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主体身份的迷失（共3篇）
创作者主体身份的迷失 篇1
创作主体之间的身份差异会带来视域的差别, 并进一步影响话语。主体间的身份差异即自身定位的区别, 源于传播者认知基模的不重合, 具体到有声语言创作——纪录片解说中;创作者的认知基模不重合则体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其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广度和宽度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 创作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很大区别, 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不断切换的身份定位, 造就了大相径庭的有声语言样态。
本文将以时间为主要脉络, 对《红旗渠》《话说长江》《江南》《舌尖上的中国》等作品进行分析, 试图厘清时代背景、创作主体与声音形式之间的关系。
纪录片《红旗渠》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70年, 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安徽林县人民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 克服自然环境的障碍引漳入林的事迹。20世纪60年代, 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复杂, 经济困难;要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必须引导人民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纪录片《红旗渠》所蕴藏的“红旗渠”精神无疑是宣传的最佳范本。其以纪录片的形式, 传递精神和信仰。
《红旗渠》的解说者, 将自己的定位成众志成城、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的宣讲者, 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向修建红旗渠的劳动者学习。解说的声音以高实声为主, 突出了力量感和鼓动性;面对众多受众, 声音投放感强, 音量较大。若声音长短、高低缺乏变化, 则容易给人以刻板、僵滞之感。当然, 站在21世纪对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评头论足, 于该片配音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明白这部《红旗渠》是特殊时间, 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其深深烙印上了特殊时期的时代特征、时代风貌。
《话说长江》是涉及长江沿岸人文、地理的纪录片。记录了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实故事以及真实的故事中人, 深受当时观众的喜爱。20世纪80年, 中国走出天灾人祸的阴霾;在改革开放的大幕之下, 政治走向清明、经济持续发展、文化自由开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向往, 对祖国大好河山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豪。陈铎、虹云在纪录片中既是主持人又是赞颂者。角色身份的变化自然造就了声音形式的丰富变化。男女对播, 刚柔并济;虚实结合, 赞颂、叙述娓娓道来。此外, 男女声搭配, 使声音种类更加丰富, 饱含深情的男女对播使得文本的推进显得更加和谐与自然。《话说长江》有叙述也有抒情。叙述介绍时以实声为主, 声音处于中声区间偏上的位置;抒情时以虚声为主, 实声为辅, 更适合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暖声能够拉近片子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引起受众的共鸣, 达到共情的效果;抒情时丰富的声音变化, 高低错落、长短相间, 使声音“活了”起来。
与《红旗渠》相比, 《话说长江》的配音更加“人化”。《红旗渠》的配音, 是政策的宣传者, 也是“红旗渠”精神的宣导者, 其声音一直高亢, 缺乏变化, 似乎是没有饱含任何感情的声音。《话说长江》则根据内容变化有流动着的思想感情的推进, 其声音变化有色彩、有叙述、有赞美、有交流、有疑问、有担心, 是饱含深情的声音。
《江南》《舌尖上的中国》《国宝档案》《千年菩提路》《玄奘之路》等都是近些年的纪录片作品, 其时代背景、作品风格、身份定位、声音形式较20世纪70~8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传播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宣讲者, 而是与受众地位相当的信息传播者。受众也早已不习惯接受高高在上、冷冰冰的说教, 其更倾向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更倾向于客观、真实的表述和适度的情感表达。新时代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传播语境影响下, 显露出各自的特征。
任志宏、肖玉的作品《江南》是一部极具人文气息的纪录片。故事、美景、文化共同构筑并展现出一幅生动的江南图景。该作品在声画关系的排序中, 将配音放在首位, 其次是画面、配乐和同期。任志宏和肖玉的配音串起了整部纪录片, 故事、美景、人物都如同线上的珍珠次第排开。任志宏、肖玉更像是在江南的代言人, 他们儒雅、恬淡, 会饶有兴趣地讲故事, 也会云淡风轻地介绍山水楼台, 不刻意疏远或拉近观众。其声音高低有变化, 但幅度不大, 主要在中声区上下活动;句式长短相间, 但趋于舒缓;声音强度不大, 似只说与三五人听;以实声为主, 虚声为辅;不疏远, 不迎合, 颇有悠远的历史之感。此外, 其声音特质较为符合江南温婉、儒雅的气质。
同为任志宏作品的《国宝档案》较前者又有一些差别。档案是富有神秘感的物件, 国宝更是如此。任志宏在这档节目中主要承担主持人、讲述者的角色。小实声, 往上挑, 不断制造疑问;音调随着内容呈现高低变化;为制造紧张气氛, 语速时缓时急, 句与句之间衔接迅速, 呈现出鲜明的节奏;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 声音强弱适中, 只说与三五人听。此外, 高调门、小音量、鼻音是其《国宝档案》配音的特色。
