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对接

历史与现实对接（精选12篇）

历史与现实对接 篇1

项目名称:武汉汉阳造文化创意园

业主:武汉致盛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湖北省武汉市

设计单位:上海水石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用地面积:6 hm2

建筑面积:4.2万m2

设计时间:2010年

建成时间:2011年12月

主要建材:水泥机平瓦,粘土砖片,斩假石,耐侯钢板,涂料

图纸版权:水石国际

摄影:张子量

一、源起

晚清时期武汉就已是国内钢铁与军事工业的翘楚,成为与上海实力相当的工商业重镇,民国之后继续发展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后至20世纪末,武汉依然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世纪之交,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武汉也面临着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许多新问题,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发展布局面临重大调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城市中的老工业区及工业建筑面临着搬迁或废弃等问题,有些老厂房随着城市的发展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而另外一些则通过更新和改造重获新生。[1]

武汉汉阳造文化创意园地理位置独特,位于武汉市汉阳地区核心区域南岸嘴地区。南岸嘴地区东临长江、南面龟山、西联月湖、北靠汉江,有丰富的人文背景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武汉历史的缩影。周边的古琴台、龟山电视塔、琴台大剧院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成为项目独特的建筑与人文环境背景。同时,南岸嘴地区是武汉山轴水系的焦点,也是武汉城市自然景观的中心、标志性景观地。这一系列既有的历史人文和景观背景给项目创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如何处理好建筑与地块区域的关系,既能突出区域的景观特色,又可以延续原有的历史脉络,同时对整个地区和武汉市的城市产生积极的意义和示范作用,成为汉阳造文化创意园设计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主题产业园区的更新和改造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水石国际在2011年10月的“城市主题产业园发展”论坛上提出“无缝对接”的概念,旨在推动城市产业园的发展进程中,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投资企业和设计公司等各部门之间密切配合和共同推进。在“无缝对接”的良好基础上,水石倡导建筑师糅合包括城市管理者、建造者、经营者、使用者、城市居民等各方面的信息和需求,尊重原有历史文化和空间环境,在继承和发展旧有环境的同时植入符合时代与城市发展的新功能[1]。

二、项目概况

武汉汉阳造文化创意园原址为汉阳铁厂,由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1890年创办,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晚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1895年下属枪厂正式开工,所产步枪称作“汉阳造”,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主要的步兵武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清朝末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大力推行兴实业、办教育等新政,创办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在汉阳龟山至赫山临江一带,形成蔚为壮观的十里“汉阳制造工业长廊”。近年来,伴随产业调整、企业改制和外迁,原厂旧址逐渐闲置,清幽恬静的环境和历史气息吸引了一些创意产业的自发聚集。2009年底汉阳区政府开始正式介入汉阳地区更新,汉阳造文化创意园则成为整个汉阳地区工业遗存保护的重点项目。

汉阳造文化创意园在有选择地保留旧有工业遗存的基础上,重点打造文化艺术、商业休闲、设计创意三大功能区,同时建设汉阳造艺术中心、博物馆和滨湖景观带与绿色生态景观带。汉阳造文化创意园区总占地面积约6 hm2,建筑面积4.2万m2,项目定位为文化旅游、创意商务和时尚休闲相结合的主题文化创意园。按照“先期完成启动区,随租赁进度逐步改造修缮其他区域,实施滚动开发”的原则进行投资建设,主题核心区由汉阳会、现代工业博览馆、致盛书局和红坊沙龙四个主要功能区组成。除新建主题核心区外,其余园区内建筑皆在保留建筑基础上修复完成,景观设计也以局部梳理及调整为主。

三、设计解读

1. 历史与现实的碰撞

水石国际所倡导的“无缝对接”概念在汉阳造文化创意园区的设计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基于开发商、政府和市民三方面需求,多角度思考设计的全过程,寻求其中的契合点来确定设计的方向。其二,对整个园区的近,中、远期规划进行整体把控,保证园区发展的持续性。例如在汉阳造的近期设计中,首先确定了这个地块内的“亮点”所在,即核心建筑汉阳会,其他建筑按照使用上的安全需求和建筑的老化程度确定拆除、改造和保留的范围,尽可能保留下可以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和场地中的植被,然后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一个可建造的范围,从而有条不紊地推进近期设计的完成。

全过程的思考贯穿始终,对汉阳造的设计起到引导作用,通过对场地内不同时期建筑物的梳理,将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同时呈现,不同的文化碰撞产生出的火花有助于点亮汉阳这个古老区域的创意和文化产业,从而进一步激发这里的城市生活。

2. 历史与现实的再现

整个园区最重要的建筑是汉阳会,这个“小房子”是引发这片区域城市生活和历史记忆的触媒。

汉阳会的建筑风格是通过对原址汉阳铁厂1906年的历史照片以及对同时期其他保留建筑的走访测绘确定的,为晚清年间受西洋影响的砖木建筑形态。建筑的立面材质和室内设计包括环境设计力求还原并再现这座近代工业遗产的本来面貌以及街区的历史感。原有厂区建筑面貌形成年代跨度较大,周边现存的建于20世纪40～80年代的工业建筑遗存共同形成了这个区域的风貌。汉阳会所还原的风格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并据此成为整个地块的焦点,唤起周边居民和游客的场所记忆。

3. 空间的梳理

建筑空间序列——建筑整体空间凸显出明确的秩序。根据历史照片还原的汉阳会是典型的老工业厂房格局,平面为轴线明显的长方形,由此建筑的空间序列就沿着这条轴线展开。轴线尽端是一个圆厅,根据照片还原的汉阳会作为武汉近现代工业博物馆,而符合现代消费功能需求的汉阳会、红坊沙龙和致盛书局则以现代建筑形式出现,通过圆厅完成了新老空间的交替与建筑功能的过渡,同时公共参观流线和会所流线在圆厅交接。我们可以感受到,圆厅串接起古典建筑到现代建筑的变迁,串联起过去与现代、时间和空间的历程。

景观空间序列——设计师在对主题核心区建筑进行设计的同时,也对整个启动区地块内的景观空间进行梳理,设置了滨湖景观带与绿色生态景观带。从范围上来看,启动区东西面狭窄,是沿河面南北纵深展开,因此设计特别需要梳理景观序列逐层递进关系。从园区入口开始,阶梯式的景观草坪、对被动存在的加油站的景观优化、文化树阵广场、古典式园林喷泉以及整理过的景观草坪、延河水铺展开的林荫步道、亲水空间等怡人景观的出现,都层层深入地表述了宜人、友好的开放态度,也成为园区吸引人群、展现优雅气质的独特表情。

四、更新设计手法

空间——汉阳会的空间设计新老分明,复原的老厂房与现代建筑之间界限明确,毫不拖泥带水。复原建筑的设计参照历史照片,结合那个时期建筑的空间及立面特点,对墙柱的分隔方式和窗洞比例都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内部则采用现代的钢筋混凝土框架体系和钢结构屋架体系。现代建筑部分的几何形体和立面装饰十分简洁,且在体量上服从于复原的厂房,放低姿态以避免喧宾夺主。

景观——设计场地内大多数原有的绿植都予以保留,在经过重新梳理和设计后为场所带来更多的休憩空间和活力。处于地块不同位置的景观带依据使用者对公共空间的需求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设计,体现为集中式活动广场、花园式景观、林荫步道和亲水空间。公共景观区的水景、铺地和主题雕塑的造型都紧扣汉阳造文化创意园主题,与地块的文化与历史底蕴紧密融合。

立面——立面的处理采取了与建筑形体相同的设计原则。复原的老厂房部分的立面分隔和窗洞比例参照历史建筑,并使用了大量青砖;现代建筑部分则采用大面积的开窗和转角连续的装饰面板,凸出及凹入处理活跃了立面空间,所采用的耐候钢板、清水混凝土和玻璃幕墙等材料极具现代质感。建筑形体和立面材质的处理共同形成了汉阳会的建筑特点,并且清晰地展现了建筑师的设计思路——用圆厅展室过渡,将最终呈现的建筑划为两个规模和风格具有差异的体量,用对比和混合来回应周边复杂的环境。

五、结语

面对中国大量的工业建筑遗存,建筑师该怎样应对?或许汉阳造文化创意园的创作呈现了建筑师一种新的态度。

汉阳造文化创意园是投射汉阳地区工业历史的一面镜子,它记录了一个年代的故事,而建筑师则以还原街区历史感为首要设计目标,用这种方式对待历史地块,符合人们在记忆层面对建筑物质实体的需求,是一种适应地块背景和更新功能要求的设计策略。

参考文献

[1]关于”无缝对接”的理念,详见水石国际官方网站:http://www.shuishi. com/companyinfo_10_show.asp?id=153

[1]张笃勤.武汉工厂内迁及其对武汉工业发展的影响.江汉大学学报2009(4)

[2]刘剑平.关于中国城市景观规划的美学沉思——从武汉南岸嘴地区设计国际咨询创意竞赛谈起.规划师.2008(6)

历史与现实对接 篇2

度在考试形式与考试科目上相应地进行了多样化的改革尝试。与此同时，在考试内容特别是命题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改革。由于高考制度影响重大，加之采行了50年之久，利弊都十分明显，使高考改革这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也不时陷入“为改革而改革”的被动境地。因此，很有必要理清改革的思路，把握好改革的方向，以助益于高考制度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从形式与内容两个角度谈谈高考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统一高考的建立——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的创举

19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后，伴随着欧风美雨的强劲东来，中国各地纷纷创立新式学堂。与此同时，西方大学自主招考的办法也被直接搬入中国的新式大学中，并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不过，民国时期也曾短期采行过统一招生的办法。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结构性教育失业问题逐渐显现，需要对高校招生进行宏观调控。1937年，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所国立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一招考（上海各院校除外）。到1940年，实行统一招考的学校范围又扩大到公立院校。私立学校和公私立专科学校仍实行自主招生。[1](p674-676)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事严峻，统一招考办法实行仅三年便被迫中断。此次统一招考是我国自19以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地控制了高校科、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同时加强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衔接，提高了高校新生质量。

1949年，为执行“暂维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保证教育上的衔接与过渡，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为减轻在外地招生的工作量以及为外地考生提供方便，委托外地高校代为招考，但命题、阅卷、录取均由本校负责）[2]外，当年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

由于各校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高低有别，单独招考造成许多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方便考生与考，更为了克服建国之初教育工作的混乱状态，使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如统一招生有困难，各大行政区可“在符合本规定之基本精神范围内，允许各校自行招生”[3]。这项规定的主要意图是促进高等学校招生的统一性和规范化。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体现了过渡时期招生形式的复杂多样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但总的看来，1950年度的招生考试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大部分学校一次招生即招满足额。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4]在这一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1951年统一招生的规模迅速扩大。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国214所高校中参加统一招考的学校达149所，比例高达69.6%，在前一年度36%的基础上翻了将近一番。[5](p254-265)当然，该年度的统一招生在取得较大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各大行政区的生源不平衡，又没有作必要的跨区调剂，导致生源较少的东北、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招生不足额。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统一考试初始阶段经验缺乏的原因，也有当时各大行政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在总结前两年大区联合或统一招生经验的基础上，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盛市、自治区办理相结合的招生办法。[6](p802)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应该说，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决非一日之功，而是从民国时期和建国后三年过渡时期的统一或联合招考办法一步步发展而来。但1952年的统一招考和以往的招考办法相比有很大不同，它在招生名额、报考条件、考试内容、命题、阅卷、录取及调配等各环节，都由国家明确做出并严格执行统一性规定。因此，可以说，1952年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是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近现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一

次量变积累后质的飞跃。

从外部因素看，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的需要，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统一高考建制的重要契机。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校严格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这一干部培养计划的关键。[7]同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各条战线都急需大量高级专门人才。1951-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院系调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为使调整后的各类院校能招收到合格足额的新生，巩固这次全国范围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成果，亟需加强高等学校招生的计划性。而过去的经验证明，只有统一招考才能较好地解决各高等学校招生的失衡问题。此外，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所带来的统一观念，以及存在了13之久的科举考试所积淀的文化上的“统一考试”基因，也为广大国民接受和认同统一考试制度，奠定了潜在而深厚的心理和文化基矗[8]

从内部因素看，统一高考则是大规模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产物。首先，作为一种大规模考试，追求效益是最为现实的考虑。由国家主持的统一考试，须知，考试分数高，不等于职业技能强，正如人们常说的大学生“高分低能”，其中“能”就包括了职业技能在内。除考试的原因外，由于高考实行分批次录取，高分者入重点或本科院校，低分者入高职高专，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职高专“低人一等”的误识，造成高职生争挤“专升本”班车、“专升本”演变成第二次高考的局面，不利于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

为适应高等教育多样化和人才需求结构立体化的需求，招生入学应根据不同类型或层次进行多样化改革。由于目前培养高等教育专门技术人才的主体仍是高职高专院校，且基本上是专科类型，可将高考分为普通大学及独立学院的本科统考和高职高专的专科统考两种类型。两种高考各司其职，本科层次的高考着重考测学术发展性向和能力，专科层次的高考侧重考测理解和运用能力。广西便是进行这种二次高考的试点，第一次高考为7月举行的本科统考，试题由教育部组织命制，其成绩只能用在本科层次录取；第二次高考为9月举行的专科统考，试题在教育部考试中心指导下由广西招生考试院组织命制，其成绩只能用在专科层次录龋每位考生都可以选择两次高考中的一次或二次应试。[14]笔者认为，此举不仅可以使不同类型或层次的高校招收到合适的生源，而且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不过，鉴于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在命题方面的经验较为缺乏，试点阶段两次高考均由教育部组织实施较为科学，待这一改革较为成熟后再逐步将命题权下放。

二次高考模式的第二种选择是借鉴日、韩等国的二次考试或目前我国台湾地区试行的“多元入学方案”的形式，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和各校单考相结合的报考办法。日本的所有国立、公立大学和大多数私立大学的招生均采行二次考试，即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持的入学考试中心考试和由各大学自行组织的第二次考试，前者以考核考生对高中阶段基本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为主，后者则主要测定考生的学科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学习能力。韩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与之类似，由“大学修学能力测验”和各校举行的加试组成，同时参考高中的综合记录。台湾从开始采行的“多元入学方案”，也具有这一特点：招生比重占40%的甄选入学制招生方案，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办的学科能力测验和大学校系自办甄审两部分组成；其余60%的考试分发入学制招生方案中，也有50%是由学科能力测验和指定科目考试（各大学指定考科但考试仍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统一组织）两部分组成。[15]美、英等国大学的录取一般也主要依据由权威考试机构组织的学术能力测验或资格证书考试成绩，再参考考生的申请或推荐材料和面试表现。全国统一高考和各校单独考试相结合的二次高考模式，融两种考试形式的优势于一体，前者可以把守基本质量关，同时也便于各大学比较评估生源质量，后者则能充分体现各校的办学特色，较好地落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

