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

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精选8篇）

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 篇1

日益凸显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了政府、民众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从2 0世纪末2 1世纪初开始, 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这些研究涉及到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作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 (赖德胜等,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年版) 以实证研究的方法, 分别从大学毕业生个人的主客观条件、高等教育体制和发展模式、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劳动力市场需求等多个方面, 系统地分析了当前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成因, 并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细读此书, 读者不难发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涉及到个人、家庭和国家多个主体。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如果大学毕业生不能顺利找到工作而处于失业状态, 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深入研究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成因并找出相应对策, 已经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是研究内容的理论性。大学毕业生问题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带有很强的现实性,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问题, 成为众多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一书以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对象, 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 从相关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比如, 在谈起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系时, 以工作搜寻理论为框架, 并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现实, 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在探讨个人的就业的影响因素时, 该书引入了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资本理论, 通过计量方法估算了社会资本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在大学生就业的个体努力方面, 则从个人理性选择、职业生涯理论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等角度进行了全面分析。在书中, 诸如此类的内容还有很多, 这既是国外相关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又是中国转轨时期独有特点和改革实践对相关理论的丰富和贡献, 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领域的又一次创新。

三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一个著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信性, 而规范的研究方法则是做到这两点的前提。该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以数理模型和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研究层面, 该书突出理论逻辑, 科学论证, 以数理模型为工具, 通过严密的推导过程来获得相关结论;在经验研究层面, 该书强调第一手的数据和合适的分析方法, 以大规模的调查数据为基础, 借助计量工具和模型, 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分析。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当前大学毕业生研究领域中感性认识多而理论高度不够、定性分析有余而定量计算不足的局面, 为大学毕业生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科学、可信的研究结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2 0 0 7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关系广大毕业生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一书以较高理论水平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 其理论水平、创新程度和实践价值在近年来的相关著述中当属前列, 值得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一读。

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 篇2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在随后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宪法。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前行，中国社会在迈向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而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思路以及新部署。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解读》成为了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高效率的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成果的益友与助手。该书讲解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上的历史使命与重大任务。现就该书其中的一些内容，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个国家走向法治之路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人民的心理行为等等相契合，简单的“拿来主义”、人云亦云不仅行不通，还会引发更大问题。对于当代的中国来说，我们要通过依法治国让我们的国体与政体更完善、更有效。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重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的基本原则和要义，也就是“五个必须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三大“核心要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这三个方面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行政权力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运行，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监督。“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是对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即在于完善这种外部监督机制，如人大的预决算审查制度、质询制度和法院的行政诉讼等制度。可见，政府部门要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依法办事，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

严格执法是法律实施的重中之重，也是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的重要保障。执法者在履行职责时，不践踏法律、不徇私枉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执行程序，真正通过办好每个案件来体现公平正义，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自己身边。同时，还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防止和克服执法工作中的利益驱动，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让司法机构在阳光下办事，预防和减少腐败，赢得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和支持。而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是推进公正司法的重要保证。我国司法监督体系已基本形成，人大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司法机关内部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在促进公正司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影响着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效果的问题和方面。四中全会中提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主要有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建立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制度等举措。司法公开应在建设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建设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建设执行信息公开平台等方面下功夫，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前提是让人民群众知法、守法和用法。人民群众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满意是衡量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标准。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要让群众真正参与进来，让法治真正走进群众生活，让群众亲身感受到法治建设带来的实惠，这样不仅能够让群众知法、守法，还能够用法律来监督政府、监督各级公务人员。

人民群众知法、守法和用法的基础则是在人民群众内心培养法治意识。法治意识是人民群众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习近平同志指出，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不可能培养法治意识，不可能使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和用法，不可能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监督中的作用，更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因此，一定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对宪法和法律信仰与崇敬，把法律规定内化为行为准则，积极主动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首先，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持之以恒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全体公民广泛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注重对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和法治信仰的培育，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

其次，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要认真做好并不断深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法律知识，增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自觉依法办事，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推广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和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等做法，增强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

最后，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要坚持法治教育从青少年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列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保证在校学生都能得到基本法律知识教育。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的青少年法治教育网络，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组织开展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法治教育活动，增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把法治宣传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把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等情况作为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指标，纳入精神文明创建考核评价体系，推进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深入。

只有这样才能让法治教育深入民心，让法治教育不会成为一个口号、一句空话，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心里认同法律、法规，从而推进法治意识的培养，让人民群众在社会监督制度中更好地扮演监督员的角色，促进法治社会的到来。

社区矫正的现实困难与制度完善 篇3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内容包括对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监管、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以及对他们的服务。根据现代刑事司法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社会化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的不断调整,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适用形式和适用比率将会出现越来越扩大的态势,其执行任务会逐渐加重,执行要求会逐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犯罪是一种社会偏差行为,是社会化过程的缺陷或障碍导致的。犯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降低甚至消失,使他们无法通过社会认可的方法和途径维持其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罪犯来自社会,且仍将回归社会,所以,刑事矫正思想的鼻祖李斯特认为,刑罚的目的是“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社区矫正就是基于这一思想而产生的社会救济制度。社区矫正并不是放纵犯罪,相反是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尽可能使罪犯与家庭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著名社会学家库利认为,那些存在私人关系和密切关系的小群体,对于形成人们的自我感知和自我态度是最为重要的。

如今,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已在世界许多国家被广泛使用。2000年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我国也已重视和着手实施社区矫正工作,2003年,按照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统一部署,全国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为首批试点地区。截至2007年6月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在25个省市区展开,涉及街道、乡镇4 189个,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十一万多人,而社区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仅为0.21%。

二、社区矫正的现实困难

1.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法律保障缺失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工作,需要调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作为保障。目前现行法律对社区矫正没有全面、系统、明确的规定,各种矫正对象的有关监督管理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和监狱法等法律法规中。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非监禁刑和监禁刑社会执行的法律,是在若干年前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制定的,相关规定比较原则、粗放,随着形势的发展,已不完全适应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际需要,尤其是未能全面、科学地规定社区矫正决定、执行、监督机构的具体设置,使社区矫正工作难以按照法律规定顺利开展。法律规范的不完备和滞后性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已成为社区矫正发展的最大障碍。

2.法律规定与实践工作的矛盾

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或由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上述五种罪犯实施执行、监督和考察工作。可是公安系统内部并未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而只是由基层派出所负责执行。实践中的情况是:社区矫正工作成立了专门的矫正小组,但是具体工作却集中在司法局及下属的司法所;可是这些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既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没有政府发文,更没有可以为行使职权进行保障的强制措施。因此,很多负责社区矫正的人员在进行工作、为解决矫正对象的实际生活困难需要社会帮助的时候,往往只能依靠个人的社会资源,有时因专门矫正经费不足甚至还动用个人的财物。

