共服务投入明显不足。在医疗人员和设施投入方面,全国每万城镇人口平均拥有18. 6 名执业( 助理) 医师,73. 58 个医疗机构床位。在医疗人员配置方面,只有山西省超过了全国水平,其他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医疗基本设施方面,半数省份( 安徽、湖北、江西)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社会保障方面,中部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以及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均低于平均水平。在教育、科技及文化方面,中部地区的科技研发、文化体育和传媒支出水平则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而言,中部地区城镇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多数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2014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3. 2. 3 城镇体系失衡

中部省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人口和产业聚集到了省会城市,造成 “一市独大”,省会生产总值占据了绝对优势,尤其是湖北省,武汉市生产总值超过了全省的1 /3。中部地区地级市市辖区人口超过400 万以上的只有郑州和武汉,大部分地级市属于中小型城市( 表12) 。

(万,2013)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与此相对应的,中小城市普遍发展不足,小城镇普遍薄弱。中部地区小城镇长期缺少国家投资,融资渠道较窄,非农产业多以简单的附加值低的农产品加工为主,普遍发展薄弱。下表是2011 年全国按财政收入排序前1000 位的建制镇分省情况。中部六省合计排名前1000 的建制镇数量都没有江苏、浙江一个省多。

个

数据来源:《2011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

3. 3 人口过度外迁不利于推进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3. 3. 1 本地就业吸纳不足,人口大规模跨省迁出

中部地区大城市生产性职能较强,服务性行业发展不足,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少。而第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吸纳就业能力有限。这就造成了农村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无法省内转移。

在此背景下,国家、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路网建设,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正式实施。交通便利让中部地区过剩的劳动力得以迅速地转移出去。大规模人口跨省迁出现象,成为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本文比较了2012 年中部地区各省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数据,发现除山西省外,其余各省份均有大量的人口流出,其中河南省比例最高,将近14% 的户籍人口流出。中部地区总计跨省流出人口3518万人,占中部六省户籍总人口的8. 9% ( 表14) 。

(2012年)

数据来源: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采用2012年数据。其中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2013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常住人口数来自于2013年各省统计年鉴。

3. 3. 2 潜在城镇化人口流失,异地城镇化现象普遍

迄今为止,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劳动人口是候鸟式迁徙: 工作在外,过年返乡。伴随着劳动人口的大规模外出,部分人最终选择了在外省落户定居,实现异地城镇化。以湖北省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5 ~ 2010 年,跨省迁出的人口中,61% 的人口发生了乡———城迁移,表明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在跨省迁移过程中实现了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即实现了异地城镇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中部地区大量拥有进城意愿并具备相关能力的农村人口流失。

4 中部地区以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

传统的城镇化道路不再适宜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与外部环境的差异巨大,使得中部无法完全复制其他国家或者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因此,探索一条适合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具备现实意义。

4. 1 强化内生动力,形成城镇化、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4. 1. 1 以区域经济政策为引导,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

中国由于二元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政府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力。中部地区长期受 “自上而下”的发展逻辑影响,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以及区域经济政策的引导,对城镇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近年来,国务院、部委层面出台了不少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中部崛起的政策或意见,主要涉及城市群建设和区域合作两个方面。

目前,中部六省已经初步形成了六大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以及太原城市圈,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区域经济政策为引导,加快发展城市群,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人口和产业聚集,能够充分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同时,加快发展城市群,能够有效整合区域资源,有利于承接国内外的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集聚,发挥创新能力,提高城市间的分工协作程度,相互分工互补,获得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

要借助国务院作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打破对传统的地方政绩考核机制,缓解城市之间的行政分割现象,避免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非合作博弈。转变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促进各地区之间展开良好的横向合作关系。要促进生产要素在中部地区自由流动,形成公平、有序的统一市场。通过良好的交通网络,加强省内和省际间的城市联系,发挥本省发达地区的带动效应以及省际之间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促进中部地区专业分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4. 1. 2 以承接产业转移为契机,促进产业升级

