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复兴（精选10篇）
建筑复兴 篇1
历史的进程表明, 近代化是现代化的序曲, 是步入现代转型期的初始阶段。当世界史已经进到近代后期和现代前期时, “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1], 随着1840年中国国门被打开的那一刹那, 使处于近代发展时期的中国建筑步入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 近代建筑特别是民国建筑在中国的建筑舞台上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一、民国建筑的历史及现状
从民国建筑遗存来看, 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突破了封建社会枷锁下的迟缓发展与西方建筑隔膜的状态, 中西建筑文化大幅度交汇, 中国建筑已纳入世界建筑潮流的影响圈, 呈现整体性的变革和全方位的转型, 出现了新旧两大建筑体系并存且以新建筑体系活动为主、旧建筑活动为辅的局面。
在新建筑体系中, 近代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得以运用, 新技术体系和相应的施工队伍也应运而生, 在此基础上, 一批新建筑被适时地披上了“中国装”。在旧建筑活动中, 诸如沿海侨乡的住宅、祠堂和遍布各地的“洋式店面”等民间建筑, 虽然摆脱传统的技术体系和空间格局, 基本上仍保持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的传统风格和乡土特色, 但却局部地运用了近代新材料和装饰。由此可见, 处于传统转型初始期的绝大多数民国建筑, 真正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大融合, “传统复兴”式建筑已成为当时相当流行的一股建筑思潮, 它们中代表性的精品、佳作积淀着极为丰富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地域的、科学的、情感的信息, 为近代中国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应予以妥善保护的建筑遗产!
然而, 我们对这座规模宏大的中国近代“建筑博物馆”的保护究竟如何呢?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说:“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 中国的民国建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多数中西建筑风格的完美结合, 或被近代建筑新材料改造得面目全非, 或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而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以至于被人为破坏得体无完肤, 它们恳待得到人们的重视, 进一步了解这部分珍贵遗产, 保护和发展“多元一体”的城市建筑文化, 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传统复兴”式建筑的主要特征
首先, 必须要对“传统复兴”作出合理的定义。我认为所谓的“传统复兴”, 是指渗透“中国本位”的文化方针, 并在这一思想支配下极力提倡“中国固有形式”, 即便是采用西方形式, “外部仍须具有中国之点缀”, 亦即在新建筑的体量基础上适当装点中国式的装饰细部。简而言之, 就是“中国固有形式”下的“中西合璧”, 就是在满足新功能、新结构之条件下摸索中国风格。
在中外建筑文化碰撞的形势下, 中国近代出现了两类形态的中西交汇建筑形式:一是中国传统的旧体系建筑的“洋化”, 二是外来的新体系建筑的“本土化”。前者主要出现在沿海侨乡的住宅、祠堂和遍布各地的“洋式店面”等民间建筑中, 大多数是由民间匠师自发形成, 大体上停留于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局中生硬地掺和洋式的门面、柱式和细部装饰。这是传统住宅为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 接受外来建筑影响而糅合、演进的新住宅类型, 如里弄住宅、居住大院、竹筒屋、铺屋和侨乡住宅等等, 这些建筑大多为砖木结构, 院内木构外廊采用中国式的廊柱、木栏杆、楣子, 但沿街立面则仿西式建筑构图, 细部装饰混杂中西式图样和中国民俗图样, 在门、百叶窗、栏杆、楼梯等部位均开始采用洋式, 这可以说是适应近代城市下层住户需要, 通过中国工匠的建造而形成的一种中西结合的、高密度、低标准的住宅形式。梁思成先生曾经指出:“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中国旧房子, 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 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 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2]指的就是这类建筑。因这类建筑缺乏生命, 所以流传一时后多趋于淘汰。后者则代表中国近代“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潮流, 从现有资料看, 这股潮流先由外国建筑师发端, 后由中国建筑师引向高潮, 文化的碰撞中做了种种设计探索, 无论大型行政建筑、大型纪念性建筑、商业建筑、教会建筑等等, 都明显呈现出中西兼容的特点, 这也就是“传统复兴”式建筑最主要的特征。
然而, 这股传统复兴潮流, 在“中国式”的处理上差别又很大, 中西兼容的特点呈现多样化形式。
三、传统复兴式建筑的设计模式
1.“宫殿式”建筑。
“宫殿式”建筑极力保持中国古典建筑的体量权衡和整体轮廓, 保持整套传统造型构件和细部装饰, 以南京的国民党党史史料陈列馆为代表。史料陈列馆是三层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层开小窗, 外观做台基处理, 内设办公室、会议室、史料库房;二三层为陈列室, 外观呈开间周围廊重檐歇山顶形象, 只是将重檐略为升高, 开设玻璃窗以满足三层陈列室的采光, 整个建筑仍保持颇为完整的古典建筑的程式化形象。
2.“混合式”建筑。
“混合式”建筑则突破中国古典建筑的体量权衡和整体轮廓, 外观呈现洋式的基本体量与大屋顶等能表达中国式特征。董大酉设计的上海市图书馆、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祭堂可以归入这一类。中山陵祭堂跳出了传统陵墓、隆恩殿的通用形式, 四角堡垒式的石墙墩, 披檐的三开间门廊, 三个拱形券门, 蓝色玻璃瓦歇山顶, 既似重檐歇山顶, 又不是重檐歇山顶, 成为这类建筑的一个特例。
3.“以装饰特征的现代式”建筑。
“以装饰特征的现代式”建筑则是在新建筑的体量基础上, 适当装点中国式的装饰细部, 南京的中央医院、国民大会堂以及外交部办公楼等都是这方面的著名实例。由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外交部办公楼, 当时是以经济、实用又具有中国固有形式的特点, 该建筑为平屋顶混合结构, 中部四层, 两翼三层, 外加半地下一层。平面呈丁字形, 两翼稍微凸出, 前部为办公房, 后部为迎宾房。外观以半地下层作为勒脚层, 墙身贴褐色面砖, 入口突出较大的门廊, 基本上是西方近代式构图。中国式装饰主要表现在檐部的简化斗拱、顶层的窗间墙饰纹和门廊柱头点缀的霸王拳雕饰, 是典型的“以装饰特征的现代式”的建筑。
不难看出, 中国近代传统复兴所采用的三种形态与西方历史主义的“三部曲”如出一辙, 这种创作是中国建筑在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为探索民族风格而展开的一次很有意义的预演, 这段成功的和失败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其创作成果也是值得珍惜的!
四、“传统复兴”思潮由中国建筑师导向高潮
事实上, 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以美国建筑师墨菲 (H.K.Murphy) 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建筑师便以兴办教会学校的形式开启了“传统复兴”式建筑的先河。他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先进的建筑理论和技术相结合, 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一批被称为“中国古典复兴式”风格的建筑。北京的燕京大学、协和医科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 (1920) ;此外, 他还设计了美国花旗银行在汉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的六间分行等西式商业办公建筑。墨菲对“传统复兴”建筑的探索及贡献, 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一批建筑师。上述这些设计的建筑都是中西交汇的“中国式”风格, 这类建筑往往追求宫殿式的整体形象, 但功能、结构是全新的, 室内设备是先进的, 有冷热自来水、水厕、浴盆、饮水喷头、电灯、电风扇、电炉、暖气等, 这样的规划、设计当时被认为体现了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与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的结合, 体现了“中道西器”这一主流思潮。墨菲后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建筑顾问”, 对30年代中国建筑师的“传统复兴”建筑创作有很大影响。他在中国的建筑实践, 对我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 以及中国建筑师运用西方建筑理论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建筑,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述公署建筑、文化建筑和包括墨菲所设计的建筑创作中, 外国建筑师虽然引导了中国建筑的发展, 但由中国建筑师为主体设计的“传统复兴”建筑, 大部分都出现在1927—1937年的十年间, 成为当时瞩目的传统“复兴建筑”的设计高潮。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现代风格的建筑数量逐渐增多, 规模不断加大, 建筑业达到极其繁荣的程度, 这一时期吸引了一批国外建筑设计师、留洋的中国建筑师以及海外学习建筑专业的留学生, 他们充满着思想澎湃的建筑宏图以及对世界建筑思潮的见解,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现代建筑浪潮, 推进了中国建筑得到迅猛的发展。
与此同时, 国内开始兴办建筑学科、事务所和建筑业队伍等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新中国建筑教育、建筑史学的奠基人和主要骨干。例如赵深、陈植、童寓创办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1935年大华大戏院设计者杨廷宝;新都大戏院的李锦沛;基泰工程司梁衍的国际联欢社;自学成才的建筑师卢镛标, 他设计的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央信托公司办公楼等;郑枝之设计建成的中山大学理学院天文系馆等著名的建筑师。
应该说这些中国建筑师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的建筑影响是巨大的, 他们致力于探索中国现代建筑, 在中国城市建筑中掀起了一段波澜。这就为中国“传统复兴”式建筑高潮的到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基础。
近代中国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十分复杂, 既有延续下来的旧建筑体系, 亦有形形色色的西方风格的洋式建筑, 还有为新建筑探索“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既有西方近代又有输入和引进的建筑体系;既有折衷主义建筑的广泛分布也有西方“新建筑运动”和现代主义建筑的初步展露;既有世界建筑潮流制约下的外籍建筑师的思潮影响, 也有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探索。这100年间中国国土上呈现的建筑风貌, 可以说既是“万国建筑博览”的共时性聚合, 也是“近代化”搭接的历时性浓缩。
正因为内涵如此丰富, 民国建筑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道重要风景线。虽然这批建筑绝大部分是在外国殖民侵略背景下被动输入的, 西式建筑元素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西方物质文明的鲜明写照, 亦是侵略的触目印记, 它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相悖离了, 但是, 我们不可否认, 这种总体水平颇高的建筑在近代中国的大量出现, 对处于长期高度封闭的中国建筑体系, 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外来建筑文化的交流和冲击, 而且这种交流和冲击相对来说是代表先进体系的高品位、高素质的建筑文化的输入和引进, 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即使在现在看来, 这批建筑的性质和意义也都与原来大相径庭了。
历史长河中, 政治风云是短暂的, 而文化积淀是长久的, 文化本身具有巨大的融合性和吸附性, 这批在中国土地上的异国情调的建筑文化, 经历岁月的积淀, 已经转化为中国近代建筑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意识来看待这份近代遗产, 既看清它在近代时期所交织的复杂矛盾, 也明确它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在今天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纪霖.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 1995.
[2]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3]司徒一凡.美国建筑师墨菲与“中国古典复兴”建筑[J].文景, 2007 (2) .