分析近几年的纪录片配音, 《舌尖上的中国》是绕不开的话题。李立宏亲切、敦厚的配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舌尖上的中国》可谓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纪录片。美食加故事, 将平凡百姓的平常故事与精巧细腻的美食相融合, 展示中国饮食的不同种类以及南北各异的饮食习惯、味觉审美, 同时呈现美食背后的人伦、文化、趣味等。《舌尖上的中国》是一部有故事、有美食、有人情味的作品, 任志宏在解说之时也极大地发挥了自己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其解说以虚声为主、实声为辅, 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理距离, 制造了亲近之感;声门打开, 以强大的气息推动声音投放, 使得声音有亲近感且音量足够大;此声入耳后的感觉是人人都可以听得到, 但人人都感觉他只讲给一个人听;语势丰富, 节奏舒缓, 字腹拉开立起;篇章感强, 段落层次丰富;解说者与受众关系极为和谐, 符合现代传播语境。
纵观《红旗渠》《话说长江》《江南》《国宝档案》《舌尖上的中国》, 无不体现出时代背景、传播主体、声音形式之间的关系。特定时代的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主体的身份定位, 而特定的身份定位必然会造就声音形式的千差万别。
《战争的礼物》中女性的身份迷失 篇2
一、女主人公身份迷失的表现及其影响
《战争的礼物》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已婚妇女,并且有一名七岁大的儿子。因此,在家庭中她具有双重身份, 即妻子和母亲。首先作为妻子,她每天都陷在繁重琐碎的家务中,而且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女主人公对丈夫的不满甚至厌恶。小说的开端,德拉布尔就描述到女主人公极力想摆脱丈夫讨厌的打鼾声, 摆脱家务琐事,更糟糕的是,在这个家庭中,丈夫有家暴的倾向。后来当妻子为躺在床上的丈夫准备茶水时, 布拉德尔直接地道出了女主人公对丈夫的态度:“她的嘴唇僵硬,仿佛她没有胆量松开它们:脸上仅有一种表情, 她用这个表情来掩饰她生活中主要的两种情感,愤怒和爱。”婚姻生活的不幸以及家庭中充满的压抑使女主人公渴望外面的世界,逃脱丈夫、婚姻、家庭,即使是一会儿的功夫,也能使她感到兴奋和自由。因此,当她离开家门出去给儿子凯文买礼物的时候,“她最终来到了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在结婚之前,这位女主人公像其他女孩一样对婚姻及未来充满了向往,然而事实却是残酷的,婚后,她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丈夫的打击,在经济上她也一无所有。小说中有许多地方描写到了女主人公在经济上的拮据,当她出去给儿子凯文买生日礼物时, 她打开钱包,钱包里仅仅只有30先令。事实上,经济上的贫困是作为妻子这样一个身份造成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女人在结婚后经济基本上是完全依赖于其丈夫的, 钱在这里成为了决定一个人身份的重要因素,经济上的贫困也就带有了象征意义,它既是身份迷失的一个结果, 同时也加速了一个人的身份迷失。
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母亲身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妻子的身份逐渐迷失,女主人公则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母亲,她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也将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了儿子凯文的身上。在小说中,德拉布尔有提到“在孩子的身上,女主人公找到了接受男性的一种方法,一种接受她自己命运的方法,并且她不需要遭受太多委屈”。在这里,这位母亲认为儿子给他带来了安慰, 她对儿子的爱伟大到可以使她原谅丈夫所做的一切不可原谅的事,正如小说中提到“就像原谅了孩子脏乱的上衣和衬衫以及他沾满饭菜油渍的领带,她也可以原谅丈夫每周五的酩酊大醉,在楼梯及卧室的地板上吐满一地这样的行为”。她对丈夫的这种原谅在小说中被称为“二手原谅”,因为这种原谅完全是基于一位母亲对儿子的爱。 她从来都不在乎丈夫的感受,她只在乎自己,她对自己孩子的感情把她从婚姻生活的痛苦中解救了出来。这个家庭中,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所扮演的妻子的这样一个身份一点也不重要,她只关心她自己作为母亲的这样一个身份,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其后来的崩溃。小说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母亲为儿子凯文买生日礼物,而儿子要的礼物是“亡命之徒破坏机”,这是一种具有破坏力的玩具,当别人指出这种玩具会给小孩带来不好的影响, 例如爱上杀戮、消灭等之类的东西,这位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后,“开始哭泣,难以置信地、可怕地哭了起来”。 一种解释,她意识到自己想要买给儿子凯文的生日礼物只会害了儿子,她对儿子无私的伟大的爱反倒成为了毁害儿子的罪魁祸首,爱在这里也就成为了一种暴力,也就是小说题目中的“战争”的含义。另一种具有更深含义的解释是,这位母亲意识到儿子可能会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人,充满暴力,无论这位母亲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她这样一位女性来说,儿子和她的丈夫一样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占据着主体的地位,而她只能是一个他者,受到压制。无论这位母亲顿悟到了什么,她始终无法满足儿子的愿望,买这个玩具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他,她更无力向儿子解释为什么,结局则是儿子对母亲的抱怨和怨恨,她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作为一名母亲,她的身份也迷失了,而这正是她最无法接受的事实,她对儿子的爱变得一文不值。最终她只能是崩溃了,大哭不止。
二、女主人公身份迷失的原因