引导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向中部转移,是国家在中部地区的重要经济发展战略。承接产业转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是中部地区城镇化的主要推力,应以产业转移为契机,推动中小城市发展,提高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解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吸引人才回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要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制造业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部地区北接环渤海经济圈,南接珠三角,东临长三角。东西方向有陇海铁路和长江水道,南北方向有京广铁路和京九铁路,整个中部地区位于中国交通大动脉 “井” 字型中心,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承接国内转移产业中,依旧有一部分是出口导向型产业,中部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能够为这些出口导向型的产业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从而为其成为产业转移承接地提供了可能。同时,对于产品内销的企业而言,在中部投资建厂,可以利用发达的交通网辐射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拥有更低土地价格和人工成本。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有更低的运输成本( 要素投入、产品销售) ,而且劳动力资源更加丰富。

在具备承接优势的基础上,中部地区要切实做好承接产业转移规划,不能追求短期效应而放弃长远发展。中央、地方政府要科学、合理地制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实施方案,明确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重点领域、空间布局和支持措施,建立产业转移的指导目录。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坚持绿色原则,建立差别化的产业准入制度,对于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要坚决禁止落地,把承接产业转移与促进产业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3依托国家规划,实现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

各地政府要积极制定辖区内资源型城市发展战略以及具体规划,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提升资源型产品附加值、发展接续替代支柱型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就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分类引导各类资源型地区科学发展,坚持有序、高效开发利用,优化布局,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与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要依托资源型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加大接续替代产业的发展力度,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针对传统的资源型城市,在积极进行产业升级之外,政府还应鼓励企业分离非生产性环节,将管理、研发等部门转入城区。

在民生方面,要打破农村、矿区、城市的三元结构,尽量将棚户区移民、塌陷区移民、生态移民等迁入城市,促进聚集经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要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大财政投入,落实税收优惠、融资优惠等配套支持政策,吸引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进来,将贫穷、落后的棚户区改造成新城区。

4.2以就业为导向,降低落户门槛,吸引人才就地城镇化

4. 2. 1 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解决本地就业供给不足问题

转移至中部地区的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中部地区还应积极主动地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是解决就业的最有效途径。2009 ~ 2013 年,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为0. 24、0. 39,即产出增长1% ,分别能增加就业0. 24% 和0. 39% 。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是第二产业的近2 倍( 见表16) 。

地方政府要正确引导,发展有长期前景的第三产业。例如,针对本地人口外流,异地城镇化的现状,再结合人口老龄化严重、空巢老人增多的基本国情,可以加大养老产业的投入以及扶持力度,既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异地的子女也能够安心工作,同时,还可以促进相关产品的消费,一举多得。

(1978年不变价格)

数据来源:《2014中国统计年鉴》。

4. 2. 2 鼓励返乡创业,降低城镇化门槛,吸引人才就地城镇化

要落实相关政策,精简审批流程,在资金、税收、人员招聘、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创业,吸引人才落户定居。

( 1) 要鼓励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

中部省份紧临东南沿海地区,农业过剩人口很早就跨省外出打工,成为了第一批农民工。其中,一部分的佼佼者具备了相当的管理经验或者专业技能,具备创业能力甚至已经拥有自己的产业。应当对这批先行者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引导,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经验,鼓励他们返乡创业。同样,中部省份每年也输出了大量的优秀学生,但是毕业之后,很多留在了发达地区。要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返乡就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地人才就地城镇化。

( 2) 降低城镇化门槛,吸引外地人才流入

城镇化的主要门槛有两个: 户籍以及住房。要加快制度体制改革。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另一方面,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除城镇化进程的实际障碍。

