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自我

2024-10-20

现实与自我(精选6篇)

现实与自我 篇1

生命过程中发生的可知与不可知的元素及人类精神的潜意识、哲学观、宗教观构成了近年来我艺术探索与研究之路的基石。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艺术家试图找出一种规律性以及共性来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然而,艺术家往往会发现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之间总有一种相悖的元素存在,于是创作思路开始在真实世界和虚幻之间游走,这最终需要找到一个自我平衡点来表达。

这种理想化的创作方式又往往使人感到一种片面性。在生命的长河中,诸多的艺术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无非是人民伦理的大故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故事。而在人民伦理的大故事里,历史沉重的脚步往往侵蚀着个体生命,最终呈现出一种看似围绕个人命运,其实际目的却让国家、民族、历史的烙印变得比任何个人命运深刻的局面。而自由伦理的个体故事只是个体生命的急促叹息与跨越时空的想象。我认为,反思过往的生命痕迹及其哲学思想、精神境界,这一直都是艺术家主要思考的主题。此外,借助石版画这一特定的艺术形式,依据自我的心性,寻找个人的艺术支点,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艺术思路。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也得以运用想象的翅膀,在二维画面中营造出三维、四维以及异度空间,表现出自己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个体命运的定位。

进入近代以后,各绘画流派可谓是异彩分呈,它们在多方位和多层次上自由地试验各种各样的观念、技法和材料运用的可能性,探讨和尝试各种艺术可能的形式语言。而后的艺术发展则旨在探究纯艺术与其他艺术的界限,架上绘画与新媒体艺术的关系,绘画形象与象征符号的关系,艺术品与现成物品的关系等,继而开始审视人类的思想及行为。

在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观中,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受到佛教、道教、儒家等的影响,这在中国山水画中得到深刻而又充分的表现。这种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诉诸自然界形象以抒发情感的方式,几千年来通过一代代人发展、诠释,终成中国传统的美学特征。

追溯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却感到茫然,究竟是什么驱使我去思考,最终确定自己的绘画道路的呢?实际上,我的心理感知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经历了一番尝试后,我逐渐关注因人所特有的个体差异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现象,并通过一种似真似幻的组织方式来传达对生命意义潜在精神层面的探究与理解。因此,我近期的创作便开始在人类精神活动(如宗教)和哲学理念中寻求答案,试图通过自己的视点来传达对世界的另一种认知与诠释。

面对空白画面,我总忆起童年的无邪时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总爱用直观的表现来表达人的潜意识愿望,并喜欢用抽象变异的其他自然界物体暗示心灵深处的一种朦胧而另类的自我欲望。

我的个性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想探究心灵内在的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种种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中的尘土,捕捉无法触及的过去时光,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欲;另一方面,当我在生活中直面困难时,我又总有逃避的渴望(这也许是影响我主题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画面中,我表现出时隐时现的不安定感,这或许和原始人的艺术观和宗教意识产生于神话有关。

我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宗教徒,只是生活中所遭遇的那些不可预知、不可抗拒,且无能为力的事件使我绝望地想起“神性的因素”。因此,在绘画创作中,我企图用具象、变异相混合的视觉语言来表述封存于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精神成分,并借助宗教审美客体的朦胧性、象征性,以及原始思维产生出的符号系统完成心灵的重建,最终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安宁。

现实与自我 篇2

[关键词]青少年;“理想—现实”自我差异;量表编制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2-0053-07

自我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而非一个单一的结构。因此,自我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各种心理机能的正常运作以及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许多心理学理论及实证研究都已证明了这种观点。如从机能主义学派的詹姆斯到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荣格、埃里克森,再到人本主义学派的马斯洛、罗杰斯,认知学派的费斯廷格等都主张自我的各个成分之间应当协调一致。

美国心理学家Higins在吸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87年提出了“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该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特定自我成分间的不协调预测特定类型的情绪苦恼。理论假设存在三种自我领域:现实自我(actual-self),是一个人相信其实际具有某种属性的表征;理想自我(ideal-self),是一个人希望其理想地具有某种属性的表征(希望,抱负或愿望);应该自我(ought-self),是一个人相信其应该具有某种属性的表征(责任,义务或本分)。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又被称为自我导向(self-guides)。现实自我与自我导向之间的差距被称为自我差异(self-discrepancy)。Higgins进一步预测,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将会导致抑郁相关的情绪(如沮丧、失望和悲伤);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之间的差异将会导致焦虑相关的情绪(如恐惧、威胁和坐立不安)。

相比于其他年龄群体,青少年更加容易受到自我差异所带来的情绪问题的困扰。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重要时期。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对自身更为关注,对与自身相关的诸多问题,如“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等问题的思索会反复困扰他们。加之,我国的青少年正处于中学阶段,面临中考、高考的严峻考验。与其他阶段相比,处于这一时期的个体在心理上更加脆弱,常常会产生自我评价下降,并对未来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使得现实自我的发展落后于理想自我,以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和距离加大。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很可能会产生相关的情绪问题,从而严重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在进一步探讨青少年自我差异的成因、后果及预防、改善措施之前,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适当地测量青少年的自我差异。

