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论文

历史现实论文（共12篇）

历史现实论文 篇1

如今, 哲学界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所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多个方面, 主要有:关涉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 历史唯物主义到底占据着何种地位, 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的一些称谓或者表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异同关系;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重新解读;关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当代的历史学、解释学之间的关系;关涉到在面对全球化、中国发展经验、风险社会等问题时, 历史唯物主义会采取怎样的当代视野等等。在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中, 有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社会历史理论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 因此他们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到了经济要素上, 采取宏观解读和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其设计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 在某种程度上说, 这样的研究方式还是将当时那个时代的对象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出来。但是现如今, 社会现实不管是在内在结构还是运行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而且社会要素、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内在的微观和宏观之间也被打破,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 必须以多样化的现代的微观叙事和微观解读将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补充和完善, 使之形成宏观理论范式, 这样才能使当代的社会历史现实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1. 深刻透视当代社会历史现实和社会历史思想的变化

文章中所提及的“社会历史现实”大体上指的是谓给定时代的人类实践和社会状况, 但并非是指人类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的总和, 主要指的还是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而我们研究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内容主要是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 人们在活动中形成的由文化、经济、政治等众多社会领域、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等共同组成的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内在结构、以及这些运行机制和内在结构和人类的解放、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历史现实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对象。

当今时代和马克思创建社会历史理论的时代的社会现实相比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影响社会历史现实发生变化的最要的因素有世界历史进程的加速,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生存和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革, 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的加剧积累并向着政治经济等多领域渗透, 全球化时代的开启, 文化的自觉和文化整合力的增强等等。然而社会历史现实的改变对社会历史理论起着实质性作用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从社会结构或构成上讲, 社会文化在信息化背景下在不断的进行整合, 而且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 社会的诸多领域在逐渐分化, 各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以往那些主导型领域的控制作用或者统治地位被慢慢减弱了, 各领域开始不断的融合、渗透, 呈现出“再一体化”的趋势。社会通常被被人们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领域, 因为受到社会控制方式和人类分工的影响, 这些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处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在前工业社会或者前市场经济时代, 人类的宗法氏族体系、血缘文化、日常经济活动并没有进行分化, 呈现为“领域合一”的状况。而工业文明时代, 人类开始分工, 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各个领域之间的约束关系开始减弱或者消解, 社会呈现出“领域分离”的状态, “领域分离”有利于使社会中的各个领域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在这个时代, 也形成了以宏观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在社会结构或社会构成中占统治或主导地位。如今的时代属于信息化时代, 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 人类的社会结构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又重新出现了一体化的倾向, 但是这种“一体化”并不等同于以往的“领域合一”状态, 它是一种全新的一体化, 充分尊重合理的社会分工原则, 尊重社会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 它的一体化是建立在对社会中各个领域的文化进行自觉的整合的基础上的一体化, 其中文化也不再处于被动的地位, 真正成为了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机理和图示, 真正成为了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 当下的时代是文化自觉的时代。

在信息化时代, 人类社会的变革是最普遍的, 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 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变化。最能够展示文化的整合能力的方式是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 它们可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都体现着文化的力量, 让社会的运行机制和人类的生存方式都发生极大的改变。例如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将文化领域中的一切的文化成果从最初的创造到最终的消费得到了空前的平民化普及, 使政治也不再神秘, 使哲学等精神活动领域也不再被视为神圣;例如在信息化时代, 全球之间的联系都得到了加强, 交往主体之间也处于平等的地位, 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 主体之间的商谈伦理和跨文化交往也逐渐显著, 使得在全球化的文化撞击下, 得到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依旧可以拥有日渐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 呈现出了一体化的特征。

第二, 从社会运行和控制机制上讲, 因为社会领域出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交融加强, 使得社会以往的中心化的主导型的宏观权力被逐渐分化为弥散的、非中心的微观权力, 随之而来的还有以往将几种宏观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或者彼此冲突的社会控制机制逐渐变成多态化的微观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差异化共生。

宏观力量或宏观权力是传统社会中, 构成控制机制和社会运行的最核心的要素, 其中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宏观政治权利, 宏观经济规律和经济力量。国家的权利和政治管理体制等宏观的公共权力是这种社会运行机制下, 对社会进行治理和控制的主要途径, 而在社会变革或者社会的转型期, 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就要依靠宏观的革命和政治运动。

在信息化的时代, 出现了许多非中心化的、弥散化的微观权利, 例如相对自律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微观结构、边缘群体以及以符码、形象、符号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文化权力和非经济的经济权力。这种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微观的、弥散化的非经济的经济权力共同组成了微观政治。而这种微观政治结构和微观权力结构能够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并且还能够将理性对人的统治在社会生活中渗透的更加深入。

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研究视角和思想模式的转变其实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 有的些领域或学科甚至出现了片面化或者极端化的问题, 基于此, 我们很有必要对其进行鉴别、分析和批判。但是应该正视的是, 这种由宏观理论范式自觉转型而成的微观理论范式, 这种转型的过程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它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变化而对理论作出的调整和创新。但是, 现如今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不管是针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式转化还是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都没有被投入相应的重视, 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回答。

2. 完善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

因此, 我们再开展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时, 很有必要正视如今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具体情况, 必须通过完善思想资源, 并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创新, 必须采用这种新型的理论范式去应对如今的社会历史现实, 乃至中国的发展现实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所谓的新型的理论范式应该是适合信息化时代环境下人类的实践和社会历史现实要求的, 将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有机结合的理论范式。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的扩充思想资源。首先需要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已经出现的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思想资源进行批判的借鉴, 使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学说的微观理论资源得到挖掘, 并将马克思学生的实践的和批判的文化精神作为引领, 形成独特的视角。

第一, 要将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有机的结合统一, 并建立起对当代社会运行起影响和制约作用的权利谱系, 要特别理清那些在当代的社会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微观权力。并且需要意识到在不同文明的时代, 微观权利的作用和形态也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微观权力的结构得到了不断的丰富, 又新产生了由中心化的、宏观的的理性权力机制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和随着社会组织的增加、公共领域的扩大而新兴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而微观权力也是一个价值取向存在多元差异的网络、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 其中微观权利的不同对于社会的进步和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对微观权力性质和类型的研究对于建立将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范式来讲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的。

第二, 要把由微观权力构成的网络体系作为活动平台或者中介,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观结构与个体的微观活动结构之间建立起相互交融的有机联系。只有将传统的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用微观理论范式进行补充和完善, 并将微观权力构成的网络体系或者复杂星丛作为活动平台或者中介, 才能真正实现自觉自由的实践活动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规律之间的内在统一。

第三, 要认清并把握在信息化背景下, 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之间的文化整合而出现在一体化趋势, 并以多维的、微观的、宏观的、多层面的视角对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透视, 将单纯的宏观权力霸权的宏大叙事解构, 并将外在的决定论历史模式进行彻底的破除。一方面要对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的把握, 另一方面, 不管是对政治、经济或是其他领域, 都应该深入到文化哲学的微观分析层面进行分析。

上述工作只是在当代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进行深化研究的准备阶段的工作, 而决定新的理论范式能否真正成立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自身的认识, 具体指的是我们在面对当代社会, 尤其是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时能不能树立突破性的认识。

3. 全面把握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的内在有机统一

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范式与马克思的传统思想是不是相符合, 或者说在马克思理论中是不是已经包含了这种微观范式?我们要构建的微观研究范式的针对性是什么?它的构建会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相背离吗?对于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深入的认识能够对社会历史理论的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的有机统一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针对前一个问题,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判定:在马克思建立社会历史理论的时代, 由于受到当时的时代任务和社会历史现实特点、社会历史理论变革要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微观社会历史、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等理论范式并没有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得以形成。可是马克思所建立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包括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在内, 都是在对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行了丰富的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所以, 丰富的微观理论思想资源是包含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定位时, 曾经明确表示过要反对理论思辨和抽象化, 反对脱离生活世界的思辨历史观, 因此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献进行研究时, 我们不难发现文献中都是他们对现实的人、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所进行的微观的、具体的分析。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微观理论思想资源, 马克思当时所关注的重点还只是宏观的权力和宏观的社会领域以及普遍的规律。

对于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构建的微观研究范式的针对性是什么?它的构建会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相背离吗?笔者的看法是:是不是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对社会历史发展是采取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 宏观分析是不是建立在丰富且扎实的微观分析的基础之上, 它所要表述的宏大叙事的性质和所揭示的规律的性质之间是有质的区别的。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对于规律的认识都与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认识与把握是相符合的。而对于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之间的区分都是相对的, 在实际中彼此分离、截然不同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是不存在的。所以, 也不存在绝对的微观解释模式和宏观解释模式, 只有兼顾微观和宏观的分析, 才能真正建立起真正的健全的社会历史理论。另外, 我们需要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范式和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 根据以上的研究分析, 可以得出对当代构建社会历史理论微观研究范式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掉宏观研究范式。我们在构建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时, 同样要采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这也是在当代的社会历史现实中进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完善的重要途径。

小结

本文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 深刻透视当代社会历史现实和社会历史思想的变化、完善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全面把握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的内在有机统一三方面展开了分析, 以期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在新时代下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当前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当下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进行深化再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实践性是马克思学说最突出的一个特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 它在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 彰显着自己在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价值和创造力。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进步, 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历史理论的时代和如今的社会历史现实相比较, 社会的发展的内涵、问题、内在结构以及运行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存在要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要不断地转化视角, 并改进和丰富研究方式以及理论范式, 以更加积极主动且良好的面对如今的社会历史现实。如果在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的社会现实语境中, 仍然以传统的研究视角采取传统的研究方式, 并不以多样化的现代的微观叙事和微观解读将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补充和完善, 使之形成宏观理论范式的话, 那么如今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就很难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研究范式,微观视域

参考文献

[1]刘歆立.论伽达玛哲学解释学中黑格尔辩证法之影响——以其效果历史理论生成为例[J].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 2006 (03) .

[2]陶绍兴.追寻原像:突破教义体系的理论冲动——兼评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5) .

[3]刘伟, 邓晓臻.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03) .

[4]谷曼.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辨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 (06) .

[5]薛俊强.“实践”、“批判”和“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性的再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 2014 (01) .