以上两种二次高考模式各具特色，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实现高考多样化发挥作用。在经过一定阶段或范围的试点后，可以进一步将二者结合起来，使高校招生在坚持统一考试的前提下，真正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的考试立交桥。

二、“素质立意”——高考内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标

高考内容是高考发挥导向作用的枢纽，它直接将大学对所需生源的素质要求反馈给中学的教学。因此，考试内容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然而，长期以来，高考一向较少关注内部或微观层面的改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会考制度后，高考结束了长期身兼选拔新生和衡量高中毕业水平两项职责的局面，其内容的改革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考试内容主要通过命题来体现，命题立意因此成为内容改革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高考命题基本上以知识立意为主，即以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为考核目标。知识立意几乎成了记忆立意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后，高考命题的立意开始由知识关注到能力上。起初是引入和研究美国学者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但受高考纸笔测试形式的制约，只关注到了认知领域中的理解能力和技能等方面。此后，又将认知领域中的知识与能力测试“学科化”，即根据《教学大纲》的目标要求，确定开考各科所测试的内容、目标、形式和能力要求，并以《考试大纲》形式向社会公布，从而克服了制卷者和考生的盲目性。此举突出了高考检验考生的学习结果和进入高校继续学习的能力等任务。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考内容改革进程的加快，学科能力测试又上升到综合能力测试。1998年，教育部对四川、河北、上海等五省市的“保送生”进行了“综合能力测试”的试点，次年又扩大到全国。与此同时，积极进行”3+”的科目改革试点。”3+”改革的精神实质是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旨在对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其中，设立综合考试科目是此次改革的一个亮点。开设综合科目的意图是想改变过去文理分科绝对化、跨学科能力的综合和学科间知识的渗透力不够的状况，引导学生全面掌握中学阶段应当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重视能力特别是学科内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3+”科目改革的实质与重点仍在于考试内容的改革，体现在命题上，便是变知识立意为能力立意，以考查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重点。[18]当然，无庸讳言，由于综合能力的测试仍是一个新鲜事物，现行综合科目的命题水平尚未达到原定目标，“学科知识拼盘”色彩仍较浓厚。随着高考科目和内容改革的深入、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教育测量技术水平的提高，综合能力测试离既定目标将会越来越近。

然而，在知识基础上的能力考查，并不是高考内容改革的终极目标。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高考的功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局限于“选优”，即解决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问题，而将成为一种为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的“合适”考试，主要解决学生适合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学生的素质进行更全面的考测。相应地，高考的命题也应从目前的能力立意进一步提升到素质立意，以考测学生的素质是否与高校及其专业教育合拍，也可以解决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学生因专业选择失误而产生的“厌学”和“逃学”问题。因此，笔者以为，素质立意将成为高考内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高考指挥棒作用的客观存在，确立命题的素质立意，也可以更好地引导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素质立意的考测目标，既不是单纯的知识，也不是单纯的综合或动手能力，而是考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身体素质的考测需要另辟途径）。例如，通过巧妙地设计道德推理或道德判断题，不仅可以考测学生的道德知识和综合推理与判断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考测出学生的道德水准。再比如，设计一些常识性试题，采取口试形式，既可以考测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也可以测量其心理素质。鉴于高等学校办学和素质考测的个性化与统一高考的统一性特点不甚吻合，素质考测可由各高等学校组织的单独考试来完成。而上述的二次高考模式恰好为这种考测提供了制度保障，即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主要考测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学术性向，第二次由高校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则主要考测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所需的基本素质。好范文 网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奉行公平原则、创造优质高效的统一高考是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的一项伟大创举。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统一高考的创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存在与发展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统一高考也确有局限，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和办学形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势下。因此，进行二次高考的多样化改革，是对统一高考补偏救弊的一项良策。与此同时，为了达到高校和考生之间“双向选择，各取所需”的目标，高考命题改革应从知识和能力立意提升到素质立意的高度，以便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历史与现实对接 篇3

关键词：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现实对接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３－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０３

作者简介：余超文（１９７６—），男，湖南常德人，韶关市委党校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公共管理。

２００９年９月，媒体披露番禺即将要建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一石激起千层浪，该项目选址周边地区众多居民通过各种途径表达意见，反对该项目建在家门口。在厦门ＰＸ事件的前车之鉴和海南化工工程“成功”下马的启示下，番禺的市民们在捍卫自己权益时越发坚决。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拆迁还没有完成、环评还没有通过、民意反对如此激烈的公共项目，番禺区政府则以明确而强硬的语态来表示对这个项目的肯定。随着广州媒体的连续报道甚至中央媒体的介入，围绕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争论逐渐演变成为全国轰动的“大事件”。

这场市民与政府的较量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决策与民意博弈的缩影，所折射出的正是公众对政府决策参与缺失的焦虑和抗议。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應有之义，也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因为“民主过程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１］（ｐ１０４）本文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事件（以下简称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视角，尝试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理论依据、现实需求以及如何实现公民参与和政府决策的有效对接进行探讨。

一、公共选择理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理论前提

依据传统观点，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代表区域内全体社会成员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政府工作的价值取向是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没有独立于公共利益之外的任何特殊利益，是一心为公、专门利人的“公共人”。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之间、政府内部公务人员之间，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即便是决策失误，也主要是对实际问题的认识或极个别政府官员的利益观、政绩观出现偏差所致。

但是，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决策实践却表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并不是“铁板一块”，政府同样承载着一定的组织利益和组织成员的个人利益。对于公共决策的供给者政府及其官员来说，其动机并不是完全高尚无私的，也会有其自身的利益需求，部门的利益及官员个人的利益都会在公共决策中有所体现。

２０世纪中后期，以詹姆斯·Ｍ·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前提，分析公共领域各类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特征，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官僚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其目标既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机构效率，而是个人效用。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的投票人、纳税人、受益人、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他们都会按照“成本——收益”的原则追求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２］

公共选择理论要求政府的公共决策要从“经济人”假设的逻辑起点出发，指导政府公共决策实践。该理论认为，公民是理性投票人，在决定是否投票及如何投票时是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由于公民存在着信息缺乏与理性无知的可能，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冷漠。同时，由于投票驳论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①代议制民主的选举制度根本无法真实地反映公民偏好，使公民的需求表达与政治参与面临着困境。没有公民个人的消费偏好显示，公共决策就不具有合法性。布坎南曾指出，在民主政治下，政府只是形式上的决策主体，或者说是委托的决策主体，最终的决策主体是普通选民和从选民中形成的利益集团。有鉴于此，我国公共决策应公开透明，政府官员应重视民众及其社团的作用，充分听取其反馈意见，把其偏好纳入到决策的考虑之中，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些主张强调了公民参与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和广泛性的行为仍然是极为重要的，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方式及其运作机制等也是构成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公民通过投票行为真实地表达自己偏好的需求，并对公共决策的广泛参与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要求。为了保证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权利的真正实现，确保公共决策符合公共利益，就必须通过政治程序过程使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趋向民主化。［３］

二、决策环境的复杂化——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现实需求

决策环境是指影响决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一个决策正确与否，能否顺利实施，它的影响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决策者和决策方案，而且直接取决于决策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这些环境和条件实际上构成了对决策产生和执行的约束通道。当前，政府面临的决策环境变得复杂化，客观上就使得公民参与决策变得更为现实和必要。

（一）决策的政治环境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政治过程正在向民主化和法制化发展，公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意识也在逐渐增强。他们不愿意像过去那样只能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决策安排，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介入决策过程，使政府决策能够更充分地体现自己的利益。公民法制意识提高后，会把握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就是既要遵守公共决策的各项规定，履行法定义务，同时也享有政策规定的各项权利，最核心的就是参与权。但在现实中，人们大都只看重前一项权利，而忽视了后一项权利。绝大多数公民对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都十分关心，决策的任何调整都可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对政府的褒贬也往往取决于这些领域决策的成败。因此，凡是真正以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决策者，都会非常注重并力图促进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

（二）决策的社会环境

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利益结构单一，只存在国家——集体——个人的纵向利益结构。建立在这样的利益结构之上的公共决策机制，是政府拥有绝对的决策权，由政府按照个人服从集体，个人、集体服从国家的原则进行协调和控制各种利益关系。同时，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在利益上也基本趋于平均化，社会公众的横向利益矛盾不显著，利益诉求很少，表达的渠道也因此而萎缩，因而决策过程没有形成公众参与机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形式的出现，形成了众多且庞杂的各种利益主体，整个社会呈现出利益多元化趋势，而且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性矛盾层出不穷，利益差距也在不断变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向传统的公共决策模式提出了挑战，以往那种由行政官员依据简单的价值原则和经验独断决策的方式已经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矛盾和纠纷，无法制定出公平而有效的公共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公众的参与，让各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通过协商，沟通意见，相互做出妥协让步，从而达到利益的平衡，才可能为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价值目标，使政策更能体现各方的利益。［４］

（三）决策的对象环境

决策对象即决策要解决的问题。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决策对象日益呈现出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状态。客观事物、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处在快速变化之中，决策对象间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日益复杂，决策对象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形式日益呈现出多向度特征，使决策的具体对象所隐含的特殊规律更加难以认识和把握，决策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只有加强公众参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误和产生问题的原因、现实状况、严重程度等全面准确地反馈到决策机构，然后通过政策调整的方式，即采取补充、修正或终止原有决策， 或者制定新的决策，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决策环境的复杂化无疑使现代决策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决策的难度空前增大，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影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在哪一方面，公民参与政府决策都显得十分必要。

三、公民参与意识的兴起对政府决策的新要求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公民参与意识驱动着公民的参与行为。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步伐的加快，公民的参与意识不断加强。公民参与意识的兴起对政府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新要求

科学决策要求按照一定的程序，在充分调查研究，掌握全面准确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找到利益相关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公民参与意识的兴起，要求政府决策经得起民众的检验。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决策之所以引起番禺市民的强烈抗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决策不科学。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附近有十多个楼盘，近３０万业主在此居住。发电厂选址地距最近的楼盘仅２公里，最远的也不过８公里。市民还提出质疑，受垃圾焚烧厂影响的远不止３０万人，该厂附近区域内居住的人口数目在１００万—３００万之间，在聚集着如此众多的村镇和高档楼盘中兴建日焚烧量２０００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否合适？既然政府要在这里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什么不预先进行科学规划？显然，公民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

（二）对政府决策的民主性提出了新要求

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是民主决策的本质要求和体现，民主决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科学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需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实行民主决策，而对于专业性很强的决策事项，则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听取专家和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群众代表的意见。公民参与意识的兴起，要求政府决策必须公开征求群众意见。

在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问题上，番禺居民们不依不饶的一个焦点是：征询民意不够。按照我国现行体制，决策程序就是政府内部讨论——专家咨询、论证——做出决策方案——征求民意——定案。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筹建方负责人说，按照现有的法定程序，筹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得到广州市发改委、规划局、国土房管局认可之后，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个环节内，才有听取公众意见的安排。而居民一再反驳：等到环评阶段，大局已定，还征求什么意见？而且这种传统的“听取公众意见”的方式也备受质疑。找几个人开个座谈会，把方案往报纸、网络上一贴，公众究竟提了什么意见、这些意见是否被采纳，便没有了下文。这样的“座谈会民主”、有公示无回应的“单程民主”，对于解决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引起的争议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三）对政府决策的透明性提出了新要求

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公民参与决策的前提。决策信息公开透明不仅是为了使人们知晓，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能在知晓的前提下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因此，政府应该及时公布决策的目标、决策的程序和方法、决策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以及决策所面临的困难和约束条件。只有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和政府才能互相交流、互相讨论，政府才能够理解老百姓关注的是什么，老百姓才能够理解政府的困境是什么，这样，才能做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之所以受到居民的强烈反对，缘于政府决策信息的不公开。早在２００３年，广州市政府便开始规划选址。２００６年８月，广州市规划局便批准了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的选址为番禺大石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直至２００９年９月，在陆续从网络、媒体中得知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之前，番禺区几十万居民对政府此前就该项目的一系列运作基本上蒙在鼓里。有关部门没有将整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论证、申请、招标过程告知番禺的直接利益相关方——番禺居民，使得后来整个项目在番禺居民看来处于“暗箱操作”之中，容易让居民联想到其中有不正当的利益勾结行为。正是由于政府决策信息的不公开，最终导致了决策的无效。

（四）对政府决策的责任性提出了新要求

在以往一元化决策体制下，政府决策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社会责任相对较小。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要求政府决策必须更加负责任，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更好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公众可以随时对政府决策发表意见，对政府政策进行评判。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公众对政府的要求与评判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浪，对作出决策的政府官员形成了压力。围绕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的争论持续数月，仍没能就如何解决垃圾处理问题找到一条出路；而且在整个事件中，政府及官员的形象也大打折扣。这一事件表明：相关政府部门在今后的决策中必须更多地权衡决策风险，增强决策责任意识。

四、扩大和深化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根据前文所述，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公众利益，更不等同于全体公民的利益。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违背公众利益或以公共利益侵害少数人利益的政府决策必然会导致决策的无效或决策执行的阻滞。因此，良好的政府决策必然要求公民参与，实现与民意的有效对接。

（一）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路径

行政决策活动作为动态化的能动性活动过程，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一般来说，现代决策过程由问题构建、方案设计、方案抉择等阶段构成。按照我国现行体制，决策程序就是政府内部讨论——专家咨询、论证——做出决策方案——征求民意——定案。到公民参与环节，政府决策基本已经定案。也就意味着公民参与的形式完全超越了其实质意义。因此，实现行政决策与公民参与的对接，必须让公民参与到整个行政决策的过程和环节之中。

