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功能设计

逻辑功能设计（共8篇）

逻辑功能设计 篇1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完成系统前台与后台之间的数据通信。将前台业务打包数据经过解析传输到后台数据库, 达到对后台数据的处理。还可以实现后台数据库中数据操作, 包括:数据的查询、更新、删除等操作。将业务数据从多个操作型数据库和外部文件中抽取出来, 进行清理、转换、网络传输和集成。笔者结合数据库理论和工作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逻辑架构与功能设计。

1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逻辑架构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按照各个业务发展的需要, 逐步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数据分析与加工, 充分加以利用, 为各层用户方便、快捷的服务, 同时也使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处于整个系统的中间位置, 它主要职责对数据处理, 完成前台端的请求处理, 完成后台数据库的操作。目的是分批处理任务请求, 将任务数据包解包后, 加载到数据库中, 并且根据请求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查询、更新、删除, 将处理的结果记录到日志文件中。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基本业务逻辑描述如下:

1) 接受请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将自己的请求实时的传给系统。

2) 解析请求:系统根据接受到的请求, 对其进行解析处理, 首先检查传来的信息是不是合法, 长度是否符合规定, 再解析信息。在解析报文信息中, 就报头、正文、报尾的标志位做一一鉴定, 若有哪一项不符合要求, 就回传应答报文给前台让前台重新传输此报文, 并将处理的数据实时的记录在后台对应的表中。

3) 数据的抽取与加载:系统在对数据报文进行解析后, 若收到的报文满足要求时, 就对报文中的正文段的数据抽取出来, 加载到数据库表中。

4) 监控管理:主要是对系统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管理, 数据的导入导出情况及数据的传输情况进行监控管理。在加载数据时, 将加载成功与否实时的记录在数据库表中, 并写日志文件。

5) 对后台数据库的处理:系统根据报文内容, 对后台数据库中的表进行插入、删除、更新等操作。

2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

根据上面的业务流程, 提出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的业务框架及各个功能模块。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分为六个模块:任务管理、数据抽取、数据上传、数据加载、监控管理、查询统计, 各个模块设计功能如下。

2.1 任务管理

任务管理主要是指后台管理层在抽取前台数据时对各个任务制定与执行。对前台数据的抽取主要是通过执行模版文件来完成, 模板的管理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创建一个模板既是在定义一个数据抽取的过程, 一个模板只针对同一个数据源, 保证模板的原子性, 模版参数文件主要由后台数据中心需要集中的数据类型进行定制, 任务管理是将多个相关的模版文件捆绑在一起, 构成一个更大的可执行单位。对不同种类数据通过制作模板实现抽取功能, 模板数据文件由后台数据管理者制作存放在前台, 可增加、修改和删除。

2.1.1 创建模板

一个模板文件包括了一个完整的数据抽取过程所有必要的数据结构。数据段包括:文件头、文件正文、文件尾, 其中文件头要有防伪标志位, 文件的发送时间等信息, 正文段主要包括此文件传送的数据, 而结尾部分主要包括此文件传输数据的总量等信息。

2.1.2 编辑模板

当数据需求发生变化时, 可以对已存在的模版文件的参数进行修改, 以适应新的需要。

2.1.3 删除模板

当不再对该模板文件定义的数据表进行抽取时, 可以删除模板文件, 取消抽取过程。

2.1.4 制定固定长文件

由于本系统文件主要是以固定长文件为主, 所以, 制定固定长文件是关键, 而且这个固定长文件主要是文件头、文件尾长度固定。

2.2 数据抽取

数据抽取模块是对后台下发的抽取任务的执行, 是完成小核心数据处理的中心工作, 是定义的抽取过程的具体实施阶段, 数据抽取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数据抽取任务的载入”、“数据抽取配置”、“数据抽取执行”、“数据抽取重启” 。

2.2.1 数据抽取任务的载入

数据抽取是按照前台对后台数据管理层下发的各项抽取任务来执行的, 因此在实行数据抽取之前要对后台管理层下发的抽取任务进行载入到当前系统中。

2.2.2 数据抽取配置

要正确完成数据抽取过程的执行, 必须先配置数据抽取的范围, 先选择数据抽取对应的系统, 查询该系统下所有需要执行的抽取任务, 然后对抽取数据的各个节点进行配置, 确定在哪些节点上执行数据抽取。

2.2.3 数据抽取服务

根据后台中心下发的数据抽取任务对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逐项进行抽取, 选择的任务的流水号启动抽取服务;数据抽取过程中, 根据抽取出来的数据内容产生一个统计表, 包括数据表名称、记录数等内容, 该表作为数据抽取是否完整、是否正常的参考文件。

2.2.4 数据抽取服务重启

根据抽取过程的统计表和日志信息, 判断抽取服务是否成功, 如未成功执行, 则可通过数据抽取服务的重新启动来对任务进行重做。

2.3 数据上传

数据抽取完成后, 数据文件导出保存在本地服务器中对所有导出文件进行汇总打包, 数据量大时, 还可进行压缩处理, 然后存储在本地服务器准备传输。

2.3.1 本地服务器的配置

包括“接收数据服务器的IP、用户名、用户密码、上传、目录、接收目录、传输方式”等数据内容。

2.3.2 数据汇总

对数据导出文件按业务系统数据分类分别进行汇总、压缩打包, 使用后台中心统一的命名规则, 给各个数据包进行命名、存放在文件上传的目录中, 准备上传。

2.3.3 数据上传

系统制定上传时间、上传目录、上传服务器地址, 数据文件上传的工作方式, 以自动方式为主, 如果由于网络故障或上传文件损坏等原因自动上传入库不能进行, 可人工干预, 重新选择传输过程, 完成数据抽取和上传工作。

2.3.4 文件传输的监控

为检验数据上传情况, 将数据上传日志写入数据库, 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可以浏览传输过程, 发现数据上传是否成功。

2.4 数据加载

数据加载模块将已传输到后台中心的数据经过解压缩, 通过数据集成功能加载到数据库中。如数据加载入库过程中出现问题, 可以重新加载。保证同一条记录不会重复入库, 也不会造成记录、内容的丢失。

2.4.1 数据解压

将已传输到后台中心的数据进行解压, 通过数据集成功能追加到数据库中。如数据加载入库过程中出现问题, 可以重新加载。保证同一条记录不会重复入库, 也不会造成记录、内容的丢失。

2.4.2 数据加载

分为人工加载和自动加载两种方式, 人工加载可通过人为干预, 有选择地把数据加载入库, 异常数据经过特殊处理追加入库。

2.4.3 数据检验

数据入库完成后, 自动产生数据表、记录个数等信息的统计表, 与数据抽取产生的统计表进行比较, 如果两者数据不一致, 需要重新进行数据抽取上传入库。

2.5 监控管理

监控管理模块主要是对系统的各个工作环节进行监控灌录, 数据导入导出情况及数据传输情况进行监控管理。

2.5.1 数据抽取监控

通过数据抽取的监控, 发现数据抽取与转换过程中因网络或人为原因等所引起的数据错误。

2.5.2 数据传输监控

将数据上传日志写入数据库, 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可以浏览传输过程, 发现数据上传是否成功以及未进行数据抽取上传的地区。

2.5.3 数据加载监控

监控数据加载中出现的数据丢失与加载错误。

2.6 查询统计

查询统计主要按照一定的条件和工作要求, 查询数据完整性信息和任务执行情况。将每个模块的处理结构制成表, 存储在后台数据库中。

参考文献

[1]苗雪兰.数据库系统原理及应用教程[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2] (印) 罗摩克里希纳, (瑞典) 耶尔克.数据库管理系统原理与设计[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3]孟宪虎, 马雪英, 邓绪斌.大型数据库系统管理、设计与实例分析——基于SQL Server[M].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

[4]王成.数据库系统应用实验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触发器逻辑功能精细化总结记忆法 篇2

[关键词]触发器 逻辑功能 记忆法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300117

触发器是中职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描述触发器逻辑功能的方法有真值表、逻辑表达式、波形图、逻辑图等。由于触发方式的区别，因此学生不易记忆，容易混淆逻辑关系。笔者结合实际教学总结以下方法以便学生巧记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一、触发器名称和逻辑功能关联记忆法

