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定解除适用分析

合同法定解除适用分析（精选6篇）

合同法定解除适用分析 篇1

一、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概述

对于保险合同来说,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 就是合同解除后对解除前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 即实质上就是溯及力的问题。溯及力主要体现在保险费的返还和保险金的返还上。如果保险合同的解除具有溯及力, 那么在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之后, 保险人应当返还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同样地, 投保人也应当返还保险人已给付给其的保险金。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后是否具有溯及力,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 保险合同的解除应当是没有溯及力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理由是合同法理论。合同法规定, 对于继续性的合同, 原则上应当无溯及力, 原因在于继续性合同已经进行的使用或收益不具有返还性, 而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 因此保险合同解除后, 是没有溯及力的。[1]

肯定说则认为, 保险合同解除后应当是有溯及力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保险合同虽然是继续性合同, 但是它和其他的继续性合同在性质上是明显不同的。对于保险合同, 合同解除后溯及力的有无主要涉及的是保险金与保险费的返还问题, 保险金与保险费不仅仅是可以返还的, 而且, 如果不返还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是极大的不公平, 也无法保障保险业的正常健康发展。[2]折中说赞同现行保险法的规定,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当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 比如认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是否应当具有溯及力, 应当区分是违约责任还是非违约责任等等。

二、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法理学依据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立法者建立法律制度, 总是通过预设违反该制度的法律效果, 从而对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进行规制。法律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般的行为模式, 使社会秩序能够得到维护。但是一旦行为人违反了法律为其设置的行为模式, 违背了社会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时, 法律会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与矫正, 而这种管制与矫正也正好符合正义的要求。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的设置, 是保险法通过预设当事人违反保险法所规定的义务或者是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时, 对保险合同解除后的利益进行分配, 以矫正因投保人违反合同义务或者是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导致的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失衡, 实现对保险法律关系的规制与维护, 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定解除制度的设置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是行为模式, 一是法律效果。其中, 法律效果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法律效果设置的科学与否, 将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功能的实现与否。法律效果规定地科学, 将不仅仅可以矫正并且恢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期待的利益格局, 而且可以实现对利益的再次分配, 完成对公平的第二次分配。同时, 也可以对违反义务一方的投保人进行警戒和惩罚, 使其在预想违约之前考虑到违约的后果, 从而对其行为有一定的规制。

具体来说,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剥夺所得的利益和进行惩罚。从剥夺所得的利益来说, 剥夺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全部利益, 换句话说, 就是保险人既不用承担保险责任, 也不用退还保险费用, 而且对于已支付给投保人的保险金, 保险人也有权利要求返还。此设计是具有合理性的, 原因在于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过错的行为中获得利益, 否则, 将严重的损害社会公平与正义。进一步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说, 由于投保人没有履行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导致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所预期的利益没有实现, 那么由违反合同义务的投保人进行承担这种不利后果, 也是合情合理, 符合公平正义, 也是最有效率的公平。从进行惩罚来说, 对投保人进行惩罚, 就是对投保人的违约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应当足够的严厉, 从而实现对违约方违约的阻止的客观效果。

三、关于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完善建议及理由

现行的《保险法》就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后的法律效果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而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应当看到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即在加强灵活解释能力的同时也丧失了法律确定性的特征, 这实在是得不偿失。

