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观念问题

历史与现实的观念问题（精选8篇）

历史与现实的观念问题 篇1

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秦晖

土地问题在我们国家是影响很大的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有很多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结论，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这些结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现在一旦有人提出，中国是不是可以搞土地私有制，马上就有人说，那怎么可以呢，搞土地私有制就会出现无地农民，然后无地农民多了，地主和农民就会打起来，就会爆发农民战争，就会天下大乱，等等。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它们当然是跟我们之前的一套说法是有关的。这套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土地高度集中，因此就有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种冲突。

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农民基本都是佃户，共产党搞了土改之后，农民才有了土地。以前农民不是佃农就是雇农。有些人承认在传统时代有一些自耕农，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自耕农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文革期间曾经有人说，传统时代的自耕农是佃农的后备军，也就是说，他们在不断的分化当中，少数人成了地主，大多数人成了佃农。

那么，为什么土地会那么集中呢？有些人说，是因为那时候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既然土地私有、自由买卖，那么很快便会发生两极分化，少数人发了成为地主，多数人就会成为佃户。大家知道，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1949年搞了土改以后，很多人认为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土改之后还要搞集体化，因为据说如果不搞集体化，那么小农即使再平均，他在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又会发生两极分化，因此土改后如果不继续搞集体化，那么，用我们以前的说法，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我们通过土改消灭了大土地私有制后，接着还要消灭小土地私有制。要把土地变成公有的，这样才能消灭所谓的土地兼并。

这个说法曾经影响很大，而且三十年来影响都很大，大家知道，1978年的时候，有人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尽管这个所谓的“一夜回到解放前”并不是把土地交回了地主，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交给农民和交给地主是差不多的，因为只要交给农民，农民就会两极分化。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人再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如果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说，不仅把土地使用权，而且把土地所有权都交给农民的话，仍然会有人说，这样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要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就会发生兼并，就会发生大集中，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时代的一切弊病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点产生的。

大家知道，这的确是中国的一个特征，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一治一乱的周期，一会儿是太平盛世，然后王朝就崩溃了，崩溃过程中就发生严重的社会爆炸，我们以前叫作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确很恐怖，而且可以说，那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全世界各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像中国这样的农民战争的。像欧洲也好，俄罗斯也好，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历史书上也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的事，但是那些规模都是很小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是能够改朝换代的。只有中国，往往就是由于王朝末年发生的社会大爆炸导致王朝重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以外，只有越南有过一次类似的，就是我们历史上说的“西山农民起义”，建立了一个西山王朝。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尽管在那些国家也有所谓的朝代，但他们那个“dynasty”我们翻成“朝代”其实就是个误解，它和中国的朝代完全不是一回事的，而且也不是在大**中出现的，在西方所谓的“改朝换代”，大家往往都感觉不到，换了个徽章就算改朝换代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恐怖的大乱呢？很多王朝交替期间的社会大爆炸都要死掉一大半人，造成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就是因为周期性的土地兼并，一场大乱以后，土地是比较平均的，然后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越来越集中，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一定程度就大乱一次，然后又重新达到一种平衡。

国共为土地而战？

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周期性的治乱，这是第三个逻辑。第四个推出的逻辑，用来解释近代的历史，尤其是解释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简单说就是国共斗争的历史。这套说法就变成了：这是一场因为土地问题闹起来的斗争。我们以前讲，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帝针对的是外国人，反封建对的就是地主，而且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这场革命中，共产党是代表农民的，是主张土地改革的，国民党是代表地主的，是反对土地改革的，因此他们就水火不能相容。按照这种说法，共产党就是因为土改，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所以才能打败国民党。

整个这一套叙述体系，听起来在逻辑上的确是环环相扣的，可是这里面每一个话题，我们仔细分析，都会产生很多疑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之前的那一套之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有说服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仅共产党这样说，国民党中也有很多人这样说。

内战末期国民党快要不行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很多人，如陈立夫、孙科都讲过这一类的话——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就是因为在土改上比不过共产党。大家知道孙科当年有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共产党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所以能成那么大的气候，就是因为实行了我爹（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一半。有人把它叫做“半民主义”，大家知道民生主义按照后来国民党的说法，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项，共产党搞了“平均地权”这一项，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国民党其实也没做错什么，唯一的缺陷就是“半民主义”搞得不如共产党。由于国共两党都这么讲，好像这个说法就板上钉钉了。

不过从今天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两边都这样讲，是不是恰恰说明，这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其实是差不多的呢？正是因为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是差不多的，所以提出的解释体系也是差不多的。从这里我们想到，两者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嘛？

孙科的那句话，使我们想到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一个说辞，当时很多人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就很不高兴，他发言时说，我们受到任何挫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和孙科的说法是一样的，孙科的这个说法，国民党听来是很顺耳的，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独裁腐败、不可救药，那他们就会很难受，但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听先总理的话，就像林彪的那个说法，是比较好听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对两党的解释是基本差不多的，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看法，这个看法取决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首先，在民国时期，土地分配是不是平均的呢？当然应该承认，肯定不是平均的，即使在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土地分配也不是平均的，但是这个不平均有个程度问题。我们以前总是用举例的办法来讲平均不平均，比如某个大地主拥有一万亩土地，有个农民无立锥之地。但是举例子其实是没有可资比较的根据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统计手段去分析一种分配的不平等的程度。

土地分配基尼系数：0.53

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均经常用基尼系数，它给出了一个衡量不平均程度的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3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低于0.3就是很平等，比较少见；0.3以上就不太平等了，如果高于0.4就是超过警戒线了，属于比较严重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可以用基尼系数统计一下中国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这比起举例子要科学得多。

改革之后的三十年，经济史研究不仅在定性研究，也在定量研究，所有研究都指向一点：我们此前的研究对土地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是有所夸大的。比如说，土改以前，党的文件中讲，中国地主占人口5%，但是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现在没有一个人是这种主张，而且大家也查不到这种主张的来源。很多人当年曾经问过杜润生先生（杜老是参加过土改的，是我们党农业问题的元老），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恶，他说不知道，他也问过毛主席，也没有问出所以然。到底是什么情况？杜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讲，土改其实可分的土地并不多，印象中地主和富农加在一起，拥有的土地可能就是一半，或者40%。我们要注意，杜老九十多岁的回忆不能当成严格的统计数据，因为当时杜老也不可能去做具体的统计分析了，这是他作为一个土改过来人的回忆，但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也认为（地主的土地）比例没有那么多。

这里我简单讲两个数据，一是1980年时，为了搞农村改革，中央专门让统计局去摸底，他们认为土改前地主占地的比例只有38.26%，这里“土改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指的是“土改前三年”，大家知道，土改的风声传出过，很多地方的地主就赶快处理他们的土地，免得被白白分走，所以就造成很多地方找不到斗争对象，为了搞阶级斗争，当时有个说法：土改前三年内发生的地权变化是不算数的。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当时的主任郭德宏先生也做过一项研究，他说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全国地主平均占有41%的土地，但是他还说，有一个趋势，就是整个民国年间，土地分配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按照他的计算，到了土改前，（地主占地）已经降到了32.16%。这里我要讲，“地主占有土地”是一个很难科学定义的概念，因为首先“地主是谁”就有很大的弹性，我曾经搞过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地方就找不到地主，所谓“关中无地主”，土改的时候统计出来的地主占有土地，只有5%。“二华”，也就是华阴和华县，有些地方在一个区的范围内都没有划出地主来。