历史现实论文 篇2

人的本性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区别两个概念：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实证分析则强调实际情况如何就是如何。有人主张人性本善。我就要问，人本来就是善的，还是我们要追求善？前者是实证的角度，后者则是规范的角度。从实证角度而言，人不是善的（假如人的本性是善的，世界便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了），但从规范角度而言，我们当然希望人性变成善的，只能说“人性本善”代表了我们一种美好的愿望。本文，我主要是立足于历史和现实进行的分析。所以，在阅读本文时，希望读者除了死记硬背了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外多少了解一些比较严谨客观的历史著作（如《史记》、《资治通鉴》或者当代没有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读物）中的历史故事，而且还能抛开书本用心切实感受人际间的利益冲突。

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相异于自然界比较独立的精神世界。所以人性不同于动物的本能，在于人性的可塑性很强，在不同的制度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甚至在不同的情境下，人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本性”。在专制社会普通百姓甘于臣民或奴隶般的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社会主义宣扬的是“真实的”民主，但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和依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方面似乎做的并不是太好，我们的言论自由只限于歌颂而不能随便表达，而且在官员更替中普通成年公民根本接触不到选票）的公民往往比较敢于向政府喊出私利，并强求满足。而且，人性不是给定的，而是我们主观意志参与其构造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的“本性”。但是人身上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特性是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的，比如那些很强烈的欲望。构成人心的比较强烈的欲望，主要有，对金钱和权利的欲望和性欲。前两者，是为了现实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性欲，从人类发展角度而言也是保存人自身的需要，而且出自人的本能，强烈持久且不宜很好满足。

一、生存下去的愿望。

生物都有保存自己的“倾向”，人也不例外。活着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当然，有的人主动选择去死，这要么是逼不得已，要么是精神幻灭，要么则出于精神冲动。逼不得已，乃是活不下去。精神幻灭，乃是精神上的混乱，是人所不愿，但终归发生的糟糕的结果。精神冲动则往往是精神受到了刺激，处于激越状态，要么难以保持长久而趋于平静，要么仅限于少数人“坚持毁灭自身”（这需要超人的勇气，不是一般人或曰正常人所能做的）。所以历史上的革命者和真正愿意为某种主义献身的人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甘于“苟活”的。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说，人民是甘于忍受而不是愿意反抗的，除非万不得已，独立并不是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的选择。

要活着，也就意味着，我不能随便死去，我有自己的生命和欲望需要照看，也就意味着，我不是谁的附属物，我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我的一切行为需以我活着为前提进行。我要活着，就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源，也就是说，活着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大公无私。什么是大公无私呢？就是奉献一切。大公无私，奉献全部的结果只能是自我的消灭，因为你没有了生存的资源，而这并不符合人的现实本性。

二、欲望不可灭，只可合理引导。

人生而有欲，而且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摆脱欲望。对于欲望，从规范角度去看，儒家文化讲究“克己复礼”，要求限制；佛家以“空”言之，采取回避的态度。这都是对待欲望的消极态度，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一切人类史，无不充斥着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争夺的背后，都是欲望的驱使。就近譬喻，日常和人相处中，无处不在的江湖，便是人心各异，各有所欲的明证。人要活着，就必须有所索取，否则，生命便无法继续。

从历史角度而言，要让人保持“克己”的状态很难。欲望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欲望只可被压制，而不可能永远被严格控制。人并非完全理性，所以并不可能时时预计到纵欲的后果，即使预计到了也未必管控的住。而且，人的理性常常成为了欲望的“帮凶”。聪明的人往往只是掌握了更好的满足欲望的方式，而不是更聪明的预计到纵欲的后果并且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

人心各异，个人皆有实现自身欲望的渴望。人心常不齐，根本原因也在于人的欲望各异。每个人无论聪明或愚笨，都会尽己所能的满足自身欲望，甚至会为了眼前的“金钱，权利，色诱”铤而走险。我这里分析的只是事实，而不是倡导人要这么做。我只是试图揭示人的本来面目。

限制人的欲望，常常不是人的自愿行为，更多情况下是被迫的，或者是自己理性管控的结果。一旦条件，发生变化，“理性的人”往往会试图采取一切措施满足自身的欲望。既然限制人的欲望不是出自人的本性，那么，限制便需要一些条件。我愿称之为成本，即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限制一部分人的欲望所必需付出的东西。当限制人的成本过高或者没有给

予被限制者足够的补偿之时，对欲望的限制便只能以失败告终。例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面包与理想、在富裕生活与坚持普遍贫困的平等主义的道德迷梦间，我们最终选择了改革。

三、对于传统文化的两点批评

限制自己的欲望

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部分是倡导人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把欲望当成很坏的东西，视之为恶魔。总是鼓励人都去做圣人，要无私奉献。这实际上是违背人本性的。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是人本身的欲望。那只是一定条件下的选择。所以，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官员和书生都是伪君子。满口仁义，一肚子脏水。现在动不动就“为人民服务的”也没几个是出自本心的。

限制别人的欲望

我们的文化里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总是扮演着卫道者的角色。仁义道德从他们的口中喊出，其目的在于限制别人的欲望。而自下而上的限制往往是比较少的。所以，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不仗义、不规矩，就显得自己在道德上很高尚了。

应当说，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事，甚至欲望的满足本身就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欲望的打压并不符合人性，甚至常常不利于幸福的获取。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疏导。也就是说不以限制为目的，而是对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对其满足，只是防止它侵害别人就好。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组织或个人(人都想别人对自己好，可是一味对别人好不是人的自然需求。那些宣称无私奉献的人和组织常常拿走了更多或一切，而且还编造谎言，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们赐予的，比如时常宣称为民做主的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也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意识到，要让别人为我们服务，我们只能有所付出。没有付出便不会有回报，如果那些宣称为我们奉献的人表面上什么都不要，那么我们就需对其动机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别人为我们付出一切的承诺而把自己的一切给别人或任何组织，赋予他们无上的权利，因为人并不是出于自然需要而去奉献的，如果其权利不受限制，那么它在暗地里必然会拿走的更多。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满足其欲望，干嘛要说自己是为别人而活着的呢？而且那些把自己说的无比伟大正确的人和组织真正希望得到的往往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不管它是因为贪婪还是因为对某种主义的狂热信仰，而历史已经证明集权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对民众更大的伤害。

限制欲望是需要条件的。当一个人或组织无所不能之时，其欲望也必定是可怕的。因为它无所畏惧。如果它是撒旦，那么它便会毁灭一切如希特勒；如果它自诩为救世主，那么它便会自认为“高大全”，听不进民声并在道德的标杆下强奸民意。所以，如何保证一个人或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呢？（我这里不说全心全意，乃因为我已经揭示了它的虚伪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控制它，让它不敢不为人民服务。

四、由人性来看历史和现实

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天生为别人服务的人或组织。恰恰相反，那些鱼肉百姓，寡廉鲜耻，满口仁义的伪君子比比皆是。专制国家的君主，总是号称是为人民做主的;而民主国家的人民总是懂得，那些搞政治的人不是坏蛋就是野心家，而他们不得不为他们服务的理由很简单：他必须这么

做，否则他必须下台。

不过，我们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官员都是社会主义的斗士，他们可都是无私无欲的人。所以，我们尽管相信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好。毕竟，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那是因为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性，对人性持比较悲观的态度，相信人本身是自私的，所以执政党是要在宪法的制约下行动的，president会作恶所以时不时的要弹劾几个如里根和克林顿。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们有漫长的封建史，统治者善于用仁义道德美化自己麻痹百姓，但新中国可不一样。我们是全新的制度，我们的人民都是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你看多好啊。要什么president选举呢？多浪费钱哈！人大，政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余的，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搞那么多形式干嘛？只要百姓相信党，党就可以带领人民缔造人间天国，这绝对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别的优越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相信人是可以变得无私的，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几千万党员都已经做到了。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世界里人性所表现的不是这样，但有伟大正确的党的带领，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感召下，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呢？

见证历史植根现实 篇3

这部专著的主标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研究》，我首先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流转？书中详尽阐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个人理解，农业用地作为农民的生产资料，生产的目标是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务农生产经营者收入的增加。当前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农民种地不挣钱，我们再接着问，农民种地为什么不挣钱？这里有农产品价格问题，农业生产成本攀升的问题，农产品流通体制的问题等等。但根本问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马克思曾经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只有更少的农业生产經营者能使用更多的农业资源，他们生产的剩余才能更多，收入才能增加，社会才能发展。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二○○六年末，全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二亿零一十六万户，农业从业人员三亿四千八百七十四万人，全国共有耕地面积18.2655亿亩，平均每个农业生产经营户只能经营9.1亩耕地，每个农业从业人员只能经营5.2亩耕地。如果扣除物质成本后每亩耕地一年的净收益五百元，一个农业从业人员一年的纯收入也才二千五百元，还不如在外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显然，只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或在当地从事非农就业，让种田能手、专业种植户能经营更多的耕地，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才会有较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粮食安全才真正有保证，而要做到这点，就离不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第二个问题是，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前提是什么？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过程中，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小规模农户如何走上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晓鸣曾向我讲过，成都曾提出过著名的“三集中”，即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但在土地向规模集中的过程中问题出现了，土地的权属不清，一些地方土地流转得很快，一些干部“代民做主”，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因土地流转问题产生纠纷和冲突。这些在本书成都典型区市县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案例中都有体现。于是成都启动以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为中心的产权改革，做到“确实权”即以实测面积为基础，做到承包土地的“地、账、证、合同与耕保基金发放面积”五个一致。在工作中将基本农田保护、耕保基金发放和土地测绘结合起来，将国土资源的第二次调查与二轮承包的台账结合在一起，将二调落实到田块，创建了电子鱼鳞图，将图斑落实到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

我曾与直接从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基层干部长谈，两年半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她曾念给我她们工作人员关于产权改革的顺口溜，其中写道：“昨天已忘，重复的丈量，与群众重逢在纠纷的路上……东边退田，西边丈量；一摞摞的材料累昏到天亮，在没完没了的沧桑中，产改的路在何方？再揉揉眼睛，整点精神！疯也，疯也，疯也！”为了完成这项改革任务，许多基层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辛劳，政府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摸清了农村资源的家底，通过做工作，化解了许多历史问题。陪我做调查的一个已经毕业的研究生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经常听到‘做工作’三个字，从来没有想到做工作会有这样丰富的内涵。”在产权改革的工作中，创造了村议事会制度，基本的主导思想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由人民自己在内部来解决，强调在整个产权改革中农民群众的参与。成都的试验通过全面确权颁证，奠定了农村集体耕地、林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产权制度基础，为真正稳定农村经济关系创造了条件。这是一项内涵极其丰富、意义极其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

第三个问题是，确权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难点问题是什么？在调研中，有的基层干部讲，产改把地锁定了，但是没有锁定人。乍一听，似乎不太好理解，不是已经给农户颁发了农业部监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吗？但仔细一想，这话也有点道理。证上“承包方代表”一栏填的是户主姓名；“承包方式”一栏填的是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一栏大部分是按照二轮承包三十年的期限填写。但家庭人员变动以及三十年到期后农户对于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会变？这是承包农户最关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难点也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这种体制的症结问题，即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所有土地的个人权利与农户承包经营的财产权利之间的矛盾。

《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在这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是一种个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最大的特点是当成员退出或死亡时，权利就随之终止，这就要求随着成员的更替和迁移来调整集体资产（首先是土地）的权属。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什么权利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在这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视为一种用益物权，是财产权利，要求长久不变，不以权利所有者个人的消亡或迁移为终止的理由。通俗的话说，是“死不减，生不增”。

