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与现实（精选6篇）
虚幻与现实 篇1
生命过程中发生的可知与不可知的元素及人类精神的潜意识、哲学观、宗教观构成了近年来我艺术探索与研究之路的基石。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艺术家试图找出一种规律性以及共性来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然而,艺术家往往会发现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之间总有一种相悖的元素存在,于是创作思路开始在真实世界和虚幻之间游走,这最终需要找到一个自我平衡点来表达。
这种理想化的创作方式又往往使人感到一种片面性。在生命的长河中,诸多的艺术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无非是人民伦理的大故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故事。而在人民伦理的大故事里,历史沉重的脚步往往侵蚀着个体生命,最终呈现出一种看似围绕个人命运,其实际目的却让国家、民族、历史的烙印变得比任何个人命运深刻的局面。而自由伦理的个体故事只是个体生命的急促叹息与跨越时空的想象。我认为,反思过往的生命痕迹及其哲学思想、精神境界,这一直都是艺术家主要思考的主题。此外,借助石版画这一特定的艺术形式,依据自我的心性,寻找个人的艺术支点,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艺术思路。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也得以运用想象的翅膀,在二维画面中营造出三维、四维以及异度空间,表现出自己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个体命运的定位。
进入近代以后,各绘画流派可谓是异彩分呈,它们在多方位和多层次上自由地试验各种各样的观念、技法和材料运用的可能性,探讨和尝试各种艺术可能的形式语言。而后的艺术发展则旨在探究纯艺术与其他艺术的界限,架上绘画与新媒体艺术的关系,绘画形象与象征符号的关系,艺术品与现成物品的关系等,继而开始审视人类的思想及行为。
在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观中,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受到佛教、道教、儒家等的影响,这在中国山水画中得到深刻而又充分的表现。这种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诉诸自然界形象以抒发情感的方式,几千年来通过一代代人发展、诠释,终成中国传统的美学特征。
追溯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却感到茫然,究竟是什么驱使我去思考,最终确定自己的绘画道路的呢?实际上,我的心理感知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经历了一番尝试后,我逐渐关注因人所特有的个体差异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现象,并通过一种似真似幻的组织方式来传达对生命意义潜在精神层面的探究与理解。因此,我近期的创作便开始在人类精神活动(如宗教)和哲学理念中寻求答案,试图通过自己的视点来传达对世界的另一种认知与诠释。
面对空白画面,我总忆起童年的无邪时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总爱用直观的表现来表达人的潜意识愿望,并喜欢用抽象变异的其他自然界物体暗示心灵深处的一种朦胧而另类的自我欲望。
我的个性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想探究心灵内在的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种种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中的尘土,捕捉无法触及的过去时光,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欲;另一方面,当我在生活中直面困难时,我又总有逃避的渴望(这也许是影响我主题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画面中,我表现出时隐时现的不安定感,这或许和原始人的艺术观和宗教意识产生于神话有关。
我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宗教徒,只是生活中所遭遇的那些不可预知、不可抗拒,且无能为力的事件使我绝望地想起“神性的因素”。因此,在绘画创作中,我企图用具象、变异相混合的视觉语言来表述封存于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精神成分,并借助宗教审美客体的朦胧性、象征性,以及原始思维产生出的符号系统完成心灵的重建,最终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安宁。
虚幻与现实 篇2
现实即便是一张纷繁复杂的网，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即便不怎么透气，至少还是丝丝分明;而网络――internet，像梦一样真实又虚幻，网络的盛行，同时带给我们新的思想、新的世界，以及新的游戏，我知，这一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新的争论，以及新的批判。
可能许多大人眼中网络对懵懂的孩子来说就是毒品，一旦孩子染上了它，就不能自拔，无法自控，影响学业，这一点我不否认，但这并不全面，观看了影片《网》之后，我感慨万千，同时也对男主角肖斌充满说不尽，道不尽的感觉。
肖斌是一名乐忠于网络游戏的大学生，平时很少说话，也不爱表现，有一天，他在网吧玩游戏，未能见因车祸而去世的母亲最后一面，他悲痛欲绝，删去了电脑上所有的游戏，封锁了帐号，决心不再玩游戏，即使有敌手引诱、激将，但他仍不动摇。看到一个如此优秀的大学生，因网络游戏而耽误了时间，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时我真恨这害人的游戏，都是因为它害得学生无法正常学习;都是因为它害得父母担心着急……还好肖斌回头不再涉足网吧。
在他失去信心时，他在qq中认识了王小曼，她成了肖斌的倾听者、好朋友，因为没有了肖斌，所以他们的游戏队伍――石雨成星，也日益失去地位，被对手嘲笑，在小曼的支持与鼓励下，肖斌答应报名“ro倾城之战”的全国性网络游戏大赛，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玩。尽管赛场上高手如云，但肖斌技压群雄，夺得冠军的宝座。最让我钦佩的是网络游戏丝毫没影响肖斌的学习，他的理科特别好，我在想他是如何安排时间做到学习与游戏两误?