建筑复兴 篇2
【关键词】城市建筑文化资本；历史街区；复兴
一、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与城市历史街区
1、城市建筑文化资本
城市建筑的文化资本可以说是文化资本的一种分支体系，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总是有一种最新的感觉，比如苏杭的儒雅、北京的磅礴、上海的洋氣。这些城市的印象直观的进入了人们的脑海之中。但产生这些感觉的来源具有多样性，最直接的就是城市的建筑文化。建筑文化可以说是城市形态的一种表现，也具有多元化的价值观，这其中包含了美学价值、人文价值以及历史价值等等。由于这些价值的存在，也使得建筑可以作为城市的文化资本来看待。因此，城市建筑的文化属性转换成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也就成为可能。
2、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与历史建筑保护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城市建筑都可以成为文化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具有其自身的价值。通常情况下，历史的建筑其蕴含了更为独特的历史积淀。对于现代建筑而言，其虽然美观但只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并没有任何的文化气息，而历史建筑是文化的传承，人们可以通过历史建筑来想起一个拥有精湛技艺与个性特征的时代。历史建筑经历了历史沧桑、不仅希望能对其进行保护，还希望能修复与挖掘其更深层次的价值。历史建筑的保护具有整体性的要求，仅仅简单地对单体建筑是具有局限性的。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单栋历史建筑其价值也很难发挥出来，只能导致建筑文脉消失殆尽，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无法实现。因此，强调对于历史建筑街区的保护，强调更多地关注历史建筑群，是保护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价值最可取的对策。
3、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经营与城市历史街区复兴
城市的历史街道主要是指特定的地段，是历史文化积淀的汇集区，城市街区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在联系性，必须将其拥有更高的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价值。不仅如此，城市的历史街区还因其整体性与关联性而具有其他特征。在一些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由于过度追求发展，而忽视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或者进行历史建设的拆迁，而通过假历史建筑的重建来进行恢复，破坏了历史街区的文化美感和历史性，已成为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
二、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最大化
为了使历史城市的建筑文化资本得以有效的发挥，获取其最大的价值，我们需要进行规划上的重新设计，进而探索出一套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方法和途径，以下对有关建设的理论进行介绍，其各具有不同的侧重面，但在历史街区复兴方面的功效却十分卓著。
1、城市触媒理论—由点及面
所谓的城市触媒，可以是某一功能区、某一单独建筑或公共空间，也可以仅仅是一系列的实体。它在不失去其本身性质的同时，却能促使城市构造持续与渐进发展，粘合整个建筑群落各个功能空间并刺激与引导后续开发，在城市发展与改造过程中，具有连锁反应的潜力。对于街区来说，在全面修复的同时，可以对某些有代表性的点进行触媒放大，这样不仅使街区主次分明，并且为后续发展留下充分空间。人们在选择触媒点时，注重的大都是建造风格与建造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建筑或实体空间，最终放大的是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审美价值与历史价值。但如果只注重实体性，那我们保存下来的将仅是脆弱和近乎荒废的空间形式。站在历史街区复兴的角度，如果想让历史街区不仅是开敞的露天博物馆，还可以充满活力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这种功能触媒是寻觅有价值的触媒点，用新的功能替换老的功能，或保留现有的功能但是使它的运作。这属于“功能重组”或“功能多样化”。从大范围的城市框架来说，历史街区只是其组成部分，城市触媒点的对应范围也随之扩大了。总之，城市历史建筑或者历史街区的文化资本价值越高，其作为城市更新触媒点的作用就越强，效果就越明显。
2、旧城织补理论—碎片连接
建筑复兴 篇3
1 艺术修复乡村的目的
乡村建筑正在走向落寞,而建筑是文化的表现符号之一,要想挽救一个乡村濒临灭亡的传统文化,就要借艺术的力量修复乡村建筑,因为修复乡村建筑的同时就是在修复乡村本身。
1.1 建立更适合东方人的活动空间系统
建筑物是人们经常待着的地方,但因为不同地域的人具有差异性,在生活习惯、喜好特征等方面有所不同,这样一来,根据地域性来划分,不同地域的人需要不同的活动空间系统。就像是东方人更喜欢硬质的家具,比如红木桌椅,而西方人更喜欢舒适柔软的家具,比如沙发,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所以,乡村建筑的修复和发展不应该牵涉太多西方传入的现代元素,而应该加入更多的我国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元素,让乡村建筑在艺术化的同时更适合东方人的使用需求。
1.2 建设新生后的现代中国乡村
乡村建筑复兴的一大目的是建设一个有精神灵性、邻里相互关怀和仁德对待他人,不失其基本伦理规范的现代中国乡村,而不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所谓的新乡村。它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借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现代化新乡村。在现今这个充斥着各式各样文化的时代里,传统乡村建筑不仅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不被外来文化影响,还要找到发扬光大自身的办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国内艺术文化手段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借艺术手段介入部分领域带来新发展的强大能力是时代发展的一种趋势,所以,目前需要考虑的是运用的方式、方法等。
1.3 提升个人与社会的凝聚力
村民也许会向往大城市的生活,但是,乡村是他们的家,无论谁都想保有自己家乡那些即使传统也不失流行元素,并能很好地立足于现代生活的乡村建筑。在尊重村民这一愿望的基础上,运用艺术手段发挥乡村建筑的个体性和差异性,有利于构建多样化的乡村文化,并以此提高个人联系社会所共有的凝聚力。我国传统乡村建筑是在乡村生活的人可共同感受的文化,所以,使乡村变得生机勃勃既是村民所喜闻乐见的,也是延续传统文化、提升借由文化联系的人与社会的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2 艺术修复乡村的方式和方法
2.1 尊重传统营造法式,善用修复技术
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文籍记载了传统建筑的建筑形制、工程做法等,这表明,传统建筑有其传承已久的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对传统乡村建筑的修复既要利用好当代科技,令建筑焕然一新,也得确保传统乡村建筑的本质没有太大的变化。例如,有些建造年代过早的建筑规划不合理,楼房之间没有留出足够的空位给来拜访的车子停留,诸如此类的问题通过修复可以改善,但是,不可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随意改变房屋本身的布局。
2.2 发挥与生活密切相关部分的作用
乡村文化中包含许多东西,比如代代相传或者仅在某一地区流行的一些传统手工艺。在对其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并找到与现代生活关系密切或关联性较强的元素,然后针对这些元素对进行专门性的加强和发展推广。此外,还可以找到地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对其进行现代化的艺术加工,并以装饰符号的形式在乡村建筑中使用,让传统的地域文化、乡村文化以一种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的新形式出现。
2.3 复兴岁月传承的民族节日和仪式
曾经生活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的祖先们为后代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并通过口口相传、文字记载等方式让其流传于历史的长河中,其中有些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踪迹,有些则仍旧留在发展相对缓慢的乡村里。因此,适当融合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文明习惯等元素来复兴祖先所创立、发展的民族节日和仪式,有利于构建新的乡村文化,即用艺术修复乡村。这种做法对乡村建筑来说也是可行的,比如祭祀活动一般是在固定的乡村建筑里举行的。在一定基础上利用一些现代元素对这一活动作出相应的改变,有利于乡村建筑的复兴。
2.4 营造和谐的乡村建筑修复环境
艺术修复乡村实际上是个比较大的工程,而在这一工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乡村建筑的修复和新发展要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并以此建立新的保护标准。另外,还要对乡村建筑各个部分应赋予的艺术价值进行考量、评估,以便最佳地使用艺术资源修复传统乡村建筑。
3 结束语
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环境中,我国传统乡村建筑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而要想突破这种困境,不仅要在技术修复的基础上运用艺术手段修复乡村文化,还要弄清艺术性乡村建筑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从而更好地定位我国传统乡村建筑的未来发展。
摘要：目前,我国传统乡村建筑面临遭破坏和可能消亡的困境,在一成不变又缺乏个性、样式单一的水泥建筑面前,我国传统乡村建筑要想找到出路,就必须依靠某些手段进行复兴。根据我国传统乡村建筑目前的发展情况,提出一条复兴之路,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用艺术修复乡村。
关键词：乡村建筑,建筑复兴,艺术修复,乡村文化
参考文献
[1]谢志贤.乡村建筑传统与革新的探索[J].建筑设计与规划,2012(03).
[2]方松林.乡村建筑发展观[J].艺术理论,2011(08).
建筑复兴 篇4
伊斯兰复兴：自身的解读
就伊斯兰教本身来说，复兴（tajdid）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概念，它乃是伊斯兰历史中固有的概念和传统。如果再进一步来看，在伊斯兰历史观中，人类的历史便是一个不断复兴理想传统的过程。因为唯一的神在创造之初，就为人类确立了完美的信仰，正道已从神降临于人，“谁遵循我的正道，谁不会迷误，也不会倒霉”（《古兰经》20：123）。然而，人本身是不完美、易于迷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时常会偏离正道，因而《古兰经》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讲述了从努哈（挪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到尔撒（耶稣）等众多先知如何四处奔走，警告那些不道德的社团、呼吁他们重返神之正道、在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的规范中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复兴神为人类所安排的信仰。和此前众多的先知一样，先知穆罕默德公元7世纪初期在阿拉伯半岛的神圣使命，并不是要创建出一个名为“伊斯兰”的新宗教，而是引领一场革新，复兴自人类被创造之初就被赋予的、顺服于唯一神（即“伊斯兰”）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免走向堕落的过程，因而要不断复兴，回归理想样板。
在之后伊斯兰的历史上，复兴的传统和概念不断出现。其源头不仅根植于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而且还直接存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教诲当中。在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的穆罕默德先知言行实录——《圣训》当中，有一则记载直接说到“真主会在每个世纪之初给这个乌玛（umma，指穆斯林社团）派遣一人，他将复兴乌玛的信仰。”因而，穆斯林相信，在历史上每百年会出现一个小复兴者，每千年则有一个大复兴者。复兴的目标，就是回复到原初的理想状态。而从经典角度来讲，原初的样板是唯一神在创造之初就为人类确立的，但是从现实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具体表现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建立的种种规范之中。
在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每逢纷争和衰落之时，就会有伊斯兰宗教学者和宗教运动起来号召穆斯林社团回到原初的信仰和实践方式。这些复兴的号召和运动大多是符合伊斯兰主流教义传统的，偶尔也有一些会采取较为极端的形式。但不论如何，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尽管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是所有复兴要得到认可、受到尊重的根本原则就是：复兴的目标不是为了新设，而是向理想样板的回归，回归到《古兰经》和《圣训》所揭示的理想模式中去，任何在《古兰经》和《圣训》当中找不到依据的做法——即所谓创新、或称标新立异（bidah），都被认为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复兴蕴含着以下前提。首先，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和指导的正义社团已经拥有各种规范；其次，复兴是要去除那些渗透和侵蚀社团生活的外来（往往指非伊斯兰的）历史附生物或是无根据的创新；再次，复兴往往意味着对既定的机构、特别是体制化宗教机构对伊斯兰教的解释的批判。[1]在这一前提之下，不论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身为教义学家、被誉为千年复兴者的安萨里，还是18世纪以来阿拉伯半岛的瓦哈布、南亚的瓦利乌拉，都宣称有权重新对当时伊斯兰教内部的某些要素进行革新，以更加符合传统的方式予以重新诠释，进而净化和振兴所处的社会。当然，重新诠释的目的不是为了应和新观念，而是回到或是重新采用独一无二的，且本质上整全性的伊斯兰，正如同在启示中所反映的那样。
从伊斯兰教历史上来看，能够被称之为“复兴者”（mujaddid）的，往往是在当时享有盛誉的宗教学者，因其在宗教思想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赞誉。但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伊斯兰世界整体性的衰弱，以及西方势力在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扩张，复兴出现了新的高潮，并显现出与以往历史上不同的分化。面对当时穆斯林社会的衰落和停滞，要如何实现复兴，当时的穆斯林思想家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赛莱菲（salafiyah）主义的思路，其典型代表为19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主义。这种思想认为在各种危险的“创新”之下，伊斯兰信仰岌岌可危，要净化宗教行为和思想、摆脱所有的非伊斯兰因素，才可以免遭神的谴怒，使穆斯林社团得到拯救。而净化宗教思想和行为的路径，就是理想化地完全遵循赛莱夫（salaf，即穆斯林先辈，一般指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门人弟子、再传弟子三代期间的穆斯林）的信仰和生活模式。这种主张并不强调当时穆斯林已经切实面对的与西方的竞争关系，而是认为穆斯林社会衰落的原因就在于背离了神为人指引的正道、背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榜样，效仿前三代的理想模式，才是实现复兴的根本之道。
第二种复兴方案就是日后被称为伊斯兰现代主义、或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思路，其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等身为非宗教人士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对穆斯林社会面临的衰落和停滞深有感触，对穆斯林社会相比于欧洲的落后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复兴是穆斯林社会对欧洲挑战所做的一种必然回应。但是，他们并不认可当时的东方学家们对伊斯兰世界所持有的一些固化认识。他们坚信伊斯兰与理性、与科学都是相容的，就是欧洲现时之进步也是此前受益于伊斯兰文明的结果。
如果说改革主义者和赛莱菲主义有一点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都同样坚持伊斯兰教是完美的信仰，本身没有任何缺陷，因而复兴之道不可能是外源性的，而是必须从伊斯兰教内部来获取。不过，改革主义者认为现时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者完全依赖于对宗教经典的过时解释，因而伊斯兰复兴的关键在于摆脱那些固守陈规、固步自封、崇尚效仿的宗教人士。复兴，就是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对经典的解释、并进行再解释，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创造性，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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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复兴：穆斯林之外的认识
但是，今天人们通常观念中的“伊斯兰复兴”，并没有上述这样漫长的历史和背景。我们在中文语境中所说的伊斯兰“复兴”，大概对应于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常用到的Islamic renewal或是Islamic revival。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它指的是伊斯兰社会在个人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层面日益强调和重视伊斯兰文化传统，由此导致伊斯兰在精神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对外政策等领域的全面复兴。[2]将其视为一场范围宏大的社会运动的话，大概始于上世纪60年代，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发展至高峰，至今仍未平息。
与此同时，在一些非穆斯林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复兴”就等同于伊斯兰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因此被冠以“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Islamism）”、“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等不同称谓。而用在描述伊斯兰世界的思想主张时，本身适用于所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也被狭义化理解，其中包含的对政府和政治态度的复杂性和巨大差异都被忽略，仅强调宗教应该积极参与政治、统摄政治的那些主张。总的来说，伊斯兰复兴被理解为20世纪世俗化潮流之下的一种反向运动，它强调伊斯兰对社会全方位的作用，具有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的特点，同时在政治上要求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最终实现神在人间的意志等特点。[3]