4. 3 提高城镇化质量,完善城镇体系

4. 3. 1 坚持人口、土地协调发展

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城镇化,要坚持人口、土地协调发展,严防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导致的过度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从国家层面加快农村土地改革。给予中部地区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国务院落实监督职能,鼓励基层政府在借鉴 “芜湖模式”、 “湖州模式”、 “广东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模式创新。

4. 3. 2 完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水平越高,越是能够发挥人口聚集效应,促进人口向城市迁移。要转变中部省份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建设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应当主抓基本社会保障服务,提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尝试将部分公共服务交由市场提供,发挥各类经济主体、社会组织的积极性,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4. 3. 3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篇9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 研究应选用哪些指标衡量金融发展的贡献,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从已掌握的文献来看, 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越来越明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各地金融发展水平也不一致, 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不尽相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有必要深入到地区层次, 特别是对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中部六省。因此, 本文在选取金融贡献指标的基础上, 结合中部六省的实际情况, 运用实证分析来检验其金融贡献, 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提高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 国外

Patrick (1966) 最早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 他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观点分为供给主导与需求遵从两种类型, 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 金融引导经济增长:当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经济变得日益复杂, 经济中的摩擦会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 并刺激金融发展。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 Goldsmith (1969) 利用35个国家1860—1963年之间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得出的金融结构论奠定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基石。金融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Mackinnon和Shaw分别于1973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 提出并论证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形成著名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

(二) 国内

国内学者就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检验, 绝大多数都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谈儒勇, 1999;宾国强, 1999;沈坤荣, 2004等) 。周立 (2002) 、周好文 (2004) 将中国金融发展的研究深入到地区层次, 并且得出了金融发展差距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结论。韩廷春 (2001) 从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入手, 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为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效率, 并运用我国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 结果表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深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不同, 金融体系的效率和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数量同等重要, 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本文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支撑, 从对金融贡献的界定入手, 分析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 指标选取和数据描述

由于数据选取困难, 文章仅选取中部1990—2007年18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以研究中部六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08) , 各地实际GDP=各地名义GDP/各地消费价格指数CPI, 中部实际GDP由六省实际GDP汇总得到;金融机构存、贷款额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 (1991-2008) , 不包含外资金融机构。中部六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六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和。金融机构存贷款额为六省全部金融机构年末人民币存、贷款余额之和。

本文使用金融相关比率 (TFIR) 作为解释变量, 它是反映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 利用其对数来反映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增长的指标则使用GDP环比增长率, 取值为扣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本文将金融相关比率简化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 之比。由于地区M2的数据很难获得, 只能用存贷款的数据作为揭示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二) 实证分析

判断中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中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之间的相关系数, 得到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95457, 表明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很高。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1进行数据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是时间序列模型的重要前提, 为了防止产生伪回归, 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文章采用 ADF统计量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如果ADF统计量值小于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 意味着该变量不存在单位根, 即平稳。得到结果如下:

(1) GDP1为中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环比增长率, 即GDP1= (GDP-GDP (-1) ) /GDP (-1) . (2) 检验模型形式C表示是否带常数项, 用0表示不带常数项, C表示带常数项;T表示是否带趋势项, 用0表示不带趋势项, T表示带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 (3) 表示序列的一阶差分。

检验结果表明序列GDP1以及Y2 (=LnTFIR) 存在单位根, 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 而其一阶差分都拒绝了单位根的假设, 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2.协整检验

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最早由Engle和Granger提出, 这种协整检验的方法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 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 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 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 如果这个参差序列是平稳的, 则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反之则相反。如果有两个变量, 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 变量GDP1和Y2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符合协整检验的基本要求, 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采用 EG两步法, 首先用OL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协整方程为:

GDP1 = 0.3161532782 - 0.2574935171*Y2

然后对其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ADF的统计量为-2.273770, 5%的临界值为-1.9677, 水平条件平稳, 表示GDP1与LnTFI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中部六省实际GDP与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正相关关系, 使用格兰杰检验, 基本依据是:如果Y的变化是由X引起的, 则X的变化应该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 利用分布滞后的概念, 如果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则X应该有助于预测Y, 即在Y关于Y的过去值的回归中, 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 应该显著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此时, 称X为Y的原因, 记为X⇒Y。反之, X不为Y变化的原因。