在夺得冠军的他回到家后，父亲发现他还在玩游戏，便砸了他的电脑，他一时冲动就离家出走。这一切的一切，他的班主任吴老师都看在了眼里，他发动全班去找，，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小曼告诉了吴老师肖斌的去处，吴老师讲了自己的经历开导他，让他回家……
我认为吴老师有几句话说得好：“虽然现在有了轮子，但我们仍能用脚走路;虽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我们仍能用手创造新世界，虽然我们现在电脑普及，但电脑永远无法代替人脑!”对!如今是信息时代，人的生活已离不开电脑网络，要说清网络到底好与坏，那很难，就要看你如何运用它了，若用于学习，或适当的游戏，可能受益匪浅;若沉迷于网络游戏，便会泥足深陷。那些家长只片面地看到了网络的.弊端，却没发现网络的优点，也没去理解孩子的心。我觉得吴老师是一位知识渊博，教学方式特殊的好老师，他十分理解我们学生，把学生领向成功的彼岸。
电商未来:在现实与虚幻中穿越 篇3
化影为形 触摸到的网购
“现在，让我带你们走进未来的电商世界！”天猫总裁张勇在3月29日新春发布会上，只短短的一句话，便hold住了现场上百人，这无法不让人着迷。
还记得电视广告里那个“巧克力”女生么？她在商场橱窗倒映的影子里，比量一款奢侈的项链带到自己脖子上是否漂亮。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样悠闲，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有机会去商场的橱窗边比量奢侈品。
天猫的网购体验区却给了现场所有女孩这个机会。在现场，用户体验了不必出家门、不需看实物就能有真实感受的购物过程。
在体验区，只要轻轻点击屏幕，就可以看到一款又一款的项链和手表、服装和衣帽在你身上不断变换——这是从二维的图片时代向立体三维空间的质变。它快速拉近了网上商品和用户的距离，开启了未来网上购物的种种可能。
走进户外运动馆，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置身于森林、草原、雪地……还有许多小动物从你身边跑过，你甚至可以抓起手边的足球玩颠球。还有咖啡书店、床上用品等等趋于真实的体验，让人不断提醒自己：这不是童话，这便是未来。
这是AR技术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它在屏幕和用户之间建立起隐形的纽带，使得那些原本呆板的商品展示变得可触可碰；它把网购中的虚幻化影为形，带到我们身边。
提升体验 打造网购品质
又喜又怕！这是以往网购的朋友们接收商品时的心情：喜的是千辛万苦从网上淘来的东西终于拿到手了，怕的是这件东西可能有一万种不确定性，不知道它的质量和真实模样，更不知道是否适合自己。
中国消费者协会邱展宗律师曾经指出：“网购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一种虚拟的模式，消费者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这种虚拟让一部分消费者确实感到不安全。真实的用户体验，已经越来越被诸多商家所重视。然而，想带给消费者超现实的体验并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力量，“确定性”购物或许才是决定未来网购用户体验的新风向标。
天猫总裁张勇曾表示：“加强用户体验、提高整个平台的品质，打造网上的纽约第五大道或法国香榭丽舍大街，需要将‘确定性’作为2012年天猫的一项要务。并且，我相信这项要务的实现，很有可能重新定义中国网购市场。”
做品质的公司有很多，方式也各有千秋。苹果公司对产品近乎完美的追求，成就了其世界级的庞大粉丝群；星巴克将品质融入一杯杯咖啡，把一种沿街作坊的商品变成了高档消费品，开创了星巴克式的生活方式……品质之路通往成功，而为用户提供真实体验将是未来电商打造品质的重要方式。
科技蓝图 重塑未来电商
在天猫的描述中，AR如此神通广大，那么，究竟什么才是AR技术？
天猫方面给出的解释非常清晰：AR技术将各色网络商品通过逼真的视、听、触、动虚拟环境和现实的传感设备，让用户能够如置身其中。用户安装相关视频辅助插件，电脑则可以对消费者面部、人体进行识别。当用户身体的相关部位贴近电脑摄像头后，就可得到自己与商品匹配后的形象照片、或者形成真实的触摸感，体验商品穿戴效果、质感、材质和重量等。按法国Total Immersion公司AR技术的创始人更直白的解释，AR技术就是为了提高用户体验而存在的。