触发器主要有两个双稳态：0态和1态。相应输入端能使输出端Q处于0态和1态，称为置0端或置1端。在触发器接收数据期间，置0端有效，Q输出为0，置1端有效，Q输出为1，简记为置0端有效置0，置1端有效置1。在中职教材中只涉及RS触发器、JK触发器、D触发器。按照01的顺序关联触发器名称可以记为“RSKJ”。把JK触发器记忆为KJ触发器，以便符合01顺序，即RSKJ对应0101，R端、K端为置0端，S端、J端为置1端。D触发器只记住D端置1为1，置0为0，不需要特别想办法记忆。实际上应向学生说明除了RS触发器外，JK触发器J与K端不再称置0端与置1端，也就是这两端有效组合时还有别的功能，但笔者要求学生在心里还把它们记为置0端与置1端，这样，触发器功能记忆就方便了：“置0端有效置0，置1端有效置1；两者同时有效，RS不允许，JK翻转；两者同时无效，均保持功能。”

二、触发方式与记忆标志

无论是置0端还是置1端有效与否，还得取决于控制端是否有效。只有在控制端有效的前提下，触发器才接收数据，否则，即便是置0端、置1端都有效也不会输出数据。所以，控制端与置0端、置1端形成了“控制与受控”的关系。对受控端而言，有效无效表现在电平方式上，即高电平有效或者是低电平有效；对控制端而言，有效无效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电平触发方式，和受控端一样；二是边沿触发方式，即上升沿或下降沿有效。故对置0端、置1端只有高低电平有效的说法，对控制端CP可能是高低电平有效，也可能是边沿触发有效，确认的标志就是在电路图中CP端是否有“>”号存在，如有则上升沿有效；如有“>”且电路图边沿线外对应有圆圈标志则下降沿有效；如果没有“>”则表示电平触发方式。

在比较复杂一点的集成触发器中，一般会出现直接置0端、直接置数端，叫法多样：直接置数端、复位端、清零端。这些具有“直接”功能的端不受控制端控制，只要它们有效即进行相应的置数或清零操作，所以“直接”功能的端口在数据传输初始和结束时可能有效，起到准备和收尾工作作用，而在正常处理数据时应是无效存在的。在电路图标志端符号一般加下标加以区别，如“直接置数端SD”。

三、记清楚关键“唯一”功能，其他类触发器则联想记忆

基本RS触发器具有三个唯一：唯一学过的没有控制端的触发器；唯一的低电平有效的触发器；唯一不允许置0置1端同时有效的触发器。 对于基本RS触发器和同步RS触发器R端与S端不允许同时有效可以理解为：在逻辑电路中对数据的逻辑关系中出现同时有效时，输出Q端会根据电路原理有可能出现1，也有可能出现0，到底会出现0还是1，对RS触发器而言是不确定的，但不是0就是1，所以电路本身不会就此瘫痪，但对逻辑结果而言出现了不确定性，因此对电路本身是正常的，对逻辑关系来说是混乱的，故不允许RS端同时出现有效。另外还有一层含义，正因为电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正常工作，当出现RS端同时有效的不确定的逻辑结果对整个电路的逻辑关系不影响时，或者说数据在出现不确定逻辑结果期间，电路正好不接收数据，所以这个不确定结果也就没有在逻辑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理解为对联逻辑关系有影响时不允许，没影响时可以出现，而不是绝对不出现。这点笔者是通过分析触发器功能作逻辑波形图时，学生遇到这种情况时无法完成后发现的。 唯一功能掌握了，其他情况比较好记，如集成边没JK触发器是在控制端控制下，高电平有效，控制端是边沿触发方式，在CP有效期间，K有效置0，J有效置1，同时有效翻转，无效保持，CP无效保持。

四、对置0、置1端和CP控制端相连类触发器分析

如是置0、置1端相连类触发器，则可在上述情况下直接简化问题进行处理。而如是J、K端连一起，则不可能出现J端或K端单独无效的情况，所以只能是要么J、K端同时有效翻转，要么同时无效处于保持状态。 在多个触发器级连状态下，如果所有触发器CP控制端连一起，表示它们同时接收数据，是同步的。如果前面的触发器输出作为后面触发器CP控制端的输入，表示它们一级控制下一级，不是同时接收数据，是异步的。

综上可知，由重点巧记进而全面掌握触发器功能的总结记忆法，对中职学生学习触发器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农村人情功能演化的金融学逻辑 篇3

“人情”这个词语有三层涵义: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人之常情、情面和恩惠 。[1]我们重点讨论的是人情内涵的第一层面, 即农村户与户之间的礼金应酬和礼物馈赠, 在这一限定的范围内讨论农村人情的初始功能及其演化的结果。

2011年阴历11月, 笔者到皖北X乡调查时发现:该地的人情消费金额提高, 人情的数量增多, 频次较高:孩子上大学, 老人过大寿, 邻人做房子都要“做人情”。调查时有一村民L某结了三次婚办了三次酒席, 其亲戚都在抱怨。该地的婚礼和丧礼越办越大, 酒席多在40桌以上, 礼金分布情况是:邻人一般在200元, 户族内在300元左右, 小亲族在500元, 两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在1000~2000元;兄弟姐妹之间已有10000元的人情大单。通过本次的调查发现:该地区人情消费礼金数额相差较大, 其区间为100元~10000元。结合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的农村人情消费相比取消农业税之前呈现出四方面特点:①人情消费的“木桶短板”快速上升, 最低的单笔礼金都在100元以上;②人情的外延范围迅速扩展, 由血缘、地缘的人情交往向业缘扩展, 人情消费向陌生人社会延展;③人情消费频繁, 人情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 以家庭为单位的年总人情消费占居民收入25%~27%;[2]④人情消费由传统的“仪式性人情”向“事务性人情”转变。[3]对于农村人情的功能及其演化, 现在的学术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 且前者研究的资料文献较多, 金融学研究还是很稀有的。这也是我们的写作目的, 试图从金融的维度来诠释农村人情的传统功能及其演化逻辑。

二、农村人情功能演化路径及其成因分析

1.农村人际金融交易: 农村人情金融学视角的解读

关于农村人情功能及其演化的金融学视角的解读, 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 试图从金融的视角对儒家文化进行解读, 并顺带提到了农村的人情功能。“农业社会里, ‘人际金融交易’是以人格化的隐形金融交易方式实现的, 其交易范围多在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亲戚间的礼尚往来就其实质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的代名词。送人情与回人情在这种金融交易的安排下, 交易头寸以人情记下, 而不是显形的金融合约形式。”[4]人情之间的走动结成了农户之间的“隐形金融交易关系”, 在村庄内结成了一个隐形的金融交易市场。

这种解释对农村人情的基础功能是充分的, 但同时也是粗糙的。因此, 我们试图在陈志武的研究基础上, 用金融交易行为理论, 把人情的“份子”释义为“头寸”, 把人情的走动定义为人际金融交易, 赋予人情金融的内涵。之所以这样界定, 是因为金融的范畴可以界定为, “凡是涉及货币, 又涉及信用, 以及以货币与信用结合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5]农村人情背后的人际金融交易, 其实质是建立在乡土熟人社会里—天然的信用机制下货币需求方与货币供给方之间的货币流动, 只是这种货币流动不是借助银行这一金融中介来完成的, 亦不是在资本市场实现的, 而是以“人情账单”这一隐形金融交易实现的。

2.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传统功能

这里所指的传统功能的具体语境:在空间维度上是我国中部的乡村, 在时间维度上是2000年之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空切片, 主要是基于此阶段的语境为:大部分的乡村社会还是“乡土”的、村民还未显性原子化、乡村的人情消费主要维系在“仪式性的人情层面”。

(1)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风险管理功能。

在小农社会, 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皆是人生大事, 单个的农户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金融风险, 这个风险是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规避的策略是把风险作为一种商品打包之后对其优化配置, 这种配置是通过:“其一将损失在对象与时间方面进行最宽泛的分配;其二将损失分配于最具有支付能力的特定的人活动之上”。[6]把这一风险管理的理念用来解释人情的功能时, 就是单个的家庭把生老病死的风险和婚丧嫁娶的费用, 在亲族内进行最广泛的分配, 把风险承受的主体链条延展、拉长, 且从家族内最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中获得资助。

当风险的转移 (包括对冲、投保和分散化) 和风险的降低同时发生的时候, 这实际上是一个互利的过程, 原本处于风险当中的人可以通过向某人付费的方式, 使他人与自己共担风险。[7]农村人情的功能在于通过在熟人社会“随份子”支付一定的费用, 把风险转移给了他人, 通过这样的方法, 使得单个风险主体承担的损失最小, 把原本属于一个家庭内部的事务变成了一群人的事务, 以至于单个人的风险成本最小化, 而不是由一个人、一个家庭独自承受不可回避的剧痛并熨平了个体的收入巨大波动。