在检验过程中, 变量滞后期的选择对检验的结果影响很大。在此选择滞后1期和滞后3期,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 3:

从表3可以看出, 在滞后2期和3期时, 对于“Y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1”, P值较小, 拒绝原假设, 认为Y2是引起GDP1变化的原因, 即金融机构存、贷款额之和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

4.模型的异方差检验

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性, 通常有图示检验法、戈德菲尔德-匡特检验以及怀特检验。本文使用White检验, White检验是通过建立辅助回归模型的方式来判断异方差性.

利用Eviews软件先建立回归模型:LS GDP1 C Y2, 得到模型关系如下:

GDP1=0.3161532782 - 0.2574935171*Y2

R2=0.083700 DW= 0.633820

然后, 在方程窗口中依次点击ViewResidual TestWhite Heteroskedasticity检验模型的异方差性, 得到White检验结果:

F-statistic 1.963300 Probability 0.177178

Obs*R-squared 3.723640 Probability 0.155390

由于对应的P值较大, 则接受不存在异方差的假设, 认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5.模型的自相关检验与解决

(1) 模型的自相关性检验。

模型的自相关性检验主要有参差图分析、德宾-沃森 (DW) 检验、偏相关系数检验以及BG检验, 本文只用BG检验来分析模型的自相关性。基本思想为, 对于模型:yt=b0+b1x1t+b2x2t+…+bkxkt+εt, 设自相关形式为:εt=ρ1εt-1+ρ2εt-2+…+ρpεt-p+υt, 原假设H0:p1=p2=…=ρp=0即不存在自相关性。

在方程窗口中点击ViewResidual TestSerial Correlation LM Test, 并选择滞后期为2, 得到nR2=7.816386, 临界概率P= 0.020077, 所以只要取显著水平= 0.020077, 就可以认为辅助回归模型是显著的, 即存在自相关性。又因为et-1, et-2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地不为0, 表明模型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性。

(2) 自相关的解决。

在Eviews软件中可以直接使用广义差分法估计自相关性模型。在命令窗口键入LS GDP1 C Y2 AR (1) AR (2) 。输出结果表明, 估计经过10次迭代后收敛;ρ1, ρ2的估计值分别为1.3228和-0.6650, 并且t检验显著, 说明原模型确实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性。调整后模型的DW=1.8422, k=1, n=18, 查表得dL=1.158, dU=1.391, dU

四、结论

从上面的实证我们可以看出,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滞后将阻碍经济增长。鉴于中部地区金融业的现状 (经济货币化比率偏低、经济证券化率偏低、保险市场开发程度偏低、金融相关比率偏低) , 要发挥金融业对中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先导作用, 必须把金融作为相对独立的支柱性产业培育和发展。金融只有优先于经济, 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才能发挥金融的先导作用, 才能实现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和超前发展。

1.要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支持中部崛起, 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银行应该大力发展票据、债券和股票市场, 扩大直接融资比例, 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在中部建立区域性债券市场。

2.加强金融协作与创新。

根据中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金融机构要加大制度和产品创新力度, 对政策法规不明确的要积极尝试, 对国家正在研究拟出台的措施, 积极争取试验权, 改革试点权, 争取使中部的金融业发展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3.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建议各级政府设立招商引资专项资金, 奖励招商引资有功单位和个人, 不断改善招商引资环境, 重点支持开拓国际市场,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对到境外投资办企业给予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周才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部地区1990-2006年的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08 (6) :31-33.

[2]周立, 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 2002 (10) :1-13.

[3]李志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11) :33.