对，最终目的是为了强化用户体验。我们相信，即便不是AR技术，网商们势必也会选择另一种技术或者事物来加强与用户的交互。
目前，语音识别、内测视频购物等技术的推出都在网购平台的筹划中。这些技术，也让消费者在网购中不断在现实与虚拟中穿越。而这些技术不能仅依靠天猫的带动，需要所有的电商联合起来共同推动！
虚幻与现实 篇4
一、作者、《黄墙纸》与“我”的生活环境
吉尔曼, 1860年生于美国东北部康奈狄格州。受家庭环境影响, 她受到的学校教育很少。1884年, 与一位艺术家结婚, 在第一个女儿出生后, 家务例行琐事的烦恼使她患上了抑郁症, 并曾一度采用医生所建议的“休息疗法”进行治疗, 这些都直接成为作者创作《黄墙纸》的基础。
《黄墙纸》首发于1891年, 是吉尔曼在美国社会新秩序日渐完善的19世纪末所著, 文本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 并且曾被评价为“只要是接触女性主义文本, 就必须读这一篇小说”。[1]《黄墙纸》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为切入点, 围绕着“我”的幻觉感受, 按照时间自由发展的顺序详细描写了“我”从抑郁到彻底精神崩溃, 陷入癫狂的全过程。作者灵活组织个人经历, 文本意象, 以及“我”的虚幻感受, 巧妙地讲述了这虚构的荒诞故事背后所藏匿的有关女性权利和自由的沉重历史话题。我们甚至可以将之与鲁迅先生所著《狂人日记》进行比较, 并戏称《黄墙纸》为《“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借助文本中的人物批判当时社会的人吃人之惨状, 凸显社会阴暗面, 而此处的《“狂人”日记》是被视为“狂人”的“我”借助虚幻的写作手法将处于当时社会中一般的“真正女人”所不敢或者所不曾愿意涉及一个可显可隐的社会问题揭露出来。两者均强调压迫与不公平, 只是鲁迅先生着重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 而吉尔曼所要彰显的是19世纪末社会日益显露的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这一现实。吉尔曼在《妇女与经济》中说:“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名望, 除此之外还有家庭及其他天伦之乐、个人名声、闲情逸趣、油盐酱醋等, 一个女子要获得这一切就得接受那小小的金戒指, 嫁给男人。”[2]P22这句话直接说明生活在19世纪末的美国男性决定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所扮演的角色。
文本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象在女主人公意识觉醒与发展的不同阶段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抽象地勾勒出“我”在那间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房子里面的生活环境, 以小见大, 委婉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
比如被丈夫选择为女主人公的卧室的育婴室 (nursery) 表面看来是出于丈夫John对她的关爱, 但是随着叙事者精神的逐渐崩溃, 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 读者从“我”在日记中进行描写时的用词, 以及情感表达中可以体会到这种选择其实是丈夫对妻子进行控制的一种表现。房间里的窗户被装上了栅栏, 地板上的大床也被固定, 这些都传达出封闭与隔绝的信息:“这些事物都让人想起了监狱或是精神病院里所使用的用于禁锢囚犯或是病人的工具。”[3]P41