⒈问题构建阶段的公民参与。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问题的建构是一个居于中心的指导系统或定向机制，直接影响到后续决策环节的效率和质量。根据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威廉·邓恩教授的观点，构建问题是分析人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持的相互分歧的意见中连续地、反复地探究问题的阶段。因此，在问题建构阶段容纳和鼓励公众参与，实质上也就是扩大问题搜寻范围的过程，是保证各种利益要素表达自身诉求，即保证问题的各相关方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参与问题认定的过程。［５］因此，在这一阶段，政府应积极鼓励和引导公民对决策对象及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对问题信息充分收集，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广州市番禺区政府一开始就垃圾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垃圾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等让市民参与讨论，民众很可能会理解政府的难处，就不会遭到高达９７．１％的人的强烈反对；如果政府就垃圾焚烧项目决策一开始便广泛收集民意，就不会出现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政府也會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决策思路和方案。

⒉方案设计阶段的公民参与。行政决策中的方案设计实质上是针对行政决策问题的界定和诊断，并拟定出多种可供选择的诊断方案。在方案设计阶段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实际上就是赋予个人、团体等公众行为者针对决策问题提出改进问题的方案的权利。［６］这意味着在此阶段政府要允许各方发表意见，参与方案规划，及时与公众进行对话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适时制订未来的行动方案。由于行政决策一般都会涉及到公众整体性利益或部分公民的群体利益，在方案的选择上，必须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因此，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各个利益团体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平台。通过交流和对话，公众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合理地表达到方案设计过程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任务是权衡各方利益，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以弥补政府“有限理性”的不足，推动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这一对周边环境及民众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从２００４年确定地址、２００６年通过审批、２００９年开始征地，前后５年中没有情况通报，没有经过一次听证，这种将公众蒙在鼓里的做法，事实上就是漠视公众对于利益的抉择。

⒊方案抉擇阶段的公民参与。方案的抉择是行政决策过程的核心，直接关系到行政决策的水平和质量。在传统官僚制决策体制中，方案的最终决定权依据官僚制体系中的层级原则层层分配，拍板定案权集中在少数行政领导手中，极易导致行政领导的专断，影响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水平。因此，方案的确定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其决策的科学性要经得起公众参与实践的检验。如政府的立场是否公正，专家团队是否中立。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就体现了公众在方案抉择阶段所发挥的监督和检验作用。政府请来的几位专家都被网民“人肉搜索”出同时身兼“商家”的身份。与这个项目有利益关联嫌疑的专家，其作出的论证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他们能够保证中立的立场吗？种种问题导致公众对该决策的科学性产生了质疑。

（二）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障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在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之下，进一步建立健全一系列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度，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⒈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是保障公众参与的前提，是防止政府随意决策和腐败的良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应当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查阅。”政府应该让民众看到政府信息从讨论研究出台到最后确定的过程，民众也希望见证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决策过程。如果政府信息公开能够遵循这样的系统过程，就能减少民众的猜疑。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促进了政府信息的公开，并使之迈上了法治化道路。但在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事件中所凸显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体系的缺失，表明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巩固与完善。

⒉公示制度必须具有实质意义。公示不仅是为了使人们知晓，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能在知晓的前提下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和主张不同，因而人们在参与中所表达的意见自然不同。有时政府为了减少不同意见而在公示中尽量少提供信息或尽量少给人以发表意见的时间。换句话说，政府在决策时信息的释放不是很充分，是选择性地释放，有的说了，有的没有说；对政府有利的多说，不利的少说甚至不说。这些都会使公示制度失去实质性意义。因此，政府决策中的公示应从政府规划或申请立项开始，贯穿决策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特别是利益可能受损的公众较早地知道威胁自己利益的事态的进程，使决策者从一开始就能听到不同的意见，能够更全面地考虑问题。

⒊进一步完善听证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听证会以保障决策者听取所有的意见，其目的是切实、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决策者固然有权决策，但决策者只有在按照法定的程序充分地听取了所有的意见之后才有权决策。听证体现了法治所要求的程序正义，它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和效率。这些原则要求当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利益可能因权力机构的决定而被改变时，他们有权事先知道，有权同其他利益和自己不同的人一样，向作出决定的机构陈述自己的主张，提出支持自己的主张的证据；而这种主张的陈述和证据的提出，应在与利益无涉的听证主持人的主持下，分问题进行，以使决策者和公众都能在对比中判定不同的主张和证据中哪些是更应该被采信的。

⒋建立独立专家制度。目前，在与重大工程相关的调研、评估和决策中，听取专家的意见或请专家参与评估、决策已成定例，但专家的独立性一直备受公众质疑。因此，建立独立专家制度对于政府科学决策非常必要。目前，专家库制度已在很多国家兴起，为我国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借鉴。即设立专家库，确立专家标准，预先将不同学科的专家资料收入库中，并建立专家库的使用规则。作重大决策时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并及时公布专家背景信息。公布专家背景信息有两大好处，一是看是否客观中立，凡与决策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或道德操守上有污点的应予以回避或弃用；二是当专家因为自己错误或不当意见而造成重大决策失误时，虽可不追究法律责任，却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⒌强化官员问责制度。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要“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重大的决策失误对民众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部分弥补，而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自然和文化遗产所形成的破坏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因此，政府官员应对重大决策失误承担相应的政治或法律责任。强化官员问责制度，可使其充分考虑决策风险，减少决策失误，提升决策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１］（美）科恩．论民主［Ｍ］．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

［２］张康之．公共行政：“经济人”假设的适应性问题［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０２）．

［３］董春宇．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的启示［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０７）．

［４］徐辉．试论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Ｊ］．江西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０４）．

［５］［６］高卫星．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浅议［Ｊ］．领导科学，２００６，（２２）．

（责任编辑：高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ｏｃ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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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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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对接 篇4

1. 立体阅读,补充背景资料

革命类题材课文所述故事与学生的生活体验存在较大的距离,学生阅读课文实际上是一种横向、单一的平面性阅读。因此,我们必须给学生提供足量的背景资料,实现学生纵向、多维度的立体性感知,提高阅读革命类课文的质量。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在课前做好充分准备,了解更多的与文本相关的内容,这样才有利于在课堂上深入学习文本。《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写下的一首诗,对于五年级的学生,要想真正了解这首诗的内涵无疑是有难度的。鉴于此,课前我请孩子们搜集了“长征”相关资料,观看了电视剧《长征》,初步了解了长征的历史背景,缩短了“长征”与学生之间的时空距离。

2. 创设情境,介入媒体资源

建构主义教学原理认为:学习是情境的。作为远离学生活动经验的革命类题材课文的教学,更需要我们提供这种情境。当文本脱离学生生活实际或超乎学生想象时,我们应当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适时地引入视频、音乐、图片等媒体资源,化抽象为具体,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在教学《七律·长征》时,为了让学生充分了解“红军不怕远征难”,我用课件出示了红军长征的线路图,让学生了解了红军长征的整个行军的线路、方向以及距离,让学生深切感受到了长征的艰难。同样,在教学“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时,我为学生出示了红军“巧渡金沙江”和“飞夺泸定桥”的电影视频。轰隆的炮火声,浴血奋战的红军,让学生们仿佛身临其境,此时再来品读体会“暖”和“寒”用词的精妙,学生立刻便有了顿悟。

3. 拓展资料,传承英雄精神

教材是教学的“范本”,但不是唯一的“例子”,作为精心挑选的文体材料,其本身具有典型性,是渗透民族文化教育的基本载体。阅读革命英雄题材的文章,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是现在的学生无法真正体会的;革命英雄的舍生取义,也是学生们无法从内心深处真正理解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努力缩小其中的距离,对一些历史的拓展是很有必要的。唯有了解历史,知晓过去,学生才能真正理解英雄的行为,才能感同身受,在内心深处产生向善的力量,促进其价值观的重组和建立。在教学《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一课时,我向学生推荐了《草地夜行》《金色的鱼钩》《倔强的小红军》等红军过草地的系列文章,打开了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在大量阅读中加深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和感悟。

4. 细读文本,挖掘内心体验

在教学革命类题材课文时,教师必须引领学生沉潜到语言文字的深处,品味咀嚼语言的丰富内涵,挖掘真实的内心体验,让学生受到真正的心灵震撼。学习革命英雄题材文章,不能仅仅把它们当作故事来读,必须引领学生深入语言文字的深处,细细咀嚼品味语文背后的丰富内涵。教师只有引领学生细细品味咀嚼课文语言,才能激发学生真实的内心体验,使学生受到真正的心灵震撼。教学《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时,“枪声响了。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缓缓地摘下军帽……”面对着死去的大黑骡子,如果你就是当时的彭德怀,你会对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呢?请学生紧接着省略号,为彭德怀写一段真情告白。通过这个环节的教学,相信学生会对彭德怀的爱骡子但更爱战士的矛盾、复杂的心理有更深刻的体会。

5. 提取经验,激发认知冲突

历史与现实碰撞情感与知识交融 篇5

——以《甲午中日战争》一课为例

摘要：传统的教学模式，人们更多地重视了教学的认知领域，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与理性能力的开发，而关乎学生思想品德、人生观形成的情感领域常被忽视。现代的教育既重视传授给学生未来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又要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稳定的情感和理想的人格。这要求我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将认知与情感有机结合起来，追求知情并举、相互促进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历史现实情感知识

传统的教学模式，人们更多地重视了教学的认知领域，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与理性能力的开发，而关乎学生思想品德、人生观形成的情感领域常被忽视，从而使历史这门情感内涵十分丰富的学科变成了单调乏味的知识性的达标课程。显然这是与现代的教育要求不相符的。现代教育既要重视传授给学生未来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又要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稳定的情感和理想的人格。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改变教学方法，将认知与情感有机结合起来，以获得知情并举、相互促进的教学效果。笔者在《甲午中日战争》一课的教学中做了一点尝试，现整理如下，拟与各位同仁探讨。

案例陈述

案例一导入

师：放录音资料《冰心的遗憾》：晚年冰心，系于她的人生经历、民族感情与父辈的仇恨，打算撰写一部纪实性的长篇之作，书名就叫《甲午战争》。为此，老人多次提笔，“可是，她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不是因为老，因为病，“而是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 „„ “此时此刻的冰心，一边哭，一边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可恨！真可恨！’”

师：一代文学大家冰心晚年的遗憾是什么？

生：没能写成纪实性的长篇之作《甲午战争》。

师：为什么没能写成？

生：因为哭、因为气、因为恨。

师：那么,她为什么哭、为什么气、又为什么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甲午风云，去甲午战争纪念馆看看。

案例二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课件展示虚拟展厅五)

师：掌声有请解说员（学生）为大家讲述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情况。（课件展示有关的文字与图片）

生：操作课件，讲述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情况。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本展厅的主题是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1895年5月，日军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港附近登陆，台湾巡抚唐景菘逃往厦门。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发出了誓死捍卫台湾的壮烈誓言。大家请看，右边

这则是《台民布告》，“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现了台湾人民誓死捍卫台湾的坚强意志。左边这段话是当时台湾一位义军首领徐骧的誓言，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坚强决心，后来，他在保卫台湾的战斗中牺牲。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幅图片，左边这位是台湾人民公推的首领刘永福。右边这张是“武装起来的台湾人民”的照片，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模糊，但我们仍能感觉到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和保卫台湾的坚定决心。

下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战争情况。战场从台北一直延伸到台南，1895年10月，日军攻陷台南，台湾全部沦陷。台湾保卫战历时5个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台湾人民共抗击日军5万余人，其中打死打伤3万2千余人，并击毙了日本的一位亲王与一位少将。

台湾保卫战充分体现了台湾人民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谢谢大家!

师：谢谢解说员的精彩介绍。在这展厅，我们感受到了台湾人民誓死捍卫台湾的决心、坚决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现实生活中，台独分子的所作所为与其祖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现假设在座各位有机会与陈水扁、吕秀莲等台独分子对话，请问你会说些什么？

生：各述己见（略）。

案例三甲午战争经过(课件展示虚拟展厅三)

师：按照展示的地图、图片、战争的有关文字资料，教师充满感情地讲述战争经过。或高亢（邓世昌之死原来是那么的悲壮：“致远”被击沉以后，邓世昌落水，他的随从刘忠抛救生圈给他，被他推到一边；左一号鱼雷艇赶来相救，他拒不上艇，并说“吾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犬游到他的身边，先是咬住他的手臂不使他下沉，他将犬奋力推开，犬又衔住他的发辫，使他的头露出水面。邓世昌抱定与战舰共存亡的决心，毅然抱住爱犬，一同沉入滚滚波涛之中。）或悲愤（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的人，有的砍下一只手，有的割下一只耳，有的剁下一只脚，有的砍下一个头，„„无论男女老幼，没有饶过一个，„„有开膛剖肚的，亦有斩做两段的，那柜台旁边还有一个大钉子钉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孩，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厚,死尸重重叠叠堆了起来，零零落落的手到处都有。）播放影片《甲午风云》片段，让学生直观感受战争场面。

生：随着教师讲述掌握战争经过，（丰岛战役——战争爆发的标志；平壤战役——左宝贵（回族）牺牲，战火烧到中国境内；黄海战役——邓世昌、林永升牺牲，日军取得黄海海域制海权；辽东战役——聂士成率军抵抗，旅顺大屠杀；威海卫战役——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并从中体验战争的残酷，感受广大爱国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案例四留言厅

师：参观本馆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哭、是气、是恨„„

生：学生述说感受（略）。

师：及时点评学生的感想，并述说自己的感受。哭，我们为牺牲的爱国将领而哭，为祖国的惨痛历史而哭；气，我们气清政府的腐朽与懦弱，我们更气当时

统治者的不反省与继续沉沦；恨，我们恨日本侵略者的无耻与冷血，我们更恨当今日本政府对历史的否认。

案例五结束语

师：同学们，让我们铭记历史、发奋图强，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为建设一个强大祖国而尽献自己的力量，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师、生：（全体起立）朗诵诗歌：《甲午风云》

甲午风云

这是一页沉重的历史

记载着一个悲壮的故事

铁甲与热血铸造着民族铮骨

大海和长夜激荡着忠魂浩气

历史不会忘记海战风云

中华民族将记住1894——

分析总结

纵观本案例，以素质教育为导向，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学习历史紧扣现实，把“知”与“情”的教育视作同等地位，贯穿于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中，以情激趣、以境激情、以情动情、知情相融，获得了知情并举、相互促进的教学效果。