[4]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1999 (10) :53-61.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篇10

关键词：产业增长极,中部地区,产业集群

近年来, 随着全球经济失衡和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显现, 中部六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助于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有利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良性互动发展的新格局。运用产业增长极理论指导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为实现中原崛起开辟了新思路。

1 增长极理论

1955年, 法国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佩鲁 (Perroux, F.) 指出:“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他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 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 而且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这一理论的核心是, 在经济增长中, 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 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的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临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 通过具有“增长极”的地区的优先增长, 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佩鲁认为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或大城市, 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 形成“增长极”, 再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的增大自身的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发生支配影响, 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迅速壮大发展, 而且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佩鲁还提出一国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而不是“几何空间”或“地理空间”, 它是社会经济中各种分子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 他将“增长极”定义为它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它具有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它能够产生规模效应。

可以看出, 佩鲁的增长极概念侧重指抽象经济空间中的推进型产业, 即产业增长极。1966年, 法国经济学家布德维尔 (J.R.Boudeville) 把增长极的内涵拓展到地域空间, 认为经济空间既包含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也包括经济活动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虽然增长极更多地被视为区域增长极或空间增长极, 但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理论的兴盛, 产业增长极备受关注。美国学者拉苏恩 (J.R.Lasuen) 认为“增长极是围绕着特定的主导部门而发展起来的, 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而紧密联系的, 并在地理上又聚集在一起的产业群;主导产业及其相关联的产业群可以比极地以外的产业以更快的步伐创新和发展。”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美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 (A.O.Hirshman, 1958) 产业关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赫尔希曼强调“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 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

我国学者认为关于产业增长极的选择应当遵循三个步骤:一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出发, 根据区域性质确定何种产业为推进型产业;二是从促进推进型产业迅速发展的环境条件及其最大区域带动作用出发;确定推进型产业中的推进型单元 (企业) 应配置的区位;三是根据推进型产业的区位确定增长极。他们提出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主要有:①产业关联度, 利用里昂惕夫矩阵求出各产业的扩散能力和感应能力;②技术创新能力, 主要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评价;③比较优势;④收入弹性;⑤发展战略及政策;⑥产业协调作用;⑦工业化阶段。推进型产业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反映产业现状及潜力的特征性变量、反映决策者价值取向的政策变量以及反映其它重要经济参数的参数变量, 最终确定产业增长极。

2 中部经济发展现状

中部六省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地处我国内陆腹地, 总面197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的20%;人口3.61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28.1%, 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材料工业基地和农产品生产基地, 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然而, 改革开放以来,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日益同东部地区拉大差距, 而且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举措的实施, 其增长速度也日益落在西部和东北三省的后面。

2.1 中部经济发展优势

以中原城市群为核心的黄河中游经济圈和以武汉城市群为核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分别位于国家一级重点开发轴线 (长江) 和二级重点开发轴线 (京广线、黄河) 的交汇处, 是我国经济地理的核心地带, 点轴优势非常突出。且中部地区处于我国腹地, 区域内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从中流过, 京广线、京九线、太焦—焦枝—枝柳三大横贯南北的铁路骨干线以及湘黔线、陇海线、枝九线、大秦线、滨绥线、哈大线等东西铁路骨干线从中穿越, 高速公路星罗棋布, 绝大部分大中城市已建立航空运输, 交通便利。从经济和产业基础上看, 中原城市群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 郑州的汽车、卷烟、电子信息制造业, 洛阳的装备制造、铝电、石化、建材业;平顶山、焦作的能源生产, 新乡的轻纺、电器工业, 漯河的食品工业等都在国内享有一定声誉。以中原城市群为基础的黄河中游地区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经济联系较为紧密, 各城市间交通快捷。从文化教育上看, 中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科教中心和智力密集区。中原城市群拥有448个硕士学位授予点、35个博士学位授予点、2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7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15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6家中央及省级科研院所。