我倾向于把“地主”这个概念抛开，不讲什么是地主，只讲土地分配的不均度，这个是可以用基尼系数表示的，而且不管你在政策上怎么划地主，按照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只能有一个。根据旧社会各地区的土地册籍，有人统计出了上百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数据，总的趋势是：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大于0.7或小于0.4都是很少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在0.4到0.6之间，全国的平均值是0.53。那么0.53是比较平等还是比较不平等呢？

我们首先做横向和纵向两个比较。横向看，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农业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都比中国高，说明当时中国的土地在各国中是很分散的；如果纵向比较，发展趋势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郭德宏先生提出的“分散”有两层：一是总地权的分配越来越分散，地主富农土地不断减少，农民土地增加；二是封建性地产（用于出租的土地）的分散尤其明显，民国初年，出租土地的都是大所有者，但是到了民国末期，越来越多的小所有者出租土地。无论从纵横两方面的比较，都不能得出中国土地问题很严重的结论。

台湾1949年后搞过和平土改，全世界公认比较彻底，实现了自耕农化，土改后它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到60年代仍然有0.46，可是中国大陆在土改以前，很多地方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就已经低于这个数字，而且有逐渐分散的趋势，比如无锡，30年代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44，到了40年代降到0.329，常熟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候，它们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低于台湾土改后的基尼系数，如果台湾0.46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被认为土改很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大陆很多地方，是不是有必要搞土改都成了问题。

有人会问，0.53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现在的基尼系数超过0.4大家不是就认为很高了吗？但大家想想，这两个基尼系数是同一个概念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后者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而0.53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两个系数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主一般都比较富，无地的佃农和雇农一般都比较穷，但两者的相关性不是对等的关系，不能说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是0.5。

土地分配在理论上的最高值是1，也就是所有土地都集中到一个大地主手里，其他人都一无所有，可这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假定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土地，那么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达到1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唯一的地主同时也是自耕农，自己种了所有的土地，既不需要支付工资，也不需要跟别人分成，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其他人不都饿死了嘛？世界上有无产阶级，但不可能有无收入阶级的；第二，如果大地主同时又是一个大自耕农，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剥削了。

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则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虽然两个系数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纯经济环境下一般要低于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经验性的研究，两者在一般情况下的比例大约在0.5到0.6左右，用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0.53去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则后者只有0.2几。

这就导致两个推论：第一，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呢？它根本就是一个桃花源；第二，当时社会的确有严重的危机，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现象，但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是土地分配不均嘛？当然不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分配的不公并不是很高，所以当时肯定有别的因素，比如政治强权的掠夺、横征暴敛。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与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没有关系，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大，可是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就不能说还是土地关系。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愿意接受哪个推论？

国共之争无关土地

无论根据哪个推论，我们都不能得出，中国传统时代的严重问题是土地问题造成的。那么，民国时期出现的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农民战争”），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场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当时中国人口的80%-90%也都是农民，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是农民军。关键就在于，当时他们是不是为了土地分配的问题而导致矛盾，然后激化导致战争？当然不是。

尽管1927年后共产党就一直在讲，我们的革命是为农民争取土地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共两党的关系虽时好时坏，但我们在整个两党关系史上，看不到土地政策和两党关系的相关性，两党分歧与合作并不取决于土地政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整个期间，国共之间的关系是与土地无关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力量想跟共产党合作，主要是想跟苏联人合作，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国共关系唯一一次与土地问题有关的例子，是在北伐期间，当北伐军达到两湖以后，共产党组织农会搞了比较激进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对，主要是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反应，当时的两湖农民运动，也跟土地没有关系，基本上没有分地的行为，甚至连减租减息的行为也很少，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冲击。后来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即便发生了1941年“皖南事变”这样的冲突，两党也不打算分手，国共双方真正决定要分手，是从1943年开始的，这一年二战开始看出头绪，共产国际解散。

从1943年到1947年国共谈判最终破裂，两党谈谈打打，谈了很多的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档案，今天能看到的多达上千万字，当时两党都谈了些什么呢？谈的最多的是底盘和军队的问题，还有建国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制度的问题。当时国共双方都赞成两个原则：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两党在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国民党认为应该先搞军队国家化，后搞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认为应该先搞政治民主化，成立宪政政府，然后搞军队国家化。美国当时做中间人，周恩来给马歇尔写了封信说，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要同时进行。

除了这些大问题之外，还谈了很多小问题，如联合国救济物资分配等，甚至花了两年多时间讨论如何治理黄河。在这长达四年的谈判期间，积累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没有一件是谈土地问题的。那么它们争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是反土改派，那它们为何不谈土地问题呢？能够说它们后来闹掰是因为土地问题吗？国共双方在土地问题上肯定是不一致的，共产党要比国民党激进，但是当时在土地问题上，最保守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国共双方意外的第三势力。

一派就是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相信儒家传统的乡村治理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化，学习西方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乡村建设派是非常重视乡绅自治的，而乡绅自治，在共产党看来就是土豪劣绅自治，国民党也是不能容忍的，毕竟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另一派就是自由主义者，讲究产权，反对用政府的力量重新分配财产，尤其是在农学界。民国时期的农学主要受到美国人影响，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在南京金陵大学，当时的院长是普凯，他是一个对土改完全没有兴趣的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土地的分配，他培养出一大批自由主义的农业经济学家，这些人在土地问题上比国民党保守，比如董时进先生，他不仅反对暴力土改，而且反对和平土改。虽然董先生在土地问题上保守，但在政治上长期亲共反蒋，经常批评国民党政府。

即便在国民党内，也有各种各样的派别，有的派别在土地问题上激进，如CC系，然而这些土改激进派同时又是反共极端派，主张不择手段镇压共产党。总之，当时中国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亲疏，与土地问题没有多大关系。CC系并不因其在土地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而缓和它的反共力度；而乡建派并没有因为土改问题上比国民党保守，而比国民党更反共。那么当时各派对共产党有好感，对国民党反感，是因为土地问题嘛？当然不是，在当时的民国政治中，有一条主线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民主。当时，主张***的是一排，反对***的是另外一派，这派人把宪政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当时中国基本的政治分野，根本不是土改派和反土改派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独裁腐败、***的维护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对立。

国民党因何得罪农民

大家可能会讲，这是对城里人而言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那么对农民呢？不要说当时，即便是现在，对宪政民主感兴趣的农民也不会太多，农民在国共两党之间又是凭借什么做判断呢？实事求是地讲，抗战以前，国民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没有多少，但是到了抗战期间，情况有了变化，农民对国民党的不满逐渐上升，因为抗战对国民党的财政系统造成了很大改变。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来自官盐统三税，剩下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公债，而且也都是在东南沿海卖的。但是抗战期间，东南沿海沦陷了，政府退到重庆后，财政基础就全部转到了农民那里，田赋成为了主要的财政来源，抗战1937年爆发后，国民党马上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田赋征实，收归中央，以前田赋不是中央财政收入，而是地方税，但是抗战后就改变了，国民党抗战的全部收入要从农民那里索取，而且这种索取的额度要比以前大得多，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所以抗战之后农民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厉害，而这种不满与传统时代农民的不满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朝廷不搞土改，不是因为朝廷站在地主一边对付农民，而是因为朝廷对民间社会的横征暴敛，历来中国的农民战争都是因为官民冲突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租佃冲突造成的。有人做过清末民初农民骚乱的统计，表明当时发生的与地租有关的骚乱，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在一个统计中的3648次骚乱中，真正与租佃关系有关的只有155次，绝大多数是与国家的横征暴敛有关。