1、以情激趣

喜爱与讨厌是人们对事物的外在情感表现，反映了对事物肯定和否定的态度。而往往启发学习之门的钥匙是人的态度，也就是人的情感。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案例一中以《冰心的遗憾》导入，哭、气、恨奠定本课的情感基调，用三个学生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遗憾是什么？”、“为什么没能写成？”、“为什么哭、为什么气、又为什么恨呢？”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知识和参与创造的的情感，使学生产生积极的主动的学习动机和欲望。问题的创设符合学生的知识和情感基础，最后一问起承上启下作用，并且设置了一个悬念，从而激起学生探究的兴趣，为课堂教学的顺利展开作好铺垫。

2、以境激情

人们常说“触境生情”，但历史教材的简约性、综合性强，从而使本来生动形象感人的历史内容的情境性大为失色。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根据历史内容的特点和教学目的，多方面创设教学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或如临其境，触“境”方能生情。案例二中，首先营造了和谐融洽的教学环境，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平等”的教学理念，教师与学生一起“参观纪念馆”，共同学习、探讨甲午战争的历史。其次，创设了学生与陈水扁、吕秀莲等台独分子对话的情境，使历史与现实碰撞。这既是对教材知识的拓展与活化，更是通过古今联系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让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人民血脉相连、心手相牵，统一是共同心愿，祖国统一必将实现。

3、以情动情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案例三中教师用或高亢或悲愤的语言，声情并茂地给学生讲述甲午战争的经过，并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辅之以图片、文字、影像，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不仅使学生掌握知识，同时用教师的“情”

震动学生的“情”。在悲愤的气氛中见识日军的残忍，使学生心灵受到震撼；在高亢的气氛中见识爱国官兵的英勇与壮烈，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进一步树立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爱国情感和历史责任感。

4、知情相融

案例四留言厅的设置，是历史与现实的沟通，让学生明白“以史为鉴”“铭记历史启迪未来”的道理。“是哭、是气、是恨„„”更是在情感上首尾呼应，在学习了知识以后，情感得到升华。案例五结尾的设置趁热打铁，在学生畅谈感想、情绪激昂的基础上师生集体朗诵诗歌《甲午风云》，把本课教学推向了高潮。在对学生再次进行情感熏陶的同时，强调要牢记历史，获得了知情并举、相互促进的教学效果。

参考书目：

《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人民出版社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著；三联书店1997年版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叶澜；中国教育实验通讯，1997⑸.《情感智商》<美>丹尼尔·戈尔曼；上海科技技术出版社，1997.2

历史认知与现实困境 篇6

关键词:

东北亚地区;和谐世界;和谐东北亚建设

收稿日期:2010-03-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07)第153号)《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谐世界与国际法治》(2008Bgjwt0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疆(1963-),男,吉林白城人,白城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赫崇飞(1967-),男,广东中山人,广东省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思教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杨雪虹(1972-),女,吉林白城人,白城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冷战后近二十年来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为建设和谐的东北亚地区积累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克服了不少分歧,增进了许多共识,创建了和平、发展、总体稳定的局面,找到了解决制约和平发展的难题的基本路径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方法。然而,由于东北亚各国社会结构及文化复杂多样,历史认识及现实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弥合,导致相关国家政治互信不足,既有大国的积极干预,也有某些国家出于利己目的,卷入地区矛盾冲突。这些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东北亚和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将是一个漫长、渐进而又艰巨的过程。

一、东北亚各国社会制度及文化复杂多样影响国家间和谐

东北亚地区在地理范畴上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东部)、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六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多方面多种类表现形式及各自不同利益的多样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主要集中表现为社会制度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及差异性。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的制约与影响,使得各国在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间的合作和地区和谐造成了困难。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上的多样性影响国家间的和谐。在东北亚六国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中国和朝鲜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他四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中俄罗斯和蒙古是在冷战结束后由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易帜”“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而且,即使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国家仍然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模式,中国和朝鲜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朝鲜则是以“主体思想”为核心理念的朝鲜式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对立和发展模式上的多样性使国家在对待地区合作的态度上产生天然的隔膜,乃至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上的摩擦,加上冷战时期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强化了这种隔膜。时至今日,日本和韩国等国对朝鲜的敌视以及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担心和忧虑都是这种思维的突出表现。

第二,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多样性影响国家间的和谐。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蔓延全球,文化作为国际政治的“软力量”日益被重视,其作用不断提升。东北亚地区现仍存在着儒家(或称儒教)文化、(东正教)斯拉夫文化和佛教文化三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文化的保守性、民族性和排他性使得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际矛盾冲突、国际争端的难度加大,这是不利于东北亚和谐地区建设的深层次问题。

就具体国家而言,俄罗斯作为跨欧亚国家,在国际战略上欧亚并重,正由传统上重欧转变为重亚,在东北亚有着最为奇特的身份,其虽与中国有着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存在地缘政治共同安全利益,但却与中国在文化、宗教以及人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俄罗斯属于东正教文化圈,历史上有长期宗教文化民族化积淀,主体是斯拉夫人,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血脉之中,而且由于位于欧亚交会处,其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边缘文化”特性。正是这些差异,使得中俄两国始终无法建立一种完全政治互信的国家关系,双边合作时好时坏。蒙古主要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佛教文化特色,其文化与中国局部地区如内蒙古和西藏等是相似的,但由于其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在外交上与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而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四国则各自有其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又大体上同属于儒家文化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尽管如此,四国在文化上也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谐,“和谐世界”理念在历史根基源流上来源于此,日本文化的核心则是“神道思想”,而韩国和朝鲜由于同根同源,在文化共性上都属于高丽文化。不同的文化虽然也有可能达到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同一,但也难以避免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历史和现实都昭示: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在沟通与合作上必然必定需要跨越更多的障碍。

二、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使国家间难以和谐相处

由于长达四十多年冷战的原因,东北亚地区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至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这一地区的主要问题有:朝鲜半岛问题、中日韩东海划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日韩之间在日本海的划界问题、中国台湾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直接牵涉中、俄、日、韩、朝等国,也间接地涉及到美国。在朝核、台湾问题上,更是如此。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直接相关的是安全形势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互信严重不足。这些问题使日韩关系、日俄关系、中日关系等受到极大影响,矛盾与冲突不断,国家间和谐相处难以真诚落实。近些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在修改历史教科书及朝野政治人物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依旧我行我素,对于那场曾经给东北亚各国人民(中韩朝)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日本丝毫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真诚反省和虔诚道歉,更谈不上起码的正确历史认知。对于东北亚各国来说,受侵略国对当年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因为日本错误的历史认知而被放大,进而形成对现在日本的“威胁”认知。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家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四五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国际诚信是国家之间进行国际友好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缺失了相互诚信,国际关系既无道德基础,也不可能有法治基础,国际合作就无从谈起。

三、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利益分配冲突增大了实现国家间和谐的难度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从国际经济利益上视之,相对收益是国际合作的阻力,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欺诈和对相对获益的关注是国际合作的两个主要阻力”,[1](P.117)而发生欺诈问题也是由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因此最终是出于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导致了国际合作困难重重、难以为继和更势必依赖国家权势。对此,沃尔兹做了这样的阐释:“当面临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时,那些对共同获益心存疑虑的国家肯定要问,各国将如何对共同获益进行分配?这些国家不急于问‘大家都能获得利益吗?’而是要问,‘谁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两国以2:1的比例在对一份预期获益进行分配时,其中一国就会使用不均衡的获益,来执行一项旨在损害或摧毁对方的政策。只要双方担心对方会把增加的实力用于权力扩张,那么,即使双方同时拥有大量绝对获益的前景,双方还是不愿合作。”[2](P.91)因此,国家被看作以追求相对获益为目标,由此而阻碍国际合作,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互利共赢。此外,进入 21世纪,中国与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处于同一竞争层面上,中国与韩国的产品竞争也呈现同样的发展态势。中国与日本、韩国在农产品出口问题上也是摩擦不断。这些因素都影响到地区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利益分配冲突却增大了实现地区和谐的难度。

四、现实主义冷战思维下的地缘战略增大了实现地区和谐的难度

冷战思维是在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和以零和关系分析国家安全的特定国际政治思维和国际政治战略观念。它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在冷战时期的具体体现。冷战虽然结束近二十年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明争暗斗却并未如有些人预计那样止息,与文化融合趋势日益显明同时,文化矛盾也愈演愈烈。因此,冷战思维作为冷战的“遗产”在东北亚地区仍然继续存在并起作用,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在地理概念上,美国不属于东北亚地区国家,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奉行欧亚并行并进的全球战略,是影响和决定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导性重要角色。美国为了确保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断强化其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将中俄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并且以朝鲜核问题为借口,力图在东北亚事務中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为美国保持世界领导地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日本则依托美日同盟,借美国之力,谋求重新建立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韩国也希望通过搭美国的“便车”,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实现其“亚洲主导国家”的构想。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建立是对中俄朝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利益的巨大挑战。朝鲜的苦苦挣扎、俄罗斯维持利益现状的策略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态势,使得三国在制定东北亚战略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美日韩三国同盟的挑战。这样看来,东北亚地区处于“亚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更“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3](P.126)而这种客观的地缘政治环境又反作用于各国,影响各国新外交战略的制定。这种被现实主义和冷战思维所主导的地缘战略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大了实现东北亚地区和谐的难度。

参考文献

[1]大卫•A•鲍德温,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罗伯特•基欧汉,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历史与现实对接 篇7

一、古代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一) 职业的出现

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的“职业”, 这是由当时社会发展程度与分工程度低下决定的。但社会的运作和人类的生存总是需要社会中的个体承担一定的工作, 这些工作广泛分布于农耕、畜牧、手工业等领域, 它们以世袭的方式代代延续, 逐渐形成了职业特点。为了将这些职业领域中已有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传播给下一代或未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专门传授这些所谓的“职业技能”的教育在原始社会开始出现。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职业的划分。据《管子集校》所载, 管仲首次将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 且对“四民”分别提出了职业要求。“四民”分别集中居住, 一是便于传授职业道德和技能, 二是安心于继承父兄的职业, 这是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是随着职业划分而产生的, 正像工具和教育是人类进步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中介”一样, 职业和职业技术教育也是不可分割的。

我国古代社会职业划分的程度较低, 主要是农牧业, 虽然也有官吏、教师、僧侣、手工业者、商贩等其他职业, 但这些职业数量少且多为世袭或半世袭, 普通平民进入这些职业的社会机会少。社会各职业流动非常有限, 因而在我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开放的、社会化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各职业技术教育仅局限在各个职业圈内进行。

(二) 古代关于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发展

1.课程内容与从事职业直接相关

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是一种广义的职业教育和具有职业性的教育, 是培养国家及生产生活所需的职业教育。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职业学校教育, 主要是以学徒制的教育形式存在。师傅通过口头传授和示范操作的方式将知识技术及经验传授给徒弟, 学徒一边学习知识技艺一边从事相关职业。由于不同师傅之间技艺、经验差别较大, 课程内容还体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但所学内容都与从事职业直接相关。从事农业者必须学习农耕技术, 农桑水利技术, 关于大田农作、果树、蔬菜、豢养鸟兽等农业生产项目;从事手工业者有石器制作、制陶、制玉等, 以制陶技术为例, 所学内容包括洗泥术、成型术、慢轮制作术、快轮制作术、刻绘术、打磨术、烧制术等。可以说当时从事某项职业, 就学习该职业中要求的技术项目, 课程内容来自于从事该职业的技术要求, 与从事职业直接相关。

2.通过典籍专著直接传播职业要求的知识技术

我国古代许多“职业性”很强的文章典籍, 在流传过程中也会成为农工各业的学习内容和教育形式。先秦农家代表作《吕氏春秋》包含了农业生产过程中要求的生产技术, 传授耕稼之道, 记载了土壤耕作和作物种植制度方面的知识, 书中内容均为农业领域的相关职业知识技术。古代一些知识分子注意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和创造发明, 撰写了许多学术专著, 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沈括的《梦溪笔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这些典籍的传播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获得各种关于职业要求的知识和技术, 获得这些知识和技术后直接应用于从事的职业, 符合当时的职业要求及社会需要。

3.通过“教学做合一”的方法, 直接参与职业领域的工场实践和培训

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是边做边学的教育, 是“教学做合一”的教育, 不论在哪个职业领域, 都是通过直接参与实践获得技术知识。古代的青铜铸造, 从制做范器到浇铸成型, 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 这些工艺要求正是该职业的技术要求, 工匠从师傅传授的技艺中不断学习技术, 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总结, 直接参与工场实践。宋元时期强调“法式”培训, 要求用“法式”教授工徒, 根据学徒的才能分配不同的任务, 在实训场地学习不同的产品制作。隋唐时期的医学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临床实习, 一边学习医学知识技术, 一边在太医署实习培训, 训练学生的职业素养。“教学做合一”的方法不仅使当时的学徒获得实际的知识技术, 还能直接参与实践实训, 在实践中获得职业要求的技术, 使所学内容与职业标准要求相符。

4.每个职业领域都有各自的专职教学人员, 教授各职业技术知识

古代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师傅口头相传和示范操作的方式传授知识技术。然而当时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专职教学人员, 他们所精通的职业领域各不相同。专职教学人员把自己精通领域的技术知识传授给学徒, 使学徒获得相应职业领域的技术。夏商周时期农业教育中的大司徒把农业中关于稼樯树艺的知识传授给学徒;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师”, 既是各种工业制度的主管人, 也是训练手工业者的师傅, 他们将各工种, 如制陶、制玉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要求传授给学徒, 使学徒获得从事该工种的必备知识。针对不同的科别设不同的师傅传授相应的技术, 这种专职教学人员的设置, 有利于师傅把职业领域中更专业的知识技术传递给学徒, 使学徒获得从事该领域的技术, 提高学徒的职业技能。

二、近代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一) 以社会职业要求设立各类专门学堂, 开设相应的普通课、专业课及职业课