(2)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储蓄功能。

“送人情”和“还人情”是互惠的, 人情的支出和收取实际上类似于储蓄和取款的过程。别人办事时, 自己前去送人情, 这等于在别人那里储蓄了一笔钱, 当自己办事时别人往往会还以更多的人情。在这一储蓄和提款的过程中的货币差额或实物差额就是利息, 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8]金融学上储蓄的涵义是正储蓄者 (资金盈余一方) 将盈余资金转移给资金短缺的负储蓄者 (资金短缺的一方) 使用, 然后由后者的收入流量来偿还正储蓄者。[9]

村庄内的人情交往, 正是建立在人际金融交易的保值和有限增值的基础上的。人情往来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 因此“回人情”者回报的人情一般大于送出者送出的人情, 至少两者相等, 否则别人就认为其违约, 这会导致个体的农村社会资本迅速的减少, 这样的个体在以后遇到大事时别人就不会再送人情。在熟人社会里, 一个信用不好的人在和别人交易时是处在信息完全公开的环境里的, 考虑到如此高的违约成本, 理性的“人情受惠者”是不会违约的, 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返还对方更大的人情。

(3)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融资功能。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 最早出现的钱庄和当铺也不是为农民服务的, 而是为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商人服务的。栖息在土地上的农民很少参与商品经济, 且其没有固定的资产可以抵押, 导致农民很难从钱庄或店铺获得融资。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 农民依然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 现在银行贷款业务的两种基本类型, 即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都无法真正的服务于农村社会。农民不能和城市的金融服务对接, 致使农民外部市场融资困难, 只能诉求于内部。正是通过办红白事的人情费用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流动性集合, 正是通过一笔笔的人情单债务在短时间获得融资, 以解燃眉之急。人情债务其实质是关系借贷, 只是这种货币资本的流动被温情脉脉的人情往来掩盖了。

3.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演化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农村人情异化十分严重, “主要表现在当下的人情名目越来越繁, 频次越来越密, 酒席花费越来越大”。[10]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异化的逻辑链条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试图从市场经济“现代性”[11]的渗透, 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中作为交易对象的社会资本这些金融板块来勾勒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演化的地图。

(1) 市场经济现代性在农村的渗透。

市场经济已不再单独在城市的内部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它的触角已伸向农村、农民、农业, 农村处处投射出市场经济的缩影。劳动力的流动, 市场经济赋予了新时期的农民“准市民”的特点, 市场经济的理念、运行的逻辑深深地嵌入到农民的行为之中。“不管人们是否情愿, 如何感怀, 由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 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 农村对城市更依赖了, 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了, 许多农业户口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市民。”[12]市场经济下的农民是一个个独立、自由、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经济人。

小农经济下, 农村的经济主体是一块块的、一束束的, 农村经济的交易主体在外部是家族对家族, 在家族内部是户对户的。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展开的, 有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别, 而市场经济瓦解了乡土社会下的“差序格局”, 使得个人脱离家族的束缚, 出现“原子化”的特点。进一步说, 这为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市场提供了新型的交易主体, 这种新型的人际金融交易主体并不满足于家族的束缚, 不再遵循家族统治下的金融逻辑, 竞争机制的嵌入和市场经济逐利的理念使得农民从“生存小农” 向“理性小农”转化。

(2) 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的出现。

一方面, 正式金融市场由于其在农村运行成本之高, 且运行效率低下, 使得正式的金融制度无法在乡土语境下很好的运作, 农村的金融需求者和供给者缺乏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另一方面,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民间金融由于信息充分、效率高、运作灵活、交易成本低等优点使得民间金融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13]

当下的农村, 农民通过代际分工获得在家务农和在外务工两份收入, 农民逐渐富裕起来, 富裕的农民开始成了资金的富裕方。然而,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中保险、证券、基金还没有建立, 与资本市场相关连的制度还没有嵌入到农民的经济行为中, 货币资本不得不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游荡。非正式金融制度天然的切合农村经济的实际, 能为农民金融行为所消化, 所以在乡土社会落地生根。只是人情金融交易的对象不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 不再是以有限利息为特点的人情账单, 人情金融交易的对象已拓展至社会资本, 其目的在当下不再是维持基本的互助功能, 而是投资功能。

(3) 社会资本嵌入到农民的金融投资行为之中。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为:“藉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14]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相联系,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 这种网络具有工具性, 在这个网络内部个人和个人可以就融资、机会、强力庇护实现共享。如果一个人能成功的运用网络, 他的生活机遇就会大大改善。“社会资本是一种主要的比喻方式, 它可以把家庭、朋友和社区关系全部变成投资工具。”[15]

生活在新乡土背景下的农民, 教育、医疗、养老仍是压在广大农户身上的“三座大山”。弱势一方的农民想和经济上占优势的农民结成网络, 获得这个网络内部的资源, 尤其是金融资源。另一方面, 强势一方的农民, 这些农村的新贵们在乡村治理中, 要获得广泛的认同感, 他们必须组建自己的人际网络, 把外部人内部化。正是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使得资金强势的农民和弱势的农民组建成关系网络, 然其实质二者都着眼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因此, 人情金融交易的标的物不再是一张张生息的人情账单, 而是通过人情的互动实现社会资本的享有, 他们通过让渡现在的货币的价值, 以较低的期权交易成本锁定社会资本的价格, 近而获得未来可持续的较大的现金流。

农村人情交易功能演化的金融逻辑是随着市场经济现代性的渗透开始的, 它使得农村的小农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 并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渗透为农村人情金融交易释放了大量的交易主体;正式金融市场的匮乏, 补强了对其有替代功能的非正式金融市场;市场经济的理念驱动理性的农民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选择社会资本作为投资对象。

三、农村人际金融交易非理性后的理性—金融抑制与反抑制

1.农村人际金融交易“非理性”演化的背景:金融抑制

由于“金融抑制”[16]的存在, 正式金融制度自身在下乡时出现一些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四个基本问题: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抵押物缺乏, 特质性成本与风险, 非生产性借贷为主。四大问题的存在, 使农村金融市场自然发育状态下出现“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市场失灵的纠正需要政府介入, 但政府介入的方法又往往以正式金融制度置换非正式金融制度 , 结果农村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出现“政府失灵”。这四个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金融制度的供给。在这四个问题中, 最大的制度障碍在于农村抵押物的缺乏, 使得农民不能通过银行金融中介获得融资, 农民手里的土地、住宅、宅基地不能抵押变卖, 即使进了城, 也只能被放在那儿。这种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 没有交易的权利, 土地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要素没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既有和潜在的资本水平不仅决定着农户的信贷需求, 还现实的决定着农户实际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而农户的信贷需求和实际获得信贷的水平又最终会对农户的收入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17]这种资本水平和金融资源的“双重制约”使得农户面临过低的初始资本水平, 资本积累又无法实现, 最终导致其资本、收入和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陷阱状态。“社会落后, 不是我们没有资产, 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 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18]

当下的农村对信贷的渴求犹如长夜之于明灯, 信贷获得的可能性对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至关重要, “它牵涉到能否使农户的季节性收入和连续性支出之间的消费平滑化, 更为关键的是, 在小农最为关注的婚丧嫁娶、生病上学等突发性的大额而刚性的消费需求来临时, 能否获得必要的融资。”[19]在金融抑制下, 农民不可能在正式金融制度中获得融资, 生产性投资也很难进行下去, 导致农民的货币资本原始积累链条的断裂, 这就客观上呼吁非正式的金融制度的供给—人情金融交易作为天然的制度安排便应运而生。

2.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理性分析:金融反抑制

农村人情金融交易伴随农村普遍的、持久的存在着金融抑制的语境而形成, 它作为非正式金融制度中的一种, 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实现着正式金融市场的功能。农村人际金融交易, 在传统社会中, 通过家族与家族、户与户之间的人情交易, 实现互助的功能。在缺乏保险制度的农村市场, 农民通过人情账单这种低成本的保险, 把原本属于一家一户的风险转移到家族内部的其他家庭身上, 实现了正式金融制度中的风险管理。在缺乏银行中介的服务下, 农村人情交易实现了储蓄和互助的功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农民作为交易主体, 其承受的市场风险在加剧, 农户的资金需求不再是单纯的生活性资金需求, 还有生产性资金需求, 农民在面临资金需求时不是借助银行, 而是依赖关系网络来融资;农民在外出打工时不是找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公司, 而是投靠和自己建有网络关系的亲戚朋友。当下的农民正经历着从“生存小农”向“理性小农”的变迁, 而金融抑制的制约进一步迫使农户之间通过人情网络的平台来实现关系借贷, 因此, 农村人情交往被工具化了, 被赋予了太多的“工具理性”, 人情交往从“仪式性人情”向“事务性人情”演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逻辑功能设计 篇4