在这一认识之下，伊斯兰复兴就是继20世纪盛行于中东地区的各种版本的民族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之后兴起的另外一场运动，它不仅强调传统宗教概念、宗教形式、宗教感情、宗教价值观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更强调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这一认识在西方学术研究的成果中有着非常典型的反映。在一本名为《伊斯兰复兴先锋》的著作中，当代西方最为知名的一些中东研究专家和伊斯兰研究者对近现代以来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其中涉及早期的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等人物，但是占分量更多的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伊斯兰促进会的创建者、印巴分治之后巴基斯坦知名的反对派领袖毛杜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黎巴嫩什叶派权利运动领袖、“阿迈勒”运动创建人穆萨·萨德尔，伊拉克什叶派宗教政治领袖巴基尔·萨德尔等，在中东政治领域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人物。[4]
在这种理解之下，当代伊斯兰复兴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1979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现代伊朗建立后50多年里，前后两任国王都致力于建立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而且，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趋势似乎已经势不可挡。就在人们认为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潮流已经、或终将主宰世界，宗教的影响将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拥有中东地区最好的武器、庞大的军队、巨额石油收入，被美国视为海湾宪兵的伊朗政府，被一场以宗教为旗帜、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士兵的革命推翻了。这是一场从世俗到宗教的革命，它不同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各种政变，更与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断完全相悖。革命及其后续影响无疑震撼了世界，因为它激起的巨大希望和热情，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伯纳德·刘易斯甚至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同样重要。[5]一时间，伊斯兰复兴成为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讨论的热点话题，对当代伊斯兰问题的研究，几成当时之显学。
戴着缠头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取代了一贯西方做派的巴列维国王，成为伊朗政局的实际掌控者。之后霍梅尼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举措点燃了沙特什叶派聚居的东部产油省的起义，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也紧随其后。所谓伊斯兰复兴的大火在迅速蔓延。虽然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复兴的主张以7世纪前期的社会为样板，这是不理性和退步主义的表现，但是在中东更为现代化、西方导向的国家，比如埃及、黎巴嫩等国，都相继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反世俗化运动。许多穆斯林更加严守教规，强调伊斯兰的宗教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在公共领域，伊斯兰作为世俗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惨败的替代性选择出现。从埃及、苏丹、利比亚一直到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还有改革运动和反对派运动，都诉诸于伊斯兰的符号、修辞和理想，以便使自身合法化并动员民众、获取支持”。[6]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引发了不同的反应和思考。一些学者把这一社会运动视为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的一次磨合和相互适应。著名的伊斯兰社会史学家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就认为，伊斯兰复兴是对权力集中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现代性环境的回应，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文化表达。对伊斯兰价值的强调并不是要回归到某个特定的昔日时光，而是通过对伊斯兰基本原则的再强调来应对当代问题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这场复兴与18世纪到19世纪穆斯林世界面临自身衰落和欧洲殖民主义入侵双重挑战时所作出的回应，是类似且连贯的，具有一样的历史范式。[7]
但他所没有提及的是，西方社会对此次“复兴”和18、19世纪“复兴”的反应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一百多年之前的那场复兴中，西方看到的是觊觎已久的“东方遗产”终将有机会去分割，还有穆斯林世界希望效仿西方的迫切愿望。而这次复兴引发的不仅仅是最初的震惊，继而出现的更是对伊斯兰教整体性的恐惧。尤其是对所谓“激进的革命伊斯兰”的恐惧，担心它对中东地区世俗化趋势的反转、担心它对阿拉伯政权的稳定、美国的石油获取、以色列的安全、巴以和平带来的威胁。1981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被穆斯林兄弟会一个激进分支潜伏在军队中的成员在阅兵式上刺杀，这更是被视为“伊斯兰威胁”扩大的证据。因此，在提到伊斯兰复兴的时候，更为普遍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概念，相反，在“复兴”这样正面的词语之下暗含着质疑和否定。与伊斯兰复兴、伊斯兰复兴运动相伴而来的，恰恰是伊斯兰威胁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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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复兴？
到了20世纪末期，曾引人瞩目的伊朗革命模式的复兴并没有产生预期中的后果，“伊斯兰复兴”渐渐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近年来，媒体上关于“伊斯兰复兴”的呼声又起，这实际上源于两个变化。一是伊斯兰传统核心区域的西亚北非政治变动，引发宗教因素成为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另一个是在欧洲一些传统上伊斯兰教影响极小的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伊斯兰教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不断显现。
自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受到重创。虽然有人曾预测这是中东各国力量分化和整合的序幕，但是在序幕拉开之后，我们看到是旧的秩序已经崩溃，但是新的时代远未到来。在这种无序状态下，教派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因素都开始对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在这一背景之下，以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改革主义思路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思路虽然自19世纪以来持续存在，今天也依然有穆斯林思想家为此大声疾呼，但是在现实层面却影响甚小。试图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在固守启示的经典和适应现代变动的世界之间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至少在目前的伊斯兰世界是没有现实出路的。相反，政治混乱和社会无序使得伊斯兰思想激进化的潮流非常明显，也为极端主义组织的滋生和蔓延铺垫了沃土。宗教经典当中一些词句被断章取义、一些陈规陋习被生硬复活。伊斯兰教不断为各种激进和极端力量所利用和绑架，随之而来的极端主义行为的表现也日趋增多。像“博科圣地”、ISIS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不论其做法多么惊世骇俗，但是无法否认其成员自认的穆斯林身份，无法无视其政治动员和招募过程中动用的宗教因素。伊斯兰教由此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异己，在令人警惕的他者形象上越走越远。所谓“温和的大多数”并没有发出、或说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对西方世界来说，上世纪中后期的伊斯兰复兴带来的更多是惯有政治逻辑被悖逆后的震惊和不解。到了今天，所谓“复兴”却已与其自身的命运休戚相关。伊斯兰教近几十年中在全球发展迅速，无论是在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国，伊斯兰教信仰者的人数都在快速增长。根据美国皮尤调查公司“绘制全球穆斯林人口地图”项目的数据，2009年穆斯林人口已有16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全球有57个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为穆斯林（即所谓“穆斯林多数国家”）。在传统上没有穆斯林人口、或者是穆斯林人口比例极小的多个欧洲国家里，伊斯兰教都已经成为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信仰。
对欧洲人来说，伊斯兰复兴已经不单纯是发生在遥远的东方世界各个穆斯林国家中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而是自身的切身体验。不仅仅是不同的信仰、肤色和语言，还有与欧洲人生活方式大相径庭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加上伊斯兰教内部一些较为激进的力量不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对原居住区居民的生活习惯提出非议和干涉，让欧洲人对所谓多元化的社会前景充满了忧虑。在一些穆斯林移民尚在苦苦寻找与新社会环境的相处之道的同时，欧洲人更担心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激进主义会波及自己的国家，担心穆斯林移民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影响会改变自己原本种族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担心穆斯林会横扫欧洲，把伦敦变成“伦敦斯坦”（Londonistan）[8]，把欧洲改造成“欧拉比亚”（Eurabia）[9]。对不少欧洲人来说，身边的“伊斯兰复兴”直接引发的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整体性的负面认识，是闻伊斯兰和穆斯林就色变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
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恐惧症背后有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欧洲需要穆斯林世界和外来劳力维持现有社会经济秩序，但本身的低生育率和社会福利体系已然面临挑战。有句阿拉伯谚语说：“骆驼一倒地，刀子就来了。”在19世纪的复兴中，伊斯兰世界似乎是头倒地的骆驼，竭力想要重新站立。而今天的欧洲，似乎恐惧自己就要变成那倒地的骆驼，人数渐多的穆斯林及其影响，已经成了他们所忧心的那把刀子。
谁之复兴？何种复兴？
对西方来说，目前伊斯兰在各个领域内影响的增大很可能是对自身的威胁。但是，即便从穆斯林自身的角度来说，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种种热点话题也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实际上，抛开快速增加的信仰者人数，伊斯兰世界无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处于颓势。要摆脱18世纪后期以来不同地区的穆斯林所面对的困境、走向真正的发展，似乎还非常遥远。而且以何种方式来达成复兴、达成谁定义的复兴，这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当然，无论是主张以清教主义来净化社会和信仰的赛莱菲派，主张根据时代需要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的现代主义者，还是那些以偏狭刻板的做法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极端派，都承认应该以早期传统为样板，从而达成某种复兴。这一样板的主要源于《古兰经》和先知圣训。但是，无论是截取《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片段，作为复兴的样板，譬如按照穆罕默德时代的方式去吃饭穿衣做买卖，还是在更高层次上领会穆罕默德行为中所蕴含的公平、仁爱、宽恕等美德，并以此作为信仰和生活的指导；无论是效仿早期穆斯林社团在遭受不信道者迫害时的宽容忍耐，还是强调与麦加人战斗时的杀伐决断。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全球16亿穆斯林中恐怕没有统一的意见。
尽管作为穆斯林世界宗教权威机构的埃及教法判令机构近日发表声明，认为“年轻人中激进与极端思想的产生原因，主要是他们个人以闭门造车的方式，未加甄别地阅读和学习了一些宗教书籍，或者从一些宗教学识浅薄之人的身上获取宗教知识”，呼吁“年轻人对宗教知识的学习和获取务必追根溯源，并按照系统而严谨的教学大纲，在可靠的学者和教授的调教下虚心求学，细心掌握得以完成”。但是自近代的复兴运动以来，宗教学者作为宗教经典权威解释者的垄断性地位已然受到冲击，能够解释经典、成为复兴运动先锋的，不再只是此前历史上的诸多宗教学者。信仰者内部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日渐多样是不争的事实。这既为更为开放和宽容的解释留下了空间，自然也让狭隘和极端的解释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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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今天穆斯林世界多种多样的声音中，我们会看到，有人认为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只能是一个以宗教的内在信仰和普世精神为基础的国家，而不是强调教法学著作中的条条框框、仅仅规约外在行为的国家。还有人提出只有让宗教与国家实现机构性的分离，达成国家的宗教中立，才能让沙里亚在穆斯林的生活和伊斯兰社会中发挥积极和启发性作用。[10]有人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实现自身所在国家的伊斯兰化是复兴的必由之途，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只有打破现有国际体系，建立全球穆斯林统一的哈里发国家，才是唯一合法和理想的伊斯兰政体。同样，有人认为任何以国家名义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做法，都与伊斯兰的真精神相悖，因而不可能凭借这一方式建成真正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人提出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沙里亚的原则是一种危险的政治潮流，这不仅与沙里亚的本质相矛盾，也与国家的本质相矛盾。[11]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只有全面地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法才是实现真主在大地上的统治的唯一路径。
虽然从解放党到ISIS之类的组织都提出了建立宏伟的全球统一的哈里发国家的设想，并以实际行动对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提出了挑战，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以国家的形式恢复早已没有明确地理范围的穆斯林乌玛，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哈里发国家，以宗教来统摄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无疑于痴人说梦。这冲击的不仅仅是全球上百个非伊斯兰国家组成的政治格局，冲击的更是50多个以穆斯林人口为多数的国家，冲击的是全球十多亿穆斯林当中，并不甘愿按照这些人的样板来生活的那些穆斯林。
复兴意味着从低谷中的上升，意味着衰落之后的再次兴盛。西方所言的伊斯兰复兴，更多恐怕是对自身衰落的一种恐惧。而从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来看，经历了20世纪中期世俗化的潮流之后，确实有更多人采取了更加符合伊斯兰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是否是真正的复兴？又是谁的复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作为传统伊斯兰教核心区域的西亚北非政治无序、经济凋敝、冲突频繁、民生艰辛。在摆脱了近代历史上几个伊斯兰帝国的束缚之后，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现代伊斯兰民族国家，不断地碎片化。政治上的乱局让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流离失所，却给了宗教极端主义力量前所未有的表演场。对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要追求今生和来世的吉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似乎还很遥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
1.John L. Esposito， The Futuer of Islam， p.9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金宜久：《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12～218页，。
3.赵国忠、刘靖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在中东的政治前途》，《西亚非洲》1992年第2期 。
4.HYPERLINK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Ali+Rahnema&search-alias=books&text=Ali+Rahnema&sort=relevancerank” Ali Rahnema，Pioneers of Islamic Revival， Zed Books， 1994.