1.根据社会需要, 开设不同专业

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形成以学徒制为主的教育形式转向以学校职业技术教育与学徒制并存的教育形式为标志。近代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 培养不同专业的技术人才。各学堂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及各生产部门行业的需要, 设立了不同的课程内容。由于外交的需要, 设立外国语学堂培养翻译、外交方面的人才, 学习国学、外语和科技三方面知识及算学、天文学、几何、物理等科技方面的知识;为满足造船行业的需要, 设立军事学堂, 制造行业的课程为法语、算术、几何、物理、力学及工厂实习, 驾驶行业的课程为英语、算术、几何、球面三角、航海理论、地理等科目, 虽说都是造船行业, 但各个行业里有不同的领域, 学习的课程内容都不相同。为满足社会及各不同行业的需要, 开设不同的课程内容, 使课程内容的设置符合行业要求。

2.根据专业特点, 开设相应课程

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推动了职业门类细化, 职业发展要求建立各类适应职业技术需要的学堂并设置相应的课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 根据农业、商业及商船行业的职业要求, 设立了初等实业学堂, 培养农业、商业、商船行业所需技术人才。各类学堂分科教学, 设有普通课和专业课。普通课是基础课程, 课程内容大致相同, 包括修身、文学、算术、体操等科目, 专业课是为满足各具体职业部门的要求而设, 课程内容不相同。如农业科学习土壤、作物、园艺等课程, 蚕业科学习养蚕及制种、桑树栽培等课程。根据不同的职业领域设置不同的专业课程, 使培养的人才符合当时行业所需。1922 年新学制颁布, 实业学校改名为职业学校, 根据各地实际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 用以传授各种职业所需的知识和技术。随着职业学校数量不断增加, 职业课程受到重视, 职业学校根据各职业要求设置相应课程。

(二) 实行分科教学, 学校与工厂、农场等实习场地建立联系

职业学校的教育不仅应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 更应重视实践经验的培养。民国初期的实业教育重视实习与课堂, 在工业学校设立工场, 使学生在工业方面积累“确实经验”, 以便今后进入工厂实地工作。国民政府时期, 中等职业学校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与生产之技能, 注重学生实习。实习场所可以根据自身环境及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可以是职业学校与相关的农场、工厂和商店联合提供的实习场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职业学校,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让学生参加实际工作, 使学生学习生产技能, 培养劳动习惯。学校还设有农业试验场, 既可以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 同时也作为向当地民众传播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示范性场所。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技能, 在工厂实践职业技术技能, 体现学校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事实。

三、现代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一) 开展企业调研, 熟悉职业标准中的岗位能力

现代职业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必须进行专业调研, 了解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了解职业岗位群和各个岗位的职业能力标准, 对接行业职业标准。从近年的情况看, 与企业职业标准对接的学生岗位职业能力主要有以下方面: (1)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对企业的忠诚度。企业非常重视学生的个人诚信观、对企业的忠诚度及团队合作精神等职业道德修养, 甚至于大部分企业将职业道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2) 掌握计算机技术, 具备从事计算机一般事务处理与管理的能力。当今社会, 计算机应用已经普及。企业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操作、处理各种一般性事务, 甚至进行网络办公或管理等。 (3) 需要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和开拓创新的综合能力。现在大部分民营企业非常希望所聘用的人员不仅具有沟通、开拓、商务谈判等能力, 还希望他们能够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

(二) 重构专业课程体系, 对接职业标准

职业院校的课程要紧紧围绕职业岗位的需要来设置和安排, 对接职业标准。课程设置应突出应用性、实践性,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切实反映先进技术水平和职业岗位要求。课程体系必须体现以就业为导向、职业岗位能力为本位的教育理念。职业院校应积极与企业联合办学, 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及设置课程体系时可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及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参加, 根据培养目标分析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能力结构, 坚持按照职业岗位群所需要掌握的技能体系结构进行课程体系设计, 使专业课程设置对接职业标准。同时, 通过对专业现状、就业方向及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分析, 共同制定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修订相关职业标准规范。

(三) 多元教学方法, 把职业标准融入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要对接职业标准, 除了改革课堂教学内容以外, 还必须改变课堂教学方法, 把原来仅在教室里学习的知识拿到实习车间或企业去学习。近年来各职业院校通过到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学习职业教育经验, 获取了更多职业教育改革的经验。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单纯采用传统的理论讲授, 更要注重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例如, 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我国高职院校可以借鉴, 采取50%理论教学、50%实践教学的学习模式, 使学生一方面在企业以学徒身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和相应的知识培训, 一方面在学校以学生的身份接受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理论和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其实质是学校与行业、企业分工协作, 以行业、企业为主,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以实践为主的一种成功的职教模式, 目的是培养既具有较强的操作技能又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的技术工人。

(四) 企业专家参与实训基地与课程建设, 让学生熟悉职业标准

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重点内容是使课程教学内容贴近生产实际, 突出学生主体、职业能力本位, 体现职业标准。

校企合作编写“工学结合”教材。通过与企业的多方合作, 获取本专业主干课程教学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大部分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编写了“工学结合”的教材, 每一本教材的编写都有所属专业对应的行业企业专家的参与, 有大量来自企业的真实案例, 内容生动直观, 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岗位能力。

职业资格证书与专业核心课程相融合, 对接职业标准。职业资格证书反映特定职业的实际工作标准和规范, 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把职业资格考核内容与专业核心课程相融合, 使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的同时, 掌握职业资格的内容与要求, 并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学生在学完专业课程的同时, 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具备与职业标准对应的岗位能力, 可与工作岗位实现对接。

纵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历史演变, 古代职业划分程度较低, 只需满足当时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当时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教育, 职业教育以学徒制的形式存在, 是一种在做中学的教育。学生上课的地方就是工场实训基地, 师傅传授的课程内容与从事职业直接相关, 两者本身就存在依附关系, 不存在对接的问题。但这种课程知识技术的传授比较粗放、笼统, 课程内容单一, 主观随意性大, 受师傅自身知识经验影响大。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技术水平的提高, 行业规模化生产, 职业门类增多, 学校与企业逐渐分离, 学校教育传授的知识技术与企业要求的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出现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 这时便产生了“对接”问题, 需要将学校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建立联系, 体现职业教育的本质。

从古代到现代的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发展中, 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职业院校若要培养出适应社会、市场及行业需要的人才, 应展开调研, 熟悉各行各业职业标准中的岗位要求。 (2) 针对行业标准要求重构专业课程体系, 反映先进技术水平和职业岗位要求, 课程设置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3) 应改变传统的讲授方法“, 教学做合一”, 采用课堂教学与企业教学相结合的灵活教学方法。 (4) 邀请企业专家参与实训基地与课程建设, 让学生熟悉职业标准。 (5) 聘请企业专业带头人与企业骨干教师, 充实教师队伍。 (6) 改变原来单一的课程评价体系, 以职业标准为依据, 建立多元的课程评价体系。 (7) 确定与国家职业标准、企业的用人标准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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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洁.通过教学改革实现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以《基础会计》课程为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旬刊, 201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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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敏, 高波.实现职业教育“五个对接”的探索与实践——以课程改革为切入点[J].成人教育, 2013 (33) .

林权改革的历史与现实 篇8

从《意见》来看,林权改革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到林地的拓展和延伸,因而,起始于分田到户的农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就是林权改革的方向。30年来农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不断确定农户作为农地经营和使用权的基本单位,并朝着长期性和物权性这两个方向汇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户已经成为耕地的基本经营单位,但是,大部分地区出于各种实际情况,实行的是“两田制”,村社集体在相当大程度上保持了对耕地的控制权。从农地制度的实践过程来看,“两田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村社集体保留了数量不等的集体统一经营的耕地,即所谓的“机动地”或“公田”;二是大部分地区在村社集体范围内维持着“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土地均分习惯。由于“两田制”的客观存在,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的实践千差万别,体现了不同的地方习惯,在形成不少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这种制度事实上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大概到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也即土地二轮承包的1990年代中后期,农地制度改革的单向性已越来越明显,其重要表现是“两田制”基本上被抛弃,强调农地经营制度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唯一正确性。其中重要的政策信号是明确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的机动地应该保持在最小范围内,甚至应该取消机动地(中央规定机动地不能超过总耕地面积的5%),并且,明确规定农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甚而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中指出,“中国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15年不变,30年不变,也就是说永远不变”。2007年,《物权法》正式颁布施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进一步确定为物权,并明确规定耕地承包期为30年及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至此,经过30年的改革,家庭承包经营制基本上到达了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地位。

林地制度改革一开始就与耕地制度的变革方向相一致。改革开放初期“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分田到户”的翻版。不过,与分田到户的成功实践相比,“林业三定”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失败的改革。衡量其失败的标准是实行“林业三定”以后,一些地区大量的林木资源被破坏,决策部门不得不于1987年叫停改革。从“林业三定”改革终止的1987年到林权改革全面推广的2008年,未尽的改革制度在林业政策领域实行了20余年的时间。20多年来,林业资源的流失并没有因为改革的终止而得以遏制,林业管理实际上陷入了困局,这也实际上构成了林权改革得以推动的背景之一。决策部门基本上把20多年来林业管理的困局归因于“林业三定”政策,认为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推行“林业三定”,广大林农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政策要义,最终导致了林业管理陷于失控的境地。并且,通过这次改革的教训,认识到林地和农地的性质有所不同,其生产周期等方面的不相一致导致了农民对土地产出的预期不一样,从而也就有可能产生不尽一致的行为逻辑。

仔细分析“林业三定”与“分田到户”截然相反的政策后果,对于理解林权改革的方向与实践过程是相当有帮助的。当前的林权改革方向在本质上仍然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到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是这一制度在林业上的丰富和完善,这一点与“林业三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改革的方向本身并非决定成败的唯一要素,关键还在于改革是否适合时宜。除了决策部门所言的林业与农业的性质有所不一导致了‘林业三定”改革的失败这一逻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先行一步的分田到户已经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客观上的缘由还在于,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吃饭问题之后,致富的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农户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因素。由此,造成长期以来林业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是否进行“林业三定”的改革,而在于快速启动的现代化刺激了农户致富的欲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林业的延伸产业迅速发展,对林木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因而,在市场的撬动之下,无论是集体经营还是家庭经营的林业,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林木市场需求量的大量增加,是‘林业三定”之前及之后林业资源大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因而,进一步分析林业改革的方向及实践时,就不能不考量林业对于农民家庭生计及村社集体而言所具有的特殊重要的位置。‘林业三定”使得大部分林区及山区的集体林地具有三种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经营制度,一种是自留山,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这是一种最具物权性和长期性的家庭经营的山林,不过,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自留山,不仅所占所有山林面积的比例极小,而且绝对数量也极少,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还有一种是承包责任山,由于改革的不完全性,各地的责任山所占的比例并不平衡,不过,总体上都要比自留山要多出不少;绝大部分山林仍然属于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性质的“公山”。从“林业三定”后的林业政策实践来看,无论是自留山、责任山还是“公山”,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林业管理的政策绩效实际上与林权性质没有直接的关系。‘靠山吃山”历来是山区林区农民生存的主要手段,集体化时代甚至一度形成了‘农副结合,以林养农”的家庭和集体生计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山区及林区提出的致富口号是向山要钱,林业不仅在维持生存的意义上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在农民发家致富的意义上具有战略地位,如此,应该承认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林业资源转化成资金和资本的冲动客观上与林业的生态地位发生了冲突。“林业三定”的改革方向并没有错,决定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分田到户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释放及快速致富的冲动与林业的特殊性质发生了冲突。

在过去30年的林业政策实践中,由于集体统一经营的山林仍占绝大部分,并且林业税费也相对比较高,这其中包括村社集体收取的林地及林木管理费,客观上而言,集体林地收益的“大头”在村社集体及国家手中,而不在农户手中。基于此,新一轮的林权改革把改革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集体林权制度虽经数次变革,但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制约了林业的发展”。客观上而言,林权改革所揭示出的当前林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长期以来‘两田制”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又一证明。广大山区林区,特别是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特征的南方广大林区,林地是一个一点也不亚于耕地的重要生产资料,分田到户以后,“一分田”基本上都已承包到户,基本上是最为彻底的大包干,并且,相当多的山区并没有实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土地微调政策,村社集体对集体资源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山权林权的控制上,以及对“公山”的统一经营管理上。与平原地区及粮食主产区的村社集体的“机动地”所发挥的作用相似,广大山区的村社集体对山权林权的控制,为集体经济的壮大,集体公益事业的举办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造成了农户收益的减少,以及基层腐败的发生。

30年来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即确定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合法地位,但是,这种制度的实践在各地却普遍以“两田制”而非“一田制”的形式而存在,从而使得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并不具有相对完整的物权,集体对农地有相当的控制权。“两田制”的形式,在广大平原地区及粮食主产区是通过土地调整和机动地的存在得以实现的,而在广大山区林区则是通过“公山”的存在及集体对山权林权的控制得以实现的。因而,客观上而言,如果说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基本上为耕地的相对完整的物权的实现划上了一个句号,从而实现了农村耕地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长期性和物权性的话,那么,2008年的集体林权改革的全面推广,同样是要让林地沿着耕地的物权化道路前行。林权改革将最终使广泛存留于中国农村的“两田制”走向终结。

分析至此,可以看出林权改革的实践方向实际上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历史线索在起作用。一是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已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而基本完成,是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从“两田制”走向“一田制”的过程;二是30年来林权山权在农村中的实践,“林业三定”政策客观上适应了广大林区和山区实行“两田制”的需求,却因为林业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使得这一政策的实践效果并不尽善尽美。30年来农村耕地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是相当成功的,也让决策层有理由相信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足以为林权改革提供完整的经验借鉴。尤其是在不满意于当前的林业现状,以及在社会和市场需求对林业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林权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一开始就抓住了耕地制度变革的经验。