关键词：学术出版,概念,功能,性质

学术出版是我国出版领域一个重要的类型, 在整个出版平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 学界围绕学术出版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针对学术出版乱象和学术出版整体质量提升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学术出版问题的文章。比如, 有的探讨学术期刊出版的审稿机制问题, 有的分析学术著作出版的运营模式问题。但是, 认真总结学界有关学术出版的研究, 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逻辑认识的盲点和误区。这些盲点和误区既体现在学术出版的实践中, 更表现在我国当前学术出版的理论研究中。

一、对学术出版概念界定缺失

从理论认识的层面来看, 学界虽然对学术出版和学术规范的重要性等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分析, 但是在概念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认识误区。学界更多的认识是, 在大学出版和学术期刊的实践中对学术出版概念的思考, 在观念上缺乏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照的逻辑思维。实际上, 大学出版和学术期刊与学术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他们彼此既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 又有着不同的种差阈限。那么, 究竟什么是学术出版?学术出版的特征和范围是什么?这些有关学术出版的最基本问题实际才是学术出版理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科学的概念是进行科学认识的前提, 更是进行科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对学术出版概念的探讨, 离不开对学术本质特征的认识。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先生在《学与术》一文中曾说过:“学也者, 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 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这里的“发明真理”就是提出科学创见。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在回忆金克木先生一生学术经历之后, 颇有感悟地这样说道:“因金庸的《神雕侠侣》, 很多平日不读诗词的, 也都记得了元好问的‘问世间, 情是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其实, 可以换一种说法, ‘问世间, 学是何物, 竟然也是直教生死相许’。这里的学, 就是叩问、求索与探寻, 而无关学位、项目或荣誉。”这也是在强调, 学术的本质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求索, 在于思想创见的获得, 在于思想的独特性和首创性。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那么学术就是这个灵魂中最为活跃的动因。因此, 以学术论著为出版对象的学术出版在内容上就必须具有思想创新性的特征。

与此同时, 学术出版还必须具有规范性特征。学术规范是学术论文、专业著作的思想独创性质与价值适应数量的规定和表述与传播的范式。论文的发表和著作的出版, 都要按照学界约定的学术规范进行写作和编辑, 然后才能出版发表。这既是学术对话交流的需要, 也是学术论著的科学严谨性的要求, 更是学术质量的体现和传播效果的保证。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必须遵循学术规范, 学术出版更要保证学术规范的传媒实现。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最基本的要求。叶继元先生在《学术规范通论》一书中指出:“所谓学术规范, 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而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 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这里所谓“学术共同体”应该是指学术论著的研究者、写作者, 学术论著的审编者、出版者, 学术论著的阅读使用者三种主体, 协同交互构成的媒介传播结构。这是一个高级的学术文化交流关系共同体, 这三者之间的通力协作、交相切磋, 构成一种动态的、发展和进步的媒介公共空间 (或平台) , 是保障他们在这中间互相自由讨论、独立创造、交流和传播的规则范式。

探讨学术出版的概念, 离不开创新性和规范性这两大本质特征。创新性是对学术出版内容的质的规定性, 规范性则是对其表现形式的规定性。从这个角度而言, 学术出版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以创新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论文和著作出版, 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 主要出版方式为期刊、图书和网络三大类。

二、对学术出版功能的认识不够深入

出版功能是出版学研究的传统课题,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相当丰富。总体而言, 现有出版理论常常从三个维度来认识出版功能, 一是文化功能, 二是经济功能, 三是社会建构功能。出版的文化功能就是出版具有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作用, 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著名出版家刘杲先生对此曾这样说过:“出版业是重要的文化产业, 不是一般经济领域的产业。出版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是物质载体承载的精神产品。出版业对社会的重大贡献是文化力, 是舆论导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出版的经济功能是指出版具有经济属性, 出版物可以是一种商品, 出版业是一个重要产业。出版的社会建构功能是指出版行业对社会建设、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建构功能。当然, 出版的这三种功能并不是协同体现的, 往往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 出版本身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 出版业是一个包括了多个产业链条的复杂体系。出版本身既是由不同的媒介形态构成的, 同时又是由千差万别的种类构成的。不同门类的出版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形态, 也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比如, 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 无论是在出版标准还是出版功能上都迥然不同。教育出版的教育功能非常凸显, 大众出版的文化娱乐功能则比较显现。再如, 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在出版形态要求上就不太一致。学术出版在论著形式上有着更严格的标准, 其出版的门槛也就更高。从这个角度来讲, 学界对出版功能的认识, 也不能概而论之, 要分类而论, 依类而讲。如果将出版业划分为学术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三大方阵, 那么在这三大方阵中, 学术出版以其特有的思想、导向性显示出举足轻重的理论启发作用。与后两者相比, 学术出版是思想理论传播的基础和动力, 是我国出版业成品总量中的最高标识, 是学术生产的总装线和成品出口的最高标识。如果说出版担负着文化积累、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这三大文化功能, 那么, 学术出版则担负着引领这三大功能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 由于思想的独特性和首创性是学术出版的首要特征, 因此其又是整个出版平台上实现文化创新功能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

三、对学术出版性质的认识不够完善

毫无疑问, 学术出版是我国整个出版业的一个重要构成。无论是从其在整个出版产业的规模数量上来看, 还是从其影响力来看, 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出版门类。问题在于, 在转企改制这样一个大的出版体制改革背景下, 人们似乎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对学术出版性质问题的探讨, 更多地热衷于讨论学术出版该如何走向市场, 如何做大做强。比如, 在一场有关“学术出版如何走向春天”座谈会上, 有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 学术出版不走市场化, 那还是论著本身的问题, 而不能怪市场。这一论点的逻辑背后, 就是市场是检验学术出版好坏的唯一准则。按照这一论点, 似乎只有那些市场较好的学术图书才是优秀的经典的图书。换言之, 商品性是学术出版的唯一属性。从我国学术出版改革的实践来看, 似乎也是在践行着学术出版商品性的行事法则。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大部分出版社已完成转企改制的任务,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正在按照图书市场经营的法则进行着包括学术论著在内的图书的审查。二是按照国家出版改革的相关政策, 占有学术出版半壁江山的学术期刊也在面临着是否转企改制的艰难抉择。一种意见认为, 学术期刊属于非时政类报刊, 理所当然应该走向市场;另一种意见认为, 学术期刊不宜全面推向市场。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国学术期刊正处于“改革的前夜”。从本质上来说, 学术出版的市场化改革背后所蕴含的观念就是, 学术出版产品是商品, 具有商品属性。但问题是, 学术出版的性质就是单一的商品属性吗?更进一步来讲, 学术出版机构一定要成为盈利机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从学术出版的功能来认识。因为一个事物的性质, 是由事物的本质和功能决定的。如前所述, 学术出版是整个出版平台上最高端的产品, 具有重要的文化创新引领功能。这样一种功能, 决定了学术出版在性质上有着不同于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等其他类型出版的属性, 更加具有公益属性。从学术出版本身的构成来看, 它是由繁复多样的学科门类构成的, 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学科体系。而且,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 学科本身也不是凝固不变的, 自始至终处于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学科苟日新日日新, 新兴学科层出不穷。这种极强的创新性和变动性, 决定了学术出版不可能像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那样一定都能走大众之路。从学术出版的受众构成来看, 一些特定学科专业的受众范围较小, 人数较少, 确实很难按照市场的运营模式来进行出版。再从国外的学术出版实践来看, 很多学术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社也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的。以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例, 它是由学校成立的出版基金来运作的, 整个出版社运行实行的是校长负责的理事会制, 并严格遵循同行匿名审稿制, 从而有效确保学术出版的编审质量。再以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为例, 其基本定位就是非营利机构, “为大学的教学、科研和传播推广研究结果服务”。由此可见, 学术出版的性质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单一的商品性质不符合学术出版的功能属性, 也不利于其文化创新引领功能的实现。学术出版是一个具有很强公益属性的文化产品, 是否按照市场化运营模式, 应该由出版产品学科专业特性和受众数量大小的状况来分类对待。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基金“中国学术论著出版业态与编审评价体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陈平原.评《金克木集》:问世间, “学”是何物[N].光明日报, 2011-10-23.