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总是处于主体地位,他们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和权威。相比较之下, 女性则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与男性主体相对应的客体,成为绝对的“他者”。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下,女性遭受到压迫,其身份逐渐迷失,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就指出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是建立在对男性的定义之上的,“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区分开来;女人卖弄对本质是分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在这个前提下,社会中的女性,其身份都是依附于男人建立起来的,而这种依附于他人建立起来的身份是不可靠的,也就是容易迷失的。
短篇小说《战争的礼物》主要集中描述了一位家庭主妇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作为一名已婚妇女,女主人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照料她的丈夫和儿子凯文。根据小说中提到女主人公身上受到的伤已经她对丈夫的厌恶, 我们可以推测到这位丈夫是有过家暴行为的,但即使是这样,这位妻子早上还是会为未起床的丈夫准备一杯茶放在床旁边梳妆台上,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父权社会下一位妻子的职责,即使是这位妻子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都收到了来自丈夫的摧残和迫害。这位妻子受到压迫的另一个明显的体现是她经常被困在家里,经济上完全依赖于丈夫,缺乏社会活动。在父权社会体制下,许多女性是被禁止去社会上工作的,一方面是由于男性认为女性在身体上、智力上都无法与男性相比,另一方面是由于男性讨厌女性与他们拥有同样的权利。对于男性来说,他们追求的是绝对的优势和对女性的绝对统治。渐渐地, 女性成了被锁在客厅里的人,而在经济上也就自然而然地依附于男性。《战争的礼物》中这位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性,她基本上没有钱,更没有社交活动,但是她这种境况都是自己无奈的选择。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描述到当这位妻子要去镇上买生日礼物给他的儿子时, 德拉布尔提到对于这位女性来说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出她在结婚、家庭中所受的巨大压迫。正如《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指出的,女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受到来自男性以及社会的压力, 她们常常表现得十分柔弱、温顺,就像是“房间里的维多利亚天使”一样;另一方面,女性自己内心深处是充满怒火的,她们也想展现自己的力量,追求与男性的平等。 不幸的是,在父权体制下,这种平等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因此这些女性只能将自己的怒火压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所以,小说中这位妻子对于去镇上感到十分幸福的这个事实正是其释放心中怒火的一个出口,但也仅仅是一个偶尔的出口而已,终不能从愤怒中彻底解放出来。归根结底,作为妻子这样一个身份的迷失是由于当时父权社会下女性受压迫成为他者造成的。
小说中除了女主人公的丈夫是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压迫的代表,这位母亲的儿子事实上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代表。在《战争的礼物》中,这位母亲对他的儿子凯文充满了爱,为了儿子她可以忍受丈夫的一切,并且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尽管在小说中, 这位母亲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儿子在本质上与自己的丈夫没有区别,这个事实是无法被否认的。“生育不是一种胜利;它是对投降、放弃这种补偿的接受,对时常感受到的挫败感的接受”。对于一位女性来说,在小的时候她依附于自己的父亲,那个时候她总是渴望摆脱自己的父亲,对婚姻生活充满了期待,正如小说中的这位女性回忆起她年轻时候的想法,那时候同她一样大的女孩子都认为将来会有白马王子来到她们身边,将她们带走, 带到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她们心目中想要逃脱的地方事实上就是父亲,就是那种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但是她们想要去的地方,即婚姻,事实上对女性来说又是一个受压迫的地方,本质上一切都没有改变。更令女性绝望的是,即使是她们生育出来培养长大的孩子也无不例外是绝对的主体,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即使是作为母亲, 也是非本质的他者,而这一切是这个社会强加给她们的, 正如波伏瓦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战争的礼物》中的母亲在最后崩溃,事实上是由于她突然意识到她生活的这个社会迫使所有的女性,包括她自己都只能从属于男性,即使是她自己的孩子,当达到一定的年龄,也会明显地显示出男性作为主体的权威和对女性的压迫。因此,小说中儿子凯文渴望得到的那个充满暴力的玩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着男性对女性压迫的那种隐形的暴力行为。而当这位母亲意识到这一点时,儿子对于她来说也就不再像之前她一心期望的那样, 是她唯一的可靠的依托,这也就意味着母亲这样一个身份也迷失了。
三、结语
《战争的礼物》中女主人公生活在男性占绝对优势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则沦为他者,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这是其身份迷失的主要原因。女主人公的精神崩溃,成为西方父权社会的牺牲品。