5.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p.18，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4.
6.John L. Esposito， The Futuer of Islam， p.5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Ira M. Lapidus， “Islamic Revival and Modernity： The Contemporary Movement and the Historical Paradigm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40， No. 4（1997）.
8.Melanie Phillips， “A Friendly Warning”，National Review Online， 2006年5月8日，
http：//article.nationalreview.com/？q?MTAxMWIxMGFmNDExYzBhNjFkMWExNGJiODAwNDhjODU?.
9.Jamie Glazov， “Interview with Bat Ye’or， Author of 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FrontPage， 2004年9月21日， http：//www.frontpagemag.com/readArticle.aspx？ARTID?11429.
10.可参见Abdulkarim Soroush， Reas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I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及Abdullhahi A. An-Na’im，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1.Abdullhahi A. An-Na’im， “A theory of Islam， state and society ”， New Directions in Islamic Thought， pp. 145～163， ed. By Kari Vogt， I. B. Tauris， 2009.
建筑复兴 篇5
1. 城市建筑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一词最早来源于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是他在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它不像经济资本那样可以进行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发挥着与金钱和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
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从概念上来说该是文化资本的一个派生,我们可以通过对城市的认知过程来理解它。当人们到达一个陌生的环境,总会形成一种“第一感觉”,比如苏杭的儒雅、北京的磅礴、上海的洋气、哈尔滨的浪漫,这些形容词会随着人们走进这个城市而走入人们的脑海。产生这些感觉的来源有很多,但其中最直接也最能表明一个城市特色的就是城市的“建筑文化”。作为承载城市历史的物态表征,城市的建筑文化体现着多元的价值,如: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功能价值等等。由于诸多价值的并存,使得建筑文化具有作为资本经营的潜质。当我们把建筑作为文化资本来看待时,城市的建筑文化资本的特质就会凸现出来。在商品经济极为活跃的今天,城市的任一文化现象都被直接或间接的转化为文化消费的对象,城市的建筑文化当然也不会例外。因此,城市建筑的文化属性转换成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也就成为可能。
2. 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与历史建筑保护
不论什么年代、何种风格的建筑,都是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并且各具价值。一般来说,年代久远的建筑拥有的价值是因为其自身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历史文化的积淀,其中也不乏在建筑风格、建筑类型等方面上具有独特性等原因。相对于钢筋混凝土构建的现代建筑,历史建筑总能令人回想起一个拥有精湛技艺与个性特征的时代。而这些特征在现代工业化的建造手段与建造系统中都已消失殆尽,所以人们对那些手工生产的、经历了历史沧桑的、由自然材料建造的建筑有一种本能的认同感,不仅希望能对其进行保护,还希望能修复与挖掘其更深层次的价值。除此之外,一些历史建筑由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缘故,还包含着深厚的人文价值内涵,因此历史建筑本身所具备的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就显得格外厚重。保护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其实就是保护城市的建筑历史文化资本。
由于建筑年限、风格与功能的不同,历史建筑呈现出的价值不仅各具特色,而且影响力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历史建筑的价值越高,它作为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就越高,对于城市历史街区风貌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但一个城市历史街区场所的景观效应,应当是众多历史建筑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些个别历史建筑的“杰作”,即使它最具代表性。所以,仅仅简单地对单体建筑、构筑物和历史遗迹进行保护的策略是有局限性的。这种“盆景式”的保护,具有再高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单栋历史建筑其价值也很难发挥出来,只能导致建筑文脉消失殆尽,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无法实现。因此,强调对于历史建筑街区的保护,强调更多地关注历史建筑群、关注城市历史街道的景观形态,是保护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价值最可取的对策,也是被实践证明最为有效地途径。
3. 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经营与城市历史街区复兴
城市的历史街区泛指重点保护地段,主要关注的是那些保留了历史完整性和内聚关联性的街区。城市的历史街区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建筑及历史建筑群体,因此它必然拥有更高的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价值。不仅如此,城市的历史街区还因其整体性与关联性而具有其他特征,如:建筑环境多样性、建筑功能多样性、建筑文化多样性和经济与商业价值等等。但由于疏于整治,历史街区大多破败不堪,使得其蕴含的城市文化资本价值往往无法全面展现,而被人们所忽视,甚至视而不见。在一些历史城市的发展建设进程中,常常会出现拆掉有价值的历史建筑、新建假古董的怪事。所以妥善处理好有价值的历史街区,使之得以复兴,已成为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
应该看到,尽管历史街区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价值,但如果把城市的历史街区仅仅当成文物,不加以积极的保护性改造利用,任其继续衰落下去,使其作为文化资本的经营不能得以实现,那么它的文化资本价值作用也就无从谈起。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历史街区急需改造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般来说,城市的历史街区复兴是通过经济的发展为历史街区的保护、维护和改善提供财政支持得以完成的。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干预或者市场运作的方式,都可以在历史街区的文化资本经营中寻找到历史街区复兴的理想途径。由于历史街区的性质不同,经营的方式亦应有所差别。城市历史街区在其功能形态和物质环境上往往会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要使历史街区在建筑文化价值复兴和突显的同时,使其在功能上也能融入城市新的发展需求。历史街区的复兴就是在城市发展经济所导致的变革与城市历史文脉延续需求对物质环境所作出的限制之间寻求平衡。历史街区的复兴相对于城市历史文脉和城市结构机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在城市历史文化氛围当中的影响面十分广大。所以搞好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改造,深挖其内在的深厚文化价值,将其作为城市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之一,通过合理的经营,就可以在城市建筑文化的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
二、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最大化
为了使城市的建筑文化资本得以最大化,许多城市都在规划和设计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从而探索并验证出了一些各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其中作用比较突出的当属城市触媒理论与旧城织补理论,虽然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但在城市历史街区复兴方面的功效却十分卓著。
1. 城市触媒理论—由点及面
城市触媒(City Catalytic)概念的提出,源于美国学者韦恩·奥图和唐·洛干先生于1988年编著的《美国都市建筑—城市设计的触媒》一书。所谓的城市触媒,可以是某一功能区、某一单独建筑或公共空间,也可以仅仅是一系列的实体。它在不失去其本身性质的同时,却能促使城市构造持续与渐进发展,粘合整个建筑群落各个功能空间并刺激与引导后续开发,在城市发展与改造过程中,具有连锁反应的潜力。
城市触媒的切入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小范围的街区与大范围的城市框架。对于街区来说,在全面修复的同时,可以对某些有代表性的点进行触媒放大,这样不仅使街区主次分明,并且为后续发展留下充分空间。街区的触媒在性质上分为两部分—功能性与实体性。在视觉范畴,城市触媒的实体性很直接。人们在选择触媒点时,注重的大都是建造风格与建造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建筑或实体空间,最终放大的是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审美价值与历史价值。但如果只注重实体性,那我们保存下来的将仅是脆弱和近乎荒废的空间形式。站在历史街区复兴的角度,如果想让历史街区不仅是开敞的露天博物馆,还可以充满活力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功能性必不可少。这种功能触媒是伴随实体触媒展开的,寻觅有价值的触媒点,用新的功能替换老的功能等方式进行更新,或保留现有的功能但是使它的运作更为有效或更有利。在宏观上,这属于“功能重组”或“功能多样化”。从大范围的城市框架来说,历史街区只是其组成部分,城市触媒点的对应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对应城市范围内的触媒,更多的应是关注群体建筑与城市区域的价值,如区域综合功能、街区整体建筑风格等,应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些价值加以评估,找到有利和有潜质的触媒点加以活化,使其由点及面的促进城市发展。总之,城市历史建筑或者历史街区的文化资本价值越高,其作为城市更新触媒点的作用就越强,效果就越明显。