共产党方面的土改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当时每到一个地方，要发动农民诉苦，报上来都是国民党政权如何腐败，保甲长如何横行霸道，拉丁拉夫，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基本上没人谈地主收租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表明，国民党得罪农民的原因和传统朝廷是一样的，只不过，传统朝代里这个矛盾的积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国民党很快就激化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战，抗战前国民党基本上不靠从农民那里征收东西的，因为战争，国民党“提前”得罪了农民。

但这里产生了新的问题：共产党不同样要打仗吗？不同样要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吗？国民党因为拉丁拉夫派粮派款与农民关系恶化，那么共产党为何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呢？事实求是地讲，当时共产党确实比国民党更得民心，在知识分子中，它得人心是因为它反对***，在农村呢？在农村，严格的说，农民不太在乎共产党是不是搞宪政民主，但是共产党当时比国民党要清廉。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权力的腐蚀并不是很明显，比较理想主义。虽然国共都向农民要粮要钱要命，但是相对而言，国民党的农民负担比共产党要重。

有些人可能会说：虽然国民党的统治成本高，战争费用大，但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要比共产党更大，就农民的平均负担率而言，对国民党的负担未必重于对共产党。可是当时的中国全国财政统筹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财政实际是地方化的，国民党做不到用全国的财力来支持战争。在国共争夺的地区，双方财政都是就地解决的，而在同样经济基础的地方，双方进行争夺，一般老百姓的感觉，是对国民党的负担要重于对共产党，第一国民党比较腐败，统治成本高；第二，国民党的纪律和吏治比共产党坏。

所以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开始准备打仗时，无论是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统治地区留下的材料都表明，老百姓在两党之中对共产党的印象更好，不但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当时双方的报纸都有类似的说法，共产党的《人民日报》说：当时的富户“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少出赋”，穷人说“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能减租”。共产党不用土改就已经比国民党更得人心了，而且这时候“得人心”包括得地主的人心，如果仅仅从“得人心”的角度，我们是很难理解共产党后来为何要搞土改。不搞土改很得人心，搞了土改会不会更得人心呢？这里我们还要问：当时国共两党的斗争，得人心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史上最大投名状运动

“得人心者得天下”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命题，但这个命题是一个道德命题，它要变成现实，需要一个制度安排的。

世界上什么制度下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得人心者就不得天下呢？靠打仗来夺取天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吗？当然不是，只有民主制度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因为民主制度说穿了要靠选票，而选票就是民心的反映。当然，民主也有很大的毛病，我们不必把“民心”太浪漫化，老百姓是很容易被忽悠的，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也有个选民动员的问题，比如选举那一天的天气会起作用，如果那天下大雨，选情很可能改变，双方此时比拼的就不是谁得到的同情多，而是谁的铁杆粉丝多。

但是下大雨、下冰雹，跟枪林弹雨毕竟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事，真要打仗，就不是下雨那么简单了，需要人帮你卖命的，卖命和同情完全是两个概念。民主选举和战争不同，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在于双方哪个更得人心，而在于双方动员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在于同情谁的人多，而在于为谁卖命的人多。这一点不是经济利益所能解决的问题。

土改能不能增加共产党的民心吗？首先，土改很难增加富人对共产党的好感，那么穷人呢？当时很多穷人是很“落后”的，就是认为没理由去抢别人的东西，现在有大量的材料表明，共产党土改动员群众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假定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只要你把他的财产抢给我，就跟你走，那么这样在选举政治中会起作用，给我土地就投它一票。可是你给我土地，我为你卖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土地重要还是命重要？

当时土改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停地复查，搞一次，说群众没有动员起来，就再搞一次，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搞一次土改后，哪怕不彻底，大头已经分掉了，假定这个地区的确土地比较集中，经过一次土改我分到了5亩地，但我没有被动员起来，那么你再搞一次复查，给我分了两厘、甚至两毫，你分给我5亩地都没能把我动员起来，再给我两毫就能把我动员起来吗？可是不断复查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情况下，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为你卖命。而能否卖命并不取决于经济上的好处，在什么情况下农民能够不顾一切跟你干？我觉得只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仇恨，一个是恐惧。

我们经常提到农民战争的时候，要这些人入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投名状——入伙就必须断了后路。这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土改，尤其是流血土改非常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是民主竞争中的规则，但打仗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所有土改中最血腥的是1946年、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老区土改中的流血占到整个土改中流血的70%，但是老区土改又是平分土地功能最少的一种土改。

所谓的老区主要是指华北一带，在传统时代土地就是比较分散的，地主比较少，自耕农比较多，而且所谓的老区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已经经营过很长时间的，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虽然没有搞土改，但也还是实行阶级政策的，所谓阶级政策就是打击富人、帮助穷人，包括所谓的减租减息、公平负担，因此在抗战结束、土改之前，由于这些年实行阶级政策的结果，本来已经很分散的土地，就更分散了，因此老区土改在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土地可分，那时候的土改主要是分浮财，但是老实说，有些地区就是浮财也没有多少可分，偏偏是这些地区，死人最多。

关于这一点，我只讲一个材料，在晋绥边区，土改是康生搞的，康生极左，因此死人很多，毛主席知道后就批评了这个现象，其实晋绥土改毛主席怎么会是后来才知道的呢？大家看看晋绥在哪里，晋绥是所有的边区中离陕甘宁最近的，而且晋绥土改中，毛岸英和陈伯达是从头到尾参与的，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能不知道吗？即便晋绥土改，也不是当时土改中流血最多的，当时晋绥土改是受到晋冀鲁豫地区土改的而影响，晋冀鲁豫地区的领导由于后来没有像康生那样遭人讨厌，所以现在谈的也比较少。

但是晋冀鲁豫地区当时的土改确实非常可怕，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看看当时的说法，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典型村”——辉县二区南平乐村，根据相关材料，这个地区在抗战以来已经搞过很多次的群众运动了，但群众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一研究，说是还要在搞，理由是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做到平均，其中提到一个“经地”（经营地主，不出租土地而是雇工生产），经地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为搞土改而发明的。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理论中，租佃是封建关系，雇工是资本主义关系，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文件明确讲，经营地主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城市工商业一样，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要保护的，但是后来到了搞土改的时候，就发现，华北地区的地主本来就很少，地主基本上都是经营地主，所以当时就决定，经营地主和租佃地主同等看待，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提到的经营地主叫张志如，他人三口，产量21担，人均7担，比全村平均数多5.3%。5.3%就值得搞一场流血的革命吗？我得了100，你得了105.3，那么这就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吗？ 我们看下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其中提到一个经地丁国平，家里人均收成连平均数都达不到，但材料中说，不行，还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儿子当小学老师，有一笔工资，他的儿媳妇穿得干干净净，和农民有区别，阶级斗争还是会爆发的，于是就搞了（土改），晋冀鲁豫地区每个村都报了一个《群众运动各项数据统计表》，这个统计表最有意思的是，里面不仅有分了多少土地、分了多少房子等斗争果实，还有一项叫“群众打死人统计表”，这个打死人统计表和斗争果实分配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大部分老区的土改，分的土地很少，但是死人很多。

