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思考

理论与思考（精选12篇）

理论与思考 篇1

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科学的训练安排,科学的训练安排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20世纪早期,传统运动训练理论发挥重要作用,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进步较快,进入21世纪后,各种新的训练理念不断引入运动实践,运动员的竞技成绩突飞猛进,传统的运动训练理论不断遭到质疑与挑战[1~3]。笔者从现代运动训练的角度出发,试对传统的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进行回顾、分析,并结合现代运动训练实践展开讨论,以期为我国的运动训练与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1 超量恢复理论及其遭受的质疑

20世纪50年代,雅科辅列夫(Y akovlev)等[4]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电刺激蛙腿肌被动收缩,肌肉中的糖原含量会逐渐减少,减少的量与刺激的时间和强度相对应,有意思的是在电刺激停止后,肌糖原含量又可以慢慢恢复,并且还会超过收缩前的水平,即出现超量恢复的现象。通过进一步实验发现,机体内的磷脂、C P、结构蛋白以及酶蛋白等在运动后同样存在超量恢复现象,并且在一定的生理范围内,运动期间消耗的量越多,恢复期间恢复的量也越多[5]。雅科辅列夫等根据负荷后机体能量物质出现“下降——恢复——超量恢复”的特性,提出运用超量恢复原理来解释运动训练对机体产生的影响作用。其主要观点为:训练前机体处于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训练后由于运动负荷的作用打破了机体内部的平衡状态而形成了新的平衡,运动能力的增强就是通过运动负荷的持续作用,利用“超量恢复”的原理在高层次上不断构建新的“平衡”,从而实现运动能力的不断提高。

超量恢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就不断遭受质疑。普遍认为该理论缺乏全面的基础实验数据支持,其最有力的证据仍然来自肌糖原,不能显示不同运动员身体机能提高的差异性,只是从综合能力的角度强调了身体机能能力在运动负荷下的提高,忽视了身体机能能力的保持和在不良刺激下的下降,不能全面科学解释运动能力的增长和运动训练中的平台现象,更不能解释为何会有成绩退步这样的事实出现[6]。超量恢复理论也未能给出人体运动能力的极限,认为身体机能能力在负荷下可以出现无限制的增长,在运动实践中容易产生误导,特别是在运动训练的高级阶段容易导致过度训练或是运动性疾病的发生[1、7]。

2 应激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20世纪40年代,匈牙利病理生理学家塞尔耶(Sely e)[8]提出:机体在长时间的应激作用下可以通过蛋白质结构的重组而产生局部的适应性改变,提高机体对外来刺激的适应能力(即发生应激反应),并且认为这一点在运动训练中可能极其重要。后来,W ilson J等[9]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超负荷的运动刺激会使运动员的身体机能能力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警戒阶段,运动应激源刚刚介入,有机体防御系统产生对抗反应,人体机能能力会出现暂时性下降;第二阶段—对抗阶段,机体防御系统通过反抗而获得抵抗力,对应激源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人体机能能力得到提高;第三阶段—衰竭阶段,随着运动刺激的持续进行,机体出现适应调节,对特定刺激的反应能力下降,人体机能能力可能出现停滞或是下降。该理论把运动负荷作为一种应激源,认为人体机能能力在运动负荷下的提高是一种应激反应,是对运动负荷产生适应的结果,要求运动训练过程中必须经常变化训练刺激,否则机体在长时间单调的训练刺激下容易产生适应调节,导致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发展出现平台现象。

“应激”理论将运动训练的生理、生化基础归因于机体的“应激”反应,认为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本能,是对运动负荷适应的结果,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基础实验数据的支持。因为运动员身体机能能力的提高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果把它仅仅归纳为机体的应激反应,把运动负荷下机体运动能力的变化同应激反应的三个阶段完全联系起来,目前的证据似乎不太充分。我国运动训练学专家陈小平[1]则认为,人体运动能力的提高机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黑箱”,存在许多盲点问题,以目前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水平还无法做到精确的量化解释,“适应”只是各种生命机能的基础现象,而应激反应是普通生物体的本能反应。另外,人类是一高度发展的生物体,不同于其他低等动物,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良好的学习能力,运动员身体机能能力的提高是体能、技能与智能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仅归因于简单生物体的活动本能,是对运动负荷适应的结果,忽视运动员本身的认知水平和主观努力,又似乎显得不太妥当。

3 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的应用

在运动实践中,超量恢复理论一般应用在周期性训练中,主要根据训练周期的长短划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安排不同比例的身体素质训练和专项训练,然后根据超量恢复原理,通过调整运动负荷的量与强度,确保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物质能量储备处于超量恢复阶段,拥有良好的竞技状态。这对低水平运动员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低水平运动员年龄一般较小,日常接受的运动负荷不会太大,适当增加运动负荷不易导致过度训练的发生,反而可以提高年轻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增加体内的能量物质贮备,促进他们运动能力的发展,对后期的专项训练比较有利。但是,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说较为不利,随着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国内外的体育赛事不断增多,运动员每年的参赛次数不断增加,传统意义上的大周期训练已经不太可能,超量恢复理论的应用受到了限制。另外,高水平运动员日常接受的运动负荷已经逼近生理极限,如果在竞技成绩出现停滞或是下滑时,教练员若根据超量恢复原理盲目加大运动负荷,期望能够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在训练后期可能导致过度训练的发生,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甚至还可能导致其运动生涯的提前结束。因此,超量恢复理论比较适合于运动训练的初级阶段,主要用来提高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增加机体的物质能量贮备,在高水平运动队已经很少有人根据超量恢复理论来指导日常训练。

应激理论提出至今,在运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理论对运动实践的启示在于运动负荷的安排上,要求既要保证机体获得最大的训练效果,又要避免由于安排不当而造成过度训练,每次运动负荷的增加都建立在机体产生良好适应的基础之上,适用于不同阶段的运动员。对于初级阶段的运动员来讲,由于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尚未进行严格的专项训练,各组织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全,各方面的能力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是发展各项身体素质的最佳时期,如果能在一些敏感的时期给予机体特定的刺激,就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还可为今后的专项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讲,该理论的意义更加突出,因为他们一般都经过了多年的训练积累,身体素质和技术能力均已达到较高水平,可以承受较大的运动负荷或是生理刺激,此时给予机体适当的负荷刺激就容易获得较大的适应效应,可有效增强机体的运动能力,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另外,应激理论要求运动负荷的安排必须建立在机体产生良好适应的基础之上,显示了运动员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一般不容易导致过度训练的发生。除此之外,运用应激理论还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集中力量解决运动训练中的某些技术难题,比如说赛前训练、技战术水平演练等,可以帮助运动员在比赛前期获得良好的适应效应,确保其在大赛期间具有良好的表现。

4 对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的思考

超量恢复理论以负荷后肌糖原的超量恢复为依据,提出机体运动能力的提高是一种超量恢复现象,而运动负荷是实现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应激理论以生物体的应激反应为基础,认为运动员身体机能的提高是对包括训练负荷在内的整个外部环境的适应,适应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刺激的大小,而且受中枢神经系统的协调和支配,既是机体整体能力的适应,又是局部器官和系统适应,不同器官和系统适应形成的时间不同,机体运动能力的提高是对外界环境(刺激)整体适应的结果,而运动负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作为传统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均强调了外部刺激的重要性,都认为运动负荷是实现超量恢复或是产生适应的重要手段,是改变机体运动能力的主要因素。

但是,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在解释机体运动能力的变化机制上具有较大的不同。前者把运动负荷作为提高机体运动能力的唯一因素,属于单因素理论,重点强调了身体机能能力在负荷刺激下的提高,忽视了身体机能能力的保持和不良刺激下的下降。超量恢复理论还把运动员的物质能量储备与运动能力等同起来了,认为竞技能力的提高是机体物质能量贮备增加的结果,在运动实践中可能产生误导,容易导致过度训练的发生。但是,糖代谢毕竟是机体供能的主要方式,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机体运动能力的高低,至少与机体的运动能力相关,对于年轻运动员提高身体素质,增加物质能量贮备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激理论属于双因素理论,既表达了包括运动刺激在内的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了自身内部因素的作用,认为机体运动能力的变化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较合理的指出了身体机能能力在不同运动负荷下产生的不同变化。该理论重点强调了机体对不同刺激的不同适应过程,认为良性的适应只能在极限负荷之下获得,而超越极限的刺激不仅不能使机体获得适应,而且还可能导致负面效应,突显了人体生理极限的存在,比较科学的指出了不同运动负荷对身体机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缺乏基础实验数据的支持。

5 结语

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作为传统的运动训练理论,在运动实践中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解释机体运动能力变化机制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虽然都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也有其合理成分存在。两种理论均强调了运动负荷的重要性,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现实意义,只是需要进行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在运动实践中,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既不随意夸大,也不恶意贬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将会不断有新的实验证据出现,对于运动负荷下机体运动能力的变化机制将会认识得更加清楚与透彻。

参考文献

[1]陈小平.运动训练的基石——“超量恢复”学说受到质疑[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16(4):3～7.

[2]刁志勇,刘海峰,祝红军.对传统超量恢复训练理论的再认识[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5,24(4):104～106.

[3]张茹伦.对“超量恢复”的置疑[J].体育与科学,1995(6):7～9.

[4]Yakovlev NN.Biochemistry of sport in the Soviet Union:beg inning,d evelop m ent,and presentstatus[J].Med Sci Sp orts,1975,7(4):237～247.

[5]ViruA.Early contributions of Russian stress and exercise physiologists[J].J Ap p lPh y siol,2002,92(4):1378～1382.

[6]郑晓鸿.应激、超量恢复及适应学说发展述评[J].中国体育科技,2007,43(2):91～93.

[7]李国强.耗散结构理论对“超量恢复”学说的再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20(1):107～109.

[8]Selye H.Stress in health and disease.Butter w orth,Boston[M].1976.

[9]W ilson J,W ilson G.Period iz ationp artI-h istory and p h ysi-olog icalbasis[J].J H y p erplasia Research,2005,21(1):23～25.

理论与思考 篇2

和谐理论的哲学思考与实践意义

和谐理念离不开深厚的哲学基础.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效率优先和社会公平原则集中体现了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理性的哲学思考,将使我们对和谐理论的认识与实践达到一个新境界.