2.2 中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部各省近年来产业结构处于动态优化发展之中, 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 二、三产业有所提升, 呈现出“二三一”这一工业化初中期产业结构特征。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非常突出, 严重制约着中部经济速度腾飞。目前,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特征体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到5个百分点, 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 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部分省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6年河南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 而第三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中部产业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的比例为7.9∶51.6∶40.5, 而同期中部六省三次产业比例为16.7∶46.8∶36.5。同时, 受资源配置历史格局的制约和原有体制的影响, 中部地区的产业组织水平较低, 产业组织结构不尽合理。具体表现为: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规模不经济;产品生产分散, 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现象依然严重, 大多数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较低, 仍处于自成体系的封闭式生产状态, 企业之间缺乏合理的分工协作和联合;竞争秩序较为混乱, 过度竞争和行政性垄断并存。

尽管近年来湖北、安徽的钢铁、汽车、装备制造, 河南的食品加工, 江西的精密制造, 山西的能源开发和不锈钢等产业已具备有全国竞争力, 但综合来看中部产业竞争力仍显不足。中部产业竞争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资源利用效率低, 产品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业产品, 技术水平落后, 创新能力不强, 产学研结合不紧密, 没有形成有利的产业链;产业主体竞争力弱, 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比重不高;对外开放程度低等。另外, 中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影响了中部与东部地区的互动发展, 导致东部地区对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企业投资动力不足。中部地区产业竞争力不强, 区域创新能力较低, 市场化程度落后, 这些都影响着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如果中部自身产业不发展壮大, 而仅仅依靠外部的推动, 不仅不能有效地嫁接利用外来资源, 而且会引致中部产业丧失已有比较优势, 无法真正实现中部崛起。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

3 构建中部产业增长极的构想

3.1 将中部相对优势产业培育成产业增长极

中部产业增长极的培育应与中部相对优势产业相结合, 即重点扶持相对优势产业发展成为推进型产业, 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彰显其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作用。例如:在以汽车为龙头的机电制造业方面, 中部汽车产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优势, 形成了以武汉—襄樊—十堰汽车走廊为代表的一批汽车生产基地, 政府应重点扶持湖北东风汽车及神龙汽车、江西江铃汽车及昌河汽车、安徽江淮汽车及奇瑞汽车、河南宇通汽车及日产汽车、湖南长丰汽车等汽车制造龙头企业的错位发展, 促进中部以汽车为龙头的机电制造业集群化发展, 拉动中部钢铁冶金业等上游产业发展;在以钢铁为龙头的材料工业方面, 中部是传统的冶金工业基地,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优势特色产业, 武汉青山钢城是国家重点钢铁生产基地, 拥有武钢、鄂钢、冶钢、华菱集团、株洲冶炼、舞阳钢铁、安阳钢铁、济源钢铁、太原钢铁、长治钢铁、马钢集团、合肥钢铁、萍乡钢铁、南昌钢铁等一批产业龙头企业, 政府应从采购、税收、产能调控等方面支持上述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从而促进中部材料工业持续发展;在以农产品深加工为基础的食品加工业方面, 中部食品加工业已具一定的产业基础, 应充分发挥中部的农业及劳动力资源优势, 重点扶持促进白沙集团、武烟集团、郑州卷烟、双汇集团、莲花集团、武汉统一、襄樊正大、金健米业、旺旺集团、丰原集团、共青城集团、绿源栽培等产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促进中部农业大省向强省转变;在以电力、煤炭为核心的能源工业方面, 中部能源资源丰富, 拥有小浪底、葛州坝、三门峡大水电站以及大同、宁武、西山、霍西、沁水、河东、淮北、淮南大煤田, 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相关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继续加强湖北、河南的水电资源开发, 巩固与扩大山西、安徽、江西、河南的煤炭及火电生产, 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3.2 依托中心城市合理布局产业增长极