3.社区矫正经费不足

社区矫正经费短缺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公安机关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但现在具体矫正工作主要由司法局及其下属的司法所进行,很多区县司法所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和教育设施,甚至连组织矫正对象进行学习的书面材料都很匮乏。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但它仍然是一种国家机关的行刑方式,缺乏国家专门的财政支援是不可能进行的。

三、社区矫正的制度完善

1.加快宏观指导下的立法进程,完善法律保障

为了顺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国家应该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笔者认为,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应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和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三部分组构而成。我国已先后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再制定社区矫正法,与监狱法一道组成我国的刑事执行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使我国刑事法律体系更加完善。

2.优化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必然要求实现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推进行刑制度的改革,科学设置社区矫正机构是一个非常必要而又亟待解决的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实践课题。一是成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由各级党委政法委和综治委牵头,由司法行政、公安、检察、法院、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和团体组成,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研究、指导和协调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二是司法机关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区县司法局成立社区矫正工作协调办公室,各街道、乡镇成立以基层司法所为主,有当地公安民警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

3.健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构

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检察机构,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监督程序,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新的刑罚执行检察机构应创新监督程序,可在假释委员会和社区所在地派驻检察员,发现社区矫正决定和执行工作中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防止社区矫正工作者对矫正对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或行政不作为。

4.落实经费保障

社区矫正经费应含三个部分:一是政府矫正机构的基本费用,包括办公机构设施筹建费用、矫正工作基本设施费用和运作费用、公务员工资、志愿者培训费用、志愿者及社会工作者的交通或误工补贴费用等;二是非政府矫正机构的部分运作费用,含民间组织和官民协作的非企业性质社团组织的部分运作费用等;三是矫正对象专门帮扶机构的费用。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行刑相对应的刑罚执行方式,原则上社区矫正工作的费用也应当与监狱经费一样由国家财政加以保障。国家应把用于社区矫正的款项直接划拨给社区矫正领导机构,再由矫正领导机构划拨给社区矫正工作机构。鉴于目前我们的经济状况,应形成以政府经费来源为主体、社会赞助和募集为补充的格局,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再逐步实行全额保障。

参考文献

[1]李斯特.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徐楷.社区矫正的社会学理论分析[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

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 篇4

法律冲突是法律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上的差异性造成的。一般来说, 当调整同一社会关系或解决同一事实的不同法律之间发生效力的抵触时, 法律冲突就不可避免。按照冲突法理论, 一国内不同区域间各自独特的法律制度发生冲突的现象, 称为区际冲突 (interregional conflict) 。学者们对区际法律冲突已有多种不同的分类, 例如以法系为标准, 可分为相同法系不同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和不同法系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而从社会制度标准来看, 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港澳地区法律与大陆法律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应该认识到, 这种区际法律冲突比社会制度相同的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更为复杂。

二、香港与大陆法律冲突的特点

1、不同性质社会制度背景下的区际法律冲突

我国多法域间体现的法律冲突区别于有些联邦制国家基于同一性质的社会制度背景下的区际法律冲突。“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使香港和大陆实行的两种社会制度分别建立于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 因此在相异的意识形态下, 两地在法律制度上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意志和利益, 体现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念, 其法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不同法律传统之间的法律冲突

从香港法制发展史看, 大英帝国的殖民者把英美普通法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引入香港。香港在汹涌澎湃的西化潮流中仍保持着浓厚的中国特色, 体现着中国法律传统的丰富内涵。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制在香港呈现“固定化、程序化、权力化”的趋势, 显示了具有鲜明香港特色的抽象内涵。但总的来说, 香港法是以判例法为特色的英国普通法, 承袭了普通法的传统, 在法律结构上有普通法和衡平法之分, 在司法制度上实行抗辩式诉讼及司法解释制等。大陆的法律则更具民法法系的传统, 其法律形式体现为以法典法为主的制定体系, 实行职权式的诉讼制, 建立以立法机关解释法为主的法律解释制度等。这些来自法律传统方面的差异使两法域的法制不仅在法律理念和法律思想上有区别, 而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3、因适用不同国际协议导致法律冲突

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 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的国家, 均以主权国家的名义行使对外交往权以及缔结国际条约, 联邦国家的各成员邦及单一国家的各行政区域大多没有对外交往的权力。而中国由于情况特殊, 在香港回归以后, 适用国际协议时存在三种情况。第一, 对于中国缔结的国际协议, 非自动适用于香港, 而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特区的情况和需要, 在征询特区意见后决定。第二, 对于中国尚未参加但香港已适用的国际协定, 仍可在香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协助香港特区政府作出安排, 可使其他有关国际协定适用于香港特区。第三, 香港可以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签订有关经贸文化等领域内的国际协议。因此可见, 香港与大陆在适用国际协议上是有区别的, 两法域都有各自适用国际协议的范围, 而因为适用不同的国际协议引发法律冲突也在所难免。

4、中国区际冲突是在其各有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和最高法院的条件下产生的

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 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许多复合法域国家为了协调各法域之间的立法司法、消除不合理障碍, 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对各法域保有一定的控制力。例如美国各州虽有自己的立法权、司法权和宪法, 但是美国宪法及依其制定的合众国法律的效力仍高于各州宪法和法律。而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 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设有自己的终审法院, 大陆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的终审法院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不能上诉到大陆的最高人民法院。由此可以看到, 香港与大陆的区际法律冲突虽然是属于同一主权的各法域之间的冲突, 但与其他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差别较大。

三、调整香港与大陆法律冲突的现实困难

根据冲突解决的一般原则, 对冲突所涉及的多个法域的法律应平等地进行选择, 或内域法或外域法。中国区际冲突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在实践中大陆有适用港澳台法律的可能, 港澳台也有适用大陆法律的可能, 但由于长期的历史隔离, 大陆与香港之间对对方的法律都不甚了解。