[2]叶继元.学术规范通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刘杲.我的出版观[J].中国编辑, 2008 (4) .

[4]赵文义, 王卫勋.学术期刊市场化的逻辑与实现路径[J].科技与出版, 2012 (2) .

逻辑功能设计 篇5

关键词：保护,继电器,可编程,逻辑

1 前言

在电气系统中, 保护继电器装置从电磁型继电器装置发展到目前的微机型数字化保护继电器装置经历了一系列过程。目前, 微机保护继电器在实际工程中得以广泛的、成功的应用。同时, 随着硬件水平的提高、制作工艺的完善, 其可靠性也不断提高, 处理速度更快, 提供的功能更多[1]。本文主要就部分新型微机保护继电器提供的可编程逻辑功能的实际应用进行初步探讨。

2 微机保护继电器可编程逻辑功能介绍

目前新的微机保护继电器通过可编程逻辑功能[2] (又称可编程方案逻辑, 简称PSL) 来满足这一应用需求。这些继电器通过可编程的各种与、或门以及时间延时器将各种输入信号组合起来, 实现各种用户需要的功能, 并输出到继电器的开出接点、指示灯等, 以满足他们的特殊应用需求。其具体结构如图2.1所示:

PSL的输入是以下信号的任意组合:来自输入板上的光电隔离器的数字输入信号, 保护元件的输出 (例如保护元件的启动和跳闸) 以及固定保护方案逻辑的输出。PSL本身由软件逻辑门和软件定时器组成, 可编程软件逻辑门来执行不同的逻辑功能, 并且能够接受任意数量的输入。可编程方案逻辑的输出是继电器面板上的发光二极管和后部的输出接点。当前, ARAVA公司的Mi COM P24X系列电动机保护继电器、施耐德的Sepam40系列保护继电器以及南瑞继保的部分PCS系列保护继电器均提供灵活的PSL功能。

3 微机保护继电器PSL应用实例

笔者所在热电厂厂用6k V系统采用的是AREVA公司的P24X保护装置和施耐德公司的M41保护, 这两种系列保护均具备灵活的PSL功能, 在实际使用, 其得以充分利用。目前厂用电源备自投逻辑、PT断线闭锁逻辑、低电压保护、电动机启动时闭锁过流保护、两段式负序保护、外部跳闸记录等功能都利用这一功能实现。下面以两个典型事例具体说明。

3.1 利用PSL实现高压电动机两段式负序保护

近年来由于高压电动机负序过流保护整定值不合理, 当高压厂用系统某一设备短路故障或高压线路非全相运行或不对称短路引起其他非故障电动机负序过流保护误动, 以致多次造成停机事件[3]。根据运行经验:

1) 电动机在70%额定有功负荷运行时, 出现两相运行则电动机二次线电流约为1.3倍额定电流, 其负序过流保护定值按1.25倍灵敏度整定则为0.6倍;

2) 电动机在58%额定有功负荷运行时, 出现两相运行则电动机二次线电流约为1.0倍额定电流, 其负序过流保护定值按1.25倍灵敏度整定则为0.46倍;

因此, 在厂用系统中如出现多台轻载电动机时, 负序过流保护定值整定存在上述易误动的情况。2005年1月3日在某石化企业热电厂发生类似事故引起两台锅炉停车事故。

通过对高压电动机负序保护动作原理和故障现象分析, 认为电动机发生负序类别的故障多出现在启动过程中, 利用保护继电器PSL功能实现两段式负序过电流保护则能够实现在电动机启动期间按照快速负序保护设置, 而正常运行时, 负序经长延时后动作, 可有效躲过系统故障引起的误动。具体逻辑如下:

图3.1中, 利用AREVA公司的P241保护继电器的PSL功能来实现两段式负序保护。其中根据电动机合闸信号经延时25s来保证在电动机启动时间内负序保护只需0.1s延时即出口跳闸。而其他运行时间内负序过流保护则需延时3s出口跳闸, 从而躲过了系统故障时间, 有效的避免了负序保护的误动。

同样的逻辑方案也可以用施耐德公司的M41保护继电器实现。其逻辑实现过程如下:

执行上述逻辑后, 将变量V3作为保护输出, 从而也实现了两段式负序过流保护功能。因此, 尽管厂家不同、逻辑功能实现方式不同, 但其实用性、灵活性、可靠性依然一样。也说明保护继电器的PSL功能是今后发展的趋势之一。

3.2 利用PSL功能完善整套的保护整定方案

在实际应用中, 笔者从保护整定的总体方案出发, 充分利用保护继电器的逻辑编程功能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来完善电气设备继电保护整定方案, 弥补了多个原保护整定方案中的漏洞问题:

⑴完善了电动机启动过程中过流保护易误动问题;

⑵完善了电压回路断线闭锁低电压保护逻辑, 防止运行人员出现误操作;

⑶修正了电动机负序过流保护整定值易误动问题;

⑷增加了多个事件记录, 完善了事件监控, 方便事故分析;

⑸实现可靠的电源备自投功能, 充分利用PSL功能实现了全功能的电源备自投逻辑。

4 微机保护继电器可编程逻辑功能应用主要特点

自2004年开始, 笔者在某单位的6k V厂用电系统中广泛使用可编程逻辑方案来实现电源备自投、电压回路断线闭锁逻辑、电动机启动时闭锁过流保护、两段式负序保护等特殊应用。在实际应用中, 继电保护装置可编程逻辑方案存在诸多优点, 主要体现如下特点:

●有效减少二次回路数量, 降低现场二次接线复杂度;

●使用数字化编程, 避免时间继电器等电磁设备校验工作;

●界面清晰、整定、修改方便;

●灵活多变, 可实现多种功能。

5 微机保护继电器可编程逻辑功能应用注意事项

尽管, 继电保护装置可编程逻辑功能有诸多优点, 但在应用中也要制定一些管理制度, 并将其纳入定值管理范畴, 防止出现混乱情况, 引发一些因逻辑漏洞导致的事故。在应用中重点要注意一下几点:

●可编程逻辑必须经过严格审核

●可编程逻辑必须经试验验证

●可编程逻辑的复杂程度应受控

●可编程逻辑应纳入定值管理

可编程逻辑方案是一个等同于继电保护定值整定的管理模式, 应按照定值管理模式实现其自身的滚动式管理, 即使确认无误的逻辑方案也要定期对其进行验证, 同时在每次动作后进行逻辑分析, 及早发现其中的漏洞。同时逻辑方案比较灵活, 也需要按照定值管理模式, 保证期逻辑功能的严肃性。

6 结论与展望

继电保护继电器可编程逻辑功能应用, 自2004年在某石化公司热电厂厂用系统中陆续应用, 可以说, 近7年的应用实践表明, 继电保护继电器可编程逻辑功能是可靠的、有效的, 也是对保护装置的功能扩展和有效补充, 并能很好的解决现场的一些特殊问题。

继电保护继电器可编程逻辑功能应用是一个新生事务, 随着企业发展, 继电保护功能的增强和网络保护管理的现场需求, 继电保护继电器可编程逻辑功能也必将在网络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贺家李, 宋从矩.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第489页.[1]贺家李, 宋从矩.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第489页.

[2]ALSTOM公司.MiCOM P241电动机保护技术指南, 第5章102页.[2]ALSTOM公司.MiCOM P241电动机保护技术指南, 第5章102页.