在实践中，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个人权利与财产权利之间时有冲突。举个例子，晓鸣的书中提到：“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嫁入某集体经济组织的女子，她们将户口迁入该集体经济组织，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新成员。她们如果放弃原来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就享受该集体经济组织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一切权利”；但作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某社区能享受较大经济权益，所以本社区的女子不愿放弃在本社区的权利。其他嫁入本社区的女子也很难将户口迁入并成为该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所以难以享受本社区的权益。”这里谈到的问题还是个人权利与财产权利在打架。比如一个妇女出嫁离开一个富裕村庄，嫁到另外一个村庄。她可从财产权利的角度出发要求保留她对嫁出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集体资产的财产权利，而该村社区领导也可从成员权的角度否决她的诉求。如果她嫁到一个富裕村庄，她可从成员权的角度出发要求获取她对嫁入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集体资产的财产权利，而嫁入村的领导也可从财产权利的角度出发否决她的诉求。两种诉求都有其合法性，必然产生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是完整的确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很难顺畅和真正落实。

nlc202309051507

第四个问题是，成都在完整确权问题上有哪些重要的创新？要解决个人权利与财产权利之间的矛盾，只有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该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他集体资产的权利固化到某一个时点，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利与财产权利统一。成都的改革试验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首先界定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晓鸣他们的书中写道：“确定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组成人员是成都市各区（市）县确权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实践中，成都市各区（市）县通常的做法是以某一时间为基准，农民若在该时间点内拥有某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区域的户口就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否则就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此后是确权中的土地调整问题。长久不变，起点在哪里？确权的土地是农户在二轮承包中获得的土地还是经过调整的土地？在确定起点之前是否还可以调整？书中指出：“在‘人人有份’这样的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民要求调整土地，否则，需要农民一致同意的确权方案无法达成。”晓鸣他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成都市各区（市）县在确权之际基本上进行过土地调整。这样的做法在不少干部和农民们看来合情合理。晓鸣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成都市各区（市）县在确权过程中，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将土地调整、如何调整等交由群众讨论解决，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在承包地实测确权后，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以户为单位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无论以后人口如何变化都不再调整土地，农户依法享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继承等方面的权利。成都市以固化方式进行的土地调整，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保持承包责任制连续性稳定性的精神，也确保了长久不变确权后农户承包地、收益分配的起点公平。我个人是同意这个看法的，成都改革先试先行，正在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探索，已经突破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框框，但必须有相应法令修订的跟进。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在改革试验中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期限问题。起点确定了，终点在哪里？长久不变，怎么理解？书中提到，成都市的区（市）县人民政府依据《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确定土地承包期限为二轮承包以来的剩余期限。但也提到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的做法：瓦窑村在耕地面积实测之后，重新发放了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面的“承包期限”一栏统一改为“长久”。据晓鸣他们的调查，双流县其他镇也有类似做法，但与瓦窑村不同的是，它们的承包期限为“长期”。晓鸣他们认为，单纯从法律的角度而论，成都市关于土地承包期限的第一类做法比较可取。但从前瞻性角度考虑，成都市特别是双流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为长期（长久）的做法更为可取。作为国家统筹城乡试验区，成都市应该在实践中摸索出统一的做法，为将来国家立法提供比较成熟的方案。

其次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的问题。书中写道：“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按照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说法既应该比三十年更长，又不能没有终止。那么，以多长时间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期限比较合适呢？我们认为，以农户家庭的存续为期限比较合适。”晓鸣他们认为，这样的期限简而言之就是农户家庭的消灭。在农户家庭归于消灭的情况下，其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就不存在继承问题，理所当然的应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他们随后也指出，实践中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许多农民在城市打工，在城市购买住房并且定居，然而，他们不愿意将户口迁移至城市，继续保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继续享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的现象是否合理？他们认为是比较合理的。但将来如果户籍制度取消，改为居住证制度了呢？温家宝总理在二○一二年一月《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一文中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做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公司后出现的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工商企业能否进入农业，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晓鸣他们的书中写道：“据调查，目前成都市土地流转受让方只有13%来自本村的经营大户或经营公司，而外来公司或個人占了将近78%，其中外来农业产业公司有13%，外来经营大户有59%。这反映成都土地流转呈现出跨村、镇流转的趋势，土地规模经营化、集中化逐渐凸显。”二○○一年中央十八号文件曾指出，不提倡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直接租种农户的土地。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一文中又维系了这一提法。这是一种比较有弹性的、温和的政策语言。晓鸣他们的书中提到：“政府在流转过程中为争取业主，导致流转结果混乱。有的地方将农业用地改为工商业用地，随意改变农业用途；有的土地流转后得不到合理的补偿；还有的侵占、贪污、挪用、截留流转费等。特别是在一些城市郊区，在房地产热、大学城、开发区、小城镇建设等还在不断升温，同时，也有乡镇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和突出地方政绩的形象工程，用行政手段干预农民的土地流转，而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非粮化’问题重视不够。据调查显示，目前农户之间流转土地中用于种粮的比重占72%，而流转入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的土地中，用于种粮的比重只有6%。”

在现有的较宽松的政策框架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偏好。晓鸣他们的调查表明：“地方政府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其政策取向往往是引入业主进行规模化经营，在该思路指导下，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表现出明显的规模偏好倾向，可能出现违背部分农民意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强制性’流转的现象。”地方政府的偏好为什么能落实？书中进一步指出：“为了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地方政府在引入农业投资者时，更加期望业主大规模、长期限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地方政府过度功利地追求土地流转的效率，利用大量经济激励甚至利用行政手段推进土地从分户零散到集中规模经营的转变。当行政手段介入之后，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规模化流转的幕后推手，而村两委则成为其代理人，土地控制权开始从农民向地方政府、村两委手中转移。在土地规模化流转过程中，一些位于项目区内而又不愿流转的农民，可能迫于地方政府和村两委施加的各种压力，不得不流转出承包地，‘以地生财’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与业主联合剥夺农民利益的方式。”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之后，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实践证明，明晰产权不是万能药方，农民的物质利益要靠民主权利来保障。民主权利随着物质利益的实现而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重视。因此，要深化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改善农村社会管理，进一步发育农村基层民主。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地方政府真正转换职能，真正在行动上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涉及宏观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各级政府传统的政绩观和干部考核及晋升机制的变革等伤筋动骨的大问题。

nlc202309051507

第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问题。

任何一项成功的制度变迁，不可能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和颁证等，都是往里投钱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土地确权，为集体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提供条件。土地要素的流动与资本化，必然产生增值收益，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如何协调农户、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了保障集体建设用地在更大范围内规范流转，成都市搭建了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实现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创造了条件。成都市政府二○一○年曾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土地交易制度促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意见（试行）》的二十七号文件，提出：“农民集体和农户自行筹资实施整治项目，产生的建设用地票归农民集体和农户所有；其他投资者投资实施整治项目，产生的建设用地票归属依据农民集体、农户和投资者签订的合同确定。”“实行建设用地出让‘持票’准入制度，建立全市统一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实行建设用地‘持票’转用制度，逐年减少征地规模。”“鼓励非公益性项目在符合规划的区域，使用集体建设用地。”这样的政策举措是否真能使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收益？政府是否能承受土地财政的大幅度减少? 如果这样的改革真正付诸实施，以前一次性补偿的失地农民是否会回来找后账？成都这方面的改革举措的进展值得关注。

晓鸣他们的书中最后提出了对全国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具有普适意义的政策建议：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基础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指向加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为突破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管理制度创新为动力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保护耕地和农民权益为根本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还在继续，晓鸣他们的研究和探索也必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期待着他们在土地问题上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晓鸣为人敦厚温良，大有谦谦君子之风；他行事低调，不爱张扬，但对朋友和学生则是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土地制度方面的试验，一直是我兴趣之所在。这些年我也曾去成都做过几次调研，但往往是借开会或讲座的机会，顺便到下面看看，走马观花、浮皮潦草。我向晓鸣提出，想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深入地了解成都农村土地的产权改革，他痛快地答应了。二○一○年八月，晓鸣动用了他的关系，安排我到郫县和双流待了几天，一竿子扎到基层，与村镇干部和农民随意聊天，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捞到了许多“干货”。至今，有时遇到土地制度变革方面的问题，我还会重温那次调查的笔记，往往会有新的感悟。记得那天到达成都，晓鸣自己开车来接我，此后我们一起到郫县乡下的一个农家乐吃土菜以及木桶蒸的米饭，真香啊！毫不夸张地说，在那家小店，我吃到了最正宗的四川回锅肉，现在回想起，不禁又食指大动。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他还是把我安顿好了之后才回成都，这也使我至今很歉疚。晓鸣，何时我们能一起再去那家小店大快朵颐？这次该由我买单了。

扯着扯着一下子从“形而上”扯到了“形而下”，这么扯下去似乎跑题了。但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只下去几天，就有大的收获。晓鸣他们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注重实践检验和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是植根于四川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之上，尤其是成都平原这片长期亲受改革试验锻冶的热土之上，他们的学术营养汲取许多基层干部与农户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晓鸣和他的同事们有长期农村基层调研实践的积累，再加上勤学与多思，必然形成深厚的学术积淀。他们奉献给读者这本书中的实证分析及发现，应该是值得研读的，书中的论点和建議应该是值得深思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写就于农历壬辰年三月

让现实生活走进历史课堂 篇4

我试以《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一课的教学内容来谈一谈如何将历史课堂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

1. 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爱 好,满足学生关心现实的需求

历史教学必须与学生的心理特点相吻合。学生对形象、生动、具体的东西十分感兴趣,他们的概括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推理能力、逻辑能力也在发展着。中学生的兴趣已经不再是限于事物的表象,而是开始对事物背后的本质具有更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上述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学生的学史兴趣。

如在讲《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一课时,我以“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的事例,引出美国大选的投票规则“按照选举规例,一位候选人只要赢得最少270张选举人票,便可在大选中胜出。”进而抛出“锚式问题”:“这种总统产生方式起源于美国什么法律? 为什么美国要制定这部法律呢?这部法律规定怎样的政治体制,体现了怎样的民主原则?该如何评价它?”奥巴马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学生对他有一定的了解,而美国大选也是学生较为感兴趣的。通过这个“锚式问题”的设置,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而且也一下子抓住了这节课的中心内容。

2. 鼓励学生尝试运用生活中的相 关知识解决历史问题,深刻地记忆、理 解历史

如在讲“三权分立”时,我出示了一则材料:“据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任期内来华访问时,曾参观西安兵马俑。当他步出展馆时,发现一小女孩站在高处观望他。双方招呼并对话。克林顿:你为什么站那么高?女孩:可以看清楚美国总统;克林顿: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女孩:管美国人(民)。克林顿:(略作思索后)准确地说,是美国人民在管总统。”通过材料,学生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制约。我进而提出问题:“美国历史上有哪些总统曾因不当行为面临或遭到国会的弹劾?”学生结合相关知识很快就想到了约翰逊、尼克松和克林顿。由于这个材料和问题的设置满足了学生运用学过的知识探索、研究、发现问题的强烈愿 望,学生的思维异常活跃,同时也加深了对“三权分立”的理解和记忆。