作 者：马新民 作者单位：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江苏,盐城,224005刊 名：文教资料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年，卷(期)：“”(23)分类号：B0关键词：哲学 矛盾 和谐理论 实践

校企合作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 篇3

关键词：校企合作 双轨制 良性循环 师资互补

课 题：该文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度立项研究课题《五年制高职数控技术品牌专业建设实践与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B/2012/07/053。

校企合作，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方式，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和企业特定的实践环境，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人才，并注重人才的专业化与实用性；同时，学校也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不断完善教学机制和专业设置，更好地促进理论与实践、培训与就业、教育资源与市场需求的有机结合，以实现学校与企业发展的“

双赢”。

一、校企合作是当前职业教育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方向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产品国际化与企业员工职业化不足的矛盾较为突出，企业对中高级技术员工的需求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较以往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在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校企合作方面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制订和实施校企合作的法规，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并纳入国家教育体制重大改革的试点范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国家教育部也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包括“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在内的八项要求。因此，校企合作成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手段创新、促进教学体系机制改革、满足市场人才需求的重要途径和努力方向。

二、“双轨制”运行是校企合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

无锡华光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20余年历史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拥有员工1700余名，产品覆盖国内外主要汽车品牌，年销售额13亿元。2010年以来与江苏省惠山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校企合作。合作之初，双方即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双轨制”的运行模式。一是对企业现有员工的岗位培训，也就是将企业员工送入课堂，强化专业理论学习，以提升岗位的胜任力为主线的培训模式。合作双方采取了请老师进企业，将员工送进课堂的方式，加强专业化技能知识的理论提升，员工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考核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二是学校按照企业要求定制选拔专业学生，企业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培训和考试内容来源于企业的需要，学校开设企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和实习课程，教育培养的实施由企业与学校共同完成。使学生入学就有工作，毕业就能就业。实现招生与招工相结合、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实习与就业相结合。

通过“双轨制”合作的实践和探索，学校共为企业培训员工300余人次，其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中级以上技术员工占到40%以上。为企业定制培养具有中高级操作技能资格学生75名，这部分学生毕业后即充实到了企业的关键技术岗位上，并且较快地融入到企业中，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骨干力量。由此可见，校企合作不仅仅是学校为企业定制培养合格毕业生的单向合作，而且是企业依靠学校的教育资源的双向合作的运行机制。同时，在多年合作过程中，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不断深化，政府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也在引导校企合作中给予了政策和培训资金的大力支持，形成了社会、企业、学校三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三、校企合作模式有效运行的意义

1.促进了学校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和创新

校企合作使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改变了过去理论学习与实习教学脱节，学生毕业进入企业无法满足岗位需求的弊端；加强了学校与企业在教学方式上的互动，将培养方式改变为劳动和教学相结合、工学相互渗透和融合，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学校在复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2.促进了学生实践技能的提升和学生就业

校企合作的重要一环，就是增加了学生的实践课时，强化了实践内容的针对性，学生所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更加贴近于企业所需。通过实践，也使学生对企业的生产环境、生产工艺特征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为就业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促进了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稳定开展。

3.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升级

企业的进步靠的是不断的科技创新。通过校企合作，不仅在学校向企业输送高技能人才方面赢得了可靠保障，增强了企业实力，而且为企业技术创新、消化和吸收高新技术成果，打下了坚实的智力基础和人力保障，有力地助推了企业的升级发展和创新创造。

四、校企业合作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校企合作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问题与矛盾，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

理论学习与实践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的开设未能较好地与岗位对接，如何把学生必备的专业理论知识讲深讲透，让学生学得进、记得牢，为今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

2.理论知识与企业实践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目前公共基础课、专业理論课、专业技能课、选修课等模块的课程设置中，如何设计各专业课程体系、实训教学课程结构，如何将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合理地融入到企业实习项目中仍然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3.学生在企业实习的法定保障是一大难题

目前校企合作模式还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尽管国家已制定了相关政策来支持校企合作，但没有完备的法律保障措施。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出现的劳动纠纷、工伤以及所创造出的价值是否可以取得合理的劳动报酬等问题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个别企业利用校企合作之名，取得廉价劳动之做法如何以法定的形式给予约束等问题，也需要国家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并切实抓好法规文件的执行，以促进校企合作的良性发展。

4.学生企业实习管理存在问题

学生在企业的实习行为、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培育等仍是学校和企业需要关注的问题。应规范学生在企业等用人单位实习的管理制度、工作机制和配套措施，确保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的时间和质量。

五、对校企合作未来发展方向的几点设想

1.更加注重专业化培养方式

校企互动要更加紧密有效，企业优秀管理者或技术人员既可以到学校授课，同时学校教师也可以走进企业给企业员工做培训，使师资力量实现互补，促进劳动和教学相结合、工学交替运行机制的实施。

2.坚持育人为本，把职业道德教育工作放在首位

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把职业道德教育融入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学科，渗透到教学、实习和企业实践的各个环节。

3.加大校企合作经费投入

校企合作经费要纳入到政府、企业、学校常规预算中去，保障适度的软硬件设施的投入，为提升校企合作能力和水平助力。

4.学校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给予企业支持

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思考 篇4

企业社会责任 (简称CSR) 的定义, 各国专家学者们见解不一。1953年, 霍华德·文在其《企业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将CSR定义为:“有义务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要求, 制定相关的政策, 做出相应的决定, 以及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世界银行对CSR的定义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 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 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社会责任会计, 是指运用会计的方法和程序, 对社会责任事项予以计量、核算和监督的管理活动。目前, 社会责任会计在世界各国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

(一) 国外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界定

较典型的观点有四种: (1) 美国戴维林诺维斯认为, 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2) 美国会计学教授Sylil Mobley认为, 社会责任会计是整理、衡量分析政府及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 (3) 美国会计学教授Ahmed Belkaoui认为, 社会责任会计是测定和报告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一般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时防止和处理这些消极因素并加以恢复和补偿的有关事宜; (4) 日本的《新版会计学大辞典》认为, 社会责任会计是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作社会责任并以其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从这四种观点的发展来看, 社会责任会计的使用范围从公共部门扩展到整个社会, 是步步递进的, 其目的从单纯的整理、衡量和分析发展到指导企业防止和处理消极因素并加以恢复和补偿的层面上来, 把企业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

(二) 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报告的研究现状

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学术界才对该领域的相关问题开始进行研究。目前的主要观点有: (1) 社会责任会计是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作社会责任, 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 它对企业给社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加以计量和报告, 其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 (2) 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发展的新领域和分支, 是社会责任同会计学的结合, 以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对某一单位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进行反映和控制的会计。 (3) 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学在社会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等方面的涉足, 是社会责任同传统会计学科的有机结合。 (4) 社会责任会计是从微观角度测定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会计。 (5) 社会责任会计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计量和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6) 社会责任会计是对企业创造的巨额财富与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权衡, 进而对企业行为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后果进行计量和分析的一种管理活动。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社会责任会计是以强调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心, 用会计方法核算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 最终反映社会收益, 增强社会福利, 谋求社会整体效益的工具。

二、社会责任的特征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下的必然选择, 也不是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产物, 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其独有的特征:

(一) 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修正和补充

首先, 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并不代表着企业的目标由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转变, 生存与盈利仍然是企业的主要目标。其次, 企业社会责任对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传统的企业和企业法以股东本位为出发点, 认为最大限度的盈利进而实现股东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目标所在, 其目标是一元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主张企业除了为股东谋求最大利润之外, 还应尽可能地维护和增进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企业的利润目标和社会利益目标经常处于相持之中, 只有二者在相互制约的条件下实现其各自的最大化, 才能使企业目标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东利润最大化的传统原则做出了修正和补充, 在不否定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前提下, 将社会因素添加到企业目标中, 以实现各方面利益的共赢, 从而使企业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关系。这既是对原有股东利益一元化的企业目标进行了合理补充和发展性延伸, 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 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统一体

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社会责任, 前者如企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义务、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遵循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区标准的规定等, 具有强制性;后者如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慈善捐助等, 没有强制性。二者统一存在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之下,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相统一, 是强制性和非强制性责任的结合体。

(三)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与动态发展性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经历了由简单到多样化、差异化的过程。具体包括企业对自身雇员、消费者、债权人、小区、环境乃至对政府等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有多种不同的利益要求, 不同的企业针对不同的责任对象, 其责任内容也有所不同:员工的要求是稳定的收入、晋升机会和工作条件;债权人的要求是及时收回贷款和企业长期生存发展;消费者的要求是商品质量高、服务好、价格低;政府的要求是企业及时足额缴纳赋税并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提供就业等。利益相关者的所属类别与要求不同, 企业对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有所不同。同时, 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 其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处于开放与变动之中, 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日益完善。任何符合其根本价值目标的责任形态, 无论是既有的还是将来也许会出现的, 都可纳入这一体系。

三、社会责任会计的操作难点

社会责任会计是运用会计方式对企业经营活动所带来影响的核算和管理。这种影响既包括对社会贡献, 也包括社会损耗的一面。它是社会责任同会计学的有机结合, 把企业同社会的相互关系以社会责任的观点, 通过会计方式来加以展示和体现, 以会计特有的技术和方法, 对各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所履行的社会责任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进行的核算和管理。虽然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和管理仍以传统的财务会计的货币计量为特点, 但同财务会计又有一些不同。而且, 社会责任会计由于是对企业所承担“责任”的确认与计量, 因此, 其在企业的实际操作中又受到诸多外部、内部因素的影响。

(一) 评价和监督体系不完善带来的问题

社会责任的履行从法律上看, 属于义务的范畴。我国虽然已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但由于上述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存在不同的观点以及社会责任所具有的“内在特征”, 仍未全面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 造成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没有法律依据或主观随意性大, 给具体实施造成很大障碍。此外, 由于我国没有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监督体系, 在要求企业改善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时也没有立法、司法以及民间机构 (行业协会) 等各方面的支持, 导致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无法进行有效评价的情况下, 要求企业对其社会责任进行改善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 社会责任会计与传统会计存在较大差异

社会责任会计与传统的会计学相比存在很多不同。传统企业会计一直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盈利组织, 认为企业应以创造本组织利润最大化 (或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 为其宗旨, 而社会责任会计考虑到企业所处的环境, 认为既然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以及市场是企业生存的基础, 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就应该对整个社会负责。传统企业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并利用专门的方法和程序, 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完整的、连续的、系统的反映和监督, 旨在提供经济信息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管理活动。而社会责任会计是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作社会责任, 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活动。它主要以会计特有的技术和方法对企业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进行反映和监督, 旨在提高社会整体效益。传统企业会计研究的对象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研究的目的是向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有关经济信息和谋求企业经济效益。而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对象是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 其直接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 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 向政府及公民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 便于了解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其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整体效益, 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此外在会计假设、会计原则、核算方法和报表模式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 这些不同之处应如何处理, 如何使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使用人接受, 也成为我国推行社会责任会计面临的难题。