逻辑功能设计 篇6

随着高压直流输电系统建设的快速发展,换流站接地极选择困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多个直流换流站共用接地极能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减少工程投资,提高直流接地极的利用效率,具有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牛从直流采用两回典型的双极直流接线方式,在送受两端均共用接地极。相较常规直流,两回直流共用接地极将产生更大的地电位抬升,一回直流入地电流通过共用的接地极经接地极线路分流至另一回可能对控制保护造成不利影响,再考虑到接地极的设计容量等因素,不允许接地极电流过大,需对其进行限制,因此牛从直流在双回协调控制系统中首次应用了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

1 牛从直流接地极设计方案

牛从直流额定输电容量为2×3 200MW,额定直流电压为±500kV,额定电流为3 200A;最大短时电流为3 552A。送端牛寨换流站接地极极址为巡龙极址,极址距离换流站约为126km,接地极电阻值为0.095Ω;受端从西换流站接地极极址为新村极址,极址距离换流站约为146km,接地极电阻值为0.181 5Ω。

按照工程建设情况及系统运行要求,接地极设计原则见表1。按照错时共用设计,接地极热稳定按照3 552A电流设计,校核跨步电压按照6 720A考虑。

从以上接地极设计参数可看出,接地极可满足单极大地回线方式下额定电流、1.1倍过负荷下运行2h以及两个同极性单极大地回线方式运行3s的要求。但当出现两个同极性单极大地回线方式运行时,最大持续电流可达6 400A,超出了接地极热稳定范围,因此需对同极性单极大地回线方式加以控制,并对接地极电流进行限制。

2 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的实现方式

两回直流测量的接地极电流均送至本回功能模块,相加后即得全站的总接地极电流,因此需要对总接地极电流进行监视,防止该值过大。如图1所示,将I回Idee1+Idee2=IdE1作为I回的入地电流,将II回Idee1+Idee2=IdE2作为II回的入地电流,IdE1+IdE2=IdE则为牛从直流的接地极总入地电流。系统监视到总电流达到报警定值时将发出报警,同时功率回降功能投入,可在界面进行功能投退及定值整定,如监视到总电流定值后,将发出功率回降命令。

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设置两段定值:IREF1为程序固定设置,默认功能投入,取4 610A;IREF2可手动投退并设置大小,当手动退出接地极限制功能或工作站输入值大于3 903A时取3 903A,当手动投入接地极限制功能且输入值小于3 903A时即为输入值,输入值实际均设定小于3 903A。

图2为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逻辑图。当牛从直流双回四极中任意一极出现GR方式运行,且接地极总入地电流大于一段定值IREF1时,延时0.3s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一段动作。当牛从直流双回四极出现同极性GR(I回极1与II回极1同时GR,或I回极2与II回极2同时GR)运行且接地极总入地电流大于二段定值IREF2时,延时3.2s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二段动作。

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后,若检测到本回存在GR运行极,则向本回发接地极电流限制指令并回降功率,否则本回不进行限制。

3 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1)单极闭锁或三极闭锁时,接地极限制功能不能正常动作。牛从直流受端接地极严重影响西气东输二线天然气管网的安全,根据相关要求,牛从直流应投入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并严格控制入地电流在1 200A以下。但是从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逻辑可知,其至少存在以下两点缺陷:

一是一段定值为程序固定设置,不能根据需要自行投退或整定大小。

二是逻辑中只要有极在GR方式运行且入地电流达到一段定值,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一段就动作,而二段动作的条件是两个同极性GR方式运行且入地电流达到二段定值。如果将二段定值设定为1 200A,那么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1)单极闭锁,闭锁极所在回转为单极大地回线方式运行,因入地电流大于1 200A而小于4 642A(即小于一段定值),且未出现同极性运行导致二段也无法满足要求,故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将无法动作。即使入地电流大于4 642A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一段动作,动作后也无法限制入地电流在1 200A以下。(2)一回双极闭锁、两回异名极闭锁或四极同时闭锁,不会产生入地电流。(3)双回同极性闭锁,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二段将正常动作。(4)三极闭锁,仅单极运行,类似第一种情况。显然第一种和第四种情况不满足要求。

为满足对入地电流控制的要求,并更符合实际运行需求,可对程序进行优化,开放一段功能投退及定值整定,并将图2中的两个与门改为或门,优化后的逻辑如图3所示。

优化后,一、二段定值均可进行功能投退和大小整定,且二段不再受同极性GR运行的限制,只要任意极在GR方式运行且入地电流达到二段定值即可动作,避免了上述单极或三极闭锁工况下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无法动作的情况。

(2)一回出现单极大地回线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后,即使另一回双极运行且不会产生接地极电流,也会因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而降功率,造成“误伤”。这是因为根据双回功率协调控制原理,如果两回处于双回功率控制模式,单极大地回线运行回因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将功率降至电流定值以下,损失的功率将转移至双极运行回,此时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返回,双回功率控制将再次进行功率分配,单极大地回线运行回功率将上升,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再次动作,如此重复之前的过程,从而出现功率下降、上升的振荡现象。因此在双回功率控制模式下,为了避免双极运行回的功率转移至另一回单极大地回线极出现功率振荡现象,将被迫对双极运行回进行降功率,加上单极大地回线极的功率限制,系统将有较大的功率损失,至少双极运行回所降的功率是不愿意出现的损失。这也说明双回功率协调控制功能与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之处,为限制接地极电流在要求范围内并避免功率振荡,将不得不牺牲部分双回功率协调控制的功能并损失部分负荷。

(3)在一回单极金属回线运行、另一回双极运行情况下,若双极运行回一极闭锁且剩余极处于双回功率控制模式,则剩余大地回线极将发生功率振荡。图4为RTDS仿真试验模拟的功率振荡情况。运行方式为I回双极运行、II回极1单极金属回线运行,两回均处于双回功率控制模式,总功率为4 400MW,接地极电流限制定值为1 200A,回I极1故障闭锁。从波形图可知,I回发生功率振荡,II回未收到接地极电流限制指令,最后长期在1.2倍过负荷情况下运行。

分析接地极电流限制逻辑可知,当其中一回在金属回线方式下运行时,即使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也不会向本回发接地极电流限制指令,只有当该回存在大地回线运行极时才会向本回发限制指令。因此在某些特定工况(如I回双极运行、II回单极金属回线运行)下,若I回一极闭锁,且剩余极处于双回功率控制模式时,则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后将限制指令发送给I回;而II回因为处于单极金属回线运行,无法收到限制指令进行功率限制处理,所以当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通过降I回的运行极功率使接地极电流降至限制值以下后,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返回;由于两回处于双回功率控制模式,双回功率控制将进行功率分配,于是I回的运行极功率开始上升,当超过接地极电流限制定值时,引起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再次动作,如此重复之前的过程,从而出现功率振荡现象。

为解决该问题,可对双回接收接地极电流指令的逻辑进行优化。在原有大地回线接收接地极电流指令基础上,增加金属回线接收接地极电流指令逻辑,当两回同时收到接地极电流指令后修正双回功率参考值,以消除单极大地运行回的功率振荡。

优化后的接地极电流限制指令发出逻辑如下:(1)当本回的两极中存在大地回线运行极时,接地极电流指令功能动作后向该回发出限制指令(原逻辑);(2)当(本回为金属回线运行)∩(本回处于双回功率控制∪对回的两极中存在处于双回功率控制的大地回线运行极)时,也向该回发出限制指令(新增逻辑)。优化后的逻辑示意如图5所示。

由程序优化后的RTDS仿真试验波形(如图6所示)可知,优化后避免了“一回金属回线另一回双极运行方式下,双极回一极闭锁后,剩余双回功率控制极的功率振荡”,且未影响其它控制模式、运行状态下的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牛从直流双回功率协调控制功能与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之处,为限制接地极电流在要求范围内并避免功率振荡,将不得不牺牲部分双回功率协调控制的功能并损失部分负荷,因此可进行以下程序优化。

(1)将原来的“只有同极性单极大地回线方式且达到定值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II段才动作”修改为“只要出现单极大地回线方式且达到定值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II段就可动作”,同时开放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I、II段定值的投退和大小整定功能。

(2)在原有大地回线接收接地极电流指令基础上,增加金属回线接收接地极电流指令逻辑,当两回同时收到接地极电流指令后修正双回功率参考值,以消除功率振荡。

另外,为避免接地极电流限制功能动作后使双极运行回或单极金属回线运行回限功率造成较大功率损失,牛从直流可根据需要退出“双回功率”模式,设定为“双极功率”模式。

参考文献

[1]赵婉君.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技术[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

[2]董红,王建武,刘艳华.牛从直流共用接地极对直流主回路及控制保护影响研究[R].广州: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2011

[3]孟晓波,廖永,李锐海.牛从直流从化接地极入地电流对西气东输二线管道的影响分析[R].广州: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2014

逻辑功能设计 篇7

关键词：二进制译码器,Multisim,字组产生器,逻辑分析仪

二进制译码器是具有译码功能的组合逻辑器件[1,2,3],当控制端使译码器处于工作状态时,能将地址输入端输入的二进制代码翻译成相应的十进制数,使多个输出端中相应的一个输出端有信号输出。

常规的硬件实验测试二进制译码器逻辑功能的方法是,将二进制译码器的控制端、地址输入端分别接逻辑电平开关,改变逻辑电平开关为逻辑1,逻辑0,观测输出函数的逻辑状态。存在的问题是译码关系不直观。