Higgins的经典测量方法是,要求被试者生成属性列表去描述他们的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对于给出的列表对儿,自我一差异分数被计算,通过比较跨列表的属性,并且从“不匹配”属性的数量(即反义的)中减去“匹配”属性的数量(即同义的)得出分数。更高的分数反映了更大的自我-差异。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意义相反词汇的数量而非程度相减,因此较为不精确。结果,受到评判者主观影响较大,较不客观。每个被试者书写的词汇不一致,无法批量化进行统计,费事费力。

随着心理测量理论及各种心理量表的发展,经典的自我差异开放式测量方法已经逐渐被淘汰。目前,国内自我差异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使用现有的自我概念量表,更改指导语分别测量三种自我领域的方式。这种方法的缺陷首先是对于自我概念的评价维度未必完全适用于自我差异的评定,如某些项目可能在现实自我中对于个体较为重要,而在理想或应该自我上并不受到重视,因此不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其次,现已编制的自我差异量表多数针对大学生群体,如大学生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问卷、大学生自我概念问卷、大学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差异问卷等,并不适用于青少年群体。最后,Higgins最初用于测量自我差异的材料是描述自我的词语(如“美丽的”),而非句子(如“我的容貌使我自豪”),因此使用这样的量表进行测量,是否符合自我差异测量的初衷以及是否能够重复验证Higgins最初的结论,都有待商榷。

综上所述,以往的自我差异测量工具都存在某些缺陷,且没有一个专门针对我国青少年的自我差异量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编制一个符合青少年心理特点的,相对完善的自我差异量表,从而为日后的各种自我差异研究奠定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编制青少年理想一现实自我差异量表的目的并非探索青少年自我概念中所包含的全部维度和内容,而是要挑选出对于青少年这个特殊群体比较关键的,具有代表性和具有区分度的自我差异项目。因此,最终编制出的量表维度可能与以往笼统的自我概念结构有所不同。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随机选取长春市某初、高中4个班级的学生,年龄从12岁到19岁。最初发放问卷500份。为了保证数据的质量,对回收的数据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剔除由于胡乱作答产生的无效数据。剔除标准如下:(1)缺失值过多(等于或超过5个);(2)在问卷中三道明确的消极特质题目(懒惰、体弱多病、优柔寡断)上任意一道的理想自我高于现实自我;(3)其余题目根据此次作答的结果,自我差异值负值率小于5%的定义为积极特质,若在积极特质中有过多的理想自我低于现实自我(等于或超过5个)。经过筛选,最终确定获得有效问卷数量243份。其中,初一67人(37男,30女),初二74人(41男,33女),高一54人(24男,30女),高二48人(20男,28女)。男生总计122人,女生121人。

(二)量表编制

问卷题目最初来源于现有的各种自我概念问卷及已经编制好的自我差异问卷,包括:田纳西自我概念问卷(TSCS)、自我描述问卷I型(SDQ I)、自我描述问卷II型(SDQ11)、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SS)、Song-Hattie自我概念量表、北师大心理测验中的自我概念量表(SCT)、Wallance自我概念量表(WSCS)、大学生自我概念量表、大学生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问卷、大学生自我概念问卷、大学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差异问卷、理想自我量表、自我认知量表、青年自我量表。

将以上问卷的所有题目按照所测量的维度进行归类,合并相同或类似的题项,并挑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题目,将题目的语言描述改换成适合于青少年理解和接受,并适合进行现实和理想两种测量的说法。

最终确定87道题目,并将其初步归为6个大因素25个小因素。具体维度如下:①学业自我(数学能力、语文能力、外语能力、其他能力、总体评价),②生理自我(容貌、外貌、身体能力、健康、智力),③心理自我(品德、情绪情感、自我认识、性格),④社会自我(家庭关系、同性同伴关系、异性同伴关系、同伴总体评价、师生关系),⑤关联自我(生活态度、生活环境、生活状态、理想、经济),⑥总体评价。

为了防止被试者将相邻题目主观归类为同一维度,从而做出相似的反应并产生习惯误差,我们将不同维度的题目随机打乱分散在问卷当中。量表采用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的6等级式评定,且每道题目均包括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两次评价。自我差异得分为理想自我得分减去现实自我得分。

(三)效标效度问卷

《Song-Hattie自我概念量表》是由Song和Hattie编制(1984),后由周国韬、贺岭峰修订(1996)。修订后的量表与Marsh的自我描述问卷相关度为0.81,再测信度为0.83。该表共有35道题目,分为学业自我和非学业自我两个大维度。其中,学业自我包括:能力自我、成就自我、班级自我。非学业自我包括:家庭自我、同伴自我、身体自我、自信自我。其中,家庭自我与同伴自我又构成社会自我,身体自我与自信自我又构成自我呈现。

二、结果

(一)项目分析

1.平均数偏离检验:项目平均数超过全量表平均数(1.060)的正负1.5个标准差(0.516×1.5)视为项目平均数明显偏离。

2.标准差偏离检验:标准差过小会导致低鉴别度,根据本次测验实际情况定义为标准差小于0.9。

3.偏态检验:偏态绝对值过大会导致天花板效应或地板效应,从而引起低鉴别度,本次定义为偏态系数绝对值大于1.5。

4.极端组比较:为了检验项目是否具有鉴别度,我们将所有被试者的自我差异总得分依照高低顺序进行排列,然后选出最低分(前27%)与最低分(后27%)两组,并用t检验比较两组每道题目得分上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5.题目与总分相关:量表中与差异总分的相关度过小的题目将被视为低区分度的题目。