(三) 企业提供社会责任信息成本过高

与以往会计核算内容相比, 社会责任会计所要求的内容更为广泛, 性质更为复杂, 如对自然环境的责任、对就业的责任、对社会保障和教育的责任、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责任等。尤其是当这些事项不以交易形式发生时, 要求企业在提供这些信息时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例如, 企业排放三废造成环境损失, 而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要求收取罚金时, 按照社会责任会计的要求, 企业应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就必须寻求相关资料和咨询有关专家人士;再如企业为捐助慈善机构而创造的社会效益, 可能要求企业自身去做相当的社会调查以提供这些信息。企业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提供社会责任信息, 致使企业提供社会责任信息的成本过高, 尤其是对一些小型企业而言, 甚至超过其提供这些责任信息的最终产出, 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积极性。

四、社会责任会计实施的对策建议

对于我国企业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企业自身以及其利益相关者认识的提高有很大关系。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影响推行社会责任会计的原因, 结合我国具体实际, 提出以下对策:

(一) 加强立法工作, 用法律规范企业的社会行为

社会责任的履行属于企业的社会义务, 由于企业有其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重要一面, 当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其经济利益相冲突时, 企业可能拒绝履行和不完全履行这一社会责任,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企业可能不愿分析和披露其行为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社会责任会计的付诸实践,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控制力量即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必须完善会计法规, 增强审计和财务、税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把企业纳入全社会的监控之下, 要求企业必须提供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 并对企业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进行处罚, 促使企业变被动履行社会责任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使企业行为得到调整, 以良好的形象进入市场, 进而促使整个市场机制健康良性地运转。

(二)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监督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构建是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基础。只有通过评价体系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客观、合理地评价, 才能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有所了解。目前, 我国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大都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 用的较多的是美国制定的评价标准SA8000, 但我国毕竟有着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国情, 必须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规范的、全面的评价体系。此外, 要加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消费者、行业组织等) 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监督力度。要充分发挥审计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职能, 捍卫公众的社会权益, 定期公布环境报告, 以督促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三) 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

结合我国国情, 依据法律制定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准则和制度。社会责任会计的实施必须规定统一的计量方法和报告形式, 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应吸收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同时结合会计学的特点, 就不同的核算内容制定出相应的计量方法。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一个新的会计分支, 与传统会计有很大出入, 其报告采用独立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比较合适。至于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具体形式, 可先采用简单的文字叙述报告模式, 并辅以一定的社会指标加以披露的方式, 逐步过渡到以货币形式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资产负债表、社会责任利润表, 必要时辅以文字形式披露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信息。

(四) 加强教育工作, 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信息, 最终必须由企业会计人员加以披露和报告。因此, 会计人员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会计报表的质量和社会责任会计作用的发挥。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不仅包括其知识能力素质, 也包括其思想素质。会计人员要充分认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而不能仅从企业利益出发漠视、掩盖企业社会责任。目前, 我国要尤为注重这一点, 会计人员在社会责任会计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这就要求对会计人员从思想上加以教育, 从职业道德上加以规范, 同时社会责任会计对会计人员也提出了新的知识和能力要求。

参考文献

[1]肖序:《建立环境会计的探讨》, 《会计研究》2003年第11期。

[2]阳秋林:《架构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指标分析体系》, 《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思考 篇5

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思考

循环经济既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生产与消费认识的`飞跃,对现代经济学思维和理念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实现人类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文章根据我国的国情,认为必须运用宣传教育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管理手段和科技手段来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构筑起我国的循环经济体系.

作 者：邓安球 DENG An-qiu 作者单位：中南林学院,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04刊 名：企业技术开发英文刊名：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年，卷(期)：24(7)分类号：F069.9关键词：循环经济 理论认识 实践

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探究与思考 篇6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和逻辑论证等研究方法，探究体育课程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学校体育教育的目的与改革为出发点，提出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的原则与方法，为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体育课程 改革 探究与思考

一、目前我国体育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受应试教育的束缚。长期以来，社会、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学生家长都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在应试教育评价体制下，升学考试内容和选拔标准引导着学校和学生价值取向，造成了人才培养的片面性。

（二）存在边缘化的趋势。体育虽然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学校体育并没有被置于学校教育应有的学科地位，很多学校体育课程的设置只是副课或选修课，基本上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呆板。长期以来，学校体育教学沿袭运动技术为主的传统，使体育教学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天性好动的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对体育课望而生畏，出现了厌烦上体育课的现象。体育教学过分地强调讲解、示范、练习模式，学生缺乏主动，体育课缺乏生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四）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教学评价理念和方法陈旧，表现为过分强调客观化和量化评价。作为评价主体的学生消极被动，不能很好地体现教育过程的民主化和人性化，对一些非技能类素质，尚没有令人信服的评估标准。

二、体育课程改革的原则

（一）适应性原则。体育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适于不同学段，不同水平学生的身心特点。就中小学来讲，从身体机能看，应以灵敏性、柔软性的运动为宜，而高年级适宜以有氧运动为宜。高中阶段是个体正常社会化过程的关键阶段，男生更倾向于一些灵活、敏捷有一定强度的活动如篮球、足球等，女生则偏爱一些柔韧、韵律性强的活动，如艺术体操、排球等。

（二）健康性原则。体育课程改革必须把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放在首位。从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看，体育课程内容开发应综合考虑健康、体育知识技能和文化三方面的价值，将价值标准的重心放在身体健康价值判断内容上，这是我们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必须予以注意的。

（三）特色性原则。就是根据学校实际，体现出学校体育传统特色、地域特色、专业特色和民族特色，形成学校独具特色的体育课程内容。

（四）安全性原则。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应考虑其本身的安全因素。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项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安全问题，这是由体育本身的活动性、体育运动时人体承受一定的运动负荷所决定的，使阻碍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的安全因素变为推进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的动力。

（五）实用性原则。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融合为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提出了实用性的问题。学以致用，能将所学的体育课程内容与现实和未来的学生的生活实际贯通，应是我们追求，包含着对终身体育的努力。

三、体育课程开发体系。

（一）人力资源开发。除了体育教师外，还应注意开发和利用班主任、有体育特长的教师和长学生的骨干作用，如请他们作示范、当辅导员等。在校外还可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请他们辅导学生进行体育活动。

（二）体育设施资源开发。发挥体育器材的多种功能。学校场地器材布局，既要满足教学需要，也要满足课外体育活动和校内比赛需要；既要方便组织，又要方便教学；搞好课程内资源的开发。结合实际，适当选用健美、攀岩、现代舞蹈等新兴运动项目的开发。

四、建议

（一）更新体育课程观念，加强终身体育教育观念的培养

目前大、中、小学体育课程教学各自为政，互不衔接。建议有关部门根据当代体育教育发展趋势和现有条件，以终身体育为主线，制定科学的、连贯的体育课程教学规划，改革以纯运动技术教学为主的思想，向完善人的身体为目标的健身育人、“健康第一”的教育转变；转变过去以教师为主、教材为主、技术为主、课堂为主的旧观念，改变目前体育教学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使青少年体质能适应未来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需要。

（二）构建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

让课内体育和课外体育完美结合，才能使学生个体在不同环境中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学校要重视课外体育工作，把学生早操、课外俱乐部活动都纳入到体育教学考核之中，形成课内课外一体化教学模式。

（三）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要坚持科学性、实用性

体育课程应多增加身体锻炼知识、方法等内容的教学，要将运动健身效益等知识周密计划并安排在体育课程之中。如在大学生体育课程设置上，要结合专业和职业选择有利于未来工作、生活所需要的项目进行教学，利用在校所学到的锻炼手段来指导毕业后的健身活动。

（四）完善体育教育评价机制

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使评价目标与教育目标一致。不要进行单一的技术技能考评或健康测验。体育教学中，存在着大量的人文因素，像学生体育态度、思想品德、心理素质、锻炼能力等指标具有明显的定性特征，是难于量化的。科学评价，重在激励，学生学习，使每一位学习者都看到自己的进步。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把物质与精神奖励结合起来，搞好培训，满足其对专业文化学习的需求。加强体育硬件建设，提供多种形式、多层次、多专题的培训活动，使教师全面素质得到普遍提高。

参考文献：

[1] 高军，郄捍烈.对我国高校公共体育理论课教学的调查与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01.

[2] 龚正伟.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44.

[3] 赖天德.学校体育改革热点探究[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4] 赵开尔等.谈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思路[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1）.

[5] 王林，王岩.高校体育课程内容体系的弊端与改革思路[J].体育科学.2003：24.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述评与思考 篇7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一)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文献回顾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迄今为止尚无定论。早期的学者如Dodd (1932)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之外所负义务的概括或表述。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反对者从亚当·斯密的分析范式出发, 认为企业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 即履行了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如Drucker (1955) 指出:牟取利益是企业的社会责任。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明确指出:企业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 按照游戏的规则, 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 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如此。而另一些学者则拒绝企业社会责任一词。Rutherford Smith (1988)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含义模糊, 单凭此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而已。虽然近年来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多, 但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和辩论上这一观点却频频出现。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也没有统一定义。“企业社会责任之父”霍华德·博文1953年对企业社会责任下的定义是:企业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 向有关政府靠拢, 作出相应的决策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戴维斯和布洛姆斯彻姆 (Davis&Blomstrom)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决策者们采取行动的义务, 他们采取行动以保护和改善那些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整个社会的福利。Brummer (1991) 认为, 企业的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责任的一部分。与此相反, 以卡洛尔 (1998) 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学者把企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等同看待,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包含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的统一体。

我国学者虽然对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对其理论的实践和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也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如刘俊海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 是指公司不能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 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著名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家高尚全则认为:企业对社会的的责任有两类。第一类是基础责任, 第二类责任是在第一类基础以上所连带产生的其他责任。陈贵民、雷造民指出, 企业社会责任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对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 它既是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 又是企业用来约束内部包括供应商生产经营行为的一套管理和评估体系。沈维涛、陈君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影响到他人、社会、环境所有行为所应承担的义务。吴照云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企业应承担的法律义务, 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的责任, 称之为消极责任;二类是企业对社会自身问题的责任, 称之为积极责任。