1、了解和理解他法域法律及实践状况的困难

其一, 大陆和香港的法律交流渠道不甚畅通, 相互对对方法律的了解还不全面, 速度也十分缓慢;其二, 香港和大陆之间法律交流的最大现实障碍就是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在一本关于香港法制的著作中说到:“在立法和司法方面, 中英文地位并不平等。立法局制定和颁布的条例是英文的。在法学教育方面, 英语是唯一的教学媒介, 根本没有中文的教材。”大陆人民想要直接了解香港法律是不可能的, 而想要把香港法律全部翻译成中文, 又更非朝夕之谈。同样, 由于香港的法官久不使用中文, 中文水平低下, 直接了解大陆法律也有困难。因此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 语言文字仍将是两地互相了解对方法律的最大障碍。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各法域对他法域不了解, 也就不能对他法域法律原则、思想及所体现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有不同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解决中国区际冲突上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种理解就不能消除政治、法统、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对立和抵触, 不能改变相互间陌生的心态, 不能达成冲突解决中的协调。另外, 同样基于人员往来的限制和语言的障碍, 香港和大陆对对方的司法实践状况也不甚了解。

对冲突法的解决而言, 法律的完善无疑是最重要的, 但实践对于法律的操作也同样重要。要了解一个法域冲突解决的全部状况, 不仅要了解其立法, 而且要了解其在实践中运用冲突法解决冲突的全部过程及变通的全部情况。

2、适用他法域法律的困难

当一法域的法院需要适用其他法域的法律时, 必须对应适用的法律有充分的了解。关于域外法内容的查明, 以下几种方法在中国区际冲突特殊的情况下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其一, 法院依职权查明外域法的内容。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交流的限制, 使得法院难以查明和适用外域法。其二, 当事人提供外域法, 这是香港主要采取的方法。但由于香港的法律是英文的, 而多数当事人又不能精通英文, 因此有很多人不了解法律, 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其三, 法律专家提供外域法。目前香港和大陆有一些了解本法域外其他法域法律的专家, 由他们提供应适用的外域法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 但由于区际冲突案件的数量之大, 这些专家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都需要专家解决, 必定会辗转拖延, 影响案件的判决效率。其四, 根据协议或者互惠原则请求应适用法律所属法域的司法机关提供法律内容, 但目前这种协议和互惠比较少。

由此可见, 在两法域之间不够了解的情况下, 在需要适用域外法时很难确知具体内容。当域外法无法查明、无法适用时, 各法域一般会以内域法替代域外法, 使得内域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另外, 除了上述困难外, 还由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差异和对立, 个别法域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在立法和实践中表现较为强烈的排斥域外法的情绪, 采取直接适用内域法甚至不受理区际冲突案件的方式。这一后果无疑是严重的, 既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也不利于改善各法域间的紧张关系。各法域审理区际冲突案件时只适用内域法, 也必然会使法律冲突的后果被强化, 不利于互相的协调, 有损两地的发展和交流。

3、调整冲突立法的不完善

中国没有全面系统的调整区际冲突的立法, 无论是实体法、法律选择规则或是诉讼法, 都只有一些零散的中央或地方的法律文件, 以及几部不具法律效力、只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区际冲突法草案。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虽然可将调整国际冲突的冲突法同样用来调整区际冲突, 但对极其复杂和特殊的中国区际冲突来说, 这种冲突法必然会因为缺乏针对性而显得不适应。立法的不完善使司法机关无法可依, 只好各显其能、自寻途径, 导致调整区际冲突的原则杂乱无章、方法五花八门, 类似的案件结果因人因事而异。

四、结论

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必然日益增多, 这种既复杂又特殊的新区际法律冲突只靠《民法通则》中的若干零散规定和几条司法解释很难加以调整, 完善立法迫在眉睫。对于上面所论述的法律交流和语言的障碍可以靠互派学生或学者学习外域法法律, 让他们成为两地法律知识的解释者和传播者, 逐渐扩大相互了解法律的程度和范围。也可以互派律师, 在各地区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的互助渠道不畅通时, 各地区的律师还承担了送达和取证的任务。互派司法人员会带来很多直接的便利, 过去多产生于司法环节的困难都不攻而克了。对香港和大陆的区际法律冲突的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应该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韩德培:国际私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周洪钧:国际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3]陈弘毅:香港法制与基本法[M].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6.

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 篇5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阶段,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并提出构建面向人人的“众创空间”,培育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类青年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等一系列具体举措。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基于STEAM的创新教育作为一种培养未来综合性人才的教育模式,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教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STEAM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

1.缺乏完备的STEAM课程教学资源

STEAM教育在实践推行中最大的难度在于STEAM教育给了教师宏观的教育战略视角,却没有提供具体的实施方法与手段。对于广大一线教师而言,STEAM教育理念的最终实现必然要以课程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在没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与相关支持的前提下,STEAM课程的实施首先需要解决课程教材建设与教学资源开发的现实问题。目前国内STEAM课程的教材主要是由中小学教师根据学校办学特点自主编写的校本教材。这些教材大多是基于信息技术或通用技术的课程教学需求,以Scratch软件应用教学为主线,在案例设计上并没有考虑与数学、科学类和艺术类核心课程对接融合。同时,由于缺乏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学视频、素材资源、硬件设备等资源,这些校本课程难以复制与推广。

2.缺乏实验室建设标准与实施方案

STEAM课程的开展必须以高质量的硬件设备作为支持和保障,并针对不同的教学需求提供完善的整体解决方案。由麻省理工学院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管理的微观装配实验室项目FABLAB,是专门为非正式的、点对点技术培训设计的,国外许多创新教育工作者已经利用它的特点来帮助学生开展STEAM学习。FABLAB的构建模式对于国内STEAM课程实验室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缺乏STEAM专业师资及其培养机制

实施STEAM教育需要具备学科综合能力的师资队伍。STEAM课程教师要求具备丰富的学科知识储备,还应该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力、实践操作能力、主动创新精神和人文艺术素养。目前国内的STEAM教师主要从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教师中产生,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教师的学科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和课程建设能力相对突出。尽管如此,由于技术教师在专业知识上的偏向性,并不完全具备STEAM课程教学的综合素养。因此,建立有效的STEAM师资培养机制,强化STEAM师资队伍建设,是STEAM教育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

全面推行STEAM创新教育的发展对策

1.以高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改革为突破,促进STEAM教育发展

我国高等院校教育技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与STEAM理念较为一致,既包含有教育学、心理学等教师教育类课程,又包含有计算机技术、媒体技术、电子技术等工程技术类课程,还包含艺术基础和数学基础等课程。因此,在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内开设STEAM课程具有先天的优势与便利,以教育技术学专业改革作为全面实施STEAM教育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对中小学STEAM教育师资培养、STEAM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及大学创新教育发展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2.以实际问题与案例为中心组织和建设课程资源