3. 要求学生关注现实生活和时政 热点,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联 系历史,探究根源,加深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热点”的形成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因此,将一些社会现实中学生感兴趣的“热点”与课本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加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关注现实的习惯,提高运用发展观点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能力,更好地解决现在以及将来遇到或可能遇到的问题。

如我在《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一课中的“课外延伸”环节,提出当前的时事热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4月10日发表《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以回应美国国务院8日发表的《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人权纪录说,《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歪曲指责,却对自身糟糕的人权状况熟视无睹,很少提及。”通过这新闻材料,让学生联系所了解的相关信息来思考“美国自身存在那些的严重人权问题?对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通过对时事热点的适当联系,让学生明白历史离我们本不遥远,历史并不是孤立的、单纯的知识,它与我们息息相关。

历史与现实如何有机结合 篇5

浅谈历史与现实在历史教学中的结合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总的来说，学习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

但是历史不是过去，而是鲜活的现在；历史也不是分数，而是让学生体味人生。因此，我们教师要把历史与现实交汇，创造出富有生气的中学历史新课堂，提高历史教学的实用性，使学生真正有收获。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呢？

1、历史教材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电影电视、图片动画、民情风俗，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话题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应抓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把这些活生生的材料应用到课堂上。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历史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

2、历史教学方式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在历史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兴致来参与课堂活动，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实物、模型、图片、录像、电影、多媒体等），联系学生自己的生活体验，学生才能获得富有真情实感的、能动的、有活力的知识，学生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陶冶，才能真正去体验历史。初中学生一般都渴望获得认可与欣赏，喜欢表现自我，所以，我们教师应该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入手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

3、历史教学活动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异常，钓鱼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比如，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知道钓鱼岛历来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为什么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证据吗？难道中国倚强凌弱？因此，我们教师在教授古代史知识时，就应该讲清楚这个内容。根据国际通行准则，判断和证明一个国家对一片领土是否拥有主权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即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历史照亮现实 篇6

阅读《瞻对》，很容易联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瞻对地区方圆不过千里，人口不过数万，历来由土司统治，却成为清初直至民国烽火不断、屡屡易主的是非之地。像《万历十五年》用一个年岁（1587年）来透视晚明政治与社会一样，《瞻对》通过这个蕞尔之地二百余年间的大小征战、纷乱的历史，清廷从以蛮治蛮到改土归流的治藏策略之转变，追索表象背后的真相和因果缘由，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具有宏观且深远的意义。民族文化融合之艰难，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来龙去脉，藏独的由来与发展，晚晴衰败的表征及其内因……都在《瞻对》的意义辐射之中。

这是叙事艺术的胜利，也是文史不分家的恰当例证。多年来，我们的通史、断代史，文学史以及各种分门别类的历史，都在试图改写或者重写；人物传记、历史事件的记述都缺乏生动可读的范本。《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已经出版三十余年，仍是独树一帜。《瞻对》的问世，足以成为文史写作的另一个典范。

《万历十五年》的成功得力于作者对明朝史料之渊薮《明实录》的辛苦研读，阿来的《瞻对》也同样展示了他对原始资料的把控、梳理、解析的能力。全书从乾隆九年即公元1744年开篇，前溯康雍，后历嘉庆道光诸帝，皇帝与川陕督抚、驻藏大臣、钦差大臣、征剿将领之间的公文往来不计其数，作者在繁杂的文字资料中劈开丛丛荆棘揭秘探幽，将诸多事件的往来因果、起承转合一一梳理清楚，演绎历史过程，还原历史现场，疏通关节脉络，其生动精彩部分不亚于小说。在驿路传邮的清代，宫廷与边关之间公文一来一往费时不短，但皇帝与臣下的答对如同邻里谈话，事无巨细皆有吩咐回应。康雍乾诸帝的勤政与清政府行政的低效率显露无遗。公文本身是琐碎乃至枯燥的，但作者稍加点评，清代皇帝的个性、意愿、苦衷，诸位大臣的才略、用心，便跃然纸上。

《瞻对》有文学的生动，同时保持学术的严谨，令人感动，更令人信服。梳理历史有根有据，不预设结论，不夸张武断，只有合理合情的推测之论，没有凭空出奇的想象之辞。这显示了作者运用史料时的举重若轻，表述时的文字控制力，分寸把握非常精准。

研读第一手资料，作者破除了过去被二手书所灌输的错误印象，比如晚清改革并非传说中的做做样子。赵尔丰等一干能臣，在国力最为衰弱的时候，在治藏事务上除弊革新，做了国力最强盛时未能做到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改革来得实在太晚了。“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最后，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哗啦啦，大厦倾倒了。”

历史的沉痛教训并不能避免历史惊人相似地再现，传统往往顽强地存活于现实中。《瞻对》信息量巨大，包孕丰富的意义需要参照现实才能有更透彻的理解。作者点到为止的地方，甚至那些不经意的闲笔，读来都是意味深长。比如点评有清一代的官场文化，上司来巡视，地方官员必到属地入口迎接，离开时再恭送到属地边沿。“在中央集权统治下，下级对上级报喜不报忧几乎是各级官员的一种本能，盛世时尚且谎话连篇，更何况中央政权日益衰微之时，地方官员捏报事实，更是肆无忌惮。”“地方官们常常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但（在皇帝面前）表达的冲动在他们永远是无法遏制的。”

《瞻对》让纪实文学的文学品质落到了实处，让文学提升了历史。深刻的洞见又突破了就事论事的绳拘，让历史照亮了现实。

历史现实论文 篇7

关键词：黄维若,秀才与刽子手,历史剧

作为当代剧坛著名的学者型剧作家, 黄维若对历史题材的戏剧情有独钟。从取材于历史故事的《眉间尺》《罗刹国》, 到呈现重要历史人物的《秦王政》及呈现重大历史事件的《秀才与刽子手》《思凡之后》《辛亥三章》, 黄维若的历史剧表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思考。

一、挖掘被“历史”遗忘的“人”

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本真已不可知, 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通常是指裹挟了意识形态和主观评价的历史叙述。这种“历史”经过历代的认定及传承已经变得盖棺定论般坚固, 黄维若的历史剧却尝试撬动坚固的“历史”, 以活生生的“人”为切入口去挖掘“历史”深层的隐秘。选材于传统故事的《眉间尺》讲述了黑衣人帮助眉间尺刺杀楚王以报父仇的故事, 在相同的故事框架下, 黄维若倍加关注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行为成因。他写楚王因生活无聊而寻求刺激, 眉间尺为证明自己的勇敢而刺杀楚王, 黑衣人为砍一个过瘾的好脖子而帮助眉间尺, 如此便以全新的阐释颠覆了以往楚王暴虐无道、眉间尺奉行孝道、黑衣人正义凛然的故事逻辑。在书写重要的历史人物时, 黄维若关注的并非他做了什么, 而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亦即他的性格形态及其成因。在《秦王政》中, 黄维若就撇开了秦始皇集残暴与功业于一身的简单历史记载, 尝试由其所建立的集权统治去反推年轻的集权统治者的性格成长及心路历程。在书写重要历史事件时, 黄维若对公认的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持怀疑态度, 比如在《思凡之后》中, 光绪、慈禧的国丧带来的权力更迭意义被一场和尚与尼姑私奔的闹剧彻底消解;在《辛亥三章》中, 革命的宏大意义被普通民众对革命的茫然态度颠覆;在《秀才与刽子手》中, 黄维若将目光投向秀才与刽子手这样被新举措逼入困境的小人物, 废除科举与酷刑这两大绵延千年的政策在教育及法理层面上的现代意义被完全撇开。

由此可见, 黄维若的历史剧是在大体的历史记载基础上, 注重虚构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行为成因, 挖掘被“历史”遮蔽的内容, 探索其背后隐含的文化现象。

二、关注被“历史意义”遮蔽的“人生意义”

黄维若以“人”为切入点撬动坚固的“历史”, 因此他的历史剧经常撇开故事或人物、事件在历代传承中累积的“历史意义”, 更为关注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

例如《眉间尺》中, 黄维若在传统故事的框架之下探讨人物行为活动的成因, 尝试给予故事一种孝义之外的新的逻辑。在他的笔下, 干将认为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于铸出天下第一的剑, 故明知会有灭顶之灾, 仍愿为楚王铸剑。黑衣人也有自己执着的目标——砍一个过瘾的好脖子, 故在顿悟到所谓“过瘾的好脖子”就是自己的脖子时, 他毅然决然地砍了自己的头。眉间尺也非传统故事中所说的那样, 因生来背负复仇的任务, 便被命运推着走向刺楚和死亡。眉间尺是质疑命运的, 他认为人的生死苦乐全由己定而非命定。他将自我生命的意义定位于战胜懦弱、自我超越上, 这种挑战自我、证明自我、实现自我的冲动推动着他去报仇。楚王享尽荣华富贵, 为生活的无聊而苦闷不已, 得知王妃生下一块铁时兴奋不已, 并让干将将其铸成剑。当宝剑在战场上无往不利时, 楚王再次觉得生活无趣, 甚至让大臣抽自己耳光来体验好玩的感觉, 而在被黑衣人砍杀后, 他反而觉得轻松自在。据此可见, 楚王的生命意义就在于寻找意义。干将、黑衣人、眉间尺和楚王, 他们纯粹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活, 也愿意为了实现生命的意义而死, 而不像现代人活在物质的追逐中, 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如此, 黄维若便以全新的逻辑将隐藏于“历史”底层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呈现了出来。

可以这样说, 黄维若历史剧中的“历史”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 而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为人格形成及人性展演所提供的舞台。在诸多情况下, 黄维若并不满足于历史环境所提供的舞台, 而是在将被历史大潮裹挟的“人”进一步推入极致的环境中, 在绝境中探讨生命的意义。

在《秀才与刽子手》中, 1905年科举和酷刑的废除将秀才和刽子手这两个国家机器上最忠实的零件逼入了困境。该剧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徐秀才和马快刀设定为沉迷于考试与剐人的唯美主义者, 他们沉溺于考试和剐人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中, 把别人飞黄腾达的“敲门砖”或者赚钱养家的营生当作一生的寄托和追求。

徐秀才和马快刀都是被国家机器严重异化了的人, 是受科举和酷刑制度毒害的人, 然而黄维若表现出了这种毒害的复杂性——他们对这种“压迫”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和情感依赖, 呈现出文化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在他们习惯了被扭曲、被异化的生活, 并从中寻找到一种古怪的乐趣以实现精神寄托时, 酷刑和科举却被取消了。徐秀才和马快刀生存的悲剧性在于, 科举考试是为升官上任, 酷刑剐人是为惩治恶犯, 这两者仅仅是手段, 自身并无意义, 但他们却异常虔诚地将对生活的美好想象全部寄托在这些无意义的手段上, 显得可笑。到两人从割肉中想象性地获得科考或剐人带来的精神快感时, 其行为的可笑性和悲哀性更加凸显。秀才与刽子手颠倒手段和目的固然可笑, 但是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生命价值的探求是无可厚非的。