(二) 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属性

从上述简要回顾中, 可以得出学术界对社会责任内涵的不同表述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古典的纯经济观, 认为企业的责任就是最大限度的满足股东的利益, 追求利润最大化。二是社会经济观, 认为企业除了要赚取合理的利润外, 还应为基本利益相关群体承担其应负担的社会责任。为此, 企业必须以合法纳税、不污染环境、保护雇员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式来维护社会效益,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不断增进社会福利。三是区别于商业责任的纯道德观, 指超越了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为所处社会的福利而关心的道义上的责任。第四种类型则是以上观点的综合,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定时期社会赋予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以及人道主义的期望。四种观点有重合的部分, 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种观点只承认企业社会责任是对股东利益的满足而否认慈善活动, 另一种观点则刚好相反。本文认为, 首先, 必须承认企业追求股东利益的合理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丰富使得社会责任反对者的观点出现了融合而非进一步对峙的趋势。但是, 我们要看到利益相关者理论中, 股东是与企业联系最紧密地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对自己的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各种义务中, 经济责任是层次较低但也是最基本的责任, 如果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不能实现, 那么其他的社会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其次, 除利益相关者理论之外,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与发展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公众的期望。在物质生活贫乏的条件下, 人们看重的是经济繁荣及其带来的就业机会。社会变得日益富裕以后, 人们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也得到了改变。消费者越来越关心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制作是否符合基本的人权标准和环保标准, 与此同时, 慈善事业也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公众认为企业应该承担慈善责任, 而企业不承担的话, 企业的形象与品牌就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面前, 企业的慈善责任这一抽象概念就变得具体而鲜活。企业虽然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 但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从事活动, 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双重属性, 企业社会责任也就具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属性。因此, 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企业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企业自由决定其履行与否的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主要指法律和经济所要求的义务, 企业有义务采取措施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包括为股东创造利润、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政治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等, 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总是最低限度的。企业的道德责任就是指企业自愿通过商业实践以及企业资源的捐献等方式改善整个社会福利的一种承诺, 包括超越法律和经济的要求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

(一)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动因的文献回顾

20世纪中叶以后, 倡导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逐渐增多。学者从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来诠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合理性, 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远不止于追求利润, 它还必须为基本相关利益群体承担其相应的一些社会责任。此后, 斯蒂芬·P·罗宾斯、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里奇·格里芬等一大批经济与管理学家们, 从“社会人”、“利他”等不同角度对“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之说加以支持。另一些学者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理论基础, 讨论的焦点是基于企业内部的成本收益比较来分析承担社会责任是否有利于经济绩效。理论界有四种主要的观点, 分别以弗里德曼、佩因、罗宾斯和波斯特等人为代表。弗里德曼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 必然有人要为这种再分配付出代价, 结果是承担社会责任使得企业的全部生产要素都将遭受损失。林恩·夏普·佩因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她承认从短期来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出现经济绩效的降低, 但她强调富有社会责任感是组织有效性的基石和保证, 可以为企业带来多种间接受益, 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罗宾斯承认弗里德曼的观点的确可以从微观经济学中得到支持, 但同时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会明显降低其长期经济绩效。詹姆斯·E·波斯特认为, 公司社会责任行为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极为复杂, 即使一项研究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其过去和将来的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也无法证明承担社会责任就必定导致高的经济绩效。我国学者更倾向于企业有必要承担社会责任。主流观点认为, 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建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具体行动。除了理论上的分析, 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也得出了不同结论。Bragdon和Marlin (1972) 研究了纸浆行业的股本回报率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Moskowitz (1972) 研究了14家具有社会责任的公司半年内股票价格的增长, 这两个研究都得出了积极的结论, 即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积极的影响。Vance (1975) 重复Moskowitz的研究, 却得出了相反结论。Alexander和Buchholz (1978) 在Moskowitz和Vance研究的基础上调整了市场风险, 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此后国内外相关的实证研究不断重复正相关、负相关和无关三种结论。我国学者胡铭 (2008) 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可能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能力不同的企业运用社会责任对其市场价值影响也不相同的结论。

(二)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生动力

有关企业为什么和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 长期以来是以企业为本位对其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 但是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到底获得了多少收益无法计量。在实证分析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样本选取都是上市公司, 得出的结论有一定局限性。其次, 代表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不全面, 如有的学者笼统地以企业社会贡献率指标代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 (李宏旺, 2008) ;有的细分为5个指标:环境问题、职工问题、社区服务、消费者服务、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潘煜双、姚瑞红, 2008) , 而这种分类有一些瑕疵, 因为利益相关者已经包括了其他指标。再者, 承担社会责任会在短期内产生成本, 但是对企业未来利益的促进却是长远的, 选取企业过去一年或者几年的财务业绩指标作横向或纵向的比较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关系意义不大。最后, 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到底哪个因素是动因, 哪个因素是结果, 或者互为因果, 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才能真正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按照社会契约理论的观点, 企业和社会是两个可以分开并且有利益冲突的实体, 这些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协调解决。但是我们不能淡漠企业作为一个营利组织的主体性地位, 除了法律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之外, 如果企业在会使自己处境变坏的情况下承担某一社会责任, 使另一部分人境况变好, 并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如果能够在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为企业自身争取到利益, 就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 这就意味着双赢的局面。企业承担法律责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履行道德责任的主要好处在于树立良好形象、扩大市场份额、巩固品牌地位、吸引投资者以及吸引和留住员工等给企业带来长期和间接效益的方面。而企业在可以进行改进, 承担更高层次的道德责任却不予行动时, 负面的舆论压力会使企业长期营造的品牌资产缩水, 而且修复的成本会很高。因此, 承担社会责任既可使企业更加建设性地、高效率地开展经营活动, 又可避免因漠视社会责任而导致商业道德危机时社会对企业采取的制裁措施。可见,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契合的双赢局面是可能的, 企业自身有履行社会责任的需求, 并且根据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经济意义, 把这种需求分为生存需求、发展需求、社会需求, 分别指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得到生存、发展和企业形象、品牌价值等社会效益。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意义是内生动力, 社会呼吁、舆论宣传等外部社会压力只有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为内在的经济动因时, 企业才会从不自觉地适应到自觉的改变, 使社会责任真正得到充分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必须在企业发展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三、企业社会责任模型

(一) 企业社会责任模型的文献回顾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尤其是社会现象的不断印证, 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不再仅停留在“是否承担“的层面上, 而是上升到了“如何承担”和“在什么范围内承担”的层面上, 并提出了大量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卡洛尔的责任层次模型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成是一个“金字塔”, 从下往上依次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由决定的责任。这四个方面并不是无主次轻重而可以等量齐观的, 经济责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因为如果企业没有经济利益, 对其他三个方面责任的讨论将“失去意义”。基于卡洛尔的责任层次模型, 麦格南和费瑞尔 (Maignan&Ferrell) 提出考察特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框架, 通过构造一系列指标来度量“企业公民 (Corporatecitizenship) ”的行为, 提供了一个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实描述。伍德 (Wood) 提出关于企业社会表现的模型,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制度、组织和个人三个层次。戴维斯 (Davis, 1971) 提出同心圆模型来描述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模型由三个同心圆构成, 它们也代表了先后顺序:内圈是企业的经济功能等基本责任, 包括为顾客提供产品, 为雇员提供工作, 为股东创造利润等;中圈包括为了执行企业的经济功能的责任, 而所改变的社会价值, 包括环境问题, 雇员健康问题等;而最外圈是企业对新出现和未确认的责任, 包括主动关心贫困问题, 关心失学儿童等。国内学者许晓明、陈啸认为一个企业能够确实履行起社会责任一定有其需求, 同时必须具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二者应该匹配。他们认为, 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动力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平衡时, 将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产生。陈迅、韩亚琴认为, 企业需要实行的社会责任应该是视企业自身状况决定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责任企业都必须同时实行, 而应该是分层次的。

(二)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均衡

并不需要在企业经营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作是非选择, 而可以将两者融合, 按照帕累托最优理论, 由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来确定履行社会责任的层次。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从基本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到高级的自愿承担的道德行为的递进层次, 相应的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划分了四个生命周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与蜕变。蜕变一般发生于企业的衰退期, 通过成功地蜕变, 企业将步入一个新的生命周期 (如图1)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步伐与企业生命周期有着紧密地相关性, 在企业实践中,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与能力的不断变化, 选择履行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配合的社会责任, 达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均衡。

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提出了如 (表1) 所示的企业责任多层次模型。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为了追求不同的目标, 会自觉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 这也满足马斯洛理论的两个原则:一是不满足原则, 即当企业成长进入某一阶段时, 企业就具备了履行相应社会责任的能力, 同时企业自身也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会自觉履行高层次的社会责任, 二者相互促进。否则, 企业就停止发展, 停留在某一阶段。如 (图2) 所示, 在生命周期之初, 生存是企业的最大目标, 企业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和行业标准来经营, 很少考虑股东利益以外的事务。在企业规模扩大, 竞争力增强后, 企业愿意对有经济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履行道德责任, 以便建立有效的社会网络, 获得各方的支持。企业进入成熟期后, 有较多资金富余, 企业在取得利润的同时希望获得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公益活Á动获得口碑或品牌知名度, 最终为企业博得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企业进入衰退期和蜕变期之后, 已没有能力和资金继续进行公益事业, 对社会责任的履行退回到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二是渐进原则, 即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以台阶方式来排列的, 只有下层责任得到较好的承担时, 上一层责任才能得到履行, 并且承担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比承担低层次的社会责任的途径更多。一个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企业过度地投入到公益福利事业, 而导致企业生存困难甚至破产, 不但不能给社会带来福利, 相反会成为社会的包袱, 社会责任将无从谈起。我国学者胡铭通过实证得出, 如果企业具有良好的产品质量或创新能力, 那么企业社会责任与其业绩的正相关关系会放大;一些企业的产品质量或创新能力较差, 那么企业运用社会责任可能降低顾客满意水平, 并最终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

四、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履行动因以及模型构建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 互相渗透的。对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的争论,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仅仅关注了企业的道德责任, 而忽视了企业的法律义务。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观点并不是认为企业不应承担社会责任, 而是认为承担的责任仅限于在遵守基本法律法规下的经济责任。只要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双重属性, 社会责任的承担就从是否承担转化到怎样承担, 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模型的构建基础就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企业可以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创造竞争优势的策略, 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内德于己, 外德于人”的企业文化, 从回馈社会而非经济目的出发, 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融入在日常经营管理和整个价值链体系中,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使企业沿着符合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 同时获得社会的认知与肯定, 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近年来一些企业因盲目追求利润而忽视了其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出现了不少严重侵害消费者及员工权益的事件。因此, 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文献的回顾,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属性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并试图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均衡模型。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内生动力,动态均衡模型