不过,从《意见》及相关的政策解读来看,几乎没有提及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变革的极端复杂性,其成功经验远远还不在于“分田到户”本身,而还在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两田制”在各地的积极实践;同样没有注意到的是,30年的林地制度实践,客观上已经构成为农地制度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两田制”在广大山区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考量30年来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不仅仅要看到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应该看到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及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应该归因于分田到户以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释放,还应该归因于在两田制的实践过程中,集体经济承担了大量的水利、教育、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为农村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大量的森林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以后,一部分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资金以及发展的资本,而相当大部分维持了集体经济的运转,并完成了大量的国家税收,林业资源的流失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分配不均问题。如果不从这方面去认识30年来的农地制度实践,是不完全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农地制度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中审慎地看待当前林权改革的方向及实践是相当有必要的。30年耕地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国家不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全国各地长期进行农地制度改革实验,而且,农地制度的完善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到了近30年后的2007年《物权法》出台之时才基本上确定了农地制度。简要地分析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过程,主要分为三大步骤: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分田到户,部分土地承包到户,但集体保留了部分机动地,并拥有调整土地的权力;二是1990年代初期以后,逐步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保持长期不变,并最终演变成为“30年不变”及“永远不变”,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受到法律限制;三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央逐步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机动地比例将受到限制,并鼓励取消机动地,集体对农村耕地的控制权进一步受到限制。这三个步骤的最终成果集中表现在《物权法》中,也就是说,农村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物权。在这三大步骤的过程中,中央和各地还进行了无数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并对土地流转等改革领域进行了谨慎的探索,并至今仍然在试验之中,并没有形成相对确定的政策制度。相对于耕地制度的改革而言,林权改革几乎是“一步到位”,遵循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对30年农地制度的所有改革经验,并有相当大尺度的突破。《意见》决定,在5年之内于全国范围内完成林权改革,而实际上,福建、江西、辽宁等试点省份在《意见》出台之前已基本上完成了改革,浙江、云南、河南等改革力度较大的省份也接近完成,而大部分省市的改革都将在两三年之内完成,换言之,林权改革实际上是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耕地制度改革几十年来形成的经验。而林权改革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改革的意见和方案明确鼓励林权的二次流转,并为此鼓励搭建市场交易平台及政府软件,市场化的取向是相当明晰的,这一点已经远远突破了耕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如果说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的话,那么,当前正在推行的林权改革,则是相对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改革。

林权改革坚持了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却与30年来渐进式的农地制度改革多有相悖之处。对照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评估林权改革实践过程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事关全局、影响深远”,从30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手,但同时也是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从林权改革的出台来看,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前者,而对于后者却有可能估计不足。事实上,从已有的林权改革试点和实践来看,如此彻底的改革对农村社会所造成的震动是难以估量的。林权改革同时带来的是林业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资金和资本,从这个意义上看,林权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几乎是必然的。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林权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基本上依赖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大规模的资本进入林业领域几乎是必然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林权改革的几个试点省份如福建省的试点中看出来。从媒体的报道来看,集约化经营林业已经成为林权改革后林业经营管理体制的主要方式。《意见》调了林权改革中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性,也即均分到户,但是同时规定落实处置权,鼓励林地和林权的二次流转,而相当多的试点地区在初次分配中就实行了招标的形式,把集体林权一次性地过渡到少数人手中,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均等后果已在《意见》出台之时即已表现出来。在允许甚至鼓励二次流转的状况下,林权的集中几乎无法避免,这在事实上改变了30多年来农村社会基本的生产关系。

在土地二次流转仍受到相当大限制的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变革实际上仍然只是在村社集体内部进行,换言之,是村社内部集体和农户之间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村社集体的完整性。并且,农村耕地经营管理制度中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土地均分的原则,在“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情况下,均分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因而,必须注意到的是,30年来农地制度的变革不仅仅在制度上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还同时带来并强化了村社集体成员内部的平均主义观念(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相衔接),村社成员内部分配关系的不平均必将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但是,允许及鼓励二次流转的集体林权改革,不仅容易形成村社集体成员内部的不平均,还事实上造成了村社集体外部力量的进入,这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成员权”是一个根本的冲击。林权改革打破了改革开放30年,甚至是建国60年来形成的集体成员间平均占有资源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无论这种突破是在正面意义上还是在负面意义上。

应该充分认识集体内部成员资源占有的不平均,尤其是外部力量进入村庄给村落社会带来的强大冲击,从一定意义上看,林权改革所带来的资源重组,不仅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还意味着农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外部资本及随着资本而来的各种管理力量进入村庄以后,历史形成的相对封闭却较为完整的村落社会共同体将被打破,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将被瓦解,这将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很遗憾的是,无论是多年来的林权改革试点,还是《意见》的出台,都没有对林权改革所可能带来的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及治理环境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反应。

高中历史教学如何与现实衔接 篇9

一、转变教学观念, 做到与时俱进

观念是行动的指挥棒和灵魂, 教学观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帅的作用, 确立新的教学观念是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 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 把课堂还给学生, 才能使历史课真正地“活起来”。课堂教学应积极挖掘现实生活与历史的联系, 使历史教学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让学生感觉到历史就在自己身边, 启发学生从现实中寻找历史的影子, 培养学生自主设问的能力。

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借鉴历史, 寻找古今契合点, 对现实起指导作用。近些年, 史学研究者也多以现实关怀为出发点, 找准研究课题, 以期为现实服务。比如2000年台湾陈水扁上台, 史学专家便将目光投向台湾史;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雪灾和四川汶川大地震, 学者们以此为切入点, 进行灾害历史研究等。高中历史教学同样如此, 能用新课程倡导的文明史观审视历史, 同时引入当今国家生活的重大热点问题, 做到“通史识今”“学以致用”, 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问题,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起桥梁。

新课改要求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 新课程倡导历史教学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只有当历史具有了时代感, 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学生也才会有学习历史、学好历史的动力。因此, 把历史课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中解放出来, 与现实进行巧妙的结合, 是高中一线历史教师所应努力的方向。

二、以现实为切入点, 巧构教学设计

以现实生活为切入点, 巧妙构思教学设计, 这样师生之间才会发生心灵碰撞, 产生思想共鸣,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效课堂。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促使教师讲究教学艺术, 不断变化教育模式, 创设、优化具有现实感的教学设计。具体来说, 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根据教学实际的需要适时创设最佳的教学情境, 通过现实生活的体验, 形成学习的动机,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提高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何让历史教学与现实衔接, 如何巧妙构思教学设计, 现从以下三个角度为例逐一讲解。

1. 以学生的生活体验为切入点, 将历史教学与现实相结合

以《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人民版必修1) 为例:首先提问学生今年的清明节干什么去了, 有学生就提到为亲人扫墓。接着问学生是否知道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是谁, 这样就引出了轩辕黄帝。然后用幻灯片展示新闻视点“辛卯年 (2011年)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同时解说2011年有1万多名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缅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特别强调台湾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首次参加黄帝陵祭祖大典活动。接着再从学生所熟知的网络提问学生是否知道有“公祭轩辕黄帝网”。最后提问为什么会有祭祖现象的出现, 从而导出宗法制。学生由于对该制度不熟悉, 带着想解决问题的好奇心进入课堂教学探究。

2. 以电视栏目或新闻为切入点, 打破教材体系, 让现实与历史教学紧密连接

以《“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实践》 (人民版必修1) 为例:在导入新课时, 先介绍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涉台时事新闻评论栏目———《海峡两岸》, 节目宗旨是“跟踪海峡热点, 反映两岸民意”。节目分为两个版块, 第一个是“热点扫描”, 主要报道当日和近期台湾岛内的热点新闻;第二个是“热点透视”, 为当日或近期涉台热点深度报道及两岸专家对此事的评论, 并对两岸各个层面的交流交往进行跟踪报道。首先提问台湾问题的由来,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 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由此引出“一国两制”, 接着针对该制度的含义、形成过程以及意义逐一进行探究。然后提问为台湾量身打造的制度在什么地方得以成功运用, 这样就引出港澳问题的由来, 以及港澳回归的过程、原因及意义, 同时播放香港回归视频, 让学生体验历史。接着提到为何台湾问题至今还未解决, 其影响因素有哪些, 从而带领学生一起探究其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最后设计一个“为解决台湾问题献计献策”的课外拓展活动。

3. 以地方发展为切入点, 使历史教学与现实巧妙衔接

以《向“距离”挑战》 (人民版必修3) 为例:由本课第一目“立体交通的诞生”想到我们重庆于2008年7月20日提出“五个重庆”, 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 作为重庆发展的新目标、新追求, 首次在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定为重庆的战略决策。其中的“畅通重庆”就是要改善交通条件, 主城不塞车, 乡村有油路。于是由播放“畅通重庆宣传片”导入新课, 引出第一目知识点;再从播放“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无线城市宣传片”引出“穿越大洋的电波”;最后由“重庆武隆沧沟微博卖瓜”导出“改变世界的网络”。其中可设计关于交通、通讯和网络的利弊探究, 由于这些都贴近学生生活, 踊跃发言者较多,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真正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为主体的新课程理念。

总而言之, 高中历史教学不仅要关注历史事件本身, 更应该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 要有一种历史使命感, 充分发挥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功能, 做到以史为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要学会多观察, 关注时事, 留心身边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历史教学与现实相衔接, 真正开展新课改。

参考文献

[1]汪兴涛.基于新课改理念下的历史活动课程开展策略[J].新课程学习 (中) , 2011 (3) .

[2]包秀侠.如何适应新课改理念下的历史教学[J].时代教育, 2010 (12) .

涉农传播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路径 篇10

一、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与两极分化的媒介资源

多年来, 我们党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全力破解三农难题, 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生产补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 加上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三农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还很突出, 新农村建设任务艰巨, 传媒责任重大。

城镇化水平过低, 媒介资源的两极分化和信息分布的严重失衡, 农民发展空间的萎缩与上升通道的阻塞, 农村贫困人口绝对数额较高,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均衡发展。据统计, 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依然为4000美元, 在全球排名100位左右。按照人均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线, 全国还有超过1亿的人口没有脱贫, 其中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1]2亿多农民常年漂泊在外, 过着异地打工生活, 无论精神上、生理上还是社会交往, 都存在不容忽视的苦恼与困惑;如何有效地保障他们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各项权利, 是一个更为严重和紧迫的问题。

城乡之间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使用技能差距相当显著。我国现有约2000张报纸、2498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4589座无线广播电视发射台站, [2]但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报纸不足50家, 没有一家专门服务三农的电台电视台, 涉农频道屈指可数, 办得好的更是凤毛麟角。尽管中国网民规模2011年就突破了5.13亿, 年增幅4%, 但农村网民的比例仍在低位徘徊。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计算机67台, 农村却不足10台, 57.8%的农民不懂电脑、网络。地区之间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也存在较大差距。北京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9.4%, 上海和广东为64.5%和55.3%, 分别比贵州 (9.2%) 高出60、55和46个百分点。[3]

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特殊, 原因是多方面的, 基础薄弱、经营分散、耕作原始、露天作业, 容易受自然气候、国家政策、市场供求关系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制约, 甚至部分农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都在起着作用。现有媒介资源的两极分化、涉农媒体严重缺失也是重要原因。能否充分满足农民知情权, 使他们成为国家主人和市场主体, 直接决定了我国小康目标实现进程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因此, 大众传媒理应敢于担当、有所作为, 在推动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的进程中做出贡献。

二、涉农传播的历史回顾

在几千年封建统治下的旧中国, 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制度框架下, 农民问题的研究、涉农信息的传播一直付之阙如, 统治集团全力推行愚民政策, 对堆积如山的农民问题毫无兴趣、漠不关心, 以致三农问题沉疴缠身、积重难返。

(一) 中国社会与农民问题

尽管旧中国一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 但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之落后, 生产效率之低下实属罕见。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农村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作业, 很少有商品交换, 农民缺乏对信息需求的热情, 始终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原始状态, 农业产量低下, 农民收入微薄, 生活无比艰难。据统计, 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162亿斤, 平均亩产只有142斤, 棉花单产只有22斤。全国虽然有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但生产的粮食却不能自给。[4]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 其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 全国4.5亿人口, 仅有普通高校205所, 在校生117000人。从1912年到1947年的36年中, 大学毕业生人数仅为21万, 年均约5800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总人口中仍有90%以上是文盲。[4]封建腐朽文化对人们的思想毒害严重, 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扼杀人性的教条被尊奉为金科玉律。

在旧中国, 农民作为社会的底层群体, 饱受剥削与压迫, 从未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事实上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 中国本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到了近代, 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行者举起“推翻帝制, 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大旗, 掀开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三农问题第一次进入政治家的视野。1924年1月20日至23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了大会宣言, 决定通过国家“给以土地, 资其耕作, 并为之整顿水利, 移殖荒徼, 以均地力”, 采取“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 如农民银行等, 供其匮乏”等措施, 使“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5]但孙中山尚未认识到涉农传播与发动农民的重要性, 而是以组织革命军队、武装夺取政权为主要斗争策略。在广大农民并不知情、缺乏参与热情的情况下, 孙中山最终无法完成其既定使命。

尽管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未能实现其目标, 但他点燃的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在中华大地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无数革命先烈经过浴血奋战, 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起新的国家, 中国农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遗憾的是, 在实现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目标之后, 我们却陷入了如何建设国家的暂时迷茫。新中国成立初期, 受苏联的影响, 我们将小农经济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把互助组、合作社到后来的人民公社看作是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 一些行之有效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措施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涉农传播成为图解政策的传声筒, 农民被高度地社会化和严格地组织起来, 他们创造财富的热情大受伤害, 农业经济日益萧条, 农村面貌每况愈下, 农民生活日益艰难,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陷入停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了一条新路, 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征程, 涉农传播也回归正途。媒体积极主动地传播中央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千方百计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决定和部署, 传播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把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的新理念, 从而揭开了涉农传播新的一页。[6]

(二) 早期关注并传播农民问题的三股力量

从先秦“天降丧乱, 饥馑荐臻, 无以卒岁”到清末“蝗旱不登, 饿殍载道”, 中国农村的历史惨状从未得到过高层关注, 更无人提出解决之道。直到进入20世纪后, 才出现了研究和传播我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第一次高潮, 而关注和传播农民问题的力量主要有三股。

第一股力量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先驱。

革命先驱关注、研究并传播农民问题, 主要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 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贡献最大。孙中山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集中反映在由他亲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著作里。

因为生在农村, 毛泽东对旧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他深知, 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他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 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 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 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地位。[7]毛泽东创立了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体系, 有效推动了农民问题的社会传播, 提升了农民问题的社会关注度。

第二股力量是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家。

20世纪初, 出现了鲁迅、茅盾、柔石、叶圣陶等一批关注农民问题的作家。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涉农作家笔下, 农民多为愚昧、麻木、保守、落后的化身, 是承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鲁迅深知社会传播的巨大作用, 深感要打倒“吃人”的旧文化, 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根本改造。因此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用意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8]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被认为是表现农民形象的扛鼎之作, 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从守旧、迷惘中觉醒、终于走向抗争的艰难历程, 特别是《春蚕》通过老通宝一家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为困苦的事实, 表达了他对旧中国农民必须另寻出路的思考。[9]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都是这一时期反映农民生态的优秀作品。