《秦王政》呈现了“秦王”身份对嬴政的性格成长的影响, 以及对其心灵情感等方面造成的缺失。连续七百年的征战使嬴政必须想出新的方法来破局, 他痛恨固有的秩序、规矩, 展露出大气磅礴的王者风范。他首先放下了仁义道德, 欺骗五万精壮士兵, 让其与合纵军死命相拼, 接着拒绝了古灵精怪的兰兮, 亲手斩断了自己的爱情, 最后又斩断了亲情, 将生母赵姬迁往大郑宫, 赐仲父吕不韦毒酒。这个集功业和残暴于一身的君王最终成了秦国人心目中的天神, 然而就在这时, 这个强大的、无往不利的秦王政开始茫然了:“神的日子怎么会这样难受?”①。历史呼吁一个“神”的诞生, 秦王政在顺应需求将自己塑造成“神”的同时, 也抹杀了所有的私人情感和生活。作为统一六国之人, 秦王政可以驾驭他人却难以驾驭历史。他在被历史推向唯我独尊的位置的同时, 也默默地承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持续的心灵创伤。

不论是小人物徐秀才和马快刀, 还是大人物秦王政, 他们都在历史大潮中颠簸, 难以完全把控自己的命运。这就是黄维若在《秀才与刽子手》中借木偶们之口所说的“这世间谁不是傀儡, 就算你活得有声有色, 也是阎王爷手中的傀儡”②。黄维若在其历史剧中注重呈现的也正是这些肉傀儡们为突破历史环境、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反抗和挣扎。这些挣扎表现在行为上或许可笑, 但这些人物在追求所想、实现自我上所表现出的坚定意志却是可敬的。

三、对话“历史”, 思考当下

黄维若曾表示, 历史剧是现实剧的另类形式, 剧作家写历史应基于现实的考虑。他用当代的思维和意识去反观古代人的生存状态, 所以其话剧像是一面开放的镜子, 折射出当代社会的状况和现实生活的图景, 同当今的文化语境形成一种对话关系。

在《眉间尺》中, 黄维若设置了戏里戏外两个空间, 将眉间尺刺楚的故事同演员们平凡琐碎的生活同台呈现。在这样的设置中, 人物挤压于话剧排演与家常琐事, 亦即精神艺术与物质生活之间, 同排演的剧目中眉间尺、干将、黑衣人和楚王追求所想的坚定决绝形成对比, 从而凸显出现代人生存的矛盾性和芜杂性。

对话关系还通过特殊的舞台形式来呈现, 比如使用傀儡、歌队、面具等。多种体裁同台呈现正是为了制造光怪陆离的舞台视觉幻象, 产生一种间离的效果, 从而促使观众在怪诞的戏剧情节中反思世事百态。

除了通过傀儡、歌队等形式形成间离效果、引导观众思考之外, 黄维若还注重增加重要的暗场戏, 以充分调动观众阐释的主动性。比如在《秦王政》中, 秦王政对吕不韦、赵姬究竟怀有怎样的情感, 《秀才与刽子手》中马快刀通过怎样的契机在割肉中发现与剐人相似的乐趣, 都被处理成为暗场戏。这就是黄维若所说的“还观众以自由”③, 他的剧本让人感觉有一个过程, 但是又不确定过程的具体情况。在这样一个总的方向下, 各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加以理解和想象, 从而得出独特的结论和感受。

黄维若历史剧与当下的对话关系自然也体现在故事内涵中。《眉间尺》中由导演运用面具排戏, 引申出现实中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示人。《罗刹国》中的马骥走上伪装自我的不归路, 在官场虚与委蛇、见风使舵。黄维若通过人物荒诞的言行将矛头直指肮脏污秽的官场, 其中讽刺和批判的意味不言自明。在《秀才与刽子手》中, 黄维若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精英与大众并列, 而这正是当今文化语境下的重要命题。徐秀才和马快刀的精神乐趣无疑来自于“庖丁解牛”, 对这种精神乐趣的固守和偏执使其精神麻木而单一, 黄维若在这里表现出对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复杂情绪。中国的传统文化诞生于特定的政治体制之下, 而在业已更换体制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能否提供相应的精神资源, 这是需要质疑的。另外, 《秀才与刽子手》中通过徐秀才与他人呈现着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的对立。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是主流, 物质生活却贫困潦倒, 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鉴于此, 黄维若剖析着现实社会中精英知识分子在上层知识与世俗诱惑夹缝中生存的状况, 同时也暗示着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启蒙理想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彻底崩溃。

四、结语

高中历史教学如何与现实衔接 篇8

一、转变教学观念, 做到与时俱进

观念是行动的指挥棒和灵魂, 教学观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帅的作用, 确立新的教学观念是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 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 把课堂还给学生, 才能使历史课真正地“活起来”。课堂教学应积极挖掘现实生活与历史的联系, 使历史教学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让学生感觉到历史就在自己身边, 启发学生从现实中寻找历史的影子, 培养学生自主设问的能力。

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借鉴历史, 寻找古今契合点, 对现实起指导作用。近些年, 史学研究者也多以现实关怀为出发点, 找准研究课题, 以期为现实服务。比如2000年台湾陈水扁上台, 史学专家便将目光投向台湾史;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雪灾和四川汶川大地震, 学者们以此为切入点, 进行灾害历史研究等。高中历史教学同样如此, 能用新课程倡导的文明史观审视历史, 同时引入当今国家生活的重大热点问题, 做到“通史识今”“学以致用”, 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问题,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起桥梁。

新课改要求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 新课程倡导历史教学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只有当历史具有了时代感, 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学生也才会有学习历史、学好历史的动力。因此, 把历史课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中解放出来, 与现实进行巧妙的结合, 是高中一线历史教师所应努力的方向。

二、以现实为切入点, 巧构教学设计

以现实生活为切入点, 巧妙构思教学设计, 这样师生之间才会发生心灵碰撞, 产生思想共鸣,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效课堂。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促使教师讲究教学艺术, 不断变化教育模式, 创设、优化具有现实感的教学设计。具体来说, 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根据教学实际的需要适时创设最佳的教学情境, 通过现实生活的体验, 形成学习的动机,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提高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何让历史教学与现实衔接, 如何巧妙构思教学设计, 现从以下三个角度为例逐一讲解。

1. 以学生的生活体验为切入点, 将历史教学与现实相结合

以《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人民版必修1) 为例:首先提问学生今年的清明节干什么去了, 有学生就提到为亲人扫墓。接着问学生是否知道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是谁, 这样就引出了轩辕黄帝。然后用幻灯片展示新闻视点“辛卯年 (2011年)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同时解说2011年有1万多名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缅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特别强调台湾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首次参加黄帝陵祭祖大典活动。接着再从学生所熟知的网络提问学生是否知道有“公祭轩辕黄帝网”。最后提问为什么会有祭祖现象的出现, 从而导出宗法制。学生由于对该制度不熟悉, 带着想解决问题的好奇心进入课堂教学探究。

2. 以电视栏目或新闻为切入点, 打破教材体系, 让现实与历史教学紧密连接

以《“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实践》 (人民版必修1) 为例:在导入新课时, 先介绍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涉台时事新闻评论栏目———《海峡两岸》, 节目宗旨是“跟踪海峡热点, 反映两岸民意”。节目分为两个版块, 第一个是“热点扫描”, 主要报道当日和近期台湾岛内的热点新闻;第二个是“热点透视”, 为当日或近期涉台热点深度报道及两岸专家对此事的评论, 并对两岸各个层面的交流交往进行跟踪报道。首先提问台湾问题的由来,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 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由此引出“一国两制”, 接着针对该制度的含义、形成过程以及意义逐一进行探究。然后提问为台湾量身打造的制度在什么地方得以成功运用, 这样就引出港澳问题的由来, 以及港澳回归的过程、原因及意义, 同时播放香港回归视频, 让学生体验历史。接着提到为何台湾问题至今还未解决, 其影响因素有哪些, 从而带领学生一起探究其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最后设计一个“为解决台湾问题献计献策”的课外拓展活动。

3. 以地方发展为切入点, 使历史教学与现实巧妙衔接

以《向“距离”挑战》 (人民版必修3) 为例:由本课第一目“立体交通的诞生”想到我们重庆于2008年7月20日提出“五个重庆”, 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 作为重庆发展的新目标、新追求, 首次在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定为重庆的战略决策。其中的“畅通重庆”就是要改善交通条件, 主城不塞车, 乡村有油路。于是由播放“畅通重庆宣传片”导入新课, 引出第一目知识点;再从播放“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无线城市宣传片”引出“穿越大洋的电波”;最后由“重庆武隆沧沟微博卖瓜”导出“改变世界的网络”。其中可设计关于交通、通讯和网络的利弊探究, 由于这些都贴近学生生活, 踊跃发言者较多,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真正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为主体的新课程理念。

总而言之, 高中历史教学不仅要关注历史事件本身, 更应该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 要有一种历史使命感, 充分发挥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功能, 做到以史为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要学会多观察, 关注时事, 留心身边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历史教学与现实相衔接, 真正开展新课改。

参考文献

[1]汪兴涛.基于新课改理念下的历史活动课程开展策略[J].新课程学习 (中) , 2011 (3) .

[2]包秀侠.如何适应新课改理念下的历史教学[J].时代教育, 2010 (12) .