2. 旧城织补理论—碎片连接
旧城织补是城市设计领域的另一概念,是把旧城内各个点周边的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相关联的整体,采用统一的设计指导思想,贯彻“历史复现”的主题,通过调动城市设计手段减弱建设拆迁对旧城造成的影响,恢复旧城原有良好的城市风貌。
旧城织补可分为两个大方向,即实体织补与非实体织补。
根据凯文林奇的城市设计理念,街区从城市结构整体上说属于平面二维概念,当人们进入街区之后才会有三维的视觉体会。因此实体织补可分为两种方式,即二维平面织补与三维立体织补。二维平面织补是站在城市规划的角度上,对城市进行统筹的碎片整合。它可以通过区域织补、街道织补和肌理结构织补等来实现,力求在大视角下对城市因历史变迁而造成的新老记忆混淆、断裂等现象进行修复。三维立体织补针对的是城市街道景观进行视觉上的织补,大多是站在城市视角以街区或群体建筑为目标,可分为立面织补和街道景观要素织补等,目的是为了修复因年代久远且疏于管理造成的空间视觉不连续现象。
与实体织补相对的是非实体织补,它注重的是对城市实体空间的功能属性进行织补,可分为区域功能织补、文化记忆织补等。非实体织补不像实体织补那么直接,其可操作性也没有非实体织补那么强。因为原有的功能与文化等不一定适合现有环境的发展,所以对原有功能的置换与对其的后期连接是十分有挑战性的。
三、案例印证—哈尔滨历史街区的复兴
城市触媒理论与旧城织补理论在城市历史街区复兴方面的应用很广泛,成功案例也屡见不鲜。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历史街区复兴的案例进行分析,解读这两个理论在城市历史街区复兴中的利用,以及其是如何使城市建筑文化资本得以更好经营的。
1. 哈尔滨道里老城区商圈的发展
哈尔滨的道里老城区是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核心。从城市建设角度来讲,道里区是由索非亚教堂商圈与中央大街商圈两大触媒点刺激成长,并由经纬街、西十二道街、通江街等纵横交错的街道织补完善的。但从历史街区的角度看,这两大商圈各自也拥有自己的触媒点与织补方式,活化自身的内部街区。
索菲亚教堂是哈尔滨最早期的标志性建筑,随着教堂艺术价值的展现,它的建筑文化资本也随之得到了充分的经营。索非亚教堂商圈就是以索非亚教堂为触媒点发展起来的。在空间形式上,在索非亚教堂沿轴线处开辟出了广场,并且有意识地对广场周边的建筑进行立面织补,使得这里形成以索非亚教堂为核心的欧式建筑群。在功能上,因为教堂的宗教功能已经淡化,在这样的一个市中心、商业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索非亚教堂被置换了一个新的功能,即对哈尔滨历史的展示功能,形成了一个与实体触媒点相结合的功能触媒点。索非亚历史博物馆与其地下的哈尔滨城市建设馆一起成为了哈尔滨城市文化展示中心地。这一定位与周围商业环境相结合,奠定了索非亚教堂商圈在道里区的经济文化地位(图1,图2)。
中央大街是早期国际商业都市哈尔滨的缩影,是欧式建筑的集中展现地。中央大街从历史街区自身来说,更多体现的是旧城织补的结果。因为它是呈街道型、带状的历史保护区,多年来对其的修复改造一直致力于对其立面及建筑空间的织补,从而使历史街区的空间实体记忆尽可能的完整。中央大街从19世纪开始就被赋予商住一体的功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居住功能已经慢慢退化,商业中心的价值被确立起来。随着多年的发展,中央大街保留了许多原有的老字号,也置换了许多新的商业功能。从功能织补的角度来说,它致力于在保持原功能的同时对新功能加以织补,力求形成一个商业功能集中有序的历史街区。从现状看来,不论是从实体上还是从功能上,对中央大街辅街的织补力度是不够的,这使得主街的承载力没有更好地向辅街处发散,其文化资本的价值及其影响力大打了折扣。
索非亚和中央大街两个历史街区都是以其独特的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作为两个触媒点触动着周围的商圈发展。这种由点及面的形式辐射度是有限的,需要将其织补连接起来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而“西十二道街”就是这些纽带之一。西十二道街是一条历史老街,两侧商铺林立,经过多年的演化,其外立面已经进行了修补,功能也进行了全新的定位。它就像一条记忆线一样织补着两个商圈,不仅是建筑形式的延续面,也好似功能上的延伸体。它的连接像人体的一条经络,使得两个穴位间的血气顺畅,激发了两个触媒点的潜能,让道里商圈不仅更“火”而且更“活”。同时,道里尚志大街历史建筑的修复,对于将中央大街商圈和索非亚教堂商圈织补成一个整体以及道里历史街区的整体复兴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图3)。
当然,现在的道里商圈并非发展的全部,它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活力。在道里的通江街上,近年恢复了一些老的建筑,如犹太老会堂(图4)、犹太新会堂(图5)和犹太学校(图6)等等。但是因为与中央大街相垂直的辅街并没有将中央大街所承载的影响力向外延伸,所以通江街上的老建筑群并没有发挥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中央大街的辅街也可以发展起来,犹太会堂等建筑所在的通江街区将被激活,历史建筑文化能继续延伸,街区的历史风貌将全面的展现,建筑文化资本会得到更大化的利用,这时的道里区才真正的“活”了。
2. 道外传统商市风貌区的复兴
道外区一直是哈尔滨历史建筑保存最为集中的历史城区之一,但因为使用过度、疏于整治,承载力和活力已经严重下降,所以对道外区城市历史风貌区的改造建设可谓是意义非凡的。历史风貌区在道外区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的振兴繁荣将直接带动整个道外区的历史建筑文化复兴和随之而来的商业上的复兴。
道外传统商市风貌区的复兴主要是指靖宇大街和南北二、三、四道街。从整个城区的角度来讲,它们像触媒点一样带动整个历史城区发展,可谓是一荣俱荣,因此对其的复兴显得格外重要。从街区自身角度来说,由于道外区是以整体片区的形式存在,保持相对完好,因此其复兴更多体现的亦是城市织补的运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手段是立面织补。立面织补不仅将街区的外立面修补连接,并且对街区内院的建筑立面也进行了修复改造,总体上体现依旧修旧的原则,使街区在不丧失原有活力的同时恢复原有风貌。街区在修复立面的同时也进行了功能织补,在设计过程中计划在保留如仁和永、范记永、三八旅社等老字号的同时将餐饮、娱乐、休闲和商住等新的功能织补进去,使这一地区形成“传统百货区”“专特商业区”和“中小规模零售商业区”等六个风格各异的特色街区。当这个风貌区建设完成以后,整个道外区将会被这股力量推动得更加繁荣(图7~图10)。
四、小结
城市是复杂的、精致的、美妙的、深刻的,它包含万千元素,并将人纳入其中,让人可以自由穿梭。它是建筑、景观、街道等事物的载体,并通过它们反映着其背后深远的文化内涵与经济人文特色。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人塑造建筑,建筑塑造人”。人们建造的城市也缔造了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城市建筑文化资本像城市的名片一样,在受众心中树立自己独特的品牌感。而历史街区是承载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经营是当代城市复兴和城市建设的关键所在。
建筑复兴 篇6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维特鲁威就认为评价一个建筑的好坏有三个基本条件:坚固,实用,美观。这三个标准可以评定很多的人造物品,然而这些标准对于建筑却有着具体的含义。坚固不仅是指坚实的建筑材料,还要有稳固合理的结构以及对建筑所在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和位置的充分考虑。实用是指建筑的功能是否能充分实现以及是否能满足使用者的具体需求。美观是与艺术关系最密切的,也是最难做到的。因为它涉及的内容广泛,标准复杂,不仅关系到建筑师本人的艺术水平,还包括了委托人和使用者的审美意识。建筑样式的采用也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是公共建筑,建筑师还要顾及公众的审美观。比起绘画和雕塑,建筑需要获得更多人的认同。直至今天,维特鲁威认定建筑的这三个基本条件仍然是建筑师实践中的至理名言,而他提出的美观则是建筑作为艺术形式而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建筑师力求作品达到完美时的主要着眼点。
建筑与绘画、雕塑一直都在寻找结合点,文艺复兴的时候,伟大的建筑师很多时候也是画家和雕塑家,建筑借着设计师的修养和绘画、雕刻结合在一起。这三者其实都是视觉艺术,所不同的是在欣赏绘画和雕塑时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欣赏,而建筑则是三维空间的动态体验。这种三维的空间不光有外观,还有内景。人们像雕塑一样的欣赏建筑,它的外观和色彩,他和周围环境的融合,之后人们还可以进入其中,感受不同的空间效果,这些空间是建筑自身营造的,还有一些建筑,像中国古代的木结构建筑,还具有第五立面,这些艺术效果有的时候是建筑额外的附赠。此外,重要建筑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它的实现从设计到建造必须通过许多人的认同与合作,在古代,它常常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因此好的建筑往往具有纪念碑式的重大意义,它所表达出的是一种民族性格,而建筑不断的变化发展,创造出的新的结构造型,建筑样式,则是一个文化奇迹,这些变化可以引导和改变人们的审美意识。建筑的坚固和持久性能超越时间的限制,成为一个文化的延续性的纽带,对后人产生长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规模宏大,能与艺术比肩的建筑都是哥特式的大教堂,哥特教堂给人的是与以往建筑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人们基于宗教的信仰和对神的崇敬,采用了全新的结构式样,创造出了哥特教堂俊俏清冷的外立面和内部空间,建筑语言也更加的丰富了(如图一和图二,哥特教堂的典型实例,巴黎圣母院的外立面和内部空间)。同这种变化相伴随的是基督教本身从极端的禁欲主义到逐渐人性化和世俗化的演变,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开始盛行,对艺术的形式也开始重新审视。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古希腊罗马的建筑废墟,建筑师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研究古代的异教建筑,建筑师在设计中更多地考虑人的尺寸不是神的意志,昔日建造哥特式大教堂的那种狂热的宗教热情以及几代人的投入和上百年的建筑周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建筑师个人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重新开始运用人体的比例,严谨的古典柱式重新控制了建筑布局和构图的基本因素,细节精致,比例完美。
关于建筑师的记载也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了,虽然有着巍然耸立的大教堂,但建造者们却默默无闻。文艺复兴是建筑师的时代,他们的建筑设计不仅很受欢迎而且他们本人也因自己的才能而获得极高的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例如创立了文艺复兴建筑样式的建筑师伯鲁乃列斯基(Brunelleschi),他设计的佛罗伦萨主教堂的穹顶,成为当时整个城市轮廓线的中心(如图三)。文艺复兴盛期罗马教皇的首席建筑师波拉孟特(Bramante),他设计的坦比哀多(Tempietto)是集中式形体,有着饱满的穹顶,外面有一圈柱廊,这样的设计使得建筑物有很强的体积感,坦比哀多问世以后这种以高居于鼓座之上的穹顶统率整体的集中式形制在西欧是前所未有的创新(如图四)。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不仅是杰出的实践者也是出色的理论家。