根据以上5条标准,只有第10题(感到与以前相比,自己成长了)和第11题(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孩儿/女孩儿真实太好了)在三项上不合格,故优先删除,其余题目最多只在一项上不合格,暂时保留。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抽取,使用最大变异法进行转轴,对剩余的85道题目进行反复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详见表1)。删除因子负荷过小的题目,在两个因子上都负荷较大的题目,以及在本因子内明显与其他项目内容不符的题目,最后剩余37道题目。KMO(O.861)与Bart-lett's球形检验(Bartlettx2=3345.517,p<0.001)表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以特征值大于1的方式进行抽取,共得到9个共同因素,累计解释总变异量的59.391%。碎石图也表明成分数在9左右时下降趋势明显减缓,因此决定提取9个共同因子。量表因子,项目及负荷详见表2。其中,容貌与身体能力分量表可统称为“生理自我”,师生及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分量表可统称为“社会自我”,生活态度与生活环境分量表可统称为“生活自我”。

(三)效度分析

1.结构效度分析使用新编制的问卷对长春市初、高中生再一次施测,获得有效问卷266份(男生125人,女生141人)。使用Amos对问卷结果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指标如下:

各项指标处于可接受范围之内,证明模型拟合度良好,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相容效度分析

自编量表各维度与使用《Song-Hattie自我概念量表》测得的自我差异得分如下:学业自我0.721(P<0.01),生理自我0.767(P<0.01),同伴自我0.724(P<0.01),社会自我0.715(P<0.01),自我差异总分0.857(P<0.01),证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相容效度。

(四)信度分析

使用克隆巴赫α系数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各分量表及总量表的题目数与α系数详见表3。结果表明量表总体及各分量表信度良好。

三、讨论

本研究基于Higgins的自我差异理论,针对我国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严密的统计分析,最终编制出含有37个项目的青少年“理想—现实”自我差异量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的理想一现实自我差异主要集中在学业、容貌、身体能力、心理、师生及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生活态度、生活环境及总体评价这9个方面。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7,因此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Song-Hattie自我概念量表》得分相关度为0.857(P<0.01),因此具有较好的相容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与理论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因此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该量表的编制具有如下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它是专门针对“理想—现实”自我差异所编制的量表

由于以往自我差异量表多数是由自我概念量表或人格量表直接加上新的指导语测试两遍而得到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缺陷。在此,我们希望编制一个专门测量“理想—现实”自我差异的心理学量表。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最初的假设,此量表的编制也是在这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下进行的。即,自我概念的评价维度和内容包含自我差异的维度和内容,但并不完全适用于自我差异。在此前提下,我们依照如下的步骤编制了量表:

首先,我们广泛参考了各种自我概念的结构理论及量表,列出了综合各家之长的自我概念结构,并将题目分配到各个维度当中去,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和繁琐的双向细目表。其实,如果要准确地确定自我概念的结构,这种简单的合并方式是不妥的。因为每个量表均来源于不同心理学家提出的不同的自我概念结构理论,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叠、交叉或者冲突,而且我们也没有对其进行验证。因此,简单合并之后,我们并不能对其予以合理的理论解释。但是,确定自我概念结构并非我们的意图,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将可能成为自我差异的因素和内容纳入到最初的问卷之中,避免遗漏。至于它究竟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题目,它的结构究竟是否符合实际,将在测量之后的统计中进行探索和验证。

其后,经过心理学专业人员讨论并对其归类,将相似的维度和题目进行合并,整理出包含两个级别共6大因素,25个小因素,87道题目的初始问卷,可以说这87道题目能够较好地做到以最少的题目数量涵盖尽可能多的自我概念内容。但到这一刻为止,它还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概念量表,而非自我差异量表。

接着,我们将它添加上测量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指导语,并要求被试者同时回答,这时它已经具备了测量自我差异的功能,但是与以往研究者的做法无异,仍然不能算是一个专门的自我差异量表,充其量只能算作是自我概念量表的改良。

最后,经过对收集数据的各种统计分析,剔除了包含在自我概念内容之内,但不符合自我差异测量的题目,构成了由37道题目组成的“理想一现实”自我差异量表。

(二)它是专门针对我国青少年这个特殊群体所编制的量表

国外的自我差异量表由于存在着文化差异而无法直接适用于中国,而国内自我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群体,所编制的量表也多数是针对大学生的。考虑到中国的中学生面临着中考、高考,并且正处于青春期这一关键时期,因此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有着很大差异。我们必须要编制一个适用于中国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自我差异量表。

我们所编制的量表正好符合了这一要求,所选择的题目符合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能较好的涵盖青少年所关心的自我差异方面。将以往量表题目中晦涩的言语用简单平实的话予以表述,因此量表中并没有对于他们来说冗余和不能理解的内容。此外,还用中学生群体作为被试者进行测量,得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测量数据,并据此验证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四、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虽然我们使用了科学的方法对青少年的自我差异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是由于条件所限,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有待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没有使用初三及高三学生作为被试。由于初三和高三的中学生面临严峻的中考和高考的压力,为了不占用他们的宝贵时间,本次研究所选择的被试者并没有包含这两个年级的学生。但是,正是由于他们处于这一特殊时期,可能使他们的心理具有不同于一、二年级青少年的独特表征。那么,在未来将他们纳入到研究对象中,或是专门针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将是必不可少的。