圪针庄当时是县委亲自抓的土改点，在全村2224亩土地中，只有161亩被分掉了，也就是说土改分的土地只有7.2%，这个村本来土地很平均，几乎都是自耕农，没有什么土地可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村，100户人，就有7个人被群众打死了，那么我再看另外一个村，它有413户，土地分配也只分配了大概9%的土地，分的土地很少，但是被群众打死的有20个人，这20个人中，有14个地主、5个特务、1个恶霸。斗争过程中，将近20%的人逃亡了，国民党把他们叫做“匪区难民”，共产党的语言中把这些人叫做“还乡团”，这些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如果随着国民党的军队回来，我们可以设想，会对剩下来的人造成什么后果。

斗争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把所有的人都立了投名状，这个时候参加共产党的斗争，对于农民来讲，就不是什么多得几亩地，少得几亩地的问题，而是生死的问题了。村民为了几亩地也许不去拼命，但为了不死于还乡团之手，当然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村，没有提到土地分配，大多数人是中农，经济分化也是很少的，但是这个村打死了25个人，其中地主只有2个人；4个人是富农；其他人都是恶霸，但也都不是富人。这个村29%的人被斗争了，斗争中产生了积极分子862个人，积极分子中还分为“真积极分子”271个，其他的是“假积极分子”和“半积极分子”。运动搞到这种程度，所有的“假积极分子”、“半积极分子”，都变成“真积极分子”了，乡村生活已经变成你死我活两大块：20%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80%的人为了防止这20%的人回来，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了。

在国民党的档案中，怎么对待这些跑过去的20%的人？国共两党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基本上是可以对上号的，老区土改大概是死了1%的人，跑了15%—20%的人，国民党方面怎么对待这些人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若支持他们打回去，就站在了80%农民的对立面，要是不支持，就要养活他们，但国民党并无这个能力，导致他们在国统区流离失所。

为什么当时要反复复查？而且老区土改对复查强调得非常重，复查有什么神通呢？毛主席著作第二卷土地革命时期有篇文章叫做《论查田运动》，什么叫查田运动？就是土改以后，分了土地还要不断得再搞第二次、第三次。第一次之后能分到的已经越来越少，那么复查又是怎么把群众动员起来的呢？关键在于，所谓的复查，不是再找出一些东西来分，而是流的血不够。

晋冀鲁豫地区一位农村干部就讲，所谓的复查，无非不就是要杀光地主嘛。这个过程沾了血结了仇，乡村社会变成你死我活的两块，人们逐渐也就赞成了。因此和平分地当时是不允许的，反复复查与征粮扩军是有明显的关系的。当时的土改，尤其是老区土改，并没有多少平均地权功能，但是它的战争动员功能的确是比较重要的，等于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投名状运动。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不顾一切地去打仗。

土改：动员利器

从战争动员的角度，一个最好的状况是：死了1%的人，跑了百分之十几的人。但是这个分寸很难掌握，有些地区走火入魔，大部分农民都跑掉了，这时候就需要纠偏了。1948年，晋冀鲁豫地区就提出，有些地方搞得过火了。其中一个地方由于乱斗乱杀的影响，大批地富及中贫农逃往敌区，原编十个村9000多人口，跑了4600多人，也就是跑了一大半，最严重的一个村，全村1900口，跑了1200，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人都跑掉了，搞到这一步就有点过火了，没有人敢在这个村呆，连民兵都变得早出晚归。

根据史料，“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于去年秋天就停止了当地的土改。”这里我们要注意，他说停止了当地的土改不是说不分土地了，更不是把土地交还给地主，而是不再杀人了。当时人们的印象中，仅仅平均地权是不算土改的，土改就是要流血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共之间的斗争，不是争夺人心的斗争，而是比拼动员能力的斗争，谁能动员起更多的人力物力，谁就能打赢这一仗，而战争动员，要依靠恐惧和仇恨，经济利益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因此我们可以讲，土改的战争动员功能，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就因此产生了一场争论，有人说土改是为了战争动员，有些人就反驳说，共产党搞土改其实本身是目的，因为国民党不搞，不打败国民党就不能搞土改，所以他们要打仗，共产党不是为了打仗而土改，而是为了土改而打仗。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是为了土改而打仗的。因为它跟国民党根本没有谈过土地问题，你说我要求土改国民党不让，不让我们就打，但至少要先谈嘛，国共两党连治理黄河都谈了那么多，为什么连土地问题都不谈一谈呢？但是我们不能说共产党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如果仅仅说为战争而土改，也太简单化了。

流血土改的确对战争动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在战争需要结束后，共产党的土改仍然是很积极的，虽然流血不那么多了，比如新解放区的土改，尤其是广东，而且广东的土改直接和另外一场斗争挂在一起，叫做“反对地方主义”.广东尤其是珠三角这个地方有个现象：大部分土地当时属于族庙公产，私人土地比较少，尤其是珠三角的东莞、顺德、中山这些地方，族庙公产要占到60%，最多的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方的土改，说穿了就是把族庙公产分给大家。当时共产党也觉得这是需要的，认为族庙公产是封建的，但是本地的共产党一般都认为，虽然要分地，不过和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是我把你的土地抢过来，而南方要分族田，无非就是大家的土地，每个人一块，有点像1978年分公社的土地。既然是分公社的土地，我又不是去抢公社社长、生产队队长的土地，为什么要搞得你死我活呢？ 动员的程度可以非常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年大饥荒的时候，饿死了那么多人，农村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事，除了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进攻县城的事，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农民觉悟高，知道公家的粮食是动不得的，很多人饿死在粮仓周围。但三年饥荒的时候，人吃人的事情也不知道出了多少！那个时候农民还有什么伦理限制吗？甚至父母吃掉自己亲生子女的事儿都出现了。

老实说这个跟觉悟毫无关系，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的乡村，已经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存在，在没有组织资源的情况下，人们是不可能造反的。所谓的死里求生，所谓的农民快要饿死了就铤而走险是不成立的，大家凭常识就知道，一个快要饿得半死的人，爬起来都困难，他还能造反吗？能造反的人，都是离饿死还有很远很远的，身强力壮的时候才能造反呢。还没有饿死为何就敢造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所谓的组织资源，通过这层动员，他能够实现组织资源的高度一元化，对于以后建立这种高强度动员的机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土地分配问题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不能说不是问题，但是就整个中国来讲，平均地权即使是一个问题，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更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事，其实跟平均地权没有太大关系，但它和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官民矛盾却有很深的关系，解决中国的问题，核心不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而是官府和社会的矛盾。这个问题在传统时代非常严重，现在仍然很严重，我们的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动很多脑筋，其中尊重产权就是搞市场经济时非常重要的考虑，至于尊重产权就会产生土地私有、自由分化、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等这一套建构，现在看起来，我们需要把它放弃。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历史与现实的观念问题 篇2