例如,佛罗伦萨的建筑师阿尔贝蒂(Alberti)和威尼斯的建筑师帕拉第奥(Palladio)。阿尔贝蒂的著作有《论建筑和绘画》等书。他对古罗马建筑废墟进行详细的考察之后提出了自己对古典柱式理论的总结。他认为古希腊罗马的柱式语言能够系统地结合建筑的结构因素和装饰部分,是最理想的建筑样式。设计的力量和理性意识完全存在于正确的比例、恰当的布局与和谐的柱式之中。对局部的重视成为理解他的建筑设计的关键所在。“正确”、“合适”、“恰当”、“贴切”以及“成比例”等等这些概念至始至终地贯穿在阿尔贝蒂的建筑思想中,尽管在他看来建筑形式的设计完全是观念性的,他对艺术的尽善尽美地要求却从未脱离实践经验和建筑的功能。而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建筑理论作了系统整理的是帕拉第奥,他翻译了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将阿尔贝缔提过的注重建筑的线性结构这一思路扩展到了注重整个建筑的空间体量,充分利用光线的作用,使得建筑更具有雕塑感。更重要的是他发展了古典主义的柱式语言,使得古典柱式能够运用在各种不同的建筑立面上,具有更多的实用性和灵活性。他还擅长采用各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充分利用建筑周围的地理环境,既能降低建筑的成本又能保持建筑的体面和气派,无论是教堂还是宫殿别墅都能显示庄严豪华的古典形象,以至于欧洲的主要建筑学派在后来的三个世纪里基本沿用了帕拉第奥的建筑体系(如图五,帕拉第奥母体)。这些建筑师通过自己的著作和实践,改变着人们对建筑的审美定义,这样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因为人们对其他艺术形式的欣赏是可以选择的,比如绘画,音乐,舞蹈。但是建筑,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时时刻刻都不能远离的,这种感染是无形的,也是力量强大的。
此外,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艺术天才往往集建筑、雕塑和绘画才能于一身,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Da Vinci)、拉斐尔(Raphael)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都参与设计了圣彼得大教堂。设计圣彼得广场大回廊的伯尼尼也是著名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精于雕刻和绘画,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激越的热情和夸张的动态,人物都饱满健硕。像《哀悼基督》,米开朗基罗注重强烈的写实技巧,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整个作品采用了稳重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圣母宽大的衣袍既显示出圣母的四肢的形状,又巧妙地掩盖了圣母身体的实际比例,解决了构图美与实际人体比例的矛盾问题。基督的那脆弱而裸露的身体与圣母衣褶的厚重感以及清晰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统一而富有变化。这一切都使得石头有了生命力,整个雕塑都显得异常光彩夺目。对于建筑,米开朗基罗则倾向于把它当雕塑一样看待,利用强有力的体积和光影对比,赋予建筑动感(如图六和图七,图八)。他设计的劳伦齐阿纳图书馆,室内的设计运用了建筑外立面的处理手法,壁柱,龛,山花,线脚等起伏都很大,突出垂直分划,米开朗基罗善于用强烈的光影变化和体积变化使建筑具有紧张的力度和动态。有一些细节的设计,都是不符合结构逻辑的,比如说壁柱嵌在墙里面,支撑在涡卷上。与米开朗基罗风格相异的拉斐尔,它设计的建筑和他的绘画一样,温柔雅秀,他喜欢用薄壁柱,外墙面上用纤细的雕塑做装饰,强调水平的划分。它设计的潘道菲尼府邸,是他设计思想的典型表现,整个建筑的外墙面是抹灰的,没有壁柱窗框制作精致,清晰的突出在墙外,前后脚和大门周边的大条石,衬托的墙面简洁,细腻,整个建筑的形象朴实,安稳(如图九)。文艺复兴最庞大的艺术品,圣彼得大教堂,则是众多优秀建筑师合力完成的杰作,它本身已经超越了建筑的意义,像一件精美的雕塑矗立在圣彼得广场。这些有良好艺术基础的建筑师,让建筑和绘画,雕塑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这种建筑师本身的强烈艺术感下的建筑,应该是可以让建筑与艺术划等号的吧。文艺复兴末期,意大利的建筑慢慢的形成了巴洛克的风格,一时间教堂出现了很多新颖的形式,建筑物里出现了大量的雕刻和壁画,这些建筑一直到今天都像高雅的艺术品一样在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如图十和图十一)。
总之,建筑与其它视觉艺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实用性和功能性,这也是人们长久以来对建筑艺术持有不同观点的主要原因。有的人认为建筑的功能性强,不能属于纯艺术。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建筑语言本身的抽象性使它更接近纯粹的艺术,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的:“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但是,不管怎样建筑的实用性和功能性无疑对建筑的艺术设计产生了较大的局限。然而正是这种限制促使建筑师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单纯、简洁而又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以求适应多方面的需求,在实现功能性和实用性的同时尽可能地追求美观。一般来说,这种美观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因为,建筑一旦完成它就变成了环境的一部分。再者,建筑的持久性也决定了它的影响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较大的建筑都能长久屹立,经历几百年的历史,一些古代建筑甚至能持续上干年。例如宗教建筑,本来就具有很大的象征性,信徒们世世代代在里面做礼拜、举行宗教仪式,这样的建筑往往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国。因此建筑形象的好坏对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鉴于建筑对人的影响既是摄人心魄的,又是潜移默化的,那建筑还是应该和绘画,雕刻同类,华美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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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复兴 篇7
而在实际生活中, 与砖混结构相比, 木结构建筑则给人不安全的感觉:蚁虫侵害、不牢固、易发火灾、容易受潮腐烂等, 所以人们在观念上更容易接受砖混结构的建筑。事实真的如此吗?为什么木结构的建筑在地震中留存了下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从统治地位到“非主流”
我国木结构建筑历史辉煌悠久, 木结构在中国古代一直占统治地位。“土木就是建筑的代名词, 故宫这样的大型建筑主要结构都是木材, 砖瓦只是配件。”有专家这样说道。
然而,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木结构并不被看好的局面呢?据了解, 我国因大炼钢铁等特殊时期的政策性因素导致木材资源一度紧缺, 所以采取了以钢代木、以塑代木的方针。大多数民用建筑和部分工业建筑都采用了砖木结构形式。据1958年统计, 这类房屋占总建筑的比例约为46%。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建的这类木屋, 有的至今还在使用。在这一时期, 木结构虽基本上被限制在应用范围内, 但仍处于兴旺时期, 木结构仍可与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和钢结构并称四大结构,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里安作用。
而随着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的应用, 砖混结构建筑迅速兴起, 砖混结构给人的感觉牢固、建造维护成本低、耐久性好、实用, 砖混结构逐渐取代木结构成为现代建筑的主流建材。20世纪70年代后, 木结构在中国基本被停用, 木结构工作者纷纷转行, 高校木结构课程也逐渐停设, 中国木结构被迫处于停滞状态, 长达20余年之久。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 以引进北美轻型木结构为标志, 木结构的研究与应用在我国逐步恢复。
但据专家介绍, 目前我国的建筑结构仍以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及钢结构等为主, 而木结构除了在一些低层住宅中有所应用外, 在其他类型建筑中的应用几乎是一片空白。
而实际上, 作为一种建筑材料, 木材的抗震性能明显优于其它材料, 木材轻质高强, 地面加速度在木建筑物上所产生的能量没有其他建筑物大。另一个优势是其柔韧优于其他材料, 可以吸收并消散能量, 对于瞬间冲击荷载和周期性疲劳破坏有很强的抵抗能力。
抗震性好
关于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抗震表现, 最突出的恐怕要算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和山西应县木塔了。独乐寺位于盘山脚下, 始建于唐代, 寺内的观音阁和山门重建于辽代。自重建千余年来, 独乐寺曾经历了28次地震, 其中清康熙十八年三河、平谷发生8级以上强震, “蓟县城官廨民舍无一幸存, 观音阁独不圮”。1976年, 唐山大地震, 蓟县城内也有不少房屋倒塌, 观音阁及山门的木柱略有摇摆, 观音像胸部的铁条被拉断, 但整个大木构架安然无恙。
今年3月30日, 贵州省剑河县发生5.5级地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最大震级地震。地震造成3100间房屋轻微受损, 4人受伤。贵州省地震局局长王尚彦介绍, 地震造成的伤亡不大, 与当地木结构建筑具有抗震性密不可分。
为什么木结构抗震性好?专家解释, 典型的木结构建筑有面板和饰面装订在大量的搁栅, 墙骨柱上。从而为地震力提供了附加的传力路径。一次一旦一个连接点超载, 其他超载部分都可由相邻的连接点分担。而且, 木材具有较高的强度重量比, 因而木结构建筑比其他类型的建筑结构重量轻, 这是在地震中的一大优势。现代木结构建筑采用钉接节点, 当突发的荷载产生或地震降临时, 其结构体系就有很好的柔性, 因此能够在地震中吸收和消散能量。
另外木结构建筑在发生地震时能够有效的降低人员伤亡, 便于住在里面的人员逃生, 其重量轻的特性也利于后续的救援工作开展。许多因素使木框架结构的建筑性能在地震破坏力表现良好, 这也使得这种建筑甚至能够抗击由飓风, 龙卷风和台风产生的侧面荷载。
据记者了解, 近年, 由于国家倡导和支持开发健康环保、节能生态建筑住宅, 使其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香港等大中城市悄然兴起木结构住宅热, 木结构建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睐, 但其推广仍然受到阻碍。
观念存误区
“从现实情况看, 木结构建筑在我国的接受程度还很低, 木结构产品真正进入市场并受消费者欢迎尚需时日。人们从追求高可积率的居所转变到健康环保的住宅需要一个过程, 首批开发的木结构房屋的成功与否非常重要, 可直接影响到人们观念转变的快慢。”业内人士介绍, 现在所指的木结构房屋是将生态、环保、个性化、美学及现代技术与传统方法结合, 具有现代气息的多功能木结构建筑。
然而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 木质依然不是理想的建筑材料。在众多木结构建筑的“问题”中, 最受关注的就是防火、防水、防潮问题。
中国现代木结构建筑技术产业联盟秘书长毛林海就表示, 尽管木结构建筑防火防潮技术在国外已经取得快速发展, 但在国内, 截至目前, 大众认识依然普遍存在误区, 直接影响了木结构建筑的市场应用和推广。
他讲道, 目前的木结构建筑推广主要有两种体系:轻型木结构和重型木结构。轻型木结构的防火方式是靠石膏板, 在装修时要在建筑里装一层石膏板, 进行有效隔热, 并起到防火作用。重型木结构的防火功能主要是靠木材大尺寸的截面来实现, 大截面木材遇火时, 其强度保持时间比金属要长。在火势凶猛的情况下, 木材通常会以每分钟0.64毫米的速度碳化。碳化层将木材与外界隔离的同时, 也提高了木材可承受的温度。因此, 木结构在遭遇火灾时往往比钢构件更安全。