中部六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各有偏重, 城市作为产业的空间载体,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武汉、长沙、郑州、太原等中部省会城市都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工业基础雄厚, 科教事业发达, 技术创新能力强, 对周边地区具有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产业增长极的空间布局与中心城市的发展相结合, 对促进产业增长极发展及中部工业崛起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3.3 发展产业集群, 壮大产业增长极

构建中部产业增长极的最终目的, 即科学选择中部推进型产业, 积极引导推进型产业向产业园区集聚, 实现产业的空间优化布局, 着力培育、壮大中部优势特色产业, 构筑中部优势特色产业群落, 彰显产业增长极的关联带动效应, 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培育中部产业集群, 必须依托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家群体和科研组织, 必须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创造适宜的创新环境氛围。在政府层面, 政府应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 如提供研发资金、创新风险资金支持, 推广知识保护制度, 鼓励厂商创新;通过产业规划将利用外资、内资与发展产业集群有机结合, 依托外资、内资流入所引发的资金流、技术流以及产业转移, 促进中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发挥规划的调控作用、投资环境优化的引致作用, 引导集群企业健康发展。在集群层面, 应加强产业集群内自治机构建设,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产业促进会等民间组织在协同研发、技术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协调、自律作用, 促进创新技术、知识的扩散。在企业层面, 企业可委托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技术攻关、产品研发, 降低创新成本, 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中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化的发展, 既要注重内生型与外生型发展模式的协同推进, 又要注重产业集群与循环经济的的互动发展。

总之, 实施产业增长极战略是加快中部工业化进程的有效路径, 中部各省必须选取具有较高创新能力、产业关联度高、市场需求旺的优势特色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积极扶持这些产业的推进型企业, 做大做强重点企业;积极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扩大产业规模, 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以此加快中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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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德显, 贾晶.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略构想[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3, (12) .

中部地区的竞争力比较 篇11

关键词：区域竞争力；中部地区；比较

一、区域竞争力的涵义

对于区域竞争力的涵义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许多的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区域竞争力是指一个区域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所拥有的自己比较独特的优势，并能倚重这些优势使得自己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性和特色，使得在与其他区域的竞争中具备良好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且这种区域竞争力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由总量、均量和增量来共同表现。

二、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是判断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强弱的重要依据和依托手段，由笔者定义出发，可持续的区域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含经济，产业机构，人民生活，环境等各方面，并且参考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和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具体情况，我们将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6大要素：综合经济实力、涉外竞争力、产业效益及结构、人民生活、环境污染与保护、科技及人力资源（见表一）。

三、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部六省区域竞争力的测算

我们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完成对于区域竞争力的研究。根据构建的因子分析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评价矩阵进行初始因子求解，确定公共因子个数，并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计算因子变量的负载值，给予因子解。计算各因子值，并以因子贡献率为权重，计算每个省的综合竞争力得分并排序。

山西省在均量和增量上连续三年都处于第一，可是总量却是处于最后，说明山西总体情况是不容乐观的；河南则是在总量上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是由于人口过于庞大，使得均量和增量都是很低的；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整体情况是处于中间位置的，说明发展是比较稳定和均衡的，安徽的总量和均量是比较靠前的，但增量比较落后，说明安徽的发展速度不是很高。

四、结束语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 篇12

一、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必要性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本质上来自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等需求, 具有知识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因此, 可以看到发展现代服务业有诸多优点。

1.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相对于制造业来说, 服务业对环境的污染要小的多。如果说传统服务业中的某些行业 (如餐饮业) , 对环境有一定的破坏的话, 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现代服务业, 对环境的污染就小的多。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长远看, 低污染, 高附加值的产业才是我们应当重点扶持的产业。

2. 符合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

现代化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现代服务业。传统的商业、物流业经过信息技术改造后成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而现代化城市发展就要求现代服务业要按照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为城市服务, 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咨询业、金融业、传媒业等, 都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标志。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也是现代化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如我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经济发达的上海, 其金融业、文化传媒、咨询业发展非常迅速, 现代服务业大大提高了这些城市现代化的程度, 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 符合经济快速发展要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越来越大。从我国历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第三产业已经与第二产业一样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0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96328亿元, 占GDP比重39.1%。其中在第三产业中, 服务业占有相当的比重。