我国的STEAM教育正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已有的课程教学资源零散且不规范,难以形成科学完善的课程资源体系。因此,STEAM课程资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以案例为中心组织并构建独立的教学资源单元,在此基础上逐步积累案例素材,探索课程资源建设的标准与规范。以案例为中心组织的STEAM课程资源是可复制的独立单元。因此,资源制作者应从科学情境、工业情境及生活情境中的实际问题出发,设计融合STEAM各学科知识的案例,明确案例教学目标、方法与手段,提供真实的教学演示视频、相关素材及教学软硬件环境要求。

3.以平台建设为依托,实现STEAM创新教育与社会创新实践的衔接

全面推行STEAM教育不仅仅要关注学校创新教育,还应关注社会创客的创新与创业。打造基于STEAM的创新服务平台,同时面向学校师生和社会创客提供服务,可实现校园创新教育与社会创新实践的有效衔接。基于STEAM的创新服务平台能够为创客提供STEAM教育课程资源、学习交流社区、成果作品展示、项目合作和融资孵化推荐等服务,构建以“跨学科、高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与发展机制,培养学习者跨学科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结语

税收诚信的理论基石与现实根基 篇6

诚实守信,作为人类社会自古以来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道德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道德的法律化”上升为法律,并成为现代民商法等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1]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推崇诚信已渐渐成为社会风尚,法制经济、规则经济、信用经济无一不考验和依赖着社会诚信系统的功能。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拓展,公法和私法领域出现了双向互动渗透的趋势,诚实信用原则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公法领域,并得到广泛适用。税收诚信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美国著名法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过:“税收是社会文明的对价。”如果我们将诚信比作社会文明的灵魂的话,那么税收文明同样应该可以上升到社会文明灵魂的高度。税收诚信不仅对经济诚信有着重要的基石作用,更能推动社会诚信、政府诚信等各方面的诚信体系的建立。因此,税收征纳双方及相关机构应努力打造“常态化”的税收诚信体系,加强税收诚信建设以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诚信与信用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诚信与信用都是指承诺与践约的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诚信更注重承诺与践约的行为本身,而信用更注重于行为后果。信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出于对承诺的信任而以一定的利益让渡和偿还为条件而形成的经济伦理关系,信用更看重于人们对承诺、遵守的行为结果,而不追求行为动机,具有功利主义的后果论特征。信用偏重于守约行为的结果,更加注重外在制度的规约与惩罚。

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税收诚信体现为由于税收活动而形成的契约关系各方都遵守各自的信用,这就产生了税收信用的概念。税收诚信建设,应大力弘扬诚信思想,注重对税收诚信结果的评价与奖惩。从这一角度分析,税收信用比税收诚信的内涵更宽泛、功能更完善。因此,建设税收诚信首先应构建完善的税收信用体系。

(一)税收信用的涵义

裘伟(2004)认为:税收信用是建立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表现和反映征纳双方相互之间信任程度的标的,是由规矩、诚实、合作的征纳行为组成的一种税收道德规范。税收信用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税收征纳群体中产生,它既促进税收征纳双方共同遵守规则,改善征纳关系,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征纳主体成员的素质,在相互信任中转化成合作关系[3]。黄桦(2011)认为,税收信用是以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目标,以税收法律法规为表达方式的相关主体的理性承诺为依据,对税收征纳双方的涉税行为进行约束的一种制度安排,及由此产生的信用约束机制。它是对税收征纳关系制度规范的协调与配合,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促进税收征纳双方在对税法信守的过程中,达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4]。

税收活动的涉税主体主要有征税方、纳税方、税收中介方和用税方,这四个主体必须都遵守各自的信用才能保障税收信用体系的建立。因此,税收信用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期的税收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征税方、纳税方、税收中介方和用税方之间相互遵守信用规则的一种契约关系。

税收信用主要具有以下要素:第一,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是税收信用的基本保障。税收法律体系能够规范税收行为以维护税收信用,因此,只有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才能保证税收信用的实现。而税收信用体系又能反作用于税收法律体系,税收信用能够提高契约各方对税法的遵循度。第二,税收信用是与税收相关的各主体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税收信用体系的建立包含着与税收相关的各主体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征税方、纳税方、用税方和税收中介方,两两之间以及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契约关系网络,为维持这个契约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必须依赖于税收信用作用的发挥。第三,税收信用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税收信用作为信用体系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整个信用体系的健康与否,因此税收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二)税收信用的分类

1. 按税收信用的严肃程度分类

按税收信用的严肃程度可以将税收信用分为税收法律信用和税收道德信用。税收法律信用是指税法给予各个涉税主体的一种强制的约束力,该强制约束力要求涉税主体必须遵循税法的规定,而不遵守税收法律信用的行为会受到法律强制性的制裁。税收道德信用是指社会的道德风俗给予各个涉税主体的一种软约束力,这种软约束力引导涉税主体去主动遵循税收信用,违反税收信用的行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税收法律信用和税收道德信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了税收信用的发展。

2. 按不同的涉税主体分类

按涉税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税收信用分为:纳税信用、征税信用、用税信用和税收中介信用。纳税信用针对纳税人而言,即纳税人在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以履行纳税义务时的信用程度。征税信用是针对征税人而言,即征税人在执行税收法律法规,依法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时的守信程度。用税信用是针对政府而言的,即政府在依法用税,不侵害纳税人利益时的信用程度。税收中介信用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信用关系,中介使得征纳双方的交流更加便利,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税收成本,因此中介税收信用对于促进纳税信用、征税信用以及整个税收信用体系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上述四个主体的信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纳税信用奠定了整个税收信用的基础,征税信用和用税信用自身即作为税收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通过作用于纳税信用影响税收信用体系的建设,而税收中介信用则辅助着征税信用和纳税信用的共同发展。纳税人缴纳税款,其守信的税收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的保障,而征税机关向纳税人提供税收服务、税款征收管理、督促其履行纳税义务,其信用的高低直接作用于纳税人,因此纳税信用将会直接反映征税信用的现实状况。同样,政府作为税款使用者,其行为关系到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是否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政府如果能将税款合理地用于社会公共支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将会激发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反之,如果政府盲目从事政绩工程,很少用于民生工程支出,甚至出现贪污腐败,这将会极大地打击纳税人的纳税热情,使纳税人的纳税信用普遍降低。税收中介信用对纳税信用和征税信用的改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经济人”的本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征纳双方总是处于一种利益博弈对局中,而税收中介能够加强征纳双方的沟通,使纳税信用与征税信用的共同得到提高。