而在防水防潮方面, 对于现代木结构建筑来说, 在建筑墙体上加上单向呼吸纸, 里面的水汽可以释放出来, 而外面的水汽进不去。在墙体之间还有一个空腔, 空气流通, 就可以保持木材的干燥, 不易变形。
资源受限
但木结构要进一步的普及, 还面临着因土地和森林资源紧张所带来的根本性制约。
据了解, 由于国家实施禁伐政策, 而木结构建筑需要大量木材, 这一突出矛盾直接影响了市场拓展。且因森林资源匮乏而限制使用木材只能作为一定时期缓解供需矛盾的权宜之计, 不能根本解决木材紧缺问题。
但也有专家提出, 我国有4000多万公顷的人工林资源, 总量居世界第一。合理开发利用我国的林木资源, 利用人工树种研发现代工程木产品, 并基于这些产品研发木结构体系, 是我国木结构发展的另一条途径。针对木材资源不足的特点, 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砖木混合结构那样, 研发木-混凝土结构, 将轻型木结构和轻型钢结构相结合, 研发轻型钢木结构, 利用间伐小径材研发小径木轻型木结构等, 都不失为结合国情, 发展我国木结构的途径。
“我国有近400万公顷的竹林资源, 总量也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劳动人民也有利用竹材建造房屋的悠久历史。我国学者已研发了轻型竹结构和竹木复合材, 倘若能实现胶合竹等竹材产品和竹木复合材产品的标准化、工业化生产确定这类产品的强度设计指标和完善其结构设计计算理论和方法, 竹结构和竹木结构在我国将大有可为。”一位多年研究木结构的学者表示。
技术攻克
记者了解到, 除了资源问题, 木结构设计方面的专业人才与技术也是接下来需要攻克的难题。目前的状况是一些企业没有专业设计人员, 完全照搬国外的建造体系, 受制于人。有时仅有效果图, 靠施工人员凭经验折腾, 这种做法会给建筑留下很多隐患, 也扰乱木结构建筑市场。另外, 由于国内缺乏大型构件的生产、成型技术, 或缺乏技术标准, 在公共建筑中使用木结构严重受阻。
谈及木结构建筑在普通住宅市场的前景, 曾投资建设木结构建筑的某公司董事长林建春称, 最大的担忧是懂得传统木工手艺的木匠正在急剧减少。
“木工在几千年的木结构建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技艺, 在材料选用、构件加工制作、结构方式、节点及细部处理、施工安装等方面都自成体系, 这些独特的技艺往往以师徒间‘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社会发展至今, 在年龄45岁以下的人群中, 还有多少人能拿起斧头干活?懂得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手艺人还有多少?长此以往,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将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真是如此, 将成为华夏文明不可弥补的缺憾。”他说。
但值得肯定的是, 我国木结构类技术标准的体系已基本形成。国际标准化组织木结构技术委员会共发布了27项结构用木材领域的国际标准, 产品覆盖了锯材、胶合木、结构用人造板等。近年来, 住房城乡建设部也先后制订和完善了《木结构设计规范》、《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等一系列与木结构建筑、木材产品相关的标准规范, 已逐渐形成较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
专家表示, 接下来还应明确各规范的分工, 加强各规范间的联系和协作。例如现行木结构设计规范中关于原木、方木、规格材的定级标准、树种识别, 甚至层板胶合木的组还规定等, 宜由相应的木产品标准提出, 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 使技术标准切实执行。
另外, 仍需要完善设计计算理论。我国现有木结构计算设计理论基本以前苏联计算理论为基础, 适用于工地现场制作木构件 (主要是木桁架) 所建的木结构。现代木产品的应用和研发, 理所当然地需要更新现有理论和方法, 发展我国木结构设计计算理论。
造价要更亲民
还有人反映, 木结构建筑造价不菲也是其难发展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木结构建筑多以别墅为主, 造价本来也高于日常商住用楼。
据业内人士介绍, 我国目前木结构房屋的成本是以国外经销商提供的数据作参考, 不同地区、不同质量的房屋造价也有所不同。在加拿大, 3~4个工人十多天就能建好一幢有三个卧室、带地下室的两层木结构小楼, 其售价100多万元人民币 (约为2 0万加元) 。然而据专家估算, 我国若用进口材料建造木结构房屋, 其成本约4000~4500元/m (不包括土地价格) 。
“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 尤其在大城市, 对建造成本影响很大。而木结构房屋市场开发的重点就是这些大城市, 因此, 开发的策略应是将木结构房屋建在大城市的周边地区, 销售对象首先面向中高收入阶层, 然后逐渐推广。也可在发达的海滨旅游城市和风景区建设2~3层的木结构别墅, 发挥其与自然和谐的优势。”某一木结构建筑开发商称。
建筑复兴 篇8
规划与建造
整个用地分为两个大的区域,西侧由情景商业和集中 商业两部 分组成, 共计11万平方米。酒 店布置在 用地东侧, 与曲江池 公园相邻。两种物业类型由中间的人工湖面自然隔开,将周边水面自然化景观元素引入地块内部, 也使公共 和私属区 域自然的 分开, 隔湖相望互为背景。依湖面南侧是一座关中民居风格的 灰色房子, 暗示了过 去, 让人们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传统的魅力。正如建筑大师Benjamin.Wood先生所说,最好的方式是展示给人们新老形式的并存。这使我们能在缅怀乡愁的同时又以乐观的情绪憧憬未来。
05. 实景
其中盛美利亚酒店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客房400间,从曲江池西路经过两侧游廊环抱的入口花园进入,是酒店的核心区域“光影中庭”,这里包括的大堂吧和交往休憩的空间,也是感受一天中光线变化的光影大堂,晚间坐望月光湖景,更是别有一番情趣。结合西侧跌水平台在主轴线上形成了“入口庭院——光影大堂——后花园——跌水景观——湖面”的多层次景观轴线。
酒店的主要功能布局,包括北侧的宴会厅餐饮部分和南侧的客房区域,则围绕中庭大堂蔓延展开,建筑通过形体的扭转与围合形成四个里坊单元,并各自形成半封闭庭院空间,游客动线则围绕花园游廊水平伸展,形成了次级景观轴线,主轴线的空间秩序和次级景观的自由变化,正是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中多模块化、多层次、重布局的营造精神。
06. 实景
07. 实景
立面与材质
酒店的立面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水平的构图感并无太多奇异之处,虚实错落的母题贯穿整个外墙始终,对城市街道而言展示出一种封闭连续的界面,而对于内部空间则表现出一种里坊式的围合空间,来容纳花园、水系及其他公共空间。立面的材质以米黄色花岗岩石材为主,与场地浑然一体,石材的拼挂方式以城墙的城砖为主题,宽窄变化以及局部的机切面条纹则暗示了斑驳与自然的岁月感。整体简洁有力,更像一部巨大的雕塑,给与从大唐芙蓉园走出的游客一种耳目一新,又似曾相识的印象。
08. 立面材质
愿景
盛美利亚 酒店已于2 014年9月正式开 业, 回顾整个 设计和施 工过程, 其间包含了诸多条件的限制和问题,也激发了更多的思考与解决之道。值得欣慰的是,在业主给予的充分信任与支持与合作单位的极力配合下,该项目在对于设计中对于建筑本源追溯和空间意向的探索最终得以展现。如果说上海新天地中传出的,是老上海里弄中岁月歌声,那么,西安盛美利亚酒店则是人们与久远回忆的又一次邂逅,古城里坊间依稀传来暮鼓晨钟的回响。
09. 立面材质
建筑复兴 篇9
近日,一场关于该工程的研讨会在京召开,引起众多媒体竞相报道。
想“复兴”什么
位于中岳嵩山的少林寺属佛教禅宗流派,寺内保留有众多历史建筑和文物,少林武术有1500年的历史,是中国著名的武术流派之一。据资料记载,早在唐代,就有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时至明代,少林寺又因抗倭有功与少林武术一起扬名天下。众所周知,这个宁静的千年古刹因一部电影《少林寺》在上世纪80年代妇孺皆知,甚至名扬海外,“少林功夫”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品牌。
然而,在中华文明史上以“禅”“武”为精髓的少林文化,在近二十年来,更多的只是反映在武术传播方面。20年来,慕名来少林寺学习武术的海内外人士络绎不绝。据登封市体育局相关人士介绍,登封市有武术馆校62所,常年在校学员达5万多名,这也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应该说,少林文化内涵中的“武”文化得到了相当的彰显。
那么,这次以“复兴”为名的声势浩大的行为又是针对什么内容的少林文化呢?对此问题,日前,该工程的提出者少林塔沟教育集团董事长刘海科说,少林文化影响很大,但是需要整理和开发。但记者发现,该工程项目的内容大多就武术培训、旅游开发和文化产业等设置。登封市市长郑福林在日前举行的研讨会上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对少林文化价值的发掘不够深入,少林寺虽然声名远扬,但景观比较单一,只能支持游客半天的停留。尽管这个以政府为主召开的研讨会在强调旅游的同时,也认识到少林文化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即要维护少林文化的纯洁性,并举例说,欧洲、美国、日本等很多地方,各种打着少林文化旗号办学、表演的侵权活动大行其道,而当前少林功夫的教学、竞技和演艺既缺乏对传统的挖掘提炼,又缺乏创新与核心技术,以致无法明确区隔。事实上,强调少林文化原产地的正宗,保护少林文化的金字招牌,对提高少林寺及登封市的知名度,促进旅游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可见,这个宏大的“复兴工程”的真实内容和最终目的,就在于“经济”二字。
对少林风貌会产生影响吗
据研讨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出该项目的原因之一是登封市文化和旅游发展亟待转型和升级,通过该项目可以推动登封市由现在的观光型向禅武文化体验、休闲转变,把以少林功夫为代表的少林文化品牌打造成世界级文化品牌,成为河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标志性产品。
然而,针对旅游业对历史文化风貌造成破坏的谴责声从未停止过,那么此工程是否会对以嵩山历史建筑群为依托的少林文化风貌造成破坏呢?
据了解,“少林文化复兴工程”将分期建设,少林功夫文化博物馆、少林功夫国际研究院、少林功夫国际交流中心、世界功夫擂台、功勋雕塑园和荣誉大道等将在一期工程中建设。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工程不会在嵩山景区开展建设,相关建筑只会规划在市区内。
无论如何,文化振兴需要建设先行,这似乎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由此,让人不免想到了数月前嵩山申遗遇挫的遭遇。有媒体报道,嵩山“申遗”落败,当时舆论矛头对准的是嵩山建筑群保护存在问题。很多人认为,过分的商业化严重损害了少林寺的文化内涵,不加节制的旅游破坏了嵩山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时隔数月,与此相关的一些报道网页已被删除,只在搜索界面见到少部分文字。
看来,“少林文化复兴工程”遭此质疑似乎在所难免。
能撇开少林寺吗
据了解,这项工程由少林塔沟教育集团提出,并由河南省发改委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登封市政府出面在京举办了专家研讨会。研讨会上相关负责人称,将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尽快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力争明年投入建设。
据少林寺外联处的相关负责人称,该事由政府负责,少林寺不便作答。一位曾在少林寺相关部门工作过的知情人表示,少林寺不知道有这个工程,该工程也未曾知会过少林寺。
“少林文化”的保护缺少了少林寺似乎显得滑稽,一位了解情况的媒体人士甚至认为,整件事情不过是政府出面的企业行为。
无论怎样,如果真要实现少林文化复兴,能绕开少林寺吗?