参考文献

[1]陈迅、韩亚琴:《企业社会责任分级模型及其应用》, 《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9期。

[2]陈守明、施佳、蒲雪青:《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实证研究》, 《上海企业》2008年第2期。

[3]胡铭:《基于顾客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嘉兴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4]卢代富:《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述评》, 《现代法学》2001年第3期。

[5]陈贵民、雷造民:《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6]卢昌崇、郑文全:《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解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7]沈维涛、陈君:《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8]许晓明、陈啸:《企业需求、企业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匹配探讨》,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社区教育的理论思考与研究 篇8

1 社区教育的历史演进

“社区教育”一词最早源于20世纪初, 美国教育家杜威 (Deway) 对社区教育进行研究。他提出“学校是社会的基础”的思想。进而, 这一思想由曼雷 (Manley) 和莫托 (Mott) 在美国的密执安州进行了实验。此实验方案把学校与社区沟通起来, 学校成为社区的一种资源, 被社区利用, 为社区服务。社区教育从居民需要出发, 体现当地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进入20世纪以后, 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和扩大, 城市开始支配工业国家人们的生活, 教育在帮助人们进入和适应工业组织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教育机会平均, 民主的口号受到普遍认同。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社区教育在不同领域, 从不同的角度相继发展起来。

我国现代社区教育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发展阶段上, 社区教育研究专家有各自不同的研究观点。张昭文在《学习化社区建设指南》一书中把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兴起、形成和开始发展三个阶段。

2 社区教育的价值

社区教育在兴起-形成-发展三个阶段的逐步递进过程中, 逐渐的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充分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2.1 社区教育的开展有利于整个社区的完善和提高

首先, 社区教育直接促进社区成员全面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力再生产后人力资源的增值, 这会促使社区经济发展。其次, 社区教育可以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 使社会政策落到实处, 有利于推进社会民主建设, 社会稳定发展也就得到保证。最后, 社区教育可以优化家庭教育、提高居民素养、创建文化环境。社区教育能够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需求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2 社区教育的开展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的发展

首先, 社区教育可以直接促进社区成员的成长, 因为社区教育属于一种知识投资。社区教育通过指导社会生活、传递社会文化、教导先进知识技能等手段, 推动其对象养成文明习惯、认同社会规范、培养社会角色, 从而促进其个性发展、激发潜在能力、刺激其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终身发展。其次, 社区教育也可以间接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社区教育可以把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正式教育及非正式教育等系统进行整合, 促进所有社区成员的发展, 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等各方面的素质, 而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最后, 社区教育面向社区全体成员, 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教育需求。从年龄上看, 参加者包括儿童、青年、成年人和老年人各个年龄段。从层次上看, 有社区内白领职员、蓝领工人、下岗、待岗人员、残疾人、外来民工等, 特别是对弱势群体, 为其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社区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资源, 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教育活动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教育需求;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提升了个体素质, 也间接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保证了社区教育的可持续的发展。

3 社区教育的途径

社区教育的顺利开展, 必须依赖一定的科技、文化手段的传播, 才可能对社区居民起到最大限度的辐射和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大致包括立法手段、舆论宣传、网络信息化、文化设施四个方面。

3.1 立法手段

首先, 制定社区教育发展的规划, 明确发展社区教育的指导思想, 提出社区教育的具体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建立和完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为加强社区教育工作的领导、保障社区教育的实施提供保障。其次, 制定相关专项配套政策, 鼓励社区内的各类学校,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 将学校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 保障社区与学校的有机结合。最后, 建立社区教育督导评估机制。各级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将社区教育纳入工作目标, 制定切实可行的督导评估方案, 形成良好的督导评估机制, 保证社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3.2 舆论宣传

充分利用媒体、报刊、宣传板等宣传舆论工具, 宣传社区教育的目的、意义、教育内容, 使社会、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目标、途径、措施和作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通过广泛的宣传, 争取广大社区成员、社会各界, 特别是各级领导对实施社区教育的理解、重视、支持与合作, 为实施社区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3.3 网络信息化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社区教育网络, 以计算机网络为主, 辅以卫星电视教育和多种媒体学习等手段, 开展实时、非实时交互式教学。例如:浙江省桐庐县社区教育几年来充分利用社区教育网、视频大课堂、远程教育资源网、现代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 实现远程资源“菜单式”点播、社区教育资源共享和远程互动, 满足了广大市民日益高涨的学习需要, 促进了农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的变化, 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向市民转化服务。

3.4 文化设施

文化设施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体育馆等设施场馆。这些文化设施在社区教育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并发挥了很好的效果和作用。社区借助这些文化设施为社区居民开展知识讲座、专题学习、技能训练、参加社会活动等教育活动, 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服务, 满足不同层次社区居民的教育需求。

社区教育的顺利开展需要以法律为保障、现代化科技为手段、把家庭、学校以外的其他一切教育机构、设施作为发展社区教育的基础。全方位、多角度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教育。

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现在正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 关于社区教育的许多领域和问题还有待研究, 下一步发展应该向着建立全方位的社区教育体系的方向发展, 即以大教育观为指导, 以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为目标, 从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相统一的角度, 进一步研究社区教育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 用以指导社区教育的实践工作。

摘要：通过对我国社区教育的理论演进进行系统的梳理, 阐明社区教育的发展受社会生产力、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制约;社区教育的开展完善了社区的功能, 促进了社区居民的发展, 社区教育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社区,社区教育,开展

参考文献

[1]何艳玲.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乐街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罗杰.发展社区教育.建设学习型社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6.

[3]杨高.社区成人教育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2007.

[4]冯大鸣, 吴志宏.教育管理学教学参考读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人力资源会计理论框架与应用思考 篇9

(一) 人力资源所有权让渡

人力资源会计研究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人力资源潜存于作为其载体的劳动者体内, 具有排他性, 只有通过生产活动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因此, 清晰、科学的人力资源所有权的分析与论断是整个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回避或者错误的论断都将影响人力资源会计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和逻辑合理性。吴泷 (2005) 认为“人力是指人所具有的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 具体地说是指人所具备的完成特定任务, 比如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所需的体力、智力、情商等能力的总称”;在这里人力资源被确定为一种能力, 这和目前学术界对人力资源的界定是一致的 (刘仲文, 1996;阎达五, 1999;张文贤, 2004等) 。但在论述人力资源所有权时, 吴泷 (2005) 提出人力资源的所有权是可以让渡的。笔者认为, 该论述与人力资源的界定及现实情况存在根本的冲突, 人力作为一种能力是依附于潜存于其载体内的。在原始社会, 奴隶人自身可以成为奴隶主的财产即人身的所有权让渡给了奴隶主所有, 但是其能力即人力资源的所有权依然属于自己所有。因此, 人力资源所有权可以让渡的论断是一个悖论。

(二) 资本化人力资源产权交易的缔约方地位

对于资本化的人力资源产权交易, 吴泷界定为“在企业的组建或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载体与财务 (物力) 资本所有者达成的契约中, 人力资源的所有者让渡它对其人力资源的所有权, 并接受财务资本所有者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与监督, 成为企业的一项人力资产。该类交易特点主要是交易的长期性, 即让渡人力资源权能的时期较长, 形成了长期的股权关系”。笔者认为, 在资本化的人力资源产权交易的界定中, 被界定的人力资产是企业整体的资产还是实质仅仅是物力资本所有者的资产。如果其实质仅仅是物力资本所有者的资产, 那么这种类型所谓的资本化的人力资源产权交易与成本化的处置权交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亦或是同样的现实状况既可以选择成本化处理, 又可以选择“资产”化处理。另外, 假使人力资源所有权可以让渡, 那么在所有权这一最根本的权利让渡之后, 人力资源如何获得股权, 即使获得股权;如何维护股权的长期持有;既然获得了股权地位, 则物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源共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双方缔约地位是平等的, 又何以让人力资源所有者接受物力资本控制与监督, 所有这些问题在在笔者看来, 资本化的人力资源产权交易是伴随着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力资本所有者平等缔约地位而出现。人力资源所有者, 凭借自身拥有人力资源所有权的地位, 通过让渡所有权延伸出的部分权能参与集体法人内部的经营和收益分配。

二、人力资源会计理论框架与应用

(一) 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理论应用的思考

从1964年密歇根大学的赫曼森 (Hermanson) 发表《人力资产会计》一文, 首次提出“人力资源会计”概念以来, 在西方, 人力资源会计一直是被界定为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来加以研究, 而我国在引进和介绍西方人力资源会计伊始, 也是作为管理会计的内容 (余南庸、顾潭祝, 1981) 。西方人力资源会计创立者之一弗兰霍尔茨 (Eric G.Flamholts) (1986) 将人力资源会计定义为把人的成本和价值作为组织的资源而进行的计量和报告。由此可见, 对于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研究是从管理会计的视角开始的。就管理会计的本源意义来说, 是为企业管理服务的会计, 因此其形式多样且自由、并不需要拘泥于外界统一的传统财务会计的标准或规范。因此, 在人力资源会计研究历史上形成的“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人力资源投资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 其实是从管理的不同需要 (视角) , 展开人力资源价值信息的转化, 而这些研究成果在西方和中国都有相应的应用。

目前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一直落后于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实践。当学术界还在探索, 希望深化和突破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中“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人力资源投资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三大模块时, 其实企业在实践中已经在悄然摸索, 并已经远远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目前在我国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比如海尔集团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思维围绕“自主经营体”和“人单酬”, 从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全新视角进行摸索和实践, 目前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 极大地促进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因此, 将人力资源会计区分为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与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时, 研究的视野将会得到极大扩展。目前管理会计正在从基于会计的管理转向基于管理的会计, 这种转变带来了管理会计的根本性变革, 一种种基于管理模式创新的会计正在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而在所有的管理模式创新中, 人是主体也是客体, 人是其内在的核心, 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应该因应这种变化调整思路结合最新的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实践进行理论的创新, 以便未来更好的指导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实践。基于此, 笔者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理论与应用研究分为两部分, 即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与应用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与应用 (如图1所示) 。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与应用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人力资源投资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三大模块;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与应用是指基于现代管理模式创新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与应用, 这种研究与应用来自于实践中已有的摸索和管理会计理念的变革。