历史现实论文 篇9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画,功能作用,历史价值,现实意义

历史画是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古老画种之一, 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的历史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 现存的陶器、青铜器、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画像砖上面都有表现。由于历史画的特殊性致使它没有像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那样被明确的界定出来, 而是被划分在人物画、风俗画之中。历史画的出现最早是宣传教化的社会功用, 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它的教化功能。历史是由人类创作的, 所以历史画的内容多以表现人物为主。随着人物画技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历史画发展到隋唐时期便进入了鼎盛阶段, 此时历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画作品和著名的历史画家。历史画也由最初“成教化, 助人伦”的功用转变为具有较高审美特征的艺术作品。作为上层建筑的历史画, 不仅是具有一定艺术价值, 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往往通过真实的历史瞬间, 反映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 从而使人们认识真理。

1、中国古代历史画的历史价值

人类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就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而这些印记是以各种形式留下的, 其主要形式包括文字和绘画等。绘画, 就是以生动而形象的方式记录了历史, 中国古代历史画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还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价值, 其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1 历史画是反映社会活动的一面镜子

在古代, 人们想记录下自己的历史以及各种情景人物和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的事物, 只能借助于文字和图画, 在没有现代先进设备仪器的情况下, 产生了更加具有艺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的绘画作品, 而它们最初的用途和创作动机是记录下历史, 后世可以根据这些先人留下的画作研究历史极其以前的社会活动, 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1.2 历史画是为统治阶层控制的

在古代整个社会为统治阶级服务和控制的, 除了统治阶级平民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 当然这也包括言论自由和绘画自由。而统治阶级则会利用其为手段和工具来为他们歌功颂德, 流芳于世。有些真正反映历史的绘画很有可能不被允许, 而被统治阶级毁掉, 以至于正史上所记载的一些事件是否被统治阶级篡改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清代皇室很是热衷于用宫廷画来记录历史, 例如《康熙南巡图》和《乾隆南巡图》等等作品, 这些经典作品都表现并再现了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1.3 历史画影响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历史画又为历史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历史画不仅仅只停留在审美欣赏层面, 它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特点, 例如记录和写实, 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及活动, 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谋生手段等等, 历史画的独特特征, 具有相当的乐趣玩味和历史研究价值。其代表作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首都汴梁繁荣景象, 是最有特色的。

1.4 历史画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历史不断更替, 留下了许多历史人物事迹, 由于种种原因记载变得模糊, 只留下一部分。有些历史画往往保留了许多历史人物的画像经历, 这对后人了解画像主人的生平活动有很大的帮助。利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更加有利于我们研究有价值的历史事件。

2、现实意义

历史的过去并不是指简单的过去, 过去的历史对生活在现在的我们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通过历史画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交流。历史是我们人类创造的。画家和我们一样处于历史之中, 他们用历史画记录历史, 为人们重现的历史时间的某一片段, 起到美术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照片、影像资料似乎替代了历史画的某些功用, 但是历史画的艺术价值是照片无法比拟的。历史画不但将史实表现出来, 同时给人以美感, 欣赏者在欣赏历史画的时候, 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欣赏了艺术作品, 从而可以提升审美能力。

中国古代历史画是中国特有的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特有结果, 它与古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历史画不但是一件美好的艺术品, 它还记录了历史, 同时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情况下, 历史画不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 它将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 并作为民族艺术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0.

[2]俞剑华.中国画论选读[M].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

[3]彭德.中国美术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4]李霖灿.中国美术史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5]陈传席.中国绘画美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6]郑朝、蓝铁.中国画的艺术与技巧[M].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涉农传播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路径 篇10

一、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与两极分化的媒介资源

多年来, 我们党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全力破解三农难题, 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生产补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 加上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三农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还很突出, 新农村建设任务艰巨, 传媒责任重大。

城镇化水平过低, 媒介资源的两极分化和信息分布的严重失衡, 农民发展空间的萎缩与上升通道的阻塞, 农村贫困人口绝对数额较高,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均衡发展。据统计, 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依然为4000美元, 在全球排名100位左右。按照人均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线, 全国还有超过1亿的人口没有脱贫, 其中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1]2亿多农民常年漂泊在外, 过着异地打工生活, 无论精神上、生理上还是社会交往, 都存在不容忽视的苦恼与困惑;如何有效地保障他们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各项权利, 是一个更为严重和紧迫的问题。

城乡之间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使用技能差距相当显著。我国现有约2000张报纸、2498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4589座无线广播电视发射台站, [2]但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报纸不足50家, 没有一家专门服务三农的电台电视台, 涉农频道屈指可数, 办得好的更是凤毛麟角。尽管中国网民规模2011年就突破了5.13亿, 年增幅4%, 但农村网民的比例仍在低位徘徊。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计算机67台, 农村却不足10台, 57.8%的农民不懂电脑、网络。地区之间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也存在较大差距。北京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9.4%, 上海和广东为64.5%和55.3%, 分别比贵州 (9.2%) 高出60、55和46个百分点。[3]

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特殊, 原因是多方面的, 基础薄弱、经营分散、耕作原始、露天作业, 容易受自然气候、国家政策、市场供求关系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制约, 甚至部分农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都在起着作用。现有媒介资源的两极分化、涉农媒体严重缺失也是重要原因。能否充分满足农民知情权, 使他们成为国家主人和市场主体, 直接决定了我国小康目标实现进程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因此, 大众传媒理应敢于担当、有所作为, 在推动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的进程中做出贡献。

二、涉农传播的历史回顾

在几千年封建统治下的旧中国, 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制度框架下, 农民问题的研究、涉农信息的传播一直付之阙如, 统治集团全力推行愚民政策, 对堆积如山的农民问题毫无兴趣、漠不关心, 以致三农问题沉疴缠身、积重难返。

(一) 中国社会与农民问题

尽管旧中国一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 但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之落后, 生产效率之低下实属罕见。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农村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作业, 很少有商品交换, 农民缺乏对信息需求的热情, 始终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原始状态, 农业产量低下, 农民收入微薄, 生活无比艰难。据统计, 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162亿斤, 平均亩产只有142斤, 棉花单产只有22斤。全国虽然有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但生产的粮食却不能自给。[4]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 其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 全国4.5亿人口, 仅有普通高校205所, 在校生117000人。从1912年到1947年的36年中, 大学毕业生人数仅为21万, 年均约5800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总人口中仍有90%以上是文盲。[4]封建腐朽文化对人们的思想毒害严重, 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扼杀人性的教条被尊奉为金科玉律。

在旧中国, 农民作为社会的底层群体, 饱受剥削与压迫, 从未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事实上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 中国本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到了近代, 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行者举起“推翻帝制, 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大旗, 掀开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三农问题第一次进入政治家的视野。1924年1月20日至23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了大会宣言, 决定通过国家“给以土地, 资其耕作, 并为之整顿水利, 移殖荒徼, 以均地力”, 采取“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 如农民银行等, 供其匮乏”等措施, 使“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5]但孙中山尚未认识到涉农传播与发动农民的重要性, 而是以组织革命军队、武装夺取政权为主要斗争策略。在广大农民并不知情、缺乏参与热情的情况下, 孙中山最终无法完成其既定使命。

尽管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未能实现其目标, 但他点燃的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在中华大地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无数革命先烈经过浴血奋战, 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起新的国家, 中国农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遗憾的是, 在实现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目标之后, 我们却陷入了如何建设国家的暂时迷茫。新中国成立初期, 受苏联的影响, 我们将小农经济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把互助组、合作社到后来的人民公社看作是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 一些行之有效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措施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涉农传播成为图解政策的传声筒, 农民被高度地社会化和严格地组织起来, 他们创造财富的热情大受伤害, 农业经济日益萧条, 农村面貌每况愈下, 农民生活日益艰难,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陷入停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了一条新路, 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征程, 涉农传播也回归正途。媒体积极主动地传播中央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千方百计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决定和部署, 传播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把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的新理念, 从而揭开了涉农传播新的一页。[6]

(二) 早期关注并传播农民问题的三股力量

从先秦“天降丧乱, 饥馑荐臻, 无以卒岁”到清末“蝗旱不登, 饿殍载道”, 中国农村的历史惨状从未得到过高层关注, 更无人提出解决之道。直到进入20世纪后, 才出现了研究和传播我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第一次高潮, 而关注和传播农民问题的力量主要有三股。

第一股力量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先驱。

革命先驱关注、研究并传播农民问题, 主要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 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贡献最大。孙中山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集中反映在由他亲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著作里。

因为生在农村, 毛泽东对旧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他深知, 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他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 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 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 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地位。[7]毛泽东创立了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体系, 有效推动了农民问题的社会传播, 提升了农民问题的社会关注度。

第二股力量是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家。

20世纪初, 出现了鲁迅、茅盾、柔石、叶圣陶等一批关注农民问题的作家。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涉农作家笔下, 农民多为愚昧、麻木、保守、落后的化身, 是承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鲁迅深知社会传播的巨大作用, 深感要打倒“吃人”的旧文化, 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根本改造。因此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用意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8]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被认为是表现农民形象的扛鼎之作, 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从守旧、迷惘中觉醒、终于走向抗争的艰难历程, 特别是《春蚕》通过老通宝一家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为困苦的事实, 表达了他对旧中国农民必须另寻出路的思考。[9]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都是这一时期反映农民生态的优秀作品。

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作家赛珍珠。1931年, 赛珍珠出版了她的文学巨著《大地》 (The Good Earth) 三部曲, 一时轰动文坛, “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描写”而先后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豪厄尔斯最佳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正是由于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广泛传播, 才使得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进入世人的视野, 引起各方的关注, 开始了有关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艰苦探寻。

第三股力量是忧国忧民的社会学者。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 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一批社会学家率先介入农民问题的研究与传播。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者”, 梁漱溟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 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把乡村建设看作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提出以“乡村建设道路”来解决三农问题。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有其独到性, 但他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 结果是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流于空想。

20世纪上半叶, 另一位全身心研究并有效传播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学者是费孝通。继燕京大学李景汉教授1929年、1933年先后出版《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之后, 1936年费孝通出版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文, 这部后来被称为《江村经济》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此后,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著作中, 提出“以工业重建乡土, 进而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 在当时影响甚巨。

以上三股力量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聚焦及其成果的传播, 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而且深刻影响了新时期对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吴力子先生在其《农民的结构性贫困》一书中指出, 中国农民问题有其独特性:第一, 他们是以小规模农业经营为全部生计的, 其中哪怕很小一个比例失去生计来源, 都将造成社会动荡;第二, 中国农户是血缘性质的家庭, 即使农业经营利润下降到难以支撑, 也不能通过“减员增效”来改变局面;第三, 在封建模式下每个农户自己解决口粮, 将余粮以赋税的方式供养非农业人口, 将剩余劳力以徭役的方式服务于国家, 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来实现农业集约化, 也不能通过“边际效益”去“搬运”和解决过剩劳力问题。[10]因此, 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必须另辟蹊径, 媒介有责任参与探索, 积聚智慧。

(三) 我党解决农民问题的探索与传媒作为

新中国成立后, 我党开始着手解决三农问题, 土地改革成为重中之重, 到1952年底, 全国有3亿农民分得了土地。土改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 激发了农民的知情需求和参政热情, 而媒体对于这场运动的大规模报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但是, 土地改革也使我国农村生产分散、技术落后、资金和生产资料匮乏等矛盾凸显出来。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1951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1953年12月颁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决定在全国实行分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 并认为“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 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1]

1955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扩大) 之后, 合作化速度加快。1955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18亿户, 1956年底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亿农民被认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58年8月,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至此, 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12]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受“左倾”思潮的影响, 错误估计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推行的冒进政策, 给农业带来的损害极为严重,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全国农村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各级各类媒体夸大其词、推波助澜、误导公众, 教训非常深刻。

1980年9月, 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允许土地承包到户。1993年4月, 八届全国人大将“家庭承包经营”写入《宪法》, 促使农村土地政策的法治化建设进入快车道。[13]从2004年起, 中央每年都会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有关“三农”的政策和意见, 指导各级政府加快农村建设步伐,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小康, 这为媒体有效进行涉农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涉农传播出现了新的气象。