本文认为, 我国的保险法应当确立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一体溯及力, 即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应当具有溯及力, 但是同时也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非人寿保险 ( 即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具有典型的补偿被保险人损害的功能, 因为投保人的过错而导致保险合同解除的, 保险人可以不返还投保人保险费。保险人不返还投保人的保险费, 是作为对违约投保人的警戒和“惩罚”, 并不是否认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有溯及力。对于人寿保险中的人寿险, 理论上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应当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 这是因为人的年龄越大, 死亡率越大, 保险人承保的风险也就越大, 因此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应当与被保险人的年龄增长呈正比。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人的收入与人的年龄的增长成反比, 即人的年龄越大, 人的收入能力越低。此时为了解决人的收入能力、保险费用、承保的风险三者之间的矛盾, 保险人就采取了均衡保险费用的方式去计算保险费用, 即将整个保险期间应当缴纳的总保险费用, 平均地分配到各个保险期间, 这就使得每一期的保险费用都是一样的, 从而也就避免了人在年老、低收入的时候缴纳更多的保险费用。这样, 在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用高于保险人实际的保险成本的时候, 对于那“高出保险成本的”部分费用就“存”了起来, 具有了储蓄的性质, 对于此部分费用和其产生的利息,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寿险保单的责任准备金, 投保人对此责任准备金是享有权利的。在保险合同生效的期间, 由于某种原因被解除或者是被终止时, 保险人应当从保险责任准备金中去除退保手续费用, 剩余的退还给投保人。此时保险合同的解除也是具有溯及力的。

第二、保险人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解除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仍然是有权利收取从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时期间的保险费, 这也是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的体现。这是因为,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 所以保险合同解除之后应当恢复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根据“危险承担说”, 保险人的义务并不是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 而是在整个保险期间都有保险义务。保险人对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危险承担, 也是免除了投保人很大的经济忧虑和精神忧虑, 此与投保人给付的保险费具有对价性, 同时也符合利益平衡的原则, 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此外,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即恢复原状, 可以有多种的方式来实现。不仅仅包括返还原物这种最基本的状态, 而且也包括给付以替代物返还或者是作对等的补偿等其他方式。所以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保险合同解除的, 法律效果仍然是有溯及力的,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解除之前所承担的危险责任, 通过收取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来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参考文献

[1]姜南.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2 (1) :90-92.

[2]方芳.保险合同解除权的时效与溯及力[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6) :42-47.

[3]仇春涓.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溯及力问题[J].职业学院学报, 2012 (4) :5-8.

[4]赵俊俊.我国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的反思[J].现代商业, 2013:56-70.

[5]樊启荣.论保险合同的解除与溯及力[J].保险研究法律, 2013 (8) :39-42.

合同法定解除适用分析 篇2

关键词：法定退休年龄；劳务关系；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本案是发生在四川省的一个真实案件：韦某某于2012年1月1日与劳务派遣单位人才开发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被派往用工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从事邮件投递工作，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是2019年12月31日。2014年3月24日原告韦某某年满60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于2015年4月3日通知韦某某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能再上班了，社保买不进去了，要求终止与韦某某的劳动关系。2015年6月11日韦某某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38016.72元。2015年6月18日仲裁委以韦某某的仲裁申请书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但韦某某不服，向成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成华区法院与2015年10月13日出具民事判决书驳回韦某某的诉讼请求。其不服，又于2016年1月22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6年3月2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作者作为人才开发公司的代理人，全程参与了本案的审理。

本案双方最大的分歧莫过于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与其建立的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劳动者以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否于法有据。

本案在诉讼阶段时，韦某某坚持其提出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是有法理依据的。理由如下：首先，其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其在2014年就年满60岁了，但仍然在邮局工作，邮局未提出任何异议，说明二者的劳动关系仍然延续，故因其年龄问题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47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其次，韦某某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劳动者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这两个条件应当同时满足，劳动合同才能终止。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只有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费15年以上，劳动者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其认为因退休而终止劳动关系应当满足三个要件：①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②劳动者连续缴纳养老保险15年以上；③劳动者開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因其社保未缴够15年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故不能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与其终止劳动合同，如单位要求与其解除劳动关系，须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人在法庭审理阶段的答辩意见为：人才中心与韦某某在其年满60岁至2015年3月期间建立的是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八条指出用人单位招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故已满60岁的韦某某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单位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韦某某以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为由，要求人才中心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基本养老保险与经济补偿金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韦某某从与人才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开始，人才中心均为其缴纳了相应的社保金额，人才中心不存在未交或漏缴的情况，韦某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仍然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因其在进入人才中心工作前没有购买社保所致，人才中心对原告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没有任何过错。本人的答辩意见悉数得到成华区人民法院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一审和终审裁决均判决驳回韦某某的诉讼请求。

终上所述：作者认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合同终止。此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自动变更为劳务关系。故此后解除劳务关系不能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七种情形并没有包含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的情况。因此不能对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情形进行扩大解释。

劳动者以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基本养老保险与经济补偿金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只有用人单位在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据此解除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情形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如果用人单位已经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由于劳动者参加工作年限短或者其他原因致使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保险没有连续缴纳2015年，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不需要在终止劳动合同时支付经济补偿金。

参考文献：

[1]滕威，陈艾健.《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之性质》，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5期

[2]林琪，吴昌健.攀枝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网.