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作家赛珍珠。1931年, 赛珍珠出版了她的文学巨著《大地》 (The Good Earth) 三部曲, 一时轰动文坛, “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描写”而先后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豪厄尔斯最佳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正是由于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广泛传播, 才使得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进入世人的视野, 引起各方的关注, 开始了有关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艰苦探寻。

第三股力量是忧国忧民的社会学者。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 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一批社会学家率先介入农民问题的研究与传播。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者”, 梁漱溟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 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把乡村建设看作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提出以“乡村建设道路”来解决三农问题。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有其独到性, 但他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 结果是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流于空想。

20世纪上半叶, 另一位全身心研究并有效传播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学者是费孝通。继燕京大学李景汉教授1929年、1933年先后出版《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之后, 1936年费孝通出版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文, 这部后来被称为《江村经济》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此后,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著作中, 提出“以工业重建乡土, 进而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 在当时影响甚巨。

以上三股力量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聚焦及其成果的传播, 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而且深刻影响了新时期对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吴力子先生在其《农民的结构性贫困》一书中指出, 中国农民问题有其独特性:第一, 他们是以小规模农业经营为全部生计的, 其中哪怕很小一个比例失去生计来源, 都将造成社会动荡;第二, 中国农户是血缘性质的家庭, 即使农业经营利润下降到难以支撑, 也不能通过“减员增效”来改变局面;第三, 在封建模式下每个农户自己解决口粮, 将余粮以赋税的方式供养非农业人口, 将剩余劳力以徭役的方式服务于国家, 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来实现农业集约化, 也不能通过“边际效益”去“搬运”和解决过剩劳力问题。[10]因此, 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必须另辟蹊径, 媒介有责任参与探索, 积聚智慧。

(三) 我党解决农民问题的探索与传媒作为

新中国成立后, 我党开始着手解决三农问题, 土地改革成为重中之重, 到1952年底, 全国有3亿农民分得了土地。土改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 激发了农民的知情需求和参政热情, 而媒体对于这场运动的大规模报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但是, 土地改革也使我国农村生产分散、技术落后、资金和生产资料匮乏等矛盾凸显出来。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1951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1953年12月颁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决定在全国实行分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 并认为“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 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1]

1955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扩大) 之后, 合作化速度加快。1955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18亿户, 1956年底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亿农民被认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58年8月,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至此, 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12]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受“左倾”思潮的影响, 错误估计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推行的冒进政策, 给农业带来的损害极为严重,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全国农村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各级各类媒体夸大其词、推波助澜、误导公众, 教训非常深刻。

1980年9月, 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允许土地承包到户。1993年4月, 八届全国人大将“家庭承包经营”写入《宪法》, 促使农村土地政策的法治化建设进入快车道。[13]从2004年起, 中央每年都会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有关“三农”的政策和意见, 指导各级政府加快农村建设步伐,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小康, 这为媒体有效进行涉农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涉农传播出现了新的气象。

三、我国涉农传播的主要不足

三农问题进入新闻传播视野, 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无论是近代政治家还是作为社会先驱的作家和社会学家, 他们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传播, 对于提高农民的社会关注度, 开启农民的权利意识, 促成国家的政策向三农倾斜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三股力量的奔走呼号,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呼应我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摇旗呐喊的各种媒体, 存在的种种不足也不容忽视。

第一, 传统的涉农传播主要是以精英视角、怜悯情怀为主线, 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或鞭挞政府鱼肉人民, 或动员社会扶贫济困, 一般都把农民看作绝对弱势, 当作愚昧无知、一团散沙、不思进取、落后保守甚至麻木不仁的芸芸众生, 看不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巨大潜能和创造精神。早在1878年 (光绪四年) 6月, 陕、豫、冀三省大旱, 灾情严重, 《申报》连续刊登灾情及捐募文章, 印刷劝赈书籍, 将所得销售之款悉数赈济灾民, 但就是缺乏有关灾民自救互救的报道。《大公报》热心公益, 服务社会, 经常举办各类活动, 劝募赈灾, 扶贫济困, 老板英敛之曾用“丹心一片, 热泪两行”来概括《大公报》为社会服务的一片热情, 但《大公报》上同样很少看到有关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摆脱困境、走向成功的报道。媒体对农民确实充满真感情, 但看不到农民的力量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 传统的涉农传播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经济贫乏和生活疾苦, 而很少深入探寻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内心世界, 很少从社会视角来探寻农民积贫积弱的根源。无论是旧中国的涉农传播,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农报道, 农民群体经济落后和生活艰辛始终是媒体说不尽的话题, 但根源在哪里, 出路在何方, 却没有答案。即使是中央将三农问题纳入国家层面来进行统筹解决之后, 媒体依然不愿走进农民的现实生活, 难以深入农民内心世界, 未能为其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 而常常自以为是、越俎代庖地充当他们的代言人。

第三, 传统的涉农传播更多的是宏大叙事, 难免有些大而无当。世界局势、国家政策、先进典型, 充斥着报纸的版面、电台电视台的频道, 只顾自说自话, 不问社会反响, 无视农民感受。一些媒体开辟的读者来信、社会呼声等专栏也是聋子的耳朵, 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因为这些来信和呼声, 不少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甚至是闭门造车凭空捏造出来的, 根本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生活和利益诉求, 也无法促成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媒体传播严重脱离实际, 违背农民意愿, 曲意逢迎长官意志, 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甚嚣尘上, 其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四、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传媒有效作为

三农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考察三农问题也应该有多种视角, 如经济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政治学视角、文化学视角等, 从而动员各种资源, 以社会合力来共解三农难题。不过, 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来观察三农问题, 我们会有意外的发现与收获。

以新闻传播学视角考察三农, 可以从信息的供给者、信息的内容构成、信息的传输通道、信息的接收对象和信息的落地效果等几方面来加以分析。在当前, 三农信息的供给主体主要是官方媒体, 这使得农民获得的信息多为政策性信息和科技性信息, 缺乏针对性, 没有时效性, 鲜有可用性, 无法满足个性化信息需求, 更难以成为搏击市场风浪的信息指南;因为传播通道单一, 所传播的都是经过层层把关严格筛选后的信息, 农民失去了比较鉴别、自我选择和自我净化的机会。由于主流媒体大都要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来开展宣传报道, 因而各地农民获得的信息大同小异、相差无几, 从而作出的判断和选择也鲜有不同, 什么错位发展、差异竞争、个性特色, 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新闻传播制度对于一个社会信息的健康流动、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公民平等分享至关重要, 它决定了涉农信息的传播体制机制、内容构成、传输流畅度、可选用的传输工具, 甚至决定着传播效果。

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语境内, 由于顶层设计的疏漏和修正的滞后, 城乡之间、农村内部的传播障碍与隔离日益加剧的结果, 是三农系统中的熵值 (1) 过高, 从而影响整个社会信息系统良性运行的结果。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制度框架内, 新闻传播制度强势支配着社会信息的流动方式, 进而影响社会财富、社会地位在城乡之间的分配, 制约着农民阶层的向上流动, 造成城乡信息鸿沟的不断加深、农民阶层的集体失语和农民获取信息的高成本。城乡之间新闻传播资源分布的严重失衡, 市民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媒介素养、传播技能、知识储备、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决定了农民始终处于信息体系的底层, 决定了他们获得信息的滞后和效用的低下。现行户口政策框定了农民人际传播范围, 加上农民居住分散、农村交通不畅, 大众传媒向农村延伸缺乏动力, 农村传播生态严重影像化、拟态化, 农民思维方式感性化, 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

中国农民阶层集体失语人所共知。在利益层面, 农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沦为与分割财富蛋糕无关的看客;在决策层面, 农民的本意常常被扭曲, 无法影响政策走向;在当下话语体系转换中, 农民话语被严重异化, 有时甚至不知道要说什么, 如何去说。[14]

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和涉农信息不对口、不适用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 它阻碍了先进生产力在农村的普及与推广, 造成了农村物质资源的大量浪费、闲置乃至被抽空, 造成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与单调。从这个意义上讲, 大力调整涉农传播政策, 大力发展服务三农的传播媒介, 或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15]

五、提高涉农传播有效性的路径选择

传播观念僵化、报道主体错位、内容缺乏针对性、公共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涉农媒体作用的发挥, 农民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碎片化、表面化、浅层化问题突出。加上主要劳力外出打工, 农村人才出现严重的空心化, 危机四伏。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必须大力调整传媒政策, 建构适合农村需要的信息供给体制, 涉农传媒更要敢于担当、有所作为, 积极主动地为农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智慧。要在目标定位、平台搭建、内容构成和策略选择上下苦功夫, 增强传播效果, 发挥引领作用。

(一) 目标定位:意识、智慧、能力三位一体

涉农传播要把培育农民的信息意识、开发农民的信息智慧和提高农民的信息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要切实转变角色定位, 放弃“占领”“灌输”“教化”等传统理念, 改变“我打你通、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刻板传播模式, 深入三农第一线, 准确了解和把握农民缺失什么、关心什么、需要什么, 不要总想着“农民应该知道什么”, 而要多思考“农民希望知道什么”, 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 多扶助、多启发、多关怀、多参谋, 少教训、少轻视、少打官腔、少搞简单化的政治图解。要通过有效的信息供给和意识培养, 使农民充分认识信息价值, 激活他们主动获得信息的欲望, 掌握各种获得信息的方式方法, 学会利用信息来认识世界、分析市场, 消除信息不对称, 参与利益博弈, 善于将劳动付出转化为财富。

(二) 平台搭建:纸质、电子、网络合理配置

传播平台是涉农传播的物质基础, 需要精心搭建。有了科学合理、方便实用、廉价高效的信息平台, 农民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才有通道、有保障。

在当前, 电视媒体依旧是最受农民欢迎的信息传播工具, 各级电视台特别是县级电视台必须转变观念, 要做农民的知心朋友、良师益友, 甚至是诤友, 做他们调整产业结构、形成品牌优势、培育高新品种、开发产品市场、增加比较效益的好向导好伙伴。

要有条件地放开对于纸质媒体的管制。特别是在沿海、华南、江南、中原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 应当允许他们依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办报。报纸的最大好处是便于携带, 可以反复阅读和相互传看, 农民可以依据报纸的介绍, 对一些涉农科技、种养技术、管理方法逐字逐句地学习领会, 并且可以在生产现场照着报纸的提示进行操作, 不会出错。

网络媒体和移动新媒体无疑是最具潜力的涉农传播工具, 要在已有的省级农村信息中心平台和IPTV分平台建设的基础上, 整合涉农信息服务资源, 加快三网融合步伐, 使入户带宽提高到5兆以上。要加快集视频、语音和网络信息功能于一体的三农呼叫中心和新农村信息服务站的建设步伐, 重点发展视频表达技术 (如数字摄像、虚拟摄像、非线性编辑、数字合成、数字图像处理、数字音频采集与处理) 、多媒体表达技术 (如可将农作物、蔬菜、果树的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病虫害防治技术, 以及农产品加工处理技术等农业科技知识制作成VCD、DVD光盘, 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与讲座) 、数字化表达技术 (如编码技术、解码技术、无线传输技术、加密技术、压缩技术等) 、电视类媒介 (包括有线电视、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移动电视) 、网络媒介 (如各类涉农网站) 、手机类媒介 (如手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报纸、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电台、手机游戏、手机音乐、手机广播) 等, 大力发展“农信通”、移动多媒体广播 (CMMB) , 直接向手机、PDA、MP3、MP4、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发送农业科技、市场信息、政策法规、灾害预警、天气预报等相关信息, 用户也可以回复短信进行咨询, 与专家进行远程实时视频交流。

(三) 内容构成:政策、市场、科技缺啥补啥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农村明显缺乏有效的信息服务, 许多农民依然秉持“种田无巧别人咋搞我咋搞”的粗放经营观念, 经常是“种植想当然, 收成靠老天, 出售凭运气”。有时候虽然农产品丰收了, 但因农产品集中上市、扎堆出售, 农民只能以低价贱卖甚至不得不忍痛丢弃。在农田生产、养殖管理等方面, 农作物、水产品或家禽家畜出现疾病无处咨询;农民希望参加学习培训、寻找就业门路也难以得到合适的信息指导。所以, 加强涉农信息的针对性, 突出国家政策、市场信息和科技知识的传播, 是涉农传播的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 江苏睢宁县沙集镇的经验值得重视。在当地政府和网络公司的支持下, 该镇已培育出600多户农民网商, 开了1000多家网店, 年销售收入超过3亿元, 不仅繁荣了当地农村经济, 而且提供了农民在家创业致富、直接对接市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沙集经验说明, 及时获得有关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 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保证。

(四) 策略选择:影像、故事、案例作为首选

历史与现实对接 篇11

“经典素材”是指在历史的长河中影响深远，能够启示后来者并引以为范的素材，它往往具有深刻的内涵、多层的寓意、多维的解读视角，具有深厚的人文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时事素材”是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包括时政要闻、社会热点、焦点人物等，它富有时代气息，贴近生活实际，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考生在用这两道主菜烹制考场作文时，如果能将“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融为一体，这样既有经典素材的底蕴，又有时事素材的新鲜，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就可以成就一篇闪耀着历史的光华和具有时代感的好文章。

2016年高考湖北卷满分作文《多一点表扬，少一点责骂》就是一篇范文：

多一点表扬。少一点责骂

湖北一考生

赞扬与责骂的差别在哪儿？

对于小明来说，是100分与98分问的毫厘。

对于小亮来说，是及格与不及格间的跨越。

看似两人的差别待遇毫无道理，仔细思索却能悟出其间的合理。

如他人言“人生来不平等”，自呱呱坠地时起，每一个生命便是一个独自的个体，有着其属于自身的优劣与价值，生而如此，又怎能以一条统一的刻线，单薄地规矩丈量一个个鲜活而独立的生命呢？

千年前，圣人孔子便提出“因材施教”的主张，弟子3000人，有富可敌国的巨贾，有位及人臣的政客，形形色色不一而是，而孔子，则成为后世称赞景仰的伟大教育家，究其根本，在于其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扬其长补其短，因材施教，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别待遇”，才使得每个人都得以尽展其能，各得其所。