三、我国涉农传播的主要不足

三农问题进入新闻传播视野, 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无论是近代政治家还是作为社会先驱的作家和社会学家, 他们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传播, 对于提高农民的社会关注度, 开启农民的权利意识, 促成国家的政策向三农倾斜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三股力量的奔走呼号,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呼应我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摇旗呐喊的各种媒体, 存在的种种不足也不容忽视。

第一, 传统的涉农传播主要是以精英视角、怜悯情怀为主线, 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或鞭挞政府鱼肉人民, 或动员社会扶贫济困, 一般都把农民看作绝对弱势, 当作愚昧无知、一团散沙、不思进取、落后保守甚至麻木不仁的芸芸众生, 看不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巨大潜能和创造精神。早在1878年 (光绪四年) 6月, 陕、豫、冀三省大旱, 灾情严重, 《申报》连续刊登灾情及捐募文章, 印刷劝赈书籍, 将所得销售之款悉数赈济灾民, 但就是缺乏有关灾民自救互救的报道。《大公报》热心公益, 服务社会, 经常举办各类活动, 劝募赈灾, 扶贫济困, 老板英敛之曾用“丹心一片, 热泪两行”来概括《大公报》为社会服务的一片热情, 但《大公报》上同样很少看到有关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摆脱困境、走向成功的报道。媒体对农民确实充满真感情, 但看不到农民的力量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 传统的涉农传播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经济贫乏和生活疾苦, 而很少深入探寻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内心世界, 很少从社会视角来探寻农民积贫积弱的根源。无论是旧中国的涉农传播,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农报道, 农民群体经济落后和生活艰辛始终是媒体说不尽的话题, 但根源在哪里, 出路在何方, 却没有答案。即使是中央将三农问题纳入国家层面来进行统筹解决之后, 媒体依然不愿走进农民的现实生活, 难以深入农民内心世界, 未能为其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 而常常自以为是、越俎代庖地充当他们的代言人。

第三, 传统的涉农传播更多的是宏大叙事, 难免有些大而无当。世界局势、国家政策、先进典型, 充斥着报纸的版面、电台电视台的频道, 只顾自说自话, 不问社会反响, 无视农民感受。一些媒体开辟的读者来信、社会呼声等专栏也是聋子的耳朵, 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因为这些来信和呼声, 不少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甚至是闭门造车凭空捏造出来的, 根本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生活和利益诉求, 也无法促成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媒体传播严重脱离实际, 违背农民意愿, 曲意逢迎长官意志, 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甚嚣尘上, 其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四、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传媒有效作为

三农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考察三农问题也应该有多种视角, 如经济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政治学视角、文化学视角等, 从而动员各种资源, 以社会合力来共解三农难题。不过, 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来观察三农问题, 我们会有意外的发现与收获。

以新闻传播学视角考察三农, 可以从信息的供给者、信息的内容构成、信息的传输通道、信息的接收对象和信息的落地效果等几方面来加以分析。在当前, 三农信息的供给主体主要是官方媒体, 这使得农民获得的信息多为政策性信息和科技性信息, 缺乏针对性, 没有时效性, 鲜有可用性, 无法满足个性化信息需求, 更难以成为搏击市场风浪的信息指南;因为传播通道单一, 所传播的都是经过层层把关严格筛选后的信息, 农民失去了比较鉴别、自我选择和自我净化的机会。由于主流媒体大都要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来开展宣传报道, 因而各地农民获得的信息大同小异、相差无几, 从而作出的判断和选择也鲜有不同, 什么错位发展、差异竞争、个性特色, 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新闻传播制度对于一个社会信息的健康流动、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公民平等分享至关重要, 它决定了涉农信息的传播体制机制、内容构成、传输流畅度、可选用的传输工具, 甚至决定着传播效果。

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语境内, 由于顶层设计的疏漏和修正的滞后, 城乡之间、农村内部的传播障碍与隔离日益加剧的结果, 是三农系统中的熵值 (1) 过高, 从而影响整个社会信息系统良性运行的结果。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制度框架内, 新闻传播制度强势支配着社会信息的流动方式, 进而影响社会财富、社会地位在城乡之间的分配, 制约着农民阶层的向上流动, 造成城乡信息鸿沟的不断加深、农民阶层的集体失语和农民获取信息的高成本。城乡之间新闻传播资源分布的严重失衡, 市民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媒介素养、传播技能、知识储备、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决定了农民始终处于信息体系的底层, 决定了他们获得信息的滞后和效用的低下。现行户口政策框定了农民人际传播范围, 加上农民居住分散、农村交通不畅, 大众传媒向农村延伸缺乏动力, 农村传播生态严重影像化、拟态化, 农民思维方式感性化, 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

中国农民阶层集体失语人所共知。在利益层面, 农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沦为与分割财富蛋糕无关的看客;在决策层面, 农民的本意常常被扭曲, 无法影响政策走向;在当下话语体系转换中, 农民话语被严重异化, 有时甚至不知道要说什么, 如何去说。[14]

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和涉农信息不对口、不适用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 它阻碍了先进生产力在农村的普及与推广, 造成了农村物质资源的大量浪费、闲置乃至被抽空, 造成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与单调。从这个意义上讲, 大力调整涉农传播政策, 大力发展服务三农的传播媒介, 或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15]

五、提高涉农传播有效性的路径选择

传播观念僵化、报道主体错位、内容缺乏针对性、公共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涉农媒体作用的发挥, 农民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碎片化、表面化、浅层化问题突出。加上主要劳力外出打工, 农村人才出现严重的空心化, 危机四伏。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必须大力调整传媒政策, 建构适合农村需要的信息供给体制, 涉农传媒更要敢于担当、有所作为, 积极主动地为农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智慧。要在目标定位、平台搭建、内容构成和策略选择上下苦功夫, 增强传播效果, 发挥引领作用。

(一) 目标定位:意识、智慧、能力三位一体

涉农传播要把培育农民的信息意识、开发农民的信息智慧和提高农民的信息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要切实转变角色定位, 放弃“占领”“灌输”“教化”等传统理念, 改变“我打你通、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刻板传播模式, 深入三农第一线, 准确了解和把握农民缺失什么、关心什么、需要什么, 不要总想着“农民应该知道什么”, 而要多思考“农民希望知道什么”, 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 多扶助、多启发、多关怀、多参谋, 少教训、少轻视、少打官腔、少搞简单化的政治图解。要通过有效的信息供给和意识培养, 使农民充分认识信息价值, 激活他们主动获得信息的欲望, 掌握各种获得信息的方式方法, 学会利用信息来认识世界、分析市场, 消除信息不对称, 参与利益博弈, 善于将劳动付出转化为财富。

(二) 平台搭建:纸质、电子、网络合理配置

传播平台是涉农传播的物质基础, 需要精心搭建。有了科学合理、方便实用、廉价高效的信息平台, 农民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才有通道、有保障。

在当前, 电视媒体依旧是最受农民欢迎的信息传播工具, 各级电视台特别是县级电视台必须转变观念, 要做农民的知心朋友、良师益友, 甚至是诤友, 做他们调整产业结构、形成品牌优势、培育高新品种、开发产品市场、增加比较效益的好向导好伙伴。

要有条件地放开对于纸质媒体的管制。特别是在沿海、华南、江南、中原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 应当允许他们依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办报。报纸的最大好处是便于携带, 可以反复阅读和相互传看, 农民可以依据报纸的介绍, 对一些涉农科技、种养技术、管理方法逐字逐句地学习领会, 并且可以在生产现场照着报纸的提示进行操作, 不会出错。

网络媒体和移动新媒体无疑是最具潜力的涉农传播工具, 要在已有的省级农村信息中心平台和IPTV分平台建设的基础上, 整合涉农信息服务资源, 加快三网融合步伐, 使入户带宽提高到5兆以上。要加快集视频、语音和网络信息功能于一体的三农呼叫中心和新农村信息服务站的建设步伐, 重点发展视频表达技术 (如数字摄像、虚拟摄像、非线性编辑、数字合成、数字图像处理、数字音频采集与处理) 、多媒体表达技术 (如可将农作物、蔬菜、果树的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病虫害防治技术, 以及农产品加工处理技术等农业科技知识制作成VCD、DVD光盘, 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与讲座) 、数字化表达技术 (如编码技术、解码技术、无线传输技术、加密技术、压缩技术等) 、电视类媒介 (包括有线电视、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移动电视) 、网络媒介 (如各类涉农网站) 、手机类媒介 (如手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报纸、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电台、手机游戏、手机音乐、手机广播) 等, 大力发展“农信通”、移动多媒体广播 (CMMB) , 直接向手机、PDA、MP3、MP4、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发送农业科技、市场信息、政策法规、灾害预警、天气预报等相关信息, 用户也可以回复短信进行咨询, 与专家进行远程实时视频交流。

(三) 内容构成:政策、市场、科技缺啥补啥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农村明显缺乏有效的信息服务, 许多农民依然秉持“种田无巧别人咋搞我咋搞”的粗放经营观念, 经常是“种植想当然, 收成靠老天, 出售凭运气”。有时候虽然农产品丰收了, 但因农产品集中上市、扎堆出售, 农民只能以低价贱卖甚至不得不忍痛丢弃。在农田生产、养殖管理等方面, 农作物、水产品或家禽家畜出现疾病无处咨询;农民希望参加学习培训、寻找就业门路也难以得到合适的信息指导。所以, 加强涉农信息的针对性, 突出国家政策、市场信息和科技知识的传播, 是涉农传播的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 江苏睢宁县沙集镇的经验值得重视。在当地政府和网络公司的支持下, 该镇已培育出600多户农民网商, 开了1000多家网店, 年销售收入超过3亿元, 不仅繁荣了当地农村经济, 而且提供了农民在家创业致富、直接对接市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沙集经验说明, 及时获得有关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 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保证。

(四) 策略选择:影像、故事、案例作为首选

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 篇11

[关键词]学习；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6-0329-01

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历史是“昨天”的人与事，“今天”的人和事“明天”就成了历史。历史就是本来面目，是过去真实事件的记载；历史是人们对过去事实及前人经验的概况和总结。学习和研究历史，能帮助人们通过理解历史从而更好地认识现在，把握未来。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的今天就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所以要弄清楚事物的来龙和去脉，就必须好好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正是生活在历史之中，忘记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要充分认识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

1、读史可以明鉴、指导国家未来

历史其实就是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加以处理为我所用，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会受益无穷。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耳闻目睹、言传身教固然重要，但如果有人能够加以整理、提炼和保存，然后将精华传播于世，其效果将会大大的提高。通过了解历史，我们常常会发现身边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祖先的事迹那里找到答案，这有助于我们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历史能为当代人的生活提供借鉴，有助于我们对国家关系，社会习俗，民族发展等各个方面的理解。如对民族史政治史等方面的研究，会对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对经济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模式、规律等诸多因素加强了解，从而对经济问题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著名的天文学家竺可桢，正是在阅读和研究了我国史志、方志、古诗、游记，掌握了中国古代气候变迁的线索之后，才写出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著名论文。因此，历史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不了解历史就难以很好的把握现在，科学地展望未来；不了解历史的人，其人格也难以准确定位；忘记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