作者简介：

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后果分析 篇3

关键词：合同解除,法定解除,法律后果

一、合同法定解除概念概述

(一) 合同法定解除的概念

法定解除所指的即为在合同正式成立以后, 履行义务尚未正式完毕以前, 合同当事人中的任意一方通过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方式来终止合同的行为。合同法定解除达到了法律中合同解除的规定条件, 因此合同当事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达成后, 解除权人就可以在不征求其他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来直接行使解除权。

(二) 根本违约的概念

合同法定解除的存在意义就是对合同违约行为出现后进行最优化管理。在合同履行期间, 如果任意一方发生了违约行为, 那么另一方则可以获得解除合同的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违约行为的发生就意味着合同的解除。事实上, 在很多情况中, 合同解除会对非违约一方带来较大的利益损失, 如果非违约方并不要求解除合同, 那么仍然需要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除此之外, 如果在合同违约行为出现后便立即解除合同, 那么也违背了我国鼓励交易的目的, 在无形当中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为了能够充分的保护好非违约方的合法权益, 合同的解除需要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来决定执行。合同解除所关系到的是国家合同制度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如果合同被解除, 那么就代表着所有同该合同相关的债务关系也一同消失, 为此在指定有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法律法规时, 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对解除权的行使制定出严格的限制规定。

二、合同法定解除的原因

我国现有的合同法已经针对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与限制, 而合同法定解除的原因与执行条件则同合同解除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能够确保合同双方都可以肩负起应有的法律责任, 我国的法律同样也对合同法定解除的流程与步骤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从根本上维护了合同法的严肃性。其中, 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主要包括如下的四个方面:不可抗因素、严重违约、债务延期以及影响合同目的。

首先, 不可抗因素包括自然灾害以及不可预测的社会事件等, 当合同履行受到这些不可抗因素的影响后, 合同双方可以结合自身所遭遇的实际情况行使解除权利。

其次, 在合同履行期间如果一方当事人出现了严重的违约行为, 拒绝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那么利益受损方则可以行使解除权利。

再次, 在合同履行期间, 一方当事人出现了情节严重的债务迟延行为, 另一方当事人则可以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利, 如果合同双方均处于申诉期, 那么则可以将债务延期条件排除在外。

最后, 如果合同法定解除行为有利于违约方, 那么利益受害方则可以申请合同解除延期执行、瑕疵执行以及拒绝执行, 以此来保证合同受损方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侵害。

三、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后果分析

(一) 合同法定解除同损害赔偿

合同法定解除所能够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现在损害赔偿上, 由于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中所涉及到的损害赔偿具有着较强的关联性, 因此可以根据具体的执行情况来酌情处理。通常情况下, 合同法定解除的后果表现为两种形式, 其一是选择执行, 合同利益受损方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来依法行使解除权利, 并且要求获得一定数量的赔偿, 而合同受损方则可以依法选择恢复原状;其二为兼容执行。截止到目前为止, 兼容执行的合同依法解除案例在国内比较少见, 而在法国等国家已经正式通过了有关于兼容执行的法律法规。简单一些解释, 兼容执行所指的即为根据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诉求, 在依法执行合同法定解除的基础之上落实损害赔偿。

(二) 合同法定解除的赔偿范围

合同法定解除的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了诚信赔偿、附加损害赔偿以及利益损失赔偿等几个主要方面。

1. 诚信赔偿。

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 有效的合同关系受到了法律保护, 具有法律效力, 在符合法律规定范围内所产生的利益损失则应当给予赔偿。诚信赔偿所针对的是合同受损方的潜在利益, 由于合同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对于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因此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 进行适当的诚信赔偿。