(二) 制度再造下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应用

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极其丰富, 这也是我国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我国学术界主要是围绕此展开, 即围绕人力资源展开如何使其纳入财务会计的范畴。阎达五、徐国君教授创立的“劳动者权益会计”从理论上合理的将人力资源纳入财务会计理论范畴, 创立了“物力资产+人力资源投资+人力资产=负债+劳动者权益+所有者权益”等式 (阎达五、徐国君, 1996) 。基于此, 学者们探讨研究出诸多人力资源计量、核算与报告的方式与方法。人力资源的计量是核心, 其成果也最为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有完全价值测定法 (徐国君, 1997) 、随机报酬法 (刘仲文, 1997) 、当期价值法 (李世聪, 2001) 、评估+讨价还价法 (谭劲松, 2001) 、期权估价法 (杜兴强、黄良文, 2003) 。笔者认为, 这些方法有些具有现实可行性, 有些则只具有理论意义。在现实中, 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计量不等于计算, 不需要用精确来衡量, 计量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博弈和判断的过程, 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的理论范畴, 只要公允、公正就可以。这如同最原始的计件工资制, 一件一个价格, 双方博弈, 如果最终双方都觉得不合适自动解除契约就可以, 而双方都能忍受的价格就是公允的计量。吴泷认为, “通过人力资源会计制度的设计可以解决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问题”。笔者认为, 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的应用涉及到经济、政治、法律、观念等诸多外部环境影响, 而且这些外部环境因素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是否能够应用的决定因素, 而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条件。因此, 基于制度再造视角下的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应用研究更现实意义。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市场中的企业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与其极为类似无形资产、商誉在实践中也都已经纳入财务会计范畴, 因此, 人力资源以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的身份进入财务会计程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 基于现有条件, 从制度再造的视角研究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应用的可行性, 寻找到一条比较适合的道路是可以着力研究的重要方面。从目前来看, 笔者认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的应用需要的制度再造因素主要有:第一, 《公司法》的修订。目前的《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 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在这个出资条件中, 必须满足三个标准为:可以货币估价、可以依法转让、必须是财产。笔者认为, 这三个标准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人力资本出资的理论可能性。而且目前一些试点正在突破法律上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惯。2005年3月1日起, 上海浦东新区出台最新政策指出人力资本也可成为企业注册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政策规定:在一些人力资本较为集中、科技含量较高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创新创意产业, 新办法允许人力资本出资入股最高可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35%, 以加快步伐“把知识、人才、技术变为资本”。2006年9月, 在浙江省率先出台了《温州市人力资本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温州市人力资本出资入股认定试行办法》, 这两个办法明确人才的知识、技能、经验等最高可占出资比例的30%。人力资本出资必须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作价, 报经温州市人力资本出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确认后一次性投资入股;人力资本出资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万元, 出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30%;人力资本应当一次性作价入股, 不得重复入股, 以人力资本方式出资的公司可以对外投资。可以看出, 在知识经济悄然来临的今天, 关于以人力资本入股的法律正在悄然松动, 而全面的变革, 则有赖于《公司法》就此问题的完整修订。第二, 个人信誉制度体系的建立。所谓“信”指的是诚实守信, “誉”也就是在“信”的基础上随之会带来的声誉、名誉等。有了“信”才会有“誉”, 有了“誉”会进一步地累积“信”。自亚当斯密以来, 经济学一直把信誉机制作为保证契约诚实执行的重要机制。与法律相比, 信誉激励 (约束) 机制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维持市场交易秩序的机制。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 合约是不完全的, 在合约中无法规定或事先无法预料的场合, 讲究信誉的契约执行人的长期总收益可能高于一次博弈中欺诈所得的收益, 此时契约执行人才有诚信的动机, 这就是信誉激励 (约束) 。因此, 成熟、完整的个人信誉制度体系应包括:个人信用登记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的法律与道德惩罚的机制、个人信用风险预警、个人信用风险管理及个人信用风险转嫁等制度。第三,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是某个人在其个人资产无法偿还自有全部债务时, 通过法定程序宣布其破产并核销债务的法律制度。在裁定破产后的一定时期内, 破产人只有权享受基本生活, 不得进行奢侈消费和商业行为。当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的全部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 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 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和以后应尽义务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只允许企业法人 (商法人) 破产, 不承认自然人的破产能力。但是在人力资本出资的制度安排中, 个人破产制度是必须完备的制度之一。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完善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信誉 (信用) 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人力资源会计研究与应用应该区分为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与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两类。不同类别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思考方向与突破的重点是迥异的, 这种划分, 不仅能够建立人力资源会计理论整体的逻辑结构, 而且能够深化和拓展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吴泷:《人力资源会计研究与应用之再思考》, 《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

[2]吴泷:《基于产权行为研究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再造》, 《会计研究》2007年第1期。

[3]吴泷:《对人力资源会计研究困境与出路的思考”》, 《会计研究》2010年第1期。

[4][美]埃里克·G·弗兰霍尔茨, 陈仁栋译:《人力资源管理会计》,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

[5]杜兴强、黄良文:《企业家人力资本计量模型探讨》, 《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8期。

[6]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兼与张维迎博士商榷》, 《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7]刘仲文:《人力资源会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

[8]谭劲松:《智力资本会计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9]徐国君:《人力资源权益会计》,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0]阎达五、徐国君:《关于人力资源会计的框架——以劳动者权益会计为中心》, 《会计研》1996年第11期。

[11]中国会计学会:《人力资源会计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综述》, 《会计研究》1999年第6期。

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与理论思考 篇10

1. 存货减值的账务处理。

在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进行价值计量。具体做法为:将存货的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 (等于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生产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 进行比较, 如果可变现净值小于账面价值, 表示存货发生减值, 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贷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如果之前导致存货发生减值的因素消失, 可以将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转回, 借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 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的可收回金额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持有存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 因此不存在处置收益与持有收益之间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就是指存货的处置收益。

2. 金融资产减值的账务处理。

需要确认资产减值的金融资产不包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同时由于贷款属于金融企业的资产, 因此我们仅讨论以下几项金融资产减值的账务处理:

(1) 应收款项减值的账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对应收款项 (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进行全面检查,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 应当将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同时按减记的金额,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贷记“坏账准备”科目;冲回多计提的坏账准备时, 借记“坏账准备”科目, 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账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判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否发生减值, 应看其公允价值是否持续下降, 如果价值下降不是暂时的, 可以认为该项资产发生减值,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贷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在以后的会计期间内公允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引起减值损失的事项有关的, 应按原来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 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股票等权益工具投资 (不含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 , 则应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3)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的账务处理。资产负债表日, 当有客观证据表明持有至到期投资发生减值时, 企业应当估计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并与账面价值进行比较, 当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小于账面价值时, 应确认减值损失,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在以后的会计期间,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之前造成减值损失的事项已消失,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价值已经恢复的, 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转回, 借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 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4)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账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日, 如果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迹象, 应计提减值准备。具体做法为: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两者中的较高者) 并与账面价值进行比较, 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要确认减值损失,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科目。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年度都不得转回。

3.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的账务处理。

对于按公允价值计价的投资性房地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应按其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按历史成本计价的投资性房地产发生减值时,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贷记“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科目。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年度都不允许转回。

4. 固定资产减值的账务处理。

在资产负债表日, 将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进行比较, 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则说明该项固定资产发生减值,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年度都不得转回。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固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

5. 无形资产减值的账务处理。

无形资产发生减值及减值损失转回的账务处理与固定资产的类似, 故不再赘述。

二、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方面的规定比较

1. 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规定。

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规定为:长期资产 (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的投资性房地产, 即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资产) 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的会计年度都不得转回。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非长期资产 (如存货、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 , 当有客观证据表明该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引起减值损失的事项有关时, 可以将已计提的减值损失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转回有条件限制, 即其必须是可供出售的债务工具。权益工具减值损失的转回只能记入“资本公积”科目。

2. 国际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规定。

《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规定:企业应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观察是否有迹象表明以前年度确认了减值损失的除商誉以外的资产的价值已恢复。如果有迹象表明资产的价值已恢复, 企业应估计该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转回以前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使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加至其可收回金额。国际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了除商誉以外的资产的减值损失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回。

3. 相关规定的差异比较及原因分析。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规定截然不同。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一大体现是对公允价值的运用, 但我国会计准则并非如国际会计准则那样全力推崇公允价值, 而是持谨慎态度, 这一点在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 可以说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会计处理规定存在差异, 与我国会计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应遵循谨慎性原则密切相关。

国际会计准则要求广泛运用公允价值, 以充分体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 而其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就是一大体现。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小于其账面价值, 即资产的未来收益水平下降, 则应该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当未来期间该项资产的价值恢复, 则意味着它预期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流入会增加, 那么应该重新确认资产的价值, 但重新确认的价值不得超过未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的账面价值。

我国会计准则对存货、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损失转回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基本一致, 允许已确认的减值损失在一定条件下转回, 但对已确认的长期资产 (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 的减值损失则不允许转回。笔者认为, 禁止转回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会使企业的资产状况无法得到真实反映。因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满足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 使调整后的资产价值更符合实际情况, 但如果资产价值恢复时不允许转回已确认的减值损失, 就无法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 这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笔者认为,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固然重要, 但应当以可靠性为前提。我国会计准则强调适度、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 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许多资产还不存在活跃市场, 如果不加限制地运用公允价值, 很可能会出现人为操纵利润的现象。

三、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依据

1. 决策有用观。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其做出经济决策的信息, 我们将其称之为“决策有用观”。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与原有会计准则相比, 进一步强化了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的要求。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起点为决策有用观, 其目标是通过提供资产价值的相关信息, 向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有助于其做出经济决策的信息。根据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 应该将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部分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一般说来, 资产价值越真实, 越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 资产减值会计提供了资产的真实价值信息, 为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帮助, 充分体现了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

2. 资产负债表观。

资产减值会计体现了资产负债表观, 而资产负债表观的核心是资产的定义。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国际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为:资产是由过去事项引起的、由企业控制的、预期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资源。国际会计准则和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均强调了资产的本质是未来经济利益, 这也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一个方面。其实, 资产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它是企业财富的存量, 而收入和费用只是财富的流量。没有存量, 何来流量?净资产才代表企业的真实业绩 (葛家澍, 2007) 。