一、初中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存在的问题

1.教师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都需要改进。在历史教学中, 存在着重视理论教学、轻视社会关注的问题, 初中历史教学的价值并没有被完全的发挥出来。因此, 需要培养历史教师关注社会问题的能力, 深入的研究教材, 将历史教学与现实问题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基础上, 关注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利用自己的知识基础, 对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2.历史学科真正价值并没有被认识, 人文精神被排斥与抛弃。学校教育的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学生, 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学生认识到历史教学的真正的价值, 利用自己在历史学习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 在这个工程中, 逐渐的转化为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 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 新课标的广泛进行, 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人们的教育思想, 不论是学校、学生、还是家长, 在思想仍然是注重应试教育, 对历史教育的真正的价值盲目的排斥,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历史教师教学的热情, 历史教学缺乏人文上的关怀, 历史教学难以与学生的心灵进行真正的沟通, 开展人文教育知识停留肤浅的表层阶段。

二、初中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的有效的手段

1.对学科具有正确的认识, 加强历史学科与社会问题的联系, 落实人文精神。若是想改进历史教学中的一些广泛的问题, 就要从根本上落实人文精神。加强初中学生的历史人文精神, 要从学科自身的目标出发, 将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紧密结合。有关教育部门必须大力的宣传, 使学校、教师、家长都真正的认识到历史学科的本质内涵, 对历史学科有真正的科学的认识, 为历史学科增添生机与活力。若想加强历史教学与现实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联系, 需要挖掘乡土历史教材来实现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 引导学生利用自己学习到的知识, 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 激发学生的思维, 激发学生探究历史学习的欲望与兴趣, 使其真正的认识到现实问题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进而最终实现人文精神的目的。因此, 必须引导学生对历史学科有正确的认识。

2.加强初中历史教学的综合的素养, 能够完成历史学科的教学。历史教学的活动的开展, 历史学科是否能够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需要不断提高历史教师的综合素质。在新课程改革逐渐深入实施的今天, 历史教师需要主动地承担起责任, 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 不断转变自身的教学态度,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与学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 引导学生由原来的教学中的学习者和接受者, 变为知识的主动地探究者与研究者, 激发学生从自身的知识储备中获取经验, 不断地探究新的知识, 建立学生历史学习的知识框架, 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的思维。同时, 历史教师在教学中, 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 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特别是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实现历史教学的情感目标。初中历史的教学小组, 在教学通过教学的评比比赛、教师培训与观摩等形式, 培养教师的教学热情, 引导教师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历史教学中, 提升其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 能够胜任历史教学的教学任务。

3.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促进历史教学与现实教学的紧密结合, 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 需要关注学生的实际生活, 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 促进历史教学逐渐的生活化。备课历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若想促进历史教学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的结合, 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建立“大历史”的教学观念, 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的融合, 注重挖掘学生的已有的知识经验, 注重学生的体验性学习。另外,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教学过程的现实化。实现历史教学的人文功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在长时间的教学中, 将这种理念渗透给学生, 因此在教学过程、作业布置、课堂检测中, 都要注重历史教学的现实化, 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 将现实的社会问题简明扼要的阐述出来, 将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融入到历史教学中, 使历史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使学生在现实的问题中学习历史、感受历史, 发展自身的历史思维, 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

总而言之, 历史教学是以史为鉴的过程, 历史教学中的疑问看法, 对于今天的发展也是大有益处的。因此, 历史教学需要注重历史学科人文价值, 将历史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 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摘要：在初中历史教学中, 通过历史学科的学习,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有利于激发学生关注历史问题与国家大事,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参与社会,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但是, 由于教学中的各个因素的制约, 当今历史教学中的价值基本没有被实现, 历史知识的学习一般都会让位于主科的学习。在当今的历史教学中, 许多历史教师的人文价值缺失, 教学现状令人担忧。本文结合笔者自身的教学经验, 探讨在初中历史教学中, 如何将教育教学活动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进行结合。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社会问题,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杨琼.初中历史教学中故事的运用[D].南京师范大学, 2011.

[2]于秀兰.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历史与现实的观念问题 篇3

一、两者关系处理上的历史经验

（一）两者关系处理上的史实经验

从史实上讲，校园文化建设的断层，会导致道德培养的缺失。“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受到了严重冲击，校园文化建设也未能幸免于难，正常的高校文化建设被停滞，知识被无情践踏，人才被残酷摧残，直接影响了道德培养的生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高校校园里的教学秩序、文化建设得以逐渐恢复。随着高校文化建设的不断丰富，对知识、文化的尊重重新恢复并得以加强，高校校园里形成了浓重的文化氛围，老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学生勤奋好学、积极进取，高校道德培养也有所改观。

（二）两者关系处理上的理论参考

从理论上讲，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还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我们把校园文化粗略地分成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组织文化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在大学生道德建设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还有研究者指出，“重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德行的规范与德性的养成具有一般文化不可替代的教化功能” 。[2]彭巧云在《校园文化建设在营造道德培养环境中的作用》谈到，“校园文化建设是新时期高校对学生进行道德培养的重要一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营造道德培养的良好环境，是培养大学生思想道德的有利途径” 。[3]上述论者围绕校园文化和道德培养，指出了文化建设在道德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在两者关系处理的研究上虽稍显缺乏，即没有注重道德培养对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但都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重要作用，对新时期两者关系的处理具有有重要的意义。

二、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处理上的现实问题

（一）割断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而偏重一面

从理论研究上看，大量的研究集中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如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功能和如何搞好校园文化建设都有大量研究。从实践上看，通过校团委、学生处的引导，各学生社团的参与，高校开展了丰富多彩、层次多样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然而道德培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较少，形式上重单向灌输，没有发挥师生的主体作用。实+际上，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道德培养是高校文化建设的必需。割断道德培养而单纯进行高校文化建设，高校文化建设会缺乏内在动力、易迷失方向。而单纯进行道德培养，忽视高校文化建设，道德培养会失去重要载体、步履维艰。

（二）混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而重复建设

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有些内容是重复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看，道德培养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实际中，若没有理清两者关系，就会出现重复建设。虽然高校文化建设与道德培养是辩证的关系，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有着不同的内涵、形式和特点，在互动中发展。混淆两者关系，既导致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优化配置，也导致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工作的成效。

三、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互动的意义

（一）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互动研究还有待深入

纵观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历史现状不难发现，一是目前学界对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关系的关注较少，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很多研究者将道德培养纳入到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中来考察其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关系，在新形势下这一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三是研究者虽然意识到两者的关系，但侧重校园文化建设对道德培养的单向关系，侧重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单向关系，忽视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双重作用机理，忽视了高校道德培养的重要方面师德建设。然而，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相生相起，相互促进。正视二者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在培养高等人才过程中的关系，有助于合理配置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资源。文明向上的高校文化建设势在必行，优良卓越的道德品质亟待推进。

（二）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互动意义

1.两者互动的必要性

高校文化建设是实现道德培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拓展大学生道德培养的方式。道德培养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师生处于浓厚校园文化氛围，深受文化精神的感染，道德情操得到提升，这是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道德培养自身所希望取得的成果和教育目标。明确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相互作用更有利高校各方面的建设。在知识型社会，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是整个知识社会的重要组成，能动处理好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关系，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因此，在新形势下，实现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互动显得尤为必要。