2. 附加损害赔偿。

附加损害赔偿所指的是合同受损方因合同违约而产生的连带利益损失, 合同违约方需要针对受损方的连带经营损失给予适当的赔偿。

3. 利益损失赔偿。

考虑到合同受损方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当违约行为出现后, 因合同违约而产生的支出费用需要由合同违约方来承担。除此之外, 由于合同违约行为会对合同受损方的固有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上的侵害, 这些固有利益损失往往还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因此合同违约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给予受损方一定的利益补偿。

参考文献

[1]叶知年, 毕长东.论合同法定解除后损害赔偿问题[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 2014 (05) :67-73.

[2]江南, 何守穗.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3 (01) :90-92.

浅析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 篇4

虽然我国在的法律上对于投保人法定解除权做出了相关规定, 但法律操作性不足, 保险公司的实践存在着较多的立法抽象概念。因此, 笔者认为应明确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法定解除事由, 完善财产保险合同的解除制度。

二、未能够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其一, 含义: 《保险法》中的告知指的是在签订合同期间, 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保险标的或重要情况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要求保险人对危险正确进行估计, 继而明确保险费率; 同时还要求保险人并不需要对所有保险业务进行调查, 继而降低保险合同签约成本, 并普及保险活动。如果投保人并没有如实告知关于保险标的实况, 而保险人则能够解除合同。但是保险人是否能够解除合同, 则要视情况而定[1]。

其二, 法律后果。针对违法告知义务, 部分国家采用的是“无效主义”, 但是中国、日本、德国以及美国采取的是“解约主义”。中国《保险法》明确规定, 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如果投保人故意违法如实告知义务, 而保险人针对解除保险合同签所出现的各类保险事件, 并不需要承担给付保险金或赔偿等责任, 也不需要退还投保人的保险费; 而投保人因为自身过失, 而违法了如实告知医务, 一旦发生了保险事件且造成严重影响, 保险人针对解除保险合同前所出现的保险事件, 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给付保险金或赔偿责任, 而只需要退还保险费即可。

三、未能够履行安全维护义务

其一, 义务主体对象: 根据中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安全维护义务的主体对象则是被保险人。这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属于同一人并不存在任何冲突。然而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不属于同一人, 合同关系人在违法有关法定义务的情况下, 保险人具有接触合同的权力。根据保险合同的相对性基本原则, 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够享受保险合同上的有关权力, 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够履行保险合同上的有关责任。因此, 保险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但保险人自身的行为则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险合同安全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情况下, 在法律上, 保险人或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行为则被看成投保人的行为, 继而使得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2]。

其二, 履行义务的实质要求: 如果保险人违法国家相关安全、消防、劳动保护以及生产操作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以及未能够履行保险标的安全维护义务, 保险人是否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 并不能作出否定回答, 理由如下: 我国针对消防、生产操作、安全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了较多的法律规定, 一旦这些法律规定未能够纳入至保险合同中, 被保险人将无法明确这些法律规定, 合同当事人在能够清楚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及法律责任, 并不可行。

四、谎称出现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其一, 谎称出现了保险事故: 部分法律研究人员认为, 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谎称出现了保险事件, 和诚信原则不符, 主观恶意较为明显, 但是并没有违法对价平衡原则, 因此保险人并不具有合同解除权力。然而笔者认为, 对价平衡原则只能够作为部分财产合同的法定接触事由的法律执行依据, 并不能作为所有财产合同的法定接触事由的基本立法依据, 应将最大诚信原则视为我国《保险法》的立法依据, 以及明确立法解除事由的基本依据。所以, 谎称出现保险事件行为虽然没有违背对价平衡原则, 然而却和最大诚信原则相悖, 保险人应有权解除财产保险合同[3]。