资产负债表观注重资产、负债这两个会计要素, 认为资产负债表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务报表。在这种观点下确认的收益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期间内资产、负债价值的全部变化, 而不管交易是否实现。相比而言, 利润表观则更注重收入、费用这两个会计要素, 认为利润表的作用大于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强调收入与费用的配比, 在这种观点下确认的收益仅为已实现的收益。我国会计准则中“将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定为资产减值损失”的规定符合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本质, 是资产负债表观的一大体现。

3. 全面收益观。

传统的会计收益概念主要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之上, 强调收入与费用配比。收益是收入与费用配比后的结果。近年来, 不少西方会计学者逐渐吸收经济学收益的涵义, 试图提出一种新的会计收益概念。他们认为, 收益应被视为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间内的资产净增加, 所以可以用资产的增减来定义收益。这样, 收入可定义为一个会计期间内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 费用可定义为一个会计期间内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将资产的持有利得和损失也列入企业的收益中, 我们称之为“全面收益观”。

资产减值会计也体现了全面收益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全面收益定义为:在一个会计期间内来自于非所有者的公司净资产的变动额。也就是说, 企业的收益应该等于会计期间内净资产的变动额, 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净资产变动额。因此, 在全面收益观下, 企业不仅需要报告会计净收益, 而且还应报告各个会计期间内由非业主交易引起的权益变动, 如持有资产市价变动、投资价值变动、未实现的汇兑损益、衍生金融工具持有损益等。我国会计准则规定, 当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小于其账面价值时, 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这一方面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降低, 另一方面使企业的利润减少。因为“资产减值损失”是一个损益类科目, 因而会进入利润表, 从而影响当期利润。这也正符合用资产的增减来定义收益的观点。

4. 谨慎性原则。

谨慎性原则又称稳健性原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谨慎性表述为:谨慎性是对于不确定性的一个审慎反应, 以确保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被充分考虑。我国会计准则对谨慎性原则做出了规定, 要求企业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应尽可能不高估资产和收益、不低估负债和费用, 要求企业选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应尽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要求企业在处理不确定的经济业务时应保持谨慎态度。在当前市场环境下, 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强会使资产的市场价值不断变化, 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应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会计信息, 特别是可能发生的风险损失的有关信息, 而有关资产减值损失的信息正是风险损失信息的一部分。会计期末对资产计价时要求采用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法, 这在会计计量上体现了不高估资产和收益、不低估负债和费用的谨慎性原则, 有利于降低风险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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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世忠.资产减值准则差异比较及政策建议.会计研究, 2005;1

理论与思考 篇11

2013年11月30日，第八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改革、新发展：理论与现实的思考”，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时代风采征评活动组委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协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杜丽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华春副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华教授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并发表演讲，山东寿光日报社、浙江如意集团等媒体机构和企业代表也在大会作了主题发言，光明网、工商时报等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张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孙祁祥教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钱津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思想论坛肩负着鉴往知来的历史担当，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过去的事件与人物，其目的在于从中总结发现对当下有借鉴意义的思想和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下，经济的课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每天都要关注的热点，关于中国社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会发生怎样变化的问题，社会各界希望听到经济领域专家学者的声音。本次论坛的主题很好地切合了当今中国思想层面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宏观经济的调控，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思想与国际经济的交流等，学者们应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思想上的交锋讨论，澄清这些问题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到科学的思想引导。

一、理念、制度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李强教授首先发言，并在演讲中阐释了他对韦伯的制度主义的分析，通过介绍韦伯著作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对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进行了制度的解析。他认为，对于为什么在欧洲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要是从纵向的角度研究了欧洲的政治、法律、社会情况，发现欧洲社会的变化源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可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纵向的发展研究。对于为什么同时期的欧洲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李强教授提出了以下观点：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早期资本家只有能够确定在把钱投入生产领域后会有可预测的回报，才会有资本主义产生。而在亚洲的宗法制国家中，这个条件并不具备。因为欧洲的传统支配方式是封建制形式的家长制，而中国的传统支配方式是家产制形式的家长制。在家产制中，政治权利具有专断与随意性，这就导致了回报的不确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内政掠夺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依靠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具有理性化因素的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否能建立起来，依赖社会文化中是否有理性化的因素。传统中国文化缺乏一个超越价值与现实对接，因而缺乏用理性方式改造制度的能力，因此传统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政治和法律的家产式制度在韦伯看来是阻碍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而文化中超越理性价值的缺失又导致我们很难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副组长萧国良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争论的启示”，萧教授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人口问题以及污染问题三个方面阐释了这个争论，并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方法论、经济发展与经济研究思维的三点启示。首先他指出工业革命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方法。悲观主义的代表——罗马俱乐部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五种趋势，即：加速工业化，工业化增长速度呈现出指数型增长；工业化的加速导致快速的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带来粮食的匮乏，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地存在营养不良；由于工业化的加速，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和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针对这五大趋势，罗马俱乐部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全球经济增长的极限将在一百年当中产生。而这种悲观主义思想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其中未来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就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论述了乐观派对人类资源、生态、人口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第一，资源稀缺，价格上涨，将促使创新及替代品的产生。第二，从石器时代与农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革命来推断，工业革命后人口增长也会趋于平稳，长远来看，人口规模一定是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三，对于污染问题，政府可以逐步摸索执行正确的公共政策，将外部性内在化，对企业形成正确的激励，污染控制与环境改善都是可能的。最后萧教授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论战中得到了三点启发：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说，罗马俱乐部的错误在于从近距离静态的角度看问题，而我们需要用历史的长远动态眼光看问题；其次，他指出麻省理工学院瑞库茨维尔博士曾摩尔定理的扩展定理，该定理指出，人类出现以来所有技术发展都是以指数增长的。一开始技术发展是小的，但是一旦信息和经验积累到一定基础，发展开始快速增长，以指数的形式，然后是以指数的指数形式增长。这启发我们由于技术在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以上的因素只能在一定时期阻碍经济的增长，而不会造成所谓的极限；第三点是悲观主义虽然只出了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乐观主义是否能圆满解决问题也有待考证，因而圆满的思维模式既需要乐观主义，也需要悲观主义。同时这也是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学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龙登高教授顺应党的十八大中对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放宽的潮流，结合历史经验，讨论了在中国现行制度框架下，应该怎样将一直界定为使用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财产权的问题，同时探讨了中国的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现阶段，由于使用权的可交易性很低，无法完成推动农村改革的使命。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最好的办法是将集体产权变成私有产权，但是这种改革路径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且在集体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官员权力滥用会给改革过程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对此，龙教授提出从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寻找改革的灵感。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在短缺经济时代以有限的土地养活着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重要的制度基础。其中龙教授特别提到了田面权制度，即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产权，田面权与田底权。田底业主拥有土地所有权，收获地租。田面业主则拥有土地经营权和“田面”的收益支配权、交易处置权，这是土地财产权的一种实现形式。田面权的转让不影响田底权变动及其地租收益，排他性地拥有各项产权权利，不仅具有用益物权，同时具有担保物权的功能。若让田面权变成家庭承包，把田底权变成集体产权。则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乡集体拥有“田底”，保留自物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他物权属性，在原有的使用权之上扩展用益物权，增加担保物权功能。这种改革方式顺应国家提出的土地确权，而其具体的实施仍要靠农民与基层政府的进一步探索。endprint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亚光副教授谈论了他对于李鸿章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思考。他指出，李鸿章身上有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洋务运动时实行官督商办的政策，名义上要发挥民间资本的力量实现求强与求富的目的，实践中却导致“暴力维系，暴力导向”的双暴力局面。张亚光副教授引用李鸿章在美国接受采访时留下的外文文献，提出李本人是承认竞争对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有利的。在理解政治经济学精髓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国家干预的政策，学者们通常有两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民间资本不发达的时期，需要国有企业来维持国计民生。张亚光副教授不赞同这两种观点，他认为工业化初期在经济腾飞的初期民间资本不发达的观点在历史上能够找到很多反例，例如晚清财政情况与胡雪岩的关系，因此洋务运动不让老百姓完全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让国家去干预去监督这和事实不符。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说将洋务运动中大量建立的“国有企业”看做像现在的国有企业一样是为了国计民生，那么洋务运动中大量的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存在就是我们如今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国现在处于强政府弱市场的阶段，面临变革的节点，李鸿章经济思想的启示与现阶段的改革有直接关系，尤其对于最近中央提出和强调的顶层设计，张亚光副教授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从上而下发起的变革往往不如由下而上的变革成功。

二、企业治理与地区发展的实践经验

浙江如意集团董事长储吉旺先生从自身的商业实践出发，与到场的来宾分享了自己经商过程中坚持的“三个主义”：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实践主义。储先生指出，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中小企业数目众多，这些基层企业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引航。储先生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成功”，作为一个从基层企业做起的成功企业家，他认为没有企业文化引领的企业在定位与目标选择上的不确定性，会使企业的发展陷入危险的境地。储先生与与会听众分享在创业过程中，其为自己订立的三个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的困难，例如关系的培养与人才的引进，作为企业家要正视困难面对现实。其次是理想主义，企业家要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企业也应有管理目标和产品目标。储先生将自己企业的当前目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空间换地，以空间的高效利用弥补土地面积的不足，支持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第二是机器换人，聘请专家科研小组改进设备，提高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减少环节中人力的使用；第三是腾笼换鸟；第四是电商换市，利用高科技与前沿知识改善公司的经营。储先生的第三个主义是实践主义，他认为一个想法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检验其可行性，在想法的实行过程中权衡利弊，选择对企业的发展最有利的模式与道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健君副教授与与会的企业界人士分享了其对如何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看法。他认为，要成为成功企业家要具备三个品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胸怀，第三是分享。首先，他指出企业家对待学习的态度应由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学习很重要，学习需要有谦虚的态度，应具有终生学习的理念。张健君副教授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说明古今中外的成功领导者都十分善于学习。同时，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中心，面对激烈的竞争想要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学习。在学习时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在学习新事物之前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企业家不断摒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只有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拥有开放的思想。同时，与时俱进还要求企业家保持终生学习的态度，跟进技术的进步，发现新生代员工身上的合理性，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张健君副教授认为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拥有宽广的胸怀。他以朱元璋与李世民的对比为例，阐释了胸怀与事业成功的关系。胸怀是容忍事物多样性的能力，不以单一的标准衡量所有人，这样才能实现岗位与人才最契合的匹配。最后，张健君副教授补充认为，分享也是一个领导者成功的必要品质，懂得分享的企业家才能将事业做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田一可研究员则以岳飞和南皮的一家企业尹家云亮香油坊为例，分析了厚道与厚黑的企业伦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岳飞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皇上的昏庸与奸臣当道，而是其自身不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所致，“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做人应当适当地“示弱，装穷，犯傻，露怯”，才能在与他人和领导打交道的过程中成功。另外他以尹家云亮香油坊靠让利而得到了市场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为例，结合戈尔巴乔夫的宵禁政策逼高酗酒闹事数量的失败经历，指出做企业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创新，没有绝对的成功之道，当“厚道”盛行时，“厚黑”的企业能够谋取更高的利润，而市场风气崇尚“厚黑”时，“厚道”的企业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山东寿光日报社总编辑桑爱梅女士则从媒体的角度与会场听众分享了寿光能够成为全国蔬菜基地所具有的独特发展模式，并展示了城乡一体的“寿光模式”能够为社会带来的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和思考。寿光走的“农民致富”道路，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寿光整体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已经成为全国报纸发行量最高的县域。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的特点首先是寿光将传统的零散市场集合为一个集中的蔬菜批发市场，全国的蔬菜集合到寿光再分流到全国各地，是全国蔬菜的物流集散地，也是绿色通道的起源地。同时寿光还重视蔬菜种植技术的发展和种业的发展，每年在寿光举办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是中国农业界的硅谷，为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提供前沿的农业技术。最后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为全国的县域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提供了经验，同时也为企业找到新的增长点和产业链提供了机会。