(三)税收信用的作用

税收的基本职能包括财政职能、调节职能与监督职能,税收信用对于税收发挥基本职能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信用的作用是通过税收的基本职能体现出来的,税收信用影响税收职能的发挥,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活动。

1. 税收信用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财政职能就是组织财政收入。国家组织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满足公共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人们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国防、交通等,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点,因此无法由市场来提供,必须由政府筹集一定的财政收入来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税收的财政职能为政府提供经济基础,没有财政基础的政府就是无效的政府。

税收信用要求纳税人遵守纳税人信用,即按照税法要求,及时足额地缴纳税款,履行纳税义务。纳税信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税款的征收,也因此影响着税收的财政职能,进而影响着公共物品的提供。在一个纳税人遵守税收信用的国度,其税款征收的时间与数额是有保障的,其公共服务也是有保障的。相反,在一个税收信用度极低的国度,其税款征收必然会遇到很多阻力,也必然会消耗大量的税收征管成本,国家的税收利益因此会遭受极大的损害,更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撑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总而言之,税收信用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发挥其他职能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税收信用对经济调节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凭借强制力而参与的社会财富分配,其必然会改变社会各成员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而改变其经济能力与行为,最终将体现为国家经济结构的改变。因此,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税收信用由于其对税收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信用本身的特点,自然也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税收信用对经济调节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税收信用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原则,市场交易的双方都要遵守信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信用在市场经济运转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税收信用作为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信用表现,也因此影响着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信用好坏,最终影响着宏观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因此,税收信用的好坏对于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税收信用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企业“走出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纳税人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与世界经济接轨。当然,国外发达的信用体系对国内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完善的税收环境也要求国内企业具有良好的纳税信用。因此,税收信用对于促进我国涉外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税收信用的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信用的发展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税收现代化的实现,既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又能弥补市场的不足,优化资源配置,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发达的税收信用体系将能促进税收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税收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将会使经济发展受到税收因素的掣肘。

3. 税收信用对财政监督的作用

国家在取得财政收入的过程中,必然要开展细致入微的税务管理工作,掌握税源情况,监督纳税人纳税情况,从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税收信用要求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此税收信用与财政监督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税收信用将大大提高财政监督的效率,降低财政监督成本。另一方面,财政监督能促进税收信用的提升,及时发现税收不诚信行为,督促纳税人依法纳税。因此,财政监督是税收信用的有力保障,有效的财政监督能够有效提升税收信用度。

二、税收诚信的精神价值

(一)税收诚信自身蕴含着道德与市场的统一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具有目的性属性。然而社会发展的终极意义是伦理的而不是经济的,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由于社会发展中各领域的不平衡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具体形式的道德,有时落后于经济发展,有时超越于经济发展。在前一种情况下,更新道德观念是为了更好地建立和完善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建立、完善市场发展经济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道德观念。而税收诚信作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提出的道德要求,更多地倾向于前者。

税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法治,也需要信用。一方面,通过信用的方式可以调整税收征纳关系,规范税收秩序,净化税收环境;另一方面,在实施依法治税的同时,倡导以德治税的思想,特别是通过税收信用关系的形式加以管理、指导和教育纳税人自觉纳税,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完善的税收机制,既要有外在的税收法律体系的约束,也要在税收征纳行为中讲求信用这一道德基础。税收诚信适应这一社会要求,奠定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和纳税人的道德基础,有助于社会道德体系和社会信用的完善,同时也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体现了市场与道德的有机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诚信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更是一种道德伦理和文化精神。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有针对性地培养税收诚信意识,营造一种税收征纳诚信环境,是对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支持。税收诚信自身蕴含着道德与市场的统一,它不仅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润滑剂,也是税收活动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

(二)税收诚信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维护交易秩序的市场规则

一方面,市场经济运行必须依靠法律,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但法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道德规范,法律的这一局限性要求在依法治税的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税收诚信的道德规范,通过道德规范这一“软约束”模式弥补法律“硬约束”的不足。另一方面,法律具有立法和运用程序上的滞后性,很难完全依靠法律来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在法律规范之外,建立以诚信原则为中心的道德评价标准,用以规范各类经济主体以及自然人的经济行为,倡导税收诚信精神,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满足社会伦理道德观的基本要求。事实上。税收诚信已经成为一种成本较低的维护交易秩序的市场规则。

(三)税收诚信的普及化发展和道德评价作用

现代社会是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由于市场的作用,社会结构由传统的“同质性”和“未分化性”向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和“分化性”发展,反映在道德领域就是与“公共生活领域”相适应的“公共道德”的产生。所以,税收诚信有其产生的市场基础,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就要求有相应的道德力量对之进行约束。税收活动体现了纳税人和政府的信用关系,当这种信用关系得以凭借纳税人诚信予以维系时,则表明社会的发展不仅有了其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道德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现实世界的发展验证了这样一条规律:最商业化的社会,也是最讲究道德的社会。

此外,税收诚信的普及化增大了社会公益,有利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发展的终极伦理目标的实现,创造物质前提。而它的发展程度也成为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衡量尺度。

(四)税收诚信体系建设有助于降低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

契约是诚信的基础,反过来诚信又为维护契约的履行提供了保障。税收诚信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在税收征纳过程中主要体现为降低政府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税收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的征税成本。征税主体在征税过程中为维护制度的有效性必然会根据税收诚信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力度的选择,不同的监督力度所产生的征税成本明显不同,税收诚信会显著降低征税成本。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以及税务违法成本,实现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是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的理性权衡之下,税收诚信体系的有效构建必然成为政府与纳税人博弈对局的共赢选择。

(五)税收诚信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税收现代化不仅要靠税务人员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而且还要加强对税收征管、税制、信息、服务等各方面现代化技术硬环境的建设,加大对税收依法办事、依率计征、诚信纳税、和谐征纳关系等软环境的建设。另外,对各方面现代化建设的程度及税收现代化的整体判断必须有一套科学、严谨和完整的评价体系及标准,而且评价体系及标准无疑要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并得到国际认可。

要想实现税收现代化,必须积极回应纳税人诉求,进一步抓好信息化建设。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征管数据库,涵盖每个纳税人、每个自然人,即每个纳税人、每个自然人从设立(出生)到注销(死亡)都会有一个终生的纳税人识别号与之伴随,在这个纳税人识别号下,保存所有与纳税有关的数据或信息,这是管理现代化的基础。毫无疑问,税收诚信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三、税收诚信的现实根基