其二, 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如果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而保险人则有权解除合同。如果合同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件, 虽然并不具备欺诈保险金的目的, 但是保险人还是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因为在保险立法中, 在考虑防范道德危险的基础上, 还要充分考虑到所制定的合同规定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则即公平性原则。与此同时, 合同受益者、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所制造的保险事件, 促成了保险赔偿责任的出现, 且违反了保险合同的诚信原则原则, 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五、未能够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根据中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一旦被保险人违反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在保险事故发生的过程中, 如果所发生的保险事故属于“危险增加”的范畴, 那么保险人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同时也有权解除合同, 还要求投保人增加相应的保险费[4]。

六、结语

综上, 针对我国财产保险合同法定接触事由, 应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谎称出现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安全维护义务、如实告知义务这四个反面入手, 加以完善, 确保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该履行的法定义务。

参考文献

[1]彭乾芳.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新<保险法>实践中的适用[J].上海保险, 2010, 12 (11) :332-333.

[2]何勇生.新<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合同解除权规定对寿险公司的影响[J].保险研究, 2010, 13 (11) :445-446.

[3]薛晓燕.论保险合同解除的不可抗辩原则[J].法制与社会, 2010, 10 (25) :314-315.

浅析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 篇5

一、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定解除条件

有关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 我国《合同法》第94 条规定了关于合同的一般性解除条件, 即该条文中规定的不可抗力、不履行债务、迟延履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等情形均为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

在《合同法》的“租赁合同”一章中规定了租赁合同的若干情形,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也有特殊规定 (1) 。关于房屋租赁合同既有任意性解除权, 也有非任意性解除权。解除条件既包括出租人单方拥有的、承租人单方拥有的, 也包括双方均有的解除权。

二、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条件的问题与完善建议

在我国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条件再具体操作实务中, 仍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明确的问题。虽然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有履行合同的义务, 但在房租租赁合同中, 赋予当事人在不定期租赁合同中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 无疑给了出租人滥用出租权的机会, 承租人的住房利益得不到保障。另外, 在生产经营房租赁关系中, 出租人如果任意解除租赁合同, 会导致承租人投入的成本无法收回、营业收入损失。另一方面, 由于《合同法》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 导致实践中承租人无法主张出租人给予赔偿, 出租人坐享租房增值收益, 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房屋租赁合同中的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 产生纠纷。因此对于现行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条件以及相关法律制度, 有必要加以补充和完善。以下是笔者的观点与完善建议。

( 一) 对于出租人的解除权加以实体限制

由于上述提到的承租人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处于不利地位, 所以在解除合同时应当对出租人的解除权加以限制。在定期租赁中, 出租人并没有任意解除权, 解除合同必须有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在实践中出租人多以违约作为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但是应当在实践中明确并非承租人的所有违约行为都是出租人解除合同的理由, 如果承租人的违约属于非实质性违约 (2) , 那么出租人可以向承租人主张继续履行、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 不应当要求解除合同。只有承租人的违约构成实质性违约, 出租人才可以行使解除权。

( 二) 明确“预告期限”

虽然我国在《合同法》232 条中有所规定, 但合理期限即提前通知的期限并没有明确规定, 这样容易导致纠纷。所以笔者认为, 对“合理期限”应当加以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多是将此交予法官进行自由裁量, 这样容易导致法官判决不公正, 未给与承租人足够期限等问题。但是关于房屋租赁解除的案件情况千变万化, 直接规定出一个明确的期限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笔者主张, 规定最低期限为一个月, 这样较为灵活也明确了预告期限便于解决问题。

( 三) 认定合同解除的时间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6 条规定, 可以看出在我国采用通知解除立法模式, 兼具判决解除立法模式。由此可知在我国确定合同解除的时间分为协商解除的协商之日解除, 单方解除的通知到达之日解除, 判决解除的在判决或调解书中明确解除时间三种情况 (3) 。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之外未依法向对方提出解除合同, 但在起诉中明确提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这一情况的解除时间确定, 笔者认为应该确定为起诉状送达之日。除此之外, 关于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是否应该在判决书中作出表述以及如何表述也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应该在判决书中明确合同解除的时间更利于处理相关纠纷。