历史不能重来，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总结国内反思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从辉煌到衰败、再到重新崛起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国家和我们自己都是一种思考。有些历史已经让我们的前辈付出过沉重的代价，重复这种历史只会让我们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品读历史朝代的兴衰和更替，吸收其他国家和各民族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坚持“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更好更快的发展。

2、读史可以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从国家历史的角度看，国家有必要向全体国民灌输本国历史，从而增强人们的自豪感、荣誉感、归属感和整体的凝聚力。我们应该为自己生在中国而感到骄傲。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历史，那是我们的先人创造的。如蜚誉世界的陶瓷、丝绸、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等直到今天还被世界各地人民交口称赞。我们应该为有勤劳智慧的祖先感到骄傲，对于自己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充满信心；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保护和发掘历史遗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所共同的历史渊源，是维系我们之间关系，增强彼此认同感的坚实根基。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站在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讲，我们学习世界史也是为了了解我们周围的国家，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通过与发达国家经济腾飞相比较，进一步了解国情、增强使命感，还可以通过吸取东欧、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深刻理解新时期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方针，树立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伟大抱负。

通过对历史的学习，能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凝聚力是促进国家发展，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条件，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会使国家陷入动荡和内乱。“欲灭一国，必先去其史”，可见学习和了解民族历史的意义十分重大。

3、读史可以激发个人的聪明才智

“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讲得非常正确和精辟。历史上各朝代的兴衰、存亡和更替，一场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中国历史好比自己身上的文化基因，心手相连，血脉相通。一部盛唐史，是多少中华儿女的美丽梦境；一部晚清史，又凝聚了多少中华儿女的血和泪。读中国史，犹如欣赏一个人的生命，每当读到一些历史人物的点点滴滴，我们的心也会随之跳动。读“三国”，看到诸葛亮将一切国家大事都运筹帷幄，一片忠心帮助刘备成就大业。读“汉史”，看到韩信在刘邦和项羽两人的历史争斗中，立下赫赫战功，而最后自己却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读“唐史”，看到李世民发动的宣武门之变，为了争权夺利，和兄弟及父亲反目，自相残杀、血肉模糊的中国宫廷内部皇族成员之间的残酷斗争。

外国历史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轨迹，又会深深的影响了世界的历史和足迹。居里夫人为追求科学和真理而勇于献身精神，哥伦布、麦哲伦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品质等，都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力。读世界史，尤其要读欧洲史，因为欧洲的历史悠久。读英国作家利顿·斯特莱切的《女王不出嫁》，看到给英国带来强盛的英国童贞女王伊丽莎白的才华与成就。读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在革命的断头台上：玛丽王后的最后岁月》，看到一个普通的女子，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悲惨命运。读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的故事，看到他是如此的好学，并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和强盛。

读历史，欣赏历史上一个个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的生命，品读历史人物的生活点滴，了解他们所有的对和错，那些历史教训，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欣赏历史人物，品读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会激发我们的聪明才智，使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挫折，有利于我们在未来人生前进的道路上健康顺利的发展。

4、读史可以明白做人处事的道理

历史可以让后人了解许多古今中外的大事，扩大后人的知识面，增长见识，丰富头脑，明白做人处事的道理。大量历史人物的爱国名言，如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周恩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等，激励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等历史名言有利于培养人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司马迁、罗斯福身残志坚的事迹，可以使人养成矢志不移的顽强意志；邓小平、彭德怀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可以帮助人们树立笑对挫折，胸怀坦荡的意志品格。通过对哥伦布、拿破仑等历史人物的评价，让人们掌握一分为二的观点，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提高判别是非的能力；通过分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使人们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民大众与领导个人作用等之间的辨证关系，透视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中还有大量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故事。如戚继光忠心报国，邓世昌以身殉国，文天祥一身浩然正气，谭嗣同合身变法，董存瑞合身炸碉堡等，还有许多为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革命先烈们，这些英雄行为及坚定的信念，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承和学习人类的传统美德，从历史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积极进取的品格，真诚善良和健全的人格。我们要学习历史，牢记历史，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未来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2]《中国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历史现实论文 篇12

首先,让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师应当具有历史之自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人早就告诉我们要为师先为人,作为一名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三人行必有我师”,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处处有高人,为师不可妄自菲薄;所谓“见贤思齐”,告诉我们要以贤为师……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从未停止对老师这一职业的讨论。“不去了解和研究历史是最大的无知”,只有了解历史,深切感怀历史,才能对老师这一职业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于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孔子,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概括三个字“君,亲,师”。“君”者是指当老师的人要做到:道德高尚、言行举止皆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对某一门学科知识有较深刻的理解,胸怀大志,虚怀若谷,有宽容之心。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物欲横流,人心不古,要当好一名教师确实不易。只有树立正确的为师标准,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宽容学生、家长的各种敲贬,才能坚定自己教书育人的信心和决心;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才不会随波逐流,虚度光阴。“亲”者是指教师要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学生。只有热爱本职工作,才能积极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只有热爱学生,才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师生之间才能做到感情融洽,教学相长。只有热爱学生,才能为学生的点滴进步而高兴;才能耐心细致地做好学生的各项工作。“师”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在思想上对学生严格要求。教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就是用“八荣八耻”塑造学生的灵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将来报效祖国而发奋攻读。“授业,解惑”就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解答学生各种疑难问题。业精于勤,教师对所授学科要深入钻研,切实理解和掌握该学科的系统性和阶段性,知识的重点和难点,调查研究掌握学情。只有这样,教学工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做到授业、解惑,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历史的精华我们要继承和发展,而历史的糟粕我们同样需要不断审视。还是我们的大教育家孔子,提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谬论,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也植根于炎黄子孙的骨髓里,在此后的几千年时间里,无数读书人秉承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诲,踏上仕途,轻农弃商,自工业革命以来就被西方列强远远甩在了身后,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史。“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又一次被历史所证明。而我们在授业解惑的同时,也应该拥有一颗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胆量和勇气。科学大家钱学森临走前的感叹,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自己的诺贝尔。当我们这些老师都缺少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去苛求自己的学生能做到?

研究历史我们可以让我们变得冷静,感受现在能够使我们睿智。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号,而是应当融入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会观察,学习,思考,和体会。

教师应该具有现实之自觉,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不能把握现在,不了解现在,不知道现在正在进行的发生的,很快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很快就成为了学生眼中的孔乙己。现在90后的学生,对于他们而言,信息已经以各种方式充斥在他们周围,尤其是新世纪后,网络的普及使得他们接受信息量突然增加了N倍,对于知识的摄取,不仅仅从老师教导中得到,所以老师一定要有现实之自觉。

实现现实之自觉时应对现在的社会要有清醒的认识。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可能是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从农民工到大学教授所具有的危机感都应该是一样的,农民工害怕工厂倒闭,自己的手艺不精被老板炒鱿鱼,于是拼命干活,努力学艺,以保住饭碗;大学教授同样应该害怕不能追赶上自己领域的发展,被时代所淘汰,被同行所轻视,于是虽年过花甲,依然孜孜不倦,刻苦研究做到不落伍,缩小和学生之间的代沟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奋斗着,不管你愿不愿意,社会的洪流已将你我卷入其中,社会不会因你而停滞,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去迎合它。我们的校园还习惯性地用围墙将自己包围起来,让人感觉到一种喧嚣中的宁静,但社会的暗流早已经把这堵高高的围墙冲刷殆尽,教师同样要和社会人一样,应该具有危机意识,具有进取精神。

其次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认清自己,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自然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认清这一点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少做一些朝三暮四,朝秦暮楚之事。我们有些同行,徒有师之名,未尽师之事,对待学生敷衍了事,满脑子想的是巴结领导,股票行情和自己的第三产业,这样的人可获一时之利,绝不能得一世之名。既然选择了大学教师这个行业,安心搞教育,潜心做科研才是符合自己身份的正道。“桃李满天下”是每一个当老师的终极梦想,但切不可以此作为卖弄的资本。真师者,不为师,而人皆师之。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好教师,始终需要责任意识的推动。实践证明,一个受到良好责任教育并有责任意识的教师,在人生道路上也比较容易有所作为。一个对国家与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教师,既能给学生以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又能帮助学生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

人不能生活在过去回忆里,也不要停留于现在的安逸,应该生活于对美好未来的不断追求中。只有看清未来,才能像浮在空中的气球一样,拥有不断上升的动力和勇气。只有对未来有了预测才能够知道自己脚下的路该走向何方,小到一个学科的发展,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

当我们对历史有了足够的把握,对现实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这时候如何才能看清未来的发展呢?只有两个字——学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要能预想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必需具备本领域扎实全面的技术功底,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科技和理念的发展日新月异,稍有不慎,蓦然回首,你可能已经被甩在灯火阑珊处了。同时看问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去观察,去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具有良好的分析能力,但这却依赖于你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既具有理科生的理性思维,也具有文科生的感性思维。这样一来,只了解本专业那一亩三分地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商界有句话,“熟读半部论语,即可驰骋于天下”,具有广博的学识之后,你的“专攻之剑”才能更锋利,脚下的每一步才能走得更稳健。作为中医药院校的老师的我来讲,站在知识的肩膀上,去分析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更加重要。中医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如今全社会大融合的今天,在西方医学大充斥的中国,借用一切知识去判断中医未来走向,显得相当迫不及待。究竟未来的中医药是走传统中医路上引入现代化,还是用现代化的方式来解释中医,甚至引领中医走向西式中医,我们天天喊着的中医现代化究以什么样的模式发展,都需要我们看清未来,同时给中医未来一个明确的方向。

在看清发展的方向后,怎样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呢?笔者总结出了二者的关系,就是两个力——判断力和行动力。明白了未来的发展,知道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只是迈出了前进的第一步,只有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用判断力去督促行动力,用行动力去证明判断力。有想法付诸行动就有可能成功,光想不做只能是纸上谈兵,永远没有成功之日。我们的很多老师平时脑子里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真正要把这些想法付诸实现的时候,却畏首畏尾,这有缺少自信的因素在里面,但真正缺少的还是行动力,缺少感想就敢做的执行精神。

总之,作为一名老师必须具有历史、现实、未来之自觉,不能把自己封闭孤立起来,变成封闭系统,那样的话最终只能走向灭亡。而应该做到胸怀历史,把握现实,遥控未来,并为未来付出勇气,向未来前进。

摘要：教师应有对历史、现实、未来之自觉。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对老师这一职业有更清晰的认识;不了解现在,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只有对未来有了预测才能够知道自己脚下的路该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