(二)样本容量偏小。本研究最初均使用了500个被试者,但是经过对问卷的严格筛选,最终分别剩下有效问卷243份。由此可见,问卷调查最终有效的数据往往只能剩下最初施测被试的一半左右。因此,最初的施测量一定要足够大,才能保证经过层层筛选的有效数据的数量。未来,在人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需要对于更广的群体样本进行施测,以检验本研究的结果。

(三)题目来源偏少。本次编制问卷所用的题目大多数来自于各种已有的自我和人格量表,虽然参考的量表数量众多,但是问题的来源仍稍显单一。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更多的采用访谈、开放性问卷等方法来收集更多的题目来源,以保证初测的题目能够更好的涵盖对于青少年自我差异具有重要意义的词汇。

现实与自我 篇3

1. 概念界定

心理学家Jourard于1958年首次提出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的概念,认为自我表露就是个体把有关自己的信息表达给交流对象,是他人了解自己的一种渠道。自我表露的信息主要包括身份、性格、个人经历、未来打算、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这一概念既包含现实中的自我表露,也包含网络中的人际表露。

对网络自我表露的概念,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各种界定。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综合了现今自我表露的目的性界定和形式性界定,提出了整合界定——网络自我表露是个体在网络上运用多种方式向他人传递信息,以达到维持网络沟通或获得个人需求的网络行为。

2. 中学生自我表露的特点

研究发现,中学生的自我暴露总体水平,从初中到高中呈上升趋势。但初一到初二、高一到高二的发展变化不大,初二到高一表现出明显而快速的发展,这是一个转折阶段。

在研究中小学生的自我表露情况时发现:中小学生在表露对象的选择上,向好朋友表露随年级增长上升,向父母、喜欢的老师表露随年级增长下降。而六、八年级是表露对象发生转变的关键年级;中小学生在表露方式的选择上,最常用面对面方式表露,其次是QQ,网络论坛表露最少,而且面对面和QQ表露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3. 网络自我表露与现实自我表露的对比研究

国内对比网络自我表露与现实自我表露的研究多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有人通过自编量表发现大学生在现实自我表露的观点态度、学习、亲子、异性交往、情绪、个性特征均高于网络情境中的自我表露。另有老师也通过自编问卷调查得出,大学女生的现实自我表露显著多于大学男生,而网络自我表露程度没有性别差异。在自我表露内容方面,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大学女生的兴趣与快乐表露均多于男生。而现实情境中大学生的失望与痛苦表露、兴趣与快乐表露、不满与愤怒表露、观点与评价表露以及自我表露总分远远多于网络情境中的自我表露。对于这种现实自我表露多于网络自我表露的现象,国外的研究者认为网络人际关系不能代替现实生活面对面的自我表露,是现实自我表露的有益补充。

4. 问题提出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自我表露是个体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的行为表现,适当的自我表露对维系人际关系和维护心理健康有极大的帮助。中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和人格发展的重要时期,现在又恰好处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网络深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他们的自我表露提供了新的场所和对象。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中学生在网络中与现实里的自我表露有没有区别?网络中和现实里的自我表露又有何特点?这是本次调查要探究的内容。

**为P<0.01,*为P<0.05,“现实”为现实中对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网络”为网络上对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父母”为对父母的自我表露得分。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武汉市城区抽取了4所初中和6所高中,在武汉市非城区抽取了3所初中和3所高中,其中每个年级各抽取一个班施测。共随机抽取878名初中生、863名高中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1758份,回收有效问卷1741份,有效回收率为99.03%。其中,男生占54.1%,女生占45.9%。

2. 研究工具

研究的《自我表露指数量表》,包含10个项目,适用于测查中国青少年自我表露的一般状况。要求被试者针对三种目标人(父母、现实中的好友以及网络上的好友)分别回答自己的表露程度。量表采用5点记分,从1=从不告诉对方,过渡到5=非常详细地告诉对方。计算各分量表题目的总分,分数范围介于10~50之间,得分越高说明自我表露水平越高。以上研究表明,该量表针对不同目标人表露时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86~0.93之间。

3. 施测过程和数据处理

问卷采用团体施测法。所有数据采用SPSS 18.0进行统计分析。

(1)不同分组的自我表露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到,除了初中组对父母和对现实中的朋友自我表露情况无差异外,其他分组对父母、对现实中的朋友、对网络上的朋友的自我表露均存在显著差异。即初中生对现实中的朋友和对父母的自我表露程度及其相近,但到了高中之后,对现实中朋友的自我表露开始超过对父母的自我表露。从得分平均值来看,无论怎样分组,对现实中的朋友的自我表露是最多的,对父母的自我表露紧随其后,而对网络上对朋友的自我表露水平远低于前面两者的水平。

(2)不同学段自我表露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初中生和高中生对父母的自我表露水平没有差异,对网络上的朋友的自我表露水平也没有差异。但是高中生对现实中的朋友的自我表露水平要显著高于初中生。