在本届论坛的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钱津研究员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副教授向大会致闭幕词并做总结发言。钱津研究员对整个会议的内容进行了精炼的概括，高度评价了各位主讲人的观点。张辉副教授长则对各位莅临的嘉宾和支持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各位同行与前辈表达了最衷心的感谢，并指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窗口期时，北京大学举办此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关注，强化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认识，对于更好地把握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混沌理论与员工激励的思考 篇12

一、人性假设概述

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企业常常从自己的人性假设出发形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管理学对人性的研究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 开发人力资源, 因此它是基于人们一般的普遍的行为特点, 对人做抽象化、概念化的假定, 从而得出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 即人性假设。讨论人性问题, 不能离开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实际。纵观人性假设的发展历程, 我们发现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和当时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 和当时科技的先进程度, 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 随着人本管理时代的到来, 管理学中对人性认识由单一性向复杂性回归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 “复杂人”假设已经取得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管理学中对人性的认识已由单一、静态的人性假设进入以复杂性、动态性为主体的人性假设的新时代。因此理论界又提出了“文化人”假设、“目标人”假设、“契约人”假设、“知识人”假设等众多人性假设。

二、人性假设中的混沌特征

1. 内在随机性

混沌理论认为:一定条件下, 如果系统的某个状态既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 系统就认为具有随机性, 实际系统的随机性往往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外在随机性指的是外界干扰对系统动力学特性造成的影响呈现出的随机特性;内在随机性是为了区别外在随机性而引入的一个概念, 指对一个完全确定的系统, 在一定的系统条件下自发产生的随机特性, 混沌动力学理论就是用来研究系统内在随机性的工具。

对于人的需求来说, 每个人的需求都与其教育程度、生活环境、认识水平及偏好等密不可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 每个人对“基本满足”的标准及其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内容都不一样, 因此, 人的需求与行为激励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在一定的条件刺激下, 一个人的需求可能发生变化也可能不发生变化。根据需求的这一特点, 文章认为人性假设中具有一种内在随机性。

2. 初值敏感性

混沌理论认为:系统对初值得敏感依赖性是指微小的初值变化就会造成系统状态的巨大变化, 这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输入的一个四舍五入的微小误差, 可被系统指数发散、无限放大, 对输出值产生巨大影响, 使结果变得与预料的面目全非。人的需求呈现一种非线性的螺旋式上升的变化规律, 所以人的初始需求的微小变化通过这种非线性的作用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变化。比如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人, 他们的需求是基本相同的, 可由于某个微小事件使他们的需求有了一些微小的差别, 但过了若干年之后, 这些微小的差别就会使他们的行为和需求发生巨大的变化。

3. 人性假设中混沌特征的普遍性

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动态的, 可以被抽象成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物质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精神需求包括爱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 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人的需求层次的高低取决于他的精神需求的高低。

人对低级需求的回复性, 使人的需求不是呈现一种由低级向高级的线性上升规律, 而是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规律, 表现为注重物质需求注重精神需求→注重物质需求→…的交替式的发展。在注重物质需求和注重精神需求相互转化的“最优激励点”上对员工进行激励, 就可以用很小的付出收到很大的回报, 因而达到很好的激励效果。

人总是理性的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人的效用来自于对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共同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呈现一定的比例关系, 本文称这个比例为“最优激励比”, 只有按照这个比例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才可以达到效用的最优, 超过这个比例的精神满足或物质满足对人的效用的增加只起到很小的作用, 即人的效用符合“木桶法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最优激励比”, 这与个人的偏好, 以及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关。

人的物质需求是没有穷尽的, 人总是理性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没有差别的。人的差异性表现在人的精神需求上, 人的精神需求依赖于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 同时与自身的认识水平及自身对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偏好程度密不可分, 因此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与其教育程度、生活环境、认识水平及偏好等密不可分。

三、人性假设的混沌特征对员工激励的启示

在现代社会, 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要从社会中得到满足, 而企业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主要介质, 对于现代企业而言, 它不仅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工具, 而且还要不断地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从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对员工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企业激励机制的设置而实现, 因此, 企业在对员工进行激励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人性假设中的混沌特征, 以便收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1. 激励机制的设置要采用权变观点

人性假设中的混沌特征决定了人的需求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 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与其教育程度、生活环境、认识水平及偏好等密不可分, 同一个人其需求也会因时、因地, 以及当时的心态而有所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个人选择与个人行为都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每个人都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以及管理空间的不断延伸, 使得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日趋复杂, 人们相互交流和影响急剧增加与扩大, 因此人的活动和生存环境日益复杂并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企业应该在激励机制的设置上采用权变观点, 要在充分分析员工需求的基础之上对不同的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 激励的原则和方式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以便达到最好的激励效果。

2. 企业激励机制的设置要充分利用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指的是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受到系统的非线性反馈过程的不断放大和缩小, 最终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由人性假设的混沌特征可知人性假设具有“蝴蝶效应”,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内部充满了非线性的关系, 作为基本组织单元的个体——员工之间, 以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企业对员工的激励过程中要抓住产生蝴蝶效应的关键因素, 特别要分析员工的“最优激励点” (在人的需求变化过程中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互转化的点) , 以及特定情况下的“最优激励比” (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比例关系) , 以便以最小的激励成本达到最好的激励效果。

3. 激励过程中要分析员工的效用函数

每个人都以效用来评价他们所获得的报酬, 并以此来决定他们将要实施的行为, 企业要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就必须分析员工的效用, 以便达到良好的激励效果。本文以需求来定义效用函数, 用w示人的物质需求, v表示人的精神需求, U表示人的效用, f效用函数, 因此有U=f (w, v) , 我们以f0 (w0, v0) 表示人的初始效用函数, w0, v0表示人的初始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f1 (w1, v1) 表示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都增加后的效用函数。

由于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不是同步增加的, 而是表现为:注重物质需求→注重精神需求→注重物质需求→…这样一种交替式的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人的精神需求的变化总是滞后于物质需求, 因此人的效用函数并不是由f0 (w0, v0) 直接增加到f1 (w1, v1) , 而是分成两个阶段的, 表现为f0 (w0, v0) →f1 (w1, v0) →f1 (w1, v1) 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知道人的效用函数呈现一种f0 (w0, v0) →f1 (w1, v0) →f1 (w1, v1) →f2 (w2, v1) →f2 (w2, v2) →f3 (w3, , v2) →…的变化趋势。所以企业在对员工的激励中要保持员工的效用不断增加, 即保持f0 (w0, v0)

四、人性假设中混沌特征的普遍性对行为激励的启示

混沌吸引子使人的行为和需求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围绕其运转, 形成一种向心的力量, 因此人性假设的混沌特征中又存在着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 这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并不全是因人而异, 而是可以遵循一种普遍规律的, 从而使得基于混沌理论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具有可行性。

1. 企业要充分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

人总是理性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在对员工进行行为激励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企业职工对高收入, 以及优厚报酬的追求是永恒的, 只有充分的认识到员工的物质需求才能进行有效的激励。不断满足员工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企业要明确物质奖励在什么时候都是有诱惑力的, 要积极改善和提高广大职工的物质待遇, 从经济利益上关心企业职工的生活。充分的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可以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 使员工在社会中有相当的经济地位, 这也是培养员工自尊自信的一种方式。由于人是在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双重满足中得到效用的, 物质报酬是企业员工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但并不是惟一目标, 在激励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员工的精神需求。

2. 激励过程中不能忽略员工的精神需求

富有朝气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 只有人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身心完全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才能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整合公司全体员工的能力, 创造性地和富有弹性地从事各项工作, 是企业行为激励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对员工进行单一的物质激励已经不能达到激励的目的, 即金钱的作用是有限的,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并非人们的第一需要, 特别是对于知识型员工来说更是如此。总之, 对于企业来说, 不可能总通过钱的魅力来吸引、留住人才, 企业对员工的精神激励只有通过培植欣欣向荣的企业文化, 创建积极有效的人才发展体系才能实现。

3. 企业要正确估计员工的精神需求

企业在对员工的激励过程中不能忽略员工的精神需求, 要正确估计员工的精神需求, 逐步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需要正确评估员工的精神需求, 以便进行恰当的行为激励。企业在对员工进行激励的过程中对员工的精神需求的假设要与员工的实际情况相符, 而不是越高越好, 对于员工而言, 有更高的精神需求, 就意味着得到更多权力, 同时承担更多责任, 人性假设中的混沌特征决定了人的需求和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此并不是所有员工都愿意承担更多责任。但对于优秀人才而言, 要给他们更多的精神激励, 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任, 让他们承担相当的责任, 这是留住人才, 更好的利用人才的途径。

摘要：本文从人的需求角度分析了人性假设中的混沌特征, 认为人性假设中存在着一种内在随机性和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等混沌特征, 由于混沌吸引子的存在, 这种混沌特征中又存在着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 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企业员工的行为激励问题。

关键词：人的需求,混沌理论,员工激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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