摘要：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短篇小说《战争的礼物》中,女主人公婚后生活十分不幸,她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凯文的身上,并且身份渐渐迷失,当最后顿悟到了这一事实,她崩溃了。她生活在男性占绝对优势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沦为他者,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这是其身份迷失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父权社会,女性主义,身份迷失
参考文献
[1]Cahill,Susan.Women and Fiction: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M].New York:Signet,2002.
[2]Drabble,Margaret.A Day in the Life of a Smiling Woman:Complete Short Stories[D].New York:Penguin Classics,2012.
[3]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4]Stovel,Nora.Margaret Drabble--Symbolic Moralist[M].California:The Borgo Press,1989.
[5]波伏瓦.第二性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波伏瓦.第二性I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创作者主体身份的迷失 篇3
关键词：文化身份,重构,全球化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 中国当代英语专业大学生们大多数将活跃在跨文化交流与语言文化教学的舞台上, 其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日益彰显。作为拥有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的大学生, 他们的身份符号与众不同。然而, 笔者的一项调查显示, 这些在校大学生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不确定, 既无法对本族文化进行准确的认知, 也很难对英语民族文化进行准确的概述。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处于一种模糊的文化身份状态。
一、文化身份
陶家俊 (2004:37-38) 把身份问题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就个体而言, 认同问题阐释的是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 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而言, 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著名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 (2000:209-223) 在理解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上认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是“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 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 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 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也就是说, 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 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韩震 (2006:18) 在探讨文化身份时认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起始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流变性, 其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稳定性。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与现代性的发展紧密相关。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 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割断, 人与乡土之间的纽带给削弱, 人们的家庭血缘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稀释。”
综上所述, 文化身份是个体和群体对本民族文化的心理需求与归属。对中国人而言, 汉语文化及其他55个民族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文化心理需求与归属。
二、英语专业大学生文化身份的迷失
根据笔者2007年对在校英语专业200名学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英语专业本科大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CLC) 、英语语言文化知识 (ELC) 、跨文化交际理论 (T) 及实践 (P) 的掌握情况很不乐观。四个类别题项选择正确率最低的是理论知识, 达到53.3%, 正确率最高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也只是达到72.4%。其直观效果如下图所示:
综合来看, 无论是中国语言文化知识还是英语语言文化知识, 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知识, 学生们的掌握情况都很不乐观。低正确率较客观地证明了本专业大学生语言文化知识的局限性以及模糊性。调查结果显示, 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理论与实践知识折射出他们文化身份意识的模糊性———汉语文化身份与英语文化身份的重叠, 重叠的双方没有体现出孰强孰弱。也就是说, 汉语文化氛围并没有起到主导性作用, 英语文化的熏陶也并非立竿见影。对于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而言, 英语是除了汉语之外的最重要的语言。根据中国的教育课程的设置, 中国学生学英语至少有10年的时间, 可以这样说, 英语几乎是我们在读书期间所花时间最长的一门课程。英语语言文化在英语专业学生中的地位看起来十分重要, 有的学生毕业后就以英语为生, 一些学生由此产生了唯有英语语言才是安身立命之道的思想。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 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就造成了继高中阶段文理分科之后的另外一次分科, 偏向英语语言文化而逃避本族语言文化的学习。这种功能主义思想一旦占领了学生们的头脑, 其求学意识便会发生明显不利的变化。这些变化经过一届又一届学生不自觉地积累, 到后来就形成了定势, 英语专业的学生们沿着这条胡同一直走下去, 结果是越走越狭窄, 结果变成专业不精, 本民族语言的掌握也逐渐力不从心。这种状态导致了一种现象: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业不精, 同时, 自身汉语语言文化素养不高。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 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竞争力明显处于下风。这种尴尬境地将会妨碍大学生自我身份的辨认及建构, 造成他们文化身份的迷失。
文化身份的迷失还表现在与外界进行跨文化交际时, 英语专业学生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模糊生疏与英语语言文化理解的片面和混乱让其教师及其他专业师生感到难以置信和接受。因为传统观念对大学生们的预期要比他们的实际水平高得多。当这批学生带着这种知识状态进入社会后, 将产生个人文化身份的迷茫与困惑。而且, 缺乏文化传统的归属感将影响个人自信心及人生追求, 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危及个人、国家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故此, 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身份的重构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三、英语专业大学生文化身份的重构
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及各民族都经历着外国文化与语言的洗礼。在这种前提下, 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将会肩负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历史责任, 同时又有着自我追求与归属的需要。如果说汉语是他们的根基, 英语就只是他们的枝叶;如果说汉语是他们存在的理据, 英语就只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或工具。基于这样的双重角色, 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身份定位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 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身份的重构就排上了议事日程。就英语专业大学生而言, 汉语语言应该是他们的核心与主导文化身份, 而英语语言应是他们第二文化身份。
(一) 汉语文化——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核心与主导文化身份
正如朱竞在其主编的《汉语的危机》 (2005) 中所做的阐述, 我们都感觉到了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冲击与同化, 汉语作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堡垒, 应该被重视、被尊重、被保护。
一百多年来, 我们的文化处于一种放弃民族性、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民族性和现代性, 这是一种价值的悖论, 既是理智的悖论, 又是情感的悖论, 让我们感到了焦虑和痛苦。现代性是我们绝对需要的, 没有现代性诉求, 就不会有历史的进步;民族性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 没有民族性, 我们就失去了自我认同的基点, 丧失了民族性, 现代性的意义将大打折扣。我们不但是人种上的中国人, 而且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在这种理念中, 汉语就是我们的家园, 是我们的文化身份证, 甚至就是我们自己。而我们中国学生, 特别是留学生, 每每遇到外籍朋友与之探讨孔孟之道时, 自己才发现华夏文化的概念与内容在脑海里已经虚无缥缈了。
对于英语专业学生而言, 汉语重要吗?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课程设置缺陷导致学生认识上轻视汉语的作用。即大多数英语专业学生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 除了学习《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课程外, 一般不会对某一具体的汉语语言领域进行细致系统的学习, 而且, 在考核中, 《大学语文》与《现代汉语》似乎也不是障碍, 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靠初中高中的汉语基础来应付大学的汉语考试。现在除了汉语普通话测试的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吸引学生对汉语的热情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突破口。
同样, 汉语的重要性也是很多大学教师所困惑的问题。因为汉语毋庸置疑是我们的母语, 这样根深蒂固的语言能不重要吗?然而, 作为英语专业的大学生的疑问就是:汉语在现代社会究竟有什么功能?