( 四) 出租人任意解除权生产经营房租赁合同的赔偿

我国的租赁合同中没有对生产经营房做出单独的规定, 更是欠缺关于其赔偿问题的相关法律。笔者认为出租方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对承租方进行赔偿, 至于赔偿范围, 应当以履行利益的损失为范围, 包括因为出租人解除合同导致的利益损失, 也包括延展租约可能会带来的利益。明确赔偿金额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以规定计算标准明确, 以及规定赔偿金的数额上限。既保护承租人的利益也降低出租人的解约成本, 以此平衡双方利益解决纠纷。

三、结语

房屋租赁合同作为继续性合同, 其解除在法律性质、解除的原因及后果方面, 既具备普通合同解除的共同点, 也有与普通合同解除不同的特点。在如今房地产经济日益发展, 房屋租赁关系随着形势不断发展变化, 为了维护房屋租赁市场的稳定, 对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条件进行分析, 在其中发现问题并加以完善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键词：房屋租赁 (rental housing) ,合同解除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解除权 (right of rescission) ,解除条件 (condition subsequent)

注释

1周孟炎.略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装修投入的处理[J].法学杂志, 2004 (5) :81.

2何为实质性违约与非实质性违约, 在各国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判断标准, 主要由法院在具体个案中进行个案认定.

合同法定解除适用分析 篇6

一、合同法定解除权的特点

合同法定解除权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当出现法律规定的条件时,当事人有权根据此解除合同,这种行为直接导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消灭。其特点是法定解除权的条件是由合同法明文规定的,当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条件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合同法定解除是基于合同中所确定的基础性的权利和义务

合同法定解除是在合同成立生效之后,在履行前或履行中出现因法定解除的原因时,当事人才可以履行其权利。如果合同还没有成立,当事人就不存在合同关系,也就不会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如果合同成立之后,合同被认定为可撤销或者无效合同时,只有根据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条款来进行,这种情形也不会涉及法定解除。合同法定解除只是基于合同中所确定的当事人基础性权利和义务的解除,这并不会影响到当事人救济性权利和义务的继续实施。比如说,合同当事人一方由于合同没能够按时履行或未按要求履行,遭受损失的一方基于法定条件可以解除合同,但这并不影响受损害一方行使救济性的权利。

2、合同法定解除的原因基于合同法中明文规定

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并不是随意的,当事人需要根据合同法中的明文规定,当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才可以据此行使解除的权利。法定解除合同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终止合同的一项权利,如果相关规定和制度设计不合理,就可能为成为一些人规避合同义务的通道。因此,法定解除权必须在合同法中明文规定,在赋予当事人法定解除权利的同时要对其严格限制,防止其随意使用这项权利。

3、合同法定解除权需要通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来实现

据我国合同法中的相关条款规定,当合作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时,如果当事人不实施解除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合同的终止。当法定的情形出现时,只有当事人实施解除的行为时,即由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这种行为不需要征得对方同意。

二、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原因

法定,即指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当一定事由发生时,一方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并不是随意的,当事人需要根据合同法中的明文规定,当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才可以据此行使解除的权利。在我国合同法中对法定解除的条件作了严格的限制,使其更加科学、合理和完善,从而可以避免合同双方当事人随意解除合同现象的出现。根据《合同法》第94 条的规定,单方当事人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情形有下列五种。

1、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不可抗力主要是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现象,比如说地震、洪涝、冰雹、战争等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突发社会事件。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只有其致使合同目的完全不能实现时,则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享有合同解除权。比如说在不动产买卖的合同中,出卖人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不动产的收益,而买受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得到不动产,在这个合同关系中,所涉及到的标的物就是不动产。但由于突发地震,致使买卖合同中所涉及到的标的物(不动产)倒塌,买卖合同的目的就不能够实现,由于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致使买卖合同不能够实现,并不是当事人任何一方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因此,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解除合同。