(一)税收诚信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

十八大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制定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并特别指出要进行“税务领域信用建设”。

因此,我国税收诚信体系建设需要建立跨部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开展纳税人基础信息、各类交易信息、财产保有和转让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涉税信息的交换、比对和应用工作,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和发布制度,加强税务领域信用分类管理,发挥信用评定差异对纳税人的奖惩作用。建立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推进纳税信用与其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二)税收诚信体系建设的现实根基

1. 大数据为税收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技术条件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诚信信息传导方便快捷,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市场信息更加充分,信息不对称得到了有效的削弱,这为税收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技术条件。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政府为了提高征税效率,降低征税成本,正积极完善税收信息化管理模式,大力探索网络税收诚信体系建设路径。

2. 国家新政为税收诚信体系夯实了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建设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的强烈意愿,在此基础上,推进税收诚信体系建设必然引领潮流,水到渠成。我国政府正在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税法宣传,提高公民的税收诚信意识,形成良好的税收氛围,同时充分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和相关部门的资源共享,构筑协税护税网络,从而为建立完善的税收诚信体系夯实基础。

3. 财税相关法律制度为税收诚信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法制不断完善,伴随对国家治理方略的贯彻执行,财税相关法律制度都在大幅修订,2014年通过了新修订的《预算法》,这对我国财税制度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后修订中的《税收征管法》、“营改增”政策也都提上了立法日程。自2015年5月1日起,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版)》,全面梳理了税收征管的所有具体业务事项,对每一个业务事项的流程、环节、操作要求作出详细规定,严格了税收的法定性,这些对于促进税收诚信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4. 西方契约思想下税收诚信的建设经验可资借鉴

欧美等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摸索,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税收诚信体系。在美国,不但有完善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机制、规范的个人评估机制、严密而灵敏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机制,更主要的是有相当完善的配套法律体系,美国曾先后制定了17部与信用相关的法律,几乎每一部法律都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进行了若干次修订。国外的税收诚信体系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拿到中国来,实现“洋为中用”。

注释

1[1]杨卫红:税收诚信保障体系构建的探讨.财会研究.2010.第14—16页。

2[2]裘伟:《中美税收信用的比较与借鉴》,《经济论坛》.2004年第22期。

3[3]黄桦:《中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 篇7

一、巨额环境成本与环境负债是环境会计研究的客观现实

(一) 从宏观角度看

以世界资源委员会有关专家对印度尼西亚自然资源的核算结果为例对此加以验证。1965~1986年间, 印尼GDP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7.1%, 人均GDP年均增长则达到4.6%。但印尼是一个以初级产品为经济结构基础的国家, 在其经济产出中, 初级生产所占的比例平均达43.9%, 在其年均增速7.1%中, 初级生产增长的贡献为3.1%。由此可见,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初级生产对整个印尼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森林、石油和土地三种资源的净变化加以粗略的估价后转化为货币数据, 作为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价值从原来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出去, 原本7.1%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4% (高敏雪, 2002) 。由世界资源协会承担的案例研究表明, 印尼1971~1984年资源损耗率平均为GDP的14%, 哥斯达黎加为5.7% (转引自P.Bartelmus, 1992) 。即经济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通过积累扩大生产能力, 反而因为过度消耗资源而降低了生产能力, 这样的经济增长显然不是可持续的发展。由于环境原因, 到下个世纪中期能源和材料消费需要减少一半 (Joachim H.Spangenberg, 2002) 。中国将在十一五期间探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办法, 中国政府已经将环境因素考虑进去计算绿色GDP, 2004年绿色GDP计算的结果表明, 仅仅十个环境污染指标被列入就占了当年 (2004) GDP的3.5%。就美国来讲, 1991年, 美国环保局估计清理危险场地的成本总计是7520亿美元 (转引自David Shields and Germain Boer, 1997) , 美国每年将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污染消除和控制支出。

(二) 从微观角度看

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的巨大也解释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必要。 (1) 实地研究表明, 美国石油公司约克镇精练厂 (Amoco Yorktown refinery) 的管理部门估计其环境成本大约是经营成本的3%。该研究报告指出, 环境成本大约占经营成本的22% (转引自David Shields and Germain Boer, 1997) 。 (2) 1993年杜邦公司在环境目标相关的资本项目上花费了约5亿美元, 杜邦在1993年确认环境费用总计约10亿美元 (转引自David Shields and Germain Boer, 1997) 。 (3) 1978年美国废物处理公司对倾倒在垃圾掩埋场的危险废物收费仅为每吨2.5美元, 但到1987年收费上升到每吨至少200美元。此外, 1978年公司燃烧废物需支付每吨50美元, 但到1987年费用上升到非危险废物每吨至少200美元、一些极端危险废物每吨2000美元。20世纪80年代早期, 垃圾公司对清除消费者垃圾收费每吨3美元, 但1992年一些消费者对相同的服务支付每吨130美元 (转引自David Shields and Germain Boer, 1997) 。 (4) 1992年估计美国的公司环境负债为5000~7500亿美元之间。美国石油组织 (API) 估计美国石油公司1999年环境支出为75亿美元 (API, 2001) , 占美国前最大200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者净利润的三分之一 (API, 2001) 。 (5) 美国每年要花费130多亿美元减少因电厂产生的污染。平均每度电约0.5美分。在美国, 建设一个新火力发电厂时, 大约需要花每度电2美分来避免电厂对空气、水和土地的影响 (Hon.Stephen Wiel, 1991) 。

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出发, 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都是巨额的。面临如此巨额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 国家和企业必须对其进行核算, 以寻求使其降低和消除的方法。对环境会计核算进行研究, 为企业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提供依据, 为降低和消除环境成本和负债提供信息基础。

二、履行会计责任是环境会计研究的内在动力

(一) 会计的道德责任

在组织中, 会计通过管理会计系统这个内部机制在企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会计的外部报告, 责任被延伸到资金持有者, 使其做出经济上有用的决策。因而, 会计建立一个组织的文化, 对企业成功和可信性有着深刻的影响 (Sumit K.Lodhia, 2003) 。此外, 会计深植于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中, 会计数据被用于表现甚至改造事实, 会计师具有通过环境会计提高组织中环境敏感性的潜在贡献。污染控制、环境补偿迫切要求会计职业界承担积极的作用。一方面, 环境的破坏使会计界倍受批评, 另一方面, 新组织产生提供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的信息。因此应将社会责任作为评价企业的一个标准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不能提供公司社会责任的信息, 必然会有其他组织来提供这类信息, 这对会计职业界构成很大威胁。而对环境会计进行研究则是回应这种需求, 解决来自外界的威胁。