无独有偶。就在“少林文化复兴工程”研讨会召开的前数天,天津蓟县盘山北少林寺要恢复重建的消息传出。据了解,北少林的恢复建设是由天津市和少林寺共同出资建造,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认为,天津北少林与嵩山少林武术一脉相承,并收天津北少林传承人商氏为俗家弟子,重建由此展开。据称,嵩山少林为此已投资1.6亿元。
建筑复兴 篇10
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先后经历了产业结构调整, 工业区加速从中心城市地段外迁, 原有的港口码头与工厂等设施及相关区域日渐衰败, 对产业变迁后的旧城区进行再开发成为重要的建设实践类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各地政府愈来愈重视城市自身形象的重要性。城市作为具有市场竞争属性的产品进行规划、建设和经营, 通过城市优质空间环境的营造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这种环境经济模式近年来成为世界各地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欧洲文化之都”活动自1985年开始运作, 每年指定若干城市作为举办地, 以推广当地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发展。马赛借“欧洲文化之都”的机遇加强文化设施建设, 以扭转混乱危险的城市形象, 通过对城市环境中的建筑和外部空间中文化创意的挖掘和表达, 增加城市的辨识度和品质度。本文以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为主要案例, 探讨在传统城市空间再开发的过程中, 通过大型文化建筑设施的引入, 提升城市活力, 优化空间环境, 从而引导旧城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策略。
一、马赛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建设概况
1、博物馆建设的城市发展背景
19世纪以来, 随着工业迅速发展和苏伊士运河开通带来的东方与非洲贸易的拓展, 马赛的产业与城市扩张增加了港口和居住区等城市功能间活动的距离。在港口经济向北转移后, 老港区的部分地区更加破败。隔离化的港口道路、破败的公寓楼和工业建筑带来了大片与城市难以融合的处于废弃边缘的土地。于1995年兴建的欧洲—地中海 (Euromediterranée ) 项目承担起城市更新和引导马赛经济转变的任务。21世纪初, 部分道路设施、开放空间、新建商务办公建筑以及由码头工业建筑改造而成的剧院与办公建筑已经完成。博物馆所在的老港区尽端作为城市更新的空间序列高潮部分, 亟需建设一座能够统摄区域整体环境的标志性建筑。
2、建筑功能与空间形态
2013年, 藉由“欧洲文化之都”活动在法国马赛举办的时机, 马赛老城区建成了多处文化及相关服务设施 ( 图1) , 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建成开幕成为马赛 - 普罗旺斯区域“欧洲文化之都”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 (MuC EM) 建在马赛老港区边缘 (图2) , 巴黎原国家艺术与传统文化博物馆的许多展品都转移至此。作为马赛规模最大的文化建筑项目, MuC EM共包括三处场馆 (其中核心展馆和圣让古堡位于老港区) :
·核心展馆, 位于J4旧码头处的新博物馆, 以展现各主要历史时期的地中海文化为主。该馆的公共部分位于朝向大海与古堡的偏南方向, 行政管理部分则面朝偏北方向。
·圣 - 让古堡, 可以一览壮观的地中海全景, 拥有丰富的艺术品收藏及民俗传统展现。
·文化资源与藏品保管中心, 含多个公众开放区: 藏品展区、文献查阅区、临时展区。
3、建筑结构及形态特征
MuC EM核心展馆的建筑型制最显著特征是巨型混凝土网格的外表皮, 充分体现建筑师RudyRucciotti对既有环境的创新性解读, 与相邻的名为“Villa Méditerranée”的会展中心的白色简洁外观形象构成鲜明对比。东南侧和西南侧以及屋顶覆盖了棂格纤维状的混凝土外表皮与建筑内部构成复合立面, 内外表皮从结构上是相互独立的, 在其之间形成的开放性空间增强了场馆内外的视线交流, 使建筑构成一个向内部渗透的形象 (图3) 。核心展馆在室外露台通过人行天桥连接圣 - 让古堡。简洁的线体横跨人工河, 有力勾勒出新旧建筑连接的形象 (图4) 。
1 丨 马赛城区的重要文化设施分布 (图片来源:http://www.detail.de/architektur/themen/marseille-2013neue-architektur-fuer-die-kultur-1-021408.html)
2 丨 位于老港区的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 (图片来源:根据 Google earth 卫星图像绘制)
二、建筑形式对城市文化的挖掘、提炼与整合
文化内涵是老城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的形成既是一种自发的过程, 同时需要人为创造适当的条件进行挖掘, 并通过建筑材料、空间、场地等方面的设计进行表达。大型文化建筑作为激发场所活力与提升城市空间价值的城市触媒, 一方面, 其自身应当成为周边区域的功能纽带和场所地标, 通过提炼文化要素充分展现当地传统文化风貌;另一方面, 通过对传统城市环境的整合, 维系并凸显城市既有文化特色, 增强旧城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空间品质。以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为例, 建筑形式对于文化内涵的积极表达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3 丨 核心展馆的内部空间若隐若现地掩饰在暗色混凝土的曲线网格的外立面内 (左) , 内外表皮之间的开放走廊, 棂窗花纹制造了空间的特殊光影效果 (右) ( 图片来源:左图来自 http://www.ansa.it/ansamed/en/news/sections/culture/2013/06/07/Exhibits-Marseille-Black-The-Blue-opens-MuC EM_8832233.html, 右图来自 http://alainamblard13.canalblog.com/archives/2013/08/21/27872522.html)
4 丨 在核心展馆的露台通往圣 - 让古堡的人行天桥 (图片来源:http://www.detail.de/architektur/themen/marseille2013-neue-architektur-fuer-die-kultur-1-021408.html)
5 丨 新旧港湾的空间格局类比:左图为 Joseph Vernet 的油画《马赛的港湾》展示的老港池的繁忙景象, 右图中新挖的人工运河具有相似的空间格局 (图片来源:左图来自《Marseille and the MuC EM》 (Connaissance des Arts, Special Issue) , 右图来自 http://www.concertlive.fr/expositions/mucem-nouvel-epicentre-culture-a-marseille-8458774)
1、传统空间形式的借鉴
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场地设计将建筑和滨水岸线的形态统一协调, 使整个场地环境构成一个整体, 并对老港区凹入式港池的传统空间形式进行了借鉴。
马赛老港区的港池是在几个世纪前的浆帆船时代挖掘改造而形成的。工业革命后, 尤其是在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开挖成功后, 马赛的贸易和工业开始迅速扩张, 以港口地区为核心, 拓展而形成新的城市格局。因此, 老港区是马赛城市发展的重要记忆。凹入式港湾中桅杆林立的浆帆船出海的形象成为马赛作为一个贸易之城的历史荣光的有力见证。在马赛博物馆的建设中, 人工挖掘的运河使圣 - 让古堡和新建筑呈半围合状地围绕凹入的港湾, 与老港池周边建筑围绕的袋形开放空间格局呈现了类比关系 (图5) 。“港池向远方延伸至大海”的传统空间意象在现代场地改造中得以延续。与老港区不同的是, 以一道长直有力的整体结构的人行天桥在新旧建筑之间连接, 简洁的形象清晰展现了新旧对话的姿态。
2、建筑造型的内敛化处理
核心展馆与会展中心的建筑形体简洁明快, 与古堡的沧桑质感与蜿蜒身姿对比鲜明。建筑体块的处理主要采用“做减法”, 在完整的几何形态中切削部分体块 (图6) , 以谦虚内敛的姿态与周边传统建筑和谐共处。会展中心以悬挑40米的建筑形式留出宝贵的开放空间吸引人流汇聚, 而核心展馆的内部复合立面和顶面的大面积空间则成为体验老城区与海滨风貌的立体开放场地。
3、材质和肌理的环境呼应
作为博物馆核心建筑的J4地块部分, 织物状的表皮肌理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设计主题被反复运用, 有力的统摄了周边的复杂环境, 创造了新的具有高辨识度的视觉符号。这种自由肌理及其产生的丰富光影产生了通透自由的视觉效果, 在整个建筑及周边蔓延, 成为观照海洋与古堡的参照物。博物馆新建筑的混凝土厚重质感与古朴色彩与传统古堡建筑之间的呼应构成了场地的视觉焦点, 维系了古堡周边的传统风格的环境特征 (图7) 。
4、夜景照明的气氛渲染
夜间景观是体现城市活力和空间特色的重要内容。在总体昏暗的环境下, 对建筑与室外环境的人工照明设计增进了对建筑特色的提炼与表达。博物馆的新旧建筑通过不同色调的泛光照明与点光源的结合, 烘托了建筑形态特征, 营造了整个城市区域的浪漫而神秘的气氛 (图8) 。
6 丨 左图为核心展馆的屋顶平面示意, 右图为会展中心的剖立面示意, 体现了在简单几何形体基础上做减法的造型思路 (图片来源:左图来自 http://arqa.com/en/architecture/mucem.html, 右图根据 http://www.detail.de/architektur/themen/marseille-2013-neue-architektur-fuer-die-kultur-1-021408.html 中的图片绘制)
7 丨 曲线纹样的混凝土肌理成为标志性的空间符号, 并与古堡构成呼应 (图片来源:左图来自 http://shijue.me/slideshow/51b1af0ae744f95873000085?asset_id=51b1aeece744f94d49000aa0, 右图来自 http://www.vogue.fr/uploads/images/thumbs/201322/mucem_502310922_north_545x.jpg)
8 丨 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建筑照明 (图片来源:http://www.metalocus.es/content/en/blog/mucem-marseillesyear)
三、旧城复兴中的大型文化建筑设计策略
利用大型文化建筑设施带动旧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不乏经典案例, 古根海姆博物馆之于毕尔巴鄂、21世纪美术馆之于金泽等皆属此列。对于一些城市来说, 在产业衰败、城市面貌破旧的现状条件下, 单纯依靠一两个大型文化项目的引入难以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本文以MuC EM的案例为借鉴, 概括了“以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 以大事件带动进行综合策划, 以凸显城市传统风貌为主要目标进行建筑与城市空间设计”的城市复兴策略, 具体内容如下:
1、空间设计与城市文化主题的契合
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特色风貌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马赛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曾经是通往东方的重要贸易港口。因此, 博物馆的展览主体设定为以“地中海文明”为主, 在建筑形式上大量体现了“海洋”、“港口”的意象, 景观照明与室外开放空间设计都注重与水的充分融合, 使博物馆成为马赛文化复兴的重要象征。
2、充分利用大事件的带动作用
大事件在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对于许多城市的旧城区来说, 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力不足, 大事件的带动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马赛的一系列文化设施的建设启用为2013年“欧洲文化之都”活动创造了对城市文化关注与宣传的整体氛围。在事件营销的带动作用下, 城市的美誉度大为提高, 文化功能的引入更赋予美丽的滨海环境以独特魅力, 彻底扭转了“暴力犯罪、产业衰败”等近年来一些民众对马赛的负面印象。
3、建筑设计注重对周边区域环境质量的提升
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新奇的建筑造型和光鲜的外表制造的眼球效应不同, MuC EM项目更关注建筑对区域环境品质的提升。博物馆主体建筑因其稳重的体量对环境起到统摄作用, 却并没有围绕主体建筑而使空间的其余部分成为附庸, 在设计中重视建筑物的方位关系的呼应以及建筑物之间的动线交通的空间组织, 使项目自身与城市结构充分链接。建筑形体简洁低调, 运用对比、类比或符号抽象等设计手法强烈表现或烘托出基地周边的空间环境特色, 在建筑内部与周边场地有大量不同标高与视角朝向的观赏周围景色的驻足空间, 使公众对老港区的城市空间特色产生更全面深刻的认知。
四、结语
马赛在2013年承办“欧洲文化之都”活动过程中, 通过一系列文化设施的启用复兴传统城区的做法是成功的, 这与政府的宣传营销与市容改造等方面的卓越努力密不可分, 建筑设计在其中更是起到关键作用。博物馆建筑形式对文化内涵的个性化合理表达与“开放融合”的空间设计策略使马赛的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的魅力充分呈现。这对我国城市建设博物馆、大剧院等文化建筑的设计具有重要启示, 即大型文化建筑的建造, 不仅是创造一个具有特色的城市地标和实现建筑自身功能, 还应当通过建筑的开放性设计、对周边环境的呼应以及对城市文化要素的提炼与表达提升城相关区域的空间品质。
摘要：大型文化设施的引入对旧城区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为典型案例, 提出利用大型文化建筑设施复兴旧城的方法和策略, 即挖掘城市文化内涵, 对特色文化符号进行整合与提炼, 融入建筑与外部空间的设计中, 形成具有当地特色和文化参与性的开放化的环境, 激发场所活力。
关键词：大型文化建筑,旧城复兴,策略,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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