2、因拒绝履行主要债务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因拒绝履行主要债务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这是指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这种违约包含了明示的预期违约和默示的预期违约两种情形。所谓明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其特点主要是当事人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具体的、确定的、无条件的。所谓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合同在成立生效之后一直到合同的期限终止前,合同一方的当事人自身的行为所表现出来不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并且也不愿意提供相应的担保。我国合同法对默示预期违约的相关规定比较简单,缺乏完善的条款和判断当事人是否默示违约的标准。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当事人一方的实际行为来进行判定,如果当事人一方没有以实际行动履行合同中所规定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中止合同,并书面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必要的担保,当在合理的时间内得不到必要的担保时,当事人一方就可以行使解除的权利。

3、因迟延履行主要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债务人无正当理由,若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在债权人催告后仍未履行的,债权人便可享有合同解除权;若在合同履行期间届满,仍未履行合同主要债务,则债权人可不进行催告即享有解除权。当然,如果债务人有正当理由而不能够按期履行相应的债务时,就不会发生延迟履行的情形。比如说在不动产买卖合同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延迟履行交房义务后,若这种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那么另一方当时并不能够直接解除合同,必须对其进行催告,并且还要为延迟履行义务的一方提供一个合理的期限,只有在这个合理的履行期限终止后,延迟履行义务的一方还不能够履行时,享受解除权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在这里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延迟履行的债务不会因为延迟履行而致使合同落空,如果延迟履行债务会致使合同落空时,享受解除权的一方可以不经催告直接解除合同。

4、因迟延履行或有其他违约情形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违约形态有多种,包括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以及履行地点不符合合同约定等。债务人无正当理由,若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在债权人催告后仍未履行的,债权人便可享有合同解除权;若在合同履行期间届满,仍未履行合同主要债务,在此情况下,债权人可不经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这一规定赋予了非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的权利。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在许多情形下,合同解除对非违约一方并非都是有利的,且非违约方也不是原因解除合同的,如果对违约的相关情形不在《合同法》中进行明文规定,对非违约方行使其权利可能不利。

5、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情形

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当以上情形都没有出现,而法律规定其他情形合同也应该解除时,合同就解除。这实际为将来法律的发展留足了空间,同时也防止法律出现漏洞。

三、合同法定解除的程序和方式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前提,在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成立以后,合同并不当然解除。合同当事人还需要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法定解除需要遵循以下程序和方式。

1、合同当事人必须具有法定解除合同的权利

合同法定解除并不是随意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也不是自始至终都享受合同解除的法定权利。如果法律规定的条款还没出现时,合同双方当事人就不具有法定解除的权利。只有当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法定解除的情形出现时,合同双方当事人才真正具有了法定解除合同的权利。

2、法定解除权必须在法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内行使

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必须在其行使期限内进行,如果期限届满,享有法定解除权的人没有行使解除权的,其享有的解除权自动消灭。我国《合同法》第95 条的规定,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有两种。一是在法定或当事人约定期限内行使。无论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都属于除斥期间,解除权于预定存续期间届满当然消灭。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期限,应明确地写入合同中。在有法律规定的解除期限时,当事人之间也可以通过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来改变法定解除期限。二是在对方当事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这是针对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时。在这种情况下,非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当事人或者违约一方的当事人为明确自己的义务是否还需要继续履行,可以催告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而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合同关系继续存在,当事人仍然要按合同履行义务。

3、享有解除权的人在行使解除权时以通知的方式进行

在行使解除权的方式上,我国合同法采用德国民法的立法体例,在本法条中的第一项即规定了当事人一方在约定解除事由或法定解除事由发生而欲行使解除权时,必须通知相对人,合同自通知到达相对人时发生解除的效力。任何情形下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都只须以意思表示通知对方即可,不必通过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仲裁。

4、办理批准与登记等手续解除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96 条第2 项规定,若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需依照其规定办理。若以有关机关的批准、登记为解除的特别生效要件的,则需获得批准或办理登记后才可解除合同;若仅为行政上管理的需要,则办理该手续与否并不会影响解除的效力。

摘要：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是合同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的保护具有重大的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合同法定解除权的特点,重点探讨了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原因以及程序和方式。

关键词：合同,法定解除权,使用

参考文献

[1]孟继超: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探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