用Multisim仿真软件[2,3,4,5,6,7,8,9,10]对二进制译码器的工作过程波形进行仿真分析,用虚拟仪器中字组产生器[4,5,6]作实验中的信号源产生所需的各个输入变量信号,以及用逻辑分析仪[4,5,6]显示输入变量信号、输出函数信号波形,可直观描述二进制译码器的工作过程及译码关系。

1 二进制译码器工作过程Multisim仿真实验方法

(1)创建电路

确定字组产生器产生二进制译码器所需的各个控制输入变量、地址输入变量信号,逻辑分析仪所显示的控制输入变量、地址输入变量信号及输出函数信号。将二进制译码器的控制输入端、地址输入端接字组产生器,以及将二进制译码器的控制输入端、地址输入端及输出端接逻辑分析仪。

二进制译码从Multisim的TTL数字IC库中找出,字组产生器、逻辑分析仪从虚拟仪器库中找出[4,5,6]。

(2)设置字组产生器

确定反映二进制译码控制输入端、地址输入端不同输入情况下字组产生器各个字的内容及地址;在字组产生器中输入字组末地址,以及依次输入各字组数据,并进行字组信号设置[4,5,6]。

(3)仿真运行分析

进行实验仿真,分析仿真实验结果。

2 二进制译码器工作过程的Multisim仿真实验举例

以低电平输出有效的双2-4线二进制译码器74LS139作为仿真实验器件,使用其中一个译码器。

74LS139的逻辑功能为[1,2,3]:

当控制输入端时,处于译码工作状态,各输出函数的逻辑表达式为:

当控制输入端时,二进制译码器处于不工作状态,各输出函数均为1,即:

由式(1)～式(5)可得表1所示的功能表。

(1)仿真实验电路创建

构建仿真实验电路如图1所示。字组产生器产生二进制译码器的控制输入变量及A1,A0地址输入变量,逻辑分析仪显示二进制译码器的控制输入变量、A1,A0地址输入变量及的输出信号波形。

(2)字组产生器输出字组的设计

字组内容反映二进制译码器不同输入端的输入情况。输入波形设计、字组内容及地址如图2所示。在字组产生器Address区块的Final字段输入字组数据的末地址0007,在Edit区块以16进制(Hex字段)依次输入各字数据1,5,3,7,0,4,2,6,以完成所有字信号的设置,如图3所示。

(3)仿真运行分析

逻辑分析仪显示的波形如图4所示。

图4中,“3”为S控制输入变量的波形;“4”为A1地址输入变量的波形;“11”为A0地址输入变量的波形;“16”为输出信号的波形;“17”为输出信号的波形;“18”为输出信号的波形;“19”为输出信号的波形。

由图4可知,当控制输入端时,无论A1,A0地址的输入如何,二进制译码器中各输出函数均为1,处于不工作状态;当控制输入端时,二进制译码器的各输出函数与A1,A0地址有关,如:

A1A0=00时,仅输出函数,实现对00译码;

A1A0=01时,仅输出函数,实现对01译码;

A1A0=10时,仅输出函数,实现对10译码;

A1A0=11时,仅输出函数,实现对11译码。

仿真实验结果与给定的逻辑功能一致。

3 结语

由于无法对数据选择器的工作波形进行硬件实验验证(现有的信号发生器不能产生多路同步信号,现有的示波器多为双踪示波器无法同时观测多路波形),所以采用Multisim软件仿真解决了这一问题,所述方法具有实际应用意义[9,10]。该方法亦可用于3-8线二进制译码器及二-十进制译码器逻辑功能的仿真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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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任骏原.电子技术课程CAI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9,31(4):99-100.

逻辑功能设计 篇8

继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2014年底广东、天津和福建三地自贸试验区相继获批,自贸试验区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功能日益增加,改革成效逐步显现。目前,学术界对我国自贸试验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自贸区的定位、[1]功能、[2]影响[3]和发展前景[4]等方面,并且以上海自贸试验区相关研究为主。这些研究往往将中国自贸试验区视为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园区,这显然与现实的情况并不相符。部分学者虽然意识到中国自贸试验区不同于一般自由贸易区,更非新一轮具有政策优惠的开发区,但对其本质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其真实内涵、建设背景与内在逻辑缺乏系统的梳理。有鉴于此,本文重点对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本质与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并试图揭示自贸试验区推进过程中的内在逻辑、面临问题与发展趋势。

二、深刻理解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内涵

国际上“自由贸易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FTA),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行政独立的经济体之间通过达成协议,相互取消进口关税以及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而形成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5]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另一种是一国之内的自由贸易园区(FTZ),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管辖的地域内划出一定非关境的地理范围,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以吸引外商从事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鼓励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贸易,繁荣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5]与这种意义下的自由贸易区概念相似的还有自由港、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例如阿联酋迪拜港自由港区、德国汉堡港自由港区、美国纽约港自贸区、荷兰阿姆斯特丹港自贸区。FTA作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形式,其自由贸易规则是由多个国家共同制定的;FTZ则是处于一个国家之内的“境内关外”区域,其自由贸易规则是由一国在自己的领域独立制定的。虽然区域范围有所不同,但从其根本特征来看,都主要是针对货物贸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降低或免征关税。

中国自贸试验区显然不属于FTA。与此同时,从目前已经出台的四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来看,中国自贸试验区也不属于国际上公认的FTZ,因为其核心并不是货物贸易,而是制度创新,包含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行政法治化等综合性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大多数在国际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中都很难找到,国外的自由贸易园区也很少会被赋予这么多的目标和功能,因此通常的自由贸易园区概念不能准确涵盖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意图。

那么如何定义中国自贸试验区?有学者从服务贸易角度认为,虽然中国自贸试验区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兼有的自贸区,但服务贸易占比更大,因为从广义的贸易理解,自贸试验区准备大力发展的金融、保险、航运、物流等都属于服务业,所以可以称之为“国际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6]也有学者从改革的角度认为,自贸试验区只是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并非原有政策体系的延续,而是具有中国经济系统性改革意义的试验区,是一个崭新的示范区,“系统性改革试验区”比自由贸易园区的定位更准确。[7]

应该说,以上两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某些特征,但并不全面,实际上中国自贸试验区是兼顾“开放升级”和“体制改革”功能的系统试验区。一方面,中国建立自贸试验区不仅是为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更是为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一次对外开放的全面升级,主要解决的是完善服务业开放的深层次问题,[8]其目的是将以前禁止或限制的投资贸易领域逐步开放,其主要功能是为中国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自贸区试验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根本性制度改革。有学者曾将中国园区改革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如深圳特区的改革是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探索经验;二是基于政策优惠的改革,如各地争相设置的开放区、示范区都是为获得中央或者省市政府的优惠政策;三是基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改革,如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新区的设立是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9]目前第二类和第三类改革已经较多,但第一类改革还比较缺乏。事实上,自贸区试验的定位就是第一类改革,其改革意义将是全局性的。现有四个自贸试验区均强调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都肩负着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机制探索新路径的使命战略需要。

综上所述,建立中国自贸试验区不仅是经济对外开放全面升级的重要载体,而且是传统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它实际上承担着“开放升级”和“体制改革”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通过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和发展,实现服务业和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进而促进整个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二是通过区内的改革实践,建立一个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相接轨的行政管理体系,为全国整体融入世界经贸新规则提供压力测试。因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是学习借鉴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进一步提升国内经济开放度,致力于建立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新体系的“国家开放改革试验区”。

三、建设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背景与意义

建立承载着开放升级与体制改革双重功能的自贸试验区,既有外部不断变化的条件和压力,也有经济发展催生的改革需求,还有政府经济管理体制转变的需要,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战略意义。

(一)外部环境的压力驱使

从国际大环境看,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重点推动的国际间货物贸易自由已经无法满足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只有开放投资、服务业等领域才能实现真正的贸易自由。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加速推进跨太平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10]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也在加快进行,其重点在于投资和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其目的在于建立更高标准的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目前,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TPP谈判,覆盖全球GDP的50%。同时,21个世贸组织成员启动了TISA谈判,内容覆盖全部服务业,大多数谈判参与方在金融、航运、旅游、电子商务等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11]总之,一旦这些投资贸易新协议形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极有可能重新构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载体,借以制定新的世界经济规则。

目前我国在投资贸易新协议的谈判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个别发达国家的阻扰,加之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金融、证券、保险、法律服务等服务行业仍保留了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新一轮经贸规则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国际间自由贸易体系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一旦这些贸易协定达成将会对区外经济体构成更高的壁垒,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这也意味着中国贸易、投资等将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面对世界贸易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加速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具有战略意义。以建设上海等地自贸试验区为契机进行压力测试,推动中国与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接轨,有利于为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历史性的准备,把握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保障中国全球化利益。目前,上海等地自贸试验区推出的负面清单,内容就是针对TTP、TTIP和TISA的谈判内容进行的测试。