2.两者互动的重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也得到了深入发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推动高校文化建设、道德培养的有效进行，必然要寻找新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高校校园文化植根于校园物质和文化环境，与道德培养所存在的环境、目标、对象、发挥的功能相吻合。因此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从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关系的角度切入，用辩证的观点审视和处理高校文化建设和道德培养的关系，实现两者的互动，显得至关重要。

【注释】

[1]陈乃林，梅泽铭.校园文化与大学生道德建设[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03）：142

[2]夏湘远.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道德养成教育[J].大学教育科学，2006（03）：91

[3]彭巧云.校园文化建设在营造道德培养环境中的作用[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01）：107

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篇4

学院： 外国语学院

班级： 09英教3班

姓名： 骆小林

学号： 2009154329

一、内容提要：1.爱国主义的含义

2.爱国主义者在近代史上做出的贡献

3.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

二、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支柱、民族团结、力量源泉、鞠躬尽瘁、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李鸿章、百日维新、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袁世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民主和共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小事做起、马克思主义

三、正文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谈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们都不陌生，它贯穿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带领着国家走向光明，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和源泉，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辉煌而黯淡的一页，但是不管怎么样，中间却涌现出了一批批爱国主义分子，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战后又支付巨额赔款，从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从1840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全国发生了100多次农民起义。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洪秀全对现实逐渐不满。1843年，他创立了“拜上帝教”，用来宣传和 组织群众。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其实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它沉重打击了封建阶级统治，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鼓舞了近代中国革命人民的斗争决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是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对中国封建统治和西方资本侵略者的农民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引以为豪。

2.李鸿章的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引起了这一场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措施，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其中李鸿章，作为直隶都督，积极创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然而，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了目的了，又说哪怕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虽然屈辱条约已成事实，但是，李鸿章已经奔着效忠圣上的宗旨尽了他的责任，我们更要考虑李鸿章正面的一幕，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特写！

接着是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3.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袁世凯

从同盟会到辛亥革命，到建立中华民国，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孙中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孙中山的让位，举世无双，让我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信任，也展示了孙的绅士风度，更看到了人物中的对比，袁世凯映衬出的是多么渺小和受人鄙视，原因是在他身上欲望的驱使，“皇帝一梦？加上外在力量的推波助澜。而孙中山在流亡他乡的时候，曾被英国软禁，曾吃过多少苦头，始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以天下为公，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首，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辛亥革命不能单纯用成功或失败来衡量，因为那是为人的智慧结晶，我们所持的是敬畏和爱戴，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

真正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斗争。发起人和主导人物是陈独秀。他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叫《新青年》，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共和“。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一个突出贡献，是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育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已任的新人。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反对封建统治，倡导民主政治。他反对封建道德，倡导伦理觉悟。他反对封建迷信，倡导尊重科学。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三个突出贡献，是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四个突出贡献，是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他爱国，并不是空谈口号，空喊我爱自己的祖国，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迎来了新的一页。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经历了国共合作十年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夺取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多少爱国志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共事将近半个世纪，一起打造一个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1976年，一个被泪水浸透了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叱咤风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相继辞世，三星共陨，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无论如何，三位伟人之间举世罕见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终于画上了句号。也许，在十年浩劫的背影之下，这个句号画得并非完美，带着些许的遗憾，但回望历史，它却依然那么令人感动。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进步，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固然早已不合时宜，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对领袖人物的”庸俗化“自然也难以让人起敬，而那种怀有别样居心对领袖人物的”丑化"则令人所不齿。历史的河流终将汰除浮渣，沉淀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和几千年来我们无数英雄的祖先一样，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已经深深地汇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和象征。

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即承接了理事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华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

那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践行呢？没有战争，是否就没有必要继续继承爱国主义思想呢？不是的，依我看来，作为民族之魂的爱国精神将永恒。时至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高命题；毫不动摇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集中体现；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根本的要求；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体现。

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一个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国家遭遇他国欺负或不正当的侵犯时，勇敢站出来，不屈凌辱，积极维护国家的名誉。爱国就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这些小事数不胜数，都需要我们留心发现、践行。比如说，积极宣传国家最新的大会主题内容，让国家的进步思想普及全国，争取不让国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于别人。比如说，关心国家最新动态，读报纸、看新闻，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在内心有国家这个神圣的地位。比如说......只要你留心注意身边的事情，你也许就已经在践行爱国主义了，因此，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还需要有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

五四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篇5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

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二、五四运动的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到6月28日学生以及各界代表进行了强烈的抗争，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第二，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相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不衰的爱国精神，贯穿始终的民主与科学理性精神，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为寻求中国出路而百折不回的执着追求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推动力量。

第三，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这场运动也对孙中山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改变不重视、不发动群众的观念，促成了他对中华革命党的改组。

第四，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诞生，但是已经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当了运动的组织者或指导者。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有了发展和壮大，且在运动后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内容和方向也在朝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发展。这都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

四、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

五四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鼓舞着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缅怀革命先驱，继承光荣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广大青年更应该做到：

第一，牢记崇高使命，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

第二，掌握过硬本领，争做好学上进的榜样。

第三，积极投身实践，争做创新创业的标兵。

第四，提升道德修养，争做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锋。

第五，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表率。

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世纪里弘扬五四精神的伟大旗帜，展望未来，为祖国未来的发展添一份力。

五、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概括地讲，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统一：一是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二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三是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四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统一。五四精神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历史与现实如何有机结合 篇6

浅谈历史与现实在历史教学中的结合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总的来说，学习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

但是历史不是过去，而是鲜活的现在；历史也不是分数，而是让学生体味人生。因此，我们教师要把历史与现实交汇，创造出富有生气的中学历史新课堂，提高历史教学的实用性，使学生真正有收获。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呢？

1、历史教材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电影电视、图片动画、民情风俗，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话题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应抓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把这些活生生的材料应用到课堂上。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历史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

2、历史教学方式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在历史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兴致来参与课堂活动，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实物、模型、图片、录像、电影、多媒体等），联系学生自己的生活体验，学生才能获得富有真情实感的、能动的、有活力的知识，学生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陶冶，才能真正去体验历史。初中学生一般都渴望获得认可与欣赏，喜欢表现自我，所以，我们教师应该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入手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

3、历史教学活动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异常，钓鱼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比如，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知道钓鱼岛历来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为什么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证据吗？难道中国倚强凌弱？因此，我们教师在教授古代史知识时，就应该讲清楚这个内容。根据国际通行准则，判断和证明一个国家对一片领土是否拥有主权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即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发展传播学:历史与观念的回顾 篇7

虽然发展传播学(conceptof development commu nication)这个概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是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公众和学术界才开始认识到它在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它的途径与方法(译者按:指原书第四章)也才开始被人们采用。发展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以及潜力,在这篇概述性的文献中将进行批判性的检视,本文也可以视为发展传播学所走过的荆棘之路的一种反映。它曾遭受知识上的质疑和公众的疑问,也曾被错误地解释和误用。最近,发达国家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本书第三章(译者按:指原书第三章)陈述了发展传播这条路是如何厘清或正在被厘清的情形,并指出尤其对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而言,也许与人们的一些看法正好相反,发展传播学非常需要———如果没有它,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很难实现。