**为P<0.01*为P<0.05

将三种自我表露的对象的结果细分到每个年级上,可以得出图1的结果。从图1中可以直观印证表1、表2的结果,同时也发现高一学生对网络上的朋友的表露水平比其他年级的中学生要高。

(3)不同性别自我表露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从表3中看出,女生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对现实中的朋友,自我表露水平均显著高于男生。但在网络上对朋友的自我表露,男女生没有显著差异。

**为P<0.01*为P<0.05

四、讨论

从学段和年龄增长的角度看自我表露的发展,初中生对父母的自我表露与对现实中的朋友的自我表露程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到了高中,对现实中的朋友的自我表露开始显著多于对父母的自我表露了。这说明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从更倾向对父母表露发展为更倾向对朋友表露,而初中是发生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与前面的研究结果相类似。而对网络上的朋友,高一年级的表露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初二到高一呈现一个网络自我表露水平逐步升高的过程。关于网络自我表露的年龄变化特征,许多研究有类似的结果。还有研究发现,初二和高一的学生对网络上认识的朋友进行自我表露的程度要高于中学其他年级的学生;Valkenburg、peter认为15岁是个体网络自我表露发展的重要时期,处于该年龄的青少年认为通过网络交流表露私密信息的意义更大,也更愿意通过网络表达私密信息。初二到高一这一网络自我表露的转折期,也与之前的研究所发现的中学生自我表露总体水平的转折时期极其吻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初二学生全面进入青春期,身体与心理都发生着转变有关。青春期时,学生的成人感增加,情绪波动大,对友谊的需求强烈,自我意识也在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学生更愿意与同伴交流,沟通的主题也更丰富、程度更深入。因此初二到高一,是学生自我表露逐渐增多的时期,这也包括在网络上的自我表露。到了高一,自我意识、个性逐步形成,趋于稳定,因此自我表露水平也趋于稳定。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中学生的自我表露情况,可以发现女生对父母及现实中的朋友的表露程度都要高于男生。这点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但本研究中女生与男生在网络上对朋友自我表露的程度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点与对大学生的研究的结果相类似。从这里看到,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女生在现实情境中的自我表露都要多于男生,而在网络上男女生没有差异。也有研究表明女性在网络上的自我表露仍然要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国内学生的学业压力有关,因为国内学生学业负担重,因此可自由利用网络的时间少于国外的被试。在这一点上可以进一步研究国内已参加工作的被试者在网络自我表露上有无性别差异。

总体上看研究结果,中学生对现实中的父母、朋友的表露水平明显高于网络上的朋友。本问卷对“网络上的朋友”没有区分是现实中就认识的朋友,还是现实中不认识的朋友,因此中学生是综合两者考虑了的,这一结果与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网络自我表露具有以下作用:①帮助青少年确立了相应的社会支持系统;②网络表露使青少年更了解自己;③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个人心理健康水平;④暂离现实、逃避责任。但从本研究结果来看,中学生更多是把网络当做现实交流的一种补充,来帮助确立和维护社会支持系统,并不能替代现实或逃避现实,因此中学生的网络自我表露是健康且有益的。

现实与自我 篇4

作为高师必修课的视唱练耳课程, 所有的学生都要统一接受视唱练耳训练, 但对个体而言, 其学习难度和个人的努力程度以及教师的教学水平的关系则是因人而异的。对于比较适应视唱练耳学科的逻辑顺序的学生来说, 获得成功的经验比较容易, 而不适应的同学则会获得较多的失败经验, 而重复的失败经验则会降低自我效能感, 从而影响进一步知识的学习。目前高师的视唱练耳教学仍然以小班教学为主, 人数大多为三十人左右, 而这种小班授课的形式, 使得其他同学的成功和失败变得非常直观。他人成功的经验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我效能感, 而他人的失败经验则会降低自我效能感。视唱练耳课中, 学生每节课都会面临着新的学习任务, 如:独立视唱、旋律记忆、和声分析等。当他们必须当众完成这些学习活动时, 自我效能感低的同学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安和焦虑, 直接影响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 良好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对于高师视唱练耳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高师视唱练耳教学而言, 自我效能感的培养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我效能感与视唱练耳的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一种内部动力。所谓视唱练耳学习动机是指将视唱练耳的学习愿望转化为视唱练耳学习行为的心理动因, 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视唱练耳学习以取得好成绩的内在动力。积极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视唱练耳学习动机, 强化对视唱练耳学习的坚持性。当学生在视唱练耳学习活动中有克服困难以完成视唱练耳学习任务的动机时, 他们才可能积极地去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 同时制定出可行的计划和步骤。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对学习好视唱练耳课程充满信心, 愿意付出努力来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 此前的自我效能感就得到了证实, 这就维持了动机。因此即使以后视唱练耳学习时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积极的自我效能感也会有助于克服消极因素, 诱发积极的动机行为。因此, 自我效能感是激发高师学生视唱练耳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自我效能感与视唱练耳的学习成绩