再比如作为小说标题的核心意象且在故事情节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黄墙纸”, 是将虚幻与现实糅合的最直接载体。它若一面镜子, 直接地表达了家庭内部父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束缚于禁锢。“我”在三周的时间里对黄墙纸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最初意识还是比较清晰, 还在努力实践19世纪美国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女性”模式发展 (“虔诚、贞洁、顺从、持家”[1]P21) , 并对墙纸极其厌恶;但渐渐地“我”开始着迷于墙纸上复杂的好似栅栏一般的图案, 想要了解墙纸后面的秘密, 并开始闻到“难以捉摸的, 经久不散的”象征着无处不在的父权主义的黄墙纸的气味。其眼中黄墙纸内挣扎着想要出来的疯女人正好就反映出“我”的实际处境和内心不敢直接表达, 而要通过虚幻的手法展现的逃离被禁锢的处境的渴望。在此, 黄墙纸就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我”的真实困境。随着精神状态的急剧恶化, “我”已经开始将现实与虚幻混为一体。
二、“我”、疯女人、黄墙纸与“我”生活的现实
“虚幻”, 作为一种现今常用的写作手法或者说文学道具, 能言说常理之下不可言说之感悟与体验, 是对现实、对自我的超越的需要。“通过虚幻或曰虚构, 人类能在短暂的有限生命中找到无限的意义”。[5]在《黄墙纸》中, 吉尔曼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虚幻的手法, 融入个人亲身经历, 借助文本中的“我”和“我”在虚幻中的疯女人的行为凸显隐性现实, 构建了一个有自我意识, 追寻真实生活意义, 在男权主义压迫下挣扎的新女性。
由于文本中的“我”一直处于精神持续恶化的过程中, 当以“我”为代表的现实世界和以黄墙纸里面的女人为代表的虚幻世界融为一体时, “我”叙事的真实性开始受到质疑, 这两个世界仿佛并不在同一个空间。其实虚幻与现实就在这似疯非疯的精神状况中得以交融, 并且最透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现状。黄墙纸里面虚幻的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直接隐射。
在“我”的幻觉里, 黄墙纸外面复杂的图案逐渐清晰并最终变成栅栏, 透过墙纸“我”看到了“被掐断的脖子”、“鼓鼓的眼睛”、“血淋淋的头颅”、“泛白的眼珠”, 以及一直在摇动着栅栏想要逃离的“疯女人”。[6]这一切反映在现实里面正好象征着当时若栅栏般禁锢着女性自由的强大的父权文化, 以及女性为争夺自由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墙纸里面一直“弯腰爬行、动摇图案的女人”, 就对应着小说中的“我”, 她们在父权制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下全力斗争着, 试图动摇父权文化的根基。在“我”的幻影里, 墙纸里的疯女人只有在夜晚在月光下, 在墙纸光线阴暗的地方才会移动;而在白天, 在日光下, 在光线充足的时候, 她是安静的、屈服的。于此, 日光是父权的象征, 而夜晚和月光则传递着女性文化的含义。文本中的“我”和墙纸里面的女人基本上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晚上得以进行的, 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我”在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之后采取白天睡觉, 晚上研究墙纸的秘密的方式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父权。最后, “我”完全迷失在现实与虚幻之中, 在要离开这间恐怖宅子的最后一晚, 彻底与幻想中的女人融为一体, “我”就是她, 她就是“我”, 从墙纸里爬出来, 沿着房间墙角, 在地板上自由地爬行, 再也不被墙纸束缚。此时墙纸就是一面镜子, 把“我”的真实困境隐射出来, 通过“我”的虚幻言论来表达我真实的感受、欲望和深层意识与知觉。
最终黄墙纸里的她挣脱了束缚;“我”也彻底进入幻觉, 获得精神上的完全自由, 一种只有在癫疯状态下才能获得的写满悲哀的自由。虚幻墙纸里面的世界其实就是“我”真实存在的世界, “我”叙述的真实性就是通过这种虚幻与疯癫在黄墙纸的映衬下得以证实。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糅合, 相互佐证。
三、“我”与作者
同许多其他艺术一样, 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一种高调的艺术性效仿。作家从事创作也就是通过充分发挥个人想象将现实在另一层空间里亦幻亦真地展示出来。