目前我国服务业的滞后情况还没有根本的好转, 2007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实现了增长, 比2006年增长了11.4%, 但是占GDP的比重不增反降, 下降了0.3个百分点。这说明, 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以服务业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中部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优势

1. 生产要素成本较低。

虽然中部地区资金不足是一个不利因素, 但是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 中部地区的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 这应当成为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优势。现代服务业不仅仅包括信息、会计、咨询等投入较小的行业, 也包括了现代商业、物流业等投入较多的行业。中部地区相对较低的成本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中部地区的现代服务行业, 加快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 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

中部地区区位优势明显, 连贯南北, 承东启西, 拥有人力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 中部6省可互为市场。中部地区本身是人口密集地区, 周边作为客源市场潜力大, 四周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发展旅游业是这些地区一致的看法。

不但是旅游业, 中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其他行业。中部地区的许多城市都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发展现代物流就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中部地区完全可以充分利用。

此外, 中部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广大, 这些都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有利条件。

三、中部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1. 中部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

(1) 现代商业。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先生认为, 在现代服务当中有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成熟的专业细分;另一个是专业共享能力。现代商业就是一个细分行业。中部地区应当大力引进新的商业业态, 促进地区商业细分化。同时, 也要及时更新商业信息技术。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有自己卫星通信系统, 这个通信系统成为沃尔玛信息技术的核心, 也成为其财富的源泉。沃尔玛能够保持世界零售业界的领先地位, 与这一信息系统的开发使用密不可分。当然, 这一系统耗资巨大。中部地区在发展现代商业过程中不一定要一步到位, 可以分阶段分步骤的进行。

(2) 文化产业。中部地区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曾有学者撰文这样描述徽商:“一直以来, 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 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 赢得了‘儒商’的美名。”可见, 文化传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部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虽然文化产业在中部地区发展较晚, 但是要发挥后发优势, 充分挖掘中部地区的文化资源, 以文化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互相推进。特别是动漫产业、现代传媒应该成为中部地区发展的重点。合肥已经在发展动漫产业上做了一定的尝试。

(3) 现代物流业。我国中部各省虽然不属于沿海地区, 但是不乏重要的交通枢纽。安徽蚌埠、河南郑州、湖北武汉等地是我国铁路的重要交通枢纽。随着我国铁路的六次提速, 大大加快了物流速度。中部地区应当利用自身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现代物流业。其实像蚌埠这样的城市, 本身就是在铁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如此, 现在更应当如此。在物流业中引进先进技术, 如冷链物流、零库存技术等等。发展现代物流业也是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2. 政府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

(1) 政策支持。地方发展现代服务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我国政府是十分重视服务业发展的。2008年2月7日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落实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 支持服务企业产品研发, 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按有关政策规定享受所得税抵扣优惠。要加快推进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展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所得税、营业税的政策试点, 积极扩大推进软件开发、信息技术、知识产权服务、工程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鼓励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试点等等。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视和决心。中部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政策措施, 给予相关产业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

(2) 做好城市规划。在上述意见中还提出:各地区制订城市总体规划要充分考虑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中心城市要逐步迁出或关闭市区污染大、占地多等不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工业企业, 退出的土地优先用于发展服务业。城市建设新居住区内, 规划确定的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不得改作他用。

中部地区应当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发展有利于城市长远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因此, 政府要做好城市规划, 让有限的资源用到切实可行、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项目上。如安徽省蚌埠市政府在这些方面也做出尝试, 邀请国际著名的设计师设计龙湖风景区景观, 将龙湖开发利用, 既造福地方百姓, 又可以发展旅游业,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