自我效能感对学生学习动机、学习思维、学习信念和学习心理的影响最终会体现到视唱练耳课程的学习成绩上。根据班杜拉等人的研究, 自我效能感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通过任务选择、期望水平和抱负水平而影响学习成绩;二, 是通过控制并作用于学生的动机、兴趣、情感、努力程度等非认知因素而影响成绩;第三, 通过对学习行为的控制和调节来影响学习成绩。很多研究表明, 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成绩成正相关, 视唱练耳的学习成绩也不例外。当学生相信自己有信心、有能力能够很好地完成视唱练耳的学习时, 他就会为自己设立一个合适的目标, 带着更大的学习兴趣, 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 克服种种困难, 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因此为了有效提高高师学生的视唱练耳学习成绩, 培养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自我效能感与视唱练耳的学习思维

自我效能感高的同学能够把当前的学习任务看成实现自己视唱练耳学习目标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够想象成功的场景, 并用此给自己的视唱练耳学习提供积极的指导。而那些自我效能感低的同学把不确定的情境视为冒险, 进而就会想象一些失败的场景。他们经常会注意自己的缺点和对自己不利的情况, 不断想象自己在视唱的时候会出现音准节奏不准等问题, 从而造成心理紧张, 这些消极的认识又影响了视唱练耳学习的正常思维。比如在进行一项新的听觉训练的时侯, 学生需要对此项训练的相关知识做好认真的巩固, 然后再通过老师的讲解以便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思维。如果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较低, 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有所怀疑, 便会导致学习思维混乱, 注意力不集中, 必然会影响训练的效果。因此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其学习思维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四、自我效能感与视唱练耳的学习心理

自我效能感强的学生在视唱时有较好的音乐表现力, 在听觉分析时也能够运用音乐理论进行积极的思维, 其对掌握音乐技能具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积极乐观地从事各种学习活动, 也能更好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与行为去应对遇到的困难。而那些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由于在入学前视唱练耳的基础不扎实, 对视唱练耳课程充满焦虑和恐惧, 不敢主动参与教学互动过程, 唯恐在课堂上当众出丑。他们更多强调自己学习能力有限, 容易夸大学习过程中的困难与阻力, 也会产生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因此, 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能锻炼学生积极的学习心理, 防止出现不良心理问题。

五、自我效能感与视唱练耳的学习信念

学习信念是人们对学习的独特理解, 包括人们对认知、情感和行为过程的信念。学习信念决定了学生设立多高的视唱练耳学习目标, 付出多大的努力, 在面临困难时能坚持多久, 以及遇到失败后的应对能力。在视唱练耳的学习过程中, 不少学生在经历过几次失败以后, 学习信心受到打击, 自我效能感便会不断降低, 视唱练耳的学习能力也跟着下降, 从而影响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持续学习。因此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对于学生坚持对视唱练耳课的学习信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上所述, 自我效能感的研究, 对于激发高师学生视唱练耳学习动机, 开拓学生视唱练耳学习思维, 坚定学生视唱练耳学习的信念, 培养学生良好的视唱练耳学习心理, 提高学生视唱练耳的学习成绩, 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摘要: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人对自身能否成功地从事某项任务或某项行为活动的一种能力的判断。高师视唱练耳教学活动自我效能感研究适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视唱练耳学习中自我意识的发展、提高学生的自身认知能力和情感控制力, 全面调控自己的视唱练耳学习活动。运用自我效能感理论指导视唱练耳学习, 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 还会影响到学生在视唱练耳学习过程中对待困难的态度及其努力程度, 改善教学效果, 对促进音乐基础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自我效能感,高师,视唱练耳,教学

参考文献

[1] (美) 班杜拉.社会学习心理学[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2]边玉芳.学习的自我效能[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3]王振宏.初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业成就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研究, 1999.5

[4]雷英.视唱练耳教学心理刍议[J].汉江大学学报, 1998.2

[5]王章伟.视唱练耳学习紧张心理成因分析和对策思考[J].中小学音乐教育, 2006.2

现实与自我 篇5

演员创作人物的基本任务是刻画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主张性格化创作的同时又提出了“从自我出发”这一观点。斯氏之所以认为创作人物应当“从自我出发”正是源自他所坚持的创作原则——“体验角色”。斯氏自称“体验派”,他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应当有真实的体验,反对表演上的虚伪做作。在谈到“从自我出发”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在舞台上,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你自己。随时要以人——演员的名义来动作。离开自己绝对不行。如果抛弃自我,那就等于失去基础,这是最可怕的。在舞台失掉自我,体验马上就停止,做作马上就开始。”从斯氏的这段话来看,他提出的“从自我出发”就是演员让自己置身于角色所处的规定情境中,而且以演员自己的名义在规定情境中行动,也可以用人们常说的“设身处地”来概括,实际上就是在要求演员从本人的内在需求出发去行动。斯氏的这一主张是为了反对那些在舞台上虚假、造作的表演方式,是针对演员如何在舞台上塑造出真实的、有些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一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中心任务提出来的,它是为了达到真实体验的技术方法的一个起点,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指从演员本人的条件出发。

实际上,在戏剧理论界,对斯氏的“从自我出发”这个提法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斯氏始终强调的是:“必须经常从本人出发,而不是从角色出发去生活,从角色那里所取得的只是他的规定情境罢了。”他认为演员永远只能体验自己的情感,不可能去体验角色的情感,因此,有很多人认为“从自我出发”将不利于角色性格化的创作。作为演员,应当是去体验角色的思想感情,创造角色的情绪体验,而决不能仅仅是体验自己的感情。