(二)内部环境的迫切需求

中国改革最基本的经验是以开放为改革提供压力,以开放倒逼改革。建立自贸试验区,一方面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加入WTO的制度红利以及廉价劳动力的资源红利正在不断消失,在国际需求疲弱及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的局面下,传统的货物贸易模式的缺点也逐渐暴露,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逐渐下降,亟需通过大力发展投资服务贸易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据统计,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国,但服务业占总GDP的比重不到50%,与发达国家的85%以上相比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另一方面是国内政府经济管理体制转变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实行的是以事前审批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以审批制为主的管理方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主体比较单一、开放程度较低的特殊条件下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较高、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重审批轻监管的治理模式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导致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调控效率低下,也导致政府治理缺乏透明度,间接诱发寻租和腐败,进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12]

虽然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已经暴露诸多问题,但是已经形成某种路径依赖,亟需通过外界的压力来推动自身改革。通过自贸试验区战略的推进构建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环境,实现政府职能由传统的强调事前审批向强调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对经济活动的管理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这将是未来政府管理的必然趋势,也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治理理念。

四、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内在逻辑:以四个自贸试验区为例

作为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任务,自贸试验区建设在国家层面有着系统的顶层设计,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有着明确的试验目标、行动策略、路径选择和发展预测,是主动适应国际规则转变的战略举措。

(一)试验目标

从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背景来看,其改革初衷是通过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扩大服务业等领域对外开放,实现国内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体系相对接,因此四个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都强调服务国家战略,为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累新经验,这个国家战略本质上就是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新机制。[13]在总体目标下,各个自贸试验区也根据各自的特色分别承担不同的试验目标: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则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见表1)。

(二)行动策略

作为一项全新的改革试验,遵循着渐进式改革范式,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面,既能防范风险,又能达到改革目标。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之初,国家便选择最具基础和条件的上海作为试点,并且出于风险的考虑,仅选择上海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进行试验。经过一年多的试验,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仍然面临很多制约,未能充分实现国家的战略使命。于是,2014年底,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贸试验区。

由表1可以发现,目前四个自贸试验区区域面积相近,都在120平方公里左右,并且都包含三个以上片区,实施范围已经突破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界限,更加有利于高端服务业的开放和发展。虽然各个自贸试验区面积有限,但均有各自的辐射区域。上海自贸试验区辐射长三角区域,广东自贸试验区辐射珠三角经济群,天津自贸试验区辐射京津冀区域,福建自贸试验区则面向海峡西岸经济区。

(三)路径选择

从路径选择上看,不同于以往开发区的政策优惠模式,自贸试验区推进的着力点是以根本性变革为重点的“制度创新”。按照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定位,这种制度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等,积极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制度环境;二是基于“开放升级”的制度创新,基本实现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金融服务和区域合作发展全覆盖,逐步放开以前禁止或限制开放的领域,对接国际投资贸易新协定。在具体改革举措上,各个自贸试验区各有侧重,根据自身特色充实新的试验内容。

(四)发展前景

从长远发展来看,自贸试验区试点的各项“制度创新”将逐步在全国推广,将成为一种“新常态”。[14]而随着自贸试验区试点范围逐步扩展到全国,其“制度创新高地”的优势也将逐渐减弱,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构建,最终全国的政策、做法将逐渐趋同,这也就意味着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接轨的目标基本实现。

五、建设自贸试验区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虽然目前自贸试验区战略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与预期的目标还有差距,存在一些问题。

(一)部分区域功能定位相互重叠

现有的四个自贸试验区在改革的主要任务方面存在重点与主线不突出的问题,[15]导致各个自贸试验区之间的功能区分不够明显,不同自贸试验区的定位相互重叠,没有完全做到协同发展。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陆家嘴金融片区与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两者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同一自贸试验区内部不同片区在功能上也存在一定的重叠,例如,上海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港保税区都开展国际航运服务,这可能导致区域内的竞争,一旦形成恶性竞争,将不利于自贸试验区整体的发展。

(二)对外开放功能受限制

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在于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初期,改革试验的区域范围局限于海关特殊监管区,试验任务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自贸试验区数量增加和上海扩区后,虽然对外开放很大一部分功能在自贸试验区中均有所体现,但都不能完全到位。[16]以负面清单为例,2013版负面清单公布的190项管理措施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大部分限制性条件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下称《指导目录》)的“翻版”。2014版的负面清单依旧存在许多问题,没有突破《指导目录》限制,[17]2015年负面清单虽然进一步缩减,但总体上仍然局限于六大领域,并没有完全放开。金融国际化是中国自贸试验区的一大亮点,但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等金融创新举措“欲行又止”。

表1 四个自贸试验区基本情况表

(三)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尚未建立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要求政府加快转变管理方式,由注重事前审批管理转变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可以说,这种转变是对政府管理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一种革命。在事中事后监管中,既要避免多重监管,也不能出现监管遗漏,尤其是金融业开放一旦失控,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因此,既要充分放开,又要监管到位,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边界,这就要求监管者对高风险市场秩序的监管有深刻的理解。上海市已提出了构建事中事后监管的基本体制,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然而,由于这些制度仅仅属于基本制度框架,并且制度的完善需要一定时间,因而在完善监管细节、注意防范风险[17]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法律支撑有待加强

我国已有的国际贸易法在金融和服务业方面还很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8]目前各地自贸试验区的施行都是以暂停相关法律的形式进行,没有出台统一的自贸试验区条例,这对外资而言缺乏稳定性、公开性和透明性,外资的引进可能会受到限制。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注册公司中内资企业占90%。根据实地调研,很多外资企业普遍认为,不确定的事在中国不能做,要有法律保障,而自贸试验区条例还没实施。[19]同时,部分研究指出,由于中国实行大陆法系,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法律适用更多采用英美法系,一旦自贸试验区内发生法律纠纷如何解决、上诉法院如何定位等,也是亟待解决的法律框架问题。[8]此外,在事前审批放开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尚需相关法律法规跟进,否则,许多改革举措将停留在口头上。

六、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虽然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正处于探索试验阶段,但自贸试验区所代表的开放和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一)形成多个自贸试验区互补竞争的格局

从“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出发,结合各地优势与国家需要,在现有自贸试验区试点的基础上,适时增设若干个自贸试验区,在不同区域、不同领域进行压力测试是必要的。其中,在进行顶层设计时,一方面,应当强调自贸试验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与政策优惠的开发区模式相区分,以避免制造区域间新的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各自贸试验区的差异化功能定位,在进行功能规划时,既要避免功能重叠和恶性竞争,又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分工合作中分担改革压力,完成国家战略使命。[20]

(二)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多的改革试验政策

既然中国自贸试验区是兼顾“开放升级”和“体制改革”功能的系统试验区,国家有关部委就应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大胆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多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政策。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初期,一些部委的开放改革的配套政策及措施还未到位,上海方面只能被动等待。在新增三家自贸试验区后,相信地方省市在自贸试验区试行政策的争取上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模式

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模式的建立和完善。下一步,中国自贸试验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健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借助统一的网络信息平台创新和升级监督手段,加强部门间的联合监管和信息共享,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实现依法高效监管,逐步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体系。

七、结语

建立中国自贸试验区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新规则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自贸试验区,而被赋予“开放升级”和“体制改革”的双重功能,既承担着为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新路径的使命,也肩负着以开放倒逼改革,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体系的重任。

自贸试验区战略的推进既是为了应对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压力,也是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需求,更是传统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在推进过程中应遵循渐进式改革的总体思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面,逐步推进。从长远来看,随着自贸试验区经验逐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乃至全国,自贸试验区的使命也将完成。但在目前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功能定位不明晰、开放措施力度不大、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是下一阶段自贸试验区的研究重点。

摘要：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自贸试验区被赋予“开放升级”和“体制改革”双重功能:一是在服务业和投资领域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二是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全国整体融入世界经贸新规则提供压力测试。这种功能定位既有国际背景的压力驱使,也有国内环境的迫切需求,并且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具有明确的试验目标、行动策略、路径选择和发展前景。虽然在推进过程中面临一些制约,但未来发展趋势不可阻挡。目前自贸试验区主要面临部分区域功能定位相互重叠、对外开放功能受限制、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尚未建立、法律支撑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从优化竞合格局、赋予更多实验政策和健全监管体系等方面入手加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