通过虚幻记事手法, “我”成功地在癫狂状态下表达出了自己生活环境的真实性, 且以自己的最终疯癫为代价, 向读者传递了作者创作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黄墙纸》被称为半自传体小说, 也就是说小说既具有自传的意味又有着小说色彩的叙事。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运用, 也相应地确立了作者与叙事者“我”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是作品中的“我”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我”是作者虚构的人物, 最后癫狂也不过是虚构的结局。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并非为证实文本叙述的绝对真实性, 而是因为以“我”作为叙述者可以深入人物内心, 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使读者成为“当事人”, 从而使叙事者的遭受能够更深切地为读者感受到, 在心灵上产生共鸣。这一点也正就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 “不是使读者癫狂, 而是把他们从癫狂的路上拯救回来”。[7]故事是个人的, 但是叙述故事的“我”是女性集体的自我。“我”的最终癫狂是广大女性在当时社会压力下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出自己人生选择时最悲剧性的选择。
《黄墙纸》中的人物源于作者, 但又并非作者本人。作者只是在借助“我”的疯癫, 在证实了“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描述的“真实性”以后, 通过第二层次的影射, 揭示出作者生活的大环境里女性的真实生活现状, 从而表达出最终的真实性。
四、结语
简单的故事, 虚幻的叙述, 用“我”的癫狂表达着19世纪社会所面临的现实。作者通过“我”而进行的所有虚构的描写都是现实意义的承载体。文本中的“我”最终取得了悲剧性的“胜利”, 从黄墙纸里面爬了出来, 忘却了他者的束缚, 以胜利者的姿态从晕倒的丈夫身上一遍遍爬过, 但是这种“胜利”是一种卑微的胜利———丈夫的昏厥是短暂的, “我”的癫狂却因此成为恒久;“我”的的确确是从丈夫身上爬过, 但是依然是在爬行, 并且这爬行的过程中还多出丈夫躯体的障碍……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更大的隐性的社会现实:女权主义的斗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即便是胜利目前也只能是以巨大的个人牺牲为前提的不等价的“胜利”。
一张破败的黄墙纸, 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处于癫狂状态下的“我”借助着虚幻, 在缓慢的漫长的爬行中诉说着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杰维恩.黄墙纸导读——从女性书写谈起.台湾:日光温暖文学报, 2002.7.5.
[2]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Boston, Small, Maynard&Co., 1898.
[3]John S.Bak, Escaping the Jaudiced Eye:FoucauldianPanopticism in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The YellowWallpaper”,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31.1, 1994.
[4]Bar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 Dimity Convictions:The American Women in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6.
[5]贺晓武.文学虚构的人类学根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7, (1) .
[6]吉尔曼.黄色墙纸.吴其尧译.名作欣赏, 1997, (3) .