(二) 企业管理对会计责任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企业管理者对环境会计信息的关注。会计报告环境问题的责任也是管理者需要的,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日益需要会计提供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由于环境规章把需要的东西强加于公司, 为了证明遵守规章需要记录信息;管理人员自愿接受 (自动调节) 管理企业环境影响的重要性意识提高, 需要记录信息作为责任会计程序的部分;国际、国内和地方政府团体以及一些教育机构正在促进环境管理会计 (在很多情况下, 环境会计与环境管理会计是通用的) 。这些团体需要确定最优方法作为增加环境管理会计调整的基础;环境管理会计工具愈加可利用, 因而有助于管理过程中减少采用环境管理系统的成本和技术障碍以及提高环境管理会计产生的利益;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生态效率的提高作为对管理的逻辑推动器和提高、发扬、维持或纠正社会合法性的战略方式, 所以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对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感兴趣。

其次是环境管理与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需要会计履行提供环境会计信息的责任 (Roger L.Burritt, 2005) 。效率计量的是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以最可能的方式管理稀缺资源, 所以强调管理者需要寻求效率结果。增加的环境影响是所有环境影响的计量, 根据相关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可以将生态效率计量区分为生态产品效率和生态功能效率。生态产品效率是提供 (生产) 的单位产品与引起的环境影响之间比率的计量, 如许多公司管理者通过传达其总产品或其中一部分效率来说明环境改善, 生态产品效率提高可以通过实施污染预防技术或引进末端技术、单位投入的减少或通过资源的替代。生态功能效率计量每个期间提供某一特定功能所相关的环境影响多少, 履行特定功能而引起的环境影响最小的选择方案有最佳的生态功能效率。生态有效管理的特点是出售的产品或完成的功能与增加的环境影响之间的高比率。在实际中, 两种生态效率计量方法都得到一定的应用。经济与生态之间的交叉效率即经济-生态效率是价值的变化与增加的环境影响的变化之间的比率。生态效率经常是指经济-生态效率, 等于增加的货币价值除以增加的环境影响。生态效率的计量需要财务信息和关于环境的物理信息, 会计和财务人员提供生态效率计算主要财务信息并将其与物理信息联系起来。因而, 要计算生态效率和增加公司价值, 必须将传统会计和财务管理与自然科学 (物理) 如生态会计提供的计量结合起来。

尽管环境破坏的责任不应由会计全部承担, 但作为提供会计信息的会计理应承担应有的责任加强对环境的可持续研究。除非根据环境责任的履行来评价公司, 否则根本不可能判断哪家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最好。

三、弥补传统会计理论缺陷是环境会计研究的内在要求

(一) 传统会计理论没有考虑环境因素

传统会计理论中,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 这两个会计恒等式中都没有考虑到环境、自然资源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产生的收入、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负债等;既没有考虑经济过程对自然环境的利用, 也没有考虑经济过程对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不包括自然环境提供的物质和服务;不考虑自然环境资产存量的减少。以煤炭生产为例, 采矿企业计算其创造的增加值时, 只扣除在煤炭开采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产品投人, 并不扣除所开采的矿产资源价值, 对以煤炭作能源的企业而言, 计算其增加值时, 只扣除其消耗的能源价值, 不考虑燃煤排放的废弃物对环境功能的破坏价值。与此相对应, 当计算一定时期积累了多少资产时, 没有将上述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利用所造成的自然资产减少包括在内。由此很容易造成假象:经济产出仅是经济投入的结果, 不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而自然环境存量的动态变化只是纯粹的自然过程, 与当期经济过程没有关系。这样, 自然环境成为游离于经济过程之外的存在, 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仿佛是完全分离而不相关联的。

(二) 传统会计核算导致不同企业财务报表可比性不强

传统会计由于没有将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进行核算导致不同企业财务报表可比性不强。控制环境污染的最主要障碍是企业不愿意对环境的破坏负责, 许多企业有条件清除环境污染, 但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 导致这些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不作为。不同企业和行业所造成的污染程度不同, 消除污染付出的代价也不同, 因此对企业施加越来越多的社会压力使其对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环境破坏采取相应防护措施显然不现实。这也削弱了其报表的可比性, 效率高的可能变成无效, 有足够的盈利记录可能变成损失, 因此有必要研究环境问题, 使其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 使不同企业报表具有可比性。

(三) 传统管理会计忽视了社会成本

Markus J.Milne (1996) 认为公司会计特别是管理会计忽视了与私人组织相关的广泛的非市场活动以及其对生物物理环境的影响。在传统管理会计中正式的决策分析忽视了公司活动的社会成本与利益。传统会计程序集中在经济交易的数量计量而忽视了环境污染、资源耗费和对文化与道德价值影响的社会成本。管理会计反映公司决策包括环境问题的要求有许多理由。如果管理会计师的作用是支持公司决策系统, 那么当前的管理会计并不完全。由于没有包括环境影响, 管理会计就可能向决策者提供不充足的信息从而使决策者做出不合理的决策。相应地, 如果环境工程师和科学家更适合提供给决策者环境影响信息, 管理会计师应该意识到这种信息对其会计分析所产生的限制。当污染在生态环境吸纳的范围之内, 人类可以对污染视而不见;但是当污染超出环境承载能力, 环境问题仍没被纳入企业中, 一是因为环境意识不存在或很低, 二是以人类为中心经济利益胜过环境利益, 三是提供企业财务信息的会计本身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存在致命的逻辑。因此需要将新的核算环境污染的思想注入传统会计中, 将企业经营的环境影响部分或全部经济价值内部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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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 篇8

一、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基础

(一)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关系

历史成本的做法是建立在币值稳定假设基础之上的。如果发生物价变动, 资产的市价低于原账面价值, 则期末需按差额计提减值准则;若市价高于原账面价值, 则不需做任何会计处理。当市价远远高于原账面价值时, 资产的账面价值根本就不能反映其在市场上的真正价值。而公允价值计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与历史成本计量相比, 公允价值计量最大的优势在于能紧密结合其实际市场价值, 它要求以当期的市场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资产或负债的价值, 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出相关资产的价值, 其带来的影响尤其表现在金融、投资性房地产等新兴行业。这些行业取得初始资产的成本通常非常低, 后来由于土地、资源的局限性, 经济发展等原因, 造成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这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就能比较合理地反映资产价值。