首先, 汉语给我们带来自豪感。它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离开了这个大前提, 就无法称自己为中国人。世界无法否认, 历史无法忘记, 古代汉语为我们提供了多么宽广的文化视域,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一切都与汉语紧密相连。方块汉字的繁衍与变迁给我们丰富的想象、厚重的历史感与广博的人文精神。执着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往往对汉语有着很深的感情, 因为语言的文化身份就体现在口音、用词、表达方式等方面, 这使说话人能“获得个人力量和骄傲”, 因为他会从中意识到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延续性和社会重要性”。 (Claire Kramsch, 2001:66) 正因为如此, 我们炎黄子孙才能在这份祖祖辈辈留下的遗产中获得力量, 吸取精神。
其次, 汉语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文化底蕴的力量是无法估算的。汉语的字里行间所折射出来的并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内容, 其中更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当我们在人生的转折点与重要关头, 汉语总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如古代士大夫失意之际的吟咏, 有志之士的仰天长啸, 都给后代的我们无穷的震撼。以诗铭志, 言为心声, 这些都是语言带给使用者的安全感与依赖感, 抒发自己的胸臆, 气势或磅礴, 或温婉, 构筑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再者, 汉语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语言形态。汉语无论从数量上, 还是从使用频率上, 都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它是汉藏语系的主要成员。从甲骨文到现在的白话文, 汉语经历了无数种形态的改变与繁衍, 其所表达的文学形态也是复杂多样的。其形态与含义丰富多彩, 激发了人的思维与想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并且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汉语学习热潮。中国古代的的学派与思想对于热爱汉语的外国人而言, 已并不陌生。
最后, 汉语带给我们勃勃生机。汉语从古到今都扮演着文学与文化的传播者。从古代的诗歌、词、传奇、小说、散文的种类及形式可以看出, 汉语的发展空间与辐射面非常广博。如今, 汉语也正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世界传播开来, 无数海外华人华侨为了汉语的盛行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对《红楼梦》小说的研究、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等, 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汉语的影响。汉语, 作为华夏子孙的文化载体, 它是内敛含蓄的。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景下, 汉语将带着自身独特的精神与哲学光辉, 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走向, 为华夏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 在英汉互译的舞台上, 汉语充当了重要的沟通工具, 为13亿中国人带来了英语国家的文化盛宴, 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因此, 汉语, 对内对外, 都是连接文化的纽带, 它蓬勃的生机在日后会更加彰显。
(二) 英语语言——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第二文化身份
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身份比普通非语言专业的学生或者其他人员的文化身份要复杂一些。无论他们将来从事教育或是进入涉外企业工作, 甚至是进一些看起来与英语没有太大关系的部门, 他们的文化身份都将受到关注, 小到一句简单的问候, 大到同声传译, 英语无法走出我们的视线。在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 英语越来越凸显出它在世界舞台的作用。
1. 英语语言——谋生手段
作为谋生手段, 英语语言对于英语专业大学生而言, 是一门重要的外语, 值得努力去学习。无论毕业后是去当英语教师、英语导游、外企职员抑或是自主创业, 英语都会直接间接成为众多谋生手段中的一种。但是, 如上所述, 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决定了毕业后求职的曲折道路, 正所谓“高不成, 低不就”的尴尬局面就会呈现在他们面前。据此, 英语专业大学生在学习英语时, 应该注重语言学习的效率与功用, 针对自身在中学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对症下药。该练听力的, 就去听VOA或BBC;该补语法的, 就去做语法练习, 熟悉语法所涉及的范畴;写作比较差的, 就该去图书馆查找相关的书籍, 增强写作能力;朗诵有问题的, 就该对着名人演讲稿, 辅助以磁带或碟片, 进行反复的口语强化。只要如此坚持, 学习英语的“四大技能”必将得到提高。
既然英语是谋生的一种工具, 那么对英语专业学生而言, 不仅要学好它, 更要用好它。俗话说, 熟能生巧。语言被运用的次数越多, 那么, 使用者的语感与能力将大大提高。英语专业学生应该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与英语教师和外籍人士进行交流, 并利用实习与见习的各种机会尝试利用所学英语知识进行沟通与交际。总之, 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增强使用英语语言工具的能力。
2. 英语语言——交流工具
中国语境下所使用的英语有“交流工具”的作用。当代英语在中国语境下的使用通过媒体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 但是英语的文化身份问题却没有因此而消失, 全球化带来的“地方全球化 (glocalization) ”为文化交流中使用他者语言提供了共存环境。在中国语境下使用英语, 要树立起一种“文化交际意识” (intercultural consciousness) 来使用英语作为交流工具。英语语言的知识越多, 就越能用它来为我服务, 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国力展示, 因为语言能力也是一种文化能力。在中国语境中, 我们更要注意英语的文化适应性和自身变异性,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一些表面现象所困惑, 而是在充满对自我语言文化的信心中积极地发挥英语的交流功能, 使英语的文化身份更好地适应我们文化交流的需要。因此, 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 追求沟通与交流的首选语言就是英语。
结语
对于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而言, 汉语语言与英语语言的社会功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汉语语言的深厚底蕴是我们中国大学生文化底蕴的根基, 而英语语言只是英语专业大学生众多谋生手段的一种, 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身份定位———汉语的主导地位辅助以英语第二文化身份将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安全感与使命感, 这种定位将丰富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底蕴, 提高他们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Claire 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66.
[2]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 2004, (3) :37-38.
[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选自罗刚, 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09-223.
[4]韩震.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J].文化研究, 2006, (2)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