真实与虚幻的作文550字 篇5
生活中的真真假假、虚真假实很难一言以蔽之。有的文人把“说真话”当作终身的追求，用生命保卫真相，留给世人许多慨叹;有人用“实在的谎言”演绎出感天动地的故事，亦可让人为之欣然。《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时真亦假”，简略的七个字，登时让真假真假的界限模糊起来。可见，真假往往相生相成，对立统一。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以自己的方法在讲故事。”
固然，讲真人真事的写实方法非常可贵，但相同可贵的是一种被称为艺术虚构的叙事方法――――与写实同初衷却与众不同的手法，正所谓，用“实在的谎言”，演绎感天动地的故事。
魔幻实际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将实在的拉丁美洲缩影在虚幻的马贡多城中，将那个孤单的故事娓娓道来，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象：当人们一次次逾越极限去考虑本身的位置时，所得到的除了更深的虚无与无力感之外，别无一切。
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以纯粹的情感演绎着荒唐的主题，将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用独特的虚构方法体现。他很极点，但他极点的实在;他很虚无，但他虚无的深刻。
格非: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 篇6
他曾与余华、苏童等一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迷舟》《褐色鸟群》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但当格非推出“乌托邦三部曲”——人们从这里开始认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格非：2004年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炉，古典，缓慢，醉心于对氛围与人物情境的营造，但却是完完整整在说故事；2007年第二部《山河入梦》出版，小说已经步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的古典情境还在，但那随处可见的黍离之悲，已经更迫近于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去年，最后一部《春尽江南》问世，小说和当下的现实对应，那里面已经飘舞起欲望的旗帜。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却更为深切。
毋庸置疑，格非经历一场持久且坚韧的转型——他正尝试以宏大叙事的视角，探索百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变迁。曾是一代文学青年偶像的他，又如何成为当代文学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在去年书展期间，记者有机会与格非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交流，而日前再次连线北京，就读者关心的问题向他再度请教。
从“刘勇”到“格非”
格非，1964年出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毕业留校，从中文系助教升任到教授。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格非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其实“格非”，只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刘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电话尚未普及，即便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工宿舍，也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每次传达室的老头叫着：“刘勇电话！”楼道里总会立马冲出三个人来。
如此三番，中文系的刘勇觉得很沮丧。这时，他已经发表作品。他想，一个楼里就有三个刘勇，整个中国该有多少刘勇？于是决定为自己取个笔名。
方式很特别：他搬来字典，翻到哪页算哪页，觉得哪个字好就用哪个。头一回，翻到372页，他觉得“格”不错；又随便翻了一页，翻到312页，考虑了一下，觉得和“格”字最好搭配的就是“非”。于是，“格非”“诞生”了。
1984年，大学三年级的格非首次在《小说界》发表短篇小说，但他觉得这只是一篇“他们喜欢的”作品。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985年的《追忆乌攸先生》。
这是学校组织学生去浙江调查方言，格非也参加了。一有空闲时，他就去听村上的老头聊天。老头说村史，讲渔民生活，格非一一记录下来。
返回上海的火车大概要走十二三个小时，就在这寂寞的返程中，格非却在自己的“工作日志”本上完成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
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先生为了解文学创作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在召集文学社团座谈时，格非提及到那篇火车上写就的小说，王中忱鼓励他抄出来看看。
格非“遵命”翻出了那篇小说，略作修改后，寄给了王中忱，想不到很快发表了。次年，他因之受邀参加了青岛的笔会。他回忆说，这篇小说使他树立了写作的信心，还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
格非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倾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显然，这个“空缺”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格非运用得颇为娴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说具有谜一样的气质。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在先锋文学阵营里他成为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
然而，戏剧性的是，先锋时代很快过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小说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演越烈，另一位先锋代表作家马原悲怆地宣告封笔，“小说已死论”随之而起。在浮躁时代，读小说再也读不到精神的悲怆、宏大和庄严。时代变了，作家怎么办？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一种面临时代突变的恐慌紧紧地攥着每个人的心。
很多人抛弃了原来的信念，很多人痛苦地调整自己。这种焦虑，同样也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废名的意义》作为格非的博士论文，其实也与他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时代需要格非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他也试图由此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
在著名学者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作为中国的小说家必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作出回应甚至推进。
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决定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开写“乌托邦三部曲”。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记者：一直以来你都是在小说创作艺术上力求创新的一位作家。推出“乌托邦三部曲”，你的叙事方式虽然已经改变，但作品中依然延续了你所固有的坚韧、优雅、睿智的文学特质。你的这种改变是不是对文学使命感有了新的看法？