社会对于每个人，应有不同的要求，正如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既不能缺少轰隆雷鸣的马达，也不能松懈默默无名的一颗一颗小小螺丝钉，可能对于小亮而言，90分是他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及格便是其尽其所能的结果，若是我们只是用统一的标杆来评价不一样的人，那世间将会埋没多少人才！

是的，我们社会存在差别！正如航天器的研发需精确到小数点后十多位，而汪洋恣意的书画只求神形俱备即可；正如廉颇以身经百战显赫战绩位列上将，蔺相如以如莲巧舌精巧说辞为上卿；正如《舌尖上的中国》中一位位能人以食物铺写精致，《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一双双巧手为古物刻写精华……各行各业，各得其所，差别对待而实现整体的共赢！

由此观之，作为肩负向国家与社会输送人才责任的学校，更应抛弃条条框框，摒弃墨守成规，改革创新，因材施教，用一把把不同的刻刀，雕琢出每一个学子的独特光华，以不同的标准，相同的诚意，培养出各有所长的栋梁之材！不同的对象，相同的匠心；不同的准则，同样的期许。

我一直坚信，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芳华；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而我，愿养我浩然之气，展我独特风采！

“差别待遇”不差别！

[亮点指要]

这是阅卷组评定的一篇考场满分标杆作文。除了主旨凸显、结构圆融、论证严谨外，作者巧妙运用作为论据的素材是这篇文章出彩的重要因素。作者将“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融为一体，灵活运用，使得文章文化底蕴深厚又富有时代气息，让人一见倾心。

首先，作者分析漫画，思考差别对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接着，作者将“孔子的因材施教”这一经典素材与“社会的各行各业”时事素材结合，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差别对待的重要性；特别是倒数第四段，作者浓缩古今素材，以排比的形式形成合力，让文章的主旨具有了永恒的魅力，最后水到渠成地引出观点：“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芳华；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可以说，全文内容充实，材料丰富，既具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又饱含时代特征，彰显出了作者娴熟运用素材和驾驭素材的能力。

那么，如何把“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融为一體，灵活运用呢？

一、将“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中的名人串联。让文章的主旨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魅力

名人有历史名人，也有当今名人，他们都是写作的绝好素材，把“经典素材”和“时事素材”中的名人串联起来，挖掘出他们身上的相同点，组成排比，形成集团效应，这样既有历史名人的光环，又有身处同时代的榜样，让文章的主题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魅力，使得所用素材更具有感染力。这种方法，把众名人集中在一个作文主旨的大旗下，很经典，也很新鲜，征服人心的力量很强大，显示出的底蕴非常丰厚。

2016年高考福建卷优秀作文《“分数至上”会误导错误的价值观》，就是运用这一技法而亮人眼眸的：

正确的价值观是引领成功的航标。正如孔子以仁爱孝悌为修身的原则，勾践以艰苦奋斗为成功的契机，苏武以忠贞爱国为心中不变的信仰，林俊德以国家事业为终生之所重……他们的闪亮点虽不同，但在实质上都是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积极而又高尚的。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航标下，孔子克己复礼而成万世师表；勾践卧薪尝胆胜利复国；苏武的守贞持节19年流芳百世；林俊德临终也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正是他们积极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一往无前，无所遗憾地坚持心中所想，走出一条璀璨的成功之路。

上述文段就是“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名人大串联的最好写作范本。孔子、勾践和苏武属于“经典素材”人物，林俊德属于“时事素材”人物，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人生、经历、内在情感等都不相同，如何才能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呢？那就是找到他们身上的共同点——积极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一往无前，走出一条璀璨的成功之路。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名人串联起来，同质叠加，组合排比，来揭示古今名人具有的共同特质，由此形成集团效应，就像构成集束炸弹，威力不可估量。

二、将“历史的岁月”与“时代的气息”互相对照。互为映衬。让文章的内容具有穿越时空的精彩

一般来说，“经典素材”都是经过岁月的沉淀，而被人们引为经典；“时事素材”都是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运用素材时，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照，以此推導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点，使结论映衬而出，作者的观点就更为鲜明突出。这种运用素材的技法，让文章的内容具有了穿越时空的精彩，新鲜亮眼。

请看2015年高考广东卷优秀作文《远近结.合，感受自然》是如何运用这一技法的：

回溯古代，杜甫能体验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李白能感受到“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蜀山之险要；苏轼有对长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赞叹，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淋雨漫步之悠闲，古人对自然有着无比丰富的体验与感受，毕竟他们与天地伴，与日月行。然而，却缺乏对自然的科学认识，不能完全把握天地之属性，世界之本原，树木之纲属，因而不能完全利用自然规律，以造福于人类，以改造自然。跟古人相比，我们是有优势的，我们可以利用完备的信息系统，获知大自然的一切信息，能把握自然的本质及规律，既可亲近自然，又能了解有关于自然的一切，远近结合地感受自然之魅力。

再看现代，不少人仅仅满足于“数字自然”，缺少对大自然“身临其境”的感受，难道“百度网上动物园”能体现鹰翔狼啸的气势么？难道一张张图片能尽显花木之美？难道那一段段生硬的文字能描述出长江之气势如虹、珠峰之直入云霄？现代人也许能说出很多关于自然的一切，然而当被问及草木之气味，花鸟之姿态时，却哑口无言。那么，让我们放下手机，离开电脑，走进大自然，去亲自体验“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恬适，去感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

文章对现代科技背景下人们感受自然和古人感受自然的方式进行了对照，列举了杜甫、李白、苏轼等古代诗人写景的诗句说明古人对自然有更丰富的体验和感受，离自然更近，但不能把握自然规律和本质；而今人借助技术手段认识自然的利弊则与古人相反。“历史的岁月”与“时代的气息”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的不同感知，互为映衬，不仅使得今人要取古人之长补自己的短，全面感受自然，即取两者之“利”，远近相结合地感受自然这一结论鲜明突出，更让文章内容具有了穿越时空的精彩。

三、将“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精当搭配，有详有略。让文章的布局具有灵动的效果

“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中的典型事例，要根据需要详略搭配，一详一略。一般“陌生”的典型事例稍作详细叙述，并加以挖掘，给人新鲜之感；“熟悉”的典型事例略写，使得笔墨简洁集中。这样有详有略，相映成趣，让文章的布局具有灵动的效果。

如，2016年高考上海卷满分作文《你活好自己了吗》：

唐朝的大诗人刘禹锡，曾被贬到一间“陋室”，简陋到比当今的“蜗居房”还要简陋。人们纷纷议论着刘禹锡的生活该将是如何悲惨，同时也有庆幸自己没有违背官府，生活尚没落得这般下场。但实际上刘禹锡那种安贫乐道的心态早就将他置于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境界了，该写诗写诗，该喝茶喝茶，日子过得闲适惬意。

别人的生活需要你来议论吗？一个表面光鲜的公司总裁背地里可能是个境界一般的俗人；而一个落魄的流浪歌手也许会因为自己时常追逐梦想而使思想变得无比光鲜。生活，是活给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以上文字，“光鲜的公司总裁”与“落魄的流浪歌手”表里不一的情况，人们司空见惯，因而略写。以刘禹锡的“陋室”为经典事例详写，因为读者还不太了解刘禹锡的生活状况及心态等。这样详略搭配，引发读者对问题的审视与思考，进而自然地联系到“对他人的评价”上面来。说明评价他人是不容易的。只要活好自己就是值得肯定的，先活好自己，活出味道，活出精彩，才有资格对别人“评头论足”。这样详略搭配，不仅主旨凸显，更让文章的布局灵动多姿。

四、将“经典素材”中的经典名言名句和“时事素材”中的活生生的事例巧妙组合，让文章的语言具有征服读者的力量

“理”，即原理或名言名句；“例”，即事例。“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结合运用时，将引用原理或名言和举例相结合，这样既有活生生的现实，又有权威的“经典”，使得科学原理、名人名言和具体事例交相辉映，让文章具有征服读者的力量。

如，2016年高考四川卷优秀作文《承担责任，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承担责任，还需要一身正气，勇于担当。你的角色决定了你应当承担的责任，该你担当的你永远无法躲避。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远不能解除了。”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勇敢地担负起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何不做一个“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呢？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彰显了勇于担当起一国总理职责的非凡勇气，令人敬佩。

文中先引用梁启超的经典名言素材和于谦的经典名诗句，再运用朱镕基的名人事例，这样使得论证既有文化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经典名句与现实事例交相辉映，不但增强了文章说服力，还使语言富有文采，让议论文的说理更精彩靓丽，具有了征服读者的力量。

穿越在历史与现实间如此美妙 篇12

关键词：现实和时尚元素,穿越,历史与现实对接

当下“穿越剧”收视率极高, “穿越”是行走于历史与现实间的有效手段, 教师要做好“穿越”文章, 构筑历史与现实的直通车, 可以根据青少年学生的特点利用“现实”和“时尚”的元素吸引学生穿越历史, 融入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体验历史的真实, 得到现实的启示。而青少年学生对现实社会中的时尚文化元素和新气象更容易接受, 教师可以运用“时尚”文化元素作为“穿越”的工具。

一、运用“时尚”文化元素作为“穿越”媒介, 点燃激情, 融会历史, 贯通现实

1. 借助时尚的影视作品“穿越”, 激活历史, 获得启迪, 照亮现实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和录音大量增加, 成为一种非常重要而且容易获取的历史课程资源。”如今以历史为题材的时尚影视作品启用年轻人崇拜的当红影视明星饰演其中的关键角色, 利用现代电影特技特效, 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于是在教学辛亥革命的相关内容时, 我引用了2011年上映的影片《辛亥革命》, 该片由成龙导演, 李冰冰、胡歌等影视红星主演, 这些红星足以吸引住学生。开篇展现了近代中国所受的屈辱, 使学生不由自主“穿越”到了那个时代, 产生悲愤情绪和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紧接着是秋瑾就义的场景, 她在就义前从容地说:“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 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我的死是为所有的孩子。”这段影片视频使学生产生了强烈共鸣, 当时就有一些学生潸然泪下。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临沉痛的国殇, 凡是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怎会袖手旁观呢?爱国激情油然而生!随着影片情节的步步推进, 重大历史事件历历在目, 过去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这时教师就可因势利导提问:“你为革命者的哪些精神所震撼?你得到了什么启示?”问题的探讨能激励学生弘扬革命精神,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为铸造民族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此时, 我们又“穿越”回了现代, 学习辛亥革命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弘扬辛亥革命精神,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至此, 历史与现实成功对接。

当然, 影视剧往往由剧本作者、导演、演员个性化的演绎而成, 其中难免有一些内容与史实不符,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向学生说明影片中与历史史实不相符的部分。

2. 引用流行歌曲“穿越”, 营造历史氛围, 注入时代气息

人们听到音乐时能产生“兴奋灶”, 而流行音乐更有吸引力, 也是不可或缺的“穿越”载体。人教版九年级历史与社会中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化”这块内容比较晦涩难懂, 在教学时经常遇到瓶颈。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致, 我在教学时借用了刘欢的一首《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 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歌中所唱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工人阶级的人生历程, 在美妙的歌声中学生穿越到了“昨天”, 化身为歌中所唱的主人公, 亲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的实施等方面的成就, 感受主人公的荣誉, 然后到达“今夜”, 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制度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国有企业改制, 大量工人下岗。学生进入情境之后, 自然而然地为工人阶级抱不平, 对新的经济体制产生不解, 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教师就可顺水推舟启发学生探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必要性。流行歌曲的运用终于破解了多年的一个教学难点, 其作用不可小觑。

任何事物都有局限性, 教师利用时尚的流行文化元素时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同时切忌把课堂单纯地娱乐化, 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材料、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 切合教学目的。除了一些时尚文化元素, 时事热点新闻也是“穿越”的绝佳素材, 它既有现实性, 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因素。

二、运用时事热点新闻“穿越”, 把握时代脉搏, 构筑历史与现实间的“时空隧道”

每年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的相关纪念活动都会产生有价值的时事新闻, 例如:每年“九·一八”事变的周年纪念日, 一些地区鸣响警报, 警示后人铭记历史。教师就可在课堂中引入警报声, 设置悬念, 将学生引入一种具有紧张感和危机感的氛围中, 然后用适当的语言渲染, 与学生一起穿越到1931年, 学习相关历史知识, 激发学生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激励学生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让历史为现实社会服务。

另外, 人们所关注的一些热点新闻也往往带有历史性, 能勾起史海沉积的往事, 便于营造历史氛围, 萌生现实的感悟。例如, 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 下一世达赖喇嘛将由他任命或通过选举产生, 而西藏自治区主席则表示他没有权力选择他的继承人, 必须遵从历史和宗教传统。教师可利用这一新闻教学人教版八年级历史与社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这一内容, 抓住“历史和宗教传统”这一关键词让学生穿越到清朝, 感受、理解达赖班禅册封制度和金瓶掣签制度, 引导学生产生现实的思考:“十四世达赖喇嘛作出上述表示的实质是什么?你有什么感悟?”学生探究学习后得出现实的结论:达赖其言行的实质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我们要与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实践证明:带有历史性的时事热点新闻能架起历史与现实间的时空隧道, 通过它我们能成功实现穿越, 与历史零距离接触, 产生深刻的感悟, 为现实行动提供方向和精神动力。所以, 平时我们要浏览和搜集一些有效的时事新闻, 引导学生关心时事, 关注热点重点问题。

诚然, 以上所提到的时尚和现实元素是笔者个人认为最有效的穿越素材, 只是沧海一粟, 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 时尚和现实也是瞬息万变的, 我们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发掘更新更多的载体。

综上所述, “穿越”无疑是实现历史与现实对接不可或缺的纽带, 但是穿越历史要为教学目标服务, 不能为了穿越而穿越, 要有真实性、时代感、有效性、针对性。“穿越”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现实启迪, 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潮流, 培养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教师必须要把握时尚元素和时代新气象, 引领学生穿越历史, 带着历史的感悟关注现实社会,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了解过去, 认识今天, 把握明天。

参考文献

[1]新课程:中学版, 2009 (9) .

[2]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实验) , 2003版.

[3]汤翠英主编.陶行知教育思想讲稿.

[4]齐健编.初中历史新课程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