然而任何理论我们都应当辩证的去看待它,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从自我出发”而言,虽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必须肯定的是它把演员在舞台上真实的体验作为揭示形象的手段,因为演员创造任何角色活生生的情感是离不开演员本人的体验过程的。

(一)坚持从自我出发的原则,但不要我演“我”

首先我们清楚,既然是说从自我出发,那么立足点应当是在“自我”,任何一个角色的情绪体验都是通过演员自身的体验来传达的。如果在表演时失去自我,那么“体验就会停止,做作就会开始”。而丹钦科曾经说过:“从自我出发,力求自然,这在艺术中本来是件好事,但有时我们把这当作目的本身,这就没有意思了。”这就是说从自我出发只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不是目的,演员的最终任务是要在舞台上创造出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

因此,演员在运用“从自我出发”这个创作方法时,应当考虑的不是“假使是我在那种情境中会怎样”,而是“假使我是角色,在那种情境中会怎样”。“从自我出发”应当是从“自我的体验”出发,体验角色的情绪、情感,体验的主体是“自我”,而对象是角色的情感,目的是创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我演“我”的概念。

(二)从人的普遍规律出发,不能泯灭了自己的天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从自我出发”,他说要“按照人的方式行动”,“诚心诚意地去动作”实际上是建立在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一个观点的基础上的。表演创作中的“天性”可以说是人的行为的自然、和谐规律。他说:“最完善的演员技术都不可能跟那些不可捉摸的、难以揣测的、极其细致的天性的艺术相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如果强制了演员的“天性”,必然要掉进表演情绪、做作、虚假过火的泥淖中去。

如过演员在创作时只考虑角色此时会怎样行动,片面地认为一旦带入了自己的态度就违背了创作人物的原则了,那么他们在创作时无形之中就会强制自己的感知能力,因此所扮演的人物永远都“活”不起来。实际上,他们应当考虑的是“如果我是角色,我将会怎样?”而“如果我是角色”要考虑就很多了,包括角色所处的时代背景,角色的人物身份,心路历程,以及人物关系等等规定情境,然后还要结合作为一个“人”所共有的本性和感知,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在这个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态度,才是符合角色的,才会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斯氏所说的“从自我出发”也可以理解为从人的“天性”出发,在这个基础上去挖掘人物的性格特点,在共性的基础上寻求个性,只有这样,所塑造的人物才是饱满的、真实的、鲜活的。

二、正确运用“从自我出发”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认为:真听、真看、真感觉这七个字要一个老演员一辈子都做到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实际上“从自我出发”运用在实际的表演中就可以概括为“真听,真看,真感受”,如果很好的理解这一点,就会发现,“从自我出发”与性格化创造并不矛盾,甚至是人物性格化创造中必不可少的方法。“从自我出发”可以理解为从“自我的体验”出发,而不是从“体验自我”出发,创作人物时体验的永远都是人物的情感。这就要求演员在舞台上一定要通过真听、真看来体验人物真实的感受。

其次,演员应当在准确理解人物的基础上,“从自我出发”来创造角色。在创作时一定要先对人物和剧本进行详尽地分析。在组织舞台行动的时候,要通过想象“假使我是角色,该如何?”,也就是要从自我出发、站在角色的角度和立场去体验。有些演员在创作时,把对这个人物概念化、脸谱化的认识凌驾于“自我”的感受之上,极端的认为在扮演人物时,只要“像”那就对了。相应的,他们就会通过外部造型、形体姿态、语音腔调等等表现方式来模仿出他们自己所认定的这个人物的状态,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工作在演员塑造人物时是一定要做的,但是,这些工作一定是建立在“真实体验”的基础上的,真正地去感受他们所扮演的人物的境遇,真正地去体验人物的情感,也就是“从自我出发”来创造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从自我出发”是只一种创作方法,不是目的,演员要充分吸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自我出发”这一理论中有助于创作人物的思想精髓。如果没有很好的理解和运用这一创作方法,极有可能会走入两种极端:一种是“我演我”的本色表演,另一种是只表演形象的“匠艺”式的表演。我们应当将前人的理论和当代戏剧表演的发展以及自己的理解结合起来,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新一代的戏剧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并且有义务来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2卷)6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

2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4卷)395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

33 .《外国戏剧》1979年第四期24页.

现实与自我 篇6

关键词:网络社交,交往行为,社会环境

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网络都时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与认知。网络的发展不仅促使了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而以网络社交软件为基础的网络社交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网络社交与社会性网络即SNS密切相关,SNS的产生和发展又与“六度分隔理论”密切相关,该理论由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创立。按照六度分隔理论,个体的社交圈会经由放大而成为大型网络。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瓦特教授开展了“小世界研究计划”,验证了“六度分隔”不仅在物理世界,而且在虚拟世界同样适用。后来有人根据这种理论,创立了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进行网络社交拓展,这就是所谓的SNS网络。[1]网络社交的流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化社会生活空间,对当代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交行为与思考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

一、文献综述

关于社交网络的研究是随着近几年互联网和网络社交软件的迅速普及发展而开始起步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研究的数量与质量。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关注重点在于网络环境下的社交行为与人际关系,尤以网络社交对现实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居多,而关于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网络社交偏好水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一)关于网络社交