(二) 公允价值的特点

相比历史成本强调的是某一时点状态, 公允价值更加注重动态过程。随着时间流动, 市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 公允价值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所以每个时点上的公允价值都不同。

相对于历史成本而言, 公允价值具有以下两大特点:

第一, 历史成本注重已经发生的事项, 一旦入账一般情况不做调整, 只有在对取得成本和收入进行跨期配比时才进行估计。而公允价值能及时反映企业的价值变化, 即使交易或事项尚未发生, 只要有证据表明某项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值或预期价值发生了变化, 就必须对账面价值调整并在表内反映、表外披露。

第二, 公允价值站在市场角度用公平成交价进行计量, 其形成并不一定要通过真实交易, 也可以是虚拟出来的。只要存在公平交易的客观市场环境, 公允价值就是“最可能”达成交易的价格。历史成本是以实际发生的交易为前提的, 必须存在确实的交易才能凭有关证据进行会计记录。

(三) 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

公允价值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广泛使用的有三种形式:

(1) 某项交易存在的活跃市场时, 由于市场价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根据所有掌握的信息对某项资产或负债的收益和风险进行权衡之后所达成的共识, 因此市场价格能够代表公允价值;

(2) 在市场上不存在该项交易但存在类似交易的活跃市场时, 公允价值可参照类似交易的市场价格予以确定;

(3) 在市场上既不存在该项交易的活跃市场, 也不存在类似交易的活跃市场时, 公允价值可用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予以估计确定。

二、公允价值会计的优缺点

(一) 公允价值会计的优点

1. 符合会计的相关性、配比性、稳健性和一致性等会计原

则要求, 能直接客观地反映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 并保持“随行随市”, 保证企业会计信息有用性。能合理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从而更确切地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

2. 有利于企业资本的保全。

在现行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 如果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那么对于企业回购是十分不利的。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不管何时耗费, 均按现行市价和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核算, 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也可以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成能力, 企业实物资本得到维护。

3. 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

量属性相比, 公允价值对资产的计量是站在现在的时间角度上, 通过在活跃的交易市场上寻找相同或类似的资产价格来确定现有资产的价值。这样做的好处是资产的价值可以随时反映出资产的价格, 可以提供给决策者更准确的财务信息, 有助于管理者据此来做出正确的财务决策。

4. 公允价值具有国际通用性。

近年来, 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加速, 一国的经济要发展, 必须融入国际经济潮流。这将促使我国的会计标准在主要方面与国际惯例相协调, 便于外国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我国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发展潜力。由此可见, 公允价值的运用恰能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和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这一潮流。

(二) 公允价值会计的弊端

1. 可操作性差, 缺乏完善的技术支持。

公允价值的使用是建立在市场上存在同类资产或者类似资产而且该市场存在活跃市场的基础上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对所有资产和负债的活跃市场并不处处可见。所以, 公允价值在真实的会计操作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障碍。

2. 人为因素易导致信息可靠性差。

与历史成本的客观性相对, 公允价值的确定存在着很多人为因素, 特别是当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时, 通常采用将来现金流折现的方法来估计其价值, 而折现率的选择及未来现金流的预测都需要主观的判断,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允价值的准确性, 因此, 用公允价值确定出来的信息不一定可靠。

3. 公允价值成为了资本市场助涨杀跌的工具。

由于公允价值在反映企业金融资产的价格时过于敏感, 很多时候成为了资本市场助涨工具, 在市场过热的情况下, 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此时, 如果投资者过于信赖公允价值, 则往往会因为盲目追求眼前利益而忽略了长期收益, 有时候会得不偿失, 使之成为了资本市场助涨杀跌的工具。

三、公允价值会计的现实运用

(一) 公允价值的运用应该具备的条件

1. 资产或负债要存在活跃市场或相似市场, 这是公允价值运用的外部条件。

这里活跃市场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市场:市场内交易的对象具有同质性;可随时找到自愿交易的买方和卖方;市场价格信息是公开的。

2. 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相脱离, 即公允价

值计量所产生的未实现收益 (损失) 的大小从根本上决定了公允价值运用的必要性。也就是说, 只要存在未实现收益 (损失) 就有应用公允价值的必要性, 这是公允价值自身的要求。

(二) 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求广泛运用公允价值, 以充分体现相关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国准则强调适度、谨慎地引入公允价值, 主要是考虑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许多资产还没有形成活跃市场,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固然重要, 但应当以可靠性为前提, 如果不加限制地引入公允价值, 就有可能会出现人为操纵利润的现象。因此, 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准则规定, 只有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获得并可靠计量的情况下, 才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三) 公允价值运用的趋势展望

1. 期权会计的发展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只有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才能全面反映期权价值的动态信息来与未来经济利益相联系。在期权会计核算中采用公允价值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提高了信息的可比性和可预测性。

2.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实物资本维护的理论

在物价上涨的经济条件下, 如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耗费的生产能力, 在价值补偿中收回的金额将不足以维持企业的再生产。如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则耗费的生产能力是按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价, 即使此时物价上涨, 生产能力的耗费也会在销售中得到补偿, 企业得以维持正常生产, 实物资本从而得到维护。

3. 为使会计核算符合配比原则, 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准则》中, 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进行计量的, 即判断一项销售是否计入收入, 首先要看其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报酬是否转移, 是否保留对商品的继续管理权或控制权, 经济利益是否能可靠计量。但成本费用的发生则是按历史成本来计量的。二者计量属性不一致, 使得会计的相关性、一致性等原则被削弱了, 因此, 为了能使会计核算符合配比原则, 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4.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资产和负债状况

在现代财务报表中, 重点已由利润表转向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已经成为第一报表。因为资产反映的是企业控制未来的经济利益, 负债是企业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 所以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的现在和未来, 它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预测企业的未来提供依据。长期资产计量引入减值损失、划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确认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等都是说明“资产至上”即“未来至人”的原理。只有采用公允价值方式进行计量, 才能更好地反映出企业现实状况。

5.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满足不同利益团体的财务需求

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 交易日益全球化的形势下, 为满足会计信息充分披露的要求, 对衍生金融工具、期权交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能够全面反映期权价值的动态信息和未来经济损失。

6. 企业特殊业务核算为体现其客观、公正的需求也要求采用

如《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规定, 非货币性交易有时也能涉及到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另外, 随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增大, 智力资本、高科技含量在新高科技产业开发中应用越广, 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由于无形资产具有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因此, 只有采用公允价值才能反映其现有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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