在勒纳(Lerner,1958)完成他的名著《传统社会的消逝》之后,传播在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书中大众传媒的发展被勒纳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之一。他指出大众媒介可以刺激“移情模式”的产生,这种移情作用在于“训练西化式的人们获得所谓现代性方面的技巧”。克拉珀(Klapper,1960)是发展传播的另一个鼓吹者,他的著作《大众传播的诸种效果》讨论了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这些隐含在泛论式的术语中的论述表明,随着一般性的知识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知识的增加,传播的影响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总会影响到人类及其社会经济生活。施拉姆(Schramm,1964)用更加具体化的表述罗列了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任务相关的十二个领域。这种表述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传播与国家发展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探索。这些领域包括:扩大人们的视野、集中注意力于有关问题、提高人们的期望、创作有利于发展的氛围、改变不利于发展的顽固态度或价值观、形成人际沟通渠道、赋予地位、扩大政策对话、加强社会规范、形成某种形式的品味、影响态度的轻微转变或疏导顽固的态度,提供实质上的教育和培训。

这些传播与发展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们,虽然他们主要关注点在于大众传媒的传播并在传播之于发展的力量上充满信心,他们也成功地取得了其它学科,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支持。阿尔蒙德和维伯(Almond and Verba,1963)认同传播是政治整合的核心因素。派伊(Pye,1963)认为政治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是文化的扩散,另一方面也是调整旧的生活方式使其适应新的需要。这样的扩散、适应和调整只能通过传播来实现。因为传播像一张社会之网,它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不断变化的步伐。多伊奇(Deu tsch,1964)则用特别强调传播是成功的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卡尔怀特(Cu tw right,1964)则坚持传播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是由于它在政治发展和经济文化之间起着最牢固的纽带作用。

虽然这些先驱试图说明传播的力量在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还是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典型环境中。他们提出的传播这个概念,与声名不佳的魔弹论(或者皮下注射论)所描述的大众媒介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工具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强调的重点是传播可以在文化、抱负、情感、态度、农业生产、健康等方面产生作用和影响。但是却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关注过现实共同体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现实,(他们所使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变量也未曾研究过。更不用说给予这些变量和其他变量在逻辑上的彼此联系。这些研究者似乎相信被研究的村庄或者社区的社会结构是不重要的,认为利益集团和社会关系的类型,以及社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和社会机构不受传播的影响。正如戈尔丁(1974)指出的那样,发展传播学的旧模式中传播的角色被设想为“发展中国家正在摆脱静止孤立的状态,需要一种外界的刺激来把他们推入20世纪。”这听起来是否与所谓的发达国家的社会变迁活动中传播的作用相类似呢?在抱怨对社区的现实缺乏敏感度和相关数据的缺失的声音中,健康研究发展委员会(1990)反驳徘徊在温饱线上的这些国家从事此类研究是奢侈行为的说法,并指出对那些国家而言研究是必要的,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研究者去实现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传播的旧模式不仅是单线发展,也是“传递性质的”。它假定向社会精英、富人、演说家和学者的交流和信息传递是确保传播效果的最迫切需要;它假定那些居于良好地位的传播接受者们受惠于外来的传播行为而无可避免地,或者必然地将这种好处向普通大众渗透(trickledow n)。当然,这些设想并未如人所愿。在1974年的一份报告里,世界银行特别强调:“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大众媒介并没有对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令人赞赏的、积极的影响。”有多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失败。其中最重要的是(Moemeka,1985)完全忽略了那种假定大众传媒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将大众传媒等同于传播本身以及完全缺乏以受众为指向的反馈。

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范式是基于产业增长并提升GNP数量,所以发展传播领域的先驱者们将经济的增长看作发展的最终目标,并且倾向致力于运用传播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目标。但是,正如研究表明,他们的努力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已经非常清楚地发现,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因实施了发展规划的社区的广大人民并没有从那些以资本密集、产业发展为核心、线性传播支持的发展传播方案中受益。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的绿色革命计划和各种卫生以及家庭福利项目似乎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尔和杰索娃拉,Beal and Ju ssaw alla,1981;斯图尔特和斯特里顿,Stew artandStreeten,1976)。实际上,这种产业化的努力导致了农村地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科技援助带来的后果是更多的依赖行为而不是自力更生;西方的价值观和行为(例如:高度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极大地威胁着本土文化和社会规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简单模式大行其道,支持这种发展的简单化传播方式就是其衍生物,很显然这种方式是不成功的。

这种失败导致了人们逐渐放弃对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强调。同时,这种失败也有助于暴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量化标准的局限性。这些量化指标包括每百人中有十份日报、二十台收音机和两个电影院座位。这种数量式的标准忽视了媒体内容的重要性、媒介信息的背景,以及媒体接触的渠道、使用能力和方式。结果,人们慢慢地、逐渐地开始认识到每个国家的发展必须要符合自己的需要,反过来,这种需要又一定与它独一无二的环境相关,其中包括气候、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以及人力和自然资源。正如贝比(Bebe,1987)指出,注意力的变化预计将引发新的推广方法,那就是给人们以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采用这些措施,使之适应他们现有的制度体系,而不是期望他们接受一揽子技术或思想来取代他们现有的制度安排。

这种反思的直接结果是认识到社会结构的敏感性和文化的制约因素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以及大众传媒只是整个传播结构中的一部分。显而易见,在任何社区想要成功而有效的利用传播就必须要有充分的知识,这些知识要具备可用性,易获取性,关联性,以及利用社区传播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环境的特点。鉴于需要对传播环境和族群交流(见依勒斯和欧本,Eilersand Oepen,1991)有全面的把握,也即是说,在一个文化整体中描述和研究传播的方式、结构和进程得到了提倡。多诺霍(Donohu e,1975)等人研究了知识沟现象,并指出社区结构在有效的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罗杰斯(1976a)在评论过去的有关研究时注意到创新扩散研究中的缺陷(例如,在心理偏见研究中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变量以及对以个体作为分析单位的依赖)。哈洛伦(Halloran,1981)呼吁批判性的、以问题/政策为导向的研究要对涉及到系统的价值观和主张进行质疑,采用独立的标准,提出替代的方案,并探索新的形式和结构的可能性。

来源:埃弗雷特·罗杰斯:《传播与发展:批判的观点》(贝弗利山庄:圣贤出版社,1976)132页

1975年在夏威夷火奴鲁鲁举行的专家会议可以看作关于服务于发展的传播研究的真正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重新评估了传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会议上,本研究领域的两位最著名的先驱———勒纳和施拉姆———承认在发展传播研究中“渗透效应”(线性发展的方式)已被证明无效。这种承认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合作起来去寻找积极有效的发展传播途径。许多研究项目也因此开展起来。在罗杰斯(1976b)主编的《传播与发展:批判的观点》一书中,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明显地体现这种转向的文章(章节)包括:“传播与发展的新观点”;“外来的前提、对象与方法:拉丁美洲发展的传播”;“传播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以及“传播与发展:主导范式的消逝”等。这些文章批判性地考查了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建立在社会平等而非经济增长为理想模式的新范式。文中表一是与主导范式相比较而言的替代范式(emergentalternatives)的主要背景和内容。

新的发展模式反驳旧范式那种单向度的经济增长或GNP方式。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多层面的方式来整合平等、社会公正和经济增长。此外,它强调了这四组变量之间的联系:社会结构的变化;传播的潜质和任务;社会行动者在个人和社会水平中的心理与文化因素;以及发展中的社会经济目标。与这种新的发展范式(paradigm)相对应,新的发展模式或概念(model or concept)把发展既看作是物质方面(经济增长)的,也看作是社会文化(人文)方面的。这种新模式强调传播媒体的接触、传播活动的参与,以及传播内容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相关性。