网络社交是一种以文本、虚拟图像为主要交流符号,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信息沟通的交往方式。[3]网络社交的原理是前文所述的“六度分隔理论”,其本身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匿名性、失同步性、便捷性,其分别有利于减弱自我意识、更好地印象管理、保持互动双方的自我表露。[4]而网络社交偏好是一种个体差异的认知结构,是个体主观上的、相对于传统面对面社交的一种交流方式上的倾向性选择。相对于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人们会感到网络社交中人际关系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更加自信。[5]

网络社交因其操作便捷、内容简洁、信息共享等特点,使得交往时空拓展、交往对象多样、交往内容丰富、交往行为直接、交往关系平等、交往意识自主,带领人们进入了即时、互动、高速的新时代,并打破了传统交往方式的种种约束,从而实现了跨空间和身份的交往,拓宽了人们交友的渠道,满足了个体的心理、情感需求。[6]根据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弱关系下的社会交往更有利于不同信息的交流,易于成为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7]而网络社交兼具时空压缩性与延伸性、匿名性等特点,因此非常适合弱关系的建立与发展。[8]

(二)关于社会环境影响作用

人类个体具有社会性与群体性,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周围人的压力,并依据周边环境和人群行为而选择自身的行为,个体社会化过程总是会受到或需要接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且通过模仿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等过程将其接受的东西内在化。[9]米德的“镜中我”理论指出,个体总是依据对他人行动与认知的推测而行动。[10]班杜拉认为,如果人们观察到周围人有特别举动,那么他们也会有此倾向,并且这种自学能力是与生俱来的。[11]个体社会化过程总是会受到或需要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进而可以推测,个体偏好受周围环境影响,个体的网络社交偏好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属团队的他人。[12]国内也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周围社会环境与网络社交偏好的相关关系,并给出了较为精确的相关系数。宋姜通过提出假设到数据分析验证的方式,指出网络社交偏好受周围人群影响:个体周围人群网络社交普及程度越高,其就越有可能偏好于网络社交。[13]

相应地,社交网络技术的发展进步也影响着社交网络平台,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网络,甚至是现实社交行为。随着网络社交工具的发展创新,网络使用的便利,碎片化的社交状态也随之明显,同时也引发了诸如现实交往淡化、社交焦虑症、高科技焦虑症等不良影响。[14]这也即是下文要提到的网络社交与现实人际交往的关系之一。

(三)关于网络社交偏好与现实人际交往

关于网络社交与现实人际交往之间有很多研究内容。比如在社交焦虑的研究上,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交有助于降低社交焦虑水平,即网络社交比现实社交存在更低的心理压力和社交焦虑水平。[4,15]但有学者通过社交焦虑量表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证实了现实社交焦虑水平与网络社交时间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6],亦即说明,社交焦虑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随着网络社交的频繁而产生的。

不少研究者认为网络社交对现实人际关系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即所谓的“跷跷板”效应,二者一般无法兼顾。网络社交的发展容易造成人们对人际交往角色的错位和人格分裂,造成现实社交的心理障碍与网络社交依赖性[9,17],网络社交对象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也极易引发现实生活交往中的信任危机和道德失范。[6,18]关于网络社交依赖,有研究者认为其与网络社交使用者的主观认知相关,即对网络社交及其真实性认同度越高,依赖性也就越大[19],也有研究者对其进行严厉批判,认为网络依赖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是缺乏担当精神的表现。[20]

但也有学者指出,网络社交实际上是现实人际交往的一种补充,未必一定会产生上述所谓的“跷跷板效应”。有研究者发现,性格外向程度与网络社交偏好呈正相关关系[2],外向者总会在社交网络中保持最新状态并积极与他人保持联系,而性格封闭者相对于外向者而言,更倾向于减少网络社交的频率,会即使在网络上也难觅其影[17],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实人际与网络人际的高度重合性造成的,即网络社交是“强关系”与“弱关系”并存的世界,并且往往是熟人占据网络社交的主导地位。[21]也有研究者指出,网络社交对现实社交的影响性质因人而异,一些群体认为网络社交增加了其与周围特定人群的交往时间,增进了实际情感,而另一些群体则持相反观点。[22]而社交补偿理论认为,对于一些社交焦虑水平较高、不善现实交际的个体而言,网络社交为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交流平台,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和解决手段,同时他们也更倾向于采用网络社交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20,23]

二、总结与评价

首先,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环境下的社交行为与人际关系,尤以网络社交对现实生活中大学生或青少年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居多,同时也有不少积极意义的研究,而关于非青少年网络社交人际关系和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网络社交偏好水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这方面是今后研究中需要特别侧重的,可以结合相关个体行为理论和环境作用理论加以研究。

其次,从综述中可以看出,目前研究者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主要定位于定量分析,即通过量表式问卷数据的SPSS或SAS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及相关性水平,而质性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很少涉及。但实际操作中,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往往在信度和效度上均不如参与观察和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式,因为被调查者一般倾向于回避或虚报网络社交中的不良行为。由此今后在网络社交的质性研究方面可以做一些积极性探索。

再者,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主要是就事论事,仅仅将研究目光放在网络社交使用者之上,探讨网络社交对其使用者的影响,而关于网络社交通过其使用者来影响其周围个体的研究则几乎没有,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涉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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