注释

老子与孔子历史观念的比较 篇8

关键词:历史观;老子;孔子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02—02

历史观——历史哲学,不论是从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认识,还是从对哲学研究的深入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历史哲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历史哲学研究之所以薄弱,一方面,与历史发展过程自身的特点有关。人类历史进程是由无数有主观意愿的人们相互作用的合力所形成的结果。由此可见,历史通常是不符合任何人的意志的,历史成为人们难以把握和认识的偶然性领域。有鉴于此,人们不是把历史看做上帝或各种神意的体现,就是视为少数肩负神秘历史使命的天才的意志产物。神的意志是不能认识的,而天才人物的出现及其意志也是难以把握的。另一方面,历史哲学之所以薄弱,还与它的学科交叉性质相关。

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资源的国家,同世界其他许多文明古国,如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相比,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国家,其悠久的文明一直完整地保存到今天。中国古代的学者、政治家们对于社会的兴衰治乱之因是非常关注的。从上古的尧、舜、禹禅让制,到夏、商、周以来的“家天下”,王朝政治的运数不断更迭,促使人们去思考诸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等问题。

春秋战国之际,正值中国天下纷争群雄并起之时,残酷、急迫的现实问题更促使思想家们去思索人类历史演进的问题。笔者在此试就老子、孔子的历史观作一粗浅的分析比较,以求厘清两者的区别及其所带来的历史影响。

一、老子历史观

道家思想在地域上属于楚文化,与代表中原文化的儒家思想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儒家思想一般注重对社会礼乐文明制度的构建,具有重制度文明的特点;道家之精神是,重天道自然,认为人类社会文明之建构,与天道相合,反对文明制度对人性的异化,认为历史过程是“道”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老子及其《道德经》崇尚天道之自然,认为有一种根本的存在,它先天地生,混混沌沌,亘古亘今,独立长存,循环往复,是天地万物化生的根本。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存在,老子称为“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二五章》)天下万事万物之所以生成,有其原因,这就是道;万物生成之后,各具其本性,这就是德。德是道的体现,是道的殊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天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道先天地而生,但道又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道逐渐具体化,因而有了天地和万事万物。这就意味着老子肯定历史的存在,具有历史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老子所谓的历史主要是道演化的历史。道是一个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道由潜在向现实的过渡,也是现实向道自身的回归。

道是历史的源泉、基础和推动力,历史不过是道的产物。从自然到人类社会,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这皆由道而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并不认为历史发展是杂乱无章的,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并道之用”,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正因为道亘古亘今,所以我们通过执掌远古的道,就可以驾驭当今的万物。通过洞察万物大化伊始之情,就能把握大道造化万物的规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十四章》)

老子认为,道的外化以及外化之物向道的复归,历史不是经验的历史,而是道的逻辑演化的抽象历史。老子不是要从历史本身发现普遍的道,他是要将道加于具体历史发展之中,具体的历史发展只是道的体现。这样,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变成了抽象的“道”的历史。

二、孔子的历史观:“礼治”、“德政”、“和谐”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周王室已经式微,诸侯纷起争霸,周王所确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孔子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这种社会现状孔子是不满意的,要进行改造,认为首先应致力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那么怎么缓和矛盾,使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得到满足?在孔子看来这就要靠“礼”。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但是,“礼制”只是一种外在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是必要的。但要正直使“礼”发挥作用,还得需要一种内在的道德来进行对人进行约束,以便更有效地推行“礼制”,这种对人内在的道德约束即“仁”。由“仁”发而在外,则有“忠恕”、“孝悌”、“礼”、“义”、“德”、“信”等各种外在的道德行为。孔子认为,“仁”是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形式和内容、外在与内存需要有机的统一。“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孔子的思想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他的学说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约束,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当然,孔子这个思想还不能算是“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认为统治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角,老百姓只是被统治者,这仍然不出英雄史观的窠臼。孔子的这一思想后来一直被儒家传承下来,非常注重统治者,认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造就贤明君主,而把广大民众当成是社会历史的配角。在整个儒家看来——其思想颇类似于伯拉图的《理想国》,要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王”,而把广大民众培养成驯服的顺民,这一点无疑是消极和落后的。

孔子作为春秋战国之际——这个离乱之世的哲学家,当然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否存在规律这一命题作出思索。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百世,可知也。’”(《论语·公治长》)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内核?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有没有延续性,这种延续和发展是什么?对此,孔子作出了回答。在他看来,每个历史时期并不孤立,一个历史时期总和以前的社会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损,一是益,但损益都是建立在“因”的基础之上。因就是因循、因袭的意思。所以,当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十世是否可知时,孔子的回答是百世都可知,其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改良主义。

对于孔子的社会历史观,通常人们认为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之所以人们认为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是因为孔子要“从周”,这不是要维护没落的奴隶制吗?笔者认为要作具体的分析。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它们所实行是礼乐制度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损益,他对这种损益是持肯定态度的。既然有所损益,就不是完全不变,原版照搬。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孔子就是要退回到西周去。在孔子看来,继周而起者,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又有和夏、商、周三代相同的,亦即历史不变的因素在其中。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够对十代、甚至百代之后的政治和社会情况进行预测的原因。那么,这些不变的因素是什么呢?显然孔子指的并不是夏、商、周三代的那些具体的政教制度,因为政教体制本身是可以损益的;不变的只能是那些政教制度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也就是孔子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仁”的思想。夏、商、周三代政教体制就是以这种文化精神为基础,根据不同时代、社会的不同情况来进行损益的。因此孔子并不是要保持古代奴隶制不变,而是希望他的理想的文化精神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引导。对于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保持,不能简单地看做复古主义和倒退的历史观,因为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那个时代乃至在孔子之后,直至今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衡量孔子的历史观,就会发现后世必然是更加“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沿续。纵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中都有一些不变的因子、特质在其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岁月的变迁,又能所剩有几呢?况且孔子的后继者们,将孔门学术改头换面变成了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御用哲学,把上述提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内核的作用的地位无限夸大了,使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以至不断遭到后人的诟病。倘孔老先生泉下有知,必是痛心不已。

上文分别就老子与孔子的历史观作了粗浅的分析,笔者窃以为要对这二位先哲的历史观作一比较,论其孰优孰劣实属不易,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评判——在那个世事飘零的年代,他们的学说各有其合理性。老子力图从解构整个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的角度出发,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判断,其社会历史观建立在较高的哲学维度上。因此,他的社会历史观不易把握,亦不可言说,所以对于现实社会的统治者来说玄远而不可及,所以最后只能作为一种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社会理想而跌落到宗教中去了。而孔子的历史观显然没有老子那样具有哲学高度,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基于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寻找出的一种人文精神,而为了培养这种人文精神,孔夫子又设计了一整套具体可行的方案,而这一点老子的学说中是没有的。所以战乱时期孔子的思想方案虽然难以实施,但一旦到了和平、统一时期,孔学必成为显学甚至被独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孔子的那句话“……其或继周,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历史观中认为不断延续的人文精神内核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参考文献:

[1][德]布罗伊尔,等.法意哲学家圆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